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芹録卷一

译应答：法度以仁爱确立，没有不靠严厉来推行的。乡里图籍、街坊邻里，哪里容得下全都欺骗？一时的蒙混过关，岂能长久掩盖？况且既然想要处置得当，难道不应当审查得周全详备吗？只要我有真诚之心，终究不会让虚浮的文书泛滥成灾。有人说流民乞丐难以全部收容，然而天下万物同生于宇宙，难道要区分彼此吗？有的让他们暂且寄居以保全性命，有的让他们得以返回故乡，各自根据他们的情况给予生路。只担心我的诚心不够，不要担心我的力量不足。将万物视为与自己一体，这是大道的根本义理。一个人颠沛流离，我内心便感到深切痛苦。凡是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人，都不可没有这种心意，才能被称为天下的士大夫。如果那些用珍稀美味供养自己、饱食终日的人，对哀号在泥涂中的百姓，渺然视之仿佛听不见；那些高傲自满、内心快意却让百姓贫困的人，对辗转死于沟壑的百姓，冷漠无动于衷。这也不是人之常情了。

译古今救灾荒，只有减免赋税和赈济两件事，其余的我没能遍览天下的土地，了解其中的利弊，暂且根据我亲身经过、耳闻目睹的情况，私下认为长淮河以北，赈济比减免赋税更紧迫；大江以南，减免赋税比赈济更重要。淮北居民稀疏如星落，地广土薄，粮食税赋很轻，田地没有蓄水和排水的便利，一旦遭遇水旱灾害，千里之内极目所及，即使不减免赋税也收不到什么，如果强行征收，流离乞讨的百姓，早晚性命悬于沟壑之外，还担心遭到抢劫掠夺，因此赈济的恩惠实际上比减免赋税更实在。大江以南，田赋繁多，人口稠密，没有借贷来源的人很多，一升一斗的供给难以遍及，如果再用歉收的粮食来缴纳沉重的税额，那么地方上存留的粮食就不多了，而粮食和货物的价格必然暴涨，况且饥寒交迫，鞭打拷问难以忍受，变卖家产流亡他乡，是势所难免的，因此减免赋税的好处比赈济更重大。减免赋税和赈济这两件事，在荒年哪能废除？只是在并行实施中，大致计算其虚实轻重，情况就是这样。然而江南田地多属大户所有，减免赋税也难以落实，防止惯例列为等级，明确显示高低差异，这也是拥有大量产业的人所不能抱怨的。至于赈济这一件事，只须责成好的地方官员，发动劝募，公正勤勉地执行，多方面地稽查，务必使无业者得到救济，濒临死亡者得以保全，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政事。朝廷发放国库资金派遣官员，难道不是圣朝的恩德意旨吗？只是执行违背正道，反而滋生骚动，各郡的费用不计其数，民间竟然没有大的益处，这也是当权者应当鉴戒的。以往觉察到先图谋没有弊端，然后才能谈论其利益。

担任郡守积谷备荒是第一要务，不将粮食放入私室，不用于馈赠，购买粮食存入仓库。选择部属中有德行的父老主持仓库，仓库必须修缮完好、高燥，用柴草覆盖以防患。对待主持仓库的人如同对待家中的主人，以优厚的礼遇对待他，免除他的杂役，不让左右的小人有所需求。每个仓廪有固定的数量，损耗有惩罚，再勤加检查询问，考察其盈缩情况。一旦遭遇凶荒歉收，发放粮食平价出售。预先访求有德行的老人，散布到各乡，在明神面前立誓，以诚恳感动他们。偶尔派遣自爱的属吏巡视稽查，或者亲自乘坐小船突然前往查问。因为预备则有所依靠而没有弊端，时间越久越充裕。散卖则百姓便利均等，不至于聚集成群，而且亲身辛劳、诚恳感动不废稽查防备。这样百姓才有实惠，如果这样百姓还流亡丧乱，才可以归咎于天命了。

朱熹常论常平仓的弊端说：“米都浮着灰尘，空壳，不敢挑动；又有影射侵吞支取，难以处理。”我认为这类事情，正是产生治理者，实在少见法度顺应人的弊端罢了。现在谈论的人也苦口婆心地讲常平仓难以实行，说害处大于好处。身居职位担任职责，使国家的好法令没有利益反而滋生弊端，不知道士大夫生于世上，他们安身立命、造福他人，应当如何却如此漫不经心。

救灾荒一事，士大夫稍微以百姓和物资为怀，没有不恻隐地谋求实际救济的。只是心里虽然想尽力，但形势不允许，亲身难以做到。一个人的心思耳目有限，而民间不尽的情状隐秘，小人乘机的奸诈欺骗不可避免。顾此失彼，名义上如此实际上不然，意图美好而法度有弊端，费用实在而恩惠虚浮。即使有禹稷那样饥溺之思，也无益于沟壑中颠连困苦之苦。有人竟说荒政没有奇策，实在令人愤恨。偶然看到世宗庙时，广东佥事林希元上奏荒政丛书，内列六纲二十三项：有二难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赈贷；有六急，垂死贫民急饘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米，既死贫民急墓瘗，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囚系急宽恤；有三权，借官钱以粜籴，兴工作以助赈，贷牛种以通变；有六禁，禁侵渔，禁攘盗，禁遏籴，禁抑价，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其审势立款，推情设法，可谓几乎穷尽。如果斟酌事宜，务必让实惠及民，则在仁人君子自尽厥心罢了。私下思考遣使之戒，前有先例。往年江南受灾，发放国库资金命官赈济，无益而更滋骚扰。司马文正公说还不如专任监司守宰，真是石画。这在朝廷之上老成的见识，只要责成核实而不被少年浮论牵惑，就善了。如果监司守宰身任其事，又以得人为急而难。大概苦心综理虽在我，而布散分任须用得其人。如果一人失用，即一处一事为其所误，而僵死不知几何人矣。富郑公在青州，所用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就民所聚，选老弱病废者廪之，公感之以诚，人人尽力。现在固然没有待缺寄居，惟有见任本境官吏，虽当民艰之日，同有良心，顾地方事任孔棘，如欲付孤子于乳母，所以审择之伺察之，亦不得不加之意也。丘文庄则欲于所部致仕闲住待选依亲等项官吏监生，与夫僧道耆老医卜人等，凡平日为乡人所信服者，俾各就所在因便给散，是用本乡士民。也然，又必为人所信服，亦岂得一概付之天？要各就一方人情土俗，酌于才品，而期其不负委任。若官吏士民，正不拘耳。诚幸得慷慨盟天矢日，与吾共志之人，而

