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只麈谭卷上

译然而用这种弓来弹解木棉则是错误的。书中说“竹做的小弓，长四五寸”，现在的制式长五六尺，用羊肠做弦，弹击时声音如同晴天打雷。朱以真有一首《弓绷歌》可以证明，现在的棉弓胜过旧时的了。邱文庄认为棉花是元代才传入中国，大概是没有考证史照的说法。唐代李商隐的诗写道：“木棉花开鹧鸪飞。”又有王叡的诗写道：“纸钱飞出木棉花。”南方的木棉树粗大得需要人合抱，花朵极厚，红色像山茶花，但花蕊是黄色的。这种花不是江南地区种植培育的。张勃的《吴录》记载：“交趾安定县有木棉树，果实像酒杯，口部有棉，也可以用来织布。”查考这也就是班枝花，云南阿迷州有这种树，岭南地区尤其多。汪广洋有《班枝花曲》。

译谢公墩

冶城的北面有谢公墩。谢灵运赋文中写道：“眺望冶城向北延伸，心怀悠远”，以此追念先贤。李白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公墩诗》，序言中说：“这土墩就是晋朝太傅谢安与右军将军王羲之一同登临的地方，他们超然物外，有着高出世俗的志向。当时谢安在此营建园林，所以作了这首诗。诗中有句：‘在冶城寻访古迹，还有谢公墩留存。平视四周地势险要，高耸的标志隔绝了人间的喧闹。想象东山谢安的仪态，缅怀右军王羲之的言论。白鹭映照在青洲之上，青龙显现于朝墩之前。地面上的云气景物依然存在，高台倾颓后禾黍繁茂。我来到这里酌饮清波，在此处建立名园。’”城东半山寺后面另外还有一处谢公墩。查考《庆元志》记载：“城东半山寺旧名叫康乐坊，因为谢安被封为康乐公，到了孙子谢灵运时还袭承这个封号。现在从坊名和谢公墩的名称来看，恐怕是谢安及其子孙居住的地方。”我之前正疑惑王安石所说的‘我屋公墩’与冶城北的谢公墩相距甚远，如今根据这本志书，才知道金陵本来就有两处谢公墩。位于冶城北面、永庆寺南面的，是谢安居住的地方；至于王安石半山寺所说的谢公墩，是谢安居住的地方，在旧内东长安门外铜井庵旁边，也就是所谓的‘半山里’。王安石或许误以为那是太傅谢安居住的地方。

押字

古人使用花押是为了代替签名，所以用名字来画押。凡是官府公文往来，民间私人书信，都是前面书写姓名，后面只画押字。宋朝末年的士大夫才开始在文章中不用花押代替签名，所以范成大曾向省职官员解释其中的缘故。唐朝韦陟署名，自称像五朵云，当时号称郇公五云体。《桯史》中记载晋代盆杆上有押字，那么押字就不是起源于唐代，晋代就已经有了。《石林燕语》说王安石押“石”字画圈，常常画不圆。《容斋五笔》记载熙宁年间柳应辰常常画押字长达一丈，刻在浯溪等地方，让人无法识别是什么字，以怪异来博取名声，实际上那是“应辰”两个字。又王柏有古贵人押字碑跋，他说司马光画押署名，而小花押则不失画押的本源。自从唐末五代以来，各种画押无不飘动倾斜，也可以由此看出当时的人物世变。根据这些，画押必定是以名字为基础，而变化的机巧则出自个人。大体上是将真书改为草书，取其书写方便，像柳应辰的怪异、王安石的歪斜就太奇怪了。本朝画押的制度，虽然不一定用名字，但上下多用一横画，大概是取地平天成的意思。凡是脱去布衣入仕做官的人，都要在吏部画字三天，用来验证日后公文往来的真伪。所以京城里有卖花押字的人，随人意愿，必定有婉转藏顿的笔法。如果知道根本，就应当用名字，才不违背古义。大概我听说郎子的辨证，有这样的话。

