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芹録卷二
有禁，游僧无册有禁，极不欲令其蔓衍，任其猖狂。盖邪正所闗治乱圣明，炯烛其端，然一时不能遂为殄絶，良以沿流之▯，日乆沉溺之徒己繁。且自三代后，口分无业，凡惰游饥廹、残毁孤独数者，咸窜入依泊其中。茍未有以处之，不得不开此容纳之，俾暂以安其生理，靖其异志。但为限有数，为防甚严，需之嵗年，民生日裕，而不肻为，为者又非所好，而欲自脱，则潜消嘿塞之机在是。至于邪妄害正，其惑世如淫冶，祸人如疢毒，早辨决去，当如援溺沃焚，必不可一日使其说诪张于世，入人心志耳目。此在少闻道者尚不昧，而况开天创世，神圣有道真主哉！后之学者，妄附邪说而甘为异徒，不惟自絶圣贤名教，其于宪章昭代，亦大乖不倍之义矣。”
译有禁令，游方僧人若无名册登记亦有禁令，极不想要让他们蔓延扩散，任其猖狂放肆。因为邪正关系到治乱，圣明之君对此洞察秋毫，然而一时不能彻底灭绝，实在是因为沿袭已久的流弊，日久沉溺其中的人已经很多。况且自夏商周三代之后，土地分配没有恒产，凡是懒惰游荡、饥寒交迫、残疾孤苦之人，都逃入其中依附栖身。如果暂时没有其他安置办法，不得不开放这种容纳，使他们暂时安顿生计，平息异心。但要做到人数有限制，防范极严密，等待岁月流逝，民生日益富裕，而人们不愿从事此业，从事此业的人又不是所喜好，想要自行脱离，那么暗中消解堵塞的契机就在这里。至于邪妄危害正道，其迷惑世人如同淫乱冶荡，祸害他人如同疾病毒害，早早就应辨别决断去除，应当像救助溺水、扑灭火灾一样，决不可让这种虚妄之言在世间张扬一日，进入人的心志耳目。这在听闻大道较少的人尚且不糊涂，何况是开天创世、神圣有道的真主呢！后来的学者，妄自依附邪说而甘愿成为异端门徒，不仅自我断绝于圣贤名教之外，对于彰显当代的法度，也大大违背了不背离的原则了。
永乐二年七月，有饶州人朱友季献所著书，毁濓洛闗闽之学。上怒曰：「此儒之贼也。」押至饶州，声其罪，杖之，焚所著书。成化二十年，无锡人陈公懋删改朱子四书集注，进呈。命毁之，仍逓回有司治罪。我朝尊圣崇道，邪正之辨，谨严如此。近来大有斯人，于孔孟门庭，▯如未视，而敢妄言訾议程朱。吾知其人耳，窃虚空浮诞之语，又自无真得以辨识，是否误谓其说新竒，可以附托为名，自掩菲薄，遂以欺人，亦明自欺。然其狂肆不检，理法难容，国典所裁，卒伏显僇。夫亦天意卫道，殛灭其乱，正之人耶【万厯间，有闽人李贽罢官，自髠为僧，著书邪妄不经，所行亦狂恣。为言者防其罪状，下防捕繋，毁其书。贽随自尽狱中】
濓洛闗闽之学，传述孔门，而朱子又集其大成，折▯定论。此宇宙正理常经，独称渊源宗防，出入之间，即分邪正。我圣祖造士兴贤，一以四书五经性理，而又广搜诸儒论说，辑为大全，颁布诵法。盖圣贤之传受，大儒所发明，灼然表正，正的尽塞它岐矣。奈何更有踈浅▯悍之徒，妄以陋闻诐见，诬诋先知，变乱白黒，离经叛道，公肆猖狂。先朝鸣罪正法，允为天理人常大计，但觉尚有寛典，而非枉滥也。夫道无异防，学有同归，何以经传大明之余，复见纷纭乖错之辈，至几与大义为冦而不自觉其为非？良由自得之学既希，迂妄之说易▯，好为不经者，侈口放议于前，中鲜自执者，闻风羣和于后，不复以实诣真修，黙成徃训，而相率传声托影，自喜新竒。乃至雾塞人彛，有乖维世之大教，蝇乱圣典，蔑弃性命之防，言邪说暴行，正属斯徒。天下之乱，由兹流▯。昔人谓其害甚于洪水猛兽，夷狄簒贼，盖推隐甚宻，比类甚严也。夫大圣人不杀无道，而独于两观之僇，絶无不辜之疑，岂其罪真有浮于三苖工驩者？葢不法之奸恶，显而人知，回虑乱正之毒祸，渐而人易，浸淫祖宗之罪，二人仰见，有道圣明之独觉，而一时匡辅诸贤，亦大有遵圣崇道，能分析其是非者。猗欤休哉。
高皇尝谕詹尚书同曰：「古人文章明道徳，通世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之士，辞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补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术、逹时务者，无事浮藻。数语曲尽，古今文章之虚实，即往代才人竒士，识见议论，求一得，或几于此，不能也。岂非天纵圣明哉？窃怪后之作家，剽摘隐异，补缀艰澁，刋削脉络，以拟古；易置次第，以当竒。骤句之须深心，定其短长，再绎之则理意已乏，韵味所云道术世故者，尤▯然无少当也。大都自中叶后，浮丽萎薾，乃一变而至是。但能反其柔靡，而实踵其浅薄。然于近古之制，所谓以简易之词，发真实之义，已殆絶然，无复余响。呜呼！岂真有闗乎世运然耶？当代考文之主，仰思圣祖明谟，必有以振起厘正之，以求实得实用也。」
元初设国学，许衡为祭酒，每谓：「▯古生质朴未散，视听专一，茍置之好伍曹中，涵养三数年，将来必能为国家用。夫沉厚之气，徃徃出于颛▯，而风声一漓，便难援防。夫士已壊于声华功利，而欲求其实徳行，能难矣。此中世人士多不迨隆兴之初也。」又尝问诸生书义：「若推之自身，于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践行，不贵徒说。夫理在躬修，乃称贤士。不知后世言语文章，便足为其实行否？而用人者，又何所赖于言语文章也？又云：「教人与用人正相反，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夫用人不问其长，资途已耳；教人不察其短，课试已耳。夫教而后用，用必待教，社稷生灵大计，孰重于此？乃所教所用，果于世道咸所需乎？」此中代所以罕真才善治也。
元虞集《学校议》曰：今天下学官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欲望师道之立，可乎？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者，身尊师之，庶可以观感而化矣。呜呼！
译永乐二年七月，有饶州人朱友季进献他所写的书，诋毁濂、洛、关、闽的理学。皇上愤怒地说：“这是儒家的贼人。”将他押送到饶州，宣布他的罪行，用杖刑责打他，并烧毁了他所写的书。成化二十年，无锡人陈公懋删改朱熹的《四书集注》，进呈给皇帝。命令销毁该书，仍将人送交有关部门治罪。我朝尊崇圣人、推崇正道，对于邪正之辨，严谨严肃到了这种地步。近来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于孔孟的门庭，好像未曾看过，却敢妄加言论、诋毁攻击程朱理学。我知道这些人，窃取虚空浮诞的言语，又因为没有真正的学识来辨识，是否误以为他们的学说新奇，可以依附依托来成名，以此掩盖自己的浅薄，于是用来欺骗别人，这也是明显地欺骗自己。然而他们狂妄放肆、不守检点，理法难以容忍，国家法典所制裁，最终遭受公开的杀戮。（万历年间，有福建人李贽被罢官，自己剃度为僧，著书邪妄不经，行为也狂妄恣意。被言官弹劾其罪状，下令逮捕拘禁，烧毁他的书。李贽随即在狱中自尽。）
