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希堂文集卷一

译《历代名儒名臣循吏传总序》学术与事功，孤卿与众官，虽然道路不同，归宿却相同；思虑虽多，最终却归于一致。百姓承受天地中和之气而生，五种本性纯粹至善。用端正内心的功夫，恭敬修养而不懈怠；用端正外在行为的功夫，积聚义理而没有亏欠，那么元善之长就会充盈周遍而不可穷尽。先圣传授心法的学问，就在这里。上等可以成为论道经邦的儒者，次等也可以成为一个百姓、一个事物所依赖的人。所以说归宿相同而最终一致。譬如源泉和广大的津流，发源于昆仑，放流而成为河海，分流而成为百川，滋润桑田，汇入池沼，都是同一水体。只是人出生时本来寂静，后来资质和学习所接近的方向不同，有时只得到其中的一部分。汉唐以来，通晓经书、践履道义的贤者，匡正君主、安定国家的俊杰，亲近百姓、救济万物的能人，各代都不缺少。若从它们相通之处来说，三者本来是一体，不必分开。根本充实，枝末就茂盛。假使董广川在汉朝得到重用，文中子在隋末遇到兴盛的唐朝，他们的功业难道会不超过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吗？程子、朱子是大儒。明道劝神宗防止欲望在尚未萌发时出现，进献十件事来劝导君主，是能够使君主成为尧舜的人。等到他出任晋阳、扶沟，教化治理显著，难道不是守令应当效法的吗？朱子在朝廷任职四十六天，进讲经义、上奏疏，名臣的风采和节操，万代都应仰望。等到考察他治理浙东、南康、潭州等地的政绩，难道是两汉循吏容易达到的吗？再如司马公、许鲁斋，又怎么能和名儒、名臣分开呢？所以说没有必要分开。然而如果把精纯专一的学问讲给魏丙、姚崇、宋璟听，那就显得粗浅了；把召公、杜预、卓茂、鲁恭同魏征、陆贽、韩琦、范仲淹并列，又稍有不及。这三者之中，又各有等级次序，所以也不必强行合并。如今 天子神圣，把道统和治统汇聚于一身。他以最高的道德纯厚地修养自己，勉励士人，以皋夔稷契那样的贤臣为期望；又以廉洁谨慎、仁厚明察要求官吏整饬吏治，于是形成一道同风的盛况，正可以在这个时代遇到。高安可亭朱先生，践履儒道，怀有开创和救济天下的大略，入朝担任卿士，出朝担任牧伯，从冢宰升任台辅，以辅佐圣明天子的盛大治理，并与世远共同任事。有一天在宫廷中谈话，世远想把汉唐以来直到宋元的名儒、名臣、循吏等人的传记分别编成各集，合为一部书。世远在鳌峰书院时，曾经校订刊刻先儒的诸种著作，又私下编纂《历代名臣言行录》，本来早有此心。只是因为各自担任职事，没有时间亲手抄录，于是托付给四五位同道分别编纂传记和评论。高安公确定纲要，重新加以讨论。世远也旁搜博览，仔细参订，经过两年，书终于完成。事迹繁多，年代久远，或许恐怕有错漏和舛误的讥评，但总可以作为仰望高山、景仰德行的凭借；士人有幸得以 追慕尧舜的时代，怀抱三代英杰的志向。三者之中，如果能够服膺、磨砺而具备其完整精神，固然足以求得自己的志向、通达大道，成为旷世少有的人杰；即使只得到其中一节，也足以减少自身的过错，修美自身而救济万物。蔼然可亲的吉士，只有 天子，才能使人才的盛况可以和成周相比，使风俗的美好可以达到陶唐。能够做到这些，正是编纂这部书的人反复恳切的愿望。《历代名儒传序》圣人的道理具备于经典之中，所以必须懂得道，之后才能明白经典。然而传授经典，也正是为了保存大道。自孟子以后，汉代儒者有传承经典的功劳，宋代儒者有体会践履大道的实绩。汉初董江都学贯天人，使孔氏之学成为唯一尊崇的学说，废止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之学，是儒者中醇厚的一类。然而伏生、毛亨、孔安国、郑玄等儒者，各自都有传承经典的功劳，也不可偏废。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先生相继兴起，直接承接孟子的传授，圣人之道如日月当空，道统由此汇聚。当时师友之间相互讲习而使学派流衍，是多么盛大啊！轻视汉儒的人认为他们只从事训诂，缺少亲身实践和心得体会的功夫；却不知道经书遭秦火焚毁之后，汉儒从灰烬的遗余中收拾整理，接续推演圣人遗留下来的经典，赖此使其不至失传；汉朝因此收到尊崇经书的成效，奠定四百年的基业。六朝反其道而衰替，唐代贞观因循这一传统而昌盛，汉儒的功劳难道能够掩盖吗？议论宋儒的人认为他们精研性命之学，恐怕缺少经世致用的实际；却不知道修养自己、穷尽本性，功效施加出去没有止境。假如程子、朱子能够在世间得到大用，古代隆盛的治理就可以恢复。宋末把他们指为伪学，国家随之衰微；鲁斋在元代，略微显示了施行的效果，确有治理国家、安定天下的功劳。明初正学昌明，成化、弘治年间，风俗淳厚茂盛，接近古代。嘉靖、隆庆以后，人们不遵从朱子之学，学术日益浅薄，政纲也败坏，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和巨大的证明吗？譬如谈论周家王业，汉儒就是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宋儒就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盛治。如今只称说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却忘记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开创基业、累积仁德，难道可以吗？但如果只称赞后稷、公刘、古公亶父能够兴起周朝，却看不到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盛治，那么遗憾不也更多吗？我 皇上尊崇经典，重视大道，作为君主又作为老师，超越历代帝王。汉、宋以来的诸位儒者，特别增加配享孔庙两庑，天下于是纷纷向往这种风气。高安朱先生体究正学，服膺儒者的行为；在论道经邦之余，和世远商议修订《历代名儒传》，于是嘱托他的门生安溪李君立侯编纂传记和评论。李君通晓经典，考察大道，得到家学的正传；从汉代到元代，编纂修订历经多年。高安公与世远又共同讨论考订，不取那种过分修饰节操而败坏品行的人，即使有儒者之名也一定黜除；不取那种拘泥服从古法、孤高自守的人，而对确实守护先儒传统者一定收录。学者如果能够立志于道以明白经书，又由经书来寻求大道，不偏入异说，不沉溺于功利，明白善理，克制私欲，只怕自己来不及实行；兼收汉、宋诸儒的益处，把它蕴藏为德行，施行出来成为事业。国家有用的儒者，就会文质彬彬地一代代涌现出来了。

译《历代名臣传序》名臣传为什么从汉代开始呢？秦以前，《左氏》《史记》的记载已经简明而完备。秦代没有名臣。为什么删去陈平、赵普呢？罗豫章说，立身朝廷应以正直忠厚为根本，陈平、赵普在这四点上有所欠缺，不足以用来作为教训示范，所以删去。假如他的内心有可以原谅之处，即使像陈蕃、窦武、张浚那样行事疏略，也一定收录；假如他的内心有可以议论之处，即使功业如陈平、赵普，也一定删去。这就像名儒传不列扬雄，循吏传不列赵广汉一样。赵广汉还只是纯粹使用钩距之术，扬雄做过王莽的大夫，所以一并删去。汉、唐以来，人才接连涌现，前后相望，略举其大概：从容辅佐、善始善终的，有魏丙、第五伦、姚崇、宋璟、王旦、李沆、韩琦、富弼；才能足以辅佐君王、学问足以成为帝师的，有诸葛武侯、陆宣公、范文正、司马文正；身为开国功臣而后来成为宰相、整饬纲纪法度的，有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耶律楚材；胸怀经国济世之才，却郁郁不得施展，刚要重用便突然被夺去年寿的，有贾谊、杨绾；颇为得到施用，功业留存天地之间，最终却因意见不合而不能完全发挥才能的，有裴晋公、李忠定；坚定如山岳，不可动摇，遭遇不佳，勤勉奉公而不顾自身的，有王嘉、李杜、杨震、褚遂良、岳武穆；苦心调和辅弼、竭尽忠诚报效国家的，有狄梁公、李邺侯；德行高尚、年寿长久，成为国家祥瑞的，有高允、文彦博；完全实行自己的学问，君臣如鱼得水般相欢，使贞观时期达到治理，几乎赶上三代，魏郑公实在伟大；苏绰、王朴虽然是偏安之臣，也不可轻视；安定国家、平定乱事，德行盛厚、礼仪恭敬，郭令公最为高尚；周勃父子、温峤、李晟、祖逖、宗泽、孟珙、察罕帖木儿，有的功业已经成就，有的志向尚未完成，也足以令人钦敬；谋略盖世而不把宠爱利益放在心上，张子房高明；东京的邓禹也值得嘉许；守持气节而不屈服的，张巡、许远、段秀实、颜真卿、文天祥、信国公、余阙最为刚烈；直言不讳的，汲黯、鲍宣、刘蕡、陈瓘、胡铨最为显著。把数千年来的伟大人物和杰出学者、崇高功勋和峻伟节操汇集编次成书，好像聚集在一堂，亲自听到他们的咳声和言论；又好像亲身处在他们的位置和环境中，亲眼见到他们施政的张弛、温恭的风度、刚强明达而英伟卓异的气概。观察这些人物，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名臣的行事就完备了；古来君主任用或舍弃、得意或失意，以及君子小人消长的原因，也大略可以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编次这些传记的是谁？汉至隋，是南城张君百川；唐至后五代，是漳浦蓝君玉霖；宋至元，是安溪李君世豳。高安公既已确定规模，三位君子负责编纂考订，世远冒昧地加以修饰；高安公又在此基础上润色。大概高安公在 皇帝朝廷中辅佐机密事务时，曾听到 询问政事的训诫，唱和君臣相得的歌；世远又执簪笔 记录起居，有幸列在讲筵侍从的末位。四年以来，每每亲耳听到 圣天子用来教诲整饬群臣、示以忠诚、使他们以国家为重而忘却私情和家庭的道理，谆谆恳切而详细周备，不是一般语言和记录所能描绘的，可以流传千百代而成为典范训诰。因此推究并发扬这个意思，和诸位君子共同订定此书，以备朝夕省览，激发臣子的感奋和观感。有志之士即使奋发于百世之后，也可以把此书作为阶梯而上溯古代；皋陶、伯益、甘盘、傅说、周公、召公，也可以和当今相比肩。汉、唐以下的名臣，哪里值得说呢？《历代循吏传序》从前尧帝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公平地治理百姓，使万邦协调和睦。尧帝治理的隆盛，万古都清楚可见。等到考察《尧典》《舜典》篇末，才知道天下和乐的教化，虽然根本在于彰明崇高德行，实际上还因为朝廷内有九官，地方外有十二牧，贤能之士充满朝廷，循良之吏遍布各地。朝廷内没有九官，就不能成就“都俞吁咈”的盛况；地方外没有十二牧，就缺少承接圣流、宣扬教化的人，又怎么能使百官各得其职、官吏各当其才，使百姓受到熏陶而形成良好风俗呢？十二牧的职务，就是汉代的刺史、牧守，宋代的节度使、观察使、廉访使、转运使等。尧帝询问十二牧说：“按时供给食物，安抚远方而亲近近处，厚重德行、诚信仁厚，同时要防备任用不当的人。”大概也不过是养育百姓、抚慰百姓，以厚德教化他们，以整饬属下使他们安定罢了。这就是后代循吏的最高准则。恭敬地想，我 皇上留心百姓的疾苦，选择并整饬官吏治理。凡是廉洁声名显著、实际政绩彰明的人，一定破格提升；反过来的人，就降职甚至罢黜。天下亲民之官争相自我磨砺，以成就天下和乐的教化。我私下认为，亲民之官应以廉洁为根基，以仁爱为根本。引导百姓使他们亲近，是希望他们亲和；约束禁止使他们严肃，是希望政令严明；治理他们要使他们明白；安排政事要使它简约。担心百姓供给不足，就为他们督促农桑，教导节俭，减轻徭役，扩大积蓄；遇到灾故，就赈济借贷，并且更加周详。担心百姓不能安定，就教导孝悌，敦厚亲族和睦，惩治诬陷奸黠，平息诉讼争斗；有事来求见的人，就教诲开导，也更加周详。根本立于内心而不迎合外在的，是贤能的太守县令；只知讨好上官而不体察下情的，是百姓的祸害。自恃没有其他问题而使政令松紧失调的，确实是不足以称为有见识、也没有充实德行的人；把任职之地看作旅舍，把它当成谋利之所的，已经丧失本心，最终祸及自身。审察这几种情况，大概就能理解皇帝在朝廷询问地方长官的意思。圣天子怀抱养育保全民众的心意，大概可以与此相合吧？南靖张君季长，是学古而通达实务、既有操守又有作为的人。正好高安公和世远想修订《历代循吏传》，便托付他亲手编纂。完成后，又加以整理订正，和《名儒传》《名臣传》一起刊刻流传于世。世远不揣浅陋，恭敬地在篇首论述这些，来请教天下有志于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的人。

