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希堂文集卷六

译《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论》有才华，贵在仿佛没有才华；但如果所谓“无才”是庸碌猥琐、卑鄙琐屑，终身碌碌守着狭小园地，面对事物不能认识，登上高处不能作赋，这同样是士君子的耻辱。然而我认为，有才而自恃其才，又不如没有才的好。伊川先生把有很高的才能和文章列为三种不幸，正是说的这种情况。从前夏、商、周三代选取士人，用乡学中的三种教法教育百姓，乡老和乡大夫考察他们的德行和道艺，把贤能之人的名册献给君王，选取的是实际品行，而不在文章。西汉以孝廉取士，东汉的四科，魏晋的九品，都重视品行。到了隋代建立进士科，唐代又分为明经、进士二科，从此以后，不凭文学词章便很少能够进身。节操可以比拟伯夷、叔齐，品行同于曾参、史鱼的人，往往屈居下位而不被知晓；而凭一字的奇巧、一韵的精妙，在文坛上驰骋，却能取得高官显名于天下。唉，这就是三代以后轻薄浮华之士越来越多的原因。种树以根扎得深为上，立身树品以务实为贵；才名过盛而自矜自傲、轻慢他人，不是成就大器的材料。凭借自己的才华去攀附趋迎，轻率地求取一次试验机会，更是丧失操守、辱没自身的人。昔日祢正平、孔北海倚仗才华而死，王粲、陈琳也因为才华最终被曹操任用，明白的人对此都各有讥评。唐初四杰果然如裴行俭所说；江东二陆最终死于非命，才华给人的牵累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其余如班孟坚依附窦氏，蔡中郎屈从董氏，刘歆被王莽任用，刘禹锡、柳宗元与八司马同列；这几个人都才高天下、学冠一世，最终却凭才华求取施展，投身于不应投身的人，使千年以后评论古人的人仍然感到遗憾。正所谓雄鸡不能自行截断尾巴，而参天蔽日的树木，反而被野藤荆棘缠住，自我束缚。然而我认为，伊川先生的话也许是有所激愤而发吧？当时王介甫凭盛名取得宰相职位，新法成为有宋之乱的开端，百姓不得安生；他的儿子王雩机警聪敏，文章传达到宫廷，却最终早夭。苏轼兄弟也凭文章显名，最后与吕陶等人分属蜀党，和朱公庭、贾易等互相攻击；这些都是伊川先生亲身经历的事。所以他当时每天与邵尧夫、张横渠等人剖析性命之精微，以复性明善为要务，以反求诸己、切近自身为功夫；对上承接孔孟的传承，对下开创考亭的源流，使士人知道应当重视的是这些，而不是那些。至于文章与实学都足以称道的人，便又不能一概而论。（此句承上：）至于文章与实学都足以称道的人，便又不能一概而论。《漳志丘墓后论》君子忧虑死后名声不能得到称许。人死了，还要称述他的名字，就像记载他的墓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墓也因人而流传。死后如周忠愍、黄忠烈，名声流传了；卑贱如陈布衣、蔡鹤峰，也流传了；微末如阮氏妇、蔡步卒，也流传了。明朝国运将终时，跟随黄忠烈死去的有四个人，后人表彰他们的墓，使他们的事迹显露出来；而靖难之变中死去的六位生员，竟然连葬在哪里也没有记载，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事。唉！石兽、石人是用来显扬墓葬的，并不是用来使墓葬流传的。富贵之人尚且可能声名磨灭，何况坟墓呢？《漳志宫庙后论》庙祀中规模大的，有关官员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历百世也不迁毁，我已经把它们载入祀典了。这些庙宇又为什么还要记载呢？汉寿亭侯关羽正气凛然，千秋万代都被视为忠烈。各郡县都有他的庙，有关官员在每月初一、十五前去拜谒。东岳行宫虽然不是郡县所应当祭祀的对象，但沿袭已久。天妃之神，海上船舰和蛟龙水宫都奉祀她以求祸福，所以所属县中也多有她的庙宇。其他名义未必全都正确，保留它们的名称，是为了留下这些遗迹。神灵降临莘地，左氏曾记载此事；渭阳、汾阴，虽《纲目》有所讥议，却仍然必须记录，何况其中还有并非全然不当的呢？《李立侯字说》【立侯后来改名为清植】安溪先生的孙子名叫清名，已经二十一岁了。他在庚寅年四月二日举行冠礼，冠礼当天，先生命令我世远担任宾赞。世远因为老师的命令，坚决推辞却不能获准。古礼有由宾为冠礼者取字的规定，先生又命我为他取字，并写一篇字说。世远又因为老师的命令，坚决推辞却不能获准。于是谨慎地根据他的名字为他取字“立侯”，并写下这篇文字赠给他。孔子说：立身行道，使名声传扬后世，使父母显耀，这是孝的最终完成。古人所说的显亲扬名，除了立身行道，还能凭什么实现呢？叔孙穆叔说：最高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这就是三种不朽。所谓不朽，就是名声；要使名声不朽，就必须从立德、立功、立言来实现。如今您既然以“立”字作为自己的名，今后用来立身的准则，应当怎样呢？