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文懿公制科集卷之二

译了。如今考察他们的著作，那么朱熹所说的“无声无臭”，实际上本源于陆九渊的语意，而陆九渊后来对于“无极”也不再争辩，那么朱熹集大成的成就，本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陆九渊起初心中疑惑的地方，也因为朱熹的话而释然了。所以篁敦程氏首先撰写《道一》一书流传于世，大概确实看到了两位先生起初不同最终相同的地方，难道像方枘圆凿那样不相容而强行拼凑吗？唉，先天图本源于伏羲，太极图尊崇孔子，这是不容置疑的。唯独朱熹与陆九渊同异的辨析，到现在还有没有释然的人，这更是心学晦暗与光明的大关键啊。世上的学者，习惯于听闻旧说而固守它，说陆九渊的学问以尊崇德性为主，朱熹的学问以讲求学问为宗。尊崇德性与讲求学问，并不是两件事。两位先生各自固守一方面来自用，那也是偏颇的治学方法了。何况说陆九渊的学问接近禅宗，朱熹的学问接近世俗，难道不是太诬蔑了吗？说接近禅宗，是因为他们排斥人伦物理的常道，而另外寻求他们所谓的心；说接近世俗，是因为他们排斥我们心中礼义的认知，而另外寻求他们所谓的理。现在陆九渊教导他的门徒，也没有曾经废弃讲求学问，看他以“确立根本”为先，以“找回放失的本心”为关键，这就是古人讲求学问的方法，哪里偏重于尊崇德性呢？又哪里接近禅宗呢？朱熹教导他的门徒，也没有曾经忽视德性，看他以“忠信”为传习的根本，以“居敬”为涵养的关键，这就是古人尊崇德性的方法，哪里偏重于讲求学问呢？又哪里接近世俗呢？世上的学者，只执着于他们起初的不同而不探究他们最终的相同，这是没有听到朱熹“去短集长”的话，陆九渊“粗心浮气”的教诲啊。两位先生晚年增进德行的相同，大概没有哪方面不是这样，而在太极图这一件事上，特别显著罢了。总之，学问本源于道，道本源于心，如果都真正在治理心性上有收获，又何必争论他们入门途径的不同呢？唉！伏羲画卦，箕子推衍九畴，它们的数理不同，然而卦图的虚中，九畴的建立至极，是同一心法。周敦颐的太极，也就是箕子的九畴。伯夷、柳下惠的偏颇，孔子的全面，他们的圣人境界不同，然而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有不做的人，是同一心法。陆九渊看待朱熹，也就是伯夷、柳下惠的偏颇。明白了这个来谈论先天，那么天地的开合，万变而不超出这心的范围。明白了这个来谈论太极，那么我们的动静，万殊而不超出这心的变化。明白了这个来谈论朱熹陆九渊的学问，那么虽然反复辩论，万有不齐，而不超出这心相传的秘密。所以说：天地的道理，尽在于人。尊崇德性，是尊崇这个。讲求学问，是讲求这个。推极到安顿天地，是安顿这个。那些顺从私欲执着实有，使这心滞留在有往而不返，使这心病患于无的人，那确实是世俗的学问。又何必议论朱熹陆九渊呢？我学问不足以自得，而明白所问所及，不敢虚妄。希望进而教导我，幸甚。

译问起尧、舜、禹、汤、文、武的典谟训诰等文章，确实无可超越了。此后汉、唐、宋也有许多英明的君主，但以文章著称的为何很少呢？只有唐太宗的文章多到成卷，评论者却说其雕琢奇异、刻画怪诞，只是与诗人词客争奇斗巧，也不值得推崇。那么，文章难道容易谈论吗？

仰赖我们太祖高皇帝亲自率领一支军队，不到十年就成就了大业，他的武功独自高出万古。然而他在处理万机政务之余，亲自挥毫书写，凡是重大的诏令、制敕、乐章、祝辞，都运用心神来宣扬道的奥妙，没有不震动万国、安抚百神的。至于记序类的文章、诗歌类的作品，也没有不根植于义理、穷尽体裁要旨，而昭示垂训、辅助宣扬声教的。这种经天纬地的文章，直接与帝王的光辉在千古中交相辉映。可以陈述其大概吗？当时詹同、乐韶凤等人请求并编纂了文集，刘基、宋濂、郭传又接着恭敬地在后面题写，用来赞扬美好功德的话到了极点。可以列举其概貌吗？

等到我们皇上圣神文武，驾凌古代帝王而与圣祖的宸章睿藻相符，光辉如日星般明亮，典籍森严，难以详尽叙述。可以铺张陈述其一二吗？圣祖曾经告诫侍臣说：“人心虚灵，操守并保存它是困难的。”皇上的心学统绪，体现在《敬一箴》中，为何前后如此一致呢？那么文章本来是有根本的吗？

近来仰见皇上恳切地修明攘除的策略，文治武功在圣祖之后赫然重现光辉。各位士人信奉圣训多年，一定能识得其大体，恭敬地尽心应对。天地之心无法看见，观察天地的文章，那么天地之心那深远不息的状态就可以认识了。帝王之心无法看见，观察帝王的文章，那么帝王之心那纯粹精微的状态也可以认识了。尧的文思，舜的文明，禹的文命，文王之所以称为“文”，都是这种东西。从今看来，典谟训诰之书，垂范于经典以作为万世的法度，为什么呢？也只是因为精一执中的传承，历代圣君授受以此作为心法的根本罢了。

