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我选取了两位愚公的事例。《列子》记载：太行、王屋两座山，方圆七百里，高万丈，原本坐落在冀州的南面、河阳的北面。北山有一位愚公，年纪将近九十岁，面对着山居住，苦于山北的寒冷，以及出入道路的迂回曲折，便带领子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凿石挖土，用箕畚把土石运到渤海的边上。冬夏换季，才往返一次。河曲的智叟嘲笑并阻止他。愚公说：“即使我死了，还有儿子在；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可是山不会增高加大，为什么担心挖不平呢？”操蛇的山神害怕他不停地挖下去，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命令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走这两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冀州的南面，汉水的北面，再也没有高山阻隔了。《说苑》记载：齐桓公外出打猎，追逐一头鹿跑进山谷里，看见一位老翁，便问他：“这是什么山谷？”老翁回答说：“这是愚公谷。”桓公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老翁回答说：“因为我的名字。我原来养了一头母牛，生了小牛长大，我卖掉小牛去买马驹。年轻人说：‘牛不能生马’，于是带着马驹离开了。”邻居们听说了这件事，认为我很愚蠢，所以把这山谷叫做‘愚公谷’。”桓公把这事告诉管仲，管仲拜了两拜说：“这是我的愚蠢啊。如果尧在位，皋陶做法官，哪里会有抢别人马驹的人呢？如果有像这位老翁这样受欺侮的人，也一定不会把马驹给他。您知道诉讼不公，所以才把马驹给他。请让我退朝去修明政治。”那不可改变的是山，而山却被铲平；那不能动摇的是君主和宰相，却改变了听信。郦道元注释说：水从齐城西南流出，流经愚山，东边有愚公冢。时水又弯曲流过杜山，北边有愚公谷。这就是《说苑》中的愚公。柳子厚以染溪为愚，正是因为在古代有愚公谷，见于《诗序》。

楚元王恭敬地礼遇申公等人，因为穆生不喜欢喝酒，特意为他准备了甜酒。等到楚王戊即位，常常设置甜酒，后来却忘了设置。穆生退下说：“可以离开了。”甜酒不再设置，说明君王心意懈怠，如果不离开楚国，将会被当众羞辱。穆生称病卧床，申公、白生强行让他起来，他不肯，于是离开了。

田单收集即墨城中的千多头牛，给它们穿上红色的丝绸衣服，画上五彩的龙纹，在牛角上绑上兵刃，在角上浇上油脂，在牛尾上绑上芦苇，点燃芦苇的末端，在城墙上凿了数十个洞，夜里放出牛，五千名壮士跟在后面。牛尾被烧得发热，愤怒地冲向燕军，所触碰到的都死伤殆尽，这件事确实奇特杰出。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说即使凿了数十个洞，千多头牛，难道不会互相抵触吗？怎么能全部像人一样听从约束奔赴敌阵呢？田单真是神人吗？这种方法后来有人使用，东汉杨璇任零陵太守时，苍梧、桂阳的贼寇攻打郡县，杨璇制造了几十辆马车，用排囊装满石灰，在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制作兵车专门配备弓弩，命令马车走在前面，顺风扬起石灰，贼寇看不清，于是用火烧布，马受惊奔跑冲入贼阵，后面的兵车弓弩乱射，群盗惊骇散逃，被斩杀无数。在马尾系布就是在牛后束茅，用于车战有利，然而没有凿城的劳苦，所以尤其方便吧。

公子卬告诉商君想要谋反，商君逃到关下，想住进客舍，客舍主人不知道他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规定，留宿没有凭证的人要连坐。”商君感慨叹息说：“唉，制定法律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桓蔚战败，投奔牛牧寺，僧人昌保藏了他。刘毅杀了昌，等到刘毅被刘裕讨伐，夜里逃跑投奔寺庙，寺僧说：“从前逃亡的师客桓蔚，被刘卫军所杀，现在实在不敢收留外人。”刘毅感叹说：“制定法律自己受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苏子由被贬到雷州，不允许占用官舍，于是租住民房；而章子厚认为他是强夺民居，下令郡县查办。等到章子厚被贬到雷州，也向百姓问舍，百姓说：“从前苏公来，因为章丞相几乎毁了我的家，现在不可以了。”当商鞅等人高兴法令得以执行，指使如意，假使知道有后患，也还是不会顾惜，就像索元礼的铁笼，周兴的火瓮，无法推辞了。东坡说：“等到他出逃无处可住，然后才知道制定法律的弊端，这难道只是商鞅后悔吗，秦国也后悔了。”我认为商鞅来不及了，章子厚的事尤其像刘毅，只是不知道他是否后悔罢了。

张宣公论述王陵、陈平、周勃在吕后时的表现说：“人臣的道义，应当以王陵为正。”这是程氏的说法。胡明仲已经在《读史管见》中叙述了。我看晁氏《客语》：“人臣侍奉君主，应当以王陵为正。”或许记载了先儒的遗论。

留侯晚年称病辞职，吕后胁迫他，让他谋划保护太子的计策。淮阴侯遭受诬陷，吕后与萧相国谋划在钟室斩了他。彭越被迁徙到蜀地，吕后诱骗他到洛阳，一并灭族，威震外朝，渐渐没有皇帝了。皇帝也愤恨不能忍受，吕后迎接医生，就辱骂不让治病。樊哙是吕氏的女婿，有人说他勾结吕氏，就想要斩樊哙。吕后当时安然自专，问百年之后谁代替萧相国，一个个数来不肯停止，难道是窥探皇帝腹心所托付的人而将要剪除他们？皇帝死后不发丧，与审食其谋划尽数诛灭诸将，毒计发动不可抵御。上天保佑汉朝国运，幸好郦商有所听闻，危言耸动地劝谏，奸谋随即被阻止，否则绛侯等大臣尚且不能自保，怎么能片刻为汉朝考虑？后来郦商让他的儿子欺骗吕禄解除兵权归属太尉，史书说绛侯丞相派人胁迫他。从前事来看，郦商何必胁迫呢？我认为诛杀韩信、彭越时，吕后已经包藏祸心，

译等到谋划诛杀诸将时，他们的阴谋才刚开始暴露。郦将军在这件事上对汉朝功劳最大，应当表彰他，只是不知道如果樊哙还在，想不背叛汉朝，又能拿那个悍妇怎么样呢？

译文公与陈同父辩论诸书，大抵说汉唐的君主，或许不能没有暗中契合天理的时候，但他们的整体只在利欲之上。同甫极力争辩不止。查五峯胡仁仲回复樊茂实的信说：“天理纯粹而人欲消减的，是三代兴起之王；借天理来成全人欲的，是五霸；以人欲行事却暗中与天理相合的，是从两汉到五代兴起的君王和盛世的君主。存留一分天理而处于太平世道的，必定不会灭亡；行十分人欲而处于乱世中的，必定不能保全。”这种说法早已清晰明白。只是文公对于汉高祖、唐太宗之外的人，未必一概允许他们暗中契合天理。同甫说近世的儒者，于是说三代专门以天理行事，汉唐专门以人欲行事，其中与天理暗中契合的，也能长久。这是说一千五百年间，天地只是勉强维持，人心只是勉强度日，难道不是像胡氏的说法那样本来就不被采纳吗？陈君举又议论“暗合”两字，如何断定？人决没有全然不认识，偶然碰上的道理。大概是想要平息朱陈之争，却反而偏向陈同父的说法。读胡集，因此记下其大概。

王子渊上《圣主得贤臣颂》说：“何必像彭祖那样仰俯屈伸，像乔松那样吐纳呼吸，超然绝世，远离尘俗呢？”史书记载：“皇上颇喜好神仙，所以王子渊的应对涉及此事。”以谏大夫的身份出使益州，寻求金马、碧鸡之神，难道不可以说吗？如果他不因道病死，又凭什么复命？他进言时，应当先修习武帝旧事，讲论六艺、群书，广泛满足奇异的好尚，于是用文章奏对投给左右，能够寄托辞令进行讽劝，已经非常贤于当时的人。何况汉代的士大夫，尤其以回家乡为荣，如严助、朱买臣都是会稽吴人。武帝问严助：“在乡里时？”严助回答：“家贫被朋友女婿所辱，愿做会稽太守。”武帝又对朱买臣说：“富贵不归故乡，如同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里行走。”任命为会稽太守，对过去有恩的人全都报答。司马长卿，成都人，派遣他安抚巴蜀，县吏背着弩箭在前面开路，蜀人认为这是宠荣。子渊本来就是蜀地人，出处不必完全像长卿，想必当他奉命归来，乡邑夸耀羡慕他的得意，何必勉强自己不去呢？

汉代朱博担任琅琊太守，文学儒吏当时有表记称说云云。朱博看见后对他们说：“像太守，汉代官吏奉行三尺律令来办事，无奈你们所说的圣人之道怎么办？且拿着这种道理回去找尧舜，你们出去陈说它。”晋代庾翼年轻时有经纶大略，杜乂、殷浩才名冠世，但庾翼不看重他们。常对人说：“这些人应该束之高阁，等到太平之后，再议论他们的任用。”这都是玩弄轻侮的话。古人侍奉君主治理百姓，都效法尧舜。朱子元只是一个干练的官吏，怎么能知道这些？只有庾稚恭的事有可议论之处。人们因为后来殷深源北伐无功，许以先知，且预料他起初不采纳，察知那些话不真实。只是他又曾请求担任司马军司而不就任，后来又写信举荐王夷甫责备他，一定强迫他出山，实在不忍违背时望吗？杜乂，是元凯的孙子，有盛名，蔡司徒、王右军都称赞他，职位不过是袭爵丞掾，不详其行事。稚恭持论主要是矫饰世俗而已，不像汉代太守以教习拜起轻慢大儒耆老，尤其不喜欢诸生，所以对儒吏作无顾忌的话。后世诵读这些，他们自待当时，未免太薄了吧。

薛宣经过彭城，子惠担任县令。薛宣心里知道子惠不能胜任，停留几天，始终不问吏事。门下掾问薛宣不教戒子惠的意思，薛宣笑着说：“吏道以法令为师，可以问而知。至于能与不能，自有资质才能，哪里可以学呢？夫教者讇讇，不必教；不教者吏事，吏事何可不教？”陈万年善于侍奉人，贿赂外戚许史，他的儿子陈咸刚直刺讥近臣，于是晚年贿赂陈汤求入帝城，触犯屏风旧闻，最终误了他吗？薛宣所到之处贬退称进，号称黑白分明。儿子为县令，不过问罢了，既然过问，何况停留连涉几日，却像有所避讳，凭什么出面对答掾吏？实在不可学，难道不可让他离开吗？我揣测薛宣的意思，正视吏道为容易，而平时并非没有家庭习闻的详细，方才懵然莫悟，一旦进入涖官之地，指望他因父训而悱发，必定不能。为县令才开始学吏教，也太晚了。当时为他早议去就，才是好的。有人说万一宣子愤申咸议，乃翁至抢其面，父子坐累，怀疑不教的验证。将教之不善，宁勿教，遂不教之善可乎？然而如果薛宣只能教之以吏，他贤于教讇者几希。盖当时能以吏教子多有人矣，无以是议宣也。

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中黄门王业，王业领长安市买，于是以所卖梁饭肉羮持入说：“居民食咸如此。”唐〇宗忧雨伤稼穑，国忠取禾之善者献说：“雨虽多，不害稼也。”陜民诉旱，观察使崔荛指庭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闾阎不通之情，若斯者众。闻往时易楮币以一寓三，或言民间患物踊，时相命以一劵市饭，至则可十人食，遂诘言者之妄。事何必隐微而后难知也？

让是美德，而至不让者隐焉，非让之罪也，似乎让

译这并非真正的谦让。西汉初年，群臣商议为王莽定议安定宗庙，应当赐号“安汉”，增加食邑和爵位。王莽称病坚决推辞，说：“我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议，现在愿意单独列举孔光等人的功劳进行赏赐，将我王莽搁置一旁。”于是皇帝下诏任命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少保，都增加封邑万户。甄丰由广阳侯升任少傅，甄邯为承阳侯。这四个人接受赏赐后，王莽仍然没有起身。群臣再次上奏，于是皇帝下诏增加封邑二万八千户，任命王莽为太傅，赐号“安汉公”。王莽表示惶恐，不得已才接受。在定议、谦让、归还增加封邑的过程中，又建议应当封立诸侯王的后代以及高祖以来功臣的子孙为侯，赐予爵位和食邑，他的谦恭难道不是很多吗？他卧病很久，犹豫不决地接受任命。当时王莽篡位的野心逐渐显露，事情发生在篡夺国家之前，这足以欺骗世人了。后来有郭威，或许也效仿他的意图，讨伐河中叛乱，凯旋回朝。后汉隐帝赐给他金帛、衣服、玉带、鞍马，郭威推辞说：“臣受命一年，仅仅攻克一座城池，有什么功劳？带兵在外，凡是镇守安定京城，供应军队粮草，都是各位大臣在朝廷中的功劳。臣怎敢独自承受这些赏赐，请普遍赏赐他们。”于是普遍赏赐宰相、枢密使、宣徽使、三司使、侍卫使等九人，与郭威相同。皇帝想单独赏赐郭威，郭威推辞说：“运筹谋划出于朝廷，出兵供给粮草依靠藩镇，暴露于战场作战在于将士，功劳只归于臣，怎么承受得起？”加授郭威兼任侍中，史肇兼任中书令，窦贞固为司徒，苏逢吉为司空，苏禹珪为左仆射，杨邠为右仆射。担心藩镇不满，又加授高行周为太师，安审琦为太傅，符彦卿为太保，刘崇、冯晖、李重进、殷兼为中书令，钱俶为尚书令，马希广为太尉，慕容彦超、刘铢、高保融兼任侍中，孙方简、刘赟同平章事。当时将帅以独占功劳、夸耀能力为累赘，以内外和谐为难事。郭威成功而不居功，即使是古代盛美的德行也没有超过他的。没想到变故发生在内部，他趁危局篡位，有人追溯议论他类似王莽。所以胡氏评论说：“不必等到日后即位，在颁行赏赐时已经收买了朝廷内外的人心。”当他前往邺城时，说苏逢吉、杨邠、史肇都是先帝的旧臣，愿意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们，疆场之事，臣愿意竭尽愚钝之力。如果不是出于勾结私情，那就是像诸葛亮对于蒋琬、费祎那样自任吗？郭威的谦让或许不同于王莽，王莽是修饰名声，郭威是收买人心。王莽不久就篡夺汉朝，郭威则是汉朝没有谋划诛杀他，尚未决定他反叛，还有自我辩解的理由。然而赏赐遍及将相，耗费没有名目，尊官例行加授，藩镇的国家典章被轻慢亵渎。假使出于真正的谦让，又有什么可取的呢？况且考察他的内心，最终是可以知道的。接近真正谦让的，只有元朔年间，卫青凭借功劳被拜为大将军，封他的儿子卫伉等三人为列侯。卫青谢恩说：“这都是各位校尉奋力作战的功劳，臣卫青的儿子还在襁褓中，怎敢接受封爵？”汉武帝下诏封公孙敖为合骑侯，韩说为龙额侯，公孙贺为南窌侯，李蔡为乐安侯，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随成侯，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李沮、李息、豆如意赐爵关内侯，都是凭借跟随大将军有功的人。卫青曾说：“人臣不敢专权”，又说：“人臣怎敢招揽士人？”晚年权力转移、门客散去，能够以功勋名声善终，而分配功劳给副将校尉都按照他们的实际贡献，不像泛泛地施予恩泽。卫青的谦让，人们知道它接近真正的谦让。以谦让为不谦让的，没有比得上曹操的。建安年间，曹操刚担任司空、冀州牧，就下令说：“我起兵讨伐暴乱到现在十九年，所征伐必定攻克，难道是我的功劳吗？乃是贤士大夫的力量。天下虽然还没有完全平定，我应当与贤士大夫共同平定，而独占辛劳，我怎么安心呢？”大封二十多位功臣为列侯，其余依次受封。《通鉴纲目》记载曹操封功臣为列侯。唉！曹操是人臣，列侯是汉朝的爵位，他的赏赐是曹氏的私劳吗？用汉朝的功臣来赏赐曹氏，君主的命令不足以使用吗？曹操的谦让，人们知道它是不谦让的。谦让容易知道，以谦让为不谦让也容易知道，不谦让似乎像谦让，唯独难以知道。王莽和郭威都似乎像谦让，而郭威比王莽更难知道吗？

