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布第十四

译《内训》这部书是本朝仁孝文皇后所作。“训”是教诲；男子主外，女子主内。这部书是教训女子的，所以叫《内训》。“序”是总说作书的用意。我幼年承受父母的教诲，诵读诗书典籍，谨慎从事女子应做的事务。这是文皇后自述幼年在父母家做女儿时的事情。“吾”是我；“诵”是诵读；“典”是常道；“女事”是女子的本职，如搓麻、治丝、织组等。文皇后说：“我小时候承受父母的教诲，诵习诗书古典，知道妇女自有本分的职业，教令不得出闺门，于是谨慎修习女事，不敢懈怠。”如今世上的女子多不诵习诗书，文皇后的美德和善行之所以能够辅助完成内治，实在是以此为根本。承蒙先人积善留下的余庆，我很早就被选入妃嫔之庭。侍奉孝慈高皇后，早晚在旁侍候。高皇后教导诸位王妃，礼法极其谨严。我恭敬地奉行她的仪范，每天听受她的教诲，敬畏佩服，不敢违背。这是文皇后叙述高皇后在世时自己作为妃子的事情。“先人”指上世祖先；“夙”是早；“朝夕侍朝”就是古代早晨省视、晚上安寝问候的礼节；“仪”是威仪，“范”是规范。“聆”是听；“祗”字的意义与“敬”相同；“佩服”是经常遵守的意思；“违”是违背。文皇后说：“我依靠先世积下的福庆，早年被选入宫做王妃，侍奉高皇后，早晚不离左右。高皇后教导我们这些王妃，总是用礼法提携、警戒，勤勤恳恳而不厌倦。我当时恭敬地仰视她的美好仪范，每天听受她的教诲，一件件恭敬谨慎地遵守，不敢稍有违背。由此可见，高皇后对宫内教化的严格就是这样。”我恭敬侍奉当今皇帝三十多年，始终遵循先人的志向来施行政教。这是文皇后叙述自己作为文皇帝配偶、亲自修行妇道的事情。“肃”是敬慎；“今皇上”是文皇帝的称呼；“政教”是宫中的政教；“弗似”是不如；“歉”是不足；“忝”也是惭愧。文皇后说：“我侍奉当今皇帝已经三十多年，早晚敬慎，遵奉先人的志向推行宫中的政教，凡事都像高皇后在世时一样，不敢改变。又想到我身居中宫，是四方教化的源头，便惭愧自己的德行浅薄，不如古代贤妃贤后，不足以表率群臣和宫人，常常恐惧忧惕，不能辅助当今皇帝内治的美盛，因而有辱高皇后的教训。” 文皇后说：“像文皇后尚且还以有愧于高皇后为言，她忧勤警惕的心情就可以想见了。我常常阅读史传，寻求古代贤妇贞女；她们即使被称赞为德性美好，也没有不是由于教导才成就的。然而古代的教育一定有方法：男子八岁进入小学，女子十岁接受女师的教导。”史传是记事的书；“懿”是美好；“方”是方法；“姆”是女师。文皇后又说：“我曾经阅读史传，考察寻求古代贤妇贞女，她们即使天性本来纯美，也未尝不是经过教训以后才成就德行。然而教育必须有方法，古代男子八岁进入小学，女子十岁接受女师的教导。如今这种教育方法废弃了，所以人家中资质良好的女子，往往逐渐受到习俗浸染，也不能自己向上进取，甚至败坏礼法、伤害教化。现在如果要使风俗醇厚美好，就必须修复古人的教育方法；这就是《内训》所以作成的原因。” 《灵雪诗》【有序】嘉靖巳丑年冬天，仲冬没有下雪。皇上怜念农事，特意向祖先祈请，选择吉日亲自向天地、山川、社稷诸神祈祷。斋戒三日后，天气仍像原来一样晴朗。祭告刚刚结束，阴云便兴起，细小的冰粒像水花飞溅。不一会儿大雪纷纷降下，过了一夜还没有停止。百官和百姓击鼓欢呼，都说：“若不是我们圣明天子的精诚祭祀上达于天，怎么会一祈祷就得到回应，片刻也没有差错，出现这样的奇异景象呢？”天人感应相通的关节，其中的道理非常微妙。皇上自登上大宝至今八年，谦逊好学，敬天勤民，没有闲暇安逸。以至于号令政事，没有一件不合乎天心。《尚书》说：“上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又说：“鬼神没有固定享用的祭祀，只享用能够尽诚心的祭祀。”人们只看见皇上避开正殿、减少膳食，引咎自责，斋居沉静默思。《赐甘露谢表》

译谨上奏说：嘉靖七年正月初一日，福建长泰等县降下甘露，巡抚大臣上奏进献，臣玘等恭敬承蒙圣恩分赐，诚欢诚喜，叩头叩首。上达太清，下及太宁，鹖冠之人歌颂王者的德行；上天不吝惜，地道也不吝惜，这是珍宝出现、礼法彰明、大顺之征兆。大概一德足以感化，虽远方无不受到；百种顺遂既已会聚，有所感应便会相通，于是甘美的露水开始降落，实在是太平的象征。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文武兼备，制度礼法无不完备，基业承继八叶的宏大图业，道统接续千年的正统；早晨登临明堂听政，每天驾临讲筵亲近贤人。即使禹也无可指责，汤的德行也达到极致。嘉平呈现吉兆，以应验黄河澄清；正旦呈现祥瑞，又听说甘露清美。天乳的光辉垂照氐宿以北，灵异的液体滋润闽南。品尝它才知甘甜，还未见识轩辕时代的祥瑞；远望如同祥瑞云气，忽然开启仁寿的图景。年数与洪武相应，增添太祖的光辉；地方正在长泰县，福泽垂留给后代。于是洁净地备办吉礼，进献先祖宗庙；物品齐备以奉养，喜悦震动慈宫。于是嘉奖三公宰辅的贤能，不只颁赐给宰辅；又想到讲筵大臣近在身边，特意也赐给讲臣。臣玘等睁眼仰望，看见揭竿祈雨之光；叩首实现撼动山岳的愿望，恩赐如珠联星缀。醴泉已经很美，但色泽和滋味不如玉石润泽、脂膏凝聚；卿云灿烂，但精华不能长久凝固。唐代高祖过去曾将祥瑞传示天下，却没有赐予臣下；汉孝宣帝虽用祥瑞纪年，政事仍有缺失。魏代承受琼浆，也只是徒然夸耀虚文；宋代降下玉清之气，大概在实际德行上仍有惭愧。至于今天的祥瑞，远远超过前代所闻；汉赋多有夸饰，才觉得甘露之精英并不算珍贵；尧的恩惠下及草木，确实只有丰茂的草木最为优厚。臣等拜受赏赐而宣扬此事，共同迎接上天深厚的恩赐；把它收藏为宝，永远感念皇帝恩泽的滋润。伏愿陛下极力建立中和之治，恭敬协调上下，使雨水、阳光、寒暑、风候都合时而不失常，各种祥征一并降临，水、火、金、木、土、谷都得到治理，万世永远有所依赖。臣等感激惶恐至极。圣节宴时，章圣皇太后致辞：伏以海内安宁、黄河澄清，九叶开启中兴的运数；彩虹横流、雷电环绕，万年开启长乐的筵席。节日临近中秋，天地交合而生圣主；日影移动于蓬莱仙岛，帝王之家并非人间可比。孝子没有比尊奉父母更大的孝道，只有长寿的母亲才应享有这样的福庆；使万国都得到欢心，欢乐就由此存在；来自四方的珍奇物品齐备而来，用来奉养母亲，已经达到极致。恭敬地想到章圣慈仁皇太后陛下，德性如灵源广大深厚，德范安静专一；开创邦国如元姜，德美可比太姒；恭敬承继先帝，以鸡鸣警戒而播扬雍肃之风；生育当今皇帝，如龙腾跃而应合文明之祥。功业昭著，继承大统，祥瑞与正符相合；白鹿、紫车本来就是神仙之祥。大地上金螭承载宝册，又有谁的福祉能与天齐？万物都得到资养，六宫共同庆贺。伏惟皇帝陛下，学问由敬一而成，道统能够继承；扩大胸襟以保全民众，竭尽小心以面对上帝。追尊先祖的典礼完备，消除了千古以来的浮泛疑惑；大祀礼分别确定，安定了天地之间的正位。确实是纲常的主宰，盛大如唐虞时代。各种珍宝呈现一年的功绩，瑞麦嘉禾接连进献；八方荒远都开辟成寿域，北辰与南极交相辉映。