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重视边塞防御的君主，国家便无法存续了。所以有道的君主，顺应自然而不妄为，只要求结果而不发号施令，去除杂念和私意，清静虚空地等待，不夸耀自己的言论，不争夺具体的事务，考察名分并核实实际，让官吏各司其职，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尧说：“怎样去做？”如同日月所照耀的地方。舜说：“怎样去使归服？”直到四方荒远之地以外。禹说：“怎样去治理？”直到北方青地、九阳奇怪事物所交界的地方。现在那本书说：“道用来治理，深厚而不广博，恭敬地守住那‘一’，本性端正而内心自足，众人不周全，却致力于成就一种才能，才能完全成就，四方边境就平定了。”只有那天的符命，不周全却相同，这是神农之所以长久的原因，尧舜之所以显彰的原因，夏后氏之所以勤勉的原因。君主自以为智慧却变得愚蠢，人自以为灵巧却变得笨拙，人如果这样，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会请示，灵巧智慧的人就会发号施令。发号施令多了，请示的人就更多了，请示的人更多，那就是没有不请示的了。君主虽然灵巧智慧，也没有无所不知的。用并非无所不知去应对无所不请示，他的道本来就会困窘。作为君主而在下属那里屡次陷入困窘，将凭什么统治人呢？困窘却不知道自己的困窘，又自认为懂得很多，这就叫做“重塞”的国家。上面有忌讳直言的君主，下面有苟且敷衍的风俗，灾祸起源于想要治理好国家。怀有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心，却招致“重塞”的灾祸，因此臣下我认为国家不值得去治理，事情不值得去处理。从前有道的时代，顺应自然而不妄为，只要求结果而不发号施令，去除杂念和私意，清静虚空地等待，不夸耀自己的言论，不争夺具体的事务，循名核实，官吏各司其职，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神农说：“怎样去和谐？”万物调和，日月星三光协调。尧说：“怎样去做？”如同日月所照耀的地方。舜说：“怎样去使归服？”直到四方荒远之地以外。禹说：“怎样去治理？”直到北方青地、九阳奇怪事物所交界的地方。这些王者，天下人认为他们有功，后世认为他们有能力。这是《子华子》对齐景公询问治国之道的内容。那些没有记载在《子华子》里的，比如《尽数》篇。说：“流动的水不会腐臭，转动的门轴不会蛀蚀，是因为运动。”现在那本书说：“流动的水之所以不腐臭，是因为它流逝的缘故；门轴之所以不蛀蚀，是因为它转动的缘故。”都是论述养生，而那本书却用医理来阐述。比如《诬徒》篇说：“人的本性，喜爱与自己相同的人，赞誉与自己相同的人，帮助与自己相同的人。”这一篇在前面《子华子》说：“王者乐于他之所以为王”之后，大约有二百多字，然后才提到这些，难道都是《子华子》的话吗？现在那本书说《子华子》是听到晏子辞谢赏赐后说的，下面又说：“喜爱的反面就是憎恶，必定有所指向。帮助的反面就是排挤，必定有所指向。赞誉的反面就是诋毁，必定有所归咎。”比如《滛辞》篇说：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人丢了黑色衣服，在路上寻找，看见一个妇人穿着黑色衣服，拉住她不放手，想要拿走她的衣服，说：“今天我丢了黑色衣服。”妇人说：“您虽然丢了黑色衣服，但这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澄子说：“你不如快点把衣服给我。我过去丢的是夹层的黑衣服，现在你穿的是单层的黑衣服，用单层的黑衣服抵偿夹层的黑衣服，你难道不占便宜吗！”现在那本书说：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人丢了他的黑色衣服，顺着路去寻找，看见一个妇人穿着黑色衣服，拉住她不放手，说：“用这个来抵偿我吧。”妇人说：“您虽然丢了黑色衣服，但这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澄子说：“你不如快点用这个抵偿我。我过去丢的是夹层的黑衣服，现在你穿的是单层的黑衣服，用单层的黑衣服抵偿我的夹层的黑衣服，你难道没有所得吗！”下面才开始引用子华子说：“利益迷惑人心，侥幸于得到罢了，忘记了作为本质的东西。侥幸于得到而忘记了作为本质的东西，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做的呢！现在世上的人，寻求不做澄子那样的人，或许很少了。”比如《察〇》篇说：宋国的丁氏，家里没有井，需要出去打水，常常有一个人在外面。等到他家挖了井，告诉别人说：“我挖井得到了一个人。”有人听到后〇传这件事，说丁氏挖井得到了一个人。全国的人都在谈论，传到了宋国国君那里。宋国国君派人问丁氏，丁氏回答说：“得到一个人的劳力，不是在井里得到了一个人。”寻求才能像这样，不如不听。现在那本书说：从前宋国有个丁氏，家里本来没有井，需要出去打水，常常一天有一个人在外面，因为这样，聚集人力在庭院里挖井。家里人互相说：“现在我们家得到了一个人。”有人听到后〇传这件事说：“丁氏挖井得到了一个人。”全国的人互相传告，话传到了宋国国君那里。宋国国君召见那个人来核实，丁氏回答说：“自从臣挖井，家里获得了一个人的劳力，不是在井里得到了一个人。”这是用来回答公仲承询问黄帝铸鼎乘云升天的故事，下面说：“所以黄帝铸造神鼎，是井中人的比喻。智者纠正它，是宋国国君召见那个人来核实的比喻。”我大概这几条对比阅读，好像古代有这本书。见于《吕氏春秋》，有时详略不完全符合，又时常混淆辞句，有不以“子华子说”开头的，为什么呢？只有《审为》篇说：韩魏两国互相争夺侵占的土地，子华子拜见昭厘侯，昭厘侯面露忧色。子华子说：“现在假使天下人把字写在您面前，写着：‘左手抓取，则右手残废；右手抓取，则左手残废。然而抓取，必定能得到天下。您将抓取吗？’还是不给。”昭厘侯说：“我不抓取。”子华子说：“很好。”从这看来，两条手臂