汉高祖从泗水边起兵以开创基业，唐太宗从晋阳起兵而教化国家，宋太祖从陈桥兵变以登上帝位，都能铲除群雄，统一四海，武功卓绝啊。然而汉朝因推崇诗书而轻视治理，宋朝因禅让受命而惭愧于德行，所以质朴而不尚文饰，是有原因的。唐太宗虽然热衷于经术，刻意于词章，但沿袭六朝的风气，竞逐四声的巧技，而缺乏帝王的形象，那么太宗的秽德实在是造成这一点的根源。

仰赖我们太祖高皇帝凭借天赋的资质，面对群雄混乱的局面，不忍心百姓没有君主，缓缓起兵响应，兼并伪政权而收编其军队，驱逐残存的胡人而让他们回到沙漠。在帝王所自立的地方设立版图，在腥膻之气旧染的民众中加以洗涤，依托极玄黄所覆盖承载的大地，昭示临照如同日月所出入的天空，保大定功的武功，是自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的。然而即使在干戈匆忙之时，也不忘记讲习艺文，在政务经纶之际，却独好为文，怜悯百姓而德音遍布，匡正臣邻而大戒昭明，安抚招徕边疆夷狄而文告施行，精心祭祀大典而乐章奏响，奠告百神而祝辞完备，敷陈宣扬理道而杂文记述，抒发性情而诗歌创作，独自运用睿藻亲自挥毫，一挥而就数千百言，代言的臣子敬畏信服而将其记录在玉板上，记录言语的史官赞述而将其收藏在金匮中。那些见于詹同、乐韶凤所编纂的，以及后来臣子所续写的，都可以俯仰看见了。多么盛大啊！恭敬地陈述其大概：

即位有诏，赦宥轻重有诏，农桑学校有诏，免除夏税秋粮有诏，而免除粮税大概有十多次而不吝惜仁恩，至诚感动信服，天下的百姓温暖养育以生存，安善良而革除顽梗。汉朝下达山东之诏不能与之相比。

回答御殿上寿有制，除授百官有敕，中书政务有敕，天下有司有敕，想要群臣务公去私有敕，列举其大凡，更替仆役都说不完。著之于言语，引之于技艺的极致，天下的臣子没有不奔走尽职的，没有敢旷废职守以招致罪过的。宋朝谨慎刑罚、训诫廉洁的颁布不能与之相比。

诏谕暹罗国王而赐予印信，诏谕安南国王而让他息兵养民，诏谕高丽国王而退回其美好的贡品，书信谕示占城国王而让他与安南修好，诏谕琉球国王而让他息战育民。圣武昭布，天声不杀，边疆夷狄没有不输送珍宝、奉守藩属的，席藁食粥、听命不敢干犯法度以违逆顺理。汉文帝赐给南粤尉佗的书信不能与之相比。

祭祀天地则为之制作乐府，用九奏来助祭，用九歌来申述，而社稷帝王都完备了。肃雍和鸣，情文兼至，足以降下天神，引出地祇而礼敬人鬼了。对于神，则二仪、三光、岳镇、海渎、宗庙诸神有奠告的文章，对于人，则胜国之君与其旧臣以及元勋死事之臣都有谕祭的文章，礼虔辞肃义，深情至足以使百神受职，而众工都劝勉了。

至于杂文的创作，大多关乎世教，因此观察七曜天体循环的论述，而知天道的常理；观察尧汤水旱的说法，而知天人之际；观察设喻文，而知好善恶恶的情感；观察省顽文，而知修德善终的道理。其词严厉，其义端正，其比喻广博，曲折而有章法，君君臣臣的道理尽在于此了。至于诗赋的创作，尤其关乎性情，因此

