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芹録卷三

译铺陈于各种表彰文书，记录在竹简帛书上。不知道圣朝纯美的德行和崇高的功业，自然足以光辉流传百代，并不因为这类记载的有无而略微影响其轻重。

译设立官妓，不知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伏羲时代聘娶妻室，是为了区分家庭与外室。《周南》端正教化，是为了感化江汉地区。当时哪里会有这种事？这一定是战国时期燕赵之地，以及六朝淫靡冶荡的秽俗，流传浸染至今的结果。它伤害败坏礼教政化，哪里需要多言？如果民间有这种现象，尚且应当痛加革除，何况可以由官府制定法规来设立呢？开国时的经世治国方略，缺少这一件事，并不算千古的缺憾。世道遥远，皇位更替，礼法随时代变迁，而这件事却像沼泽一样长久存在，如同夏商周三代一样，难道另有特殊的关系吗？即使是圣人也无可奈何。

明太祖时，解缙上密封奏章，说法律以人伦为重，却有配给夫妇的条款，听任不义之事，恐怕会伤害节义教化。又说官妓不是人道所为，可以禁止断绝。当时皇帝赞赏他见识通达。现在配给的法律，只用来处置叛逆者的家眷，似乎也不值得惋惜。但官妓的设置，两京都有，由教坊管理，历代沿袭，没有见到有人提议变革。有人说祖宗设立这个，是为了安抚怀柔远方的人，仿佛宾客到来如归家的意思。这或许只是暂时为了招集人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而治理国家的典章刑罚，本来应当以解学士的奏疏作为治世端正风气的正论。

明太祖定都金陵，于是东南地区的岁供用度有节制，转运又近。有人劝他迁都长安，圣旨说因为疏通漕运艰难，暂缓此事。深思熟虑很久。明成祖龙兴于北平，后来称为行在，迁都的议论往来筹谋，过了十几年才决定经营。到明仁宗时又改称行在，直到明宣宗一朝都没有改变。明英宗六年，才最终去掉行在的称号，称北京，于是定为都城。大概控制边疆则北方便利，体恤民力则南方便利。祖宗的深意，在四朝之间徘徊后才确定，确实不容易。现在列圣垂衣而治，运输挽运半个天下的物资，对内安抚对外镇守，是重要的神妙区域。只是宗庙朝堂，百官六军的供给，江淮河济险阻上下的漕运费用，妨碍农业，经历寒暑，牵挽往返数千里的人力，且不论奸邪的巢穴日益繁多横亘其中。近来赋税额度只增不减，运道常常堵塞难以通行。为社稷万年考虑的人，应当每天探讨其利害关系而清晰地远观，警惕地深思是可以的。

国家定都燕京，西北地区土地都贫瘠，财赋不得不依赖东南，形势颇为艰难悬空。淮安漕运机构的设立，是为了连接南北，控制咽喉，由文武大臣督管，而参用各曹属官员，各自统领将士，指臂相互呼应，首尾相互衔接，大概隐含寓兵于农的深意。无事时用来运输挽运，有事时则并船前进，是数十万披甲的士兵。如果清理其部队，防备其将领，明确其约束，整顿其旗帜，每年在江淮水边、燕齐疆域往返一次，兼足振奋国威，暗中消除奸邪。即使一旦一张纸征调军队，早上出发晚上驻扎，没有一举两得比这更方便的了。至于临清、徐州、淮安、德州四座仓库，旧时是为转运而设，现在虽然改为长运，但规制还在。如果让四百万粟米所到之处可以储存，十余万军队鼓行即赴，纵然没有辅助大军抵御寇盗的利益，而对于漕河一带突然发生的意外，未必不是缓急时的一种依靠。

元代虞集运粮议说：“东南运粮，实在耗尽民力。现在京师的东面，濒临大海数千里，北到辽海，南到青齐，是芦苇丛生的地方。而海潮每天到来，淤积成为肥沃的土地，应当采用浙江人的方法，筑池挡水造田，听任想当官的富人，集合众人，分配土地，官府划定边界，以万人耕种，任命为万夫长；以千人耕种，任命为千夫长。三年后征收其税。这样，那么东南数万百姓，可以保卫京师，可以防备岛夷，可以节省海运了。”当时反对的人多，事情最终搁置。现在神京本是元朝旧都，濒临大海的淤地，应该和以前没有不同。如果实行屯种之法，就是仿效古代授田的意思，随地纵横划分区域，划定边界招集远近之人，安置垦耕，按丁口分配产业，按户编组甲兵，而相互维系制约的制度，也使行于其间。田地由官府分配，则不是他们的本业，而多少可以平均；人由初来集合，则没有私下的阻碍，而法制可以确定。古代井田兵农合一的制度破坏已久，不能在民情不便的地方实行。现在用闲旷的土地，游逸的百姓，小试行之，而且不必急于求取一时的利益，而从容规划其便利，似乎也没有大的阻碍。而且房屋棋布，拥卫神都，征收赋税储存粮食，缓急可以备用，这对于国家大计也不是小的补益。只是恐怕治理人才难得，做事缺乏实心，更法而生事，少益而多损，则不免成为纸上空谈了。