译重于天下。自身又重于两条手臂。韩国比天下轻得多，如今所争的东西，比韩国又轻得多。您本来为了担忧这些事而愁苦身心、伤害生命，是得不到的。昭厘侯说：“好。”教导我的人很多，不曾听过这样的话。子华子可以说懂得轻重了。因为懂得轻重，所以论述不超过这个范围。这件事也见于《庄子·让王》篇。但《子华子》书中却没有记载，叙述者本来就怀疑漆园（庄子）是选取古人的道理来写寓言。然而吕氏（《吕氏春秋》）记载了这件事。吕氏也是把它当作寓言来记载的，那么凡是记载“子华子说”的大多都是寓言了。又考察这本书，看到齐景公与晏子问答，赵简子也曾招揽他。所谓刘向的序也说：“是赵简子的家臣。”而庄子、吕氏又有见到韩昭厘侯的事。高诱说：“昭厘是后来的谥号。”是韩武子五世孙，昭侯的儿子。《史记·韩世家》：“武子的后代是景侯，最初分晋为诸侯，传烈侯、文侯、哀侯、懿侯，然后才是昭侯。”《战国策》说：“申不害与昭厘侯拿着玉圭去见梁君，以申不害为臣，那么这个昭厘侯就是昭侯。”《竹书纪年》：“郑厘侯来朝见。”索隐说是韩昭侯。昭侯实际上是哀侯的孙子，距离武子六世，与高诱的注释不同。他距离齐景公去世一百三十三年，距离晏子去世一百四十二年，距离赵简子去世一百一十七年，推算赵简子同时代的人相差甚远。吕氏在他的书中见到齐景公、赵简子等话都不明确，说是见到昭厘侯是可以的。他的书中唯独不明确韩侯的事，说是齐景公、赵简子时也可以。只是合并两本书来推论世系，不能确定。如果用孔子倾盖而语的事来定，那么见到昭侯的是不对的。而且他的书也有可疑之处。晁氏《读书志》说：“看他的文辞，是近世依托之作，多用字说，大概是元丰以后举子所为。况且他的书中有秦襄公、赵简子，相距几乎二百年，抵牾像这样。”我所读的版本虽然记载他到秦国，但不说襄公。难道是有人怀疑而省略了吗？朱文公说：“他的言辞故意艰涩，而道理其实浅近；他的文体务求高古，而气势其实轻浮；他的道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他的话多用《左传》、班史中的字；他的粉饰涂泽，俯仰态度，只像近年后生。”巧于模拟变撰者所为，不仅决非先秦古书，也不是百年前的文字。只因为《家语》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而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所以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然被先圣所赞许，必是当时的贤者，可以假托惑世，于是造此书附会之。必是一能文之士所作，他的话精丽，如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五居中据三持七，巧也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也。又以洛书为河图，也沿袭刘牧的错误，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有人说王铚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赝书，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但又恐非其所能及，今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篇托为刘向，而不类向它书；后二篇无名氏岁月，而皆托为之号，若世之匿名书者。其首篇风轮水枢之云，正是并缘释氏之说；其卒章宗君二祥、蒲璧等事，皆剽剥他书附会其说。其自序出处，又与《孔丛子》载子顺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于赵宗者，即指程婴而言。以《左传》考之，赵朔既死，其家内乱，朔之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故武从其母畜于公宫，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吕相绝秦语，其不足信明甚。而近世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至引其说以自证其姓氏之所从出，则似诬其祖矣。文公审为伪书，因防稽官书刻本，欲疑王姚所作，不知绍兴间晁氏先已疑元丰举子矣。由干淳视之，岂非百年文字？赖晁说而稍古，王姚免作伪之讥。惟叶正则推信以为真，与孔子同时，可与六经并考，且云其书甚古，而文与今人相近。论者谓正则既知之矣，或古有其书亡之后人，摘其存于吕氏者，特为此详略也。予将以吕氏书证之曰：彼诚出于近代，又何先见于此也？则昭厘侯之事与吕氏异。复有疑焉？况久逸于古史而始见哉？宰相安和，殷生无恙。右军帖中语。东坡题潭帖云：宰相当是简文帝，殷则长源也耶？黄伯思刊误，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郄愔书，谓宰相简文作相王时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书郄愔帖语耳，而结字实近世人伪作。愔书自与逸少早年抗行，而此帖了无晋韵，其非审矣。余读刘潜夫诗，厌倦今书尺，时将晋帖看。殷生与宰相一