译赋写黄莺在京城婉转啼鸣，从而感悟大道化育的循环往复；赋写四方大川的雨水，从而感悟阴阳二气的交感和谐；咏叹东风，便有乾坤泰和、充满大地的诗句；咏叹济世安时，便有天下百姓击壤而歌的情怀。上达于天，下通于物，其思想旨趣，止于礼义，安乐与利益的美好，都尽在其中了。所以当时那些亲近受教的文学之臣，也只能形容其如天上花朵般睿哲辞藻的妙处罢了。诚意伯刘基说：雄浑深邃、宏伟壮丽，言辞典雅而意旨深远；至于诏谕远方，光明照耀万里，如同洞察肺腑肝肠，真是所谓天生神明，只能仰望而不可企及啊。学士宋濂说：将中正之道确立于民心，醒睡都不曾忘记，这就有了虞舜那样使财富丰足、消解怨怒的诗歌；早晚修身反省，常像鬼神森严排列在左右，这就有了商汤、周武王那样刻在盘盂几杖上的铭文。殷商的彝器、周朝的鼎彝不足以比喻它的古雅，泰山高岳不足以比喻它的高峻，风雨雷霆的变化不足以比喻它的变幻莫测。起居注官郭传说：去除浮华靡丽，敦厚淳朴古雅的根本，灿烂得与日月星辰同辉，与风云同变，与河岳同高深，与大章、韶、濩等古乐同奏。浩大得与江汉同波，浩瀚漫溢，无法窥见其边际；冲和得与春天同温暖，使草木都能顺利生长。可以说描绘得十分相似了。探究其本源，则是我们太祖皇帝的全德，确实根植于《存心省躬精诚录》中所见的，可以考证而知。所以宋濂又说：天德纯粹，没有声色之好，不从事游猎享乐，聚精会神，凝思至道，形于心声，功同造化，不是言语形容所能穷尽的。郭传又说：天才英迈，圣体纯穆，涵养冲淡素朴，积蓄深厚者施予必广博，源头清澈者水流必清澄，所以其发于外者光明正大，如此恭敬地认为我们皇上圣神文武，驾凌古代帝王而与圣祖符契。宸章睿藻，典籍森严，固然不是草野贱士所能窥测的。然而对于颁行中外、珍藏秘馆的作品，我曾私下阅读并仰识皇极的敷陈之言。恭敬地叩首，铺陈其中一二，可以吗？颁布改元的一道诏书，便重新瞻仰日月的光明；再次宣示伦理，便复见纲常的纲纪；对灾变宽恤，便气息含蕴雨润的滋养；对祭祀礼仪加以厘正，便严肃夷夏的辨别；谨慎时巡，便大有龙飞有录的记载；重视农事，便有无逸豳风的颂扬；广开圣谋，便表彰尚书中的三要；宣扬祖德，便疏解遗治的五事。续念农诗以完成先志，答贺雪吟以追慕《喜起》。郊祀有咏，妙达天人之际；平台有词，泰和上下之交；显陵渡河之作，以志感念；御制欢雨小赋，以志喜悦。那些钦天有颂，翊学有诗，五箴有解，七陵有述，除夕有作，庄重诵读圣制，岂能遍观而尽识呢？日星灿烂，云汉昭回，确实与典谟训诰同体而媲美。圣祖经天纬地的文章，没有汉、唐、宋诸君所能仿效其万一的，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有心法作为根本啊。圣祖曾谕示侍臣说：“人心虚灵，随气机出入，操持存养是很难的。”圣上也曾与辅臣讨论理道，作《敬一箴》以自警。心学的纯一，圣上与圣祖前后一致。圣上的敬一，就是圣祖的操存，都统摄于精一之中。心同则道同，道同则文同，这就是明圣兼盛而作述并隆的原因吧？然而我曾说，创业者只担心其文治不足，守成者只恐怕其武功未振。我们圣祖偃武修文，如今圣上敷布文治，而且拳拳于修攘之略，大概文武兼备，才是帝王的全用。识其势而缓急得当，是帝王善于运用的原因。近来南夷北虏尚未荡平，那么严备武事而敷布文德，难道不使皇上日夜忧虑吗？虽然如此，以尧舜之世，尚不免于三苗扰乱华夏，那么这又何必成为盛世的累赘呢？昔日商汤建立商朝，制事制心，才能取代夏朝而成就允殖之功，几代之后有高宗，内服诸侯，外平荆楚，固然商道灿然复兴，延续为六百年的商朝。武王建立周朝，敬胜义胜，才能取代商朝而成就永清之治，几代之后有宣王，北伐玁狁，南定荆蛮，所以周道灿然复兴，延续为八百年的周朝。我们圣上中兴的盛况，比起高宗、宣王更为远迈。持敬一之心，运于上，只见人文化成，太和洋溢，四夷顺从。这些蠢动的夷虏，又何必忧虑呢！文谟武烈在圣祖那里赫然宣示重光。《尚书》说：“以觐见文王的耿光，以宣扬武王的大烈。”我敢借此为圣上颂扬。

