卷三

译卷三

李文忠以大学士身份镇守北洋重地，虽然不进入内阁处理政务，却暗中掌握国家权柄。在法越战争期间，凡是用人、调兵、筹饷、应敌、交邻等重大政事，朝廷都要咨询他之后才施行。武进的盛愚斋尚书常说：“那时我与眉叔，每天都在傅相身边。公在签押房外，另外开辟了一间屋子，安置我们两人，以应对不时之召唤。回想当年年轻，什么都不懂，虽然说做官久了自然能学习，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资源，这半年之中，受到公的熏陶，平生受益最深的地方无过于此。”眉叔是丹徒人马建忠，两人都在这场战役中闻名。以弱抗强，虽然非常困窘，但未至于战败，中外尚没有不同的议论。公明白……军事，不宜挑起争端，却还不知道兵器装备两方面都匮乏，不可以作战。他的《巡海疏》中有说：“对内保卫京畿门户，对外控制藩属邻邦，使得北洋海疆一千多里，有事时能得到援助呼应，尚且称得上是缓急可恃。”又说：“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又说：“修筑新式炮台，讲求制胜的机宜，使得声威既已张扬，敌情自然震慑。”读公的章奏，似乎嫌过于自满，会助长君主的骄纵之心。光绪十四年，户部上奏说，不购买军械。十五年皇帝下谕：“以后购买机器军火，各项物料，都着先行陈奏。”当时节省经费，专门用于颐和园的土木工程，公作为汉臣而承受宠信，不便干涉皇家私事，这不能归咎于公。然而北洋海陆全军，缓急之间是否足以依赖？渤海门户，是否深固不摇？公在事前似乎并未完全知晓。不然的话，看常熟的《日记》，未开战之前，常熟曾到天津，督促宣战。公应当以去留相争。为何轻易一掷，情势显露困窘，底细完全暴露，各种祸患都发作。逐渐衰败以至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酿成日后神州陆沉的祸患。《春秋》责备贤者，公不能推卸罪责了。

日本长久以来就有宏伟图谋，忌惮于挑起争端而未发动。项城担任办理朝鲜商务委员，好大喜功，实际上招致了祸患。此前，醇亲王写信给李文忠说：“袁道应对迅速，善于侦察，这是他的长处。此人年轻，不可依赖。”文忠终究爱惜他的才能，不忍心立即排斥他。等到朝鲜国王丧期，请求免除吊祭钦使，虽然渐渐有异心，但在中国，只是虚荣而没有实利，何必一定要这样做来树立敌人。项城督促逼迫更加紧急，挑剔字句不符，揭发其行贿，礼部最终实行了天朝礼制。在西人看来是前所未见，日本使者尤其蓄积愤怒，祸机潜伏，有识之士，都知道祸患在旦夕之间了。

自从赫德掌管税务之后，政府外交，倚重他如同左右手，直白地说，就是倚靠英国为援。是的，英国非常畏惧俄国，俄国图谋印度，不遗余力。光绪中期，俄国人请求护照入藏游历的接连不断。英国也严密防备，驻藏大臣升泰，在印度屡次见到奏报。两国猜忌更加深切。英国利用我，阻止俄国南侵，与我交好。起初，伊犁战役时，戈登地位已经崇高，自请脱离英军籍入伍，战事虽然平息，其意图微微显现。英国海军少将琅威里，受聘担任海军帅，所谓“同袍”者不是他吗？文忠暮气沉沉，琅威里被排挤离去，英国知道我不值得共谋，日本人从而结交他们。英、日既已联合，形势于是交迫。将要开战时，总署派赫德咨询英国使者，英国使者以慎重劝告而不强力阻止。战败后，乞求进行和议，也不允许。文忠晚年遗憾英国，常说“岛人无信”，说英国在战前，应当洞若观火，却不告诉我，成败既已显现，想要早作打算，又被所阻挠，不至于战败不止。

海军部成立，福建船厂学生地位升至提督、镇守，多有妻妾，在刘公岛上建造房屋，平时自寻嬉乐。琅威里治事严格，无论早晚，一听到命令，师船齐集，将帅士卒同甘共苦，出行时舰长驾驶，泅水时兵官下海，军中苦于他。南巡之役，琅威里在旗舰定远，海军提督丁汝昌在镇远，到达香港。当此时，中国海军等级，列世界第六。琅威里上岸，正以提督的荣耀，炫耀于其乡人。傍晚归来，帅旗移至镇远。问其原因，部众拒绝接受命令，愤怒而辞去。海军之败兆于此。

项城听闻变故，惧怕被日本俘虏，将要先回去，举荐唐绍怡自代。绍怡请求用中州之人能留不走的，与他一起守卫，汴籍人没有敢应的。恰逢项城中表某甲到汉城，谋事未成，慨然自任。项城立即授予他为随员，商议协登舟。次日，敌军大至，绍怡向来与英国使者朱迩典交好，避入英馆，礼遇甚优。某甲追踪而去，杂居仆役之间。等到相偕返国，刚登上轮船，进入大沽口，突然抱持绍怡入海，哭泣陈述始末，说绍怡辱己以辱国。项城两次调解而不责备。其后项城治兵，用理军需，屡次因侵蚀败露，项城不追究。

中日战事刚起，此时当局要人李文忠为海陆军帅，手握全权，直隶提督叶曙青为大将，身当前敌。

译项城担任行人，负责传达使命。他联合众人上书请求撤军，以等待天下的公正舆论。朝廷未能认清敌情，不知道日本不可战胜，只担心战胜日本之后，俄国乘势而动，抢夺功劳。他们不知道日本多年来备战，兵力和财力远远超过我们，只责备海陆军统帅心存畏惧，顾虑重重而拖延。并且担心商民资助敌人粮食，又恐怕日军登陆，强行劫夺军火，想要拆卸过关的铁路，这些屡次都见于皇帝的诏书。当权的大臣们心中，把日本看得极其渺小，这还可以说通。但他们环顾左右，没有一个亲信大臣，想要与人作战，怎么可以轻举妄动。读史的人，常说宋朝人对于女真、蒙古轻易挑起战端，然而历史是镜子，这些大臣读书却不知道以往事为鉴，实在难以推卸责任。

译行军打仗，没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自从户部奏请定案，规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再购买新式武器，武库已经空无一物。战端既开，一是商议购买英国新式三快轮，二是商议购买智利兵轮七艘，三是商议购买德国鱼雷猎船四艘，明确说明能航行二十八迈，四是商议购买英国阿厂新造的大快轮，五是商议购买德国大炮一百二十尊。船舰器械不如敌人，政府并非不知道，却敢孤注一掷。寿伯符诗云：“衮衮诸公胆气粗，竟凭意气丧皇图。”这是为庚子年所作，然而甲午年也是如此。

中日战争，主张开战的是高阳李鸿藻、常熟翁同龢。奔走于高阳门下的，是项城袁世凯；充当常熟耳目的是通州张季直殿撰、萍乡张之洞学士。项城从朝鲜回来，极力诋毁文忠公李鸿章谋划迟缓，说如果听从自己的计谋，可以预先制服敌人。光绪九年，殿撰跟随吴武壮公吴长庆率军援朝，先占据汉城，击退日本，亲身参与军事，说确有胜算。这一科会试，与学士同出常熟门下，互相标榜，想以奇计显露自己，实际上是主战派的领袖。

叶曙青用步兵两千，抵挡倭寇一个旅团，全军退至平壤，并非没有功劳。然而区区小事，大肆宣扬功绩，大开保举名单，理应受人指摘。我们同乡吴鉴泉观察参与这次战役，事后痛定思痛，说在惊慌失措中丢失了鞋子，穿着袜子走路，痛苦不堪。蒯礼卿京卿笑着说：“所谓‘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这话令人发笑。

叶曙青名志超，先前是骑兵将领，在淮城东追击捻军余众，擒杀过万，捻军首领赖文光逃往扬州被抓获，东捻军因此平定，志超因功晋升为直隶提督。治军有法，军营中自己设立武学，用来训练军校。至今他的后裔，还有名列军伍的。卫汝贵是盛军的偏将。周武壮公、刚敏公兄弟相继去世，汝贵代替统领他们的部众，李文忠公很赏识他，常写信给文庄公，论及吴武壮公携带重金结交权贵的事，说：“您部下缺少人才，不如周氏兄弟，那是筱轩做的。”志超、汝贵率领军队分道前往朝鲜，穿着杂色服装，拿着旧式器械，使用密集阵法，而且没有工兵修筑营垒，那么作战防守都失去适宜；没有辎重运输，那么前后不能照应。一旦与日本人遭遇，寡不敌众，缓不济急，失败是理所当然的。项城为丁汝昌请求抚恤不得，慨然说：“甲午之战，我在军中，听溃败士兵说：汝贵持刀立于阵前，督军力战，日本人颇受损失；不久，援军大至，势不可当。他们的失败，譬如机器，因为引擎、锅炉、马达速率不如敌人，出货本来就不如人。只归咎于出货的一部分，谁承担罪责？以我看来，朝廷赏罚公正，即使汝贵也应赐恤，何况丁汝昌！”

我军集结平壤，势均力敌，相继请求文忠公公子李经方为帅。张幼樵副宪当时参谋文忠公幕府，争辩说：“说将门有子，仲彭、季皋应当当选。您的弟弟尚且不以善战闻名，何况他的儿子！”文忠公缓缓说：“固然知道，非李经方不可。”副宪说：“这是为您考虑，不是为自己谋划。”文忠公于是回复诸将电报说：“方儿向来未曾亲临战阵，我更难内举不避亲”等语。

平壤战败，诏书剥夺文忠公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次日，伶人赶三演出《丑表功》，去掉保儿插科打诨说：“我有汗马功劳，为何剥夺我三眼花翎，褫夺我黄马褂？”当时勤恪公公子李经楚佑三明保入京，市井无赖怨恨赶三，假借佑三名，等他出来，抓住他鞭打，赶三寻死。我曾戏问佑三弟李叔云说：“令兄为何侮辱致死名伶？”叔云说：“说令兄杀人，未免赞誉太过。令兄听说淮军战败，傅相受斥，正不知躲在哪里了。”我也为之失笑。

将要交战，当局知道器械不利。海军客将献计，购买新舰，另成一队，袭击敌人后路，多方迷惑敌人，使敌人不敢轻易集中全力，攻击我军中坚。确实是良策，然而屡次商议屡次失败。他们外交利而我钝，更加束手无策。只依靠两艘铁舰，而十寸口径的炮弹，只剩三枚。津沪各局，能铸造较小口径二又半的，勉强配备以应对敌人。八月十八日，我军听说平壤战败，将渡鸭绿江作为后援，海军停泊在口外，吃饭时遥望，一缕浓烟，知道日军将要到来。我军原本排成双排，如篆书二字形状：以镇远、定远、致远、靖远、超勇、扬威为一队，而镇、定两舰列左右角；来远、经远、济远、平远、广甲、广丙为二队，而致、经两舰列左右角。强者当先，弱者在后，本是英国将领琅威里所练阵法。提督丁汝昌率领诸将立于望台上，指挥诸舰应战，客将踊跃，说可以一试。令下，阵容大变，横列为一字阵，强居中而弱为辅，愈弱者愈落边际

译北洋舰队察觉所处地势危险，便稍向后撤退，全军遂排列成半月形。丁汝昌不懂军事，总兵刘步蟾掌管旗号，实际上是他出的这个主意，企图借此推卸责任。定远舰的瞭望台，平时是用来观察远处敌情的设施，下面装有巨炮，战时折叠起来不使用。刘步蟾要发射巨炮，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一炮轰出，瞭望台破裂。丁汝昌倾倒坠落，不能再指挥战事，指挥旗的旗杆，经过一炮轰击而折断，我军失去指挥，军心更加涣散。日军排成两行，像鱼一样依次而来，船速快炮火猛，如同疾风骤雨，势不可挡，攻击我军的右翼，径直冲杀进来，直达后方，将超勇、扬威两舰包围在阵外并予以歼灭，广甲舰惊恐逃遁。敌舰比睿、赤城、西京丸受重伤，支撑不住而逃跑。日军转移兵力攻击我军的左翼，再次使用之前的穿插战术，使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平远、济远、广丙七舰，与中军的镇远、定远舰被截断为两段，夹击我军。致远舰奋力作战，遭受重创，即将沉没，想要摧毁一艘敌舰，与之同归于尽，驶入日军炮火密集之处，几乎到达目标便沉没了。管带邓世昌，被救起后不愿独自求生，奋力投海自沉，死得最为壮烈。同时，经远舰管带林泰曾，战死船毁。来远、靖远、济远均着火。济远舰先逃回，来远、靖远边战斗边灭火。镇远、定远奋斗非常猛烈。当时敌军还有九艘，用四艘舰与之对抗，从中午到傍晚，胜负未决。日军舰船比我方小，速度是我方的两倍，不敢夜战。令船松岛受伤极重，几乎无法行动，于是全军返回，我军也随即撤回。

译丁汝昌向来统领骑兵，让他来统率海军，朝廷用人，自然是不恰当的。丁汝昌屡次受到督责，想要出战，但自知敌不过，只求一死来搪塞责任。在大东沟战役中，仓促应敌，不懂军事理论，站在“定远”舰的瞭望台上，结果被震倒；反而说是被日本炮火击毁，导致舰船倾覆受伤。朝中大臣不懂机械之学，无法指责反驳。外人看到这种情况，无不暗中发笑。然而丁汝昌在危难之际献出生命，比起临阵脱逃的方伯谦、服毒呼救的刘步蟾，高明之处何止一等，由此可知旧道德，仍然胜过新知识。

