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提要

《爱日斋丛抄》杂家类二【杂考之属】臣等谨案：《爱日斋丛抄》五卷，散见于《永乐大典》的共有一百四十三条，都不题写撰著者的姓名。考查各家书目，大多也没有著录。只有陶宗仪《说郛》第十七卷中载有本书二十二条，题为宋人叶某所撰，但不著其名。用《永乐大典》本核对，相合的有十二条，《说郛》有而《永乐大典》脱漏的有十条，取来补入，实际得到一百五十三条。虽然原书的卷目已经散佚，但搜集编排，尚可以考见大概。看它论述先儒从祀的一条，有咸淳年号，知道是宋末人所作。书中的主旨，在于辨析名物，稽考典故，凡是前人的说部，如赵德麟、王直方、蔡绦、朱翌、洪迈、叶梦得、陆游、周必大、龚颐正、何薳、赵彦卫诸家的书，无不广泛引用、繁复称述，考证核对同异。它的体例与张淏《云谷杂记》、叶大庆《考古质疑》大致相近，只是文笔拖沓，颇伤冗长，而且援引多而裁制少，往往恍惚无归，不能尽出于精粹。然而征引既丰富，中间订正讹误，可采之处也很多。如辨明印书起于唐末，准作“准”不始于宋，铜人有四次铸造，罘罳有两个含义，妇人拜跪的变礼，百官乘轿的初制，以至两黄裳、三白石之类，对于考证经史颇有裨益。它论述诗歌的各条，尤其抉摘深意，时常能得古人之意，与胡仔、魏庆之诸说足以互相阐发，固有不可完全废弃之处。谨搜集编次，厘定为五卷。间有节录故事而不及论断的，大概是《永乐大典》原本脱佚，现在无可参考，也姑且仍照原样录之。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爱日斋丛抄》卷一

释奠、释菜，是古礼仅存而施行于学校的礼仪。欧阳修在《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中有云：“释奠、释菜，是祭祀中简略的形式。古代拜见老师，以菜作为礼物，所以刚入学的学生，必定释菜以礼敬其先师。那些学官四季的祭祀，都是释奠。释奠有音乐而没有受祭的尸，而释菜没有音乐，那就更加简略了。祭祀用礼，以迎接尸，酌鬯为隆重；释奠进献食物，只是直接奠放而已，所以说它是祭祀中简略的形式。”我读他的文章，因而考查礼制：凡是学官，在春季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也如此。凡是刚设立学校，必定释奠于先圣先师，以及行事必定用币帛。凡是释奠，必定有合祭。天子视察学校，到东序，释奠于先老；见于《文王世子》：“出征执拿罪犯，返回后在学宫释奠，以讯问斩首告捷”；见于《王制》。凡是都讲释奠，而释奠必定在学校。春官大祝，大会同都造访太庙，适宜在社，过大山川则用事。返回后舍奠，甸祝掌管四时的田猎，表貉的祝号，在祖庙祢庙舍奠，也如此。师甸将禽兽致于虞中，乃归属禽兽及郊外馈赠的兽，在祖祢庙舍奠，也说舍奠【案原本自“祭之以礼”下脱四十四句，今据《说郛》补入】刚设立学校，既兴起器用币帛，然后释菜；见于《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令乐正习舞释菜；见于《月令》。大学开始教学，穿皮弁祭菜，表示敬道；见于《学记》。大胥春季入学，舍菜合舞；见于《春官》。凡是都讲释菜，而也没有不在学校的。士昏礼，如果舅姑已经去世，那么妇人进入，三个月后奠菜；士丧礼，君释菜入门；《丧大记》。大夫士既殡而君前往，在门内释菜；《春官》〇人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注谓犹释菜，萌菜始生，那么凡是祭礼都有释菜。郑氏认为释奠是设荐馔、酌奠而已，没有迎尸以下的事，又认为释菜是奠币。孔氏认为直奠置于物，方氏认为释其所执之物而祭之，所以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荐，以菜则特用菜而已。《仪礼》疏奠之为言，停停馔具而已。又按《周礼》注，郑司农云：“舍菜谓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见于君以雉为摰，见于师以菜为摰，菜直谓疏食菜羮之菜。或曰：学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饰，舍采者减损解释盛服以下。其师也，〇谓舍即释也。采读为菜，菜、苹、蘩之属。《吕氏春秋》注：“舍犹置也。”初入学宫，必礼先师，置采帛于前，以迎神。采、菜两音而异义，其说惟议礼之家有以折衷也。

《通鉴》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又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絶。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又云：

译唐明宗在位时，宰相冯道、李愚请求命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版印刷售卖。朝廷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日，印版刻成并献给朝廷。因此，虽然处于乱世，九经却广泛流传。这里说宰相请求校正九经印刷售卖，应当是前长兴三年的事，到这时二十多年才完成。田敏作为后汉使者出使楚国，借道荆南，将印本五经赠送给高从诲。推测在广顺之前，五经先已刻成。王仲言《挥麈录》说：毋昭裔贫贱时曾向朋友借《文选》，那人面露难色，他发愤说日后如果显贵，应当刻版印刷赠送给学者。后来他在前蜀做宰相，于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刊刻印刷发行。书籍的创制见于此。这件事记载在陶岳的《五代史补》中。后唐平定蜀地，明宗命令太学博士李锷书写五经，模仿蜀地的制作，在国子监刻版。这是国子监印书的开始。仲言自称：家里有李锷书写的印本五经，后题长兴二年。现在史书说是三年，中书奏请依照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朝廷同意了。又其他书记载冯道取西京郑覃所刻石经，雕成印版，那么就不是李锷书写模仿蜀地制作，或者是别的版本。《金石录》又说：李鹗在五代时官至国子丞，九经印版大多由他书写。前辈们很珍视它。鹗就是锷。《猗觉寮杂记》说：雕版印刷文字，唐以前没有。唐末益州才开始有墨板。后唐才镂刻九经，全部收集民间所藏的经史，以镂版为准。见于两朝国史。这说明印书从唐末就开始了。查《柳氏家训》序言：“中和三年癸卯夏，皇帝在蜀的第三年。我任中书舍人，每十日休息时在重城东南看书，那些书多是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还有字书小学，大都雕版印纸，浸染得不能全部看清。”《叶氏燕语》正以此证明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说：“雕版印刷书籍，唐人还没有盛行，从冯瀛王开始印五经，此后典籍都是印本。”大概唐末渐渐有印书，只是未能盛行，于是始于蜀地。正当五代战乱之际，经籍才有所依托而流传四方。上天不灭绝文化，确实如此。宋朝殿上大宴，有蛮人牵着金狮子，对着设置在柱子之间。乾道八年正月五日宴请北方使者，雪后阳光照在殿门，乐语说：“香炉中烟雾缭绕，混杂在瑞烟中的仪仗；雪后的鳷鹊观，初升的太阳照耀在金铺上。”这是益公记录行都的事。故都紫宸殿有两个金狻猊，大概是香兽。所以晏公冬节诗说：“狻猊对立香烟度，鸑鷟交飞组绣明。”现在奉命出使到北方朝廷，通常都能看到。这是陆务观追记东都的事。范至能《揽辔录》记载两楹间有出香金狮。查大防北行日记记载有金香狮、金龙山各二。这一定是务观所说通常能看到的，只是没有详细说明益公所记的情况如何。

