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序汇
曷尝有此哉！
臣是以伏读而详著之，以见今者圣子神孙所以安享太平之故，当知无忘祖宗功德于无穷也。
译哪里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呢！
臣因此恭敬地阅读并详细记载这些事迹，用以表明当今圣明的子孙之所以能够安享太平的缘故，应当知道永远不要忘记祖宗的功德。
史阁叙述
夫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此虽一时告定公语，而千万世君道臣道不越是矣。
君之难，难于得臣；臣之难，难于得君。故夫子他日曰：“为天下得人难。”此言君之所以难也。又曰：“获于上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难也。君知其难，则自能旁搜博采，若我太祖高皇帝然，唯务得人而后已；臣知获上之不易，则自然其难其慎，若我中山徐武宁然，务委曲承顺以求合我识主之初心，则难者不难，不易者自易。此必至之理，问学之实，非若世之务为容悦以贼害其君者之比也。
我国家不设丞相，盖实虑得臣之难耳。是故汪、胡诛夷，善长亦死。然而臣哉邻哉，邻哉臣哉，手足股肱，相待成体，无一时可少者，是以文皇帝复设内阁，而解大绅首当内阁之选焉。解之天才，非但一时杰出，即先后阁臣亦当推让之矣。所谓以至圣之主获至贤之佐，其不易为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长死，才若解大绅亦死，然则吾夫子“为君难，为臣不易”之语，遂成真难而真不易耶？
《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处艮山之高，当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为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卑巽宽裕以成之，致蛊奚疑哉！若我二祖，乃万世大有作为之君，不肯苟止于上；二臣又万世不谄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萧韶奏而凤凰鸣也，奚谓而卒不相入也？
盖观于《蛊》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为事，是蛊也，为子者反谓其志可则，而切切焉用誉以巽入之。故夫子又于六五之象复提掇而申明之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夫为人子者既能用誉以承父之德，则父子之情大通无间，因而照旧干理，使百执事各司其事，先甲后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为父者喜其子之以我为有德也，自然与子同心，而无阻隔不通之情；为子者乐其父之能自优游舒泰也，自然于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蛊坏不治之事！正所谓“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为父过耶！若必以不事事为父过，则人亦何贵于有子；若以不事王侯之事为父德，则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蛊事之不治！故曰“《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则治而不蛊矣。
夫上不事事，子犹以为德而将顺之，况勤于有事，若我太祖皇帝之为君，可日夜求过，进无益之《庖西万言》以事抵触，若解大绅等耶！吾以为当此之时，正所谓“五帝神圣，其臣莫及”，不可不知自揣者。从容其间，以需顾问，纵有所陈，直推尊而表扬之，曰：“是唯我后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谏之美名，而欲以忧危其主也。何也？履虎尾者，必使不至于咥人而后亨，而世实未有履虎而不咥者。或者大绅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后乎？此实背《尚书》、《大易》之训，虽死何辞也！缙于高皇仅免一咥，至文皇终不得脱矣。
夫大绅，文学之选也，所谓多读书识义理之人也。乃《易》与《尚书》反束而不读，何耶？非不读也，读之而不知其义也，所谓不识字之人是也。夫以千载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识字之故反失之，不诚可慨耶？二百余年，若刘忠宣之事泰陵，李文正之当正德，可称不易之臣矣。若杨新都者，虽能委曲于彬、忠用事之朝，而不能致身以事达礼之主，天资近道而不知学，是最为可惜之人。
夫学何学也？学然后知为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学，不知道。”常人犹不可不学，不学则不知道，而况于事君之道，而又况于内阁史臣之道之犹不易者耶！是故谨备述之。
附史阁款语刘东星
刘东星曰：岁辛丑夏，李卓吾同马诚所侍御读书山中，余屡遣迎不至。谓余宦邸非遨游之地，官署非读书之场。是以余为不读书也。然余虽不读书，余有禄俸可以养老，不必皆伯夷所树也。且余虽曰仕宦，而清素未脱寒酸气习，当与马侍御等，何
译史阁叙述
孔子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这虽然是当时告诫鲁定公的话，但千万年来君主的道理和臣子的道理，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
君主的难，难在得到贤臣；臣子的难，难在得到明君。所以孔子后来又说：“治理天下，得到人才最难。”这是说君主之所以难的原因。又说：“获得上级的信任是有方法的。”这是说臣子之所以难的原因。君主知道难，自然就能广泛搜罗、大量采纳人才，就像我们的太祖高皇帝那样，只致力于得到人才而后已；臣子知道获得上级信任的不易，自然就会谨慎小心，就像我们的中山徐武宁公那样，务必委婉顺从以求符合我英明主君的初心，那么难的就不难了，不易的也就容易了。这是必然的道理，是学问的实际内容，不像世上那些刻意讨好以损害其君主的人相比。
我们国家不设丞相，大概实在是考虑到得到贤臣的难处吧。因此汪广洋、胡惟庸被诛杀，李善长也死了。然而臣子与君主如同邻居，邻居与臣子互为依存，像手足和股肱一样，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整体，没有一时可以缺少的，所以文皇帝又设立了内阁，而解缙首先被选入内阁。解缙的天才，不仅是一时杰出，即使是前后的阁臣也应当推让于他。所谓以圣明的君主得到贤能的辅佐，其不易到了什么程度啊！然而老成持重的像李善长死了，有才能的像解缙也死了，那么孔子“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的话，难道就真的变成真难和真不易了吗？
《蛊》卦的上九爻辞说：“不侍奉王侯，以高尚为事。”上九处于艮卦停止的位置，处在艮山的高处，位于外卦的最上方，正是王侯有事的时候，却不去侍奉王侯的事，而以高尚为事，这是停止。而下面的人又谦卑顺从、宽厚从容来成全他，致使蛊坏，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像我们两位祖先，是万世大有作为的君主，不肯在上面苟且停止；两位臣子又是万世不谄媚的臣子，不肯在下面谦卑顺从。本来应该像符契一样相合，像《萧韶》乐奏响而凤凰鸣叫一样，为什么说最终不能相合呢？
大概看《蛊》卦上九的象传说：“不侍奉王侯，志向可以作为准则。”不侍奉王侯的事而以高尚为事，这是蛊坏，作为儿子却认为他的志向可以作为准则，并且急切地用赞誉来顺从进入。所以孔子又在六五的象传中再次提起并阐明说：“治理父亲的事业用赞誉，是以德行来承继。”作为儿子如果能用赞誉来承继父亲的德行，那么父子之情就大大通畅没有隔阂，因而照旧治理，使百官各司其职，先甲后甲，符合天道运行而家事就治理好了。作为父亲，喜欢儿子认为我有德行，自然与儿子同心，而没有阻隔不通的感情；作为儿子，乐于父亲能自己优游舒泰，自然与父亲情意相通，又怎么会有蛊坏不治的事呢！这正是所谓“有儿子，父亲就没有灾祸”的意思，何必以不做事作为父亲的过错呢！如果一定以不做事作为父亲的过错，那么人又何必看重有儿子；如果以不侍奉王侯的事作为父亲的德行，那么又何必担心父子不通、蛊事不治呢！所以说“《蛊》卦大通而天下治理”。大通，就是大大通畅；利涉，就是有事。有事就治理而不蛊坏了。
上面不做事，儿子还认为是德行而顺从，何况勤于有事，像我们太祖皇帝那样做君主，可以日夜寻找过错，进献无益的《庖西万言》来抵触，像解缙等人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正是所谓“五帝神圣，他们的臣子赶不上”，不能不知道自我揣度。在其中从容应对，等待咨询，即使有所陈述，直接推崇并表扬，说：“这只有我君主才有这样的德行。”更不必索取忠谏的美名，而想要使君主忧虑危惧。为什么呢？踩到老虎尾巴的人，一定要使老虎不至于咬人而后才能通达，而世上实在没有踩到老虎尾巴而不被咬的。或许解缙也没有思考就轻易地踩到老虎尾巴后面去了？这实在是违背《尚书》、《周易》的训诫，即使死了又有什么可辩解的呢！杨士奇在高皇帝时仅仅免于一咬，到了文皇帝时最终没能逃脱了。
解缙，是文学方面的人才，所谓多读书识义理的人。然而《周易》和《尚书》反而束之高阁不读，为什么呢？不是不读，是读了而不知道其中的意义，所谓不识字的人就是这样。以千载难遇的君臣，一旦得到了，又因为不识字的缘故反而失去了，不实在令人感慨吗？二百多年来，像刘忠宣公侍奉泰陵，李文正公应对正德帝，可以称为不易的臣子了。像杨新都那样，虽然能在彬、忠用事的朝廷中委曲求全，却不能献身侍奉通达礼制的君主，天资接近道却不知学习，这是最可惜的人。
学习什么呢？学习然后才知道做臣子的不易。所以说：“人不学习，不知道道理。”普通人尚且不可不学习，不学习就不知道道理，何况侍奉君主之道，又何况内阁史臣之道更加不易呢！所以谨慎地详细叙述这些。
附史阁款语刘东星
刘东星说：辛丑年夏天，李卓吾同马诚所侍御在山中读书，我屡次派人去迎接他们不来。说我的官邸不是遨游的地方，官署不是读书的场所。因此认为我不读书。然而我虽然不读书，我有俸禄可以养老，不必都像伯夷所种的那样。而且我虽然说是做官，但清素未脱寒酸气习，应当与马侍御等人一样，为什么
必分别太过乎？
且闻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奈何！所著何书，指示我！于是得《史阁》二十一篇以归。其所叙述，专以“为臣不易”一语，更端言之极尽。余因戏答之曰：“个人正坐不易一语，怠缓了国家大事，使世界无所倚托，今何为出此言也？动步不取，见勇往直前者，则指为轻进；动口不敢，见开口见胆者，则指为干名。若皆慎重不易，则斯世何赖，朝廷何赖？”
译难道分别得太过分了吗？
