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文懿公制科集卷之三

译爱惜自身罢了。周公不偏私鲁国，而留在王室担任宰相。孔子想要推行周公之道，大概是希望得到周天子来施行它。然而仲子送葬车马，宰孔赐给祭肉，则周天子已不能称王，难以与他共同施行了。所以不得已而在鲁国寻求，也是希望得到鲁君来施行它。然而坏隤先入，鸜鹆来巢，则鲁君不能为君，难以与他共同施行了。所以不得已而在齐、晋、宋、卫等国寻求。他在齐、晋寻求，那么推行道义的心意便无益，而他的遭遇也艰难了。孔子大概说：“道本来是天下公有的，如果得到一次际遇，来施行周公之道，也是周公所允许的。”而最终没有际遇，那就是天命罢了，又能对天命怎样呢？然而他仁爱天下的心意，却不因此就停止。所以又依据鲁国史书来写作《春秋》。《春秋》本来就是用来保存王迹，而使周公之道不至于穷尽的。周公治理天下的功业在《周礼》，而孔子的志向在《春秋》。观察他贬斥诸侯、讨伐大夫、顺应王事的做法，全都以《周礼》为标准，那么他心意跨越世代相互感应，更加可以看见了。所以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明白。”大概由此更加相信夫子的心意谨慎论述。

译○ 长久深远是成就万物的原因

论说：帝王之所以能建立万世的基业，使万物各得其所，难道没有关键所在吗？也不过是说根本在于天德的纯粹罢了。天下大治是不可以靠虚伪来达成的，那些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人，正是导致治理被遮蔽的原因。如果把天下万世的事都当作自己的事，却用目光短浅的心去对待，那么其作用就不能穷尽；如果用急功近利的心去对待，那么其施行政策就不能通达。这都是因为诚意不足，而在政治上进行矫饰的人所做的事。人们看到帝王推行治理，施之于天下而有保全天下的规划，行于一时而有充裕万世的计谋，从容渐进、潜移默化，充沛洋溢，使得天下后世无不各得其所，就认为帝王的治理像这样是难以企及的，却不知道其根本所在。大概其根本在于一心，就是可以长久的德行；推达于天下，就是永不停息的教化。可以长久所以天德纯粹，永不停息所以王道完备，而天下万世的计谋本来就已经在这里确定了。帝王难道是没有原因而达到这种境界的吗？子思推演至诚的功业，极言其长久深远以成就万物。唉！到了长久深远成就万物的地步，那么功业的盛大，就与天地上下同流了。我曾经论述过，有天地的神奇造化，有帝王的神奇造化。“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这是天地的神；“干道变化，各正性命”，这是天地的化。效法天行刚健、自强不息，这是帝王的神；首出庶物，万国安宁，这是帝王的化。神与化统一而功绩效用彰显，帝王之所以能参赞天地，辅助化育，而永远使百姓生活安定，都由此产生。所以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能够长久覆盖，不仅仅是因为坚固而不毁坏，必定有主宰它的东西，这就是乾卦刚健不息的道理。地能够长久承载，不仅仅是因为厚重而不毁坏，必定有维系它的东西，这就是坤卦顺从有常的道理。帝王能够长久坚持其道，不仅仅是因为容易知晓、容易顺从而不变，必定有推行它的东西，这就是纯粹专一、永不停止的道理。根基于一心，而发挥于各种政务，收敛于退藏之隐秘，而通达于应酬之神奇。用它来经天，就制定了历象的制度，协调了七政的运行，授予了人时的节令，设立了保章的官职，设置了冯相的机构；而凡是把四时作为权柄，把日星作为纲纪的，都是用来观察天的光明的。用它来纬地，就奠定了山川的位置，辅佐了五服的秩序，规定了土地的赋税，守住了地域的界限，承担了地事的责任。而凡是修明其政令，不改变其风俗，统一其教化，不改变其适宜的，都是用来顺应地的适宜的。因此，它的文采像日月，它的号令像风雷，它的恩惠像雨露，它的威严像雪霜。帝王之所以代替天管理万物，举天下之大，而温暖养育、均衡调节、鼓舞激励它们，使它们各自顺遂其生命，各自符合其本性，都是从内心发出的。天不变，那么道也不变；道不变，那么帝王的心也不变。其推行政事的从容而不改变其法度，就像天地的覆盖承载，万世如同一天。这就是百姓有所依赖，而微小的生物都能各自得到满足的原因。后世的帝王，确实有诚意不足的，开始有用声色作为政令的了；开始有在一时严厉激励，而最终不能坚持的了。用声色作为政令，是虚伪，恩惠不发自内心，文饰没有益处。在一时严厉激励，而最终不能坚持，是懈怠，其苟且已经太严重，谁能顾及长远呢？间或有知道这样不行，而有志于治理的人，却又被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私心所蒙蔽。唉！王道没有近功，而想用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方法来图谋，又怎么奇怪恩泽不足以遍及天下后世，而最终愧对天地呢！帝王治理天下，用至诚来治理罢了。典章文物，是心的显现；礼乐政教，是心的运作；济治均平，是心的推广。因此这样开始，这样结束，这样治理天下，这样延续万世，而其道长久不变。因此自从其道与天地相通，那么日月就不会过度，四时就不会差错，狂风怪雨就不会兴起，彗星冰雹就不会产生，而天得以清明了。自从其道与地相通，那么山就不会光秃，沼泽就不会干涸，陵谷不至于易位，百川不至于沸腾，而地得以安宁了。自从其道与民物相通，那么天时就有生长，地利就有养育，老人得以善终，幼儿得以成长，胎生的动物得以不死胎，卵生的动物得以不坏卵，而万物得以成就了。万物的成就，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天道运行而没有积滞，所以专一与真实相互因循而大生无穷；地道运行而没有积滞，所以开合相互因循而广生不可阻挡；帝道运行而没有积滞，所以简易相互因循而化生不可测度。它所由来的逐渐形成了。《易经》的《泰卦》说：“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右右民。”说的是王道的广大。《易经》的《恒卦》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说的是王道没有近功。至于乾卦则说：“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说的是王道有根本。君子对于裁成辅相、久道化成者，可以从中观察帝王的基业。