译赤眉军还有十多万人的兵力。光武帝在洛水边陈列军队，让刘盆子君臣观看，对樊崇等人说：“你们不会后悔投降吧？我现在派你们回到军营，整顿军队击鼓互相攻战，决出胜负，不想勉强让你们屈服。”徐宣等人说：“我们得以投降，如同脱离虎口，回到慈母身边，确实欢喜，确实高兴，没有什么遗憾的。”诸葛亮活捉孟获，让他观看军营阵法，说：“这支军队怎么样？”孟获说：“以前不知道虚实，所以战败。现在蒙您恩赐观看阵法，如果只有这样，那就容易取胜了。”于是任凭他再次交战，七次释放七次擒获，仍然派遣孟获回去，孟获停留不再离去，说：“您是天威，南人不会再反叛了。”自从世人以诡诈作为用兵之道，那些拙于应变的人，侥幸敌人迷惑失误而取胜，不能使人心服。光武帝、诸葛亮所做的事，是善于使人信服的做法。从前荀吴讨伐鼓国，鼓国人有人请求献城叛变，荀吴不允许，让鼓国人杀死叛变的人并修缮守备，围困三个月，有人请求投降，荀吴让他的百姓看见说：“还有粮食和色彩，姑且修缮你们的城墙。”鼓国人报告粮食吃尽力量耗尽之后才攻取它。汉代的君臣懂得这个道理。

晋代陶渊明，义熙末年，朝廷征召授予著作郎，他没有就任。刺史王弘经常拜访他，他称病不见。王弘每次到庐山等候他，派遣他的老朋友带着酒，先在半路上，好像偶然相遇一样，在池亭饮酒。王弘于是进见，于是尽情欢宴。陶渊明没有鞋，王弘回头让左右为他制作鞋，陶渊明于是在座位上伸出脚让他量尺寸。

相：李林甫做宰相，如果嫉妒某人，就在凶日任命他，没有人能免除灾祸。有人怀疑宰相所不喜欢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在凶日任命他呢？我听说周代史佚请求选择吉日立叔虞，萧何选择吉日拜韩信。东汉建武年间，为伏堪命令尚书选择任命官吏的吉日，这不仅是表示谨慎庄重的意思，而且想要保全他最终的吉利，事情接近厚道了。小人相反，没有什么不刻薄的，怎么知道不是故意选择恶日呢？唐代刘瑑从河东被召还，宣宗看案上的历书说：“为我选择一个吉日。”刘瑑说：“某日是吉日。”皇帝说：“你可以就做宰相。”大中贤明的君主所做的事，几乎符合古制。梁震，唐末考中进士，回到蜀地，经过江陵，高季昌喜爱他的才识，留住他想奏请任命为判官，梁震以之为耻不接受任命，终身只称前进士。《大定录》说：梁震开平元年，在侍郎于竞下考中进士。李肇《国史补》：“考中进士称为前进士。”《摭言》又注：“韩中丞仪诗：‘今日便称前进士’，如同留住春色与明年。”按照这个，唐以来初次考中进士的人通称前进士。韩文公墓碑说：“孤前进士昶。”大概韩文公长庆四年去世，昶正是在这一年李宗闵下考中进士。后唐李龙，年轻时以文章知名，显贵之后，刻牙板金字说：“前乡贡进士。”虽然表示他的荣名，也是唐代制度的遗留。

梁太祖问吴越进奏吏说：“钱公有什么喜好吗？”吏说：“喜好玉带、名马。”太祖高兴地说：“真是英雄啊！”于是把一匣玉带，十匹打球的御马赐给他。

范文正公统帅延安，西夏人互相告诫：“现在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可以欺侮。”大范指范雍。苏东坡用月石砚屏献给子功，用中书涵星砚献给纯父，侍讲有诗说：“故将屏砚送两范，要使珠璧栖窗棂。”大范忽然长歌，语出月胁，令人惊异；小范应当继承他，说破星心如鸡鸣。子功名百禄，纯父是伯父辈，于是有两个大小范。子由写毛国镇生日诗说：“生日原同小赵公。”自注：“世人称叔平为大赵，参政阅道为小赵，参政大小之称，一时假借以作区别。如果华阳的范出于一门，如同汉上郡歌大小冯君，与元宪兄弟呼大小宋是一样的。”司马光对张文潜说：“学者读书很少能自己从第一卷读到卷末，往往或者从中间或者从末尾随意读起，又大多不能读完一篇。”司马光性情最专一，还常常担心这样。从来只见何涉学士案上只放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它，校正错字，直到读完，没读完一卷发誓不读别的，这是学者难以做到的。张芸叟回复孙子发信论《资治通鉴》，大略说：“司马光曾说：‘我写这本书，只有王胜之曾读完，其余君子请求观看，没读完就打哈欠想睡了。’”司马光所说的学者的通病，何不把何学士、王胜之的事作为读书的方法？

古人遇事，各自按照本分应对，就没有失中的祸患。司马光辞让枢密使的任命，与吕正献公同住在洛阳。吕正献起任知河阳，请求在京宫祠，裕陵大喜，于是召还。有人怀疑两位公出处优劣，程先生说：吕公是世臣，不得不归见皇上；司马公是诤臣，不得不退处。文潞公拜平章，伊川先生做崇政殿说书。先生以师道自居，每次讲学脸色很庄重，泰陵畏惧他。潞公年九十，对皇上非常恭敬，进士唱名，侍立终日。有人议论先生的倨傲，看潞公的恭敬为未尽。先生说：潞公是三朝大臣，侍奉幼主，不得不恭敬；我以布衣做皇上师傅，怎敢不自重？留丞相绍熙末年，从相位逃跑。赵忠定坚决赞助内

译禅，有人因为两位公卿在应对变故时做法不同，向郎中范仲黼询问。范仲黼说：“赵丞相是同姓的卿，留丞相是异姓的卿。反复劝谏而对方不听，就离职。赵文昭对真文忠说：‘应当思考如何谋划应对当权者，不要只是空谈议论罢了。’真文忠说：‘您是宗室重臣，应当思考如何谋划；而德秀不过是朝廷中一个议论政事的文臣罢了。’这几位大臣根据各自的身份地位所采取的做法，难道没有纯正与瑕疵的区别吗？不可以轻易地议论他们。况且，了解人的才能并识别其本分，本来就不容易啊。”

译司马光在嵩山题字说：“登山有方法，慢慢走就不会疲惫，把脚放在平稳的地方就不会跌倒，要谨慎啊！”又写道：“我观察地面，然后才敢行走；站稳脚跟，然后才敢站立。”这正是题写嵩山话语时更加诚恳笃实的表现。大概司马光的一举一动，无时不存着这种心意。邵雍称赞说：“司马光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司马光自己认为这是知人之言，确实如此！邵雍说：“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张栻称赞说：“下句很对，上句有利心，不如改为‘君子本分做君子’。”范纯仁说：“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朱熹称赞说：“上句很好，下句既然不知道治理自己的昏昧，还让他人也像自己一样昏昧。”如果像张载所说：“用爱护自己的心去爱护别人，就尽了仁；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就尽了道。”话语便不同了，我因此感叹修饰言辞的艰难。前代儒者确立教化，不敢丝毫放过，普通人怎么能轻易说话呢？“君子小人”这句话本出自刘敞说：“记录张栻议论的人，认为邵雍语录有讹误，这是他们的防备罢了。”司马光为耆英会作序说：“白居易在洛阳，与八位高龄老人交游，当时的人羡慕他们，把他们的图像流传于世。宋朝兴起后，洛阳的各位公卿接着又做了两次。图像画在普明寺僧舍，那是白居易旧日的宅第。”《梦溪笔谈》也说：“白居易居住在洛阳，与八位高龄老人交游，称为九老。洛阳的士大夫至今居住在这里，接着举行九老会的有两次。”现在考证修习香山旧事，只有至道初年，李昉罢相后，以司空身份退休，年龄七十七岁，思念白居易在洛阳的聚会，恰好交游中有这个人数，想要继承这件事举行宴集，所以宰相宋琪、惠安公、吴僧赞宁都参与了。恰逢蜀地叛乱兴起而停止了这件事，当时在京师。至和年间，杜衍也已退休，与所有年老退休的人举行五老会，这件事又在南都，说再次在洛阳举行，未能详细考证。后来如米芾《九隽老会序》说：“中散大夫河间公靖镇守吴地风俗，于是开辟群斋会聚九隽老，那么这件事在吴地，名氏且没有全部记载。”只有韩琦在元丰五年任洛阳尹时举行耆年会，共十三人，可以践行唐代贤人的遗风并超过他们了。又元丰初年，赵抃镇守杭州，赵概从南都来，年龄八十一岁，一起游览湖山，画成二老图。赵抃当时七十一岁，程师孟镇守越州，又比赵抃小一岁，曾经一同唱和。赵抃退休经过那里，于是增加程师孟画成三老图。盛大啊，这是太平盛世的典范！渡江以来，有像史浩的六老图，周必大的二老堂会，清明时的胜事，各自擅长一门，难道只是家庭的喜庆吗？又有刘汭，画周必大与兄长乘成居士、必正、杨万里为三老图。杨万里的《诚斋集》中有诗，也是庐陵的美谈。

王旦用几轴简纸送人，都是他人书信后面截下的纸。晏殊凡是书信首尾的空纸，都亲手剪下熨平放在几案上以备使用。王旦平生不用整幅纸做封皮，曾经告诫他的子弟。各位公卿都身处显贵，节俭的品德如此。世俗浪费纸张的人，说什么话呢？用古代的事未必不会遭到毁谤轻视。梁朝东莞人臧逢世向姐夫刘缓乞求名片，在书信末尾写《汉书》，见《颜氏家训》。

《复斋漫录》说：黄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因此自号涪翁。查《益部耆旧传》说广陵有老翁在涪水钓鱼，自号涪翁。那么涪翁的称号，古代就有了。《苕溪渔隐丛话》说：《后汉逸民传》起初有父老，不知从哪里来，常在涪水钓鱼，人们因此称他涪翁。《复斋漫录》不取这个，却取《益部耆旧传》和《后汉郭玉传》的话，说涪翁的称号，古代就有了，不是从黄庭坚开始的。《芥隐笔记》引证也相同。我记得《唐书·陆龟蒙传》当时称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说：巴西人居住在汉水上的，独独不用前两本书作为证据，应当另有考证。陈襄在相位，想要营建住宅，看了图纸认为太高，全部削减，制度很低矮。监督工程的人说：“公的门户不高大，无法容纳车马。”公说：“我今天有看门人，一两代后，我的门要使小姨辈能开关。”这与李昉的事，仅容旋马，都是美谈，正是留给子孙的。《水心集》刘正字墓志说：居室尤其简陋，不改变。我偶尔经过他那里，到门口就下车。刘起晦迟疑地出来迎接，在街中笑着说：“自从两位父亲在世，四方经过莆田的人，没有不到庭院的。”大概现在的轿子比旧时大了，这是世道变化。我也笑着说：“轿子虽然大不出几寸，您的门扉不是太窄吗，却不知道变化。”陈襄和刘起晦都是莆田人，当地风俗大概近古。两位父亲，是刘夙和刘朔。刘起晦名起晦，是刘朔的儿子。叶梦得对尚书诸祖父的话，虽然像是戏言，实际上是赞赏他不随俗改变。有人说：乾道淳熙各位老臣的典范自然不同，不只是莆田风俗近古，何况陈襄是贤相呢？

李仁甫侍郎在淳熙年间，因为宋孝宗议论先儒从祀应当升降取舍，于是上奏说范仲淹辅佐仁宗，谨慎地推行学校教育，开始遍及郡国设立学校，更改取士方法以造就新的人才，欧阳修倡导古文，排斥异端，看待唐代韩愈无愧色，嘉祐治平年间人才特别兴盛，欧阳修所培育成就的

译司马光与苏轼凭借强大的力量占据多数，且他们的高风亮节愈发崇高。他们的学术专门致力于端正君主的心意、安定百姓的生活，想要匡正人心、平息邪说、抵拒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靡的言辞，即使颠沛流离、至死也不遗憾，这大概类似于孟子。当王安石变法刚有萌芽时，只有司马光和苏轼能够预先驳斥他，这在他们的文字中随处可见，不一而足。苏轼著书与王安石辩论的条目多达十八九条，尤其切中要害且深远，其用功程度不在大禹决洪水、孟子辟杨墨之下。假使他们的言论早被采纳，哪里还会有靖康之祸？全部去除王安石父子而选取司马光、苏轼，这才恰当；连带范仲淹、欧阳修也没有不可的。

又说，昨日圣上谕示想要提升司马光、苏轼配享于太庙堂上，我就以陈瓘斥责王安石为逆像之事来进谏。圣上谕示说，如果亲自酌酒献祭，就暂时将他们的座位迁移到别处，但君臣的名分终究有不安妥之处，司马光、苏轼必定不敢承受。这道理只依据世次先后，让他们继韩愈之后，也没有降抑之意。