捧起太乙星的霞光酒杯，掌中凝聚玉露；瑶池降下锦字，牵引金风，喜悦充满慈颜，恩泽遍及深宫。苍宫兴起震动之象，眼看少海流光；玄极安定坤位，长久看见太微星当座。谨敢陈述浅俗的言语，用来继承嵩山呼寿。寿域宏大开辟，圣德昌盛，太平天子庆福无疆。九霄的绛色旌节迎接西王母，三殿红云托捧玉皇。秋天进入甫田，禾苗长出六穗；和风吹回《韶》乐，两只凤凰翔集于华封。愿效法多子的祝愿，使日月重放光明照耀四方。《躬耕耤田表》嘉靖元年某月某日，恭敬遇到皇上亲自耕种耤田。伏以圣德功业继承前代，玄妙功业确实与思文之德相合；亲自耕作以勤勉百姓，盛大的典礼又追承无逸之训。只有上等圣明的君主，才能知道百姓所依赖的是什么；普天同庆，光辉召集百圣。臣等诚欢诚喜，叩头叩首。臣私下认为，君主以百姓为天，王政最重视的是粮食；洁净祭品以享祀上帝，陈列簠簋以奉祀宗庙。使民力普遍得以保存，明白诚信确实昭示于祝史；上帝的命令在于养育万民，君主的忧劳应当落实到农事功业。本业由此保存，仁孝也在于此。因此遵循旧礼，谨行三推之节，唯愿传承千亩耤田的制度。感叹衰周废弛坠落，徒然劳心于接纳谏言；想到炎汉继承大统，遥遥羡慕其传心之治。此后有时废止、有时兴复，大体都兼有文字和实际。晋代尊崇秦始皇，哪里用得着辞章？唐代废止元和旧制，难道与物力有什么关系？不过是追寻故事，以夸大观瞻罢了。试着遍考前代记载，哪里有比今日更盛大的呢？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具有尧的仁德，得到禹的俭朴作为师法；继承宏大而丰盛的基业，谋划把福泽留给八代；忧虑万民的安乐利益，庆福都依赖于一人。要防止匮乏而谋求丰足，重视农业根本而轻视末业，因此举行升格的祭祀，恰逢新年的时日。既向上天告祭，又亲自在方泽耕田；在便殿斋心，选择日期以祭享先农。临近灵坛，皇上背负耒耜率领群臣，向震方开掘肥沃的土地，在青色箱中播下早熟和晚熟的谷种。贵贱依次排列，大小官员都随行迈进。圣人能够以农事祭享上帝，想来是因为知道黍稷并不在于香气；以农事教导百姓，使他们懂得艰难劳作才是安逸的根本。臣等有幸跟随法驾，得以看见这种盛大仪典；才学比不上安仁，哪里敢铺陈歌赋？忠心输于姬旦，尚且希望皇上在游乐之际顾念农事。伏望始终勤俭，不轻视民事；使百姓更加富裕长寿，神灵长久的福祚自然延续于历年。臣等仰望上天、敬仰圣明，激切惶恐至极。《拟宋臣进罗从彦〈遵尧录〉表》

译具官臣刘允济谨将前朝名儒罗从彦所著《遵尧录》进呈：其中保存着经世济民之道，遗留下的言论有幸寄托于书简；以义理警戒过失和亡失，忠诚的心意得以呈献于帝王之前；成就先贤未完成的志愿，成为圣明时代不可更改的法则。借用放勋之名，政事只在于遵循旧章。臣刘允济诚惶诚恐，叩头叩首。臣私下认为，君主谋求治理天下，首先要效法祖先；儒者著书立言，急于匡正时弊。伊尹赞述《太甲》，于是率先施行；周人歌咏成王，于是修养他的德行。汉代遵守三章之约，唐代留下六典之文，大概治理政事不在于多说，而求得老师不如就近取法。旧事记载于魏相，功业导致中兴；奏议采录于宣公，美善与自己所作相同。伏念罗从彦声望高峻如山斗，学问上溯源流；在罗浮山涵养静性，阅览古今变化；传承伊洛之学，探究性命的精微。他多次辞谢恩授，品行修洁；踪迹远在江湖，虽已绝意于功名，却情深于田野，仍未忘记君父。仰望朝廷求取献纳，于是效法编纂整理。惟我太祖开创基业，类似神尧开启天运；天命归附，人心归向，德行超过前王；纲领一经确立，众目便随之而张；功业胜过杂霸；三宗接续正统，厚重恩泽延续几百年；四代光明相继，太平如同一日。儿子述说父亲，父亲述说祖先，圣贤相互传授，所遵循的道理相同；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世代相承，法则是一致的。将要遵循尧道来建立中正之极，于是考察古代而为书命名，详细陈述开国以来的常道法章，并附载名臣的议论。上至营建宫室、郊祀宗庙、宫禁内廷，下至州郡的礼仪；其次是治理政事和任用人才，远及边防事务，全都分条记载并寄寓讽谏，有的解释文辞以辨明精微。以元丰年间的纷更作为近世的警戒，以庆历年间的恭俭作为上承；始末整理为八卷，反复文字何止万言。忧虑时局像刘向一样，而道理却纯正；议论政事像杜牧一样，而言辞却端正。丙午年，书稿已经写成；我身居东南偏僻之地，所献的微薄意见尚未进呈。这个人虽已远去，这一志愿却不能磨灭；史书出自名山，理应收藏到秘府；经典保存于古壁，终将流传于儒林。大道难道会就此穷尽，事情似乎自有等待。此次伏遇…… ○ ○ ○ 安抚治理天下而清明和穆，承受天命而广为施行；仁孝出于天性，忠厚根本来自家法。陈列军队、讲习武事，发誓清除幽朔的尘垢；养育士人、崇尚文治，希望继承陶唐的事业。过去杨时承载道统，已经受到表彰；朱熹继承传播道统，也蒙受选拔。学术既然与师友相同，际遇难道还会隔绝于幽明之间吗？因此陈述山林隐士的残余见识，稍稍补益皇上的神圣教化。即使自身没有得到际遇，言论本来仍可施行。伏愿陛下升降起居时常加思考，仪容法度如同亲见先贤；不要倚仗德泽而自我安逸，不要轻视法度而屡次更改。主持善政没有固定的成法，只有精心专一地学习经典，才会有所收获，才成为圣人，才成为神明。读他的书，怀念他这个人。使满朝布列有德有言的君子，继承他的志向，述行他的事业。万年牢固地承继并发扬宏大的基业。臣仰望上天、敬仰圣明，激切惶恐至极。谨题：校勘《孝宗实录》事 臣认为，今天的实录就是后日的史书，是用来向天下万世传达真实情况的。这哪里容得下一个人的私意参杂其中呢？从前武宗毅皇帝即位之初，纂修孝宗敬皇帝实录，臣凭借浅薄才能，滥竽充数参与了末后工作。当时大学士焦芳依附逆瑾刘瑾，改变扰乱国家的是非标准，报复恩怨，毒害已经流布天下，却还没有满足。又把他的怨毒之心发泄到死者身上，想借此欺骗后世。对于传记叙述，只要是他意图攀附的，就一定曲意掩饰、相互附会；只要是他一向嫉恨的，便总是过分丑化诋毁。他又常常自我称述，甚至歪曲诬蔑孝宗而毫不顾忌。这些事情，全都暗中让他的私人誊写、圈点。参加纂修的人有的来不及看见；只有分派给臣的事情，臣虽勉强执笔记载，不敢推辞，却也只是这些而已，其他事情本来不是臣所能涉及的。如今恭逢皇上入继大统，敕令修纂武宗毅皇帝实录，内阁所藏《孝宗实录》副本按例发到史馆；誊写人员以及所需纸张等物也不必另行烦劳，并且正要加以删改订正，现在正是时机。伏望特降圣旨，将内府所藏《孝宗实录》正本一并发出，仍敕令总裁大学士杨等，以及当时曾参与纂修、完全熟悉事情始末的几个人，逐一重新校勘。总共十八年间，诏令的沿革、治国方针的宽严、人才的进退、政事的得失，已经据实记载的，就不必再纷纷改动；至于出自焦芳一人的私意之笔，则全部改正。即使有些内容虽出于焦芳，却颇为符合实情，也仍然不因记述者是谁而废弃事实。这样所费不多，事情也容易完成，可以使敬皇帝知人之明不再受到诬蔑，使众臣难以说明的事迹得以自行洗雪，也使人人都知道公正判断是非的所在，丝毫不容私情。像焦芳这样的人，即使一时纵意妄为，最终也不能在身后掩盖事实。这样，孝宗一朝的史书收藏在宫中秘府、流传无穷之后，也就一定可以据此作为可信的凭证了。否则，到了万世以后，怎么知道这不是焦芳个人的私笔呢？仰望圣明自即位以来，先朝积累的弊政几乎都已厘清革除，唯有这件关系国家典章的大事，仍然郁结未能昭白，臣私下实在为此惋惜。倘若皇上俯察臣的愚见，恻然允许采纳，这也将是整顿初政、以慰藉舆论的一点帮助。○郊祀议