我又听说，君子的学问，以立志和居敬为根本，以致知和践行为功夫；这些功夫一齐施行，就可以达到圣贤境界，并不困难，但一定要以立志为基础。人如果名节尽失，加上受到习染已经很深，年纪和精力又衰老，那么要在一天之内卓然自立，就困难了。否则，昨天还是普通乡人，今天想成为圣人，只要狂者能够克制自己的杂念，就可以成为圣人了。何况您正值弱冠，气质清明，早晚亲自承受我老师的教诲，家学又很茂盛，远远超过众人；只要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成就哪里可以估量呢？孟子说：舜也是人，我也是人。舜能够成为天下人的法则，流传后世；我却还不免只是一个普通乡人。这就是立志的道理。张子说：求学的人应当把立志放在首位，不被异端迷惑，不被文采炫惑，不被功名利禄淹没，这就是所谓立志。您应当努力；一旦立定这个志向，那么所读的书都会切近自身、落实到自己身上，所做的事都会像面前有规矩准绳一样，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却会自然受到感化。世远不敏，我私下认为，孔子所说的立身行道、穆叔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归根到底都从立志开始，逐渐取得功效，使名声扬显并流传不朽。谁能阻挡它呢？世远年近三十，回想举行冠礼的那一天，差不多将近十年了；学业已经荒废，这个志向终究恐怕会衰颓委靡而不能自我克制，我有什么值得拿来告诫您的呢？不过我所说的，本来也是平日从老师那里听来的道理，并不是模糊空泛的言论，希望您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其中的道理。

译《致沈心斋先生书》六月启程时，听说您在建宁停留已经很久了，想必是进京入朝任职的消息已经传来。任命大概在八九月之间。世远以驽钝鄙劣的才质署理书院一年，亲自承受您的提携教诲；您诚恳地纠正我的过错，勉励我的不足，我自认为所得很多，绝不只是文章一事。从前宋景濂四次主持文衡考试，喜欢接引后学，接近他的士人说，仿佛严寒时添上厚皮衣，盛暑时沐浴清风；四方能够见到他的人，都向别人夸耀，以为幸运。世远偏居偏远角落，才华不能达到志向，但振衣濯足之后，本来就不甘心把自己埋没在小土丘和沟渠之中。礼部会试落第后，我回到三山署中暂住，临行时您告诫世远说：“你现在要回去了。对于一般人忙忙碌碌追逐利益这件事，我知道你不会这样；但接近义理的事也不能过于激烈。偶然考中一次，便自我骄矜、懒散废弃，我也知道你不会这样。只是恐怕你沉溺于古代荒废的举子之业，那是不可为的。”我私下想到，这些话切中病根，只是如今我还有更加惭愧的地方。世远从小不把谋生当作急务，稍有余财，便储存人参、茯苓作为奉养父母的费用；其余则购买古书，供早晚玩习。我并不是要仿效原宪吟咏金石、张嘉贞不经营产业，实在是贫富有命，不是努力便能争取，而且君子志在长远重大之事，没有闲暇顾及琐碎之事。如今从北方入京又归来，恐怕辜负王曾的志向；即使躺卧在草席上推车，我也相信自己不至于忙碌追逐利益，然而想像从前那样旷达自豪，已经做不到了。这就是我面对先生的话而感到惭愧的地方。苏轼兄弟不到二十岁，长于应试制举和古文，尤其雄伟俊逸。欧阳公未考中进士时，不敢读韩愈的文章，只取当时号称时文的杨亿、刘筠等人的文章来读。世远才疏学浅，庸庸碌碌，也曾剽窃经史的余绪，写入自己的文章；平日常常羡慕苏氏兄弟的才华，更以欧阳公的话告诫自己，仿佛说：“凭他们那样的才华，未考中时尚且不敢分心于古文，何况我们这些人呢？”然而我有时也会激昂慷慨地想，士子读圣贤书，如果不早早昂首扬眉，穷究古今，把自己置于作者之林，假如终身考不中一次，难道就默默守着这种状态到死吗？我们的聪明才力远远不及古人，等到将老才谋求成就，又还有什么希望呢？如今到家已经五个月，碌碌无所成就。陈莘学先生曾教授我有韵之文，但各种思绪难以排除，时作时辍彼此交替；半夜思考，恐怕流于浮泛昏愦，直到刻鹄不成反类鹜、屠龙之术无用才停止，那么荒废的难道只是制举业吗？这又是我面对先生的话而感到惭愧的地方。恭敬地希望先生能够去除私欲，以诚心求道；以仁爱宽恕自我观照。先生自从在闽中教导学人以来，直到今天，人们还时时思念，寝食不忘，天下人都想出于您的门下却不可得。世远却独自蒙受您的知遇，拙劣的工匠游走在石匠之门，驽马跛驴得到孙阳的顾盼，怎敢不痛切地刻责自己，希望不玷污您的门墙呢？戊子年参加公车考试，本想提前赶来接受教诲，但行动与否必须等到那时才能自己决定。家父托付给如天一般的庇护；司铎、罗源人蓝玉霖，近来正在省城，精进益加。世远再拜。