况且听说他生病，是因为喜好著述的缘故。老年人非常不宜生病，可怎么办！他所著的是什么书，指给我看！于是得到《史阁》二十一篇带回去。他所叙述的内容，专门用“为臣不易”这一句话，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述得极其详尽。我因此戏谑地回答说：“正是由于‘不易’这一句话，怠慢了国家大事，使得世界无所依托，现在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呢？行动时不敢进取，见到勇往直前的人，就指责为轻率冒进；说话时不敢直言，见到敢于直言的人，就指责为沽名钓誉。如果都因为慎重而不敢作为，那么当世依靠谁呢，朝廷依靠谁呢？”
卓吾子勃然作曰：“我为上上人说法，不为此等人说法。此等人乃世间患得失之人，贤者耻之，岂吾所说耶？我为世间贤人多是如此，必欲进之于大圣人之域，文王、孔子之归。盖必如此，然后能济事，然后能有益于君。此实载在《尚书》，著在《周易》，特无人提动，不省耳。公看斯世谁不愿为文王、孔子大圣人者？”
余闻之赧然愧。遂即梓行以布告天下贤士大夫仁人君子，使知其为臣之不易盖如此云。
寿焦太史尊翁后渠公八秩华诞序
李宏甫曰：余至京师，即闻白下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识侯。既而徙官留都，始与侯朝夕促膝穷诣彼此实际。夫不诣则已，诣则必尔，乃为冥契也。故宏甫之学虽无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夫侯千古人也，世之愿交侯者众矣。其为文章欲以立言，则师弱侯；为制科以资进取，显功名不世之业，则师弱侯。又其大者，则曰：“是啜菽饮水以善事其亲者也，是立德也。”故世之为不朽，故以交于侯者，非一宏甫也。然惟宏甫为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为知己。
万历十年春，是为侯家大人后渠八十之诞。先是，九年冬，侯以书来曰：“逼岁当走千里，与宏甫为十日之饮。”已而果然，饮十日而别。别至中途，复以书来曰：“家大人三岁失怙恃，备尝难辛，能自立，不至陨获。十六袭祖荫，掌军政四十年。为人伉直，不以一言欺人，亦不疑人欺之，心事如直绳，可一引而尽。盖平生无违心之言与违心之行者，自所见，惟家大人一人耳。中年，始举伯兄，专意督教，务欲有成。至为儿，教事一付伯兄，曰：“家有读书种子，当不断绝矣。’及伯兄为令，所入俸尽废之官。党或谓家大人，大人曰：“儿所持是也。’平生布衣粝饭，澹然自居，故能无求于世，无怨于人。有吴主簿者，部运至留都，密以八百金寄家大人。一日暴殒，家人失金所在，家大人举而归之，仍为护其丧，还至通州。通州人至今不知也。年六十，即独居一室，绝荤酒不茹，日惟礼佛诵经而已。近者复以礼诵之半室宴坐，期于冥契而未得也。家有竹林，俯青溪之胜，举头则钟山在焉。大人时时杖屦出入，婚嫁应酬，一切不问。人以为皂帽布裙，行窥园囿，有管幼安之风。故友杨道南目为古逸民，岂非谓其遗世自立，而世之垢氛有不得而缁之耶！盖家大人之少也，溷迹于轩冕而不知其荣；其壮也，教子以读书而不求其利；其老也，归心禅诵而惟深信于因果。信心而游，尽意而已，当于无怀、葛天世求之，非今人也。举世识真者少，谁能辨别之！敢述大都以请于门下，倘得阐发道真，一摅幽隐，当传示云仍，永以为好，非独家大人得蒙度脱已也。”
余观侯之言如此，不但谓余知侯，且谓余能知大人也。虽然，余纵知侯，其何能有加于侯之大人也哉！夫侯之所以事大人者，非直菽水之欢云也。吾谓大人之不朽者，尽在侯矣。余友侯也，且藉侯以不朽，而况大人！且大人不闻程太中乎？天下至今知有太中者，以程伯子也。大人深心念佛，亦知有净饭王矣，天下至今知有净饭王者，以黄面老子瞿昙也。由此观之，大人之不朽者可知矣。夫有子如侯，而后大人得以享其逸，则其谓之逸民也固宜。
虽然，大人年已八十矣，行则超耋耄而进期颐也。诵经则神劳，礼佛则形劳，今者独居宴坐，又其宜也。夫宴坐则逸，知逸则宜，知宜则顺，是为冥契。
释子须知序
余自出滇，即取道适楚，以楚之黄安有耿楚倥、周友山二君聪明好学，可藉以夹持也。未逾三年而楚倥先生没，友山亦宦游中外去。余怅然无以为计，乃令人护送家眷回籍，散遣僮仆依亲，只身走麻城芝佛院与周柳塘先生为侣。柳塘，友山兄，亦好学，虽居县城，去芝佛院三十里，不得频频接膝，然守院僧无念者以好学故，先期为柳塘礼请在焉，故余遂依念僧以居。日夕唯僧，安饱唯僧，不觉遂二十年，全忘其地之为楚，身之为孤，人之为老，须
译李卓吾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为上上根器的人说法，不为此等下根的人说法。此等人是世间患得患失的人，贤者都以此为耻，这哪里是我所说的呢？我因为世间贤人大多如此，必定要引导他们进入大圣人的境界，达到周文王、孔子那样的归宿。大概必须这样，然后才能成就事业，然后才能对君主有益。这确实记载在《尚书》中，显明在《周易》中，只是没有人提起触动，大家不明白罢了。各位看看这世间谁不愿意成为像文王、孔子那样的大圣人呢？”
我听了这话，羞愧得满脸通红。于是立即刊印发行，以布告天下的贤士大夫、仁人君子，让他们知道做臣子之难竟然像这样。
为焦太史的父亲后渠公八十岁寿辰作序
李宏甫说：我到了京城，就听说南京有个叫焦弱侯的人。又过了三年，才结识了弱侯。不久我调任官职留在南京，才开始与弱侯朝夕相处，促膝长谈，深入探究彼此的实际情况。如果不深入探究也就罢了，一旦深入探究，必然如此，这才算是心意相通。所以宏甫的学问虽然没有师承，但从弱侯那里得到的帮助也很大。弱侯是千载难逢的人，世上愿意与他交往的人很多。那些写文章想要立言的人，就以弱侯为师；那些参加科举考试以谋求进取，建立显赫功名、传世基业的人，也以弱侯为师。再大一点的，就说：“这是靠吃豆饮水来好好侍奉双亲的人，这是在树立德行。”所以世上那些追求不朽的人，因此与弱侯交往的，不只是一个宏甫。然而只有宏甫真正了解弱侯，所以弱侯也自认为宏甫是自己的知己。
万历十年春天，正值弱侯的父亲后渠公八十岁寿辰。在此之前，万历九年冬天，弱侯写信来说：“临近年底我将要走千里路，与宏甫痛饮十天。”后来果然如此，喝了十天酒才分别。分别走到半路，他又写信来说：“家父三岁就失去了父母，备尝艰难辛酸，能够自立，不至于沦落。十六岁继承祖荫，掌管军政四十年。为人刚直，不曾用一句话欺骗别人，也不怀疑别人欺骗自己，心事像拉直的绳子一样，可以一引到底。大概平生没有违背本心的言语和行为，从我所见，只有家父一人罢了。中年时，才生下大哥，专心督促教育，务必希望有所成就。到了为儿子的时候，教育的事全部交给大哥，说：‘家里有读书的种子，应当不会断绝了。’等到大哥做了县令，所得的俸禄全部花费在公务上。有人对家父说，家父说：‘儿子坚持的是对的。’平生穿布衣吃粗饭，淡泊自处，所以能无所求于世，无怨于人。有个叫吴主簿的人，押运物资到南京，秘密把八百两银子寄放在家父那里。有一天吴主簿突然去世，家人找不到银子的下落，家父全部归还，还护送他的灵柩，一直送到通州。通州人至今还不知道这件事。家父六十岁时，就独自住在一间屋子里，断绝荤腥酒肉，每天只是礼佛诵经罢了。近来又把礼佛诵经的一半时间用来静坐，期望达到心意相通却还没有得到。家中有竹林，俯瞰青溪的美景，抬头就能看见钟山。家父常常拄着拐杖穿着鞋出入，婚嫁应酬等事，一概不过问。人们认为他戴着黑帽穿着布裙，在园囿中行走窥视，有管幼安的风度。故友杨道南把他看作古代的高逸隐士，难道不是说他不随世俗自立，而世间的污浊气氛不能使他变黑吗！大概家父年轻时，混迹于官场而不知道荣耀；壮年时，教育儿子读书而不谋求利益；年老时，归心禅诵而只深信因果。凭信心而游历，尽意而已，应当在无怀氏、葛天氏的时代寻找他，他不是今人。世上认识真人的少，谁能辨别呢！敢把大概情况陈述出来向门下请教，倘若能阐发道的真谛，一抒幽隐之情，应当传示子孙，永远以此为好，不只是家父能得到度脱罢了。”
我看弱侯的话这样，不但说我知道弱侯，而且说我能了解他的父亲。虽然如此，我纵然了解弱侯，又怎么能比弱侯更了解他的父亲呢！弱侯侍奉父亲，不只是菽水之欢罢了。我说父亲的不朽，全在弱侯身上了。我与弱侯是朋友，尚且凭借弱侯而不朽，何况父亲呢！而且父亲难道没听说过程太中吗？天下至今知道有太中的，是因为程伯子。父亲深心念佛，也知道有净饭王了，天下至今知道有净饭王的，是因为黄面老子释迦牟尼。由此看来，父亲的不朽可知了。有像弱侯这样的儿子，然后父亲才能享受他的安逸，那么称他为逸民本来就很合适。
虽然如此，父亲已经八十岁了，行动则超过高龄而进入百岁之期。诵经则精神劳累，礼佛则形体劳累，现在独自静坐，又是很合适的。静坐则安逸，知道安逸则适宜，知道适宜则顺从，这就是心意相通。
释子须知序
我自云南出来，就取道前往湖北，因为湖北黄安有耿楚倥、周友山两位先生聪明好学，可以凭借他们来支持我。没过三年，楚倥先生去世了，友山也宦游中外离开了。我怅然无计，于是让人护送家眷回籍，遣散僮仆投靠亲人，只身前往麻城芝佛院与周柳塘先生为伴。柳塘是友山的哥哥，也好学，虽然住在县城，距离芝佛院三十里，不能频频接膝，然而守院的僧人无念因为好学的缘故，事先为柳塘礼请而来，所以我便依附着无念僧居住。早晚只有僧人相伴，安饱只有僧人提供，不知不觉过了二十年，完全忘记了地方是湖北，自己是孤身，人是老了，胡须……
余虽天性喜寂静，爱书史，不乐与俗人接，然非僧辈服事唯谨，饮食以时，若子孙之于父祖然，亦未能遽尔忘情，一至于斯矣。
余今年七十又五矣，旦暮且死，尚置身册籍之中，笔墨常润，砚时时湿，欲以何为耶？因与众僧留别，令其抄录数种圣贤书真足令人启发者，名曰《释子须知》，盖以报答大众二十余年殷勤，非敢曰为僧说法也。
寿刘晋川六十序
岁丁酉春正月，刘晋川之寿六十，其弟若侄先二日为寿于堂，呼余。余不知其为寿筵也，蒙袂踏雪而至。晋川曰：“此吾弟侄为余庆六十者也，公可无一言乎？”余谓寿必有宴饮，宴足矣，徒言奚为？晋川曰：“寿人以言，古之道也。公其何辞？”余谓有德乃有言，公为少宰，所交皆海内豪英，岂无连篇巨椽为公祝颂者，而何待余言，且余又非能言者哉！晋川曰：“子不尝为王氏祖母寿九十乎？九十固上寿，六十亦中寿也。”
夫寿者受也，寿之上中下一视其所受，故观其所受，而上寿中寿下寿皆可不问而知之。若夫邻姻族党之所称寿者，不过以九十为上寿，六十为中寿耳矣，此则邻里、姻戚、子姓、族属诸人皆能为公道之，而何待余也耶！
今夫执爵? 食，擎跽上献；跪而陈果，趋而载羹；爱日如年，惜阴若岁：愿我双亲结发齐眉，百年偕老。此则人子之所以寿其父母也。长枕大被，犹若共乳；易衣分痛，念昔同胞。怡怡如也，翕翕如也。鹡鸰急难，步即相随；茱萸遍插，离即相思。是日也，念昔者之方孩，感今日已成翁。双亲不见，见兄维亲；怙恃何在，有弟怙余。此则兄弟之所以相为寿也。出而迎宾，入而拜舞；罗八珍于堂前，陈百戏于阶下；笙歌迭奏，萧鼓继作。此则若余辈之所以寿其伯父与叔父也。此谓家宴，咸以上寿为期，即过百岁，未以为足者也。
若夫亲邻族党之寿，则必有以矣。思吾散九百之卿禄，不须乞物而布惠；顿令阖郡之咸贵，不难施地为学宫。义田尚在，麦舟非远。于是乎感德怀恩，举手加额；遥祝则望门而拜，称觞则接踵而趋；念桑梓之有人，恨敬共之唯晚。此则邻里乡族之所为寿者又如此矣。
夫子寿如此，兄弟之相为寿如此，侄辈寿如此，以至姻亲族党，其寿皆如此矣。余若更以百岁为公寿，不既赘乎！夫余辱在友朋者也，今公亦以余为真友朋也，余虽欲辞，而友朋之义不得辞，但恐言之而公不肯信耳。虽然，余试言之，公试听之。以公聪明，想亦未有不信者也。
夫尧、舜与禹，天下之上寿也，而至今在。太原狄梁公、白乐天，闻喜裴晋公，汾阳文潞公，古今之中寿也，而至今在。此虽未可同日语寿，然皆公之乡人，皆与天地相终始，虽中寿亦上寿也。尧平阳，舜蒲坂，而大禹安邑，与沁上壤接，文潞公诸贤不以上寿逊让三圣，而谓公肯让太原、闻喜、汾阳四贤者乎？吾不信也。夫此四贤亦犹人耳，即可立跻上寿，亦以所受者宏也。上寿如海，百川日注而不盈，以有尾闾以泄之，已复散为百川，故终日注，终日泄，而不溢不竭也。此大受之量也，非与其能受，与其能泄也。若江若河则异矣，上流若一月日霖雨不止，即冲沙颓岸，坏屋庐田土，损民不小矣。赖其终朝赴海，不暂停止，故他处无伤。所伤者一二，而所利济者千百，则归海之功，能泄之验，于斯尤著。