译如今所说的“挂罳”，其名称写法多有差异。平园《游山录》记载副使赠送步障，两个俗名都叫“画狮”。大概是因为北方人用毡毯装饰并画上狮子形状，所以这样称呼。有人说名叫“挂罳”，洪景卢作《话私小阁》，名为“借春”，见于诗句：“居然丈室巧剸裁，截竹为楹不染埃。”不知这是否就是挂罳？赵彦卫《闲记》说：绍兴末年，宿直的中官用小竹编联成笼，用画有风云鹭鸶的衣料做枕屏，当时号称“画丝”。好事者扩大其形制，用于酒席以挡风，野外驻扎时便于围坐。有人因名称不雅，改称为“挂罳”。又说它出自北边，称为“话私”。乾道年间，使者曾寻求其骨架，结果并非如此。况且把“罳”读作“话”，是南方方言，并非北方语音。查崔豹《古今注》：“罘罳，是屏风。罘意为复，罳意为思。臣子朝见君主，到达屏风外，又在下面反复思考所奏之事。”颜师古注解说这是连接宫阙的曲阁，用来覆盖重刻墙垣之处，其形状像罘罳。另一种说法是屏风。郑玄《礼记》注：“屏风叫做树，现在叫浮思，雕刻成云气虫兽，就像如今宫阙上的那样。”《广雅》说：“复思叫做屏。”王莽毁坏渭陵园门的罘罳，说“让百姓不再思念”。汉、唐苏鹗《演义》称罘罳是用丝织成的，像罗纹交织的样子，设置在宫殿檐户之间。又《文宗实录》记载“甘露之祸”，群臣奉皇帝出殿北门，撕裂罘罳而去。《酉阳杂俎》称上林间多把殿屋椽子间的护雀网叫做罘罳，那么汉代以屏风为罘罳，唐代以殿间的网为罘罳。从字形考证，二字都从网，有网的含义。汉代的屏风恐怕也有绳索作为限制。如今说“挂丝”，只是说用丝挂在竹骨上。若用“罳”字，也是取罘罳的含义，其实是一种围屏。《开宝遗事》记载长安士女遇到名花，就用裙子依次相互插挂，作为宴饮的帷帐，这是它的起源。苏轼任汝阴太守时，用帷帐作为择胜亭，也是这个意思。赵氏因挂罳而谈及罘罳，一定要考证此事，那么程氏《演繁露》尤其详细，共有五种说法。其一，郑康成引用汉代宫阙来阐明古代屏风，并说上面雕刻云气虫兽的，是礼制中天子宗庙的装饰。郑玄说：“屏风叫做树，现在叫浮思，雕刻成云气虫兽，就像如今宫阙上的那样。”其二，颜师古注本依据郑玄的说法，兼论屏风和宫阙，而对宫阙曲阁论述更详。《汉书》文帝七年，未央宫东阙罘罳发生火灾，颜师古说：“罘罳指连接屏风的曲阁，用来覆盖重刻墙垣之处，其形状像罘罳，另一种说法是屏风。”其三，汉人解释罘罳为复思，虽然没有具体形制，但特别附会其义，说臣子朝见君主到达罘罳下而反复思考。直到王莽铲去汉陵的罘罳，说让人不再思念汉朝。其四，崔豹《古今注》模仿郑玄的说法，而不清楚其详情，于是析分为二：宫阙的罘罳，屏风的罘罳。说汉代西京的罘罳，有的用木板拼合而成，有的用土筑成。详察崔豹的意思，认为用土筑的是宫阙，用木板拼合的是屏风。又解释宫阙说：上面都涂红白两色，下面都画云气仙灵奇禽异兽，以昭示四方。其五，唐代苏鹗认为是网户，《演义》说：罘罳二字是象形，罘意为浮，罳意为丝。指丝织的纹路，轻疏浮虚的样子，大概是宫殿窗户之间的网。这五种说法，其形制和含义，都不可废弃。所谓罘罳，是雕刻物象，附着在板上，取其疏通连缀的形状，而呈现罘罳之貌，所以叫浮思。将这种雕刻施于宗庙屏风，覆盖在宫寝阙阁上，并非另有一物，原本没有附着，而单独名叫罘罳。至于不用木板雕刻，而结网代替，用来笼罩窗户，使虫雀不能穿入，则另名为丝网。凡此数者，只是设置地点不同，其为罘罳，从未有过差异。郑康成大概是根据他所见的汉代制度而言，我对先秦有所考证。宋玉说：“网户朱缀刻方连些”，用木头做门，上面刻成方形纹路，互相连缀。朱是其颜色，网是其形状。想象其形制，则罘罳如在眼前了。宋玉所说的网缀，汉人称为罘罳，其含义是一样的。崔豹说用木板拼合而成，那么就可以雕刻连缀，而符合罘罳的含义。说用土筑成，绘象其上，怎么会有轻疏罘罳的形象呢？况且文帝时东阙罘罳曾发生火灾，如果画在实土上，火怎么能烧起来呢？于是知道颜师古的说法可以依据。杜甫说：“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罘罳朝共落，棆桷夜同倾。”正与汉代罘罳火灾相应。苏鹗引用《子虚赋》“罘网弥山”，证明罘应当是网。引用甘露之变，断言罘罳撕裂而去。引用温庭筠补陈武帝与王僧辩书：“罘罳昼卷，阊阖夜开”，于是认为自古以来都是网，错误地用唐代制度主观推测。《大业杂记》：“干阳殿南轩垂下朱丝网络，下不到地七尺，以防飞鸟”，这才是真正在窗户上设置网，而且可以卷起撕裂。这是唐代所沿袭仿效的，并非古代制度。唐代虽然借用古代罘罳的话来说明网户，但因其借喻而形状更加显著。程氏的说法完备了。看赵彦才杜甫诗注，援引不出此范围。其大略说：查苏鹗演义，