译问：撰写史书的人，论述史事要求核实，确立史法要求严正。核实才能足以昭示久远，严正才能足以惩戒奸邪。古代的良史，没有不在此方面谨慎的。自《春秋》以来，世人谈论正统的为何如此纷纭呢？正统的议论，始于欧阳修，苏氏宗奉他，但他们的议论又有异同。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大概是宗奉司马光，但又有所异同。近世方氏著论，又认为朱熹还有未尽之处，也可以列举他的说法来折中调和吗？把秦朝视为闰位，把梁朝视为伪朝，偏袒东晋的人诋毁后魏为虏，偏袒后魏的人诋毁东晋为夷。欧阳修曾经辨析过这些。然而，如果进用秦朝以接续周朝，以周、秦、汉、晋、隋、唐为正统，那么它们获得天下果真如此合乎法度吗？如果仅仅因为它们统一天下就给予正统地位，那么胡元也将给予正统吗？朱熹叙述正统，大概是本于欧阳修，不得已而给予的。所以虽然给予了正统，但在书法上的严正，也有与方氏所论相出入的地方，也可以列举来说明吗？知道方氏的话虽然不同于朱熹，但实际上与朱熹相出入，那么方氏并非只是喜好标新立异。请让我陈述一下，以观察稽古之学，明白《春秋》的大义，然后才可以谈论正统；明白正统的大义，然后才可以谈论史法。事物有常态和变局，所以史法有正例，有变例。正例，是用来衡量事物常态的；变例，是用来衡量事物变局的。没有比国家统绪的离合断绝延续更大的事了，而正与不正始终存在于其中。如果不明白《春秋》的大义，仅仅因为统一天下就称之为正统，那么获得方式正当且符合常态的称之为统绪的正统是可以的，获得方式不正当且属于变局的称之为统绪的正统是不可以的。虽然其史事核实足以取信于天下，又怎能惩戒奸邪，垂示后世警戒呢？您因为正统的议论人人不同而寻求折中的议论，这不是末学所能企及的。虽然如此，我也曾经听说过。在三代以上议论正统，那么议论容易确定；在三代以下议论正统，那么议论难以统一。三代以上，唐尧虞舜的禅让，是天下的至公；商汤周武的放逐征伐，是天下的至义。它们作为正统，即使是三尺童子也能决断，因为这是天下万世所共同认可的。三代以下，欺凌孤儿寡母而夺取君位，还假借禅让的名义；凭借诈力而篡夺国家，还假借放逐征伐的名义。它们作为正统，即使是宗工巨儒也难以决断，因为它们只是伪定于一时，而非天下万世所共同认可。如您所提到的各种说法的异同，就是这样。那么听从谁来定夺呢？俗话说：“众言淆乱，折诸圣”，请以此折中。《春秋》的得失就可以知道了。《春秋》之时，周王室衰微，诸侯横行，周天子只是把空名寄托在六合之上。当时吴、楚都自称王，向诸侯展示武力，威震中原。如果因为她们称王就称她们为王，那么如何作为训诫呢？所以《春秋》对于周王必定称“天王”，在岁首必定写“春王正月”，对于吴、楚则称“人”、称“子”，甚至列举她们的称号以遵循夷狄的体例。《春秋》并非故意抹杀吴、楚的实情，而虚加给周天子正统的名号。凡是用来树立劝诫，为世道着想的。正统所在，即使其势力微弱，如东周，君子所认可的始终在那里，那么人们就知道正统的可贵，从而有所劝勉。不正所在，即使其势力强大，如吴、楚，君子所剥夺的始终在那里，那么人们就知道不正的可贱，从而有所惩戒。这是《春秋》的义例，非圣人不能修撰。观看《春秋》，那么正统的议论就可以确定了。欧阳修的话说：“正，是用来纠正天下不正的；统，是用来合并天下不一的。”由不正与不一，以及后来正统议论的兴起，来确立这个议论的正统。又说：“居于天下的正位，合并天下为一，这就是正统。尧、舜、周、秦、汉、唐就是这样。开始虽然不得其正，最终合并天下为一，因为合并天下而共同拥戴为君，这也算是正统。晋、隋就是这样。”这是不得已的议论。因为晋、隋获得国家不正，却又给予它们正统，那么正与不正的说法就穷尽了，这启发了章子“霸统”的说法，而无法驳斥它。于是苏氏就为此解释说：“正统所谓者，只是拥有天下的名号罢了。贤与不贤的辨别，不是用来施加于此的。”轻易地给予人，尊贵而厚重地给予人，贤者即使是晋、隋给予正统也不为嫌，而尧、舜三代的获得国家也不嫌于美恶同辞。唉！如果正统的名号可以轻易给予，那么《春秋》对于吴、楚将进而称她们为王了。况且欧阳修议论正统，还重视给予名号，所以对于秦朝就进用，对于梁朝就排斥。如果像苏氏的说法，那么凡是强取而得志于当时，如曹魏、如元魏、如……都进用了。这与欧阳修的议论有何不同呢？苏氏的议论不再公平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朱熹据此作《通鉴纲目》，他们确立体例间有异同。不是朱熹求异。《纲目》为万世修史之义所未安，本来不嫌于稍有不同。司马光尊曹魏为帝而视蜀汉为寇，朱熹则认为昭烈继承汉统，因为昭烈是帝室后裔，曹魏固然不能凌驾于其上。司马光尊朱梁为帝而视河东为寇，朱熹则正定河东为敌国，

