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峯文选卷之一

译如今天下藩镇中有兵寇警报的将近一半，没有战事、被称为安宁之地的，只有两浙、两广、福建、山西以及陕西而已，因此做官的人争着乐于前往。然而两广杂处徭人、獠人，陕西要防备胡人，而且深山长谷中还可能有盗贼埋伏，不能说没有事情。山西也曾被盗寇窥伺过。两浙本来安宁，却是财赋自出之区，催督征收的事务繁多，因奸民拖欠而产生的纠纷，到了无法一一追究的地步，做官的人在那里也艰难劳苦。只有福建地处偏远，而物产丰富，衣食华美，是东南的一大都会。它的安宁和闲适，不是各路所能相比的。今年秋天，安福人彭师舜由祠部郎中升任福建左参议。那里安宁闲适，既然人人都乐于前往，而参议掌管一道，官阶高而事务简约，本应十分得意，可彭君却局促不安，独自像有忧虑。有人奇怪其中缘故，他说：“从前天下太平，即使穷边远塞，也和中原没有差别，不只是各路才称为安宁之地。如今京畿附近的百姓甚至离开家乡跟随盗贼，山东、河南都是咽喉要地，却全成了盗寇冲击之处，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是盘剥削弱的政策酿成的。各路只是因为地势险僻而侥幸没有战事，但那里的百姓也已经十分疲惫困苦了。如今警报频传的地方，各种蠲免、借贷的恩惠，势必不能有所计较吝惜。那些没有战事的地方，国家费用还要仰赖它们供给，那么各种正常收入的征收，势必不能不有所偏重和急迫。让疲惫困苦的百姓来应付偏重急迫的征收，他们不能承受，这是很明白的。”百姓就像水，疏通淤塞，防止泛滥，水患就能断绝；等到水势奔流决堤后才治理，所费力气的难易，哪里只是相差千万倍呢！如今山东、河南的事情就是这样。世上负责治理百姓的人，幸而看到灾祸还没有决裂，便说：“这地方安宁闲适却不去谋划治理，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前事离现在并不远，正德末年福建的盗寇曾经十分猖獗，强悍顽劣之人间或出来作乱，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疏导并防备它们，这难道不是时候吗？俗话说：“不在山上跌倒，却在小土堆上跌倒。”参议难道能独自对此不忧虑吗？当时福建士人已经为得到彭君而高兴，听到他有这样的言论后，更加高兴，纷纷请我写文章赠给他。君的家世有许多显贵人物，簪笏之盛在江右著称；君本人以进士身份出仕，历任各官都有声望。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这次前往之后，他将如何施政也就可以知道了。这样看来，福建得到新的参议，各路反而不能相比了。《湛氏新谱序》。这是增城沙堤湛氏的族谱。湛氏过去没有完整的族谱，保存族谱的工作从翰林君开始。翰林君以上六世是治中君，他最初迁居沙堤，是翰林君的高祖，于是按世系图把他联系起来。再往上五世便另作一图，族谱中的世系图共有九世。治中君以上没有记载，并不是简略，而是无法详细考知。隋唐以前，编制世系图谱有专门机构，郎令史有专门名额，主管编撰谱牒也有官职，所以谈论姓氏的人能够记载得很详细。自从谱牒制度败坏，族类繁衍而世代久远，固然有人连自己的上世出自何处都不知道。即使世代称为显姓巨族的，也同样无法详细考知。既然无法详细考知，硬要详细说明就是欺诬。我谨慎地把本世系中可以详知的保存下来；后人又谨慎地把他们那一代可以详知的保存下来，那么族谱就不会废弃。如果说不知道上世出自何处，便因此沮丧而不去编修，几代以后，必然连我所能详知的也一并忘掉。后人又说不知道上世出自何处，因而沮丧不作，再过几代，也必然连后人所能详知的都一并忘掉。这样最终就会没有族谱。过去有人称欧阳氏的谱法最好，其实也只是保存能够详知的内容罢了。这部谱大体仿效其方法，又参酌自己的意见，从治中君以下断定世系；他们的姓名事迹、死亡、安葬，有的保存下来，有的已经亡佚，有的详备，有的简略，都谨慎记载，附在世系图之后；共同祭祀的等级，以及家世中足以考证的遗文，也一并抄录附上。这样，湛氏如今就有族谱了。然而编族谱，是为了尊重根本、和睦族人、教育后代。若要振兴祖先的德行，使其长久流传于世，却不专靠族谱。湛氏世代多有暗中积累的德行，自从迁到沙堤以来，虽然还没有显达的人，日久之后必然会大为兴盛。翰林君凭借文学和美好的品行，在史局中著名，如今天下都知道有沙堤湛氏，正是从翰林君开始的。可是近世编族谱的人，往往设法依附于古代知名人物，却忘记了振兴本族的根本，陷入欺诬而不停止，也实在太迷惑了。如此说来，如果天下人都因为知道有《沙堤湛氏谱》而仿效编谱，那么这种风气也将从翰林君开始吗？所以我为它作序，也借此加以讽劝。《新编古表序》。科举考试并不是古代的制度，但如果能借此探求古代，也足以稍稍改变当今的习气。古代的义理、古代的论说，近来已有刊刻流行的，唯独古代表章还没有涉及。我的同乡徐良节君首先编成这部书，谢汝容君为之刻印。唉！士人如果确实有志于古道，那么从事科举的人，谁不是借此精研义理、求其实际应用的资粮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先王的四种学术也不过是假借仁义的工具罢了，还取法古代做什么呢？《送鹅湖费阁老序》。

译正德九年夏五月，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费公离任。朝廷士大夫听说后都感到疑惑。有人说：“费公得到皇帝信任最早，辅佐天子还不久，不应当离去。”有人说：“如今四方多有变故，像费公这样的人不应当舍弃而离去。”认为费公不应离去，是从年资来说；认为不应舍弃费公，是从才能来说。我却认为，正因为有这样的年资和才能，难道不是上天要储备费公，以便将来任用吗？即使离去也是可以的。古代君子的志向从来都在天下，而在出仕和退处之际，却毅然有不可夺取的操守；因此进用很难，退处反而容易。何况大臣的进退关系到百姓的祸福、国运的盛衰，又有许多不是自己所能干预的因素。从前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一旦重新起用，终于成就了元祐之治，大概他的身体虽然退居，而他所联系的天下人的希望反而更加重要。闲居已久，对天下事务的阅历更加成熟，他能够成就元祐功业，正是因为有熙宁年间的退处。费公怀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刚满弱冠便以状元及第，等到拜相时，年仅四十五岁，在位时纠正了许多弊政，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离去。自开国以来直到现在，以状元身份做到宰相的人是有的，但有像费公这样年纪的吗？” 礼制规定七十岁退休，有的人年纪已经到了仍未辞职离去；有像费公这样离去的吗？像费公这样离去的人是有的，但有像费公这样年资和才能都值得期待的吗？事情不同寻常，必定不是偶然的；盈亏消长，正是上天的规律，怎么知道费公这次离去不会像司马光当年那样呢？这本来就是天下对费公的期望，费公也应当这样自我处置。我在馆阁任职，蒙受费公的深厚知遇，既然不能挽留费公离去，所以写赠言时不敢先说自己的私情，只把天下对费公的期望告诉他，同时也用来解除朝廷士大夫的疑惑。《寿幸君序》。我的同年沈景明君因为治理宁州有声誉，被召回朝廷授任驾部员外郎。他到京后，我去慰劳他，并问他究竟用了什么特别的方法治理宁州。景明笑着说：“我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起初我前往宁州时，人人都为我忧虑，说：‘艰难啊，我要治理这个州吗？’那里的百姓狡黠而善辩，冒犯而强悍，稍有不合他们的心意，往往就假托神意、扶助奸邪，来同太守抗争。大概那里刚由县改为州，民俗顽强，不能用通常的方法治理。”我当时虽然没有完全相信，却不能不对他的话有所怀疑。到宁州几个月后，我见到一个名叫幸泰的人，他穿着宽大的衣服，眉毛浓重，说话仿佛不愿出口，便想：“都说州民狡黠善辩，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又见到一个人质朴不加雕饰，缴纳赋税之外还有余力，从不到公堂，便想：“都说州民冒犯强悍，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他在家中行事，家人都喜欢他；在乡里行事，乡人都喜欢他。对别人有利的事情，他从不与人争夺；对自己不公平的事情，也从不直接诉讼。便想：“都说州民全都假托神意、扶助奸邪来同太守抗争，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于是自己想到：“他们所谓狡黠善辩，是分析他们时没有切合实情；他们所谓冒犯强悍，是因为治理他们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他们所谓假托神意、扶助奸邪来同太守抗争，是因为上面的施政确实有违背他们心意、损害他们生活的地方。怎么知道普通百姓不可以成为幸君这样的人呢？”于是我对先前的话释然，不再怀疑，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最终也没有见到所谓像先前所说的那样狡黠善辩、冒犯强悍的百姓。