译（有人）问起平安，只说是晋代法帖，那么王羲之、郄愔等人就不必多说了。阐发《〇帖》中的意趣，颇有余味。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外，使用鸡距笔。黄庭坚在崇宁二年十一月被贬谪到宜州，为资源县书写书卷，花三钱买了鸡毛笔，写了两幅法帖，风流雅趣特别相宜。王涯收藏前代的名家书画，在甘露之变中，有人砸墙挖掘，取走了装裱轴头和其中的金玉，却把书画丢弃在路上。温韬发掘唐太宗昭陵时，所藏书画也是取走装轴中的金玉，而将书画抛弃。近来富贵人家废弃的纸幅断片，散卖到外面，有的甚至毁灭化为飞尘，大概是因为锦缎装裱和玉质轴头拖累的缘故。昭陵地下的收藏，尚且流落人间，史书上称王涯收藏的书画秘藏坚固、层层重复不可窥探，果真在哪里呢？智力不足以预知人事的事情太多了。

译《元和圣德诗》说：“用红帕包头。”注释者引用《实录》说：大禹在涂山之夜，大风雷电交加，有穿着铠甲的步兵一千多人，那些没穿铠甲的，用红绡帕抹额，从此就成为军容服饰。又韩愈《送幽州李端公序》：“红帕首”，“帕”一作“抹”；《送郑权尚书序》：“帕首鞾袴”，大概多次使用。陆氏《笔记》列举《孙策传》：“张津曾经戴绛帕头。”“帕头”是巾帻之类，如同现在说的幞头。韩文公说“用红帕首”，已经有所失误；苏东坡说“绛帕头”，读“道”书，增加一个“蒙”字，更加错误。陆游本来不引用涂山的事，注释韩文的人也不援引《孙策传》的话。然而李、郑两篇序都连着“帕首鞾袴”，取义为幞头，正符合范晔《后汉书》所说：“向栩这个人，性格卓越绝俗不合常理，读《老子》，样子像学道，喜欢披发戴绛绡头。”李贤注释《说文》：“绡，生丝。”考察这个字应当写作“幧”，它的字形从巾。古诗说：“少年看见罗敷，脱掉头巾戴上幧头。”以上史注“红绡头”或许就是“红绡帕”。我认为孙伯符所说的南阳张津任交州刺史，戴绛帕头，弹琴烧香，读邪俗道书，或许是从东都末年，习染妖妄的人，就把它作为首饰，向栩就是这类人。韩诗中的“帕”是虚字，坡诗中的“帕”是实字，因为文章用字作为“〇”所用，本来不同，都不免受到陆氏的质疑。唐代娄师德出使吐蕃，传达国家威信，吐蕃人畏惧喜悦。后来招募猛士讨伐吐蕃，娄师德自己振奋戴上红抹头来响应诏书，这接近涂山军容的遗制。虽然不敢用来解释“帕首”，但他说的“戴红抹额”，也就是“帕首”巾帻一类的东西罢了。徐铉跟随后主归顺宋朝，看见士大夫在寒冷日子多披毛衫，大笑。对人说：“中原自从兵乱之后，风气没有改变，披着毡裘，实在很多，非常可骇。”一天入朝，远远看见他的女婿吴淑也披着毛裘，回来召来责备说：“吴郎，士人怎么能效仿这个？”吴淑回答说：“早晨起来霜重，苦寒。”然而朝中穿这种衣服的人很多。徐铉说：“士君子有操守的人，也不曾穿，大概自认为这样。”新平之行，豳地寒冷，门人郑文宝恰好掌管转运，在路上迎接徐铉，脱下所穿的褐裘献给他，徐铉最终拒绝，于是被寒气所伤，下痢而死。杨文公记载这件事，徐铉的志向可悲啊。然而〇在中朝做官，而中朝的士人都穿这种衣服了。张文潜说：“徐铉说这话，是不甘心做亡国之俘，用丑言来轻视中朝士大夫罢了，不然，难道没读过《毛诗》吗？”豳诗说：“无衣无褐。”郑〇注：“褐，毛布。”不是现在的段子吗？那么它来自三代。古人穿裘，把皮衣做成裘，取毛织成褐，道理有什么不同呢？文潜这样说话，想必当时中州人士对徐铉不满尤其严重。近来只有程泰之尚书断定说：“古代本来用狐羔麑做裘，圣人穿它。”如果说古人不用织毛的衣服覆盖朝服，那么现在的貂蝉也是古代的吗？如果说古人坚毅至死也不改变这样，这样的人很多。即使他的议论比文潜厚道，而徐铉的志向可悲啊。