濂、洛、关、闽的理学，传述孔子的门庭，而朱熹又集其大成，折中定论。这是宇宙间正当的常理，独自称为渊源宗派，出入之间，就分出了邪正。我圣祖培养人才、兴起贤能，一律以四书五经和性理之学为依据，又广泛搜集各位儒者的论述，编纂为《大全》，颁布下来诵读效法。大概圣贤的传授，大儒所阐发的，鲜明地表彰正道，完全堵塞了其他的歧途。为什么还有浅薄凶悍之徒，妄凭浅陋的见闻和偏颇的见解，诬蔑诋毁先知先觉，混淆黑白，离经叛道，公然肆意猖狂。前朝宣布其罪行并依法惩处，确实符合天理人伦的大计，只觉得还有宽大的典制，而不是冤枉滥杀。大道没有不同的方向，学问有共同的归宿，为什么在经传大义已经大明之后，又见到纷纭乖错之辈，甚至几乎与大义为敌而不自知其非？实在是因为自得之学已经稀少，迂腐狂妄的学说容易流行，喜欢做不合常理之事的人，在前头侈谈放言，中间缺乏坚持己见的人，在后面闻风附和，不再以实际的造诣和真正的修养，默默成就往圣的训诫，而是互相率领着传声托影，自喜新奇。以至于迷雾遮蔽了人伦，违背了维系世道的重大教化，苍蝇扰乱了圣典，蔑弃了性命的根本，言论邪说、行为暴戾，正是属于这些人。天下的动乱，由此流传开来。古人说他们的危害甚于洪水猛兽、夷狄篡贼，大概推究隐微非常严密，类比非常严格。大圣人不杀无道之人，唯独对于两观之刑，绝无无辜的嫌疑，难道他们的罪行真的超过三苗、工、驩吗？大概不法的奸恶，明显而人们知道，回惑扰乱正道的毒祸，逐渐而人们容易忽视，浸淫祖宗的罪过，二人仰见，有道圣明的独自觉察，而一时匡辅的诸位贤臣，也大有遵循圣人、推崇正道，能分析其是非的人。多么美好啊。
高皇曾经谕示詹尚书同说：“古人的文章阐明道德，通达世务，如《典》《谟》之言，都明白易知，没有深怪险僻的言语。诸葛亮的《出师表》，又何尝雕琢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读，自然忠义感激。近世之士，言辞虽然艰深，意思其实浅近，即使超过相如、扬雄，对实用有什么补益？从今以后翰林写文章，只取通达道术、通晓时务者，不必追求浮华的辞藻。几句话就曲折详尽，古今文章的虚实，即使往代的才人奇士，识见议论，求得一得，或者接近于此，也不能做到。难道不是上天赋予的圣明吗？我奇怪后来的作家，剽窃隐异，补缀艰涩，刊削脉络，以拟古；易置次第，以当奇。骤句之须深心，定其短长，再绎之则理意已乏，韵味所云道术世故者，尤其茫然无少当也。大抵自中叶以后，浮丽萎薾，乃一变而至是。但能反其柔靡，而实踵其浅薄。然而于近古之制，所谓以简易之词，发真实之义，已殆绝然，无复余响。呜呼！难道真的关乎世运如此吗？当代考文之主，仰思圣祖明谟，必有以振起厘正之，以求实得实用也。”
元初设立国学，许衡担任祭酒，常说：“上古人生质朴未散，视听专一，如果把他们放在好的同伴中，涵养三五年，将来必能为国家所用。沉厚之气，往往出于专一，而风气一旦浇薄，便难以挽救。士人已经败坏于声华功利，而想要寻求他们的实际德行，难了。这就是中世人士多不如隆兴之初的原因。”又曾问诸生书义：“如果推及自身，对于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想要他们践行，不贵徒说。道理在于躬身修养，才称为贤士。不知道后世言语文章，便足以作为他们的实行吗？而用人者，又何所赖于言语文章呢？又说：“教人与用人正相反，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用人不问其长，资途已耳；教人不察其短，课试已耳。教而后用，用必待教，社稷生灵大计，孰重于此？乃所教所用，果于世道咸所需乎？”这就是中代所以罕有真才善治的原因。
元虞集《学校议》说：今天下学官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欲望师道之立，可乎？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者，身尊师之，庶可以观感而化矣。呜呼！
经明行修，乃士之的。今学校立师与师之训士，果是物乎？夫使守令能尊师经明行修之人，则可以移风易俗，奚止训育士类？
译学问通达、品行端正，是读书人的准则。如今学校设立老师，以及老师教导学生，果真符合这一准则吗？假如地方长官能够尊重那些学问通达、品行端正的老师，那么就可以改变风气、改良习俗，何止是教导培养读书人呢？
宋景定甲子，诏崇经术，考徳行。谓进士科▯乆蠧滋，穷经学古者，或病于词华；慎徳砺行者，难究其蕴奥。高才大器者，徃徃局于纎悉绳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风益漓。至于冒国法以茍营，假儒冠而挟防，俚言乱雅，勦说趋时，使习之者反贼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变通。盖尝披阅先朝名臣奏议，其论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颢頥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纲条详明，用意纯切。令三省详议参酌其可行者，条具以闻，务于科举令中无大更张，以妥安士心。而于进士举之外，所以崇尚经术，考察徳行，选用材能之道，立为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风，庶几丰芑之仁，垂之万世。按此诏发于理宗时，其言科举之▯，士术之乖，最明切矣。苐荣利之习相沿日乆，道徳之具举世蔑闻，一旦欲以抡才，不独下之人未识趋向，而上之人亦末由措手科条也。至欲就科举令中不大更张，以妥士心，则经术尚可以敷文折理，徳行必难以空言求合。若必于进士举之外，合经术徳行以取士，非荐举徴辟之制不可。苐恐行之者不公，应之者非实，其▯复然耳。宋理宗通儒学古，其于道术高行，非不极意尊崇，然才非英明，下无同徳，鼔舞非素，耳目难亲，欲遂复成周举士之令，言何容易也。
洪熈时，郑府审理正俞建辅言：进贤之路，莫重于科举。近年賔兴之士，率记诵虚文，为出身之阶，其实才十无二三。葢有年未二十者，虽称聪敏，然未尝究心修已治人之道，一旦侥幸挂名科目，而使之临政，徃徃率意任情，民受其▯。自今各处乡试，乞令有司先行审访，务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过二十五者，许令入试。比试则务选其文词典雅，议论切实者进之。会试尤加慎选，庶防士务实学，而国家亦得贤士之用。上谕礼部行之。论者谓科举法若用建辅言，可救时事一半。近时止以正文体去钩棘为救▯者，未为知本。其说然矣。又谓知本之论，莫善于唐杨绾之防考。绾议欲去明经进士，而令县令察孝亷，取行着乡闾，学知经术者荐于州刺史，考升于省，朝廷更择儒学之士，问经义对防而等第之，此于选举法善矣。而教养之术不正，且豫终为茍道。若始终造就选用之法，莫备于宋程纯公学校取士劄子。谓宜先命推举明道好学之士，延聘至京，俾与诸儒朝夕讲明正学。稍乆则择其道明徳立者为师，自太学以次及于天下州郡县。县令每嵗与学师以乡饮礼会众，推举经明行修，材能可任者，升于州。州郡嵗会举如县法，以賔兴于太学。太学聚而成之，嵗论其贤能于朝，谓之选士。朝廷明试辨论而命秩焉。大要所选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弟，有亷耻礼逊，通明学业，晓逹治道者。夫既一以道徳仁义教养之，又专以行实材学升进之，去其声律小碎糊名誊録，一切无义理之▯。不数年间，学者靡然丕变矣。岂惟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于正，王化之本也。此实至当不易之定论。但三代教化陵夷日逺，一旦振起，其难数端。师儒卒未易得，人选试恐未能中道。贵要何以无所挠，其间隐防何以必能察，其实任事者安保必无所私，登用。者，安得尽行所学？此正在主张世道者，以躬行心得为规矩凖绳，合天下之公，辨正邪之路，则庶其无或失人，而古圣帝明王之治可期也。
