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帖卷二

译“师中”的“中”，虽然是因为六二居中而得名，但兵法中大将居于中央，就是《春秋传》所说的“将中军”。大概军队虽然属于凶事，礼制却崇尚右方；兵法中右方在前、左方在后。八阵以前锋为右，后锋为左，就是这个意思。兵法贵在有参合，有参合就能取胜；只有两方就会相争。何氏《订诂》说：“按照《周书》，人道崇尚中；耳目受心的役使，处于中位并不是无所作为。” “师左次”是说，军礼崇尚右方；右方在前，左方在后。八阵以前面的冲锋部队为右，后面的冲锋部队为左，就是这个意思。焦弱侯说：“六四乘在坎卦之上，与兵法所说右边依靠山陵、左边面向水泽的意义相合，所以说‘左’。”朱枫林旁注说：“六四变动后，互卦成为震，左方就出现了。”鲜于氏说：“乾在先、坤在后，乾为右、坤为左，所以《明夷》六四为阴爻，说‘左腹’；丰卦九三为阳爻，说‘右肱’。”这些说法都把兵法与乾坤结合起来解释，总不如按照卦例，把上面一爻作为右、下面一爻作为左来得简明自然。这还算是有根据的说法。“七日来复”，只是从剥卦上爻到复卦初爻，合计七爻，作为七日。十二辟卦以剥卦表示阳气将要尽绝，以复卦表示阳气开始产生，所以特意取这两个卦作为辟卦的验证。于是从剥卦上爻开始，经过坤卦六爻到达复卦，合起来就是七日。【十二辟卦平分阴阳。阴六卦从五月建午、一阴生于姤卦开始，经过二阴的遯卦、三阴的否卦、四阴的观卦、五阴的剥卦，此时阳气将尽；到了六阴的坤卦，阳气已经尽绝，于是又有一阳复生，称为复卦。】之所以一定从剥卦起，是因为姤、遯、观、坤各自另有象义，只有剥、复专门讲阴阳消长的道理，与否、泰相同，所以剥复相反相对【复剥▯】。只说复卦，其中已经包含剥卦，不必另取其他象；只以复卦开始的地方作为剥卦结束的地方，所以说“七日”。“临观”相反相对【临观▯】，只说临卦，其中已经包含观卦，不必另取其他象；只以临卦所前进的地方作为观卦所停止的地方，所以说“八月”。【临卦前进而经过泰、大壮、夬、乾，反过来又生出姤、遯、否、观，共为八月。】这既是确定的道理，也是确定的体例。侯果说，十一月天道运行到子，五月天道运行到午，总共经过七个月，所以称为七日。这里不说“月”而说“日”，就像《豳风》把一月称为“一之日”、二月称为“二之日”一样。这样从十一月子到十月亥，仍然是六阳六阴；至于临观“八月”的说法，恐怕是因为辟卦相互配合的体例不能重复出现。而且八月说的是月，七日说的是日，把月说成日终究不妥；六阴六阳也是六月，不是七月。何氏《订诂》若说“七日”就是七月，却不是从五月建午推到十一月建子共七个月，而是五月本来就称为七月，因为周历的七月就是夏历的五月。这样，“七日”二字就专属于五月这一月，说五月一到阳气便已经来复，实在没有道理。只有李鼎祚《易解》说，《易轨》一年有四时、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天；以坎、震、离、兑四个方位正卦【坎是北方之卦，对应冬至；震是东方之卦，对应春分；离是南方之卦，对应夏至；兑是西方之卦，对应秋分。这四个正卦，艮、巽、坤、乾则是四隅之卦。】分别主管四时，每一卦主管一季；每一爻主管一个节气，每卦六爻、六气，共有四六二十四节气；再以十二辟卦主管十二月【从复卦十一月起，到坤卦十月止，见前文】，每一卦各统辖四卦【例如坤卦是十月卦，它所统辖的是未济、蹇、颐、中孚四卦】，总计每五卦主管一月。一爻主管一日，合起来就是五六三十日。这样，《易》六十四卦除去四个正卦不主管日期外，从十二辟卦到其余四十八卦，共六十卦，合计正好三百六十日，相当于一年周天的数目。剩下五日四分之一天，再把每天分为八十分，五日就是四百分；加上四分之一天，又是二十分，合计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计算，六七为四十二，每卦又得到七分，于是每卦六爻应当得到六日零七分，概括称为七日。