译谨奏为慎重祀典之事。本月初十日，臣恭敬地承蒙皇上颁降制书，就郊祀典礼下诏询问。第二天又领到礼部誊写的黄纸敕谕。臣恭敬拜读后叹息说：古代礼制无人讲求，已经很久了；朝廷谋议能够下询臣下，也很少见。如今皇上亲自发布圣德之音，特意依据礼制恢复古法，又广泛咨询卿士，一定要寻求正确的办法。臣因此仰见我皇上是真正世所罕有的圣主，是立志要大有作为的君主，办事一定效法古人，将使天下达到三代盛隆的境界。臣自知愚昧浅陋，虽不足以仰助朝廷谋议，但臣充任讲读官，手执经书侍奉左右，岂敢不立即依据经义来回答？臣谨按《礼记》中论述祭祀典制的篇章，没有比《祭法》更详细的了。篇首先叙述虞、夏、殷、周四代郊祀之礼，接着说：“在泰坛燔柴，是祭天；在泰折埋牲，是祭地。”这说明祭天、祭地的礼制不同。又说：“在泰昭埋少牢，是祭四时；在坎坛相近，是祭寒暑；王宫是祭日；夜明是祭月；幽宗是祭星；雩宗是祭水旱；四坎坛是祭四方；山林川谷丘陵，凡能出云、作风雨、出现怪异之物的，都称为神。有天下的君主祭祀百神；至于社，又有大社、王社、国社、侯社的区别。” 由此可见，各种祭祀各不相同。又说：“日月星辰，是百姓所仰望的；山林川谷丘陵，是百姓取得财用的地方。”由此可见，祭祀之典不可偏废。《郊特牲》说：“郊祀，是迎接白昼渐长的冬至到来，在南郊设坛，是取其阳位。”这说明祭天一定在冬至举行，地点一定在南郊，却没有说祭地在北郊的地方。《周礼》说，大宗伯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祭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祀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祀山林川泽，却也没有说祭地。只有《周礼·大司乐》说，冬至在地上的圜丘祭祀天神，夏至在泽中的方丘祭祀地祇，把天和地并列来说。圜丘就是所谓泰坛，方丘就是所谓泰折。这说明祭祀的时令和地点都不同，但还没有“北郊”这个名称。到了汉代匡衡请求确定南郊、北郊，北郊的名称才从这里开始出现。这种说法大概出自纬书，似乎不足以作为依据；但是它所说的“就阳”“即阴”的象征，正合乎礼制的原则。自此以后，议论纷纷，各有得失。大概古代祭天地，有正式祭祀，也有因事告祭。冬至一阳生，是天道的开始，也是万物发生的开始，所以顺应天道的开始而报祭上天，一定在圜丘举行，是顺应阳位。夏至一阴生，是地道的开始，也是万物成形的开始，所以顺应地道的开始而报祭大地，一定在方丘举行，是顺应阴位。这就是所谓正式祭祀。舜继承尧的帝位时，祭告上帝，望祭山川。向东巡守时，在岱宗举行燔柴、望祭等有次序的祭礼。武王讨伐商时，向皇天后土告祭，又燔柴、望祭并大告天下，《武成》记载了这些事。周成王营建洛邑时，丁巳日用牲于郊，第二天戊午日就在新邑举行社祭，这些都是因事同时告祭。祭祀天地，有在同一天举行的，也有前后相继举行的。这就是所谓告祭。然而，祭告上帝称为“类”，是说仿照郊祀的礼制举行，所以不是正式的祭天；告祭大地而举行望祭之礼，或者举行社祭之礼，所以也不是正式的祭地。专门祭祀天地，才是报答天地本源的正式祭祀。因此要辨明方位、端正位置，顺应时令和阴阳，礼制分别举行而且专一。合祭天地，是因事而举行告祭，所以随时随地表达虔敬，不拘泥于时令和方位，礼制合并而简约。礼制虽然不同，道理却各有适宜。这个道理没有弄明白，于是有人在孟春上旬辛日，天子亲自在南郊合祭天地，而在冬至、夏至由有关官员分别祭祀。元始、建武年间实行的就是这种做法。有的人请求在冬至南郊合祭天地，如顾临等人的主张就是这样；有的人援引虞、周因事告祭的礼制，来证明天地应当合祭，如苏轼所说就是这样。这些都是后世的错误。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就在钟山南面修建圜丘，于冬至祭天；在钟山北面修建方丘，于夏至祭地，完全遵循古代制度，只是依托山势来确定南北方位。日月星辰、太岁等诸神在圜丘陪祀；岳镇海渎、山川诸神在方丘陪祀。天神、地祇各自依从同类祭祀；又在春分朝拜太阳，设有朝日坛；秋分夕拜月亮，设有夕月坛。坛位和礼仪，《存心录》中都有详细记载，可以考察。到了洪武十年，又确定合祀的礼制，当时大祀殿尚未建成，暂时在奉天殿合祀。洪武十二年正月，才在南郊合祀，群神都陪祀，日月星辰单独祭祀的礼仪也停止了。如今《大祀文》《合祭天地文》以及谕告中书的敕文，载在《御制文集》中，都可以考察。那时儒臣解缙曾建议恢复扫地祭祀的规制，但最终也没有实行。难道礼制本来就以因时制宜为重要吗？我皇上继承大位至今九年，敬天法祖，严格遵行祭祀之事，使幽明上下无不感受祭祀而来享。如今大祀已经完成，圣心仍仿佛不得安宁，想遵循皇祖最初制定的制度，以尽敬事上天的诚意，并且让群臣各自陈述见解。关于上下的分别、阴阳的道理，皇上的深心大概已经洞察明白了，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如果一定要寻求正确的做法，那么分开祭祀本来就是古礼的正制。分祭之后又合祭，则是皇上独到的见识和神明的决断，大概也不是容易窥测的。记载说：“只有圣人能够仰向上帝。”我皇祖以世所罕有的圣德开创于前，皇上又以世所罕有的圣德继承于后。两位圣人的精神运转、心术发动，难道会有潜在的契合和默会吗？如今的礼乐法度，都是皇祖裁定的，正如圣制所说：“作为子孙，虽至亿万世，也应当谨慎遵守，不得违背。”何况这种重大的典礼，想恢复最初的制度，更应当慎重处理。只是这哪里是臣这种愚臣所能参与议论的呢？孔子说：“诵读《诗经》三百篇，不足以举行一次献礼；一次献礼的礼仪，不足以举行大飨；大飨的礼仪，不足以举行大旅；大旅尚且如此，更不足以用来祭享上帝。” 不要轻率议论礼制，大概祭享上帝的礼仪，困难就是如此，怎么可以不慎重呢？伏望圣明以不犯错、不忘本的心意，弘扬善于继承、善于述守的道理，信守先王的礼制却不拘泥于沿袭的形式，遵循皇祖的制度同时思考其重新制定的缘由。圣心安定，民心自然都安定，天意也就获得了。臣惭愧冒昧而又惶恐至极。○谨奏为陈述情由、乞请恩准给假回乡省亲事。