译称罘罳是用丝编织而成的，于是引用《文宗实录》中甘露之变时撕裂断裂罘罳的记载；又引用杜甫诗句“罘罳朝共落”；还引用温庭筠补写的陈武帝给王僧辩的信中“罘罳昼卷”一句，这些都不符合曲阁屏风的含义，反而认为崔豹、颜师古等人是大错特错。又查考《酉阳杂俎》，称上林苑中多把殿屋椽子间护雀的网叫做罘罳，这种浅陋的错误就是这样。于是又引用张揖《广雅》说“复思叫做屏”，又提到王莽喜好时日小数，派使者毁坏渭陵、延陵园门的罘罳，说“让百姓不再思念汉朝”，又引用鱼豢《魏略》，黄初三年在诸门阙外修筑罘罳作为证据，反而认为丝网的说法是大谬。两种说法都讲得通，认为如果是网，就用来防护，施设在宫殿檐柱之间，如鹗的说法是对的；认为如果是屏，就雕刻木头制作，施设在城角门阙之上，如段成式的说法是对的。两种说法中段氏的观点更为合理。查考《五行志》注说：“罘罳，是阙上的屏风。”《玉篇》说：“罘罳，是树立在门外的屏风。”又说：“罘兎是网。”但屏风上雕刻制作，其形状像网罗的样子，所以叫做罘罳，读音为浮思，是取复思的含义。况且西汉时期的罘罳有的用木板合制，有的用土筑成，每个门阙殿舍前都有，如今郡国宫殿前也树立着，所以宋祁诗中说“秋色净罘罳”，都是这个意思。又看洪庆善的辨证，也认为结网与间屏称为罘罳有两种含义，杜甫诗大概指的是殿檐间的罘罳，大体上汉唐制度不同，挂罳又出现在近代，固然应当另外讨论，以附疏通连缀的含义，而编竹交错，几乎像网户，称为罳也是讲得通的。《礼记·檀弓》说防名冠字，五十岁用伯仲。孔氏说：“人刚出生三个月就加名，所以说防名。二十岁有为人父的道理，同辈的人不能再直呼其名，所以加冠时加字。到了五十岁，年老尊贵，又舍弃二十岁时的字，直接用伯仲来区别。”《士冠礼》中，二十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等称呼，那时虽然说伯仲都配合某甫来说，到了五十岁就直呼伯仲了。朱文公说：“我五十岁就称伯仲，去掉下面两个字，就像现在的人不敢斥责尊者叫几丈之类。”这是不可以用字来尊称的。《玉藻》说士对君主说话，大夫去世了，就称谥号或字名。士与大夫说话，称士的名，称大夫的字；在君主面前，士称名而大夫称字。字是尊贵的，等到与大夫说话，而称大夫的字，即使是孔氏，也说提到其他大夫，就称字，卑下的人大概也可以称尊者的字了。马永卿去亳州任永城簿，初次见到刘器之谏议，问说：“王巩安好否？”回答说：“王学士安乐。”后来刘公担任县宰，说新主簿可以教导后生，不称前辈的表德，这算是得体。童〇训说：“世家大族只有晁氏，群居相处，称呼外姓尊长一定说某姓第几叔或兄，诸姑尊姑的丈夫一定说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曾敢称字。”又说【案原本脱故家惟晁氏至又云八句，今据《说郛》补】荥阳公的外弟杨公讳环，宝与他人说话称荥阳公，只说内兄，或说侍讲，未曾敢称字。《舍人杂志》说：“张正素先生，子厚名壆，是东莱公的从表兄，比东莱公长十余岁，写信未曾称字。”杨器之大夫名〇，实为荥阳公表弟，在东莱公尊行中，给东莱公写信也未曾称字【案原本脱杨器之至亦未尝呼字五句，今据《说郛》补】从前俗人中有视杨应之学士为尊行的，在朝中称呼应之，应之回头不答应。荥阳公认为应之应当这样，是卑下不敢称尊者的字，尊者固然也不能称卑下的字。所以吕进伯驱逐门客，说称呼小子的字，岂可做人老师而应酬世变，也说字是朋友的职分。曾见前辈不称后进的字，后进固然不敢称前辈的字，气类不同的也不互相称。三四十年来才开始有称后进字的，终究是称字以代名为成人之礼，尊者怀疑其斥责，卑下的人且不敢当，只有朋友没有相尊卑可以称字【案尝见前軰不呼后进字至朋友无相尊卑可字也十一句，《说郛》所载与此不同，今仍原本而附录《说郛》于此：“尝见前辈不呼后进者，要称字以代名为成人之礼，尊者疑其斥之，卑下的人且不敢当，只有朋友没有相尊卑可以称字。”】李文公答复朱载的书信论此书说：“古人相接有等级轻重有礼仪，如老师对于门人就称名，对于朋友就称字而不称名，称呼老师则即使是朋友也称名。孔子在郑国兄事子产，在齐国兄事晏婴。平仲传曰：‘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样’，又说：‘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子夏说：言过其实了。子张说：子夏怎么说？曾子说：堂堂乎张也，这是朋友称字而不称名的验证。说朋友称字而不称名，正是孔氏同辈，不可以称名而加字的。”《颜氏家训》说：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都称仲尼。吕后微贱时，曾称高祖为季。到了汉代，袁种称其叔父曰丝。王丹与侯霸子语

译字霸为君房。江南至今不避讳字，江北士人全然不能分辨。名也呼为字，字固然也因呼为字。尚书王元景兄弟，都号称名人，其父名云，字罗汉，一概避讳。其余不足奇怪。又续家训说：魏常年七岁，父辈登门，问林伯先在不在？为何不拜伯先父的字？林说：临子字父，有什么可拜的？庾翼子爰客曾经骂孙盛，见到盛子放，问说：安国在哪里？放回答说：在庾稚恭家。大概放以爰客字父，也字其父。然而王丹对侯昱而字其父，昱不以为嫌。况且字可以作为孙氏，古时尊卑通称。《春秋》记载纪季姜，大概季是字。杜预说：书写字，是伸张父母的尊贵，以称字为贵。说子避讳父字，不是避讳。称其父字于人之子，子有所尊而不敢当，也是适宜的。颜氏举字可以作为孙氏，直到董氏续训衍而记载。其论称字之贵的推演，既依据古来证明后来，诸老辨析此更加详细【案自董氏续训至此五句说郛脱去，今依永乐大典】荆公序石仲卿字，认为成人则贵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贵乃尔。少也。石林叶氏说：孔子虽是大司寇，但只称仲尼。哀公诔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都是周的卿士，而山甫、吉父犹通称，或许也是以字为重吧？陆务观笔记：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谓夫子曰仲尼，不是轻慢。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说介甫。苏季明书张横渠事，也只说子厚。左丞谓农师也。鹤山魏氏尤主此说，其记常熟县学有曰：昔柳宗元谓《论语》所载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谓是书出于曾门，大概以字轻而子重也。及考诸孔门之训，则字为至贵。大概字与子皆得兼称，如门人之于孔子，进而称子，不敢字；退而称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氏，如闵子骞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数人。然而渊、弓至游、夏，最号为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论，则字为尊。大概子虽有师道之称，然系于氏者，不过男子之美称耳。故《孝经》字仲尼而子曾子，《礼运》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师之祖，相沿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为疑。字既尊矣，则虽以孟子亚圣，亦不得以字行。不宁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字而不名者，仅十有二人。而游、夏诸子之门人，亦各字其师，相承至于汉初，犹未敢轻以字许人。答张行甫书：古人称字者最不轻。《仪礼》子孙于祖弥皆称字。孔门弟子多谓夫子为仲尼。子思，孙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称仲尼。至汉魏后，只称仲尼，虽今人亦称之，而人不为怪。游夏之门人，皆字其师。汉初惟子房一人得称字。中世有字其诸父、字其诸祖者。近世犹有后学呼退之，儿童诵君实者。今曰胡子仁、仲、张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答罗愚书：古人以字为重，虽孔门弟子与子思，皆呼孔子为仲尼，与谥相似，皆人所通称也。今人称前辈字，遂谓不然。题韩氏墓志后：或问先贤可字乎？曰：若用孔门弟子与子思、孟子称仲尼例，则字先贤已过矣。凡此俱推称字为甚贵。洪景卢云：《论语》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并对其人问答，皆斥其名，未有称字者。虽颜、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损名。昔贤谓《论语》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予意亦出于闵氏。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与冉有、子路、子贡不同，则可见矣。其说正魏氏所谓游夏之门人各字其师者也。周益公疑无已作《王平父集序》：字欧公至子。固则曰：“南丰先生无已，学于南丰，尊之宜也。尊其父而轻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欧，永叔也。无已何尊焉？至于得道之师，则不可以不别。是知以字为天下通称，若不逮所尊而尊之者，特别其师资之私敬，无以过于字也。”盖参古今而论，则临文记事，尊者称之以字，非不敬也。应对之顷，书疏之间，则字于其朋友，从吕氏说可也。世俗去古远，徒知不可以字而更以号，称犹未可也。况不惟尊其不可字者如此，故杂记之，冀来者识字之所以贵也夫。