现在从剥卦到复卦，中间隔着一个坤卦，正好隔着六日七分，所以称为七日。用《易纬》分卦直日的方法解释《易》，似乎十分精密，但其中有很大的错误。剥卦到复卦虽然说是七日，实际上处在坤卦亥月之中，只是没有兼涉其他月份；不像临、观的八月可以按月计算，所以反而以月来记日。所谓七日，不过是约略说七爻所代表的日期。现在硬把它限定为七日，却又不是一爻一日，反而说六爻合为七日，这是专门取日数而不取爻数，像是在推演历法，而不是推演《易》法，本来就不正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月〕 至于真正按照分卦直日的方法计算，那么所谓从坤到复，要计算坤卦主管十月、总共统辖四卦；从坤到复必定经过未济、蹇、颐、中孚四卦，然后才到复卦，这已经间隔四七二十八日，何况复卦所接续的又是中孚，并不是坤。如果说中孚与复只隔一个卦，阳气的发动其实已经在中孚显现，那么它与“阳生于复”“兴于复见天地之心”等说法又互相矛盾，不能贯通。何况京房、焦延寿的纬学非常牵强，即使时、月和日有所区别，积日成月、积月成时，本来也没有两套不同的数理。如今十二个直月卦既然同样列入直日的数目，却唯独不记录四个直时卦的直日，这都是强行把历数配合易数，结果仍然不齐整，无法解释。至于核算日期，更是错误中的错误。近代儒者因为推算不合，又稍作改变，说“七日”的“日”是历书所说每日运行一周天的日子，不是纬书所说六日七分为一卦的日子。这样的说法究竟是在解释《易》，还是在解释历法？怎么会不通达到这种程度？《论语》唐代孔颖达的疏引《春秋元命苞》和《乐纬稽耀嘉》说：“夏朝以十三月为正月，息卦承接泰卦；殷朝以十二月为正月，息卦承接临卦；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息卦承接复卦。”这就是三正相传的旧说，并把它与三个辟卦相配：复卦为十一月的辟卦，临卦为十二月的辟卦，泰卦为正月的辟卦（所谓十三月，就是正月）。

译《易纬·通卦验》论述八风：“服虔认为这是八卦所对应的风：乾风叫不周，是立冬的气候；坎风叫广莫，是冬至的气候；艮风叫融，是立春的气候；震风叫明庶，是春分的气候；巽风叫清明，是立夏的气候；离风叫景，是夏至的气候；坤风叫凉，是立秋的气候；兑风叫阊阖，是秋分的气候。”这就是以卦直日、配合卦气的说法，只是又作了一点改变，但仍然是按《说卦》的次序排列。融风，一本作调风，也就是条风。《汉书·艺文志》列举《尚书》的篇目时，引《易》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此。”可见图书的源流很早。由此看来，汉代所说的图书都是书册，并不是像今天陈抟所传的那样指图画。只是把《洪范》当作洛书，是受孔安国、刘歆等人的说法影响而造成的错误。至于《隋书·经籍志》说，河图、洛书记载改朝换代的征兆，先王恐怕它们迷惑世人，所以秘藏而不传；又说：“孔子另立纬文及图谶，把它们留给后世。”这些图书在前汉已经出现，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又说：“从黄帝到周文王所接受的本文”，另有三十八篇。虽然这些说法不合经典，但它把图书作为书册的名称，在宋代以前大体都是相同的。关于河图、洛书，有人说它们是在尧舜时期出现的。《尚书·中侯》说：“尧把玉璧沉入洛水，玄龟背着书出现；舜在黄河边修筑坛场行礼，黄龙背着舒展的图卷出现。”水边坛场的说法，见《后汉书·方术传序》：“河洛的文字，龟龙的图。”注。汉代的图谶都假借河洛之名。例如元和年间的诏书中有《河图》，称“赤九、图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类”。