按古者四十曰强而仕，盖少闲孝弟谨信，诗书六防以正其习；长而穷理尽性，进徳修业以成其材。道明徳立，四十而后选举及焉。入则干国利民，出则总师专对，何艰巨之足难？何事绩之不光伟也？夫端亮纯懿之质，非知道则徳性未充；敏博雄杰之材，非务学则义理未彻。以此树功济世，宁免小立偏成？大约至四十而渐教积修行，孚实懋不惟人才至是，莫能隐其真；即举人者，亦明见定品而必无爽失矣。
生员纳粟纳马入监之例，始于景泰初年。时土木变后，国赋不充，为此权宜之术，暂救时艰，原非常法定制，且限额甚寡，当时意亦自知非体也。此后遂为一切理财之长策，太学、贤良、
译宋景定甲子年，下诏推崇经学，考察德行。认为进士科长期弊端滋生，钻研经学、效法古人的人，往往受困于辞藻华丽；谨慎德行、磨砺品行的人，难以探究其深奥内涵。高才大器的人，往往局限于琐碎严格的规范末节。因此官员非常冗杂，而人才却愈发缺乏；各家风俗不同，而风气更加淡薄。以至于有人冒犯国法来苟且营求，假借儒生名号而心怀私利，俚俗之言扰乱雅正，抄袭言论迎合时俗，使得学习的人反而损害其善良本性，而选拔的人无法承担其罪责。人情到了这种地步，大家都想要变革通融。曾经翻阅先朝名臣的奏议，他们论述选拔士人的方法不一，只有程颢、程颐兄弟深知治国之道，斟酌古法通达今情，纲目条理详细明确，用意纯粹恳切。命令三省详细商议，参酌其中可行的部分，分条具奏上报，务必在科举法令中不作大的变更，以安抚士人的心。而在进士科之外，用来推崇经学、考察德行、选用材能的方法，确立为一代的典制，陶冶四方风气，或许能像《诗经》中“丰芑”所象征的仁政一样，流传万世。查考这道诏书颁布于理宗时期，其中关于科举的弊端、士人术业的乖谬，论述得最为明确切中。只是追求荣利的习俗沿袭日久，道德的器具举世无人听闻，一旦想要选拔人才，不仅下层的人不知道趋向，上层的人也找不到着手处理科条的由头。至于想要在不大幅变更科举法令中来安抚士心，那么经学尚且可以敷陈文辞、折中道理，德行必定难以用空话求得符合。如果一定要在进士科之外，结合经学与德行来选拔士人，非采用荐举征辟的制度不可。只是担心执行的人不公正，应选的人不真实，其弊端又会像以前一样。宋理宗通晓儒学、崇尚古法，对于道术高深、品行高尚的人，并非不极力尊崇，然而才能不够英明，下面没有同心同德的人，鼓舞激励不是平日所为，耳目难以亲近，想要恢复周代选拔士人的法令，谈何容易。
洪熙年间，郑府审理正俞建辅进言：进用贤人的道路，没有比科举更重要的。近年参加乡试的士人，大多记诵虚浮的文章，作为出身的阶梯，实际上有才能的人十中没有两三个。有的年纪未满二十，虽然号称聪敏，但未曾用心研究修身治人的道理，一旦侥幸考中科目，让他们处理政务，往往随意任性，百姓遭受其害。从今以后各地的乡试，请求让地方官先行审察访求，务必得到博古通今、行为端正庄重、年龄超过二十五岁的人，才允许他们参加考试。考试时务必选拔文词典雅、议论切实的人晋升。会试更要慎重选拔，或许能防止士人追求实学，而国家也能得到贤士的任用。皇上谕令礼部执行。评论的人说科举法如果采用俞建辅的建议，可以挽救时弊的一半。近来只以端正文体、去除艰涩作为挽救弊端的方法，算不上知道根本。这种说法是对的。又说知道根本的论述，没有比唐代杨绾的考选建议更好的。杨绾建议废除明经、进士科，而让县令考察孝廉，选取品行在乡里显著、学问通晓经术的人推荐给州刺史，考核后升送省部，朝廷再选择儒学之士，询问经义对策并评定等第，这在选举法上是完善的。然而教养的方法不正，况且预先终究是苟且之道。如果始终造就选拔任用的人才，没有比宋代程纯公（程颐）关于学校取士的札子更完备的。他说应当先命令推举明道好学的人，聘请到京城，让他们与各位儒生朝夕讲明正学。时间稍长后，选择那些道义明达、德行确立的人作为老师，从太学依次推广到天下州郡县。县令每年与学师用乡饮酒礼会聚众人，推举经义明达、品行修养好、材能可以任用的人，升送州府。州郡每年会聚推举如同县里的方法，以宾客之礼送往太学。太学聚集培养他们，每年向朝廷论荐他们的贤能，称为选士。朝廷明确考试辩论并授予官职。大抵所选的人都是性情品行端正纯洁，在家孝顺悌敬，有廉耻礼逊，通晓学业，明白治道的人。既然一律用道德仁义来教养他们，又专门用行为实际和材学来晋升他们，去掉声律琐碎、糊名誊录等一切没有义理的弊端。不出几年，学者就会普遍发生巨大变化。这不仅是得到的人才日益广泛，天下风俗也将日益归于正道，这是王化根本。这实在是恰当不变的确论。只是三代教化衰微已久，一旦振兴，其困难有多方面。师儒终究不容易得到，人选考试恐怕不能合乎中道。权贵如何能不干扰，其中的隐情如何能一定察觉，实际办事的人如何能保证没有私心，被任用的人，怎能完全践行所学？这正在于主持世道的人，以亲身实践和心得作为规矩准绳，结合天下的公意，辨别正邪的道路，那么或许就不会错失人才，而古代圣帝明王的治理就可以期待了。
查考古代四十岁称为强壮而可以做官，大概年轻时闲暇时讲究孝悌谨信，读诗书六艺以端正其习性；长大后穷究事理、尽性，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以成就其材能。道义明达、德行确立，四十岁以后选举才涉及到。入朝则治理国家、利于百姓，出使则统领军队、专对诸侯，有什么艰难险阻值得畏惧？有什么事功不光辉伟大？端方亮直、纯厚美好的资质，如果不明白道义，则德性未充实；敏捷广博、雄健杰出的材能，如果不致力于学习，则义理未透彻。用这些来建树功业、济世救人，怎能避免小有所成、偏颇成功？大抵到了四十岁而逐渐教化积累修行，诚信笃实、勤勉不懈，不仅人才到了这个地步，不能隐藏其真实；即使举荐人，也能明确看到确定的品级而必定没有失误。
生员纳粟、纳马入监的例子，始于景泰初年。当时土木堡之变后，国家赋税不足，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暂时救济时艰，原本不是常法定制，而且限额很少，当时意图也自知不合体制。此后遂成为一切理财的长策，太学、贤良、
十九钱、客户、工二曹，为交闗之塲。朝庙之上，司牧之间，以此物博得者大半。夫祖宗举辟徴召之典，后世絶不复行，而此等一作法，便相沿不已。且朝廷以货取之，而苦责其不贿，无乃淆其源而欲食其流乎？
译十九钱、客户、工二曹，是进行权钱交易的场所。在朝廷宗庙之上，主管官员之间，通过这种手段获取官职的人占大多数。祖宗时代举荐、辟除、征召的制度，后世完全不再实行，而像这样的一种做法，却沿袭下来不停止。况且朝廷用钱财来选拔人才，却又严厉指责他们不贿赂，这难道不是混淆了源头却想享用其支流吗？
▯治五年，王端毅公为冡宰，具奏停止生员吏典上纳事例。其防谓：“自有此例，杂进者日多一日，以至正途监生吏典因而壅滞，不得出身候选，多至十五六年以上才得一官，年已向衰，谁肻用心？职业不为归计。况此等今日既以财进，他日岂能以亷律己？欲不贪财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十四年，掌国子监礼部右侍郎谢铎上言：“宜塞防径，以澄国学之源。谓人才选之科贡，犹恐未精，奈何近年以来大开防径，如纳粟纳马之例？即它日贪利害民之谋，鬻爵卖官，前史所鄙。此等风声，岂盛世所宜有哉？今边事方殷，谋国之徒，必有以此防献者。万一再行，则彛伦之堂，竟为钱虏交易之地，岂不大可耻哉？”二公防各言其职事之▯，一则▯于选法，开贪浊之门；一则▯于兴贤，伤作人之軆。夫太学所以培育英隽，吏部所以铨别庶材，而上纳一节，至彼此俱▯。持筹之人，何不一念而恒出此议？至屡闭而复屡开，岂万方供输絶无复别可斟酌者耶？且此事实亦前代所未有闻。其卖官鬻爵者，以私营之非公行也。一人创之，非常制也。我朝此例，盖创立于土木大难之后，一时国势仓廹，参较存亡之数，暂为此明知故作，万万大不获已之事，而不虞后代便宜之徒遂指为旧章，目为竒画，荡败冠冕，汗蔑教化，以取办目前之需，茍塞应时之责，罔顾国体、士行、吏道、民生，胥由此滋蠧。此何但茍且谋国不足称长虑之盖臣？抑其人不耻言利，得无心市井驵侩之心乎？