译于此刚健、中正、纯粹而精微之处，可以观察帝王的德行。这种德行，是内在的豫悦，也就是帝王用来穷尽天地神妙、善于继承其意志的凭借。这种功业，是外在的利益，也就是帝王用来知晓天地化育、善于记述其事业的凭借。帝王之所以能够统领人群、统御物类，而在宗子之责上无愧于心，正是由此选择而来的。后世的帝王如果确实有所不足，却想要建立天下万世的基业，那么不过是沉溺于声色罢了，不过是刻励于一时罢了，不过是急于求成罢了。虽然他们起初所施行的也有可观之处，但最终多有惭愧之德，而且将会扰乱天地的和谐，又怎么能养育万物、使它们各自达到成就呢？虽然如此，这确实也不是完全断绝了德行。天道流行，万物没有虚妄，那么“诚”就是天与人共同具备的。古代的帝王能够不丧失它罢了。因此，尽己之性而最终达到赞助化育的，是至诚所能做到的事。顺乎本性的，以诚为贵，而最终达到使万物皆诚的，是诚所做的事。反求诸己的，这就是尧、舜、汤、武之所以都能成为帝王盛世的原因。希望治理好天下的人，还是以此为鉴吧！谨论。

译○圣人与天地同辉

天地之所以能够化育万物且万世不变，是因为有恒常之道。圣人掌握了这恒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天下就安定了。天下的变化多么不齐一啊，而时势所趋，即使是圣人也不能阻止它的到来。圣人知道天下的情势不可强行干预，否则会引起争斗而滋生变故；又知道天下的变故不可用强力压制。于是观察天地的运行，掌握其恒常之道，作为治理国家的纲纪，所以在变故的机兆发动时，顺势引导，使之归于恒常。天下完全归于恒常，欺诈阴谋就不会兴起，争夺就不会发生，天下就平静无事。天地因为恒常，所以顺应而动而万世不变；圣人因为恒常，所以顺应而治而万世不变。那么圣人守护国家，与天地同辉，难道还有别的道理吗？周文王询问守护国家的方法，姜太公就用这个道理告诉他。我因此深深赞叹姜太公懂得大道。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有赖以立足的根本。圣人继承世代而拥有天下，享国长久，与天地并存，本是理所当然。但尤其可贵的是守护国家，因为天命难以信赖，民心难以保全，祖宗的恩德难以倚仗，所以治理国家、保卫邦国，不能有一日忘记在心。然而圣人守护国家，不是依靠地理形势来维系，不是依靠法律条令来维持，不是依靠智谋权术来挽留，而是凭借我的恒常之道，天下自然治理自然安定。这就是圣人之所以与天地同辉的原因。世上的人大概有凭借山川险阻，修缮关隘，瞭望务必谨慎，出入务必盘查，坚固地理形势作为防守的。即使是圣人也不废弃这种做法，但这不是防守的首要。世上的人大概有陈列典章常规，审慎号令，听取治理计策，严明诛罚奖赏，谨慎法律条令作为防守的。即使是圣人也遵循这种做法，但这不是防守的最高准则。世上的人大概有洞察细微征兆，预先戒备，积蓄威势而彰显德行，居重驭轻，审察权术作为防守的。即使是圣人不忽视这种做法，但这不是防守的关键。圣人守护国家，大概是把天地的常理、民情的机变，参合起来运用的。