译乾道年间，陆游取出家中收藏的前辈书信手札，在嘉州荔枝楼下刻石，命名为《宋法帖》。我得到了它的拓本，其中有陈文惠的书信，开头说“尧佐白”，后面又说“希元再拜”。希元是陈文惠的字，在书信中自称字，令人不解。黄长睿的《法帖刊误》说：“柳公权给弟弟的信末尾说‘诚悬呈’，人多对此有疑问。”因为颜师古注释《汉书·丞相匡衡传》时说：“字是用来彰显德行的，怎么可以自称呢？况且也不应当称字？”然而我曾看过王羲之的《敬谢帖》，自称“王逸少白”；《庐山远公集》中卢循给慧远的信，自称“范阳卢子先叩头”。那么古人自称字，大概也是有的。黄长睿精通考古，依据他的辨析，像陈文惠自称字，是没有疑问的。查《汉书》张晏注说：“匡衡年轻时字鼎，长大后改字稚圭。”世上流传的匡衡给贡禹的信，上面说“衡敬报”，下面说“匡鼎白”，知道这是他的字。颜师古认为张晏的说法牵强附会，假使真有这封信，也是后人看到《西京杂记》中说“匡鼎来”，不明白其意，胡乱编造匡衡的信说“鼎白”罢了。字是用来彰显德行的，怎么可以自称呢？黄长睿所引用的颜师古注，是说《西京杂记》中说：“鼎，是匡衡的小名。”如果陈文惠先名后字，或许是效法汉人。

前辈给子弟取名，大多不能立刻理解。李邯郸将要给三个儿子取名，期望一定用经书中的语句。三个名字又必须四字成文，第二、第三字都是仄声，第四字是平声，然后取第二、第四字作为名字。长子叫复圭，取自“三复白圭”；次子叫寿朋，取自“三寿作朋”；幼子没有合适的，于是从佛经中取“三德苾刍”，取名为德刍。项平甫得知此事，曾仲躬侍郎，王仲言也记载了这件事，但把寿朋当作长子。贺方回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房，一个叫廪，在文字上“房”从“方”，“廪”从“回”，大概是把父亲的字寓在两个儿子的名字中。常子然名瑰，本来是河朔的农家，一个村子有几十百家，都是常氏，大多不通谱牒。常子然做了御史后，全村人的名字都从玉字旁，即使是跑腿的仆役，也都是这样。常子然于是给儿子取名叫任佚美，意思是周任、史佚、子美、叔向，意图是让人不可效仿罢了。蜀地鲜于氏的四个儿子，长子叫可，次子叫吕，再次叫参，幼子叫噩，从一口到四口。贺方回的事见于《老学庵笔记》。项平甫又记载，孙和甫枢密给四个儿子取名，叫朴、埜、戅、慤。韩蕲王给四个儿子取名，叫朴、直、古、质。唐代吕渭的四个儿子叫温、恭、俭、让，这是古代给儿子取名的意义，以教训为重。宋代谢庄的五个儿子飏、朏、颢、嵸、瀹，世人说谢庄用风、月、景、山、水给儿子取名，或许是后人推究其偏旁罢了。只有汉代史恭的三个儿子高、曾、□，用世次相隔的称呼，连名在兄弟之间，为什么呢？

古代称呼公，不一定是有爵位的，如董公、吕公、夏黄公、东园公、盖公、泄公、申公、毛公、吴公，大概是因为他们老成持重而尊称他们。这些老人历经秦汉之间，年纪已经很老了。司马德操比庞德公小十岁，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称呼他为庞公，可见是尊称。即使是于定国的父亲做狱吏、决曹，也称于公正。只要年高德劭受人推崇，只有史书对于夏侯婴称滕公，当时他是滕县令，后来才赐给侯爵。《汉书》说夏侯婴做滕县令奉车，所以号称滕公。这还【按原本脱此五字今据説郛补入】像项羽所派的薛公、郯公，或许是以县令、县长称公的缘故。孔融报告高密县为郑康成立郑公乡，有说从前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都是汉代的著名大臣。又商山四皓有东园公、夏黄公，潜藏光芒隐藏荣耀，世人赞赏他们的高洁，都称他们为公。那么公，是仁德的正号，不一定是三公这样的大夫。柳子厚在《相国房公琯铭》背面写道：天子的三公称公，王者的后裔称公，诸侯入朝做王卿士也称公，有土地封赐他的臣下称他为公，尊崇他的道而师从他称他为公。楚国的僭越，凡是做县令的都称公。古人通称年纪大的长老为公，所以说三公，像周公、召公；王者的后裔，像宋公；做卿士，像卫武公、虢文公、郑桓公；他的臣下称他，则列国都是这样。师之尊，像太公；楚国的县令，像叶公、白公；年纪大的，像毛公、申公、浩公；而大臣很少能以姓氏配公的，虽然近代有，但不能显著。唐代的大臣以姓氏配公最显著的，叫房公。东坡记墨君堂说：凡人互相称呼，尊贵的就称公。这足以证明公不专门以爵位尊贵。洪景卢采集柳子厚、东坡的话记录公为尊称，又说：范煜的汉史只有三公才以姓氏配之，未曾混乱，如称邓禹为邓公、吴汉为吴公、伏公湛、宋公□、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三国也有诸葛公、马公、顾公、张公的称呼。在本朝只有韩公、富公、欧阳公、司马公、苏公最为显著。洪氏偶然没有引用孔融的话。宋代颜延之和何偃一同跟随皇上南郊祭祀，何偃远远地呼喊颜延之说颜

译公，延之因其轻浮怪诞而怪罪他，回答说：“我并非三公之公，又不是乡野老翁之公，更不是您家祖父之公，为何称我为公？”偃感到羞愧而退下。有人认为“田舍公”、“阿公”都应当译为“翁”，难道延之不知道这个含义吗？怀疑他是不想承担尊称，因而故意过激罢了。自从世俗崇尚虚妄的恭敬以来，像他这样的人还算贤良了。《汉书》中公主也说：“翁、主、公、翁，古代有时混用。”