这件事虽然看似与幸君没有关系，但我由此类推民情、揣摩风俗，得到的帮助却很多。所以我也能够说自己善于治理，难道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于是赞叹景明善于治理政事，也借此认识到幸君确实贤良。过了很久，景明带着一位士人来见我，说：“这是幸君的儿子元寿。”他在成均完成学业，因为父亲年近六十而自己还不能回乡，便来为父亲祝寿，希望我写一句话来慰藉父亲的思念。我说：“景明从前曾对我说，幸君可以成为你祝寿的榜样。始终遵循本来的品行，百事顺遂、众善所崇，这难道只是长寿而已吗？”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也把它作为对宁州人的劝勉。《送翰林修撰唐君守之使朝鲜诗序》。今天子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嘉靖，将要向朝鲜颁布诏令。按照惯例，通常以文学侍从之臣担任正使，于是翰林修撰唐守之君接受选拔任命，并获赐一品服出行。馆阁中的元老以下都作诗歌为他送行，请我为诗集作序。回想从前汉文帝起于代王府，想要镇抚诸侯和四夷，而尉佗乘吕氏昏乱之时，占据南粤，同中原抗衡。当时举荐可以出使南粤的人，得到陆贾前往。陆贾以能言善辩闻名，又曾出使那里，因此受到尉佗敬重礼遇，终于使尉佗去掉黄屋的僭号，称臣纳贡，一切都依照汉文帝的意旨办理。后来尉佗治理南粤，虽然仍然诡诈自盗，但陆贾从此在汉廷声名显赫，《班史》记载此事，特别加以夸饰。后来出使远方的人，都争相仰慕陆贾，以为贤能。天子从藩王府邸登上帝位，与汉文帝起于代地没有不同。唐君接受使命，大概与陆贾相似。但比较两人的时代和事情，却有很大不同。朝鲜自箕子受封以来，衣冠礼义完备，不是南粤可比；世代修守臣子之职，遵奉正朔，也不像尉佗那样傲慢僭越。圣明之神武改革旧弊，不到一个月，巨大的奸恶和积久的弊害便被剪除殆尽。四方百姓欣然，如同黑夜重新迎来黎明，盲人重新恢复视力。宏大的恩泽和长远的功业，正要以三王五帝为法，超过汉文帝而更上一层。唐君以状元及第，升任侍从官，老成持重，富有文学才华，不必一定像陆贾那样曾经出使朝鲜，远方夷人听到他的名声也已经震惊敬服了。这次前往，他将宣扬天子的威严和恩德，使朝鲜知道当今时代有圣人出世，奔走效顺，更加表达敬畏上天的诚意。他用来称扬皇上的旨意、尊重国家体制、在异域传播文采的作为，哪里只是像陆贾凭外表使尉佗屈服，而尉佗仍旧诡诈自盗呢？这样看来，陆贾的事情并不值得仰慕啊！和鼓瑟的人交游，却谈论用刀的方法，这是说错话了。所以我对于唐君出行，不敢指举别的事情来赠言，只借陆贾的事作比喻。《崇德县志序》。

译正德丁丑年冬十二月，《崇德县志》编成。崇德县令洪异君奉提学刘公之命采集材料，请我作序。崇德县过去有《语溪志》，因地名而命名，是宋代淳祐年间编修的。只是其中记载止于宋代，经过元代直到现在已经三百年，洪君才开始续编。如今按制度以县命名书名，不再以地名命名。郡县的志书，就像国家的史书，古人早有这样的论述。国家一天也不能没有史书，而县志却常常空缺数百年，难道是做县令的人大多不知道志书的重要和紧迫吗？所以有些人心里固然会说：‘数百年来散失的材料，我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完成呢？’有些人却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把官职当作旅舍，只顾每天谋求升迁，又哪里会把县志放在心上？假如做县令的人都这样，那么一县的文献岂不是终将泯灭吗？如果说：‘我的力量虽然不足，但汇集众人的智慧，力量一定可以完成；督促责成虽然未必都归我，但既然考虑自己的职守，就会有一天不得安心，更何况数百年呢？’力量不能胜任叫作软弱，心中不存忧虑叫作自私。天下的事情因循散漫，没有人承担责任，逐渐趋向败坏而无法收拾，大多就是这种情形，难道只有县志一事如此吗？” 编修志书只是一件事情。连一件事情都软弱而自私，尚且不能完成，又何况更大的事业呢？我既然看重这部志书的完成，于是私下记下自己由此感慨的地方，作为这篇序文。至于义例的分合、事辞的增删、编次的先后，与其他志书不同之处，读者应当自己体会，不必等待我说明。志书共五卷，负责编修的是前任兰溪县令董遵君以及几位庠生，他们都是向提学公请求而来。洪君由通州学正升任崇德县令，廉正公平，百姓非常爱戴他。如今因治理成绩优异而被征召，提学公原先任太史。提学公以文章为己任，这部志书的完成，洪君大概正是受到了他的影响。《送王朝宗擢宁国通判序》。人们喜欢内地而轻视外地，凡是做官的人大多如此。京畿各县的官吏，品秩比外地高一等，然而却没有人愿意去。难道他们本来就轻视外地吗？也只是认为京畿县难以治理罢了。政令开始于朝廷，最终落实在县里；但在外地执行，凡是力量能够做到的，没有不能做到的。若是京畿县就不同了，有害处的事情可能有人庇护，有利的事情可能有人操纵；宽缓了，政令便废弛；争执了，又会祸及自身。以光武帝那样的贤明，强项县令仍然受到责问，何况其他人呢？县令尚且如此，做县丞的职位更低，形势更容易受到欺凌。被呼唤便卑躬屈膝，被询问只能支吾应答，苟且能够免于束缚和捶打就算幸运了，又怎敢守法奉公，争论利害，辅佐县令办事呢？所以谈到做县令的人，都说京畿最难；有才智的人大多不愿意到京畿任职。既然厌恶京畿难治而轻视它，又不依靠才智来治理，这就是京畿县吏多有不称职的原因。慈溪王朝宗君，是尚书的孙子、佥宪的儿子，年幼时便声名卓著，怀抱才艺却未能施展，在成均完成学业后，困厄穷苦了很久，才由铨曹选任为京畿宛平县丞。人人都为他忧虑说：‘你沉沦在低微冗杂的职位中，又要在最难治理的地方接受考验，这次大概要危险了！’王君不害怕，也不屈从，任职几年，众口一致地称他为能吏。他正好因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又任大兴县丞，人们再次为他担心说：‘过去幸而免于危险，如今又要在难处接受考验，这次大概危险了！’王君仍然像从前一样任事，政绩更加有声望。对别人来说，一个县的难治足以使人一天也待不下去，王君治理它却从容有余，经过再次考验反而更加振作；若不是他的才智胜过常人，怎么能够这样呢？于是铨曹认为他非同寻常，任期尚未满，便升任宁国通判，出发的日期也将到了。司封杨名甫是他的亲戚，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说：‘以治理县与治理郡相比，难易是可以知道的；以通判与县丞相比，难易也是可以知道的；宁国本来是南畿之地，再以大兴、宛平相比，难易更可以知道。既然你治理艰难之地尚且如此显著，那么到那里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然而我听说，子产曾在事情成功时显示警戒，终于使安恭在安定时也懂得戒备。善射的人，开始时能射穿铠甲、箭羽没入其中，到了后来却未必能射穿鲁国的薄绢；驾车的人经历险路、奔驰陡坡，快慢都合乎尺度，但到了平原上，反而会发生马衔车辕失控的变故。做官之道本来也有这样的情况。珍惜开始时的成就，希望长久保持这种道路，是君子的心愿；因此不能没有话来规劝你。’ 《送章腾霄序》。我年幼刚束发时，随父亲在滇地，曾有幸同章君交游。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我们一向相知深厚。他为人雄伟杰出而不放纵，言论宏大而善辩，却不诡诈。他还是诸生时，才华本已超过同辈。当地任职的官吏遇到要征询民间疾苦、地方风俗，或乡校事务需要陈述的情况，总是推举章君作为首选，让他的声名逐渐上达。只是他多次参加省试都不顺利，贡试名次也将轮到他，虽然他隐忍着接受，却看得出心中很遗憾。后来游学太学，参加顺天乡试，终于考取优等。人们这才感叹他所怀抱的才学确实非同寻常，最终能够奋发显达，而不是无声无息地埋没。此后章君更加自负，专心努力学习，广泛涉猎古今书籍，并把所得发抒为文章，完全摆脱旧习。壬戌年，我在京师见到他，读到他所作的文章，私下惊异不已，认为他很快就可以考中进士，却又屡次失利。己未年考试时，他的名字已经列在正榜中，却又因避嫌而被黜落。他往来滞留京师十多年，自己也将要老了。今年春天，他才参加吏部考试，得到四川中江县令的职位。按照他一向自负的心情，他大概深深遗憾自己没有考中进士。然而凭章君这样的才能，他用来表现自己的事业，难道一定要靠进士身份吗？自从有进士科以来，考中并被选用的人很多，但他们未必都能闻名；能闻名的人，也未必都是进士。况且古代的贤能县令，子康凭府史身份，鲁恭凭郡吏身份，卫飒凭审理繁剧案件的才能，第五访凭功曹身份，童恢凭州府征辟；这些人都没有通过科举出身，却都卓然显著于后世。徐淑以孝廉身份出仕，景庄以进士及第，反而没有什么称誉。这样看来，一个人能够自我显扬，关键不在于进士身份，而在于他本人，这是很明确的。如今天下百姓已经困穷到了极点，做县令的人不能施布皇上的恩德，为百姓谋利，反而加以盘剥；这就像树木已经快要枯槁，斧头还不断砍在上面，能够不被砍尽的很少。以章君的才能，他做诸生时已经声名显著、无法掩盖；如今自己做县令，可以施展自己的志向，难道肯像众人一样只顾自己获利、安然自得吗？我知道巴蜀之间必定会有一个凭才能自我显扬、卓然追及古代贤令的人，那一定就是章君。果真如此，他也可以没有遗憾了。《送少司寇张公致政序》【代人作】。