按照《道命录》、《杂记》等书的记载，赵侍郎赵粹中请求去除王雱，选择本朝名儒列入从祀。他上论认为范仲淹、司马光两位文正，欧阳修、苏轼两位文忠，李公认为可以，赵卫公主也赞同，并且说范公自以功业闻名，欧公当时也有些许瑕疵，不如只用司马光、苏轼而升于堂上。龚、李两位侍从都不同意。因为将司马光、苏轼升祀堂上，接近王安石，这固然不奇怪。本意是为了矫正学术的弊端，这一方推崇，另一方抑制，不打算承接其过分的推崇，尊尚到了极点，由此可见。

读巽岩文集，其中的奏疏虽然有时推托圣上的意旨，但他秉持礼制、坚守正道，善于立论。当时周敦颐、程颢、程颐尚未被议论。端平年间，李公的儿子李季允任枢密使，在从班中上奏，认为卓然为学者所尊崇、应在从祀之列的有十人：胡瑗、孙明复、邵雍、周敦颐、二程氏，而司马光、欧阳修、苏轼也在其中。请求下达经筵、秘书省、国子监商议，但未详细讨论后谁可谁否。等到淳祐年间，周敦颐、张载、二程氏从祀；又等到咸淳年间，司马光、邵雍才开始也从祀。至于范仲淹、欧阳修、苏轼，以文章名节著称，世人谈论道德性命，想要将他们合在一起，却没有途径。即使李公所称，也已经在范、欧、苏之间有所区别了，这也是各自依据实际情况吧？

译谢上蔡的孙子叫偕，他的儿子没有衣食，替人承当符命，供养年老的母亲。黄子耕任天台知州，编修郡志，访求旧族人家，找到了他，邀请相见，以宾客之礼相待，供给他冠带、田产和住宅。杨〇山的家，已经卖掉了住宅，四代孙子又生病，争讼纷乱。余景瞻任南剑知州，说：“官府使用交易法罢了，怎么能空手得到呢？”亲自到郡里，按例卷宗有百余万，谢绝不取，于是赎回归还给他们，修补其中的遗漏缺失。又让职子复入学，用廪食供养他。看到叶正则写的祠记，吴明辅用这两件事为楼大防《防政遗族孙帖》作跋，所以宗族遗孤，忽然沦落，有的甚至等不到年岁久远。陆务观看到宋广平、沈义伦的后代沦为卒卒、剃发为僧，不胜感慨。以往贤士大夫，常常在此尽情记录后代，孤弱之人有先例。茂陵诏令寻求伊川程氏的后代，池州申呈直下两房子孙叫观之、叫源，于是观之补授不理，选限登仕郎，充任池州州学学宾，每月供给廪食以奉祀。源赴吏部铨量，补授迪功郎，逐渐升迁为二令监丞。当时又命令陆文安九渊的儿子特之、沈端宪焕的儿子省曾，都在秘省读书。实在是在嘉定十六七年之间，《叶氏闻见录》说：源在都门外卖米，有人教他干求当权者，著《道学正统图》，把考亭之后列入当权者姓名，于是授予初品官职。而吴大礼绍定封事中有说：“像程源、像沈省曾，不识一字，未三五年就让他们式郡，那些布衣韦带的士人，勤苦灯窗，驰驱仕路，有二三十年不可得到的。”张端义封事也说：“秘书省读书，朝廷以异礼对待天下遗逸之士，假借先儒之后，影射市井之徒，老成学者饮耻而没，有人说是指省曾辈。”表彰贤者后代，盛时美意，尚且不免于异论，事何者无弊？如果世家果然有像程氏子那样从寒微中提拔的，正不可议，只是处置要适中罢了。前辈有两个黄裳，都任端明殿学士，其中一个字冕仲，延平人，元丰进士第一，崇宁礼部尚书；另一个字文叔，蜀人，侍奉茂陵潜邸为翊善。刘潜夫作衢州开化芹涧桥记说：“端明演山黄公裳，少时经过这里，有‘更高千万丈，还我上头行’的诗句，于是成为诗话。”演山以德行声望重，朱文公见到他而屈膝，不专门以科目为重。按文公年谱，乾道三年到长沙，拜访张宣公，路过昭武，谒见黄端明。先写信说：“将顿首再拜于堂下，伏惟坐而受之，使得自进于门人弟子之列。”这正是黄通老尚书冕仲，也是绍兴五年进士第一，因为有官降居次官，也是端明殿学士。如果说演山，那就是冕仲。系年录记载建炎四年去世，文公似乎不及见。或者刘别有考证，大概认识前言往行，近推莆田大老，不容妄论。

景定五年，明堂礼成，恭谢太乙宫，赐宴斋殿。教坊伶优举经语以戏。刑部侍郎徐复引用孔道辅出使契丹，责以文宣为戏的故事，请求诫乐部不得以六经前贤为戏。我读东坡通守杭州寄吕微仲诗自注：“杭有伶人善学吕举措，酷似。别后常令作之，以为笑。”诗云：“楚相未亡，谈笑是中郎。不见典型存，使事切矣。”谨厚者顾疑焉。朱文公在筵，优人王喜时于上前效其行止进退以为戏。用事者欲赏以閤门只侯，上将从之。侍郎诵言将入谏，命乃寝。是不可不禁遏也，矧假为燕笑之乐乎？

淳祐五年，两浙运司物料官郭嘉卿，年六十五，请休致，特改京秩，赐号“继一处士”，官其子自中，仍召对禁殿，以诗赐之，羣臣皆和，又御书扁其居曰《冲庵》。

端平台谏，吴叔永直院与唐伯玉少卿帖云：“端平更化以来，上亲擢台谏者三：秀挺如舜俞，方毅如颖叔，端亮敢言如徐直翁。杜成已与季永弟，最后方徳润，犹强人意。惟都运侃侃其直，訚訚其争，乃能扶颓纲，起敝化，力争是非于嘉熈初元，真得所谓诤臣七人矣。舜俞洪忠文也，颖叔王忠文也，一字去非直翁徐忠简也，成已杜清献也，季永吴侍郎昌裔也，徳润方忠惠大琮也，伯玉唐少卿璘也。予所闻端平台谏几二十人矣。”

时称白石者，乐清钱文子文季，番阳姜夔尧章，三山黄景说岩老，各因其居号之尔。故尧章以谓居苕溪上，与白石洞天为隣。潘徳久字之曰白石道人，诗云：「屋角梅花树，花前白石生。」或评乐天「黄醅酒对白侍郎」，陈去非「简斋老对月桂花」，此祖其格者。然白石生见《神仙〇》中，黄大人弟子也。至彭祖时，已年二千余嵗，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时号曰白石

译生。尧章称引这“生”字，大概是有根据才使用的。文季担任宗正寺少卿，岩老担任大理寺少卿，都是在嘉定年间。姜夔只是平民，苏东坡《松醪赋》中李仁甫侍郎举出赋中的语句，说东坡大概知道这件事。又说：“东坡再次被贬谪后，亲友中有人劝他更加自我警戒。东坡笑着说：‘难道是赐我自尽吗？何至于此！’回头对叔党说：‘我非常喜欢《松醪赋》，何不点上蜡烛，我为你书写这篇赋。如果有一个字写错，我将死在海上；否则我一定会活着回来。’叔党苦苦劝谏，担心偏旁笔画偶然有差错，或许会招致忧患。东坡不听，径直铺开纸张落笔，整篇写完没有一丝一毫的脱漏错误。父子俩一起欢笑，《松醪赋》的防范作用，渡海的人知道，却不知道它是用来验证能否生还的。”

译太史公推定戾太子的出生在建元年间，那是蚩尤最终顺应天命将要出兵之年；苏东坡推定富郑公的出生景德年间，那是开始与契丹结盟的年份。人的出生关乎世运的盛衰，他们的诞生确实是有其缘由的。前辈们怎肯凭空臆断呢？何子楚在《春渚记闻》中说：陆农师左丞的父亲少师公规，七岁时还不会说话。有一天忽然在门上写道：“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宫中数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向人间。”从此就能说话了，后来考中进士，官至卿监，享年八十岁去世。我得到他家七岁吟诗的序文阅读，发现那事实其实是左丞的祖父太傅陆轸，字齐卿。序文说：祖父病危，正和几个孩子卧在床侧，突然叫他们起来仔细看着，说：“你们能赋诗两联来表达我的心意吗？”陆公口占两韵立刻写成，都是神仙般的语言。祖父看了诗非常高兴，说：“我闭眼也没有遗憾了。”诗说：“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宫中屡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到人间。”所以不是世俗的语言。太傅是祥符年间进士，官任吏部郎中直史馆，曾经守乡郡，享年七十七岁。序文又记载他辟谷十年，炼丹九转，白鹤离去青衣到来，三天后羽化，事情尤其奇怪。这难道是作为早年诗语的验证吗？然而不说他起初不能说话，忽然题在壁上，而且也不是左丞的父亲。左丞以国子博士的身份被追赠为太尉陆珪，父亲是廉叔。没有叫公规少师的，记载叙述容易错讹到这种地步。左丞的孙子是务观待制，刚七岁时，父亲少师指着乌鸦命他赋诗，立刻回答说：“穷达得非吾有命，吉凶谁谓汝前知。”事情见于《家语》。这少师又是永年的儿子京西转运使陆京，字元钧。我们家乡的陆氏最号称世家，诗礼的恩泽深厚啊。世人以聪慧早慧闻名于当时，也是盛事。

洪氏《四笔》说：绍兴十三年，敕令所进呈的删定官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诚、沈介得和、伯兄景伯都担任秘书省正字，同一天供职。少监秦伯阳说：“一旦四位同舍的姓氏都从水旁，熺有一句，愿各位对之。”就说：“潘游洪沈，泛瀛洲。”在座的客人没有人能对。于是记得《笔谈》所载，元厚之绛年轻时梦见有人告诉：“日后应当担任翰林院学士，需要兄弟数人同在禁林。”厚之自己思考素来没有兄弟，怀疑不是这样。等到元祐年间任命为学士，同时入院者韩维持国、陈绎和叔、邓绾文约、杨绘元素，名字都从糸字旁开始，领悟了兄弟的说法，想用绛、绎、绘、维、绾、纶、綍来对。然后有空考证，史录年月可以相同吗？我看《桐阴旧话》说：元章简公厚之曾经梦见兄弟三人同为学士，然而厚之终究没有兄弟，曾经怀疑。等到与宫师杨元素同在翰院，旧例具奏不写出官姓。一天因为签奏事，于是恍然记得昨梦，大概三公名字都连丝旁。宫师就是持国，参看《笔谈》，没有陈、邓二公。韩无咎记载家世旧事，差不多得到实情。《石林诗话》又说：元厚之知荆南，梦见到达仙府三人者联书名字旁，有人告诉说：“君三人大概是兄弟。”醒来思考，不知道所谓。不久入为学士，韩持国、维、杨元素、绘先已在院，一天书名，三人名都从绞丝旁开始，领悟梦中兄弟的意思。不久持国、元素外补，厚之尹京，后三年又与元素还职，而邓文约、绾相继为直院，则三人之名又都从绞丝旁。其事没有比这更详细的，然而也不着陈。存中记载异事之目，在当时传闻固应无差。景卢还说未考证史录，前贤考究不肯草草，多类此。王龟龄詹事记载人说生前事，其略说：“我年轻时有个乡僧，每次见我说：‘此郎严伯威后身也。’我访诸叔父宝印大师，叔父说：‘严阇黎，是你祖母贾的兄长。’博学工诗文，戒行修饬。你父母昔以无子为忧，政和壬辰正月吾师卒，你祖梦吾师至，集众花结成一大球，遗你祖说：‘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来。’是月你母有娠。吾师眉浓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儿时能诵千言，喜作诗。”人因为你眉目及趣好类之故，云又种蔬诗云：“前身老阇黎，蔬气端未除”，详着《梅溪集》。古昔此事良多，《陈氏扪虱新话》历数房琯为永禅师，娄师德为远法师，张文定公游滁州琅琊山寺，得《楞伽经》偈而悟前生。东坡游杭州寿星寺，入门便悟曾到。春渚记闻，又以坡前身五祖戒和尚，见于鲁直涪陵刻石所记，往往于释氏轮回，本其家法尔。坡诗自谓：“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李之仪云：“东坡平日自谓渊明后身，晚和《归去来辞》始载此语，要是胸中自负如此。”鲁直为“千载人，百世士”之评的矣。《周益公奏事录》记汪圣

译锡端明说：“我小时候初次读陈无已的文集，其中有一篇代人请求外任的札子，一看便怀疑是代傅尧俞写的，后来翻阅傅尧俞的文集，果然如此，这才知道前世读书的说法可信。”圣锡怀疑陈无已是傅尧俞的后身。贤哲虽然相隔久远却见解契合，难道也是他们自我期许的志向所致吗？前生的事情不可能完全知晓。李翶说韩退之喜欢读书，能够记住前生所学的知识，或许就像认得玉环之类的事情吧？

译李氏《杂记》说：“乾道末年，孝宗梦见有人告诉他：‘想要恢复中原，非王淮不可。’于是王淮（字季海）正好第二次入朝担任太常少卿，随即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历任内外制诰，不到两年就执掌朝政，进而升至左丞相。他在两府任职共十四年，是一朝大臣中所没有的。”我查阅王鲁公（王淮）的行状，他起初在绍兴二十八年，从枢密院编修升任校书郎，未曾被任命为正字；等到他在谏院任职时，因遭丧事离职。乾道三年，他从福建转运使再次入朝担任秘书少监，外放担任江州知州八年；从浙西提点刑狱第三次入朝担任太常少卿，兼掌内外制诰，由中书舍人升任翰林学士。淳熙三年冬天，拜任枢密使，于是执掌朝政。只是从太常少卿到执掌朝政，也经历了四年，而且并非第二次入朝。记录容易出错，竟到了这种地步。娄彦发议论说：“张全直任参知政事时，谥号说高宗有未能充分任用他的感叹，过了十五年，王淮当时在谏垣，皇上指着他说可以担任宰相，因为他的形貌像高宗，赞叹赏识无人能及。后来将这话告诉孝宗，王淮最终位居宰相高位，既然因为形体偶然相似，得到高宗的知遇，又因为梦境得到孝宗的倚重，果真像前两种说法那样，天幸可以屡次遇到吗？”