海运一事，丘濬极力陈述其利益，又考察元朝每年漂失的数量，计算还节省河漕所费，他的话大概是为天下一旦有事做准备，意思不是不好，但没有深思高庙的圣虑。以前廷臣有劝都长安的，皇上说：“漕运艰难，暂且作罢。”又怜悯两浙每年运往京师的粮食，从大江逆流而上，风涛险恶，翻船溺死的人多，命令崇山侯开凿胭脂河以便通行。当时只有辽东军粮六十万石每年由海路运输，然而常说事情不是出于自愿，忧虑在我心里。晚年于是议定屯田，命令那里的军人屯种自给。我皇祖怜悯百姓，真如同四肢一体，如果每年驱使数十万版图内的赤子，九死一生在洪波怒涛之中，必定不是上天的意思。自从定都燕京之后，形势不得不转运东南，而漕河一带虽然

译存在迂回停滞的损耗，却可免除沉船失事的担忧，因为捐税虽多，却比伤害百姓性命要轻。在安定时考虑险境，不能说不是一位深谋远虑的人；而因险境产生戒惧，圣贤更将其视为福泽的根基。如果国家对漕运事务的艰难保持谨慎，知道未来的不易，考虑到突发情况的忧患，节省内部开支，核查关隘支出，保障储备积蓄，衡量赋税征收，慎重督管理事，怜悯军役劳苦，重视农业生产，体恤百姓辛劳，整顿军事机务，查察贪官污吏，那么国家亿万年的长远大计正在于此。倘若认为只有开通海运才能防止危难、拯救国家，我私下担心，危难对于海运和漕河来说是一样的，都无法挽救。

译我们郡里的徐少师曾说：“提建议的人往往夸大屯田的好处，这难道不像诸生应对策问时的纸上空谈吗？试着让沿边官员核查可以屯田的田亩，规划其条理，那就无从下手了。”这话必定有所依据。景泰年间，商文毅公曾说：“口外的田地极其广阔，因为先前在京的功臣等官员将口外附近各城堡肥沃的田地占作庄田，那些空闲的田地又被镇守总兵、参将以及都指挥等官员占为己有，军士没有就近方便的田地可耕。边民且耕且守，像汉代的赵充国、诸葛亮、晋代的羊祜都有已经实行的明显成效。今日守边的关键，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舍弃屯田，而想要边城充实，即使倾尽府库的财物，耗尽百姓的财力，也奈何不了军士数量众多、岁月久远，难以持续。”王文恪公也说：“国家边防费用最大，想要节省转运的费用，不如兴办屯田。兵法说：夺取敌人一钟粮食，相当于我方耗费二十钟；屯田收获一石粮食，可以抵当转运二十石粮食。赵充国在湟中屯田，内有节省费用的利益，外有守御的准备，最终困住了西羌。唐代韩重华经营屯田的利益，东起振武，西过云州，直到中受降城，每年节省钱一千三百万缗。这是前事的明显成效。”现在三边的土地固然还在，而人们认为不可行的，为什么呢？两位公的议论又如此，难道都是纸上空谈吗？大抵便利容易施行，而积弊难以消除。徐公所说的“无从下手”，难道正是说功臣、镇守等官员占据日久，视为旧业，一旦清理查刷，既没有旧籍可查，又难以一概斥夺？况且近来国法不易振作，盘踞倚仗的都是有力能阻挠的人，纵然言事者容易指画，而主持议决者难以坚持，虽然有深远的谋划，也终究无可奈何。

黄河冲决，堵塞漕渠。近十多年来，哪一年不治理？又哪一年没有决口？耗费民脂民膏，涂炭百姓肝脑，大概数不胜数。计算功绩尚未核实，败报接连听闻。有智谋的臣子持议，并非不确切，等到突然溃决，无从下手，为国家愁叹，不是一朝一夕了。议论的人说大禹治河，与今日大有难易之别。大禹时只想除害，所以顺水向下流，不违背水性，从径直方便处疏泄入海，自然没有其他祸患。现在又想兴利，必须引水向东南流，以济漕运。水性既然迂曲不顺，而所经过的地方土疏地下，冲溃的祸患在所难免。即使让神禹治理，未必就有长久之策。这确实是审察形势的议论，不是凭空猜测的浮言。但考察已然的事实，国家定都通漕，经历岁月并非不久远。先前黄河不能没有决口，然而治理后安定，安定后不久就决口。难道今日施展谋略兴办事情，都不如前人吗？这必定需要一人昭示感应，不是迂腐的谈论。《诗经》说：“怀柔百神，以及河岳。”又说：“允由翕河。”山川顺度，实在由元气宣通。只有圣明建立中和，乾坤不难得到，何况山泽诸灵，敢违背大顺？这必定不是臣工手足之力所能得到的，贪天之功者。草莽之见，等待旦暮验证。

