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芹録卷四

译那些关于军队、马政、法律等未能彻底整顿革新的方面，或许是因为考虑尚有疏漏，意见尚不一致，朝廷上的大臣应当共同承担这一责任。丘濬（丘文庄）所议论的关于轩龙易位、敕使往来频繁等事情，那么三公也不免要低头认错了。至于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引导其走上正道，这需要拥有先贤的学术修养，具备隐居待时的德行，施行文明教化的力量，才可以谈论，不能轻易地期望别人能做到。

译明朝初年，理学名儒曹月川，当时的人们称颂他的学问品行，认为他在吴康斋之上。大概因为康斋在《防通纪》中的论述，尚有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之处，而月川则纯粹修养、雅正教化，端正自身以感化他人。他所到之处，人们都信服并安养身心，始终如一。他所著的各种书籍，我没有见到，只是摘录《夜行烛》中的话：“佛教以空为性，这不是天命之性，人禀受于其中的本性；道教以虚为道，这不是率性而为的道，众人共同遵循的道路。”这确实是精微义理所达到的境界，是阐述大道的名言。当时宣宗皇帝在位，喜好学习，崇尚文治，渴慕贤才如饥似渴，常常撰写《猗兰》《招隐》等篇章，以讽喻示教大臣。一时之间，馆阁顾问等僚属，受到的礼遇优厚，不亚于亲信旧臣。由此可知圣上倾慕贤才的心情。然而像月川这样阐明圣贤之道的名贤，最终只在霍州担任校职，不能位列朝廷论道思议的行列，真是可惜啊！正统年间，康斋被石亨推荐，皇帝下诏聘请他出山，他荣耀地进入朝廷，成为一代罕见的殊荣；而月川却默默无闻地处在下位，公卿不替他称扬，地方长官不替他表奏，他的道德只震动一个州，名声不显于世。这难道是朝廷中的权贵真的没有听说知道？还是因为喜好风尚的不同而阻隔了呢？

陈孝廉茂烈，以御史身份请求归乡终养父母，亲自整治园圃以供给奉养。朝廷起初授予他教职，后来每月供给米粮资助他，他都坚决上疏辞谢。他之所以辞谢，是因为认为不仕就不能受禄，这是尽力供养父母的道义。平日他以颜回、曾参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身，克制私欲，内心体悟，亲身修行，有见识的人认为他如果在孔子门下，可以比肩颜回、闵子骞。虽然他有纯真的孝性，也是由于学问如此渊深。名贤确实不易屈指可数。

王端毅刚直忠贞，是一代人物的冠冕。〇治初年在吏部任职，受到刘吉的阻挠，有所举措，就被他阻挠牵制。依靠贤德的宦官在宫内，深知王公的为人，刘吉最终没能中伤他。当时海内的舆论，首先推崇贤德只有王公，而极度鄙视排斥刘吉。凤凰与妖枭，类别悬殊，连妇人和小孩都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刘吉所勾结的御史，尚且在中间提出异议，由此可知人心相距甚远。人如果不畏惧名节道义，即使让他像狗一样吠尧、像狼一样咬舜，也会去做。

刘忠宣公人品卓识，是一代的表率。在〇治年间，受到知遇最深，受到的恩宠礼数，超过群臣。到了正德时，名列党籍，被囚禁受辱，远戍西荒，亲自执役在军队之间，〇操持在边帅的国境。大贤君子，遭遇与不遭遇，何止是天壤之别！当时构陷害公的，是刘宇、焦芳二人。

〇治十七年，左都御史戴公珊请求退休，皇帝不允。他私下恳请刘公大夏代为上奏。皇帝说：“你去告诉他，我把天下大事推心置腹地托付给他，如同家人父子。太平尚未显现，怎么忍心舍弃我先回去？”刘公听后，流泪说：“我不能回家乡了。”考察戴公做官十多年，家中没有多余的资财，曾经因为当面应对与刘公各赐元宝一锭。皇帝说：“你们拿去买茶果用。”我听说朝觐之日，有避嫌闭户不与人接见的，像你们虽然开门延客，谁还会用贿赂来打通呢？皇上对他们的慰劳，真正识别了他们的忠诚廉洁；他们请求退休，不是勉强应付惯例，而刘、戴二公受宠任隆重，绝无敢以贿赂送到他们门前的。假使请求获准而退休，一定不能为子孙经营丰厚的产业。唉！这些都是盛世的名公，太平的美事，怎么能从九泉之下起用这些人，让后辈高山仰止呢。