澄心堂纸

南唐后主李煜留心笔墨纸砚，所用的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砚这三样东西是天下最好的。查考澄心堂是徐知诰担任升州节度使时的府署，那里的纸极其贵重。宋朝初年还有存留的，欧阳修曾拿两轴赠送给梅尧臣，梅尧臣写诗答谢说：“江南李氏拥有国家的时候，百金也不允许买一枚。当时国家破败还有什么，国库空虚长满莓苔，只存有图书和这纸，丢弃在大屋墙角堆积，幅面狭窄不能用来写诏命，姑且备作粗用供给銮台。”相传《淳化阁帖》都是在这纸上拓印的，欧阳修写《五代史》也用这种纸打草稿。

稊稗

孟子说：“五谷不成熟，不如稊稗。”《说文解字》说：“稊就是稗。”《庄子》说：“稊米在太仓之中。”郭璞说：“稊像稗，铺地生长，是秽草。”《庄子》又说：“道在稊稗之中。”《吕氏春秋》说：“饭中最好的，是阳山的穄。”高诱注说：“关西叫它糜，冀州叫它穄，都是同一种东西。”《广雅》解释说：“像黍，黑色的有一种，黄白色的有一种，紫黑色的是芑，有毛，北方人叫它乌禾，人们不是很珍视，农家种植它，以备其他谷物不成熟时食用。”综合几种解释来看，把稷当作穄，珍贵而作为五谷之长，尊贵而配享太社之神。转而解释诂训以为乌禾、黑稗是《孟子》《庄子》所轻视的，农人不很珍视的，也是由于形色相似而搞错了。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往往因为外貌而失误，何况是物品呢？

（朱青川说：现在的人看到人家子弟虽然聪明，外表似乎能干，实际所作所为不对，名叫败子。却不知道这是稗草的稗，大概是像禾苗却不是禾苗。《宝积经》说僧人没有行持的，说：譬如麦田中生长稗子，其形状无法分别，是这样的。我把这个质问元峯，元峯也认为是这样，让我采集保存下来。）

新人传代

乡间风俗在新娘进门刚出彩轿时，先请几个有儿子的人，用两个蓝布袋，铺在轿外交换，引导到洞房，叫做传代。查考《芥隐笔记》《辍耕录》都说：现在新娘到了门口，就传递席子进入，不让她踩地。唐人已经这样，白居易《春深娶妇》诗说：“青衣捧着毡褥，锦绣一条斜，按照如传席。”像毡褥都不让新娘脚踩平地。然而按照其意义，固然不如传袋那样俚俗而雅致、俗气而古朴了。

吵新房

杨升庵说：《抱朴子·疾谬篇》说：“世俗有戏弄妇女的

译在众人聚集、亲属面前，用粗鄙的言语质问，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应答，这种卑劣轻慢的行为，简直不堪入耳。有时还用荆条抽打，有时将人倒悬捆绑。那些酗酒无度的客人，不知节制，甚至导致流血受伤、肢体折断，实在令人慨叹。古人因感伤离别而不熄灭烛火，因悲痛代替亲人守孝而不奏乐，礼法规定娶妻者应感到羞耻而不举行庆贺。如今既然不能践行古制，那么对于德行被乡里敬重、言语被士人信赖的人，理应严肃地纠正并呵斥这种风气，为何要随波逐流？这种败坏的风俗，世间还很多。娶媳妇的人家，新郎躲藏起来，众男子竞相戏弄调笑新娘，称为“谑亲”。有的撩起裙摆用针扎她的皮肤，有的脱下鞋子描摹她的脚形。把刚拜见公婆的新妇，等同于倚门卖笑的娼妓，这确实是所谓的败俗。然而根据《抱朴子》考证，晋代就已经如此了。历经千余年而不能改变，真是奇怪！我们徽州、宁国一带的乡俗，娶媳妇的人家，亲朋宴集，大多在早晨，名叫“暖房”，也叫“吵新”。但有的在大厅前宴饮，有的在房内下棋唱歌，不过是取悦新娘进门，竞相制造热闹的气氛。新郎陪坐，新娘的一切都由嫂子代为应答，很少有直接回答或出声的。虽然没有像《抱朴子》所痛恨的那样恶劣，也不至于像杨慎所讥讽的那样不堪。但坚守正道的士人目睹此景内心反对，仍嫌其言语不合伦理，行为不雅驯，尚且想着极力挽回颓风，迅速加以变革，却苦于势单力薄难以对抗众人。记下这些，以显示近今的风俗习惯，也有不无淳朴如古昔的地方。

