涧泉日记卷上

译传，名侔，字少述，侍奉母亲极尽孝道，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均未考中。母亲去世后，他发誓终身不再谋求做官。刘敞担任扬州知州时，推荐他担任扬州教授，他推辞了。治平年间，沈遘、王陶、韩维接连推荐他，朝廷任命他为忠武军推官、常州判官，他都没有就任。这与此处记载的除授官职稍有不同。他死后朝廷追赐的荣誉，史书也没有记载。哲宗说：“仁宗朝将政务委托给执政大臣，而台谏官员实际上参与议论，这可以作为法则。然而不可任用不适当的人。”

译崇宁年间，程振伯玉上奏建立孟子祠，让公孙丑、万章作为从祀【案：《宋史·礼志》记载，崇宁年间封孟轲为邹国公，议论者请求让颜子一同配享，又政和五年在邹县孟子庙，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与此处记载略有不同，附记于此】

大观四年四月丁酉日，命令礼部尚书郑久中、翰林学士承旨邓洵仁、翰林学士张阁、修撰哲宗正史，吏部侍郎范致虚、礼部侍郎霍端友、殿中监姚祐一同修撰，限定一年内完成。到政和二年四月壬子日，下诏哲宗帝纪进呈完毕，修史官蔡薿、郑久中、姚祐、张邦昌、宇文粹中各晋升两级官职，邓洵仁、张阁、霍端友晋升一级官职，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进呈的缘故【案：《文献通考》记载蔡京撰写的《哲宗前录》一百卷、《后录》九十四卷，言语多厚诬。绍兴四年，命令宰臣重修为一百五十卷。蔡京修实录不知在何年。只是蔡京在大观四年出居杭州，与此处所说郑久中等修哲宗正史，自然不是同一时间的事。郑久中、邓洵仁史书中都没有传记，张阁等人传记中也不言其修史事。只有范致虚传中有预修国史的话，但不详所修为何帝之史，以及修于何时。陈均《编年备要》则记载大观四年十一月，张商英请求编撰熙宁、元丰年间的事，号《皇宋正典》，第二年局旋即废。与此处记载当年四月修哲宗正史、政和二年四月哲宗帝纪进呈事，都互相不同。可惜史书遗漏其文，无从考证订正。然而李淲对于大观、政和年间的事，乃是亲眼所见，所记应当自然不假，固可以补正史之阙漏云】

徽宗对左正言詹丕逺说：“近来听说内外有‘三不可’的说法，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我得知后惊惧不安，好几晚睡不着。”丕逺于是问：“刘逵为什么不可用？”皇上说：“像粉碎党人石刻，宽恕上书言事的人，禁止系籍人，都是刘逵首先陈述，极力为我论说时政的缺失，有什么不可用的？”丕逺对此必定有陷害刘逵的人。皇上说：“现在的国策应当如何？”丕逺说：“国策陛下应当与蔡京商议，法度应当随时增减，刘逵用不用在陛下。如果蔡京不可不去。”皇上沉默不语【案：《编年备要》记载崇宁五年，丕逺因星变上书请求谨守天戒，召对时，丕逺极力陈述时弊，最后才提到三不可等等，所载比此处较详细。丕逺最终因此获罪，出任兴化军知军。《宋史》不载其事，以此与《编年备要》互证，可补《宋史》之阙】

宣和元年四月庚子日，臣僚上言：恩泽的施行，近年渐渐泛滥，有入仕十二年转任十次官职的人。现在两选朝奉大夫、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奉直大夫至光禄大夫二百九十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又说：酬赏转官不得回授，白身人自有约束，现在又渐渐通行。选人在部的有一万六千五百十二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吏员猥杂冗多，注拟不能实行。

靖康元年三月辛巳日，召南剑州进士邓肃、通州进士任申先、常州布衣邹柄赴阙，并补授承务郎。

靖康元年四月乙巳日，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上言：布衣江端友隐居京城东郊，素来有高洁品行，当围城时，上书论事，终不肯一到公卿之门，伏望特加官职，使他以此风气四方。授予他承务郎，赐同进士出身。

高宗对辅臣说：“我曾与台谏议论大臣的进退，有的臣僚因罪去职，只涉及他本人就够了。所荐引的人应当观察其人如何？如果不问贤能与否，一切斥逐，这是使人结为朋党，不是公正之道。”