常理，就是我所说的恒常之道，即使是天地也不能违背，而百姓也依靠它来治理。况且天地也有机变吗？回答说：有。天地的阳气在春夏，是用来鼓动万物生发的机变；天地的阴气在秋冬，是用来鼓动万物收敛的机变。阴阳暗中运行，万物因此有生发有收敛，这也是天地的机变。民情也有常理吗？回答说：有。圣人的阳气表现为仁爱和德教，是万民得以养育的原因；圣人的阴气表现为义理和兵刑，是万民得以端正的原因。仁义同时施行，万民得以养育和端正，这也是民情的常理。机变用来运行，常理用来主导，天地人的道理是一致的。天下的机变，取决于民情，触动它就会产生得失之争，有了得失之争就产生变故；静止它则得失泯灭，得失泯灭就恢复恒常。圣人不能使民情的机变不发动，每当有办法消除变故而恢复恒常时，是因为他掌握了天地的常理作为纲纪。我曾经读《易经》，才知道圣人忧虑世道的深切。他观察天地的运行，弧矢的锋利，取象于《暌》卦；门柝的设置，取象于《豫》卦；设险的训诫，取象于《坎》卦；不虞的警戒，取象于《萃》卦；斩首擒敌，取象于《离》卦；长子率领军队，取象于《师》卦。圣人仰观俯察，经略武备的意思常常念念不忘。圣人守护国家，固然没有废弃武力，但这不是根本。大概到了《恒》卦，附文说：“日月得到天的规律而能长久照耀，四季变化而能长久成就。”圣人长久坚持他的道，天下就教化成功，就知道圣人守护国家之道，在“恒”字上统摄了。恒，大概是天地的常理，圣人掌握它来安定天下的情势。圣人治理天下，民情的机变尚未发动，固然没有进而争夺，是事先为之准备的；民情的机变已经发动，也没有退而谦让，是事后不为的。事先为之，就是事情的开端，是战争的起因；事后不为，就是变故穷尽而没有出路。所以圣人谨慎对待，每当民情的机变发动，就执守我的恒常之道来安定其归宿，乘屋播种，用恒定的产业使百姓富足；因为天有五种材料，建立学校设立老师，用恒定的心志开启百姓；因为天有赋予的本性，举荐贤能，就有恒定的职位，鼓励百姓行善；计算事务授予食物，就有恒定的俸禄，酬谢百姓的辛劳；因为天有生殖万物，严明刑罚整顿法律，就有恒定的刑罚，防止百姓淫乱；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就有恒定的武力，向百姓展示威严；因为天有震动照耀。圣人治理天下，何尝有一件事不符合恒常呢？没有废弃武力，但也没有把武力放在首位。用仁爱温暖百姓，天下没有不怀念的，就像万物得到春夏而生长一样；用义理严肃百姓，天下没有不服从的，就像万物得到秋冬而收敛储藏一样。仁是阳，义是阴，用阴来发动，用阳来会合，天下没有不畏惧且怀念的，就像万物在四季中变化，出来的进去，进去的出来，而阳气常占主导。阳主导德教，阴主导兵刑，圣人不能废除刑罚和武力，但必须与德教结合，不让阴胜过阳，不让兵刑胜过德教，这是圣人好生之心所以能包容保护的原因。天下停止争斗，消除变故，有将其纳入恒常的方法。所以圣人守护国家，凝聚天命，就有恒久的春天；团结人心，就有恒久的怀念；继承祖宗开创的统绪，就有恒久的治理；垂留子孙不拔的基础，就有恒久的安定。刑罚搁置而不杀人，武力