东汉杨厚传记说，他向同郡的郑伯山学习河洛书以及天文推步之术。这是把图谶当作河洛书，就像曹褒传中所说的《河图括地象》一类，也属于书，并不是陈氏所传的图。传记称杨厚的祖父擅长图谶，又说杨厚通晓并阅读图书。太后召见他时，特意询问图谶是否可以验证。至于顺帝时黄琼上疏，说应当打开石室、考察河洛，则专门是指灾异而言，又是另一回事。崔骃《达旨》说：“所以能够扶助阳气而出，顺应阴气而入。”注释引用《干凿度》说，太乙的运行，随阳气而出，随阴气而入；从坎卦北方开始，是从中男方位出来；止于西南方的离卦，是从中阴方位进入。这样，离就不在南方，而在西南方了。因此二、四是肩，离为二、兑为四。蔡氏把洛书配于皇极，却不知道出入的先后，错误地把坤九在南方的位置当作离，把离二在西南方的位置反而当作坤。因此，他沿袭《大传》的九宫方位，却完全失去了大衍的卦数。他的错误如此明显，世人却还把它指作洛书，这是为什么呢？旧儒讨论互卦，以京房、焦延寿、马融、郑玄等人的说法为依据，这是师承相传的说法。后来又有以《大传》为依据的说法，例如“二、四同功”为下互，“三、五同功”为上互，这类道理也已经很明白了。无奈世俗之学浅陋，始终固守王弼、韩康伯的说法，认为没有互卦。我作《仲氏易》时，已经引用《易》本身的爻辞以及《春秋传》的断语，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后来写《推易始末》，又悟到伏羲所定的卦名早已涉及互卦，例如乾、兑组成履卦，“履”就是礼。乾、兑是西方属金的卦，在五行中属于义，所以有“礼”的意义。观察它的卦画▯，上互是巽，下互是离；离、巽在南方属火，在五行中属于礼，因此卦名中已经包含了这种意义。又如泰卦六五有“帝乙归妹”的文句，泰卦由坤、乾组成，并没有震、兑，怎么会有兄妹之称？只是因为三、五爻组成上互震，二、四爻组成下互兑，所以才涉及兄妹。▯既然演绎卦象、确立卦名还会旁及互体，何况其他情况呢？我同馆的乔侍读写《易俟》一书，极力驳斥互卦，还说这是“折衷孔子”。我不知道他对此作何解释，可惜没有写一封信去质问他。“震来虩虩”中的“虩”字，其他书中没有，连它的读音和意义也不清楚。我曾考察许叔重的《说文》，其中“虩”字没有训释，只引用《易》说：“履虎尾，虩虩恐惧。”考察《履》卦九四爻，只有“履虎尾，愬愬终吉”，并没有“虩虩恐惧”四字，怀疑这里有错误。后来看到黄氏《韵略》，其中解释“愬”字说：“读音与‘索’相同。”又说：“惊惧叫作愬。”丁氏《集韵》则说：“也可写作虩，也可写作覤。”到了毛晃《增韵》，便同时列出“愬、虩、覤”三个字，都解释为惊恐，这才知道《说文》所引用的“虩虩”就是“愬愬”；它所引《易》文只到“履虎尾，虩虩”五字，“恐惧”二字是解释“虩虩”的话。《履》卦只有“愬愬”，而《震》卦有“虩虩、苏苏、索索”三个叠字。“虩”与“索”以及“愬”同音，都读生责切；“愬”与“苏”又同音，都读生徂切。只有毛晃读作汔逆切，稍有不同，但他把它解释为“恐惧”，与各书相同。宋代儒者不懂“苏苏、索索”的解释，错误地沿袭虞仲翔的说法，认为“苏”是死而复生，“索”是气息尽绝；吴澄、熊过把它奉为金科玉律，甚至妄加解释，说“虩”是蝇虎的名称。哪里有把一种生物的名称叠用为叠字的道理？由此可知这种说法荒诞妄谬。【按：“覤”也可作叠字，《庄子》说“覤覤然惊”。】“愬愬”和“虩虩”是同一个字，所以《履》卦的“履虎尾，愬愬”，马季长的本子写作“虩虩”；《震》卦的“震来虩虩”，荀慈明的本子写作“愬愬”，相互对照就很清楚了。《易》没有遭受秦火焚毁，任凭人们传抄诵读，所以同一个读音的字有多种写法，讹误反而比其他经书更多，正是这种情况。

