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帖卷四

译“鞶带”《释文》作“大带”。《左传》说“鞶厉游缨”，注释说：“鞶，是绅带。”大体上，命服先系革带，使它可以悬挂▯和佩饰，然后再加上垂下来的绅带，称为大带。这与《内则》的“鞶袠”、以及《春秋》注释中把“鞶”解释为妇女饰物，不是同一回事。只是《讼》卦上九取“鞶带”为象，实在无法解释。一种说法是，上九与三爻相应，三爻是互卦离的二爻，像大带横系在腰间而前面缺口；一种说法是，三爻为离卦的二爻，与上九乾卦的三爻相应，离为牛，乾为衣，像圆形的牛，作为革带，上面又加上乾所象征的衣服，便是鞶带；一种说法是，离为股，乾为衣，在大腿上加衣，就是带；还有一种说法是，鞶带是宗庙中的服饰，穿着乾所象征的衣服进入宗庙，就叫鞶带。这些说法虽然纷杂，但古人用取象来解释《易》，大多如此。到了王弼以后，连卦象也一并抹去了。郑康成把“三褫”解释为“三拕”。晁以道说：“三拕就是拖绅的‘拖’，意思是拉拽。”这似乎是说争讼获胜、得到服饰后，得意矜喜而不能自持，最有情趣。因此何玄子说，“褫”也写作“解”，衣服解开就是脱下。《雪赋》说“褫佩解绅”，并不是夺去衣服的意思。看孔子没有说因争讼而夺得服饰，而是说因争讼而得到服饰，也可以作为证据。这样，所谓“三褫”，大概是系紧后解开，解开后再系紧，系紧后又解开，如此反复不止，就是所谓一天三次摩挲，表示矜持喜悦到了极点。《比》卦说“终来有他”。“他”字在“建国亲侯”之外，过去有人把它解释为远方荒服的外国。考察《后汉书·鲁恭传》，鲁恭劝谏北伐时说：“如今边境没有战事，外族经过多重翻译来朝了。”《易》说：“有孚盈缶，终来有他。”意思是甘雨充满我的瓦缶，诚信到来而且还有别的吉祥，所以吉利。把“他”解释为外国，与这个意思相同。《汉书·郊祀志》中，杜邺对王商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的禴祭。”意思是禴祭就是把新鲜蔬菜煮熟来祭祀，如苹、藻之类；这样“禴”就与“瀹”相通。按礼制，春祭叫作禴。《汉书·郊祀志》都称为瀹祭，可以看出这一点。《讼》卦彖辞说“刚来而得中”。蜀才说：“这本来是《遯》卦，九二上进居于三位，三爻下降居于二位，所以《遯》的九三来到《讼》的二位，恰好取得中位。”这说得极其明白。来知德《易》认为《需》与《讼》是反对卦，凡是反对卦必然有往来；《讼》卦所谓“刚来而得中”，是说《需》的九五来到《讼》的九二。考察《需》《讼》二卦，二、五爻都是阳爻，也都是中爻。假如《需》的九五不是阳爻而《讼》的九二是阳爻，就可以说“刚来”；假如《需》的九五不是中位而《讼》的九二是中位，就可以说“得中”。现在《需》《讼》彼此相对，说刚则都刚，说中则都中，究竟什么往来，什么得失？既然《讼》可以说“刚来得中”，那么《需》也可以说“刚来得中”，这就混乱了。来氏偶然看见汉儒说《易》与宋儒稍有不同，于是多袭用汉说；至于推易这一方法，实际上并未考察明白，却贸然把倒易法当作它。哪里知道文王所用的三种易法，本来各有类别呢？《大畜》卦“童牛之牿”的“牿”，是楅的意思，即用木器夹住牛角，防止它抵触。《周礼·封人》职中有“楅衡”，注说：“楅设置在角上，衡设置在鼻上。”就是这个意思。若《尚书·费誓》说“牿马牛”，那么“牿”是圈养马牛的圈栏，是另一种意义。郑康成解释这里又说：“巽为木，而外体为艮；艮为手，互体为震，震为足。用艮所象征的手，把巽所象征的木施放在震所象征的两足之间，这就是设置木梏。”这样把“牿”认作“梏”，已经很奇怪了；而且无缘无故增出一个巽卦之木，就更加奇怪。这个卦中难道有巽吗？然而他在《郑志》中又记载冷刚问道：“《蒙》初六的注说：木器加在脚上叫桎，加在手上叫梏。现在《大畜》六四把梏施加在脚上，为什么呢？”郑康成回答：“牛没有手，所以只好说脚。”这简直是解释经文的一大笑话。解释事物必须有确定的名称；因为牛没有手，便可以把手上的刑具加在脚上，那么假如这里有一个被砍去双脚的人，他说：‘我没有脚，可以把鞋穿在手上吗？’又该如何？“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应当这样断句。郑玄、虞翻、管辂等解释《易》的学者，都这样读。