译《四书朱子全义序》圣贤教人的方法，没有比《四子书》更切近的了。解释《四书》的著作，没有比朱子更完备的了。朱子解释《四书》，有《集注》《或问》《中庸辑略》《论孟精义》。往复讨论的内容，又散见于文集、《语类》等篇章。读《四书》的人，把朱子的这些书反复读三遍，义理就具备了。《四子书》平实浅近，没有奇险之处；统治国家的人恐怕人们不肯诵读、玩味探究，于是用经义考试选士，规定为程式，使士人自己证明心得，发挥其中深奥的义理。不从这条道路来的，即使是奇才敏悟、宏伟博通之士，也不能自行进身。又恐怕人们背离朱子的学说，附会牵强而发生错误，却没有知道取舍折中的标准，于是把朱子的注本颁发到学校，使天下读这部书的人有所依据，并且反求自身，把它施行于天下国家，这样就可以不留下遗憾了。沿袭日久，学者把它看成具文；更严重的，有的迷惑沉溺于异说，有的淹没在讲章之中，厌弃传注，支离破碎地抄袭剽窃，没有人努力探究圣人微妙的言辞和宏大的义理。唉！朱子的学问不明白，《四书》的义理也因此昏暗了。朱子竭尽一生的精神撰作《集注》，精微透彻，分量轻重都恰如其分；但一定还要参看《或问》来畅达其说，参看《辑略》《精义》来达到详尽，参看文集、《语类》来广泛考察其义理类别，并辨别其中的门径。归纳起来，他阅读朱子著作是完整的，所以研究得全面，认识得深透，因此实行起来也有力量。用这些学问来写文章，是非就不会违背圣人；用来建立功业，就会成为巍然屹立、闻名当世的豪杰。既然如此，那么今天读四子之书的人，只专门从朱子著作中求取义理也就足够了；然而朱子的书篇帙浩繁，没有力量的人如果不能全部获得，又不能在章句的末尾把它们汇聚起来，以求得简约的要领。栢乡相国魏贞庵先生对此深感忧虑，于是把朱子各书汇集在《四书集注》之后，题名为《四书朱子全义》。魏先生曾任辅弼。他在两朝的声望和功绩，著作在天地间光彩显著。只是这部书还收藏在家中，尚未刊刻流传于世。庚寅年，先生的小儿子念庭来任守吾漳，才取出此书交给詹兼山先生校订并刊刻。兼山是吾漳的隐逸君子，考订已经精审，雕版也刻成了书。念庭请我世逺作序。世逺是海滨的末学，哪里能窥见先生万分之一的成就？但我曾读过此书，感叹它所包含的义理十分完备，编次也极其妥善。在朱子以前解释《四书》的人，朱子有的加以保存，有的则写出自己的说法来辨析。朱子以后解释《四书》的人，其中好的大多没有超出朱子的范围；那些自夸新奇可喜的说法，都是朱子在《或问》中已经刊正驳斥、没有遗漏的。那些凭空臆测、越级妄进，依仗超悟而夸耀新见的人，其说法都是朱子所说的越发接近似是而非、却大大混淆真相的东西。至于逐句解释、逐字训释，反而使本文的语意更加晦涩的，便近似近世的讲章，也就是朱子所斥责的俗儒了。现在 天子圣明，长期施行正道而使教化成就，特意把朱子列在十哲之次。凡是朱子的著作，无不贯通研究并加以表彰。这部书的刊行，正逢这样的时机。我知道天下读这部书的人，会通过朱子而向上探求四子之书，沉潜反复地研读，不被科举所局限，从而能够自我奋发，归向圣贤之道。上面的政治更加隆盛，下面的风俗更加美好，那么贞庵先生对后学的嘉惠，确实宏大而长远。念庭能够继承父亲的志愿，把它刊刻流传于世，也可以说是继承先志、光大事业的大事了。《薛敬轩先生文集》序 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古人文章与道合而为一；今人的文章却把文章和道分成两件事。合而为一的文章，以亲身实践为根本来立言，从近处发端，却能显现于远方；把文章和道分成两件事的人，则驰骋才力，以辞藻工巧为能事，以铺陈繁富为博大，写得纡曲险僻，使人割裂文意、艰难断句，还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古文。却不知道这样离道已经很远了。圣贤的文章，就像日月运行在天空、江河流经大地，因为根柢深厚，所以发之于言，不刻意求工而自然工巧。从孔子、孟子一直到程子、朱子，道理没有不同。明代薛敬轩先生，是由程朱上溯而学习孔孟的人。当时称赞他的人，有的称他为“当今夫子”，有的称为“真正的铁汉”，有的称为“本朝理学第一人”，有的称他的学问“已经达到乐的境界”；从这些称誉中，也可以看出先生的为人了。如今读他的文章，温和厚重、平易正直，只求义理达到最恰当之处，表达自己想说的意思，似乎不顾拘泥于文辞、执着于形式的讥评；总的说来，他的言论不合于道的地方是很少的。此外，我对先生赠答之文还有更为欣赏之处。人生在世有朋友，明代赠答文章中有仕宦往来的内容；道理越广大，言论就越多，声名越显著，仰慕其文章的人也越多，哪里能够逃避这些而独自保持清高呢？先生赠给守令的文章，就勉励他们恪守守令的职责；赠给监司的文章，就告诫他们监司的为政之道；赠给同朝官员的文章，就勉励他们端正自己、推行正道，务必把自己恳切深厚的心意表达出来才停止。唉，这些全都是恻隐之心的发露。假使先生想在文章上显露才华，驰骋文辞以求工巧，以铺陈繁富来显示博大，写得纡曲险僻，割裂难懂的句子而自以为古雅，难道不能同文士比试长短吗？然而他始终不肯用那一套来替代这一套，是因为想使文章与道合而为一。朱子说：“古代圣贤的文章，可以说是盛美了。然而在最初，他们哪里有意要学写成这样的文章呢？内心有这样的实际内容，外在就必然有这样的文章表现。”先生已经领会了这一点。

译《杨龟山先生集》序 道学、经世济民的才能、文章、气节，这四者本来是合而为一的。庸俗儒者不讲这些，谈到道学之人，便说他们大多迂腐疏阔而不适合实用，文辞崇尚质朴而不合时宜；说他们为人大抵简易平淡，未必有一往无前、不可挫折的气概。唉，说这种话的人，就像夏虫不能同它谈冰，井蛙不能同它谈海，他们与道全无关系，这是很清楚的。求学贵在有根本，没有根本的学问，即使加以修饰补缀，也对世间无用；有根本的学问，根基肥沃，枝叶就会茂盛。根本，就是圣贤用来治理天下的东西；把它发用出来，显现在事业上，这就是最大的经世济民之学。同师友讲明道理并著述，如果不是承载道的书，这就是最大的文章。可以牺牲生命、忍受羞辱，而浩然之气刚强盛大，始终伸张不屈，这就是最大的气节。我在杨龟山先生身上看到了这些。先生是程门的高第弟子，世称杨、游、尹、谢四人；其中先生的学问最为显著，上承濂洛之学，下开启考亭的道统，其学说流传也最广。然而我独自感叹先生经世济民的宏大、气节和文章的高尚。读书人怀抱奇才异能，分散在低级官署中，没有不因为才能大而任用小、伤感自己沉沦的。先生在州县间沉浮四十年，从任徐州司法开始，历任浏阳、余杭、萧山等县的知县，完全没有越出职位求取升进的心思，这不就是所说的“进用时不埋没贤才，必定按照他的道来任用”吗？等到晚年入朝任职时，人们正拿俸禄来供养交游，窃取荣华富贵；先生却保持严正的气概和正直的本性，接连上奏几十次，排斥和议，收拢人心，整顿军政，指出三镇绝不可放弃；方田、水利以及花石纲的祸害，绝不可实行；李邦彦、李邺之流，绝不可任用。假使朝廷听从了他的话，哪里会有靖康之祸呢？当蔡京显贵盛大之时，先生以一个县令的身份抗拒他，最终疏浚湖泊、蓄水的事情被阻止而未能实行；由此可见，他的气节本来已经压倒天下了。当王安石的邪说盛行之日，先生上疏抗辩排斥它，这正是能够放弃淫邪之辞、使先圣之道得以安定。读他的文章，可以看到他阐发义理类别、抒写性情；那么先生的气节和文章，哪一样不完备呢？有人又认为先生在这几方面确实兼擅长处，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他平日明白善道、恢复本性的功夫流露并贯通而成的呢？宋代儒者之中，安闲从容、恬淡旷达，没有谁能比得上先生；然而他树立的主张和议论，又这样卓然显著，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其他方面了。因此为先生的文集作序，说明其大概，以表明读书人贵在根本和真实，胜过其他。《居业录》序 《居业录》过去一直没有刻本。我世逺起初在三山官署中拜见仪封张先生，他把这部书交给我，说：“研读这部书，就会看到义理自然明白，内心自然安静。况且，人难道可以不自我奋发吗？”敬斋先生不过是一个平民，却巍然独立，成为一代大儒，后来甚至配享孔庙，享受百代人的祭祀；难道可以不自我奋发吗？我世逺读了此书并记住这些话，不敢忘记。如今将要接受刊刻，于是不顾自己的浅陋，作序说：“正道有时显明、有时隐晦，异端学说争相发声的时代，仅仅得到一两个拘谨的人，不足以追踪前代贤哲、振拔流俗。谢上蔡称赞孟子刚强勇毅，能以自身承担道义；他所到之处，王侯都与他分庭抗礼；他的气节像高墙立于万仞之上，是因为他的气力足以胜任。朱子说：‘曾子大体刚强坚毅，所以能够独自获得道统的传授。’关于子思的行事，其他方面没有可考，只从孟子所说来看，他是多么刚强坚毅啊！由此看来，血气之气不可以有，义理之气却不可以没有，难道这是故意要与众不同吗？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办法担当这个道；而畏缩、欲言又止的姿态，必定不足以挽救衰败的风气、振起末世的习俗。然而如果不是他的内心细密、见理明白，那么即使意气昂扬、奋发有为，也不过是江湖豪气，自负而傲视他人，与圣贤道义之气有什么关系呢？详细考察敬斋先生的一生，他把寻回放失的本心作为要务，把居敬穷理作为宗旨；他研究天人关系，剖析天理与人欲，确实不遗余力。他刚强浩大的气概，显现在语言和行为之间。看他主持白鹿书院的教化，毅然把弘扬此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与白沙交游，在康斋门下求学，却甚至讥评他们凌空虚谈、含混自大；罗一峯、张东白都是当时的显要人物，他同他们反复辩论，毫不屈服；排斥佛教、老庄，痛切抑制功利之说。假如他入朝为官，那么伊川在经筵上的奏疏、横渠被召见时的言论，大概都可以用来相信敬斋了。况且，假使敬斋稍微贬低自己的道，来顺从权势地位，难道不能很快取得官位吗？但他始终不肯用那种做法替代自己的坚持，是因为见理明白，浩然之气胜过了一切。张先生平日从这部书中获得助益已经很久，如今特意刊布它来启发后来的求学者。世上的学者如果能够不被卑贱所震慑，收摄自己的心，培养自己的气，用这些来进入圣贤的深奥境界，就不难了。