吾故曰：“寿者受也。”三圣如海，四贤如江河，其寿皆与天地长久，虽中寿亦上寿也。此之谓朋友之寿。其朋友者如此，公其以余为真朋友乎？若曰：“李卓吾虽不知其于白乐天诸贤何如也，而能切切焉以是愿余，余决不敢以为赘。”愿书之以为刘某上寿。
老人行叙
老人之遁迹于龙湖也，亦多年矣，舍而北游，得无非计乎？何其愈老而愈不惮劳也？夫老人之本心，其大较可知也。大较余之初心，不是欲人成佛，便是欲人念佛耳，而人多不信，可如何！或信矣，而众魔复害之，使之卒不敢信，可如何！因而谤佛沸腾，忧患丛生，终
译我虽然天性喜欢寂静，喜爱书籍史传，不喜欢与世俗之人交往，然而如果不是僧人们侍奉得极其恭谨，按时供给饮食，像子孙对待父祖那样，我也不能如此迅速地忘却尘世之情，达到这种地步。
我今年七十五岁了，早晚就要死去，还置身于书册典籍之中，笔墨常常湿润，砚台时时潮湿，想要做什么呢？因此与众位僧人告别，让他们抄录几种真正足以使人启发的圣贤书籍，命名为《释子须知》，大概是为了报答大众二十多年来殷勤的照顾，不敢说是为僧人讲说佛法。
寿刘晋川六十序
丁酉年春正月，刘晋川六十寿辰，他的弟弟和侄子提前两天在厅堂为他祝寿，叫我去。我不知道那是寿宴，蒙着袖子踏着雪去了。晋川说：“这是我弟侄为我庆祝六十寿辰，您能不发表一言吗？”我说祝寿一定要有宴饮，宴会足够了，空谈有什么作用？晋川说：“用言语祝寿，是自古以来的道义。您怎么推辞？”我说有德行才有言语，您身为少宰，所交往的都是海内豪杰英才，难道没有长篇大论为您祝颂的人吗，何必等待我的言语，况且我又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晋川说：“您不曾经为王氏祖母祝过九十寿吗？九十固然是上寿，六十也是中寿。”
所谓寿，就是承受。上寿、中寿、下寿完全看其所承受的东西，所以观察其所承受的东西，上寿、中寿、下寿都可以不问而知。至于邻里姻亲族人所说的寿，不过是以九十为上寿，六十为中寿罢了，这邻里、姻戚、子侄、族人等人都能为您公道地说，何必等待我呢！
现在那些手持酒杯进食，跪着进献；跪着陈列水果，快步端上羹汤；爱惜光阴如年，珍惜阴晴若岁：希望我的双亲结发齐眉，百年偕老。这是人子为父母祝寿的方式。长枕大被，如同共同哺乳；换衣分担痛苦，怀念昔日同胞。和乐的样子，融洽的样子。鹡鸰鸟遇到急难，脚步随即相随；茱萸遍插，离别即相思。这一天，回想昔日还是孩童，感慨今日已成老翁。双亲不在，只见兄长最亲；依靠的父辈何在，有弟弟依靠我。这是兄弟互相祝寿的方式。出门迎宾，进门拜舞；在堂前罗列八珍，在阶下陈列百戏；笙歌交替演奏，箫鼓相继响起。这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为伯父与叔父祝寿的方式。这叫家宴，都以长寿为期望，即使超过百岁，也不觉得满足。
至于亲戚邻里族人的祝寿，则一定有原因了。想到我散尽九百石的俸禄，不需要乞求财物而布施恩惠；顿时让全郡的显贵，不难施舍土地作为学宫。义田尚存，麦舟不远。于是感激恩德怀念恩惠，举手加额；遥祝则望门而拜，举杯则接踵而至；想到家乡有人，遗憾恭敬侍奉得太晚。这是邻里乡族祝寿的方式又如此。
人子祝寿如此，兄弟互相祝寿如此，侄辈祝寿如此，以至于姻亲族人，他们的祝寿都如此。我如果再用百岁为您祝寿，不是多余了吗！我荣幸地处于朋友之列，现在您也把我当作真正的朋友，我虽然想推辞，但朋友的道义不能推辞，只是怕说了您不肯相信罢了。虽然如此，我试着说说，您试着听听。以您的聪明，想必也没有不信的吧。
尧、舜与禹，是天下上寿的人，而至今还在。太原狄梁公、白乐天，闻喜裴晋公，汾阳文潞公，是古今中寿的人，而至今还在。这虽然不能同日而语论寿，但都是您的同乡，都与天地相始终，即使是中寿也是上寿。尧在平阳，舜在蒲坂，而大禹在安邑，与沁水上游接壤，文潞公等贤人不以上寿逊让三圣，难道您肯逊让太原、闻喜、汾阳四位贤人吗？我不相信。这四位贤人也还是普通人罢了，就能立刻跻身于上寿，也是因为他们所承受的东西宏大。上寿像海，百川每天注入而不满，因为有尾闾来排泄，然后又散为百川，所以每天注入，每天排泄，而不溢出也不枯竭。这是大承受的气量，不是给予他能承受，而是给予他能排泄。像江像河就不同了，上游如果一个月雨水不停，就会冲刷沙土崩塌河岸，毁坏房屋田地，损害百姓不小了。依赖它最终流向大海，不停止片刻，所以其他地方没有伤害。所伤害的一二，而所利益救济的千百，那么归海的功效，能排泄的验证，在这里尤其显著。
所以我说道：“寿就是承受。”三圣像海，四贤像江河，他们的寿命都与天地长久，即使是中寿也是上寿。这叫朋友的祝寿。他的朋友如此，您把我当作真正的朋友吗？如果说：“李卓吾虽然不知道他对于白乐天等贤人怎么样，但能恳切地以此祝愿我，我决不敢认为多余。”愿写下这些作为刘某的上寿。
老人行叙
老人隐居在龙湖，也有多年了，离开而北游，难道没有计划吗？为什么越老越不怕劳累呢？老人的本心，大概可以知道了。大概我的初心，不是想让人成佛，就是想让人念佛罢了，而人多不信，能怎么办！有的信了，而众魔又害他，使他最终不敢相信，能怎么办！因而诽谤佛法沸腾，忧患丛生，终
余是以足迹所至，仍复闭户独坐，不敢与世交接。既不与世接，则但有读书耳。故或讽诵以适意，而意有所拂则书之；或俯仰以致慨，而所慨勃勃则书之。故至坪上，则有《道古录》四十二章书；至云中，则有《孙子参同十三篇》书；至西山极乐僧舍，则有《净土诀》三卷书。随手辄书，随书辄梓，不能禁也。又有《坡公年谱》并《后录》三卷，陈正甫约以七八月余到金陵来索。又有《藏书世纪》八卷，《列传》六十卷。在塞上日，余又再加修订，到极乐即付焦弱侯校阅，托为叙引以传矣。今幸偕弱侯联舟南迈，舟中无事，又喜朋盍，不复为闭户计矣。括囊底，复得遗草，汇为二册，而题曰《老人行》，不亦宜欤！
夫老人初心，盖欲与一世之人同成佛道，同见佛国而已。著书立言，非老人事也。而书日益多，言日益富，何哉？然而老人之初心至是亦徒然耳。则虽曰《老人行》，而实则穷途哭也，虽欲不谓之徒然不可矣。
虽然，百世之下，倘有见是书而出涕者，坚其志无忧群魔，强其骨无惧患害，终始不惑，圣域立跻，如肇法师所谓“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吾夫子所谓“有杀身以成仁”者，则所著之书犹能感通于百世之下，未可知也。则此老行也，亦岂可遂谓之徒然也乎哉！
重刻五灯会元序
宋季，灵隐太川禅师济公，以《五灯》浩博，乃集学徒作《会元》以惠后人。至元至正四年，杭天竺万寿禅寺住持番易、释廷俊，因会稽沙门业海清公见《五灯会元》板毁，罄衣钵以倡施者，于是康里公首捐俸以助，而板刻复成，故廷俊序之，此第二梓也。至我明嘉靖，平湖陆太宰五台公，始诺径山慈上人之请，为疏劝化，复锓《五灯会元》之板，则为第三梓矣。唯兹板印行，而《五灯》罕睹。余念杨亿通宗高禅，李遵时为同参，气盖宇内，《广灯》、《传灯》既经二老手订笔叙，必有大可观者。余虽老，犹将翻而阅之，以快没齿也。
抑廷俊又有言曰：“至元间，于越云壑瑞禅师，曾作《心灯录》，最为详尽，中间特援丘玄素所制《塔铭》。以龙潭信公出马祖下，以致沮抑，不大传世，识者惜焉。”噫！是余又未曾见瑞公所作《心灯录》矣。
寿王母田淑人九十序
卓吾居士曰：楚之麻城有梅姓者，实为世家名族，余过其家门不见有匾额，当孔道不见有牌坊，但见有石楼巍然出云，书曰“百岁坊”云。其上为二方。其一方书曰：“曾大父某，寿若干岁；曾大母某氏，寿若干岁。”其第二方书曰：“大父某，寿若干岁；大母某氏，寿至百岁以上。”梅氏同胞亲昆弟六人：长即客生；其四弟五弟六弟年少壮，绝聪伟，时时试为文学特等；其二弟三弟皆一时同领乡荐。而客生又与其二弟并其妹婿一时同登进士，一为台谏，一为给谏，亦颇光荣矣。而过门不见匾额，过街不见牌坊，倘不有“百岁”石楼横截当路，即不知此中乃梅氏之居也。岂客生之意专以百岁为荣欤？意富与贵亦人世常有，而唯寿为难欤？故知《洪范》五福，一曰寿，非徒然也。抑以子子孙孙所以贵且贤者，皆其大母与其大父福寿之所遗，以故欲表而扬之，以见其所自欤？然则客生之意远矣。此余旅寓龙湖之日，所见“百岁坊”，所闻梅氏母者如此。
今万历二十五年丁酉，余复旅寓沁水之坪上，而获见刘晋川之婿王洽者。王洽见余，每为余道其祖母田淑人之寿：见今九十岁，其修斋诵经，念佛作福，勤俭好施，聪明快便，犹五六十岁时也。夫王洽之父，即太参公王正吾也；其从祖父，即冢宰王公。家世如此，而王洽每以祖母寿考福德历历为余详言之不已，岂亦有大同之意乎？
今余将往大同矣，倘过阳城入门而化饭，则必请见尔祖母于堂而亲祝之曰：“作福须勤，念佛尤当勤也。”又祝曰：“作福则生天，寿虽千亿，尚有量也；念佛则皈依西方佛，而以莲花为父母，其寿不可量也。”又祝而言曰：“念经必诵《阿弥陀经》，诵《观音经
译我因此足迹所到之处，仍然闭门独自静坐，不敢与世俗交往。既然不与世俗交往，那就只有读书罢了。所以有时诵读以怡情，心意有所触动就写下来；有时俯仰之间以抒发感慨，感慨强烈就写下来。所以到了坪上，就有《道古录》四十二章；到了云中，就有《孙子参同十三篇》；到了西山极乐寺僧舍，就有《净土诀》三卷。随手就写，写完就刻印，无法抑制。又有《坡公年谱》连同《后录》三卷，陈正甫约定在七八月间到金陵来索取。又有《藏书世纪》八卷，《列传》六十卷。在塞上时，我又加以修订，到了极乐寺就交给焦弱侯校阅，托付他作序引以流传。现在有幸与弱侯结伴乘船南行，船中无事，又欣喜朋友相聚，不再打算闭门独处了。整理行囊底部，又得到遗留的草稿，汇集成两册，题名为《老人行》，不也很合适吗！
老人的初心，大概是想与世间众人一同修成佛道，一同见到佛国罢了。著书立言，不是老人该做的事。然而书越来越多，言论越来越丰富，为什么呢？但是老人的初心至此也徒劳无益了。那么虽然叫《老人行》，但实际上却是穷途末路的哭泣，虽然想不说是徒劳也不可行了。
虽然如此，百年之后，如果有看到这本书而流泪的人，坚定其意志不担忧群魔干扰，强壮其骨气不畏惧患难灾祸，始终不迷惑，直接步入圣人的境界，如肇法师所说的“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我们夫子所说的“有杀身以成仁”那样，那么所写的书还能感动沟通于百年之后，也未可知。那么这老人的行为，又怎么可以就说是徒劳呢！
重刻五灯会元序
宋朝末年，灵隐寺太川禅师济公，因为《五灯》浩繁广博，于是召集学徒编作《会元》以惠及后人。到了元朝至正四年，杭州天竺万寿禅寺住持番易、释廷俊，因为会稽沙门业海清公看到《五灯会元》的雕版毁坏，倾尽衣钵来倡导施舍，于是康里公首先捐出俸禄来资助，雕版刻印才得以重新完成，所以廷俊作序，这是第二次刻印。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平湖陆太宰五台公，开始答应径山慈上人的请求，写疏文劝化募捐，再次刻印《五灯会元》的雕版，这就是第三次刻印了。只有这次雕版印行，而《五灯》却很少见到。我想到杨亿通晓宗派高深的禅理，李遵时作为同参道友，气概盖过天下，《广灯》、《传灯》既然经过这两位老前辈亲手订正并撰写序文，必定有很大的可观之处。我虽然年老，仍将翻阅阅读它，以快慰晚年。
况且廷俊又有话说：“至元年间，于越云壑瑞禅师，曾作《心灯录》，最为详尽，中间特别引用丘玄素所制的《塔铭》。因为龙潭信公出自马祖门下，导致受到压制，未能广泛传世，识者为此惋惜。”唉！这是我未曾见到瑞公所作的《心灯录》了。
寿王母田淑人九十序