本朝大臣功在社稷而死不当罪者，没有比于忠愍更甚的。我私下怀疑公在景泰年间受宠任最专，易储之事为何没有一句匡正？难道是因为九重宫阙中皇帝的情念所向难以扭转的缘故吗？汉留侯说：“起初皇上多次处在危急困顿之中，幸好用我的计策。现在天下安定，即使我们百人有什么益处？”公似乎也明白此事不容易用唇舌来补救，只是功高位极还掌握枢机，招致侧目而启嫉口，早已不是早晚能知道保全贞吉的。公似乎失于此了。等到宪宗皇帝即位，常常念及公的功劳而不闻督责他的过错，重视爱惜他的勤身苦节而不苛责他所不能为的，圣明睿照可谓无失秋毫。也是由于公重扶鼎运的大勋，皇帝亲眼目睹而心眷，必定不会轻易以回谋怀疑他。

薛文清公担任大理少卿，因持正触犯王振，于是驳议冤妇狱。台长迎合王振的意思，想置他于死地，于是刻意指控公受贿，弃律故出入罪，判处公重刑，禁系至将决。大臣有申救的，才得以免罪，放归。当时构陷公罪的，是都御史王文，而申救的大臣不知是谁，又不知从何处、用什么方法救他的。凶恶的宦官擅权，奸佞之人趋承，以至于曲解法律诬害忠贤以取悦其意，恬不为后代清论惋惜。唉！像王总宪这样的人，在戮死复辟时，难道值得惋惜吗？难道值得惋惜吗！

《吾学编》记载，陈白沙对张东海说：“吴康斋以布衣被石亨推荐，因此不接受职，请求观览秘书，希望得以开悟主上。可惜当时宰相不悟，以为确实如此，上奏让康斋接受职然后观书，违背了康斋的本意，于是决意离去。如此，则康斋的去留也不苟且了。”推荐由石亨，本不适宜，但朝廷礼命隆重，道义上不可推辞。不接受职而观书，得以以宾友之礼乘间启沃，岂不是超脱势位而兼有称塞吗？违背其本志而决意高蹈，更加极光明朗。只是陈钓叟编《通纪》，则说康斋不受官的缘故

译认为他奉皇帝诏书聘请，给予伊尹、傅说那样的礼遇，如今却嫌弃官位而不就任；又说曾为石亨编修族谱，自称是其门下士；又说曾因弟弟争夺他的田地，蓬头垢面跪在公堂上诉讼。编修张廷祥有上奏“素王正名定罪”的责任，都不知晓确实是否有这些事？如果真像所说的那样，那么不仅难以称为纯儒，即使是高士也不恰当啊。唉！名声过于显赫的人多遭毁谤嫉妒，如康斋的学问品行闻名于当时，难道应当没有实情吗？到了这时白沙说他防备意念，难道也是因为故意为其所受业者曲解的吗？

译吴与弼先生的举荐，是由李东阳以及承聘先生引荐来到京城，随后又周旋于他的进退之间，得以保全始终，符合礼制。虽然吴与弼先生的名望与实绩，后来的议论者看法不一，但当时对他的推崇奖掖，深刻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隐逸之士的心意，大概是国家以学问品行征召遗逸之士，并用礼制来成全他们的去留，大体应当如此。如果像《续录》那样搜求吴与弼先生的瑕疵，极尽口舌不加掩饰地唾骂，纵然他是自取其辱，也不免有其他牵累，然而议论者仍应当并存得失，怎么能像这样一概摧毁呢？至于陈白沙的学术渊源，或许与先代正统不完全契合，但他的人品高洁明朗，见到的人都推崇他的风格，含蓄蕴藉也一定不凡。《续录》也极力丑化诋毁，似乎更超出寻常，这难道是陈白沙所自待的吗？大概《续录》是在尹直详查直陈物情朝议时所作，那么他提笔肆意议论，断然有不足深信的地方。李东阳撰写《天顺目录》，对吴与弼先生的美行记载很多，即使是掩盖瑕疵以存厚道，也可见君子用情之深。善人喜爱他，不善的人厌恶他，由此观察人，尤其容易大致了解。

孝宗皇帝年幼时，内官覃吉辅佐引导、匡正过失的功劳居多。他说：“我老了，哪里还奢望富贵？只要天下有贤明的君主就足够了。”这可以说是具有贤士大夫的心胸。宪宗皇帝曾将五处庄园赐给东宫，覃吉劝谏推辞说：“天下的山河都是君主所有，何必还要庄园呢？只是徒然劳民伤财，成为左右近侍的利益罢了。”东宫出宫讲学，增加对讲官的礼遇，都是覃吉引导说：“尊师重道，应当如此。”这可以说是具有贤士大夫的见识。

权奸专政，能早作防范，请求退休的，天顺年间有薛瑄，正德年间有王鏊，都是正直的人。而薛瑄在险恶与平顺中德行如一，在显达与隐退中行为一致，至于渊源纯正的学问，尤其被称为真儒，身受顾命，不敢辜负先皇，立志清除君主身边的奸佞，遭到构陷被斥逐的，正德年间有刘健、谢迁，都是国家的栋梁之臣。而刘健在持议时，推案悲愤溢出，忠诚尽显，老死山林独自保持令誉；商辂在汪直毒虐之时直言抗争，公正而不顾私利，与恭谨保全地位的人自然不同；岳正于曹石猖狂之日严词斥责，正直而不图侥幸，与浮沉巧宦的人也不同。