译因为河东也是并立称雄的势力，朱梁本来就不能使其臣服。况且秦国曾经统一天下，晋国、隋朝也曾统一天下，曹魏、朱梁未曾统一天下，那么称魏为帝的，只能是魏国的臣子罢了，本来不能强迫天下人称魏为帝。称梁为帝的，也只能是梁国的臣子罢了，本来不能强迫天下人称梁为帝。况且当时人心尚且不肯称魏、梁为帝，为什么后世竟然忽视了鲁仲连坚守大义的精神，而轻易地称他们为帝呢？朱熹确立的原则虽然与司马光稍有不同，但并不以此为嫌。只是他以周、秦、汉、晋、隋、唐为正统，认为没有统一天下的就没有正统，这大概是本于欧阳修的说法。近世方氏认为天下有正统，有变统，确立了正统的说法，然后君主的地位才尊贵；确立了变统的名称，然后正统的道义才显明。按照方氏的说法，那些没有统一天下的暂且不论，即使统一了天下但取得政权不正当的，都应当归入变统，而不能与正统并列。唉！博学典雅如欧阳修，也没有超过他的了；精研义理如朱熹，也没有可非议的了。而方氏仍然不停地辨析，难道是喜好标新立异吗？方氏实在是担忧天下的变故将日益严重，想要严明法度来惩戒他们罢了。况且欧阳修论述正统的断绝与延续，其中可疑的有三点：一是周秦之际，二是东晋与后魏之际，三是五代之际。他认为后世作史的人沉溺于非圣之学，信奉五运之说，所以他们的议论偏曲而不公正。那五运之说起于邹衍，不是帝王受命的依据，君子是不谈论的。然而仁暴的痕迹，逆顺的分辨，人心是非的公正，是不容掩盖的。那么人们把秦视为闰位，把梁视为伪朝，或许有细微的音意不可知吧。东晋虽然偏安，还是正朔的余绪；后魏虽然强盛，却是夷狄的雄主，本来不应当像《南史》《北史》那样互相诋毁。从君子看来，他们的去留也应当有所分辨。欧阳修把秦进为周朝的延续，并且说秦国取得国家，起初与商汤、周武王没有不同，那么商汤、周武王难道是贪图天下而残酷不仁的人吗？这是把正统给予秦，方氏始终不敢心安。秦不可以给予正统，那么晋、隋就可以知道了。朱熹叙述正统，大概也是沿袭欧阳修的说法，不得已才给予秦、晋、隋正统地位。方氏所说的变统有三类：说是篡夺的，女后临朝的，夷狄入主的。史书笔法所施加的，必定严厉贬斥断绝，而不能与正统并列。现在看朱熹对于魏晋的受禅，记载他们自立，是为了讨伐篡贼；对于武后的光宅，删削其纪年，是为了断绝女后；对于李克用的举兵，注明其沙陀身份，是为了区别夷狄。即使统一了天下，如秦人统一天下，有厌恶其暴政而首先起事的人，不认为是叛乱，而认为是起兵。其史书笔法的严厉，也与方氏的意思相同。那么方氏变统的说法，也是朱熹的意思，也是欧阳修正与不正的意思。只是他担忧得深切，所以辨析得详细，不嫌于稍有不同罢了。从周朝以来，国家统绪的离合断绝不常，而不正之徒常常凭借智力在其中争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多么不幸啊！晋朝、隋朝，都是篡夺的贼子；后魏、后唐，都是夷狄的雄主。如果篡夺可以与正统并列，那么那些背恩干纪的人将更加奔走效命了；如果夷狄可以与正统并列，那么扰乱华夏的夷狄将更加充斥了。他们的智力可以暂时伪定一时，但最终不能夺取万世是非的公正，希望后世的人还能知道畏惧而不敢放肆。可以仅仅因为他们统一天下就一概给予正统吗？况且晋、隋虽然取得政权不正当，但终究是中国；后魏、后唐虽然是夷狄，但终究没有统一天下，变故还不是很严重。到了胡元之世，把中国的衣冠改为左衽，把中国的土地弄得腥膻，而且拖延了百年之久，几乎要把天下都变成禽兽的归宿，变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还可以因为他们统一天下就给予正统吗？如果不给予，那么我给予秦、晋、隋而不给予元，他们将有借口；如果给予，那么怎么谨慎华夷的分辨呢？方氏的话，本来将成为万世的规范，而不是苟且为了标新立异。史法是为了万世是非的公正，不是一家一派的私言。在道义上如果心安，即使与先哲不同，也是先哲所允许的。何况方氏的话，又与朱熹的意思相出入呢！我们国家承受上天光明的命，驱逐胡元，恢复古代帝王所自立的山河，叙述古代帝王所世代守持的伦理，日月因此而贞正，乾坤因此而再辟。取得国家的正当，即使是商汤、周武王的放伐，也有惭愧之德，真正足以使汉、唐、宋的不自居正统显得浅陋，而秦、晋、隋更不足一提了。天下臣民沐浴恩泽，歌颂教化，未曾不幸生在这个时代。至于保持大一统的盛世，而绵延无边的国运，那么圣天子正与贤公卿在最高处默默运筹，我这个草莽贱臣又怎么能推测呢？