译商瞿是鲁国人，春秋时期擅长《易》。他是孔子的弟子，其他事情没有可考。只有汉代史书说：鲁国商瞿子木从孔子那里学习《易》，再传给鲁国的桥庇子庸；子庸传给江东的馯臂子弓；子弓传给燕国的周丑子家；子家传给东武的孙虞子乖；子乖传给齐国的田何子装。汉朝兴起后，田何从齐国田氏迁到杜陵，号称杜田生。这是孔子的《易》学五传到田何，成为汉代传《易》的宗师，而亲自受学于孔子的，实际就是商瞿。至于《干凿度》说：孔子生来不知道《易》，有一次偶然占筮自己的命运得到旅卦，于是向商瞿氏请教。商瞿说：“您有圣人的智慧，却没有帝王之位。”孔子哭泣着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这都是上天的命运啊。”于是才开始作《十翼》。这就是说孔子原本不懂《易》，反而受教于商瞿氏，后来才作《易传》，实在荒谬。如果是后人伪造的，那么《子夏传》又说：“孔子的《易传》传给了子夏。”商瞿就是子夏，名瞿、字子木，另有一人；那么桥庇子庸、馯臂子弓等人，是把同一人接连用不同名称称呼，还是确有两个人呢？史书和目录中没有可考的子夏传《易》。子夏传《诗》，《文选》中有《子夏诗序》，有人说《诗经》的小序也是子夏所作。子夏还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等儒者曾为它作训释。《风俗通》说，谷梁赤是子夏的门人和故旧，称《诗》《礼》《春秋》都是子夏传述的，却没有提到《易》。即使后汉徐防上书说，《诗》《书》《礼》《乐》由孔子确定，阐明章句开始于子夏，那么除了《诗》《礼》《春秋》外，连《书》也都归于子夏，却仍然没有提到《易》。汉《艺文志》著录《易》十三家，没有子夏撰述。只有《隋书》《旧唐书》的目录中有《子夏传》二卷，但不知道它从何时开始出现。有人说这是汉代杜子夏所作，因为“子夏”同名而误认；这种说法见孙坦《周易析蕴》，但也没有实际根据。我曾考察陆德明《经典释文》和李鼎祚《易解》，偶尔也引用它，可见到唐代时这部书已经被人相信并流传。然而陈氏说，《释文》《易解》所引的内容，反而是今天流传的《子夏传》本中没有的。并且隋唐目录只说有二卷，上卷已经残缺。现在流传的本子却有十一卷，孙坦又说其中或许引用《左传》作证，后来又得到十八条占辞。书中还说孔子为“县官”，但现在连《左传》和“县官”这样的称呼都没有。因此它不仅不是子夏传，也不是隋唐所传的那个本子。晁以道说，旧本《子夏易传》有二卷，唐代刘知几已经知道它是伪书，但那部书没有流传下来。如今称为《子夏传》的书，《崇文总目》知道它是伪书，却不知道作者；只有它独自说是唐代张弧所作，却不知道根据什么这样说。考察张弧是唐代试大理评事，馆阁书目曾记载张弧所著的书，但也没有说他作了伪《子夏传》。我在《仲氏易》中偶尔引用过《子夏传》的文句，包括与经文不同的字，大体都见于陆德明《释文》和李鼎祚《易解》的本子。至于今天流传的本子，从前根本没有这部书，如今正好由昆山徐氏刻印出来，我也赶紧粗略看过一遍，但其中并没有引用我所说的内容。总之，伪书没有什么可说的。《左传》所说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知道究竟指什么。孔安国说，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的书；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这样所谓“三”和“五”，也只是凑合三皇、五帝的数目而造作的伪说。有人偷取《子华子》“出于一，立于两，成于三”的话，认为连山由此显现形体，归藏由此驾驭气，大易由此建立数，于是造出三坟，名为山坟、形坟、气坟；又说它们就是伏羲《易》以及连山、归藏三皇之《易》，这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八索、九丘，孔氏说是夏、商、周所传的大训；但他又说，八卦的设置叫作八索，是为了求得真义；九州的制度叫作九丘，是说九州所聚集的事物。