卓吾居士说：楚地麻城有个梅姓人家，实在是世家名族，我经过他们家门没见到匾额，当孔道没见到牌坊，只见到石楼巍然耸出云层，上面写着“百岁坊”。石楼上有两块匾额。一块写着：“曾祖父某人，寿若干岁；曾祖母某氏，寿若干岁。”第二块写着：“祖父某人，寿若干岁；祖母某氏，寿至百岁以上。”梅氏同胞兄弟六人：老大就是客生；他的四弟、五弟、六弟年轻力壮，极其聪明杰出，常常在文学考试中特等；他的二弟、三弟都在同一时间考中乡荐。而客生又与他的二弟以及他的妹婿在同一时间考中进士，一个担任台谏，一个担任给谏，也相当光荣了。经过家门不见匾额，经过街道不见牌坊，倘若没有“百岁”石楼横截在路中间，就不知道这里乃是梅氏的居所。难道是客生的心意专门以百岁为荣吗？大概富贵也是人世常有的，唯独长寿难得吗？所以知道《洪范》五福，第一就是寿，不是没有原因的。况且子子孙孙之所以尊贵且贤良，都是祖母与祖父福寿所遗留的，因此想要表彰宣扬它，以显示其来源吗？那么客生的心意深远了。这是我旅居龙湖时，所见的“百岁坊”，所闻梅氏母亲的情况如此。
现在万历二十五年丁酉，我再次旅居沁水的坪上，而得以见到刘晋川的女婿王洽。王洽见我，常常为我讲述他的祖母田淑人的长寿：现在九十岁，她修斋诵经，念佛积福，勤俭好施，聪明敏捷，还像五六十岁时一样。王洽的父亲，就是太参公王正吾；他的从祖父，就是冢宰王公。家世如此，而王洽常常把祖母长寿福德的事迹历历在目地为我详细讲述不停，难道也有大同的意思吗？
现在我将要去大同了，倘若经过阳城进门施饭，就一定请求在堂上拜见你的祖母并亲自祝寿说：“积福必须勤勉，念佛尤其应当勤勉。”又祝寿说：“积福则生天，寿命虽然千亿，还有限量；念佛则皈依西方佛，而以莲花为父母，其寿命不可限量。”又祝寿并说：“念经必诵《阿弥陀经》，诵《观音经
今往见大同，必为梅大同颂之矣。他日倘再至麻城，余必大张之曰：“是‘百岁坊’也，吾虽闻其寿，未获见其人也；是梅氏之大母也，虽寿至百岁以上，犹未为无量也。吾今亲见王氏祖母，吾又亲祝之，吾实见无量寿佛来矣。”
自刻说书序
李卓吾曰：余虽自是，而恶自表暴，又不肯借人以为重。
既恶表暴，则宜恶刻书，而卒自犯者何？则以此书有关于圣学，有关于治平之大道，不敢以恶表暴而遂已也。既自刻矣，自表暴矣，而终不肯借重于人，倘有罪我者，其又若之何？此又余自是之病终不可得而破也。宁使天下以我为恶，而终不肯借人之力以为重。
虽然，倘有大贤君子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余之《说书》，其可一日不呈于目乎？是为自刻《说书序》。
选录睽车志叙
余自在秣陵时与焦弱侯同梓《感应篇》，后隐于龙湖精舍，复辑《因果录》。今弱侯罢讲官，余又与之连舟南行。舟中闲适，弱侯示余郭伯象《睽车志》。余取其最儆切者，日间细书数纸，以与众僧观省，夜则令众僧诵《法华经》，念《往生神咒》，并度脱水神水鬼，则昼夜皆明鬼事矣。
方诵经毕，回向发愿文，必叙所因，余因而直书曰：“焦弱侯状元与余联舟”云云。弱侯曰：“此二字可勿用也！”余谓鬼神有尚贤者，不书可矣；倘不然，则状元二字亦可使致敬，何妨乎？弱侯曰：“吓鬼而已可矣。”余笑曰：“谓神之敬之则可，谓其可吓则不可。使公真能吓鬼，今亦不上此舟矣。”因大笑，遂书之以为《睽车志》引。
《睽车志》多，余所手录者，不过十之一，不知者以为好怪，其知者则以为可与《因果录》、《感应篇》同观。若能与《感应篇》同观，则此《睽车志》岂曰“载鬼一车”也乎哉？固太上之旨矣。
说弧集叙
《睽车志》，志鬼也。疑其为鬼，则以人与鬼异，遂张弧而欲射之。《说弧集》，集鬼也。集诸鬼说，直以人与鬼同，遂说弧而不之射焉。
夫人直至于明不见人，幽不见鬼，则幽、明、人、鬼一以贯之矣，何生死之可了，又何涅之可期？彼为无鬼之说者，又安知其非通于性命之奥者乎？
南询录叙
豁渠上人姓邓，蜀之内江人也。蜀人多为我言：“上人初为诸生，即以诸生鸣。其自抱负也已甚，平生未尝轻以实学推许前辈，故亦不肯谬以其身从诸生后，强谈学以为名高。虽蜀有太洲先生者，文章气节伟然可睹，上人亦未以实学许之。以故，师事赵老者在朝盈朝，居乡满乡，上人竟不屑往焉。此其自负也，其倔强也如此。其大可笑者：赵老以内翰而为诸生谈圣学于东壁，上人以诸生而为诸生讲举业于西序，彼此一间耳，朝夕声相闻，初不待倾耳而后听也。虽赵老与其徒亦咸谓邓豁已矣，无所复望之矣，然邓豁卒以心师赵老而禀学焉。”
吾以是观之，上人虽欲不闻道，不可得也。虽欲不出家，不远游，不弃功名妻子以求善友，抑又安可得耶！吾谓上人之终必得道也，无惑也。今《南询录》具在，学者试取而读焉。观其间关万里，辛苦跋涉，以求必得，介如石，硬如铁，三十年于兹矣。虽孔之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何以加焉！
余甚愧焉，以彼其志万分一我无有也。故复录而叙之以自警，且以警诸共学者。中间所云“茅舍独坐，鸡犬明心”，虽曰水到渠成，而其端实自赵老发之。吾固哀其志而决其有成，又以见赵老之真能得士也。
序笃义
以上皆笃义者。义固生于心也：张堪有知己之言，文季即以信于心；唯王修能冒难而来，言未卒而修至。义固生于心也，岂好义而为者之所能至乎？
是故视之如草芥，则报之如寇雠，不可责之谓不义；视之如手足，则报之如腹心，亦不可称之谓好义。是故豫让决死于襄子，而两失节于范氏与中行。相知与不相知，其心固以异也。故曰：“士为知己者死。”而况乎以国士遇我也。士之忘身以殉义者，其心固如
译如今去见大同，必定会为梅大同称颂他。日后如果再去麻城，我一定大声宣告：“这是‘百岁坊’啊，我虽然听说他长寿，却没有见到这个人；这是梅家的祖母，虽然寿命超过百岁，还称不上无量。我现在亲眼见到王氏祖母，又亲自向她祝寿，我确实见到了无量寿佛降临。”
自刻《说书》序
李卓吾说：我虽然自以为是，却厌恶自我炫耀，又不肯借别人的力量来抬高自己。
既然厌恶自我炫耀，就应当厌恶刻印书籍，然而最终自己却违背了这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本书关系到圣人的学问，关系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不敢因为厌恶自我炫耀就停止刊印。既然自己刻印了，自我炫耀了，却始终不肯借重他人，如果有责怪我的人，那又能怎么办呢？这又是我自以为是这个毛病终究无法破除的地方。宁可让天下人认为我恶劣，也始终不肯借别人的力量来抬高自己。
虽然如此，如果有大贤君子想要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那么我的《说书》，难道可以一天不呈现在眼前吗？这就是自刻《说书》的序言。
选录《睽车志》序
我在秣陵时，曾与焦弱侯一同刊印《感应篇》，后来隐居在龙湖精舍，又编辑了《因果录》。现在弱侯卸任讲官，我又与他结伴乘船南行。船中闲暇舒适，弱侯给我看郭伯象的《睽车志》。我选取其中最警策切要的部分，白天仔细抄写了几页，让众僧观看反省，晚上则让众僧诵读《法华经》，念诵《往生神咒》，并超度水神水鬼，这样昼夜都明了鬼的事情了。
刚诵完经，回向发愿文，必定叙述缘由，我于是直接写道：“焦弱侯状元与我联舟”等等。弱侯说：“这两个字可以不用了！”我说鬼神中有崇尚贤能的人，不写也可以；如果不这样，那么状元二字也能使人致敬，有什么妨碍呢？弱侯说：“吓唬鬼罢了就可以了。”我笑着说：“说鬼神尊敬他是可以的，说可以吓唬他则不可以。假如你真的能吓唬鬼，现在也就不会上这艘船了。”于是大笑，就把它写下来作为《睽车志》的引文。
《睽车志》内容很多，我亲手抄录的，不过十分之一，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喜欢怪异，知道的人则认为它可以与《因果录》、《感应篇》一同阅读。如果能与《感应篇》一同阅读，那么这《睽车志》难道可以说是“载鬼一车”吗？这本来就是太上老君的宗旨啊。
《说弧集》序
《睽车志》，是记载鬼的。怀疑它是鬼，就认为人与鬼不同，于是拉开弓想要射它。《说弧集》，是汇集鬼说的。汇集各种关于鬼的说法，直接认为人与鬼相同，于是解说弓而不射它。
人如果到了明处看不见人，幽处看不见鬼，那么幽、明、人、鬼就贯通一致了，生死还有什么可了结的，又有什么涅槃可以期待呢？那些主张无鬼论的人，又怎么知道他们不通晓性命之道的奥妙呢？
《南询录》序
豁渠上人姓邓，是四川内江人。四川人多对我说：“上人起初做秀才时，就以秀才闻名。他自我抱负很大，平生不曾轻易以实学推崇前辈，所以也不肯错误地让自己的身份排在秀才后面，勉强谈论学问以博取名声。虽然四川有太洲先生，文章气节伟大可见，上人也未曾以实学认可他。因此，拜赵老者为师的人在朝廷充满朝廷，在乡里充满乡里，上人竟然不屑前往。这就是他的自负，他的倔强到了这种地步。最可笑的是：赵老以内翰的身份在东壁给秀才们讲圣学，上人以秀才的身份在西序给秀才们讲科举业，彼此只隔一间屋子，早晚声音互相听得见，起初不需要侧耳倾听。虽然赵老和他的门徒也都认为邓豁已经完了，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然而邓豁最终还是以心拜赵老者为师而接受学问。”
我由此看来，上人虽然想不闻道，也不可能了。虽然想不出家，不远游，不放弃功名妻子去寻求善友，这又怎么可能呢！我说上人最终必定得道，没有疑惑。现在《南询录》都在那里，学者试着取来读读。看那关山万里，辛苦跋涉，以求必定得到，像石头一样耿介，像铁一样坚硬，三十年以来都是这样。即使是孔子发愤忘食，不知道衰老即将到来，又能超过他什么呢！
我非常惭愧，因为他的志向我连万分之一都没有。所以又抄录并写序来自我警示，并且用来警示共同学习的人。中间所说的“茅舍独坐，鸡犬明心”，虽然说水到渠成，但其开端实际上是由赵老者引发的。我固然哀怜他的志向并断定他会有成就，又由此看出赵老者真正能够得士。
《笃义》序
以上都是笃守道义的人。道义本来产生于心：张堪有知己的话，文季就立刻在心里相信；只有王修能冒着危险而来，话还没说完王修就到了。道义本来产生于心，难道是喜好道义而为之的人所能达到的吗？
因此，看待他像草芥，就回报他像仇敌，不能指责他不义；看待他像手足，就回报他像腹心，也不能称赞他喜好道义。因此豫让决死在襄子身上，而在范氏和中行氏两度失节。相知与不相知，他们的心本来就已经不同了。所以说：“士为知己者死。”更何况以国士对待我呢。士人忘身以殉道义的，他们的心本来就像
此。又曰：“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可义求，是故澹台子羽弃千金之璧；不可劫以威，是故鲛可斩，璧终不可强而求。士之轻财而重义者，其心固如此。
译这。又说：“我可以用道义来请求，不可以用威势来胁迫。”可以用道义来请求，所以澹台子羽抛弃了价值千金的玉璧；不可以用威势来胁迫，所以鲛可以被斩首，玉璧终究不能强行求得。士人轻视财物而看重道义，他们的心本来就是这样。
附序言善篇刘东星
刘晋川曰：《言善篇》者何？卓吾老子取其将死而言善也。夫苟其言之善矣，奚待将死，将自幼至壮，自壮至老，未有一言之不善者。若待将死而后善，则恐虽死亦未必善也。
吾谓卓吾子欲人之听之也，故独以“言善”名其篇，而岂真谓将死而后善哉！夫言者，身之符、心之声也。其言之善，则必其身之善；其身之善，则必其心之善。卓吾子之心之身之善，余既久相与处，而知之审矣。奚待于言，而又奚待于将死之言乎？但时无先师孔子设教于上以为之表章，故使卓吾子泯泯闷闷，遂呕弃于人世。不然，卓吾子者固为人谋而必忠，与朋友交而必信，传而必习，战战兢兢，临深履薄，恒恐一毫之失坠，所谓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卓吾子之身之心皆兼而有之矣，奚独言善，又奚独将死也！