高皇祖训，不设丞相，着令甚严，当时事皆亲裁，文翰亦多出睿思。文皇始设内阁，选儒臣以备顾问，代笔札。三杨在事最乆，与仁庙同出忧虞，后加公孤，代言议，政权重势尊，居然丞相之事，但未正名位，以避祖宗禁令耳。自后遂为典故，厯世不易。其初尚不拘员局，但入阁与机务者即是，后多由翰林序进，遂以入馆为登枢之路，而文苑政府乃为一途。宣庙而后，以别衙门入者，惟天顺时李薛，嘉靖间张桂、方夏、李文逹，以英庙亲政，向信张桂、方夏，以世庙宻谟彚征，皆九重所特简也。若凭举知为必当信，同升为必公，则类引序进，恐必无复有防求者。大要其事虽成于相沿，然亦不得不尔。何者？庶政难亲，已须委代，假借既乆，事任遂归梦卜无凭需之官次，无足怪也。大抵事柄不在上，必在下；不在外，必在中。已不在上，不得不下与其中也。宁令在外，圣祖之意，必欲外而上，今日之事，恐其下而中，是宁得已乎？前者阁臣诏防称名，称卿，称先生，后直云元辅、次辅，盖亦遂以宰相目之矣。呜呼！但使任皆忠贤，官不侵揽，庶不大失圣祖作训之意云。
国家何以罢革中书？乃鉴前代独任之▯，因一时逆节而断自圣▯。令事有分属，势无兼擅，至长计也。何以旋设内阁？继軆守文，未亲遐隐。一自庶务能无滞疑，商确咨询，不得不需俊乂。盖开天之雄断，岂易尽袭于抚盈？文皇已不免防求，而仁庙遂有此逊语矣。然则内阁与中书异欤？曰：易其名耳，其实则同。易其名，祖宗训命森严也；居其实，一人聪明所寄也。曰：内阁初设，官止五品，供事左右，代制撰票拟耳。何以遂侔中书？曰：势必至是也。曰：国家旧典，分曹受事，而干刚独裁，盖即散中书之权于六部，而何以六部卒不得侔中书也？曰：职不相统耳。曰：假令今日一人躬勤，六卿尽瘁，而内阁以庶僚匡直献替，可无阙事欤？曰：此祖宗所以纲维宇内者，奚而不可也？曰：倘九重端拱而受成，六卿各司而无统，既以代言摠理之责付之内阁，相延既乆，事任日隆，今欲复如祖宗之制，不适于时矣。由今之道，如何而可无▯欤？曰：三公论道，载在周官，其人岂可以艺文求欤？岂可以官途格欤？岂可以优游清华养望欤？岂可以干敏小局登庸欤？当厯试外内之艰，明扬徳器之重，学果足以格非正物，绩曾效于干国利民，考乡国素节之允符合朝野推贤之舆论。其进也，专以賛襄啓沃，调燮平衡，寄一世之命；则置其身家
译治五年，王端毅公担任冢宰，上奏请求停止生员、吏典通过捐纳获得官职的惯例。他的奏疏说：“自从有了这个惯例，杂项出身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以至于正途出身的监生、吏典因此受到阻塞，不能按正常程序候补任职，大多要等上十五六年才能得到一个官职，年纪已经衰老，谁还肯用心？职业没有归宿的打算。况且这些人今天既然靠钱财进身，将来难道能凭廉洁约束自己？想要不贪财害民，天下的安定太平从何而来？”十四年，掌管国子监的礼部右侍郎谢铎上言：“应当堵塞旁门左道，以澄清国学的源头。他说：人才选拔依靠科举和贡举，还担心不够精纯，为什么近年以来大开旁门左道，如纳粟、纳马的惯例？即使日后贪利害民的谋划，卖官鬻爵，也是前史所鄙视的。这种风气，难道是盛世所应该有的吗？现在边疆事务正紧急，谋国之臣，必定有以此旁门献计的人。万一再次实行，那么太学这教化之地，竟然成为金钱交易的场所，岂不是很可耻吗？”两位公卿的奏疏各自陈述其职责的弊端，一则在于选拔制度，开了贪婪污浊的门路；一则在于举荐贤才，伤害了培养人才的体制。太学是用来培育英才的，吏部是用来甄别各类人才的，而捐纳这一环节，导致双方都受到损害。主持筹划的人，为什么不深思熟虑而总是提出这种建议？以至于屡次关闭又屡次开启，难道全国各地的供给就没有其他可以斟酌的办法了吗？况且这件事确实也是前代未曾听说过的。那些卖官鬻爵的人，是出于私利而非公义。一人开创，并非常规制度。我朝这个惯例，大概创立于土木堡之变的大难之后，当时国势紧迫，权衡存亡的局势，暂时明知故犯，这是万万不得已的事情，却不料后代的投机取巧之徒竟将其视为旧章，看作奇策，败坏士大夫的风范，玷污教化，以获取眼前的急需，敷衍应付时局的责任，不顾国家体制、士人品行、吏治之道、民生疾苦，全都由此滋生祸害。这哪里只是苟且谋国不足以称为长远考虑的臣子？恐怕这些人以言利为不耻，难道没有市井商贾的心肠吗？
高祖皇帝的训诫，不设丞相，法令非常严格，当时事务都由皇帝亲自裁决，文书也多出自皇帝的深思。太宗皇帝开始设立内阁，选拔儒臣以备顾问，代写文书。三杨在任时间最长，与仁宗皇帝共同经历忧患，后来加封三公，代为发言议论，政权重、权势尊，实际上就是丞相的职责，只是没有正式的名位，以避开祖宗的禁令罢了。从此成为典故，历代沿袭不变。起初还不拘泥于员额限制，只要入阁参与机务的就是，后来多由翰林院按次序晋升，于是将入翰林院作为进入中枢的途径，而文苑与政府便成为一条路。宣宗皇帝之后，从其他衙门进入内阁的，只有天顺年间的李贤、薛瑄，嘉靖年间的张桂、方夏、李春芳，因为英宗皇帝亲政，向来信任张桂、方夏，因为世宗皇帝密谋征召，都是皇帝特别简拔的。如果凭借举荐知人必当信任，同升必当公正，那么同类引荐按次序晋升，恐怕必定不再有旁门左道的人了。大体上这件事虽然形成于沿袭，但也不得不如此。为什么呢？政务难以亲自处理，已经需要委托他人，假借既久，事权便归于没有凭据的官次，不足为怪。大体上事权不在上面，必定在下面；不在外面，必定在里面。既然不在上面，不得不下移并集中于里面。宁可让事权在外面，圣祖的意思，必定是希望事权在外而归于上，今日之事，恐怕事权在下而集中于中，这是不得已的吗？以前阁臣诏令称名，称卿，称先生，后来直接称元辅、次辅，大概也是以宰相看待他们了。唉！只要任职的都是忠贤，官职不侵夺揽权，大概就不会大大违背圣祖制定训诫的本意了。
国家为什么废除中书省？乃是鉴于前代独任的弊端，因一时的逆节而由圣意决断。命令事务有分属，势力无兼擅，这是长远的计策。为什么随即设立内阁？继承体制守成，未能亲自处理隐微之事。一旦庶务能够没有滞碍疑惑，商讨咨询，不得不需要俊才。大概开创天地的雄断，岂能轻易全部袭用于抚育盈满之时？太宗皇帝已经不免旁求，而仁宗皇帝于是有了这种谦逊的话了。那么内阁与中书省不同吗？回答说：只是改变了名称，其实质则相同。改变名称，是因为祖宗训诫森严；居于其实，是因为一人聪明所寄托。回答说：内阁初设，官职止于五品，在皇帝左右供职，代写文书、票拟而已。为什么竟然等同于中书省？回答说：形势必然如此。回答说：国家旧典，分曹受事，而乾刚独裁，大概就是将中书省的权力分散于六部，而为什么六部最终不能等同于中书省呢？回答说：职权不相统属罢了。回答说：假使今天一人躬亲勤劳，六卿尽心竭力，而内阁以庶僚匡正献替，可以没有缺失的事吗？回答说：这是祖宗用来维系天下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倘若皇帝端坐接受成果，六卿各司其职而无统属，既然将代言总理的责任付之内阁，相延既久，事权日益加重，现在想要恢复祖宗的制度，就不适应时势了。由今日之道，如何才可以没有弊端呢？回答说：三公论道，记载在周官中，那些人岂可以凭借艺文来求取？岂可以凭借官途来限制？岂可以凭借优游清华养望？岂可以凭借干练敏捷的小局来登用？应当经历内外艰难，明扬德器之重，学问果然足以格非正物，政绩曾效用于干国利民，考察乡国素节的允合，符合朝野推贤的舆论。他们的进用，专门以赞襄启沃，调燮平衡，寄托一世之命；那么安顿其身家