译随即委派他们辨别户籍产业的贫富有无，考察人口的老弱、疾病、孤苦情况。有的随其居住地发放救济以便利百姓，有的就地为那些无法出入往来的人提供食物，让远近饥寒交迫的百姓，仿佛都真切地站在我的面前。凡是荒政所施行的恩德心意，无不像是我亲身施行而百姓切实受惠，这难道不是一方百姓的大幸吗？至于借贷牛只种子、禁止宰牛度僧等措施，则是预先为灾后恢复生产做打算，不仅仅是为了暂时缓解眼前的急难。只有“预备”和“劝助”这两项，不必在条文中明确列出款项。因为劝助这一项，如果执行不好，反而会成为苛求勒索；预备这一项，应当在平时进行，等到紧急时刻就来不及了。倘若受灾过于严重，所需物资浩大，仓促之间筹措钱粮，难免会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叹息。如果只依赖官府仓库，数额有限，支出超过收入，中途就会耗尽，怎么能袖手旁观呢？考虑到这些，必定要在事前不忘筹划经营，在事发时广泛制定方略。凡是各种施行仁政的事情，由自己带头倡导，那么崇尚道义的人自然众多，不可强行逼迫以至于百姓难以承受；治理百姓的政策，要落到实处，那么受惠的人必定能得到实惠，不要留下借机营私舞弊的漏洞。关键在于贤明与权变相辅相成，原则与变通融为一体。如果只按常规办事、恪守规矩，而尽到我方的责任，或者使用智谋过多、事端繁杂而不通晓民情，恩惠尚未施行，抱怨指责就会纷纷出现。唉！心怀百姓的人，必定不会固执己见，那么在艰难紧迫的时期，真的如同自家自身的灾厄，在焦虑辛劳之外，更要广泛咨询。凡是用来汇集众人智慧、借助群体力量、考察细微实情的方法，应当如何进一步实施？真是急切恳切啊。

译我私下回忆，每当遇到灾荒年份，官府发放米粮煮粥救济，然而喝粥的人死亡很多，这并不是粥能致人死命，而是因为饥寒交迫、雨水潮湿，人们自然无法生存罢了。应当知道，能因得到食物而活下来，这是粥的功效；因饥饿受伤、感染瘟疫而死，并非粥的过错。如果将过错归咎于粥而不去妥善安排，那么本可以存活的人也会死去，这就与不仁德的行为相差无几了。只是官府发放米粮，有时委任下属官吏，有时差派地方富户，中间如果敷衍塞责，难免会有侵吞克扣、减少用量的情况，掺杂其他杂物，这才真正造成危害。听说有人在其中掺入石膏和沙土，长期受困、濒临死亡的人，肠胃哪里能承受这些，这恰恰是以好生之德行杀戮之事。如果选择合适的人选并加以任用，用心稽查，应当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喝粥的人中，也有本来能够进食却冒领救济的，似乎应当加以裁减。已经领到粥且有房屋可归的人，也不必担心。只有那些流离聚集的饥民，聚集守候在这里，空腹等待食物，依次轮流发放，直到傍晚才能吃到饭。连续几年丰收，贪吃放纵的人，仅仅得到这些，已经不能吃饱。况且老人和病人，聚集在一个地方，疫病之气相互传染，又正值阴雨连绵数月，湿冷的衣服和地面，都足以伤害人体，这是官府无可奈何的事情。壮年人冒领食物，并不是说厌恶他们，只是要分出资源给那些无处申诉的人，而且官府的力量无法遍及所有人，这也显得不公平。饥民不下千百人，像树林一样密集，像鱼群一样拥挤，从锅鼎之间取食，怎么能按时得到食物呢？米价如珠，柴贵如桂，想要让他们吃饱，形势自然困难。而在遥远的乡村境外，扶着老人、提着弱者，坐卧在荒凉之地，露天搭建的棚屋，四面透风，湿气浸透骨骼肌肉，以积弱之躯，承受六气之贼的侵害，疾病死亡，又岂是粥饭所能救治的？唉！各位都是才名显赫的好官，尚且为此担忧，难道救荒真的没有方法吗？我私下议论，想要效仿范仲淹兴修工程的意思，让壮年人通过出力获得钱款，不让他们白白坐着吃饭；老弱之人则登记姓名、确定名额，限定米量、分开炊煮，数量仅够维持贫困逼迫下的生存，供给可以优厚，但分散居住在空闲处，各自有遮蔽之所。至于疾病医药，自然不可没有；若有死亡需要埋葬，也不容推脱。如果预先储备充足，以奉行圣朝的恩德意旨，勤勉廉洁以自誓，以忧虑百万生灵，这也是我们立身处世之事啊。唉！实行起来非常艰难，谈论起来容易，拿着拂尘谈论兵法，难道不被穿着铠甲的人嘲笑吗？