各路军队到达平壤，正当论功请赏、志得意满的时候，总兵聂士成率先返回，回直隶招募勇丁，不承担全军覆没的罪责。后来他守卫连山关隘，不在日军要道上，反而因此建立功劳，升任直隶提督，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和议既定后，他独自率领一支军队拱卫京畿地区，周旋于朝廷权贵之间，颇受当时重视。对于叶志超、卫汝贵失机的事情，他将过错归咎于李鸿章轻率任用，在淮军士气耗尽之时，尤其能以此自别。然而聂士成是鲁伯阳的姻亲，曾借给鲁伯阳巨资，贿赂买得上海道台的缺额，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资金，无异于把黄金扔进无底洞。天下事有幸与不幸，确实不能一概而论。庚子年战役中，聂士成奋力作战阵亡，死事颇为壮烈。皇上认为他多年讲求洋操，原本期望他能杀敌立功，结果竟然不堪一击，责备他不能击退八国联军。当时的舆论颇为替他惋惜。如果追溯平壤之事，就可以理解了。

太平日子久了，北洋淮军仅存三部。一是盛军，在平壤被歼灭。二是亲庆军的余部，即李鸿章交出兵权后，由吴长庆代领而留在京畿卫戍的部队。吴长庆征讨高丽时去世，张光前、黄仕林分驻旅顺，敌人到来时都溃逃。三是铭军。刘铭传曾与李鸿章约定：继任统领的必须是刘氏子弟，当时刘盛休为将。李鸿章知道他们不能打仗，又耻于全军覆没，不让他们当敌。李鸿章始终维护这支军队，幸好得以保全。己亥年，李鸿章复出督理广东。张光前前往祝贺，提到曾到无为拜访李鸿章，却被拒绝接见。李鸿章说：“你是败军之将，不见是应该的。”不久，仍任用他为广东防营统领，李鸿章对淮军，终究有念旧之情。

宋庆是旅顺守将，刘盛休是大连守将。宋庆被调往边境，在鸭绿江岸抵御敌人。刘盛休被调往平壤前线。于是用赵怀业新招募的六营守卫旅顺，徐邦道新招募的四营守卫大连。日军渡过鸭绿江，中朝震动，几乎手足无措，无异于驱使市民作战，怎能不败。李鸿章厨师罗某的女婿某甲，是信义洋行犹太德国人满德的商伙，奔走于各位将领之门，承揽购买军火。各位将领到督署求见，某甲总是伺察李鸿章的起居，恰好在合适的时候，各位将领非常高兴，都乐于与他交易。等到战败，日军出一军渡过鸭绿江，趋向辽沈；又出一军由海路到达貔子窝，夺取大连、旅顺，如风扫落叶，我国上下，无论智愚贤不肖，都知道敌不过。当时帅府正主张购买军械，但预料其无益，或者勾结某甲，侵蚀资金而全部给予劣质器械。建德周玉山制军，当时以开缺按察使的身份掌管前线粮台，尽力送至军队，总是取回文书作为凭证，不承担运输不继的罪责。各军见到敌人，抛弃军需物资逃跑，器械全部丢失，好坏已无法分辨。李鸿章的内幕，不至于有饮食不洁的嫌疑。于是各位将领无罪可逃，卫汝成、聂桂林、赵怀业、黄仕林相继被捕。劣质军械一案，李鸿章的外甥张楚宝观察在天津掌管军需，独自知道内情，暗中窥视却不愿说出。等到事情泄露，众矢之的指向张楚宝，报纸记载李鸿章亲手打他的脸。当时李鸿章因事对表兄程邦柱发怒，但眷念旧谊，不忍心立即断绝关系。一听到这件事，笑着说：“我的外甥本来就胜过他。”

珍妃、瑾妃幼年时，文芸阁学士曾教她们读书，学士与妃子的哥哥志伯遇侍郎是至交好友，接近宫闱，举动尤其引人注目。甲午年翰林院和詹事府大考，学士考中一等第一。蒯礼卿太史用隐语说：“玉皇大帝召试十二生肖，兔子当首选，月里嫦娥为通关节。”传为笑柄。等到鲁伯阳案发生，两位妃子因受贿被贬为贵人。当时东事兴起，侍郎上万言书，担心陪都有警，自请招募勇丁设防。奉旨赴热河练兵，刚在军中，不到一个月，就被降职为乌里雅苏台大臣。京城人作打油诗说：“一自二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冰山已倒冰蛆散，愁煞江南李木斋。”李木斋是当时的清流，与侍郎是朋友，所以连带提及。

田庄台之战，吴大澂为统将，对应平壤的叶志超；魏光焘领重兵，对应平壤的卫汝贵，狼狈程度更胜于前次战役。常熟翁同龢当国，都不予追究，并且让他们回任供职。后来翁同龢获罪，吴大澂连坐，舆论没有同情惋惜的。

日军锋刃所到之处，抵挡者辄即溃败。当时，日军数量不如后来那么多，都在沿海一带，与海军相接应，并且利于入关，无暇他顾。大连、凤凰两

译城池虽然攻克却不加防守，金州、复州、海城、盖州全都攻下，却舍弃辽阳不取，收起铠甲向西急进，猛烈攻打牛庄。山东的荣成、文登，刚得到随即又放弃。军舰游弋，已经靠近大沽口外，其意图可以知晓。聂士成守卫连山关，将收复凤凰城作为自己的功劳。依克唐阿、长顺守卫辽阳没有失守，以此作为陪都的保障，并且极力称赞东山猎户的力量，而辽阳州知州徐庆璋，因此有了“徐青天”的称号。所谓虚报战功的人，不正是他们吗！

译德宗即位，客心斋中丞上疏请求尊崇生母。皇上将醇亲王原奏昭示天下，其中晓谕的词句说：“吴大澂果然有此奏章。”等到中丞在田庄台兵败溃散，奉旨议处，其中诘责的词句说：“只是空谈。”京城里有人集句成联道：“果有此奏，徒托空言。”这次战役中，京城的诗词联语很多，这里摘录五则。第一则说：“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覆没，割地求和。”第二则说：“台奉二百兆，一分薄礼；翁孙十八子，三代同堂。”这是指翁同龢（常熟）、李鸿章（济宁）、张之洞（合肥）三人。第三则说：“送台湾，翁孙双定计；使日本，父子两全权。”第四则说：“相国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第五则说：“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挣命出榆关。”又有诗说：“军书旁午正仓皇，又见尚书访鹤忙。从此儒林传雅话，风流犹胜半闲堂。”甲午年冬天，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翁常熟尚书宅里跑出一只鹤，尚书亲自在门外写上“访鹤”二字，所以有了这首诗。

中日议和之初，张荫桓、邵友濂作为专使。张荫桓请训时，皇上谕令说：“赔偿军费可以答应，割让土地不可以答应。”总理衙门为他拟定漆书说：“有关重大事件，须发电报奏请圣旨。”两位使臣带着使命到达长崎，日本人问是否有全权。回答说：“有，但须发电报奏请圣旨后才能定议。”日本人认为权力不充分，拒绝接纳，并示意必须李鸿章来。朝廷不得已派他前往，并且答应割地。日本达到目的后，随即遭到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人害怕，只索取台湾而将辽东归还我国。当时日本的兵力，也就这样罢了。

日本战胜中国，所谓彼胜于此是有的。当时，日本兵法，未达到精密，尤其严重的是海军的脆弱。外交形势，也依然模糊不清，所知道的，只有联合英国一国而已。大东沟之战，日本的阵法，识者认为以中国舟师的吨数，如果驾驭得法，足以消灭对方还有余。当时伊东祐亨，海军知识还极其幼稚，与其说是作战，不如说是锻炼胆识，姑且试一试罢了。日军力竭而逃，随后补充余舰，改造商船，仍在海上炫耀威风，这是举国一心的效果。我国舰队残破不成军，潜伏不出。江、浙、闽、粤四省督抚作壁上观。政府措施，只知道诘问北洋，以困窘淮军。上下离心离德，自取覆败。我方越迟钝，敌方越有利，这是天意。马关和约，群雄环伺，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岂不知远东是禁脔，而侥幸中国昏暗。得失之间，都在顷刻间。中国当权者，于是举此为例割让孤悬海外的台湾，屡次向伦敦乞求，最终没有效果，其愚蠢确实不可及。然而与当时日本的军事、外交相比，也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的区别罢了。

当时西方人议论，说日本人明知割让辽东，必引起外人干涉，为什么不早做打算：让伊藤博文在中日约定之后，留住李鸿章不遣返，以辽东归还为条件，胁迫签订中日联盟约，亚洲门罗主义，大概差不多吧。

台湾不能自立，无论智愚都知道。唐景崧、刘永福并非不明白其中道理，他们之所以敢于抗拒日本，是在离乱之中，浑水摸鱼的计策。唐景崧七天就灭亡，刘永福一战就溃败，人们早就预料到，本来没什么奇怪。杨西园尚书遵旨内渡，率领部下回归，不伤一人，不折一矢，身名俱泰，他的见识确实高出一等。唐景崧，同治乙丑科进士，少有文才。曾作谜语“荡妇灯下制郎冠”，打唐诗一句“碧文圆顶夜深缝”，被京师一时传颂。

和议既成，慈禧太后颇想追究主战者的罪责。因为高阳（李鸿藻）老成，又是穆宗的师傅，不怀疑他，意图专注于常熟（翁同龢）。于是，吴大澂已复任而随即被免，汪鸣銮突然被谴责，都是常熟的同党。当时常熟受皇帝眷顾未衰，还加以曲意谅解，所以仅剥其枝叶，而未伤本根。

李文忠（李鸿章）因洋务被世人诟病，嗣子伯行侍郎尤其遭受祸患，甚至说其娶日本皇族为妻。袁爽秋太常，先前与他有儿女姻亲之约，甲午之后，直至断绝婚约。他被众口所不齿到了这种地步。三人成虎，不足为奇，最奇怪的是当时士大夫随声附和者之多。只有刘壮肃及袁项城认为他贤能。壮肃说：“伯行到金陵应秋试，我进入他的寓所之门，没有门房。因而进入他的房间，主人正在读书，专心致志，好像没看见客人来。我靠近观察，书桌上放着一盘粽子，一匙糖。因为靠近墨盂，读书时眼睛看着书而手取粽子，蘸糖吃，误蘸到墨盂，墨汁淋漓在嘴角，于此足以证明他好学。”壮肃始终敬礼他。项城在小站练兵，东海（张謇）为掾属，偶然谈及。项城说：“你们知道伯行是怎样的人？”东海说：“我常听说京师南城士夫

译（他）的议论，让人知道他是李傅相的庸才。”项城说：“他因为李傅相的缘故，而压抑了自己的才能，如果不是李傅相的继承人，他的名位一定不止于此。以我看来，朝廷如果不打算求贤就算了，如果真的想要得到人才，这才是天下的奇才。”他推崇备至到了这种地步。等到项城得势，坐镇北洋，遥控朝政；侍郎向来与他有旧交，段芝贵在中间牵线搭桥，侍郎攀附援引而得以担任驻英公使。路过天津时，侍郎执下属之礼非常恭敬。项城用结拜兄弟的谱帖回赠他，两人欢洽如同平生老友。不久，项城罢官居住在洹上。侍郎三年任期届满归来，凭借武进盛尚书的推荐，代理邮传部侍郎。进京供职，途经彰德，距离近在咫尺，却没有去拜见。随后接替梁燕孙担任铁路局长，将项城左右向来豢养在九路局的人，裁撤了大半。侍郎长期在外省任职，不熟悉应酬礼节，导致得罪权贵，并非他的本意。因此与项城断绝关系，得以保全晚节善终，可以说是幸运的了。

译中日战争结束后，高阳李鸿藻、李文正任用袁项城为将领，在小站用新法训练军队。李鸿章从马关归来，偶然与他谈及此事，说：“我是打了败仗的将领。等袁大少爷军队训练成后，可以打一仗。”袁项城听了这话，终身感到遗憾。

先父李瀚章在四川总督任上八年，遇到两次教案。在他未到任之前，发生了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纠集众人持械斗殴，导致伤人性命。李瀚章到任后，将罗元义斩首示众，法国公使争辩反对，不被允许，于是骚乱立刻平息。大足教案，稍微给予一些资财，命令迁移教堂离开，民众和教徒都信服。甲午年冬天，李瀚章卸任由他人接替，新任总督两次更换人选，还没到四川就发生了事端。当时民众仇视教会非常厉害，没几天，四川境内的教堂几乎毁掉了一半。恰逢中日战争之后，公使、教士气焰很盛，朝廷下旨罢免四川总督的职务以谢罪。看《中东战纪本末》所载的路透社电报，说英、法两公使都自夸有功，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后来，从李瀚章那里听说：“军队在外战败，祸乱在内爆发，这是我的过错啊。当时英国公使每天到总理衙门，在恭亲王、庆王府前喧哗，请求削去四川总督的职务。我正商议日本商约，遇到恭亲王，问说：‘四川的事怎么办？’恭亲王说：‘任凭什么理由，必定不允许。’这天，恭亲王因其他事先走了，而庆亲王答应了。我向来知道四川的教堂多属于加拿大，这次教徒呼吁，正是加拿大籍的教徒。加拿大虽属于英国但隶属殖民部，英国公使为什么争辩，总理衙门为什么答应，都超出了常规。”看这个，可见几十年前的外交状况。

第一次偿还日本赔款，是在日军兵临边境的时候。太后因为部里的款项不足依靠，拿出内帑二百万两。张樵野侍郎当时在户部，被召见时，对皇上说：“臣担任户部尚书，任职没有政绩，导致动用内帑，等库款稍微宽裕，应当首先筹款归还。”皇上变了脸色说：“这是什么时候！何必预先筹划到这个。”侍郎窥探皇上心意，对太后不满。因为受到皇帝宠信，不免过分献殷勤，所以招致祸患。