是书凡六百余篇，皆古圣要语，卓吾汇而辑之，欲以开来学而继往圣。余尚未见，见其《小引》三首与《言善篇目》而已。客冬，卓吾子大困于楚，适有马侍御者自潞河冒雪入楚，往携之以出，同居通州，朝夕参请，身心之偕善。余愧羁留淮济，不能如侍御之速也。卓吾子曰：“公勿言！公勿言！此正余他山之石，此正余将死而大获进德修业之益也。”
呜呼！此非卓吾子之言之善乎，天下之善言更复有过于是者乎！向非身心之善真有同于曾参，真加于人数等，虽欲强勉以为此言不得矣。遂因其语而书之，以为《言善篇》小引。
道教钞小引
凡为释子，但知佛教而不知道教。夫道家以老君为祖，孔夫子所尝问礼者。观其告吾夫子数语，千万世学者可以一时而不佩服于身，一息而不铭刻于心耶？若一息不铭刻，则骄气作，态色著，淫志生，祸至无日矣。余老且死，犹时时犯此症候，几为人所鱼肉，况如杨生定见者筋骨虽胜余，识见尤后于余，而可不切切焉佩以终身欤！
老子《道德经》虽日置案头，行则携持入手夹，以便讽诵，若关尹子之《文始真经》，与谭子《化书》，皆宜随身者，何曾一毫与释迦差异也？故独编录之以示释子之有志向，而其欲以示杨定见也尤切。
圣教小引
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乃复研穷《学》、《庸》要旨，知其宗实，集为《道古》一录。于是遂从治《易》者读《易》三年，竭昼夜力，复有六十四卦《易因》锓刻行世。
呜呼！余今日知吾夫子矣，不吠声矣；向作矮子，至老遂为长人矣。虽余志气可取，然师友之功安可诬耶！既自谓知圣，故亦欲与释子辈共之，盖推向者友朋之心以及释子，使知其万古一道，无二无别，真有如我太祖高皇帝所刊示者，已详载于《三教品刻》中矣。
夫释子既不可不知，况杨生定见专心致志以学夫子者耶！幸相与勉之！果有定见，则参前倚衡，皆见夫子；忠信笃敬，行乎蛮貊决矣，而又何患于楚乎？
书苏文忠公外纪后
卓吾曰：苏长公以文字故获罪当时，亦以文字故取信于朋友，流声于后世，若黄、秦、晁、张皆是也。略考仁、英、神、哲之朝，其中心悦而诚服公者，盖不止此，盖已尽一世之杰矣，黄、秦、晁、张特其最著者也。然则为黄、秦、晃、张者，不亦幸乎！虽其品格文章足以成立，不待长公而后著，然亦未必灼然光显以至于斯也。
余老且拙，自度无以表见于世，势必有长公者然后可托以不朽。焦弱侯，今之长公也，天下士愿藉弱侯以为重久矣。尝一日顾谓弱侯曰：“公能容我作一老门生乎？”弱侯笑曰：“我愿以公为老先生也。”余谓：“余实老矣，公年又少余十五岁，则余实先公而生，其为老先生无疑。但有其实无其名，我不愿也。唯
译附《言善篇》序 刘东星
刘晋川说：《言善篇》是什么意思呢？李卓吾取他临终前所说的善言。如果他的话真是善的，何必等到临终，从幼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没有一句话是不善的。如果等到临终才善，那么恐怕即使死了也未必善。
我说李卓吾是想让人听从他的话，所以特意用“言善”来命名这一篇，难道真的认为只有临终的话才是善的吗！言语是身体的符信、心灵的声响。言语善，那么身体一定善；身体善，那么心灵一定善。李卓吾心灵和身体的善，我与他长期相处，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何必等到言语，又何必等到临终的言语呢？只是当时没有先师孔子在上面设教作为表率，所以让李卓吾默默无闻，最终被世人抛弃。不然的话，李卓吾本来是为别人谋划必定忠诚，与朋友交往必定守信，传授知识必定温习，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常常害怕有一丝一毫的失误，所谓他的君主任用他就能安定富足尊贵荣耀，他的子弟跟随他就能孝顺悌爱忠诚守信，李卓吾的身体和心灵都兼具这些美德，何必只有言语善，又何必只有临终呢！
这本书共有六百多篇，都是古代圣人的重要言论，李卓吾汇集编辑它们，想要开启后学并继承前代圣人。我还没有见到全书，只见到他的《小引》三首和《言善篇目》而已。去年冬天，李卓吾在楚国遭遇极大困境，恰好有位马侍御史从潞河冒着风雪进入楚国，前往接他出来，一同居住在通州，早晚参问请教，身心都变得善美。我惭愧自己羁留淮济，不能像侍御史那样迅速。李卓吾说：“您别说！您别说！这正是我的他山之石，这正是我临终时大获进德修业的好处。”
唉！这不是李卓吾言语的善吗，天下的善言还有超过这个的吗！如果不是身心之善真正与曾参相同，真正比一般人高出几等，即使想勉强说出这样的话也做不到。于是顺着他的话记录下来，作为《言善篇》的小引。
《道教钞》小引
凡是佛教徒，只知道佛教而不知道道教。道家以老子为祖师，孔子曾经向他问礼。看他告诉孔子的几句话，千万世的学者可以一时而不佩服于身，一息而不铭刻于心吗？如果一息不铭刻，那么骄气就会产生，神态就会显露，淫邪的志向就会滋生，祸患到来就没有日子了。我年老且将死，还时时犯这种毛病，几乎被人宰割，何况像杨定见这样筋骨虽然胜过我，见识却落后于我的人，难道可以不切切地佩戴以终身吗！
老子的《道德经》虽然每天放在案头，出行时携带在手夹中，以便讽诵，至于关尹子的《文始真经》和谭子的《化书》，都适宜随身携带，何曾有一毫与释迦牟尼不同呢？所以单独编录它们来展示给有志向的佛教徒，而尤其想要展示给杨定见。
《圣教》小引
我自幼读《圣教》却不知道圣教，尊崇孔子却不知道孔子有什么可尊崇的，所谓矮子看戏，随人说唱，附和声音而已。这是我五十岁以前真是一条狗，因为前面的狗对着形状叫，我也跟着叫，如果问我对声音叫的原因，正好哑然自笑罢了。五十岁以后，身体大衰想要死，因为得到朋友劝诲，翻阅佛经，幸好在生死的根源窥见了一点痕迹，于是又研究《大学》、《中庸》的要旨，知道它们的宗旨确实，汇集为《道古》一录。于是跟随研究《易经》的人读《易经》三年，竭尽昼夜之力，又有六十四卦《易因》刻版流传于世。
唉！我今天知道我的夫子了，不跟着声音叫了；以前是矮子，到老终于成为长人了。虽然我的志气可取，但是师友的功效怎么能诬蔑呢！既然自认为知道圣教，所以也想与佛教徒们共同分享，大概推想以前朋友的心意以及佛教徒，让他们知道万古一道，没有两个没有区别，真像我太祖高皇帝所刊示的那样，已经详细记载在《三教品刻》中了。
佛教徒既然不可不知道，何况杨定见专心致志学习夫子的人呢！希望互相勉励！果然有定见，那么参前倚衡，都见到夫子；忠信笃敬，行于蛮貊之地是肯定的，又何必担忧在楚国呢！
《苏文忠公外纪》后
李卓吾说：苏东坡因为文字的缘故在当时获罪，也因为文字的缘故取得朋友的信任，流传名声于后世，像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是这样。略考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的朝代，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他的人，大概不止这些，大概已经穷尽了一世的杰出人物，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只是其中最显著的。那么成为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的人，不也很幸运吗！虽然他们的品格文章足以成立，不等待苏东坡才著名，但是也未必如此鲜明光显以至于此。
我年老且笨拙，自度没有什么可以表现于世，势必要有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然后可以寄托不朽。焦弱侯，是现在的苏东坡，天下士人愿意借助弱侯来加重分量已经很久了。曾经有一天看着弱侯说：“您能容许我做您的老门生吗？”弱侯笑着说：“我愿意以您为老先生。”我说：“我确实老了，您年龄又比我小十五岁，那么我确实先于您而生，作为老先生无疑。但是有其实无其名，我不愿意。只
愿以老先生之实托老门生之名，而恒念无四子之才之学，即欲冒托门下以成其名，又安可得耶？”时有从旁赞曰：“黄山谷有云：“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今公管城如之，孔方如之，正今之山谷老人矣。”余喜而揖曰：“有是哉，幸然为我授记也！”遂记其语于此。
译愿意凭借老先生的真实德行，来依托老门生的虚名，却常常自念没有那四位贤才的才学与学问，即便想冒昧依托门下以成就自己的名声，又怎么可能得到呢？”当时有人从旁称赞说：“黄山谷曾说：‘管城子没有食肉的福相，孔方兄有绝交的书信。’如今您的管城子如此，孔方兄如此，正是当今的黄山谷老人啊。”我高兴地向他作揖说：“竟然有这样的话，幸好您为我作了授记！”于是将这番话记录在这里。
书应方卷后
此焦弱侯为灵公书也。余馆于灵公精舍。先是，弱侯数与灵公道余，故余遂馆于灵公。灵公今得弱侯数语，灵公不朽矣。先己丑为罗念庵先生，先生深于道；此万历己丑为焦弱侯先生，先生亦深于道。人品略相似而契悟胜之，才学胜之，笔画不如念庵先生婉媚，而古拙迥别。六十年间出此两人，又适当己丑之期，灵公其善宝藏之！
书小修手卷后
岁辛丑，余在潞河马诚所所，又遇袁小修三弟，虽不获见太史家兄，得见小修足矣，况复见此卷乎！
小修劝我勿吃荤。余问之曰：“尔欲我不用荤何故？”曰：“恐阎王怪怒，别有差委，不得径生净土耳。”余谓：“阎王吃荤者，安敢问李卓吾耶！我但禁杀不禁嘴，亦足以免矣。孟子不云：七十非肉不饱？我老，又信儒教，复留须，是宜吃。”小修曰：“圣人为祭祀故远庖厨，亦是禁吃荤者。其言非肉不饱，特为世间乡间老耳，岂为李卓老设此言乎？愿勿作此搪塞也！”余谓：“我一生病洁，凡世间酒色财，半点污染我不得。今七十有五，素行质鬼神，鬼神决不以此共见小丑，难问李老也。”小修曰：“世间有志人少，好学人益少，今幸我明世界大明升天，人人皆具只眼，直思出世为学究竟大事。先生向栖止山林，弃绝人世，任在吃荤犹可；今日已埋名不得，尽知有卓吾老子弃家学道，作出世人豪矣。十目共视，十手共指，有一毫不慎，即便退心，有志者以为大恨。故我愿先生不茹荤，以兴起此一时聪明有志向之者。忍一时之口嘴，而可以度一世人士，先生又何惮不为？”余翻然喜曰：“若说他等皆真实向道，我愿断一指，誓不吃荤！”
西征奏议后语
刘子明宦楚时，时过余。一日见邸报，东西二边并来报警，余谓子明：“二俱报警，孰为稍急？”子明曰：“东事似急。”盖习闻向者倭奴海上横行之毒也。余谓：“东事尚缓，西正急耳。朝廷设以公任西事，当若何？”子明徐徐言曰：“招而抚之是已。”余时嘿然。子明曰：“于子若何？”余即曰：“剿除之，无俾遗种也。”子明时亦嘿然。遂散去。
盖天下之平久矣，今者非但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已也。自嘉、隆以来，余目击留都之变矣，继又闻有闽海之变，继又闻有钱塘兵民之变，以及郧阳之变矣。当局者草草了事，招而抚之，非谓招抚之外无别智略可以制彼也。彼桀骜者遂欲以招抚狃我，谓我于招抚之外，的无别智略可为彼制，不亦谬乎！今者若循故习，大不诛杀，窃恐效尤者众，闻风兴起，非但西夏足忧也。且西夏密迩戎虏，尤为关中要区，第示审此意当待何日乃可向人言之耳。已而西事日急，朝廷日征四方之兵，枢密大臣选锋遣将，似若无足以当其选者。于时梅侍御客生独荐李成梁，又不合当事者意，复成道傍之筑矣。事在燃眉，可堪议论之多耶！嗣后警报愈急，阅时愈久，客生不得已乃复疏而上之：“此贼当早扑灭，失今不图，迟至秋，势必滋蔓，滋蔓则愈费力矣。若徒以不信李成梁故，臣请监其军以往。”于是上遂许之。余时闻此，喜见眉睫，走告子明曰：“西方无事矣！客生以侍御监军往矣！”子明时又嘿然。盖子明虽知余言之可信，实未审客生之为何如也。意者彼我相期，或类今世人士之互为标榜者耳。吁！此何事也，而可以牝牡索骏，坐断成事于数千里之外耶？时有如子明辈者频频相见，亦皆以西事为忧。余皆告之曰：“军中既有梅监军在，公等皆可不必忧矣！”诸公亦又嘿然，盖诸公非但不知客生，且不知余，而又能信余之言也？