程颐与人讨论设立赈济法时说：“不限制百姓的产业，没有储蓄的准备，等到饥荒时才开仓放粮给他们吃，粮仓有耗尽的时候，而饥饿的人却多得无法救济。现在无暇讨论根本问题，要挽救眼前的死亡，只有节制才能惠及更广。常见当今州县救济饥荒的方法，有的发给米豆，有的用粥饭喂食，来者就给，不再加以辨别。心中虽然想辨别，也不能做到。粮食昂贵的时候，谁不愿意得到食物呢？粮仓既然耗尽，那么饿死的人就在眼前，无法救济了。几年前一位亲戚担任郡守，爱护体恤之心可谓到了极点，鸡鸣即起，亲自查看分发，官吏迟到的一定责骂发怒。于是流民歌颂，到来的人日益增多。不久粮食耗尽，饿死的人遍布道路。我常同情他的用心，而嘲笑他不善于处理事情。救济饥荒的人，只是让他们免于死亡而已，并不是想让他们丰满肥胖。应当选择宽敞的地方，提前告诫让他们早晨进入，到了就关门不接纳，中午以后才给他们食物，申时让他们出去。每天得到一顿饭就不会死，那些自己有能力谋取一顿饭的人都不会来了。与不加选择就给予相比，应当能多救活数倍的人。凡是救济饥荒应当分两处，选择瘦弱的人煮稀粥，早晚两次供给，不要让他们吃到饱，等气息稍微恢复，然后一天供给一次。第一要先营造宽敞的居所，切不要让他们互相枕藉。如果煮粥饭，必须官员亲自品尝，恐怕有人掺入石灰或不给足。游手好闲的人没有这样的道理。平时应当禁止游荡懒惰，等到他们饥饿时就哀怜他们。这是第一条。按照这个议论记载在遗书中，斟酌事势，征验以往，似乎很可行。每天一顿饭，近来显得微薄，然而仁人君子立爱想要广泛而施恩泽，应当逐步端正，所以能成就广泛，并不是不想厚待他们。稍有凶歉，米粟容易筹措，饥民稀少，不妨如意优厚供给。如果是大荒连年，流离失所的人处处充塞，食物货物无计可施，辗转救济这个不应遗漏那个，丰裕前面又恐怕吝啬后面，那么这种方法最为长远便利。每天得到一顿饱饭，虽然饥饿但不死，中间节省两顿饭的费用，以保全众多生命，延展即将耗尽的财力，扩大得以生存的道路，对人不算残忍，对物不算吝啬，何妨于仁人君子的用心呢？况且瘦弱有病的人，早晚两次供给稀粥，等他们气息恢复后与健壮的人一同供给。所给的粥饭都由官员亲自品尝，游手好闲的人也不拒绝遏制，处置存恤，更为周详了。我私下又说，吃饭的人已经供给并出去，未必不可以另外经营一些地方。土产和水产，也都是接济的物品。只是所给的粥饭，必须甘美丰厚，务必让他们充足，又不致病。这正在于官府委托得人，每锅亲自品尝验证供给。如果只是交给寻常的杂役，任由他们克扣减少、滥给劣质，粥或许稀薄，饭或许亏少，这是每天供给一次，不用等到三五天就会饿损枯瘦濒临死亡。远不如一天供给两次，尤其侥幸一次得到救死之益。纵然日后事情不能继续，而一时侥幸还有得以生存的人，其利害相差，几乎有天壤之别。所以我最赞同伊川的这个议论，而不敢轻易言说，正担心有人以虚文应付事情的心态，实行节制浮华、遵从实质的政令，实质的利益还未显现，虚文的危害更深。这是前贤苦心密议，反而成为祸害的阶梯以

译杀人，是因为用来防备的措施不够得力、不够完善，从而导致这种防备留下了祸患，这难道不值得深深忧虑吗？这难道不值得深深忧虑吗？伊川先生的这项建议考虑事情最为周全，然而如果在土地极度贫瘠荒凉、粮食无处筹措的地方，则适宜采用这种方法。又必须要求官员勤勉敏捷、精明干练，亲自到场目睹，让事情都落到实处才可以，如果稍有虚假疏漏，那么死伤人数就无法查考了。至于如果粮食可以广泛筹集，数量不至于匮乏枯竭，加倍优厚地发放，又何必吝惜烦劳呢。只是这种说法也不一定适用，仁人君子应当斟酌时势的适宜情况而灵活增减，总归是出于对百姓生命如同同出一脉的怜悯之心，凡是思考如何周全地防备那些未尽之处，正是想要切实地保全百姓的生存之道。古人不敢爱惜自己焦灼辛劳、手足生茧的身体，这种心意是可以想见的。

译限制田产这件事，能够平均财产、均平徭役，节制富人、扶助穷人，是治理国家最好的善政。前人常常苦于没有奇特的救荒防备措施，我私下认为，防备灾荒还有什么比这更奇特的呢？因为等到灾荒已经发生再去救援，仓促之间难以施展，所以没有奇特之处；如果在灾荒尚未发生时就进行防备，就没有临事补救的紧迫，也没有耗费过多且分配不均的祸患。况且人们各自有所依靠，灾荒自然不能成为灾难，这难道不是奇特的防备吗？大体上天生了这些人，让他们依靠这片土地生存，用一方土地养活一方的人，土地与人常常是相均衡的。先王审察到这一点，于是划定方圆百里的区域来设置国君，根据人口数量，划分井田并授予田地，每人得到一百亩以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至于多余的劳动力也有分得的产业。收获的粮食足以度过一年，剩余的用来防备灾荒，哪里会有缺乏衣食而流离失所的人呢？自从阡陌开辟，田地没有固定的制度，多的人兼并到千万亩，没有的人连插锥的地方都没有，于是开始有了奴婢和佃户，贵贱之间有余与不足的差距，变得非常悬殊了。丰收的年份，穷人努力劳作来供养富人；歉收的年份，富人厚自蓄积而使穷人困苦。这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直到今天，天下之所以不均衡、不平等的原因，全都在于此。在郡县制时代谈论井田制，不是迂腐就是狂妄，然而贫富难道不可以均衡衡量吗？现在的富人有田一千亩，就是古代十几家的产业；有田一万亩，就是古代一百多家的产业。田地收入达到千万，其所应当供养的人口不过二三十人罢了，剩余的都消耗在冗杂的人力和浮泛的用途上。那一百多家没有田地的人，他们自身和老人孩子，都依靠为人劳作来度过一年，遇到凶年歉收就束手无策而坐以待毙，导致这一百多家人的颠沛流离，怎么能说不是拥有千万亩田地的人造的孽呢？现在如果命令限制田地的数额，多的不能超过若干，少的不能失去一百亩，或者五十亩，或者二三十亩。无论是一百亩、五十亩，即使让人得到二三十亩，男子努力耕种，妇女从事纺织，常年计算下来，食用不尽的部分，就可以逐渐积蓄以备荒年。即使没有多余的积蓄，但田地和房屋依然完好，还可以抵押借贷，以勉强维持一年的生活并等待来年的丰收，也不会最终倒毙在沟壑之中。况且人们既然各自有产业，同乡同籍有余力的人，还可以推让来互相救济，并期望日后得到偿还，官府设法救济的人，也可以按照户籍查审，而不必担心虚实难以核实。即使其中有户籍散漫、孤苦无依的人，这类人既然稀少，也容易推求另行商议周济，必定不会苦于难以稽查而弃之不顾。这难道不是明显通达有利的办法吗？孟子说：“贤明的君主制定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向上足以侍奉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丰年终身饱食，凶年免于死亡。”大概千古以来圣帝明王救荒的奇特防备，都包含在王道政治中，非常明确。圣贤在书传中明确陈述了这些防备，而后人常常苦于没有防备，难道是忽视而不讲求吗？还是拘泥于古代的法度而不善于师法其意旨来变通呢？那么三代以下，数千年间，百姓饥饿困苦而死的人无数，罪过难道真的属于年成不好吗？是由于豪强肆意兼并，而上面的人安然不为限制。圣贤有非常奇特的防备，却不能讲求变通以付诸实施，都是可恨的。