山涛曾说：镇守广西时有老卒郑牢，性格刚直敢言。山涛召郑牢来试着问他说：“世人说为将者不忌讳贪婪，广西富饶珍奇货物，我也可以贪吗？”郑牢说：“白袍上沾了墨，终究无法洗清。”山涛笑着说：“人们说土著夷人馈赠，如果不接受，他们怀疑且愤怒，怎么办？”郑牢说：“做官贪赃枉法，国家法律很严厉。您不畏惧朝廷，却畏惧蛮夷吗？”山涛举手向郑牢行礼说：“教我，教我。”山涛是智勇双全的名将，而廉洁正直严洁，又是武职中很少听到的。郑牢是个卒卒，而明识端正的言论，竟然如此。山涛固然了解郑牢，郑牢也了解山涛，不忌讳他的话语，可以说两人都是贤者。唉！士大夫以文儒之身达到卿相之位，怎能不追随山涛镇守边疆呢？怎能不追随郑牢呢？

何乔新学问品行是世间名贤，而《续录》中宰公的过失不能掩盖。宰公名望与实绩相差甚远，晚年节操而何乔新的美德不被拖累。宰公在温州任刑部官员时，清高节操自显，不能因为后来的事而完全抹杀宰公的作为。物议大加垢病，也不能因为先前的美德而特别宽恕。大概瑕疵与美玉、得与失，各有定论。圣人对仲弓父子不相假借，而臧武仲的智慧，做事不顺且施恩不恕，最终受到《春秋》的责备。这样才是是非的正道。

成化二年二月，李东阳父亲去世夺情起复，暂时回乡安葬，随即返回京城。罗伦上疏，请求让他守完丧期，内批将罗伦提举福建市舶。到十二月，李东阳去世，相距才十个月。次年二月，罗伦恢复原官。罗伦的贬谪，陈庄静附和有力。成化四年，陈庄静去世，士人作诗讥讽他，最后说：“九原若遇南阳李，为道罗伦已复官。”唉！人事反复无常，只做应当做的事，哪有生死两截的事呢？李东阳才识通明，持论端雅，被英宗皇帝赏识，随事献纳，委曲匡扶，多有补益。唯独这件事，以及对待张、岳两位贤人，不免留下议论。识者知道他的器量美好但心思未纯。

李东阳在康陵时，刘瑾刚得势，刘、谢两位公都被驱逐，而李东阳得以独留。人们说陨灭名声毁掉踪迹，以保全善类。然而当时衣冠之祸，最称酷烈。善类得以庇护的固然有，而不能脱免的也不为不多。圣贤正人，须先有伊尹五次就聘的直道，才能保全济助天下，所以如此。倘若以一二得济者为功，而掩盖屈身之迹，那些多所不得济者，又何以塞天下之望？陈平对王陵说：“当面折冲廷争，臣不如君；安定社稷，奠定刘氏，君也不如臣。”后来终于能实践。当刘、谢去位时，也有当面质问的话，而李东阳竟无以回答，人们于是有泄露阿附的怀疑。然而他起初既不能与忠贤同谢，而共事奸凶，周旋其间者历经五年，身安其官，义不形色，朝常日紊，国祚濒危。纵真有暗中保全善类之功，终未有以解泄露阿附之疑也。