高宗说：“监司郡守固然应当久任，然而其中有老病之人，让他们在职，也有利害。大概移易差遣，不过有迎送之扰；而职事废弛，则贻患一州一路。利害孰为重轻？今后如有此等，可给宫观，仍算作自陈【案：《编年备要》记载，崇宁元年行久任法，台省寺监外监司郡守并三年成任，宣和二年又内外官并以三年为任，以治绩闻者再任，永为式，故高宗欲变通其法】高宗说：“有帝王之学，有士大夫之学。我在宫中，无一日废学，然而只推究前古治道，有适宜于今的要施行罢了，不必指擿章句以为文也。士大夫之学则异于此，须用论辨古今以为文，最不可志于利学而志于利，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国者也。”

高宗说：“我读《晋书》，喜爱王羲之传，凡诵五十余过。大概其与殷浩书及防稽王牋，所谓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其论用兵，诚有理也。”

所司进呈诸路置放生池，高宗说：“此事固然好，但恐有妨细民渔采，所害亦大，止令原有处复旧可也。”

译于是想到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论述唐代设置放生池的一段话很有道理，如今圣人的言语如此，却既不过分也无不足，极为符合中道。

译绍兴戊辰年，太常少卿方庭硕出使金国，祭扫宋室陵寝。在此之前，各座陵墓都遭到发掘，哲宗的陵墓甚至暴露出尸骨。方庭硕脱下衣服包裹尸骨，只有昭陵保持原状。方庭硕回国后，向皇帝奏报此事，泪水沾湿衣襟，悲伤之情感动了左右侍从。当时的宰相大怒【注：《宋史》中方庭硕无传，考证绍兴戊辰年，秦桧正掌权，极力主张和议，稍有异己者即遭贬逐，此处所称的时相应当就是指秦桧】，弹劾方庭硕出使失职，请求将其流放斥退。皇帝下旨将他贬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方庭硕到任不到一个月，便死于瘴气。从此以后，出使金国的人不敢再谈论陵寝之事。隆兴改元那年冬天，胡铨被召见，赐对时，首先提到了方庭硕的事。皇帝深受感悟，振奋地产生了恢复中原的意愿，急忙商议派遣使者去质问发掘陵寝的原因。但当时的宰相正主张和议，于是作罢。乾道庚寅年夏五月，胡铨以泉州知州的身份奏事，皇帝感慨地说：“朕报仇雪耻的志向已决。”胡铨上奏说：“陛下此举已经晚了。”皇帝沉默不语。到了这时，〇丞相选拔一位有学识、通晓国家体制的人持节前往，以表达申请陵寝的意愿。因此，范成大以起居郎兼侍读、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使。

祖宗时代，婺州进贡罗一万匹。靖康年间，增至五万八千九十六匹。后来担任婺州知州的苏迟请求减少数量，叶少蕴任左丞，于是上奏陈述此事。高宗失声叹息说：“太苦了，我的百姓怎么承受得起！”只命令保留二万匹，其余全部免除。议论于是确定。随后又说：“这类好事，每天做一件，一年也须有三百六十件。”

主上即位，颁布赦令，减少绍兴和买，接着派遣王宁、许介前往，李信甫弹劾他们不够宽厚，两人都被任命为添差通判，纷争了一年多，议论仍未确定。至元年冬天，虽然未定议论，但看圣旨，命令绍兴府将第五等下户拖欠淳熙十六年分的和买绢二万五千余匹，一并特别免除，命令本府多贴榜文晓示，只是不知是谁为民请命。恩泽如此深厚，百姓生命自然得以延续，类推而行，便成为仁政。濲听闻后欣然高兴【注：此条前称元年冬，后载免除淳熙十六年和买，则所称主上乃是光宗，但史书未记载此事】

五代割据时期，多在旧赋税之外向百姓重复征收。建国之初，全部免除正税，税额一定，其中有不均之处，随事调整。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匹，歙州输官的绢只重数两。太原输赋全部免除，于是以减价籴米来弥补。后人往往怀疑福、歙州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大概是不了解当时均平赋税的本意【注：《宋史·食货志》淳熙十一年，臣僚言两浙江东西四路和买不均之弊，送户部给舍等官议。郑丙丘呈议亩头均科之法，至公至平，〇施行即此所云均赋之法，可以与史文互证】

王黄州上疏说：“太祖时代，每年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五十人。先帝在位将逾二纪，登第也仅万人【注：《宋史》王禹偁传：‘真宗即位，求直言，禹偁疏陈五事，三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云云。’《涑水纪闻》亦载此疏，皆与此所载大略相同，而疏语互有删润。第此但云上疏，而未及五事，盖随举其一而言耳】”