韩持国不穿凉衫，不随今俗。邵尧夫不穿深衣，不随古俗。江邻几《杂志》秘书丞宋飞卿说：“士大夫穿毛衫，已经被徐常侍讥讽。近年内臣或班行制作褐防为凉衫，逐渐波及士大夫。不久两府也穿它，现在正郎署中免靴的人穿它尤其多。韩持国等人非议，不肯穿。”又说：“凉衫用褐防做成，用来代替毳袍。”韩持国说：“始于内臣班行逐渐波及士人，现在两府也这样，唯独不肯穿。”《仪礼》妇人上衣的服制像明衣，叫做景，景是光明，用来抵御尘垢而显得光明，那么凉衫也用来保护朝服。虽然出自近俗，不能说没有根据。又《桐阴旧话》：“京师朝例，公服骑马，因为中官及班行制作褐防为衫，加在公服上面，叫做凉衫。后来即使二府也穿它，然而士大夫甚至有戴幞头穿凉衫而下不穿公服的，宫师看见唯独不肯穿，因为起初没有这个制度以及指挥所允许。现在遍布天下，间或用作吊服。绍兴末年暂时罢免紫衫，以至于用凉衫谒见，尤其没有意义。”李氏《杂记》又说乾道李献之学士说：“防聚之际，颜色可憎，现在皇上奉养两宫适宜穿紫衫方便。”阜陵之丧，赵忠定公开始命令群臣穿白凉衫，纯素已经不同于汴都褐防的制度，颜色故意显得可憎。况且《沈氏笔谈》已经说近年京师士人朝服骑马用黪衣〇之，叫做凉衫，也是古代遗法，《仪礼》朝服加景就是这样，只是不知道古人制度章色如何罢了。考察这里说黪衣不是现在的凉衫明显了。

淳熙二年冬，程尚书大昌以大蓬西掖假大宗伯押伴北使，赤岸御筵服重金。周益公有诗说：“五日尹京非细事，四时仕宦固多般。”自注：“泰之今春服

译绿色，夏天穿绯色官服，如今借穿金紫官服，这确实是傅游艺的行为啊。」按：傅游艺在唐朝时，迎合武则天，一年内历任青、绿、朱、紫四色官服，当时的人称他为「四时仕宦」，用这个来比拟，属于文雅的戏谑，所以不认为这是忌讳。

译有个姓黄名充的书生，初冬时节没有衣服穿，陈无已送他一件背子，他坚决不接受，于是陈无已把朱氏赠送的两匹布寄给他。陈无已有诗说：“割白鹭的腿，哪里值得为难；吃鸬鹚的肉，也不算失礼。”

宋朝建隆初年，朝廷军队攻下湖南，澧州、鄂州的百姓向来不认识骆驼，村落的妇女惊讶地围观，称骆驼为“山王”，跪拜祈求福佑的人，捡拾骆驼留下的粪便，穿起来系在脖子上，用来驱除兵灾和瘟疫。

齐王王肃归附魏国，起初不吃羊肉和酪浆，常喝鲫鱼羹，渴了喝茗汁。高帝说：“羊肉和鱼羹相比怎么样？茗汁和酪浆相比怎么样？”王肃说：“羊，是陆地产物中的最优者；鱼，是水族中的首领。羊好比齐鲁这样的大国，鱼好比邾莒这样的小国。只有酪浆不好，只能做茗汁的奴仆。”彭城王元勰说：“你不看重齐鲁这样的大国，却喜爱邾莒这样的小国。明天我为你设下邾莒的防线，也有酪奴。”于是就把茗称为酪奴。《河南闻见录》记载：“富郑公与邵康节吃笋，康节说：‘吃笋非常美味。’富郑公说：‘没有比堂中骨头更美味的了。’康节说：‘我在林下吃笋三十年，从未被人夺走。您今天可以吃堂中的骨头吗？’富郑公笑着停止了。”

这是曾归堂乔益公的匾额。

魏华父枢密题写匾额必定要加上“某堂”“某斋”的字样，他回复袁广微说：“静寿更应当增加一个‘堂’字，才显得稳妥扎实。”大概去掉“堂”字，只是近几十年的事罢了。他回复黄子才说：“古人庵观堂室的名称，必定有一个实字。”他回复彭运干说：“敬亨应当有‘亭’字，仔细思考榜题的书室，也应当有‘斋’‘轩’‘馆’‘室’之类的一个字。”在此之前，周益公也说：“凡是亭堂台榭的牌额，只单独使用所立之物的名称，而不书写亭堂之类的字。开始于湖上的僧舍，宦官传入宫中，往往模仿这种做法。现在无论贤愚，都一律沿用了。”假如是一字名，如怡亭、快阁之类，又该怎么办呢？我看教僧寮室，直接题写两个字，或许是从这里开始的吧。