译询问盐政的征收，并非古制。大概从管仲开始，此后如汉代的桑弘羊、孔仅，唐代的刘晏，都效法他来充实国家财政，历经数代而不废止。难道这方法也是不可废止的吗？大夫和文学的议论，元勰和甄琛的言论，各执一端，将如何折中呢？我国初年富有天下，盐政的收入，不超过常规赋税的百分之一。然而法令多次变更，议论的人也很多。如今余盐与正课并行，确实不是国初的旧制。有人想变通钞法，有人想完全恢复正课，议论虽然美好但难以实行，为什么呢？夺取山泽的利益，从而可以减轻农民的赋税，确实是治理国家应当讲求的。然而君子常有不尽取利益的顾虑，不知如何妥善处理后事呢？国家对商人的征税，本来很轻，而用度常有余；如今对商人的征税，已经很重，而用度仍不足。为什么呢？耗费财物最大的，没有比官吏和士兵冗杂更大的了。自从多事以来，增设的官吏和士兵也很多。不知是否可以裁减呢？如果可以裁减而不影响事务，那么财物将用之不竭，不仅仅是盐政可以放宽了。希望详细写在文章中，我将采纳并献上。古今善于理财的人，不是能寻求财物来增加它，而是能去除那些损害财物的因素罢了。百姓生产财物是有限的，而损害财物的事情是无穷的。用无穷的用度来要求百姓，那么百姓匮乏而国家也匮乏；节制无穷的用度而宽待百姓，那么百姓富足而国家也富足。所以善于计算国家的人，必定考虑其始终，权衡其取舍。宁愿去除那些损害财物的事情，而不敢过于苛刻地算计。不是重视为民而轻视为国。藏富于民，本来就是富国的大道。又何必担心财物不足而弊端百出地寻求它呢？您忧虑官吏和士兵难以供养，因此对盐法的变更有所感触，而寻求善后的策略，这念头也很深远了。我请求先陈述盐法的始末，然后慢慢谈到经制的概况，可以吗？盐政的征收，并非古制。在夏代有盐絺的贡品，在周代有盐人的官职，未曾征收它作为利益。征收它，大概从管仲开始。后世如汉代的桑弘羊、孔仅，唐代的刘晏，都效法他来充实国家财政，直到今天不废止，也是这方法不可废止的缘故。大概古代的时候，事务简单，用度容易满足，所以有田赋而没有山泽的税收；后世的时候，事务繁杂，用度难以供给，所以有田赋又有征收的利益。后世既然不能像太古那样无事，那么从商人的富裕中获取，以减轻农民的赋税，也是时势所不可停止的。在汉代的贤良文学、魏代的甄琛，则认为盐利不可征收，是以公共利益为心志而向往古代的人。汉代的大夫、魏代的元勰，则认为盐利不可罢免，是以充足用度为心志而急迫于当今的人。只有胡氏折中说：“全部捐给百姓，那么放纵末业资助游惰；全部收归官府，那么夺取百姓日用。不如官府严厉禁止，让百姓购买，而裁取它的税。”唉！胡氏的话，大概是万世谈论盐法的人所必须考察的吧？我国富有天下，盐政的利益，不超过常规赋税的百分之一。在两淮的，特别甲天下，大概是刘晏用来资助唐代中兴的。自从国初以来，法令三次变更，而议论的人也很多了。在国初，让人输送粮食到边境，给予引目，依次支给，这是常股法的正法。后来因为边境储备告急，商人困于守候支给，不愿意运输，于是另外储备以等待开中，这是存积法的变更。最后屯政废弛，草料粮食昂贵，商人难以中纳，于是请求中余盐，不输送粮食而输送金钱，这是变更的又变更。自从余盐兴起而正课微薄了，正课微薄而边境储备匮乏了。议论的人想变通钞法，凭借流行如初，那么可以厚待贫灶而收取余盐，统一利权而平息私贩，这是被名义所迷惑。想完全恢复正课，让输送粮食如旧，那么可以节省度支转输的劳苦，增加边境人饱歌的气势，这是不明时势。钞法难以实行很久了。汉代的平准，大概执掌以获取泉货，还有本钱而容易销售；如今的钞法，直接执掌作为泉货，那么没有本钱而难以施行。在正统时，大概有给米的命令了，不议论实行这个，而只想变通钞法，我恐怕没有方法惠顾贫灶而处置他们，终于无术。屯政的废弛很久了，当烽火台少有警报，田谷遍布田野，轻易变更而折银，确实是罪过。如今边境城池白天关闭，土地多不耕种，却强迫输送粮食，不符合情理。用所输送的银两归入常平作为籴本，也可以得到草料粮食的用场。如今不议论这个，而想完全恢复正课，我恐怕正课不可必然恢复，而白白失去余盐的利益。如今的盐法，正课与余盐相权而并行，起初议论说：“多不为功，少不为嫌，没有抑勒以取盈。”大概也知道如今的余盐，并非真的山海之藏有盈溢，只是恐怕妨碍盐法的正法，而姑且给它名字，使上不失去国初实边的意思，而下也顺从商人的便利罢了。然而，事情有召致祸患的，而法令有开启奸邪的。宋人起初招募义勇，约定不守边，不久而发动他们，守边且湼其手了。宋人起初设置义仓，约定不输送到郡，不久而发动他们，输送到郡且恣意鞭挞了。如今法令正课与余盐并行，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以多为功，而抑勒以取盈呢？这是草莾所深深忧虑的。而且