差役法有里正，又有户长。自从韩琦、吕诲有请求，想要罢免里正，而将催科之事委托给户长，其用意也未甚有害。至于有逃亡者使之偿补为户长的，这确实值得怜悯【注：《宋史·食货志》：庆历间，韩琦上疏论里正、衙前之役，民甚苦之，请更其法。韩绛、蔡襄亦极论其弊，乃行乡户五则法，民稍休息。此以为户长可悯者，特为逃亡偿补者言耳】

北兵渡江，建康五县，只有句容县一乡自保，赤山并无侵害，所以现在户口比其他县独多，这是民兵聚结的好处。

赵开府副吴玠军须，绍兴四年总共为钱一千九百五十五万七十余缗，五年比四年又增四百二十万五千缗【注：赵开府未详何人，考证《宋史》绍兴四年吴玠以仙人关之捷授川陕宣抚副使，赵鼎亦于是年除川陕宣抚使，则云副吴玠军须者当即鼎也，然史未载其拜开府，或偶阙书耳】

西安州定戎寨盐池，本州月收七百余斤，计为钱一百四十万。

高宗因何若论君子小人？”皇帝说：“何时无小人？只要时常察知并去除他们，就不妨害治理。”

林文节公【注：《宋史》，林希，字子中，福州人，历任端明殿学士，知太原府，卒，谥文节】记载禁中帝后及两宫各有尼姑和女冠各一人，从诸外内寺选拔，年三十以上，能做法事者充任，随本殿内人居处。每天早上轮一名尼姑一名道士在上的道佛阁前赞念，引导上烧香【原注：佛道各两拜】，又引导下殿烧天香四拜，又引导至殿门〇上出视朝，方才退下。

林文节公记载：丙寅三月甲戌，经筵诸公退下，于是赴实录院御筵。共二十八人，因为丞相未出，都知

译留后张茂则主持宴会。大资政韩维，尚书王存，韩忠彦，承旨邓温伯，侍郎李常、赵彦若、陆佃、崔台符、杨汲，龙图阁待制曾布，舍人钱勰、范百禄、胡宗愈，给事中傅尧俞，待制蔡京、蔡卞、吴雍，左右司员外郎林希、曾肇，著作佐郎范祖禹，左右史满中行、苏轼，司谏王岩叟、苏辙，正言朱光庭、王觌，中丞刘挚。只有孙永没有到。

译范醇甫即将离任讲读之职，推荐王存等九人可充任讲读官。这九人是：王存、苏轼、赵彦若、郑雍、程颐、孔武仲、吕希哲、吕大临、吴师仁。他谈到苏轼时，说苏轼的文章天下第一，名声仅次于司马光，只是忌恨他、嫌恶他的人很多，这全凭陛下主持公道并任用他罢了。他谈到吕希哲时，说他是司空吕公着的儿子，吕公着曾说这孩子即使在暗室中也不欺瞒，他的经术修养和品行实践，有识之士都认为可以担任劝讲之职，如今已五十四岁，他是臣妻的兄长，所以臣很久不敢举荐，现在即将离开朝廷，此时进言，可以没有嫌疑。吕大临是吕公着的弟弟，修身好学，行为如同古人，臣虽然与他不熟悉，但了解他很久了，也因为他是宰相之弟，所以不敢进言。陛下向来知道臣不依附执政大臣，又因臣请求外任，所以臣不自疑忌。程颐的经术和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司马光、吕公着与程颐相知二十多年，然后才举荐他，这两个人，不是为了欺骗蒙蔽而误导圣听。程颐在经筵讲学，私下希望皇帝陛下增进学问，所以他讲解的话语常常繁多。程颐本是布衣之士，一旦入朝与人交往，不设防备，不熟悉朝廷的规矩，迂阔疏远本来就有。进言的人说他是大奸大邪，贪婪索取，奔走交结，又说他想凭借故旧倾轧大臣，凭意气役使台谏官员，这些都是诬陷不实之词。因为当时的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都一向推崇佩服程颐的经术，所以不知情的人指责他们结党。