成化二十年，因妖僧继晓之言，发出内库银数十万，建造大镇国永昌寺。刑部员外郎林俊上疏谏阻，被下狱

译后军都督府经历张黻去救援他，也被下狱。皇上震怒，且祸福难测。当时万安、刘吉在内阁，缄口不语。幸亏王端毅公以及贤宦怀恩苦苦救奏，才得以释放。这一年，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发生饥荒。万安等人提议，命令天下生员纳粟入国子监，又命令受灾地区三年、六年考满的官员纳粟赈济，免除他们赴吏部办理给由手续，污浊贤能之门，以兴利破坏常法来生财。大臣治理国家竟是这样吗？为何不出一言建议动用寺库银两来救活百姓呢？他们未曾进言，不能说皇上不能施行。别人进言而获罪的，他们身居高位却安坐旁观，何况肯自己进言呢？继晓是他们所交结，以希求宠幸、巩固地位的人。建寺之事，继晓实际上是倡导者。他们怎肯正言相违呢？那么，以名义设防救灾，而苟且应对在位之事的人，除了让生员、考满官纳粟之外，就没有别的计策了。直到弘治初年，万安离任，继晓被诛杀。虽然刘吉还在，但王端毅公已被召用掌管吏部，怀珰又在宫中左右辅佐。大奸大恶之人怀有倾轧之心而不能肆意妄为，所以王公得以稍得安宁。在位行事，心意逐渐改变，弊政在元年上奏停止生员、吏典纳银的成例。二年上奏恢复官员给由的成例。那恢复给由的奏疏说：“各官的俸禄有限，而杂职的俸禄尤其微薄。如果不是从百姓那里取用，必然要剥削下属。贪婪懒惰的风气由此而起。考核之法不施行，大大不符合政体。”从此以后，考满的官员仍然赴吏部考核复核，上缴成例。元年已经上奏停止，但遇到灾伤辄又上奏开纳。王公又上疏说：“查访得知永乐、宣德、正统年间，天下也有灾伤，各边也有军马，当时未曾听说有纳银两、纳粮草作为监生、吏典等项成例。粮草未曾听说不足，军民未曾听说困顿疲敝。近年以来，守土等官只图眼前之利，不为国家做长远打算，辄上奏开纳粟等项成例，彼此效仿，遂成为长久之弊。自从有了这个成例，杂进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以至于正途监生、吏典因此壅滞，不能出身，候选多至十五六年以上才得一个官职，年纪已经衰老，谁肯尽心职业？不谋求归隐之计，况且这类人既然以钱财进身，日后怎肯以廉洁约束自己？想要不贪财害民，天下治安从何而来？”看这两道奏疏，老臣谋国的卓识长虑，本来就是这样；与小人投机取巧、迎合世俗，苟且言利，而不惜大体的人，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

译杨文襄公为张永出谋划策诛杀刘瑾，似乎倚仗权谋、行事隐秘，并非铲除奸恶的正道。然而从前王沂公也曾使用此法来清除丁谓，评论此事的人对此感到痛快，并不加以非议。大概来说，斩杀豺狼、截断毒蛇，难道一定要拘泥于固定的方法、挑选特定的器械吗？只要能将其击碎抛弃，就是仁人义士。天下人正怨恨那些毒恶之人，一旦有人从旁设计擒杀他们，所有有血气的人都会称快，如同众人共同的心愿，不能说这不是合乎正道的事。石碏用诡计杀死了弑君逆贼州吁和石厚，《春秋》难道会非议他吗？

况且杨公任苏州知府时，曾请求皇帝赐予便宜行事的敕令。刚上任时，他假装不懂政事，来试探属下的官吏。官吏抱着案卷站立，杨公一一询问他们的行事举止，随即听从。过了三天，他宣布敕令以防备不法官吏，拷打鞭笞并杀死了数人，整个官府都震惊恐惧。积久的弊政全部革除，当时府中称为“大防”。官吏的奸邪弊病难以查究，杨公运用强明手段，先用威严严厉地震慑他们，然后政令才得以施行，官吏才不敢作奸犯科。恩惠恩泽能够下达于百姓，这也是弛张有度的一种权术。只是假装愚笨来试探众人，等他们显露出奸邪状貌就立刻责罚惩治，似乎也不同于先教化后杀戮、推心置腹以感化人心的道理。

考察以往的事例，宦官借宠窃权，有假传圣旨枉杀士大夫的，却没有内阁成员这样做的。内阁枉杀缙绅，是从近日才开始的。大概因为高皇帝将政事分任给六部，而总决断于皇帝。内阁自洪武、宣德之后逐渐有了参赞政务的重任，但事情必须由部院定议，科道官弹劾驳正，所以即使有恩怨，也只能借票拟来疏通或阻塞，在生死威福方面不容易得逞。那些敢这样做的人，必定是大肆施展权术，迷惑皇帝，收买结纳朝廷内外之人，挟制异己，才能实行。然而快意于一朝，也很少能善后。国家的威灵难道可以欺骗吗？

偶然看到杂录中所记载，成化、正德年间两三个掌权的人，最被公论所不能容忍的，他们自身都得以老死家中，安享富贵，尤其幸运的死后还蒙受赠谥和防典，人心大为不畅。于是记载他们家族的后续灾祸以彰显天刑。虽然对于惩恶的意义也足以起到警戒作用。然而《春秋》的大法，正不必如此。公私记载，都已经特别书写了他们的秽行奸情，暴露在史册中遗臭万年，自足以让他们在世时受辱，比之于在市集朝堂上示众更为严重。而且万万不可巧妙开脱侥幸漏网的人，如果一定要拘泥于显赫的灾祸，万一有一两个不灵验的小人，必定援引此例来自我宽慰，放纵眼前之利，侥幸希望上天疏漏，那么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了。圣人斥责恶人，义正辞直，都在当时就明确揭露，让他们无法在未来隐藏，即使有孝子顺孙也无法洗黑为白，以此来剥夺奸凶死后的魂魄，作为万世的象征性刑罚。唉，这正是值得畏惧的啊。