译《致李世蕡书》从前在京城门下相聚谈心，几乎有一年之久，受益很多。常常想到您的学问丰富、才华广博，凡是有所著作，拿起笔便能写成；在近世人物中寻求，实在很难找到，不只是闽中俊杰而已。分别以来，我没有什么进步，所幸每天亲近老师的教诲，把老师作为自己的榜样而已。如今老师德业和地位都很高，学问精深而广大，作为天下人的老师，必定要推许老师一人。至于子孙弟侄一辈，穷究经书、努力学习，起居言动之间，无不循循然遵守规矩，也没有什么过失。从前有宋诸儒相继倡导、兴起，道学的盛况千古未有；然而他们一生相互交往、服膺学习、讲习讨论的人，大半都是入门弟子。至于家学世代相承，推重文定胡氏、文节蔡氏为最。如今老师的学问与文定、文节二位相比，其浅深不是后学敢于轻易评论的。然而希望您兄弟以明仲、九峰等贤者自处。如今天下学者把记诵词章当作最高境界，把科举功名和爵位当作一生事业的完成。记诵词章，君子难道不肯做却又不重视吗？关键在于读书时，精神心力如果专门放在这些方面，那么最终成就也就只有这些了。我听说二程之学认为圣人是一定可以学习而达到的，而自己也一定要学习到圣人的境界；胡敬斋又说：明道如果得志，使万物各得其所，求学的人也不可没有这样的志向。求学的人有这样的志向，难道就是狂妄自喜吗？关键在于开始用功时，专心读书。如果读一本书便切近自身、落实到自己身上，用身体去体验，用内心去契合，虽然还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否实行，但当他打开书卷诵读时，谁没有受到激励、产生惭愧的心呢？激励和惭愧之心不断增长，就会努力实践，走到古人的道路上。我又听说，科名爵位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可以由此看出一个人一生的品节和经世才干，不至于默默无闻地终老。所以刚开始取得时，也可以使父母暂时欢喜；等取得之后，又可以充分施展平生所学。世间有轻视科名爵位而不屑一顾的人，君子认为那是矫饰。然而如果一个人的志趣和意向专门在这些方面，那么他的鄙陋猥琐也已经十分严重了。自古以来，官做到宰相、尚书，却被人鄙弃，甚至不提他的姓名、不为他留下声名的，有多少啊？他们活着时就已经昏暗无光，何况死后，早已和草木一同腐朽了。世远从十二三岁起涉猎经史诸书，便谈论气节，喜欢写古文，谈论经世济民之学，和两三个朋友互相砥砺，大都在义利的关头上辨析清楚，在伦理关系上敦厚笃实。丁亥、戊子年，我跟从仪封张先生游学，校订整理先儒的著作，觉得自己的见识又更加开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然而我的才质浅陋，学问粗疏，回顾平生，令人惭愧的事情仍然很多；受到气质的拘束、习俗的迷惑沉溺而不能自我摆脱，实在太难克制自己了。如今我在京城官舍中，孤独地守着一个官职，名义上是出仕，实际上仍是书生；名义上是散职小官，实际上却处在圣天子用来培养人才的地方，怎敢更加自暴自弃，以至于给我们这一类人带来羞辱呢？我私下不自量力，想同诸位兄长一起修明老师的学问，使它流传无穷。还希望您远方赐下亲笔书信，互相劝勉，不要像我先前所说的那样，自己反而亲身去做。士大夫以谈论风俗教化为耻，厌恶谈论道学；即便内心知道事情本来如此，也害怕别人讥笑，仿佛是暧昧隐私、不能见人似的。唉！假使人人都害怕别人的讥笑，不敢在行动上表现、不敢从口中说出，天下的风气又怎么知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官舍中无聊，提笔写下这些话，不知不觉竟放肆地发表了这样的狂论，不再详说。《致浙江巡抚军请开米禁书》我私下听说，王道政治没有禁止买粮的条文，救济荒年的政令有调运粮食的先例。泉州、漳州两府遭遇旱灾和饥荒，至今已经八个月了。入夏以来，每石米的价格超过二两，甚至达到三两还不止；百姓吃草木的叶子，饥民抢夺食物，道路都被堵塞。这固然是当地发生饥荒所造成的，也因为今年江浙海禁森严，运米的船不能到达，所以才困顿到这种地步。福建的米本来不足以供福建人食用，即使丰年也多要从江浙取得；正如江浙的米本来不足以供江浙人食用，即使丰年也必须依赖湖广。几十年来，大多湖广的米汇集到苏州府的枫桥，枫桥的米有时经由上海、乍浦运往福建，所以年年虽多有灾害，米价却不至于上涨。自从海禁严厉以后，百姓才开始毫无希望。如今本省将军祖公有一份奏疏，报告泉州、漳州受灾、百姓惊慌；制府梁公有一份请求借用帑银向各省买米的奏疏。恭逢 皇上圣德广泛施布，大量降下恩惠。因为总督请求买米的数目很少，皇上特意截留明年漕米三十万石，立即派大臣会同督抚、提镇，运到狼山、乍浦，再渡海运到泉州、漳州赈济。泉州、漳州的百姓如同庆贺重新获得生命，只是赈济的米还需要时间才能到达，而饿死的人片刻也不能等待。世远是漳州人，奉 公差假期归来，羁旅途中，各项事务都不敢过问。唯独家乡的困急，实在难以坐视，因此广泛借贷，又招募漳州人买米数千石，计划用八九只船运输，顺风七八天即可到达泉州、漳州。按平价出售，除了本钱和运费，不多取一毫。在江浙，今年收成丰稔，多出这数千石米，并不会增加什么；运到泉州、漳州，却可以救活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而且泉州、漳州那些囤积居奇的人知道米船到来，必定争先出售，民心自然安定。