译臣私下想到，本朝制度规定，京官离家六年以上的，准许给假回乡省亲，这是用来教导人臣尽孝的。用孝来教导人，也是用来教导人尽忠的。但一定以六年为限，使官员出仕时侍奉君主，回乡时侍奉父母，二者并行而不偏废，这就是此法的本意。臣在先朝曾经回乡省亲一次，居家期间，恭逢皇上登极，百姓万物都欣然瞻仰。臣父催促臣北上，臣于正德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抵达京城，过分承蒙皇上选拔，每日侍奉讲筵，后来又按资历劳绩升录，忝列三品官秩。又蒙圣上慈恩念及臣父母年老，超越通常规格，赐给他们诰命。臣佩戴着这些恩德，既感激又惭愧。然而臣离开父母远达数千余里，俸禄不能亲自奉养，音信又很少传到，半夜长久思念，眼泪流到枕头上。臣早就想请求归省，只是圣学正勤，不能先为自身谋求便利；又因按年限还未达到，不敢损害朝廷的公义，只能勉强供职，忧思万端。今年六月才满六年，本来正要写奏疏陈述情由，恰逢吏部出现员缺，朝廷推荐竟然涉及臣，诏令随即下达，任职日期已经临近，想要报答皇恩就更加困难。正应当以公事为重而不懈怠，哪里敢再顾及自己的私事？无奈臣命薄福过，不幸灾祸降临，八月间又丧失妻室，只留下一个幼子，啼哭困苦而无所依靠。臣的父母一旦得到这个凶讯，必定更加惊恐悲悼，心情郁结、精神衰弱，尤其令人忧虑。因此数月之间，臣一直隐忍犹豫，尚且不敢把丧妻之事告诉父母，这实在令人难以承受。臣曾听说李密在晋朝时为祖母刘氏上表，其中说：“为陛下尽节的日子还长，报答祖母刘氏的日子却很短。”如今臣年近四十，圣明在上，还没有立即弃置臣不用；臣竭尽自己的拙劣才能，侍奉皇上左右，今后还有日子。臣父八十五岁，臣母七十七岁，来日已经不多，万一发生不测，便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臣将抱有终身的痛苦，又用什么来赎罪呢？这是臣最真切的感情，天地日月都可以鉴察。仰想皇上大孝远远超过历代帝王，又能推恩及人、顺应亲亲之情，有感必有回应，因此臣才敢冒昧倾吐诚恳之意，冒犯圣听。伏望皇上特降诏旨，容许臣依例给假回乡省亲，并为妻子营葬。事情办完之日，倘若父母年纪尚能支持，臣自然依照期限回来供职，岂敢长久荒废岁月，辜负陛下知遇之恩呢？臣迫切祈求恳请至极。○谨奏为陈述情由、乞请恩准赐给诰命事。臣资质平庸，却错误地承受圣恩，升任到今天的职位，感激之情正深，却无处报答。如今又冒昧打扰圣听。臣父原任云南府知府，后来致仕，如今八十三岁。臣母娄氏，七十五岁。臣自正德十二年给假回乡省亲，留下侍奉父母五年。恭逢皇上登极，臣父催促臣前来供职。到现在又超过四年，虽然常常听到父母平安的消息，但私下的欢喜和忧惧一天比一天迫切，想再次回乡省亲，却还没有达到按年限给假的时间。何况臣遭逢圣明，正在侍奉讲读，更不敢谈论私事。近来吏部右侍郎温仁和因为父亲温玺年满八十，陈述情由请求封赠，蒙受特恩，赐给其父应得的诰命。臣对父母的切身之情与温仁和本来相同，而臣父的年纪比温仁和的父亲还老。倘若发生不测，臣将遗憾无穷。仰想皇上以孝道治理天下，恩德遍及万方。臣忝居侍从，每日瞻仰天颜，既然有至深感情，怎敢不以诚心上达？伏望圣慈俯察，特敕吏部查照温仁和的近例，颁赐臣父母应得的诰命，趁他们还活着，使他们也能沾受浩荡恩典；这样臣作为儿子的感情或许稍能尽到，也更加能够尽心供职，以报答皇恩于万一。臣惶恐战栗，祈求恳请至极。奉圣旨：董玘每日侍奉讲读，屡次效劳勤勉，他的父母都应得到诰命，全部赐给他。吏部知道。钦此。○谨奏为乞请恩典、请求赐给恤典事。十月二十九日，收到臣兄的书信说：臣父在本年九月十九日早晨起床，命人准备牲醴到祠堂，便换上新衣，亲自到祖先牌位前拜告完毕，回到堂中，命人铺设寝席，直到晚上闭目端坐而终。臣拆读书信后，惊骇得几乎昏倒，差点死去。臣父平素没有疾病，年老而康健强壮，视力听力清明，行走轻便。正德年间，臣曾经给假回乡省亲，得到在家侍奉父亲六年。恭逢皇上登极，臣父认为圣主世所罕有，便催促臣北上。后来臣忝居日讲官，蒙受特恩，赐给臣父母诰命，封臣父为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臣父最初以进士出身，历任知县、御史、知府后致仕，到晚年才得以进封三品，荣幸非同寻常，感戴皇恩，认为恩德高如天、厚如地。他常常写信谆谆切切地告诫臣，叫臣努力修治职业，以图报答皇恩于万一，希望忠孝两全，不要请求归乡。过去臣妻病故，臣想给假送幼子回乡，臣父又以大义责备臣。臣私下想到君恩尚未报答，父亲的命令又严厉，于是不敢请求归去。又自以为父母年纪虽高，幸而各自康健，都是上天赐予的福佑，希望将来还能实现孝养的愿望。没想到臣罪过深重，臣父突然离世。想到这里，五脏仿佛裂开，终身的悲痛，哪里能说尽！臣查得《大明会典》规定，凡两京三品文官以及其父母曾经接受本等封赠的，都按例享有祭葬。又查得经筵、日讲官员的父母病故，按例可以祭葬。嘉靖四年，礼部右侍郎李时的母亲边氏病故，请求赐给恤典，奉圣旨说：边氏准照例赐予祭葬；李时每日侍奉讲读，屡次效劳勤勉，着令驿传前往接回他的父亲李楘，准许赐给应得的赠官诰命，并赐祭一坛。钦此。臣充任讲幄官十年，实在惭愧才浅力薄，没有什么补益；但和李时的情况颇为相同，任职年日又更久，而且臣父在嘉靖四年已经封为三品，比起从未受过本等封赠的人，按例更为符合。伏望圣慈怜悯臣的悲苦，敕令有关部门照例准予恤典。这样，臣虽然不能在父亲生前尽孝奉养，臣父仍可在地下沾受皇恩荣光，臣和子孙世世代代都将仰戴圣恩无穷。臣叩头流泪，冒昧祈求恳请至极。○谨奏为谢恩事。

译臣于去年冬天十月二十九日听闻父亲丧讯，十一月十四日礼部题请恤典，奉圣旨说：“董玘的父亲准予祭葬，着本布政司堂上官督造。”钦此。十二月初二日工部复奏，奉圣旨说：“是。”钦此。有关文书由本部移送到臣这里，因当时河流结冰，臣从陆路返回，到正月二十二日才抵达家中。二月初四日，本布政使司遵照圣旨办理，准备祭品，派堂上官右参政党以平携捧御制谕祭文，督率知府洪珠等官员到臣家中，赐祭完毕。臣私下想到，臣不过是一个草野之人，遇到圣明之主，长期忝居侍从，恩宠加于自身，又及于亲人；父亲生前得以受封，死后又受到厚重的恩典。不仅使臣穷乡僻壤的蓬门茅舍增添光彩，乡里父老见到这种稀有而盛大的典礼，也无不称叹。只是臣所受恩典深厚，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谨奏为抱持哀痛陈述情由、申请恤典事。臣于嘉靖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听闻父亲丧讯，上奏请求赐给恤典，蒙皇上俯念臣在日讲中的微薄劳绩，特命礼部查照旧例办理。后来礼部题奏，奉圣旨说：“董玘的父亲准予祭葬，着本布政司堂上官督造，不必另派官员；还照例给他驿传回乡。”钦此。臣私下想到，臣不过是一个草野之人，遇到圣明之主，得以侍奉旃厦十年，恩宠加于自身，又及于亲人；父亲生前得到封赠，死后又受到厚重的恩典。臣感戴圣恩，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退居田野后，每天只祝颂皇上的圣德圣寿而已。如今又不幸，臣母娄氏在本年六月十三日弃世。查得旧例，父亲先去世而已赐祭葬的，母亲去世后仍赐祭一坛，并给付开圹费用。臣忝受恩宠，已经超过身份分限，而且又是获罪废弃之后，哪里敢再陈述请求？