只有从王弼以下，把“文其德”二字归到上句断开，于是“刚健笃实辉光”便没有这样的句例了。后来我看到《汉书·礼乐志》说“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辉光日新”，直接使用《易》中的文字，并把“日新”断在一起，这才知道汉代以后师儒都这样读，是王弼错了。《家人》卦“家人在中馈”，《汉书·谷永传》写作“中餽”。陆氏《释文》遗漏了引证，疏中说：“意思是说妇女不得参与政事。”这与《杨震传》所引的疏文完全相同。《鼎》卦“覆公餗”，《说文》把“餗”解释为鼎中的食物；《诗经》“维笋及蒲”中的“笋”，本来写作“▯”，并引用《易》中的“覆公▯”作为证据，可见《易》中也有写作“▯”的。陆氏《释文》一类书都没有引用这一点，又是一处脱漏错误。但“▯”作“防”解释，陈留人把“防”说成“▯”；《周礼·醢人》“糁食”的注释写作“菜餗”，郑氏认为餗是笋芽一类的八珍食物。这样看来，“▯”本是“餗”字，是笋蔬的别名，可以作鼎中的食物。它又写作“防”，是因为“▯”有时写作“▯”，所以讹变成了“防”。考察《集韵》把餗写作“▯”，又写作“▯”，并不写作“防”，可以作为验证。大概是“防”和“▯”字形相误。《屯》卦“磐桓”，马融等儒者都解释为盘旋不前的意思，与“屯”的含义相合。宋代张载却说：“磐桓就像说柱石。”后来的人便分开引用字书解释说：“磐是石头，桓是木桩。”这样既与“屯”的意义完全相反，又把《尔雅·释训》中连用词和单用词分别训释的惯例一概破坏了。儒者想要解释经文，却没想到造成这样的伤害经书的后果。《姤》卦“系于金柅”。“柅”是阻止车轮转动的木器，字书和汉代注释都这样解释。只有子夏写作“鑈”，不过是说“柅”“鑈”二字相通罢了。何氏《订诂》没有分清主次，因为“鑈”的注释说是络丝的工具，便认为“柅”也是络丝工具，反而把止住车轮的木器说成错误；这是把次要的说法当成主要说法，怎么可以呢？

译大衍方位配合《大传》的卦位来产生卦数，所以乾为六、坎为一、艮为八、震为三、巽为七、离为二、坤为九、兑为四。这是自然确定的数，确实不可改变。比如乾与坤相对，乾为太阳，数应当是九；坤处于太阴，数应当是六，似乎应当像卦爻那样以阳为九、阴为六，但乾反而是六，坤反而是九，彼此相对而恰好相反。这正是阴阳交互、刚柔相错的最大变化，却又确实最为恰当。其他如坎为一，是因为中间有一个阳爻；离为二，是因为中间有一个阴爻。阴以二为一，二这个偶数就是一个阴爻。震为三，是因为震以长男处在“参天”的位置，是阳的开始；兑为四，是因为兑以少女处在“两地”的位置，是阴的终点。两个一合在一起叫“参”，两个二合在一起叫“两”。至于巽是长女，接近阳的终点，所以为七；艮是少男，接近阴的终点，所以为八。这些都是彼此相对、相合的关系，虽然依照方位产生数，但其中自有自然不可改变的道理。若按照先天卦位，以方图来说，兑为太阳，震为少阴，巽为少阳，艮为太阴，就已经说不通了。再观察它们的数，乾为一、兑为九，九就无法解释；离为二、震为八，八也没有道理；巽为三、坎为七，三和七难以说明；艮为四、坤为六，四和六又如何解释？至于按照圆图来说，则是乾为七、兑为二、离为八、震为三、巽为四、坎为九、艮为一、坤为六。把乾置于少阳，把坤置于太阴，把艮置于太阳，把兑置于少阴，把震置于少阳，把巽置于太阴，把坎置于太阳，把离置于少阴，这就更加说不通了。所以韩邦奇说：“方图、圆图的说法很奇怪，例如一、六为老阳，二、七为少阳，三、八为少阴，四、九为太阴，这些与六、七、八、九还相合；但一、二、三、四又是怎么回事呢？”张南士也说：“卦位的数，就是天地生成的数。生数居于四正，成数居于四维，彼此相合，各自的意义都很清楚。”所以坎在北方为一，离在南方为二，震在东方为三，兑在西方为四，乾在西北为六，巽在东南为七，艮在西北为八，坤在西南为九，这些说法牢不可破。如今若把乾放在正南而定为七，把坤放在正北而定为六，把离放在正东而定为八，把坎放在正西而定为九，就是把大衍的成数放在四正；再把艮放在西北而定为一，把兑放在东南而定为二，把震放在东北而定为三，把巽放在西南而定为四，又是把大衍的生数放在四维。这样卦位的配合与阴阳奇偶全都严重不合，这不是外来的说法在欺骗蒙蔽人，又是什么呢？