这样一来，难道八卦的设置是在夏、商以后吗？《山堂考索》若说“八索，是八卦的学说”，正是在转述孔氏的话。然而孔氏又说，先君孔子赞明《易》道而贬黜八索，叙述职方而废除九丘。这样，八索、九丘总是孔子所废弃贬斥的东西，就更加无法解释了。《周礼》说太卜掌管三易的方法：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郑康成认为连山是夏易，归藏是商易，连同周易合为三易。这一定有师承依据，所以《礼运》引用孔子说：“我想观察殷代的制度，因此到宋国去，却没有得到足以证明的材料；我只得到了坤、乾。”注释者认为这就是归藏一书；它叫“坤乾”，是因为周易以乾为首，商易以坤为首。它又叫归藏，是因为《大传》说“坤以藏之”。由此推论，连山是夏易也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干宝说，连山是列山氏的书，夏人因袭它；归藏是轩辕氏的书，商人因袭它；小成是伏羲的《易》，文王因袭它。这样把连山、归藏分别与炎帝、黄帝的氏号相配，必定认为两位帝王原本各有其书，夏、商只是因而采用。这与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说“夏人因炎帝而称连山，商人因黄帝而称归藏”完全相同。至于杜子春、贾公彦等人注释三易，认为连山作于伏羲、归藏作于黄帝，连同周易为三易，这就把连山归于伏羲，作为夏易所因袭的书，与连山本为神农之书、周易本为伏羲之书的说法大相冲突。后来儒者沿袭这种说法来排斥郑康成，并且有人说连山、归藏都不是夏、商的《易》，这样连贾公彦、杜子春的说法也自相矛盾了。贾氏、杜氏说夏易本于伏羲之易，并没有说有伏羲之易就没有夏易。正因为夏、商本来各有《易》，而周官太卜掌管卜筮之法，所以三易兼用，才一并提到它们。考察《左传》《国语》中的筮卦，有“遇艮之八”“泰之八”等说法，注释者认为夏、商之易占变不用九、六而用七、八，所以这样说。《公羊传》疏说：“孔子想作《春秋》，占得阳豫之卦。”宋氏说：“这是夏、商的卦名。”这明明说明夏、商有《易》，也明明把它们列入三易之数，由太卜兼用，与《周官》相同。不学习的人却还说夏代没有《易》的名称，伏羲之易不是夏易，这是多么浅陋啊！

译旧儒论三统之说，有人认为周正以建子为岁首，实际取得天统，所以《周易》以乾为首；乾代表天。商正以建丑为岁首，实际取得地统，所以《商易》以坤为首；坤代表地。夏正以建寅为岁首，实际取得人统，所以《夏易》以艮为首；艮代表人。考察乾为天、坤为地，用来配合天地二统，最为明确。只有艮代表人统，颇费解释。一种说法认为，艮卦的卦画像古文字“人”字【▯□】，不能说完全没有穿凿；另一种说法认为，《周易》艮卦六爻都取人身为义，那么《夏易》连山怎么能预先知道《周易》的爻辞，并从这里取义呢？宋人若说乾开始万物、坤终结万物，而艮则使万物终而复始，那么对于以艮为首的意义确实说得通；但把艮解释为人统，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考察《说卦传》，艮是东北方的卦，在方位上对应寅；寅就是人。所谓天在子时开始，地在丑时开辟，人在寅时产生，因此艮为人统，也就如同寅为人统一样，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十二辟卦，就是十二个月的卦。从复到夬，变化而成为乾；从姤到剥，变化而成为坤。总共十二卦，配十二个月，每一卦作为一个月的主卦。“辟”就是君、主，意思是主管一个月的卦。如果按照推易的方法，则正好把这十二卦作为聚卦，作为其他卦移易的主卦，也称为十二辟卦。有的人认为乾、坤两个聚卦没有移易法则，于是又除去这两卦，称为十辟卦。所以汉儒又有十辟卦的说法。宋代朱震、元代朱升仿照汉儒的说法作《十辟卦变》，就是这种情况。