杜甫诗的结语多用“安得”二字。《洗兵马》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石笋行》说：“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大概是完全效法《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岂是小人物敢说的！不只是这样，《遣兴》说：“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喜雨》说：“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大麦行》说：“安得如鸟有羽翼，托身白云还故乡”；《光禄坂行》说：“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只今多拥隔”；《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安得大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王兵马使二角鹰》说：“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晚登瀼上堂》说：“安得随鸟翔，迫此惧将恐”；《昼梦》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早秋苦热》说：“安得赤脚踏层冰”；《后苦寒》说：“安得春泥补地裂”；《同谷县歌》说：“安得送我置汝傍”，都是雄壮的语句。曾见诗话称赞陈师道（无已）的诗：“寒巷闻惊犬，邻家有夜归”，与刘长卿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相比，本来并非蹈袭。

郑毅夫起草富弼拜相的制诰，有诗说：“中使传宣内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题了，红烛才烧一寸花。”近来赵汝谈的诗：“宫井城鸦欲动时，春猿梦断北山移。揽衣拟草归田赋，犹是金莲烛半枝。”郑诗矜持敏锐，赵诗乃思退辞致，各自清丽。《侯鲭录》记载郑侠上书的事，说全都治罪平时交往厚善的人。在郑侠家中搜得晏几道（叔原）给郑侠的诗说：“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神宗（裕陵）称赞它，立即命令释放郑侠。我听说刘潜夫（刘克庄）年轻时落梅诗说：“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于是获罪，比兴似乎不相远，所遭遇的却自两途。

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少陵《东楼诗》虽有车马客，而无人世喧。从古语一转，正是用典的方法，如《庄子·外篇》“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东坡《九日》云：“要适忘带，足适忘屦。”乍读似乎与《庄子》意思不同，也是不被古事所驱使。

王安石诗多举贞观，大概是追怀盛世，托兴前代，使后来读之，如少陵“武德开元际苍生，岂重攀可悲矣”。《叹息行》说：“官驱群囚入市门，妻子恸哭白日昏。市人相与说囚事，破家劫钱何处村。朝廷法令亦宽大，汝罪当死，谁为冤？路傍年少叹惜汝，贞观元元之子孙。”《河北民》说：“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戎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少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伤。”今思古之义具焉。又其诗曰：“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岁常苦迟。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此意虽寓辞，若少过矣。使生太平盛世，得为谨厚君子，顾不可乐哉？比见石九成文诗云：“忽思往事三代前，今有罪者亦可怜。”与《叹息行》意近。荆溪集中有云：“嗟汝建隆元元之子孙”，为绍定己丑秋天台水灾而作，亦用荆公语，其声愈悲矣。

李伯玉缜，汉老参政之子，号万如居士，有《梅花百咏》。后莆田林子真同子常合赋《梅十绝句》。刘

译潜夫端明喜欢他有志向，为他唱和韵脚多达十叠。有人把伯玊的诗呈给刘公，刘公打算日后效仿李体，另外创作百首，但没有做成。二林于是完成了《百梅卷》，刘公在卷后题词说：“和诗连绵不断，逼近陈后主的风格，怎肯沾染齐梁的半点尘埃。”当时文人名士相继用韵唱和，刘公也这样说。有的是达官贵人，有的是江湖诗友，体制各不相同，那些出仕入世的人，言辞华丽；那些追求志向的人，言辞高雅。其余的诗作我珍藏至今，集中可见的，大概是因为赋诗回答以及题识的话，略存姓名，其中也寄托了我的感慨。比如建阳魏司理定清，仙溪陈迈高则，都称赞他铸词押韵，运用典故。黄户曹祖润和在众人之后，没有一句一字相犯，特别记下他警策的诗句，最后说：“小哉荀令香三日，甚矣桓公臭万年。”这样的诗句，即使是老夫也要退避三舍。户曹的族父珩也接着创作，因为他的每首都不相犯，句句都是自我锤炼，好像汇聚众长，请他人手而成，我也摘录奇句记下。清江咨陇徐用虎晚和者，说篇篇有新意，好像自己首创，另外为之作义疏。刘公又有诗回答，并在《林知录》中概括仲嘉说：“直须着意描香影。”和靖宗人合咏梅于吴尧云，即今同社余千首，当日孤山止一联。对于赵志仁监簿仲臼之子时愿说：“诗至山中不可加，郎君吟笔又名家。”山中仲白别号于何谦说：“字字追还水部公，篇篇压倒后村翁。”对于方司法元吉说：“处士骨寒谁得髓，老夫鼻塞尚闻香。请君摘出惊人句，玉笛横吹入乐章。”对于方监镇楷说：“百首初成六十余，朝朝暮改费居诸。”对于王教景长说：“盘屈高才入短章，卷中字字挟冰霜，直探宝藏珠盈掬，倒泻金茎露浣肠。”对于三山林天麒说：“不敢袖归防电取，殷勤反璧锦奚囊。”对于方至贡元说：“贫儿篱下防花窠，曾见千枝玉雪麽？画得逃禅三昧少，诗如无住一联多。”对于方某制干说：“出香影外别商量，尽撷精英发秘藏。难把微酸谐众口，只消一白赛宫妆。”对于陈珽判官说：“抹黛村眉。”嫌丑，怪约黄宫额，费妆涂于袁卿相子云百篇，端可补诗亡。对于总管陈汝一说：“和者肩摩似堵墙，君侯殿后独轩昂。”集中没有记载酬答，而曾经和韵的，应当还有不少人。梅绝句以十计，唯有某公济蟠，通守钱塘赋此，东坡和之。再剑南诗亦两赋十，十而百。李氏之后，莆田唱酬为盛。

译读东坡诗：“天形倚一笠，地势转两轮。五霸之所建，毫端栖一尘。功名半幅纸，儿女浪苦辛。”所见真切，超然于万物之外。比较韩愈诗中“下视禹九州，一尘集毫端，遨嬉未云防，下已亿万年。问有夸夺子，万坟压其巅”，更是壮伟。又如“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又“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虵盘镜。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这位老人的眼界如此广大，都收纳在诗句中，决非小气量所能做到。杜甫登慈恩寺塔，俯视但见一气，怎能分辨京城，也是这类境界。欧阳修玩月诗说：“天形积轻清，水德本虚静。云收风波止，始见天水性。澄光与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两间，皎皎挂寒镜。”却是先得到了东坡鉴空阁诗的意境。推想张季长（张纲）《赋梅自序》说：“我往年和任子渊的梅花诗有云：‘梦随影瘦，溪横月，诗与香深，竹拥门。’子渊高兴地说：‘这是新语。’又和张〇之的诗说：‘有月婵娟来伴往，无人寂寞为谁香。’薛元发屡次赞叹说：‘这是清语。’后来在双峰戏和陈齐正的诗说：‘醉余钗拥横枝睡，梦破香随浅笑来。’查元章偶然看见笑着说：‘这是韵语。’举杯共饮。如今十几年了，子渊、元发、元章都已去世，念及此怅然若失，很久不再为梅赋诗。徘徊在月下庭院，双树盛开，幽香袭人，偶然写成一章。雕琢的词句不能再得到子渊、元发的称许，而绮靡的习气也不能再被元章所嘲笑。老怀真如止水。诗曰：‘向来懒不赋梅诗，禅榻忘机鬓已丝。月户忽逢双玉立，春风又见一年期。楼高缥缈明霜影，竹冷横斜浸雪枝。尚笑闲尘除未尽，暗香犹着梦魂知。’”如今《剑南集》中有次韵张季长梅诗：“倚桥临水似催诗，戏伴鹅黄上柳丝。万里西湖惊目断，二年东阁忆幽期。插瓶直欲连全树，簪防凭谁拣好枝。一味凄凉君勿叹，平生初不愿春知。”陆游在蜀地与张厚交好，晚年仍怀念不已，偶尔寄托在诗篇中。起初修史时，且想引为同类，未果。有人说李季章（李光）是参政，是他的女婿。“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这是《苹坡诗》；“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泽皆龙蛇”，这是鲁直的诗，古今描写月物影，有这样的入神之笔。

陆游诗：“鸭绿桑干尽汉天，传〇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着鞭。”用这种眼光看世间事，稍微开阔了。朱熹回答陈同父关于逢时报主的说法，有云：“就其不遇，独善其身，以明大义于天下，使天下之学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报不报之恩者，亦岂必进焉而抚世哉？”佛家的话说：“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而杜甫也说：“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这些话都意味深长。如今看陆游诗的用意，与这些不大相远。《尚书》说：“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推此心，庶几焉。”“功名在子，何异我躬。”东坡诗话也有此语。

林肃翁序《乐轩诗筌》末尾说：“师学之〇岂直以诗？诗又不〇学，则谁知后千年无人已而已？而后千年有人防以待之，奈何？噫！”这是摹拟舒元舆的作品吗？大概舒元舆《玉篆铭》说：“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无人，义止于斯。”呜呼！主人当为我珍视它。洪景卢所谓有不可名言之妙者，感今怀古，此意多矣。东方朔说：“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待。”严忌说：“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王安石《历山赋》说：“云曷而亡乎？我之思今孰见兮，我之悲呜呼已矣兮，来者为谁？”不如柳宗元诗：“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还有以启发后世无穷之思，否则夫子何以说：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韩愈咏笋，成行齐，婢仆环立，比儿孙。秦观凌霜，自得良朋友；过雨时添好子孙，也是说笋。《周礼》大司乐：“孙竹之管”，注云：“竹枝根之未生者，防言若子孙然。”王安石“篱落生孙竹”，正用此。苏轼“防榔生子，竹生孙”，自注：“海南勒竹，每节生枝，如竹竿大，盖竹孙也。”则是另一种竹。题《竹阁》：“苍然犹是种时孙”，是以竹之后出者为孙。又说“儿子森森如立竹”，此因子孙之盛，比竹也。

韩愈“猛虎虽云恶，亦皆有匹侪，群行深谷间，百兽望风低身。食黄

译熊与它的儿子，吃着赤豹的幼崽，在熊和豹之间挑选肉吃，哪里还看得起狐狸和狸猫。这是说老虎依仗同类势力强盛，百兽畏惧顺从，因而得以逞其巨大的毒害。防备细碎之物不足以充饥，正午时分在山谷中睡觉，眼神仍有百步之威。自认为没有对手，性情放纵乖张，早晨发怒杀死自己的儿子，傍晚回来又吃掉自己的妃子。同伴四处逃散，猛虎反而独自栖身。这是说老虎依仗其威力，毒害同类，以至于陷入孤立危险的境地，先吃掉熊豹的父子，最终自己吃掉自己的妃子和儿子，这是凶祸的应验。狐狸在门四周鸣叫，乌鸦和喜鹊跟着噪杂，猴子出来追逐进入，老虎居住的地方不知该归向何处。谁说猛虎凶恶？它在路中正悲伤啼哭，豹子来衔住它的尾巴，熊来抓取它的下巴。这是说老虎已经失去同类，狐狸鸣叫、鹊鸟噪杂，猴子进入洞穴可以捕食，熊和豹也能搏击吞噬它，它只能悲伤啼哭罢了。以前的暴恶哪里去了？因为猛虎虽然凶恶，到了这个地步，谁说猛虎凶恶？威力不足以依仗。像这样的猛虎死也不推辞，只是惭愧以前的所作所为。老虎坐着无人帮助而死，何况像你这细小的防备？这是最终说老虎的恶行到了极点，失去同类，招致死亡是应当的。当它纵情暴虐时，对万物有什么顾忌？一旦一无所有，求取免死也没有地方。那些恶行不及老虎的人，可以孤立自肆吗？所以应当以信义亲近，应当以私情亲近，尚且不能保全人，谁相信你？为此又说人对所厚待的人刻薄，无所不刻薄，实在是招致祸患的道理。老虎因为失去同类，于是被杀身亡。人如果抛弃亲人，怎么能独自生存？开头说也有同伴，中间说同伴四处逃散，结尾说老虎坐着无人帮助而死，全篇照应之处，主旨在于讽喻，有人说这是为李宗闵而作，有人辩驳说不是。胡邦衡有诗说：“夜读文公猛虎诗，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来事，虎死方羞前所为。昨日犹能食熊豹，今朝无计奈狐狸。我曽道汝不了事，唤作痴儿果是痴。”必定是有感而发才叙述这些，如杜甫诗“猛虎慿其威，往往遭急缚。雷吼徒咆哮，枝撑已在脚。忽防皮寝处，无复睛闪烁。人有甚于斯，足以劝元恶。”韩愈的诗详细描写寡助的祸患，杜甫的诗直接寓含失势的警戒，应当互相参照以作为世人的劝诫。

译《梦溪笔谈》记载商洛间的武官赋诗说：“人生心中没有牵累，何必去买山的钱？”于是投下檄文离职而去，颇像苏轼词中“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处寻觅”的意境。归去来兮，等到有了良田便是防备之时临近。像徐渊子的诗却说：“俸禄剩余应当置办买山的钱，却买了端州的古砚砖。”依旧被那些东西驱使着，买山之事究竟在何年？

王安石有一首关于兼并的诗，他提议设立青苗法，掠夺富民的利益，实际上根源就在这里。他的诗说：“夏商周三代百姓是子民，公家和私人都没有不同的财富。君主独自掌握权柄，就像天上的北斗星。给予和剥夺都出自君主，兼并就是奸邪。奸邪依法应当诛杀，势力也不会自然产生。庸俗的官吏不懂方法，搜刮聚敛反而被视为才能。庸俗的儒生不懂变通，认为兼并可以不摧毁。利益的漏洞多达百出，小人私自开合。官府与他们争夺，百姓更加可怜。”他的意思虽然主张抑制兼并，又不想让官府争夺百姓的利益。像寓言诗说：“婚嫁丧葬谁不供给贷款，免除你缠绕耕作收获。谁不给予倾尽粟米，帮助它生物赢利，我收取的东西窘迫。出使经营后世，不致力于这些琐碎之事来挫败兼并，这正是王安石所主张的新法。却以挫败兼并为非。”两篇诗首尾已经似乎不同。又有一首发粮仓的诗说：“先王有法度，赏赐是由上级施行。后世不恢复古制，贫穷兼并并非百姓独自如此。国家赖以建成堤防，尊重寡妇入粟甚至做到公卿。我曾不忍心这样，希望看到井田制平等。”总结他的立法，哪里是乐于使百姓困苦，只是想要从上面控制贫富，使之稍微平均，豪强无法擅自作威作福罢了。古制很难恢复且容易败坏，只是被感叹世道变迁的人深深诋毁。又像酬答王詹叔奉命出使江南访查茶法利害的诗：“难道曾经抛弃他的儿子，而做百姓的父母？”收盐的诗：“一个百姓的生命重于天下，君子忍心与他争夺秋毫？”意思尤其悲切。有人说张景温解释盐法，王安石最终主张它，难道不顾及民情如何吗？前辈论述得很详尽。王安石诗说：“读书以为已经很多，处理事务才知道不足。”苏轼诗也说：“书生苦于相信书本，世事仍然凭主观推测。当时一时痛快，事情过后有余愧。唉！书有什么罪呢？柳宗元说：“相信书本造成自我误判，经历世事渐渐知道错误。”更加品尝之后，能发出这种意思就是好的了。