译《周易浅说》序 闽地自从龟山先生承载道统南来以后，理学的兴盛在宋代各地中居于首位；延续到有明，风流余韵仍未断绝。正德、嘉靖年间，姚江以良知之学倡导天下，龙溪、心斋一派的流弊越来越严重，唯独闽地学者卓然不被它迷惑。同时代如虚斋蔡氏、次厓林氏、紫峰陈氏，尤其著名。虚斋的学问，笃实地遵守程朱之学，对经书讲义的考引尤其受到学者推崇。《存疑浅说》相继问世，于是同它并立于一时。次厓大概是私下以虚斋为师的，紫峰则是虚斋的高足弟子。宋、元诸儒以后，谈论讲义的人必定推重这三家，我 圣祖仁皇帝亲自编纂《周易折中》，广泛从三家的《易》说中搜求遗书，采录了很多内容。只是《考引》《存疑》都已经流传很久，唯独《浅说》尚未重新刊刻，因此流传不广。雍正十年，先生的裔孙孝廉松茂赴京候选，带着这部书请我作序以便付梓。我认为，《易》这部书，纯洁精微，广大而无所不备。邵子讲它的数，程子讲它的理，朱子兼而有之，阐明卦象和占筮，实际上明确指出它是用于卜筮、为民用作先导的书。数从来没有不以理为根本的，理也从来没有不兼含数的。君子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辞；这些都是先生所说的宗旨。先生解释经书，探求羲皇、文王、周公、孔子的精微意旨，用浅近明白的言辞表达出来；每句话都力求有根据，不涉及捕风捉影，也不刻意追求艰深，使读者在文字义理之间明白理解，并且体会、玩味、信受奉行，这样或许可以历经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道。唉，《易》的作用广大啊，连大圣人尚且想增加年岁来学习它以减少过错，何况其他人呢？以诚信为根本，以正固守，顺应时机来善用它，又能始终保持戒惧，这就是减少过错的方法。松茂能够表彰祖先的德行，使这部书得以同《考引》《存疑》一同流传不朽，并且使天下人看到像我们闽学这样精微而详尽的学问，有志之士也可以因此奋发兴起。《学规类编》序 中丞仪封张先生以伊洛一脉的传承，在闽中开创正学，仰体皇上崇尚儒学、尊重道统、训诫勉励士子的旨意，特意在三山府城设置正谊堂，亲手订成《学规类编》一书，向学者指示入门的方法和用功的要领。书成以后，命我世逺作序。于是叙述先生的意思，并私下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到孔子时才大为彰明；孔子的道，到孟子时才几乎断绝而重新明白；孔子、孟子的道，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时，久已停息而又更加明白。凡是他们循循善诱、启发引导，都是为了使人恢复自己的本性罢了。其要点有三：一是主敬，二是穷理，三是力行。不以主敬为根本，那么无私的本体靠什么来澄清？不穷究义理，那么天下古今当然如此的法则靠什么来考察？不努力实行，那么所谓学问就只是道听途说罢了，又怎么能够恢复本性原来的状态呢？”明代儒者有句话说：“道学不明，士子有的趋附权势利益，有的沉溺于辞章，有的流入禅学。”世逺私下认为，当今的弊病，大半在于权势利益和辞章，禅学则是更后面的事。士子束发受书，父亲教儿子、老师教弟子的全部内容，不过是把取得科第、谋取利禄当作急务；身心性命仿佛外在之物，甚至攀援趋附，把它当作进身的阶梯。幸而得志，就把保持俸禄、稳固职位、肥养自身、保全家族作为长远打算；其中能够卓然自立，形成一家之言而流传不朽的，有几个人呢？宋代的眉山、明代的北地，是辞章方面的豪杰。他们虽然在道上还没有什么成就，但平素所树立的，大都自视甚高，有所不肯做，难道肯同那些已经失去操守的人，把荣辱得失交付给一个人的口舌来裁决吗？如今以辞章自负而不夹杂权势利益的人，实在很少见。因此说：“当今的弊病，辞章是更后面的事。”宋朝正当理学昌明之时，周、程、张、朱几位君子并肩而起，他们在德性和学问上的功夫，明明白白地展现在天地之间。有些学者厌烦格物穷理的烦琐，便倡导心学之说，依仗超悟，凌越次第等级，一概以达到虚静、确立根本为宗旨。它的流弊如果不成为佛教明心见性的学说，也不会停止；因此有心于此道的人便起来攻击它。然而那些人的为人，大多能够辨明义利，严格对待取舍，出仕退处都很端正；只是由于学术上的差异，可能误导天下后世，所以不能不赶紧加以辨析。如今的人正忙忙碌碌地追逐外在事物而没有止境，难道还要担心他们流入明心见性的心学吗？所以说：“禅学又是更后面的事。”‘焉者’，就是‘也’的意思。先生以一代醇正的儒者身份，承担倡明、恢复绝学的责任，想使禅学回归正道，以正道来救治辞章之弊，并竭力启发那些被权势利益的隐微深重弊病所困的人。首先刊刻这部书，尤其深切明白。学者如果能够专一实行主敬的功夫，穷理而努力实践，以恢复本性原来的状态，那么历代圣人相传的道，万古之间也会如同一日。洛学、闽学的道统，难道要复兴了吗？”

译《濂洛风雅》序 借诗来传扬诗人，不如借人来传扬他的诗。借诗传人，诗一旦不能流传，人也就不能流传，就像茂盛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宽广大厦上的一块瓦。借人传诗，人能够流传，诗也就能流传，就像桂林中的一枝桂枝、昆山中的一块美玉。借诗传人，幸运的成为陶五柳、杜少陵，使人读他们的诗而思念仰慕其人；不幸的成为宋延清、刘梦得、温飞卿，使人读他们的诗，反而因此议论他们的为人。借人传诗，虽然他们遣词调、构思立意，不同诗人争夺一字的奇巧、一韵的精妙，但总的说来，他们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使人有所观感而兴起；诸位先生仿佛跨越时代同处一堂，这一人倡导、那一人应和。仪封张先生，正是借人传诗的人。他一生读书明道，以及修养自身、安抚百姓的方法，全都以濂洛诸君子为宗旨。从濂洛诸先生以下，直到罗整庵，他已经订正了他们的文集和语录，刊刻流传于世。现在又汇集他们的诗，订成一部诗集流传于世。先生大概是担心人们只忙于追逐诗歌，却不思考那些足以流传的诗人。并且说：诗是用来表达性情的，诸位先生的诗能够得到性情的正当状态，发于真情而止于礼义，或许可以接近《诗经》三百篇遗留下来的意义。假使诸位先生不想借人传诗，只想借诗传人，苦心经营、精雕细琢，只在声律弊病和对偶技巧之间下功夫，那么不要说他们本人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他们的诗也早就会变成毫无关系的东西了。真西山先生说：古今诗人吟咏凭吊古迹的很多，暮烟、平野、凄风、淡月，以及荒凉寒冷、萧瑟的景象，读者往往感慨悲伤。写得工巧固然工巧，但对世道并没有什么补益。君子评论诗，也只是因为它对世道有所补益罢了。这就是先生的意思吧。《古文雅正》序 康熙乙未年，我从京师回到闽地家居，多年评选历代古文，从汉代到元代，大约二百三十篇。弟子和门人私下抄录诵读，我不敢拿它来问世。雍正元年 特意召我入京，同志友李君立、侯张君季长一起参与讨论考订，又加以订正。高安朱可亭先生后来和季长任长洲县令，取出这部书交付刊刻，我于是作序说：“这部选本，从各家文集中选取了若干篇，从二十一史中选取了若干篇。至于汉魏时期的《丛书》《文选》《文粹》《文苑》《文类》，以及名臣奏议，偶然有喜欢的，也收录进来。文章虽然写得好，但如果同修身治世的大事没有关系，就不收录；言论虽然切实，但体裁不完美，就不完整收录贤哲的格言。事情必须可以效法、可以流传，文章必须可以歌咏、可以诵读，然后才予以收录。不收《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檀弓》以后的文章，是因为《檀弓》属于经书，三传虽然传述经义，也不及战国、秦代的文章，其中多有机巧智谋、损害道义的言论。不收荀子、韩非、庄子、列子的文章，是为了排斥异端学说。唉！空车外表的装饰，同狗羊皮革的互相讥刺一样可笑。不加以体察并亲身实践的功夫，只夸耀广博雕琢的作用，是先儒所羞于称道的。言语不能充分表达心志，文章不能流传久远，也不是大雅之道所崇尚的。把这些文章施用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发而为经邦治国的大业、永垂不朽的盛事之美。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文辞应当崇尚体制和要旨，这就是本集选文的原因吧？”凡是我所评论的，都是自己写下的心得，杂乱无章，足以贻笑大方，我也不顾虑。把它命名为《雅正》，是因为它的文辞雅正，它的义理正当。《重修漳州府志》序 康熙庚寅年春天，栢乡念庭魏君任吾漳的长官，我当时在京师，魏君把治理漳州的政务拿来询问我，说：“端正自己、保持清廉，安抚百姓、率领属下，这些本来就是您所学而用来施政的内容，不需要我再说。只是我们漳州府的地方志，从万历年间到现在已经缺失一百年了，这是政务中的大事，除了您没有人可以承担。”魏君慨然说：“这是我的责任。”治理漳州三年，政事协调，百姓和睦，所有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魏君已经掌握了当地山川、户口、风土人情以及盛衰沿革的大概。我当时服丧居家，他对我说：“京城中所说的事情，现在可以实行了，希望把这件事托付给您。”我退下后悲伤不已，久久不能入睡，说：“唉，故老都已经凋零了，士绅中年老而见多识广、完全知道明末事情的人，国初的事情已经凋零殆尽，我这个年轻人知道些什么，哪里敢参与这项工作？况且我们漳州自一百年以来，兵火频仍，典籍散失，守令和将校尚且有不能记载姓名的，何况乡村里巷中普通男女这样微小的人物，他们的孝行、义行、节操和烈行，哪里能够逐家考察、逐户查核呢？只是如果现在不修，将来就会更加困难。于是我同陈君石民、李君麟苍、陈君少林、汪君嘉仲等在癸巳四月开始筹办。魏君不怕搜集材料辛劳，也不吝惜费用，经过九个月，终于完成了大体的工作。甲午年春，我服丧期满入京，人物、赋役两卷还没有来得及定稿，陈、李诸君共同把它续成。开头结尾的序论以及编纂条例、传记，魏君又加以增删润色。这年冬天雕版完成，魏君寄书来请我作序。我认为，贤人君子行善，并不是因为贪慕名声，但名声最终归于他们；庸人不能行善，并不是因为顾虑名声，名声也就不会惠及他们。然而等到他们本人已经去世，他们的子孙往往以能够载入志书为荣耀，以不能列入其中为耻辱，难道不是人的常性以及秉持常道的善性中，有不可磨灭的东西吗？漳州建郡始于唐初，地处偏僻、濒临海滨，但山水峻峭清冽，积聚着雄伟奇异之气。宋代朱文公到这里任职以后，陈北溪、王东湖两位先生亲自承受他的道统，道术于是统一，礼法也大为彰明。前朝陈剩夫、蔡鹤峰等贤者，又起来接续发扬。延续到明代末年，周忠愍、黄石斋、何黄如诸位先生，气节文章尤其卓然，为天下人所敬仰，他们留下的风气和余韵至今仍然存在。我们漳州人难道不应当因为仰望前代贤人而更加自我勉励吗？况且，访求古迹的人要考察山川，审察时代的人要认识风土，考察变化的人要详察沿革。在这里做官的人，即使相隔千世百世，后人仍能依据他的仕宦踪迹和姓氏来了解他的贤能与否；从前人那里有所借鉴，后来人便有所警惕。凡是生长在这里的人，也会知道科名爵位本来不值得看重，只有砥砺品行、修养声名的人，才能让美好的光辉永远流传。这就是魏君修订编纂这部书的用意吧。