译国家初年优待灶户的政策达到了极致，发放钞币和米粮的命令是有据可查的。优待商人的政策也达到了极致，每引盐缴纳八分银子的命令也是有据可查的。当时正常的盐课大约只有三十万引，后来增加到七十万引，这就翻了一番。如今余盐达到三百多万引，这就翻了好几倍。灶户采办盐的任务日益增多，朝廷却不体恤他们的私利；商人缴纳盐税日益困难，朝廷却不补偿他们的成本。即使严刑峻法督促他们，怎么能保证盐课收入一定充足呢？从前刘晏理财，以养育百姓为优先，这就是刘晏的贤明不同于桑弘羊、孔仅的地方。自从有了海寇以来，商人困于被焚烧掠夺，灶户迫于被屠杀，失业的人不知有多少了。我认为现在的盐法，应当以优待体恤商人和灶户为优先。优待体恤到位了，人们就知道归附。日后盐课收入的充裕，即使每天比过去多一倍，像刘晏在两淮那样也是可以做到的。这是盐法中次要方面可以议论的。我曾经思考，掌管财政的大臣之所以惶惶不安，每天担忧钱财不足，并不是不知道爱护百姓，而是因为对夷狄和盗贼的忧患没有办法处理。自从残暴的胡人在西北如云般扰乱，倭寇在东南如暴风般兴起，守边的大臣不足以控制变局，于是设置了员外官；定额的士兵不足以禁止暴乱，于是调发了军队。由司农寺领取的经费，皇帝开始惶惶然没有计策了。我认为，巩固国家的根本在于体恤百姓，体恤百姓的根本在于减轻赋税，减轻赋税的根本在于治理军队，治理军队的根本在于选拔官吏。现在设置的官吏超过旧额度的很多，不看重他们的贤能而只看重数量多，那么官吏多了只会成为扰民的工具。现在设置的士兵超过旧额度的也很多，不看重他们的精锐而只看重数量多，那么士兵多了只会导致动乱。况且贼寇入侵时，有时近在百里之内，而我们调兵，却向千里之外求救，这只会劳苦百姓而对事情没有帮助。贼寇深入内地时，各自怀着必死的志向，而我们抵御他们，大多使用顾念家室的百姓，这只会资助贼寇而对守御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养育十万士兵，那么五万的费用可以省去；屯驻士兵十年，那么五年的费用可以省去。这就是现在财力困乏而事情办不成的原因。对于现在的计策，也只能稍微假借督抚的事权，让他们训练本地士兵，作为持久不可动摇的计策罢了。自从有了寇盗以来，练兵的命令多次下达，而奉行很少有效果的，也是因为士兵不容易训练，而敌患已经逼近，所以不得不依靠调发的军队。我认为应当训练本地士兵的原因有二：在武卫世袭的情况下，有专职所以容易训练；在郡县频繁调动官员的情况下，没有固定职责所以难以训练。现在郡县练兵，既然受限于守令的频繁调动，而武卫实行的，也非常粗疏。如果严格比试的方法，像国家初年那样使武卫都得到合适的人选，然后让他们结成什伍，用战阵的方法来演习。督抚时常检阅他们的精锐与否并实行赏罚，有不精锐的则惩罚一定执行。严格赃吏的法律，像国家初年那样使守令都得到合适的人选，然后让他们挑选强壮勇敢的百姓，用都试的方法来演习。督抚时常检阅他们的精锐与否并实行赏罚，有不精锐的则惩罚一定执行。仍然用恩惠爱护他们，饥寒困苦一定有体恤；用节制示警他们，乱行失伍一定有诛杀。使所训练的士兵，无事时乐于耕种而与国家和谐，有事时乐于作战而与军队和谐。而督抚中勤于事务的人，时常特别褒奖、提升官阶、赐给金帛、长期任职，以要求他们成功，那么士兵就不向外借调，钱财就不向外支出。即使有夷狄盗贼的忧患，也可以坐着制服而没有横决的祸患。这样之后，财赋的节省才可以议论。从前的人说，危害财政最大的，没有比得上冗官冗兵的。国家初年征收商税很轻，而用度常常有余，也是因为设置官吏和军队有节制而没有浮冗的蛀虫。现在的财力确实紧急，难道不可以寻求国家初年的旧例来调停调节，以处理官吏和军队的冗杂吗？如果确实使选拔官吏一定贤能，而任职者都是治理百姓驾驭众人的才能，那么员外官的设置可以逐渐省去。员外官的设置省去，那么俸禄的节省应当不止一两点。练兵一定精锐，而在营的士兵都是有勇知方的士人，那么调发的军队可以逐渐省去。调发的军队省去，那么军饷的节省也应当不止一两点。费用支出有常规，那么赋税可以宽缓；征收敛取有节制，那么百姓可以富裕。民心喜悦，那么国家的根本更加巩固；夷狄盗贼的忧患必定会消除，不足以让执政者忧虑。太仓的储备也将钱串腐烂、粮食陈旧，用不完；而盐策的多寡，本来就不值得多说了。这是经制的粗略要点，从前的人所说的万世之计就是这个。如果使这两种冗杂不去除，只看重财用的紧急，而压制勒索以获取盈余，即使让管仲来做，也难以善后。管仲辅佐齐国时，举荐贤才有奖赏，蒙蔽君主有惩罚，当时与他一起的高徯、鲍叔、宁戚等人，都是齐国的良才，那么管仲设置官吏也有节制，不多取庸懦之人来充数。他建立内政时，平时互相亲近，作战时互相奔赴，三军的士兵可以像左右手一样互相配合使用，所以能用三万人横行天下，那么管仲制定军队也有节制，不多取老弱之人来充数。因此官吏容易供养，士兵容易赡养，而齐国被称为富强。盐策的征收，管仲也不专门依赖它来治国。现在治理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低于管仲吗？我沉溺于所听说的道理而蒙昧时务，然而效忠的心意也耿耿很久了，敢陈述自己固陋的意见。如果我的话可取与否，不敢知道。只希望执事者教导我。