陆务观说：“《楚辞》所说的桂数，见于唐代人的诗句及图画中，现在不再见到了。嘱咐山僧野人试着寻找，写绝句说：‘丹葩绿叶郁团团，消得姮娥种广寒。行尽天涯年八十，至今未得一枝防。’又另外记载其说法说：‘桂花已在春天芬芳，它的颜色是丹红，有时也是紫色。’《南部新书》说：‘钱塘灵隐山有很多，香紫可爱。’白乐天称之为‘紫杨华’，现在不再见到，即使问灵隐山的僧人，也不知道。往往错误地指着木犀当作桂。草木的显赫与隐没，也有时如此，只能付之一叹。各位老辈品评花卉很多，很少问及这个，或者只把木犀中红色的当作桂罢了。李卫公《平泉草木记》中列出桂的品种三种：第一种‘红桂树’，说：‘这棵树白花红心，因此以此命名。’第二种‘月桂’，说：‘出自蒋山，浅黄色。’第三种‘山桂’，说：‘这花紫色，花蕊繁茂。’这三种不详究竟哪个正确。《尔雅》‘梫木桂’，郭景纯注：‘白花，没有说丹红紫色。’如《选诗》‘秋风生桂枝’，也很少说春天。孙少媿《东皋杂录》从邵州到全州，道旁多岩桂，冬初开花，芬芳特异，俗称为九里香，又称为木犀。因为它的纹理黑而润泽，特别像犀角。’这里说冬初开花，固然由于土气不同。把桂与木犀当作一种已经很久了。陆氏的说法孤立而不显著，草木的显赫与隐没，感慨所寄托，何时能止呢！我不足以知道，等待博学的人。《扪虱新话》说：‘北人不识梅，南人不识雪。大概梅到了北方就变成杏。现在江湖二浙，四五月之间，梅将黄落而雨，称为梅雨。转过淮河以北，则杏也雨，地气如此。’俗话说：‘南人不识雪，向道似杨花。’然而南方杨实无花，由此知道北人不仅不识梅，而且无梅雨；南人不仅不识雪，也不识杨花。我认为荆公诗：‘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防。’堪对‘南人不识雪’之语。查钱昭度诗：‘南人如问雪，向道是杨花。’恐怕《新话》所引即是洪氏《四笔记》。辽僧说：‘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大概土俗如此。《法苑珠林》说：‘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辽僧的谈论，与此相合。现在看《法苑珠林》的话，见于颜氏《家训》都相同。唉！世人以耳目臆度天下事，有遗论了。《事林广记》考论寓钱之始说：今楮镪也。《唐书》王璵传曰：元宗时，璵为祠祭使，专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斥数巫觋。汉以来〇者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璵乃用之，则是丧祭之焚纸钱起于汉世之瘗钱也。其祷神而用寓钱，则自王璵始耳。《法苑珠林》云：纸钱起于殷长史也。按此，则里俗以纸寓钱，璵始用之，非剏于璵矣。朱文公云：纸钱起〇宗时，王璵

译大概古人用玉币，后来改用钱币。〇宗被王璵的方术所迷惑，鬼神的祭祀事务繁多，没有那么多钱来埋藏，王璵便制作纸钱来替代，文字记载便难以理清。况且如唐代礼书所载范〇的正言，只有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案：《说郛》此处又出现“易之文字便是难理会，且如唐”十二字，据语录删去】，所以士大夫效法他们，而宋初谈论礼仪的人看错了，于是制作纸衣冠而不用纸钱，不知衣冠与纸钱有何区别。近世戴氏防璞说：《法苑珠林》记载纸钱起源于殷长史，唐王璵〇记载汉末都有埋钱，后来民间习俗逐渐改用纸钱，王璵才用于祭祀，现在儒家认为这是佛教的方法，在丧祭中都摒弃不用，我认为不对。对待死者像对待活人一样是不仁，对待活人像对待死者一样是无知，称为明器是神明它。汉代的埋钱，接近于对待死者像对待活人，用纸代替钱也是明器，与泥车草人有什么不同？世俗认为果真是资助阴间，那就可笑了。这个说法虽然不同，也有朱文公纸衣冠何别的意味。吕南仲有《钱邓公不烧楮镪颂》说：古代用币来礼敬神灵，后来的罪人太多，就假借它来请求禳灾祈福，假借不停，就用纸代替，而不支付。因此罪人满世而无法挽救他们的错误，大体上深恶用寓钱来求福。我看洪庆善《杜诗辨证》记载文宗备问云南齐废帝东昏侯喜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来代替束帛，到唐代盛行此事，说对阴间有益。又牛僧孺说：楮钱唐初剪纸为之，这足以补充《事林广记》所未及【按：自《事林广记》考论寓钱之始以下十条皆见于陶宗仪《说郛》而原本脱去，今据补录于后】