译我是海边人。曾经登上吴山远望，俯视海门，看见商船张帆从远处驶来，片刻之间疾行数百里抵达岸边，奇珍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人像鱼鳞一样聚集，我感慨而欣喜。于是下山向船夫询问，说：‘你们获利不是已经很多了吗？’船夫惊讶地笑着说：‘你只看到了获利，哪里知道危害是它的两倍呢？如果恰逢天时，船只航行没有灾害，出少入多，船主积累了大量财货，难道不确实是获利吗？但若船只漂荡在浅滩，四面望去没有同伴，风吹船樯，巨浪侵蚀，没日没夜地受困，你知道吗？巨浪翻腾，水势高低险峻，水中有蝤蛑、鳄鱼，生死只在一瞬之间，你知道吗？大船装载满满，船帆疾驰争先，衣物破损而不知戒备，便被鱼龙吞食，你知道吗？和我一同出海的人很多，大概有人一去就翻船的，有人一次出海被利益迷惑，第二次出海便翻船的，有人两次出海仍被利益迷惑，出海多次不停止，最终翻船的。像这样说来，利益是危害的两倍呢，还是危害是利益的两倍呢？我只是幸而先登上岸，没有翻掉船上的货物，你恰好看见这一点，就以为人人都是这样吗？’我于是茫然叹息说：‘唉！做官的道路也正是这样。不断前行而不知道停止，沉溺其中而不知道回头，这难道不危险吗！”后来我进入仕途，到现在三十多年，用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事情来验证，有的人困在一个官职上，几十年蹭蹬不得志，终于沉沦埋没；有的人乘时奋发建立功绩，一年之内多次升迁，却因一次失足而跌倒；有的人竭尽力量、才智尽出，却遭遇意外灾祸；有的人俸禄地位已经达到极点，功成名就，最终却陷入险难。他们升沉得失、沉浮颠仆、消磨摧折的情形，与船夫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至于能够先登岸而不翻覆货物的人，又有多么少啊！如今我是在张应祥公离任时才见到了这样的人。张公从诸生中奋起，擢为进士，两次任大县县令，随即授任监察御史；很久以后升任我浙江按察副使，召入朝廷任大理右少卿，不久升为左少卿，转任左佥都御史，再升为右副都御史，后来又任大理卿，升任刑部左侍郎，出入内外任职二十九年，地位品秩的尊崇、声名荣誉的显赫，有谁能赶得上他？如今他眼看年仅六十四岁，便请求退休离去，萧然长久退隐，节操完整，声名保全。做官能像这样，难道不可以称为最先登岸而没有翻覆货物的人吗？可是有人还因公的官位没有达到极点而感到不满。以公操守坚定、历练深厚，年纪还未到而已任大理卿、侍郎，任职时间都很短，又在外办理案件，勤劳辛苦到这种程度；假使他一心求进、务求入仕，还有什么台阶不能登上呢？” 然而如果不肯自我停止，那就会成为入海后被利益迷惑、一次次出海的人了。张公对此将如何选择呢？何况如今归去，戴葛巾、穿野服，在沮漆田野间自由自在，这同面对波涛险峻的危险相比如何？云门、芒谷、荷亭、竹榭，同居船宿海上的忧愁困苦相比如何？姻亲、亲戚、故旧聚在一起谈笑，内心愉快、精神舒畅，同蝤蛑鳄鱼、衣物浸湿而终日忧惧的祸患相比如何？不迷恋利益，本来就没有它带来的危害；不留恋荣华，哪里会担心失去荣誉呢？白居易居易香山的约集，日日欣赏台池的景致，都是过去的同僚中懂得停止的人。祖逖追念疏广、疏受而叹息，送李尉时道路为之充满，这些都是感情不能自已的表现。招请贾谊的文章、登临海边的诗篇，都是借寓言来表达志向。我与张公是布衣之交，曾在蜀地再次相会，又在这里成为同僚。想到当初在海滨初次相逢，后来张公来任宪副，实际负责海道事务，本来就熟悉海上的情形。因此在他归去时，我便把这些话告诉他。正德己巳七月二日。《送唐虞佐宰郯城序》。

译我年幼时经过兰溪，拜访听庵郑先生。郑先生是我父亲的同年，也是虞佐的外祖父，因此由此认识了虞佐。分别七年后，我们一同考中乡试；又两次一同参加礼部会试，我惭愧自己先被录取。三年后，虞佐也成为进士，我们一起在京师交游，时时相互往来，畅谈甚为欢乐。不久，虞佐出任山东郯城县令，偶然经过这里来告别。我既惋惜他离去，又察觉他的神情似乎十分忧虑，私下觉得奇怪，便问他说：‘我有一件难以思考而又不能得到答案的事情。做官廉洁谨慎，是我的志向，也是我能够努力做到的；处理文书的烦琐、综合治理的劳苦，是我的职责，也是我不推辞的；在人前进退俯仰，也是臣子的本分，是我不敢顾虑的。我所说的困难而且忧虑的，是形势使政令无法实行。接受任命做县令，政令下达后，不是在我这里落实吗？百姓的富足或困乏，不取决于我吗？我能够做的，我可以去做；我不能做的，又能怎么办？然而即使是我不能做的，本来也仍是我的责任。从前一年旱灾遍及四方，山东尤其严重，百姓成群结队离乡成为盗贼的很多，可是税收的旧例仍然照旧，无名的征派每天增加。我能忍心看着他们困苦凋敝而不说话吗？即使说出来也未必被听取，还不仅是不听，必然还会认为这是罪过。凭县令这样微小的官职，而在我上面的都是达官贵人，我能抗拒他们吗？顺从他们，我又不忍心看百姓更加困苦。况且我询问过住在这里的郯城游寓之人，他们说郯城县长期废弛破败，百姓又好争讼；这次前往，旧有事务一件也不更改，大事大概要松弛，小事大概要放任，将要整顿改变它。百姓还不信任我，必然会喧闹着认为我在虐害他们，我又该怎么办呢？唉！我在家乡时，看到县中官吏虐待百姓而怠惰行事，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心中暗自非难他们，曾想如果让我承担这个责任，虽不敢希望成为古代的循吏，也一定能使全县百姓蒙受恩泽。如今亲自去做，困难又是这样，我私下担心将要辜负平生志向，并因县令这个名声而惭愧。所以来同你谋划。’我说：‘你只管前往，我知道郯城的百姓会得到救治。’我在京师住了几年，见到出任县令的人很多，他们心中念念不忘的，不是奔走奉承上司，就是谋求表彰、荐举，难道也有忧虑涉及百姓的吗？只有你不是这样，郯城百姓一定会得到救治。旱灾使禾苗枯槁，水车必定能有所救济；漂浮在江湖上，一壶水也有其作用。县令对于百姓，难道只是水车和一壶水所能相比的吗？况且你没有见过驾车的人吗？’ 不停地奔驰，马嚼子破损、马衔脱落，马力已经耗尽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换上造父来驾车，也仍免不了失败，必须让马休息、更换缰辔，然后才能继续前进。唉！如今的百姓，大概也到了嚼子破损、马衔脱落的时候了。您此去，务必反复申说您的意见：凡是上面有所征取，一定要思考怎样据理争取；争取而上面不听，也不要把这看作自己的罪过，因为要知道您本来就是为了百姓。凡是下面有所需索，一定要思考怎样宽免；宽免而仍不能避免，也不要把这看作自己的过失，因为要知道您不是为了自己。事事都去争取，虽然不一定全能听从，但总会有听从的；事事都加以宽免，虽然不一定全能免除，但总会有免除的。阳城被囚而部使离去，如今在上位的人难道没有像他那样的吗？儿宽免除徭役而缴纳租税的人，背负相连、络绎不绝；如今在下位的百姓，难道没有像他们那样的吗？只是奉公的心意抵不过进取求功的心，便害怕有所触犯上意；和乐宽厚的心抵不过谋求自身利益的私心，便忧虑没有办法救济百姓。您既然没有这些毛病，又为什么担心事情难以推行呢？那些因循时势、随波逐流的人，中等才智的人都这样。只有不迎合时势、容易改变旧习的人，如阳城、儿宽，才会受到称誉。他们二人的作为，难道又是容易做到的吗？愿您免除这些弊病。张弛的原则、因革的适宜，正在于您自己。我若没有办法使这样的百姓痊愈，却又承担了如今的职任，便无从说起了。虞佐起身致谢说：“您的话说得很正确，我将照办，并且要拿这些话去向外祖父求证。”于是叫人拿笔把它写下来，便离去了。正德四年春三月【庚子】○送云南守刘君景晦序

译我的同乡刘君景晦，是一位磊落的士人。他年轻时就怀有奇才，年近四十才考中进士，从此更加磨砺操守，想要自我表现。等到任刑部官员时，他说：“难道我宁可不能曲解法律、枉改法令，只求博取声誉，而不顾害处吗？只是我的内心不能这样做，所以审理案件时，唯独不以标新立异为能；请依照其他相类似的案件，一律按法律办理。后来从主事升为员外郎，再升为郎中，都是如此。”今年秋天，他被提升为云南郡守。有人私下对他说：“您这次任职，难道不怕道路遥远、难以赴任吗？”他却笑着说：“奉命做郡守，怎敢害怕路远？难道因此就轻视远方吗？”又问：“僰爨也是我的百姓，我怎敢轻视他们？”有人把这话告诉我，我说：“您的话本来就是正确的，而且您难道没有见过造车的人吗？车的輢、轛、轸、式等部件，比较粗劣的木材也都可以制作；至于车轮，木材必须用檀木，不是这样便会腐朽折断。这难道不是因为檀木材质坚硬，才能使车走得远、保持完整长久吗？把您任用于远方，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况且家父曾经治理过这个郡，那里的政事和风俗，我是知道的。这个郡所管辖的，有四个州、九个县；土地的出产、百姓的食物，还比不上中原的一个县。方圆十里便设置为州，三四里便设置为县，当初只是为了控制夷民，所以用官多来求得安定；但时间久了，百姓也因官吏太多而困苦。” 何况这个郡位于藩省之下，征发徭役比其他郡通常多一倍，而且都取自披毡、梳椎形发髻的百姓；徭役轮番不断，一年到头没有休息，唉，困苦也太严重了！然而百姓肩挑背负、忍死赴役，却不能亲自申诉，正是因为路远。那些在当地做官的人，跋山涉水，万里奔波，早晚兼程，历经寒暑才到达；道路的艰险和遭受侵凌冒犯的忧虑，时时接触他们的身体、牵动他们的心思。因此，不谋求自身便利，而筹划解决百姓急难的，小吏百人中不过一人，大吏十人中不过一人；而黜陟官吏的制度，又常常不能真实反映幽明功过，也只是因为地方偏远。