译《漳志·山川小序》清漳有许多名山大川，梁岳、大峰、太武、天宝、天柱，雄伟地横跨各处，排列在一起。南溪、西溪、北溪环绕回流，各自疏导自己的源流，彼此成为支流。漳州这个地方，背靠山岭、濒临大海，山川占去十之七八，能够建造房屋居住、耕田畜牧以获取食物的地方只有十之二三。然而山水峻峭清冽，积聚着清秀奇异之气，所以这里的人大多有气节，崇尚节操。遍观史册，漳州人在朝廷任职的多是正直之人，这也应当是山川灵气所造成的。旧志记载山川，条理贯通、脉络分明，仿照《禹贡》成文，今天仍沿用它。百余年来，有的地方因人而流传，有的名称因义理而产生增益，对原文加以润色增补也是不可避免的。《漳志·学校小序》《诗》《书》《礼》《乐》是用来培养士人的；德行和道艺是用来考察他们是否贤能的。聚集郡县中的士人，让他们在学校学习，是希望他们以圣人为榜样。圣人没有不可以学习而达到的。仿照《周官》中党正、州长的意思，设立社学、义学，是希望乡里宗族的人都知道学习。书院，是聚集其中的英才来教导他们。建立学田，是希望贤明的地方长官体察朝廷养育士人的心意，体恤他们的私人生活，使他们的粮饷丰厚。因此把相关内容分类汇集附在这里。自从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下诏天下州县都建立学校，漳州于是有了学校。紫阳先生来到这里以后，教化的声望更加盛大。婚姻嫁娶，全都遵循礼法，这是大儒恩泽的影响。世祖重视学校，再次颁布卧碑 当今皇上亲自制定《训饬士子文》，用来广泛勉励学官和向学之士，文质彬彬，盛况可观。《漳志·艺文小序》著书总目，自《汉书》以后，大多都有记载，这就是所谓的艺文志。然而只是记载篇名而已。近代的地方志，则把文章采集来予以录入，并不算繁琐。记载营建的起始，可以考察政治的好坏；记载山川的灵秀，考察古迹的人都可以从这里查考。然而言语没有文采，事情即使实行也不能流传久远；想要让不朽的盛事流传，实在很难。漳州虽然偏僻，但龙湖以一代才华在这里开创基业。诗歌具有初唐的正声，表奏文章则以儒术为根本；教化风采所影响之处，爱好古学的人前后相继。守土的贤明大夫，像其他地方的前代通达之士一样，也各有著述；留下题咏和高雅的文章，雄伟的编章和灿烂的简册，实在很多。《困学录》序 我的老师仪封张清恪公所著《困学录》正编、续编，仲子师载校订刊刻完成后，寄到京师，请我世逺作序。我读完后肃然起敬，感叹说：“中州自古就被称为理学地区，本朝则以汤潜庵、耿逸庵两位先生最为著名。先生仰慕潜庵，又同逸庵互为师友；他的学问以立志开始，以恢复本性为归宿。一生用来勉励自己以及勉励别人的，全都以程朱之学为准则。深切痛惜世俗沉溺于权势利益、迷惑于辞章；其中高明的人又被姚江顿悟之学误导，于是大声疾呼，如同救火救溺。唉，先生对于道，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了！”我记得康熙丁亥年，先生巡抚我们闽地，我当时年仅二十六岁。先生让郡守以礼节带我前去拜见时，交给我《读书录》《居业录》两部书，说：“由此体会研究程朱之学，由程朱上溯孔孟，由孔孟上溯尧舜，道难道有两种吗？”我在先生身边学习了两年，受到的奖掖教诲格外深厚；每当想到自己庸常空疏，便不甘心自暴自弃，不敢忘记自己所从来的道路。先生生逢 明盛之世而得到知遇 受到圣祖仁皇帝和当今 皇上始终如一的隆厚眷遇 圣祖常常称赞他说：“天下第一清官。” 皇上赐给他匾额，题为“礼乐名臣”。他的学术和功业光照天地，生前荣显、死后备受哀荣，很少有人能够与他相比。我独自感叹先生亲身实践、躬行落实的功夫是无法赶上的。他立心以忠信、不欺骗为根本，先生从年轻到老年从未用一句话欺骗别人，难道可以不说他是不欺骗的人吗？整齐严肃，是专一主敬的功夫；先生从独居到众人聚集在一起，从未有过戏言戏行，难道可以不说他是主一的人吗？学习必定先辨别义利，并且大大发扬恻隐之心。先生分巡济宁时，正值年成饥荒，带着家中数万钱财赈济，使几十万人得以活命；所属仓库的粮食不等申请，便立即实行赈济和平价出粜，即使因此获罪也不顾。从中书舍人屡次历任内外官职直到大宗伯，正常俸禄以外从未收受一文钱、一丝绸、一粒粮，全都取用家中的财物；深深厌恶古代节度使进献羡余以玷污自己的行为，凡是公余之资，全都用作救济百姓、供养士人的费用，难道可以不说他义利分明、满腔恻隐吗？自古圣贤无不以喜爱善行为心。先生见到人，就勉励他们成就第一等人的事业；只要发现一点善行，便赞美不已。抚治闽地时，他访求读书而品行敦厚的人；知道了这个人，就命所属官员资助送来；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就命人推荐送来相见；接待他们时遵守宾主之礼，请入书院，给他们优厚的膳食供给，每月亲自讲论三四次。那时闽学大为兴盛，穷乡僻壤的人都翻然悔悟、奋发兴起，直到今天，这种教化声望仍仿佛当年。等到先生做了大臣，所推荐提拔的人全都是天下的杰出人才；至于已经被推荐而世人还不知道的，又何止有限几人？这就是所谓自己拥有这种美德，所以爱好它深厚到了如此程度。有人认为先生温厚和平，而风节并不十分显著，这又是道听途说的见解。先生历任官职四十年，从未因私事求托他人，别人也不敢以私事求托先生。抚治闽地三年，举荐和弹劾全都恰当，官吏肃然，百姓安宁。抚治吴地时，他直接弹劾总督噶礼的奸邪贪污，奏疏中有“除去两江百姓的祸害，使四海人的人心快意”的话，天下传诵，最终依靠此举使 圣明和公道得以伸张。身为大臣，如果稍微动了保全身家性命的念头；守令、监司如果有攀附依托的私心，即使罪状已经昭然，他们仍然犹豫牵挂，想要上奏弹劾却不能自己决断。先生正直的节操和刚劲的气概，忧虑国事、保卫国家，即使同朱子弹劾唐仲友、许鲁斋弹劾阿合马相比，又有什么不同？这正是大儒的风节，万古以来一脉相承。庸俗之人只凭一点小才而曲意巧辩，反而傲视那些体察道理、努力实践、笃实求学、守持正道的儒者，也只能说明他们不知自己的分量罢了。先生刊布各类书籍，把理学、经世、气节方面的贤者著作合计五十余种。亲自编纂的，有《学规》《养正》等书；作集解的，有《四书》《濂洛关闽书》以及《正蒙》等书，全都刊行于世。这部《困学录》多是先生的心得之言，从亲自效力河工一直到临终之年，都有成卷的著述。它警醒自身、觉悟世人的言论分量很重，文辞恳切，总不超出使自己成为圣贤并勉励别人共同成为圣贤的心愿。先生已经逝去，我抚着书卷沉思，担心玷污河汾学派的门庭，常常惭愧自己如同无用的栎树。谨以此记下我的惭愧，并不是能够表彰先生万分之一的功德。

译《大学衍义补参订》序 我曾说，朱子的《小学》一书，内篇汇集十三经的精华，外篇采录十七史的要领；修身齐家的道理，全都具备在其中。至于西山的《大学衍义》，则是《大学》义理的总汇，把经、史、子、集合在一起，分条列出篇目，附上议论辨说，选择精当，论说详尽，道德方面完备，法戒之意明显。由《小学》而读《大学衍义》，根本与末节、精微与粗浅、体与用、隐与显，全都一以贯之了。明代丘文庄公扩充它，名为《衍义补》，把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要领分为条目，排列其源流，确定取舍；忠言伟论前后连贯，也是西山的功臣。南汇顾子凝笃实修养、仰慕古人，奋然从事有用之学；读文庄的书，摘取其中要旨，补充其缺漏，有时附上自己的见解。他的言论平正通达，重要的是可以付诸实行，不违背《大学》的宗旨。顾子凝不敢自信，拿来请我质证并求我作序。我认为世俗之学使人沉溺已经很久了，浅陋的人以求取科举、迎合世俗、博取宠幸为事；高明一些的人则致力于记诵、擅长诗文，把这些当作终身事业。子凝对此很有感慨，于是深思广览，亲手抄录这部书来研习。这样做，难道不就是程子所谓“学问要广博却不要杂乱，操守要简约却不要浅陋”吗？或者我听程子说过：“天德王道，关键只在谨慎独处。谨慎独处，是曾子解释《大学》纲要时所说的功夫，也是诚意正心的实际功夫。”子凝应当勉励自己，从身处暗室、面对屋漏也不欺骗自己做起，来决定在道义、文章、利禄之间的取舍；不只是知道这些道理，实际上也确实践行了它。《四书集注衷义》序 雍正二年秋天，我的朋友郑君淡之来信说：“我近来编成《四书集注衷义》，把朱子前后各时期的说法互相参照考订，使它们归于一致；又附上宗庙、明堂、井田、郊社的图制，正准备刊刻问世，希望得到您一句话，题在书的卷首。”书刚送到，淡之却不久便去世了。我没有见到他的书，不敢轻易为它作序。过了两年，黄君双玉寄来几卷给我看，我读后潸然泪下，说：“唉，这是我亡友淡之用心钻研十多年才写成的书啊！”淡之是我们漳州著名的宿儒，参加考试总是名列第一，笃实守行、敦厚重义，在漳江一带很有声望。我自翰林任职十年后居家，常同东江诸友谈论经书、评论文章，互相以宋儒之学勉励。淡之广泛观览，亲自考证研究，反复磨炼，胸中常有不可阻塞、不可磨灭的气概。如今皇帝登极，下诏举荐孝廉，当政者首先想推荐淡之，但他因病不能赴任，至死未能成行。唉，这是上天保佑善人吗？对这件事又能说什么呢？这部书以朱子所确定的中正之道为标准，旁采各位儒者，下至近代贤人，凡同朱子相合的都加以收录。他涵泳玩味原文，运用众家说法而加以阐发的地方，尤其简明直接而有体例。我曾说，读书贵在有心得，亲身实践而不只是崇尚讲明；然而讲明正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得，并启发天下人信服、学习、训诫、实行。汉代儒者解释经书，重在讲明；宋代儒者解释经书，多有自己的心得。程朱的著作如同日月照临天空、江河运行大地，已经达到极高境界。我则认为讲明与心得不能兼得时，明代的《考引》《存疑》虽然都可以流传不朽，但《存疑》中的心得更多。《考引》本朝《四书》讲义，首推平湖陆先生、安溪李先生，足以觉悟世人、流传后世。其他如汪、武、曹诸位贤者，考证辨析、采录资料，并非没有可取之处；然而宣扬自己、追逐外在的意图较多，求之于亲身实践和心得的功夫却少了。言语是内心的声音，内心发于声音，不可以欺骗，也不可以掩饰。我不敢轻率评论前辈，只是曾经探讨并亲自体验过，之后才知道其中不可妄加诬蔑。如今《衷义》一书已经流传于世，有见识的人自会作出定论。只是考察他的笃实品行，再来观察他的论述编纂，就像逃避空虚的人忽然听到脚步声一样，足以证明其真实。其门下高足黄希上等诸人共同参订并刊布此书，都足以流传后世。

译《四书尊闻录》序 我曾经考察六经和诸子百家，然后感叹《四书》的言语切实。考察古代的注疏以及宋代以来各位儒者的讲义，然后感叹朱子的用心精细。读六经和诸子的人，只要把《四书》作为衡量标准，就足够了。读《四书》的人，只要研究朱子的《集注》以及《或问》《语类》等书作为参考，也就足够了。明成祖下诏让儒臣编修《四书大全》，它的选择未必精当，论说未必详尽；然而汇集各位儒者的讲解，以供考核，对学者的帮助也不少。此后《考存》《浅达》以及《说约》等书，发挥引申，归根到底都是使人把道理体现在自身，用内心验证它，发之于文章，落实到事情上罢了。诵读圣门关于孝的问答，就应当反省自身说：“我应当这样来尽孝。”诵读圣门关于仁的问答，也一定要反问自己说：“我应当这样来求仁。”诵读关于“诚身”的纲要，就应当说：“我怎样选择善道并牢牢坚持，使自己的身心得以真诚？”诵读“知言养气”的论说，就应当说：“能不能使我的气不受私利的恐惧牵制，而刚强盛大、充满天地之间呢？”如果不能把它体现在自身，用内心验证它，发之于文章，落实到事情上，即使遍读广取，又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能够把它落实到自身，在内心加以验证，发之于文章，施行于事务，那么即使只是片言只语，也都可以终身用来勉励自己，进而向上仰慕贤人圣人。然而践履实行，必定先要通过讲明义理、参考诸说并融会贯通，然后才能心静理明，或许才可以把它落实到自身、在内心验证、发之于文章、施行于事务吧？如此说来，讲明义理的功夫又怎么可以迟缓呢？长洲戴生景亭闭门穷究经书十多年，志向和操守不凡。从《四书大全》以及《防存》《浅逹》等书，没有不认真阅览的，又拿来向我请教。他把平湖陆先生、安溪李先生的讲解加以整理，选择其中的内容保存下来，汇编成《四书尊闻录》。书成以后，请我作序。我读这部书，竭力探究其中深藏的义理，觉得它简约而完备，详尽而切中要领，不必旁搜远览，儒家先贤的义理意蕴已经全都具备了。读这部书的人，就可以把它落实到自身、在内心验证、发之于文章、施行于事务了。如今的士人，只想着把它发之于文章罢了，其余三项都看作不太切要的事情。不能在身心上验证，文章也不会亲切有味；不能施行于事务，就只是所谓道听途说而已。我 本朝正统的学术昌盛明朗，超越了前代。皇上尊崇圣学、重视儒学，学问贯通天人，每当 在经筵进讲，或在便殿召见时，总是剖析显示精微的道理，仿佛心灵本源彼此相接。圣人的教化所熏陶浸润，天下的学术日益趋于醇正。戴生编写这部书，他每天用来勉励别人的，也就是勉励自己不要辜负发愤苦读、闭门著述的苦心，以响应文明的教化。而读这部书的人，更应当把它落实于身心，施行于事务，不要只想着发之于文章，这样就差不多了。《桐城夏氏忠孝节烈录》序 一门之中集中具备，并且能够完全体现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这难道不是揭示天经、扶持地义、树立三纲五常，横亘万古而不灭的吗！桐城夏孝子某，年少时就有极深厚的天性，六岁时丧母，服丧时像老成的成年人一样；父亲病了，割取大腿上的肉进献给父亲，父亲去世后，又在墓旁结庐守墓，始终如一。孙忠烈公某，起初授任黄陂县丞，因推荐补任麻阳令，还没有赴任，贼寇就来了。孙公出没于烽火箭石之间，浴血奋战、死守城池。城破后，贼寇任命他为伪守，他指着贼寇辱骂，贼寇砍断他的左右手，他仍然不停地痛骂；贼寇于是割掉他的舌头，剜去他的眼睛，砍伤他的脚，他至死不屈。有一女嫁给潘氏，丈夫死后只有一个女儿，守节十八年，始终如一日。有一女嫁给江氏，没有儿子，江君因参加考试死在旅舍，棺柩送到后，她焚香、沐浴、更衣，随即也去世了。忠、孝、节、烈集中在一家之中，唉，这是多么盛大啊！有人说割股并不是孝，详细考察这位孝子的一生，他起初有不计方式奉养父母的孝心，最终又有结庐守墓的诚意；他的割股，是孝心真挚恳切，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如此，这正是纯孝。有人说县丞只是小官，难以和古代死节的名臣一同流传。其实身居高位却不肯死节，罪过反而比卑微官职者更重；身居低位却能够舍生赴死，他的节操超过高官，这是评论古人时所用的权衡标准。忠烈公没有因为升职而产生推诿责任之心，也没有因为官职卑微而苟且忍辱求生；他不接受伪职，直到肢体被砍断仍然不停地辱骂。这同唐代的张巡、许远，宋代的文天祥、陆秀夫有什么不同呢？两个女子的贤德，一个因为生有一个女儿而守节，一个因为没有子嗣而殉夫；这些都是按照义理所当然的选择，来实行自己内心所安的准则，可以说是仁了。我读《宋史》，看到崇安刘氏，自忠显公刘韐慷慨殉国之后，儿子刘子羽、孙子刘珙等人都大节显著，一门之中获得忠臣谥号的有五人；建阳蔡氏，自牧堂公蔡发笃志学习、守持道义以来，儿子蔡元定、孙子蔡沈等都登堂入于圣贤之域，一门之中以贤德著名的有九人。这些都是我们福建特别卓异、声名流传千载的人家。如今拿夏氏与他们相比，难道不能与他们并列辉耀吗？那些科举功名、爵位官职显赫相连，受到庸夫俗子羡慕，却在志向节操方面庸庸碌碌、没有什么表现的人，唉，真是浅薄得不像大丈夫啊！

