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瞿文懿公制科集（明代）瞿景淳撰

●目录

卷之一 策问五道（一）

卷之二 策问四道（二）

卷之三 论（一）

卷之四 论（二）

●瞿文懿公制科集卷之一

策问五道（一）

○策问

皇帝下诏说：“我认为文治与武功这两条道路应当同时使用，既不能缺少，也不能偏废。《尚书》说：‘壮大六军’，又说：‘你要认真整顿你的军队’，这难道是因为喜好用兵吗？我的皇祖高皇帝凭借武功平定天下，即位之初，就想着停止武备、修明文治，用道德教化天下。至于历代圣君相继传承，大力修明文德，天下太平，国家无事。我作为宗室支庶继承天命，登上皇位，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然而近年来，北方虏寇侵犯边境，进入我国境内，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残害我的百姓，这是前所未有的。根本原因在于我缺乏德行，根基未能稳固，因此教化不能推行到外部。但我又听说：‘帝王的政治，在于让四方夷狄来守卫。’如今我想要寻求长治久安的方法，没有比‘守’这一端更重要的了；想要得到守卫的方法，应当如何施行，才能使其长久呢？你们这些士人怀抱经世济民的谋略，也已经很久了，应当各自写在文章上。我将采纳并施行，不要忌讳，不要隐瞒。”

臣回答说：“我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有达到大治的根本大法，有善于治理的关键时机。文治与武功，是达到大治的根本大法。文武的运用，各自顺应时势，是善于治理的关键时机。帝王承受天命，统领华夏与夷狄。观察天有阳气，文教便兴起，这文治是用来象征天的生育之恩的；观察天有阴气，武备便修明，这武功是用来象征天的雷霆威严的。然而创业之初，不担心没有武功，而担心文教或许微弱；守成之日，不担心没有文治，而担心武功或许不兴盛。所谓善于治理，也就是随时张弛，使之适应治理的需要罢了。因此，懂得根本大法，天下的治理就能并行而不相违背；懂得关键时机，天下的治理就能善于补救而不穷尽。古代帝王之所以不动声色而能使宗社像泰山一样安定，就是选择了这样的道理。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具备神圣的资质，承受盛世的气运，秉持离卦的光明来宣扬文治，从而成就文明的治理；发扬干卦的刚健来运用武功，从而彰显雷霆迭起的威严。像我这样的人，大概也是沐浴在恩泽之中，歌颂太平盛世，那浩荡的恩德难以形容。在陛下处理万机之余，特意召臣等到朝廷，俯赐清问，上则嘉许祖宗致治的盛况，下则寻求今日保持安定的方法，并且告诉臣等关于守卫的道理，要求详细写在文章上。臣虽然愚陋，但能仰窥圣心的纯正，不以今日的治安为满足，直欲建立万世的长策，保全大业于无穷。尧舜那样的圣人，尚且有蛮夷扰乱华夏的忧虑，那么如今北方的虏寇又哪里足以拖累圣明的治理呢？然而我听说：四郊多有堡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手持干戈保卫社稷的，也是士人的责任。那么如今边境多有惊扰，农夫没有收成，凡是我朝臣子都与之有责。臣怎敢不献上一得之愚，来报答千载难逢的知遇之恩呢？帝王治理天下，以成就久安长治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有文武两条途径罢了。只是它的道理，不可改变；而它的运用，不可整齐划一。文教的安抚，是用来求得内部的顺治。如果只知文治而不知武功，那么祸乱就无法平定，或许会废弃天下的功业；武卫的奋发，是用来求得外部的威严。如果只知武功而不知文治，那么教化治理就无法整饬，或许会开启天下的祸端。臣所以说：道理不可改变，就是这个原因。然而天下的形势有强弱，而文武的运用有缓急。开国之初，国势强大，乘着强大的形势，利于使用文治；继位守成之日，国势相对较弱，乘着较弱的形势，利于使用武功。有武功来补救文治所不及的地方，那么恩惠尊贵而不被轻慢；有文治来补救武功所不及的地方，那么威震天下而不被折损。臣所以说：运用不可整齐划一，就是这个原因。然而帝王以天下为尺度，他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有时使用武功，并不是为了战胜夷狄，而是为了治理好我们中国，让夷狄不要来侵扰罢了。文治，是国家的常道，是用来守卫的；武功，是国家的辅助，是用来巩固我们的守卫的。它们的运用虽然不同，但适应治理则是一致的。臣所以说：帝王治理天下，只有文武两条途径。恭读圣旨说：‘我认为文武二道应当并用而不可缺少与偏废。’《尚书》说：‘壮大六军’，又说：‘你要认真整顿你的军队’，这难道是因为喜好用兵吗？伟大的皇言，大概是有见于天下的形势，而掌握了张弛的权柄。臣请求考察经史，验证古今，为陛下陈述。文武在古代，未曾分开；分开，是从后世开始的。而运用它们，也未曾偏废。说到将相，无事时在帷幄中谋划，就是恭敬正义、一心一德的训导；有事时出征统领军队，就是升陑鹰扬般的军队。这就是宰相也是将领。说到兵农，无事时耕作，就是比闾族党的百姓；有事时作战，就是伍两军师的制度。这就是士兵也是农民。文武在古代，未曾分开。自从管敬仲把国都中的百姓作为士兵，把四郊的百姓作为农民，兵农才开始分开而不可合。”