阴阳称作九、六，旧时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有人说，乾卦的卦体有三画，坤卦的卦体有六画；阳能够兼有阴，所以三加六为九；阴不能兼有阳，所以只称它本身的数六罢了。但这只是片面的说法。阳能够兼阴，阴也能够兼阳；假如有人说阴兼三而成为六，这种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有人说，九和六都是天地的生数：天把一、三、五三个数相加成为九，地把二、四两个数相加成为六，这就是所谓“参天两地而倚数”。但这也只是片面的说法。天地有生数就必有成数，有一、二、三、四、五，就必有六、七、八、九、十，所以说“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意思是生数与成数相合。现在只举生数来说，那么假如有人说：“我使用成数，地有六、八、十三个数，天只有七、九两个数，这就是参地两天。”有人说，八是演卦的数，七是演蓍的数，只有九、六不达到极数，所以把它们推演出来作为爻；这更是片面而没有根据的说法。古人从没有以七来演蓍。推测这种说法的意思，不过是说蓍草使用四十九根，恰好是七七之数。实际上，大衍是五十，揲蓍也是五十，所以五十才是正数。所说的四十有九，只是分二、揲四、扐一这些步骤罢了，并不是演数。若论演数，则四揲九得到三十六，四揲六得到二十四，合起来是五十这个蓍数，并不是七七。只有先仲氏解释九、六最为简明，说：“卦由三画组成，三个三相乘就是九，这就是参天；两个三相乘就是六，这就是两地。” 阴阳有九、六，又有七、八，旧时也没有解释清楚。《春秋》中穆姜将要前往东宫，占筮得到“艮之八”，史官说：“这叫作艮之随。”杜预说：“艮，是下艮上艮的卦。”《周礼》说太卜掌管三种《易》，杂用《连山》《归藏》《周易》，称为三易。《连山》《归藏》都用七、八来占筮，但其中的说法没有得到解释。如果说七、八就是九、六，夏、商以阳阴为七、八，就像周代以阳阴为九、六，那么所谓“艮之阴”就无法解释。难道艮卦四个阴爻都要占筮吗？如果说除本卦六爻之外，还以之卦的初爻为七、二爻为八，那么为什么没有九、十、十一、十二？难道之卦只能限于初爻和二爻吗？如果说老阳为九，老阴为六，少阳为七，少阴为八，老爻会变而少爻不变；夏、商占《易》都以不变爻为占，所以占七、八。那么这次遇到“艮之八”，就是遇到艮之随，随卦只有第二爻不变。若《国语》中遇到“泰之八”，就是遇到泰之豫，而豫卦的上爻和五爻都不变，并不只是一个八。可是仍然说“之八”，究竟是之卦的上爻为八，还是之卦的五爻为八呢？而且还有遇到“贞屯、悔豫”都为八的情况，不知道所遇的本卦和之卦为什么都叫作八，又为什么都说是不变？我无法理解。像这种情况，暂且存缺不论也可以。

译至于九、六、七、八在揲筮法中的使用，各家各有说法，也各自有一定道理，却不能完全相合。崔憬说：《说卦传》说“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这就是大衍之法。只是它所说的“参天”，是说阳从三开始，从三顺数到五、七、九，不取一；“两地”，是说阴从二开始，从二逆数到十、八、六，不取四。阳极于九，所以九是老阳；阴极于六，所以六是老阴。九、六是乾、坤二卦的策数。由此依次推演，七是长阳，为震；八是长阴，为巽；五是中阳，为坎；十是中阴，为离；三是少阳，为艮；二是少阴，为兑。长阳的数是七，七乘七为四十九，作为蓍的圆数；长阴的数是八，八乘八为六十四，作为卦的方数；而一、四不用。这样合计天数、地数五十五，刚好使用五十，这确实是大衍之数可以考察到的说法。然而用它来演蓍，只有九、六、七、八，却没有五、十、三、二；并且本来应当只以九、六为老，以七、八为少，中阳、中阴、长阳、长阴都没有用途。于是邹衍又提出一种说法：蓍数以少为阳，以多为阴；一变的揲数不是五就是九，二变、三变的揲数不是四就是八。但遇到五、四时，因为数少，所以算作阳；遇到九、八时，因为数多，所以算作阴。假设三变得到一五两四，共十三数，三变都是阳，就是老阳；老阳十三策，余下的策数用四揲，恰好得到九个四，就是九。假设三变得到一九两八，共二十五数，三变都是阴，就是老阴；老阴二十五策，余下的策数用四揲，恰好得到六个四，就是六。