译偃武而不使用，城墙无需加固便坚固，兵器无需磨砺便威严，诸侯无需命令便顺从，边远之地无需礼让便归附。那么圣人的盛大，以及国家的长久安定与治理，就像天地确立了位置一样，万古不会毁坏。然而圣人难道是为了利于天下而有心为之吗？天地凭借常道运行而长久存在，圣人凭借常道运行而长久治理。圣人对待万物没有私心，与天地合一罢了。只是圣人先施行德教而后使用兵刑，扶持阳气抑制阴气，看似圣人是有心的，也并非圣人出于私意而为之。天地有四季，但一元生生不息的意蕴，即使在严冬依然存在。那么圣人的心意，也就是天地的心意。《礼记》说：“君王内心无所作为，以此来坚守最高的正道。”这就是圣人守护国家，之所以能与天地同辉的原因。

译○圣人保持谨慎之心以应对事物的关键契机

圣人之所以能够完成天下的事务、安定天下的基业，也只是因为内心知道应当谨慎罢了。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有关键契机的，而且往往潜伏在细微之处，这是谋求治理所首先要关注的。圣人驾驭天下，虽然天下已经治理安定，却始终以谨慎细微为心，在危险尚未发生时就加以持守，在动乱尚未出现时就进行谋划，没有一件事敢忽视，这并不是过度忧虑。天下的事情，往往始于细微而成于显著，当它还在细微时就谨慎对待，那么不费力就能成功；等到它显著了再去谋划，即使竭尽全力也来不及了。天下的变故，往往接连不断，而圣人独自运筹于陶冶塑造之上，因而能够统摄各种变动，衡量各种事理，祸患消弭而看不出它的形迹，治理安定而看不出它的痕迹，天下顺从信服，难道是凭借时势特别容易吗？人们不能在细微处谨慎，而圣人独自谨慎。黄石公的记载说：“没有不贪婪强横的，很少能守住细微的；如果能守住细微，才能保全生命。”圣人保持这种心态来应对事物的关键契机。唉，这确实是自我治理的关键，而贪婪强横的人不足以与之知晓。当中国没有战事的时候，君主大多想开拓土地、征服远方来作为功绩，圣人却退让，宁愿守住细微来谋求国内治理，而不敢炫耀武力，这不是偏向柔弱，也不是偏向虚弱。自我治理的道理，本来没有比守住细微更重要的了。人的性情，谁不喜欢治理而厌恶动乱，喜欢安定而厌恶危险？然而圣人每每得到它，天下就日益治理安定，这是因为能保持这种心态，各种事务就合乎道理；众人每每失去它，天下就日益动乱危险，这是因为不能保持这种心态，各种事务就违背道理。人事的得失，世道的升降，由此决定；而细微的变动，则是事物得失所由判定的根源。圣人的心，果真喜欢远大的谋略而不谨慎细微吗？圣人面对天下，难道也是纷扰地用多事来累赘自己的心吗？空虚而常能回应，虚空而常能明察，冲淡深沉，本来就没有一件事物牵累它。等到事物的关键契机到来，就一定在开始时谋划，在预先时防备，为天下考虑而不为一己，为万世考虑而不为一时。洗涤心灵退藏，是圣人的本分；而深入探究细微，裁度各种事务以利天下，则是圣人治理天下的责任，不敢一天忘记。天下的事物关键契机，有什么恒常的呢？屈伸相互感应，而伸展的或许就是导致屈曲的原因；利害相互冲突，而有利的或许就是导致有害的原因；成毁相互对照，而成功的或许就是导致毁坏的原因。它们来的时候细微，最终的结果广大，大概是天下最变动而不可作为准则的，圣人应对它们。难道要等到失去已经很远，变故已经明显，然后才在伸展时思考屈曲，在有利时思考有害，在成功时思考毁坏吗？在细微处谋划大的，在容易处谋划难的。虽然天下安然无事，但警戒不忘，常常好像突然的变故发生在早晚之间。所以天下看不出有运动的辛劳，更张的痕迹，而天下大定。难道是圣人独自凭借运化兴盛吗？人事的措置，本来就是这样。我曾经读书读到虞周之际，就知道圣人谋求治理有先后次序。虞周的治理，大概是万世一时的，而君臣告诫，仍然恳切于精一的训诫，几康的敕令，敬义的警戒。为什么圣人的德业越广泛，而操心越简约呢？唉，这本来就是圣人德业日益广泛的原因。淫邪巧诈必定排斥，恐怕它引发奢侈过度的开端；安逸欲望必定警戒，恐怕它滋生怠惰荒废的萌芽；咨询谋划必定周全，恐怕它留下壅塞蒙蔽的祸害；奸邪小人必定远离，恐怕它打开危害正道的门户；威权福泽必定总揽，恐怕它预示衰败的渐次；既定法度必定借鉴，恐怕它开启纷乱更改的祸乱；名位器物必定珍惜，恐怕它助长涣散离析的阴谋；封地邑县必定衡量，恐怕它导致尾大不掉的祸患；匹夫匹妇，不要认为他们无能，恐怕他们或许能胜过我；细微行为不庄重，不要认为没有伤害，恐怕它最终连累德行；一念之差，恐怕它成为四海的忧患，而遏制它必定早；一时之差，恐怕它成为百年的祸患，而去除它必定尽力。圣人应对事务，为什么如此谨慎周全？当这个时候，难道没有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奸邪的忧患吗？虞周君臣每每以谨慎细微为先，确实知道细微不可忽视，而天下的外患不足以替代这个。天下是神圣的器物，君主的威权，就像太阿剑一样不可触犯。然而台权移交给奸臣，势力倾覆于夷狄，盗贼无法收拾，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所由来的是逐渐积累的。因为辨别不早辨别，坚冰的到来，是履霜的积累；千里的谬误，是跬步的积累；昆冈的焚烧，是爝火的积累；滔天的水流，是勺水的积累。当它在细微时不谨慎，祸乱的萌芽已经潜伏在幽暗之间。等到它一旦爆发，才惊骇而谋划，又怎么来得及呢？哪里比得上在细微时守住，而坐销天下的变故呢？一般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有可畏的形迹，就知道防备；没有可畏的形迹，就不知道防备。这就是圣人的治理所以心安逸而日益休美，因为能在细微处谨慎；后世的治理所以心劳苦而日益拙劣，因为不能在细微处谨慎。虞周的兴盛，百工得到他们的职分，各种事务合乎道理，家国天下得到平衡。文德所布施，声教所到达，虽然顽固如苗民，也来归服。虽然众多顽固谗言，也改变心意。西至流沙，南