正德四年冬，刘宇由吏部尚书进入内阁。五年春，曹元由兵部尚书进入内阁。都是因阿谀依附刘瑾而得到的。本年八月，刘瑾被诛杀，二人都因罪被斥免。半载黄阁的荣耀，与千万年青史的耻辱，不知哪个更重。

《双溪杂记》说：新都杨公，起初因与刘瑾在东宫共事的旧情，不到几年就进入内阁，似乎被目为刘瑾党羽。又说：宁王请求恢复护卫的奏疏，是杨公票拟的，以宁王之乱作为杨公的罪案。而霍文敏曾为梁文康辩诬，也说票拟出自杨公之手，于是怀疑梁文康。梁文康担心伤害同僚而不说，宁王自己承担。大概杨公在孝宗朝，确实少有建树。然而《杂记》出自王晋溪之手，晋溪与杨公嫌隙很深，记载此事不免有怨恨之笔诋毁诽谤。霍公在大礼议中，曾与杨公持不同意见，而与梁公都是广东人，这难道是着重为梁公着想，将诬陷转嫁他人吗？总之都不足以完全相信。杨公自编《视草余录》，都按次序记载了内阁中的机密事务。当刘瑾专权时，杨公尚未掌政，所记载的没有妨碍。宁王请求恢复护卫，杨公已是首辅，录中说：“我与费鹅湖极力谏止。鹅湖说：‘近日宁王府装载金银数骡，来谋划此事，听闻的人都变了脸色。’我说：‘我们只知道护卫不可恢复，不问银子的有无。’鹅湖说：‘正是。’大概宸濠的逆谋，我预料已久了。当时权幸中有接受贿赂主张此事的人，最终得到了批准。后来谋划不轨，我与敬所、砺庵请求派遣官员携带敕令前往谕示，献还护卫也来不及了。当时忌恨我的人说：‘宁府本来不反，因为削去护卫才反，为什么呢？’他为自己辩解如此。”《杂记》则说：“宁王请求恢复护卫，用车装载金器银宝，藏在臧贤家，分送给各位权要。大学士费宏知道后，在内阁大声说：‘宁王以巨万金宝打通关节恢复护卫，如果听任他这样做，我们江西就没有活人了。’陆完知道费宏必定会阻碍，于是密谋于朱宁、杨廷和。当时三月十六日，廷试进士，内阁官员与部院大臣都在东阁阅卷。陆完在十四日投下回复宁王请求恢复护卫的奏疏，次日宦官卢明将奏疏下到内阁拟票，经过东阁时说：‘只请杨师傅到阁，各位不必劳神。’杨廷和快步出去票拟说：‘既然王奏称缺人使用，护卫屯田，都准许由王管业。’费宏阅卷出来知道此事，于是说：‘接受宁王贿赂允许恢复护卫的是谁？’于是言官交章论奏此事，各位近幸认为这是费宏煽动的，于是共同谗毁费宏。五月，费宏罢免大学士致仕离去。”这也是王晋溪所记，不敢就说都是事实。只有可疑的是，恢复屯田护卫是宁王的逆谋，不是小事。杨公录中对于其他事都反复

译叙述非常详细，唯独这一部分较为简略。当时作为首辅所说的与鹅湖极力劝谏阻止的人，他们的谏言内容是什么？为何没有一句与宦官往来交涉的记录可查呢？这道覆疏的防范，既然由内阁拟定，究竟是谁拟定的？曾经有人怀疑梁公，梁公自己不加辩解，而由霍公代为辩解。如果像杨公所说，有权势宠幸的人接受贿赂并主持此事，于是请求得以批准。接受贿赂而请求获批，是因为有权势宠幸的人。而执掌笔砚的人难道也是由宦官决定的吗？最后又说：忌恨我的人说：“宁王藩镇不反叛，是因为削减了护卫；既然反叛了，这明显是指责晋溪的话。”然而宁王藩镇的反叛，起因于削减护卫，而完成于恢复护卫。您自己也说早已预料到，那么您有进谏或废黜的建议，正当在恢复护卫的时候提出，为何可以只是因循拖延，等到削减护卫时才发言，这才真正来不及了呢？况且费公因持有不同意见而离任，这件事被群小所嫉恨。您既然得以安然无恙，又不曾听说曾为费公着想，一同极力劝谏阻止，似乎不应该这样。后代所怀疑的，大概就在这几方面罢了。王晋溪在正德十年闰四月担任兵部尚书，十一年九月王阳明担任南赣汀漳巡抚，十二年七月加授阳明提督军务，十四年六月宁王藩镇反叛，七月阳明讨平之。王阳明的防范疏中有：“世人只知道嬖奚多获，而不知道王良善于驾驭。”这是将功劳推给晋溪，那么在事前委任、假借便宜行事使得成功的人，晋溪并非没有力量。杨公录中所摘录的晋溪诸事非常琐碎浅陋，或许并非完全虚假，但叙述宁王藩镇反叛与阳明成功的事，却几乎没有两三句话，难道是谋划不由自己所以不肯提及吗？还是不满晋溪而想要一并掩盖他的优点呢？后来江西的功绩次序多有沉滞压抑，人们也不无后来的议论。又有人说杨公之所以多议，是因为阳明感激晋溪的知遇，而他的门徒于是有在大礼议中持异议者，又增添了烦琐的口舌，这也是人情世故中常有的事。大抵两位公在任命平定叛乱之日，处在群阴之间，才术智数不无济事，委曲周旋于权奸，自图安身立命，也各有隐衷。其功过可论的，或许在新命之朝曾分庆让，若以此概括生平优劣，也难以轻言。如记录中的事，则都是彼此互相诋毁，私相攻讦不可据为事实。杨公揆度端方风采，雅见奉迎之初，反弊除奸，有利社稷。若大礼一议，既局限于古事之难合，又坚于己意之莫回。盖前者偶未深详，而后者不无留滞。夫论人当观伟度，端持意见偶偏，贤者不免，顾持平之德正在虚怀。国家正名定典，垂宪百代，必欲执元老之成说，不肯轻易以输后生。傥因误为过，无乃非询谋从善之意乎？