译《黄氏宗谱》序 古代建立国家、创立家族，宗族支派秩序井然。《左氏传》说，君、卿、大夫的世系清楚详尽；《国语》中史伯论述祝融的后裔，也丝毫不乱。大概因为有简册可以查考，有流传可以验证，所以能够推究一本之源，厚待宗族支派，使恩义贯通流行，敬爱欢悦都充分具备，其中的意义是很深的。后世向官府呈报民籍的制度废弃已久，户口数目只成了空文，越过乡里迁徙的人往往很多，文书编册散失，氏族也无从考据。汉、晋以来，韦孟、陆机一类的人，关于世代德行和家族风气，都有陈述；间或远溯接受姓氏、命定氏族的来源，但年代久远荒渺，难道都完全有根据吗？因此近世君子每每急切修订家谱，是出于追溯根本的心意；而我则从谱牒中可以考查的地方开始，是出于极其谨慎的心志。我认为，设立宗子以后，族姓才能联结；修治寝庙以后，情感和礼仪才能聚合。宗族支派的兴衰，程颢、程颐和张载常常对此深为感慨。至于花树韦家的宗族法，仍然有可取之处，难道不正因为它能够追溯祖先的感情、沟通亲爱的情谊，使人本有的孝悌之心油然而自然生发吗？唉，以父母的心作为自己的心的人，必定能够爱护兄弟；以祖宗的心作为自己的心的人，必定能够联结宗族。仁孝的道理，秩序次第出于天性，做人和做人子女的，在这件事上必定有不能自己停止的责任。温陵黄君澹园，是福建的望族子弟，素来宽厚而有文才，任魏郡东明县令，显著地施行惠民政绩。他已经营建自家的宗庙，又辑录先世谱牒中可以记载的内容，编成家谱；追溯根本的心思、极其谨慎的志向，都与古人相合。仁孝的心意，又足以使族人联结。黄氏一族将世代昌盛吧？所以我因他的请求，为这部家谱作序于篇首。这篇序是孝廉李君钟旺代先生所作，先生只是稍加删改润色。李君穷究经学、研究古事，持身严谨不苟，怀抱志愿而去世。先生常常为他的早逝感到悲痛惋惜，所以把这篇序附在文集中，借此使李君流传下来。受业弟子雷鋐识。《二希堂文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二希堂文集》卷二 礼部侍郎蔡世远撰 《安海诗》序 皇帝广泛施行文德，使武功得到安定，国运历数绵长，疆域版图日益拓展。在天所覆盖的地方，受到朝廷的覆护、涵养和温煦，没有不遵循教化、归顺服从的。若有阻隔疆界、自逞强雄、傲慢暴虐而不肯共同归顺的，皇帝便赫然发威，发动雷霆般的军队，攻破其境域，使他们畏惧威势、输诚归附，争相做臣仆。台湾原来是荷兰人的土地，后来被郑氏私自占据了三代。皇帝的威灵远播，命令姚公启圣、施公琅平定台湾并奏报功绩，设置一府三县。四十年来，休养生息，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只是当地土著很少，采用烧荒耕作开辟土地的，多是闽、粤两地的无赖子弟。土地广大就容易聚集奸徒，百姓成分复杂就容易招致祸乱。又加上海路浩瀚遥远，官吏有把那里当作驿舍、无心久任的想法，兵役轮番驻守也不能周全；想逐渐驯服民性、加以控制安抚，却受制于鞭长莫及。康熙辛丑年夏四月二十三日，一群不法之徒呼叫号哭、聚众作乱，蹂躏百姓，杀害我军总帅安平副将许君云、游击游君崇功、北路参将罗君万苍；三人各自率领部下将士浴血奋战，战死殉职。贼寇于是占有了全台湾，穿上华美衣冠，互相用伪造的名号称呼，文武官员逃往澎岛。贼势更加张大。五月五日，制府觉罗满公听到变乱，立即振作而起，对母亲夫人说：“我不消灭这些贼寇，只怕再也没有机会了。”他昼夜奔驰，把军队集中到鹭岛，大规模整治楼船和战舰，调集八郡兵力，限定日期进攻。提督施公先已率军驻扎在港口。满公一向知道南澳镇总兵官蓝公忠勇，便下檄令让他担任副将。将校士卒分路负责完成任务，抚军吕公调拨军饷协助军队，不向乡里征派额外负担，按时准备齐全。部署确定以后，集合大小战舰六百多艘、士兵一万六千多人。满公在江边洒酒祭江，天气晴朗，正义的声势广泛传播，众人的心志统一，士卒争相奋勇。侦察得知贼将之间发生内讧，便发布文告、设置旗帜、悬赏招降，使贼寇弃逆归顺，彼此互相攻击。六月十三日癸卯，从澎湖一齐出发。丙午日，施公派遣部将林亮、董方乘潮进入鹿耳门，各路军队衔尾相继前进。军队已经越过险要之处，人人怀抱必死之心，乘胜攻克安平镇，又转战七鲲身。贼众仍有数十万，蓝公率领精锐从西港登陆，绕到贼军背后，红夷炮轰鸣炸裂，贼军于是大败逃奔，逼近官寮时，贼军集合全部兵力抵抗，又把他们大败，使其逃到涂角埕；在那里又接连击败他们。癸丑日，长驱直入府治，全部平定。在此以前，满公还没有到达厦门时，边郡局势喧扰，城市、山村的人惶恐不安，辗转迁徙，米价飞涨，谣言四处传播。满公到达以后，运粮的船只纷纷到来，平价售粮，整治奸徒，市场照常营业，百姓都不知道战争的影响。各种谋略全部施展，纪律极其严明，众人这才知道贼寇并不难以平定。假如满公没有及早镇守厦门，那么内地必将盗贼四伏，鹭门的人全都逃散，澎湖也将溃败。施公虽然激励三军，但兵力少、军饷不足，难道能够在十天之内奏报成功吗？即使满公驻守厦门，如果不檄令蓝公一同出征，也不能成功。像这样迅速，三十天整顿军队，七天便奏报成功，真是太快了。天子下诏说：“捆绑其首领，安抚那些被胁迫跟从的人；不用杀戮而使人畏服，不用命令而使人自行奉行。”这一切都是由于皇上能够知人善任。上天眷顾保佑，厚重地生育出杰出良才，他们同德同心，遏制平息乱谋，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漳州处在最靠近海边的地方，回想郑氏之乱时，海上的妖孽、山中的祸乱同时兴起，残酷的军饷盘剥和焚烧巢穴，至今说来仍有无尽的痛苦。如今这次的喜悦，简直要从口中迸发出来，于是作诗歌以记载永久，题名为《安海》，是说这次战事不只是平定了台湾，边海各郡县也都安定了。台湾已经安定，在治理整顿兴盛起来的时期，平定台湾之后，也一定能够使它长久安定。追溯这场乱事的根源，选用贤能，彰明德教，铲除奸邪民众，逐步革新。我们福建人一定世世代代享受皇恩，繁衍昌盛，歌咏不止。世远有幸忝居史官，负有采集民间诗歌的责任，于是同陈君元麟、张君福昶、郭君元龙汇集采录诗篇，交付刊刻。《桐城张公焚余草》序 世远任翰林官时，侍奉安溪李文贞公，李公曾对我谈起先辈张文端公的为人，列举他的大节，传述他的逸闻，把这些当作美谈。于是说：“文端公担任宰相一年，便主动辞官归政；君臣之间始终恩礼周全，他的品格如圭璋般完美，有美玉般的优点而没有瑕疵。如今他的次子洗马君，真是美好而深厚，光彩长远而有光耀啊。”世远在心中记住了这些话，不敢忘记。洗马君就是现在的宫保丞相、天下人所称的桐城公。皇上即位以后，张公由卿贰升任尚书，随即进入政府，而且

译奉命教授皇子经书。世远凭借浅薄的才学，幸而 被起用，也得以滥列于讲席末座。张公不嫌弃我，屈尊从早到晚教诲、爱护我。在宫禁之中将近五年，我私下庆幸自己像一块弯曲的小木材，竟能上承受破格的 恩典，在朝廷廊庙之上接受规正雕琢；又庆幸能够追随诸位大人物之后，仿佛和风细雨吹拂滋润万物。张公有一天拿出一册诗，命世远作序。张公从在翰林供职二十多年，受学于家庭，为国家效劳，所作诗歌发自内心而合乎声律，文采光耀而从容充沛。根本大旨不外乎忠孝，却用谨慎厚重、平和中正的态度表达出来，像天门、日观的高峰，而根基托在厚实的山丘上；又像水势浩荡，容纳沟渠，包容蛟龙鼍鳄而养育鱼蟹；又像壶中的冰、未经雕琢的璞石。我听说古来有因人的品格而使其诗受重视的，有因诗歌而使作者受重视的，也有诗与人同时受到重视的。因人而重诗的，是程明道、邵尧夫；因诗而重人的，是孟襄阳、韦苏州；诗与人同时受到重视的，是苏廷硕、张曲江。也如同父子之间，有因父亲而使儿子受重视的，如韩魏公对于韩忠彦；有因儿子而使父亲受重视的，如李德裕对于李吉甫、吕公著对于吕夷简；有父子同时受重视的，如范文正公、范忠宣公。本朝一百年来，父子相继为相，除张公之外，屈指可数。所谓诗与人并重、父与子并重，后世的人一定会给他们作出恰当的评价。张公自己把他的诗命名为《焚余草》，大概是曾经被火烧毁过，后来凭记忆整理出来的。诗作断于康熙六十一年以前，后集还没有编定。张公遭逢 尧舜那样早起晚睡、勤于思虑的时代，歌咏皋陶君臣相得的诗篇、召伯《卷阿》的乐歌、吉甫歌咏清风的颂诗，歌颂和谐之治，使它与太阳一同日日更新。世远又将执笔署名其中，借此自我夸耀了。《家忠烈公遗诗》序 我们蔡氏在福建，有许多理学和节义之士。明朝末年流寇之乱中，捐躯殉节的人，四川威茂道忠愍公，名讳肱；明朝长沙司李忠烈公，名讳道宪，是其中最为壮烈而著名的。雍正十年，表弟陈君矩亭任长沙县令，那里正是忠烈公殉难的地方。他汇刻忠烈公的遗诗，连同前后悼挽诗，合成一集。世远读到这些诗，不禁茫然感慨，连连叹息。当献贼攻破武昌、攻下襄阳、进窥长沙时，巡抚、藩司、监司以护送吉藩为名，相继逃往衡州。当时太守入朝觐见，忠烈公代理太守事务，训练兵士、筹措军饷，作了死守的打算。贼寇知道公爱护百姓，说：“你不投降，我就要屠杀长沙。”公哭着说：“宁可杀我，不要杀百姓。”于是亲手杀了登城守卫的几十人，贼寇惊惧而退。总兵官尹先民暗中向贼寇送去降表，和公交战时假装败退，长驱逼近城池。公急忙疏散十多万户百姓，以守孤城发誓。城破后被擒，贼寇威胁他投降，公愤怒痛骂，始终不屈。贼寇让尹先民劝说公投降，公骂道：“只恨不能把你斩成万段！”并用手掌打尹先民。尹先民羞惭逃走。贼寇投掷刀刃刺入公的胸膛，鲜血溅到贼首脸上，贼首倒地；贼寇胆气尽失，用刀抵住他的脖颈，公却扬眉抬足，神色自若。贼寇砍断公的双足，撕裂他的眉毛，截断他的双手，他的骂声反而更加激烈；贼寇钩出他的舌头、毁坏他的牙齿，挖出他的眼睛、割掉他的鼻子，把他寸寸分裂，直到他死去。在此以前，公被擒时有九名差役跟随他不肯离开，贼寇先杀死其中五人来恐吓公，公却不为所动。公死后，接着轮到凌国俊。国俊是九人中的一人，他说：“等我埋葬我的主人以后，再接受杀戮。”贼寇答应了他。国俊枕着尸体呼天大哭，脱下衣服包裹尸肉和骨骸，把公埋葬在城南醴陵坡；然后又回到贼寇那里，贼寇认为他有义，便释放了他。国俊说：“这是我借义的名义来苟且偷生。”于是上吊而死。事情传到朝廷，追赠公为太仆，谥号忠烈，立庙祭祀永不废止。兵使者堵公引锡为他置办衣冠，改葬，并登记跟随叛逆的绅士们的财产，用作忠烈公祠的祭田。我的乡人倪君康年任善化县令，倡议重修公祠，又追回被侵占没收的祠田。抚军丁公学孔、赵公申乔相继为公表墓，整顿祠祀事务，并让凌国俊配享公祠。公以有名的进士出身，死时年仅二十九岁。他所作的诗清幽峻肃，凛然光明，正如他本人。唉，自古以来国家多难，在动乱急迫的时候，难道没有卖国求降、苟且保全身体、后来身居显要官位的人吗？可是，他们后世的子孙会以此为荣吗？不会吗？即使他们乡里的人会以此为荣吗？不会吗？会把他们引来亲近吗？还是会推开他们使其远离呢？忠烈公死去已经将近一百年了，但凡是在这片土地上做官、居住的人，没有不凭吊叹息、感动仰慕而不能自已的，何况是同宗谱系的后代和故乡的乡亲呢？忠愍公的死，是因为松藩镇帅朱化龙内部叛变并胁迫他投降，公的兄弟、妻子和家属中死去的有三十二人。忠烈公的死，是由于尹先民向贼寇送降表，激发了他的忠义，也感动了跟随他的差役，难道不是可以长久垂名于天地之间吗？凌国俊不过是一个徒隶，一旦舍生取义，便使官绅百姓都瞻拜敬慕，经历千百年也不会衰减。如此说来，苟且偷生的人尊贵吗？舍生取义的人尊贵吗？读这些诗的人，可以慨然奋发了。