成化年间，御史李瑢上疏解释纳钱粮的弊端，有说内库所藏弓矢以亿万计，漆角解脱，羽干蛀蠧，都不堪使用，官府只取文书，吏民并缘为奸，请求申饬，或者量减岁辨征其价料，作为修整成造的费用，事下工部议覆，只令如式督造而已。薛方山说，曾监收太医院药材，各处解户通同本院官吏，潜收价值，将旧积药材掩影，观此则知公府各项课程价料所解纳收受虚名罔实，其弊当类如此，工部所覆盖，明知而故为宽处者也。又巡抚马文升奏处陕西三边军饷，户部议陕西岁征税粮及部运银布三百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处岁支粮料并银布折支俸粮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万六百八十三石，尚余一百三万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开中盐粮之类，以三年计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计之，可足四年有余，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纳耳。方山亦言，尝备兵延绥，其岁征税粮年例银两，计应用有余，时属张知府给散克减侵欺，数多动称不足，尝揭其端以达巡抚总制，皆支辞批答，不肯查理，知府亦竟得寅缘美升，观此语则知各边钱粮上下相蒙作弊不可究诘，亦类如此。薛所自云二事皆据身历而明着其弊，非悬揣也，此等钱粮方其催征解纳，一毫未足，动须拷扑诘治，及其用之直如是耳，靡于无实者指旧额而藏奸，漏于有余者匿本情而告匮，诛求之目所系甚重，阴耗之术习以为常，民财何以不竭，而国用又焉得称足也？呜呼！生灵膏血，朝廷军国安危重计，虚文侵冒不得为实，积实用者何可胜数，任职之人因循忽漫，犹称不职，况以染指自润，可为良臣乎？

京师

译诉讼案件送至刑部的，必定经过通政司。已经审问审理完毕的，就送往大理寺评定允准后执行判决。这是国家在刑罚狱讼方面最为详细谨慎的地方。那些由巡城御史所发觉的案件，轻微的便酌情责罚遣送，应当问罪的，也必定参奏送交刑部。因为按照常法，不是刑部不得定罪。锦衣卫的设置，只是用来监察异常之事，起初并没有听讼断狱的职责。近来因为冯保借权阉之势，玩弄威福，滥用言辞酷法，罗织罪名陷害无辜。京城百姓视其为黑狱，所设置的校尉不下数千人，全是京师的健豪无赖之徒。所到之处欺凌压迫，气势如同翼虎。穷搜蔓引，以助长凶残贪婪。严重时投放诱饵设置机关，诱骗愚钝之人，一旦一事牵连，便遭覆灭擒获，积蓄顿时耗尽，巢卵俱破。冤屈掠夺之苦，到了不可言说的地步。而这些人居住高堂华室，拥有妖姬名马，出入鲜丽，不亚于贵官，这都是剥削民间所致。台省官员目睹，却忌惮触犯忌讳，案件下到相关部门，便如同再生。而又被明确的防范所束缚，也不能大为翻案。因为这些人依托城社，无人能奈何他们。蠹害政治、残害百姓，实为首恶。如果不是清穆的君主，洞察覆盆之冤，不被左右迷惑，未曾有能痛快淋漓地荡涤清除的。

译天下的囚犯，每五年派遣官员审查记录一次，使用刑部、大理寺官员共十五人，称为恤刑。在京师的囚犯，则由三法司堂上官会审，而特别敕令司礼监一名大太监主持。到了那天，大理寺独自在上方设一座，高数尺，司礼太监据案执笔，罪情的轻重出入全由他定拟。法司高官都卑坐，左右侍立画诺而已。偶然查阅诏令，此事始于永乐年间。然而立法的初衷与当时的行事，大概已不可考。一定是圣明君主爱惜生命，想要布施宽大的恩泽，而担心守法的臣子或许拘泥于常规法度，所以特别派遣宦官共同处理，希望能在法度之外通达宏大的仁德罢了。然而接受命令的人，千万不要因私心而行事，那就好了。

宣德十年，江西发生饥荒，富人鲁希恭、郑宗鲁、胡有初、陈谦等人，都向官府捐输粮食，以协助赈济。巡抚赵新上报此事，派遣行人携带敕书赐劳，表彰为义民，免除他们的杂役。鲁希恭等人到京城谢恩，皇帝命光禄寺赐酒食，遣送他们回去。富人自愿捐粮，并非强迫他们。行人携带敕书，恩宠礼遇已经很重了。然而只称他们为义民，不加封官职。百姓以义著称，不能说不荣耀。赐羊酒，免徭役，又不仅仅是虚名。只是不加官阶，也是先朝慎重名器之意，与后来捐钱纳粮就给予冠带职衔的做法不同。

往昔倭寇之乱，多由闽浙人通商贩卖引诱而至。当时商议禁止遏制、收容安抚，谋划得非常详细。这也知道原因吗？跟随贼人吗？坐困的人投以资财求生，逐利的人借此转运货物。这都是中国内部的利途，竞相追逐而口业空虚。

