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帖卷三

译朱汉上喜欢论说卦变，也就是依据《大传》来解释：“古代安葬，不筑坟、不植树，丧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用棺椁改变了这种做法，大概取法于《大过》卦。”他也用卦变来解释，说《大过》是由《遯》卦九四变来的一卦：第一次变为《讼》，乾显现而坤隐藏，所以说“不封”；第二次变为《巽》，巽为木而兑金毁坏它，所以说“不树”；第三次变为《鼎》，离为目，兑为泽，水流而象征丧事；上九变动而与六三相应，坎、兑合为节，所以说“丧期无数”。木在泽下，中间有乾人，就是棺椁。凡是谈卦变的，都这样称说；却不知道取《大过》卦而逐一拿其他变卦来取象，那么所说的就是其他变卦，而不是本来的变卦，本来就没有道理。至于勉强考察他的说法，只有“巽为木而兑克木，所以说不树”这一点稍微近于道理；如果说乾显现而坤隐藏，那么卦中原本就没有坤。至于说离为目、兑为泽，坎兑为节，即使从《解》卦本身来看也解释不通。如果说巽为木、兑为口，把乾人纳入其中，称为棺椁，那不过是直接沿袭虞仲翔的说法，与卦变有什么关系呢？《革》卦说“已日乃孚”。汉代儒者都把它解释为“已经变革的那一天”。然而《彖传》所谓“已革之日乃始孚信”，还可以说得通，犹如说百姓不能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端，必须等变革完成以后才会信服。至于爻辞六二“已日乃革之”，就说不通了。哪有已经变革之后才开始变革的道理？作为成文解释，只有朱汉上援引震卦，以先庚、后庚来推求，认为这里应当是戊己的“己”，这是确切的解释。但戊己的“己”也有几种含义：一种说法是，金称为从革，在天干中对应庚，是兑的运行；经过离而成革，在金日前一天为己，处于火与金之间，正是变革适时的时候。另一种说法是，十干到了庚有更革之义，从庚到己十日已周遍，己日就是周遍之日。《革》卦不能立即使人信服，要到周遍之日才信服；所谓“乃”，就是有所等待的语气。还有一种说法是，天有十日，甲至戊为前五日，己至癸为后五日。变革天下的事情，不应轻率仓促；如果以十日为限，与其在尚未过半以前变革，不如在已经过半以后变革，这也就是所谓不轻易变革。“乃”是表示艰难的语词。又一种说法是，戊己属土，己是阴土；阴土就是湿土，是金的母体。四时运行中，火与金相承接，金由火所生，但必须伏藏在未土之中。现在离火将要克制兑金，于是中间隔着[原文“未土”，疑为“戊土”]，把克制转化为生养之地。所以月令在金、火之间设置一个中央土，卦位在离、兑之间设置一个西南坤位；这样本卦上为兑、下为离，用己土来承接，在义理上非常合适。过去列举的各种说法中，仲氏最终认为后一种说法最恰当，后来又说“己土”的说法其实也包含在“己日”之中。但火克金是借助土而转为生养，这是调和，并不是变革，所以最终没有采纳。大概有些说法极其精妙却仍然不恰当，像这样的情况很多，不可不加以辨析。“大衍之数五十”，如果拿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些数来比较，那么天数是二十五，地数是三十，与五十之数不相合。于是汉代儒者纷纷创立说法，但大体都是牵强附会，没有一种真正恰当。只有唐代崔憬阐发阴阳老少之说，认为阳数从三开始，顺数到五、七、九而成为老阳，不取一数；阴数从二开始，逆数到十八、六而成为老阴，不取四数。去掉一数和四数，正好得到五十，这稍微近于道理。然而孔子《传》的文字并不是这样。它在“大衍五十”之后，立即接着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明明是把这段话作为五十之数的注解，说天数与地数相合，各有生成之数，而生数止于五，成数止于十。虽然合计之数是五十五，但生成的大数只得到五十，这是孔子自己作出的解释。至于宋人朱元升绘制《图书合数》，认为河图之数四十五【这里依据刘长民倒置的说法】，与洛书之数五十五相合，共为一百之数。再把它分为阴数和阳数，阳数正好五十，阴数也正好五十，一点偏缺也没有。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就是这样。那么把一百个数合在一起，却只取五十，是取阳数呢，还是取阴数呢？