译瞿文懿公制科集卷之二

瞿文懿公制科集卷之三

论（一）

孔子想要推行周公的道

长久深远是成就事物的原因

圣人与天地同样光辉

圣人心中存有以应对事机

圣人礼义的适中端正

○孔子想要推行周公的道

论说：圣人的心，如果可以使天下仁爱，不一定非要自己的道出自自己。而他心中所存的，则有跨越世代相互感应的。那么圣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得到他的道，不忍心独自完善自身，而一定要兼济天下，使百姓的生命依靠我而确立，从而能够上承天地的意志，这就是圣人的心。圣人，如果身处其位，乘着形势的便利，就用自己的身去实现天下的治理；即使处在时势艰难的时候，对于家族宗族的责任，也有不能一天在情感上忘记的，他自我承担的责任本来就是这样。大概他的心认为古代的天下，得到一个圣人去治理；现在的天下，如果再得到一个人，那么天下的治乱本来还不可知，而具备的条件在我，又不可以因为时势的艰难而自我推卸。从前周公处在周朝的兴盛时期，大力辅佐宰相的事业，而最终老于行役。我本来就知道两位圣人，他们的心相同，道相同，而不同的是遭遇。他们的心同道同，而遭遇不同，那么我孔夫子的志向也就显赫了。大概孔子曾经在观上游览，感慨地叹息说：“大道施行的时候，与三代英主的时代，我没有赶上，但有这样的志向。”他志向在三代英主，而自己说没有赶上，他想要推行周公的道，而日夜不忘吗？上古的治理，无为而成，是帝道的兴盛，不可人为；中古的治理，有为而成，是王道的兴盛，可以人为。风气习俗流传而人文代代变化，即使是周公也不能无为而治了。继承帝王之后，位居冡宰的尊位，也只是采取古代帝王有利于百姓的措施，修补它，润色它，以改变一代的治理。虽然文治武功，保佑启迪没有缺失，而周公想要兼取三王的长处，周公兼取三王的心，就是孔子集大成的心。周公的心如果可以使天下仁爱，本来不一定非要道出自自己。孔子曾经效法文武了，他告诉鲁君就说：“文武的政治，记载在典籍中。”人在则政举，孔子的心本来希望他的君主成为文武那样的君主，而自己辅佐在中间。像周公辅佐文武那样，而所遇到的情况不整齐，谁能问呢？大概天下的治理，开始未必能成功，即使是圣人逢到容易的时势，也一定要劳苦而后安定。从前周公以叔父的亲近，辅佐成王的英明，又得到召公、毕公等人，相互在左右维持，按理对于天下的治理，可以垂衣拱手而达到，而没有再困难了。然而当他摄政之初，三叔散布流言而成王怀疑周公。臣子召公、毕公等人也怀疑他。周公避居东都，危惧得不能自保。最终依靠风雷的变化，而后安定。他在相位上，虽然制礼作乐，教化遍及越裳，致使重译来朝进贡，而礼贤下士的勤勉，到了吐哺而后辅佐治理化成。假如周公在流言变故时，惧怕时势的艰难，而远遁隐居以避开天下，那么洁身自好的计策就达到了。所以聚集新建立的邦国，安定文武的基业，就不可知了。所以保护年幼的君王，完成哲命所遗留的，就不可知了。所以继承涣散的基业，成就刑罚搁置的教化，就不可知了。天下的事情，本来不可以不劳苦而安定。孔子生在周朝的末世，难道能遗弃天下而不亲身劳苦吗？大概天下的事情，本来有作为而没有成功的。他作为而没有成功，那是天命。不曾作为，而说这是天命，这就是沮溺等人之所以果断忘记世务的原因，不是圣人敬畏天命而悲悯人穷的原因。孔子曾经周游四方，以得到周公的详细情况。他忧世的仁爱，已经暗中契合于周公，而裁成辅相的方略，范围曲成的制度，凡是周公深思而独自得到的，又有先得到他心的相同。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日夜思念周公，而东周之志，直到终身而不能忘记的原因。孔子也曾经在鲁国被任用了一次。开始治理中都，而四方效法他，这是周公之道的小试。接着位居冡宰，摄行相事，诛杀少正卯，而鲁国大治。看那一时治化的美好，羔豚不加装饰，是大道为公的遗留。男女在道路上有别，是关睢麟趾的遗留。毁坏郈邑和费邑，而三家不敢争，是家无百雉的遗留。归还郓让归还汶阳，而敌人不敢抗拒，是讲信修睦的遗留。假如季孙氏真的忠诚，不被处父的计谋迷惑；鲁君真的英明，不被犁鉏的计策迷惑。成邑最终毁坏，女乐最终拒绝，君臣同心听从夫子的治理，那么三年有成，完全可以计算日子而等待，怎么知道周公的遗烈不又出现在今天呢？周公辅佐周朝在方兴之时，而开始蒙受君臣的怀疑；孔子辅佐周朝在下衰之时，而开始蒙受君相的任用。天下的事情，本来不知道终始。像夫子的心，又怎么忍心认为我的君主不足以成为成王，我的相不足以成为召公、毕公呢？又怎么忍心认为现在的时势，不是周公的时势，而就此废弃行道的心呢？大概到了狼跋的咏叹，凤衰的歌唱，而知道两位圣人。为天下者，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