译梅雨

《碎金集》说：芒种节气后遇到壬日进入梅雨季，夏至节气后遇到庚日结束梅雨季。《神枢经》说：芒种节气后遇到丙日进入梅雨季，小暑节气后遇到未日结束梅雨季。人们不知该听从哪一种说法，我推测写书的人各自根据地方与时节相配合的情况而这样说罢了。看杜甫的诗说：“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大概唐人把成都称为南京，那么蜀地的梅雨在四月了。柳宗元的诗说：“梅实迎时雨，苍茫觉晚春。”这是柳宗元在岭南所作，那么又知道南粤的梅雨在三月了。苏轼在吴中的诗说：“三旬过久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越风。”又《埤雅》说：“长江、湘江、两浙地区在四五月间有梅雨，使人的衣服发霉变色。”我也曾戏作诗说：“千里殊风百里俗，也知天地不相同。江南五月黄梅黪，人在鱼盐水卤中。”由此知道天地时节自然有这样不同的情况。如果以现在江南的风气，参考老辈人的传闻，那么宁国一带以《神枢经》所说的“芒种后逢丙进入，小暑后逢未结束”为准，姑苏一带又以《碎金集》所说的“芒种逢壬进入梅雨，夏至后逢庚结束梅雨”为准。即使在同一省，时节习俗也不同，也都各自从便罢了。记得过去鲁有诗信，又唐兄说：“黪黯兼旬梅雨候，衣衫不奈麦秋时。”