只是想到生育之恩，父母本来相同；辛勤劳苦之苦，母亲尤其深重。臣父母生前都已获得诰封，幸而同样沾受；死后的恤典，按例也应一并给予。皇恩浩荡，必不会唯独吝惜于臣；只是恐怕因为臣本人遭受诬陷，反而使臣母应得的恩典受到阻碍，那样臣母死后将死不瞑目，臣活着也无处容身于天地之间了。伏乞圣慈鉴察，敕令有关部门查照旧例，准予赐给臣母恤典。不仅臣母若有知觉，当在地下衔恩感激，臣的心迹也能得到昭雪；臣尤其应当在将来效死报答皇恩。○谨题为遵循旧典以厚亲亲之恩事 内文说：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上题，臣董玘等会同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方献夫等查得，《大明会典》中有一条规定：凡文职官员本人及族属中有女子为王妃、夫人，男子为仪宾等情形的，只要本人或有子孙在世，都不许升任或除授京官。又有一条规定：凡京官与王府结亲的，改调外任；如果是王府官，不论军职、民职，只要与亲王居住在同一城中，也都改调。又有一条规定：凡亲王妃的父亲授为兵马副指挥，都不任实职。又查本部历年的卷案，并没有记载这些规定始于哪一年、由什么人倡议以及缘由是什么。其间虽然屡次有与王府结亲的官员上奏，均未准许实行。只有正德四年，本部等衙门会同议定并题准，按照名号、族属亲疏和等级分别制定回避事例，似乎稍有宽减，随后又改正。又查得《问刑条例》，是弘治十三年法司会同各衙门条奏详细制定的，其中所载各项事例，历年执行已久，也不是始于弘治年间。臣等商议认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所奏，无非是敦厚和睦宗族之恩，开辟任用贤能之路，立论十分正当。陛下降下旨意，特命臣等会同议论，是想扩大帝王以至诚之心对待万物的道理，理应顺承这一意旨。但臣等仔细考察历朝以来不许王亲升任京职，或者即使授予京职也不让其任事的用意，本来并不是因为王亲的身份而过分压制，实在是为了区别嫌疑、防微杜渐，使同姓宗室彼此不相猜疑，使两方面的亲戚最终都能保全。其中的用意深远，还有难以公开说出的地方。大概这种制度最初也不是为贤能之人设置的，万一出现近年娄姓之类的人物，那么帝王防范限制的办法似乎还不能完全省略。况且王亲虽然不许任京职，往往可以出任地方布政使等要职，使其官阶达到二品，与在朝的尚书相等；如果不是自己怀有重视内任、轻视外任的心态，那么他们一生济世行道的愿望，也不能说没有得到充分施展。臣恭敬拜读诏旨，所谓推诚与防闲二者，皇上的深心本来已经洞察明白；何况事情关系宗室，臣等擅自难以拟定，伏乞圣裁。○拟李德裕《上丹扆六箴表》

译伏以世道安定康宁，周武王正是铭刻盘铭之义；帝德广被远行，虞舜、益又推行舟楫之训。大概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即使没有忧患，也仍然戒惧；所以敢于直言劝谏的辅弼，必定在事情发生以前就进行防范。恭逢 ○ ○ ○ ○继承历代的宏伟谋略，承受无疆的帝位；意志坚强刚毅，容貌和性情美善恭敬，效法《易经》卦象所说的刚健运行，不敢贪图安逸；懂得《春秋》慎重正始的道理，厚重地自我约束。教化已经在无为中运行，德行尤其贵在有所涵养。臣自身蒙受深厚恩宠，世代承受 国家恩典。臣的祖父栖筠曾被圣祖称许为正直，臣的父亲吉甫实在曾辅佐宪皇治理天下。臣即使竭尽辅弼之劳，也没有一点可以报答的功劳，内心徒然激动，外表实在惭愧。臣远离龙颜，不能像仲山甫那样补助国政；但心系王室，本来愿意学习魏文贞公爱戴君主。于是撰写六箴，把自己的一点见解全部献出。臣私下认为，夏禹勤劳治国，是百王的模范；周文王穿着卑贱朴素的衣服，实为万世的仪表。退还马匹、归还珍珠，可以仰见贤王的德行；除去凶恶、举用和乐之人，可以歌颂圣主的明智。向外物显示自己能够脱身，这就危险了；懂得容纳进谏、接受饮食，才会说“危险啊”。亲近顽劣之人而丧失国家，是齐宣王所走的覆辙；听从善言而兴盛国家，是汉高祖宏大的规矩。这些都取其根本大端，同时增加臣个人的管见。考察古事，取其可以效法和可以警戒之处，切近君身，用来作为师法和资鉴。劝勉皇上精勤政务的一箴说：天不亮就穿衣，端正仪表而使名分正当；停止进献珍玩，所珍视的只有贤能。采纳规谏教诲的话，有善言一定接受。辨别邪恶奸佞，依照两观之诛严格处置；防范杜绝细微的祸患，永远断绝冷渊之祸。取远古之事来征验今日，联缀事例、比附文辞，回顾臣狂妄盲昧的话，又能竭尽心力来补益什么呢？然而圣明的君主，即使是刍荛之言也不会遗漏，臣实在不敢把自己比作蕴古的《大宝箴》，私下也愿意依附张九龄的《金鉴》。将这些内容记录下来，题名为《丹扆六箴》，稍稍补益圣上的深心。伏愿皇上在不见不闻之天道面前反复致意，在有所作为、有所行动之时屡加自省。把它张挂在便殿，用来代替忠臣进谏的屏风；留存在圣心之中，不忘敬义之册。三镇听从命令，更加弘扬宪祖的宏大规制；四海归心，永远保守文皇的大业。谨将所撰《丹扆六箴》随表进呈，敬请圣上听闻。●附录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臣董玘谨奏，为患病事。臣于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偶然患了小病，一直调养还没有痊愈。臣恭敬听闻皇上降旨，在盛暑之中特意命讲官按“三八日”轮流讲解《大学衍义》，这大概是圣上每日勤勉、圣学时时精进的实际表现。臣卧病在床，仍深感庆幸。到了六月初三日，轮到臣进讲，想到这件盛事，不敢因疾病而自我阻止，于是勉强入朝，陈述了一二点愚诚。由于身体气力还很虚弱，初六日又患泄泻，于是困顿卧床，仍然在门籍上注记告假。如今承蒙圣恩，错误地因为廷臣推荐而任用臣为吏部官员，臣惶恐不胜。只是久患泄泻损伤脾胃，而且早晚都难以痊愈，精神昏沉、头晕，不能入朝谢恩。伏望圣慈容许臣暂时在家服药调养，希望能够痊愈。为此具本，命本院孔目钱文携捧，谨具奏报。嘉靖六年六月十六日奏。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臣董玘谨题，为印信事。据查，本部印信原由左侍郎孟春署理掌管，如今奉钦依进行提问。本部印信因掌管官员缺员，而新任尚书李承勋又奉命调取尚未到任。臣董玘现在患有眩晕等病，调养尚未痊愈。伏望皇上从各部尚书或侍郎中简选一人署理掌管印信，等李承勋到任时再交接，这样本部事务才有所统摄。臣董玘也可以专心调养，等待痊愈。因为事情涉及印信，臣不敢擅自处理，谨题请圣旨。嘉靖六年八月二十日题。奉圣旨：印信着董玘署理掌管，立即到部供职。吏部知道。钦此。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臣董玘谨奏，为陈述情由、乞请恩准给假省亲事。臣私下想到，本朝制度规定，京官离家六年以上的，准许给假回乡省亲，这是用来教导人臣尽孝的。