况且天数、地数本来就只有这些数，现在所谓《图书》，只是分别陈说它们罢了。若把它们各自所说的数合并计算，那么原来说“天数五”的，现在就会变成天数有十；原来说坎一、离二的，现在就会变成坎二、离四，这就是造成大混乱的道路。孔子明明把这些数算清楚，并且指明实际数目说：“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这里反而说天数五十、地数五十。孔子明明说：“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里反而说天地之数一百，这可以吗？陈氏《河图原》暗中抄袭郑康成关于大衍之数的注解，所以五十五之数与孔子所说的数相合。至于《洛书》，则是暗中抄袭《乾凿度》太一下九宫之法；它所说的四十五之数，自从有《易》以来，根本没有这种数。不但孔子《传》中没有，汉儒田何以后，直到唐代儒者孔颖达、陆德明等众多讲《易》的人，也何曾说过天地之间有四十五数的《易》？宋代以后丹灶一派的说法，甚至扰乱九筮六经，从此使一切都败坏了。《易》中没有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样的数，这是陈氏创立先天画卦时杜撰出来的。宋代儒者为了回护这种说法，什么办法都用尽了。他们即以上经开头是乾、坤，下经开头是咸、恒，上下经结尾是坎、离、既济、未济这一段，绘图者便把乾一和坤八画成第一层，作为上经的开头；把兑二和艮七画成第二层，作为下经的开头；把离三和坎六画成一层，作为上下经的结尾，认为这样精妙至极。然而震四和巽五又归属于哪里呢？况且他们把兑、艮说成咸、恒，是因为《咸》卦上为兑、下为艮；却不知道倒过来变为《恒》卦时，又是上为震、下为巽。上经的卦画成一层，下经的卦画成二层，并没有真正均等，但图画却排列得整齐严密，这是为什么呢？

译《易》卦本来没有数；其中有数的说法，总是以《大传》所说的卦位为依据。例如坎为一、乾为六，因为坎位于正北，乾位于西北，与郑康成所注“ 大衍之数，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之”相合，所以才说“乾一、兑二”，这有什么根据呢？陈抟制作先天图，卦位是依据两仪、四象画卦而设置的，所以阴阳老少本来并不是四象，但图中却把四象说成老阴、老阳、少阴、少阳，于是把乾定为老阳，把坤定为老阴，把震、坎、艮定为少阳，把巽、离、兑定为少阴。如果依据唐代崔憬关于老少的数目，那么乾九为老阳，震七为长阳，坎五为中阳，艮三为少阳，坤六为老阴，巽八为长阴，离十为中阴，兑二为少阴，这与“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数目完全不合。如果依据揲蓍所得的老少之数来说，那么乾九为老阳，坤六为老阴，震、坎、艮都为七少阳，巽、离、兑都为八少阴，这与“乾一、兑二”等数目又不相合。然而揲蓍之数，是宋人熟悉并经常讲论的；乾九、坤六以及两种少数七、八，程颐、朱熹等儒者都采用它们来立说。于是那些巧于曲意周全的人，制作了《四象八卦位数图》，说卦位从一到四顺数，从九到六逆数：乾为太阳，所以位是一而数为九；巽、离、兑为少阴，所以位是二而数为八；震、坎、艮为少阳，所以位是三而数为七；坤为太阴，所以位是八而数为六。其卦位没有五，数目没有十，正好用来符合《图书》八卦中央没有位数的宗旨，可以说构思巧妙。然而拿它来配合先天之数，乾、兑、离、坎、艮、坤六卦还可以勉强相合；但把震三之数安排在位二，把巽五之数安排在位三、数八的阴位和数七的阳位，就完全黑白颠倒了。六经以圣人的言语为主，不是圣人的话，即使从各方面加以修饰，也没有一样可以成立。至于卦位之数，经文没有明文记载，只要根据《说卦》推求，那么就是震一、巽二、离三、坤四、兑五、乾六、坎七、艮八，这是确实不可改变的。卦位没有数，蓍茎却有数，所以《易》中的数，是从揲蓍开始的。但这些数是孔子亲自说明的，不容后人增减。经文说“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意思是揲蓍的方法以四茎起揲，老阳之数为九，以四乘九，四九得三十六，这是一阳的数。乾有六阳，所以三六得一百八十，再加六六三十六，合计为二百一十六策。