少师从门下侍郎任上归来，六位丞相在颍昌，少师到达后，对丞相说：“你暂且不要设宴，明天我自设酒宴怀念家乡，设宴难以召请宾客，只请岑嵓起。”岑嵓起是公的门下士。丞相预先坐在旁边，第二天丞相设酒宴，也没有另外召请别人。酒过三巡，丞相起身进入内室更换衣服，穿戴好朝服，手持笏板，亲自放在公的面前，两次拜谢为公祝寿。公没有起身，喝完酒后，丞相再次拜谢后进入内室。岑嵓起回去后告诉兄弟们说：“公家的家法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真宗朝，翰林学士、吏部郎中朱昂多次上表请求退休，皇上召他当面询问并开导他，他的意志坚决，于是以工部侍郎的身份退休，赏赐器物币帛，赐宴，恩宠礼遇非常优厚，士大夫们以此为荣。他回到江陵闲居，自称退叟，专门以读书为乐。他的弟弟朱协担任翊善，写信召他，他也告老还乡，当时人们将他们比作二疏。后来知府陈尧叟在他所居之处题署为“东西致政坊”。朱昂又在他所居之处建造了两座亭子，叫“知止”、“幽栖”。他退休的时候，是咸平四年五月。

廖正一，字明略；李格非，字文叔；李禧，字膺仲；董荣，字武子，当时号称后四学士。明略有《竹林集》，文叔有《济北集》，膺仲、武子的文集没有见到。

王沂公参加礼部考试，以及后殿复试都考中第一名。任济州通判，任期届满回京复试，按照旧制，应当属于学士舍人院。寇莱公入朝为相，当时的贤臣认为王沂公名声显赫，不与其他人等同，特意召他在政事堂考试，授予著作郎，直史馆，佩银印赤绶，主管判三司户部案。

韩魏公做宰相时，曾公做副相，赵康靖、欧阳公做参知政事。凡是涉及政令的事，就说：“问集贤。”涉及典章刑罚的事，就说：“问东府。”涉及文学的事，就说：“问西府。”至于大事，则由他们自己决断。

范纯仁劝谏神宗，引用汉文帝身穿弋绨衣的事，来说明使天下富足的道理。皇上说：“使天下富足，也需要有政事。如果只是君主穿粗布袍、皮履，就想使天下富足，也没有这样的道理。”我因此想到这句话，所以启发了王安石青苗法的议论。可惜范忠宣公不能再向君主进言。如果趁机劝谏，说用有限的财力救济无穷的用途，恐怕难以使天下富足，那么神宗也一定会感动。进言不穷尽自己的说法，恰好足以酿成祸患，不足以消除祸患。范文正公在守丧期间上书给政府，说他的孝心不够，但忠义可以忘记吗？这就是他在守丧期间上书谈论国家大事的原因，不因一人的哀戚而忽视天下的忧患，希望四海生灵长久看到太平。看这句话，便可见他有执政的气象。首先以巩固国家根本、厚待民力、重视名器、防备戎狄为言，然后才谈到杜绝奸雄、明察国政。巩固国家根本在于举荐县令、选择郡守，这是切中要害、看清病根的地方。

译万言乃是服丧期间呈上的特殊奏疏。洓水所记载的则是丧期结束而担任宰相的情况。这也只是说遭遇父母丧事时向政府呈递奏疏，不必特指是特殊奏疏。然而文中所述“孝心未能尽到”等几句话，颇不像范仲淹自述的口吻，且《范文正公集》中也没有记载。谨附此说明以备参考。

译韩魏公说：“刚直忠义，奋不顾身，这是尹师鲁的操守。自身安顿，国家才能保全，明晓消长盈虚的道理，这是范希文的操守。”有人问起这两位先生，韩魏公说：“确立一种节操，那么师鲁是可以的。但考察他的一生，终究不免于无所成就。如果要成就大事来济助天下，那么希文是可以的。”

唐立夫担任郡太守时，各县的长官入城，府中唯独让赵德庄住在郡衙，凡事一定要与他商量谋划。各县长官如果不咨询德庄的意见，太守也不听从他们。一天，鄱阳县令私下向太守进献财物，盈余的钱财只有两千缗。太守生气地说：“我与各位相处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询问百姓的疾苦。如果带着钱财来进献，这不符合我文若的本心。”（太守问）：“曾和德庄商量过吗？”回答说：“没有。”随后退下见到德庄，德庄果然拍掌大笑。德庄固然贤能，但太守在当今尤其难能可贵。【案：《宋史·唐文若传》记载：“文若字立夫，眉山人，唐庚的儿子，考中进士，历任邵、饶、温等州知州。”这里记载的鄱阳令的事，用史书验证，大概是文若在饶州任上的时候。德庄即赵端彦，字德庄。】