译道理是相合的。自从宋人让枢密院主管军事，中书省主管民政，将相才开始分开而不互相统属。然而军队用来保卫百姓，百姓用来供养军队，宰相主管运筹帷幄，将领负责决战沙场，体制相互维系，朝廷内外相互呼应。后来的帝王也没有只靠一方而成功的，文武之道在后世，运用起来也没有偏废过。正因为没有完全分开，所以才有浑融完固的态势；正因为运用没有偏废，所以才有交替运行、无穷无尽的神妙。好比天道中的阴阳，虽然寒冷与温暖各自有其气候，但成就一年的功绩则是一致的。至于帝王之所以能在混乱未生时制定治理策略，在危亡未现时保卫国家，使天下的局势不至于发展到极端严重而难以挽回的地步，关键在于把握那细微的征兆。从前周公辅佐成王时，礼乐的教化远播至需要多次翻译才能沟通的远方，大概是以文治为先；但关于整顿军队的训诫，却在成王初即位时首先提出。召公辅佐康王时，安定治理的政令遍及东郊，大概也是以文治为先；但关于壮大六军的训诫，却在康王登基之初首先陈述。成王、康王作为君主，难道是用武功来毒害百姓吗？周公、召公作为臣子，难道是用武功来迎合君主吗？周朝治理崇尚文治，其势力已经衰弱，又正值丰裕亨通、安逸盛大的时期，如果不从容易废弛的武备方面加以振作激励，那么用衰弱的政治去迎合衰弱的形势，四方夷狄的交相侵犯，诸侯的凭借险固抗拒朝廷，恐怕不用等到昭王之后就会显现。这就是臣之所以妄自议论天下的局势必须洞察其细微征兆，然后才能在不穷尽的情况下完善治理的原因。臣请就皇祖所垂示的统绪，列圣所继承的美德，以及今日之所以能守住天下的人，依次陈述，可以吗？我皇祖开创基业、顺应天命时，驱策英雄豪杰，迅速扫荡胡虏，武功的盛大已经震动远方；但在登基之日，首先尊崇学校，其治理似乎以文治为先。我成祖继承天命、确立极则时，亲自礼遇儒臣，表彰性理之学，文德的盛大已经光辉照及海隅；但在平定“靖难”之后，三次犁庭扫穴，其治理似乎以武功为先。这本来是帝王补救偏颇、纠正弊端的重大权变，不容易用常情来推测。从此以来，列圣相继继承，大业更加巩固，大概虽然文治的精华显现，但武烈所覆盖的地方实际上已为其开辟了先路。如今我皇上凭借圣神文武的资质，达到雍容和乐、长久安定的治理，已经二十三年了。因此，恩德所及，滋润如雨露；威严所及，震动如雷霆；治理所及，包容保护如天地。这不仅仅限于西旅进贡猛犬、越裳氏献白雉那样。近来北方胡虏的残余势力竟然忘记上天覆盖般的仁德，聚集入侵，残害我百姓，正如圣制中所说的那样，这确实是文武臣工奉行不到位的罪过。假使文武臣工各尽其职，各展其能，那么干羽舞的教化，足以安抚他们离心离德的心思；庙堂计谋的胜利，又足以折服他们骄横强悍的气焰，安抚他们就容易顺从，征讨他们就容易降服。现在陛下却说：“朕没有确立根基于内，所以教化不能推行于外。”这确实是禹、汤自责的宏大心意。我们所有臣工，又有谁敢不恭敬地承奉圣意，去修补缺失的职分呢？臣本来知道北方胡虏不足以平定。恭读圣制篇章，最后说：“帝王的政治，守卫在四方夷狄。”现在朕想要寻求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方法，没有超出“守”这一端的，想要得到守卫的方法，应当如何施行，以尽其长久呢？并且告诫臣等不要忌讳、不要隐瞒，各自写在篇章中。臣虽然不才，也不敢上负天子，下负所学，而在无所忌讳的朝廷中自暴自弃。私下认为今天的计策，也不能舍弃文武二者而另作图谋，只是针对那些因循守旧而败坏的地方加以振作发扬罢了。从前宋人西事兴起时，韩琦陈述谋略，不急于其他，而急于建立纪纲；欧阳修陈述谋略，不急于其他，而急于明确赏罚。这些都是振作发扬的说法。如今以文名显赫的士大夫，大概已经充斥于朝廷内外了，但文章技艺徒然精巧，而经世济民的才能却不娴熟，这是弊端；以武名显赫的武官，大概已经遍布于远近各地了，但团练徒然勤奋，而击刺的技能却不娴熟，这也是弊端。玩弄文事、安于武备，嬉乐其事，程度相当，而武备的衰败尤其严重。现在想要建立明察作为的功业，成就敦厚宏大的体制，建立万世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策略，怎么能不建立纪纲、明确赏罚，从那些因循守旧而败坏的地方加以振作发扬呢？臣敢冒昧，把边疆事务的弊端全部向陛下陈述。中原抵御戎狄，依靠地势险要作为屏障，近来自从大宁被放弃，东北的藩篱就变薄了；东胜不守，西北的形势就孤立了，这是地势险要失去据点的弊端，这是第一。中原抵御戎狄，以人心和顺为根本，近来自从大同发生叛乱，人们怀有离散叛离的谋算；各镇观望，军队没有纪律的稳固，这是人心和顺没有达到的弊端，这是第二。中原抵御戎狄，以军粮为装备，近来自从屯田政令不修，各屯田没有可以仰赖的资源；盐法没有厘清，转运漕运没有快速运送的辅助，这是军粮没有充足的弊端，这是第三。弊端日新月异，那么边防就日益废弛。而臣愚昧地认为，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陛下如果真能建立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策略，以穷尽守卫的方法，也只是考察导致弊端的根源，赶快加以处置罢了。臣曾经妄自议论当今适宜做的事有六件，而攻讨的方法不在其中。明确居重驭轻的权柄，那么京畿军队的检阅不可以不严格。修治列屯巩固边防的策略，那么土兵的团练不可以不体恤。广泛推行推诚授任的方法，