译《石林燕语》说：尚书省的文书下发给六司和各路，惯例都写“勘防”。曾鲁公担任宰相时，开始改为“勘当”，是因为他的父亲名字中有“防”字，为了避讳。京城旧时有“平准务”，从汉代以来就有这个名称。蔡鲁公担任宰相时，因为他的父亲名字中有“准”字，也改成了“平货务”。据此推论，史卫王担任宰相时，他的曾祖父名字中有“诏”字，内外文书为了避嫌名，照会都改成了“证防”，也是同样的道理。后唐郭崇韬的父亲名讳是“崇”，宰相上奏将“崇文馆”改为“崇文馆”，因为大臣的家讳而更改公家名称。郭崇韬之后，蔡京更是过分了。各书讨论“准”字的很多，如《野客丛书》说：“现在吏文使用‘承准’二字，应当写‘准’。解说的人说是因为寇莱公当国，人们避他的讳，于是去掉‘十’字，只写‘准’。”《瓮牖闲评》说：“现在州县判单子上写‘准’字，应当写‘准’字，而去掉下面的‘十’，大概是因为真宗朝寇莱公名‘准’，所以天下不敢全写‘准’字，后世于是沿袭而不改。这也如同唐穆宗在东宫时，判‘依’字去掉‘人’旁而写‘衣’，当时韦绶担任侍读，问他。穆宗说：‘皇上用这个字可以决断天下事，我怎么能全写呢？’这也是去掉下面‘十’字而写‘准’字的意思。”我考证魏晋石本吏文，多写这个“承准”字。又观察秦汉间的书，以及石刻“平准”，多作“准”，知道这种字体古已有之。《干禄字书》《广韵》注说“准”是“准”的俗字，既然古已有这种字体，不能说它是俗书，总之都是通用的。《石林燕语》：京城旧时有“平准务”，从汉代以来就有这个名称。说蔡鲁公担任宰相，因为他的父亲名“准”，改“平准务”为“平货务”。我认为“平准”二字自古以来更改不一，看《宋书》“平准”，现在避顺帝讳，改称“染署”，其他说“准”字的地方避讳可知。项氏《家说》说：敕札书“准”为“准”，相传是为了避寇忠愍公的名讳，有人说蔡京家讳，都不对。按《唐韵》已收录“准”字，注说“俗字也”。颜氏《干禄字书》并列出了“准”“准”二字，注说：“上通下正”，那么“准”作为“准”，已经很久了。那么“准”不是避讳而是省文。两书引证相同，淳熙年间周公秉政，黄敕开始使用“准”字，并且记载此事于《二老堂杂志》说：“敕牒‘准’字去掉‘十’为‘准’。有人说因为寇‘准’当相而改。又说曾公亮、蔡京父亲都名‘准’而避讳，其实不然。我看见唐代告身已作‘准’，又收录五代堂制也是这样。前不久在密院，令史辈用‘准’字，后来我当宰相，又命令三省这样写至今，于是确定。后世怎能推究其源流呢？”

铜人总共铸造了四次。秦始皇收缴天下的兵器，聚集在咸阳，熔铸成钟鐻金人十二个，每个重千石。史索隐说：长人在临洮出现，所以熔铸兵器铸成形象。汉代在长乐宫前。董卓毁坏了十个铸成钱币，剩下的两个还在这里，是秦代铸造的。汉灵帝中平三年，派掖庭令毕岚铸造四个铜人，排列在苍龙阙和武阙外，这是汉代铸造的。魏明帝景初元年，迁移长安的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盘子折断，铜人太重无法运来，留在霸城南，大量发铜铸造铜人两个，号称翁仲，排列坐在司马门外。郦氏《水经》认为文帝黄初元年略有不同。李长吉认为明帝青龙九年八月。《缃素杂记》辨明帝青龙五年三月改景初元年，到三年而崩，没有青龙九年。李集一本自云青龙元年后。石虎派牙将弥徙洛阳的钟簴、九龙、翁仲、铜驼、飞廉进入邺城。苻坚又迁移邺城的铜驼、铜马、飞廉、翁仲到长安，这是魏代铸造的。夏王赫连勃勃凤翔元年，铸造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类，用黄金装饰，排列在宫殿之前。当时正当晋义熙九年，进入长安在义熙十四年，那么铜铸金饰还在统万，这是夏代铸造的。从嬴秦统一四海，尽数收敛锋利于无用之物，而且千万年后才将震动炫耀黔首，而竿木已为兵了。当时的君主僭越王位不悟其谬，相承如同镇宝何耶？铜驼或许怀疑就是铜马，还是两种物体？马伏波得到骆越铜鼓，铸成马式进献，诏令放置在宣德殿下，这是铜马。然而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长安飞廉铜马，放置在上西门外平乐观。说武帝时东门京所作，放置金马门外的，董卓因而曾经与飞廉一起毁坏它。曹石所迁移的是什么？《水经注》：晋灼说：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蛇尾，豹文。董卓熔销为金用，铜马迁移到建始殿东阶下。胡军丧乱，此象遂沦，那么飞廉毁而铜马存。石氏迁移到邺，苻氏迁移到长安。此物与盛衰无情者，蓟子训有五百年之感，索靖发见汝荆棘之叹，岂其阅历年数之久，盖有可悲欤？况其迹已亡矣。世有道感慨之故者，讫无以外，是数物甚于蓟索之亲见，想玩制作，殆其末耳

译因此，我汇集其源流本末，向喜好古物的人陈述。赫连铸的著作成于进入长安前后，应当进一步考证。汉代淮南王谏伐闽越的奏疏中说：“乘坐轿子翻越山岭。”服防说：“轿音同‘桥’。”瓉说：“现在所说的乘车，江表地区用竹舆出行就是这种。”项昭说：“跨越深水叫轿，音同‘旗庙’，领指山岭，不通船车转运，都靠担舆。”颜师古说：“服防的解释是对的，项昭的说法错了。这里只是说用轿子过山岭罢了，哪里是说跨越深水呢？”我查考韵书，在平声和去声中都能见到。如果陶渊明让门生和两个儿子抬着篮舆，难道不是南方竹舆这一类吗？富弼（富郑公）乘坐小轿经过天津，大概中原地区尊贵的人使用它，而司马光不喜欢肩舆，在山中也骑马。元祐元年正月有诏令：左仆射司马光允许乘坐轿子，每三天到都堂一次参与商议，或者在门下省、尚书省处理政务。司马光曾经上奏：“近日上下马时脚未能着地，脚上有疮，非常厌恶马汗，请求按照圣旨，暂时允许乘坐轿子进入宫内，到平时下马的地方下轿。”又说脚疾未愈，请求遇到假日或傍晚执政大臣出省后，有应当商议的公事，允许乘坐小竹轿前往各位大臣处商议。这是司马光晚年居相位时，确实乘坐轿子了，但本意是优待礼遇。《麈史》记载：唐代丞相骑马，到五代乘坐檐子，近年只有文彦博（文潞公）落职退休，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司马光任门下侍郎，不久在家卧病，就地拜为左相，不能骑马。两位都允许乘坐檐子，都是特殊的恩宠。文彦博《语录》说：“记得京师全盛时期，百官都只骑马，只有元勋大臣年老有病才赐给乘坐轿子，而宦官传达命令之类的人也乘坐轿子。”《却扫篇》说：“京城士大夫从宰相到百官都骑马出入。”司马光居相位，因病不能骑马，于是下诏允许他乘坐肩舆到内东门，这是特别的恩惠。建炎初年皇帝驻跸扬州，因为通衢大道都用砖铺砌，霜天路滑，不能骑马，特地下诏百官用肩舆出入。《朝野杂记》说：“旧例，百官都骑马。”建炎初年，皇上因为扬州路滑，对大臣说：“君臣一体，我不忍心让群臣在危险的地方奔走，可以特许乘坐轿子。”大概东都旧制，只有妇女能乘车，其他德高望重的大臣或宗室近亲中地位尊贵的人，特别下诏允许乘坐肩舆，已经是特殊的礼遇。靖康末年，高宗奉命出使到磁州，磁州太守宗汝霖把所乘的轿子进献，只是黑漆紫褥而已，皇上还推辞了。大概在京百官不使用肩舆，是为了避讳至尊。现在行在的百官，除了入朝没有骑马的，看汪藻（汪彦章）文集有《行在百官谢许乘轮轿表》说：正当披荆斩棘建立朝廷，恰逢雨霜在路，担心乘坐劣马或许会跌倒，于是皇上特别关怀，使我们得以安稳地缓步前行。这与李氏《记思陵天语》记载相符。自大观二年下诏巡检、县尉不得乘坐轿子，命令刑狱司察访，这是郡县官吏大多已经乘坐轿子了。政和三年下诏：当时大雪接连降落，路滑马失前蹄，臣僚上朝有时甚至坠马受伤，可以特许暂时乘坐肩舆，只是不得进入宫门，那么肩舆的制度开始权宜地通行于京师。《北盟集编》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诏令：核查百官的马匹，既然行在的马匹已经搜刮殆尽，不能步行，现在查考政和三年大雪的例子允许乘坐轿子出入，仍然不得进入皇城门。省符下达开封府榜示百官乘坐轿子，实际上不是从建炎开始。丁特起《靖康录》说：金人索要良马一万匹，在京除执政、侍从、卿监、郎官允许留一匹，从此士大夫骑驴的有徒步的，都说是京师。竹舆的使用长久地盛行于江表，因为东南马少，所以顺从当地风俗的便利罢了。