译《李思亭同居诗》序 我和李君思亭是同年朋友。李君兄弟八人奉养母亲共同居住，合灶做饭，恭敬和顺，和睦融洽，家门之内没有一句离间争执的话。康熙丙申年冬天，思亭亲自写了一首百韵诗记述这件事，孝敬、亲爱、友爱、恭敬的感情洋溢在言语之外。漳州的绅士们各自作诗歌来赞美他们。思亭说：“我并不是要夸耀自己，只是害怕兄弟们现在聚合而后来离散，离散以后又不能重新聚合，所以叙述先辈的训诫来勉励我的子弟，也让我的子弟各自勉励自己的妻子，使妯娌和睦，希望能够彼此亲近、彼此忍让，永远不厌弃。”我说：“思亭贤德啊！思虑深远啊！周子说：‘家庭困难而天下反而容易，家庭亲近而天下反而疏远。凡事，疏远的并不难，亲近的才难。’再推而论之，人多的地方并不难，人少的地方才难；显著的事情并不难，细微的事情才难。因此，国家比天下难治理，家庭比国家难治理；家庭之中还有父子、兄弟、长幼、尊卑的等级。人的身体只有一个，最难治理的是自身；身体之中又有耳、目、手、足和各种器官各自的职能。心没有形体，最难治理的是内心；心的发动表现为意念，而意念要做到诚实又最难。如果能够使意念诚实，那么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可以一以贯之。因此君子用力的地方，以诚意为先；建立规范的关键，以齐家为要。思亭贤德啊！兄弟八人仍然像同一股气息；妯娌则聚合八个姓氏成为一家，再加上子弟、仆童共有一百多人，却没有一句异议，这难道不是长期积累真诚的结果吗！”我听说思亭治理家庭，总揽大纲，家中的出入账目，都由仲君主管。其余人各自安于自己的职业，读自己的书。仲君贤能而无私，所以直到今天大家都能安然相处。家人之间的乖离，往往开始于妇人；勤劳节俭并不是妇人难以做到的，问题在于自私。自私以后又影响丈夫和子女，家庭的道理就败坏了。由此说来，不只是思亭贤德，也是仲君以及诸位兄弟、妯娌深厚的天性，彼此互相勉励，才达到这样的境地。思亭将要到京师做官，如果把这种心意推及治理百姓、养育万物，树立仁爱和敬意，从家庭推及国家，哪里会有边际呢？我的兄弟三人也奉养母亲共同居住，家中人口还不到思亭家的三分之一，却惴惴不安，害怕我们真诚相爱之心不足以把彼此联结起来。读了思亭的诗，我不禁感慨而又羡慕，于是写下这些话。《黄元杜文集》序 人才之所以不如古人，国家之所以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是因为做士人的见识趣味卑下浅近，志向器量狭小，只浅陋地拘守一册时文，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遇到督学使者按临考试，取得高等，便洋洋自得；和同辈混在一起，稍有不如意便郁闷不悦，过一段时间又忘了。到了乡试之期，便重新拿起从前拘守的文章加以温习；落榜后又郁闷不悦，过一段时间又忘了。如此循环，直到终身老死才停止。即使侥幸考中，也不过随着时势俯仰，遇到事情临时补救；没有志气来鼓舞自己，没有师友来激励自己，没有学问见识来充实自己。于是竟把考中看作成材，把做官看作事业。如果不是志向高远卓异、不被《折杨皇荂》这类流俗声乐所拘束的人，哪里足以谈论经邦治国的大事业和不朽的盛大功业呢？邵武黄君元杜，年少时就怀有不受拘束的志气，所读经史子集，都要发之于文章，想和古代作者争相辉映。康熙戊子年，仪封张清恪公巡抚福建，开办鼇峰书院，邀请有志之士在其中修书讲学。元杜侍奉他的尊君存庵先生来参加这一选拔。存庵先生是闽中有名的孝廉，拒绝耿逆，不接受伪职，在家乡倡导学术直到终老。元杜承接他的学术渊源，自我砥砺。我当时也侍奉先父，得以列于讲席末座，读过元杜的文章，已经略见一斑了。辛卯年，元杜在乡试中举，文章更加精工，学问更加勤勉深厚。只是漳浦和樵川相距一千多里，不能像在鼇峰书院时那样继续相互讲论。雍正十年，元杜赴京谒选，把他的全集给我看。他文章中从容平和、温厚愉悦、俯仰揖让的姿态，极像欧阳公。他论述古人的各篇文章，虽然比不上苏轼《志林》的雄健奔涌，但疏朗畅达，也属于苏轼一流。可惜他困处在闽地山海边远之处，不能执掌大手笔，为当代人物撰述，来彰显国家的盛美。然而他的精气和光彩，自然会闪烁出没，呈现瑰异之处而无法掩盖。如今元杜将要赴任凤阳，我勉励他以欧阳修、苏轼二公为榜样，以文章闻名于世。不过欧阳公任夷陵令、守滁州，苏公任杭州、徐州等郡太守，都有极为出色的政绩，志向节操也十分伟岸；出仕时是清廉奉公的良吏，入朝后成为有名的卿相。元杜应当勉励自己，张清恪公当年的教诲仍然回响在耳边。存庵先生积蓄数十年而未能施展的抱负，难道都要在元杜身上发挥出来吗？关键不在于奔走追逐声名，而在于安守本分、尽职尽责，以经术文章治理一县百姓，承担一时代的事业；这样取得的成就难道会有边际吗？因此我为他的文章作序，并将它传布，同时用来赠别送行。《陈峻侯诗》序 松溪陈峻侯来到鼇峰书院，跟随我学习。他能够挺然自立于流俗之外。凡是我和朋友们互相砥砺的主张，大多迂远而少有切合实际的，只有峻侯深信不疑并且爱好笃诚。峻侯是建宁有名的士人，参加学使者主持的考试，多次在同辈中名列第一。他擅长古文，尤其喜爱诗歌，曾亲自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激鸣草》，已经积累了几千首。鼇峰书院所作的诗，又编成一集，也以《激鸣》命名。峻侯家境极其贫困，性情旷达不羁，所遭遇的事情多有坎坷。我不知道他所谓“激鸣”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因自己的遭遇受到激发而这样说吗？还是看到流俗的学问已经卑下靡弱到极点，士子沉溺其中日久，不愿屑屑然与世俗同流合污，所以受到激发而发声吗？建宁原本是理学发达的地区，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仍然存在于人间。假如充分发挥峻侯所学，立志一天天向上，检点自身唯恐来不及，我又哪里能知道峻侯最终达到的境界呢？峻侯在书院中，和同安许保生志趣相同、道义相合，他们唱和的诗也最多。保生的诗以雅正丰赡见长，峻侯的诗以清新飘逸见长。总要考察他们的格调，来审察他们的性情。二位难道只是凭诗歌被人认识吗？还是不只是凭诗歌被人认识呢？这取决于二位自身的勉励，也取决于世人如何认识二位。

译《晋阳灵雨诗》序 康熙六十年辛丑，山西大饥荒，平阳、汾州尤其严重。左都御史、如今的相国高安朱公衔。奉命前往赈灾，因而使无数人得以保全性命。雍正元年，朱公和我一同在宫禁任职，曾对我讲述设置赈济的事宜，并且说：“阳曲县令沈君的政绩，是山西第一。”我说：“他是我的姻亲。”当时心中已经记住了他。后来山西人又对我说：“沈君治理阳曲，阳曲是省会附近的地区，他能够体恤百姓、造就人才；上级官员、差役以及旗兵中有玩弄法令的人，他都拘捕惩治，毫不宽贷，没有人敢喧哗。其他郡县有难以审断的案件，都说应当交给沈君审理。”他们尤其喜欢谈到沈君祈雨的事，三次祈求三次应验，官民都惊叹，把他当作神人。沈君曾三次任职山西，最初任阳曲县令，第二次治理沁州，后来任汾州知州，两次受到 天子特别选用，都有惠民政绩。庚戌年，沈君因等待补缺入京，带着一册《灵雨诗》给我看，我因此得以详细了解当日的民情。原来从庚子年秋到辛丑年夏，经历三个季节没有下雨，祈求总是不应验。沈君率领绅士步行一百二十里，到五台山神祠祈祷，当天夜里就下雨，连续三天三夜下大雨。阳曲四方，没有不被雨水充分沾润的。沈君回来后，中丞率领大小属官到郊外迎接，百姓万人拥挤在道路两旁，欢呼庆贺。我于是感叹，天人感应实在神妙，而诚信没有不能感通的。平日以诚心治理百姓，百姓就会信任他，那么凡是有关百姓的事情，没有不得到回应的。以诚心侍奉上天，上天也信任他，那么凡是向上天祈祷的事情，没有不得到回应的。什么叫上天信任？可以从百姓是否信任他来推知。什么叫百姓信任？可以从他是否以诚心治理百姓来推知。诚信之道贵在预先培养，而忠实对待百姓，正是取得神明信任的办法。沈君平日为百姓行善，为百姓培植福祉，百姓心悦诚服并且信任他，所以天也信任他，三次祈祷而三次应验。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吗？诗是用来表现性情、同时记载事实的，不必以工巧为要，也不过是根本出于真诚罢了。《陈少林游台诗》序 我的朋友陈少林，年龄还未到壮年，跟随族兄总戎公在闽、粤之间从军，后来又渡过江湖，经过吴、楚，寄居在黔中。他在黔中参加茂才考试名列第一，随即游学国学，回到漳浦。漳浦是他的旧乡，那时他已经三十多岁。他跟随县令陈莘学先生学习讲经，又应中丞张清恪公之招，在鼇峰书院讲学修书。少林通晓经书历史，熟悉经世济民之学，到这时又用宋儒的著作来充实自己。七次参加乡试都没有中选。康熙辛丑年五月，台湾告急，镇帅战死，副将以下有的战死、有的逃窜，文臣逃回澎湖。制府满公亲自驻守厦门，访求熟悉台湾事务、精通谋略的人，以财物到少林家中聘请他。少林慷慨赴幕，说：“贼寇不过是盗窃草野、没有长远谋略的一群人，要吞并他们并不困难。”满公说：“你能替我渡过波涛、冒着箭石，亲自到战场上办事吗？”少林于是出发。当时满公在中间调度，提督施公、总戎蓝公分别统率一万六千人。少林作为制府的军师，在两位将领之间往来谋划。六月，军队攻克鹿耳门，随即收复安平镇，在七鲲身大战，接连击破数十万贼众，长驱攻定府治。少林和施、蓝二公商议善后事宜，然后告假归乡。满公授予他一个儿子把总的官职，说：“我本来就知道你淡泊仕宦之情。”众人都替少林感到委屈。少林说：“我有什么功劳呢？控制调度，是满公的功劳；派遣将领先进入鹿耳门，是施公的功绩；在七鲲身大战，终于平定府治，是蓝公的力量。而且我不过是一个读书人，拿着一管笔，凭三寸舌，在军阵之间往来，亲眼看到天子的威灵和将士的效命，仅仅七天就消灭了巨大的贼寇，上面替朝廷解除了 天子向南方顾虑的忧患，下面平定了乡里兴风作浪的警报，我的荣耀已经很多了，我有什么功劳呢？在这以前，少林曾修撰《台湾县志》，凡是所担忧的事情和筹划的措施，都能事先料中，所以满公知道他的才能而聘用他。甲辰年，少林再次游历台湾，感怀旧事，写了一首《忆昔》长篇诗、八首七律，抄录寄到京师给我看。当时我和总宪钱塘沈公一起读诗，赞叹说：“《忆昔》就是杜子美的《北征》，八首七律就是子美《诸将》一类的诗。虽然两人所遭遇的事情不同，但他们忠诚、爱国、恳切悲悯的心情，未雨绸缪的远虑，深厚的感情和高雅的格调，谁说古今人物不能相提并论呢？”所以我为它作序并使之流传，把他前后游台湾所作的诗也一并著录在篇中。《王直夫诗》序 我和直夫是幼年朋友。当时直夫擅长诗歌，我学习写古文。漳浦人重耳闻而轻亲见，大多轻视直夫的诗，我便为他的诗作序来替他彰显；轻视我文章的人，直夫就用诗来抨击他们。直夫的诗很快得到县令陈心斋、督学沈心斋两位先生的赏识，名声大为传播。我的文章也没有被当时的显贵名公所抛弃，直夫凭真实才华著名，我也窃取了虚浮的声名。直夫所作的诗，从近体诗入手，沉郁雅正而刚健；近来所作的古风、乐府，气韵深厚丰茂，意旨和义理积蓄充足，他难道不是不懈努力、专心学习古人吗？我曾说，诗和文章难以兼擅，诗中的古体和近体又难以兼擅。古来所称诗文都擅长的，只有唐代韩昌黎公、宋代苏东坡公罢了。不过二人的文章胜过诗歌，古体诗胜过律诗。我们这一群人中，陈少林、蓝玊霖、陈石民、陈非楚以文章闻名，作诗也喜爱古体，不喜欢律诗；庄元仲、李鳞苍、袁子楚以及直夫以诗歌闻名，写文章使用短小句节，不追求雄健畅达。就文章而言，传记和序论难以兼擅，少林长于传记，玊霖长于序论；就诗歌而言，子楚长于古体，元仲工于律诗，陈、李诸位也各有所长。如今直夫擅长古体和律诗而且能够兼擅，那么直夫愿意谦让于古人的，大概就是韩、苏二公吧？还是我听说诗因人而流传，因品格高尚而受重视，擅长诗歌的人推重陶渊明、杜甫。朱子晚年喜爱读陶、杜二人的诗，不用于光宁，仰慕靖节先生的田园生活，痛恨和议误国，赞美少陵忠于君主，这也正是因为二人平素所建立的品格和事业。今春我主持鼇峰书院，直夫赠诗给我说：“愿意断绝蔬菜根的清苦生活，任意挥洒处理万事。”直夫勉励我的话真是到了极点。近来他又寄诗给我说：“离群索居足以令人叹息，所守持的，应当求得正确。”直夫自我勉励的话也到了极点。