假设三变得到一五两八，共二十一数，是两阴一阳，为少阳；少阳二十一策，余下的策数用四揲，恰好得到七个四，就是七。假设三变得到一八两五，共十八数，是两阳一阴，为少阴；少阴十八策，余下的策数用四揲，恰好得到八个四，就是八。这种揲筮法也可以说十分精密，但最终仍不能相合，因为七、八都是余数，不是正数；而且剩下的全是四，剩下的全是偶数，却只是拿六、七、八、九去乘它们，这个乘得的数并不是余数。郭子和又提出一种说法：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除以六爻，每一爻得三十六，再除以四就是九；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也除以六爻，每一爻得二十四，再除以四就是六。这就是九、六的说法。然而其中没有七、八，于是他又说：两篇《系辞》的策数中，阳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六乘之，总数为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一百九十二，以二十四乘之，总数为四千六百零八；合起来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因此，两篇的策数也只有九、六，没有七、八。于是又取这阳爻一百九十二，以少阳二十八乘之，总数为五千三百七十六；又取这阴爻一百九十二，以少阴三十二乘之，总数为六千一百四十四；合起来同样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样一来，只是这两篇的策数，九、六、七、八都可以相合。然而七、八的积数与九、六相同，这就是所谓“暮四朝三”的把戏；就像九加六等于十五，七加八也等于十五，把老、少混为一谈，实在无法解释。朱元晦遵循陈抟的说法，认为两仪所生的四象就是老少阴阳：老阳位于东方第一位，少阴位于东方第二位，少阳位于西方第三位，老阴位于西方第四位，于是说老阳居一，余数为九；少阴居二，余数为八；少阳居三，余数为七；老阴居四，余数为六，认为这样最为巧妙。但他仍然把余数当作所演出的数，暗中窃取崔憬、邹衍的两种方法，又自行制造出一、二、三、四的位置。伏羲画卦，从来没有面向北方，却说画卦从东方开始，这是用左手画卦。而且少阴二这个女，怎么能先于老阴四这个母呢？后来再加一画，乾为一、震为二、巽为五、坤为八，又与乾坤九六、六子七八的说法完全相反，不能相合。只有先仲氏说：这就是参天两地。画卦从一开始，三画完成。只有乾参天，所以三个三相乘得到九，这是老阳，是三画；只有坤两地，所以两个三相乘得到六，这是老阴，是六画。于是以一个三、两个一相配，成为七，作为三男，就是震、坎、艮，都是七画，是少阳；以两个三、一个一相配，成为八，作为三女，就是巽、离、兑，都是八画，是少阴。这样从数来说，都是正数，不是余数；也都是揲得的数，不是乘揲所得的数。从位置来说，只有老、少而没有长、中。与六子六位相比，删掉其中四个，究竟怎样呢？有九、六、七、八而没有五、十、三、二；与生成十位相比，无缘无故舍弃六不用，又究竟怎样呢？这是一种简易的方法。爻辞也叫系辞，是文王所作。只是汉代儒者有人说是周公所作，因为“箕子明夷”“王享岐山”似乎是武王时代的事情，所以才这样说。武王作《履铭》说：“行动一定要考虑正道，观察脚下就是为了使行为端正。”那么“视履”二字出自《履》卦上九爻辞，说明在武王以前就已有这句话，恐怕不是周公所能作的。若说韩宣子看到《易象》《春秋》后说：“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就把这作为周公演绎《易》的证据，那么《春秋》难道也是周公作的吗？考察《干凿度》说：“垂下皇帝之策的是羲，演绎卦道、阐明德行的是文，成就天命的是孔。”《通卦验》说：“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根据《史记·日者列传》，所以说伏羲画卦，文王演绎爻象，共三百八十四爻。扬雄说：“宓牺创制八卦经文，文王附加六爻。”唐代王绩《负苓传》也说：“文王系作爻辞。”