，念社稷为安，则不承喜怒。至于上假恩威，下侵职业，非惟不见诸迹，抑且不萌于中。此则一代股肱心腹之良，大学所谓能保子孙黎民者，又安论前后衔级之崇卑也？乃若一人以亲揽为明，不妨兼听；六司以官守为重，不茍私狥，毋令壅蔽得行，太阿潜向。此又圣祖昔日防维之良法，深意所以永塞未流之▯者，岂得以时移事变而忽乎？
译考虑到国家社稷的安定，就不应迎合君王的喜怒。至于上面假借恩威，下面侵夺职权，不仅没有显露出迹象，而且在内心也不曾萌生。这才是当朝辅佐君主的得力良臣，正如《大学》所说的能够保全子孙百姓的人，又何必去计较前后官职品级的高低呢？至于君主以亲自揽权为明智，不妨兼听各方意见；六部以恪守官职为重，不随意徇私，不要让蒙蔽之事得逞，导致大权暗中旁落。这又是圣祖昔日防范维系的良法，其深远用意在于永远堵塞祸患的源头，怎么能因为时势变迁而忽视呢？
唐太宗问王珪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法之所以益衰也。」太宗甚善其语，而取士任人，卒未能追迹前古，以为后世典刑。终唐之世，抡才格于诗词，既非通经学古之实，而柄用率多浮薄，杂出欺妄误国之奸。一代纪纲风教，皆无足言。正由忽畧儒术，不识三纲九经之训故也。后之取士用人，毋更因循陋辙，而思其人信可以敦教化、厚风俗者，则不得以薄艺小材进矣。
国家设科举，为登晋贤良之路，然非得已。夫贤良之路，最末于艺文。高皇初意，欲专选举，罢科目。盖明隲才行与暗索艺文者，虚实自殊。其后卒専意科目者，恐将来选举之▯有更甚于科目。科目虽未足灼见贤良，亦徒取其公云耳。奈何更有以私狥之，如后来所闻人言及间形诸摘发者。呜呼！国家以社稷苍生重寄，求人若饥渴，患情伪之不易核，不得已而辟其末路于艺文，特欲借诵法先圣之门，希幸获有徳有言之彦。膺此任者，倘亦思艺文之间如何可以卜顔闵冉季之品，而庶几于不负圣祖欲専选举之深意乎？若止据篇牍之长，目为贤士之藻所録，固亦有如韩退之、欧阳永叔其人矣。但华实终二，影响难真。圣人不免悔听宰予，而汉庭遂以厌忽儒者，此亦文不足尽行之明説。茍有以人事君之心，正宜寝食不宁于此。彼但欲栽培桃李，光映私门，即此一念已不可对越于穆，何况更为幽昧如前所云然乎？
贤才举士，两汉犹然。其后以词赋文章相延，盖千载矣。柄文者不能违今之制，然古人求贤之道何可昧也？夫制科难以择贤，为贤士不可以艺文见耳。然汉武曽以天人防董生，胡安定又以顔子论识程叔，岂尽属华浮耶？大要醇徳之士，其通理自真；明道之儒，其阐义必粹。为主司者，若果自以心得躬行之实，观人之蕴借造诣于议论宣发，而定其所养所得，似亦有必不可伪▯虚袭者。独奈何剽掇摸揣，一防莫辨？但欲据夸竒鹜新之辞，以识别仁义道徳之彦，是不求鱼高木索，鸟深渊耶？
宣徳七年，杨文贞公以方面郡守皆是要职，吏部循资陞授，不免愚良混进，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荐举后有赃罪，并坐举者。至正统二年，有言专用保举，恩出于下，欲仍洪武、永乐吏部选除。文贞复言：保举得人，间有一二非才，縁举主审察不至，亦或实是狥私，所司不得紏举，以致如此。近来有等京官无人保举，造为谤语，欲壊良法。伏望圣断，于是保举不废。至景泰初，李文逹极言保举之▯，遂罢之。夫吏部除授，二祖时旧事，苐尔时贤愚黜陟，威断如雷电，晶烛如日月，匪人亦自难容。倘端拱优闲，不亲甄别，则保荐之法，重其责于举主，推耳目之公，严一軆之罸，意亦不为不善。但不知举人者其人果何如，失举者其罸必行否？有一于斯，▯实滋矣。夫君相之职，专司任人，其余众务，乃在百执。若庙堂之上，加意人才，公明并振，遐迩不遗，则保举之法，诚贤于资次。若功罪鲜当，名实混淆，则▯窦百端，又不若资次尚有不明之公也。圣明在上，安所议之。
甚矣，夫治法之不足凭也！宣徳初，以方面大职，任吏部自举，未尽得人，而令在京三品以上各举所知，当时极为良法。己则徇私防公，至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议，仍属吏部迁擢。此后但循资序，进人未必皆贤，用人又未必尽公也。乃知铨叙庶官，正由元首腹心并励公明，但求登晋贤良，因才称事，无容防其后。▯曲为堤，坊若设法以祛▯，法立而▯生。纵令帝典考绩，周官建才，未有数百年常如一日者也。
举贤、考功，二者何可偏忽？若圣主贤臣以公明综核，务尽名实，何虑世不唐虞？自举贤不足凭，而试以文论文，论果足信贤良否也？考功不足据，而叙以年资，年资果足防功状否也？呜呼！二者不足以用人，而用人者乂不得不如是，不如是，当更有壊乱难齐者，此后世之所无可奈何者也。
宋范文正公选监司，取班
译唐太宗问王珪说：“近世治理国家的人，越来越不如前代古人，这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任用通晓经术的人，所以风俗淳厚。近世重视辞章而轻视儒学，又参杂以法律，这是治法日益衰败的原因。”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但在选拔人才、任用官员方面，最终未能追随前代古人的足迹，作为后世的典范。整个唐代，选拔人才拘泥于诗词歌赋，既然不是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的实质，而掌权用事的往往多是浮薄之人，混杂着欺妄误国的奸邪之徒。一代的纲纪教化，都无可称道。这正是由于忽视儒术，不认识三纲九经的教诲的缘故。后世选拔任用人才，不要再因循陈旧的陋习，而应思考那些确实能够敦厚教化、淳厚风俗的人，就不能凭浅薄的技艺和小的才能进用他们了。
国家设立科举制度，是为了开辟晋升贤良人才的途径，但这并非出于本意。因为贤良人才的途径，最末等的才是艺文辞章。高祖皇帝最初的意图，是想专门采用选举制度，废除科举科目。大概是因为明白考察人的品行才能与暗中搜求艺文辞章，虚实自然不同。后来最终专门致力于科举科目，是担心将来选举制度中出现的弊端比科举更严重。科举科目虽然不足以真切地识别贤良，但也只是取其公平罢了。怎么反而还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就像后来所听到的言论以及偶尔被揭露出来的那样。唉！国家将社稷苍生的重任寄托于人，求贤若渴，忧虑真情与虚伪难以核查，不得已而在艺文辞章这条末路上开辟途径，特别想借助诵读效法先圣的门径，希冀幸运地获得有德行、有言论的英才。承担这一重任的人，如果也思考在艺文辞章之间如何可以推测颜回、闵子骞、冉有、季路那样的品格，那么或许能不负圣祖想要专门采用选举制度的深意吧？如果只依据文章辞藻的优劣，视为贤士的藻饰而被录取，固然也有像韩愈、欧阳修那样的人。但是华而不实终究是两回事，表象难以真实。圣人尚且不免后悔听信宰予，而汉代朝廷于是厌恶忽视儒者，这也是文章不足以完全体现行为的明显例证。如果有以人事奉君主的心，正应当对此寝食不安。那些只想栽培桃李，光耀私门的人，仅这一念头就已经无法面对庄严的祖先，何况更加幽暗不明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呢？
选拔贤才举荐士人，两汉时期尚且如此。后来以词赋文章相互延揽，大概已经一千年了。掌管文事的人不能违背现在的制度，然而古人求贤的道理怎么可以蒙昧不明呢？科举制度难以选择贤才，是因为贤士不能仅凭艺文辞章来显现罢了。然而汉武帝曾经用天人三策来考察董仲舒，胡瑗又用颜回的理论来识别程颢，难道这些全属于华而不实吗？大抵品德纯正的人，他通晓事理自然真实；阐明大道的儒者，他阐释义理必定精粹。主持考试的人，如果确实以自己的心得和亲身践行的实质，观察人在议论阐发中的蕴藉造诣，从而确定他的修养和所得，似乎也有不可伪造、不可虚饰的地方。唯独为什么剽窃揣摩，一概无法辨别？只想依据夸奇逐新的辞藻，来识别仁义道德的英才，这难道不是在树上找鱼、在深渊里捉鸟吗？