译那么精心选拔、长期任用将领的说法，是不可以不推行的。慎重考虑安抚近臣、怀柔远人的谋划，那么安抚、节制适宜的做法，是不可以不详细考究的。为了深固根本的考虑，那么厘清赋税轻重、保障民生的辨析，是不可以不早做的。寻求使国家富足、用度充裕的法则，那么斟酌盈虚、调剂余缺的道理，是不可以不努力实行的。以上这几件事，臣日夜思考，却不知是否合乎国家的体制。如今陛下以天下为尺度，以百姓为念，深入探求守成的道理，那么只有选拔将领、宰相与他们共同治理罢了。因为将领是用来在外捍卫的，宰相则是计算功过、禀告君王并驾驭他们的。从前汉高祖平定秦地时，有萧何出谋划策，而后韩信才得以施展他的策略。宣帝屯兵金城时，有魏相主持大局，而后赵充国才得以建立功业。唐宪宗平定蜀地时，有杜黄裳作为辅佐，而后高崇文才得以实现他的志向。天下的事，没有不是由于君臣同心、将相合力而能成功的。如果从容谋划的谋臣有张仲那样的贤能，掌握兵权的人有吉甫那样的谋略，并且再寻求遗落的人才，剔除弊政陋习，沉着坚毅、果断而不因轻率发动而毁掉功业，改革有步骤而不因轻举妄动而招致失败，那么谋略运筹于帷幄之中，功业彰显于万里之外。大业的稳固，应当与天地同样长久，而胡虏一时的骚扰，很快就会平定了。又哪里值得劳烦圣虑呢？然而臣在此还有进言。从前孟轲曾说：“谁不从事守成？守住自身，是守成的根本。”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承受天命之重，作为华夏夷狄的主宰，虽然天下有一件事治理不好，都是王政的缺失，但尤其急于守住自身。奸邪的声音、淫乱的颜色足以动摇我的操守，就斥退它们；淫靡的音乐、邪恶的礼仪足以改变我的操守，就断绝它们；宠幸的佞臣、阿谀的媚态足以动摇我的操守，就疏远他们；甜言蜜语、卑下的言辞足以扰乱我的操守，就放逐他们。即使在繁华动荡之中，幽居独处、放纵自我的地方，也要专一、纯粹。克制私欲、回归正道（前有逸文），肃然如同面对神明，不敢失守，实在是因为能守住自身，就能守住天下。我皇祖的训诫说：“人心虚灵，随着气息出入，操持并保存它是困难的。”所以能开创一统的基业，并流传万世，大概根本就在于此。如今陛下继承宏大的基业，更加敦厚前代的功业，“敬一”有箴言而在内心操持保存非常严格，五箴有注解而在外在省察非常严密。以此选拔人才，就有明察秋毫的明智，而任用贤才不疑了。以此建立政令，就有扭转乾坤的功绩，而各项事业都兴盛了。所以根本在于君心，辅助在于将相，具体在于纲纪。长久安定却最终诛杀夷灭功臣，不是帝王不念旧功，也是诸臣恣意妄为有所导致的。韩信入齐不报告而自立为王，彭越在固陵后期而没有到达，帝王谋划诛杀他们，时机大概就决定于此了。所以一旦用刑，是用来杜绝僭越的苗头。光武帝兴起，大概顺应中兴的运势，人心已经安定，一时受天命而出的人，像邓禹、吴汉、寇恂、冯异等人，也多儒将之风。所以光武帝谨慎驾驭之术，以适应他们的才能，而最终得以保全，不是帝王独念旧功，也是诸臣谨慎质朴、退让有所成就的。军队行进时遵守约束而没有逾越，事情平定后缴纳符印而唯恐落后，帝王亲近他们，时机大概就决定于此了。所以始终保全，是用来报答共同效力的辛劳。假如高帝遇到邓禹、吴汉这样的将领，也一定用恩惠来安抚他们。假如光武遇到韩信、彭越这样的将领，也一定用法度来裁制他们。至于文帝的兴起，又不同于高帝、光武之时了。吕氏已经被诛杀，人心大大安定，这本来是建立太平治世，归马放牛的时机。所以一时像李广这样的才能，感叹他未遇高帝而压抑不用，不是帝王不思封疆之臣。以李广的雄杰，不适合用于守成之日。而且帝王常与冯唐谈论将领，慨然思念廉颇、李牧，一听说魏尚的贤能，就释放囚禁，让他回守云中。帝王不是过分拘泥于魏尚，而是展示有司的法度，用来保全他。如果有比错报首虏数更大的过错，就不能保全了。曾经巡视慰劳军队，一见周亚夫的严整，就赞叹为真将军，并且托付给景帝。假如李广像周亚夫，那么帝王也会重用他了。难道忽视战事之思？有才能不用，反而想在异代寻求廉颇、李牧吗？韩信、彭越等人确实多有英略，高帝用他们来图谋项羽，虽然成为掎角之势的助力，但恩惠不能始终，有的留下鸟尽弓藏的讥讽。邓禹、吴汉等人，确实多有儒风，光武用他们来图谋隗嚣、公孙述，虽然迟缓岁月的功绩，但最终能保全，得以成就山河带砺的誓言。隗嚣、公孙述确实不是项羽的对手，而成功有难易、迟速，两位帝王所处的时机既不同，而攻守的态势也不同。陇蜀的险阻，不出兵固守难以迅速攻下。而且帝王多次送信陈述祸福，大概想用德行来招抚他们，未曾急于进攻。有分封土地，没有分割百姓，帝王看待陇蜀的百姓，真是我的百姓，不忍心用兵残害他们。难道可以因为成功的难易、迟速就认为将才有优劣吗？汉朝的事遥远了，愚人在西汉的臣子中，唯独惋惜韩信的才能而不学习道义；在东汉的臣子中，唯独赞赏邓禹的贤能而懂得道义。黥布、彭越的违犯纲纪，不值得说了。像韩信的功勋，假如谦让不夸耀，大概也是汉的太公，