禁止米粮出口，是为了平抑本地米价、防止奸人出没，这是极其重大的政事；放宽禁令来救济邻近地区的急难、解除万民倒悬之苦，也是不可言说的美事。何况如今光明赫赫的 明诏如日月星辰般清楚，既然截留漕米三十万石出海，运往泉州、漳州赈济，难道反而要禁止泉州、漳州人自己买米，不许他们运出吗？何况制府已经提出借用帑银向各省买米的请求。皇上尚且认为数量太少，若知道泉州、漳州人自行带米出口、救济家乡，也应当会稍稍放宽。皇上日夜勤政，必定没有阻止此事、反而压制它的道理；只是明公已经宣布开放禁令，关卡津渡的守吏仍沿袭旧规。恳请您根据呈文批示，照此命令乍浦关卡津渡放行，不得拦阻。百姓自行转运粮食，明公也因此使它有利于民，正是上体圣意。皇上的仁慈下施于民，不会损害江浙百姓的性命，却能大大造福福建。知道明公以仁心为本，当然不必等世远激切呼吁；但这区区末议，还望您明察并留意。福建百姓幸甚。

译《复仪封张先生书》世远叩首再拜说：先父受您的知遇最深，临终易箦之时，还一直思念先生不止。如今您不远数千里，赐下诔辞，又加以亲笔书信，对先父的褒扬以及对世远的期望，实在深厚至极。世远虽不肖，怎敢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自我警惧，希望不至于坠失先父的教训，不辜负大贤的期望呢？近来读到邸报，得知您重新任职江苏。天子明圣，没有细微之事不能彰显，更使人相信我们的道是可以施行的。天下正人君子，谁不扬眉吐气，想在清明的时代奋发自强呢？对于先生来说，只求道理合宜、内心安定，不顾个人得失利害；对于世远来说，则是手持凭券而有所收获。前一封信中所说的，公论足以凭据。圣明的君主足以依靠，到如今看来，百件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应验。天下的事情，如果认为困难，便没有什么不困难；即使世远居家，也同样有难处。我性情迂拙，习惯如此，不合时宜，有人也许会把我指为异类而嫉恨；也许会有人跟随其后设法败坏我。才拙，别人或许怀疑我是矫饰；贫穷，别人或许嘲笑我鄙陋；不轻易接受人的恩惠，别人或许怀疑我倨傲；不能广泛结交、趋附权势，别人或许惊讶我庸碌无能、没有值得取法之处。唉，这就是世远所说的困难。刚回乡时，我私下不自量力，想把平生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听来的正学正论同漳州人互相切磋。后来也知道其中有困难，敢于彼此规劝的不过是几位志同道合的人罢了。又退下来修订它们，在全族制定家规十六条，悬挂在祖庙中，都是敬重祖宗、收拢族人、简便易行的条文，但一两个贤智之人仍然不能没有异议。实行到今天才逐渐安定，唉，实在困难啊！在我们的道日益孤立的时候，却想凭像沧海一粟这样的凡夫，愚昧而不识时务，妄自定位，招致怨尤和忌恨，本来就是必然的。然而君子立身行事，自有根本和次序；拿它质问圣贤，在暗室中自我盟誓，远则传播天下，久则流传千秋，难道会拘泥于眼前的毁誉、荣辱、得失吗？古人有句话说：“立志是为了彰明道义，以范仲淹自我期待。”世远不敢这样自比。然而自从向先生学习以来，自己揣度稍稍有了归宿；在翰林任官两年，又能够同名师益友交游，惭愧和畏惧更加深重，怎敢拿困难作为推脱的借口呢？去年在书院进修游学时，广平胡五峰、陈北溪、黄勉斋、蔡虚斋、陈剩夫六位先生供奉在东廊。这六位先生都是闽地最为纯正的儒者，只是尚未从祀朝廷的孔庙；这样做既补足祀典的缺漏，也杜绝寄居官员逐渐侵占之患。书籍器用各自登记管理，使它们不至于散失。鳌峰书院志的编纂尚未成书，第二卷是新刻的书目和各集序文，共两册。世远已经先行订定付梓，嘱托洪广文刻成后寄上。书目中增添了魏蔚州先生的文集，大概是因为 本朝人物中已经有定论的，是魏蔚州、汤潜庵、陆平湖三位先生。三位先生的文集，世远都曾读过并精心思考。笃实求学、努力实行，是三位先生共同的特点；至于规模气度，则应当以蔚州先生为最。先生的奏疏不下数十篇，都关系到端正教化。一篇奏疏用来敦厚风俗，一篇申明宪纲用来整肃官场常规，关于科场和学政的几篇奏疏用来严防初入仕途者、杜绝弊端。举荐十位贤人的奏疏，体现了应当任用贤能之人来辅佐君主的道理。至于他辞谢新授的尚书之职，仍居总宪原职，慨然把整肃风纪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些都是古代大臣的风范，是近世有人不敢实行的。唉！假如蔚州先生还在，即使让我为他执鞭赶车，我也心甘情愿地仰慕他。先生关于汤、陆二先生的著作，已经全部付梓；希望能把魏先生的文集重新刊刻出来，对成就人才、补益后学一定不少。如今先生的道并非没有施行，名声也并非没有显著。皇上的知遇不可谓不深，百姓的爱戴颂扬，发自内心而上达朝廷的，不可谓不多且众，而天下人的责任和期望也将更加深重完备。世远曾在给台湾陈观察眉川的信中说：“士子登记入仕，最担心的是不能克制自己的私心；克制了私心，又担心不能把所学用于事业。