用孝来教导人，也是用来教导人尽忠的。但必须以六年为限，使官员出仕时侍奉君主，回乡时侍奉父母，二者并行而不偏废，这就是法令的本意。臣在先朝曾经给假回乡省亲，在家住了五年多。恭逢皇上登极，百姓万物都欣然瞻仰。臣父催促臣北上，臣于正德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抵达京城，过分承蒙选拔，每日侍奉讲筵，后来又按资历劳绩升录，忝列三品官秩。又蒙圣上慈恩念及臣父母年老，超越通常规格，赐给他们诰命。臣佩戴着这些恩德，既感激又惭愧。然而臣远离父母数千余里，俸禄不能亲自奉养，音信很少传到，整夜长久思念，眼泪流到枕头上。臣早就想请求归去，只是圣学正勤，不能先为自己谋求便利；又因按年限还未达到，不敢损害朝廷的公义，只能勉强供职，忧思万端。今年六月已经达到六年期限，本来正想写奏疏陈述情由，恰逢吏部出现员缺，朝廷推荐竟然涉及臣，诏命随即下达，任职日期已经临近，想要报答皇恩就更加困难。正应当以公事为重而不懈怠，哪里敢再顾及自己的私事？无奈臣命薄福过，不幸灾祸降临，近日又丧失妻室，一个儿子尚且年幼，啼哭困苦而无所依靠。臣的父母一旦得到这一凶讯，不免感伤而年老衰弱，心情郁结，尤其令人忧虑。因此数月之间，臣隐忍犹豫，尚不敢把丧妻之事告诉父母，这实在是狼狈不堪。臣曾听说李密在晋朝时为祖母上表说：“为陛下尽节的日子还长，报答刘氏祖母的日子却短。”如今臣年过四十不久，圣明在上，还没有立即弃置臣不用；臣竭尽自己的拙劣才能，侍奉皇上左右，今后还有日子。臣父八十五岁，母亲七十七岁，来日已经不多，万一发生不测，便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臣将抱有终身痛苦，又用什么来自我赎罪呢？这是臣最真切的感情，天地日月都可以鉴察。仰想皇上大孝远远超过历代帝王，又能推恩及人、顺应亲亲之情，有感必有回应，因此臣才敢冒昧倾吐诚恳之意，冒犯圣聪。伏望皇上特降诏旨，容许臣依例给假回乡省亲，并为妻子营葬。事情办完之日，倘若父母年纪尚能支持，臣自然依照期限回来供职，岂敢长久荒废岁月，辜负陛下知遇之恩呢？臣迫切祈求恳请至极。为此亲自携本上奏，谨具奏闻，伏候敕旨。嘉靖六年九月初六日奏。奉圣旨：吏部缺官管事董玘，不准给假，立即出部供职。吏部知道。钦此。

译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臣董玘谨奏，为谢恩事。今日恭敬承蒙圣谕，命臣安心照旧供职。钦此。臣以鄙陋平庸的资质，忝居讲筵侍讲多年，近来因为忧思过多，情志昏乱，以至于行走站立失去常态，罪当万死。陛下不加谴责，特命内阁传谕。两三天之间臣战栗惶恐，几乎不知所措。又蒙降下札谕，命臣安心照旧供职。圣恩宽大，不仅委曲宽赦臣的罪过，而且还想安定臣的心，即使父母对待子女，也不过如此。臣怎敢不早晚反省自己，以图报答皇恩于万一？因为事情属于传谕的事务，臣不敢按通常例规报名入朝谢恩，因此亲自携本上奏，谨奏谢恩。嘉靖六年十月二十日奏。奉圣旨：“你的官职在讲读之地，位列大臣，怎么可以轻率失去恭敬谦让的礼节？所以朕没有忍心直斥，只特意谕令内阁传示。你应当敬体朕意，努力修治职务，副合朕的任用，照旧用心办事。钦此。”吏部左侍郎奏，为明确职守、慎重体统事。本月十五日，本部尚书方献夫上奏称有病请求退休等情由，奉圣旨说：“卿有病，应当好好调养。部中事务，着侍郎董玘掌管办理。本部知道。钦此。”臣充任六部副贰官员，岂敢推辞困难、躲避事务，以辜负明主委任使用的本意？只是六部事务，都由尚书总领。侍郎的职责，如今不过是辅佐完成而已，所以尚书即使偶有疾病，往往仍照常处理事务。只有升迁、离任而出现缺员无人管事时，才命侍郎署理掌管印信。如今方献夫请假在家还不久，突然把部务交给臣，按照事情体制来看，似乎并不稳妥。况且方献夫请假以来，每天仍在办理推升、除授以及一切题奏之事，有的到部裁决，有的在家中……，从未因疾病而稍有废弛。假使臣贸然参与其事，不仅臣心中不安，方献夫心中也可能不安。伏望皇上俯察臣的愚诚，仍命方献夫照旧总管部务，不妨碍他调养。至于部中平常行文和细小事务，臣当遵奉明旨，代为签署，以求不妨碍体统。臣冒昧至极，谨具奏闻，伏候敕旨。嘉靖九年八月二十日奉圣旨：“着照前旨办理。本部知道。钦此。”不才在翰林任职已久，资历次序在我之后的同僚已经有数人升为侍郎，而不才却凭借史馆劳绩升任詹事。按旧例，詹事没有转任侍郎的，没想到这次竟有吏部推举。我的拙劣性情只适合……闲散职位，可以少犯过错。吏部实在不是我所愿。于是过了一个多月才入朝谢恩，又两次上疏推辞躲避，而诬陷之言已经传入，所以把这件事附在前集之后，也用来说明不才当时所……的困难。最后一疏，是我获罪的缘由，但有些话又不敢全部说出，所以也附在这里。守制吏部左侍郎臣董玘谨奏：为申明诬陷以保全名节事。臣守制回还，已经在今年正月二十二日抵家营葬。期间看到去年冬天十二月的邸报，御史胡明善弹劾兵部郎中华钥，其中说华钥是臣私下厚待的门生，在一个月内两次请求臣推举点用为参议，又以利益诱使臣改授翰林等事。于是奉圣旨：“所奏这些事情，着都察院秉公查审明白，参奏定夺。”钦此。第二天又见胡明善上奏，说臣巧设邪谋，暗中陷害善类；想谋求礼部尚书，就排挤侍郎徐缙；想入阁，就排挤尚书李时；想担任日讲官，就排挤詹事顾鼎臣。又说臣听到父亲丧讯后拖延观望，曲意弥缝，图谋重新起用等情由。随即奉圣旨：“胡明善连续弹劾董玘，其中说到排挤徐缙、李时、顾鼎臣，都着令他如实陈述缘由，不得浮泛。董玘听闻父亲丧讯后，有没有拖延弥缝以图重新起用，着都察院一并秉公查明，参奏定夺。钦此。”臣再次看到邸报，不胜惊愕惶恐。臣私下想到，做人臣的道义，只应当引咎责备自身；事情有无，终究无法掩盖。如今圣天子在上，明察幽隐，如果确有冤屈，必定会为臣昭雪，臣本不必琐琐自我辩解。况且臣身穿衰绖，五脏如同刀割，已经与死亡相邻，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事情？但胡明善的奏劾关系臣一生的名节，臣离开朝廷日久，私下恐怕谣言像投杼之说使母亲三次听信便怀疑儿子，市中本无虎而三个人说有虎便使人相信，使臣含冤居丧而无法自明，那样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因此臣冒昧，就他所奏的一二点加以说明。伏惟圣明俯察：华钥两次陪同推点参议，一次是尚书方献夫任职时所推，一次是侍郎徐缙署理印信时所推，都不是臣能够从中出力的，而且也不是在一个月之内发生的，推点的月份日期都可以查考。至于改授翰林，屡次奉有钦依，会同官员考选，完全不是臣可以专擅的，何况华钥如今根本没有改授翰林。臣有什么私下厚待他的地方？仅凭这一件事，奏疏中诬陷臣的事情就可以类推了。徐缙、李时、顾鼎臣三人，都和臣同在翰林任官；徐缙和顾鼎臣又是臣的同年进士，李时在同僚中与臣尤其亲厚，臣从哪里会去排挤他们呢？圣明在上，官员的任用、舍弃、赏罚，都由皇上亲自裁断，谁敢谋求升进？