梁惠王迁移百姓和粮食，这是谈论救荒的事。孟子只说实行王道，开始是不违背农时，不使用细密的渔网，不在非时伐木，接着是种植宅旁桑树，畜养鸡猪，制定田里制度。这在灾荒之年说，岂不是近于迂腐吗？然而平时如果能实行这些，灾荒自然不足忧虑。古人耕种三年，剩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正是为了这个。鲁哀公担忧年成饥荒匮乏，有若告诉他实行彻法。彻法，是一个男子受田一百亩，八家通力合作，上面的人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而已。生产者能够尽力，征收者不追求盈余，人们都能凭借勤俭自给自足，积蓄还担心什么灾祸呢？《周礼》中的荒政共有十二条，考虑极其周详。然而这主要是圣人在官职上立法，尽到曲折防备的事，以等待天命的定数罢了。如果像桑林、云汉那样的大旱之后，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不能不惶恐不安。为什么呢？天灾横行，人力无法遏制；民间枯竭，难以支撑；财物不能神运鬼输，人不能家家赐予户户供给。那时即使想采取奇特的防备，恐怕尧舜也会苦于广施恩惠。所以王道贵在预先防备，应当让灾荒不成为灾难。这是古代养育百姓的善政，有辅助天地所不及的地方，确实不是小补。当今授予田地的方法难以实行，而民间的产业可以逐渐均衡衡量，只有严格禁止兼并，使富强之家不能超过一定数额，多占贫弱者的衣食资源，极力安抚保全，让他们能够保守，苛捐杂税和繁重赋税都尽力宽免，要使每户有名下的田地，人们很少有无所依靠的。这才是当今的王道，而对于荒年的防备，也差不多有十分之六七了。

江南的差役以田地多少为顺序，这是经书中的法度。国家以百姓为役使，以田地来制定，即使是古代的盛世也不能改变。后代人奸诈法度败坏，百姓不都有田地，役使也不完全跟随田地，于是有了偏累不均的怨恨。大概全天下都是这样，江南最为严重。江南是财赋繁重的地方，各种役使最称烦重。现在拥有巨大产业的人家，悠闲富足，坐享淫侈，而只让贫苦的百姓资财窘迫力量单薄，奔波劳碌，这是当世所认为不平的事。如果对于士大夫的产业立下定例，限制他们的品级数额，额外有余的，再制定裁抑的方法，或者直接从官场惩戒警示，或者特别设立乡政来遏制防备，务必让他们不得任意逾越，以侵削里

译阎陵人夷志节。倘若超过营田的额外份额，就会被议论为损害廉洁。只要教化严肃、风气清明，必定没有人敢公然托付不相类之事。至于那些登上坟墓时情意深重，而洗涤污秽之心微弱的人，既然他们想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百姓，国家又何必轻视士人呢？这确定了士大夫的条例，应当明确颁布朝廷章法，以达成统一标准，不能仅仅委托给郡县处理。这项制度确定后，然后对县官和民户的田地进行丈量核实，归并造册，按照产业列出姓名，依次注录徭役，多寡不乱，轻重不逾越。下级不得私下营谋脱减，上级不得歪曲法律抬高或压低。这就在均平徭役之中，便有限制田地的用意。大抵田地多，徭役不妨过重；田地少，徭役不妨加轻，将使富人势力不可能过多，穷人没有理由有所需求。随着岁月的加深，慢慢等待推移的道理。这是在无制度之后制定法规，将寓意寄托在常法之间，在于任职者以公正之心，推行公平之政，并且坚持长久守护，或许均平的功效可以逐渐实现。即使末世没有完全的功绩，也可能接近十分之五。至于顺应时势，法令务必有利而不致伤害百姓，真正执行时不失去本意，而最终归于正轨，则在于善于执行的人用心真诚周密，审慎谋划没有弊端罢了。然而它之所以难以推行，是有原因的。大抵朝廷一人和民间万口，没有不知道其便利的，但当事者以及阻挠的人都大大不利。言论上成为仇敌，行动上成为盗贼，所以历经千余载终究没有成法。确定议定不要疑惑。

译自贡助彻行，都根据人口数量授予田地。百姓下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上有供养君主的义务。这大概是均衡天地的大利，是帝王的良法，万世不可改变。春秋时期这种制度尚未完全泯灭，鲁国实行履亩税制，有子对此感到忧虑。战国时期开拓疆土的诸侯，于是大大破坏了旧有的法度，流毒后代。所以孟子关于井田和划定疆界的学说，在齐国和梁国反复强调。大概宇宙间如果没有这种制度，百姓生存的理就不均衡；圣贤如果没有这种道，推行仁政的事就不能通达。因此考录汉代以下谋划国事的议论附在后面，大抵建议都是顺应时势效法古代，用意是一致的。