台湾偏僻地处海外，幸得大贤担任监司，端正自己以率领众人，使属员洁身自持来承办政务，没有奸贪蒙蔽其间。百姓确实蒙受了我的恩泽，没有不遵循教化的隐情。”先生明察聪敏，四方事理无不通达，综理事务一定周密，我这微薄而诚恳的心意，实在对先生寄托了深厚的希望。这些话并非敢于规劝眉川；若不是因为眉川是世远，当然不会陈说这些。如今叙述这些，也不是敢于借此向先生求取进用；这都是先生平日蕴藏于内而充裕发于外的德行。然而，这正是连尧舜都为之忧患的心情。七郡官员的官箴、南方百姓对恩泽的期待，先生的这片心意又何曾有片刻自我宽纵呢？那么说世远以这些话进献给先生，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宋代《名臣言行录》已经刻成了吗？世远曾想把它和《伊洛渊源录》合为一集刊布。因为先儒的语录可以从言论中见到，而此书则把它们施用于实际事务，更足以使人振奋兴起。如今《渊源录》已经刻成，这部书似乎也不可再拖后了。先父的葬事在春季已经办完，只因贫穷不能备足礼仪，勉强竭尽心力办理，遗憾实在很多。墓志若能得到先生一言，使它光耀于泉壤之间，感激之情也将永世不朽。世远再拜。

译给满大中丞论书院事宜的信 古人所谓大臣，身居宫殿之上，入朝便思竭尽忠诚，退朝便思弥补过失，把天下的忧乐当作自己的忧乐。等到他执掌旌旗节钺，在外开府治事，便以清廉操守激励世人，端正自己来率领众人。凡是地方政务的利弊、官府人员的贤能与否、奸诈胥吏和贪害差役、豪强狡猾之徒对百姓的祸害，都周密考察，奖劝和惩罚一并采用，政务的张弛全都适宜。又急切地把学校的兴废、人才的盛衰、大道的显明或晦暗当作自己的忧虑，选择学问优长、才德卓异的人，集中到学校中，使他们求道的方法、修身治人的要旨，全都充实在胸中，为国家取得任用人才的成效。像这样，所以功业显著于一时，声名流传千载，史册所传，难道不伟大吗？从前朱子任南康军知军，史书称赞他恳切爱民如子，兴利除害，唯恐来不及，尤其把厚重人伦、美善教化作为首要事务。他多次到郡学，引导进士子弟，与他们讲论；又访察白鹿书院的遗址，上奏请求恢复旧制。每逢休沐日，总要去一次，诲导诱掖从不厌倦，教化风气大为盛行。朱子治理南康，什么有利的事没有兴办，什么有害的事没有革除，却尤其必定谆谆不倦地把兴学作为事务，这是因为学术明白、伦理修养，向下可以关系风俗，向上可以辅助朝廷。近处的影响施行于一方一时，远处的功效则及于天下后世。自从朱子兴建白鹿洞书院以后，从宋末直到有明，气节之士和儒林人才，都推重江右最为兴盛。唉！他所留下的遗泽，影响深远啊！执事的品德声望一向著称于朝廷，您自掌管成均以来，历任阁部时，天下人仰望您的风采，已经很久了。到任以来，您以实心任事，铲除大奸，如同拔掉木头上的屏障；世远远隔漳江，也在心中仰慕您。前些日子亲自到了三山，进见您的左右，见您爱国忧民，和蔼而又恻隐，并且想振兴书院，特别重视人才，有端正义理、彰明大道的心思，抑制追逐浮名近利的士人。这正是古代大臣所做的事，也有意仰慕朱子治理白鹿洞的风范。退下后我高兴得不能入睡。伏念鼇峰书院建在仪封，张先生名材曾聚集先父等人，主持过此事；世远也曾列于讲席末座，对它的经营布置以及刊布各种书籍，私下略有微劳，唯恐它终于荒废，常常耿耿于怀。幸而有名贤主持其间，大道将要兴盛，斯文渐有起色，于是我停留一个多月，与广文洪奕懿、诸生林正青等，整理书籍器用，使之井然有序。统计书院所刻书籍共有五十五种，如今每种尚存几十部；藏书有四百六十余部，准备按经、史、子、集分类，以便查阅，并防止散失混乱。椅子、桌子各有八九十件，床榻四十多张，其他物品也都齐备，足以接待前来求学的人。为了补修破损之物，并把它们储存在固定的地方，整顿得相当完备，然后我才告辞回去，留下这些来等待大贤筹划经营。人才实在难得，关键在于培养造就并加以激励；选择人才不可不严格，防范弊端又不可过于谨慎。选择不严格，那么毁坏操守、急于求进的人就会粉饰自己混入其中，而廉洁自守、敦厚守古、谨慎修行的人反而以和他们共事为耻。防范过于谨慎，那么有志之士难道不能闭门在家修养吗？又何苦让自己的身体成为防堤呢？执事振作激励人才的盛大心意，规制规模自然早有确定。然而大体上，有的可以从巡视考察中得到，有的可以从询问访察中得到；知道其为人的，就下令郡县资助送来；还不了解其为人的，就下令郡县推荐送来。敦本务实、勉励正学、明白根本而能适用于实际的，列为上等；博学通达而能作文的，列为次等；擅长时文的，又列为更次等。九府一州的士人先后汇集，执事制定规条，颁布考试程式。有时用诗和古文考策，有时考时艺，有时考察他所修习的书、所讲习的学业，总括其大纲而评定等级。又在政务闲暇时，亲自到书院，召集诸生，告诉他们读书的要旨以及义利的界限，亲自耳提面命地教导他们。这样一来，那些不受激励劝勉、反而担心落后的人，就很少了。君子的德行如同风。用诚意感动别人，别人一定会以诚意回应。从前深秋不下雨，执事已经把饥荒挂在心上，派官员前往察看民田，还没有祈祷，甘霖就已经充沛降下了，这正是诚意所感召的。