未几而西夏之报至矣，事果大定，献俘于广阙下，报捷于京师，论功称赏，亦可谓周遍咸矣。褒崇之典，封爵之胜，垂纶广荫，同载并举。而客生回朝半岁，曾不闻有恩荫之及，犹然一侍御何也？余实讶之而未得其故，后于他所获读所为《西征奏议》者，乃不觉拊几叹曰：“余初妄意谓客生西事我能为之，纵功成而不自居，我亦能之。
译在应方卷后题写
这是焦弱侯为灵公所写的信。我寄居在灵公的书斋里。在此之前，弱侯多次向灵公称道我，所以我便寄居在灵公处。灵公如今得到弱侯的几句评语，灵公的名声将永垂不朽了。先前己丑年是为罗念庵先生写的，先生深谙大道；这次万历己丑年是为焦弱侯先生写的，先生也深谙大道。两人的人品大致相似，但焦先生的悟性胜过罗先生，才学也胜过罗先生，笔法虽不如罗念庵先生那样婉转柔美，却以古朴拙拙的风格截然不同。六十年间出现这两个人，又恰好都正值己丑年，灵公应当好好珍藏它！
在小修手卷后题写
辛丑年，我在潞河马诚所寓居，又遇见袁小修三弟，虽然没能见到太史家兄，能见到小修也就满足了，何况还能看到这幅手卷呢！
小修劝我不吃荤食。我问他：“你想让我不用荤食，是什么缘故？”他说：“恐怕阎王怪罪发怒，另有差遣，不能直接投生净土罢了。”我说：“阎王是吃荤的，怎敢质问李卓吾呢！我只禁止杀生而不禁止口腹之欲，也足以避免罪过了。孟子不是说：七十岁不吃肉就吃不饱吗？我老了，又信奉儒教，还留着胡须，这是应当吃荤的。”小修说：“圣人因为祭祀的缘故远离厨房，也是禁止吃荤的。他说非肉不饱，只是针对世间乡间的老人而言，难道是为我李卓老设下的话吗？希望你不要这样敷衍搪塞！”我说：“我一生病态般洁净，世间酒色财气，半点也污染不了我。如今七十五岁，平素的品行足以质对鬼神，鬼神决不会因此把我看作小丑，难以质问李老。”小修说：“世间有志向的人少，好学的人更少，如今幸好我们大明世界光明升天，人人都具备慧眼，正想着出世求学以成就究竟大事。先生以往栖身山林，抛弃尘世，任凭吃荤还可以；如今已无法埋名隐匿，众人都知道卓吾老子弃家学道，成为出世间的豪杰了。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有一丝一毫不谨慎，就会使有志者退心，有志者会以此为最大的憾恨。所以我希望先生不吃荤，以此激励这一时期聪明有志向的人。忍一时口腹之欲，却可以度化一世人士，先生又何必顾虑不做呢？”我欣然高兴地说：“如果说他们全都是真心向道，我愿意断掉一根手指，发誓不吃荤！”
在西征奏议后语
刘子明在楚国做官时，时常来拜访我。一天看到邸报，东西两方同时传来警报，我对子明说：“两方都报警，哪一方稍微紧急一些？”子明说：“东方的事情似乎更急。”这是因为他习惯性地听说以往倭寇在海上横行作恶的毒害。我说：“东方的事情尚且缓和，西方才真正紧急。朝廷如果派您负责西方战事，您打算怎么做？”子明缓缓地说：“招降安抚就可以了。”我当时沉默不语。子明说：“您打算怎么做？”我立即说：“剿灭他们，不要留下遗种。”子明当时也沉默不语。于是散去。
大概天下太平太久了，如今不仅是所用之人不是所培养的人，所培养的人也不是所用之人罢了。自从嘉靖、隆庆以来，我亲眼目睹了留都的变故，接着又听说有闽海的变故，接着又听说有钱塘兵民的变故，以及郧阳的变故。当权者草草了事，招降安抚，并不是说招降安抚之外没有其他智略可以制服他们。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于是想用招降安抚来习服我们，认为我们在招降安抚之外，确实没有其他智略可以制服他们，这不是谬误吗！如今如果沿袭旧习，大肆不诛杀，私下恐怕效仿的人众多，闻风兴起，不仅西夏足以令人担忧。况且西夏紧邻戎虏，尤为关中的要地，只是审视此意应当等待何日才能向人言说罢了。不久西方战事日益紧急，朝廷每日征调四方军队，枢密大臣选拔先锋派遣将领，似乎没有足以胜任人选的人。此时梅侍御客生独自推荐李成梁，又不符合当权者的意思，再次成为道旁筑室的笑话了。事情迫在眉睫，怎么能忍受议论太多呢！此后警报越发紧急，时间拖得越久，客生不得已再次上疏说：“此贼应当早日扑灭，失掉现在不图谋，拖延到秋天，势必蔓延滋长，蔓延滋长则更加费力了。如果只是因不信任李成梁的缘故，臣请求监督他的军队前往。”于是皇上便准许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喜形于色，跑去告诉子明说：“西方无事矣！客生以侍御身份监军前往了！”子明当时又沉默不语。大概子明虽然知道我的话可信，实际上并未审察客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许彼此期许，或者像今世人士那样互相标榜吧。唉！这是什么事情，可以像挑选马匹那样去挑选人才，在数千里之外坐断成事吗？当时像子明这样的人频频相见，也都以西方战事为忧。我都告诉他们：“军中既有梅监军在，各位都可以不必担忧了！”各位也都沉默不语，大概各位不仅不知道客生，而且不知道我，又怎能相信我的话呢？
不久西夏的战报到了，事情果然大大平定，在宫阙下献俘，在京师报捷，论功行赏，也可以说周全普遍了。褒奖尊崇的典制，封爵的荣耀，垂恩广荫，一同记载并举。而客生回朝半年，未曾听说有恩荫波及，仍然只是一个侍御，这是为什么呢？我实在惊讶却不得其故，后来在其他地方读到他所作的《西征奏议》，才不觉拍着桌子感叹说：“我起初狂妄地以为客生西征之事我能做到，纵然功成而不居功，我也能做到。
不知其犯众忌，处疑谤，日夕孤危，置身于城下以与将佐等伍，而卒能成奇功者也！”余是始愧恨，以谓千不如客生，万不如客生，再不敢复言世事矣。因密语相信者曰：“西夏之事不难于成功，而难于以监军成功。何也？监军者，无权者也，自古未有不专杀生之权而可以与人斗者也。又不难于以监军成功，而难乎任讪谤于围城之日，默无言于献捷之后也。”
译（我）不知道他触犯众人的忌讳，身处猜疑和诽谤之中，日夜孤立危险，把自己放在城墙之下与将领佐官同列，而最终竟能建立奇功！”我这才感到羞愧悔恨，认为一千个人也比不上客生，一万个人也比不上客生，从此再也不敢谈论世事了。于是私下对信任的人说：“西夏的战事，不难于取得成功，而难于让监军取得成功。为什么呢？监军是没有实权的人，自古以来没有不掌握生杀大权而能与人争斗的。又说不难让监军取得成功，而难的是在围城之日承受讥讽诽谤，在献捷之后保持沉默不言。”
呜呼！客生既能为人之所不能为矣，而世人犹然不知也。方客生之蒙犯矢石于坚城之下也，兵粮不给，虏骑来奔，设奇运谋，贼反以城自献矣，而世人犹然不见也；况乎监军之命初下，西征之檄始飞，而我乃呶呶然断成事于数千里之外，而欲其必信我，不亦惑欤！虽然，天下之事固有在朝不知，而天下之人能知之；亦有一时之天下不能知，至后世乃有知者。但得西方无事，国家晏然，则男儿志愿毕矣，知与不知，何预吾事！余是以密书此语于《西征奏议》之后，以俟后世之欲任事者知所取则焉。
说汇
汝师子友名字说
庄纯夫长儿名祖耳，字汝师；中子名惠施，字子友。果是亲兄弟，不必同名字也。连登上第而外人不知，则不生嫉妒；其为贤圣而世俗不知，则不生论议。不然，不曰“兄为程伯子，优其弟程正叔也”；则曰“陈元方难兄而季方难弟也”，又曰“季方难为弟而元方难为兄也”。种种论议，皆从同名字来。
何必同名字，果其才同，则八元、八恺不同名，八龙、八士不同名，何必同名字也？学同业，术同方，友爱同气，同以下人为心，同以上人为志，此宜同者却不知同，顾唯知有名字之同。如世俗兄弟同名同字，同相争斗，同告状，唯恐其不得不同，乌用乎名字之同也？
是为不必同名与字说。
穷途说
卓吾和尚曰：天下唯知己最难，吾出家以来，本欲遍游天下，以求胜我之友。胜我方能成我，此一喜也；胜我者必能知我，此二喜也。有此二喜，故不惮弃家入楚。
入楚得楚倥力，楚倥亦甚知我。不幸楚倥死，乃去新邑，入旧县。入旧县又得周友山力，友山又是真实胜我者，故友山亦甚知我。夫胜我者必知我，知我者必定胜我，兼此二喜，余安得舍此而他去也耶？况年纪又老，脚力不前，路费难办乎？是以就龙湖而栖止焉：一以近友山，一以终老朽，如此而已矣。
住龙湖为龙湖长老者，则深有僧；近龙湖居而时时上龙湖作方外伴侣者，则杨定见秀才。余赖二人，又得以不寂寞，虽不可以称相知，然不可以不称相爱矣。老死龙湖，又何疑焉！
两年以来，深有稍觉满足，近又以他事怪其徒常闻，逃去别住，余乃作书寄之，大略具在《三叹余音》稿中矣。杨定见劝我言曰：“和尚且坐一坐！”盖念我年老费力，又以深有自是，决不听我故也。复引《论语》“不可则止”之语以重劝余，余谓“不可则止”之语在后，而“忠告善道”之语在先，今不闻“忠告善道”而先以“不可则止”自止，何耶？况此语本为疏交泛交而发，若深有与我三人者，联臂同席十余年矣，学同术，业同方，忧乐同事，徒弟徒孙三四十人视我如大父母、真骨血一般，建塔盖殿，即己事不若是勤也。其平日情义如此，今纵忠告而不听，尤当继之以泣，况未尝一言，而遂以为不可乎？余谓连尔亦当作一恳切书与之，诸徒弟徒孙辈亦当连名作一书与之，彼见众人俱以为言，即有内省之念矣。况深有原是一老实之人，只为无甚见识，又做人师父，被人承奉惯了，便觉常闻非耳。若人人尽如常闻之言，彼必定知悔也。且深有未打常闻之先，本无失德也，虽不言可也。今既乱以皮鞭打常闻矣，犹然不得快活，复怨怒上山，造言捏词，以为常闻赶之，日夜使其徒众搬运粮食上六七十里之高山，不管夏至之时人不堪劳，则为恶极而罪大也，是以不容坐视而不作书以告之也。若如子所言，是何心行乎？
定见尚不省，乃谓和尚尚不听我等之言，而欲深有听和尚之言，必不得也，况人都说是和尚赶他上山去耶！余谓既说是我赶他去，则尔此书尤不容于不作也。不但救深有，亦且救我，使我得免热赶之罪，是一举而救我二人，尤不可以不作书矣。即他不听，而彼此之心已尽，我热赶之罪得免，不亦美乎？纵然是我赶他上山去，我今又去接他下山来，乃所宜也，乃是真大人之所为也，乃反以我为不必何耶？
法华方便品说
译唉！客生既然能做出别人做不到的事，而世人竟然仍然不知道。当客生在坚固的城墙下冒着箭矢和炮石作战时，兵力和粮草供应不上，敌方的骑兵前来奔袭，他设计奇谋，敌人反而把城池献给他了，而世人竟然仍然看不见；何况监军的命令刚刚下达，西征的檄文才开始传布，而我却在数千里之外喋喋不休地断定已成之事，却希望他们一定相信我，这不是很糊涂吗！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朝廷不知道，而天下人能知道的；也有当时天下人不能知道，到了后世才有知道的人。只要西方没有战事，国家安宁，那么男儿的志愿就圆满了，知道还是不知道，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因此把这话秘密写在《西征奏议》的后面，以等待后世想要担当大事的人知道有所效法。
说汇
汝师子友名字说
庄纯夫的大儿子名叫祖耳，字汝师；二儿子名叫惠施，字子友。既然是亲兄弟，不必名字相同。接连考中进士而外人不知道，就不会产生嫉妒；他们是贤圣而世俗不知道，就不会产生议论。不然的话，人们不是说“哥哥是程伯子，弟弟程正叔比他更优秀”；就是说“陈元方难为兄，陈季方难为弟”，又说“季方难做弟弟，元方难做哥哥”。种种议论，都从名字相同而来。
何必名字相同，如果他们的才能相同，那么八元、八恺名字不同，八龙、八士名字不同，何必名字相同呢？学问相同，事业相同，方法相同，友爱同气，都以谦卑待人之心，都以高尚为志，这些应该相同的却不知道相同，只知道名字相同。像世俗的兄弟同名同字，同样争斗，同样打官司，唯恐不能不同，哪里用得着名字相同呢？