百姓因为路远而困苦，又不能自行申诉，所以盗贼常常很多；官吏因为路远而到任，只顾谋求自身利益，所以政事常常废弛。家父刚到这里时，政务几乎已经无法治理。他考察弊端，剔除强暴，决断悖逆，慨然整顿积弊，清除侵渔，免除拖欠，仓廪出纳、赋役上下等一切有司政务，全都改变了旧制，百姓才稍得休息。如今家父离开此郡又十多年了，他所规划建立的制度是否还存在，我不能知道；但百姓所诉说的困苦，按我所了解的情况，必定更加严重了。大概这种形势，若没有贤能的郡守、坚强有力而且才干周全的人，便无法宣扬上面的恩德、安抚远方百姓；您应当前往，正是这个道理。” 古代建立功名的人，本来多是在远方奋发起步的。您不以道路遥远为难，难道是为了谋求自己的便利吗？您不轻视远方的百姓，必定会有施惠安抚的政绩，我知道您一定会尽力。使远方的功业卓然显著，自我表现出来，并由此承担起驾驭大车、承载重任的功业，正要在这里实现。中原安乐的郡，谁不能治理呢？刘君听了我的话格外高兴，坚决请我写下来作为赠言。原来刘君的弟弟曾跟随家父学习，二人一向友善；如今又接替家父治理过的旧郡，所以我便把这些话依次写下来赠给他，同时也借此询问滇地的老人：家父当年的事迹，如今究竟怎样了？○送何君廷纶守永平序 何君廷纶当初以进士身份任南京工部主事，因父母丧事离职。后来改任北部，升为员外郎、郎中。在职八年，既不矫饰求异，也不随波附和。从他的上司到同僚，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他贤能。今年秋天，他被提升为京畿内的永平郡守，于是人们又说：“此人将来一定会成为贤能的郡守。”世人信任他到了这种程度，何况我是他的亲友和旧交呢？然而，亲友和旧交也有爱护帮助的方法。司空是六卿之一，您所掌管的又只是其中一个部门；职事专一，事务简约，所以声誉容易显露。若是一郡的事务，凡是六卿所统辖的，都要交给郡守办理；一件事没有办好，就是郡守的责任。司空的事务，您已经能够胜任了；其他方面，虽然您不敢自称一定能够胜任，但人们都说：“此人将来一定会成为贤能的郡守。”难道这是因为您自己不相信自己，反而只相信别人吗？如今天下百姓已经贫困到了极点，年成又屡遭严重歉收；在上位的人不但不怜恤他们，反而还继续剥削他们。这难道是他们的内心唯独不仁慈吗？只是谋求自身便利，观察时势的高下而改变一贯的做法罢了，这是曲意随从的过错。有些人却反过来，自以为聪明，喜欢使法令烦琐；对于欲望和风俗的不同，一点也不加以察考，却喧嚣号召说：“我是为了使百姓获利。” 结果百姓更加困苦，这是故意标新立异的过错。您不矫饰求异，人们便说：“此人一定具有和乐宽厚之心，实行的是亲近百姓的政务。”您不高声附和、随波逐流，人们便说：“此人一定具有廉洁特立的操守，寄托着使百姓终于安康的希望。”人们逆料并且信任您说：“此人将来一定会成为贤能的郡守。”难道是人们预先信任您，而您反倒不相信自己吗？政事不怕难以办成，只要百姓乐于服从您的命令就够了；百姓不怕难以治理，只要政事顺合他们的情感就够了。您不要改变最初的操守，而要想着恢复它；六项事务没有不能办好的，百姓没有不能安定的。您的声誉会更加显著，哪里知道人们不会预先信任您，又说：“此人将来一定会成为贤能的卿大夫吗？”古人说过：“职任小而责任近，人们便能看出他的余力；一旦开始任用而责任重大，有时上下都会失望。”如果是这样，人们对您的信任也会说：“恐怕不是这样。”何况我是您的亲友和旧交呢？○送高延平序

译高君名用，明初以进士身份任尹■〈日于〉■〈日台〉，被举为善于治理繁剧事务的人；改任嘉定后，能干的声名更加显著，于是被征召授任武选主事，升为员外郎。适逢议论者认为中外官吏怠于政事，只是执掌法令的人不得其人，便按例从部属中选取有能声者改任御史，以纠察政务不振，于是改任高君为御史。不久，时论认为四方盗寇充斥，推究守令中治理百姓不得其人的原因，于是又举荐高君为延平郡守。世间并非缺少人才，高君被部属同僚夺取出来任御史，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又出任郡守，几乎到了非他不可的地步；由此可知当时急于任用人才。既然凭才干受到时势所需，却不竭尽全力施展才干，便不是大丈夫。延平是山岩险峻的郡，正如古人所说，以高山作为城郭，以急流作为沟池，仅此而已。您前往那里，难道要凭借险要地势，就认为没有盗贼之患了吗？如今天下百姓的力量耗尽于劳役，财物耗尽于征收，穷困乖乱而产生变故；值得忧虑的，不只是湘、蜀、青、兖之间。譬如人的身体，百骸都患病，而肿胀先在一条肢体上显现；如果只知道一条肢体有病，却认为全身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可以吗？正统己巳之变中，闽中各郡多遭残破，唯独延平能够完整坚固，是因为它地势险要。然而试试看如今的情形：当地百姓的贫富、安危与从前相比怎样？做郡守、县令的人，其政务的仁慈或暴虐与从前相比怎样？如果只看重根本而不看，只依靠险要地势而忽视人心和谐，我没有见过险要可以凭恃。人的常情是，快乐便安居；安居而骄纵，便也难以防御；困穷便想求变，想求变而忧惧，便也容易改变心意。如今的穷困百姓，如果确实顺着他们的情势，节制对他们力量和财物的使用，使他们休养生息，那么他们的欲望就容易满足，心志就容易维持。即使有奸邪盗贼，也可以不用严刑强制而自行平息；日日安然，逐渐恢复丰足，就可以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因此，不耗尽百姓的力量，依赖他们力量的人便永远不会穷困；不耗尽百姓的财物，凭借他们财物的人便永远不会穷困。这样一来，百姓就会成为更大的城郭沟池，即使没有险要也可以，又哪里会有盗贼之患呢？善于治病的医生，有时用针石，有时用醴酒，按摩、按压，关键在于去除疾病；善于治理的人，有时修筑外部防线，有时整顿内部事务，关键在于平息祸患。不然，延平如今本来没有盗贼，为什么又急于任用您呢？○五马送行图叙引 这是水部正郎吴君出任夔州郡守时，同僚们绘图赠送给他的作品。所谓“五马”，是因为汉代制度规定，太守增加俸秩后，右骖也增为五匹，以此显示荣耀尊贵；如今这种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却仍沿用这个称呼。作图的共有五人，每人都附有一首诗。五人都是与吴君一样的江右英才，也是他的同僚。董玘说：“《诗经》不是说‘秋日人们的美好意愿，要让我指示给你’吗？各位同僚的意思，难道只是借用这个称呼来为君增添荣耀尊贵吗？用丑类来比拟事物、规劝政事并献上技艺，本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大概是要把治理百姓的方法指示给您吧？况且百姓服役于郡守，好比马；郡守处在百姓之上，好比驾驭马的人。即使天下有最善于驾车的人，没有车马，也无从显示他的才能。因此，有职位就有对百姓的责任。然而车马已经齐备，驾驭不得其道，还会翻车失败，何况驾驭百姓的人呢？马匹有服车、为骖等不同用途，马的性情不一致，力量也有强弱；调节它们，使各自恰到好处，在于驾车者。柔弱或强壮、富足或贫困，百姓的情性并不一致，力量也有不同；使他们各得其所，在于郡守。假如马失去了驾驭之道，人们便说是驾车者的过错，必定选择贤良者来更换他；假如百姓失去了治理之道，难道不是郡守的过错吗？然而百姓不能选择、更换郡守，只能忍受死亡般的困苦去服役。难道百姓本来就比马轻贱吗？从前颜渊观看东野毕驾车，说：‘舜善于役使百姓，造父善于驾驭马，都是因为不耗尽它们的力量。’东野毕驾车时，马力已经用尽了，却还要求它不停前进，他的马必定会逃逸。唉！如今郡守役使百姓，和东野毕驾车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幸而百姓不是东野氏的马，于是他竟漠然置之，不加怜恤。” 《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 这句话说的是驾驭百姓的困难，难道他们没有思考这件事吗？各位同僚的意思，大概是对您说：‘驾驭者手中的缰辔，就是礼教；鞭子和马策，就是刑罚。没有缰辔而只使用马策，却想使马合乎尺度，是做不到的。草料和饲料，就是惠民的政务。马的身体必须安适于车上，人的心也必须与马相协调，这就是德化。草料喂养不按时，人和马彼此不相适合，即使手执缰辔、挥动马策，想使马听从驾驭，也办不到。造父驾车，通晓这个道理；东野毕驾车，正好违背这个道理。夔州道路遥远，车马本来已经齐备，这是显现良好驾驭才能的日子。您将成为夔州百姓的造父吗？’ ○送叶泉州序 人与人之间彼此知心，难道不是很难吗？自古称为知己的人就不多，何况如今这个时代呢？我隐居山中时，没有其他朋友，唯独知道叶君中孚是一位奇士。等到我任考功官时，曾向司封黄君应期谈起他。两人是同科进士，因为我的缘故而更加亲近。于是我们三人互相称为知己。后来黄君任文选官，便推荐叶君出任泉州郡守。泉州是黄君的乡郡，为乡郡选择郡守，理应无所不尽心，难道会故意因为私情而偏爱叶君吗？叶君任大理官五年，与人很少合得来，终于因此获罪被贬，前后任过两个州的长官。后来任工部官员，与他合得来的人更少，孤独地往来，动不动被人讥笑，而我却了解他。我了解他，还只是因为我们生长在同一乡里，年轻时彼此资助，是布衣之交；然而黄君也了解他，不只是了解他，还把自己的乡郡托付给他。把乡郡私下交给自己所爱重的人，本来不合人情，何况黄君是没有私心的人呢？那么，叶君最初被黄君所知，虽然是因为我的缘故；但黄君所以了解叶君，却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叶君年轻时就有文学声名，又天性喜好清静偏僻之处，常卧在一室之中，朝夕思慕古人，推究世事变化，往往料事奇中；这正是我认为叶君奇特并且了解他的地方，而黄君都还没有完全认可。至于他醉酒后高声歌呼，俯视整个世间，仿佛没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有时激烈地发表危险的言论，即使触犯禁忌、冒犯众怒也毫不顾忌，我正把这些看作他的毛病，黄君却偏偏有所取法。这难道就是所说的“和而不同”吗？叶君此去，感念知己难得，不要忘记自己所怀抱、所负荷的志向。假如泉州百姓蒙受他的恩泽，都说：‘黄君治理乡郡而选择叶君，实在是因为深厚地爱护我们的乡郡。’那么，这就是对知己最丰厚的报答了。饯别的酒已经饮尽，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送叶中孚序