汉代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说：“秦朝采用商鞅的法令，废除井田制，百姓可以买卖土地，富人田地纵横相连，穷人连插锥子的地方都没有，城中有人享有君主的尊贵，乡里有公侯般的富有，小民怎能不困顿？古代的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应该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的田地以救济不足，堵塞兼并的道路，废除奴婢制，除去私家擅杀人的威权，减轻赋税，减少徭役，来宽缓民力，然后才可以实现良好的治理。”【所说的“古代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应该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的田地”，这是最透彻的议论。然而最终没有能够实行，不是法令难以实行，而是没有肯实行的人。限制占有田地，堵塞兼并，废除奴婢，除去擅杀，不使贫苦百姓受困，不滋生豪强，这才是良好的治理。后来议论治理的人，都说方便百姓，然而所方便的十分之九是富裕之家，而饥寒交迫的人很少能沾到好处，这能称为良好的治理吗？治理天下的人，竟然让商鞅的法令至今还在，怎么能实现良好的治理呢】

汉哀帝时，师丹建议说：“如今几代承平，豪富的官吏百姓财产数以万计，而贫弱的人更加困顿，应该大致划定限制。”朝廷大臣商议，请求诸侯王、列侯、公主占有田地各有定额，关内侯、官吏百姓占有田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三年，违犯者财产没收归官府。当时因为贵戚宠臣不便，于是搁置不实行【期限三年，违犯者没收归官府，不算苛刻了。唯独因为贵戚宠臣不便，使得关乎天下百姓的大计竟然废弃不实行。这正是世间积弊沉疴的病根。汉代法律严厉，只有贵戚宠臣的力量能阻挠此事，官吏百姓不敢。后代权贵豪门富户都能凭私意阻碍此事，实行起来更难了。关内侯、官吏百姓占有田地、奴婢也必须有等级定额，现在一概说不得超过三十，这是牛奇章所说的粗略而不可行的】

北魏孝文帝时，李安世上言说：“年成饥荒百姓流离，田地产业大多被豪强所占夺，虽然井田制难以恢复，应该重新平均丈量，使劳力与产业相称。”【劳力与产业人人不同，就应当人人平均丈量；事情既显得繁杂，而且田地没有固定数目，只以劳力为标准，这就成为日后多占田地的开端。而平均丈量就没有尽头了。当时南北交战，战事未息，田制或许难以划定界限，暂时采取这种变通的办法，以救时弊，拯救百姓艰难，也不算没有益处】唐代陆贽议论限制田地时说：“古代一个成年男子受田不超过一百亩，是想让人不荒废田业，不荒废耕耘。现在富人田地纵横相连，穷人没有立足之地，依附强家，终年服劳役，常担心不够用。有田的人家，坐吃租税。京畿地区的田地，官税五升；私家收租一石，官府取一份，私家取十份。应该制定占有田地的条令限制，这是安定富人、体恤穷人的善法。”【所说的依附强家，终年服劳役的，现在的奴婢佃户都是这样。只有兼并之后，穷人失业，才有这种情况。如果按人口授田时，那么都是井田通作之夫，各自能自食其力，何至于依附别人服役呢】

唐代牛僧孺议论均田说：“防备周人井田的制度久远而不可恢复，汉代限制田地的数额粗略而不可行。现在户籍不完备，迁徙没有制度，富人得以独占利益，穷人不能独占产业。于是编户百姓逃避成为游手好闲的人，良田合并到豪强家中。如果真能诏令天下官吏，随人所在，都准备贡赋借贷。来的人查清他的来源，去的人审明他的去向，居住的人详查他的产业，生病的人筹划他的数目。按时向县呈报户籍，每年向州呈报户籍，州与县互相通报，然后颁布限制田地的科条，加重兼并的法律。使公侯卿士、方伯连帅，下至豪商大贾，不得广泛兼并吞并以独占厚利。如果这样，那么均田的事就寓含在其中了。”【借贷百姓限制田地，按人口受业的应当这样。但在借贷时恐怕不免繁扰，而且既然不是受田人借贷，为什么不干脆一心限制田地，严禁兼并，自然惠及无田者。等到有了田地之后，随产业立户，列入版图，那么百姓不待借贷而自然借贷了】

宋太宗对宰相说：“井田的制度，确实是治理国家的要道。后世统治天下的人，违背井田制则贫富不均。我深深念及百姓，虽然井田制不能立即恢复，顺应时势创立法度，逐渐均衡贫富，那么我有别的规制，最终应当实行它来安定四海。”【三代以下的君主，没有自己能知道这一点的，只有宋太宗知道，然而最终没有见到他所创立的规制，难道是当时辅佐奉行的人没有相成吗】

宋仁宗天圣年间，上书的人说赋役不均，田制未立，于是下诏限制田地，卿以下不得超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免除徭役的不得超过十五顷。只在一州之内，超过这个数目的按违制律论处。用田地赏赐告发的人，不久三司说限制一州的田地，而选择葬地的人牵涉阴阳的说法，以至于不敢举事，又允许在限额外设置墓田五顷。而管事的人最终认为改变田制不便，不久就废除了【唉！管事的人，就是认为限制田地不便的人，法令怎么能实行？古代没有死徙

译走出乡里，用来使风俗淳厚。如今却凭借阴阳五行等浅薄的方术，再次开通选择卜问葬地和墓田的惯例。难道不知道夏、商、周三代的公卿世家，哪里都能得到吉祥的墓地，而他们的子孙却相继贤良吗？

译宋高宗起初在河朔地区时，亲眼见到民间的疾苦，曾感叹知县人选不当，一旦充当差役，就会导致家破人亡。等到他即位后，深入探究讲求，到了建炎四年十二月，于是制定了差役法。以材疃三十户为单位，每科轮流差派一名甲头，催缴租税。以二十五家为一个保，十六个保为一个都，从中选拔才力出众、家资富有的人两名，担任都保主。一个都内的盗贼、火灾等事务，其次由保长负责。如果是品官，则一品官限田五十顷，直到九品官限田五顷，免除差役。子孙防尽（指官职荫庇资格用尽），则与编户齐民一样。太学生以及通过解试的人，允许招募他人充役。军丁、女户以及孤弱之人全部免除【按：此法即今天的里甲差徭，如今江南的解头收兑等项号称粮长役，更加烦重】宋留正关于役法的议论说：自从井田制度废除后，赋税徭役的制度就出现了弊端，至于役法的不公平，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豪强权贵之家，占田超过制度规定，虽然有限田的法令，然而他们的田地是普通百姓的百倍，即使让他们服役，又怎能救济小民的困苦呢？大概他们拥有十家之田的财力，却只承担一家的徭役，那么剩下九家应承担的徭役，又将转嫁到平民身上。限田的徭役，确实不足以使徭役均平，那么不让他们服役而限制他们的田产，大概是可以实行的。圣朝打算宽待百姓，而朝廷中的议论尚未确定，难道不是等待今日来实行吗【三代盛王能使一千八百个国家的君民谨守井田制度，后世的君主不能禁止豪强权贵不逾制占田，那么统一天下所命令的事情是什么，这应当探求其根源而得到根本原因。留公限田而不役的议论，最为精当】