又说“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意思是老阴之数为六，以四乘六，四六得二十四，这是一阴的数。坤有六阴，所以二六得一百二十，再加四六二十四，合计为一百四十四策。又说“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数”，意思是乾策二百一十六与坤数一百四十四相加，得到三百六十，正好与律历一个周期的数目相当，所以说“当”，并不是说《易》的数一定要与历法数目相合。又说“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意思是上下二经共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中阴阳各占一半；阳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共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共得四千六百八策；合计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所谓“与万物的数相当”，是因为没有具体的象可以相当，所以取其盈余之数，概括地指称为万物；不能再把它指作可以由历数验证的数。宋人拾取旧儒“凡卦皆反对”的说法，认为《屯》反过来就是《蒙》，但仍只是屯卦；《需》反过来就是《讼》，但仍只是需卦。于是把六十四卦中可以反对的合并起来，共五十六卦，竟合并成二十八卦；再把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八个不能反对的卦合计，得到三十六卦。又在这三十六卦中计算其爻共有二百一十六，于是以二百一十六乘六十之策，得到一万二千九百六十策。因而绘图立说，名为《周易六宫图》，并断然说：“《周易》全数一万二千九百六十策，相当于邵氏《皇极经世》十二万九千六百策中的一元之数。”这就否定了孔子的说法，而且也不知道它以二百一十六乘六十所得的数，所谓六十究竟是什么数。反对之例由文王创立，孔子在《杂卦》中说过，前代儒者也说过，并不是宋人创立的说法，何必多方曲解，强行求得过分的解释，施展诡计呢？” 至于六十四卦，则明明列在那里。《周官》太卜所说三易，明确有“连山”；《归藏》《周易》的经卦都是八个，别卦都是六十四个。宋人却敢说《周易》只有三十六卦。孔子明明指定《周易》全策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说它与万物之数相当；宋人却敢说《周易》全策是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与邵氏《皇极经世》一元之数相当。他们背离经书、违反道统，可以说到了极点。羲、文作《易》，并不是为律历设置的；说它与一个周期的数相当，只是数目偶然相合，所以这样说。看它后面只说“万物”便可知道。若只是计算律历，积累万数、亿数，那么一个天文生就能做到；即使不是，普通的计吏也能做到，哪里足以难倒儒者？愚昧的人却总把加一倍的方法看作神奇，好像孔子反而有不懂的地方。所以我说，律吕之学亡于繁琐计数，推演《易》也是如此，这并不是空话。”

译乾坤二卦的策数，正好合成三百六十：乾为二百一十六，坤为一百四十四，合起来正是三百六十。其他《屯》《蒙》《需》《讼》四卦，《屯》《蒙》有二阳，《需》《讼》有四阳，合计六阳；《屯》《蒙》有四阴，《需》《讼》有二阴，也合计六阴，正好与乾坤二卦的六阳六阴相合，所以其策数也自然应当是三百六十，不必另行计算。再推《师》《比》《小畜》《履》四卦，《师》《比》是一阳五阴，《小畜》《履》是一阴五阳，也正好与乾坤的六阳六阴相合，同样得到三百六十之数。于是便妄加推测，认为上下经排列卦序的规则，都是以三百六十之数为尺度。自从邵氏阐发先天图以后，南宋凡是谈《易》的人都争相趋附，便作上下序卦例图，想借此与《皇极经世》运会之数相合。可是推到《泰》《否》《同人》《大有》四卦时，《泰》《否》为三阳三阴，《同人》《大有》为五阳一阴，合起来是八阳四阴，共四百一十四策，便必须削减多出的部分来凑成三百六十。《谦》《豫》《随》《蛊》四卦，《谦》《豫》是一阳五阴，《随》《蛊》是三阳三阴，合起来是四阳八阴，又必须增加不足的部分来凑成三百六十。