甲午战争以前，翻译人才极少，伍廷芳、罗丰禄都是北洋一时之选。李鸿章入阁办事，罗丰禄中西文都很好，得以留在直隶，官位俸禄如旧。伍廷芳跟随李鸿章到京城，商议日本商约，每天翻译路透社电文，让人用精美的楷书抄写，呈给李鸿章。一天，李鸿章问说：“是你自己写的吗？”回答说：“是的。”李鸿章说：“嘻！罗丰禄说你识字不多，他话说得太过分了吧！”看着他的儿子李经迈，说：“确实比你强。”正好仆人拿着路透社电报进来，李经迈请求说：“总理衙门索取，何不让他就着这个翻译？”伍廷芳非常窘迫，转而请求他解释，并且向李经迈询问文体，然后匆匆抄录出来，字都像指头顶端那么大。李鸿章一看，说：“你年纪还不老，视力怎么像老花眼，今天没带眼镜来吗？”一笑置之。先前，有个浙江人许甲，与李鸿章夫人有亲戚关系，在直隶候补。李鸿章因为他年轻，命他到幕府美人毕德格那里，学习西学，许甲随便答应但最终没去。将近年余，一天，召洋人某乙入署拍照，用许甲做翻译。许甲听说后非常窘迫，急忙跑去告诉毕德格，先见某乙，为他说明情况，约定用手势示意，而嘴唇随意发出声音。李鸿章不懂外国语言文字，见许甲与洋人应对自如，以为是有用之才，却不知道他口中喃喃说的是什么话。过了一会儿，任命他为洋务局员。老辈人这样容易被欺骗。又过了几年，李鸿章出京督理两广，旧日的翻译人员星散，只带着医生麦信坚随行。路过香港，应酬中应有的祝辞，都是毕德格预先代笔，麦信坚背诵而已。在大庭广众之地，竟然能鱼目混珠，这是今人侥幸进身之心的由来。

李鸿章出使俄国，慈禧太后在便殿召见，问说：“你知道使命的意思吗？”李鸿章回答说：“不知道。”慈禧太后说：“中国败于日本，你受辱很甚，国耻如何？现在命你西行，联络欧洲，抵御日本，谨慎不要懈怠。”李鸿章到欧洲，于是有了中俄密约，与俄国沙皇当面订立。当时虽然泄露于外，多出各国外交家的揣测，真相没有显露。中俄皇室相继倾覆，条约完全暴露。

李鸿章两次出国，都以嗣子李经方侍郎随行，因为侍郎曾学过英文，以为行李方便而已。马关定约，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会议场，李经方想说什么，李鸿章总是示意让他不要说。随员中如果有见解，就让他临时略写几个字给他看，以便采用。这是人人所共见的。起初，中日和议，李鸿章知道难以推辞，但言辞之间，不无踌躇。高阳李文正发誓说：“好好去做，如果不与你祸福与共，有如天日。”约定后，李鸿章大受攻讦。到了俄国首都，使节将要出发，朝廷下旨命李经方随往，李鸿章为李经方坚决请求让他去。李文正说：“父子同日受命，主恩很厚，对你足够了，何必李经方？”李鸿章大怒，历数日约的怨恨，并且讥讽李文正食言，两位公因此大吵。不久，李鸿章面见皇上，竟然得到所请而去，李文正

译也没有办法使他感到为难。

译蒯礼卿京卿学识渊博通达，是我们家乡的人士，近代以来，几乎没有能超过他的。京卿在光绪九年考中进士，朝考的文章，被负责阅卷的丰润人张幼樵副宪看到，大为赞赏，打算列为首选。高阳同为阅卷大臣，却将他压后了一些。不久，副宪娶了李相国的女儿，京卿娶了李相国弟弟的女儿，彼此非常不和睦。副宪谈到阅卷的事，总是说：“我的眼睛瞎了。”京卿进入仕途，正值清流风气大盛之时，不免稍有沾染，一生尊敬高阳、南皮如同高山北斗。甲午战争后，他请假南归。等到李相国出使俄国，在上海相遇。李相国见到他，责备斥骂极其严厉。京卿突然站起来，说：“我有三个字送给中堂：不佩服。”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李相国大怒，喊道：“小子！小子！你父亲如果在世，一定会用刑杖打你。”但也拿他没办法。京师权贵家中的门役，对于有求于他们的人，总是吝啬通报以谋取利益。至于榜下的门生、衙门的属吏，让他们通报，他们曾没有丝毫犹豫或推辞。只有张文达的门役以愚直著称，宾客来拜访大多害怕他。一天京卿到了，门役问：“你经常来，是为什么呢？”京卿说：“我想中堂。”同行的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燕地的风俗重视气节义气，久居燕地的人，也沾染了这种风俗。门生传承老师的衣钵，关系最为密切；由师生关系到同年之谊；在同年之谊之外，又有同乡之谊。论及他们的交往道义，古义令人向往，难怪他们鄙视南方人缺乏恩义。京中有《讥贫乏》的打油诗说：“先裁骡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二两银”，只有座师才能享有。朝殿老师，由京城送去的礼金不过八千而已，但三节两寿的礼物都不可少，总数并不轻。门生以此敬重老师，如果连这也吝啬，那就是对仕途绝望了，所以诗中提及。杨渭春观察在做工部主事时，穷到无法生火做饭，于是上书向孙文正借资，孙文正是他壬午乡试的座主。文正拿出书信，他的家人惊讶地说：“门生向老师求助吗？”文正说：“是的，一定要借给他。他不是情况紧急，肯这样做吗？”等到文正由总宪升任工部尚书，观察正是他的下属，因此把第一优差的琉璃窑交给他，是知道他的困乏。由此，可见前辈师生情谊之重。至于同年之谊，近年来，只听说仁和王文勤举荐他的同年之子善化人瞿文慎为枢臣，参与机密事务，这件事最为显著。然而科举分科的关系，数百年来，京城人看待它，几乎如同结社。每科一人兴起，京内外官僚，下到微员末秩，依附而起，哪里说得完！同乡的人，生于同一里巷，如果在本地，人人都是同乡，有什么可奇怪的！移居外地，因为稀少而珍贵，便有香火之情。京师是各方人民聚集的地方，派别众多，桑梓之情更加被看重，于是设立会馆作为公共场所。起初是省会，继而府县，各处林立。这种天然的党籍，比起树立一个义旗作为标志的，不知利害如何。在闭关时代，由座主的关系，或州域的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求公私利益而共同遵守伦常大义，以辅助国家太平有道的长治久安。比起那些无限度地谋取私利的人，损益相差，不止一倍五倍了。

往日的讼师，是恶名，但他们做的事却是律师的事。家敏斋购买住宅外的空地，上面有土丘，相传是无后之墓，地主请求移走。敏斋曾任甘肃陇西县令，知道不妥，咨询本地讼师王清臣。让一个无赖某甲，自承为先人迁葬。正要挖土，市中另一个无赖某乙，拿着香烛到土丘前拜祭，哭着诉说，说是他家三世祖坟，不是甲所有的。把他拉出来，愤然离去，说一定要打官司。不久挖到土丘下几尺，中间什么也没有，才知道称墓是错的。甲正惊讶，清臣让他去钱家坡乱冢中，找一个死尸，移到他家打开查看，仍按原样封好，早晚供奉，以备诉讼之用。审讯之日，官员问：“既然是你祖先，应当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乙支吾着回答不上来。甲滔滔不绝地陈述棺材内的情况，查验果然如此，乙于是败诉。

日本第二次赔款到期，常熟任户部尚书，仰屋无策，向恭邸及合肥相国求计。合肥与俄国使节商议，密约借俄款一亿两，南海张樵野侍郎说：“一亿两有什么用？如果得到两亿两，将第三次兵费一次还清，既省借息，且免日军驻费。”合肥认为困难。不久又与英国使节商议，想影射俄国之事以打动英国，而俄约逐渐泄露。英国使节认为中俄交好密切，公开说：“中国借款，列强利益均沾，为何独偏于俄国？此约如果实行，中国铁路应借英款，且另辟通商口岸作为回报。”俄国使节又以泄露密约相质问，总署非常窘迫，南海居间调停，两国分借，最终没有达成协议。当时中国通商银行刚创立，总办盛宣怀，与海关某欧洲人订立草约，借五千万两，通商银行作保。电告总署，合肥、常熟都高兴。南海说：“这一定是没有的事。”

译通商银行的资本号称百万，尚且不够支付借款一年的利息，怎么能承担如此重任？”后来果然如此。其他各国的商人，纷纷奔走于李鸿章的门下，用尽各种计谋承揽业务，一经查核，转眼之间都化为虚妄。康有为对翁同龢说：“您不要再与李鸿章谋划了。我的老师（指翁同龢）在外交上像宁武子一样，大智若愚，别人无法企及。”翁同龢说：“那该怎么办才好？”康有为说：“想要借英国的款项，不如任用赫德。赫德是我们雇佣的人。”于是以盐税、厘金作为抵押，筹借商业贷款。将户部和总理衙门的全部案卷，查核后交给赫德，议定才确定。历来洋债都有回扣，两位大人秘密的情况外人不可得知，然而那些从中挑拨的人借此作为借口，灾祸从此潜伏下了。

译张之洞侍郎担忧慈禧太后的恩宠衰退，出使英国时，立豫甫为他出谋划策说：“回国时应当献上珍奇宝物。”等到返回，立豫甫向太后献上了祖母绿宝石镶嵌金刚钻的手镯，向皇上献上了红宝石镶嵌金刚钻的首饰。祖母绿宝石是以高价从法官手中购得的，是旧皇室御用的物品。红宝石则是洋匠伪造的，光彩夺目，足以乱真。先呈献给皇上，皇上谕令一并献给太后，由立豫甫通过总管李莲英进献，蒙受恩宠赏赐饭食。只有立豫甫觉得它是假的，常对人说：“张之洞竟然在皇上面前鱼目混珠，真可谓一身是胆。”

丁酉年秋天，各部尚书和九卿，都因为其他缘故，难以被选为殿试总裁。李鸿章欣喜地希望能获得一次差事，以弥补生平留下的遗憾。当时于荫霖侍郎正在他幕府中，曾为他拟定了五道策论题目备用。善化人瞿鸿禨刚被简任为詹事，担心得不到学政的职位，知道明年主持会试没有希望，颇有期待之意。一天，正值孟秋月末，瞿鸿禨在李鸿章处，预先祝贺他被皇帝选中。李鸿章说：“我老了，即使有这件事，又能做什么呢！所希望的只是与你一同被任命罢了。”两位公爷寒暄的言辞，《梦蕉亭杂记》认为这是事先得到了消息，大概是传闻有误。

钦定的试题，在光绪年间，多由寿州人孙家鼐代拟，以书写一册并折角作为标记呈上。《四书》文、经义文以监本进呈，无可更改。诗题最初出自《唐宋诗醇》，后来改用乾隆年间尹继善所编的《斯文精粹》，又改用《御选唐诗》。光绪丁酉年以后，皇帝年纪已大，选择诗句无需他人代劳。所以自壬午年会试发榜之后，孙家鼐从未再承担主持文衡的使命。等到科举制度末期，他屡次掌管文衡，原因就在于此。

甲午战争之后，各国使臣，都是他们那里一时的杰出人物。有利于他们的必然损害我们，自不待言。英国使臣窦乐泰、法国使臣施阿兰、德国使臣海靖、俄国代理使臣巴布罗福，尤其堪称首屈一指。滇越边界签约那天，恭亲王取阅地图，施阿兰强迫他画押同意。等到章京将地图呈上，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不仅割让了千里土地，连缅甸的缓冲地带也一并丢弃了。窦乐泰大为喧哗，给予他其他土地，才作罢。这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不仅不了解敌人的趋势，连外国人的性情、礼俗也不知晓。往往在我们看来是侮辱，而他们却不觉得；在我们看来是礼节，而他们却难以忍受。海靖初次见面，翻译的名字叫“海静”，恭亲王说：“你来寻求友好，但名字旁边有‘争’的音，不是好兆头。我为你保留‘静’字左边的‘青’作为音，加上‘立’作为形，叫‘靖’可以吗？”海靖非常高兴，从此改了名字。恭亲王也非常高兴，认为这本来是可以亲近玩弄的。谁知德文译音的字，外人看来，何足轻重，只是白费口舌罢了。不久，各国使臣入宫觐见，结束后，随从人员沿着走廊退下。海靖直接从台阶下走，敬信夹着他的手臂，让他跟随行走。海靖挣脱手臂离去，众宾客中有跟随他的，于是，朝廷礼仪大乱。总理衙门诸臣愤恨海靖无礼，打算加以责问，南海人张之洞侍郎不允许。随即德国使馆来信，指责敬信失礼。事情上报给皇上，屏退敬信不再任用。海靖气焰更加嚣张，最终夺取了胶州湾。从此以后，总理衙门听说海靖到来，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然而德国夺取土地，借口是教案。俄国与我们有密约，接着索取旅顺、大连湾，巴布罗福措辞尤为艰难，但也如他所愿。所以当时议论的人说：海靖以刚强，巴布罗福以柔和，等到成功则是一样的。

俄国的最大错误，莫过于俄国、德国两位君主在彼得黑府的会晤，纵容德国夺取胶州岛，俄国顺势租借旅顺、大连。俄国君主权重，大臣争辩不得，于是开启了日俄战争的祸端。数百年的皇族，因此覆灭宗庙；数十代的版图，也因此改变了颜色。英雄能造就时势，难道只有英雄能这样吗？平庸君主的一颦一笑，本来也不可以轻视啊。

德国占据胶州，使臣海靖忌惮李鸿章成为阻碍，写信给总理衙门，说中国威名向来显著，而平时轻视自己。某位大员不愿意参与商议，于是李鸿章被排斥不参与此事。而常熟人翁同龢尚书、南海人张之洞侍郎受命专门办理胶州案，完全听从德国人的请求，只有山东巡抚李秉衡免于获罪。翁同龢颇为自幸，说：“关系到国家体面，人才可惜。”李鸿章笑着说：“那么四川案中没有人才，即使被罢黜，也无关国家体面，可以大概看出来了。”翁同龢也笑了，无言以对。