译宪宗皇帝任用汪直，只是让他侦察外事，唯独对他信任过度，导致他依仗权势残害内廷人员，这未必是皇帝仔细考察的结果。商辂上疏直言劝谏罢免汪直，满朝官员都感到痛快，但不到两个月汪直又被重新启用。虽然皇帝心中的疑虑并未消除，但也因为士大夫们附和促成。部院中的几位高官，谄媚奉承，以此结党营私。一两位御史，又歌颂汪直的功德，混淆是非。内阁自商辂离去后，其余人都不能自我振作。外廷各衙门的官员，畏惧灾祸保全自身，大多采取委曲求全、弥缝掩饰的策略，因此汪直受宠专权更加严重，凶恶狂妄更加放肆。起初祸害臣民，后来波及边疆。如果不是天启圣明的智慧，洞察这些奸邪，怎么能一下子将其放逐斥退，并铲除同党，大大舒畅天下的公愤呢？

成化年间，汪直掌管西厂，残酷迫害官员百姓。商辂直言进谏时，有御史戴缙上疏称颂汪直行事公正。又有御史王亿说，汪直所做的事不仅可作为今天的法则，也可作为万世的法则。这两人因此都得到提拔重用，以致显达。〇治初年，刘吉在内阁，与皇亲国戚结为姻亲，曲意讨好科道官员，以巩固地位谋取私利。左庶子张升上疏揭发他的恶行，有御史魏璋迎合刘吉的心意，弹劾张升是轻薄小人。又构陷诬蔑汤鼐，以发泄刘吉的私愤。这三名御史不知是什么心肠，公然触犯天下的清议，以侧媚权贵，真是世间最肆无忌惮的人。

成化癸卯年，苏州诸生辱骂内臣王敬，事情记录在史册中，直接说是王恕以巡抚身份到来，上疏揭发王敬的罪恶，激怒朝廷，于是派遣官校将王敬械送京城下狱论罪流放。杨循吉在《吴中故语》中说，辱骂王敬后，王恕已有上疏言及此事。王敬后来到了京城，也因诸生的事上报朝廷，以致触动雷霆之怒，下令巡按御史推究治罪。当时巡按御史张淮故意延缓处理。后来王敬事败，下狱，诸生才得到从轻发落。那么王恕上疏时并未便当即将王敬械送治罪。郑淡泉《名臣记》说，王敬骚扰东南，王恕上疏极力陈述他苛暴失人心，损害国家体制，伤害和气，从而招致灾祸。皇上立即下诏告诫王敬。过了很久，王敬等人都被收捕下狱，斩了他的党羽，朝廷内外都感到痛快。那么当时并未便当即将王敬收捕，而王敬获罪确实是因为王恕的上疏。这时宦官的势力非常嚣张，与奸佞幸臣、皇亲国戚内外勾结，窃取威福，大臣中不肖者内附外结，以巩固禄位，谋取奸私，没有刚毅中正之色与之抵触的人。王恕独自上疏揭发其非法行为，直斥凭城之奸，而略无顾虑，且能有所抒发，也没有遭遇倾覆。孤忠壮气，确实堪称宇宙一代伟人。也一定是当时暗中扶持国运者，在宇宙之外阴相持佑，不让丑类有所伤害。所谓社稷有灵，确实不假。