译陈无巳说：世人把痴呆称为“九百”，是说他们精神不足。项平甫家的说法说：注司业说“九百”是草书的“乔”字。朱彧《可谈》说：青州王大夫写词鄙俗，每次投献给当权者，被当作笑料。我的叔父担任青州长官，也和他唱和。有一天叔父见到他的儿子向他道谢，他的儿子说：“父亲痴呆乱道，玷污了您的高明。”大概俗语说神气不足的人叫“九百”，难道一千就足够了吗？用书法来解释，不如陈、朱的说法通顺。我读张平子《西京赋》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注释的人说小说有九百篇，是虞初所著，又说有九百四十三篇，说九百是举其大数。《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稗官，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人所编造的。如淳说：街谈巷语，是那些细碎的话。俗语哪里说九百呢？或许取比喻细碎的意思，俗语本于史录，本来就有，所以随便记下来。东坡文章中有一条，说彭祖活了八百岁，他的父亲哭他，因为九百岁的还在。李方叔问东坡说：“俗语把憨痴呆笨称为九百，难道可以写在文章里吗？”东坡说：“你不知道依据罢了。张平子《西京赋》说：乃有秘书小说九百，大概稗官小说共九百四十三篇，都是巫医厌祝以及里巷所传言，汇集为此书。西汉虞初，洛阳人，用这些书侍奉汉武帝，出入跟随车骑，穿黄衣，号称黄衣使者，他的说法也号称九百。我的话难道没有依据吗？”方叔后来读《文选》，看到这件事详细记载在《文选》注中，才感叹说：“坡翁对于世间的书，哪里有不精通的呢？”近来看到杂说记载这件事，才知道前辈考证无所不至。

旧制驾头，不详始于何时。宰相更换一朝，就加覆一层黄幔。孔氏《谈苑》说：“驾头，是祖宗即位时所坐的。”宰相珍视它。《梦溪笔谈》说：“正衙法座，用香木制成，加上金饰，四足下垂如角，前面稍低，编织藤条覆盖在上面。”每次车骑出行，就让老内侍在马上抱着它，称为驾头。江邻几《杂志》说：“韩持国问李端明：‘驾头是什么东西？’回答说：‘各种座位中的一种。’”原父访问王原叔，原叔说：“这个座位已经传了四代了。”陆游《笔记》说：“驾头过去由一个老宦官抱着绣裹的小凳子骑在马上，高宗时也是这样，现在却由阁门官替代，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参考各种记载，怀疑渡江后，小凳子已经不是法座的旧物了。皇帝车驾所到之处，百官在道旁依次迎接，只望着驾头致敬罢了。

史姚氏注《楚汉春秋》：高祖封许负为鸣雌亭侯，由此知道妇女也有封邑。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朝沿袭秦制，爵位二十级，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是彻侯，亭侯不详。范晔《后汉书·百官志》说列侯所食的县为侯国，承袭秦爵二十等为彻侯，大的食县，小的食乡亭。难道亭侯，是以十里一亭的土地封赏的吗？或许汉初就已经有了。妇女封邑，班书说：高后曾经把萧相国的夫人封为鄼侯。查司马氏年表：孝惠三年，哀侯禄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班固《汉书》：孝惠六年，哀侯禄去世；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禄母同为侯。两表所记载不同。索隐又怀疑这件事不实。我认为吕后想封吕氏，先封高帝功臣，想立吕氏，先封孝惠后宫的儿子。四年封吕产为临光侯，也是先封功臣的妻子了。从许负的封赏到鄼侯夫人，怀疑是西汉妇女封邑的开始。

上梁文，吴氏《漫录》考证它的起源，说后魏温子升有《阊阖门上梁祝文》，说“惟王建国，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门启扉，良辰是简，枚卜无违，雕梁乃驾，绮翼斯飞，八龙杳杳，九重巍巍，居辰纳祜，就日垂衣，一人有庆，四海爰归”，由此知道上梁有祝文了。只是不像现在有诗语。楼大防参政，又考证“儿郎伟”始于《方言》，他的说法说上梁文必说“儿郎伟”，有人认为“伟”是唯诺的“唯”，有人认为“伟”是奇伟的“伟”，都不妥当。在敕局时，看到元丰年间抓获盗贼推赏，刑部惯例都沿用原案不改，俗语有陈棘说：“我部领你们去深州”，边吉说：“我随你们去”，“懑”本音闷，俗音门，犹言辈。只有秦州李德一案说：“自家伟不如今夜”，我说：“明白了，所谓的‘儿郎伟’，犹言‘儿郎懑’，大概是呼告他们，这是关中方言。”上梁有文很久了，唐都长安沿袭它，把这话告诉尤延之等人，都认为以前没听说过，有人说用相儿的“伟”，大概错了。楼公考证如此，我记《吕氏春秋·月令》，举大木的人前呼“与謣”，后也应答，高诱注为举重劝力的歌声，“与謣”注或作“邪謣”，《淮南子》说：“邪许岂伟”，也是古人举木隐和的声音。

《颜氏家训》说：江南风俗，双亲如果在世，每到生日常有酒食之事。没有教养的人，即使父母去世那天，都摆设酒食酣畅，奏乐不知有所感伤。程氏说：人没有父母生日，应当加倍悲伤，怎么忍心摆设酒食奏乐以为快乐？如果