德国、俄国联合图谋我们，胶州案刚结束不久，就有俄国租借旅顺、大连的事情。正值戊戌年会试，李鸿章正希望担任试官，听说俄国使臣巴布罗福有所请求，知道这是自己的责任，笑着说：“主持文衡的事，大概没有希望了。”当时他正遭受谗言中伤，在这种外交事务上，更无能为力。于是，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租借威海卫，得到所求后离去。等到慈禧太后临朝，意图索取三门湾，千方百计恫吓却一无所获，使臣解职离去。从此外人需索，戛然而止。这才知道两阶干羽，威服有苗，古人并没有欺骗我们。

毕德格，曾任天津美国领事，仰慕李鸿章的名声，放弃官职投奔其幕府。筹划修筑关内外铁路

译这是中国铁路的奠基。公子伯行跟随他学习英文，曾见过曾侯《日记》中提到的所谓“美人白逖克”，就是这个人。公子季皋早晚与他交往，也向他请教学问。文忠进入内阁办事，住在贤良寺，参与机密要政，如果有事情需要到使馆，必定派他前往。德国占据胶澳，他奉朝廷命令会见巴布罗福，俄国最终没有给予任何援助。这是因为中国对外情不明，尚且不知道俄国和德国两国君主在彼得黑府会晤的事情。

译常熟相国与南海张樵野侍郎产生连带关系，是从康有为案件开始的。乙未年举行会试，常熟审阅落选的试卷，发现了康有为并使其考中。康有为怀有感激知己之情，想要上书皇帝以展示自己。因为张侍郎是他的同乡，关系较为亲近，便请求张侍郎写信引荐，常熟答应了。等到康有为去拜见时，常熟仍然拒绝接纳。张侍郎询问原因，常熟说：“这是天下的人才，我不知如何安置他。”等到丁酉年，康有为再次进京。常熟知道皇上寻求新政，于是向朝廷推荐康有为。恭亲王说：“额外主事保举召见，不符合惯例，不可以。”没有办法先行引荐，于是命令在总理衙门接见。恰逢年节临近，无暇顾及此事。戊戌年春正月三日，庆亲王、合肥李鸿章、常熟、南海在总理衙门会见康有为。不久，康有为上书议论政事，皇上交给总理衙门商议奏报。章京拿着奏折向常熟请示说：“批准吗？”常熟说：“不可以。”章京问：“驳回吗？”常熟不回答。章京问：“那么怎么办？”常熟说：“选择其中可以实行的准许。”于是议准了两件事，即“商务”和“矿务”。总理衙门的各位官员认为康有为洋洋数千言，陈述了十几件事，只准许了两件，害怕失去皇上的心意，不得已，奏请军机处会议。军机处的各位官员惟恐承担责任，拟定旨意会同王大臣商议。等到奏报上去，准许的超过了一半，康有为从此获得皇上的信任。等到康有为获罪，常熟、南海都被列名康党，这实在不是两位的本意。

年终的密考，少的只有四个字，至少两个字，最多十六个字。这是为了在万机之暇，了解人的大致情况。不是为了写传记来概括其生平，也不是为了写评论来比较其长短，所以不需要多。旧例由军机大臣中资历声望在先的人呈给皇上阅览，政府中新进的人不完全知道。丁酉年年终，李文忠问翁文恭说：“近来因为什么事，如此冗杂？”文恭说：“每天与兰孙抄录密考，不胜其烦。”文忠说：“何不让你儿子密之来做？”文恭说：“密之笃于交游，怕他先报喜。”以当时钱侍郎的资历声望，尚且不能参与机密，其他可想而知。宣统以后，则带出誊录，看待它不如往日那样重视，朝廷每年升降官员的典制，也不完全实行。云南总督李仲轩制府，对每个人的密考，各写二三百字，于是失去了密考的本意，视为例行公事。枢臣也公然带出抄录副本，再也没有秘密可言了。

京城官员重视前后辈的礼节，翰林院、詹事府、科道、枢廷向来有此称呼，相沿成俗。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案，李文忠主笔起草。画诺后一天，遇到许筠庵尚书，问说：“旅顺大连的事怎么办？”文忠说：“给他们。”尚书大为惊讶，说：“中堂不知道译署有同官吗，而独自专断？”文忠说：“你脚不到署里，说我每天到家请示吗？你不要多言，日后我将到清秘堂评判曲直。”尚书因此气势沮丧。翰林院的制度，后辈对前辈无礼，直呼其名到清秘堂服罪。文忠大概以此困窘他，尚书虽然尊贵，也不敢抗拒。周镜渔廉访担任军机处领班章京时，有新进的人传到前面问他的字，廉访立刻呼唤苏拉入室。苏拉是清语仆役的意思。对他说：“你领这位先生出去，把我的籍贯、姓名、官衔、住所告诉他。我有公务，没有闲暇与他叙寒暄。”廉访风度过于严厉，未免令人难堪。部曹之中，虽然没有前后辈的名称，但尊卑判别，出于天然。新进到部，分司入室以后，仆役引见本司所有人员。自印稿以下，都一揖而退，印稿略有问答，才列在最后一座，同官的籍贯、姓名、官衔、住所，都让仆役开单记下。不敢当面询问。次日按单登门拜访，或遇到或不遇到，不遇到则再去。继而因朋友而及朋友，介绍属托，逐渐熟悉，于是择日宴请同僚，杯酒联欢。从此以后，升沉进退，都寄托于印稿。纵然有年谊姻亲故旧，转相攀附，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了。

《越缦堂日记》近日颇有盛名，常浏览一遍，记录如下：

莼客记载所读的书全无宗旨，嫌其太杂。经史子集，无一不有，读之未毕，随手札记，难免首尾不贯。如经学的《禹贡锥指》、《尚书古文疏证》、《诗毛传疏》、《左通补释》、《左传贾服注辑述》，小学的《骈雅》、《说文佚字》，史学的《纪载类篇》、《野获编》、《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纪年》，金石学的《金石史》、《石墨镌华》，别集的《道古堂全集》、《味经堂遗书》、《焦氏丛书》、《蛾术堂全集》、《景紫堂丛书》。多是长篇巨帙，或是专门名家，在他人毕生精力所在，仅看一序，以一日了之，便加评语，谓之读书，谁能相信。最可笑者，丛书目录抄写多种，连篇累牍，视为珍秘。其至《缙绅录》亦删节记入，无复著书之体。同光以来

译文人没有专心致志于学问，都拿书籍作为谈资，作为欺骗他人的手段，全属于这一类。

译点阅的书籍，在《日记》中仅见到三种：一是《周礼注疏》，一是《吴梅村集》，一是《戴东原集》。都只读了一两天就停止了，推测其情形，恐怕没有读完一卷。又，有一天读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同时兼读惠氏、马氏、焦氏的《补注》、高氏的《地名考略》、江氏的《地理考实》、邵氏的《南江札记》、王氏的《经义述闻》、邵氏的《规过持平》，一天之内全部读完。虽然精力过人，恐怕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论及“诚”字的功夫，必须自然，不需要逼迫急促。只有做学问的道理，如果不是上等的智慧，没有不从勉强开始实行的。莼客平生接近放浪不羁，都是被这种说法误导了。莼客对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没有入门的路径，起初讥讽陈珊士、孙莲士写字采用篆体，同治五年四月以后的《日记》，模仿《说文解字》，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说酒垆的“垆”字，《史记》写作“钅卢”，《汉书》写作“卢”。查考，卢是本字，钅卢、垆是后来加偏旁的字，哪里值得深入讨论。说天数为一，所以引申为“壹”专一。查考，“壹”字不作“壹”解，又不知道“壹”本来从“[1234]”，而且误将“壹”当作“[1234]”，更加滋生纷乱纠葛。《爻山诗话》依据《博古图》，认为“单疑生”就是“散宜生”。查考，单、散，疑、宜，古字通用，这又哪里值得记载。他的同乡陈致英的《书契原指》莫非全是瞎说，他却津津乐道，尤其显得无知。

《读史札记》比较值得称取，然而多是只言片语、零星证据，大概是在片刻之间，逐卷搜寻而得到的。不像王西庄、赵云崧等人，有所见解才记录，积累少量而成多。明代末期的杂史，略有考据，也都是细微琐事，无关宏旨。说“柳如是嫁给钱牧斋后，遇到宴请宾客，仍然出来劝酒。”虽然记载在全绍衣《鲒〇亭集》及计六奇《南略》中，这又哪里值得记载。说黄梨洲粉饰学术，用来互相炫耀；因贫困不免请托，希望得到好处；吕晚村托买祁氏的书，黄梨洲挑选其中奇异秘密的自行购买，而把其余的归还吕晚村；黄梨洲晚年，烛笼上题写“召试翰林”；傅青主的印章，有“征辟博学鸿词”；陆清献与吕晚村交情最契合，不像两个人。说这些出自抄本，清初人传闻，虽然不知道其真伪，然而何必隐藏善行、宣扬恶行。

阅读本朝人的文集，常常数十种混杂，不伦不类，莫名其妙。诗歌推崇七子派，所以极力推崇明人，一隅之见，暂且不必讨论。至于近人诗词摘句图，不免有明代末期权贵山人的习气，屡屡见到，尤其足以让人生厌。然而在这本书中，还算上乘。因为莼客一生的学问，只有词章稍微让人满意罢了。

生性喜欢揭露别人的短处，论经学则认为焦里堂偏颇诡诈，论古文则说方苞、姚鼐浅陋，诋毁曾文正不纯粹，而对茅鹿门并不轻视，可以说别有肺肠。臧氏《拜经文集》有《妾服议》，引用《礼记》说国君为贵妾服缌麻，认为贵妾是妾中排行长且有子的人。查考，臧氏的解释，确实有不妥当之处。辰嬴生了公子乐，又是秦女五人之一，而赵盾称她为贱，那么妾被称为贵，不因为有子，也不因为侄娣，是明显的了。大概丧服的制度，只论回报施予罢了，本来没有亲疏贵贱的区别。所以儿子为父亲服丧三年。父亲也为儿子服丧三年，丈夫为妻子服丧三年，妻子也为丈夫服丧三年。同灶吃饭的人互为缌麻，即使君臣主仆起初也没有分别，用来表示哀痛，不是用来辨别等级差别。虽然书籍残缺有间隔，详情无法听闻，然而以道理推断，儿子在父亲在世时不为母亲服丧三年，那么妻子在丈夫在世时也一定不为儿子服丧三年。国君为贵妾服缌麻，那么贵妾也一定为国君服缌麻。国君不为其他妾服丧，那么其他妾也一定不为国君服丧。大概夫人去世，曾作为继室，才开始称为贵，这是可以断言的。莼客拘泥于贵妾是侄娣的说法，认为妾的丧服是后世不应该有的。说臧氏的议论，是献媚于阮文达的死妾，多么荒诞啊！

对于时人谩骂特别厉害。称左湘阴为“老昏”，李高阳为“勾结取名”，阎朝邑为“兽心狗冠之徒”，张南皮为“奸佞祸首”，张丰润为“妄人”、为“宵人”，陈闽县为“轻险之士”。又说南皮、丰润为“鼠辈”，闽县弹劾张靖达为“狐埋狐搰”，王湘绮为“江湖骗子”，吴{客心}斋为“吴下书画清客”，赵〇叔为“妄子”，于晦若为“风狂”，周星诒兄弟称为“周蜮”，还认为有怨恨。其他如戴子高、杨海琴、鲍子年、何子贞、李山农、陈寿卿、吴平斋，都感到不满，或加以丑诋，恰好成就了他无忌惮的小人而已。

曾经合一时之人而评论。说：“嘉庆以后的学者，游谈废务，奔竞取名。”在光绪十年政府换人，就说：“换中驷为驽产，代芦菔以柴胡。”对于朝臣，就说：“大臣不是暗陋就是偏执，小臣不是鄙猥就是夸张。”可以说一网打尽。

译又曾将各地之人合并而论。说“北方人昏庸狂妄”，说“安徽人没有一个是可用的”。说“江西没有学者”。说：“杭州人的诗歌以江湖间的随意涂抹为事”。说“我们家乡广东叛乱时，持节使者逃窜，士大夫之类，向贼寇朝廷进贡、接受伪职、祸害乡里的人，数都数不过来”。说“偷窃是福建人的惯用伎俩”。说“顾炎武、黄宗羲配享孔庙，是出于福建人的请求”。侮辱太过分了。

译又有讥讽的笔墨。说：“张之洞升迁迅速，是因为日本人写信请求接见，被皇上知道了。”又说：“沈子封进入李鸿章幕府，是因为他的祖父沈鼎甫是李鸿章父亲入学的老师。”那些落第的人，叫嚣得尤其厉害，挑剔毛病，不遗余力，主考官不能幸免，考中的人也不能幸免。李慈铭说，被举荐为孝廉方正的人，是乡学中的潦倒之人。他的所作所为，不也接近这种情况吗。

甚至妻妾争斗，处理得没有道理，也借口笔伐的才能，来发泄他的愤恨。尤其可笑的是，侍妾当夜侍寝，也一并记载在日记里，那么《日记》将要兼作淫秽的账簿了吗！

相传李慈铭住在京城，把《日记》当作广泛沟通声气的手段，如果不合他的心意，就在《日记》中贬低对方，因此借《日记》的人络绎不绝，就像上海人读小报一样。潘祖荫是他的老师，不接受他的节礼反而赠送他金钱，每到节日，就问他的仆人：“李老爷的麸料已经送去了吗？不然就要踢人了。”京城的人至今还有知道的。

咸丰以前，春闱秋闱，夹带舞弊的罪责还重。同治初年，皇帝年幼，多年不亲自处理政事，搜查的王公大臣逐渐放宽。四年，乙丑科会试，有举人把书遗落在地上，吏员把它呈给王公，王公把它纳在袖中，说“怎么把账簿带入场内”，释放他离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有考生篮子里的书籍纷纷掉在地上，王公看着左右假装没看见，这还可以说是“掩耳盗铃”。光绪年间，考生都用四轮藤箱装满书籍，拉着进入考场，公然犯规而不禁止。北闱中不许乱用号舍，替考还少。南闱号舍只关一天一夜，近乎儿戏。殿廷考试，只重视试题的出处。起初还有几个人相约，分带《佩文韵府》，藏在靴筒里，后来各自放进箱内，阅览时放在小几上，无人过问。监试的王公大臣频繁呼唤吸烟的人出殿外，好像责任所在，仅仅是防火灾罢了。