韩愈《楚昭王庙诗》说：“丘园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木荒。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感慨很深！苏泂《金陵诗》说：“龙光寺里，只孤僧；玄武湖如掌样平。更上鸡笼山上望，一间茅屋晋诸陵。”末语惨然，类似韩愈。

杜甫《除架》、《废畦》诗，各自存有寄托。《除架》有功臣退隐的意思，而秋虫、暮雀则不悟盛衰。《废畦》有事物穷尽则剥落的意思，而悲君、白玉盘谓时过境迁则贱，可贵的是在盛时一旦失去就值得惋惜。注诗别有取义。

杨万里说：“半山便遣能防透，犹有唐人是一关。”这是杨廷秀的诗。一关大概说是一层薄膜的间隔，未尽透彻。又有送彭元忠诗，学者初学陈后山，霜皮晚尽，山谷寒。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这大概是杨廷秀学诗的方法，所以多次用此比喻。文天祥报巩仲至帖说：“来信所说咀嚼六艺的芳润，以求真澹，这是极至的言论。然而恐怕也必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的向背，仍然更要洗涤得尽肠胃间前世荤血脂膏，然后此语方有所措。如果不然，私下恐怕秽浊为主，芳润入不得也。”近世诗人正缘不曾透得此关，而拘泥于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满人意。此之云关，当异乎杨之说，正为学诗者设。如半山之视唐人，直论向上一关尔。

梅尧臣集中赋《石昌言白鹘图》诗：“双睛射空，眼角耸筋，爪入节，韝绦垂，翅排霜刀，毛缀甲，雪色愁突秋云披。当时始得，不知价。朝发海东，夕九疑。世为奇俊，玩不足夺质，移神归画师。而今推尚，深堂上燕雀屏绝，宁来窥画师。黄筌出西蜀，成都范尹能具知。范云筌笔不敢次。自养鹰鹯观所宜，毰毛植立各有态。剜奇剔怪乃肯为，寻常饲鹰多捕鼠，捕鼠往往驱其儿。其儿长大好飞走，其孙卖鼠迭又衰。范君语此亦有味，欲戒近习无他，移此即事垂戒异夫。”品题丹青之作，题下自注得黄筌事于景仁。按《东斋记事》：黄筌、黄居寀、黄居宝，蜀之名画手也，尤善为毛翎。其家多养鹰鹘，观其神俊以模写之，故得其真。后子孙有弃其画业而事田猎飞放者，既多养鹰鹘，则买防以饲之。又其后世有捕防为业者，其所置习不可不慎。人家置博弈之具者，子孙无不为博弈；藏书者子孙无不读书。置习岂可以不慎哉？予尝为梅圣俞言，圣俞作诗以纪其事，盖即前诗也。蜀公晚年得谢，始追述馆阁以来故事，遂亦具载，当以为宛陵诗笺。

诗之六言，古今独少。洪氏云：编唐人绝

译七言诗有七千五百首，五言诗有二千五百首，合计一万首，而六言诗不满四十首，确实很难创作。后村刘氏编选唐宋以来的绝句，直到续选时才收录六言诗。他的序言说：六言诗尤其难以写得工巧。柳子厚才华高超，集中仅有一篇。只有王右丞、皇甫补阙的作品，精妙绝伦，超越古今，是学者所不熟悉的。如果让后世崇尚六言诗，从我开始，不也可以吗？又说：六言诗如王介甫、沈存中、黄鲁直的作品，流畅华丽像唐人，而精妙巧妙超过唐人。后来深谙诗歌的人，一定会说翁的话是对的。又说：野处编选六言诗，整个唐代三百年，只得到三十余篇。我在本朝得到七十篇，是唐代的倍数。现在后村集中多六言诗，事情偶然特别精妙，是近代诗家所难以做到的。萧氏《文选》序言中有说：自从汉光武帝中期，诗歌的途径逐渐不同。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分不同了。又少的三字，多的九言，各种体裁互相兴起，分道并驾齐驱。又说：三言、八字之文，注释者说韦孟、傅楚、元王、孙戊作四言诗讽王，从此开始。李陵降匈奴，苏武别《河梁》，上作五言诗，从此开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贵乡公。三言谓汉武《秋风辞》，八字谓魏文帝乐府诗，独不著。古有六言、七言者，项平父说：诗句二言至八言，以「我姑酌彼金罍」为六言。按《文章缘起》又始于汉大司农谷永。我看嵇叔夜有六言诗十首，视唐人体制固先矣。东坡赋柱杖，必以声言之，如柳真龄铁柱杖云：「忽闻铿然爪甲声」。又绝句：「莫嫌荦确山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和文与可洋州园林桥下龟鱼无数，在识君柱杖过桥声。少陵桃枝竹杖引，固已云「出入爪甲铿有声」，于铁杖尤佳。少陵「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退之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解得「空」字明白，序云：「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于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得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便如少陵《天育骠骑歌》：「如今岂无腰袅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在退」。之杂说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是非少陵句笺释乎？

译黄庭坚《过家诗》中写道：“系船三百里，去梦无一寸。”此处应当引用《范史》中杨伦的话。杨伦担任将军、梁商的长史，因进谏不合意，被外放为常山王傅，因病不去上任。诏书催促他出发，杨伦说：“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三国志》引《司马法》说：“将军死绥。”注解说：王沈《魏书》说：“绥，退却也。”即有前进一尺，无退却一寸。梁朝的马仙琕说：“有留死一尺，无却生一寸。”现在蜀地刻本的《黄诗外集》在此句下略去了注释。古代贤人的著作，未必都有深意，古事本来就是这样。对于需要笺注解释的地方，只要揣度得当而不流于穿凿附会，就能简洁明了，所以这很难做到。

陈去非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吕居仁说：“忽见云天有新语，不如风雨对残书。”在宁静中安放内心，真正与见闻之间没有丝毫隔阂，才能得到这种妙处。

吕文靖题写天花寺诗云：“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曾文清题写意大师房诗云：“头白高僧心已灰，石菖蒲长水蕉开。庄严茗事炉烟起，不用关防俗子来。”两首诗韵脚相同，意思也相合，与王安石“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相比，气象的宽广与狭窄可见一斑。《颖川集》中吴冲卿夫人秦国挽诗有云：“见夫成相业，听子得忠臣。”自注说夫人长子安诗曾任起居郎，曾想论事，因有南迁的忧虑，况于夫人，夫人以当官许之。吕紫防《诗话》认为这是孔毅甫学士在建中靖国年间所作，以“见夫”为赞，说他的儿子叫传正。安诗在绍圣初年以左史权中书舍人，想论事却因父母年老不敢，夫人听说后催促他儿子论列，因此被贬。夫人不以为恨。又注诗乃苏子由所作，大概是误指为孔毅甫了。查考绍圣初年，苏子由因策题引喻失当被罢政，吴冲卿任中书舍人时命词有“文学风节天下所闻，及原情终是爱君”之语，罢起居郎，又以为给舍附吕汲公与子由谪监光州盐酒税，再窜连州。起初章惇复官将召用，吴冲卿不书黄惇既相必追仇也。然而去国本坐行子由责词，苏公注将论事或概言立朝时，诗话遂证其由此迁谪也。昔日梅圣俞挽齐国长公主云：“每令夫结友，不为子求郎。”论使事之工，则此胜。

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足以警戒盛满，而意似迫促。程子说：“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悠然无尽之味，诗家未能及。

陈无已《放歌行》，鲁直以为顾影徘徊炫耀太甚。予谓“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诚太炫耀，“说与旁人须早计，随时梳洗莫倾城”亦既感悔矣。老杜“不嫁惜娉婷”五字，无已衍其词也。后村诗话云：世称朱庆余“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之句，却不入选，岂嫌其自鬻耶？无已措意偶类此，用鲁直法评唐人，故亦通。皇甫冉云：“借问承恩者，双蛾几许长”，语独含蓄。

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乐天放柳枝。答刘梦得诗也。诚斋杨氏乃有“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阅世变中有感伤？此静中见动意。王直方诗话：“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之为人，故有诗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又‘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又‘它时要指洛阳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而坡在钱塘与乐天所留岁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然六百日’者是也。”洪氏《三笔》：“论苏公谪黄州，始称东坡居士，其意盖专慕白乐天。白公有《东坡种花诗》、《步东坡诗》、《别东坡花树诗》，皆为忠州刺史时作。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因忆苏诗：‘赠写真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陈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入侍迩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而跋云：‘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焉。’去杭州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序曰：‘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则东坡之名非偶尔暗合也。”益公杂志亦称：“苏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予因

译考察诸诗的创作并加以考证，苏轼仰慕白居易似乎并非始于黄州时期。他在《吊海月辨师》诗中写道：“乐天不是蓬莱客，慿仗西方作主人。”这首诗是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所作，此时已显露出仰慕白居易的心意了。苏轼诗注中提到：卢子逸的《史会》记载，会昌元年有一位南来的客人漂泊到大山，有人引他到一处，看见道士坐在大殿上说：“这里是蓬莱山。”宫内院宇有几十处，其中有一处门锁着，说：“这是白乐天的宫室，乐天在中国，还没有来。”白居易听说后，于是作诗回答。客人说：“诗海山不是我的归宿，若要归去，应当归往兜率天。”苏轼又在与果上人的诗中写道：“不须惆怅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观察苏轼引用这件事，可知他当时已经仰慕白居易了。苏轼任密州太守时，和张子野的《竹阁见忆》诗云：“柏堂南畔竹如云，此阁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鹤氅，不湏更画乐天真。”有人说是这首诗是苏轼专门写给张子野的。元祐年间经筵赐给御书《乐天紫防花绝句》，也不仅仅是苏轼以此自比。韩魏公作《醉白堂记》，以所得的厚薄深浅、有无，比较勋名富乐的不同，而以忠言嘉谟效用于当时，文采显耀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改变节操，道德高于古人，作为相同之处。等到他自我定位时，则认为才名相差甚远，不敢自比，而以从贬谪籍中起用为太守，升任侍从，大致在出处、老少、晚节闲适、安分寡求方面，作为相同之处。至于白居易对声伎的供奉，确实是苏轼所没有的。苏轼后来写朝云，不像白居易写杨枝那样，难道真是戏言吗？况且苏轼已经说“只是没有素娘和蛮娘罢了”。苏辙晚年作诗，也说“时人莫作乐天看”。燕望端能毕此身，自注：“白居易居洛阳时，正与我年龄相仿，除非斋居道场，就带着酒寻找花石游赏泉石，几乎没有闲暇的日子。我性格拙劣且懒惰，闭门养病，已经将近十年。白居易未必能这样。”或许当时又以白居易相称，苏辙像香山一位老人，而两苏公共同如此。苏辙读白居易诗集的五绝句，极力论述所处环境的同异，现在全部抄录他的诗如下：“乐天梦得老相从，洛下诗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絶，偶然得句共谁同？乐天得法老凝师，后院犹存杨栁枝。春尽絮飞余一念，我今无累百无思。乐天投老刺杭蘓，溪石胎禽载舳舻。我昔不为二千石，四方异物固应无。乐天引洛注池塘，畵舫飞桥映緑杨。潩水隔城来，不得不辞策杖看湖光。乐天种竹自成园，我亦墙阴数百竿。不共伊家鬬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译徐师川在双庙题诗说：“假如他们不死，贼人未必能容得下他们。”楼大防评论道：“这不仅自廵逺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议论，大概隐含着寄托长久怀念的悲痛。”黄鲁直极力称赞此论。师川是德占禧的儿子，德占以给事中的身份商议边防事务，死于战乱。吕居仁也有双庙诗说：“想到您不衡量势力微弱，本来自身就不会受辱。国士相知，大厦并非靠一根木头支撑。何必如此感慨往昔？”开元全盛时期，您为何不思念鲂鱼归隐？也不曾前往吊唁湘江的屈原。死后的声名有什么值得奇异？您的议论稍显不同，有见识的人应当另会其意。

陈同甫整治园池，建了三间柏屋，命名为抱膝斋。叶正则为它作了《抱膝吟》两首。第一首说：古人只是抱膝而坐，将军却拥着和銮驾车。只知道许身报国容易，未必相信藏身避祸艰难。功业虽然因岁晚而欠缺，声誉却已充满世间。今人只是抱膝而坐，流俗忌讳长声叹息。儒书所不传的内容，群士想要焚毁删改。讥讽呵斥招致囚禁杖责，一顿饭都不能安稳。珠玉没有预先的容身之地，松柏有后来的艰难。向内窥探深深叹息，仰视冥冥中的高飞之鸟。不要追求两髀消瘦，且让四肢安适。徘徊又徘徊，夜雪埋没了前面的山。第二首说：声音骇人则难以倾听，问题骇人则难以回答。我想把话说完，又恐怕引来纷杂的议论。凭借风力大鹏还未高飞，弱水大海不能容纳。匹夫背负独自的志向，经史考辨离合。手握两千年的传统，柔弱的枝条兴起衰飒之风。念及刚烈倘若天意回转，意志宏大必须事情圆满。偶然不被任用，甘愿在斋中榻上耗尽余生。宁可做楚人的弓，丢失了任人拉扯踩踏。不要做隋侯的明珠，被弹射击落尘埃。陈君举有寄题《抱膝斋》诗：稻粱不难谋求，轩冕也容易得到。为何抱膝的老翁，悲伤又悲伤。秋风吹落碧梧，凤凰离去无踪迹。愁吟草丛间的蟋蟀，儿女泪水充满胸怀。忽然一声长啸，孤响回荡在空寂中。让人识得雅颂，一唱三叹。室庐在路边，耕种在民籍中。行人听笑语，稚子共眠食。读书究竟有什么罪，须发又半白。此意太过劳苦，此身长久压抑。抱膝尚且不可，出门更何处去。只要不问门外，蓬蒿有多少尺。同甫又写信向文公求取题咏，说：正则为作《抱膝吟》两首，君举作一首，词语很工整。然而还是说长道短，说人说我，未能完全畅达抱膝的意旨。同床各作梦，周公尚且不能。学得何必一一论述，到孔明那样？亮又自己不能吟咏，使这耿耿之心无法抒发。秘书高情杰句横出，一世为亮作两吟。一首是和平之音，一首是悲歌慷慨之音。使坐在这屋中歌唱以自适，也如同常常见面。去仆已另带五日粮食，令他在彼处五七日，不妨千万便作一首。文公推辞说：《抱膝诗》因数日修整破屋，扶倾补败，丛冗细碎，不胜其劳。没有长者池台的胜景，却有它的烦扰，因此无暇深思，留此人等数日，终究不能完成，且让他空手而归。待早晚有意思，再为作附便寄去。二公诗都很高妙，而正则摹写尤其工整，卒章致意。尤其笃实令人叹息，可惜不曾向顶门上下一针，仍落在第二义。又因信催促说：答应作抱膝吟，须如前书得两篇可长讽咏者，不必论到孔明抱膝长啸，各家园池自有各家景致，只要语言气味深长耳。又推辞说：抱膝吟也未暇深思，兼是前论未定，恐未必能发明贤者之用心，又成虚设。若于此不疑，则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韵、无音律的好诗，自不须更作。盖是时问答义利王伯之论意已渐异，故云前论未定。他日求之不已，其书有云：连书求作抱膝吟，非求秘书妆撰而排连也，只欲眼前写景色，道今昔之变，一为和平之音，一为慷慨悲歌，以娱其索居野处耳。信手直写，便自抑顿挫，何必过于思虑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几日尽不妨，愿试作意而为之。则又推辞说：抱膝吟久做不成，盖不合先寄陈叶二诗来，田地都被占却，教人无下手处也。况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复有好语道得老兄意中事耶？其后犹征促甚力，而文公答语有云：抱膝之约非敢食言，正为前此所论未定，不容草草下语，须伺他时相逢，弹指无言可说，方敢通个消息。但恐彼时又不须更作这般闲言语耳。自淳熙乙巳有请，迨绍熙癸丑，十余年讫不许。如晚诺陆务观老学庵铭，亦不复肯作先儒语默间各有剂量也。