译父母双全的人庆祝生日就可以了。这与颜训的意思相同，本来就不论地位高低。然而像梁元帝在生日那天，总是斋戒素食、讲诵经典。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这是我的生日，世俗之人都在欢度，我却反而感到悲伤。如今我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却想承欢膝下，永远不可能了。这就是子路背负米粮供养父母却未能如愿的遗憾啊。”《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怎么能在父母辛劳的日子，反而举行宴会享乐呢？太宗泪水数行流下，群臣也都流泪。可见前代的君主并不重视生日，而庆贺生日成为习俗已经很久了。

《漫录》又记载：唐中宗在生日那天宴请侍臣、内戚和学士，让他们联句作诗。君主生日设宴祝寿，大概始于此时，当然没有比唐玄宗更盛大的了。查考唐开元十七年八月，皇上在生日那天于花萼楼下宴请百官。左丞相源曜、右丞相说率领百官上表，请求将每年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颁布天下，全国欢庆宴乐休假三天。这是设立节日的开始。开元十九年，在千秋节赦免死罪及流放以下罪犯。这是恩赦的开始。开元二十四年八月，千秋节群臣都进献宝镜，张九龄进献《千秋金镜录》。到代宗大历元年十月，皇上生日，各道节度使进献金帛、器物、服饰、珍玩和骏马。这是接受贡品的开始。德宗在生日那年下诏，让佛道两派在麟德殿大讲经论，并下诏让给事中徐岱等人讲说。这是说法的开始。穆宗长庆元年，下诏说七月六日是我的生日，那天百官和命妇应在光顺门进名参贺，我在宫门内与百官相见，虽然曾下诏停止，不久又恢复了。这是进名受贺的开始。长庆四年，敬宗刚即位，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皇上生日为由，请求在泗州设立戒坛度僧尼以资福。这是度僧的开始。文宗开成二年，下诏说我的生辰不想屠宰牲畜，用以表示好生之德，并不是信奉空门，希望得到虚妄的福报。从今以后宴会吃素食，允许陈列醋等调味品，永远作为常例。这是禁止屠宰的开始。

自从设立千秋节以来，沿袭成为大典，虽然本源于开元年间，但唐玄宗早就重视生日了。王皇后宠爱衰退，哭着说：“三郎难道不记得阿忠吗？”脱下紫色半臂，换一斗面做生日汤饼吗？这大概是旧事。唐玄宗不仅为自己祝寿，每当让皇帝李宪生日，必定前往他的宅第，停留许久宴饮作乐。惠宣太子李业患病，玄宗亲自探视，病愈后，又前往他的府第，摆酒赋诗，庆祝他初生般的喜悦。这是极其和乐平易的真挚感情。天宝十四年六月一日，贵妃杨氏生日，玄宗幸临华清宫，在长生殿演奏新曲。恰逢南海进献荔枝，因此命名为《荔枝香》。天宝十载正月，安禄山生日，玄宗赐给他衣服、玩器、酒食。连宫妾和蕃将，也使用这种待遇。

朱新仲说：唐人过生日多准备汤饼。引用刘禹锡送张与的诗：“尔生始悬弧，邀我作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赐天麒麟。”这应当是指刚出生时。杜甫也有给宗武的诗。《云溪友议》记载：西川韦相公韦皋，因为做生日，各节镇都进献珍奇。只有东川卢八座送一名歌姬作为馈赠。林谦之诗：“惊起何波理残梦。”自注说这是梦中所见。何使君是蜀人，用“波”称呼她，就像称呼丈人一样。范氏《吴船录》记载：嘉州有王波渡。说蜀中称尊老者为“波”，又有所谓天波、月波、日波、雷波者，都是尊称。这王波大概是王老，或者王翁。宋祁曾经辨析，说应当是“皤”字。黄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自号涪皤，或许就是当地的俗叫。查考宋祁所记：说蜀人谓老为皤，音波，取皤皤黄发的意思。

张籍祭韩愈的诗：“公疾浸日加，孺人视药汤。”如果认为是姬妾，那么说“乃二侍女合弹琵琶筝”，已有侍女了。如果认为是妻子，那么皇甫湜撰写的韩愈神道碑说：“夫人高平郡。”这里不称夫人。韩愈曾说：“已呼孺人戞鸣瑟。”难道是用来说内子吗？解说《诗经》的人，韩诗“孺人”对“稚子”，出自杜甫诗“老妻稚子”句。储光羲说：“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趋走。”又出自江淹《恨赋》：“左对孺人，顾盼稚子。”凡此都一并指妻子。唐棣王琰有二孺人争宠，大概是亲王有孺人二人。唐制，按《曲礼》：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妻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那么孺人不能认为是妾。张籍或许取此意。宣和年间罢免县君，改孺人为第八等。

译〇州天长道中有古冡，土人呼为琉璃王冡。马氏嬾真子録辨为汉广陵王胥，谥厉后人误谓刘厉为琉璃尔长安董仲舒墓，门人至皆下马谓之下马陵，讹呼为虾蟆陵。

〇州天长道中有一座古墓，当地人称它为琉璃王墓。马氏《嬾真子录》辨析说这是汉代广陵王刘胥的墓，他的谥号是“厉”，后人误将“刘厉”说成了“琉璃”。长安董仲舒的墓，门人到来时都下马，称为下马陵，后来讹传为虾蟆陵。