嘉靖初年，礼部主事仵瑜上疏说：“正德年间，给事中、御史挟势凌人，趋权择便，交游权贵侠士，在园亭宴饮。凡是朝廷的重大缺失，群臣的重大奸恶，都缄口闭目，不再救正。当时犯颜敢谏，视死如归，或者在朝廷拷打致死，或者流窜边疆的，都是郎中、员外、主事、评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张英本是一介武夫，入谏就死，路人悲伤。那些给事中、御史却扬扬自得地出入，好像没听见没看见。现在幸逢圣皇登基，褒奖抚恤忠直敢谏之人，这些人更没有面目再立于清明之朝。奏章下达吏部，搁置不议。”这疏文丑诋往事，近乎伤讦，然而积愤当时，而为此激扬，则不无惩前毖后的意思。我私下认为国家任用官员，应当让人看重官职，不要让官职抬高人。人因为官职而自重，将只爱其官职而不顾自身为人，那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了。给事中、御史只是七品小官，祖宗之意，是想让他们视此官为不足惜，以尽职守。现在却让废弃职守来保全此官，作为矜持倨傲宴游之地，以至于狼藉如此而不顾，国家又凭什么依赖此官呢？

高皇帝时，有懂文的内侍，从容谈及政事，皇上怒其干预，当天就斥退回乡里，终身不再收用。因而令内侍不许读书识字。后来又敕令在外诸司不要与内官监文书往来，以防交通窥伺之奸。曾经说：“自古贤明之君，有谋必与公卿大夫在朝廷谋划，而决断于自己，没听说近习嬖幸得参与谋划的。”圣虑卓绝，大概是博观前代而永远为万世杜绝祸端。当时立法，只供传奉洒扫，没有以谋议相及的，何况事任呢？其教习识字及得参与内外差遣，文皇帝当别有深意。而权侔元后，呼吸祸福，则是乘英宗、武宗两朝年幼得以全揽。大概国家政事独总于乾刚，而典司不无委代。自熙宗、宣宗后，内阁司礼实平分密勿之任。他们又供奉内庭，切侧凭藉传宣，出入庙堂，尚隐借低昂，故其势尤为偏重。一有狡悍无良之人，则操纵陵轹，有莫与持衡者矣。

永乐元年八月，命齐喜提督广东市舶。这是国初内臣任外事之始。《水东日记》谓中官之宠任始于永乐中，然而犹未敢大恣。自后益胜矣。大概高庙手握三尺，与诸将臣起事行间。其后创立宫府，则俱扫除供给之人。又监于前代，防约甚严，无有得干外事者。文庙起于潜邸，危迫艰难之间，不无参密谋，任保防，以劳瘁同济大业者。此一时缓急之赖，乃委任假借之所由始也。

正统十四年，裕陵北狩，学士周叙自南京写信给王文端公直说：“永乐、宣德间，曾仰望少师东里先生。然而考察其举措，究其底里，士大夫公论不容掩盖。《易》曰：‘知几其神乎’；《书》曰：‘慎终于始’，又曰：‘惟克果断，乃罔后艰’。我私下思考三杨辅政之初，一几也，不深思熟虑，身任其责，只阳敛阴施，掩人耳目，虽曰自保，其实误国，故致今年七月之祸。此时先生与诸君子辅政之初，又一机也，宜鉴覆辙，为宗社生灵永远之谋。失今不图，噬脐莫及。岂得即能效子房之从赤松，晋公之营绿野乎？”此书略不见所指，其语隐讽而规切，必是为国朝中官一事也。其所致恨于三杨

译其用意也是鉴于当时的时势并估量其可做的事，并非漫无边际地苛责他人。然而，所谓“公论不容掩盖”，又说“其实误国的人”，恐怕也是诸位君子无法推卸的责任吧？

译给事中贺钦上疏陈述政事说：“有遵循祖训来安置宦官的做法，即内府监、司、局、库等衙门，记载在《祖训》宦官条中。他们的职责不过是洒扫、供养、把关出入等事罢了。近年来像王振、喜宁、舒良、王诚、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铭、梁芳、陈喜等人，有的勾结敌国，背叛朝廷；有的主导更换太子，将皇帝禁锢在南内；有的图谋不轨，贿赂以换取后妃之位；有的邀功挑起边衅，祸害边疆；有的恃宠弄权，收受巨额贿赂；有的引用邪道，蛊惑皇帝的心意；有的进献淫巧之物，盗取国库空虚。这些宦官蒙蔽君主、误国害民、败坏政治、祸害百姓，是众人耳闻目睹的。应当深刻吸取过去的弊端，永远杜绝未来的祸患。对内不能让他们掌管奏章，参与重大政事；对外不能让他们镇守地方，掌握兵权。这样不仅对国家有无穷的好处，对宦官自身也有无穷的好处。”看这道奏疏，可知我朝宦官的职权确实有借故扩大、干预过多的问题。太祖皇帝防范宦官的美好意图和良法，因逐渐积累而丧失的实在太多了。