我朝宦官的祸孽，没有比正统、正德初年更严重的，而成化年间次之。汪直凭借昭德小防的身份，密借侦察之势，残酷欺凌士大夫。一时宵小之人固然多阿附他，但庙堂上的正人尚能持议相抗，他也未能侵揽朝廷大政。等到罪行败露，翻手之间就被斥逐，如同孤腐之物。王振、刘瑾则趁君主年少之朝，完全掌握大权，士大夫遭受祸害且不论。一个擅自发号施令、玩弄兵权，南北导致侮辱乘舆，危及宗庙社稷；一个凭借狡诈变乱祖法，以致流毒海内，群盗蜂屯。大概论罪逆，则废主之刑为极；论凶祸，则四海之乱为深了。然而王振死于敌刃，而皇帝旋即回銮；刘瑾正受天刑，而国纪渐渐也恢复旧观。这是祖宗升降，上帝之灵佑，而皇祚万万年无疆的明证，难道是偶然吗？

前人记载汪直用事时，有部院两位高官进见，相效跪拜叩头，其说甚丑秽。有人说事未必实，有余也未敢以必有信之。虽造化之内，物理难齐，然面目亦同。灵生岂应顽钝荡败若是？至如边巡捣蒜烧防之谣，彼或为呼吸祸福所震，不耻含垢屈体，要亦非负气士流稍有志节者所甘矣。正统初，有王振同姓侍郎媚振，云：“老爷无须，儿子安敢有须？”以彼斯言，甘同产育，又何惜叩头跪拜者哉？天顺时，南科有疏言保全内臣，云：“近有无耻大臣结交内臣，或行叩头之礼，或有翁父之称，因而鬻狱卖官，擅作威福。”此亦必非无据语。然则纵二大僚事或不实，亦必有实为此事而误传二大僚者。呜呼！诗书何言？冠裳何物？忍令如是扫地！国家安所赖于斯人？

成化末年，内阁四人：万安、刘吉、彭华、尹直。万、刘俱赠太师，一谥文康，一谥文穆。彭赠太子少傅，谥文思。尹谥文和。夫易名以谥，谥乃以名重也。士大夫名不足贵，谥亦罕所见称。然则华其谥，毋宁美其名乎？

建文庚辰进士一甲三人，首胡广，永乐时历官文渊阁大学士，卒赠礼部尚书，谥文穆；次王艮，闻靖难兵起，服毒死。艮庭试防最优，以貌不扬，置胡广后；次李贯。迎附后，尝奉命翻阅建文时指斥章疏，曰：“臣独无之。”文皇曰：“尔以独无为贤耶？”二甲以下，吴溥迎附后，

译因胡俨的推荐，（某人）被任命为司业。杨荣、杨溥、金防孜在内阁任职，胡濙担任礼部官员，这四人都身居高位，死后有追赠和谥号，当时被称为名臣。陈继之在建文年间任给事中，建文帝被废后，名字列在奸党二十九人之中。黄钺任给事中，因坚守节义而死，投琴川桥下。还有刘瑞、王髙都担任大理丞，因包庇方孝孺获罪，在树下被割去鼻子而死。顾佐任都御史，由知县历任监察职务，在宣德年间是风纪方面的名臣。

译河南道御史刘景辰上疏陈述边防事务，说边防将领的官职，不是空手就能得到的，必须借助权贵的力量；而权贵的力量，也不是空手就能借到的，必须凭借金钱来拉拢。一旦依赖金钱，哪里还会有安定边疆、建立功业的心思？不过是剥削军队来充实私室，谋求十倍百倍的利益就满足了。所谓内安外宁，何曾放在心里？贼寇不来时，下属的咽喉被上级扼住，恩义已经背离；贼寇来时，上级的性命悬在下属手中，奖惩难以施行。两三年后，积怨已深，无法立足。有的谋求升迁，有的谋求调任，形势更急迫的，就称病辞职。这都是脱身的计策，而且老套路已经精通，老路已经熟悉，又将操纵这种便利来谋取私利，于是有已经上任又离职的，有已经离职又回来的。等到新任官员到任，又是如此。官兵来来往往，送行的送行，迎轿的迎轿，各边镇的军政，不等外敌侵扰，已经在守边大臣手中分崩离析了。这是万历丁酉年四月的奏疏。当时边境警报频传，天下人心惶惶，而边境的情况与将领的去留竟是这样。主管政务的人，怎么能说他们有赤诚之心呢？奏疏中提到的权贵，大概是指亲信近臣和枢机要员。