译却因罪过未能善终，我因此感到惋惜。臧宫、马武的逞强好勇，不值得称道。至于冯异的卓越功勋，假如他挟此自夸自大，那也不过是后来的韩信罢了；但他凭借功名得以保全，我因此对他赞赏不已。那么，后世担任将领的人，又应该以什么为警戒，以什么为效法呢？当今南北用兵，确实是任用将领的时候。汉文帝惋惜李广生不逢时，如今则是遇到了好时机。圣明的天子正弘扬兼容并蓄、博爱众人的仁德，总揽驾驭长远、控制全局的策略，四海之内只要有百姓被夷狄、盗贼所困，他便怜悯地想着去救助，选拔任用将帅来寄托他们驱逐敌人的责任。从偏将校尉提拔到大将的有，从幕僚职务提拔担任高官的有，从获罪废黜中起用统领军队的也有。任用他们不要求完美无缺，确立他们不询问出身类别，给予不可测度的恩惠而疏远他们，有功者必定记录；施加不可测度的威严而亲近他们，有罪者必定惩罚。这真是掌握了用将的道理，汉初三帝的事迹也就不值一提了。您向我询问那些将领的作为以及使用他们的方法，这哪里是我所能达到的呢？倒是您说了。太平时期要求将领防备，是为了考核治理；有事时期法网宽疏，是为了谋求战功。难道是想在考核责罚之中更显示出宽疏的意思，使得像魏尚那样的贤才不被文吏所困扰，从而能够施展手脚吗？从前虞诩治理朝歌，分三科招募士兵，偷盗奸利的人列为上等，这是法律所禁止的。然而虞诩让他们去诱骗贼兵，依靠他们的作用而贼党于是溃散。赵充国防备西羌时，因“干”升无罪，“干”豪来见，就放还故地，不等候上报。这也是法律所禁止的。然而赵充国以此瓦解西羌的党羽，最终如他所策，先零部落破败投降。假以权宜之计，不拘泥于细微条文，使将帅能够选择便利措施取胜，这也是帝王驾驭将领的微妙权术。使用有功的人，使用有过错的人，使用狡诈的人，使用贪婪的人，只要能够成就我们的事业，就不论其他；只要能够消灭敌人，就不考察其平素品行。那么即使像秦、项那样强大，对付他们也特别容易，这固然是因为汉高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使他们尽力效力的缘故。帝王驾驭将领的道理，难道只有一种方式吗？只是人的才能品行不能兼备，而功过可以相互抵销。帝王用人，往往取其长处而舍其短处；臣子自我表现，往往因短处而拖累长处。马有时难以驾驭却能跑千里之路，士有时放纵不羁却能承担保卫国家的重任，这就是汉高祖之所以兼收屠夫商贩的原因。乌头附子可以治病，却有时会导致杀人；小人可以成就功业，却有时会导致国家混乱，这就是黥布之所以不被治世所容的原因。如今的将帅，难道担心没有人吗？天下武士，无论疏远亲近、远近，都纷纷摩拳擦掌，想着在风云际会之时自我奋起，这固然是上天用来资助中兴的。慢慢加以延揽，稍微放宽限制，而责求他们后来的成效，那么那些背负世俗累赘的人，都是适用的人才了。然而我认为帝王驾驭将领，虽然有时需要操控，但将领自我处身，则不可不谨慎。在当今，广泛延揽推荐途径，即使是卖丝织席之类的人，都不舍弃；但拔剑击柱的风气，则不可以有。优厚的赏赐恩惠，即使是素来贫困无行的流辈，都不遗漏；但私下议论、捋袖发怒的习气，则不可以触犯。假以便宜行事的权力，即使是推毂授钺的诚意，都不及此；但上报战功、差算首虏的过失，则不可以蹈袭。东汉诸臣，功施社稷，恭谨如书生，这才是将领所应当效法的。古代的忠臣，不因显明而申张节操，不因昏暗而废弃礼法。礼法，固然是臣子所应当自我尽到的，难道一定要等到责备完备才开始自我收敛吗？俗话说：赦免小过，过错积累而至于大，那就不可赦免了。传书说：大夫出使境外，有可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专断也可以；如果没有利于国家，就不可以专断。如今圣天子掌握鼓舞人心的权力，严格综合考核的治理，天下的士人固然踮脚盼望被任用，而唯恐任用得不适当。我不足以窥探圣神文武的深意，但关于自我为将之道，则讲习得很熟了。敢恭敬地回复，只待您指教。