夏书孥戮

《史记·本纪》写作“予则帑僇汝”，查考《诗经》“乐尔妻帑”，《朱浮传》赞“鲂用妻帑”。注释说：“帑，俘虏也。这是孥与帑相通。”《王莽传》“禁止私藏奴婢”，引用《夏书》“予则奴戮女”，颜师古注释说：“杀戮他们使他们成为奴隶。”《汉文帝纪》“废除收捕家属连坐的律令”，颜师古注释说：“帑读音与奴相同。”《周礼》“司厉管理奴隶，男子编入罪隶，女子编入舂藁。”郑司农说：“现在的奴婢，是古代的罪人。”引用《尚书》也写作“予则奴戮女”，与《王莽传》相同。又引用《论语》“箕子成为奴隶”，来证明这个意义，可见古本作“奴戮”无疑。奴、孥、帑虽然都相通，从意义来论，应当以作“奴”的为最佳。为什么这样说呢？启《汤誓》师都提到“孥戮”，解说的人认为“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杀戮”，都是由误会“孥”字造成的。《孟子》称文王治理岐地，“罪人不连累家属”，秦朝制造族诛之刑，到了汉朝就废除了。汉文帝诏书说：“现在犯法的人已经判决，却让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连坐，我很不赞同。”三代盛世君王，见识必定不在汉文帝之下，那么“孥戮”必定不是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杀戮，这就很明白了。解说的人认为军法崇尚严厉，不能与平常的刑罚相比，不知道军正的法度，罪责只限于斩首，如果不是叛逆，哪里会族诛？晋国杀颠颉、舟之侨，楚国杀得臣、公子侧，没听说杀戮波及妻儿。令狐之战，先蔑逃奔秦国，晋国人尚且送他的妻儿回去，何况三代盛世，必定不会用军法来施行族诛的残酷，这也很明白了。然而“孥戮”的说法，自古就有。《春秋左传》“士会说：臣死，妻子被杀戮”，《吴语》“越王巡视军队说：身斩首，妻子被卖”，《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括母亲说：我难道不连坐吗”，《秋官司厉》“其奴男子编入罪隶，女子编入舂藁”，大概是为了牵累他们的心，使他们重视犯死罪，然而只说到“妻子被卖”、“连坐”、“罪隶舂藁”而已，并非一定要一起杀戮才叫戮。《司厉》注释《王莽传》都写作“奴戮”，大概诛杀其身，而使其妻子成为奴隶，可以称之为“奴戮”，也可以称之为“孥戮”，正是《周官》所说的“罪隶舂藁”，《越王》所说的“妻子被卖”，这已经算是非常刑了，所以说“予则奴戮女”，是加重语气。“奴”这一个字，实在对圣经有功，对百姓性命有造益，不能因为出于王莽就忽视它，何况又有《周礼》注释的明文呢？现在应当遵从它。解说的人又说上面既然说“戮于社”，不应该一个“戮”字有两种意义，这又不对。赏赐有厚薄，杀戮也有轻重，如传中所说“鞭打七人，穿耳三人”的。都可以称之为戮于社，难道一定要杀人后才叫戮吗？锺繇质问毛玠说：“古代圣帝明王，罪及妻子。”《尚书》说：“予则孥戮汝。”司寇的职责，男子编入罪隶，女子编入舂藁。汉律：“罪人妻子没收为奴婢。”又说：“一来宽免良民的生命，二来宽宥连坐的罪责。”那锺繇想要恢复肉刑的人，尚且不把戮当作杀戮，可见古代的解说没有不同的意义。解说经典一个字错误，将招致无穷的祸患，不可以不辨明。大概我已故的朋友戴敬咸博士，曾经辑录《尚书协异》一书，也极力主张这个说法。

三国正统

三国鼎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本于陈寿；朱熹《纲目》以蜀为正统，本于习凿齿。然而考察天文，火星守心宿，魏文帝去世，而吴、蜀没有变故，这是黄权对魏明帝说的话。如果可以把魏作为正统了吗？月亮侵犯心宿大星，王者厌恶这种情况，

译汉昭烈帝去世，而魏、吴两国并无其他变故，孙权将用什么言辞来应对呢？又据何屺瞻说：《宋书·天文志》记载：“查考三国史书，并没有‘荧惑守心’的记载；黄初六年正月十六日壬戌，火星进入太微垣，到二十七日癸酉才离开，怀疑是火星进入太微垣罢了。”通晓天文的人，不妨再详细考证一下。

译《周礼》记载了九种拜礼。

根据《周礼》辨析九种拜礼的仪节：一是稽首，二是顿首，三是空首，四是振动，五是吉拜，六是凶拜，七是奇拜，八是褒拜，九是肃拜。注解说：稽首，是头触地；顿首，是头叩地；空首，是头触手；振动，是两手相击；奇拜，是一拜；褒拜，是再拜；肃拜，只是俯身下手，就是现在的作揖。由此可见，古人的拜礼，并非只有头触地才算拜，凡是头俯、膝屈、手动的动作都称为拜。比如大禹听到善言就拜，像作揖这类动作也是，哪里是说那种谦卑过头的样子呢？现在有人把顿首用于对卑下的人，不知道头叩地的礼节，难道是卑下之人所能安受的吗？现在元峯老了，又患有半身不遂的病，对于所谓稽首、顿首的礼仪，都不能凭借体力来完成，而在九拜中的空首拜，也就是头触手的礼节，还勉强能够做得出来，只是用于朋友之间，站着说话时行拜礼，人们很少能理解这一点，所以详细地记载在谈话中。唐代武则天尊崇妇人，开始改变现在的拜礼而不屈膝，可见古人拜礼，男女都是跪着的。古词中“长跪问故”，引用这个可以证明女子也是跪拜的。不仅如此，《吴越春秋》说：“女子知道伍子胥不是普通人，长跪着把饭食给他。”这正是妇人长跪的事例。