刑科给事中彭惟成有《慎简辅臣疏》，说选拔馆阁官员进入内阁的弊端说：“现在专门选拔科举新晋之人，却让他们担任不熟悉民事的官职；又专门选拔不熟悉民事的官员，却让他们承担股肱重任。”又说：“自从最初选拔庶吉士时，或许有一两个热衷功名的人，同乡同年之间，不怕暗中书写诽谤；像管仲、鲍叔牙那样深厚的交情，也变成争着伸手抢先，请求留在馆阁。于是用尽计谋倾轧胜过自己的人，在馆阁资历渐久，就一路铲除阻碍自己的人。剥蚀元气，败坏心田。十五年前，结交台省官员，以稳固本职；十五年后，结交近侍，以希求高位。前面所说的，是宣德、正统以后沿袭的旧例；后面所说的，则是近年世风衰败的极弊。”

刘文成公的根基，是前朝取士制度造就的。他怀有绝世的才略，三次担任幕僚职务，三次被贬黜。高皇帝收揽俊杰，他才束身归顺，得以亲近帷幄，秘密议论并光大辅佐大业，被称为佐命谋臣，这是上天赐予的奇遇。像文成公这样的英资博识，如果早知废弛与兴盛的道理，而直接以布衣身份际遇云龙之会，那么张良又有什么可多说的呢。传说文成公死后不土葬，遗命焚烧尸体扬散骨灰，没能询问文成公封地究竟有无，如果真的像传言那样遵守，是依据什么法典呢？大概文成公曾因淡洋巡司之事被愠口诬赖，高皇帝神圣，直接置之不问，文成公也不敢自理。入朝后留居京师，病重才回家，死在家中。遗命的用意，〇是不担心身后被人指指点点，因为一抔土。与文成公向来精通占卜〇推算等秘术，以防范高皇帝的兵谋国事，都奇异中肯，世人传闻如同神异。淡洋之事，诽谤者说文成公知道那地方有王气，想营葬而不得，所以假借盐盗奏设巡司来占据它。进言者巧妙利用他的才能，文成公也难以用本情自解，而了解文成公才能的人，又怎么相信他不这样做呢。唉，难道是术数之累吗？夫术数之事，幽深〇圣贤所不道。古之君子以正道匡正世道，天下信服其道，尚且不能不在自身遭遇屈辱，何况持守世人不可知的术数，而想让天下必定能体谅其心，也是难啊。

王文成公担任兵部主事，上疏营救被逮捕的言官戴诜，触怒刘瑾，遭受廷杖，降职贬为龙场驿丞。刘瑾败亡后，升任庐陵令，推荐历任部寺官员，出外建立军功，所到之处都建立功业，以接受爵位。当刘瑾专横时，文成公的父亲在吏部曾向刘瑾行贿，事情牵涉狱词，而文成公的奏疏与之抵触，几乎父子志趣不同。大概刘瑾威福震天下，不是矫然自立的人很少不依附他。说吏部谨慎厚道无所称道，而文成公沉机精识，必定不依附匪人，可知也。文成公初被贬南迁，当时有人说刘瑾蓄意杀他，暗中派遣人从间道行刺，文成公欺骗说投江，才得以幸免，浮海入闽，辗转到达贬所。这可能是由文成公自己计防祸患，未必刘瑾有意杀他。他操纵外廷生死，只是示意眉眼而已。文成公当时名位未振，没有死在杖下而得以远入瘴岭，岂尽是天幸哉？且文成公的奏疏只救言事人，拂逆刘瑾所恶，没有直接数说刘瑾罪逆，他何顾忌而暗中行事？如果以文成公是大臣之子不得遽杀，那么矫命与假手等耳。他何有于公卿间也？谈论者每奇文成公之事，说在武林题绝命词，入水七昼夜，老人送至广信，半日而达，千里皆类语怪，不足深信。文成公已受任仗钺，用师闽广诸寇巢，秘谋神料，渊藏电发，所加必株摧箨卷，无幽不入，无险不夷，盘错积逋，铲刈略尽，筹亦奇矣。第攻心之道有所未试，岂山箐别气必难化驯耶？若田宁就抚，乃缘威望素彰，略法伸恩，庶防不杀。大藤一窟仍张剪薙，夫亦招怀搜剔，各有机宜乎？至叛宗称戈，举义式遏，国无兴发，民释屯危，社稷宏勋堂堂正正矣。惟讲学立宗颇由自信，如格物良知等说，不欲袭守河闽。盖识心亦近道体，而穷理乃可立诚，从下学而入德，圣门于上智大贤，犹恐废序失路也。当时朝论遂有以伪目之，盖缘公机藏

译神妙的运用，涉及权谋术数，只是借此来笼络非正之人，网罗奸猾之敌，解决缓急之事，摆脱危亡之境，人们只看到其顺利涉渡的利益，却无法测度其中的变化。这是这位公卿才智所独擅的，但若以此概括其根本，那么其纯正与瑕疵尚需斟酌评议。评论过去的人，应当知道这位公卿具有奇特的资质和明达的谋略，是一代有利于国家的干练大臣，至于学术上的定论，姑且等待追溯其渊源，这在于后世有道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