这就是不必同名同字的说法。
穷途说
卓吾和尚说：天下只有知己最难，我出家以来，本想遍游天下，以寻找胜过我的朋友。胜过我才能成就我，这是第一喜；胜过我的人一定能了解我，这是第二喜。有这两喜，所以不怕抛弃家庭进入楚国。
进入楚国得到楚倥力的帮助，楚倥也很了解我。不幸楚倥死了，于是离开新邑，进入旧县。进入旧县又得到周友山的帮助，友山又是真正胜过我的人，所以友山也很了解我。胜过我的人一定了解我，了解我的人一定胜过我，兼具这两喜，我怎么能舍弃这里而去别处呢？何况年纪又老，脚力不行，路费难筹呢？因此在龙湖居住：一是靠近友山，二是终老于此，如此而已。
住在龙湖做龙湖长老的，是深有和尚；靠近龙湖居住而时常上龙湖做方外伴侣的，是杨定见秀才。我依靠这两人，又得以不寂寞，虽然不能称为相知，但不能不称为相爱了。老死在龙湖，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两年以来，深有稍微觉得满足，最近又因为其他事情责怪他的徒弟常闻，常闻逃去别处居住，我于是写信寄给他，大致内容都在《三叹余音》稿中了。杨定见劝我说：“和尚暂且坐一坐！”大概是念我年老费力，又因为深有自以为是，决不会听我的话的缘故。又引用《论语》“不可则止”的话来再次劝我，我说“不可则止”的话在后，而“忠告善道”的话在先，现在不听“忠告善道”而先以“不可则止”自我停止，为什么呢？何况这话本是为疏远泛泛之交而发的，如果深有与我三人，携手同席十余年了，学问相同，事业相同，忧乐相同，徒弟徒孙三四十人把我看作祖父母、亲生骨肉一般，建塔盖殿，没有比这更勤的了。他平日的情义如此，现在即使忠告而不听，还应当继之以哭泣，何况连一句话都没有，就认为不可呢？我说连你也应当写一封恳切的信给他，各位徒弟徒孙也应当联名写一封信给他，他看到众人都为此说话，就会有内省的想法了。何况深有原本是一个老实的人，只是没什么见识，又做人师父，被人承奉惯了，便觉得常闻不对。如果人人都像常闻那样说话，他一定知道悔改了。而且深有没打常闻之前，本来没有失德，即使不说话也可以。现在既然乱用皮鞭打常闻了，仍然不得快活，又怨恨愤怒上山，造谣捏词，说是常闻赶他走的，日夜让他的徒众搬运粮食上六七十里的高山，不管夏至之时人不堪劳累，这就作恶极而罪大了，所以不能坐视而不写信告知他。如果像你说的，这是什么心行呢？
定见还不醒悟，就说和尚尚且不听我们的话，却想让深有听和尚的话，一定不行，何况人都说是和尚赶他上山的呢！我说既然说是我赶他走的，那么你这封信尤其不能不写了。不但救深有，也救我，使我得以免除热赶之罪，是一举而救我们两人，尤其不能不写信了。即使他不听，而彼此的心意已经尽到，我热赶之罪得以免除，不也很好吗？纵然真是我赶他上山去，我现在又去接他下山来，是理所应当的，是真正大人物的作为，反而认为我不必这样做，为什么呢？
法华方便品说
此增上慢者不知佛之方便，而遂信以为佛之贞实，一闻妙法，能无畏乎？此世尊所以三止舍利弗之请而不告，五千比丘所以遂退而不返也。
译这些具有增上慢的人，不了解佛陀的善巧方便，却误以为那是佛陀的真实本意，一旦听闻这微妙法门，难道能不产生畏惧吗？这就是世尊三次制止舍利弗的请求而不宣说，以及五千比丘因此退席不再返回的原因。
夫此妙法，如优昙钵华时一见耳，三乘圣人犹不可以遽语，而况于增上慢之人哉！舍利弗虽曰声闻之选，然植根深矣，沐浴膏泽也久矣。其为庆快，当有不言而喻者，惜乎不一记述当时所以深信之妙法也！所有记者，安知卓吾子读之不望涯而亦返乎？然苟有妙法可记，卓吾老子虽欲不返，亦不可得也。
是经二十八品，品品皆说妙法莲华，至求其所谓妙法莲华者竟不可得。呜呼！此所以为妙法莲华也欤！
金刚经说
《金刚经》者，《大般若经》之一也。吾闻经云：“金最刚，能催伏魔军，普济群品，故谓之金刚云。”人性坚利，物不能坏，亦复如是。故忍和尚为能大师说此经典，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便尔见性成佛，一何伟也！
说者谓朱夫子曾辟此语，以为得罪于吾圣门。不知朱子盖有为也，盖见世人执相求佛，不知即心是佛，卒以毁形易服，遗弃君亲之恩而自畔于教，故发此语，初非为全忠与孝，能尽道于君臣父子之间者设也。使其人意诚心正而伦物无亏，则虽日诵《金刚》，亦何得罪之有？今观朱夫子平生博极群书，虽百家九流靡不淹贯，观其注《参同契》可见矣。然则学者但患不能正心耳。
夫诚意之实，在毋自欺；心之不正，始于有所。有所则有住，有住则不得其正，而心始不得自在矣。故曰：“心不在焉，视不见，而听不闻。”而生意灭矣。惟无所住则虚，虚则廓然大公，是无物也。既无物，何坏之有？惟无所住则灵，灵则物来顺应，是无息也。既无息，何灭之有？此至诚无息之理，金刚不坏之性，各在当人之身者如此。而愚者不信，智者穿凿，宋人揠苗，告子助长，无住真心，妄立能所，生生之妙几无息灭，是自欺也。故经中复致意云：“应生无所住心。”是心也，而可与不忠不孝削发异服者商量面目哉！
五宗说
青原有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南岳有沩仰、临济二宗，所谓五家宗派是也。
是五宗也，始于六祖而盛于马祖，盖自马祖极盛，而分派始益远耳。故江西马大师亦以祖称，以其为五家之宗祖也。虽药山诸圣咸嗣石头之胄，而机缘契悟，实马大师发之，马祖之教不亦弘欤！唯其有五宗，是以其传有五灯。因其支分派别，源流不绝，则名之曰宗；因其重明继焰，明明无尽，则称之曰灯。其实一也。此五宗之所由以大，而五灯之所由以传以续也。在我后人，宁可不知其所自耶！
若永嘉真觉大师与南阳忠国师，虽未暇叙其后嗣，然其见谛稳实，不谬为六祖之宗明甚。乃《传灯》者即以己意抑而载之旁门，何其谬之甚欤！余故首列而并出之。
隐者说
时隐者，时当隐而隐，所谓邦无道则隐是也。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为难也。
若夫身隐者，以隐为事，不论时世是也。此其人盖若有数等焉：有志在长林丰草，恶嚣寂而隐者；有懒散不耐烦，不能事生产作业，而其势不得不隐者。以此而隐，又何取于隐也？等而上之，不有志在神仙，愿弃人世如陶弘景辈者乎？身游物外，心切救民如鲁连子者乎？志趣超绝，不屈一人之下，如庄周、严光、陶潜、邵雍、陈抟数公者乎？盖身虽隐而心实未尝隐也。此其隐盖高矣，然犹未大也，必如阮嗣宗等始为身心俱隐，无得而称焉。
嗟夫！大隐居朝市，东方生其人也。彼阮公虽大，犹有逃名之累，尚未离乎隐之迹也。吾谓阮公虽欲为东方、冯道之事而不能，若冯公则真无所不可者矣。
三教归儒说
儒、道、释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必闻道然后可以死，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非闻道则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女为死矣。”唯志在闻道，故其视富贵若浮云，弃天下如敝屣然也。然曰浮云，直轻之耳；曰敝屣，直贱之耳：未以为害也。若夫道人则视富贵如粪秽，视有天下若枷锁，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粪秽臭也，枷锁累也，犹未甚害也。乃释子则又甚矣
译这种奇妙的佛法，就像优昙花一样，偶尔才能见到一次。即使是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的圣人，尚且不能轻易向他们宣说，更何况那些增上慢的人呢！舍利弗虽然说是声闻弟子中的佼佼者，但他修行的根基深厚，沐浴在佛法的恩泽中也很久了。他内心的庆幸和喜悦，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可惜他没有详细记述当时深信这妙法的原因！既然没有记述，怎么知道李卓吾读后不会像望见涯岸那样，心生退转呢？然而，如果有妙法可以记述，李卓吾即使想不回头，也是不可能的。
这部经共有二十八品，每一品都在宣讲妙法莲华，但等到去寻求那所谓的妙法莲华时，竟然找不到。唉！这大概就是它被称为妙法莲华的原因吧！
金刚经说
《金刚经》是《大般若经》的一部分。我听说经文中说：“金属中最坚硬的是金，能够摧伏魔军，普遍救济各类众生，所以称之为金刚。”人的本性坚固锐利，外物不能毁坏，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向忍和尚请教这部经典，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豁然开悟，立刻见性成佛，这是多么伟大啊！
有人说朱熹曾经驳斥这句话，认为这有损于我们儒家圣人的门风。不知道朱熹是有针对性的，他大概是看到世人执着于表象去求佛，不知道心即是佛，最终导致毁坏形体、改变服饰，遗弃对君主和父母的恩情，从而背离了教化，所以发出这样的言论，起初并不是为那些能够完全尽到忠孝之道、在君臣父子关系中践行道义的人而设的。如果一个人意念真诚、心术端正，且在伦理人伦上没有亏缺，那么即使每天诵读《金刚经》，又有什么罪过呢？现在看朱熹平生博览群书，即使是百家九流也没有不精通的，看他注解《参同契》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学者只担心不能端正自己的心罢了。
诚意的实质，在于不自我欺骗；心术不正，始于有所执着。有所执着就有停留，有停留就不能端正，心就开始不能自在了。所以说：“心不在这里，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到。”生机就灭绝了。只有无所执着才能虚空，虚空才能广大公正，这就没有事物了。既然没有事物，有什么可毁坏的呢？只有无所执着才能灵明，灵明才能随物顺应，这就没有停息了。既然没有停息，有什么可灭绝的呢？这种至诚无息的道理，金刚不坏的本性，各自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就是这样。而愚笨的人不相信，聪明的人穿凿附会，宋人拔苗助长，告子强行助长，在无所执着的真心中，妄立能所，生生不息的微妙契机几乎灭绝，这是自我欺骗。所以经中再次强调说：“应该生起无所执着的心。”这种心，怎么能和不忠不孝、剃发异服的人商量面目呢！
五宗说
青原系有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南岳系有沩仰、临济二宗，这就是所谓的五家宗派。
这五宗，始于六祖慧能，兴盛于马祖道一，大概从马祖极度兴盛开始，分派的距离才越来越远。所以江西的马大师也以祖师相称，因为他是五家的宗祖。虽然药山等诸圣都继承石头希迁的法脉，但机缘契合悟道，实际上是由马大师发起的，马祖的教化不也很弘大吗！正因为有五宗，所以它的传承有五灯。因为它的支派分别，源流不断，所以称之为宗；因为它重明继焰，光明无尽，所以称之为灯。其实本质是一样的。这是五宗之所以宏大，五灯之所以传承延续的原因。对于我们的后人来说，难道可以不知道它们的来历吗！
至于永嘉真觉大师和南阳忠国师，虽然没有来得及叙述他们的后嗣，但他们见道稳固真实，明显没有偏离六祖的宗风。然而《传灯录》的作者却凭自己的意思压制他们，把他们记载在旁门中，这是多么错误啊！所以我首先列出他们并一并提出。
隐者说
时隐者，是当时应当隐居就隐居，所谓国家无道就隐居，就是这样。这种人固然有保全自身的智慧，然而稍有志向的人也能做到，不足以认为很难。