译问用兵的大要在攻守，而其妙用在出奇，这兵家取胜的奥秘是不可预先传授的。孙武说：“防守是因为兵力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又说：“不可战胜的在于防守，可以战胜的在于进攻。”那么攻守果真形势不同吗？还是相互为用而不可拘泥呢？试着用往事来筹划：李牧防备赵国边境，匈奴每年入侵，他就命令收兵固守，好像怯懦一样，为什么最终成就了破胡的功绩？王翦代替李信，率领六十万军队却坚壁不出，好像无能一样，为什么最终取得了破楚的业绩？孙膑奔袭梁国以救赵国，刘鄩暗中疾趋太原，大概也是想要攻击敌人必救的地方，为什么孙膑于是破魏而刘鄩却没有功效？周亚夫舍弃梁国以疲弊吴军，李光弼坚守河阳，大概也是想要等待贼寇衰弱，为什么周亚夫破吴而李光弿却难免失败？韩信出井陉，一战而破赵国五十多座城池，伟大啊！假使赵国能任用李左车，不知又用什么方法来制约他？田单守卫即墨，一战而恢复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壮烈啊！假使燕国能任用乐毅，不知又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他？司马懿攻打孟达，卷甲疾趋而平定公孙文懿，自己估计必定需要一年，为什么急于攻打孟达而缓于攻打文懿呢？李靖平定萧铣，浮江直下，而讨伐辅公祏，却必须先攻打他的别将，为什么勇于攻打萧铣而怯于攻打辅公祏呢？这些都是各位士人所习闻的，而用兵的方略也可以大概看出，希望明确地说明不要省略。用兵，是根据形势来制应变化的；将领，是根据法则来制造奇兵的。用兵没有固定的形态，所以将领没有固定的法则；没有固定的形态，所以奇兵由此产生；没有固定的法则，所以出奇而不穷尽。奇，是攻守的关键，而循环没有尽头。孙子说：“防守是因为兵力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又说：“不可战胜的在于防守，可以战胜的在于进攻。”有余不足，说的是常规；可胜不可胜，说的是相互为用。如果让兵力不足的常守，那么终究难以进攻了；如果让兵力有余的常攻，那么就要忌讳他所防守的了。从前智伯灭掉中行氏，联合三家兵力攻打赵城，水淹得只剩三板没入水中，可以说是能攻了，然而肘足交加的车阵上来而智伯失败，只因为他不知道防守。燕将守卫聊城而抗拒强齐，吃人肉煮骨头而士兵没有反叛外逃的心思，共同据守一年的疲弊，可以说是能守了，然而箭书射入城中而燕将投降，因为他不知道进攻。假使智伯能以守为攻，那么韩魏无法乘其空隙，即使鱼鳖晋阳也可以，却垂成而败。功败名灭，是倚仗兵力有余的缘故。假使燕将能以攻为守，那么鲁仲连无法关其口，即使恢复齐国为燕国也可以。然而为义不终，名降身死，是怯懦兵力不足的缘故。兵力有余不足，不是固定的形态。胜不可胜，不是固定的法则。瞬息之间变化使用，只有名将能反其道而行之，这就叫奇。以兵力有余不足，不能完全尽攻守的变化，所以示以可胜不可胜的权变，以可胜不可胜的无常，所以推而归于奇。因此深沟固垒，本以为是防守。见可胜而进，就像决开千仞的溪流，而敌人不能防守。进入敌国而膏车跃马，所以是进攻。见不可胜而退，就像藏在九地之下，而敌人不知道进攻。交变迭出，易形易态，恍兮惚兮，微乎神乎，而人不知其端，这是奇的极致。像这样攻守之道就穷尽了。我曾经博览史传，览古名将的事迹，有可观的。李牧为赵守边，匈奴入侵，就收兵固守，积数年而匈奴以为怯。及其大入，牧纵人畜，佯不胜，破杀匈奴数万人，单于奔走。李牧的收保，所谓鸷鸟潜形，而其大战所谓彍弩发机，这是法所固有的，然而潜之刀之不及也。这可以知道驾驭臣下的要点了。我榜下的士人三百二十人，仕至卿贰而以三载考绩的，除了思斋霍公之外，指不多屈。像霍公，大概是所谓能殊功大，而庸众嫉之的人。公性沉毅，多大略，自为郡推时，即以严明称。召入台中，所至辄著名迹。方按河南时，大盗啸聚，已成乱阶，抚臣偷懦惮事，乃先事避去。公特抗章论劾，以肃守臣，仍察守臣功罪，严行举奏，守臣愓息，尽力讨贼，贼遂就擒。既晋秩理丞，旋晋中丞，出抚宁夏。宁夏为西北极边，胡岁入掠，民无宁居。公乃相形势，城险要，料丁壮，练军实，胡寇遂稀。既乃以保定为京师重辅，复召入抚保定。会岁大旱，而亲藩之国道出保定，供亿且不赀。公裁阔狭，均征派，供应不缺，而民不知扰。每行部必奖廉能，禁贪残，料储峙，时敛散，招流移，恤困穷。入夏有甘澍之应，军民遂安，旱不为灾。既入院总院务，天子忧念边储。议遣大臣整理，人皆惮不行。乃晋公户侍出，理边储。时强胡压境，虗京帑以供□，而朝恩媢功。唐主严督加之怀恩违制，阵原失险，贪剽遇伏而败，则与吴、梁之间势正相戾。故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译“是这样的。”然而李弼与敌军相持，怀州守军返回营地后投降。两名将领被从地道中捆绑而出，虽然首敌的志向未能完全实现，但也足以证明这是奇功了。韩信出井陉时，凭借背水一战获胜。兵法说：“把军队置于死地才能生存，陷入绝境才能保全。”正是如此。起初赵国人正嘲笑他，等到他拔掉赵军旗帜，树立汉军红旗时，赵军便陷入混乱迷惑，王歇被俘，成安君陈馀死于泜水之上。一战便收复五十多座城池，韩信用兵之奇达到了极致。当时，李左车正献计困住韩信，如果他的计策得以施行，那么赵军就不会倾巢而出，韩信又怎能拔除赵军旗帜呢？然而韩信在尚未攻下井陉之前，先派间谍探知赵军没有采纳李左车的计策，然后才出兵，这就是所谓预先了解敌情。如果赵军采纳了李左车的计策，那么韩信或许另有应对之法。奇谋难道可以用一种途径来穷尽吗？田单防守即墨时，凭借火牛阵获胜。兵法说：“开始时像处女般沉静，随后像脱兔般迅捷。”正是如此。起初燕人认为即墨即将投降，等到烧断牛尾，驱赶画着龙纹的牛群时，燕军便惊骇失措，骑劫被杀，迎立襄王于莒。一战便收复七十多座城池，田单出奇制胜之妙神了。当时，乐毅正担任燕军将领，如果骑劫没有取代他，那么燕军就不会轻信即墨投降，田单又怎能施展火牛计呢？然而田单趁着燕军内部有嫌隙，先派遣间谍离间，因为燕军不再任用乐毅，然后才出战，这就是所谓先消除对方的忌惮。如果乐毅还在，那么田单只会坚守等待时机。奇谋难道可以必定使用某种方法就能成功吗？司马懿讨伐孟达时，八天便率先到达；他平定公孙渊时，则计算好期限，过了一年才返回。大概是因为孟达兵少而粮多，兵少则我方容易乘虚而入，粮多则敌方可以持久坚守。如果不迅速攻击，那么吴蜀两国就会联合，形成车辅之势。敌方凭借充足的粮食等待强大的援军，局势就难以攻克了。所以司马懿加倍速度疾行，出其不意，孟达便束手就擒。兵法说：“先于敌人行动，就能夺取敌人的军心。”这是以迅速为奇。公孙渊粮食少而兵力多，粮食少则敌方利于速战，兵力多则我方难以力争。如果不稍微延缓，那么主客形势不同，雨水带来的困难加剧。敌方乘着饱食鼓舞士气，挟持众多兵力欺凌我方，事情就危险了。所以司马懿拖延时日，等待敌方自我困顿，公孙渊便被诛杀。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以迟缓为奇。有时迅速，有时迟缓，宣王大概就是所谓知道作战时机的人吧？李靖平定萧铣时，直接抵达其都城；他讨伐辅公祏时，则侧面攻击其将领。大概是因为江陵路途遥远，秋季波涛汹涌恶劣，萧铣倚仗险阻，不设防备。从意想不到的道路进攻，攻击没有戒备的国家，没有比这更捷速的了。所以李靖顺江横渡船只，直抵城下，便已扼住萧铣的咽喉，进入其腹心。士兵来不及谋划，军队来不及召集，萧铣便投降了。兵法说：“批亢捣虚”，这是以直接进攻为奇。丹阳军队精锐，惠亮作战勇敢，辅公祏倚仗掎角之势，互相声援，攻击敌人的坚固之处，夺取敌人的士气，没有比这更巧妙的了。所以李靖先趋向当涂，攻走惠亮，便已割断辅公祏的右臂，使其失去依靠。计策来不及制定，众人来不及作战，辅公祏便被捆绑。兵法说：“猎其右翼”，这是以分击为奇。有时直接，有时分击，卫公大概就是知道作战地点的人吧？所以将领懂得奇谋，就能有形而无形，运用兵法而不拘泥于兵法，进攻可以，防守也可以。刚才以为是防守，忽然变为进攻；刚才以为是进攻，忽然变为防守。纷纷纭纭，混混沌沌。耳目在前变化，形色在后幻化。出兵而天下不知道其端倪，战胜而天下不知道其妙处。所以声音不过五种，五种声音的变化不可穷尽；颜色不过五种，五种颜色的变化不可穷尽；兵法不过奇正，出奇的变化不可穷尽。唉，奇谋难道是容易说清楚的吗？我曾经喜好医术，起初读书，看到太医令仓公淳于意自称接受临淄庆的阴阳禁书，论述药石的神奇，以奇脉诊断疾病，得到二维二蹻等术，决断嫌疑，断定可治的时日，像占卜一样，赞叹其精妙。然而淳于意还是立下规矩，确立度量，称量权衡，结合色脉，各有诊籍，流传后世，于是认为医术或许可以学习。等到观看华佗的传记，剖开腹部清洗胃脏，敷上神膏，于是又感叹说：“真是天下的奇人啊！”技艺到此为止了。然而又看到秦越人所说的，听到疾病的阳证，论述得到其阴证；听到疾病的阴证，论述得到其阳证。隔墙一方，不出千里而见其表象，于是说：“多么奇到了极点啊！”我不敢再谈论医术了。用兵与这有什么不同呢？其道完全得者，就是李牧、王翦、孙膑、周亚夫、韩信、田单、司马懿、李靖；受限于天时，困于人事，半得半失者，就是刘鄩、李光弼；其道完全失者，就是智伯、燕将。然而古今失者多了，不可胜数。得者也有，也不可以用言语传达。这里所说的，只是因为明确的提问而确立其准则罢了，希望执事进一步教导我。