译我年轻时学习《易经》，在身边广泛搜求，却没有所得。陪侍家父从滇地回来，听说外兄叶中孚的名声，便带着所学前去请教。当时中孚已经考中乡试，却不鄙弃我，于是和我订交。中孚住在上虞，虽然和我分属不同县，但两家只隔着一座山，相距仅五里左右；相会时便前往茂林深处，坐在溪边的石头上，彼此讲论，互相熏陶、磨砺，直到天黑还忘记回去，以此为常。壬戌年，我和中孚一起参加春官考试，中孚考中进士，授大理评事。过了三年，他升任右寺副，而我有幸也在朝廷任职；退朝后时时互相来往，取酒和茶来排遣羁旅的寂寞，以相互谈笑、吟咏为乐。从我与中孚结交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居处相近，学业互相资助，志趣彼此相合，做官时互相规劝，久而不厌。如今中孚因职务和同僚牵连，按照惯例被贬职，将要离开我而去，我怎么能不耿耿于怀呢？您见识卓越而气概豪迈，操守刚正而趋向正道，洁身自守而少与人合群，从不向别人求取知遇，所以别人了解您的也很少。这道命令下达后，有人对我说：‘中孚本来是高士，如今郁郁不得志，辅佐一个州，与庸俗之流俯仰上下，又怎么能够独自保持高洁呢？’我将更加忧伤而不能释怀了。又有人说：‘中孚向来违背世俗而不改变，而且还屡次获罪，这次大概会稍微自我贬抑吧？’这两种说法，都不是了解您的人。士人所可贵的，本来在内在修养，不看外在处境；进退也不取决于外在环境，尊卑也不由外物决定。只要内心不屈服于外物，卓然独立，即使处在[字缺/疑字]的低位，混迹于庸俗之流，他所具有的高尚品格本来仍在。中孚精通《易经》。《易经》是为忧患而作的，其中应对忧患的方法尤其微妙严密。当他的见识达到一定境界时，确实能够把得失看齐，把出仕和退隐看轻，把贵贱等同，像蝉蜕去污浊一样脱离尘俗，站立在万物之上；难道反而会因为这些事情动摇内心、丧失操守吗？我看中孚尚未得志时，正值家道衰落，聚集学生授业来供养父母；有人不能忍受他的贫困，认为应当把进取功名作为急务，但他屡次参加考试落第，却漠然不以为忧。等到考中进士，中孚列在三甲；三甲按例补授外职，同年中属于这一选的人大多啧啧不满，而中孚安然不以为缺憾。后来恰好遇上选拔首位，授任棘寺官职；别人得到这种机会，往往矜夸欣喜、喜出望外，随时势浮沉，而中孚淡然不以为喜，看待自己的[疑字]与未得志时没有不同。他对于得失之间，究竟是怎样的态度呢？失去志向便忧伤悲哀，受到一次挫折便沮丧改变，都是不明白得失之道，舍弃内在修养而希求外在处境的人。中孚不这样做。他修养正道，践履平素操守，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保持自己的高尚品格。我对中孚的了解最深，临别时要求我说些话，心中的感情不能停止。古代君子遭遇迁谪、挫折和郁闷的人很多；然而他们的德行事业更加光明，声名荣誉传播得更远，不但不混同于庸庸碌碌之辈，最终还承担重任、行走远道，杰然出众于天下，正是因为困顿时自我修养，受挫时并不颓丧。况且平坦和险阻循环往复，屈伸相互感应，这是《易经》的道理。难道凭中孚的才干，会长久处在下位吗？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赠送给您，只愿您此去牢记这些话，更加自我树立罢了。○送刘正郎克立知西安府序 皇上统治天下多年，恭敬地修明省察法令，担心刑罚不能恰当，于是派遣朝廷大臣出巡，审理西方的狱讼；刑部郎中刘君克立接受诏命。到山东后，他使缄默抵赖者服罪，审理冤屈，裁决疑难积滞的案件，平反了许多案件，一时人心都感到痛快。他尚未返回复命，便被提升为西安府知府。朝中的士人有的疑惑说：“刘君正奉命在外，为什么不让他完成使命，却突然调任他？况且如今御史台中的贤能之士、郎署中的长官，积累日久、功劳众多，并不是没有人，难道缺少一个西安郡守，非要等刘君不可吗？”朝廷为官职选择人才，舍近求远，本来实在是不得已。西安是古代三辅之地，号称天府；如今的郡守，大概就是汉代京兆尹的职任。当地百姓刚强勇悍而崇尚力量，敦厚质朴而勤于耕作，又杂有各地不同的风俗；若不是善于引导并从内心安抚他们，就不容易役使。西安又处在三边的咽喉，军队的费用和粮饷转运，都从府中供给。征收频繁，百姓就困苦；粮饷接续不上，军队就疲弱。扶风诸郡虽然各自有郡守主管事务，百姓共同承担劳役，但调度征发常常由西安首先承担。上面镇守巡察各司的统辖，下面州县的承接，都要由郡守负责完成，和其他只以养育百姓为专职的郡守不同。天下一百四十多个郡中，说到难以治理的地方，这里大概是第一了吧？近来年年北方歉收，贫民嗷嗷待哺，而上面却不加省察，以至有人离开乡里去做盗贼，成群聚集在山谷之间，势力日益炽盛；如此一来，郡守的选择确实很难得其人。然而世上做郡守的人，往往急于取得上级欢心，对于重大而紧要的事情不加忧虑，只忙于奔走承奉，把它当作要务；不过准备簿书，谨慎地弯腰低头，苟且应付公文来免除责任罢了。靠近京城的地方尤其严重。唉！如果设置郡守只是这样而已，那么人人都可以任用。若一定要使事务办成、百姓安定，即使其他郡也不容易，何况西安这样难治的地方？若不是智慧足以谋划，廉洁足以约束自己，恩惠足以任用下属，才干足以完成事务，又凭什么胜任这个职务呢？刘君从知屯县起，被征召入朝主管祠部事务，后来改任刑部；他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声名传播于上下已经很久了。从前汉代，颍川以难治著名，常常选用贤良的二千石官员；等到韩延寿做郡守，便大为治理。南郡盗贼很多，选用萧育到任后，盗贼便安静了。薛宣从宛句县令入朝补任执法官而知名，后来又出任临淮郡守。可见要使事务办成、百姓安定，确实必须等待合适的人。圣明天子急于任用刘君的用意，不正在这里吗？经历险阻而到达远方却不跌倒，才能看出骏马的优良；遇到盘根错节而不倾覆，才能辨别器物的锋利。这正是刘君勤勉奋发、建立功业的地方。至于只忙于奔走承奉，求得上级欢心，随众应付文章来免除责任，那就不是今天急于任用您的用意，又何必要等待刘君呢？《易经》不是说过：“告诉公卿，使其顺从，以增益志向”吗？大概有得到上级赏识却没有得到下属拥护的，却没有得到下属拥护而能不失上级信任的。于是同僚周正郎等人都作了四韵诗，想借此赠送给您，并请我写序。所以我把人们对您的期望推衍出来告诉您，希望您知道应当努力的方向，以求最终成就功业。○庆王隐君及吴孺人寿序

译家父曾经任徽州黟县县令，多次说起徽州山川险峻峭拔，清明激越，使那里的人都淳朴刚强而顺达，不刻意雕琢。家父遍行天下、广泛观察后，认为这里尤其接近质朴本真，我心中对此感到奇异，料想其中一定还有像古人那样正直守节的百姓。后来读朱子的《新安道院记》，其中说当地贤者努力实行高尚的行为和奇特的操守，以不义为羞耻，于是更加相信如今那里确实有这样的人，只遗憾来不及亲自游历并访求他们。如今我来到京师，偶尔向士大夫询问，听说歙县岩镇有一位王隐君，号一舫斋。不久，他的儿子王宠考中进士；他的乡亲和亲戚、礼部郎中王君等人，因为隐君年近六十，而吴孺人也已经满这个年数，夫妻长寿且有儿子，值得庆贺，便请我写文章。于是我得以更详细地听闻隐君的品行。隐君一向亲自耕作，具有鹿门的操守；抚养两个年幼的弟弟，有刘纡那样的情义；全家千指同灶而食，彼此没有异议，仍有献公家族的家法。年轻时喜欢像司马子长那样游览天下名山大川，把所见写入歌咏。晚年才在岩溪筑室，不再出游。每天以义理教诫子弟，宗族亲党都受到感化。唉！这难道就是我所说的古代遗民吗？既然如此，他们夫妇能够一同长寿，又有贤能的儿子，绝不是偶然得到的幸运。我一向不喜欢写祝寿序，只是感念隐君的义行，所以直抒心中所怀。不过我听说有德之人必有相应的同类，隐君所交游的人中，应当还有实行高尚品行、奇特操守而不为人知的，希望借此再向您询问。○赠侍御黄君希武提督南畿学政序 国家重视培养人才的职任，派遣部使到地方主管学校教育的，都慎重选拔来充任。南、北两畿则由御史和铨曹向都察院诸官询问，再由都察院从群臣中选拔并请皇上任命。不是文章品行卓绝的人，不能参与其中；因为京畿是王化的根本之地，所以尤其受到重视。莆田黄君希武，是宋代状元黄公度的后代；入本朝以来，家族中世代有人任翰林、侍御。其从祖编修公和父亲大行公，声名事迹尤其伟大。黄君以解元、进士身份进入翰林，任庶吉士，提升为侍御。