至于身隐者，是以隐居为事业，不论时世如何。这种人大概有几类：有立志在深林茂草中，厌恶喧嚣寂静而隐居的；有懒散不耐烦，不能从事生产作业，而形势不得不隐居的。像这样隐居，又有什么可取的呢？再往上说，难道没有立志成仙，愿意抛弃人世像陶弘景那样的人吗？身游物外，心里急切想救民像鲁仲连那样的人吗？志趣超绝，不屈服于任何人之下，像庄周、严光、陶潜、邵雍、陈抟这几位先生那样的人吗？大概身体虽然隐居，但心里其实未曾隐居。这种隐居确实很高了，但还不够宏大，必须像阮籍等人那样，才是身心都隐居，无法用言语称述了。
唉！大隐居在朝市，东方朔就是这样的人。那阮公虽然伟大，还有逃避名声的累赘，还没有脱离隐居的痕迹。我说阮公虽然想做东方朔、冯道那样的事而不能，如果冯公则是真的无所不可了。
三教归儒说
儒、道、释的学问，是一样的，因为它们起初都期望听闻大道。一定要听闻大道然后才可以死，所以说：“早晨听闻大道，晚上死去也可以。”没有听闻大道就不可以死，所以又说：“我以为你死了。”只有立志在听闻大道，所以他们看待富贵像浮云，抛弃天下像破鞋一样。然而说浮云，只是轻视它；说破鞋，只是贱视它：并没有认为它是有害的。至于道人则视富贵如粪秽，视拥有天下像枷锁，只担心去除它不够快。然而粪秽是臭的，枷锁是累赘，还不是很有害。至于佛徒则更加严重了
：彼其视富贵若虎豹之在陷阱，鱼鸟之入网罗，活人之赴汤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道、释之所以异也，然其期于闻道以出世一也。盖必出世，然后可以免富贵之苦也。
译他们看待富贵，就像虎豹落入陷阱、鱼鸟陷入网罗、活人奔赴汤火一样，想死不能，想活也不能，痛苦到了极点。这是儒、道、释三家不同的地方，但他们期望听闻大道从而超脱世俗这一点是相同的。大概只有超脱世俗，然后才能免除富贵带来的痛苦。
尧之让舜也，唯恐舜之复洗耳也，苟得摄位，即为幸事，盖推而远之，唯恐其不可得也，非以舜之治天下有过于尧，而故让之位以为生民计也。此其至著者也。孔之疏食，颜之陋巷，非尧心欤！自颜氏没，微言绝，圣学亡，则儒不传矣。故曰：“天丧予。”何也？以诸子虽学，夫尝以闻道为心也。则亦不免仕大夫之家为富贵所移尔矣，况继此而为汉儒之附会，宋儒之穿凿乎？又况继此而以宋儒为标的，穿凿为指归乎？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无怪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
夫世之不讲道学而致荣华富贵者不少也，何必讲道学而后为富贵之资也？此无他，不待讲道学而自富贵者，其人盖有学有才，有为有守，虽欲不与之富贵，不可得也。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然则今之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断断乎不可以不讲道学矣。今之欲真实讲道学以求儒、道、释出世之旨，免富贵之苦者，断断乎不可以不剃头做和尚矣。
论汇
论交难
以上皆易离之交，盖交难则离亦难，交易则离亦易。何也？以天下尽市道之交也。夫既为市矣，而曷可以交目之，曷可以易离病之，则其交也不过交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是故以利交易者，利尽则疏；以势交通者，势去则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
夫唯君子超然势利之外，以求同志之劝，而后交始难耳。况学圣人之学而深乐夫得朋之益者，则其可交必如孔子而后可使七十子之服从也。何也？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无有也；孔子所可欲之物，唯七十子欲之，他人不欲也。如此乎其欲之难也，是以终七十子之身不知所掉臂也。故吾谓孔子固难遇，而七十子尤难遘也。
吾又以是观之，以身为市者，自当有为市之货，固不得以圣人而为市井病；身为圣人者，自当有圣人之货，亦不得以圣人而兼市井。吾独怪夫今之学者以圣人而居市井之货也！阳为圣人，则炎汉宗室既以为篡位而诛之；阴为市井，则屠狗少年又以为穿窬而执之。非但灭族于圣门，又且囚首于井里，比之市交者又万万不能及矣。吾不知其于世当名何等也！
强臣论
臣之强，强于主之庸耳，苟不强，则不免为舐痔之臣所谗，而为弱人所食啖矣。死即死而啖即啖可也，目又安得瞑也，是以得已于强也。颜鲁公唯弗强也，卒以八十之年使死于谗；李怀光唯不得已于强也，卒以入赴王室之难而遂反于谗。皆千载令人痛恨者。甚矣，主之庸可畏也！然则所谓强臣者，正英主之所谓能臣，唯恐其礼待之不优者也。
乔玄之言曰：“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贼。”吾以是观之，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龙颜，则三杰矣。奈之何舐痔固宠者专用一切附己之人，日事谗毁，驱天下之能臣而尽入于奸贼也！敦之咎王导曰：“不听吾言，几致灭族！”夫晋元帝其初盖奴虏不尽之琅邪耳，非王导无以有江左，至明也。一有江左，即以刁协为腹心，而欲灭王氏何耶？晋孝武亦幼冲之主也，非谢安出东山，则桓温之逆谋其遂必矣，后乃代温位而居其任，故能却百万之师，杀苻融而降苻朗也。既幸无事，而道子之谗遂行，又何耶？安唯恐不免于谗贼之口也，尽室以行，步丘是避，造海之装于广陵之下，欲由此还东矣，乃未就而疾作，伤哉！于是桓玄篡位，刘裕代晋，强者终能自强，而不敢强者终岌岌以死也。
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是以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而必先之以庸君也。
谲奸论
谲莫谲于魏武，奸莫奸于司马宣王。自今观之，魏武狡诈百出，虽其所心腹之人不吝假睡以要除之；而司马宣王竟夺其颔下之珠，不必遭其睡也。故曹公之好杀也已极，而魏之子孙即反噬于司马。司马之啮曹也亦可
译尧帝禅让帝位给舜时，只怕舜像许由那样洗耳拒受，只要舜肯接受代理天子之位，就已是万幸了。这是因为尧极力推让，只怕舜不肯接受，并不是因为舜治理天下比尧更优秀，而故意把帝位让给他以造福百姓。这是非常明显的。孔子吃粗粮，颜回住陋巷，难道不是尧帝的心境吗！自从颜回去世，精微的言论断绝，圣人的学问消亡，儒学就不再传布了。所以孔子说：“天要丧我啊。”为什么呢？因为诸子虽然学习，却从未以听闻大道为心。那么他们也不免在仕宦大夫家中被富贵所动摇，何况后来汉代儒生的牵强附会，宋代儒生的穿凿附会呢？又何况后来以宋代儒生为标杆，以穿凿附会为最终目的呢？人心越发鄙陋，风气越发低下！难怪流弊发展到今天，表面上装作道学家，暗地里追求富贵，外表穿着儒雅的服饰，行为却像猪狗一样。
世上不讲究道学却获得荣华富贵的人不少，何必讲究道学才作为获取富贵的资本呢？这没有别的原因，不讲究道学而自然富贵的人，他们是有学问、有才能、有作为、有操守的，即使想不给他们富贵，也不可能。只有那些无才无学的人，如果不以讲究圣人道学的名义来求取，就会终身贫贱，这是可耻的，所以一定要讲究道学作为获取富贵的资本。那么现在那些无才无学、无作为无见识，却想获得大富贵的人，绝对不可以不讲究道学。现在那些想真实讲究道学以求得儒、道、释出世的宗旨，免除富贵之苦的人，绝对不可以不剃头做和尚。
论汇
论交难
以上都是容易离散的交往，大概交往艰难则离散也艰难，交往容易则离散也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天下都是市侩式的交往。既然已经是市场交易，怎么能用交往来称呼它，怎么能因为容易离散而抱怨呢，那么他们的交往也不过是交易式的交往、通融式的交往罢了。所以以利相交的，利尽就疏远；以势相交的，势去就反目。早上摩肩接踵，晚上就掉臂不顾，这是必然的。
只有君子超然于势利之外，寻求志同道合者的劝勉，然后交往才变得艰难。何况学习圣人之学并深深以得到朋友为乐的人，那么可以交往的人必须像孔子那样，才能使七十弟子服从。为什么呢？七十弟子想要的东西，只有孔子有，别人没有；孔子想要的东西，只有七十弟子想要，别人不想要。像这样他们的欲望难以满足，所以直到七十弟子去世也不知道什么是掉臂不顾。所以我认为孔子固然难遇，而七十弟子尤其难逢。
我又由此观察，以自身为市场的人，自然应当有市场的货物，固然不能用圣人标准来指责市井；身为圣人的人，自然应当有圣人的货物，也不能用圣人身份兼营市井。我唯独奇怪现在的学者以圣人身份却拥有市井的货物！表面上装作圣人，那么像炎汉宗室那样就会认为他们篡位而诛杀他们；暗地里从事市井勾当，那么屠狗少年又会认为他们盗窃而逮捕他们。不仅会在圣门灭族，还会囚首垢面于井里，比起市侩交往的人又万万比不上。我不知道他们在世上应该叫什么名字！
强臣论
臣子的强大，是相对于君主的平庸而言的，如果不强大，就不免被那些阿谀奉承的臣子谗言陷害，被软弱的人吞食。死就死，被吃就被吃罢了，眼睛怎么能闭上呢，所以不得不强大。颜真卿因为不强大，最终在八十岁时死于谗言；李怀光因为不得不强大，最终在奔赴王室危难时反而因谗言而反叛。都是千年以来令人痛恨的事。君主的平庸真可怕啊！那么所谓的强臣，正是英明君主所说的能臣，只恐怕礼遇不够优厚。
乔玄的话说：“您是治世的能臣，乱世的奸贼。”我由此观察，如果曹操不遇到汉献帝，难道缺少匡扶天下的功勋吗？如果遇到唐太宗那样的君主，就是萧何、张良、韩信那样的三杰了。无奈那些阿谀固宠的人专门任用依附自己的人，每天从事谗言毁谤，把天下的能臣都驱赶到奸贼的行列！敦之责备王导说：“不听我的话，几乎导致灭族！”晋元帝起初不过是没杀尽的琅邪王，没有王导就没有江东，这是非常明显的。一旦有了江东，就把刁协当作心腹，想要消灭王氏家族为什么呢？晋孝武帝也是年幼的君主，没有谢安出山，那么桓温的逆谋就必然成功了，后来谢安取代桓温的位置担任其职务，所以能击退百万大军，杀死苻融并降服苻朗。既然侥幸无事，而谢道子的谗言就实行了，又为什么呢？谢安只恐怕不免于谗贼之口，全家出行，步行躲避山丘，在广陵下面准备出海船只，想由此回到东方，还没完成就病发了，可悲啊！于是桓玄篡位，刘裕取代晋朝，强者终究能自强，而不敢强者终究岌岌可危而死。
天下强国的臣子，能强大别人的国家而终身不谋求自强，却甘愿岌岌可危而死的人，本来很少。所以英明的君主多能臣，平庸的君主多强臣，所以说强臣之前必须先说庸君。
谲奸论
诡诈没有比曹操更诡诈的，奸诈没有比司马懿更奸诈的。从现在看来，曹操狡诈百出，即使对他心腹之人也不吝惜假装睡觉来诱杀他们；而司马懿竟然夺走了他下巴下的明珠，不必等到他睡觉。所以曹操的好杀已经到了极点，而曹魏的子孙就被司马懿反噬。司马懿咬曹魏
谓无遗留矣，而司马氏之子孙又即啖食于犬羊之群。青衣行酒，徒跣执盖，身为天子，反奴虏于鲜卑，戮辱于厥廷之下也。一何惨毒酷烈，令人反袂掩面，含羞而不忍见之欤！然则天之报施善人竟何如哉？吾是以知天之报施果不爽也，吾又以知谲之无益、奸之受祸也。故作《谲奸论》以垂鉴焉。
译说没有遗留下祸患了，然而司马氏的子孙却又被犬羊般的胡人吞食。穿着青衣侍酒，赤脚拿着伞盖，身为天子，反而沦为鲜卑的奴隶，在敌国朝廷之下遭受杀戮和羞辱。多么惨毒酷烈，让人掩面哭泣，含着羞耻不忍目睹啊！那么上天对善人的报应究竟是怎样的呢？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报应确实没有差错，我又知道诡诈没有好处、奸邪会招致祸患。所以作《谲奸论》来作为后世的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