译问：帝王用兵，以保全取胜，所以先谋划后作战。然而必须审察敌我双方，然后谋划才能决断。过去抵御戎狄的人，如果劳师远征，就会陷入危险；如果厚加贿赂以求和，就会招致侮辱。所以历代沿袭，大抵凭借地形优势，扼守险要作为固守的策略，这也是谋划得当的。然而不能使胡虏不侵犯，难道地势险要不足以依赖吗？前人论述中原与匈奴各有长处，如今胡虏的技艺不止像过去那样了。然而胡虏也有短处，我们也有长处，怎样才能制服胡虏呢？汉人守卫边疆，收复河南并修筑朔方城；唐人也修筑受降城，将胡虏隔绝在沙漠戈壁之外。国家的边防重镇，近的离京城不过数百里，难道是不致力于扩大恩德而致力于扩大土地吗？唐修筑受降城，每年减少镇守士兵数万，如今边疆屯兵也有形势上相互救援不及，失去迂回与直进策略的情况吗？然而张仁愿必定等到默啜出现间隙才修筑城池，也不可以轻视。不知道是否可以命令了解边疆事务的大臣秘密筹划经营呢？从前孙武论述用兵，必定通过谋划来探求实情，审察敌我，以决定我们的战守策略。各位士人必定已经深思熟虑了，请陈述出来。如果临事出奇制胜，则变化万端，不敢预先图谋。贤良将领之所以平定祸难、击退敌人而加强中原的防备，难道仅仅是侥幸求取功劳吗？也是巩固我们用来防守的根本罢了。贪图一时的功劳而结下夷狄的怨恨，这是轻率而缺乏谋略的人。贪图一时的安宁而毁坏长远的规划，这是懦弱而畏惧事端的人，都不是保卫国家的方法。贤良将领防备边疆，必定计算安危，考虑始终，增强我们的兵力以观察敌人的变化。形势不可为，就用静定来镇守，敌人就无法窥探；形势可为，就用果断来出击，敌人就来不及抵御。虽然战守并用，关键在于巩固我们的防守罢了。有险要而放弃，确实不是巩固的方法，而谋划不审慎，行动不及时，又怎么能收取万全的功效而符合英明君王授予兵权的意思呢？您以抵御戎狄的策略提问，各位士人想要审察敌我，以决定战守的策略，这不是我所能达到的。然而我也学习孙武、吴起的兵书，听长老的议论，观察边疆的情况，心中已有大概很久了。中原与夷狄相邻，就像富户与盗贼相邻一样。为富户谋划，也只是加高围墙，戒备门户，严密关键，坚固锁钥，出入有盘查，使盗贼不能钻我们的空子罢了。确实不能使盗贼一定没有。那么为中原谋划，又有什么不同呢？夷狄进行盗窃、侵扰、驱赶的习俗，本来如此，即使英明君王也不能禁止。然而也看我们防备的疏密，防备疏漏就进入，防备严密就不能进入。所谓帝王用兵，以保全取胜，难道一定要百战百胜才叫全胜吗？作战不胜，则将士被俘，边城被屠；作战胜了，则兵力折损一半。所谓全胜，大概是不战而使人屈服。兵法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百战不危险。大概兵力有可使用的情况，没有可使用的情况；敌人有可乘的间隙，没有可乘的间隙。知道兵力可以使用，而不知道敌人不可乘隙，胜利就不完全；知道敌人可乘隙，而不知道兵力不可使用，胜利就不完全；知道兵力可以使用，知道敌人可乘隙，而不知道善后的策略，虽然侥幸大胜，也不完全。帝王用兵，为后世谋划而行动；霸主用兵，为终身谋划而举动。难道是先作战而后求胜吗？汉唐以来，控制夷狄的方法，大抵有三种：叫战，叫守，叫和。主张作战的，就说非征伐不能使强暴屈服，然而得到的土地不能守卫，得到的百姓不能驱使，只是在狼望以北痛快心意，而不惜士卒伤亡，这是陷入危险，不可以。主张和谈的，就说非缔结盟约不能缓和侵犯，然而金银丝绸刚送出而胡虏又来，盟誓的血迹未干而胡虏又侵犯，只是相信空话而希望胡马不窥探，这是招致侮辱，不可以。所以三者之中，防守最得策略。自从秦修筑长城，历代相继增筑，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以节省轮换戍守的劳苦，挖山填谷，以张扬地形气势，谨慎烽火，练习骑射，便利粮道，丰富草料粮食，而又严明赏罚，申明约束，防守的策略，大概没有一天不讲究的。然而不能使胡虏不侵犯，边疆百姓每年遭受屠杀掠夺，难道地势险要不足以依赖，而用来防守的方法还有遗漏的策略吗？晁错说中原的长处有五种，匈奴的长处有三种。自从石晋以来，胡人居住在我们的汉地，使用我们的汉人工具，铠甲坚固锋利，不再是过去没有完整兵器的情况了。然而胡有所长，也有所短，我们有所短，也有所长。如今胡的长处还像过去一样，然而胡所依赖的，是田猎畜牧，没有积蓄的富饶，所以他们的民众常常分散，每次想要入侵，必定征召各部落，展示掠夺的利益，大众才开始聚集，如果我们防守坚固而使他们不能进入，那么他们的气势必定沮丧，再三不利，那么他们的盟约必定离析，无法集合他们的民众了。这是胡的短处之一。胡入侵，必定多自带物资，也不过数十日的资粮罢了，我们防守坚固而野外无所掠夺，又断绝他们的取水道路，毒害上游，使他们不能争夺水泉的利益，那么士兵马匹必定困乏，这是胡的短处之二。如果因为耻于民众徒然聚集而不可轻易离开，那么必定冒进。一旦肆意前进，就有腹背受敌的祸患；后退就有首尾断裂的忧虑，这是胡的短处之三。知道胡的短处而恭敬地制约