渊明五子俨、俟、份、佚、佟，责子诗曰：“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固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好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黄鲁直说：“观渊明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愁”

译叹息之情见于《诗经》罢了。」又说：「杜甫的诗中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之句。杜甫困顿于三川，大概是因为被不知情的人诟病，又常常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所以姑且用诗来解嘲，名为《遣兴》，是可以理解的。俗人便以此讥讽陶渊明，这真是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啊。」查考苏轼的诗说：「我笑陶渊明，种秫二顷半。妇言既不用，还有责子叹。」苏公难道也肯效仿痴人说梦吗？我认为陶渊明和郭主簿的诗说：「弱子戏我前，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当时大概刚有陶俨。又有诗说：「命子嗟予寡陋，瞻望弗及，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听到你的啼哭，占卜说是吉日，占筮也是良时，给你取名叫俨，取字叫求思。早晚温顺恭敬，念念不忘，尚且想效仿孔伋，希望以此激励自己。夜里生子急忙求火，凡是有心之人，岂止是我？既已见到他出生，实在希望他成才。人们也有话说，这种情感没有虚假。日月流逝，渐渐脱离孩提。福不会凭空产生，祸也容易到来。早起晚睡，希望你成才，如果你不成才，也就罢了！大概所说的阿舒，是年长先取名，最后的话正接近责备儿子的意思。他能否成才是天命。这就是陶渊明的通达之处，在彭泽送一个劳力，帮助儿子承担打水砍柴的劳役。给陶俨等人的信中说：「我年过五十，年少时穷苦，常常因为家道破落而四处奔波，性格刚直而才识拙劣，与世俗多相抵触。自己估量，必定会招致世俗的祸患，勉强辞官归隐。致使你们年幼时饥寒交迫，你们年纪小，家贫常常役使你们打水砍柴，何时才能免除？念及此心，如何可言？」由此可知陶俨等人本来就能服劳家事，只是学业如何还不可知罢了。看派遣劳力给儿子，就说：「这也是别人的儿子，可以好好对待他。」告诫陶俨等人同居同财，就说：「你们虽然不同生，应当想到四海皆兄弟的道义，岂能任由他们自己成为贤人或愚人？」《责子》诗姑且洗刷人间好赞誉儿子的癖好，杜甫、苏轼也是戏言。并非不了解陶渊明啊。

译元稹《过华清宫》诗云：“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韩愈《过连昌宫》诗云：“宫前遗老来相问，今是开元几叶孙。”两诗各有韵味。陆游诗中亦说：“舍北老人同甲子，相逢挥泪说高皇。”《雉带箭》诗云：“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相倾斜。将军仰笑将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前代学者说：这描写事物的精妙，让读者仿佛当时周旋其间，感到畅快。有人评价《汴泗交流》诗，铺叙击球的情景与之相同。

杨万里木犀诗系从“犀首”得名，“干木”、“别黄金”、“子金”之后，真德秀《鹤山集》也赋此花说：“虎头闪闪开金粟，犀首累累佩印章。明月上时疑白傅，清风席处越黄香。”集古人姓字为对偶，又自注说：“顾虎头善画金粟，用之正佳。犀首配虎头，愈工。”而杨万里的诗句几乎是为花补传。

近时江湖诗选，有可山林洪诗：“湖边杨柳色如金，几日不来成绿阴”，人多传诵。却似梅尧臣《不上楼》：“来今几日满城多少柳丝黄。”晁氏《客话》记欧阳修说：“非圣俞不能到。”陆游《闻蛙》诗虽成两部乐，恨失一编书。与黄庭坚“两五车书”咏物之工略同机杼，识者但评其高下尔。杜甫《羌村》第三诗：“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又《赠卫八处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艰难之时，道情离合，莫详于二诗，一为客至而作，一为访旧而作，谓步骤有相合处，乃其次也。《羌村》诗或以之比陶渊明《饮酒》诗中语，然如“清晨闻扣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疑我与时乖”，其为闲暇，非杜甫所能得者。

玉川子《月蚀诗》四方五星，以及蚩尤、枉矢，辞而责之，不若《诗经·大东》后二章，历举牛女、天毕、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以寓叹恨之情。古人造作，各存法度，考索具见，今但讶其怪放而已。韩愈《三星行》，却正用《大东》语。

苏轼初在杭州，赋吉祥寺，谓“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后在胶西，答陈述古绝句，乃“城西亦有红千叶，人老簪花却自羞”。距在杭州时五六年，意态遽不同，遂反前诗言之，未必不感吉祥旧游也。

韩愈自云：“今日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王安石遂谓：“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不知先已悔之矣。又直用韩愈“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之句。韩愈此语为崔立之作，盖讥其投赠之多，非若前《感春》诗中十四字乃欺己也。刘彦冲亦云：“文章固自有机杼，戏事岂足劳心神。”

《西清诗话》记二诗，其一：方泽《阻风绝句》云：“江上春风留客舟，无穷归思满东流。与君尽日闲临水，贪看飞花忘却愁。”谓其人不以文艺名世，而诗语惊人如此。予记陆游《采莲绝句》云：“云散青天挂玉钩，石城艇子近新秋。雾鬟风鬓归来晚，忘却荷花记得愁。”方诗先出，末句一转，偶同，各以意胜。“折得荷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见唐绝句。

杜甫《古柏行》刘平国尝评之云：“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归造化功。”我踞得其地，烈风虽多，亦何畏？借曰天之杌，我神明固亦扶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则亦以元来根本有此正直尔。今此古柏禀于天者，既异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视鸾凤鸱鸮也，蝼蚁蛟龙也，等是巢穴中一物。其去其来，于我何择？亦于我何有？子美末章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之句？似未免小心计

译比较起来，我私下担心这不足以显现出古柏的宏大。我详细推究其中的含义，如果说它内心坚苦，难免遭受小人的侵凌，虽然不遇时运却流芳百世，我防备它还是成为善类所依归的对象。根据这个说法，为什么因为树大而怀疑它有计较之心呢？如果把鸾凤、鸱鸮、蝼蚁、蛟龙都看作是巢穴中的一种事物，任凭它们去来就是大，那么就没有任何拣择，难道不失去决断裁制的意义，而类似于兼爱吗？赵注用蝼蚁来比喻小人，这是对的；又用“公”来自比，最终接续鸳鸾的伴侣，解释下句的道理却不通顺。而且把这首诗分为三节：从“孔明庙前有老柏”是指夔州孔明庙的柏树；从“忆昨路绕锦城东”是追述成都先主庙的柏树；从“大厦如倾要梁栋”是总说两处的柏树，起意以感叹大材之人，并且自比其身。现在按照这种说法，则是因为夔州的柏树而思念成都庙前的柏树。君臣已经与时运际会，所以应该与先主、武侯同享庙宇。古老的祠堂和乔木，看它们的存在，想象孔明的遇合；看它们的宏大，兴起大才不被任用的感慨。以那遇合来加重不被任用的遗憾，由不被任用而后知道像蜀国君臣际会那样的盛况是难以得到的。志士和隐士不要怨恨嗟叹，不哀不怨是古诗的法度。李方叔说：“有人说杜甫写这首诗具备了诗家的各种体裁，不仅仅是形容当时君臣相遇的盛况，也是用来自比，而且用来怜悯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如古代。”东坡《秋怀》诗说：“苦热时思念秋风，常担心它不来。等到它凛凛而来，又产生对岁月流逝的悲伤。”这就是补充《洞仙歌》的结语。荆公有话说：“少年时不知道秋，喜欢听到西风生起；老大多感伤，畏惧蟋蟀的鸣叫。”这也是杜甫老去悲秋的意思，还有一首诗说：“少年时看见青春，万物都显得妩媚；一旦鬓发变白，百样事物都不觉得可喜。”叙述壮年和老年的不同情感。就像前面的诗一样。

译俗间传言宰相的客位可以纳凉，是因为在炎热酷暑时，那里有所不避。我的义兄帅蜀，在客次题写春帖说：“老子也曾来过，伺候各位公卿，姑且忍耐片刻。”上句采自《盘谷序》的话，下句是晋人的事，又本于东坡客位假寐的诗：“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谢太傅与王坦之一起拜访郗超，天色已晚还未得见，坦之想离开，太傅说：“难道不能为了性命忍耐片刻吗？”东坡又略转其意而用之。当时他正通守钱塘，这是严峻的事，上官贤达不废弃边岐伯论气的说法：“如待所贵，不知日暮。”自古人情不相远。

钦定四库全书

爱日斋丛抄卷四

少陵诗云：“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又说：“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又说：“诗家笔势，君不嫌词翰升堂，为君扫。”在众目睽睽之下挥毫写字，本来就被认为很难。刘季高对人说：“我没有其他长处，颇能对客发书，草书飞动，观者必谓我手快，这也是自负所长吗？”从前王正甫、石才翁对韩公草书，韩公说：“这两人一个像在马行头吹笛，座客都不懂。”东坡解释说：“如果不是妙手，不能向马行头吹笛。”此事见于杂说。韩公或许是韩魏公，马行在汴京旧城东北角，大概是买卖百贾聚集的地方。

《浣花集》绝句：“西望长安白日遥，半年无事驻兰桡。欲将张翰秋江雨，画作屏风寄鲍昭。”高续古举此诗末两句说：是多少情思啊。也可见这位老人喜好不群。

“五更三点入鹓行”，是少陵的诗。高氏《纬略》论五夜，认为独更点的制度没有记载。见韩愈诗“鸡三号，更五点”，李郢诗“二十五点秋声长”，李商隐诗“玉壶传点咽铜龙”，只有这三首诗言点。杜诗人人能诵，却不及此。陈无已云“残点连声杀五更”，任渊注乃引韩诗及刘梦得诗。云“郡楼残点声”，少陵谒元皇帝庙有吴道子画图赋诗曰：“画手逢前辈，吴生远擅场”。黄鲁直举此以为古人于能事，不特求夸时辈，要须于前辈中擅场耳。王定国谪全过戎，出文字数十篇。鲁直曰：“若欲过今人则可矣，若必欲过古人，宜尽烧之更读书一年”。与洪驹父书云：“学问文章如甥才气笔力，当求配于古人，勿以贤于流俗遂自足也”。又云：“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骄人，而思不如舜禹颜渊”。这位老人警策后进，必使师古，其言多推孝友忠信为根柢，专门名师善诲人者不能加也。退之有答李翊书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耶？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也？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正鲁直此意，所谓“若欲过今人则可矣”，是也。世以今人自足者，宜有所儆哉。退之以攘斥佛老自任，凡送僧诗俱谑浪不少假，乃疑其晚喜大颠于神仙事尤不肯信。如谢自然诗“秦皇虽笃好，汉武洪其源，自从二主来，此祸竟连连”。桃源图诗“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谁氏子诗“神仙虽然有说，知者尽知其妄矣”。华山女诗“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记梦诗“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仙”。意向可见，乃谓侄孙韩湘献花为蓝关之遇，公叹异之，动辄得谤，信矣。

汉昭烈闭门将人种芜菁，曹操使人窥之。昭烈谓关羽张飞曰：“吾岂种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复留。”轻骑夜去，往小沛收合余众。刘黑闼屏居漳南，窦氏故将谋起兵，往诣之。黑闼方种蔬，即杀种牛与之共饭食，定计。区区灌畦之力，作此狡狯。黑闼后乃追悔，谓：“幸在家锄菜，为高雅贤辈所误。”彼自号汉东王，不得拟昭烈汉中之盛。当其再仆而再起，河北震撼，唐且应接不暇，亦已壮矣。剑南诗中，凭谁为向曹瞒道？彻底无能合种蔬，变化昭烈事，用之意高。

高续古都下绝句：“柳生春思拂京华，不管闲人也忆家。添尽好香那睡得，月痕如水浸梨花。”此段风致，便是荆公“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阑干”也。纬略引秦嘉答妇徐淑书曰：“令种好香四种，各一斤，可以

译去除秽气。」意思是说，就像杜甫诗中“但用妙香”那样。“好香”这两个字，此前还没有人使用过。我认为，今人既然读过诗人“好香”二字，怎么知道古人特意采用生僻语词以求精工呢？因此抄录《纬畧》来证明。然而也有使用“好香”的，眼前就能记起的，就是王建诗中所说：“内人恐要秋衣着，不住熏笼换好香。”