景泰元年，陕西兰州举人段坚上书陈述两件事。第一件是：疏远宦官，请求召回在西宁、陕西等地监工的宦官。第二件是：摒弃异端，请求销毁佛教和道教的铜铁佛像，用来补充制造军器，并将年轻力壮的僧道编入军队。此事下达礼部商议，礼部认为窒碍难行，于是搁置不办。这有什么窒碍，却说这样的话呢？必定是害怕伤害宦官，并且对佛教和道教也曲意周全罢了。这一年，山西行都司天城卫令史贾斌上疏，请求清除窃弄权柄的宦官，只让他们专司洒扫，又收集历代尽忠守节以及恃宠的宦官事迹，编成《忠义集》。这件事下达礼部，也被议定驳回，并且以擅自离岗的罪名将他发回原籍。这其中的用意是可以明白的。当时主持礼部的是胡濙。

《皇明防要》记载：“我太祖鉴于前代宦官的过失，常放置铁牌，大约高三尺，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个字，放在宫门内。宣德年间尚存，正统年间王振专权恣意，因此铁牌不知去向。”《皇明通纪》曾记载此语。万历年间有御史言事，将此作为事实，下旨诘问铁牌所在，朝廷典籍茫然不知，几乎被宦官所困，经过曲折援引才得以解脱。宦官留居宫中时间长久，虚权宦官相继兴起，这铁牌即使有，难道还能保存吗？况且事情涉及禁宫，尤其难以核实。那些传闻记录，未必都符合事实，怎能就落入封章之中，自取轻率荒诞的指责。这是言事者的警戒。

宣德皇帝即位三年，才开始举发都御史刘观贪赃枉法的罪行，并用顾佐代替他。那些贪淫不守法度的御史，都被论罪斥退，一时间朝堂肃然，惊动了往日贪婪纵法以及挟妓酣饮的习气，都回归到廉洁的准则。此后，淫乱一事，遂成为官刑和舆论重视的对象，至今士大夫敬畏名节，很少有人敢触犯。只有贪利一事，因有暧昧之处，上下无不借故宽纵，监司弹劾，动辄罗列收受赃物满纸，而议论者每每宽容包涵，恐怕在惩戒警示的意义有所未尽。宣德初年，有藩司官员因贪赃获罪，遇赦免，吏部拟恢复其职务，皇上说：“士大夫应当致力于廉耻，古人连盗泉的水都不喝，是厌恶它的名字。贪污岂可再任用？”全部罢免为民。到宣德五年考察朝觐官员，吏部奏报贪赃者二十五人，皇上认为他们是民害，全部发配戍边。既然九重宫阙中的好恶如此，执法者岂能曲意庇护，而吏治又怎能不清明整饬呢？

嘉靖六年十月，大学士张璁（后改名为孚敬）上疏说：君主以议论宰相为职责，宰相以匡正君主为功绩。如杨绾为相，子仪减少声乐，黎干节省随从，崔宽毁坏宅第。秦桧阴险纳贿，祸延国运。这两人为相，得失非常明显。现在的内阁，是宰相的职责。近来部院诸臣，有志向的难以施行，无志向的听命行事，这是把部院当作内阁的府库了。为何百姓不贫困且沦为盗贼呢？皇上想要宣扬德化，必须从亲近的人开始，亲近的人必须从内阁开始。如果真能让内阁得到合适的人，那么清明的治理就可以实现。臣见每年进表朝觐的官员，大多以馈赠京城官员为名，向小民科索，怨恨咒骂之声载道。应当加以禁止约束，犯者不予赦免。我认为这件事，士大夫所不肯言说，而在内阁尤其不愿言说。如果内阁能言说，士大夫必定会跟随。张文忠（张璁）掌权时，世宗皇帝恩眷无人能比，曾因直言抗论挽回天意，被宸语指责为执拗，但最终始终认为他可以任用。他“危身奉上”的谥号，也是由圣心决定的。正因为这件事他颇能矫饰励行，与甘心俯仰顺从的人自然不同。只是当时执政的同僚，多被他侵凌，朝中士人极口指责，都以奸邪看待他。大抵他人才健捷而智慧敏捷，施展才华则涉及凌驾他人，运用智谋则陷入执着权机。这两点，世人所指为奸人。但他不以阿谀充位，不以结党误国，与贪鄙狼藉的奸人不同。论人者，又应当以此作为权衡的标准。

治理世道的原则，禁止贪婪为首要。赵宋立国，最称忠厚，而对贪赃的禁令特别严厉。累世赦免，不及太祖、太宗时所犯的罪，很少能完全免罪。真宗、仁宗以后，则多杖脊远配。所以终宋一世，士人整饬廉节，政治少有贪残。国初尤其重视其惩罚，常在法律之外设置刑罚，大概是因为痛惩元朝积弊，用特殊典制震慑，所以为一代维新计策非常急切。后来因为法律太重，依律定罪，依例减科，所以为后