沈文起《左传补注》自序末尾说：“现在险恶刻薄的人，有窃取何休的余意，来牵连别人，多么不仁啊！这不过是圣世的害民者罢了。”他的话本是为同时的刘申甫、龚定庵、宋于廷等人而发，然而还没到这种地步。自从国初汉学，发展到道光中叶的西汉学，有识之士知道这不祥，认为是汉德将衰的征兆。研究西汉学的人，以汉学对抗宋学，已经大获全胜，没有钻研余地，不得不另辟蹊径以显示自己。继之而来的是周人的经说，更高出西汉一等。然而为了求学，不是为了求仕，只是大言罢了，学派竞争，与世无涉。没想到数十年后，有南海康长素的公羊学，以孔子改制为名，想先讲学而后辅政。考中进士后，朝考阅卷大臣故意压制他，让他归部曹任职。他的弟子新会梁卓如，乡试出自李端棻门下，一见大为激赏，把妹妹嫁给他，戊戌科会试，已经推荐试卷考中了，忽然被主考官觉察，把他黜落榜后。领出落卷，房师批语说：“还君明珠双泪垂。”梁卓如不得志，更加肆意于新学，与其师互相标榜，于是兴起戊戌之变，酿成庚子之乱。因此：与申甫等君子相比，固然不能立刻说他们相同，也不能断定他们不同。

康有为提出孔子改制的学说，正值中日战争后，人心急切希望治理而陷入幻想，异说乘势而起，于是学风为之一变。康有为考中光绪乙未科进士，朝考，他的同乡李若农侍郎在阅卷大臣之列，厌恶他而黜落他，任工部主事。科举时代通行的惯例：对于乡会试总裁、朝殿试阅卷大臣，都尊为老师，自称门生。康有为见侍郎，称他为“先生”。问原因，回答说：“这是古道的做法。”侍郎说：“如果这样，徐荫轩不几乎成了相公吗？”京城谚语中“相公”指优伶，所以侍郎以此质问他。后来梁启超去见侍郎，侍郎说：“扰乱天下的人，一定是这个人。”广东人喜欢谈论新学，而侍郎持论如此。

康有为寻求用世之学，以得到君主重用为重要，曾两次拜见丰润张幼樵副宪，问如何能在高阳相国那里得志。副宪在光绪初年刚露头角，锋芒锐利无与伦比，有参奏高阳的言论，高阳表面上与他修好，内心其实畏惧他。副宪被遣戍之后，不再起用。曾写信给在京师的合肥相国，咨询出处，末尾说：“兰师如何安置我。”合肥拿给高阳看，高阳好像没听见一样。他们的交情如此，他得君之术也可以看见了。等到康有为去见副宪，副宪豪气全退，谦让不及，假装不知道。

康有为虽然是新党魁首，但文笔繁冗，实在不足以动人。给皇帝上万言书，其中最警策的句子说：“皇太后，皇上，将想求做长安的布衣而不可得。”可以说敢于直谏，但不能说善于言辞。拜见大员，就说：“小变则小效，大变则大效，不变则亡。”听的人置之耳畔而已，没有

译能够让人信服。当时的情势，能让见闻者一致倾倒的，只有《时务报》。自从新会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刊登在报纸首篇，描写古老帝国导致衰败的原因，恰好符合人们心中想要表达的意思，加上同党宣传的力量，于是能够一时风行，京城内外，几乎每家都有这本书。人人都争着称赞它的美好，于是落入它的圈套，暗中被它所打动而自己却察觉不到。现将《变法通议》中凭空捏造的内容，选择摘录如下：

译论学会说：“西方人做学问，有一个学科，就有一个学会，所以有农学、矿学、商学、工学、法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重力学、力学、水学、热学、医学、动物植物两学、宗教事务等学会。以至于照相、绘画、浴室等琐碎小事，没有不有学会的。入会的人，上自后妃王公，下至普通百姓，会员聚集多达数百万人的。”

论译书说：“各国都会之地，收藏将汉文书籍译成西方文字的，浩博如《全史》《三通》，繁复如本朝经说，粗陋如稗官小说，没有不各自用本国语言翻印流传的，其他种类更不用说了。”

用现在人的话说，很少有人不斥责他们荒谬的。而在三十年前，人们对外事无知，在大众心目中，颇为信服并随之倾倒，既然喜爱他们的大体主张，也就无暇议论他们的细微瑕疵。匹夫的力量真是厉害啊，足以率领天下人趋向他所指引的地方，使风气在无形中转移，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有个叫康有为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从哪里取义的；京城士大夫习惯听他说孔子之教，认为他长于素王之道。因而梁启超和顺德的麦孟华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名字，叫“超回”、叫“轶赐”。麦孟华主持《知新报》，文气萧条冷落，和他的老师一样。更对当权者鄙薄过度，每发表一篇文章，毒骂丑诋，不遗余力。久而久之，读者由厌恶产生厌倦，都弃之而去。不到半年时间，康、梁的赫赫声名，渐渐像微弱的火光一样了。

康有为进士出身改任部曹，梁启超落第举人，在仕途上不得意。想要在社会上施展抱负，于是另辟蹊径，希望自我表现，从广义上讲，有志之士应当如此。然而两人都是寒门士子，自顾谋生尚且来不及，文仲恭侍御的奏疏中说“曾拒绝他的重金贿赂”，说“台谏中，如杨深秀、宋伯鲁，都接受百金的月俸，做他的爪牙”，实在不合情理，所以弹劾的人越来越多，皇上相信得越深。侍御被贬后，不久，礼部六堂同时被罢免，让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参与新政。稍微涉及机密要务，都让这四个人起草诏书，军机大臣不知道。等到诏书写成，直接送达皇上，军机大臣也不知道。康有为又请求开设懋勤殿设置十友，暗中夺取政权，于是人人怨恨而大祸发生了。

康有为先前奉严诏，催促他离开京城。事情泄露，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以及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同时被逮捕。康有为离开京城，乘船南下，已在“重庆”号船上。上海关道，派巡逻卒在太古公司码头守候，准备等他到达时逮捕他。等到船靠近吴淞，英国兵舰阻挡他的去路。随即有军官乘绳梯而上，用画像询问找到康有为，挟持到香港。康有为曾将事情的始末告知港官，刊登在西报上，说他幸脱法网，是威尔士籍教士李提摩太的力量。改名更生，大概因此吧。太后愤怒外国人做逃犯的主使，义和拳灭洋邪说乘势而起，无知之徒群起附会，于是有了庚子之变。

康有为流亡南洋岛屿中，游说侨民，集资建立保皇党。八国联军战事兴起，征召李相入京议和，走到上海，得到康有为的信，劝他清除君主身边的奸臣，驱逐太后。当时上海居民十方杂处，倚仗租界作为护符，扬言无忌，成为全国谩骂言辞的起源。李相偶尔听到人说到这些，就笑着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中毒这么容易啊！”大概到这里已经略微知道动乱的萌芽了。康有为随即命令唐才常秘密勾结会匪游勇，谋划占据武昌。不久才常及其同党在街头被杀。虽然没有成功，然而定计在辛亥革命十年以前，不能说不识时务啊。失败后，用剩余资金设立《时务报》馆，想要用言论的力量，转移人心到思乱的一条路上，积累久了似乎有微效。康有为死后，《清史》本着他平素的志向，把他放在列传的末尾，而论事实，却不是这样。

清初人解释经典，引用经注的不同见解以显示其精妙，而案头不可少的书，只有《注疏》一部。乾嘉人解释经典，引用经文的其他见解以炫耀其广博，而唯一法门，不是三代两汉的书不敢读。同时的儒者，有的专攻小学，有的避开而研究孝子、史、地理，各有所长。自从《经籍纂诂》出现，成为训诂的渊海；自从《皇清经解》出现，成为经典的集林；自从敷文阁刊印《方舆纪要》，对于地志一览无余；自从广雅堂辑录《史学丛书》，对于诸史各家咸备。于是人人可以拾取，不废弃稽古之功。道、咸以下以及光、宣，学风一变而为钟鼎、石刻，作矜奇炫异、避熟就生的计谋。经史大义，置之度外。再变而为宋元旧板本，朽腐夏化为神奇。趋时之士各手一编，求其歧异之处，像国史馆的校对官，像书班房的对读生，不知道学问是什么事了。世道愈趋愈劣，至于如此。

译而向下推行，翻译书籍也是如此。海禁开放后，士大夫们逐渐开始研习新学，五台的徐松龛翻译了《瀛寰志略》，无锡的薛叔耘为此作了《续编》，侯官的林文忠翻译了《四洲志》，邵阳的魏默深又补充了历代史书以及明朝以后的岛屿志，通过考证梳理、贯通串联，编成了《海国图志》。此后翻译机构大量设立，京师的同文馆，上海的制造局，以及教会附设的机构，如广学会、益智书局之类，翻译出的西方书籍，不下数百种。宏大的著作，不乏其人，即便是天文、地理、动植物、物理化学之类，哪一样不是专门的学问。与近来寥寥无几的短篇作品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至于那些摘录拼凑的教科书，就如同往日的高头讲章，不在著述之列，应当另作讨论。

译南北方的风气不同，性情也各异，不仅仅是满族和汉族不能融为一体，即使是京畿地区与江浙一带也分为两派。同治、光绪年间，南皮（张之洞）、高阳（荣禄）、东海（李鸿藻）、济宁（孙毓汶）先后进入军机处任职，彼此声气相通。南皮的弟弟文襄（张之万）以及定兴（李鸿藻）相继接任，都是北方的学者。寿州（孙家鼐）、常熟（翁同龢）、嘉定（李鸿藻）世代久居京师，却并未被同化，合肥（李鸿章）就更不用说了。本朝入关之初，以异族身份统治中华，看待各省一视同仁。等到在京居住久了，逐渐沾染了北方的习俗，于是亲近北方而疏远南方。同在书房，常熟无论多么得皇帝信任，终究不如高阳那样内外融洽。同在军机处，善化（瞿鸿禨）无论多么有权势，终究不能超出庆王府的范围。合肥入阁办事，几乎有不知从何而来，突然聚集在此的态势。甲午战争之后，他随即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声望大损，仅被派往总理衙门。如果不是因为商务大臣的任命调任两广总督，拳匪之祸必然无法避免，他能够以功名善终，是上天的安排。戊戌变法期间，礼部六位堂官同时被罢免，朝廷权贵惊恐畏惧，都担心祸及自身。有人说担心动乱，这话传到了合肥耳中。合肥笑着说：“还没有，必定要有红顶子白胡子的官员出现在菜市口，动乱才会开始。”不到两年到了庚子年，言事的大臣们都遭了祸，其中南方人居多。仁和（孙家鼐）相国几乎也不能幸免。袁昶、许景澄两位公被参劾逮捕治罪之日，还有附片留中不发，仁和几乎获罪，依靠荣相极力请求恩典，皇上心意消解，仁和自己侥幸免祸。不久，奉诏惩办首祸之人，留在京城的都伏法。合肥并非预言先知之人，而是谈话偶然说中，于是成了语谶。

常熟执政时间既久，以古代大臣的标准自我激励，很不喜欢维新异说突然兴起，极力在皇上面前争辩。甚至说康有为的才能超过自己十倍，这是赌气的话。措辞切直，更加失去了皇帝的宠信，被放归田里。慈禧太后重新临朝听政，怨恨的人拾取以前的言论，以言辞损害本意，于是获罪。然而慈禧太后的隐痛，在于甲午战祸之首。一天之内两道诏书，与吴大澂异案同罚，尤其可见微旨。

常熟的书法，在石庵、完白之间，在本朝可称第一。每年春联贴出，常有人抄录，对联都是集句，京城人传诵。现在记录所记忆如下：最早的一联说：“骐骥思千里，鹪鹩守一枝。”甲申年的一联说：“夔龙新治绩，莺燕旧巢痕。”丁酉年的一联说：“经济惭长策，风云入壮怀。”戊戌年的一联说：“南图卷云水，北极捧星辰。”京城人把常熟的门联当作预兆看，说：“今年大概有水灾。”

皇帝已经亲政，朝廷大事，慈禧太后起初不参与。甲午战役，知道必然失败，如果不马上导致亡国，还忍而不说，那么下面的情况可想而知了。安维峻上奏，明明是离间母子，却装作没听见，那么类似的情况可以类推。然而维新急进之徒，未能随心所欲，终究不得志。项城（袁世凯）到京城，谭嗣同去见他，人心疑惑，于是有颐和园胁迫皇太后的风言风语。不久，项城果然被授予侍郎，不再受直隶总督节制，有人说有原因，有人跑去告诉直隶总督荣文忠，文忠让他折回，而由庆王府上报，并且调聂军驻天津防备变故。项城经过西沽，看到戎幕棋布于铁路侧，心里知道有异，急忙去荣文忠处报告机密。慈禧太后听说后，当晚还宫，第二天，下达临朝训政的诏书。随即逮捕治罪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人，全部废除皇帝变法政令。本朝垂帘听政的制度于是与国家共存亡。

鲁伯阳以候选道员，特别简任上海关道，谕旨从内廷发出，军机处几乎无从查出他的名字。命令下达之日，内外大哗。事情传到深宫，珍、瑾二妃，颇受慈禧太后申斥，降为贵人。先前，内务府郎中玉桂授四川盐茶道。召见之日，德宗询问公事，未能熟悉，降官同知。两宫受人离间，潜生意见，近于寻隙，大概从此开始。然而玉桂以京察一等郎中，外放道府，不出常例之外。事理不明，是旗人的通病，不是一个人的过错。专就以上两端而论，那么鲁伯阳案重而玉桂案轻，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只是当时皇帝还亲政，所以慈宁宫禁，仅申家法而已，未及朝纲。等到戊戌政变，追忆二妃之过，以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且与妃兄志锐为友，也遭波及而加逮治，已近于苛。庚子西狩，崔监竟致珍妃于死地，尤嫌其酷。