如今却说臣想谋求某个官职，就排挤某某，不知道这种话究竟从哪里产生。过去礼部尚书出现员缺、会同推举时，方献夫举荐臣和李时，臣再三推让，这是众人共同看见的；臣还曾到方献夫私宅坚决推辞。仅凭臣想让给李时这一件事，臣是否排挤他也很清楚了。况且如今礼部没有员缺，臣又已经丁忧，还谋求什么？即使臣当时在任，出现员缺，臣是左侍郎，徐缙是右侍郎，本有正常的资序，也似乎不必排挤徐缙。顾鼎臣过去任谕德，遭遇许多……；那时臣在家省亲，已经五年，等臣到京不久，顾鼎臣便离去，不知这与臣有什么关系。臣登第时，名字次序与顾鼎臣相连，顾鼎臣与臣颇为亲厚友善；等顾鼎臣再次入朝，臣因历年俸资按序升迁，名位在前，顾鼎臣内心怀有嫉妒，想倾轧排挤臣，制造各种谣言。臣因为念及旧日情谊深厚，过失在于顾鼎臣，从未敢在人前说他一句坏话，私下想依附于反躬自省的道义，希望他稍微停止；可是顾鼎臣更加嫉恨臣。听说臣丁忧，他高兴得喜形于色，又天天传播诽谤；有人为臣感到不平，常常把这些话告诉臣，臣也没有与他计较。

译如今胡明善反而说出这种话，不知道究竟是臣排挤顾鼎臣，还是顾鼎臣排挤臣？臣忝居吏部数年，虽然事务权力自有主管者，对于善类或许不能全部举用，对自己的职守有所惭愧；但如果说臣暗中陷害善类，那就是冤枉了。去年冬天十月二十九日，义子董贵携带本府印信公文和臣兄的家信到京，报告臣父去世；臣当天听闻丧讯，十一月初四日具奏请求赐给恤典，奉钦依命礼部查照旧例办理。本月十四日礼部复奏，钦准祭葬；后来遇到冬至大祀，工部没有及时复奏，到十二月初一日才得到圣旨。初二日，侍郎、今已升为尚书的蒋瑶命吏员把照会公文送到臣家，又遇到祈雪斋戒日期，鸿胪寺没有……报单。臣于初四日谢恩，初六日辞别皇上；当天晚上本部送来孝字号勘合，第二天早晨臣便扶病出城。从听到丧讯到此时，共三十六日，臣从未停滞。由于哭泣过多，又加上应酬劳累，疾病难以支撑，动不动就眩晕，两脚拘挛，血气不通，胸胁刺痛，口中有血腥味，恐怕无法完成丧葬大事。不得已请医生调治，购买准备药物，也需要几天；而幼子又生病，僮仆以下生病的有两人，死亡的有两人，几天之中苦楚多端。难以一一列举。到了二十日，走到河西务，正赶上河水结冰，便把家小寄住在百姓家中，我仍然坐轿带病从陆路先行回来。当时我的妻子又受寒发热，病势很重，我也无法再照料她。这样说来，我果真是拖延了吗？此前遭遇父母丧事的官员，还有久留等待河水解冻、等到河开后才出发的，人们也未曾责难他们。不知是什么缘故，偏偏要把这种说法加在我身上呢？圣明在上，哪里需要用得着什么遮掩弥缝？父亲去世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还另有所图，那就不是人类了。明善作这份奏疏，也自有他的原因。我到了这个地步，不敢不把实情上报。明善任知县时，舆论对他的非议很多，后来由主事改任御史，台中的人没有不鄙视厌恶他的。我在掌管部印时，平凉知府出缺，文选司郎中刘序拿着缺帖请我推举补任，想任用户部郎中王松。我说：“平凉极难治理，王松恐怕不能胜任。” 刘序说：“王员外替他求情，要求给他升迁。” 我说：“户部近来已经升用了两个人，可以在各衙门中选用。”

译刘序又说：“当时还想推荐他做温州知府，如今只是因为事情没有办成。” 我坚持不同意。刘序又举出几个人，因而提到了明善。我偶然说：“这个人应该升任外调已经很久了，只是巡按尚未回来，这个缺可以暂且缓一缓。”刘序于是拿着缺帖回了文选司。等我遭父丧以后，平凉最终竟用了王松。这番话也不知道被谁泄露出去，明善便说我想陷害他。不知道当时不过是泛泛评论人才，起初完全是无意说的。近来明善回京前来吊丧，我行礼十分恭敬，并且说：“当年由主事改任御史，多承老先生扶持厚恩，一直没有报答。”又谈起往日旧事，再三弯腰致谢后才离去。我本来已经对此心存疑虑，没想到他竟突然发作。我任学士时，明善曾与我往来，如今却受了别人言语的迷惑，说我想陷害他，所以在这份奏疏中发泄怨恨，竟说“平素并不相识”，又说“没有一点怨恨”，这也是欺骗。吏部是进退人才的地方，日常议论谁可用、谁不可用，必然无法避免。假如人人都像明善这样，听到一点话就怀恨，那么做吏部官员的岂不是太难了吗？况且提学是台中最重要的选任，明善是否能够胜任，我不敢再作评论。但他因为攻击我，便得以被推举为提学，那么他诬陷害我的迹象也就十分明显了。我父亲平日恳切地教导我忠孝的道理，如今遭逢大变，我不能亲自办理殡殓，仰天号哭悲痛，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还有老母亲在堂上，这次勉强协助办理丧事，幸而没有死去，正打算终身伏处田野，奉养老母，以尽人子的心意。除此之外的事，都不是我这个愚钝之人所能知道的。如果果真像明善所说，是我有所遮掩弥缝，那么我不但上负圣明君主的恩德，也下负先父的训诫，真是一个不忠不孝的罪人了。我在荒乱迷惘中言语没有次序，冒犯了皇上的听闻，伏望圣慈特别加以明察，使我这孤苦危困的处境得以保全，实在是天地父母无穷无尽的恩德。我悲号迫切到了极点，因此写成此本，派义子董兴捧送，谨慎具奏上闻，伏候敕旨。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奏。明善回奏说：嘉靖初年，御史成英弹劾顾鼎臣，当着人的面说是从我这里听来的。前年给事中刘世扬弹劾顾鼎臣，别人问他时，他也说是从我这里详细得知的。这些话大概都是顾鼎臣自己说的，成英和刘世扬必定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成英所弹劾的，多是顾鼎臣在正德年间与陆完交往的事情；他弹劾顾鼎臣也是在正德十六年，并不是嘉靖初年。那时我在家省亲，这些事情全都没有听说。到了正德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我才到京城，如今还说成英是从我这里听来的，按道理说得通吗？刘世扬因为弹劾顾鼎臣，陛下曾把他下狱拷问。在患难之中，即使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照顾，假如这件事果真出于我，刘世扬肯为我隐瞒吗？刘世扬在拷问之下，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我，而别人问他时却这样说，这也不合人情。况且前后弹劾顾鼎臣的言官有十几人，不只是成英和刘世扬。难道那些人也都是我指使的吗？身为言官，竟受别人指使，他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假如我想排挤别人，万一没有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们又会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似乎也不应当愚蠢到这种地步。