如今有提督南畿学政的任命，便给我下了请作文的帖子。他的乡亲亲友、进士陈君士英等人，谋划写文章为他的出行赠别。家父与大行公是同年进士，而黄君与我又是同年进士；世代交契本来就深厚，于是我没有推辞，私下对他说：‘士人未被任用时，最担心的是志向不能施行；已有职位以后，如果职位不合适，施行志向又被时势阻挠，怀抱志向最终不能伸展的人很多。您以培养人才为职务，职权专一而且如此重大，难道不是得以施行自己志向的机会吗？古代各位儒者以经学相互传授，他们所培养成就的人才，有的能成为国家数代所用的栋梁。处在下位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得到职位、以此为职务的人呢？我本来知道您会以自己的志向得以施行为乐。’ 然而我曾听说，世上主管学政的人，大多详尽于考试考核，却忘记教化的实质；严密于科条，却没有奖劝惩戒的方法。我私下希望您在这方面努力。如今学校的教育，固然不能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完全相同，但其中的宗旨难道已经消失了吗？本来是要让学生诵习古代圣贤留下的训诫，考察其中的言语来领会到心中，希望他们具有智、仁、圣、义、中和的德性；考察古代圣贤的善行，循着他们的踪迹来约束自己，希望他们实行孝、友、睦、婣、任、恤的行为；广泛了解上古的制度名物，因事考察其变化，希望他们掌握礼、乐、射、御、书、数的技艺。用辞章技艺考核他们，是为了验证深浅；用辞章技艺取舍他们，是为了决定进退，并不是只要求这些。如今却不是这样，讲习诵读仍然只是最初的形式，搜缀猎取浅近辞句，不过苟且用来取得考核；考试考核也仍然只是最初的形式，也不过苟且以此分出高下罢了。因此教育长期松弛而更加败坏，学习风气长期偏邪而不知回头，华饰与实际相背，行为与言语相违，这难道只是士人的过错吗？考试考核的方法，古人并不废弃。从入学一年考察其离析经文、辨明志趣，到九年考察其触类旁通、通达事理，考核有相应的时日，学业也有相应的成就。如今对于教育方法所应达到的内容，不加整饬、不加询问，一到考核时便把考试当作全部事情。如果所考核的只是这些，下面没有成就，上面没有察看，却想让士人自行改变学习习惯，也已经很难了。然而各种条文教令的设置，世上也不是从来没有；只是它们不能起到奖惩作用，是因为法令有必定不能实行的地方。明知不能实行却拿来作为教令，便会使明文规定的教化成为不必实行的东西，法令也就废弛了。这难道是有意追求教化的实质吗？学校之中，有才智秀异的人，有平庸低劣的人，有年少的，也有年老昏昧的；而科条一律施行，施行时违背实际，要求时又违反情理。不只是昏昧而平庸的人必定不能遵从，即使年少而才华特殊的人，也会把它看成徒具形式的东西，从而轻慢懈怠。等到法令无法实行，便用楚、夏不同的刑法去治理；治理终究不能强迫成功，于是我也将懈怠，连那些可以教导的人也一并抛弃。这样看来，岂只是不能起到奖惩作用而已；教育方法所以废弛，士人习气所以固结，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舜命令教育太子时，有正直、温和、宽厚、庄重、刚强、简约的教导；对于众多顽劣之人，则说：‘用侯来使他们明白，用鞭打来使他们记住，用书契来记录他们，希望他们一同生长而不要互相抵触。’然后再用威势约束他们。他的教导方法固然有区别，但内心从未不希望他们共同进步于文德。这就是圣王用来鼓舞众人、实行奖惩的方法。《礼记》说：“知道教育由什么而兴起，知道教育由什么而废止，就可以做老师。”难道不正是说这个吗？如果确实有乐于培养人才的心志，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从前胡文恭振兴安定的教育，东南的士人都以经术和道义作为学习根本；晏元献开始兴办南京的教育，于是教化推广到天下。何况如今南畿是国家肇基的重地，文学本来就居天下前列，而您又担任兴盛这里教育的职务。贤能人才兴盛，将会有振古以来少见的人才出现，继承二位先贤的功业，完成您的志向，难道不在这次出行吗？这些不丰厚的言辞，并不足以赠给君子；只是倚仗我们世代交契深厚，所以敢于私下说这些话。○送鄢陵尹孙君考绩书最还任序

译古代谈论治理的人，首先选择县令，因为县令的职务最接近百姓。假如县令没有不贤能的，那么百姓就没有不能得到安置的。然而我曾观察百姓所遇到的县令，不贤能的占十五，贤能的才有百分之一。铨选授官的制度，有时从甲科中选取，有时从普通资格中选拔，并不是不严密；这是什么缘故呢？志向广大的人常常轻视县令，认为县令的职位不足以施展志向；庸俗浅陋的人又常常自我轻贱，不修治职务。轻视县令的人说：‘这是冗杂而劳苦的职位，又受人节制，不足以施展我的志向。’心中不满，每天只盼望升迁，不愿意留在那里。自我轻贱的人说：‘我从卑微末等起步，即使勤勉办事，又有谁知道我？也不过终身止于这里罢了。’所以他们只谋求自身的便利；做县令的人大多如此，又哪里有工夫为百姓办事呢？因此，他们的职位虽接近百姓，但他们使百姓长期像相隔遥远、彼此不相闻。水灾、旱灾、厉疫猝然发生，转眼间死者堆满沟壑，强悍者甚至离去做盗贼，他们还不知道怜恤。百姓的安危苦乐系在县令身上，而所遇到的县令却总是这样，百姓还能依靠谁呢？心存爱民之意的人，难道能不警惕并思考吗？警惕而思考的人，难道会轻视县令、又自我轻贱吗？我在刑部任职时，听少司寇鄢陵刘公称赞本县县令孙君贤能，可以说是能够警惕思考、不自我轻贱的人。刘公说：‘孙君凭太学生身份被选任府军卫经历，丰城、怀宁二侯交相上章推荐他的才干，铨曹认为奇异，提升他为我县县令。我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赋税徭役繁重，自从孙君到来，百姓才开始获得休息。他到任勤勉，持身廉洁，处理政务公平而果断。如今我一县的百姓，老年人能够嬉游，壮年人能够劳作，贫困者得到养活，强者没有不与人友善，弱者没有自我颓败，这些都是他的恩赐。监司屡次加以表彰奖励，如今任满三年上奏考绩，得到荣耀的考语而列为上等，回任时请替他写一篇文章来彰显此事。’我正苦恼天下县令不贤的人太多，又哀怜百姓的困穷，哪里能够得到几十位像孙君这样的人，分布安排到天下各处，使百姓得到休息呢？那些自我轻贱而不修治职务的人说，上面不了解我。像孙君这样的人，起初人们本来没有特别看重他；但他能够在职务上勤勉，列侯推荐他的才干，监司奖励他的政绩，铨曹把他的考绩列为优等，像刘公这样的当权者又替他表彰宣扬，将来还会有特别的升迁。那么，又何必担心不被人了解而自我轻贱呢？这可以作为世上做县令的人的规戒。因此我不推辞而写下这篇文章，既用来荣耀他的回任，又用来给做县令的人作验证。○送毛推府序 近来的制度规定，考中进士并列入策试名次的人，便让他们到六部各司观政，通常半年后再叙用。如今铨曹因内外缺员、职务空缺，请求先于常格任用，于是只观政三个月，便任命了五十多人；这是因为急于任用人才。我的家乡缺推官已经很久，到这时得到吉水毛君。乡里的士大夫在朝任职的，都前去迎候他回乡，欢喜地互相说：‘此人一定能够胜任自己的职务。’他的祖父曾治理滇地广南，他的父亲任浙藩属官，治理政务都很有风采雅量。与毛君同榜中进士的人，又相继来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是本郡人，也分享这份喜悦；即使他们不来请我，我本来就愿意有所告诫。郡中有郡守和辅佐官，如果都得到贤能的人，便能治理好。然而辅佐官的职务中，推官审理狱讼尤其重要。为什么呢？案件贵在审慎而得当，但郡守所掌管的事务繁多，有时来不及详细审察；如果把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刑罚不公平的情况就会很多。因此设置推官审理案件，他的职务虽是辅佐，却由此使刑罚公平、百姓不受冤屈，所以其重要性独与郡守相等。我的家乡风俗重视犯法，而且送到司法官那里审理的案件不多，讼庭常常空闲；与浙江各郡相比，大概容易治理。过去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人本来很多，但也有因为事情容易而感到不满、又自我矜夸的人。心胸狭窄而喜欢惹事的人，便嫌案件少， saying：“我有什么可做的？”于是强行判定黑白，拿这些事与郡守抗争，挑剔细微之处，罗织文辞，弄得事情更加混乱，百姓也因此受到扰乱。志向广大而喜欢放纵的人，便因事务简少而自我矜夸，说：“这有什么值得做的？” 每天躺在斋阁之间；有人来便召到面前，只用下巴示意、发号施令，片刻之间便把案件办成，使受冤的人不能吐露心中的委屈，使审理案件的人无法充分陈述自己的考虑，于是刑罚就偏颇了。这两种人虽然一个勤勉、一个懈怠，过失却相同。只有不因案件少而侵夺郡守的职权，不因事务简少而废弃政事；明察而有操守，谨慎而能决断，开始办理而能够贯彻到底，这才是贤能的推官。我居家时，见乡中父老得到贤良的推官，爱惜他唯恐他离去；听说有调任的命令，便预先忧虑说：‘这位贤良的推官还会留下吗？’如今君要离去，我们这些知道您的人固然高兴，哪里知道父老不会预先因此忧虑呢？事情尚未证实以前，百姓的情感就是这样。您是皇上即位之初选拔的优秀人才，先于同辈进身受官、办理政务，又继承世代儒学的家业；您在协助上德、体察民情、振兴家声方面，应该无所不能。这样看来，我们父老欢喜的日子也不远了。从前曹参在齐国任相而使那里大治，离开时只把狱讼和市场事务托付给继任者；蔡君谟送温州司理时，曾以和鼓瑟者交游为喻，说‘拿刀做这件事，是善于言说者的过错’。