这样，《周易》全书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原本就是上下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数目总和。” 既然可以任意挪移，那么即使把乾坤倒置排列，把六子混杂排列，彼此任意移动，哪一次不能凑合？用这种方法来确定卦序和策数的规则，是想仿效狙公玩弄“朝三暮四”的诡计，却又连这种诡计都做不好。宋人窃取前代儒者的一种说法，便自夸为独有所得，又凭此反过来指责前代儒者；后来逐渐沉溺其中而毫无顾忌，竟然篡改《易》圣人的言语也不以为过。然而归根到底仍有疏漏。假如京房、焦延寿、施雠、孟喜这些人中有一个处在这种情形，华山传授的学说还能在哪里立足？何况邵氏、蔡氏以后那些琐碎浅陋的后人呢？” 扬子《太玄》分配大衍之数，以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二七为火，一六为水，五五为土。这就是郑氏大衍注的来源。不过郑氏说，一六合为水，二七合为火，三八合为木，四九合为金，五十合为土；生数和成数一一俱全。扬子《太玄》把五五的生成数合并在“五”中，于是有名称而缺少实际数目；若归在“十”中，则有实际数目而失去名称。因为生数的极数就是成数的根本，所以六、七、八、九都从五数叠加而来：五加一就是六，所以六与一相合，因为六就是一；五加二就是七，所以七与二相合，因为七就是二；加三为八、加四为九，都是这样。五加五就是十，不必说十而十已经包含其中，因为五五就是十；也不必说五而五已经包含其中，因为五五为十，其中一个五就是五。所以孔子说大衍之数时，明知天地生成数为五十五，却实际指其数而省去五数称为五十，正是因为生成全数的本末互相交合，只概括说它来与揲蓍的策数相合罢了。至于太乙下九宫的方法，也就是今天冒称为洛书的说法，说太乙不再居于中宫，有五而无十，这又丧失了大衍之数。” 扬子的“五五”与孔子的说法确实相合，但我作《仲氏易》时仍不用它，因为“五位相得”的意思在原文中本来就已经具备；如果一定要揭示省去五数的原因，恐怕圣人的话本来并没有这个意思。虞仲翔用纳甲阐明五十五数，说甲干、乙坤相合为木，丙艮、丁兑相合为火，戊坎、己离相合为土，庚震、辛巽相合为金，天壬、地癸相合为水。他所说的天地，就是乾坤。十日之数从甲到癸，就是从一到十。乾纳甲、壬，因为甲为一、壬为九，都是乾的数；坤纳乙、癸，因为乙为二、癸为十，都是坤的数。由此，震纳庚，数为七；巽纳辛，数为八；坎纳戊，数为五；离纳己，数为六；艮纳丙，数为三；兑纳丁，数为四；这样便与“五位相得”相合，原来的数目也大致相近。这本是汉儒的旧说，宋人多奉行它。至于刘牧，则暗中承袭虞氏、郑氏两家的意思，以一六合坎，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他把八纯卦的说法本于康成，已经得到四十之数，又把中央五、十仿照仲翔关于天地之数的说法，认为天九地六合为十五，共得五十五数。这样，天地即乾坤，各自分有方位和数目，就又与虞氏只以卦气相合的说法发生冲突。天地就是乾坤，天干地支循环运行，方位没有固定不变的归属，因此数也不能固定归于某一名目；怎么可以把《大传》所规定的卦位，与乾坤天地这样杂乱交错地安排呢？” 陈氏一派专门追求新奇，却不知道这样安排根本不能相合。马季长论大衍之数，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太阳、太阴，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节气。太极为一，两仪为二，日月又为二，这样与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的数相合，正好得到五十；其中使用四十九，是因为太极不动。天地之数合为五十五，这是孔子自己对大衍之数所作的注释，马季长却另取日月、四时、节气来充实这个数，本来就是错误的。而且他把太极称作北辰，这是汉儒《易纬》的旧说，但北辰能够生成天地吗？说北辰是枢机，运转天地，称为“运”，还可以；若说它生成天地，难道真是这样吗？” 也有人把律吕与《易》相配，同样以马季长的说法为依据。说太极配黄钟，两仪配阴阳二律，日月配二变，四时配四清声，五行配五声，十二月配十二律，二十四节气配二十四调，这样正好得到五十之数。于是以七声推演七调，作为四十九的用数；以七声乘十二律，作为六十四的别数；以三百六十律作为三百六十策，与一个周期的数相当。他们的说法不能说不巧妙相合，但用它来讲《易》，与《易》理无关；用它来讲音乐，又与乐声无关，何必如此呢？计算律吕，反而使律吕之学亡失；如今又把计算律吕的方法移来计算《易》，《易》怎么能不更加晦暗呢？”