译甲子、庚申这两个日子相对年份较长，常常劳烦推算。甲子之夜寒冷，起初共同守候；庚申之夜，看见丁卯聚集。《后村诗话》称引徐寅的诗句“丰年甲子春无雨，良夜庚申夏足眠”，说其格律切当。陆游诗云：“处处喜晴防甲子，家家筑室趱庚申”，又说“积雨恐防春甲子，灯昏懒守夜庚申”。《苕溪渔隐丛话》说：“雨天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眉山人刘防之，字巨，教授郡城西边的寿昌院，跟随他学习的有上百人。苏洵让苏轼、苏辙兄弟拜他为师，当时刘防之正作《鹭鸶诗》，结尾说：“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在旁边说：“先生的诗很好，但我私下怀疑结尾没有归宿，何不改为‘雪片落蒹葭’呢？”刘防之说：“我不是你的老师。”苏轼兄弟应制科考试，刘防之赠诗其中有：“惊人事业动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别无他祝，只愿双封万户侯。”从此三苏名扬天下，而刘防之却始终没有考中进士。郡中三公以遗逸身份举荐他，他不接受，乡人只称他为孝防。他去世时，范祖禹用诗吊唁说：“案前曾立二贤良，今颍滨集中送家安国诗。城西杜下老刘君，春服舞雩今几人？”自注说：“防之先生的门人中，只有我与子瞻兄、复礼与退翁兄都做了官。”正是指这件事。苏轼说：“我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老师唯独称赞我和陈太初。”我感叹刘孝防、张道士作为童子老师，有两位苏轼这样的人才出现，虽然他们似乎终身隐没，姓名不为人知，但终究没有泯灭。苏轼晚年身在海南作《众妙堂记》，说梦见张道士像平常一样，而直接说：“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我年轻时也参与其中。”因为他是老师，所以称其名似乎过分，或许是想借指那个人所以称名。

记载祭祀天地用的牛角像茧和栗子一样小。《左传·外传》中楚国的观射父说：“郊祀和禘祭不过用茧栗大小的牛角。”《史记》《汉书》的志书中说天地祭祀用的牲口角像茧栗。颜师古注：“牛角的形状，有的像茧，有的像栗子，是说它比郊祀用的牛角小。”志书开始记载这个意义。《西京杂记》中惠庄听说朱云折断了五鹿充宗的角，叹息说：“栗子大小的犊牛反而能这样吗？”栗子比喻小，而不是说它的角。或许不是源自这里。舞阴大姓李氏占据城池不投降，更始帝征召赵憙，赵憙年纪不到二十，见到更始帝后笑着说：“茧栗大小的犊牛怎么能负重致远呢？”被任命为郎中，代理偏将军，派往舞阴，李氏投降。范晔《后汉书》注：“犊牛角像茧栗，是说它小。”那么惠庄长安的一个儒生，也是效法古语罢了。晋朝王濬上表说：“茧栗之质，当豺狼之路，用来比喻自己微弱。”苏轼诗云：“耆年日凋谢，但有犊角栗。”黄庭坚说：“红药枝头初茧栗。”于是朱新仲记载茧栗，是说小。头长成茧栗，高续古赋。红药词说：“红翻茧栗梢头遍。”姜夔芍药词也说：“正茧栗梢头弄。”诗句取譬花之含蕊为工。黄庭坚食笋诗：“茧栗戴地”，转而用于笋，尤其贴切。

苏轼的诗用鸡头鹘对牛尾狸，这出自梅圣俞的诗“沙水马蹄鳖，雪天牛尾狸”。

薛昂《和君臣庆会阁诗》中有：“逢时可谓真千载，拜赐应须更万回。”当时号称薛万回。薛昂，大观年间任左丞，政和年间任门下侍郎。诗是为蔡京所作。

吕居仁《符离行》。符离的百姓，难以相处。五年坐在这里，像囚犯一样拘束。邻居家生计，只是抢劫。诸生学问，只在乡里。南邻经年不相见，北邻虽见又粗疏。穿衣小袖，走在尘土中。又生貌施衿裾，对此自然忧闷满。疾病日益，何由除？君不见图经所记，又可哀此州自古无贤才。人们说这就是杜甫最能行的地方。杜甫诗云：峡中大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欹侧入波涛，撇旋稍濆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吕诗贬低它，大概比杜甫还隐惜。张文潜《齐安行》说：黄州楚国分三户，葛蔓为城当楼橹。江边市井数十家，城中平田无一歩。土冈瘦竹青复黄，引水种稻官街旁。客樯朝集暮四散，夷言啁哳来湖湘。使君丽谯涂垩赭，门狭不能行两马。满城蛙噪乱更声，欲风谷谷黄犊鸣。最愁三伏热如甑，北客十人八九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齐安防。这专门讽刺土风的陋劣，未涉及其人。然而符离之作，也是同类。

苏轼和陶诗：“吾琴岂得已？昭氏有成亏。涉历之久，固有所悔矣。”晚年从海上回来，赋《瓶笙》说：“瓶中宫商自相赓，昭文无亏亦无成。”至此说无亏成，是因为在我者，莫之加损也。

陆放

译陆游《剑南诗集》中，有一首《送兄仲高造朝》，写道：“兄长离去前往东阁，才华足以直抵北扉。不要担忧担任持橐之职太晚，暂且记住请求归隐之意。道义不分今古，功名自有是非。临别之际说出苦口忠言，不敢计较顺逆得失。”其中的规劝告诫之意，既不过分急切也不迂腐，最值得诵读。

仲高名升之，担任诸王宫教授，曾揭发李庄简家的私史，被提拔为宗正丞。秦桧死后，先前诬告攻讦的党羽全部被流放，仲高也因受牵连被贬谪到雷州。

陆游后来为《复庵》作记，其中有这样的话：“当他还是孩童时，仲高的文章议论已被称赞为成材，当时的名公卿都仰慕他并与之交好，那些老辈士人也不敢轻视他，都说仲高仕途进取将一日千里。”自从担任御史以来，有识之士只担心像仲高这样的人不能得到这样的职位。等到他担任大宗正丞，出使一道，对其他人来说也足以称为美仕。但对仲高而言，却可以说是仕途坎坷、命运不济了。

然而他未曾坐暖席位，就遭受非议被贬谪万里之外，历经七个寒暑，未能内迁。与仲高关系亲密的人，每当一起宴饮，总是向南望叹息流泪，因而停止饮酒离去，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

然而有客人从海上来，说仲高并不因贬谪和瘴疠之气而动摇内心，正与学佛之人交往，去除浮华以回归本真，已不再是昔日的仲高了。听闻的人都感到怅然，自认为无法测度此人的深浅。

最后又说：“在得失的场合驰骋，在忧乐的领域出入，而能自得的人竟然如此。”大体上善于含蓄内敛而抑制情感，寄托于言外，何况是以兄弟之情为之，岂不费尽心思？前诗的直率，后记的委婉，都意味深长。

仲高被废黜后，自称客居临安，遇到一位老妇蓬头垢面在市中乞讨，哭泣诉说道：“官人曾听说过秦妙观吗？妾身就是她。”仲高说完，泪水湿透衣襟。王仲信认为他晚年悲凉、流落不偶，特别相似。妙观是宣和年间的名妓，见于《玉照志》。

译《李文公集》中有《拜禹言》，根据其序言称其为歌。其歌词说：“惟天地之无穷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未及兮，来者吾弗闻。已而已而！”全部采用屈原《远游篇》中的语句，只是将“长勤”改为“常勤”，并以楚狂接舆所唱的歌作为结尾。难道是感叹之深，不等待自己创作词句，特意选取古语来咏唱吗？后世之人遇到千百种事迹，容易写出来，没有多少玩味习熟的意思。晁氏本来已经对此有考证，列在《变骚序》中，认为《拜禹言》是李翱所作。大概是根据本集所说的。

苏门弟子陈无已，是清苦之士，也有长短句词，并且说其他文章未能赶上别人，唯独在词方面自认为不减秦观、黄庭坚。文潜却又自认为不善于倚声制曲，而致力于古乐府，有所矫枉过正吗？他的话说：“我从小喜欢写文章，对于其他文体常常写作，虽然不工巧，但也能够措辞。至于倚声制曲，尽力想写，却写不出一句话。”〇称：“裨谌在国都谋划则失败，在野外谋划则成功。”杜南阳认为是性情的蔽障。诗和曲是同类，善于写诗却不能制曲，难道是谋划在野外有蔽障吗？现在吴氏《漫录》记载文潜少年时的《防秋》《蕊香》两首词，非常婉媚，不在元祐诸公之下。或者附托以〇者，集中有说：“曲也就是诗罢了，不师法近体诗。”方氏年谱怀疑这是代道卿赠人的三首诗，赵德麟用《鹧鸪天》来歌唱。如果文潜这类诗，本来不减词人的情致。方氏又说他的少年多艳词，词或者是文辞的词，诗是乐府中寄托情意的，所以说艳词，不必证明他不能制曲的说法。近世叶正则集中存有和李季章参政的一首词，也说：“素来不懂度曲，所以所次作的只有一篇。”文人能吝惜为之，流俗人强迫自己的短处在无益的事情上，为什么呢？朱文公《防衡岳回》《道中雪梅》两阕，怀念张宣公所作，后来又写一首绝句说：“久恶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自吟哦。世间万事皆如此，两叶行将用斧柯。”并且题说：“从此不再作词了。”

陈无咎题赵国的一首词，旷达可喜，我记其文说：“一年一度春来，何时是了？花落花开，浑是梦。只解把人引，调可怜浮世等闲过日，却不识绿水青山四时都好。遇笔题诗，逢人饮酒，世间万事看尽多多少少，怎得似羽扇纶巾，云屏烟障，几曾受些儿烦恼？便乘风归去小蓬莱，听门外猿啼鹤啸。”无咎号龙坛居士，越人视他为仙人，他的词气颇不凡俗。

渊明赠长沙公族祖诗序说：“长沙公于我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苏老泉于是发出族谱引说：“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吾所与相视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吾谱之所以作也。”渊明二十余字不为少，明允宛转大篇不为有余。或者引诗来评论它，诗说：“同源分〇，人易世疏。”慨然寤叹，念兹厥初，大概不如诗序合于途人之喻尤切。

曾子固《南齐书目録叙》：从前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使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令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耶？并与其深微之意而〇之，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天下之士哉？大概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不足以发难显之情，大概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耶？李文叔《书战国策后》：《战国策》所载，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轧，倾夺之说也。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且寿考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将以致人之忧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恶也。然动而竭之，或将以导人之乐。至于以卑求小，以高求大，纵之以阳，闭之以阴，无非微妙难知之情。虽辩士抵掌而论之，犹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必无能载之者矣。虽然，此岂独人力哉？大概自尧舜夏商积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备。及周衰凌迟，然所从来既

译言辞遥远，浮泛而散乱，汇聚于谈吐之间而体现于言语之中。这是庄子、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以及张仪、苏秦等人，虽然不深深追溯我们圣人的道统，但他们所著的文辞，却几乎上可接近六经，下可断绝后世，这难道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吗？《二序》阐述了古文记事的精妙，其论述非常精辟。因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能够体现两位帝王的深远谋虑，大概是因为撰写史书的人也是圣人的门徒。列国的策士能够揭示人们隐藏的痛苦，这是由于三代以来的礼乐制度尚未完全丧失，议论高远，那些玩赏文辞的人由此可知叙述之难以精工，并且这与世道的变迁息息相关。

译昌黎（韩愈）因旱灾而向风伯诉讼。皇甫持正（皇甫湜）责怪风伯，他的意思是说：“昨天从南昌到建康，路途遥远却走得很快；如今从建康回家，还没到百里。”他怀疑风伯喜怒无常，因而因行程滞留而责怪风伯，其言辞文意并不沿袭他的老师（韩愈）。后来东坡在《僧伽塔》诗中写道：“去时顺风，来者怨恨。”荆公（王安石）也说：“人生万事反复无常，道路先后又能差多少呢？”这些诗句，对于风伯的恩怨可谓一扫而空。陈无已（陈师道）说：“历历数过当途的帆船，气势如虎。快意也是偶然，滞留岂是我所愿取的？”这可以说是忘记了对快慢的执着之情吗？陆务观（陆游）记载在采石矶大江所见之事说：“顺风时击鼓，挂着帆行驶。有两艘大船向东下行，因逆风停泊在岸边，看到顺风的船大怒，跺脚辱骂不停。顺风的船夫不回答，只是拍手大笑，击鼓更加激烈，做出得意的样子。”江上航行有快有慢，是常事。得风者自夸，阻风者发怒，可以说是两方都错了。世间事情大多类似这样，记下此事以博一笑。这话尤其足以作为世人的警戒。

古人著书立说，立意大都有依据而发出，不能指责为抄袭。各家论文，已经完备地阐述了这种说法。偶然读到韩退之（韩愈）给宰相的三篇书信，论述周公作为辅相，急于接见贤才，吃一顿饭三次吐出食物，洗一次头三次握住头发。凭借圣人的才能，依靠叔父的亲近，他所辅佐治理、承继教化的功绩，又如此显著彰明。他所求见进见的人士，难道比周公更贤能，而求之如此急切吗？所以颂扬成王的德行，而称颂周公的功绩。直到篇末讽谏当时的宰相没有周公那样的治绩却不礼贤下士。这封信大概很类似后汉高彪的话。高彪想跟随马融请教大义，马融生病没能接见，高彪写信说：“趁空闲询问风向，由来已久，所以不等待引荐者就拜谒大君子的门庭，希望一见龙光，以叙述腹心的愿望。没想到遭遇疾病被幽闭，无法开启。从前周公旦父亲是文王，兄长是武王，九命作相，以治理华夏，尚且挥动毛巾吐出口中食物，垂接平民，所以问道以隆盛天下，归德于公。如今养病傲慢待士，所以这是适宜的。”韩退之的文辞足以畅达他的情感，未必是取法于此。在古代称颂周公以规劝讽谏，没有人惊讶他超过后世；想要互相防备取悦，也称颂周公，那么人们就会怀疑了。