又有称为六辟卦的，如《干凿度》《洛书摘》取六个辟卦来建立纪法，则是又去掉十二的一半。晁景迂说，归藏伪书中已经提到十二辟卦，似乎辟卦的说法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其实是因为《归藏》本来是后儒伪造的，而辟卦之说在伪书以前已经存在，所以伪书只是袭取它，并没有别的根据。干宝注释《三易》，说《连山》以艮为首，《归藏》以坤为首，《周易》以乾为首。然而他又说：“天地确定位置，山泽互通气息，雷风相互迫近，水火不相侵犯。”这是小成之易。“帝从震方出现，在巽方整齐，在离方相见，在坤方完成职事，在兑方显现喜悦，在乾方交战，在坎方劳作，在艮方完成言语。”这是《连山》之易。“初乾，初□【即坤】，初艮，初兑，初荦【即坎】，初离，初厘【即震】，初巽。”这是《归藏》之易。这样，《连山》以艮为终，《归藏》次于坤，与其所说的以艮为首、以坤为首自然互相抵牾。而且把《大传》“帝出乎震”一节说成《归藏》之易，也不相合，更不知道根据是什么。如果又说：“伏羲之易，小成是先天；神农之易，中成是中天；黄帝之易，大成是后天。”这就是宋儒把伏羲说成先天、文王说成后天，把八卦说成小成、六十四卦说成大成的起源。《大传》只有八卦，却又增加“小成”之外的“中成”“大成”，本来就不妥。况且他说“小成”，是从揲蓍占筮来说的：十八变中经过九变而成内卦，只能称为小成；一定要经过十八变，然后引申触类，事情才全部完成。并不是说伏羲只画了八卦，到神农时才把八卦重叠起来，像京房所说“神农重乎八纯”，以及《史记》所说“神农观察正午交易而创作重卦”。八卦相重都是伏羲的事情，与神农无关。《大传》本身明明把“小成”归属于伏羲之易，这已经很奇怪了。宋人又造出阴阳、太少层层累加画爻的方法，称为先天；把先天归于伏羲，反而把《说卦》中孔子所传、坚不可破的伏羲卦位说成后天，认为那是文王之易而不是伏羲之易，这就极其悖谬荒诞了。小成、大成、先天、后天、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前人都已经说过，后来却重新改变其说，遂使意义相差悬殊。由此才知道，偶然说出的话，后来可能被人凭借依附，实在不可不谨慎。又《大传》有“上古结绳而治，作易者”的话，针对其中“中古”的说法，后儒又增加“下古”，认为伏羲是上古、文王是中古、孔子是下古；《易》学中类似这样牵强附会的地方，实在可笑。连山、归藏两种《易》早已亡佚。考察《北史》，刘弘上奏请求搜求天下遗书，当时刘炫颇有名声，于是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一百多卷进献，已经领赏离开，后来有人控告他，才免死并除名。郑樵说，《连山易》直到唐代才出现，都是伪书。《崇文总目》记载《归藏易》，晋代太尉参军薛贞作注，隋代还保存十三卷，后来只剩下初经、齐母、本蓍三篇。到了唐代又有司马膺注十三卷，到宋代也亡佚了。晁以道说，《商易》是张天觉伪造的；有人说就是司马膺所作，所以吴澄认为《连山》《归藏》以及刘光伯、司马膺的书都是伪书。卫元嵩作《元包》，也用先天、后天、太少、阴阳来建立卦象，如同干宝所说，这是宋人窃取并伪造的开始；但它又冒称《归藏易》，以坤在乾之前，这种依傍之作不值得谈论。只是桓谭《新论》说：“连山有八万字，归藏有四千三百字。连山藏在兰台，归藏藏在太卜。”那么汉代一定还见到过这些书，所以字数记载得如此确切，可惜现在无法考察了。