译郑康成注说：“天地之数为五十五，以一、二、三、四、五作为五行的生数，以六、七、八、九、十作为五行的成数，合起来是五十五。之所以省去五而成为大衍之数，是因为五行的生成数两两相合，各自的气分成两份，合并后就成为一个，所以说五行各自的气相合，气相合便减去五。”朱汉上不理解这段话，却把“气并”解释成“气通”，说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间都贯通着五行之气，共有五十五数，减去五数便是五十。这与京房《干凿度》的说法相合，却完全不是郑氏的意思，强行把它附会在郑氏名下，不能作为准则。而且五行之气既然已经贯通其中，为什么又要把它减去，也无法解释。荀慈明说，八卦各有六爻，以六乘八得到四十八，再加上乾坤二卦的二用，成为五十。使用四十九，是因为潜龙勿用。乾坤二用应当是十五。刘长民把二用十五加上八卦的四十，得到五十五，正是这个数。如果把“用”增加一、把“勿用”减少一，那么《师》上六的“小人勿用”、《蒙》六三的“勿用取女”，都应该各自退去一爻了，哪有这样的道理？关于大衍之数，孔子只说乾坤的策数，没有涉及六子。按照揲蓍的方法，老爻变、少爻不变；乾为老阳，坤为老阴，老爻应当变，所以只说乾坤。若以二少来讲，少阳数为七，以四揲相乘，四七为二十八；每卦六爻，六乘二十八为一百六十八。少阴数为八，以四揲相乘，四八为三十二；每卦六爻，六乘三十二为一百九十二。一百六十八与一百九十二相加，仍是三百六十日一个周期的数，与乾坤相同。所以震、巽、坎、离、艮、兑六子虽然老少不同，但合计三百六十策，八个纯卦都是相同的。推究到底，上下二篇的策数，少阳每爻二十八策，共一百九十二爻，得到五千三百七十六策；少阴每爻三十二策，共一百九十二爻，得到六千一百四十四策；合计也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与万物之数相当，和乾坤二老的策数没有不同。不过数目也只能推到这里；如果再继续推，就是律历家的事情，不是《易》的义理了。宋代刘牧接受陈氏的传授，但仍认为经文只举乾坤二老三百六十的数，而没有涉及其他卦；他怀疑卦气直日之说不正确，何况其他说法呢？”},{ 《鼎》卦九二说：“我的匹敌有疾病。”王弼把六五看作九二的匹敌，因为二、五本来相互应和，而且《鼎》卦是由《大壮》卦九五刚爻被九二所替换而成，所以九二就是我的匹敌；他的说法是对的。若虞氏把九四看作九二的匹敌，程《传》又把初六看作九二的匹敌，那就杂乱了。无论六五是九二的应爻，而且又是被九二替换的爻，九二都必然以六五为匹敌；再从“有疾”来推求，只有六五居于离卦中位，而离卦伏藏坎位，坎为心病，所以说“有疾”。如果是初六、九四，又有什么疾病可说呢？朱汉上引用伪《子夏传》，认为九二与九四为仇，九四因为接近权位，厌恶九二独自任事，于是怨恨并与九二为敌；这既沿袭了仲翔的旧说，又把“仇”解释成怨恨，错误就更加严重了。隋代的伪《子夏传》把六五当作仇，并且注说“君子好仇”，陆氏《释文》中可以看到。到了宋代，伪《子夏传》又在伪说之上继续作伪，反而把九四当作仇，还用“怨耦曰仇”来解释，这正好彼此矛盾。由于后来作伪的人没有深入考察旧文，凡是唐代儒者引用的内容都不予顾及，所以没有一处能够相合。汉上竟然引用它来解释经文，难道不是错误吗？范谔昌怀疑《彖传》不是孔子所作，因为乾卦《彖传》“大哉乾元”等语句，在叙述之后又加以赞叹，如“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孔子不应当自己赞叹自己的话。然而《明夷》卦《彖传》却直接把文王、箕子相提并论。若说后人把它衍生写成《彖传》，认为那是文王、周公的旧文，也说不通。若说如今所称的大象、小象诸《象传》全是周公所作，那就更不对了。从前每一卦都有总的卦名，本来就有卦辞；例如《春秋传》中史墨回答赵简子说：“在《易》的卦中，雷乘于乾，叫作大壮。”