译《鹿洲初集》序 我的朋友蓝鹿洲年轻时和我同学，一同受到县令陈莘学公、督学沈心斋公、抚军张仪封公的知遇。九次参加乡试都没有中选；后来被选入府学、贡学和成均，朝廷中的名公卿大夫没有不赞赏他的才华、看重他的学问的。天子召见他，授任广东潮州普宁县令，并且说：“凭他的才华，担任府、道官职完全绰绰有余。”不到三年，因为不善于侍奉监司，便被削除名籍。潮州的官员、绅士、士人和百姓各自捐集钱财，替他缴纳因任官而欠下的一千七百多两。太守邀请他修撰府志，制府以礼相待，把他当作上宾，许多事情都向他咨询后施行；又代为刊刻他的古文若干卷。鹿洲寄信托我作序。我认为，如今写古文的人，问题在于气势不充沛，又在于学问不能适用于实际。气不充沛，即使拾取材料、加以修饰，外表装得古雅，也会薄弱短促，气势不能贯通三五行文字。古人所说的“语言有长有短、声音有高有低都恰到好处”，在哪里呢？学问不能适用于实际，即使文章激昂慷慨、抑扬反复，内心却空无所有，不能有所发明而形成言论。即使勉强说出来，也不能疏朗畅达。所谓“坐着谈论，站起来就实行”，又在哪里呢？鹿洲具有不受拘束的才华，注重内在品行，通晓经史，明白治国理政的体制。他平生谈到经世济民，必定说诸葛武侯；谈到文章，必定说韩吏部。他以振兴古代豪杰的气概自许，评论古今，铺陈事理，无论大小、上下、高低，都写得光彩照人而卓然杰出，奔放充溢而宏大恣肆，仿佛夹山雨后的江河溪流，巨石崩裂，悬崖绝谷，使看见的人震惊骇怕，退缩伏地而不敢逼视。可是考察他的言论，又都切合实际、符合时宜。不这样，便不能实行；这样实行，必定有效。鹿洲可以说是善于涵养自己的气势，卓然成为具有实用学问的人了。正当鹿洲 被召见时，按照惯例要到吏部应试，同列的人都局促不安地循守旧例，只有鹿洲独自奋笔写下五千字，奏陈五件事情。天子把他的意见交付有关部门讨论，许多建议都得到施行。不是抱负卓异、遭遇不偶然的人，能够这样吗？等到他任县令时，触怒了监司。有人劝他顺从监司的意思、委屈自己的节操，这样可以免除祸患。鹿洲说：“我曾经走遍澎湖、台湾，渡过大海，出入风涛雷浪之中，冒着箭石，进入深山密林，和那些剃发、凿齿、穿耳、文身的人杂处，接触毒雾，承受恶瘴之气，却没有害怕。何况我承受天子恩德而任职，难道 天子还会让他毁坏自己的正直、走邪曲之道来讨好监司吗？他终于因此获罪，三年以后才得以脱身。粤地的人从上到下，没有不在饮食之间爱护帮助他，邀请他并以厚礼尊重他，争相迎接招致他，唯恐落在别人后面。这不是具有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做到这样吗？凭借这样的气势发之于文章，文章的声势难道不会更加宏大吗？而且假使他做官时稍有愧疚之心，治理政事留下弊病，尚且没有脸面去面对那些京城人士，何况还能使他们在饮食上爱护帮助自己、邀请自己并以厚礼相待、争相迎接，唯恐落后，并且替他刊刻文章使之流传后世吗？不过，义理之气是一种气，血气之气也是一种气；有用之“用”是一种用，考察他所涵养的，也是一种用。鹿洲难道在义理之气方面还没有纯粹，依仗自己的才能而急于只求一时之用吗？鹿洲今年将要超过五十岁，经过磨炼浸润，学问更加精纯，涵养更加深厚，蓄积自己的气势以充裕实际功用，并把它发之于文章。我知道他的文章将会更加进步而驾凌古人，而他又哪里会仅仅凭文章被人认识呢？

译《雪岩诗》序 我漳州的林子牛，胡须修长，善于谈论，博雅而能作诗，尤其长于乐府诗；他的诗由柳宗元以上溯，摹拟汉魏诗歌。漳州旧有两位著名进士：郑白麓、戴麦村。白麓学问宏博而有史才，抱有不可一世的气概；麦村以风度见长，晚年的诗尤其精工。当时二人在漳州齐名，凡有论著，或商议政事，都说：“一定是我家子牛。”康熙癸巳年，我在漳城修纂郡志，郑、戴二人已经去世。我感伤故友的沉沦，凡是修治古迹、兴建废置之事，以及兴建名贤祠宇，子牛每每帮助促成，有时遇到急需成稿、我窘迫得无法应付时，子牛还从旁私下把自己的稿子交给我。因此我才感叹，郑、戴二人极力称许子牛、亲近喜爱他，果然不是虚妄。近来他落魄而不得志，家境更加贫困，眼疾又很严重。从前唐代张文昌善于作诗而双目失明，得到韩昌黎击鼓为他张扬声名，于是自身和名声都显达了，眼睛也痊愈了。如今子牛的才华和遭遇，很像张文昌，可惜我不能成为韩昌黎。子牛的诗，咏史抒怀、感触时事，悲壮清峭，使读者默然沉思。近来他把新诗赠给我，以及唱和我在都门所作的诗，名公卿士看见的无不赞许惊叹，问道：“林梦斗是什么人？” 便回答说：“是我们漳州的林子牛。” 《八闽试牍序》【代督学沈公所作】当今 天子圣明，海内归向风教，文教人才蓬勃兴起，天下怀抱奇才异能、才俊博学之士，无不在清明的时代奋发自励，这样已经有数十年了。康熙壬午年冬天，按惯例派遣学政巡视四方，考察学校。天子说：“凡是培植人才、体察我的心意来振兴众多士人的事情，没有比这件事更急迫的。召翰林、詹事府及词臣到内廷再行考试。” 诏命下达的那一天 又赐下御书，谆谆告诫，恩意格外周至。我以无才之身，错误地承当了福建的任职。私下想，福建是理学的地区、人才的渊薮，近年来风气日益提高，使者将用什么来仰报圣天子委托责任的深意呢？有人说考察士人的方法在于公正和明察；依我看来，公正并不难，明察才实在困难。公正之所以难，不过是自身、家室和功名牵累罢了。我本来出身寒微，入仕已有三十年，从不另行经营生计以求增长尺寸功名，先民的话我一向听闻；又见那些家藏金穴、朝廷中有生死之交的人，前车之覆接连发生，转眼便遭祸败，我把名利只看作水面浮沫罢了。然而若因此说我的鉴别没有差错，我又不敢自信。岁试、科试两次考试都限期举行，一年之内报功完结；刚到任时，静候郡县送来应试者，动辄就要耗费时日。全省考试结束，汇册送部，接受检查、核对、磨勘，前后约计三个多月。八郡一州，山势险峻、水流湍急，舟车往返两次，也超过三个多月。其中监临、校射，以及文书案牍，纷乱交迫，很少有安宁的时候。福建省生员、童生合计，几乎有二十万卷试卷，明经、太学生又有若干，我焚膏继晷，反复翻阅，即使像应世叔那样能一目五行，也还怕来不及。况且，才多的人苦于名额少，就像聚集细小的骏马和离群的骏马，而整顿缰辔驾驭中原群马，只能在控制、驾驭和奔驰之间稍微分出先后；权衡稍有失误，千里马就会长鸣了。才少的人又苦于难以寻求足够充数者，把碧玉混在石头中，把能照乘的宝珠、价值连城的玉石从碎石中寻出，怎么知道不会有一两块瓦砾乘机混入呢？我自从进入福建以来，精神疲惫不堪，连时日也顾不得知道；我的家在浙江，却像远在万里之外。皇宫深处的至尊天子仿佛近在咫尺，难道自身、家室和功名这两种念头还足以缠绕在我的胸中吗？如今之所以刊布这些文章，公开给同道，是为了说明我的苦心所在，不忍让它们被荒烟埋没。我不敢说能改变风气，也不敢自负能够品评文章。虽然如此，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制义，是代圣贤立言；不知道道的人，他的话就不能深切明白。所以经书传注用来培植根本，诸子、史书、文集用来增长见识、扩大议论。我不揣浅陋，想在风雨中争飞、鱼龙百变的文章里，选取语言有根柢、文辞重体要的作品，作为规范；堂堂正正，心意就在这里吧？只是“明”这个字，自古以来就很难做到，狐裘反穿，古今都为此叹息。我虽然勉力不辜负这番心意，终究不敢说这部选编合乎海内诸位君子的要求。还望诸位谅解我并教导我！《九闽课艺序》【代抚军张公所作】国家用制义取士，并不只是让人耗费精神、劳苦心神，猎取浮华辞藻，组织文字来求工巧。因为从古代圣贤的言论看，没有超过《四子书》的；读书人把心力反复探求于此，那么从家庭内部，直到侍奉君主、交游朋友，以及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道理，全都具备在其中。又怕人们认为它平淡无奇而不加以用心，于是标举题目，规定科名；不合科举规范的人，即使有高才，也没有机会自我显现。这是朝廷取士的深意，是使天下人划然一律地走出来。近世士人，遵循名目的人多，务实的人少；老师用来教的、弟子用来学的，都说：“这不过是科举之学罢了。”因为科举的缘故，才开始研治经书；又把经书的话看作只供科举之用，辜负圣贤觉世的心意，也辜负朝廷取士的本意。唉，这真是可叹啊！陈北溪说：“圣贤的学问，从来没有妨碍科举文章；义理明白，文字议论就更加有精神、有光彩；亲身实行而有所心得，平素已有根基，那么用来商订时事、铺陈治国体制的言论，无不是内涵深厚而发为外在文章的余绪，这不是空话。”伟大的我 皇上喜好古道、重视学术，特别用心于造就人才 御制《训饬士子文》说：要使士人先重德行而后重文章，希望那些读《四子书》、作四子文的人，抑制浮华、崇尚实际，亲身实行、切实践履，以此奋发而归向圣贤之道。然而积习已经形成风气，还不能完全革除；士人终年勤苦，含笔构思，与自身的身心毫不相关，这难道不是有心于世道人心的人最深切的忧虑吗？我奉 命抚治福建，私下不自量力，仰体