慈禧太后三次临朝的诏书，出于皇帝自请。杨崇伊恰好有此奏，自居其功，有人以胜保为例讽之，他不领悟。等到出任汉中府，逗留不往。延至联军入京，文忠议和，崇伊以济灾会务居贤良寺，李文忠日夕见。请自效往西安行在，通政府声气。文忠笑谢之而已，也不置可否。

康有为以严旨促出，宋伯鲁以褫职先行，幸免于罪，当时案件还未显露。不久事情泄露，京城频繁传言将有大狱。杨锐、刘光第、谭嗣

译谭嗣同、林旭等四人，逃出时还不算晚。林旭没有家，不想连累寄宿的主人。谭嗣同因为父亲谭继洵在任，感叹说：“天下难道有没有父亲的国度吗！”颇有侠义之气。等到被囚车押往菜市口执行斩刑时，谭嗣同大声说道：“官职高的得以幸免，难道只归罪于低微的官职吗！”参与新政的这四个人，自命为宰相之职，到这时才露出本来面目。

译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一同参与新政。皇上求治过于急切，太后对此不以为然。皇上亲手写下诏书秘密告知杨锐说：“近日我仰观皇太后的意旨，不想罢退那些年老昏庸的大臣而进用英勇通达的人才，也不想将旧法全部变革。我难道不知道中国积弱不振，不大力推行新政不行吗？然而此时不仅我的权力达不到，如果强行推行，我的皇位恐怕都保不住。你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人详细周密地商议，必须怎样才能进用英明通达的人才，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稍微违背皇太后的意旨。就立即上奏，等候我审查抉择，我焦虑到了极点。”杨锐等人回复奏章，前面列出四条，大致言辞冠冕堂皇。最后说古代天子有亲军，汉朝的期门、羽林屯兵，唐朝的宿卫都是如此。如今立国的关键，在于强兵，应当由皇上亲自带头，振奋民风等等。后来被太后看到，嫉妒的人在中间挑拨离间，指斥这是恶意，杨锐等人因此获罪。宣统初年，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将手诏缴呈给都察院，但原来的奏折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当时有人见过那份奏折，叙述的内容就是这样。康有为尚未离开京城时，侯官人郑孝胥被推荐入京，被召见时献计，主张训练全国百姓为兵，使朝廷内外的群臣崇尚武备，请皇上自己学习体操，京城的人称之为“三练”，即练兵、练官、练皇上。有人怀疑其中暗含在宫中发动事变的微旨，以讹传讹，于是就有了围攻颐和园的说法。恰好在这个时候发现了杨锐等人请皇上亲自掌握兵权的奏折，他们死得也是理所应当了！

党人被捕的前一天，林旭在路上遇见丹徒人马建忠，急忙下车，秘密问道：“您是刚从贤良寺李傅相那里来的吗？为何不回车再去见李傅相，为我求取性命？”张樵野侍郎离开京城的那天，给李傅相写信说：“只要能在边疆终老，我的心愿就满足了。”李文忠对皇太后的慈爱眷顾优厚隆重，倘若能为这两人掩护，未尝不能稍微打动皇上的心意。只是马建忠以甲午战败为耻，常想晚节自保，怎肯为他人所用。他调任两广总督，虽然是在苏元春交涉失败之后，以重臣身份莅临镇守，出自皇太后的意思；但京城的人揣测，其中实际上有逮捕康有为的密诏。当时那些希求功名、谋求进升的人，每天奔走于他的门下，向他约定：活捉康有为的赏若干，献上首级的赏若干，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得毫无忌讳。嘉定人徐协揆说：“您如果捉到逆首，应当进封侯爵。”有个急躁的人在旁边插嘴说：“或许进封公爵。”马建忠笑着说：“暂且进封王爵。”这还只是戏言。但他常说：“皇太后对康、梁的怨恨，甚于广东的洪秀全、杨秀清，以及捻军中的任柱、张洛行。广东、捻军作乱，是想夺取天下；康、梁谋逆，是想胁迫太后。这就是战国时所说的‘河内、大梁，及身三者，以身为上’啊。”马建忠就任两广总督后，剿除盗贼、安抚百姓，勤政的名声，在国内外都很显著，对于人们心目中的党案，看得很轻。朝廷命令挖掘康有为祖先的坟墓，他明知故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此更加深信不疑。

张樵野侍郎被捕之前，曾两次受到虚惊。这年端午节，皇太后召见左翼总兵英年，命令他传谕步军统领崇礼说：“张荫恒有查办的事件，著先做准备。”英年奉诏，派骑兵先到锡拉胡同待命。崇礼与侍郎交好，制止他说：“暂且等候诏书下达。”于是侍郎的家眷得以避免惊扰。这天，皇太后驻跸颐和园，召见庆亲王、刚毅、廖寿丰，皇上在旁侍立。太后问：“张荫桓遇事专断独行，弹劾他的人很多，你们有所听闻吗？”庆亲王说：“总理衙门只有张荫桓一人称得上能干，因此招致嫉妒，或许有的。”皇太后怒道：“如果张荫桓死了，该怎么办？”众人都不敢回答。过了一会儿，皇太后的脸色稍缓，说：“我知道张荫桓能干，所问的是他专断独行的迹象罢了。”庆亲王说：“张荫桓在总理衙门，遇事，有与同僚商议的，有直接决断的。张荫桓与外国人私下交往，行踪诡秘，局外人不得而知。”太后回头对皇上说：“你要严厉斥责张荫桓，使他知道警戒。”第二天，侍郎先到军机处查看参奏的折子，随即与军机大臣一同被召入见。侍郎颇有辩解，皇上命令他退下，得以免罪。八月，下诏逮捕康有为时，骑兵到了锡拉胡同，直接进入侍郎家，搜寻康有为，没有找到就离开了。邻居不知道内情，都怀疑是抄家。有人开玩笑说：“事不过三，大概就要轮到你了。”第二天，逮捕康党六人，廖尚书拟定旨意，两宫太后阅毕，过了很久才下达，大概皇上心中尚且犹豫。这天，皇太后问：“伊藤博文觐见，拿什么作为赠品？”皇上回答用宝星。皇太后说：“务必挑选精美的，让张荫桓去做。”仿佛没事一样。又过了一天，侍郎才被拿问至提督衙门，又交给刑部治罪。

伊藤博文轻视高丽统监的职位而不愿担任，来中国观光，有囊括四海的志向，想让我们国家聘请他作为辅佐。康有为写奏章，自荐为迎送专使，让李端棻上奏，没有被允许。在此之前，康有为劝说皇上开设懋勤殿，设置十个座位，让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鲁、杨深秀、康广仁、梁启超、杨锐、刘光第

译谭嗣同、林旭等人与康有为结为十友，康有为的话他们无不听从，于是他们暗中以公、孤、师、保这样的辅政大臣自居。等到他们谋划担任迎送伊藤博文的使者而未得逞，心中知道情况有异，便奉诏督促康有为离京，从而侥幸免于灾祸。伊藤博文随即离去。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效法日本而导致的，当时首倡变法的人，都想以日本为榜样。伊藤博文欣然前来，却失望而归，政变至此便彻底完成。

译叶曙卿军门被逮捕押解进京，张樵野侍郎被遣戍边，都是由房县知县曹景成负责押解。两人在狱中住处相邻，饮食起居都很安适，只是所需费用极其巨大。张侍郎籍贯广东，且沾染了洋派习气，对狱吏的要求尤其奢侈，一天之中索要的费用超过一万两。张侍郎无可奈何，向叶军门请教。叶军门说：“我入狱后，每天实际花费六千四百两银子。”狱吏说：“您的数额原本定为八千两，因为打了二八折，才减少到这个数目。”狱吏威严不可侵犯，两人都对此感叹不已。

张樵野侍郎长期担任李鸿章的门生和下属，外放担任公使，内调升任卿贰高官，都是李鸿章的助力。张侍郎以吏员出身，却谈吐风雅，仅次于翰林词臣，处理事务明察敏锐，邻国人士都乐于与他交往。他兼任总理衙门职务，地位越高越显才华，任职越久越熟悉事务，京城人士共同敬仰。等到李鸿章进入总理衙门，相比之下，李鸿章既尊贵又亲近。张侍郎揽权多年，不肯再退让，遇事独断专行，李鸿章如果有不认可的，他就说：“我的老师错了。”随即命令相关部门按照他的旨意执行，完全不顾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也无可奈何。同乡吴蕙吟侍郎同在总理衙门，名声地位相当。偶尔批阅一份文稿，张侍郎看到后，大声斥责说：“错了，错了！”吴侍郎只好销毁所批文稿才作罢。戊戌政变时，先前因为英国借款一事，受到台谏官员的攻击，几乎被抄没家产。慈禧太后听政后，他与康党众人一同被捕入狱，后来因为查无实据，幸免于死。然而张侍郎是德宗的亲近臣子，曾经进呈过一份洋货清单，被慈禧太后看到，始终不满意。最终被遣戍新疆，临行前，他上书李鸿章，乞求哀怜救助，可惜悔之晚矣。

本朝旧制，六部满、汉各设六名尚书、十二名侍郎，一部六堂，常有大学士管理部务成为七堂。虽然名义上地位尊贵为上，实际上仍要看具体的人。薛云阶、赵展如、沈子敦担任刑部侍郎时，就主持部务。常熟人长期掌握财政大权，甲午战争之后，慈禧太后的恩宠大减，不得不屈服于李鸿章。孙文正向来性格严正，戊戌变法时，常有进谏和更替建议。等到慈禧太后听政，进谗言的人说孙文正曾经进献《校邠庐抗议》一书，于是有了官制改革，摘取书中的条目，上达天听。慈禧太后听说后，微微恼怒说：“没想到孙家鼐也附和。”外面揣测，认为孙文正将要获罪。当时孙文正担任吏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东海徐相，以大学士身份管理吏部，常常借故排挤他。孙文正上疏请求罢免，皇帝下温诏慰留，再次请求才获准。李鸿章戏言：“请求罢官反而得到奖谕，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请求呢。”然而徐相最终因为包庇匪类获罪而死，孙文正复出，仍然掌管铨选政务。天道好还就是这样。

孙文正请求将《校邠庐抗议》发给各衙门阅看，择要施行。岑西林当时尚未得志，准备上条奏。望江余寿平中丞正担任侍御史，与岑西林交情密切，推荐张凤梧为他起草奏章。张凤梧，是坚白制府的本字。杂乱地写成八款，岑西林想凑足十款，询问余寿平。余寿平说：“得当就可以了，八款和十款有什么区别？”奏章上呈后，因为改革官制一条，符合冯桂芬的《抗议》，皇帝下诏说“可”，岑西林因为裁撤京堂缺额而获简任广东藩台，这是这份奏章的功劳。不久，慈禧太后临朝，制度恢复旧貌，谈论新政的人都获罪，孙相甚至因为冯桂芬的书引嫌去官。岑西林因为是中兴功臣的后裔，仍然得以调任陕西，张凤梧随行，改字坚白，两人的遇合非常奇特。

戊戌党祸，李端棻、陈宝箴、徐致靖滥保匪人，都受到严厉谴责。长白荣文忠曾经保举陈宝箴，长沙张文达也曾保举谭嗣同，各自请罪，先后交部议处。吏部将两案同日上奏，当时荣文忠极受皇帝恩宠，张文达因此，得以一并减等处罚。

戊戌年秋季，慈禧太后曾有电旨，召先臣进京，因为疾病不能前往。不久，宗室贻谷，奉长白荣相国之命来说：“皇上意向任用非常殷切，能私下询问勉强走一趟吗？”我推辞不敢说话，后来后悔了。因为父辈交情中的李鸿章、孙文正、嘉定徐相国，都是至亲，没有以实情相告而擅自做主，可以吗？次年拳乱爆发，于是不再出山。

文庄电奏未到之时，文忠曾极力劝他前来，并且预先计划，将到京事宜，先到宫门请安。又为他拜访枢臣，询问请安召见后，如何对待他。都说：“皇上心意可知，或许先赏还原衔翎枝，以等待后续命令。”当时文忠已老，还为此奔走不暇，可见旧谊之深厚。

德藩亨利亲王来游历，并非聘问。西方法度可以以礼相待，也可以不以礼相待。应当如亲王例，与国君互为宾主，车驾仪卫使用帝制。在中国是前所未有，《会典》没有记载。枢垣、译署聚议，很久才决定。派庆邸、礼邸在郊外迎接，用黄缰绿轿载送。觐见时太后坐着，皇上侍立旁边，德藩三鞠躬，不答礼，在乐寿堂设宴款待。宴毕游园，皇上前往相遇，以示答礼，这是旷世大典。外人心中仍不满意。庚子和约签订后，外邦大使，都待以敌体，逐渐沾染西俗了。

刚毅为

译苏抚刚毅，以清廉刚正著称。起初他与荣禄地位相当，专门排挤常熟人翁同龢。政务处在甲午战争之后设立，这三个人都在其中。偶然因为议事意见不合，荣禄愤怒地说：“您上奏皇帝，治我的罪，我也在所不辞。”翁同龢虽然深受皇帝恩宠，但在慈禧太后那里却处于劣势，于是回避不与荣禄争辩，此事才作罢。等到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翁同龢已经离任，荣禄与刚毅势力相当，互不相让，因此产生了嫌隙。一天，刚毅推荐龙殿扬的才能和勇武，皇上问怎么样，刚毅回答说：“就像以前的黄天霸。”皇上知道他没什么学问，满族人本来就不看重文采，所以没有责备他。刚毅退下后，荣禄讥笑说：“您把龙殿扬比作黄天霸，您莫非是自命为施世纶吗？”施世纶在当时确实名声显赫，但如今戏子演戏，却用下等的角色来充数。两人相视一笑，此事便罢了。