何况兴办教育、劝勉求学的事，声势足以树立风教，诚意足以使人信服，条约足以使人归正。身居高位发出号令，成效自然很快。我听说，明珠的光辉固然不在匣中，但精美的匣子可以增加明珠的贵重；良工的勤勉不一定在店铺里表现，但身居店铺实在有赖于工匠的作用。如今汇集九府一州的士人，增加他们的书籍，聚集他们的朋友，使他们博古通今，彼此增长优点、补救过失。即使后来未必都能达到成功，也一定会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人脱颖而出。这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怎么可以少呢？汉代的董仲舒、贾谊，这两个人已经足以使汉朝增重；唐代的韩愈、陆贽，这两个人已经足以使唐朝增重；宋代的韩琦、范仲淹、欧阳修，这三个人已经足以使宋朝增重。如今世上的士人中，所谓董仲舒、贾谊、韩愈、陆贽、韩琦、范仲淹、欧阳修那样的人，难道没有吗？还是郁结而未能显露，隐没而未被发现，或者正在陶冶培养而尚未成材呢？恭敬地想到我 皇上天性圣明神睿，崇尚儒学，尊重大道 亲自撰写《训饬士子文》，颁发到学校，使士人先重品行而后重文章。又尊崇朱子，刊刻他的著作，隆重举行祭祀，以此昭示天下。天下人纷纷受到感化，顺着这股风气而来；这里一定有应时而兴的人才，若不是贤能的当政者振作他们、辅翼他们成材，又能是谁呢？或者还有需要陈说的事情吗？会城有两所书院，一所是共学书院，一所是鼇峰书院。共学书院是学习文章的书院，鼇峰书院是讲学、修订书籍的书院。两院各有租税收入，用来供给诸生。这两年，共学书院无人管理，但按账册可以查考，只须拓摹两所书院的碑文，核实后下令征收租税，用来充作公用，不需要另作安排。对于巡视考察所得、但尚未深入了解其平素情况的士人，先让他们进入共学书院，然后再提升选入鼇峰书院。略微有上下两等学校的区别，借此稍作鼓励。这样两者虽然分开，实际上仍是相合的。移风易俗、修明和振兴教化，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庸俗官吏把这些看作迂阔，而大贤却把它作为首要事务。仪封先生在前面创办并振兴它，执事在后面扩大并发扬它。海滨的邹鲁，或许要重新兴盛了吧？世远荒疏浅陋，是鄙陋的儒生，对大道没有什么见闻，不敢说自己懂得学问。然而自己揣量平生立身行己的方法，以及文章经济的大道，也曾经有志于此。

译若不是执事，我不敢说这些话。从前有人带着指南车赶路，远近的道路、险阻的地势，行动都能与心意相合；而樵夫牧童见了，仍然只是说“向左、向右、向左、向右”。带指南车的人并不厌烦他们的嘈杂，只认为他们没有别的意思。如今执事才略宏大、声望崇高，是带着指南车的人；而世远还要以这些话进献给您，就像樵夫牧童在旁边絮絮叨叨。伏望您宽恕我的狂妄，不厌烦我的聒噪，那就十分幸运了。信外附上所知的几个人，请慎重选择，不要滥用，以备采择。不宣。给陈沧洲总河的信 在都城门外握手告别时，您给我看诗歌，又以酒为我饯行，情意深切缠绵。回想离别后的孤寂，不知不觉已经七年了。伏念明公凭着百折不回的气概，特别承受 圣上的恩宠，成为天下首位开府治事的大臣，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给这个人，难道是偶然的吗？韩昌黎诗说：“朝廷中的大官，老于世故，哪里肯感激奋发，只是阿谀周旋、因循退让。”这话是针对全无气骨的人说的。谚语说：“走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才算一半。”这是说开始容易而最后困难。班孟坚把匡、张、孔、马列在一起合传，赞语说他们穿着儒者衣冠，传播先生的言语，但其实都只是保持俸禄、保住官位罢了。唐代的萧至忠、元微之，他们起初并非没有卓异的直节，也很有声誉，后来却免不了依附权势以求功名，最终功名没有求到，反而留下晚年道路上的讥讽。由此说来，困难还是不困难呢？明公所蕴蓄的才德宏大深厚，道德力量一向坚定；两次任郡守，都为百姓请命，多次触犯上级官吏，实际政绩深入民间，声誉传遍四方。如今又因特别通达的知遇，出任总河，刚到任时规划宏大深远，至于综核名实、调遣适宜，更不用说了。即如解除捐输的职任，不愿以掌握利益的权力玷污自己；让效力人员到衙门自行选择，不回避嫌疑以求实际成效；上奏荐举贤能，一则上为国家，一则下为百姓。明公自负的才德，与古代大臣相比究竟如何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九十里〕 世远私下观察历代有声名功绩的大臣，汉代有酂侯、留侯、魏其侯、丙吉、诸葛公，唐代有魏郑公，宋代有宋广平、陆宣公，宋代又有韩琦、范仲淹、司马光、李忠定。明公自负的才德，与这几十个人相比究竟如何呢？治国的方法关系到学术，经营事业贯通于性命之学。