宣德七年，杨士奇认为方面大员和郡守都是重要职位，吏部按照资历升授，不免愚笨与贤良混杂进用，于是命令京官三品以上以及布政使、按察使推荐举荐，后来如果有赃罪，一并连坐举荐的人。到正统二年，有人进言说专门使用保举，恩惠出自下面，想要恢复洪武、永乐年间吏部选任除授的做法。杨士奇又进言说：保举得到人才，偶尔有一两个不是人才，是因为举荐的主人审查不周到，或者实在是徇私，有关部门不能揭发检举，才导致这样。近来有些京官没有人保举，制造诽谤的言语，想要破坏良法。希望圣上决断，于是保举制度没有废除。到景泰初年，李贤极力陈述保举制度的弊端，于是废除了它。吏部除授官员，是两位开国皇帝时的旧制，只是那时贤愚的升降，威严决断如雷电，明察如日月，不肖之人自己也难以容身。如果君主端坐悠闲，不亲自甄别，那么保举的方法，加重举荐主人的责任，推崇耳目的公正，严格一体的惩罚，用意也不算不好。只是不知道举荐人的人到底怎么样，失察举荐的人惩罚一定执行吗？如果其中有一项做不到，弊端就滋生了。君相的职责，专门负责任用人才，其余众多事务，在于百官执行。如果庙堂之上，重视人才，公正严明并振，远近不遗漏，那么保举的方法，确实优于资历次序。如果功罪很少恰当，名实混淆，那么弊端百出，又不如资历次序尚有不明朗的公正。圣明君主在上，哪里还需要议论呢。
治法不足以依赖，真是严重啊！宣德初年，因为方面大职，让吏部自行举荐，没有完全得到合适的人，于是命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当时被认为是极好的方法。自己却徇私废公，甚至有在朝廷拜官、在私室受恩的议论，仍然属于吏部迁升提拔。此后只是遵循资历次序，进用的人未必都是贤良，用人又未必完全公正。于是知道铨选叙用众官，正由于元首和腹心之臣共同激励公正严明，只求晋升贤良，因才任用，不容许防备其后。如果曲意设置堤防，仿佛设法来消除弊端，法度建立而弊端产生。纵然让帝王考核政绩，周代官员建立才能，也没有几百年常如一日的。
举荐贤才、考核功绩，这两者怎么可以偏废忽视？如果圣明君主和贤良臣子以公正严明综合考核，务必穷尽名实相符，何必忧虑世道不像唐尧虞舜那样？自从举荐贤才不足以依赖，而用文章来测试，文章果然足以信任贤良吗？考核功绩不足以依据，而按年资叙用，年资果然足以防备功绩状况吗？唉！这两者不足以任用人才，而任用人才的人又不得不如此，不如此，应当更有败坏混乱难以整齐的情况，这是后世无可奈何的事情。
宋代范仲淹选拔监司，选取班
簿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富郑公曰：“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文正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二公俱大贤，借令今人议论，必以郑公为长者。然文正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其身之去就安危且不自顾，况肻优容不肖以病天下苍生？始知富公尚有爱惜，文正则以道行志，惟其是而已。呜呼！此可为铨核庶官之定论。
译范仲淹审视那些没有才能的人，便用笔将他们全部勾去。富弼说：“一笔勾掉，很容易，怎知这一笔下去，会让一家老小痛哭流涕呢。”范仲淹说：“让一家痛哭，哪里比得上让一路百姓痛哭呢？”于是将这些人全部罢免。两位都是大贤人，假使让今人来议论，必定认为富弼是宽厚长者。然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连自身的去留安危尚且不顾，何况会宽容纵容那些不贤之人来祸害天下的百姓呢？由此可知富弼尚存爱惜之心，而范仲淹则是秉持道义来推行志向，只求合乎正道罢了。唉！这可以作为考核选拔各级官员的定论。
小人欲内结左右，外擅国威，未尝不以独断之说，阳愚人主，而隂制外廷。李斯末年，欲自脱祸，以此阿二世，而亡秦族，非忠言嘉谋也。书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尧咨四岳，禹拜昌言。大圣人，岂以独断为理耶？夫人主既已独断矣，即百执事唯诺奉行足矣，又恶用斯人从中出纳，假密勿之重，窃平章之司，以隂持庶职，而掣其股肱耶？
独断之说，可用之以杜小人，不可用之以间君子。英庙复辟之初，曹、石负功専横，要挟主势，操执朝常，呼吸生祸福。李文逹以孤踪简任，患羣小之难御，进独断之说，权收私门，政归皇极，此独断之得者也。然当时密谟防动，公言之而上亦心识之，用人行政，由相成者实多，不专独断也。至若一人深居重隂，▯蔽大奸，欲専事其间，患外廷公论，复有开发，而假独断之说，隔中外之情，使九重孤立，而惟其所指，防贤人正士懐忠愤而莫可谁何，此独断之奸言，非正义也。李斯末年，自盟罪戮，以此曲媚秦主，成其宗社之祸，卒亦不克自脱九族之殃。盖天下后世所共斥责嗤詈者，而后人敢蹈其前车，其必非忠言嘉谋之臣，不言可知矣。
宋真徳秀奏陈五事，其一谓至公之论不可忽。夫公论，国之元气也。元气痞鬲，不可以为人；公论湮欝，不可以为国。尔惟今日，实公论屈伸之机。朝廷之上，若以言者为爱君、为报国，无猜忌之意，而有听用之诚，则公论自此愈伸；若以言者为阻事、为徼名，无听用之诚，而有猜忌之意，则公论自此愈屈。夫公论屈伸，乃治乱存亡之所由分。故臣于终篇反复极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愚谓“公论”二字，其真妄一按于天理，而公私乃别于人心。既着事为明，有可否不相出入，不少假借，此公论之所由定也。天地剖判，非此无以立极；皇王代起，非此无以正世。是以得之则吉，失之则凶；明之则治，淆之则乱。防于影响，信如蓍▯。上自混元，下迨今日，苐有通塞，而无存亡。长国家者，何可忽诸？
窃见使者行部，徃往询地方兴除事宜，竟空言无用也。使者之要在精察官邪公行，举劾夫周官法度，在末世则为▯，秦汉律令在羣下则为奸。今欲以议论文移，涤除宿▯，惠养元元，万万不能不若径视民情之苦乐，为长吏之贤否，奬善斥污，不少顾忌。輶轩所到，终朝可明。所谓提纲行简而官肃民安，视文案检括，功倍万矣。
高皇帝初定天下，与羣臣论元氏之亡曰：“当元之季，君则晏安，臣则防扈，国用不经，征敛日促，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羣雄角逐，窃据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奢，天下豪杰岂得乘隙而起耶？夫君晏臣偷，用靡赋促，古先丧败，如出一途。明明圣谟，当为国家万年寳训。”
洪武时，莒州日照知县马亮考满入觐，州上其考曰：“无劝课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吏部以闻。上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务末，民必受患。宜降黜之，使有所惩。”山西平逺县主簿成乐考绩，州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吏部以闻。上曰：“地之所产有数，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办，是额外剥削。主簿之职，在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恢办为能？州之考非是，尔吏部其移文讯之。”夫二人者，若在汉元狩、唐建中、宋熈宁时，当考最课矣。高皇帝以其不务农桑、学校、抚安百姓，而降黜责问，无非以惠养元元为念，而风励以重本敦化之事，使任职长民者咸晓然知圣情闗念，在是有不为循良之吏鲜矣。四海安得不▯其福乎？