晁説之仰慕司马光（温公）的为人，自号景迂生，官至中书舍人、太子詹事、侍读，经史律历，无不精研考证，文章典雅纯正，都不肤浅。战乱未平定之时，将他葬在金陵。有经学解注和著述流传于世。【案：説之，《宋史》中没有传记。晁氏家谱说：元丰五年进士，多次升迁至徽猷阁待制。苏轼以著述科推荐他。元符末年，与崔鶠一同被列入党籍。】

陈恬字叔易，号涧上丈人。从前我的少师曾经推荐他，何麒为他作墓志铭，写得极好。他与崔徳符、晁以道都以清高的节操照耀颍湖。【案：恬，是尧叟的孙子，居住在阳翟涧上村，所以号涧上丈人。】

程俱字致道，与我的祖父通判有书信往来，有诗篇唱和。程伯禹为他作墓志铭，也非常好。〇致道的文章。

崔徳符与田昼（字承君）、田亘（字元邈）为友，每次罢官就带着家眷直接投奔承君兄弟，如同亲兄弟一样。承君在取予方面最为严格，与邹至完（邹浩）友善。至完从岭南被召回任谏官，还没来得及极力进言，承君就常常严厉责备他，曾把他比作马融。至完每次都谦逊谢罪。【案：《宋史》记载阳翟人，官至宗正丞，知睢阳军。《墨庄漫录》说：党争兴起时，指为许、洛两党，崔德符、陈叔易都是戊戌年生，田承君、李方叔都是己亥年生，都居住在颍昌阳翟，当时号称戊巳四先生，是许党的首领。至完应当是志完，邹浩的字。】

仁宗晚年，大臣持重，小臣想要有所作为。神宗早年，大臣想要有所作为，小臣大多持重。

王曾罢免宰相职务，真宗（章圣）告诉近臣说：“王曾在朝廷辞别后，退下时徘徊站立，留恋希望被重新任用。”众人都应声附和。若水挺身而出回答说：“王曾因为道义离开国家，没见到他有贪恋俸禄的意思。陛下看待人多么浅薄啊！”（若水又说）：“陛下看我们这些人如同泥土草芥一样！”愤然退出，当天就撕毁冠带，穿上道士的衣服，假装疯癫回到嵩山。皇上非常惊骇，多次召见他都不起用，直到终老。

范醇甫被安置在化州，安然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他的儿子范冲写信给苏东坡，请求为他父亲作传。东坡回信说：“你所嘱托的传记，起初不等你说，我心里早就答应为亡友作传了。平生不做违背心意的事，没死之前绝不食言。”范冲安葬父亲后，又收到东坡的信说：“你委托的文字，不敢不放在心上，已经托付少游商议详情。”大概是想要为范公作志铭，委托少游撰写行状。一个多月后，少游在藤州去世。等到护送灵柩到达洛阳时，苏公已经在仪真去世了。【案：《宋史》记载苏轼卒于常州，苏轼年谱说建中靖国元年，六十六岁，从南陵返回，五月将到真州，瘴气毒气大作，突发腹泻，停在常州，七月在常州去世，这里说卒于仪真是错误的，附注订正于此。】

吕祖俭字子约，担任明州苗米仓官，因为晁以道作〇场之地，为他修建祠堂，陆游（陆务观）作记，典雅得很。李缨字伯清，为景迂作《家传》，也修撰得可观。景迂是淲妻子的曾祖父。淲的曾祖父名瑨，因为元符年间上书，在壮年时就退休，与景迂交往很深厚。死后，由景迂为他作墓志铭。景迂作《星谱》，也非常精妙。

彭门陈师道曾经向顔长道学习，故相庞籍是他的外祖父。汪应辰字圣锡，担任吏部尚书，人们称他玉山先生。有论著，想要作《唐书》没完成就去世了。论驳《石林燕语》非常精当。先父与他同岁，在仕途上也多次往来，与他的哥哥汪涓（字养源）交好。圣锡的儿子汪逵字季路，现在在朝中也有时誉。【案：应辰是玉山人，所以人们用他的籍贯称呼他。】

法照律师与林逋、智圆为方外之交。智圆字无外，自号中庸子。神态清明，道貌凝重精粹。年轻时就擅长写文章。

涧泉日记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涧泉日记卷中

宋 韩淲 撰

王钦臣字仲至，是王洙的儿子，赐进士第。钱穆甫向哲宗推荐他，想让他做学士。皇上说：“章惇不喜欢他。”于是让仲至担任开封尹，穆甫担任学士。后来因元祐党籍获罪，以集贤殿修撰的身份知和州，调任饶州，削去职务，提举江州太平观，在信州居住。建中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