长洲吕种玉《言鲭》说：“时宪书上的白、黑、绿、黄、赤、紫、碧，这是洛书的数字。洛书的数字，脚踏一头顶九，一为白，九为紫；左边三右边七，三为绿，七为赤；二、四是肩，二为黑，四为碧；六、八是足，都是白。所以阴阳家认为一、六、八为白，三为绿，四为碧，五为黄，七为赤，九为紫。上面有紫、黑、赤，下面则出现三个白了。”

孟子所说的“置邮传命”，古注说“置是驿站，邮是传车”。有人问驿站和传车有什么区别呢？回答说：考查《说文解字》，“驲，传车；驿，驿站”。置缓而邮速，驿迟而驲疾。置有安置的意思，就像现在的制度说“日行一程”；邮有过而不留的意思，就像现在的制度说“倍道兼行”。《左传》中楚子乘驲在临品之上会师，又祁奚乘驲去见范宣子，又子木派驲去王那里通报，又说“我将派驲奔去晋国询问”。以上《左传》中“驲”字出现的四条，都说是快速奔驰的意思。后世不明白“驲”字的含义，而官吏文书俗书又把驲作为驿的省文，即使《春秋大全》也认为驲是俗书，把《左传》中的四个驲字全部改为驿，作者的精妙用意就埋没了。汉代制度，四匹高足马为置传，都是君主和大夫所乘，他们行进安适舒缓，所以不得不慢；一匹马、两匹马为轺传，用于军书使命，所以不得不快。汉文帝从代地来乘坐六传车，也是取其快速。驿与驲在文义上区别很小，然而混淆不分，那么解释经典就都错误了。许白云说：“马递叫置，步递叫邮。”大概是想象妄说，起初没有根据。不想在注中“邮”解释为驲，如果是步递的字，为什么从马旁呢？

上元县学尊经阁下面有三段石头，黝黑而黑，高耸而盘曲。说是孙吴时期星化成者[碑顶有两个角缺处，好像断纽一样]上面刻有皇象书写的《天发神谶》碑文。曾经考查金石文字记载说：石头四面，背面宽阔书写，各八行；两旁狭窄书写，四行。其文字写满三面，而空出一面[元佑跋镌碑左旁空一处，崇宁跋镌碑面上空处，嘉靖跋镌碑背上空处]言辞虽然不可读，可以识别的有一百八十余字。现在宫詹钱辛楣，名大昕者，掌管钟山教学，就石刻翻译，得到一百九十余字。我在上元执教时，反复考核，认为此碑自孙吴当日假拟神谶，借托天言，本属谬妄。历年久远，残缺遂多。其文字既零落，其字迹未模糊，所以不传文而传书。大概因为其文本不足以流传，而皇象的书法则足以超前而超越后世。所以说，此碑以皇象书法而流传。金陵古迹，当推此为第一，也只有此为最古了。然而我曾经有事去栖霞山下，在古庙中休息脚力，见供佛前有一个香炉，形状像古鼎，而又与鼎不同。上面镌刻篆文，有数百字，都不可识别。铜似铁色，纯黑而细腻发光。我摩挲很久，不忍释手。庙内只有一个老僧，弯腰驼背重听，问至再三，则说历代祖传下多代，记得说是周鼎，是得于造庵掘土而出者。省吾四弟看其底镌有“周鼒”二字，我惊为三代法物，更古于三段石碑，叮嘱珍重而别。乃以一病蹩躠，遂去金陵。而所谓三段石者，虽有诗有记，以永其传，亦莫之能广。至所谓“周鼒”者，竟掷于道旁，一瞬迄今，梦寐徒劳，想象已不可复识。天下物所遇有幸有不幸，大概若此矣，可胜嘅哉！