正徳时，王守仁防有曰：「民已贫而敛不休，是驱之从盗也；外已竭而殚其内，是复残其本也。」呜呼，其虑深矣！夫轻赋，所以厚下足国，亦以防危。未有重征而民心不揺，未有财耗而举事不困。古今废兴存亡，无不由此。然二者原不相悖，其道在大为节省而已。若国库如漏巵，而直以东南数十郡作孤罍注之，无事已竭其内，有事则势穷
译小人想要在内结交皇帝身边的近侍，在外独揽国家的威权，没有不采用独断专行的说法，表面上愚弄君主，而暗中控制朝廷的。李斯在晚年，想要自己摆脱祸患，用这种说法迎合秦二世，结果导致秦朝宗族灭亡，这并不是忠诚的言论和美好的谋略。《尚书》说：“喜欢询问就会宽裕，自以为是就会狭隘。”尧咨询四岳，禹拜受善言。伟大的圣人，难道会以独断专行作为治理的方法吗？既然君主已经独断专行了，那么百官只需唯唯诺诺、奉行命令就足够了，又何必需要这些人从中传达命令，凭借机密重臣的地位，窃取评议政事的职权，暗中掌控各项职务，从而牵制君主的得力助手呢？
独断专行的说法，可以用来杜绝小人，不可以用来离间君子。英宗皇帝复辟之初，曹吉祥、石亨倚仗功劳专横跋扈，要挟君主的权势，操控朝廷的常规，一举一动都能造成祸福。李东阳以孤立的身份被简拔任用，担忧群小难以抵御，进献独断专行的说法，暂时收回私门（宦官、权臣）的权力，政令归于皇权，这是独断专行得当的地方。然而当时机密谋略很少变动，公开议论而上层也心里明白，用人行政，由相互成就的实在很多，并不专靠独断专行。至于如果君主深居宫中，被大奸臣蒙蔽，想要专门从事其中的操纵，担忧外廷的公正舆论，再次有所阐发，而借独断专行的说法，隔绝内外的情报，使皇帝孤立无援，而任由奸臣指使，导致贤人正士怀抱忠愤却无可奈何，这是独断专行的奸邪言论，不是正义。李斯在晚年，自己招致罪戮，用这种说法曲意逢迎秦主，酿成宗庙社稷的祸患，最终也不能逃脱九族受殃的灾难。大概天下后世所共同斥责辱骂的，而后人还敢重蹈覆辙，那一定不是忠诚的言论和美好的谋略之臣，不言而喻了。
宋真德秀上奏陈述五件事，其中一件说公正的舆论不可忽视。公正的舆论，是国家的元气。元气痞塞阻隔，不能成为人；公正的舆论被埋没郁结，不能治理国家。你只有今天，确实是公正舆论伸张或压抑的关键。朝廷之上，如果把进言的人视为爱戴君主、报效国家，没有猜忌的意思，而有听取任用的诚意，那么公正舆论从此更加伸张；如果把进言的人视为阻碍事务、追求名声，没有听取任用的诚意，而有猜忌的意思，那么公正舆论从此更加压抑。公正舆论的伸张或压抑，是治理混乱、生存灭亡的分野。所以臣在文章结尾反复极力陈述，希望陛下体谅臣的愚忠。我认为“公论”二字，其真假一按于天理，而公私则区别于心。既然事情明确，有肯定与否不能混淆，毫不假借，这是公正舆论得以确定的原因。天地开辟，没有这个无法确立准则；帝王相继兴起，没有这个无法匡正世道。因此得到它则吉祥，失去它则凶险；明辨它则治理，混淆它则混乱。细微之处，确实像蓍草占卜一样可信。上自混沌初开，下至今天，只有通畅或阻塞，而没有生存或灭亡。主持国家的人，怎么可以忽视呢？
我私下看到使者巡视辖区，往往询问地方兴利除弊的事宜，竟然空谈无用。使者的关键在于精细考察官员的邪正行为，举荐弹劾那些违背周官法度的人，在末世则成为弊端，秦汉律令在群下则成为奸邪。现在想要用议论文书，清除积弊，恩惠养育百姓，万万不能不如直接观察民情的苦乐，作为长官贤能与否的标准，奖善斥恶，毫不顾忌。使者所到之处，一天之内就可以明了。所谓提纲挈领、行事简约而官员肃敬、百姓安定，比起查看文案检括，功效要加倍万倍了。
高皇帝刚平定天下，与群臣讨论元朝灭亡的原因说：“在元朝末年，君主安逸享乐，臣子骄横放纵，国家用度没有节制，征收赋税日益紧迫，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天下已经不是元朝的了。假使元朝君主能够敬畏天命，不自逸乐，他的臣子各尽职责，不敢骄奢，天下的豪杰怎么能乘虚而起呢？君主安逸臣子懒惰，用度浪费赋税紧迫，古代先朝丧败，如同一条路径。这明确的圣明谋略，应当作为国家万年的宝贵训诫。”
洪武年间，莒州日照知县马亮考核期满入朝觐见，州里上报他的考核说：“没有劝课农桑、兴办学校的政绩，而擅长督运。”吏部上报皇帝。皇上说：“农桑，是衣食的根本；学校，是风化教育的源头。不致力于这些，却说擅长督运，这是舍本逐末，百姓必定受害。应该降职罢免他，使他有所惩戒。”山西平远县主簿成乐考核政绩，州里上报他的考核说：“能够扩充办理商税。”吏部上报皇帝。皇上说：“土地所产有限，官府所取有制度。如果说扩充办理，这是额外剥削。主簿的职责，在于辅助治理县政，安抚百姓，怎么能以扩充办理为能事？州里的考核不对，你们吏部发文讯问。”这两个人，如果在汉元狩、唐建中、宋熙宁年间，应当考核最优了。高皇帝因为他们不致力于农桑、学校、安抚百姓，而降职罢免责问，无非是以恩惠养育百姓为念，而用重视根本、敦厚教化的事来风励，使任职长民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圣上关怀，在这上面没有不成为循良官吏的了。四海安得不享受他的福泽呢？
正德年间，王守仁曾说：“百姓已经贫困而征收不止，这是驱使他们去做盗贼；外面已经枯竭而耗尽内部，这是再次残害根本。”唉，他的考虑深远啊！减轻赋税，用来厚待下属、充实国家，也用来防止危险。没有重征而民心不摇动的，没有财用耗竭而做事不困顿的。古今废兴存亡，无不由此。然而这两者原本不相违背，其道在于大为节省而已。如果国库像漏水的杯子，而直接把东南数十郡当作孤立的酒壶注入，无事时已经耗尽内部，有事时则势穷
许论计九边后祸曰：「若一旦改虑，不为狗防之计，则乆敝之镇不免外忧，供餽之扰或生内变，诚不知国事所终。」此数语者，当筹任计诸公所宜卧不安席而图其一朝者也。今日更有可虑者，欵赂之费不可复减，于外刍粟之用偶有不继，于中则不待背盟弃信，而坐困之势已成，又不但徃日所云而已。
北边自俺答输欵后，虽嵗费赉赏不赀，而边人得免血战死命，所全活殊众。一时主议之人，功施亦良厚矣。或又较和战利害，以为相等。夫国家以财养人，诚令生人而费财，财安得以人等也？苐和戎息争，虽古今最盛美事，而边方后虑则不得一日少弛。乘寛暇而益修封疆行伍，则此举诚为胜算竒防。若狃目前之安，为万世之计，财日耗于赂遗，兵日消于玩愒，即所谓若一旦改虑，当不知其如何者。此则后来相继惰偷之弊，而前人立事之功，更成遗误之咎，为可叹惜耳。
采芹录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采芹录》>
钦定四库全书
采芹録卷三
明 徐三重 撰
成化初，周文安公为国子祭酒，着《处置荆襄流民说》。时因流民逋聚山谷，易于生乱，当事者下令驱逐，多至困毙。公说欲听其近县者附籍，僻逺者另设州县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寛繇役，使得安生理。盖鍳于西晋李特之祸，而彷东晋南雍、松滋故事，筹此便宜，最为訏画。都御史李賔援其说，具疏得请，开设郧阳抚治，自此始安辑流民十二万余户。立言计效，信仁人之利溥哉！大抵士君子捉笔持论，当使见之行事而有济。公此说因预修天下地里志，感见往事而作，人得采而行之，遂见实用。盖立事之功与立言之泽，自当并埀不朽。后人工文自负，多识不知，宏篇巨卷之中有几许如此利物者乎？吾徒读书于此处，正当注目省心，毋徒剽掇浮华已也。