这一类就是大象，也都各有每一爻的小象辞。例如陈文子判断《困》卦的《大过》，引用《困》卦《象传》说：“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这一类就是小象。由于在这个时候，孔子所作的大小象辞都还没有流传于世；但在孔子之前，必定已经先有大小象辞，就像孔子所赞述的例子一样，所以才有这些说法。如果是周公的原文，那么《春秋传》中占筮时所引用的内容，早就应当引用它们了。孔子的十篇《翼》，篇数虽然彼此有所参错，但说是“孔子所作”，从汉代直到今天没有不同意见。宋代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哪里足以知道这些事情呢？谔昌是陈抟的门人。艮象征门阙，所以凡是说到门的地方，其中必然有艮的卦象。只有《同人》初九“同人于门”一句，本卦中没有艮；但不知道《同人》是从《姤》卦而来，《姤》卦初爻移到二爻以后，初爻和二爻都成为阴爻，再连续第三爻，便组成艮，艮为门；这就是推易法。虞仲翔说“乾为门”，这是依据《大传》“乾坤其易之门”那句话吗？如果确实如此，《同人》五爻都是乾，却把初爻与四爻相同说成出门，在卦象上就不够妥当了。如果乾为门，却没有把它补入《说卦》，是因为《大传》已经有“易之门”的说法，所以不必再补；其他情况也依此类推。《论语》中曾子说：“君子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所处的位置。” 过去我曾被范谔昌的说法所迷惑，认为这句话不是孔子所作。难道会有孔子赞说《易》的话，而曾子却可以直接窃取老师的说法，作为自己的话吗？后来读何晏《论语集解》，才知道这句话与上文“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连在一起构成一章。孔子既然说到身处其位，曾子便引用孔子赞《易》的话作为证明，这与“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完全相同；只是那里有“子云”，这里没有加“子曰”，是因为这一段上文独自记载孔子的话，没有太宰、子贡等人的杂说，所以不必再加“子曰”来区别。又或者，这句话本来就是古代的象辞，而孔子偶然沿用了其中的句子，如《文言》“元者，善之长”一类；这样一来，曾子也可以引用这句话作为证明，也不是没有可能。否则，怎么知道曾子说这句话时，一定是在孔子赞《易》之后，并且一定是孔子的话呢？《易小帖》第三卷。《经部，易类，易小帖》。

译钦定《四库全书》。《易小帖》第四卷。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蛊》卦《彖传》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马融认为甲位于东方，它的前三日是东北方的艮，后三日是东南方的巽；《蛊》卦正是由艮、巽组成的，这可以说是巧合了。但把日作为卦，以一卦代表三日，都没有可以解释的地方。而且对于巽卦“先庚三日，后庚三日”的说法，也无法贯通。后来胡云峰沿袭他的说法，认为先天图中离位于东方，主管甲；从离经过震、坤，越过三卦而得到艮，这叫“先三日”；从离经过兑、乾，越过三卦而得到巽，这叫“后四日”。离就是太阳，这是沿袭马氏的说法而加以补救。然而什么叫先天图？《易》是文王所作，却能依据陈抟伪造的图来解释卦辞，这真是笑话。而且《蛊》卦之所以成为此卦，只是因为有艮、巽。巽卦上下都是巽，向前隔兑三位是坤，向后隔兑三位是坎。至于“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对坤、坎又取什么意义呢？到了来知德，又沿袭这两家的说法，以《蛊》卦合艮、巽为依据，取《易》原图来解释，与马融的说法相同，只是大略颠倒了次序：以巽在下为先甲，以艮在上为后甲，借此说明差异。至于巽卦的先庚、后庚，他又改取先天圆图来解释，说艮、巽在西方夹着兑，这就更加错乱了。不能把先天图和《易》的原图混杂在一起交错使用；况且巽只是巽卦，却又以兑为主，并且用巽夹杂其中，还再次加入艮，辗转附会，毫无道理。来知德沿袭旧儒的说法，却常常有许多不相合之处，就是这样。苏轼《传》中说：“先甲后三日，先庚后三日，世人多称道这种说法。但其中的解释无法理解。