译宋人把伏羲之易称为先天，把文王之易称为后天，这种说法始于陈抟。这是窃取干宝关于伏羲先天、神农中天、黄帝后天的说法而改头换面地承袭，但又没有采用中天。先天、后天见于《文言》；至于中天，扬雄《太玄》列举九天的名称，其中有一个叫中天，并不是中古的意思。后来又有人制作陈氏的中天图，就已经很可笑了。到了宋咸淳末年，东嘉朱元升完全承袭这种说法，作《三易备遗》：把连山作为先天，即伏羲之易；把归藏作为中天，即黄帝之易；把周易作为后天，即文王之易。这是窃取干宝“中天”的名称，又改变其说，以补足陈氏三天说所没有的内容。他仍然把蔡季通制定的河图、洛书倒置过来，以一至九为河图，以一至十为洛书，完全采用刘长民《钩隐》所传的说法，把它们缠绕在八卦之中，命名为《易本》。又把陈氏先天图反复回旋，拿来充作连山；采取旧儒纳音说，牵强附会，拿来充作归藏。但他又根据《礼器》引孔子“吾得夏时”一句，杂取律历、枝干、阴阳分合之数，用来充作连山。为了避开文王后天的卦位，他仍然采用先天转旋、四象、老少等说法来充作归藏。这样又与连山、先天、归藏、纳音等私家说法没有区别。而且干宝把《大传》“天地定位”一章看作伏羲之易，把“帝出乎震”一章看作连山之易；朱元升又窃取这些说法而加以改造，把“天地定位”“帝出乎震”两章总归为连山易，把“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一章归为归藏易。大易究竟是什么书？孔子的传究竟传授了什么？竟然可以任意割裂、扭曲、揉捏。创立自己的见解，执守这种臆想，竟到了如此地步，这是对圣人言论极其无所顾忌的侮慢。朱元升中嘉定武举，任处州龙泉等处巡检。咸淳年间，两浙提刑上奏推荐他的书，却没有得到任用。如今昆山徐氏把他的书刻入《经解》中，共十卷。《易小帖》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易小帖》卷三。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仲氏说：我年轻时读《屯》卦读到六二，烦闷到了极点：为什么说“乘马”？又为什么说“班如”？急忙翻阅王氏注和朱氏《本义》，却只说“乘马就是乘马，班布就是不前进”，于是更加烦闷不已【仲氏曾说：自从辅嗣的《易》出现以后，汉魏各家的《易》都亡佚了；自从元晦的《本义》出现以后，宋元以后谈《易》的人都归于一家。当今世上的《易》，只有这两家而已】。后来得到推演《易》的方法，才知道六二、六四和上六都分别与阳爻相对；《易》并不是泛泛地把六爻中的阴阳奇偶相配而已，因此应当有婚媾的象。它们都说“乘马”，是恰当的。然而它们各自与阳爻相对而又各自退居于阴位，也都应当有不甘心与之配合的情绪。所以又都说“班如”，以此合乎《屯》卦艰难而难以前进的意义。这样解释，凿然明确，确实就是如此。又说：六三也是阴爻，却没有婚媾之象，正是因为三爻独自没有发生移易。有反对者说：六二与九五相应，六四与初九相应，六三与上六都是阴爻，没有相应，所以不乘马，这与移易无关。那么上六为什么又说乘马呢？仲氏说：“《蒙》的初筮和《比》的原筮，也是《易》中需要防止误解的地方。王弼没有作注，朱熹却只指筮者而言。请问六十四卦中，哪一卦不是占筮者所用的呢？” 又说：“《蒙》六三说：‘见金夫，不有躬。’在《蒙》卦中忽然涉及这件事，最令人怀疑。但《本义》只说这是‘女子见到有钱的男子而不能保有自身’的象。考察辅嗣，则说：‘上九不求六三，而六三反去求上九，所以不能自守。’仔细考察六爻之中，凡是上阳下阴、上阴下阳，内外奇偶相应的情形多得很，为什么偏偏说本卦六三应当去求上九？本卦上九并没有求六三。若把‘金夫’解释为多金的男子，也有道理：兑为金，艮是金的配偶；兑为少女，应当配艮为少男。这是根据推易，九三为升卦的互兑，所以这样说。王氏把金夫解释为刚健之夫，这又是什么说法？如果这样，那么必然也要把木公称为柔夫了。王氏不重视五行，但原文中确有不可不讲的五行，他哪里知道呢。” 仲氏说：唐代以后的儒者不懂得取象，却动不动就说是“象”。例如《小畜》一卦颇难解释，《本义》却用“象”字把它了结。