译到了海边，进贡猛犬和野鸡的人，即使拒绝他们，也无法阻止。这是因为内部治理已经修明，远方的人自然归服。军队不需要动用，威严和刑罚不需要严厉就能使人肃然敬畏。盟约不需要符节信物就能守信，防守不需要城墙就能坚固。这是圣人坚守细微之道的成效。那些贪婪强横的人，不坚守细微之道，却只想在敌人面前显示威风。虽然在外作战取得胜利，但忧患却在内部产生，已经呈现出必然崩溃的趋势。像秦朝、隋朝末年那样，就是如此。又怎么能保全天下呢？这就是黄石公的话之所以接近大道的缘故。那么，柔弱可以单独使用吗？回答说：圣人坚守细微之道，其实是刚强而用柔道来保持的。当事情来临，关系到治乱安危的关键时，及早发现并果断处理，使其不至于形成偏重失衡的局面，那么天下最刚强的力量，本来就已经存在于其中了。如果优柔寡断，废弃自我治理的实际措施，却只以姑息养奸作为政令，这就是汉元帝导致汉室基业衰败的原因。哪里能谈得上圣人的坚守细微之道呢？

译○圣人礼义的中正

圣人对于天下，哪里会存私心呢？也只是遵循中道罢了。天下之事，应当用天下的正道来处理，而不能凭私意去作为。有意迎合的人，其过失就在于贬损正道；有意矫饰的人，其过失就在于高傲自大。高傲就会过分，贬损就会不足，这都是因为存了私意而导致的失误。圣人以中道在天下确立准则，虽然自我约束非常严格，不肯稍有贬损，但也不会有过分的意思，始终保持着中道。大概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我这样做就足够了，这就是圣人的道理能够万世没有弊病的原因吧？从前战国时期，天下的士人都争相追逐利益，而孟子唯独不去拜见诸侯，他的行为好像喜欢标新立异。唉，用喜欢标新立异的眼光去窥测圣贤，那么圣贤的心意也就被荒废了。孟子本来愿意学习孔子，孔子所做的事，本来就是礼义的中正，而孟子是尊崇并继承这一点的。况且圣人不忍心忘记天下，也是很明显的。他敬畏天命，悲悯人民的困穷，看到天下的百姓有一个没有得到安顿，也怜悯地想着要去拯救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心。圣人不忍心忘记天下而进取，一定要符合礼；退隐，一定要符合义。宁愿终身不被任用，也不肯一天苟且容身于朝廷之上。圣人难道故意这样做来成就孤立无援的处境，从而失去推行大道的机会吗？大道本来是不可贬损的，如果无害于大道，那么即使是阳货那样的人，也不会最终断绝往来。圣人并不是想见阳货，阳货依礼先来拜访我，如果我不依礼回访，那么阳货的狡猾和悖乱不值得说，而我也就失之于高傲了。大道不可贬损却贬损了，就失之于不足，不足就不是中道。大道不可高傲却高傲了，就失之于过分，过分也不是中道。圣人正要凭借中道来引导天下，难道会为了标新立异而超过中道吗？我曾经观察孔子和孟子在当时，未尝不感叹他们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宽容，而他们的道理至今没有被废弃。他们容易退隐而难以进取，容易接受俸禄而难以积蓄财富。女乐一旦进入，那么即使是代理相国的事务，也不肯稍微停留；去职的志向一旦决断，那么即使俸禄高达十万，也不肯稍微留恋。看他们对自己多么严格啊！然而对上不敢说我的君主不足以有所作为，对下不敢说他的臣子不足以共同治理。