译世俗中枉法滥刑的忧虑非常深重。一旦确立了公平、仁爱、宽恕的原则，百代都不会改变。只是在具体施行和推断案件时，务必坚持申明法度，希望达到惩戒警示的目的，最终期望达到不用刑罚的境界。曾听说永乐末年，皇帝在宫内处理朝政，随从官员无所畏惧忌惮，坏风气由此开始蔓延。到了宣德初年，这种风气更加滋长严重，皇帝深恶痛绝，特地任命顾佐弹劾惩治他们，斥责贬谪了很多人，这才开始收敛警惕。当时朝廷官员顿时恢复了廉洁方正的风气，是依赖这一举措啊。既然如此，难道可以开辟贪利的道路，而不严肃法纪吗？用财物轻视侮辱士大夫，确实违背了不受侮辱的道义。如果连吞舟的大鱼都能漏网，那么唐尧虞舜将恶人流放边疆、驱除鬼魅的做法，又哪里算是过分苛刻呢？大抵而言，士人廉洁、女子贞洁，都关系到世道风气。对于违背名教、不洁的科条律令，都要依法判决惩罚，不向那些彰显污秽的人姑息，以惩戒奸邪。如果士大夫这类人，果然行为如同贪婪无厌的饕餮，难道还能与士大夫一同受到怜惜吗？

译宋太宗重视刑法，怜悯无辜之人。自开宝年间以来，犯死罪的人，如果不是情理上极其恶劣的，大多给予宽恕体恤。从太平兴国三年到八年，皇帝下诏赦免死罪的共有四千一百零八人。唯独对贪污受贿的罪行严厉，贪官污吏必定诛杀。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秋七月庚午日，下诏：各库藏中敢改变度量衡以谋取额外盈余的，处死。

太平兴国三年六月癸未日，下诏：“官员犯贪污罪，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得重新录用。”将此定为法令。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酉日，大赦天下，改年号。除了十恶不赦的罪犯和犯贪污罪的官员外，其他人都赦免。

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中外，文武官员加恩赏赐，唯独贪官污吏不予宽恕。

真宗景德二年春正月甲戌日，因与契丹讲和，大赦天下。唯独故意杀人、放火、强盗、伪造符印、犯贪污罪以及官吏犯罪的不赦免。

仁宗天圣二年八月丙辰日，下诏：被举荐的官员已经升迁改任，但如果发现其贪污，举荐人需将情况上报，上报后如果不属实，举荐人要受连坐之罪。

天圣四年二月甲寅日，下诏：官吏犯贪污罪，按察官失察未举发的，一并弹劾。天圣七年三月乙丑日，下诏：接受贿赂的官员不要让他们担任亲近百姓的职务。

天圣八年八月己亥日，下诏：官员犯贪污罪，不要让他们担任亲民官。

天圣九年冬十月丙戌日，下诏：公卿大夫要砥砺名节。

神宗熙宁三年四月癸未日，有知州因枉法贪赃，拟判处杖脊、刺字并流配海岛。判审刑院苏颂对皇帝说：“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如今刺字让他们与囚徒为伍，虽然此人无可怜悯，但所重视的是污辱士大夫的身份。”皇帝说：“好。”从此以后，百官犯罪，免除杖刑和刺字，流放到海外，因此定为法令。评论说：宋朝以忠厚立国，自太祖以来，每件事务都力求宽大，唯独对贪官污吏不以士大夫看待，往往没收财产并弃市，大赦也不减免。所以即使是中等以下的人，不畏惧违背道义，也畏惧触犯刑法。吏治的良好，未必没有这方面的帮助。虽然如此，罪法有死刑，士人的体面不应受辱，免除刺字杖刑是最恰当的。这已经定为法令，但高宗、孝宗时还有使用的，难道也是偶尔借用不可预测的羞辱，来严厉警告顽固凶悍之徒？所谓偶尔实行一次的情况吧。

高宗绍兴六年八月癸卯日，有因贪赃败露而被刺字的，中书舍人吕本中上奏：“近年官吏犯贪赃，多至刺字入籍，但四方遥远，或许有冤滥，怎么能够全部知晓？将来如果发现他们无罪，即使想收回擦去刺字，怎么可能做到呢？如果从祖宗以来，这种刑罚曾经使用，那么绍圣年间权臣当政时，士大夫早就没有遗类了。希望斟酌处理常规刑罚，不要让奸臣得以在后世借题发挥。”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私下认为，贪官污吏有什么值得吝惜的？但在中古时期，君主德行不明，奸人掌权，或许会借此冤枉迫害正直之人，又怎么能不慎重考虑呢？

绍兴二十八年夏四月丙申日，再次下诏：文武官员如果不是犯贪赃罪，都允许退休。恩荫其子。

孝宗淳熙六年二月壬辰日，钱良臣因失察贪官污吏，被剥夺三级官职。

淳熙六年十二月己亥日，下诏：“从今以后审讯贪官污吏，后来即使被宽恕赦免的，也不以误判入罪来追究狱官的责任。”