译唐代令狐绹担任翰林承旨，夜间在禁中应对，蜡烛燃尽，唐宣宗命令用金莲花烛送他回院，这是金莲烛故事的开端。治平末年，宋神宗召知制诰郑毅夫在内东门小殿应对，命他起草吴文肃出任青州太守、张文定出任防政的诏书，赐给双烛送他回舍人院。熙宁年间，王岐公以翰林承旨身份也被召到内东门小殿应对，夜深时，赐给银台双烛引路回院。元祐年间，苏轼担任学士，起草吕申公平章军国重事、吕汲公和范忠宣分别担任左右仆射的诏书，夜间在内东门小殿应对，撤下御前的金莲烛送他回院。乾道年间，周益公暂代直学士院，起草虞雍公、梁公、郑公担任宰相的诏书，傍晚在选德殿应对，退朝后，御药司从复道持烛锁院，周益公记载此事，自认为差不多赶上了金莲烛的故事，是儒生极大的荣耀待遇。淳熙年间，史忠定入侍经筵，在澄碧殿赐宴，直到傍晚用金莲烛送他，住在玉堂直庐，进献诗歌以谢恩，其中有“金莲引双烛”的诗句，对文臣的宠待和对老臣的优礼，以前很少见。《田敬仲世家》记载，田乞在民间施行阴德，而齐景公不禁止，因此田氏得到了齐国百姓的拥护，宗族更加强大。他用小斗收取赋税，用大斗给百姓发放粮食，齐国的粮食，百姓也是齐国的百姓。景公不能任用他们就会昏暗不明，应该考虑归附田氏让田氏施行。景公如果能禁止，百姓为什么归附田氏呢？《左传》也说“用私家的量器借贷而用公家的量器收回”，百姓痛苦疾苦而有人温暖抚慰他们，爱他们像父母一样，归附他们像流水一样，想要不获得民心，将如何避免呢？大概晏子知道这件事了。《史记·殷本纪》记载“西伯从羑里回来”，于是暗中修养德行，施行善政，诸侯大多背叛纣王而归附西伯，西伯势力日益壮大，纣王由此失去权柄。《周本纪》记载“西伯暗中施行善政，诸侯都来请他裁决”。我认为“阴”是权谋诡秘之术，田乞可以这样做。文王肯这样做吗？这种说法开启了奸臣窃取国家的谋略，何况把德行称为阴德，不同于所谓的德行？行善出于私心，是不对的。汉惠帝太子名叫张，后来被立又被废的没有名字，改名义，又改名为〇，即史书所说的少帝不疑先死，武强太与少帝一起遭遇祸难。《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孝惠子”，我读史书开始产生怀疑。从文字上怀疑，史书说“太后想封吕氏为王，先立孝惠后宫的儿子”，后宫的儿子，是孝惠的诸子吗？又说“宣平侯的女儿做孝惠皇后，当时没有儿子，假装怀孕，取美人的儿子取名，杀了他的母亲，立所取名的儿子为太子。孝惠去世，太子即位为皇帝。皇帝长大后，有人听说他的母亲死了，不是真正的皇后儿子，于是出言说……美人儿子，还是前后宫的儿子，只不过不是张皇后所生罢了。又说：吕后长女是宣平侯张敖的妻子，张敖的女儿是孝惠皇后。吕太后因为重亲的缘故，想让她生子，千方百计终究没有儿子，诈取后宫的儿子作为儿子。等到孝惠帝去世，天下刚平定不久，继位者不明确，于是尊贵外戚，封吕氏为王作为辅佐，而用吕禄的女儿做少帝皇后。这说明〇不是前太子，而是得到立位后又幽死的人。他说后宫人子，那么所有称为孝惠子的，都是让母亲张皇后，而本来由后宫养育的。又说：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直书皇子更加没有辨别了。何况张辟疆说皇帝母亲壮子而已。只有史书说：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弟，后来已死，逐渐寄托微词。然而指那些封王的人，不如外戚世家“继嗣不明”的话。从事理上怀疑，齐王给诸侯王的信，难道不能明确斥责其非是而停止吗？说高后年高听信，诸吕擅自废帝更立，以废立为罪，那么所废的不是别人。等到吕党被诛杀，大臣才开始说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都不是真正的孝惠子。吕后用计诈取他人儿子，杀其母，养在后宫，让孝惠子之。于是滕公入宫说：“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丞相平等到代邸说：“子〇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此时没有值得顾惜的了。假设有真正的孝惠子，谁再为吕氏向大臣证明呢？确实审察其非，纵然不能事先争辩，等到此时变更追数孽后乱国之罪。那些昏庸孩童，从何而来？布告天下以更换他们，难道不是大公至正吗？反而相互阴谋说：“现在都已夷灭诸吕，而所立的人如果长大用事，我们这类人就没有活路了。”议论想立齐王，那么琅琊王及大臣说：“齐王母家驷钧恶戾，代王母家薄氏长者，且代王是高帝现存儿子中最长的，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于是迎立代王。渭桥请间，被宋昌呵斥，才上交玺绶。大臣处于国势安危的关头，惴惴计算自己的祸福，何以免除别人的怀疑？至于选士教后族，又说：“我们不死命，乃悬此两人如休戚之有不闗汉之存亡，独无可虑哉？”因此教导窦长君兄弟的谋略，而更加怀疑。说孝惠诸子冤吗？不是。以扫除吕党，援立贤主，培西都久安之基，平勃委曲济事，非无功，天下后世恶得而疑之？疑之者，大臣自疑之也。我又考证班志云：“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