大臣以自身承担政事，必须有公正清廉的操守，有恻隐体恤的胸怀，有明达通晓的见识，有刚强坚毅的气概，有警戒畏惧的心。没有公正清廉的操守，就不免有贪恋恩宠利益的过失；没有恻隐体恤的胸怀，就不会有百姓陷于沟壑的羞耻感；没有明达通晓的见识，就会拘泥固执而少有通变；没有刚强坚毅的气概，即使知道事情如此，施行起来也不勇敢，坚持起来也不牢固；没有警戒畏惧的心，就会过分自信，灾祸也会随之而来。世上号称明达通晓的人，往往不能战胜自己的私心，曲意周旋、辗转迁就，流于不肖之人的归宿；那些以公正清廉自我要求的人，又不能明达通晓、刚强坚毅，达到明体达用的学问。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见别人有一两件事不太明白练达、果断决断，便讥笑说：“假如让我来做，一定不会这样。”偶然办成一件事、决断一个疑难，又骄傲地说：“假如让他来做，肯定做不到这样。” 唉，他们已经失去了根本，难道还能够凭这些小事骄傲吗？这个人尚且没有失去君子之道，那个人人终究会成为小人。君子所保全的东西，大多正是小人所毁坏的，哪里能拿来相提并论呢？然而这也是因为他们不能在明达、通晓、刚强、坚毅方面达到极致。如今明公在这几方面确实能够兼备，足以堵住那些人的嘴。但明公心中一定不会认为自己能够兼备这些品德。不认为自己能够兼备，正是我所说的警戒畏惧之心。警戒畏惧之心并不是畏缩胆怯，而是气概越发刚强，内心越发谨慎细小。这就是《易》所说的“干干”，《诗》所说的“翼翼”，《书》所说的“孜孜”。如果由此竭尽心力、处处谨慎，使这五种品德都达到极致，那么明公确实可以当得起古代大臣的称号而毫无疑问了。阔别七年，恰逢余田生学丈赴任的方便，附信问候起居，不觉写得这样长。伏望您谅解我并教诲我。不宣。

译给李瀛洲布政的信 从前在京师时，听到朝廷诸臣议论天下人才，众口一词地称道执事，久久不止。安溪先生曾告诉世远说：“这个人清廉而不至于矫饰，又严正刻厉而不流于迂阔，所到之地，一定把兴教劝学作为要务，大概这是他性情所乐于做的事。”世远听后牢记在心，认为这真是一代伟人。古今以来，不过几十个人；这几十个人分散出生在数十百年之间，也不算少；天下如此之大，不过有几个人，这几个人分布在四海九州，也不能说不多。唉！人才实在难得，君子也只是因为成就君子很难罢了。庚寅年秋，世远获假回福建，经过平江，见到仪封张先生，谈到执事在仪封的事情；仪封先生也向世远谈到执事。今春听说执事晋升为福建藩司，下车初政，像禁止里派、实行纸皂等事，都确实有利于民间。所颁布的文告，言辞恺切仁厚，足以感动人心，其坚定可信如金石，确实不可改变。薛文清有句话说：“立法贵在一定实行，法令制定而不能实行，法令就成了空文，只足以启发下级轻慢玩弄罢了。”如今执事所定的法令，若能使州县官吏遵守奉行，又选择其中不遵守的严厉惩处，那将是福建人的福分，怎么能说得尽呢？况且方伯是监司的首长。凡是考核官员功过的轻重、平时官员的黜退和升降，都由方伯首先列出姓名并承担责任，所以对于属员的贤能与否、民生的利弊，访问必须周遍，考察必须详细，然后才可以称为监司之首而无愧。我私下看到如今居官的人，只把自己看作主管钱粮罢了，其他事情仿佛一概不闻不问。平日既然什么都不了解，却在决定黜陟轻重的法令中首先列出姓名并承担责任，说他是尸位旷职也无法避免。如今执事独自殷切地把考察官吏、安定百姓放在心上，因此称为监司之首而无愧。世远近来因为忧居已经两三年，门外的事情原本都不参与知道；但对于福建的利弊，从前也曾私下听闻其大概。大体说来，贪蠹差役和好打官司的人，最为祸害百姓。贪蠹差役榨取百姓的膏脂，普通人一旦被他们用法律陷害，等到他们骄横到了极点，甚至把绅士也视同草芥。我认为这些人中应当挑选罪行最严重的依法处置，这样声威已经会震动福建九府了。好打官司的人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极小的事情夸张成惊天动地的大案；上官若不加审察就替他们受理，小民便会家破财尽。以上两类人，在一省之内棋布星罗；应当挑出其中最恶劣的，宁可确实而不滥杀，宁可从重而不从轻，以惩治奸邪、安定善良，这本来就是仁政的首要事务。近来又听说执事多次到书院与诸生讨论学问，并按碑阴所记载的租税逐项核对账册，详细发给。如今天下人把这些事看作迂阔，已经很久了。他们说：“这与政事有什么关系？”却不知道学术明白、教化兴盛，人才就会兴盛；向下可以成就风俗，向上可以资助朝廷。政事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从前我给满大中丞写过一封论书院事宜的信，抄录在另纸上。海滨百姓的浅见，未必没有可采之处。初冬服丧期满赴京，路过省会时，承蒙您的教诲应当不会遥远了。不宣。呈给仪封张先生的信 世远再拜。在吴门得以侍奉于先生左右，却被行程期限所迫，不能长久亲受教益。承蒙先生特意派使者送我到宿迁，又承蒙赠给我六种书。我登舟翻阅，接着反复思考，顿时收敛意气、严肃心志，恍惚如同亲受先生提点教诲。