淳熙十二年十月甲子日，命令：举荐改任官员的人，如果被举荐者犯贪赃罪，举荐人降二级官职。

淳熙十六年二月己卯日，下诏：官吏贪赃罪行显著的，重罚不予宽贷。宁宗开禧元年闰八月庚子日，下诏：官吏犯贪赃罪，追回所受赃款，依照旧法。

嘉定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日，下诏：官吏犯贪赃罪不予赦免，约法三章。

理宗宝庆元年八月丁巳日，下诏告诫贪官污吏。

绍定二年二月庚戌日，下诏：“每年举荐廉洁官吏，如果犯奸贪罪，保任者同罪。监司、守臣，要申明严加觉察。”

淳祐四年春正月，皇帝制定《训廉铭》，告诫中外。铭文说：周朝典章有六计，吏治条理陈述，以廉洁为根本。于是良善而循理，那些肆意贪婪暴虐的，与豺狼等同。使自家肥硕，多使百姓瘦弱。即使逃脱法律，也愧对冠带。违背常理得来的财物，灾祸会波及后人。我朝忠厚，斥退贪婪就是仁政。咨尔众官，要训诫并遵循。

淳祐五年三月庚子日，下诏严厉惩治贪官污吏的法令，仍命令有关部门实行淳熙年间的旧例，告诫官吏不要贪婪暴虐。

淳祐四年十一月癸丑日，下诏告诫群臣：“洗心革面，整饬品行，不要放纵于财货贿赂。如果不悔改，实行淳熙年间的成法。”

景定二年春正月癸亥日，下诏：监司每半年具报弹劾罢免贪官污吏的数量上报，根据多少施行赏罚。守臣协助监司做不到的，以一年定赏罚。本路州县没有弹劾，而台谏论列的，则监司、守臣都受罚。有政绩和廉洁名声的，据实上报。景定五年十二月壬寅日，告诫贪官污吏。

度宗咸淳二年十二月丁丑日，重申严厉抑制贪婪的命令。六月，三月癸丑日，下诏说：“官吏以廉洁著称，自古有之，现在完全听不到，难道不是自己彰显而被阻塞不能上达吗？命令侍从、卿监、郎官各自举荐廉洁官吏，将要显赫提拔他们。”

咸淳七年春正月乙丑日，下诏告诫贪官污吏。

这是宋朝一代约束贪官污吏的次第事迹。宋朝治理仁厚，但不难用钱财诛杀人，正是担心这类人贪婪钱财残害百姓。后来逐渐从宽减免，但奖励廉洁抑制贪婪的谕令，始终谆谆教诲。如果不是像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那样的大奸臣，士大夫大多还能以名节自我约束。胡椒八百斤那样的贪赃借端，在宋朝绝少听闻。这也是因为风气激励的缘故吧？

查《大明律》，官吏收受财物，计算赃款定罪。有俸禄的人，枉法贪赃达到八十贯的绞刑，属于杂犯照例发配附近卫所充军；不枉法贪赃达到一百二十贯的，

译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按惯例减等判处徒刑。没有俸禄的人，枉法赃物达到一百二十贯也拟判绞刑，发配遣送；不枉法赃物达到一百二十贯以上，判处流放，减等为徒刑并罢免职役，不再叙用。又有一条祖训，禁止使用黥面、割鼻、阉割等刑罚。说：“臣下敢有上奏使用这些刑罚的，文武群臣立即弹劾上奏，将犯人凌迟处死，全家处死，立刻禁止。”这是非常严厉的。各种罪犯中，只有抢夺、盗窃官私器物的人，在手臂上刺字。各种贪赃枉法的罪行中没有刺字的，大概是非常不愿意用刻画肌肤的刑罚来断送百姓，更何况是士人呢？刑罚到了黥墨的地步，破坏了身体的完整，是最为羞辱的。祖宗思虑深远，恐怕有冤滥，以此作为警戒，森严而洪大的仁恕之心，卓越地超越了前代。这正是士人应当奋身砥砺节操，以称颂皇恩的地方。那些钻营法律漏洞、甘受奸名的人，与恶人同类，确实也不必等待残酷的刑罚就足以让他们丑秽过当。这就是所谓的“不死之刑，无生之道”啊。

译《采芹录》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采芹录》卷四

明代 徐三重 撰

高皇帝在淮甸起兵，以平民身份平定天下，真是从群雄手中夺取了政权。当时朝廷军队北伐，元朝皇帝自行逃遁，其子孙被俘获的，受到恩宠赐予封爵，护送回归朝廷，完全没有洛阳顽民那样的嫌疑，这是圣明的度量与天大的包容，是国家万世无疆基业命定的盛德。况且又保全忠义气节，厌恶鄙薄投降之人，以此兴起一代正气。汉高祖只有宽恕季布、诛杀丁公这两件事罢了。高皇帝对于前朝旧臣，刚强不屈的，明知他们傲慢不顺从而不违背他们改变心意；逢迎奉承的，即使有功劳才艺，也终身怀疑他们，必定等到他们获罪才罢休。这就是培养志向节操、鼓舞人心，为后世纲常大计，圣明的谋略深远啊。唉！假如留梦炎、王积翁委身归顺朝廷，必定不能保全他们的富贵；而文天祥、谢提刑坚守节操献出生命，当时又会如何对待这些不臣服的人呢？