译荣禄、刚毅同时在内阁任职。荣禄被简拔为武卫军统帅，宋庆、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各自的部队都隶属于他。刚毅奉命出使两江、两广，清查各项外销款项，全部要求上报户部，供给军费使用。京城因此流传一句话：“荣禄练兵，刚毅筹饷。”这不过是外人揣测的话罢了。两位宰相都正直，权势不相上下，只是借皇帝的宠信命令，让刚毅出京到外地任职。两江事务刚办完，两广的诏旨就下达了；两广事务刚结束，刚毅就上表请求返回，也是知道拖延久了会有变故。

近年，我们县的好县令，以杨霈霖、张琴最为出色。杨霈霖每天巡视乡间，凡是沟渠浅的，督促命令挖深；道路不平的，责令修治。百姓不服从命令，杨霈霖再次经过时，就给予鞭打。捕盗事务严厉，一旦抓获盗贼，就施加刑具审讯查实，彻底追究同党，因此贼盗绝迹，四境安宁。张琴修缮书院，劝导诱导诸生，讲求实用学问。两位都得罪了县里的绅士，绅士们贿赂御史，罗列细枝末节，弹劾他们免职。御史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本是武则天时的制度，流弊竟如此严重。

苏元春，是湘军旧将，所谓依附草木、凭借他人成就事业的人。当时军权掌握在文人之手，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都以科举出身的人亲自统领军队，武功多有可观之处。于是武人崇尚文雅，逐渐形成风气。豫军的张树声、淮军的吴长庆，结交文人墨客，颇受虚誉而能得到溢美之词。湘军的鲍超，英雄末路，李鸿章的函稿中说他想当总督，都是这类情况。苏元春辈分较后，模仿前辈，不遗余力。光绪乙亥年入朝，京城官员、宫中人员、同乡亲戚，都有赠送馈赠。挥金如土，以至于不能自给，时人称他为“叫化孟尝君”。苏元春已奉命在淮徐练兵，不久，与法国交涉失利，言官纠举参劾，于是败落。

光绪己亥年十二月己酉日，诏立多罗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承继穆宗毅皇帝。下诏之日，在文华殿召见朝臣，六部、九卿都参加。诸臣全部进入后，太后先说：“皇帝有旨。”皇帝于是从袖中取出诏书，内阁领班、礼亲王世铎捧着诏书走下。当时只有一两个重要人物知道这件事，其余的人默默无言。出来后，众人涌向礼王府观看，跟随班列的人很多，秩序颇为混乱。徐小云侍郎从礼王府手中取过诏书，朗诵了一遍，听到的人都知道了，于是散去。

古今中外各国，儿子即位为皇帝，而亲生父亲以天伦之爱介入政治之中，从醇贤亲王开始。亲王掌权十余年，所施行的有三大政事：增加旗人俸禄，以巩固根本；兴办园林工程，以希求宠幸；大力操练海军，以强国。李鸿章特地写信给各省督抚，协取土木工程的资金，仍然不足，就全部挪用海军经费来使用。户部迎合旨意，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买军械。七年直到甲午年，日本挑起战端，战舰巨弹仅存三枚，不得已而使用较小的。大东沟战役，情势显露劣势，距离醇亲王去世，已经四年了。后十余年，端亲王之子立为大阿哥，参与朝政，引用拳匪，想一举荡平八国，酿成大祸。又十余年，醇亲王之子立为皇帝，获封摄政王，俨然人主之位，于是倾覆其宗族。光绪、宣统两帝，都以近支入嗣，吸取宋明之失，忌讳尊崇亲生父亲，却假借政柄，其弊端更加严重。

大阿哥立储，次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都代替皇帝行礼。豫锡之都统，当时主讲会辅堂，出试题说：“让他主持祭祀而百神享用。”他的弟子某人，主讲通州书院，同时出试题说：“反复劝谏而不听就改换位置。”都有弦外之音。都统讲学，高阳、东海钦佩信服，甚至两人科举功名远在他之前，书信往来，辄自称“后学”，倾倒如此。本朝理学名儒，都统是最后一人，受其感化，只有北方学者，且在高位居旗籍者为多。所以建储之策，他有力焉。

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鸿章常得特殊恩宠。紫缰、三眼翎，本朝赐给近支八分公，以相当于古代的九锡，人臣所不能有的。然而其后继者，实繁有徒。光绪中叶，内廷行走的各位，全用紫缰。东海、徐相，以宏德殿照料之劳，膺三眼花翎之重赏，几乎成为不甚爱惜之物。德宗三旬庆典，李鸿章得方龙补服，出于《会典》之外。后来政府中人出来，说出原因，才知道军机处开出群臣之名，德宗在下面注简便文字，如花翎则书一“翎”字，双眼、三眼花翎则书“双眼翎”、“三眼翎”，议叙则书一“叙”字，从优议叙，则书“优叙”，团龙补服，则书“龙补”，让军机大臣持出拟旨。李鸿章下为“龙补”二字，拟旨者巧立名目，增饰而为方龙补服，遂为创典。李鸿章谢恩摺曰：“在微臣特拜新恩，在他日

译将要完成旧有的典制。”这是于晦若侍郎的笔迹。

译旧制规定亲王不得执政，成亲王在枢密院任职，本是特例。自太后临朝听政，以懿亲作为辅佐，恭亲王、礼亲王两府，相继担任枢密院领班，这才成为惯例。然而光绪十二年，在训政期间，礼亲王自行请求免去军机处差使，以符合定制。其后两年，德宗亲政，礼亲王又辞出枢密院，请求恢复旧制。虽然皇帝下温旨慰留，但仍未敢擅自更改旧制，只将此事推迟到数年以后。等到庆亲王入值枢密院，直至清朝灭亡，都沿袭此例。

拳匪刚兴起时，稍微懂得事理的人，都计算着日子等待他们灭亡，何况徐桐、许景澄、立山三位侍郎，袁昶、联元两位京官，向来被称为通达事理的人呢！只是本朝自世祖以下，圣主明君相继在位，胜过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当时的臣下，奔走效劳的人才多，辅佐帝王的人才少，沿袭成俗，当面折议、在朝廷上争辩的人，竟然没有。徐桐、许景澄、袁昶三人，是疏远的外臣；立山本姓杨，是汉军旗人；联元是庄王府的包衣，满洲习俗，见皇上自称奴才；岂敢违背旨意，哪有犯颜强谏的事。他们的奏稿是抄录的邸报所未记载的，他们的言辞是朝廷大臣所未听过的，反而让外人感到不平，代为请求抚恤。大概这五人早就知道必败，平时应当有不谨慎的言语，有违背皇上心意、招致祸患的意思。在召对时，不能随众附和，导致违背皇上旨意，事情确实如此，道理也本该这样。如果说他们是直谏而死，这是不了解清朝臣下对上级的制度。

联元是内阁学士，崔佳氏包衣，属于旗人。包衣是清初的奴仆，子子孙孙不能脱离其籍贯，旗主越尊贵他们越贫困，越受其虐待。联元隶属庄王府，从翰林院出任府道，进入总理衙门，本来就不是庄王所喜欢的。庚子之乱，日夜围攻使馆，未能攻克，召见朝廷大臣咨询。联元回答说：“如果犯了天下的大忌，杀害外交官，将来洋兵入城，肆意报复，恐怕鸡犬不留。”太后怒道：“联元，你说什么？我这老妇人怕什么！”庄王奏请将其带回府中惩治，于是将他弃市。

许景澄、袁昶被弃市，是听从端王请求的缘故。原诏附片牵连仁和，因为慈眷素来优厚，留中不发。诏书下达，仁和惊讶地问：“附片在哪里？”长白说：“您不必多问了。”仁和会意而止。事后，枢密院中的人，都说仁和向来机警，而这时忽然茫然，大概是接近懵懂运中，不知其然而然。

立山尚书居住靠近西什库，与天主堂素有往来。拳祸初起，西兵入卫使馆，分四十人驻西什库天主教堂。到市场购买麦子，店主害怕西兵不敢卖。教士请求尚书家，为之解说而给予。尚书长期掌管内务府，提拔任户部，历任优缺，素有富名。在混乱之时，本来就被流俗所羡妒。因此，就说他通敌，上报皇上而诛杀他。

匪势蔓延，起初仅在外府州县，以为尝试，后来王、贝勒引至府内演习，事情遂不可为。京师之中，辇毂重地，无论何处，匪徒指为隐藏洋货，即举火焚毁，无人敢阻。不久，神坛遍布于九门，且有差役，时出逮捕。审讯之法：每擒一人至，焚符上告于天，纸灰上升则释之，否则视为有罪。为之首者自称大师兄，也是天父、天兄的亚等。攻使馆及教堂，未能攻克。使馆环列于东交民巷。教堂在康熙年间奉旨敕建，于光绪初年，由西安门内蚕池口移于西什库。李文忠商之天主教士，请于罗马教皇，多次始允。其事始末案卷，附载于《集》中。至此，匪徒公然出示，改东交民巷为杀洋鸡鸣街，改西什库为杀鬼巷。鄙俗几不可耐。诸王公贝勒信以为实，其才识已可想见。

巷战既开，武卫中军乘势行劫。兵半旗籍，几不知世情。时孙文正公退职闲居，盗入门，闻主人姓名，逡巡不敢遽进，曰：“中堂在衙门耶？抑在家也？”仆对曰：“中堂已罢官。”盗不俟言毕而遽入，尽夺取所有而遁。事过，文正笑语人曰：“京师贼匪犹畏法禁，询知势位去而后敢动。余乞骸骨且年馀，若辈殊不之悉，何其昧于外事之甚也。”

甲午之后，外人皆谓吾国人不宜于武事，故不任战。彼以为人各有能有不能，无足异也。庚子衅起，罗荣光守大沽炮台。敌舰大至，彼众我寡，荣光力战拒之，卒以兵无后继，奋斗以死。同时，聂功亭、马景三两军守津，与联军遇，虽败，颇有杀伤，较诸甲午为优。

湘军末造，刘松山老湘营部下尚有三人，于拳乱著称。曰平江余虎恩。随吴清卿中丞东征，与曾文正之孙广钧同驻军榆关外。虎恩宴客，广钧之营务处，方某与焉

译广钧指责他擅自离开岗位，便将他逮捕。虎恩愤怒地说：“快释放他，否则我就绑你。”广钧害怕而逃跑。等到武卫军组建完成，虎恩统领中军，经历拳乱后被罢免。

名叫长沙方友升。张之洞当时督理湖北，命令他率领军队勤王，驻军在直隶、山西边界。法军攻克保定，他出巡时遇到法军，命令他撤退，他不答应。法军径直向前攻击，方友升大败溃逃。当时岑毓英任山西巡抚，听到战败消息，紧急告急。李鸿章还不知道有战事，发电奏折责备他沾染军营习气，小事报大。不久法军撤退，巡抚发电致谢说：“王爷，中堂，信孚中外，造福于西。”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全权大臣尊贵无比的情形，以及临敌边疆大臣震慑失序的状态。

另一位是新喻张春发。官至广东提督，跟随李秉衡领兵入卫，途中在任丘、茌平之间，攻破两座教堂作为战功。李秉衡的军队到达杨村遇到联军，迎战失败，张春发改任南提督。被魏光弹劾遣戍，不久释放回家。

译瓦德西，德国人，担任八国联军统帅。且不说条顿、罗马、斯拉夫、东亚等种族无法达成一致，单就法军而言，哪有服从德国将领的道理。虽然说是各国公认，不过是姑且这么看罢了。《瓦德西日记》译本记载：“刚接受任命时，自以为莫大的荣幸。到了中国，没有一国的军队听从他的命令，只是不停地自我夸耀。”这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他仍不知悔改，竟让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去劝进李鸿章，李鸿章说：“我今年七十九岁，明年八十就要死了，你看着我的儿子，有像皇帝的吗？”笑着把他打发走了。

瓦德西有一件事被联军称赞，那就是惩办祸首。当时中外人士，都把这当作首要任务。正值两宫西逃，庆亲王、李鸿章在北京，正商议和约，没人肯先动手。等到各国使臣都提出意见，政府袒护之前的错误，不能彻底惩处。西安地处偏远，兵力无法到达。瓦德西购置了成千上万头骆驼，做出向西进发的姿态。议和大臣将此上报给行在，这才得到了批准。

徐荫轩相国继高阳之后，成为守旧党的首领。他平生最讨厌外国人，却住在东交民巷之中，靠近各国使馆，早晚经过，满眼都是洋人。每次出门去集市，就闭上眼睛，说：“山鬼的伎俩有限，老僧不见不闻。”无数西兵入城，扼守要道。开战前几日，巷口稽查很严，徐相的行动，已不自由。等到拳匪纵火，烧了崇文门大街的药铺，喧哗着进入东城根，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御河桥三处，守卫的西兵开枪拒敌，行人不通。徐相前门被堵，于是打开后门逃跑，向西，绕着正阳门逃出。京城人嘲笑他说：“山鬼小施法术，老僧从狗洞逃走了。”后来联军入京，他的儿子徐承煜劝他自杀而死。这老头终身谈论道学，没想到齐家这一节，没能做到。

练拳术能抵御火器，红灯照能在空中飞行，扔刀杀敌，因而有祖师、圣母等种种神怪。名号都来自戏剧，符合愚民心理。端王、澜公以及近支宗室、内廷太监，他们的见识等同于无知百姓，所以气味相投，一见之下大喜。慈禧太后临朝虽然很久，终究是见所未见，三人能说市上有虎，何况证据确凿，难道不能让她相信是真的吗。当时士大夫未尝不为此担忧，只是被权势胁迫，不敢不随声附和。赵展如尚书奉命查办回来，有人问他：“拳民能成事吗？”他说：“不能。”所以惩办祸首时，谕旨说他的奏对尚无失辞，却牵连获罪。当时政府诸公及议和大臣，颇想宽减他的处分；最终被外人牵制，不免于祸。诏赐自尽那天，命令准备毒酒。尚书身体魁梧，他的家人因为平时受慈禧眷顾，希望有恩诏，把毒酒稀释，多次喝不死。传诏大臣，久等无法复命。尚书用皮纸蘸酒，自己蒙面躺下，这才断气。