这样的说法多得无法计数，但总没有说周公是作者的。“西南得朋”，是阴与阴同行，所以不如“东北丧朋”那样有庆，这是最容易明白的。朱氏说，丧朋而有庆，仍然应当转向西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说“西南得朋，最终有庆”，岂不是明白爽快吗？况且西南未必有庆。何玄子引用《参同契》说：“雄不独处，雌不孤居”，以说明牝牡应当相互依靠。假如两个女子共同保持美色，就成了彼此取悦；苏秦前去说合，张仪替她们作媒，推心置腹、调和关系，结为夫妻，直到头发脱落、牙齿腐朽，终究不会真正相知。这正是“西南得朋”同类相行而没有福庆的证明。朱氏亲自为《参同契》作注，却不知道这个道理，我无法理解。

译“朋”字历来是表示不好的字，所以说“朋”字的含义并不正。汉代以后所谓朋党，可以作为证明；何况阴气聚集成为朋，纯粹就是小人。因此，西南是三女的位置，所以称为朋；东北是三男的位置，所以说丧朋。这是《易》本身明白说明的。朱氏承袭程氏的说法，不把它看作卦位，而把它看作方位，竟说西南是阴方，东北是阳方。若从方位来说，东南为阳，西北为阴，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小孩刚学习方位名称，就知道这个道理。如今反而把南说成阴、北说成阳，那么孔子在《说卦传》中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难道可以解释成向着阴暗来治理吗？不过，程氏还知道丧朋是有庆的，而朱氏却一定要说得朋是有庆的，这就违背了孔子的话。孔子的话怎么可以违背呢？“夬夬苋陆”中，“苋”是草的名称，“陆”是地势高而平坦的地方。荀爽认为“陆”也是草名；郑康成认为就是泽草，叫商陆。只有《说文》说“苋”是山羊，细角，形状与兔相同；吴澄沿袭他的说法，于是说苋就是兑卦之羊，只是读音与“莞”相同。考察虞仲翔的《易》，把“苋”解释为喜悦，把“陆”解释为和睦；“苋”读音如同孔子“莞尔而笑”的“莞”，大概是说喜悦。如今既然因为附会山羊的缘故把它解释成兑卦之羊，已经过分巧饰了，却又改变读音，说这样可以区别于荀爽所说的山草名，还不知道自己又把“苋”改成了“悦”，竟完全没有察觉。先仲氏说，杂菜有鼠头、兔目、狗尾、龟脚、马舄、蛇床、乌首、牛唇、鹿舌等名称；即使“苋”这种草，也本来有马齿、羊角、狗血等各种名称，所以也未必不能把这种苋叫作羊角苋。若竟然把它解释成羊，那么与“陆”就没有关系，也不应有“莞”的读音。旧注说，瓜在五月生长，《姤》卦正是五月卦，所以《姤》卦说瓜；苋在三月生长，《夬》卦正是三月卦，所以《夬》卦说苋。这种说法虽然过于巧妙，但把苋解释为草，也算是一条证据。《归藏易》的卦名有异体字：把坤写作“▯”，把坎写作“荦”，把震写作“厘”，其他都按通常字形书写。我家过去有一面《归藏镜》，八个字都写成异体字，相传《归藏易》本来就是这样，大概是后人伪造的；如今这件东西已经没有了。但八个异体字下面，仍然有八个正字。我注《易》时，亡儿佩韦把镜子挂在颈上，我指着那些字，没有一个认不出来的。等到一个能够说话的婢女拿骨牌和他玩，我教她认识重六牌，说：“这是天牌。”她说：“不对，这是地牌。”父亲曾说：“坤代表地。”于是指着镜上的六画说：“这不是坤吗？”婢女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说：“童乌懂得玄理，难道会是这样吗？”后来他终于因出痘而夭折，真令人悲痛。考察字书，有“厘”“荦”二字，没有“▯”字。《说文》说：“需，是等待；遇到雨而不能前进，就是停止等待。”它从雨，“而”作声符。这样，“防”与“需”本来就是同义字；而“需”下面写作“而”，又是因为“须”与“而”同音，所以才这样。若徐铉说：“李阳冰根据《易》说‘上于天’，应当从雨、从天；但因为篆书的‘天’字看起来像‘而’，所以写成‘而’。”那么这又与“而”是声符的说法相矛盾了。字书没有准则，往往就是这样。“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应当与“上九亢龙有悔”合在一起作为一节；《春秋传》中蔡墨的回答，本来就是这样。后来的儒者不理解其中的意义，才分成两节，我已经在《乾》卦中辨析过了。