译皇上先实行而后作文的心意，刊刻《学规》《养正》等编，以及周、程、张、朱、许、薛、胡、罗诸人的著作，先后刊布。又想到制义这一途径，是用来阐发圣贤深奥义理、作为拜献自身之前的资具。到任以来，考察各地风俗、按月课试，披阅的文章已经很多，选取其中最好的，得到二百多篇，嘱托长洲汪武曹太史再加评定，付梓刊行。福建是理学著名地区，贤才世代辈出，素有“海滨邹鲁”之称；这里的人大多博学俊秀，崇尚气节情谊，重视名声节操，不肯作柔媚苟合的姿态，所以他们的文章多奇伟瑰丽，不肯蹈袭常规旧套；而且发言议论，多与儒家先贤的旨趣相合，不至于幽深昏暗、茫然不知归趣。因此刊定这些文章，把我平生诵习的内容，间或附上评语在篇末，并不敢说有所发明。鼓舞士人的风气，是为了培植国家元气；重视经书，是为了崇奉圣学；也让天下知道宋、元、明诸儒的著作同《四书》相互表里。起初要潜心体会玩味，使文章写好；又通过文章来约束自己的身心，端正自己的品行，那么对于 朝廷设置科举的本意，希望就不会辜负；而圣贤流传后世、设立教化的深切心意，也由此显现了。《雷用见时文序》汀州人大多敦厚质朴，是古代所说的士人，长汀、宁化尤其突出，大概是因为有李元仲、黎愧曾二位先生遗留下来的风范。元仲亲自受业于黄漳浦，坚守气节不肯出仕，著作丰富卓异，自成一家。愧曾则以元仲为师友，私下承受漳浦的学问；他任监司时有治理政绩，古文也宏博有法度，可见流传的风气已经影响深远。宁化的雷定国，字用见，幼年丧父，以侍奉母亲孝顺闻名；兄弟之间互相切磋砥砺，年少时博览强记，意气自豪，晚年更加深入研究宋儒的书。丁酉年，他的族弟贯一来到鳌峰书院，跟随我学习。用见写信来说：“近来看到先生的《学约》，更加知道反躬自省、切实要求自己的功夫了。同堂执经学习，却表面是这样、内心却相违背的人是有的；用见竟能闻风相慕，我却惭愧歉疚。用见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刚强而有志向的人。”庚子年夏天，贯一从汀州经过我这里，带着用见的一册时文，请求我评定。贯一回去后，用见就去世了。自古以来，那些意志锐利、努力求学的人，被寿命阻隔，来不及看到自己的成就、探究自己的作用，突然沉没而死去的，各代都有。用见喜好古文，我还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时文；但他的根柢深厚，以前代正人君子为准则，议论义理尤其有自己的心得。他的门弟子有几十人，其中有许多以文章闻名，准备把他的文章刊刻出来，向我求作序。我一向仰慕用见，却没能见到他；如今又悲伤自己评定了用见的文章，而用见竟至于还没来得及看到评语便去世了，执笔之下，不禁潸然泪下。《吕涧樵时文序》涧樵与我是己丑科同年，他的长子又在乡试中举；乙酉年，他还与我同在京城，所以我称涧樵为年丈。涧樵是中州的名宿，谦卑自牧、善于谦下，从不在我面前自我矜持。我曾考察汉唐以来家世兴盛的家族，推究起来以有宋吕氏为最；文穆公、文靖公以杰出的辅弼功业著称，正献公、荥阳公又师友于二程，德业更加盛大。南宋渡江以后，东莱先生以关洛之学为宗，蔚然成为大儒。到了明代，又有明德先生发扬光大而继承美业。涧樵就是明德先生的后裔。我曾说，中州多有深沉厚重之气，而涧樵得到的尤其深厚。吕氏世代多贤人，涧樵继承先业也没有辱没它。他既然已经以诗名闻天下，所作时文又浑厚简约、高洁雅正，难道根本极于义理的精要吗？时文衰落已经很久了，文气多浮薄革饰，文辞缺少体要，只在外表上涂饰，不出于内心体会；抄袭他人辞句，没有根本的学问。没有心得，便不能明察义理；没有平素的学问，便不能充分施用于实际。时文的得失，就是士人品格由此纯正或瑕疵的原因；士人品格的纯正或瑕疵，也就是国家能否得到人才的分界。《礼记》说：“侍奉君主的人，应先以言论作为进身的资具，然后献上自身，以成就自己的诚信。” 时文就是献身君主之前的资具，何况它还要代圣贤立言，士人反躬自省，能不感到惭愧吗？涧樵对此有所感慨而加以反正，那么也可以由此看出他的志趣了。涧樵父子同在朝廷，都有声望；他曾与我两次分掌京城乡试、会试，评阅辨析尤其深入，所以涧樵嘱托我作序，并使这篇文章流传。《李讱庵时文序》宋代名儒杰士，很多是凭兄弟共同著名的：程氏有伯淳、正叔，张氏有子厚、天祺，苏氏有子瞻、子由，吕氏有进伯、叔，都是由于家学深厚，兄弟之间互相以师友相处，所以他们的学术文章巍然成为振古以来、名垂当世的杰出人物。我的老师安溪文贞公有两个同母弟弟，排行第二的是讱庵先生，排行最小的是耜卿先生。耜卿能够通晓十三经，以礼约束自身；讱庵先生博览群书，以六经和宋儒之学为归宿，涵养充实纯粹，坦荡平易，遇到义理上不能做的事，总会显露在脸色上。年轻时考中贤书，任楚地嘉鱼县令，清廉能干，施行政绩多有惠民之处。康熙庚寅年考核列为最优，入京补任户部主事。世远当时任翰林，早晚侍奉在文贞公身旁，也得以承受先生的教诲，受到涵养熏陶，如同春风扇动万物。先生辞官归乡时，世远曾作序为他送行；先生去世时，我又曾到湖山写文章哭悼他。如今为先生的文章作序，怎么敢把自己置身事外？时文之学，前辈称为经义。所谓经义，是亲身实行、有所心得，善于阐发圣贤的旨意来立言；根柢深厚，辞理雅正，只有心思细密、学问醇厚的人才能做到。我曾读文贞公的文章，精确高古，是制义产生以来第一流的作品。先生文章的规范，与榕村藏稿一样，都能探究幽微、豁然开朗，舒展自如、纵横驰骋，具有刚健婀娜的姿态。从前伊川自称：“我的学问与明道相同还是不同？不同之处正是所以相同的地方。”如今先生的文章与榕村藏稿有同有异，其中不同之处也正是所以相同的地方。同与异之间的微妙，实在深了。世远正在编校文贞公全集，使它流传后世；又曾读耜卿的古文，感叹其中都含有经传的精华。如果以后刊刻先生的古文，我一定再作序并帮助刊行，绝不推辞。

译《钱弱梁时文序》看他的文章，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看他的文章，更可以知道他的政绩。他的文章平和雅正、冲淡深厚，他本人一定平易正直而且仁厚诚信；他的文章雄健挺拔、卓然出众，他本人一定有特殊的操守；他的文章切合义理、谐于事理，他本人一定心境澄明而通达。他为人如此，他的政绩也由此而来。我的同年朋友钱君，弱梁，是江南以南的老宿。他沉浸于经史，讲明经世济民之学，已经多年。他作文简约古雅、高远开阔，篇章长短合乎法度。我读他的文章，早已知道他的为人。康熙丁酉年，他以广文职位考核卓异，任福建莆田县令。我路过莆田，莆田人向我称说钱君的治理：清廉却不刻薄，严谨却不苛酷，百姓安居乐业，官吏不敢侵犯。莆田是事务繁剧的大县，而钱君治理它，充分有清廉能干的声誉。我由此知道，文章之道果然与政事相通。因此为他的文章作序，使之流传，并且告诉世上那些擅长文章、凭科举取得功名的人：他们都将承担治理民社、主持官府的职责；有的人却贪污自身，有的人庸碌无为、没有建树和明断，难道只是辜负上 朝廷设置官职、让他们任事的本意吗？他们面对自己的文章，也将更加惭愧了。《二希堂文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二希堂文集》卷三 礼部侍郎蔡世远撰 皇五子奉 《奉命祭告阙里文庙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道，到孔子时才集其大成。汉、唐以来，尊崇并效法孔子之道，各自达到隆盛。直到我 皇上才确立其准则，使心源与道法相契，昭明地追封五代以报答功德，亲临太学举行祭享，巍峨灿烂，古来未曾有过。雍正八年九月，重建阙里文庙竣工，黄瓦彩绘栋梁，全都仿照 宫殿的制度，乐舞所用的干戚，祭祀所用的罇、俎、豆、笾等器物，都由上方颁赐 皇上亲自书写的碑文，也刻在石上流传永久。礼部奏请派官员祭告，皇上特别重视这一典礼。诏令皇五子奉命前往办理此事。世远与皇子早晚讲论学问，至今已有八年，难道可以不写几句话来恭敬献上吗？心地清明而存于自身，志气如神，仰慕贤圣而以古代先贤为法，是皇子平日修养自身的情形。这次奉 君父之命前往，在祭祀之前，先清洁自己的心志，使仪容严肃恭敬，斋戒肃敬更加周备。进入圣人的里巷，走进圣人的门庭，抬头瞻仰大成殿、大成门。那是 皇上亲笔书写的。门上题着“圣时”“弘道”。这些都是皇上亲自审定的。瞻仰圣人的容貌，盥洗后进献祭品、奠酒，举行明洁的祭祀，拜伏叩首，仿佛看到了他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听到了他金声玉振的典范，亲自接受了他博文约礼的教诲。同堂合祀的，以及东西两庑所奉祀的，有四配、十一哲、七十二弟子，以及汉唐以来的各位儒者，他们展示给我周遍的正道，仿佛亲临师保身旁。颜子克制自己，子路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孟子集聚义理，这些都可以作为老师；汉代儒生传授经书，宋代儒生体悟道理，这些都可以诵读、效法。前代哲人、后世贤者，无论内修圣德还是外行王道，原则都是一致的。皇子要记住这些！礼仪完毕，拜谒孔林，随即到泰安州祭祀泰山。孔子之道，如同泰山一样。登上泰山顶峰，必定要从泰山山脚开始；精微义理达到神妙境界，也必定从敦厚地处理人伦、践履诚信开始。孔子说：“孝敬父母、友爱兄长达到极致，就能通于神明，光照四海，无所不通。”孝悌，是距离最近而可以循行的道路吧？曾子传授一贯之道，告诉门人说：“夫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忠恕，是最切近而有纲要的道理吧？这同登山的说法有什么不同？皇子要记住这些！恭敬地奉行。亲自做到这些，才叫效法圣人 《送仪封张先生祭告阙里序》孔子的道高德厚，实在与天地并列，和四时同运。汉、唐以来，各代都有加封谥号，优厚尊崇的典礼却还没有达到极致。皇上承受上天眷顾，继承帝位，君临万邦。孔子的道与他的心源相契合，深究其中的极致，以此为天下树立法则。敬重学术，尊崇老师。褒扬封赠王号，上及五代，尊崇隆盛到了极点。雍正二年四月，商议派遣大臣前往阙里。天子考虑朝廷中的各位大臣：如果不是沐浴自身、涵养德行，平时穿戴举止都合于儒者，就不能严肃地奉行祭祀之事，使祭告圣人显得光明。特意选拔礼部尚书仪封张公，命令他前往。张公是中州的大儒、朝廷的元老，敬奉圣人教诲，堪为朝廷仪表。他曾在我福建开府，福建人沐浴在他的教化中；后来抚治江苏，吴地人饱受他的至德；当初又曾巡视山东，驻节济宁，那里的人至今还歌咏追思他。现在凭借大宗伯的官秩和衔命，奉天子的命令，登上阙里文庙的大堂，奉璋、奠斚，举行明洁的祭祀；进退升降、揖让趋走，都严谨而有法度。圣人后裔、贤人后裔以及鲁国诸生，庄重恭敬、文雅济济，环绕观看，拱手站立。张公依据自己的学问，谆谆教诲诱导，使那些读圣人之书的人一定实行圣人的德行，内心正直、外表端方，博学文章、约束于礼，仰慕圣人并有所树立，然后才能安处正道；同时也用以推广圣天子尊崇圣人、崇尚学术、培育人才、教化士人的心意。自身有这样的德行，又将主持祭祀之事，兼且能够教诲他人，确实除公之外谁能胜任？天子还另有后续诏命，允许张公办完事情后顺路回到家乡，省视拜见太夫人，充分施行孝道，使亲人安宁，也探访亲友故旧，观览水丘桑麻，快乐地度过一个月，然后恭敬地返回其职。这样的诏命难道不令人高兴吗？世远曾在公的门下，受到的教诲最深，因这次出行而感到荣幸。谨此恭敬地为它作序，作为赠给公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