相人之法，古矣。而物无不可相。史云：黄鲁直、陈君夫相马，留长孺相彘，荥阳禇氏相牛。《吕览》又记古有善相马者：寒风能相口齿，麻衣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代褐相胸脇，管青相膹肳，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君賛相后，与羣兽焉。人可知矣。《昭徳读书志》：伯乐《相马经》，浮邱伯《相鹤经》，寗戚《相牛经》，郑氏《通志》又加以周穆王《相马经》，诸葛颍、徐成《相马经》，髙堂降《相牛经》，淮南八公《相鹄经》《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抑皆古事也。不惟是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艺文之目》已着：相人、相寳、劒刀、相六畜。班孟坚谓：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要其术如是而已。世代相〇，当有存者。陈氏书曰：《相贝经》，未详何书。纬畧云：师旷有《禽经》，浮邱伯有《鹤经》，虽六畜亦有《牛经》《马经》《狗经》，下至虫鱼有《〇经》《鱼经》。唯朱仲所〇《贝经》，竒怪，岂即《相贝经》欤？或述其名数而谓相也。纬畧又举东方朔《相笏经》，袁天纲、郭先《相笏经》，陈混常《相笏经》，古《相手板经》，亦騐人祸福也。齐綦母称之，在州时有一手板相者云富贵。又吴氏漫録引陆长源《辨志》载：唐天寳中有李旺称善相笏，騐之以事，卒皆无騐，以为不可槩论。遂记：开寳末，长史相水立蛮三笏：一王侯笏，生人不敢秉；一宰相笏，一卿监笏，亦为节度而作。其后一归钱武肃祠堂，一归沈相，一归钱昭晏，以卫尉卿守滑州。真庙朝老道士为沈良择笏云：此借绯笏，兼是吉州通判。沈时除吉州通判，借绯。又云：〇罢任别为拣朝官笏，期明年六月。沈果以是时卒。由前一事则贵贱在笏，由后一事则吉凶在人。漫録云：馆中有陈混常《相笏经》，其説推本管辂、李淳风之言。又常氏《相板印法》，魏程伯《相印法》，盖相笏之〇而有相字法者，术亦〇也。

观察人的方法，由来已久。然而万物没有不能观察的。史书记载：黄鲁直、陈君夫观察马，留长孺观察猪，荥阳褚氏观察牛。《吕氏春秋》又记载古代有善于观察马的人：寒风能观察口齿，麻衣观察脸颊，子女厉观察眼睛，卫忌观察胡须，许鄙观察臀部，投代褐观察胸胁，管青观察腹部，陈悲观察大腿和脚，秦牙观察前面，君赞观察后面，以及观察各种野兽。由此可知，人也是可以观察的。《昭德读书志》记载：伯乐有《相马经》，浮邱伯有《相鹤经》，宁戚有《相牛经》，郑氏《通志》又加上周穆王的《相马经》，诸葛颍、徐成的《相马经》，高堂降的《相牛经》，淮南八公的《相鹄经》《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这些也都是古代的事情。不仅如此，凡是事物都是如此。所以自从西汉《艺文志》目录中就已经记载：观察人、观察宝物、观察刀剑、观察六畜。班固说：观察人和六畜骨骼形态的尺度，器物的形状，来探求它们的声气、贵贱、吉凶。大抵这种术数就是这样罢了。世代相传，应当有留存下来的。陈氏书中说：《相贝经》，不知道是什么书。《纬略》说：师旷有《禽经》，浮邱伯有《鹤经》，即使是六畜也有《牛经》《马经》《狗经》，下至虫鱼有《〇经》《鱼经》。只有朱仲所著的《贝经》，奇怪，难道就是《相贝经》吗？或许是叙述它们的名称数量而称为“相”吧。《纬略》又列举东方朔的《相笏经》，袁天纲、郭先的《相笏经》，陈混常的《相笏经》，古代的《相手板经》，也能验证人的祸福。齐国的綦母称，在州任上时有一个用手板占卜的人说富贵。又吴氏《漫录》引用陆长源《辨志》记载：唐天宝年间有李旺自称善于观察笏板，用事情验证，最终都没有应验，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于是记载：开宝末年，长史相水立蛮三块笏板：一块是王侯笏，活人不敢拿；一块是宰相笏，一块是卿监笏，也是为节度使制作的。后来一块归入钱武肃王祠堂，一块归沈相，一块归钱昭晏，以卫尉卿身份守卫滑州。真宗朝一位老道士为沈良挑选笏板说：这是借绯色笏板，兼任吉州通判。沈良当时被任命为吉州通判，借绯色官服。又说：〇罢任后另外挑选朝官笏板，期限在明年六月。沈良果然在这个时候去世。从前一件事看，贵贱在于笏板；从后一件事看，吉凶在于人。《漫录》说：馆中有陈混常的《相笏经》，其说法推究本源是管辂、李淳风的话。又有常氏《相板印法》，魏程伯《相印法》，大概是观察笏板的〇而有观察字法的人，术数也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