世计弭盗贼，尝欲禁游食僧徒。是但知僧徒为盗贼，乌知盗贼之为僧徒也？自治不三代，民失口业，其不能自食，又不食于人者，中间未尽老弱残废，安心行乞之徒。茍不入此流，岂遂将坐寒饿而待死耶？窃恐深林大泽，一有投聚，其所为不止穿攫矣。故明主去盗，惟在裕民。民裕则不惟乐业之夫不事偷窃，即令少有衣食者，废人形、去妻孥而乐游手，恐亦非人情也。
永乐二年春，命西僧尚师哈立麻于灵谷寺作法事，上荐皇考妣。卿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鸟、白鹤，连日毕集。一夕，桧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罗汉化现，云表白象、青狮庄严妙相。天灯导引，旛盖施绕，种种不絶。又闻梵呗空乐，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称贺。学士胡广献《圣孝瑞应歌》。颂十七年秋，颁佛经于大报恩寺。本寺墖见舍利，光如寳珠，又现五色毫光。卿云捧日，千佛、观音、菩萨、罗汉相毕集。续颁御制佛曲，至淮安，又见五色圆光彩云满天。云中菩萨及天花寳塔、龙鳯、狮、象，又有红鸟、白鸖盘旋飞绕。续又命尚书吕震、都御史王彰赍捧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徃陜西、河南神明协应，屡现卿云、圆光、寳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称贺。此等俱圣朝旧事，越嵗二百，未敢定断虚实。然窃有疑者，自竺法入中华，崇尚己非一代，而此异未有前闻。若果皆防无今有，岂竺法灵响亦有盛衰欤？灵谷之异，人有谓西僧善幻，此是其幻术。夫幻不防所，未暇论。即令真为瑞应，我圣祖明灵陟降上帝，断不由竺法升沉，而明主大孝▯隆继述，亦不以瑞应加万分之一也。载观当时股肱诸贤纳忠之意，徃徃侈言符瑞。如永乐十五年建北京宫殿，督工夫臣奏闻瑞光、庆云诸异。二十一年万寿圣节，太和山金殿现圆光、紫云，大臣具图以献。此等亦皆臣工遥奏，圣主未亲目覩也。夫游气浮光，倐忽便为消息，万一或指诸彷佛，或据所相传，焉知泰山牵犬老父及呼万嵗之声，今古不同出一机乎？夫玉杯、天书有亡已章前史，乃并在英主之朝、太平之日。防意所及，百巧横投，彼亦何待幻而后有声？影附会媚耳娱心，遂以
译许论在谋划九边后患时说：“如果有一天改变想法，不采取像狗一样严密防守的策略，那么长期衰败的边防镇守难免遭受外敌忧患，供给馈送的骚扰或许会引发内部变乱，实在不知道国事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这几句话，应当是那些筹划重任的公卿大臣们，应当夜不能寐、日夜谋划以求一朝解决的事情。如今还有更值得忧虑的，贿赂款待的费用不能再减少，对外供给草料粮食的费用偶尔有不接续的时候，对内则不必等到背弃盟约、抛弃信用，就已经坐困的局面形成，这不仅仅是往日所说的那样了。
北边自从俺答接受款待后，虽然每年花费赏赐不计其数，但边地百姓得以避免血战丧命，所保全活命的百姓非常多。当时主张议和的人，功劳施惠也确实很深厚了。有人又比较和战利害，认为两者相等。国家用财物养活百姓，确实让百姓活命而耗费财物，财物怎么能和百姓等同呢？只是和戎息争，虽然是古今最盛美的事情，但边地的后患不能一天稍微松懈。趁着宽裕闲暇的时候更加修治封疆军队，那么此举确实是胜算奇防。如果沉溺于眼前的安定，作为万世的计策，财物每天消耗在贿赂馈赠上，军队每天消减在安逸懈怠中，这就是所说的如果一旦改变想法，应当不知道会怎么样的人了。这是后来相继懒惰偷安的弊端，而前人建立功业的功劳，反而成了遗留错误的罪过，真是可叹可惜啊。
采芹录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采芹录》>
钦定四库全书
采芹録卷三
明 徐三重 撰
成化初年，周文安公担任国子祭酒，撰写了《处置荆襄流民说》。当时因为流民聚集在山谷中，容易生乱，当权者下令驱逐，很多人因此困顿而死。周文安公建议让靠近县城的流民附籍，偏远地区的另设州县安抚他们，设置官吏，编造里甲，宽缓徭役，让他们能够安定生活。这是鉴于西晋李特的祸乱，而仿效东晋南雍、松滋的旧例，筹划这种权宜之计，最为宏大规划。都御史李宾援引他的说法，上疏请求，开设郧阳抚治，从此开始安抚流民十二万余户。立言计效，确实仁人的利益广博啊！大概士君子提笔议论，应当使付诸行动而有成效。周文安公这篇说法因为预先修撰天下地理志，感见往事而作，人们采纳实行，于是见到实用。建立功业的功劳与立言的恩泽，自然应当共同流传不朽。后世文人自负，多识不知，宏篇巨卷之中有几许这样利于百姓的呢？我们读书人在这里，正当注目反省内心，不要只是剽窃浮华罢了。
世人谋划平息盗贼，曾经想要禁止游食僧徒。这只是知道僧徒是盗贼，哪里知道盗贼成为僧徒呢？自从治理不善三代以来，百姓失去口业，那些不能自食其力，又不靠别人养活的人，中间未尽老弱残废，安心行乞之徒。如果不进入这一流，难道就会坐等寒饿而死吗？恐怕深林大泽，一旦聚集，他们所做的事不止穿墙攫取罢了。所以明主去除盗贼，只在于富裕百姓。百姓富裕则不仅乐业之夫不从事偷窃，即使让稍有衣食的人，废人形、去妻孥而乐游手，恐怕也不是人情吧。
永乐二年春，命令西僧尚师哈立麻在灵谷寺作法事，上荐皇考妣。卿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鸟、白鹤，连日毕集。一夜，桧栢生金色花，遍布都城。金仙、罗汉化现，云表白象、青狮庄严妙相。天灯导引，旛盖施绕，种种不绝。又闻梵呗空乐，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称贺。学士胡广献《圣孝瑞应歌》。颂十七年秋，颁佛经于大报恩寺。本寺塔见舍利，光如宝珠，又现五色毫光。卿云捧日，千佛、观音、菩萨、罗汉相毕集。续颁御制佛曲，至淮安，又见五色圆光彩云满天。云中菩萨及天花宝塔、龙凤、狮、象，又有红鸟、白鸖盘旋飞绕。续又命尚书吕震、都御史王彰赍捧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往陕西、河南神明协应，屡现卿云、圆光、宝塔之祥。文武群臣上表称贺。此等俱圣朝旧事，越岁二百，未敢定断虚实。然窃有疑者，自竺法入中华，崇尚己非一代，而此异未有前闻。若果皆防无今有，岂竺法灵响亦有盛衰欤？灵谷之异，人有谓西僧善幻，此是其幻术。夫幻不防所，未暇论。即令真为瑞应，我圣祖明灵陟降上帝，断不由竺法升沉，而明主大孝〇隆继述，亦不以瑞应加万分之一也。载观当时股肱诸贤纳忠之意，往往侈言符瑞。如永乐十五年建北京宫殿，督工夫臣奏闻瑞光、庆云诸异。二十一年万寿圣节，太和山金殿现圆光、紫云，大臣具图以献。此等亦皆臣工遥奏，圣主未亲目睹也。夫游气浮光，倐忽便为消息，万一或指诸仿佛，或据所相传，焉知泰山牵犬老父及呼万岁之声，今古不同出一机乎？夫玉杯、天书有亡已章前史，乃并在英主之朝、太平之日。防意所及，百巧横投，彼亦何待幻而后有声？影附会媚耳娱心，遂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