译太后让皇后给那个孩子命名，却杀死了他的生母。」惠帝驾崩后，继位的儿子即位，因有怨言，太后将他废黜，改立吕氏的儿子〇为少帝。这一事件的始末记载最为详细，由此可知最初被立为帝的人似乎是真正的孝惠帝庶子，这也与齐王书信中讨论废立之事相吻合〇书信中提到吕氏之子，其余情况便可推知了。在《外戚恩泽侯表》中，诸吕之间列出的义、朝、武、大四侯记载说：「凭借孝惠帝之子的身份封侯。」如淳在注释本纪时引用《恩泽侯表》说：「都是吕氏的儿子。」《恩泽侯表》或许遗漏了这句话，唉！幸亏班固（孟坚）以此决断了司马迁（马史）的疑点。史书的疑点得以决断，那么对于汉朝大臣们也就没有疑点了。太史公《夏本纪》从禹即天子位以后记载说：「帝禹直到帝履癸。」又说：「帝桀。」《殷本纪》从太甲开始记载：「帝太甲直到帝纣。」孔氏杂説说二王也可以称帝，引用《史记·夏纪》中「帝桀」作为证据。为什么唯独桀称「帝」呢？《殷纪》记载：「周武王成为天子，他的后世贬低了帝号，改称为王。」索隠解释说：「按夏、殷的天子也都称帝，因为后代德行浅薄，不及五帝，才开始贬低帝号，改称为王。所以本纪中都称帝，而后世总称他们为三王。」又谯周说：「夏、殷的礼制，生前称王，死后称庙主，都用帝名来配享。」参见索隠引《国语》说：「〇王勤于商政，帝甲扰乱了它。」又说：「商王帝辛，对百姓大行恶政，帝辛就是纣。」然而《易经》说：「帝乙。」《尚书》也说：「帝乙。」夏、殷称帝的记载，没有比这更可信的了。

译《史记·高帝纪》中有武负，《陈丞相世家》中有张负，《绛侯世家》中有许负，人们都以为她们是妇人。《史记》记载王媪、武负，那么可以确信她们是妇人了。班固《汉书》如淳注说：“世俗称年长的母亲为阿负。”颜师古引用刘向《列女传》：“魏国的曲沃负，是魏国大夫如耳的母亲。”这是古语称老母为负罢了【按：原本脱漏了“师古引刘向”以下二十九字，现在根据《说郛》补入】。《世家》提到户牖富人张负，司马贞《索隐》说：“这是对年长妇人的称呼。”然而称为富人，恐怕可能是男子吧。我认为张负如果是妇人，应当是女清一类的人，也是富人。许负是相士，司马贞《索隐》引用应劭注：“是老妇人。”我想“负妇”读音与“古文相”通用，否则冯妇本来就是晋国的善士吗？《史记》注中还有不同意见。

宋太祖曾问赵普：“礼制为什么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普不能回答，遍问礼官，也没有知道的。王贻孙，是赵普之子，回答说古诗有：“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也是跪拜的。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妇人才开始拜而不跪。赵普问出处，王贻孙就用太和年间幽州从事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作为证据。重大之事，详细记载在《国史》《王贻孙传》及其他杂说中。叶梦得《燕语》正举此事，并且说：“天圣初年，明肃太后垂帘听政，想穿衮冕亲自祭祀南郊，大臣争辩没能成功。”薛奎问：“如果穿衮冕，陛下应当行男子拜还是妇人拜？”议论于是停止。礼有九拜，即使是男子也不都跪。王贻孙的话，大概是浅陋的。薛奎也恰好幸运地言辞偶中，如果当时有人用王贻孙所陈述的秘密启奏，那也就来不及了。汪藻作《燕语证误》，又说：“《汉书·周昌传》吕后见周昌行跪拜谢罪。”周宣帝诏令命妇都执笏，她们拜宗庙及天台都俯伏，那么当时妇人已不跪了，所以特别有此诏令。说始于武则天，是不对的。明肃太后是谒见太庙，不是郊祀。九拜有稽首、有顿首，并非都不跪。不跪虽然有，大概是拜礼中较轻的罢了。现在我看欧阳修所作的《薛奎墓志》及《湘山野录》，都说：“太后想穿衮冕谒见太庙，说是亲自祭祀南郊。”确实是《燕语》的错误。汪藻引用宋祁《谒庙赋》来证明。至于程大昌《考古编》，又根据王贻孙的说法考证其详情说：“按后周静帝大象二年诏令，内外命妇都执笏，她们拜宗庙及天台都俯伏像男子一样。”据此，特别命令在庙朝跪拜，那么其他拜礼就不跪了。张建章所著，说武后时妇人拜才开始不跪，难道到了这时才连同庙朝跪礼一起废除，而记载得不详细吗？《周昌谏高帝吕后见昌为跪谢》《战国策》苏秦路过洛阳，他的嫂子像蛇一样爬行匍匐四次拜谢，自己跪下谢罪。《隋书·礼仪志》：“皇帝册封皇后，皇后先拜后起。”那么唐以前妇人拜都跪伏。又朱熹《语录》：“有人问礼，妇人吉拜，即使是君主赐福也是肃拜。”那么古人女子拜也伏地。说：“古有女子伏拜的。”于是太祖问范质的侄子范杲：“古代女子拜如何？”范杲于是举古乐府说：“长跪问故夫”，认为古代妇女都伏拜。自从武则天想为自尊之计，才开始不用伏拜。近来此说，不然乐府只说“长跪问故夫”，不曾说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处。说直身长跪，若拜时也只低手作揖便是肃拜。所以礼注说：肃，是俯手。大概妇人首饰繁多，如副笄六珈之类，自然难以俯伏在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公婆答拜的，大概只跪坐在地，拜时也容易，又不曾相对拜，各有朝向，答拜亦然。大祝九拜，肃拜只俯下手。如今时人说：披甲的人不拜，所以肃拜使者而已。朱熹举王贻孙的对答为范杲，当另有依据，他论妇人拜礼很详细。《鹤林玉露》另记朱熹之说：古代男子拜两膝齐屈，如现在的道拜。杜子春注《周礼》奇拜，认为先屈一膝，如现在的雅拜，即今拜。古代妇女以肃拜为正，谓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拜手亦然。南北朝有乐府诗说妇人曰：伸腰再拜，跪问客今安否。伸腰也是头不下。周宣帝令命妇相见都跪像男子之仪，不知妇人膝不跪地，变为今之拜者起于何时？程泰之以为始于武后，不知是否，而项安世家说则云：郑玄注《周礼》肃拜云：若今妇人撎。安世按古之拜如现在的揖，折腰而已。披甲之士不拜，所以以肃为礼，以其不可以折腰。那么仪式特敛手向身，微作曲势罢了。郑氏所谓撎，大概如此，正是现在妇人揖礼。据郑氏说，那么妇人之拜不过如此，或者乃谓自唐武氏始尊妇人，不令拜伏，则妄误之甚矣。周天元时令妇人拜，特撎作男子拜，则虽世俗妇人亦不作男子之拜也。况古者男子之拜【按：自拜特撎作男子拜以