季桓子专权鲁国，而有可以见机行事而任职的情况；齐桓公沉溺于财货女色，而有陈述王道政治的情况。他们待人多么宽容啊！大概只有严格才不会失去自我，只有宽容才不会失去别人，这就是孔子和孟子之所以能够符合礼义的中正的原因。至于别人任用或不任用，大道实行或不实行，则有命运在其中了。孔子和孟子又能对命运怎么样呢？我只奇怪那些耸肩谄笑的人，不知道自重而失之于贬损；又惋惜段干木那样的人，只知道自重而失之于高傲。魏文侯听古代音乐，就害怕睡着；听郑卫之音，就不知疲倦。他不能任用方正的士人，也可以看出他的细微之处了。他下到段干木的住处，还知道尊重贤人。于是段干木探知他不能任用而逃避，也就未免有贤人的过错，与圣人的中道相比怎么样呢？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的贤能，比不上魏文侯，孔子和孟子的贤能，又哪里只是段干木所能比拟的呢？然而孔子和孟子周旋于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的朝廷，希望他们的心意能有一点醒悟，言语能有一点进入，以此来表达我的忠爱之意，真是恳切啊。如果不是因为义不可留，那么就会从容地不忍心离去。圣人不忘记天下，就是这样！至于段干木，那么对自己要求太严厉，责备别人太详细，也是过分的。那些耸肩谄笑的人，确实不值得说；我矫饰而至于过分，又难道是圣人的中道吗？圣人对待自己，严格而不至于立身太峻；对待别人，宽容而不至于责备太详细。人们还认为圣人不随便合群是喜欢标新立异，而远离人情，这是因为利禄通达使人沉溺，而圣人的心意不被天下人所明白，太严重了！那些滑稽的人，降低自己以求被任用，自我推销以求被采纳，他们的权术与圣人的进退相比，卓然不阿，确实好像喜欢标新立异。哪里知道圣人所做的，本来就是礼义的中正，而不是用来标新立异的呢？孟子不见诸侯，而梁惠王以谦卑的礼节招他，那么他也去了，这确实是孔子的心法。这确实是万世学者的准则。如果说孔子和孟子我见不到，能见到像段干木那样的人，还可以激励顽劣而振作懦弱，这确实是孔子思念狂狷的意思；然而用它来警戒世人，是可以的；用它来自处，恐怕就不是中行的道理了。

瞿文懿公制科集卷之三

●瞿文懿公制科集卷之四

论（二）

初次任命三晋为诸侯

孔子登上泰山而觉得天下渺小

圣人得到它而天下和平

○初次任命三晋为诸侯

名分存在于天下，并不是君主私有的，但世人有时假借它作为私利，君子于是就有了遗留的议论。为生民树立君主，是要兼治宇宙而安抚百姓的，所以疆域的广阔都称为君主的土地，普天之下都称为君臣，食用土地上的草木都称为君主的物品，为什么唯独没有名分呢？大概名是天所规定的次序，分是天所规定的等级，天不曾把名分赐予君主，只是寄托给他让他守护罢了。君主如果守护天的名，就应当驾驭其尊卑，区别其贵贱，而防止僭越侵犯的警戒必须严格。君主如果守护天的分，就应当区分其服饰章纹，辨别其等级行列，而超越本分的追求必须抑制。严格了下面就没有叛乱的人，抑制了人们就没有其他的期望，这就叫做善于承受天的威严。烈王承受天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