英宗年幼即位，奸佞宦官王振窃取权柄祸害国家，于是发生了土木堡之变。上天眷顾保佑，最终得以回銮。国运重新振兴，再次登上皇位，亲身尝尽劳苦憔悴，勤勉处理万机。自从曹吉祥、石亨被诛杀以后，阴暗遮蔽一并揭开，对外辅佐刑政独自裁决，边境警报已经稀少。中原百姓安居乐业，天下休养生息，恢复清明盛世。从前汉宣帝年少时遭遇戾园之祸，死里逃生，后来即位以贤明著称，综理政务使汉朝达到鼎盛。远方异族臣服进贡，虽然是因为他天性通达，但也不无经历艰难困苦的原因。唉！圣明君主不废弃艰难忧患，就是这样。

孝宗生于西宫，六岁进入大内，过了一个月孝穆皇后去世，大概是因为昭德宫从中阻隔，外朝深深感到危险疑虑，然而天命所在，万灵扶持，宪宗一念之间使泰山震动七次，难道不是天意吗？即位之后，仁德明智恭敬节俭，信任老成贤臣，成就了一代太平极治，正与宋仁宗的事迹相吻合。仁宗生于李宸妃，由章献太后抚养而登上皇位，君主德行与世间道义都大致相当。如果追溯前代，则有汉文帝，只是不知道成康之世与此相比又如何呢？臣谨按，英宗复辟后，与孝宗一朝都亲自裁决万机，召问臣下，小人很少得任事，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康宁，称为太平之世。世宗继承统绪，睿智天成，雄才大略出于己意，议礼断案，鼎新革故，都决定于庙堂谋略，所以再次振兴中叶。等到元修之后，稍微隔绝外朝，权臣尚且能乘隙窃取威福，何况英宗初立，宦官完全执掌大权，有不乱政生祸的吗？由此可知君主治理天下，只有亲政勤事，天下必定承受其福。

永乐年间，名臣任职外朝，事务责任最重，功勋声望也最显著的，没有超过蹇义、夏原吉两位公。如果说这两位公，质朴品行都恭谨温厚，以老成持重成就事业。如果说刚直敢言，风采震动世人，则不是这两位公所处的位置。大概因为国家法纪处于元朝政治宽纵懈怠之后，颇为严格整顿以符合张弛之道。仁宗继承之后，独自裁决威命。如周宪使、解参议都因触犯违逆被杀。蹇义、夏原吉地位声望功勋已经极其崇高，然而一事牵累失误，还难免被囚禁折辱。当时勤勉励精以图称职，周密以免罪过，不得不私下谨慎小心。至于像吕震、陈瑛之徒，以阿谀迎合媚上，以苛刻阴险保全自身，与两位公相比则天渊之别了。

永乐五年，命令户科都给事中胡濙走遍天下，以寻访异人张三丰为名，有人说实际上是追踪逊国之事，担心有其他图谋罢了。那异人有何益处，却遍访他们，而且特别烦劳朝廷使者。这一年，命令改造海运船二百五十只，准备出使西洋。到七年正月，派遣宦官郑和领兵，从福建长乐五虎门航海，遍通西南诸岛夷，西洋取宝船到达。仁宗即位，于是下诏停止。让百姓劳苦远赴海岛，向小夷索取无用之物，以致耗费巨万，经历大险，必定不是圣明君主本意，这是明显的。成化年间，宦官于是援引为旧例，如果没有刘忠宣暗中收集旧案，几乎造成再次举事。

大明内阁名臣，三杨堪称首屈一指。历经四朝，参与机密议论，文治武功，共同成就升平，可以说是辅佐皇上的桢干国之才俊。只是后来的评论者，还有未尽之处。《天顺日录》说纠正君心的错误，引导到正道，一概没有听说。《弇山堂别集》说王振之祸，麓川之师，都是三杨失政所致。丘文庄杂著及《防溪杂记》中，都明确指出当前缺失之事，而视为辅理的责任。大概瑕疵与美玉自然不相掩盖，得失也有定衡。大要衡量其势之可为，惋惜其事之不副，又何必苛求贤者完美无缺？《弇山堂别集》说世人称贤相，必说是三杨，因为所善者多，也不埋没他们的大德了。我私下认为三公在成化、宣德朝，君主德行刚健，图治励精，政令决于朝堂，而三公以文墨议论参画其间，虽然多有匡正维系，但转圜势易，不可完全说是他们拮据之力。至于昭圣上宾裕陵，未能亲政，旁落宵小宦官，不经过黄阁。大概国家祖制，原本没有秉钧重任可以专制中外之威柄，而一旦侵夺，有挟而令，不可完全归咎是他们委曲顺从的过错。假如前者君主不是英明，咨询不及三杨，何以为功？假如后来英宗年幼执政，就像复辟之年，三杨也无遗憾，如防溪所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