但还有一个说法没有讲尽。我说，乾卦变为《夬》卦，是“亢龙有悔”，这固然是乾卦上九爻的辞；乾卦变为《坤》卦，是“见群龙无首，吉”，也同样是上九爻辞，这又是为什么呢？天下没有不是爻而可以说变的；既然能够变成坤，就不能不是上九。有人说不对：乾变为《夬》，是乾卦上爻变，所以说上九；若变为《坤》，则六爻都变了，什么时候只是上爻变，却说这是上爻的爻辞呢？我又说，不对。乾变为《夬》，难道曾经只是上爻变吗？乾初爻变为《姤》，二爻变为《同人》，三爻变为《履》，四爻变为《小畜》，五爻变为《大有》，也是五爻都变了以后才变为《夬》；只是到了变成《夬》的时候，前面五爻不必都再次变化。只要把整个乾卦的上爻变去，就立即说它变为《夬》，所以称作“乾之夬”。乾变为《坤》也未曾只是上爻变，只是所谓十辟卦中，从《姤》到《剥》都是阴爻逐渐消减乾卦的卦，从乾卦出发来观察，所以都以乾为名。比如乾初爻变为《姤》，二爻变为《遯》，三爻变为《否》，四爻变为《观》，五爻变为《剥》，然后六爻全变而到《坤》；虽然它变成坤并不只是上爻变化，而且是《剥》变成坤，不是乾直接变成坤，但因为是从乾卦变化而来，所以都属于乾的变化。它所遇到的是乾，所变成的是坤，这不是《剥》的上爻，而是乾的上爻。既然如此，变成坤也就是上九。那时我的《易》注已经写成，但客人仍然有人对此表示疑惑，所以又写下这段说明。《易小帖》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易小帖》卷五。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易帖》目录原有十卷，后来只保存了五卷。而且卷末多载学者的杂问、杂识，现在从后面节录几条。【仲氏《易》改定《系传》旧本的一条始末】所以，《易》有太极，太极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伟大的事业。【旧传本】这里面有极其深刻的道理。“极”就是至极，也就是所谓《易》的至理。天地以不二的本体生出阴、生出阳，生出四时，从而生出万物，这是天地的至理。《易》中也有这种道理。就伏羲所画的卦来说，太极就是一画。一画，是道理的至极；它就是阳，就是乾。由一产生二，就是生出坤。坤与乾相对，所以称为仪。“仪”就是法则。生出坤后，阴阳就具备了。于是取乾、坤各自再分为二，以形成四象。比如两个乾形成巽、离、兑，两个坤形成震、坎、艮；两阴两阳合起来成为四，于是八卦形成。【三次取法以一来说，四象以二来说。《珠囊集》说：阳有二画，阴有二画，这就是四象。】再用它来推演《易》，乾、坤成列，就是太极；阴阳相对聚集，就是两仪。《易》的推演止于四，叫作四象。【推移卦象从一卦开始，以四卦为止。】至于揲蓍，则“象两”“象四”，前文可以作为证据。所以八卦形成以后，刚柔相互推移，用它来系属文辞；又用它来揲蓍占筮，以沟通百姓的心志、确定伟大的事业，都在这里。【《系辞》用来说明吉凶；就《系辞》而言是这样，就占卦而言也是这样。《系辞》是用来占卦的，所以两种意义都可以归属于它。【先生的嗣君姬潢在南昌舟中写给先生的信】远宗读《易》中“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话，心里始终不能释然。像陈氏一派师徒传授的图说那样，既违背经文又背离圣人，不必再说了。现在流传的本子以一画为太极，加上一条阴画成为两仪，再把阴阳各自分为二而成为四象，确实极其精辟。然而反复推究，仍然好像与陈氏相传的说法相距不远。为什么呢？他们只是把中间空虚、夹着一画的东西当作太极，把一阴一阳当作两仪，不分成两层；同样也是把阴阳各自分为二作为四象，并且有老少的名称。这样与我所说的一画而中间不空虚、阴阳各自分二而不称老少，难道相差很远吗？伏羲从一画开始，就应当画到三画，成为乾；三画的偶数形式就是坤。乾、坤形成后，一索、再索、三索，就可以形成六子卦。哪里能看出当时一定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然后才生八呢？这样反复推演，终究不安，不能没有疑问。于是我反复熟读《系辞传》前后的文字，私下认为孔子所说“太极、两仪、四象”，应当专门是针对揲蓍而言的。