译这样，胡人就不能施展他们的特长了。中国的长处还和过去一样，然而胡人入侵时，总是聚集兵力、专攻一点；我们防守抵御时，总是分散兵力、人数稀少。用我们的分散去抵挡他们的集中，于是众寡不敌而导致失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短处。避开我们不去的地方，袭击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一旦得以突入，便直冲我们的腹地；而我们原本安逸的军队变得疲惫，因为要保护我们的积聚物资；而我们原本充足的粮草变得匮乏，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短处。他们或许知道我们的势力雄厚、防守严密，于是假装败退来引诱我们，另派军队来牵制我们。我们不察而落入他们的计谋，于是他们趁我们松懈，趁我们防备不足，在猝然之间已经越过我们的关隘，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短处。了解我们的短处并恭敬地谋划应对，那么我们就能施展我们的长技了。善于用兵的人，总是以长击短，不以短击长。敌我双方的长短优劣，是贤明将领的责任，不可不仔细审察。既然占据了险要的地形，又用尽了人的谋略，而又能审察敌我，运用我们的长处，大概就能制服别人而不被别人所制服了。黄石公的记载说：“致力于扩张土地的人会使国家荒废，致力于广施德政的人会使国家强大。帝王治理天下，本来是以保卫边境、让百姓休养生息为心愿，难道只是为了和戎狄较量势力、争夺尺寸之地吗？”汉朝人守卫边疆，虽然收复了河南地区、修筑朔方城，但也放弃了造阳地区九百多里。匈奴虽然遭受重创，但汉朝的士兵战死、马匹损耗，城镇村落萧条，惨状不忍言说。唐朝人虽然在受降城修筑城池，将突厥隔绝在沙漠之外，但在敌境筑城，最终反而成为敌人的资财。当时唐休璟已经争辩过这件事了。国家在北平建立政权，其边境镇所的建置（前面有遗漏的文字），这是上天所喜悦感应、远近得以安宁并宏大的中兴事业的原因。守边的臣子，遵循朝廷的谋略，奉行皇帝的威严，四方夷狄已经远远逃遁了。又何必担忧边境的祸患呢？我浅陋的看法如此，请执事教导我。

译问：古人曾说：“天下虽然安定，不可忘记战备。”所以古代春天搜捕、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狩猎，都是为了教导百姓演练武事。如今考察他们教导的方法，不过是明确尊卑、辨别等级、顺应长幼、习练威仪罢了。军事是武备之事，却拘泥于等级威仪的习练，不也迂腐吗？等到观察他们临敌赴义，奋勇不顾，又是多么强悍呢？难道是教导和使用的方法不同吗？后世的兵制，没有比唐朝更好的了。考察当时征伐四方都能取胜，都依靠士兵的力量，而评论的人却认为唐朝兵力强盛，所以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等到宋朝鉴于这个过失而严厉惩戒，终其一代军营之中没有敢喧哗的人，大概差不多有了安分守节的风气了。而评论的人又认为宋朝兵力衰弱，所以不能抵御外族入侵的变故。那么像唐朝那样强，像宋朝那样弱，难道都没有可取之处吗？还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各自都有弊端呢？如今海内太平，可以说是极盛时期。近来因为南北小规模的警报，稍微整顿武备，申明军法，而士兵习惯于安逸恬静，就呼噪不止。等到临阵对敌，却又怯懦观望，没有人敢率先奋起，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平时教导不够，驾驭没有方法吗？天下的事情，谋划贵在预先。现在想要让我们的军队像唐朝那样强盛，却不至于凶悍；像宋朝那样驯服，却不至于衰弱，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呢？请极力陈述，以观察驾驭众人的策略：养兵不在于多，而在于懂得养兵的效用；驾驭士兵不担心他们强盛，担心没有驾驭的方法。国家之所以需要军队，是为了抵御外侮而振奋国威；而军队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懂得礼义而严明将令。人多而不能使用，那么虽然有多兵的名声，实际上只是蛀虫罢了。强盛而不能驱使，那么虽然有强盛的表象，实际上只是傲慢罢了。所以贤能的将领驾驭众人，使他们内在强盛，不使外表强盛；畏惧将领，不畏惧敌人。畏惧将领那么进攻时有同仇敌忾的勇气，不畏惧敌人那么撤退时没有回头的心。即使有几万人，在天下无敌了，何况人数众多呢？不懂得礼义，军政不严肃，那么他们咆哮猛厉的气势，不用于对敌，而用于傲慢上级，这是外表强盛而实际反而衰弱。即使有百万之众，对使用也没有益处，何况人数少呢？天下太平无事，应当讲求的，没有比军事更紧急的。我虽然是武人，怀有对当世的忧虑很久了，请借着明确的提问恭敬地陈述。《司马法》说：“国家虽然大，好战必然灭亡；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备必然危险。”自古帝王虽然处于太平盛世，而不放松戒备之心，所以春天搜捕、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狩猎，都在农闲时讲求军事，出兵整治军队，回师整顿队伍，归来举行饮至礼，以清点军实，彰显文采，明确尊卑，辨别等级，顺应长幼，习练威仪。像这样，难道是喜欢炫耀武力而调动众人吗？百姓的情性，没有不喜好安逸而厌恶劳苦的，安逸久了，那么使他们劳作就难，所以先王教导百姓，借着狩猎来训练军队，而展示武勇；猎取野兽来祭祀宗庙，而展示孝道。使他们的耳目习惯于斩杀杀戮而不恐惧，使他们的心志安于尊卑等级而不混乱。对内用来抑制他们骄悍难使的气性，对外用来激发他们同仇敌忾敢死的勇气。所以他们的百姓侍奉上级，像弟子对待严师；而他们奔赴敌阵，像猛禽搏击。这是因为教导有素。从前晋文公想要使用他的百姓，先向他们展示义，展示信，展示礼。等到城濮之战，文公观察后说：“长幼有礼，上下和睦，百姓可以使用了。”所以能一战而称霸，以成就驱逐楚国的功绩。越王勾践想要使用他的百姓，在五湖试验他们，在前面放置炉炭，踩踏而死的数以千计；剑架在脖子上，戈刺在胸口，流血满地而不可止。勾践立刻敲锣让他们退下说：“百姓可以使用了。”所以能向东灭掉强大的吴国，以洗雪会稽的耻辱。由此看来，长幼之礼，和睦之节，是用来侍奉上级的；蹈水火，冒白刃，断死而不辞，是应当对敌的。侍奉上级希望他们顺从，而用这种顺从去对敌，那就是拱手作揖而面对猛虎的足迹，不也太懦弱了吗？对敌希望他们强盛，而用这种强盛去侍奉上级，那就是呼噪詈骂箕踞而坐而在亲长旁边，不也太悖逆了吗？所以军队有应当强盛的时候，有应当衰弱的时候，使用不当，都足以成为祸患。唐宋的事情，就是这样。唐朝的府兵，制度很好。一变而为彍骑，再变而为方镇土著的军队，不足就招募来补充。士兵不是平时依附于人而有逞强之心的人，又专门姑息，致使主将畏惧偏将，偏将畏惧士卒，河北诸镇于是化为夷狄，豪杰之士环视拱手而不能救助了。所以司马光说唐朝治军不以礼，最终形成藩镇之势，难道不是长幼等级的教导不明，所以无法抑制他们骄悍难使的气性吗？衰落到了五代，宋朝鉴于这个弊端，罢免诸将的权力，聚集重兵于内。以前的强悍风气，至此一变，然而后来，声威容貌徒然盛大，武备逐渐衰弱。用士人做将领，就违背了专断军权的道理；用京军外戍，就失去了驾驭重兵的权力。强敌一呼而折北，无法救助了。所以苏辙说当时的军队痿蹷而不振，难道不是训练汰阅的方法不严，所以无法激发他们同仇敌忾敢死的勇气吗？由此说来，唐朝军队的强盛，有强盛的表象而没有强盛的实质，所以以至于凶悍，凶悍就不能称为