宋理宗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上奏说：“豪强兼并的祸患，到今天达到了极点，不限制百姓名下的田产是不行的，这也是拯救世道的权宜之计。本朝定都钱塘，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外面的疆土日见荒芜，内部的百姓日见繁多，权势之家日见兴盛，兼并的风气日见滋长，百姓日益贫困，经制日益败坏，上下煎熬逼迫，有识之士为之担忧。百万生民的养育资具，都根本于粮食，粮食的产出，都来自于田地。如今百姓的肥沃田地，都归于权贵之家，租米有达到百万石的。小民百亩的田地，连年差充保役，官吏百般勒索，不得已就献出产业给大户人家，以求免除徭役。小民的田地日益减少，而保役不停；大户的田地日益增加，而保役不及。因此弱者的肉被强者吃，兼并日益兴盛，百姓无法维持生计。在这个时候，能不严格确立经制来作为防范吗？去年谏官曾以限田为说，朝廷置之不理。请求告知二三大臣，采纳臣僚的论奏而实行，使经制得以确定，兼并以堵塞。以此来尊崇朝廷，充裕国计。陛下不要受权贵近臣言论的影响而动摇初衷，大臣不要因害怕仇怨众多而废弃良策，那么天下就幸运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种种即是今日江南的事，不必另外寻求民瘼来陈述了。陛下勿牵贵近，这两句话是一篇中的千斤担子】

元世祖时，赵天麟上奏说：“我曾计算，方圆千里的土地，总计百万井。山川城市等，除去百分提封中的三十六分外，确定六十四万井为私田，五万一千二百万亩。其中井田的公区，除去住宅二十亩之余，为公田五千二十万亩。又根据粟稻等子粒的多寡进行乘除，每亩每年只按一石五斗计算，那么私田的子粒可得七万六千八百万石，公田的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万石。那些鳏寡孤独无告的人，须先赈济恩惠他们。上下和睦，贫富均平，这是隆周之所以兴起，穆穆迓衡，而孟子之所以不惮区区告人的原因。自从嬴秦变法之后，富人田地连阡陌，而穷人没有立锥之地。回想古道，〇矣哀哉。越到今天，王公大人之家，有的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称为草场，专门放养牲畜。又江南豪家广占农地，驱役佃户，没有爵位而有封君的尊贵，没有印节而有官府的权力，恣意妄为，无所不至。这样而不治理，教化实在难以推行。又穷人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地，甚至有卖妻鬻子的，虽然是土风的常态，然而也是衣食不足所导致的。衣食不足，是由于豪富兼并的缘故。当今的急务，没有比恢复井田更重要的，尚恐骤然骚动。天下的豪富之家，应当限田以逐渐恢复。凡是宗亲王公之家，限田几百顷；凡是巨族官民之家，限田几十顷。凡是限外退田者，赐其家长以空名告身，每田几顷，官阶一级，不让他们居实职。凡是限田之外蔽欺田亩者，坐以重罪。凡是限外田有佃户者，就令佃户为主。凡是未曾垦辟者，令无田之民占而辟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税，次年减半，第三年依例科征。凡是占田不可过限，凡是无田之民不欲占田者，听。凡以后有卖田者，买田亦不可过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顷，二品者十六顷，三品者十五顷，四品者十二顷，以下俱以二顷为差，至九品但二

译不久罢了。百姓或许能获得恒久的产业，官府足以供养廉洁的官员。如果这样推行，五十年之后，井田制有望复兴了【九等公田，这是现任官员俸禄的数额，豪强权贵家的田亩尚且有限制而没有定额。右边的百乘之家，拥有采邑。其下都是俸禄，做官有固定的职务，也有固定的俸禄。如今升降进退没有定规，不能禁止他们私自经营产业，只是没有限制，任由他们纵横驰骋，力量足以自我增殖，无不极力谋取利益。厌恶豪门差役，转嫁给小户，致使贫困失业而冻饿死的人，固然都因此造成。身居要职掌权，与豪强巨室，没有一人不图谋私家便利，而没有人肯从公议施行良法的，其弊病也正是因此造成的】

译我认为限制田产和平均田产，虽然意见不同，但这两种方法可以相辅相成。如果财富有上限，那么不足的部分自然就能平均。纵然事情难以仓促完成，需要耗费数年才能最终实现平衡，这也比放任其自行发展要好。对于豪强贵族的财产，在限额之外加征徭役，这也是一种裁抑豪强的方法。宋代留丞相又说，田地多而徭役轻，无法救济贫民的困苦，不如不征徭役而只限制田产，不让其过度，这样更为妥当，这也是考虑周密、谋划深远的见解。自从秦法废除之后，董仲舒便在汉代倡导限田，后来人人都在谈论，最终却很少施行，这是因为反对议论的人太多，而且主要在于负责办事的人怯懦而不专断。那些有能力推行的人，都厌恶去推行；身处事务之中的人，没有完成事情的职责，难怪难以实行。然而，制定财产规范，禁止超过限额，并非为了私利国家，也不是为了残酷毒害百姓。夺取多田者的土地，人们不忍心；但让贫民无田可种，任其死去，这难道就忍心吗？只是说急切推行并不适宜罢了。规定限额而等待他们自行裁减，怎么能说是夺取呢？如果真的遇到愿意治理国家的朝廷，奉行公道的辅佐大臣，刚强有力且不阿谀奉承的地方长官，上下齐心，彼此没有抵触，斟酌制定统一的制度，放宽十年的期限，豪强不敢违法逾越，贫民也能得到周济救助。即使不能使田井宅桑恢复到上古的状况，也应当能看到村落之间，烟火逐渐稠密，而很少出现荒芜的田地和空荡的房屋。俗话说：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这并不是说人可以自我治理，不需要法律，而是正说明法律没有人去执行就无法施行。那么，限田均役历经数千年成为空谈，难道不是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吗？