《墨庄漫录》考：妇人弓足起于李后主。按《乐府》双行缠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如可怜”

译可知六朝时已有缠足之事。张岱（字禺山）说：“临淄的女子弹琴时缠绕着鞋子。”又说：“摇动长长的衣袖，捻弄着鞋子。”意思是秦汉以前就已经如此。再考证《襄阳耆旧传》记载：“盗贼发掘楚王墓，得到宫女穿的玉鞋。”张衡（字平子）赋中写道：“金华做的鞋子，脚趾一动便留下光彩。”又说：“鞋子踏着华美的英华。”又说：“穿着罗袜轻盈舒缓地行走。”曹植（字子建）赋中写道：“罗袜生尘。”《焦仲卿妻》诗中写道：“脚踩花纹鞋。”梁武帝《莫愁歌》中写道：“脚下穿着五色花纹的丝鞋。”卞兰《美人赋》中写道：“金蕖鞋承托着华美的脚趾。”陶潜赋中写道：“愿在脚下成为鞋子，附着洁白的双脚周旋行走。”崔豹《古今注》记载：“晋代鞋子有凤头、重台、分梢等形制。”唐诗写道：“便脱下高鞋走出翠帷。”又《丽情集》记载章仇兼琼镇守成都时有“真珠之惑”，有人作诗讽刺说：“神女刚从碧玉台阶离开，彤云还拥抱着牡丹鞋。”应当知道曹植怜惜罗袜，顾盼间撩起衣襟拾起掉落的钗。李商隐（字义山）诗写道：“浣花笺纸呈桃花色，好好题诗咏叹玉钩。”陶宗仪（号南村）说唐人题咏题辞大致没有涉及此事，大概是也没有广泛考证罢了。唐杜牧诗写道：“钿尺裁量减去四分，碧琉璃般光滑包裹着春云。”五陵年少欺负她喝醉，笑着把画裙在花前脱下。段成式诗写道：“醉酒的衣袖几次浸染鱼子缬，飘动的影子长久地碰击凤凰钗。”知道你想写闲情赋，应当愿意将身子脱下锦鞋。《花间集》词写道：“慢慢移动弓底的绣罗鞋。”那么这种装饰不始于五代，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说起于妲己，也是不对的。

译朱青川说：我阅读《随园诗话》，其中记载杭州赵钧台买妾，苏州有个姓李的女子，容貌美丽但脚没有缠裹。赵钧台说：“像这样的风姿，可惜脚大。”（“土重”是杭州谚语，指脚大。）媒婆说：“李女会写诗，可以当面测试。”赵钧台想戏弄她，就用“弓鞋”作为题目。李女当即写下诗句：“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赵钧台听后惊恐地退下。按：这首诗极大地为缠足洗刷了冤屈，足以推翻所有关于缠足美好的说法。况且出自才女之口，正不妨冒犯西施般的佳人。

《南齐书》中说：五月不可任职，触犯者不能善终其职位，可见这种忌讳沿袭已久。大抵人们都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然而看西汉张敞担任山阳太守时，上奏说：“臣在地节三年五月开始任职”，可知西汉的风俗并不忌讳五月。又看东汉朔方太守碑文说：“延嘉四年九月乙酉日，诏书调任，命令五年正月到任”，可知拘忌的说法不过是兴起于两汉之后罢了。然而又看独孤及文集中有为舒州到任的表文说：“九月到州完毕”，可知唐代也有不忌讳九月的人。于是考证各州唐人的题名，发现不避讳正月、五月、九月的也很多，可知拘忌的说法乃是后世穿凿附会之词，实在毫无意义。曾查《发微历》记载：“窦萍《唐书音训》注高祖纪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引用《释氏智论》：“天帝释用大宝镜照耀四大部洲，每月移动一次，考察人的善恶，正月、五月、九月照耀南瞻部洲，所以在这三个月考察恶行、修善，禁止刑罚和屠宰。士大夫在这三个月不上任，是因为有禁止屠宰的命令。”后人于是沿袭为凶月而忌讳，更是街谈巷议，不值一提。近来读郎仁宝说：“正月建寅，五月建午，九月建戌，这三个建月都属于火。‘臣’音同‘商’，商属金，这恐怕是火受金克制，所以忌讳。”这也是寻求说法而不得，所以编造说法来贯通，尚且喜欢他的说法接近事理。因此采录在篇中。