洪氏评论《欧公醉翁亭记》、《东坡酒经》都以“也”字作为绝句，欧阳修用了二十一个“也”字，苏轼用了十六个“也”字。欧阳修的记文人人能读，至于《酒经》，知道的人大概很少。每一个“也”字上必押韵，暗寓于赋中，而阅读的人不觉其激昂渊妙，绝非世间笔墨所能形容。我记得王性之说：“古人多用这种体裁，如《左传》‘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这段共有十个‘也’字。”后来韩文公《潮州祭神文》全篇都用“也”字，不知道欧阳修用的是柳开仲涂的体裁，柳开代替臧丙作《和州团练使李守节墓志铭》，又作《父亲监察御史梦奇志文》，全篇用“也”字。李守节墓志铭“也”字十五个，最后说：“摘录言辞而刻在石上的人，是侯的馆客臧丙梦寿。”王性之认为欧阳修完全使用这种体裁，又看到王荆公为葛源作的墓志铭，始终用“也”字三十个，最后也说：“论述编次他从良嗣那里得到的并为他作铭的人，是临川王安石。”巩氏说完全学习《醉翁亭记》用在墓志铭中则新颖，这是不知道前面有柳开的体裁。韩愈《祭神文》也在“也”字上暗寓韵脚，那么《酒经》的文章就是取法于此。朱新仲评论《醉翁亭记》始终用“也”字，结尾句议论者或许纷纷，不知道古代有此先例。《易·杂卦》一篇始终用“也”字，《庄子·大宗师》“自不自适其适，至皆物之情”都用“也”字，由此可知前辈的文格不可妄加评议。项平父评论《醉翁亭记》、《苏氏族谱序》都效法《公羊》、《谷梁》，大概苏明允序族谱也用“也”字十九个，等到曾子开作从兄墓表，又用“也”字十七个，追论本始，古而易后，而三篇《庄子》又近而韩氏迄柳仲涂以降，欧、王、苏、曾各自祖述，要知道前古文体已完备，虽有作者不能不同。又董弅《闲燕常谈》记世说：“欧阳公作《醉翁亭记》成，拿给尹师鲁看，自认为古代没有这种体裁。师鲁说：‘古代已有。’欧阳公愕然，师鲁起身取《周易·杂卦》给欧阳公看，欧阳公无语，果然如师鲁所说。”朱新仲为书评，董氏兼举其家世遗论说：“《亭记》本于韩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只是删节安排，又加典丽。”王性之概及韩文而说欧阳修实从柳开，这里又说宗法韩愈，或许怀疑欧阳公果真自负作古者吗？

欧阳公作《苏子美文集序》说：“子美的年龄比我小，而我学习古文反而在他之后。天圣年间，我在有关部门参加进士考试，看见当时的学者务以言语声律偶对摘裂，号为时文，互相夸耀崇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修、军伯长作古歌诗杂文，其推让他人如此。”或许还有人议论欧阳公作《尹师鲁墓志》，自己论述说：“起初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

译起初是这样。”既然韩愈不尊重柳宗元，为什么独独对尹师鲁吝啬呢？陈氏在《新话》中辨析这件事，已经多余地叙述了柳宗元的情况，由此可见。韩魏公撰写《尹师鲁墓表》，直接说：“天圣初年，尹师鲁独自与穆伯长努力以古文为主，接着得到欧阳修用雄健的文辞鼓动，于是文风一变，似乎符合事实了。”读者因此对韩愈更加怀疑，然而了解古文渊源的人，没有比韩愈更清楚的，尹师鲁和穆伯长是同辈人，不是韩愈不能知道。古文不是从尹师鲁开始的，韩愈难道厌恶自己地位低于他而隐瞒不写，只是不掩盖事实而已吗？世俗的看法，喜欢用自己的主观臆断强行要求古人与自己一致，议论容易苛刻。况且他的记载旧本韩文已经说：“考中进士，在洛阳做官，而尹师鲁等人都在，于是共同创作古文。”这是韩愈自己说学习古文在柳宗元之后，尹师鲁则是共同创作，未曾谋求居于其上。共同创作，却说从尹师鲁开始，那么也应当从韩愈开始，韩愈不敢这样。魏公虽然首先称颂尹师鲁、穆伯长，他的言辞固然存有轻重之分，终究不失为推崇到了极点。

译文公《石鼓书院记》。前代学校教化不兴，士人苦于无处求学，往往互相选择名胜之地，建立精舍，作为群居讲习的场所，而执政者有时便顺势加以褒奖赞美。像石鼓山、岳麓山、白鹿洞之类就是如此。朱熹记述白鹿书院说：“建国之初，百姓刚从五代战乱刀兵之祸中解脱出来，学者尚少，海内太平，文风日渐兴起，儒学先贤往往依托山林，在清闲空旷之处讲授，大抵聚集数十上百人。嵩阳、岳麓、睢阳以及白鹿洞最为著名，天下称为四大书院。”范成大《骖鸾录》说：“起初各郡未任命教官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即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唯独没有提到白鹿。怀疑白鹿书院是在淳熙六年重建的。范成大乾道六年经过湖湘地区，那时白鹿的名声尚未显著。”魏华父枢密说：“庐山、嵩岳、衡麓、睢阳各有书院，从太平兴国到大中祥符年间，赐予荣耀称号，颁下诏书墨迹。他所指的四大书院名称与朱熹《白鹿书院记》相符。”江南的书院共有三处，白鹿是唐代李渤隐居之地，南唐赐予田地，选拔通晓经义的人讲授。太平兴国初年，江州知州周述请求赐予九经。到太平兴国五年，洞主明起担任蔡州褒信县主簿，将田地献给官府，因此书院废弃。石鼓是唐代元和年间州人李宽所建，建国之初赐予匾额，后来迁移作为州学而废弃。只有岳麓自开宝年间潭州知州朱洞建立，咸平四年李允则请求赐书，祥符八年赐匾额，天圣八年漕臣黄总请求授予山长进士孙胄官职。绍兴初年才因兵火废弃，秦桧当权时，胡明仲写信请求恢复旧址，重新赐予书院匾额。乾道初年刘共父枢密先期建立，到淳熙六年朱熹才开始建立白鹿书院，十二年潘德夫才开始建立石鼓书院，都是依据旧址恢复重建。三位先生的文章各自记述了建成之事。此后，各位儒者教化过的地方，或贤人出生的故乡，无不建立书院，表彰其旧迹，与这三所书院齐名。如两浙地区有平江的学道、和靖，镇江的濂溪、淮海，湖州的安定，建德的钓台，绍兴的稽山，婺州的丽泽，台州的上蔡，衢州的明正；江东地区有建康的明道、南轩，徽州的紫阳，太平的天门，信州的象山、宗文，隆兴的景濂，江州的濂溪、景星，袁州的南轩，吉州的鹭洲、龙溪，抚州的临汝，建昌的旴江；湖广地区有襄阳的清湘，道州的濂溪、西山，鄂州的南阳、竹林；福建则有建宁的建安，漳州的龙岩，兴化的涵江；广东则有静江的宣城，不能全部记述。这些都是选拔山长、供给廪食，地位次于州县官学。又有虽然已经创始，但未向朝廷请求批准的。过去洪迈论述州郡书院，只提到白鹿、应天、岳麓。认为庆历年间诏令各路州郡都设立学校，设置教官教授，那么所谓书院，应当合并为一。岳麓、白鹿重新营建，各自供养士人，其供给和礼遇，竟然超过郡县学校。近来巴州也创设书院，这就是一国之内有两所学府了。太学、辟雍尚且不可，这在道义上是不对的。这个论断大概也不够全面。拿古代学校制度与佛教、道教塔庙的兴盛相比，确实不算过分。然而如果学校废坏，长官漫不经心，宁可在一旁建筑书堂、精舍，寻求教养的实际效果，还有未尽之处。如果只是装饰耳目而已，时间久了就成为庸俗妄为之人的凭借，与乾道、淳熙初年的本意相差甚远了。白鹿夫子庙想要塑像，朱熹说：“州县学校是天子设立的，既然不用塑像，就不可以更改。书院自然不应当这样。”可见先儒建立书院本意就不想与官学并列。胡明仲向秦丞相请求担任岳麓山长，依照州县监当官的待遇供给廪禄，学舍中不愿靠近城市而愿意住在山间的学生都听从安排。朱熹也告知当时的宰相，请求允许自己担任白鹿洞主，与学徒在其中读书讲道，稍微供给廪食如同祠官，并且说：“与其让他们供奉异教的香火，无事而坐食，不如修明祖宗的法典，以文学礼义为官而食其禄。”后来各地书院有时由大官兼任山主，而吏部按资历注授山长，哪里知道这是先儒所不能得到的呢。

嘉定年间，真德秀起草诏书招抚淮东、湖南、江西的群盗，文体虽然对偶，言辞极其坦率明白，用来宣布，能不感动人心吗？文中说：“近来因为误国的臣子，妄动开启边衅，科役烦重，百姓无法生活，旱灾蝗灾频繁，官吏不加体恤，使得我的百姓多辗转迁徙而无依无靠，而那些奸民趁机引诱胁迫成为盗贼。”静心思考导致寇乱的原因，怎敢不自我责备？又说：“想到被胁迫跟随的众人，难道都是好乱的百姓？玩弄潢池之兵，想必不是你们的本意；点燃昆冈之火，又岂是我的心愿？与其苟延残喘偷生，何如转祸为福？”在过去乾道、淳熙年间，像李金、陈峒这类人，虽然暂时聚集在山峰屯聚，最终未能逃脱诛杀。自有宇宙以来，直到今天，未曾听说盗贼得以保全性命。到绍定年间，盗贼在汀州、邵州兴起，他给部使者写信说：“请求颁布黄榜赦免党羽，让他们自行防备其首领。”并且说：“往年我在翰林院，曾起草安抚淮东、湖南、江西盗贼的诏书。”有人说诏书文辞过于华丽，难道盗贼能明白吗？何不明确颁布黄榜，让读者都知道逆顺祸福的道理更好呢？

译这种说法很恰当，遗憾的是没有向朝廷禀告。大概还是因为听信了旁人的议论，认为先前的诏书有所欠缺。您的书信中又说：“只要条理清晰明白，让听到的人都能理解；又必须诚意恳切，能够打动人心。”这类文字，应当以这两句话作为准则。您当时为招抚司撰写晓谕贼寇的文章，集中的文章都是四言体，例如说：“年老的贼寇，自古以来就没有力量，即使能拔山举鼎，最终也会被诛杀。做贼叛逆，杀贼尽忠，反掌之间，祸福不同。难道不诚实、分明、激切吗？”这正符合您所说的话啊。

译筮仕箴。周益公送儿子周纶出任抚州通判，作了十箴：治理官务要勤勉，保持操守要廉洁，侍奉上级要恭敬，接待外物要谦虚，对待他人要宽恕，要求自己要严格，赢得众人要宽厚，涵养智慧要恬淡，独处时要戒慎，咨询谋划要集思广益。这些箴规告诫你早晚都要铭记，就像杨廷秀送周彦敷诗中所说的“慈训二六句，寒窗三十春”那样。彭子寿送儿子周钦去兴化涵头盐场任监官，作了初箴：处理事务务必公正，履行职责务必勤勉，驾驭胥吏要端正，安抚百姓要真诚，用仁德侍奉上级，用和气接待他人。只有节俭与廉洁，才能治理好家庭并修养自身。彭子寿名珪，字子寿，庆元初年任侍从官，谥号忠肃。他有《家庭帖》教诲儿子为官的政治道理，非常详细周密。这是近代先正的家训，流传于文字之中，并非私下的言论。真希元任参知政事、节制长沙时，用廉、仁、公、勤四字勉励僚属。晚年再次驻守泉州，又阐释这四者的意义，更加详备。王实之迈以南外宗正教授的身份为此作箴：律己以廉，说士人的廉洁，就像女子的贞洁。如果有一毫的玷污，就是终身的缺憾。不要以为暗室之中无人知晓，上天明鉴，你若不自爱，心中的神明岂能欺骗？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生前不足以作为荣耀，千载之后只会留下余戮。那些美好的君子，只有一鹤一琴，望之令人凛然，清风流传古今。抚民以仁，说古人对百姓的饥渴如同自己的饥渴，诚心求索，如同保护婴儿。唉！入室谈笑，饮酒吃肉；出门拷打，曾经不知百姓的痛痒。人心不仁，竟到了这种地步。淑问的恩泽，百世之后仍受祭祀；酷吏的后代，如今还剩多少？谁甘愿做小人而不做君子？存心以公，说厚待姻亲，亲近小人，尹氏因此对秉钧感到不平。敞开诚心，布施行公道，武侯因此唯独优于王佐。所以说：本心如日月，利欲会侵蚀它；大道如康庄，偏见会阻塞它。听信偏私就会枉曲正直而惠及奸邪，喜怒偏颇就会赏赐僭越而刑罚泛滥。只有公正才能产生明察，偏私就会伤害昏暗。莅事以勤，说你服饰的华丽，你饮食的丰盛，凡是缕丝和颗粒，都是民力吗？你供职却荒废官务，食禄却怠慢事务，稍有人心，怎么不自愧？以前的君子，不白吃一顿饭，炎热出汗湿透背，白天不辞艰难，枕着警枕计算功劳，夜晚不得安宁。谁是我的老师？一个范仲淹，一个韩琦。起初真公有言：“廉洁是士人的美好节操，士人不廉洁，就像女子不贞洁。不贞洁的女子，即使功业容貌绝人，不足以自我赎罪；不廉洁的士人，纵然有其他美德，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又说况为命吏，所受的是朝廷的爵位，所享的是百姓的膏脂，一旦不勤勉，那么职事就会废弛，岂不是对上辜负朝廷的寄托，对下辜负百姓的期望吗？实之概略，用公文告谕的辞令，以及从防从者那里得到的，以此成就四箴。在此之前赵福公已有廉、勤、公、恕四说，留给亲戚中准备出仕的人。

端平二年春，王实之少卿从南外睦宗院教授升任都堂审察，等到召试学士院，以楮币为题。实之对策，荣耀的末尾说：“执事排斥开拓疆土的意见是对的，而迂阔正心诚意的言论则过分了。”后村集有少卿王公墓志说：“发起策问的是赵公汝谈。”读之令人耸然，改去了正心诚意等字。我见到南塘遗稿策题说：“搢绅先生正且雍雍然峨峨然交诵致知格物的道理，言语深切责备攘夷辟土的宏伟计划。”这是愚心所私下奇怪，而绝不理解的。又读刻本乙未馆职策有说：“执事发起策问，不取开边拓地的计划，忠于谋国，谁说不然？而致知格物诚意正心的言论，却被视为迂阔。”这又是愚者所深深不解的。《大学》一书，生财发身的仁，以义为利的义，必定恳切地论述。难道说正心诚意与财利无关吗？今天天下所尊敬，认为从事于此的人，也已经提拔任用殆尽。引进君子之类，改变小人的心难。往来于君子小人之间，得以相互窃议说：“儒术施行则天下富。”现在术施行了，而市井萧条，气象荒落，富的效果在哪里？有德者进则朝廷尊贵，现在德者进了，而外敌鸱张，叛卒蜂起，尊贵的形势如何？君子之类虽然进用但其道未行，小人之迹虽然屏除但难以使其屈服。与刘集稍异，因此详细著录。策问遗漏正心诚意字，或许出于删本。当时真希元参与，既进《大学衍义》，更化诸贤正受人责备。赵公辞官，若有所在，实之不得不折衷如此。昔陈同父书云：“今日之儒，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痒痛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且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为性命乎？今日之才，自以为有富国强兵之术者，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乃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为富强乎？”其书快人意，其言亦略验后数十年。言之则所谓儒者才者，固宜自量也，而必罪儒与才未可也。且当时同父独欲用度外之士，不知果有以贤于二者否耶？

译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