大概是顾鼎臣自知不被公论所容，每次遭到弹劾，便把责任归咎于我，借此作为托词。如今成英和刘世扬都在外任，陛下不妨用严厉的诏旨诘问他们，那么事情是真是假自然就会明白。明善的奏疏中又说：去年给事中陆粲弹劾李时，后来有人责怪他，陆粲说董某认为对李时的罪状揭露得还不够，又引述方献夫、霍韬的话，每次对人说董某告诉他，陆粲的奏疏本来出自徐子容；这些话尤其荒谬。有一天我和李时从郊坛回来，步行出西天门，李时对我说：“陆粲当初弹劾的本来不是我，是崦西改把我的名字添了进去。”邃翁看了陆粲的奏疏原稿，吃了一惊，说：“为什么换了人名？”他又说：“先生您真会造就人才，若不是您曾经教过庶吉士陆粲，使他顾忌败坏名声、违犯义理，恐怕您的名字也几乎被添上去了。这样的同僚怎么相处？”崦西缙号子容，字邃翁。指的是前任大学士杨一清。缙和粲都是杨一清门下的人。按照当时这番话来说，所谓“陆粲的奏疏本来出自徐子容”，说的是李时，并不是我；排挤李时的是缙，也不是我。缙想在陆粲的奏疏中添上我的名字，是缙排挤我，并不是我排挤缙。陆粲只是因为我曾经教过书，没有把我的名字添进去，我大概也算侥幸免祸了，又怎么敢私下对陆粲说什么呢？陛下不妨召李时来，用这番话询问他；天地鬼神在上临鉴，旁边又有证据，难道还能欺骗吗？他所引述的方献夫、霍韬的话，大概是因为这两位大臣已经离开，无人可以作证。不知如今两位大臣都还在家居住，陛下本来完全可以秘密询问他们。陆粲虽然被贬谪，这件事也完全可以追查到底，怎么可以无根据地把这种罪名加在我身上呢？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却曾多次向有德行的长者请教。平日尚且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当时李时所说的话，我也从未敢告诉别人。如今竟把它上报到九重天子那里，难道是出于我的本心吗？谗人的诬陷没有止境，我不得不借李时的话来证明自己。我的父亲于嘉靖九年九月十九日申时去世，第二天我的长兄就命义子董贵赶到本府报丧。我家距离府城一百四十多里，二十三日领了本府的印信公文，带着它动身，到了本年十月二十九日才抵达京城，我当天就听到了丧讯。如今明善竟诬陷我说迟迟不报丧，不知道月份、日期和路程，这些事情一一都可以查证。我的义子和本府经历一同到京，那个人本来就可以作证。明善肆意编造诬害之言，竟到了这种地步，大概也已经没有人心、没有天理了！而且他第一次奏报说：“听到丧讯之后拖延弥缝，图谋重新起用。”第二次奏报又说：“因为吏部尚书职位空缺，久久不报丧，心中有所图谋。”他前后所说的话竟如此互相矛盾。又因为我在十月二十九日听到丧讯，三十日本部已经题本请用官署印信了。如今他却说十一月初一日报丧，连这个日期都记写不清楚，其他事情就更可想而知了。总之，明善屡次上奏，他的意图只是为了报复怨恨，所说的事情全是东拼西凑，他诬害我的迹象本来就十分明显。否则，明善在言官之路任职已经很久，我在任时没有听说他提出过什么意见，为什么偏偏在我离任以后突然接连上奏不停呢？不孝不忠是大罪。假使明善所说的确实属实，那么罪过就不只是罢免。如果全都是诬陷欺骗，岂能让臣蒙受这种没有根据的诽谤，甘受这种不应当有的恶名呢？以上是第二份奏疏。

译我起初认为明善的奏疏只是一个人的私下言论，都察院寄托着风纪，应该会有公正的舆论，没想到汪鋐因为私怨也跟着附和，使对我的诬陷更加严重。近来奉旨推举提督团营的官员，这件事由兵部掌办，本来不属于吏部会同推举的日期。兵部侍郎陈洪谟首先推举汪鋐，户部尚书梁材、礼部尚书李时随即附议，推举陈洪谟作为陪推人，而且这件事也完全不经过我。当天会推结束，恰好礼部赐宴给纂修官员，有人对汪鋐说：“董某怕你经过吏部任用，先把你推到团营去，使你动弹不得。”汪鋐急于求取升进，于是被这话迷惑，认为确实是我阻挠他，所以竟这样肆意落井下石。提督团营本来就是重要职务，汪鋐为什么反而不满意？皇上总揽国家一切政务，根据才干授予职务，不是臣下能够干预的。即使果真要任用汪鋐，那么他由团营再转任吏部，又有什么不可以？何况会推确实不经过我，他为什么竟因此对我怀恨呢？因为一念之间争取升进的私心，便诬陷别人背逆不孝而毫不顾忌，唉，也太过分了。汪鋐引用奔丧的礼制说：“刚听到消息就应当立即动身，不等过完一天；穿上丧服以后再动身，也不超过三天。” 礼经中确实有这样的规定，汪鋐据此责备我是对的。但他不知道本朝的制度：京官遭父母丧，必须上奏报告，请求发给孝字号勘合。如今一百六十多年了，凡是遭遇丧事的官员，难道有不等过完一天、不超过三天就立即出发的吗？何况我按例还应当请求给恤典，自然应当等候命令后再出发；即使想不等过完一天、不超过三天，做得到吗？他又说我十年没有回乡省亲，自嘉靖元年担任南畿主考回京以后，就没有再往南去过。我自弘治乙丑年入仕到现在二十六年，曾经两次请假回乡。后来再次回乡省亲时，我父亲总是催我北上，我不忍心离别，在家侍养了五年多。恭逢皇上登极，我才遵从父亲的命令来到京城；至于嘉靖元年前往南畿，则是因为顺路而已。如今汪鋐完全不提我回乡省亲的缘由，却说“十年没有回乡省亲”，这是为什么？何况自嘉靖六年以来，我思念归乡十分迫切，多次写奏疏请求；我父亲听说后以不合大义责备我，于是我不敢再说回去，难道我是忘记父亲、贪恋官位吗？汪鋐的用心，是想借此动摇圣意，已经顾不上自己所说的并非事实了。他又说朋友同僚有人劝他赶快出发，他便说：“天气这样寒冷、道路这样冰冻，哪里比得上年轻妻子和年幼孩子呢？” 他怎么不说明这句话是从谁那里听来的？劝他的人又是谁？何况我的妻子儿女如今还留在河西务，我已经从陆路回来；如果已经回到家中，那么他说的话就是荒谬的。他又说我在感情上怎么能安心、在心里怎么忍得下去？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好恶之情也应当相差不远。汪鋐难道不知道我的为人吗？我素来难道是背逆不孝的人吗？只是求取升进的念头像猛火一样炽烈，所以才说出害人的话，毒辣得像蝮蛇螫人。我也暗自认为，汪鋐在心里怎么忍得下去，在感情上怎么能安心呢？汪鋐任布政使时，曾写信求托于我，言辞极其卑下谄媚。我昨天掌管部印时，汪鋐还常常当着别人称赞我的公正。同样是我一个人，汪鋐前后对我的毁誉却突然完全不同，从他的这种情形也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思了。我到家以后，追想父亲的声音容貌再也无法见到，悲痛得几乎昏厥。这条性命能否保全尚且不可知，那么别人对我的毁誉又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只是蒙受这种不应有的恶名，恐怕将无法向天下人自我辩白。君门高远，圣明的照察或许有所遗漏，所以我冒死把这些说出来。否则，以我的□，又怎么能够同汪鋐争胜呢？以上是第三份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