毓贤被处斩，甘肃总督李廷箫奉诏，先带着金子去给他看。毓贤知道他的意思，说：“我有罪，应当明正典刑，为什么要自缢于沟渎！”廷箫，是老成持重的人，身处覆巢之下，听了这话悲愤，归途中，自吞金而死。毓贤被杀前一晚，在门柱上贴对联，前两句是“臣殉国，妻子殉臣；我杀人，朝廷杀我”之类。第二天早上居民轰传，颇有蠢动之势，毓贤急忙去受戮。甘肃地方偏远，刽子手没有能手，斩了他不死。戈什某说：“怎么能苦了我的主人。”夺刀割断他的脖子，也自刎了。

戊戌年，启秀得以以内务府大臣掌管锁钥，是内廷中第一等优差。荣文忠入相，受慈禧眷顾极隆，仍让他总管内务府。于是让启秀入直枢廷，名位虽高，不免有夺我凤凰池之感。启秀昏庸，误以为掌握了国家大权，参预朝政，提倡拳匪，与徐承煜同时被显戮。虽然说是奉诏，但有外兵监视行刑，也很丑陋了。

祸首之中，荣相本在前列。李文忠向来与他有结拜之谊，又知道荣相受慈禧眷顾极隆，不把他安置在西安，政府凡事不易打动皇上，所以极力维护，不让他列入罪人之例。说他身为将帅，在战役之中，虽明知其非，而无所退避，措词还算得体。项城当时任山东巡抚，在荣相未赴行在之前，极力资助他的行程，又先在他要去的地方铺路，与李文忠相比，可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己亥年夏天，文忠小病，传到山东，有人劝项城发电报问疾。项城说：“不可，他会怀疑我想得到他的位置。”当时项城的资历声望，在疆吏中最浅，却说出这话，抱负正自不凡。后来文忠病重，有人劝他保举继任之人。文忠说：“继任的人有，我不愿保举罢了。”这老头先见之明，至死也不弱。

李文忠功业之盛，天下共仰。同治、光绪年间，国家与外人

译遇到疑难之事，等待他一到场便做出决断，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信义在国内外都令人信服，也是因为他的威望极大，足以震慑众人。在高丽之战中，我军战败，他的声誉也渐渐衰退了。忽然发生拳匪之乱，八国联军进入京城，众人惊慌恐惧，他再次担任全权大臣，入京议和。各国使节的意见已经不一致，其本国又有舆论介入，从瓦德西以下，八国军官都需要干预，因此情形极为复杂，每一个条款，都经过多次商议后才确定。等到全文抄录出来，示意我国，他们说：“只要谕旨批准，现在撤兵，节令正好。如果等到炎热酷暑，便不能行动，必须推迟到九十月以后，每推迟一天，就多耗费百万，秋后需多花费一百余兆”等语。他代为上奏，皇帝下旨批准。建德的周玉山将军当时任直隶布政使，感叹道：“谁是全权大臣呢？不过是画诺大臣罢了。”

译国际公法只适用于势均力敌的国家，对于弱小国家面对强大国家，是不适用的。拳乱期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德国皇帝命令将领出兵，攻入我国都城，要求惩治祸首，胁迫索取超过额度的赔款。还觉得不满足，必须皇帝同母的弟弟醇王，亲自前往德国都城谢罪，这可以说是法外行凶。醇王抵达柏林，德国皇帝强迫他行一跪三叩的礼节，醇王发电报请示朝廷，政府无可奈何，只是勉励他好好体察皇上的心意罢了。西方习俗认为跪拜是违背教义的，接受别人的跪拜也是如此，德国舆论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德国外交部秘密告诫我国驻德公使，极力拒绝允许，仍然行三鞠躬之礼，幸好没有辱没使命。德国对待醇王，何止像回纥对待唐德宗那样。然而唐德宗即位后，对回纥怀恨终身；醇王摄政时，对德国却没有怨恨。古今人的度量相差真是太远了。

庚子赔款中最难忍受的是，美国国务院估算，不过三万一千万元，倡议各国减少数额。我们利用这个说法，与各国公使竭力商议，都不答应。恰逢德国公使穆麟德秘密告诉李鸿章说：“美国出兵少，而且早就撤军，所以允许减少数额。其他国家绝对不能相比，拖延下去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李鸿章害怕，于是上奏说美国借此讨好，并没有实在的把握，请求迅速批准执行。奏折呈入，皇帝批示“可”，四万五千万元的议定数额于是确定。美国国务院既然有这种说法，议会以多收赔款为耻，打算将其返还给中国，却不知道从什么途径。伍廷芳侍郎出使美国，因此将此作为功劳，与美国签订专约，将这些款项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学费。欧洲战争爆发，德国、奥地利、俄国三国失去依靠，赔款都得以免除。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不能单独存在，也自动停止。于是，有的以文化为名，有的说水利，纷纷自行处置。大体上那些国家的人得到这个机会，就设立一个机构，聘请我国几个人作为助手，以显示两国人民的意愿。而我国的国计民生，则被置之度外。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善意举措，于是没有实惠惠及中国，仅仅成为一种史册上过去的事实罢了。

当美国人倡议这个说法时，洋顾问毕格德告诉李鸿章。李鸿章认为有这种说法，不一定有这种事，心里本来就不深信，所以穆麟德一句话，就能打动他。这位老人经历事情多，知道空话无补的习气，中外的人都有这种弊端，不知道各国虚报勒索，在拳乱之后发泄愤恨，虽然有加重的惩罚，而国人并不认为不正当。等到时过境迁，杀人越货的行为，终究有惭愧之心。不仅倡议的人放弃不肯收取，其余各国，一经道破不得不随之改变。南海张荫桓侍郎，曾经认为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愚蠢到极点。李鸿章难道真是愚蠢的人，只是前辈忠厚，不用尖酸刻薄的心待人罢了。哪里想到减少数额这一举动，属于良心，李鸿章不相信欧美人有良心，大概是倔强依旧的缘故吧。

俄国条约屡次商议不成，杨儒每天受到逼迫，甚至查看电报旨意，这不仅在包围中，而且在监视中了。不久，杨儒摔伤，随即中风而死，他的儿子以身殉职，颇有疑案。然而弱国的臣子，别人是刀俎，我们是鱼肉，即使横死也是应当的。

善化瞿鸿禨相国的父亲，与先父文庄公、王文勤、卞制军颂臣，都在咸丰辛亥科乡试中举人。瞿鸿禨少年科举及第，长期掌管文衡，向来被长辈所了解，卞制军曾保荐他的才能。历任浙江、四川的提督、学政，都在先父任内。敬重超过平常，多次秘密保荐，然而外省督抚，对于京朝清贵的官员，无能为力。他参与枢府，是由于王文勤的推荐，前辈对于故人的儿子，重视到如此程度。瞿鸿禨体貌类似穆宗，是高阳李文正公所取士，李文正公也赏识他。瞿鸿禨著《恩遇纪略》，卷首就记载召见时事：太后说：“从前李鸿藻说你好，现在他们也说你好。”原注说：“他们”指荣文忠公，据我所闻，大概是王文勤公。瞿鸿禨被召到行在，命令下达之日，京城人都知道他将要兼任枢密和外交两职。当时八国和约，要求枢臣兼任外部，以免隔阂。当时政府枢臣三人：荣文忠公名列罪魁，幸好获免，自然没有这种希望；王相、鹿尚书都两耳重听，不可贻笑外人。本来知道不是年富力强的，不可以对外，而瞿鸿禨的当选，不待面见圣上而京城人早就预料到了。

瞿鸿禨与长沙张文达公出生在同乡，同案进入县学，同科举中乙榜。他成为进士、进入翰林院，则瞿鸿禨早一科。长期居住在京城作为同县、同乡、同学、同年相好，几乎没有超过他们的。庚子那年，先后被召到行在。距离西安一天的路程，在城外野店相遇，一起投宿。两位公久别重逢，诉说衷曲，欣喜不可言喻，明知回銮之后锐意新政、中兴辅佐，非异人任，抱负尤为不凡。张文达公对瞿鸿禨说：“我们两人的交往从幼年至今，大概是天缘凑合，非人力所能为。现在枢府求才，正虚席以待我们。明日入觐，使我获参机务，当

译推荐你担任两江总督；如果你执掌国政，将如何安置我？”止庵说：“如果我有幸得以辅佐中枢，那么两江总督就是你的职位了。”随后两人都说：“对着灯火立下誓言：如果违背这个盟约，神明将诛杀我们。”两位公卿虽然只是一时戏言，足以看出京城朝廷中清贵显要的官员，仍然不了解枢臣的地位。后来止庵执掌国政，确实没有能力来报答文达。文达不得志，就常常把这事告诉别人，并且说：“如今总督没有希望了，即使巡抚也得不到。”文达随即与项城联姻，正好触犯了止庵的忌讳，交往更加疏远，表面合而内心离，最终抑郁而死。止庵在丧礼上痛哭流涕，大概有难以言说的隐衷。

译定兴鹿文端公不善言辞，调入枢廷时耳已重听，尤其不能有所建议陈述。然而有时一语隽永，造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公去世，消息传到西安行在，两宫震惊哀悼，下诏加以优厚抚恤，准备让他配享太庙。枢臣拿出拟定的懿旨，定兴突然问：“祭祀在何处？”当时议定配享文宗，那么咸丰朝李文忠公刚出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不可明显区分厚薄；配享德宗，那时上年正富。那么懿旨之中，措辞不易。因而搁置。

卷四

庆亲王当权，项城在远处执掌朝政，与政府沆瀣一气，所不能达到的，只有善化瞿相一人。顾雅蘧侍御史慨然以疏通关系为己任，让善化、项城结为异姓兄弟。先以项城的命令，请求善化。善化以生平没有兰谱推辞，而对东海徐相说，请委婉地代为回复。项城听说后说：“善化在河南视学，我弟弟考取为生员，我怎敢这样。”不久，侍御史因小事，退出察院，众人都认为是欺骗。

道光乙未年以后，进士用庶吉士留馆，日渐增多。仕途拥滞，常有二十年才开始开坊的，翰苑中人颇以为苦。而庶吉士三年散馆，以宽大的政策，没有以知县归班的，虽在榜末，也能得知县，分省即用。本朝官制，到光绪末年而稍稍杂乱。居高位者，仍以科甲为多。庶常改官，无论何处，辄生爱士怜贫之感，在猥滥仕途中，尤有鹤立鸡群之象，长官一见，必加青眼。若似乎既成进士，纵有杀人之罪，抑亦可以末减也者。于是务财好利之士，散馆之时，咸以末等为乐趋、为捷径，往往故为小疵，以冀名次落后。既而，谋出是途者日多，供不应求，愈逼愈紧，甚至文理不通，诗句出韵，以及一切犯规违例，污卷曳白之事，无所不为。此亦世风日下之证也。

日俄战后，和约对日本无利，夫人而知之矣。当时俄使维德之强项，殊非吾国之比。维德一闻日本使小村寿太郎有需索之意，立与之绝，且曰：“俟汝兵至彼得堡，再作此请未晚也。汝今乃以战胜国自居耶？”小村寿太郎曰：“然则孰为战胜国？”维德曰：“无之。惟其无战败国，是以无战胜国。”小村竟无如之何。

癸卯日俄之役，项城厉兵秣马，名为中立阴以助日。是时，北洋陆军为三镇，镇统三人，曰段祺瑞、曰段芝贵、曰王士珍。或问将才，曰：“段祺瑞如何？”曰：“状貌善也。平时无多语，气度亦不恶。但脑经单简，辨别事理之功，未必精密。”问段芝贵。曰：“奔走疏附而已。”问王士珍。曰：“为人精细，处事有条理。然不可以为大将，帅一镇以出，其不能驭矣。”

善化于先文庄始终契合，每见亲友，必问起居，且耸恿求教合肥相国，昭雪川案。初以为寒暄而已，及秉政，示意于江督建德周公。具述文庄清风亮节，内外共知，得重臣一言，宜可开复。建德以措辞为难，拟助赈捐二千两，较易著笔。往复通函中，而文庄即世。建德请恤疏云：“功业与刘铭传相等，而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则又过之。”疏上之日，家式甫适在军机处值班，善化命查壮肃旧案，持以上。定兴鹿相见之，曰：“否，否。废员焉可比拟。”式甫对曰：“教案非上意也。”蒙古荣相曰：“曷不查潘鼎新案？”式甫曰：“此失守镇南关处分，非其伦也。”及恩诏下，定兴犹向善化哂曰：“乃君之姻也。”其后，善化谓人曰：“滋轩以南北派别不协，华卿之妻叔需次在川而不得志，迁怒于督臣，致有违言，则难乎为疆吏矣。”

光绪三十二年，立宪法，改官制，设外务、吏、礼、学、法、度支、陆军、农工商、民政、邮传、理藩十一部。汉尚书五人：外务部瞿止庵、吏部鹿传霖、法部戴鸿慈、民政部徐世昌、邮传部张百熙也。三十三年，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时在杨翠喜案之后，庆邸以父子在朝，嫌招忌，姑令载振退移度支部尚书。溥〇继任农工商，以镇国公载泽掌度支，肃亲王善耆掌民政，使宗亲分润，以自谢过。而汉尚书缺，无形中遂去其一，由五人而减为四人。宣统初元，邮传部陈璧以罪免，载洵欲代之而未得，几哄于王前。载涛、溥伦、毓朗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