对于“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说：“所以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象。”对于“复自道”，说：“所以有‘进复自道’的象。”对于“舆说辐”，说：“所以有‘舆说辐’的象。”对于“夫妻反目”，说：“又有‘夫妻反目’的象。”对于“有孚血去，惕出”，说：“这是有孚而血去惕出的象。”对于“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说：“所以是有孚而紧固，凭借富厚之力而与邻人相亲的象。”对于“既雨既处”，说：“所以是既雨既处的象。”这样一来，上下经六十四卦，全部只用这一个“象”字来解释就够了，何必再作注呢？我初读《小畜》到“密云”两句时，很不能理解。等读到《小过》九五又有这两句，疑惑更加重了；考察辅嗣的注，只说：“阳气向上逼近阴气，阴气不能固护阳气，所以不下雨。”可是本卦一阴而内外都是阳，何曾有阴气向上逼近？五个阳爻被一个阴爻所畜，何曾是阴气不能固护阳气？” 而且，不能固护阳气所以不下雨，并不一定要说西郊；即使有西郊，也不一定要说“自我”。等到考察《推易》，便发现丝毫也不能牵强。坎所代表的是水，在尚未成为水的时候称为雨，如“雷雨之动满盈”就是这样；还没有成为雨，又称为云，如“云雷屯”就是这样。所以虽然仍是坎水，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坎卦，就不能形成水；不能形成水，也就不能形成雨，这是卦辞用语的规律。如今《小畜》的一阴来自《姤》《夬》：《夬》的上兑是坎的上半部，《姤》的下巽是坎的下半部，把这两个半坎合起来形成《小畜》，而其中的一阴仍处在两个半坎之间，这不是密云吗？没有形成完整的坎，就不能形成雨，这不是不下雨吗？推论《小过》，上震有一阳，下艮有一阳；震是坎的上半部，艮是坎的下半部，与《夬》《姤》相同，二者合起来形成《小过》，其中两阳仍处于两个半坎之间，与《小畜》相同，这是天然的配合。何况兑为西郊，《小畜》《小过》都有互兑，而《小畜》由阴爻主导，《小过》由阳爻主导，因此它们所说的西郊都称为‘自我’，没有什么可以更改的。” 所谓“《易》有五种变化，而实质不变”，说的就是这个。仲氏说：“《同人》说‘利涉大川’。考察卦爻，根本没有川的象；如果专讲卦象，到这里就无从解释了。这正是王辅嗣被讥为失去了原本，却越发巧辩的地方。不过王注在这里连一个字也没有解释，难道是连巧辩也做不到吗？” 仲氏说：孔子《大象传》解释卦爻，并不都与推易有关，但间或有采用推易的。例如《随》卦说：“君子以向晦入宴息。”《随》由兑、震合成，泽中有雷，完全没有昏暗、安息、归入宴息的意义。侯果却说：“坤为晦暗，乾的上九来到坤的初位，是向晦；坤初上升到兑上，是休息、入宴。”这就是推易。《损》卦说：“君子以惩忿窒欲。”《损》由艮、兑合成，山下有泽，也完全没有惩治愤怒、阻塞欲望的意义。虞翻说：“乾的阳刚武健为忿，坤的阴吝啬为欲。损去乾的九三以形成兑悦，所以惩忿；依据坤的上六以形成艮止，所以窒欲。”这也是推易。陈氏所传的河图五十五数、洛书四十五数，朱氏《本义》承袭了它们，载在《周易》卷首。但陈氏当时实际上没有明确指出哪个是图、哪个是书，所以李溉亲自从陈氏那里接受了传授，却没有再传下去。刘牧作《钩隠图易解》，已经把他的说法颠倒了，指五十五数为书、四十五数为图。幸亏阮天隠作《伪关朗传》加以驳斥，后来南宋诸儒才一致改变名称，成为今天所流传的本子。然而仍有一些人没有完全改变：朱子发作《图注》，聂麟作《图解》，魏华父、张文饶作《易义》，朱日华作《三易备遗》，李蒙斋作《学易记》，都还像刘长民的说法那样颠倒。那么究竟什么是图、什么是书，连创始传授的人家都没有确定的规范，后来的人将以谁为依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