译下二十八字原本脱去，今据说郛补】但如今人的作揖，那么妇女的跪拜怎么能像如今这样伏地呢？大概现在的男子把古代男子的跪拜当作作揖，所以他们的跪拜又加上伏地，呈现出稽颡的样子。现在的妇女也把古代妇女的跪拜当作作揖，所以她们的跪拜又加上屈身，做出虚坐的姿势，比起古代已经增加了，不能说是减少了。礼制中所说的“女拜尚右手”，只是说收手偏向右边，如同孔子拱手而尚右的“尚”，不像现在用手按膝做出跪拜的样子。男子尚左也是如此。古代的跪拜自是一种礼仪，与拜、伏都不相干，这一论述在其他书中尤为详细。怀疑跪拜的制度，后周才开始改变古制，唐初或许沿袭了它，武则天才恢复旧制。然而王建《宫词》中说：“射生宫女宿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毬。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王建在唐文宗太和年间担任陕州司马，难道武则天以后妇女的跪拜还是跪拜吗？礼制只施行于宫廷之中。《复斋漫录》说后周制度命令宫人在朝廷上拜为男子拜，引用王建前一首诗来证明它。唐代宫词没有预言后周旧事的道理。

译礼制规定，生了男孩，在门左边挂上弓；生了女孩，在门右边挂上佩巾。三天后开始抱孩子，如果是男孩就射箭，女孩则不射。就像东魏高澄娶冯翊公主，生下儿子三天，皇帝亲临他的府第，赏赐锦缎和防具。唐代章敬吴皇后生下代宗，三天后，玄宗亲临为她洗浴。王毛仲的妻子生下儿子三天，玄宗命令高力士赠送酒食、金帛，并授予他儿子五品官职。姜防因为公主的儿子出生三天，宪宗说：“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可以赏赐我的孙子的，赐给他六品官职、绯色官服和银鱼袋。”又如在武则天时期，拾遗张德生下男孩三天，杀羊宴请同僚。补阙杜肃告发他屠杀牲畜。杨贵妃用锦绣做的襁褓包裹安禄山，说是贵妃三天洗儿的仪式，这些都是以三天为重要。苏轼祝贺苏辙生孙子说：“昨天听说万里孙已经振作，进行了三天的沐浴。”现在的风俗在三朝给婴儿洗澡，大概保留了古代的意思。

“晬”是指孩子出生一周年。《颜氏家训》记载：“江南的风俗，孩子满一岁时，为他制作新衣，洗浴梳妆，男孩面前摆放弓箭、纸笔，女孩面前摆放刀尺、针线，再加上食物，还有珍贵的宝物玩具放在孩子面前，观察他首先拿取什么，以此检验他的贪婪廉洁、愚笨智慧，这叫做‘试儿’。”亲戚们聚集在一起，举办宴会款待。《玉壶野史》记载：曹武王刚满周岁时，父母把上百种玩具陈列在席子上，观察他拿取什么。武惠左手提着戈，右手提着俎豆，不一会儿拿了一个印，其他东西都不看。曹真定人，江南的遗俗就在这里，现在的风俗称为“试周”。

世人传说满月，并且文雅地称为“弥月”，指的是《诗经》中“诞弥厥月”的说法。根据毛亨的解释：“诞，大；弥，终。”郑玄解释说：“终十月而生。”吕成公注释莆田郑氏说：“弥，满。”这些意思并不是说孩子出生满一个月。《唐书》记载，高宗龙朔三年，皇子旭轮出生满月，大赦天下。《北户录》说：“岭南风俗，家里富裕的人，产妇在三天或满月时给孩子洗澡，做团油饭，用煎鱼、虾、鸡、鹅、猪、羊灌肠、蕉子、姜、桂、盐、豉等制作。”陆游认为这与苏轼记载的盘餐饭说法相近，一定是“足”字的误写。所说的足月就是满月。苏轼又记载闽人生下孩子三朝洗澡时，家人和宾客都戴着葱和钱，说：“葱使孩子聪明，钱使孩子富有。”大致来说，三天的礼仪，无论古今远近都认为是重要的。【案：原本“晬谓子生一岁”至“致燕享焉”为一条，“世传满月”至末尾为一条。据说《说郛》在“晬谓子生一岁”前脱漏三十四句，在“世传满月”前脱漏十二句，现在据补入，仍合并为一条，以恢复原貌】

魏太武帝下诏摧毁佛像，诛杀天下的沙门，而兴起天师道，接受寇谦之的符箓，建造静轮宫。唐武宗下诏摧毁天下的寺庙，而建立九天道，接受赵归真等人的法箓。事情本来就会在过于兴盛时走向反面，势头又会因偏激而激化。宣和年间的事情，就是这样。魏正光以后，僧尼有二百万人，寺庙有三万多所。唐会昌年间摧毁寺庙四千六百多所，招提兰若四万多所，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素穆护祅僧二千多人。周显德年间，保留下来的寺庙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除的三万三百九十六所，现存的僧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人，尼姑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人。元氏的僧尼只在江北，就有这样的数量，可以说是最兴盛的时候了。江氏《杂志》记载景德年间天下有二万五千所寺庙，嘉祐年间有三万九千所寺庙，赵德麟将其载入《侯鲭录》。

《北史》记载，元魏正始年间，都城寺庙超过五百所，占民居的三分之一。唐代宗因为元载、王缙等人劝他信奉佛教，因此深信不疑，京畿的良田美利多被僧寺占有，有人怀疑这不是佛教所崇尚的，不可知。宋敏求《东京记载》：太平兴国寺，原为龙兴寺，周显德年间废为仓库。昌陵初年，主持僧人敲鼓请求恢复旧制，派遣中使持剑前往查看，如果害怕就斩首；到了那里神色自若，伸颈就戮，于是下诏恢复为寺庙。他能够坚忍自强，用刑罚威慑，而且没有避讳崇长之宜，怎么样？大概轻视生死的人，他的老师立教就是这样，这样的人很少吧？难道都不能劫持吗？《漫录》记载：宣和六年，义乌普门寺的主持僧饮酒吃肉，被知事殴打并争夺，在邑令处诉讼，驱逐了主持僧，杖责了知事，仍然申诉不止，上报到外台，交给州府想要处理此事。两个僧人于是超过一个月不到，忽然道录院下达县里，说普门寺住持僧某上奏说夜间梦见神人告知：普门山与金华洞天相连，是高真会集的地方，不是你们穿这种衣服所适宜的，迅速上报朝廷改宫易服。臣不怕遥远，奔赴朝廷，希望改宫额度为道士，得以将寺庙改为道宫。僧某还俗，姓毛名归真，特授右街守阙鉴义林灵素，是同乡人。又政和七年，下诏僧徒归心道门的允许到辅正亭陈述，立即赐予度牒，穿紫色衣服的长老僧官，另外优厚赐予视官品，让道流创为之说，求附于释氏，势之所从，看这个就足够了。张知甫可书记。司马光在政府，每次经过潞公，有门僧请求换为道流，因此缓颊言之。司马光愕然说：我们这类国家的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风俗所系，这个僧人既然不终于释，岂能终于道来？立即诛杀他。僧人听说后立即逃跑，这是可以警戒他的徒众反复无常，而政宣大臣所不敢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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