何况我是本郡人，也和乡人共同拥有这份忧虑，所以您此行，我不敢指举别的事情来赠言。○寿叶氏母八十序 事情没有证据便不可信；即使有人作证，也能完全相信吗？我在京师六七年，交游者知道我不善于写文章，却仍然冒昧地以文章之事役使我。至于为人祝寿的事情，我一向感到困窘。虽然多次推辞，然而勉强可以写的事情本来很多。询问他们平日的品行，没有不值得称赞的，没有不值得祝寿的。事情既然大同小异，辞句也彼此沿袭，即使是我，也不能凭此取信。然而请我称述的人，不是他们的子弟，就是姻亲；不是达官贵人，也是在朝为官的士人。他们的事情，即使不是亲眼所见，也是耳熟能详，难道能够全部怀疑吗？所以我按照他们所称述的来称述，也为许多人祝过寿。但还没有像叶氏之母这样令我真正相信的。徐侍御朝仪与叶氏是姻亲，他说：‘叶母姓颜，是我们永康的大族，已经八十岁了。嫁到叶家后，侍奉丈夫如同侍奉严父；教导两个儿子，一个入学、一个务农，如同严师；约束自己的名分和操守而不逾越，如同刚烈之士；在先后诸事中都能与人和睦相处。’徐侍御是值得信任的人，他的话本来就可信。既然言语可信，那么为她祝寿也合宜。对于我不能确切相信的人，有的年老而将近百岁，尚且应当享受长寿的回报，何况像叶母这样确实可信的人呢？荀卿有句话说：“对可信的事情相信再相信，对可疑的事情怀疑，也同样是相信。”我取用这句话来施行在这里，难道不可以吗？难道不可以吗？○寿吴主事父母序

译新安吴栋卿考中进士的第三个月，被授任工部主事。他想到父母将要年老，当天便称病辞官回家。回家满两年后，他到了京城，又上疏请求调往南方，获准改任南京户部官职。这时，栋卿的父亲存和翁六十岁，母亲郑氏六十六岁。他先后把父母迎接到任所，便筹划为父母祝寿的办法，请我写文章。我听说吴氏的先祖多以儒学显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天衢公，在元朝末年尤其受到虞集、揭傒斯等学士的推重。[“揭□学士”中有缺字]传到第六代存和翁，家族都隐居不仕；存和翁则隐于经商，曾游历齐鲁、吴越之间，凭资财雄厚闻名。他有两个儿子，栋卿是长子。他供给资财，让他们学习儒业；又单独同次子经商，延请有礼有学的名师，不惜千金购买奇异书籍。栋卿也勤勉于学业，不几年便考中进士，吴氏重新以儒学显名，正是由于存和翁。新安的风俗本来崇尚经商，如今四方的商人多出自新安，大概就是这种风俗造成的。若没有存和翁，即使栋卿贤能，想要自我奋发，从事儒业，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况且邹鲁一带的风俗到了变化之后，仍有许多人抛弃文学而趋向经商；那些世代读书的人家一旦失去祖传的操守，改做其他行业，有的遂因此衰败，都是这样。唯独存和翁能不同于世俗，成就他的儿子，振兴他的宗族，他也可以说是做到了极难做到的事。如今的法令中有关于南北便利奉养父母的条文，是为了扩大孝道。然而因任职事务所牵累，不能实现奉养私愿的人，难道还少吗？有了儿子并看着他成才，有了父母并能赶得上奉养他们，本来是人情中最为荣耀的事，却不是人人都能得到；何况像存和翁父子这样，既难以成就，又能兼而得到这两种荣耀的，岂不是更难吗？既然如此，存和翁克服困难而终于成就，栋卿谋求奉养父母的私愿也终于实现，大概是上天在帮助他们。过去太史公叙述货殖之事，把这种人称为“素封”，意思是没有俸禄爵位，却享有与之相等的快乐。存和翁本来隐居经商，又亲身享受儿子的奉养；既有俸禄的供给，又有推恩及其亲族的恩典，还有爵位封命的加赐，他的快乐当然不是“素封”之人所能相比的。假如遇到太史公，他对存和翁的羡慕赞叹和夸奖，岂只是任公、师史一类人所能比的呢？只是我的文辞浅陋，不能胜任，但栋卿的请求又不可以空空地辜负，于是写下这些话。○送少参谢君之湖广序 我居家闲食时，早就听说谢君任水部官时有治理政务的声誉，只是还没有同他交往。后来游历京师，承蒙他因姻亲关系不嫌弃我，独自来往相访，同我谈论古今，推测研讨时事变化，意见纷纷而出。下至星历、堪舆、养生等学说，他大都能掌握其中的纲领要旨，即使以某种技艺著名的专家也会对他感到惭愧。他落笔作歌诗，又都萧散洒脱而令人喜爱；他的才学就是这样奇异而丰富，并不只是长于治理政务。然而谢君不多向人谈起这些，人们知道他的也很少，我独自暗暗感到奇异。后来他出任督理漕运河道的官员，声誉说是同南方船只一起到达；从此上下众口一词地称赞他的才干。适逢群盗进入淮徐，焚烧抢掠运粮船只，依赖谢君而得以保全的船只数以万计。盗贼攻打沛县，侦知谢君在那里，便不敢侵犯。当时负责军事的官员正想借用谢君的兵力寄驻，以防备徐州，但谢君已经代任期满回朝了。有一两位掌权者知道谢君将要升迁，争相想推荐他任自己的地方官，却被负责该地铨选的人压下，于是又让谢君留任屯田。过了几个月，提拔为湖广藩司参议，专门管理地方赋税。任命刚下达，那些曾想推荐谢君到自己辖地的人，既因不能得到他而不满，又认为他年资劳绩已久却受到委屈，便对我说：“这大概是负责铨选的人过于轻视谢君了。难道没有听说湖湘的事情吗？前些年湖湘发生大灾，天子怜悯，颁下赈济抚恤的诏令，命令派遣重臣前往，然而负责此事的人反而更加暴虐地征收赋税，来搜刮削减百姓。” 百姓不能忍受这种命令，才逃散而成为盗贼。没过几年，群盗便遍布山东、江右和川蜀之间，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因此湖湘本来就是祸乱最先发生的地方。大概那里土地广大却贫瘠，赋税繁重而拖欠很多，天灾流行，辗转死亡、失去产业的人接连不断，百姓本来就容易成为盗贼。深山长谷之中，奸人常常窜伏其中；一人拿起刀来，盗贼便像蚂蚁聚集、蜜蜂群起一样。它蔓延到天下，也是形势所造成的。可是从前的变乱，实际上是由暴虐征税酿成的，那么如今负责治理赋税的人，难道可以不是合适的人选吗？驱使百姓成为盗贼，一个人败坏它还绰绰有余；使盗贼平息、百姓安居，却要多年休养仍未必能恢复。议论的人只因江右、川蜀一带正为军旅之事烦忧而感到忧虑，却忘了湖湘才是最初的祸源。那里战争很多，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在今天惩戒过去的过失、发布宽缓的法令，尤其应当把那里作为首先且紧急的地方。这样看来，任用谢君到湖广藩司，难道不是权衡天下的紧急事务，重视他的才能而安排他吗？那些想得到谢君、让他任职本地的人，只是在为一隅之地打算。先顾一隅而后顾天下，难道是负责铨选的人应当做的吗？凭借谢君的声誉在上下之间不断增长，而天下的职任又有比治理赋税更重大的，那么只要根据才能逐级求取任用，谁能阻挡他呢？这还不足以使谢君受到委屈。我已经把这些话告诉别人，恰好谢君的同僚来请我写赠言，于是写下这些来满足请求。至于灊山、霍山、九疑山的胜景，洞庭湖波涛的壮阔，谢君一向喜爱游览；凭借他所具有的才学和抱负，今后还会有超出治理政务之外的成就吧。○应天府乡试录序

译当今天子继承大统的第一年，各项制度已经整治完备，于是八月举行选举之事。我与臣玘、臣銮奉命主持应天府乡试。自开国以来，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已经载入法令；而这次考试正当新纪元开始，事情更加重要。我们拜受任命后更加警惕，只怕不能选得人才来仰助革新政治，因此感到恐惧。到达考场后，便同提调臣震、臣天叙，同考臣轼、臣维恭、臣敏、臣一宁、臣思仁、臣玙、臣资、臣宗元、臣兑，监试臣朝凤、臣俨，互相告诫发誓，然后开始办事。当时六馆各曹的士子以及提学御史萧鸣凤从各郡选来的士人，参加考试的有二千七百多人。按照制度规定的名额，录取一百三十五人，并刻印其中二十篇文章，汇编成录。总共二十天，考试事务才结束。我认为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但人才的出现，确实同气数相互流通。过去孔子称颂周道兴盛，说：“大福将要到来，有所开启必先有征兆。”天降时雨，山川便生出云气。解释的人说：“‘耆欲’仍然是福祥的意思”，是说周王统治天下的时期将要到来。上天所启发的，一定先为它生出人才，就像时雨之前山川先有云气一样。所以文王接受天命时，《思齐》说“贤才众多，生于王国”。宣王中兴时，诗人歌咏他，也说“生甫及申”。天与人相互感应，并非偶然。南畿，是我圣祖开始建立基业的地方。当时辅佐天命、共同平定乱略而达到太平的人，大多出自东南，这同“贤才生于王国”是一样的。皇上从藩王府邸飞腾而起，掌握符节、传承秩序，而海内安宁，六府各得其序，百祥畅茂而成就，这实在是上天启发的。大号初次颁布，远近奋发而起，向往天子的声威、承受天子的德化，以后建功立业、光大盛德，一定不会让周宣王专美于前。何况这是新纪元开始取士之时，正值山川出云的时期，难道不会有奇异的人才应时而出，辅佐革新的政治，像申伯、甫侯辅佐周朝那样吗？况且气运的感应，一定在同类之间发生。贤才出生于王国，辅佐天命的功臣出产于东南；据此推断，怎么知道这样的人才不会从南畿的选士中出现呢？《崧高》《烝民》这些诗，是用来赞美周宣王的。将来如果有人歌颂皇上的治绩，并提到那些尽忠效力的士人，所谓像申伯、甫侯一样的人，果真出自今天南畿的选士，难道不是主持考试的人所盼望的吗？我愚昧，却得以侍奉讲论于皇上的帷幄，仰见皇上虚心求贤，德意极其深厚，所以这部乡试录编成时，冒昧有所记述，既用来庆贺得到人才，也为南畿士人的风气而作。○会试录后序 我国设立科举选取士人，已经制定为固定制度。