按其说法：先甲三日是子、戌、申，也是阳盛而阴开始生长的时候，治理将要生出混乱；后甲三日是午、辰、寅，也是阴盛而阳开始生长的时候，混乱之后又恢复治理。这就是所谓终结之后又有开始。以庚、甲这十干来说，却忽然用子、丑这十二支来配它，已经奇怪到了极点。况且阴阳往来、治乱循环，哪个卦不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偏偏在《蛊》卦的彖辞中说明它？有什么道理呢？到了《巽》卦九五，他又说：先庚三日是午、辰、寅，寅终于亥，先阴而后阳；后庚三日是子、戌、申，申终于巳，先乱而后治。这就是所谓没有开始而有终结。那么，甲以子、戌、申为阴生、为乱，庚却又以子、戌、申为后阳、为治；甲以午、辰、寅为阳生、为治，庚却又以午、辰、寅为先阴、为乱。这样支离矛盾，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复》卦说“出入无疾”。“出入”有两种解释。苏轼《传》说：“从坤变为复，叫作入；从复变为乾，叫作出。”李象先说：“外卦的阴在起作用叫作出，内卦以阳为主叫作入。”其实，出入就是往来：出就是往，入就是来。出，是从内部到外部；入，是从外部到内部，本来就很明白。若晁公武说从《剥》到《复》叫入，从《复》到《夬》叫出，那仍然是苏轼的说法，只是各自少了一卦。《观》卦“观我生”中的“生”字最难解释。京房说大臣应当观察贤人的品性，把他们推荐给君王，直接用“性”字解释“生”字，还算接近道理。若朱枫林竟然把“生”理解为“性”中的“生”字，那么文王演绎《易》，却袭用战国时告子的说法来作卦辞，真是笑话。至于虞氏《易》认为“生”就是“民”，如同“凭生”“苍生”的“生”，虽然把“观我”解释成“观民”不合《易》的义理，但还算顾及字义。王弼把“生”解释为道，程氏把“道德行义”都解释为“生”，朱氏则专取“行”字，说“我生”就是“我所做的事”，这样不仅与《易》的义理无关，试问历来有这种字义吗？明代来知德说，“观生”是观察阴阳相生的正应。三爻的“生”指上爻，五爻的“生”指二爻，上爻的“生”指三爻；这样只有二、五是阴阳相应，三、上都是阴，彼此并不相应。况且相应并不等于相生。何氏《订诂》说，一阴的《姤》生出二阴的《遯》，二阴的《遯》生出三阴的《否》，三阴的《否》生出四阴的《观》，所以《观》的四阴是《否》所生；三爻的“观”就是观察四爻。然而六个阴爻依次产生，都是自己产生，并不一定是前一个阴爻生出后一个阴爻。况且三爻观察四爻，究竟有什么意义？至于九五、上九的“观”字，又都解释为阳观察阴，说四个阴爻都是由阳所生，就更加牵强了。由此才知道推易之法自有至理，难道会逐节编造，像盲人骑瞎马一样，向东闯、向西撞，毫无定准吗？《履》卦说“履虎尾”，彖辞说：“柔履刚。”既然是柔爻踩踏刚爻，虎尾应当在六三的下面。因此苏轼以九二为虎，由六三踩踏它。然而这样无法解释九四的“履虎尾”，于是又说六三也是虎尾，由九四踩踏；这就成了刚踩踏柔了。唐氏撰《易义》，直接说乾刚健如虎，兑卦踩着它的尾巴，所谓“履刚”不是乘在刚爻上，而是跟在它后面踩踏。乘，是从上下关系说；踩，是从前后关系说。然而九四的“履虎尾”最终仍然解释不通，于是又曲折地说：三爻的履尾，是踩踏别人的尾巴；四爻的履尾，是自己有尾巴而被别人踩踏。这样就太周折了。他哪里知道乾、兑都是虎，乾、兑也都是尾，乾、兑也都是履。彖辞所说“柔履刚”，虽然只指六三一爻，实际上上履、下履，或踩踏、或跟随踩踏，统统都包括在内。乾、兑都属金，都位于西方，而虎是西方的金兽，礼书所说的“右白虎”就是这个意思：其中有踩踏，也有跟随踩踏，刚柔两种情形都存在，只是世人不了解。若虞仲翔说坤为虎、艮为尾、震为履，因为《履》与《谦》是变卦相对，《谦》上坤下艮，所以据此取象，那么坤为虎在九家《易》中虽然有这种说法，但用《谦》来解释《履》，是舍弃乌鸦而谈白鹤，哪有这样的道理？到了程氏《传》，则把这些一概抹去，只说即使踩到虎尾也可以。这和朱氏解释《需》卦彖辞“即使涉过大川也还可以”一样，都是自以为巧妙的说法。大圣人措辞，必定不会随意设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鹤鸣”“鸿渐”“豮豕”“童牛”等说法都只是随口乱说，还能说是在演绎《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