管理百姓的官吏，其政事应当以教化风俗为根本，端正伦理，厚待恩义，确定名分，崇尚礼节。凡是晓谕民众、听讼断案之间，无不体现这一意图。实行一个月，必定能够有所挽回。这也是逐步恢复古代防制的开端。唉！如果不通晓圣贤大学之道，不熟悉帝王治世的风范，就不足以与此相提并论。

五帝三王，世代被称为有道，不过是说公平罢了。后代动乱灭亡相继发生，正是违背了这一点。夏商周三代以前，王畿不超过千里，而普通百姓也不失百亩的口分田。公卿大夫士，向上食用君主的土地产出，向下承担民众的事务，哪有厚积财富、挥霍无度，放纵自己而危害他人的呢？这就叫做公平。周朝衰微以后，失去公平已经很久了，然而每个朝代的末期则更加严重。不平到了极点，不可能有尽头，必定会有变故。最终没有不回复的，在反复之间，这就是千古兴衰更替的征兆由此产生的原因。我私下观察吴地贵族家庭，田产动辄数以千万计，收入既丰厚，就僭越滥费没有节制，华丽的厅堂广阔的园林，歌舞女乐肥美甘甜的食物，穷尽放纵恣意。局势本来没有一个人兼并数千百家而还认为不妨碍他人的，当权者也厌恶他们，图谋消耗他们的势力，屡次尝试。秉持正道的人稀少，承担怨恨的人艰难，最终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我私下认为事态已经到了极点，必须进行一次平抑。不平抑，将来必定会有反复。平抑得更晚，那么事态变更就更大。我不敢预测其后，但征验往迹，知道不会差错，所以不怕众人的怨恨，再次恳切地陈述。

天下的动乱，源于百姓贫困。百姓逐渐习惯于过度消费，过度消费由于文饰盛行而质朴衰薄。这是以往必然的轨迹。管理百姓的官吏，有意敦厚风俗，应当首先崇尚朴素，约束奢侈浮华。凡是那些浪费消耗的开端，一一明示其根本和末节，并谆谆教导告诫。人如果不是狂妄愚蠢、放荡败坏，很少有不喜欢节约减损的。只是因为一时嗜好迷溺的偏差，有泛滥溢出而不暇顾及的。如果上级以道理晓谕下级，以习惯养成，没有不修雅而厌恶繁杂，乐于节省而吝惜费用的，大概富裕可以接近，风俗日益美好了。现在列举末世浪费钱财的事情，有十一项：一是屋舍的宏大壮丽，二是器用的工巧精致，三是厨馔的精良丰厚，四是服饰的华丽珍贵，五是奴婢的众多兴盛，六是玩好之物的收藏，七是倡优的嬉戏娱乐，八是寺庙的修建，九是斋醮的祈祷，十是婚丧的冗杂浮华。十项之外，虽然还有未尽的条款，大体也足以概括。只要能够推类扩充，应当也没有不简省的。至于地方的士人君子，又应当与他们共同图表正，取法诗书，修盟古义，不要舍弃坚固而趋向不逊，不要蒙昧道义而做无益之事。既以节俭去除奢侈，又以礼仪遵循节俭。既然上级长官的命令已经尊贵，乡邦仕族的家规值得仰慕，人没有不趋向而形成淳朴风气的，很少了。这样，社会固然可以今而复古。其中富豪权贵，无意遵行倡导，反而让人视其为阻碍，这足以关系到自身门庭，何必谈论今天将其列在礼乐政教之外呢。

太平有道的时代，民间风俗没有不淳厚俭朴的；乱世的事情，没有不是由于浇薄奢侈的。大概奢侈则财富消耗，财富消耗则人穷困，人穷困则奸邪放纵心怀动乱，世道于是多故。古代百亩一家，仅够终年供给，鸡豚纺织，只供老人。士大夫羔羊素丝，以质朴吝啬为宝。上级不崇尚奢侈，下级不能奢侈，所以道德隆盛风俗美好，治理称为雍容和乐。自从王道衰败后，上下没有节制，贫富不均，有一个小吏而比拟公卿，服食供用，任意丰丽，只以力量为标准，没有限制节制。富人习惯花费而不顾其后续，窘迫者羡慕他人而不安于本分，天下岂能竟然安然无事没有意外呢？汉代贾谊在《治安策》中所说“屋壁帝服，倡优后饰”者，确实是末世靡俗的所有。又说“饥寒切于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国家已经屈辱了，盗贼直须

译当时罢了。这难道也是随意对待“担心世人没有效仿”的论调吗？我们高皇帝确立制度，平民百姓家不得使用金线刺绣、锦缎、绮罗、苎丝、绫罗，只允许使用防绢；首饰、钏镯，也不允许使用金、玉、珠、翠，只允许使用银花。又告诫户部说：“我认为粮食充足在于禁止从事非农业的末业，衣物充足在于禁止奢华靡费，你们应当向天下申明，士农工商各守本业，不允许游手好食，平民百姓家不允许穿锦绣。”真是卓越的圣明谋略，所谓使百姓富足、保持防范的关键要点，就在这里。后人随意看待，认为这与治理无关，是不对的。假使当今有人提出这样的言论，设立禁令必定会遭到嘲笑，认为这是轻蔑琐碎之事，即使施行也不会尽心，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实际执行的效果罢了。试着让执政者用这些原则来管理家庭，检验其减少烦琐、崇尚朴素，确实有实际益处，那么推广开来以教化大众、统一风俗，必定会有人清楚地知道这最终有利于世道人心的。