从“大衍之数五十”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说的就是这个。孔子又重新提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并进一步说：“《易》究竟是做什么的呢？《易》开通万物、成就事务，把天下的道理全部包括在其中，不过如此而已。”孔子对大衍之数这样三番五次地强调，而朱子不理解他的意思，竟把“天一”等话移到大衍之数以前，实在太荒谬了。大衍之数是蓍数。揲蓍是在八卦已经画成之后，不是在八卦尚未画成之前。因此《易》才具有这种数。大衍之数总合聚集起来，阴阳、奇偶混然未分，称作太极。“太”就是大，“极”就是中。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中，是天下的根本。阴阳、奇偶尚未分判而称作太极，也就是这个道理。等到分为二，以象征两仪，这就生出了两仪；用四来揲，以象征四时，这就生出了四象；然后再经过两次归扐而悬挂，直到十八变而成卦，这就生出了八卦。虽然“挂一象三”这三个字后文没有再提，但考察下文“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接着就说用系辞告诉人们吉凶、确定事业，也不再说太极，也不再说两仪，这些地方不必拘泥。况且，假使四象存在于八卦尚未画出以前，那么四象就只能是伏羲画卦时才有的东西，怎么能说“用来显示，并系上卦辞以告知吉凶、判定事情”呢？系辞以告知吉凶、作出判定，那是在占筮的时候。所以，四象就是把蓍草四根四根地揲数，用来象征四时，这一点毫无疑问。太极就是大衍之数，两仪就是把它分成两份，用来象征阴阳二者，这一点也毫无疑问。至于所谓“生”，就是生生不息的“易”。生出变化，生出吉凶，生出真情和虚伪，生出利害；与神明共同参赞而生出蓍草【“生蓍”不是说蓍草生长在蓍草泽中，而是说因占筮而产生蓍草之用】，发挥刚柔而生出爻，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先说“易有”，再说“易有”，说的都是易所具有的东西，而在揲蓍时才是产生这些东西，并不是追溯制作《易》的起始。至于制作《易》的起始，孔子已经说过：“黄河出现龙马负图，洛水出现神龟负书，圣人取法于它们。”图与书，是圣人取法来制作八卦的依据。孔子又说：“庖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文，低头考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的宜居形势，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 这就是圣人取法图书的说法。这里说的是制作《易》的开始。“作卦”这个说法，是用来区别于“生卦”的。因此，太极、两仪、四象的说法，应当专门从卜筮方面来理解。卜筮之道，圣人使它成为一种能为人所用的技艺，百姓也能参与使用，所以才说“圣人洗涤心灵、深藏其密，圣人斋戒以使德性神明化”，推而至于“使出入都得到便利，百姓都能使用，这就叫神”。这正是说“易有太极”等话，又进一步推说法象变化的广大，而总的结论是没有什么比蓍龟更伟大的。又进一步说圣人取法天、地、河图、洛书，把它们作为制作卦的根本，最后说：“《易》有四象，是用来显示的；系上卦辞，是用来告知的；用吉凶加以判定，是用来决断的。”孔子的意思，本来深切而明白，后人为什么还要纷纷提出各种说法呢？看崔憬把舍去一根蓍草说成太极，又有人把四十九根蓍草聚合而尚未分开时说成太极，可见古人相承，本来就有专门从卜筮方面解释的说法；后来众说纷纭，才终于失去了本义。然而原文前后的脉络本来贯通，并没有别的指向，只要顺着文字解释经文，自然就能明白。因此我冒昧附上自己的浅见，恭敬地请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冒昧进言，实在罪过。【先生收到这封信后，便立即改写了前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