皇上即位第五年，会试已经举行两次。这次考试，我冒昧因职务被命令参与考校，深怕自己见识不明，无法仰承天子侧席求贤的盛意。我私下思考说：如今选取士人的方法，必定依据文章言辞，难道言辞确实足以了解一个人吗？大概世道变化、风俗浇薄，用察举孝廉便会失于荒谬，用征召任用便会失于诡诈，以年限限制便会失于千篇一律，用九品中正便会失于徇私，用铨选授官便会失于杂乱。因此形势上不得不把选士归于科举，并通过文章言辞来考察。然而说言辞不足以了解人，也不对。宋儒朱熹曾推演《易》的道理来观察人，说凡属阳的一类必然光明显著，容易了解；凡属阴的一类必然幽暗昏昧，难以测度。因此一个人光明正大、疏朗通达，没有丝毫可疑之处的，一定是君子；卑污阴湿、诡异怪诞、闪烁倏忽而狡猾奸诈、不可按常理衡量的，一定是小人。观察人的方法，本来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我认为通过文章言辞考察人，也是这样。试着观察古人的文章，凡是所谓君子，他们所说的话，有不明白正大而通畅的吗？如果相反，那么卑污诡怪、闪烁狡狯的情状表现在文章中，也自然有无法掩饰的地方。假使主持考校的人依照这个说法去寻求，那么根据言辞来了解人，又有什么困难呢？我入院拜辞之后，便把这些话告诉同事：初试所出的经书题目，必定采用传注中明确而有依据的内容；第二试、第三试的题目，大都不会故意采用隐僻难懂的内容。因为既已把考试宗旨明白告诉士人，阅卷时就必须看他的文辞是否根本出于义理、切合世事、明白正大，足以使人相信他的为人，然后才录取；相反的便不得参与选取。这样希望当时属于君子一类的人能够由此进用，以符合皇上侧席求贤的期望，补助国家的实际用途；但不知道最终能否像朱熹所说的那样通过言辞了解人。即便如此，权衡轻重、丈量长短之所以不能被欺骗，只因为主持者公正。我们也共同竭尽此心，只期望做到公正无私罢了。参加这次考试的各位士人，愿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所说的话，以君子的标准自我勉励，成为科举的光彩，而主考官也有幸获得善于知人的名声吗？录文编成后，我冒昧把这番话附在后面。至于考试事务的详细情况，太学士臣咏已经作序说明了，我可以略去。○赠包约之司训序 约之是枫山先生的门下弟子。先生以道德作为一世人的师表，尤其慎重地许可和称许别人。约之在众弟子中领会的东西很多，先生屡次称赞他。只是他参加乡试时，总是不顺利。约之素来诚朴谨慎，不事张扬，又在校场中表现得倔强不合群，因此知道他的人很少，反而只因医术而闻名。今年春天，他充贡士来到京师，住了几个月，医名便传遍士大夫之间，前来延请、以礼相待的人没有一天中断；而京师那些有名的医生几乎因此失去了声望。唉！约之的贤能，值得看重的并不只是医术，但人们却只凭医术知道约之。假使了解约之贤能的人，都像了解他的医术那样多，难道还会到老年仍困顿于校场之间，以至于成为世人感叹人才被遗漏的例子吗？约之将要到济宁分掌教化，请我写赠言。我说：医术固然不足以全面了解约之，但我为约之写赠言，即使借医术来作比喻也是可以的。教化同医术一样：身体有病，所以依靠医术；心灵有病，所以依靠教化。医生不明白医方，会伤害人的身体；教师不明白教法，会伤害人的心灵。约之行医，动不动就遵循古代医方，已经多次显出奇效。如今从事教育，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难道会忘记先生所教给你的东西吗？先生所施行的教法，就是古代的医方；试着拿来实行，一定也会显出奇效。这样看来，世上了解约之的人，难道只知道他的医术吗？他的母亲也只能说：“我本来只知道他会医术罢了。” ○送福清夏文韶分教萍乡序

译福清，是闽地的县邑。闽地士人精通经书谈论，其中《易》和《诗》尤其以精深著名。他们钩取章句、摘取文字，像簸箕揉米、珍珠联缀一样，文章洒脱清丽，听来悦耳。四方从事科举的士子争相依据这种说法，把它当作决定考中、求取功名的途径，往往因此成功，也有时因此失败。甚至有人深信并坚守这种方法，一生勤苦，把全部心力用在寻章摘句之间，却终身不能考中一科；即使闽地士人也是如此。像夏君文韶对于福清士人来说，就是精通经书谈论的人。他年轻时做学官弟子，便已有英俊的声誉。多次参加乡试，都不合格。如今年纪已经超过五十岁。正德丙寅年，他以明经贡士身份到礼部。有些人惋惜他的才华，让他留下来再考。想求得日后的成效，文韶叹息说：“从小学习这些，到白头仍纷纷扰扰，为什么还要再考呢？”他的意思仿佛有所警戒，于是参加吏部考试，得到萍乡县学训导的职位。这时乡里的大夫、士人以及游宦在京师的人，大多作诗来赞美他的出行。翰林院庶吉士黄君希武和文韶一同来拜访我，说：“希望您写一句话来规劝他。”我说：“学习和教人没有两条道路。”文韶凭借诗学取得仕途，把自己学问的余绪传授给学生，就可以了，何必还要我的话呢？希武笑着说：“他正因过去的经历受到警戒，想为将来谋划，请您不要推辞。” 于是我告诉他们说：“本朝建立学校、设置学官，以六经作为教育内容，每三年举行科举；不通晓经书的人不予录取。因此六经的学说，家家传授、人人学习，像布帛和粮食一样普遍，可以说是盛况了。然而逐渐染上的弊病，竟把经学只看作谋取利禄的资本，所以所学习的内容还是六经，但学习它的目的却不是六经本身。《诗》作为经书，文辞含蓄而委婉，声调和谐而平正，意义广博而深奥，它的作用在于使人获得正当的情感和本性。所以孔子解释经书说：‘温柔敦厚，是《诗》的教化。’而把应对政事、专门应答外交看作诵读《诗》的益处，难道只是拾取其中的糟粕，写成文章来谋取利禄吗？如今既不致力于这些根本，又进一步割裂经义、牵强附会，不探求源头，也不把握归宿，巧妙地比附，勉强地迎合，把这当作必定能售取功名的方法。老师用它来教，弟子用它来学，沿袭不止。即使能够由此考中科举、取得功名，归根到底也没有真正得到《诗》的意义。所谓‘又何必这样做’，何况还常常因此考试失败，辛苦一生却一事无成，而世上谈论《诗》的人仍说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称为谈诗，真是可悲啊！人总是要在内心困苦、思虑阻塞之后才会有所创作，这是人的常情。自己已经走了不善的道路，又把错误传给别人，仁慈的人是不肯这样做的。文韶多次考试不合格，警醒地领悟到自己谈论经书的方法不对；这次他前往萍乡，难道也会反过来把如今的习气当作教法吗？”文韶离开座位说：“谨敬地听从您的教诲。”于是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也用来告诫今天谈论经书的人。《中峯文选》卷之一终。●《中峯文选》卷之二 会稽董玘，字文玉，著 武进唐顺之，字应德，选 记 《云崖书屋记》《一乐堂记》《闲庵记》《荷塘义仓记》《中峯书屋记》《春晖堂记》《南山十五胜记》《师俭堂记》《龙山石路记》《玊山县重建庙学记》《张[疑缺字]士传》○《云崖书屋记》茶陵的山中有一座叫云阳的山，秀丽奇特，是群山中最出众的。挥使王君天锡做郡学弟子时，曾游历山下，看见层层山峰高耸突起，群山峰峦飞动奔走，迅疾往来，像奋力搏击的形状；山势盘旋百余里，像锦绮缠绕、彩绣交错，连绵的云气四面环绕，仿佛成为这一带的屏障。山中又常常生云降雨，使境内田地得到滋润，天锡感慨而喜爱它，于是自号“云崖”。后来他又在住宅东面筑屋，与山相对而立，题名为“云崖书屋”。每天在其中弦歌诵读，忘记自己是有勋荫可以凭恃的贵族子弟。不久，他重新承继祖先的世业，接受父亲的职任，穿上武官服饰；但仍每天在屋中吟咏长啸，仿佛不屑于从事任何事务。有人嘲笑他说：“你到底从云崖山取得了什么呢？云气刚聚成一寸厚，不到一天便能降雨天下，使枯槁的草木复苏，百种植物都能成活。你难道有这种作用吗？你只是长久统领军队，以奋击敌人、保卫疆土为职责；如果将要从这座山取得象征，却反而懒散地居住，默默地游玩，竟不知道练习金鼓号令、据守险要、应合时变、追随风云，以光大祖业、遗留给后代。这样一来，谋划空虚，却猎取美名，自我夸耀不止，不是很糊涂吗？”天锡悠然一笑说：“客人是要从外在形貌上来寻求我的意义吗？况且我年幼时便有志向，想凭借科举文才来显露自己，但已经没有实现了。如今天下太平，四方夷族都来归服，兵木已经没有锋刃；我即使想要出奇谋、施展才智，建立斩杀敌将、夺取敌旗的功业，在伊吾施展抱负，效死疆场、以马革裹尸，又哪里能够做到呢？李广没有遇到高帝，直到终身也没有封侯；卫青、霍去病由于得到际遇，早年的踪迹原本不过在羊豕之间，所以他们行事不能忘记先辈而独自成就功业，也不能违背时势而独自显扬。使自己劳苦于世人所不用之处，因触犯世人所忌讳听闻的事情而招致怨恨，这是有智慧的人不会做的。我唯独喜爱这座山的秀异和云彩的变化，仰头观赏而游乐，俯身吟哦；云气早晨蒸腾而起，我便兴致勃发，云彩傍晚悠然舒卷，我便停息归卧，用这些来自我娱乐，不也是可以的吗？于是州守林君粹夫听到这些话，认为十分奇异，便创作了《云崖诗》。缙绅中善于作诗的人也接连有所创作。又过了几年，他的儿子袤来到太学游学，因为我的世父也曾经任该州州守，便把这件事详细告诉我，请我作记。天锡署理卫官印信，因廉洁而著称；他曾经随军征讨南夷，立有功劳，又撰写了关于边疆事务以及古今名将优劣的两篇策论，内容都切合当时的政务。考察他自己所说从云崖得到的启发，确实是个有志向的人啊。○《一乐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