译军队强盛了。宋朝军队之所以驯服，是因为他们不畏惧将领而畏惧敌人，所以导致了衰弱，既然已经衰弱，那么这种驯服又有什么可贵呢？从前的事如果不忘记，就是后来做事的借鉴。国家养兵的制度，远远超过宋朝和唐朝，内部设立府卫，外部排列军屯，两百年来太平盛世接连不断，兵器收藏起来不使用，弓矢装入套中不佩戴，可以说是极盛了。近来因为边境烽火时常报警，海上的波涛尚未平静，于是渐渐征召勇武之士，讲求训练的方法，这难道不是教导他们并加以使用吗？然而竟然没有听说有人愿意牺牲一时的生命，为国家消除南北的忧患，而那些跳梁跋扈的态势，反而常常在军营行伍之间喧嚣。至于拿出府库的资财来赏赐他们，然后才能求得早晚无事。对上傲慢似乎显得强盛，躲避敌人却又显得软弱，这是唐宋两朝军队的弊端都达到了极点，不也是大可忧虑的吗？虽然如此，天下的局势往往担心它形成定势，一旦形成就难以谋划。唐朝军队积弱成势，所以不能突然变强；宋朝军队积弱成势，所以不能突然变强。如今我们的军队虽然有强弱的外在表现，但其定势尚未形成，就可以顺着这种势头来引导它，作为驾驭的方法。驾驭的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不过是威严与仁爱罢了。将领驾驭士兵，就像驾驭马匹一样。马之所以能日行千里，是因为丰富了它的草料，按时给它饮水喂食，然后它的力气才不会疲倦。然而如果马匹偷换嚼子、窃取缰绳，驱赶它向左它不向右，驱赶它向右它不向左，不能日行千里反而喜欢咬车夫，那么就要加上鞭子，用钩钤来制约它了。所以抚慰恩惠，是将领的草料；严令明法，是将领的鞭钤。掌握这两样手段而不能运用，却担忧下属难以驱使，这过错难道仅仅在于士兵吗？唐朝的军队让其他将领驾驭就横行，让郭子仪驾驭就顺从，朔方军唯独号称忠义，难道他们的本性不同吗？宋朝的军队让其他将领使用就逃跑，让岳飞使用就强劲，世人称岳飞的军队难以撼动山岳，又难道他们的本性不同吗？因此，军队强大是国家的利益，顺着它的势头来引导它，使它强于敌人而不强于我们，在于转变之间罢了。拿着鞭钤来威慑他们，法令严明而赏罚得当，人们难道有不畏惧我们的吗？畏惧我们就不畏惧敌人了。难道用草料来抚慰他们，好恶与他们相同，郁结与他们通达，人们难道有不爱戴我们的吗？爱戴我们，那么他们的气势自然加倍了。所以兵法说：“看待士兵像婴儿一样，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奔赴深溪；看待士兵像爱子一样，就可以和他们一起赴死。”这就是仁爱的意思。又说：“士兵没有亲近依附就惩罚他们，就会不服；已经亲近依附却惩罚不执行，就不能使用。”这就是威严的意思。威严不可以轻易发动，恩惠不可以轻率施予。一坛酒的味道，并不是能让每个人都觉得甘甜，而士兵都乐于效死，是因为抓住了关键时机。一个姬妾的杀戮，并不是能让每个人都感到恐惧，而全军都大腿发抖，是因为发动得合乎时宜。威严施行在恩惠之中，那么恩惠就可以成为威严；恩惠寓含在威严之中，那么威严就可以成为恩惠。在于为将的人，善于运用罢了。威严与恩惠并行，像手臂一样相互驱使，士兵驯服归顺于我，而强大施加于敌人，那么即使驱赶百万军队，也像驱赶一群羊一样。和他们一起前进，和他们一起后退，有什么追求而得不到，有什么地方去不了呢？虽然如此，这是将领的责任。我又听说：古代驾驭将领的人，假借给他们权力，委任他们重任，然后要求他们取得成功。从前李牧做赵国的将领，市场的租税收入，全部用来犒劳士兵，而赵王不过问，所以李牧得以施行他的恩惠。李光弼统帅河阳时，张用济被斩于辕门，三军大腿发抖，没有人不忌惮李光弼的严厉，而当时的议论不非议他，所以李光弼得以施行他的威严。世人都知道李牧、李光弼的贤能，却不知道有促成他们成功的人。如今的将领，谋划轻率行动，过于严厉而激起军队变乱的，确实有这样的人。难道不说“法令也不可以松弛吗”？聚敛财富，假托恩惠来充实私欲，确实有这样的人。难道不说“他们或许有别的用意吗”？厌恶他们激起变乱是可以的，却因此认为不严厉不行；厌恶他们贪婪是可以的，却因此认为不施恩惠不行。人各有其心意，不能只看表面。事情贵在考察最终结果，不能就追究开始。如果从表面来看，那么李牧犒劳军队的时候，不免有搜刮的议论；而李光弼专断诛杀的日子，将有激起变乱的担忧。所以士兵不听从命令，责任在将领；然而也有不专门在于将领的情况，这不是我敢说的。希望您宽恕我的狂妄并教导我，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