译天下所依赖以维持安全的，是刑罚、政令与法纪纲常。过去的贤人将扰乱刑罚、政令与法纪纲常视为导致国家混乱的原因；所谓混乱，就是治理的对立面，刑罚、政令与法纪纲常失去了应有的条理，这难道不是混乱吗？政令混乱则国家危殆，随之而来的是灭亡，这是千古以往的历史事实，必然的验证，非常显著明白。然而刑罚、政令与法纪纲常之所以混乱，大致是因为君主和权臣各自顺遂私欲，九卿百官都违背公义，任用贤愚不一定符合人的实际才能，提拔贬黜不一定依据事实。因此在外的大小官员，因坚守正道而招致怨恨，因徇私舞弊而获得赞誉。政令清明、刑罚公平，朝廷中那些未能得逞的人便心生忌恨；整顿纲纪、严肃法度，上级若不察觉，那些被阻挠的人便视为仇敌。如果不是向来厉行节操、怀抱忠贞、不肯自甘堕落的人，谁愿意苦于身处困境、行为危险，孤身立于风波冰炭之间，去操持国家事务，抒发百姓的忧患呢？于是众人互相依附，沿袭一切旧弊，苟且偷安以求侥幸平安，而刑罚、政令与法纪纲常日益陷入玩忽懈怠、败坏不堪的境地，不再加以整理，积累成为定局，甚至发展到破坏废弃、消亡的地步，局势必然无法再振兴，那么上面没有制约奸邪的法令，下面怀着挑拨弄权的奸诈，不明事理的人不知道以此为耻，触犯法网的人不服罪责，强者炫耀其武力而弱者无法保全性命，富人施行其货利而贫者无法伸张压抑，智者专擅其狡诈而愚者无法通达实情，吞并倾轧的祸患，转而相加且日益严重，局势必然走到穷途末路，事理必然发生反转。于是上天思虑改换树立新主，人心思虑另投他处，大难突然爆发，而皇位便不可保有了。所以刑罚、政令与法纪纲常，是整顿一世民众与事物的工具，也是天命人心得以存亡去就的依据，确实可以作为昭示鉴戒的衡量标准，后代君主若想为宗庙社稷打算，怎么能懈怠玩忽、轻慢随意，从而丢失这件事呢？

采芹录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采芹录卷二

明 徐三重 撰

先圣的木牌位从洪武年间就已经改设在太学，这大概是圣朝卓越见识超出万古的地方。天顺年间，林恭肃任苏州知府，因为庙中塑像损坏，奋然说道：“塑像不符合古制，我太祖在太学改为木主，百年的弊习才得以革除。即使没有损坏也应当毁掉，现在趁着损坏而更换，有什么不可以？有人或许以毁坏圣贤像为疑忌？”林公说：“这是泥土，难道是圣贤吗？孔子生于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哪里知道所谓泥像呢？况且古人席地而坐，姿势也不像这样。”于是连同配祀的各位贤人都改设木主。丘文庄也说：“三代以前祭祀神灵只有木主，自从佛教传入中国，才开始有塑像。姚燧类比有制造泥人、铜人像的，门诛则泥像本来就不是前代祭祀圣人的方法。”圣祖下诏毁掉郡邑城隍的塑像，用那些泥土墙壁来绘制云山，记载在法令之首。遵循圣祖的制度以革除千古弊习，难道不是万世儒道的幸运吗？观察两位公的话，就知道国初太学所设木主，当时虽然未能普遍推行，但有见识的议论都已经对这一举措心悦诚服，盼望厘正已久。到了嘉靖年间，肃皇帝考察古法、效法先贤，才毅然下诏天下文庙全部撤除塑像，改设木主。数百年的陋妄弊事，一旦全部革除，遵循典章以光大祭祀，阐明神道以尊崇圣灵，这是宇宙间不可改变的定论定制。即使神圣再次兴起，也必然不能另有异议。至于浅陋的俗见，想用衮冕名号来荣耀大圣，固然失之无知；而僧侣异端，想援引大圣来扶持他们的学说，甚至屈从并参杂老庄佛教的行为，既然难以与他们谈论万世的名教，就应当用国家典章来裁断罢了。

〇治元年诏令考正孔庙配祀的名位，当时建议者张给事九功想要贬黜荀况、马融、王弼，而进用本朝薛瑄；程侍讲敏政想要贬黜戴圣、刘向、马融、何休、王弼、贾逵、王肃、杜预，而另建启圣祠，祭祀叔梁纥，配享颜无繇、曾晢、孔鲤、孟孙氏。这两种提议最为恰当。谢祭酒铎想要贬黜吴澄，认为他出仕不义，也不是苛责。事情下达朝廷商议，吴学士宽则认为配祀如果对经传有益，那么马融、扬雄过去都没有被废除。倪侍郎岳也说马融、王弼等人，他们立身行事并非没有可贬之处，然而六经依赖他们得以保存，他们的学说怎么能全部废除。一时之间评议，因为意见不同，最终没有施行。到了嘉靖年间，世庙采纳大学士张孚敬的建议，更换配祀的人选，以及建设启圣配享，都按照张、程、谢三公的提议。至于去除土像、设立木主、改封爵号为先师、贤儒，礼义正当极为尊崇，文物典章卓越万古，不是圣明的君主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我私下认为这件事所应当持论的，难道是因为先圣的崇高祭祀仅仅因为他是经传的传承者吗？还是因为巍巍的道德呢？各位所讲授的未能精妙契合先圣的深意大义，而人品志行又不无有与名声实际不符的地方，难道应该因为空谈言论著述就得以参预洙泗群贤的行列吗？这正是议论者所应当权衡考量的。吴、倪两位公的议论，在了解道德方面确实令人遗憾。

高皇曾经与儒臣讨论学术，陶安回答说：“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邪说危害它。”皇上说：“邪说危害正道，就像美色迷惑眼睛，很少有人不被迷惑的，如果不是豪杰不能决然去除。邪说不去除，那么正道就不兴盛；正道不兴盛，天下怎么能治理？”陶公叩头说：“这确实是探究根本的至理。邪说的危害，没有比佛老更严重的了。圣祖在位时，对佛教徒大有约束，创立庵寺有禁令，私自披剃有禁令，书写符箓求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