宋代题名小字录在泾县境内有两个：一个是绍兴某年状元王佐榜的录文，内有朱熹（考亭夫子）的名字在五甲；一个是宝佑四年状元文天祥榜的录文，内有泾县人包云龙的名字。包云龙的祖父包伯驺，是国子监进士。现在包氏子孙藏在家中，传为世代珍宝。那个绍兴某年的录文被翟及三所得。包氏还藏有宋代国子监单后书，吏部尚书韩侂胄的名字，国子监学生包应雷也。

卷下

乾隆庚戌年万寿恩科进士一百零二名，江南三十名，安徽考中十名，会元朱文翰，是徽州歙县人。大儿子先声考中第三十九名。在此之前，榜文未公布时，同僚聚集在翟公树编修的寓所，公树出一个“道”字，问安徽进士能考中几名。先声大声说：“一定考中十名，而且得到会元，而我自己也应该考中。”同僚询问原因，他说：“‘道’字已有‘进’字，‘筐’子中的首字不是会元吗？首字上的两点是‘八’字，中间一字下的‘自’字是自身，合起来不就是十名吗？”第二天榜文发布，竟然如他所说。

前明卿先辈王德孚，在武昌任太守时，曾住在官府，梦见冤魂来诉冤。第二天到郊外出行，有一条大蛇挡在路上，德孚停下轿子，对蛇说：“你不是夜里来诉冤的人吗？”果然如此，于是慢慢行走，命令左右跟随它。于是蛇蜿蜒走到山寺后面，低头进入池中，不再出现。德孚立即命令排干池水，得到枯骨，于是包围山寺抓获所有僧人审讯，得知有几个被剃度为尼的妇女，才知道枯骨就是这些尼姑的丈夫，她们旅宿时夜间谋杀了他，把尸体扔进池中，然后又剃度了这些妇女。德孚于是杀尽寺僧，埋葬枯骨，释放尼姑归还她们。当宪宗在位时，妖僧继晓擅长邪术，得到宠幸，被尊为法王，恩宠异常。他回乡祭扫，所到之处屠杀，玩弄，两台官员不敢仰视。德孚愤怒地拍案说：“不杀此奴，不是丈夫。”妻子流泪劝谏，不听。然而继晓擅长法术变化，不是力士能擒获的。德孚用蜜酒引诱他，在座间酣畅饮酒，屏风后忽然跳出健壮男子，一击斩断继晓左臂。逮捕下狱后，奏疏已飞驰数百里。奏疏呈上正值孝宗登基，批准了他的奏疏，立即命令锦衣卫押送法司会审，伏法被杀，天下人感到痛快。

张白云先生名怡，节义文章，天下推崇仰慕。前明崇祯年间，闯贼攻陷燕京，逼迫张怡投降，张怡不屈服。闯贼于是问他：“听说你擅长文章？”张怡说：“武人不解文章。”又问：“听说你擅长弓马？”张怡说：“南人不习弓马。”于是用高官利禄引诱他，张怡大骂。闯贼把他关在夹墙中，他趁机逃回后，又遁迹于金陵摄山的白雪峰，脚不下山将近五十年。当权者敬重他的节操，每次造访他的草庐，他不是闭门谢客，就是翻墙逃走。只是每日从事著述，以此终老。所著书目都记载在《通志》中，他的《三礼合纂》一书，在乾隆二年开设《三礼》馆时，礼馆总裁购取了张怡的《三礼》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