世远两代都受先生知遇，在门下求学的人中没有谁能与我相比。每当想到先生从前如何对待先父，以及先父如何把心系在先生身上，常常感动得流泪，悲痛不能自胜。我鄙陋平庸，没有什么能与先生相似，先生始终不因我没有才能而抛弃我；对此铭心刻骨，我将凭什么自我激励、自我宽解呢？这些年来，凡是居家处世的方式，往往不敢与世俗相同，并非故意矫饰，而是内心确实觉得不这样做就不行。至于修身治人的道理，古代贤人有终身学习它的，我尚且不敢自信，何况世远，哪里配谈这些？然而自从接受教诲以来，比起从前颇有了依据，只是不知道将它施用于实际时，能否避免胶柱鼓瑟呢？伏念先生学术辨析细微，清廉操守、刚劲气节，照耀古今。江南人都说：先生一人坐镇上位，万姓在下面安享太平，这并非虚话。世远经过扬州，听说今年春天革除落地税，欢声遍布道路；由此推想，居于高位而得以在一方专断施政，像这样的事情若逐一考察、施行于下江，所带来的福泽哪里说得尽呢？江苏事务繁多，希望您全面考察官员的操守，深入了解民情，以明察周密地处理，以果断决策来施行。火耗方面，就对其中最严重的加以整顿；奸猾之徒，就挑出最恶劣的依法处置。禁止妇女游观，黜退浮华奢侈而归于节俭；这样做了，如果官吏百姓仍不心悦诚服、风俗仍不淳厚，那是从来没有的。还有一点要陈说：自古仁人审理案件，都把不牵连无辜、迅速结案作为上策，所以田叔焚烧狱辞一事，直到今天仍受称道。龚遂治理渤海，只下令说，凡是拿着田间农具的人一律赦免。唐太宗派崔仁师到青州审理案件，孙伏伽议论他平反的案件太多，仁师说：“凡审理案件应当以仁慈宽恕为根本，难道明知有冤屈却不替他伸张吗？”从此保全宽宥的人很多。如今扬州的一宗案件、海中的一桩案件，伏望都不要株连，并迅速结案；仁慈之心所能施及的范围，就广大了。江苏是五方商人聚集之地，稽查也不必过于严▯。近来间或听到一些烦扰的议论，并不是不体谅先生竭尽诚意、处处谨慎、以国事为重、爱护百姓，丝毫没有私心。然而君子做事，不是要让人谅解，而是要让人心服；不肯姑息苟且，以顺从一时的毁誉，尤其一定要使下情完全上达，没有任何细微之处不周全。所以世远认为，米禁以及船只的事情，更应当采取宽缓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大的德行了。世远自从受到先生知遇以来，从未有一个字欺骗过您。请试着把我在闽中、吴门所说的话重新核查一遍，也许可以体谅我没有私心，而偶尔确实说中了。那些没有私心而偶尔说得恰当的话，都是平日从先生那里接受教诲的结果。先生从先生那里受教的事情，先生本来已经亲自实行了，而世远仍不认为重复多余而把它说出来，是因为这片恳切之心不能自已。伏望先生慈爱地谅解并加以察看。

译答复王泗水先生的信 洛阳与漳浦相距数千里，离开先生的书斋，又将近十年。承蒙吾师询问我出仕或退处的大略、著述的详情，恳切周至如同家人父子。世远私下只是一个庶常散秩官，按例退居，不敢说什么出仕退处；居家无事，不过以笔墨自娱，借此收放心，也不敢说这是著述。但既然承蒙吾师询问，便不敢默默不答。世远于庚寅年冬请假回家奉养，当时先父日益衰弱。等到散馆期限已到，便把补官之事置之度外。辛卯年秋遭逢父丧，守墓服丧，余生不出门户。这三年中，制定合族家规，修订通行礼书，后来又编修《漳州府志》，都各自成书。癸巳年冬服丧期满，起复回到京城。甲午年二月有给假休致的条例，部中书吏索取贿赂说：“给我钱，就算你服丧期满；不给我钱，就算你只是请假。”世远虽不肖，难道肯向部中书吏行贿来补授官职吗？这不仅是同馆同僚的羞耻，也是平素内心所不肯做的。又有人认为，只要到吏部呈明情况就可以补官；世远想到古人尚且有已经得到官职却辞去的，若一定要到部里呈请求官，哪里如安于义理和命运？于是准备行装想要回去。安溪李先生写信推荐我分修。御纂《性理精义》到乙未年秋告成；准备等安溪老师回福建时，先母已经患了晚年重病，于是再没有出仕四方的志向。抚军陈清端公聘请我主持鼇峰书院，所著《学约》通行于各府州县。九郡英才汇聚一堂，实在是盛事。世远终究把侍奉母亲放在心上，于丁酉年五月回到家中。这年冬天又遭逢先母的变故，悲痛稍定之后再思量，这痛苦终究没有平复之时。忧居数年，辑录《历代名臣言行录》，评选《性理精要》、历代古文雅正、六朝诗、四唐诗各一册，不敢拿给世人看，只姑且用来证明自己罢了。自忖迂陋而没有才能，不能置身于显达通显之地，以慰藉吾师的期望，罪过实在积累很多。然而古人说：“出仕或退处的关头，应当在内心自己决断。”世远年纪还不到四十，并非没有济世用世之心；只是内心有不能做的事情，即使吾师也不能劝我出仕。如今借莆田使者的便利，恭敬问候您的起居，并陈述我的鄙陋心情。世远再拜。给杨宾实先生的信 独居七年，每每想起在京城时承受 诏命编纂性理之学的书籍，几十天之内辨析细微精当，切实联系自身体验，有时商讨经世济民之道，有时旁及人物，使我这个耳聋眼昧的人得到启发，受益很多。世远曾说：“如今天下才德之士接连出现，但要说到践履笃实、正心诚意的功夫，像先生这样的人却不常见。”世远自乙未年冬侍奉安溪先生回福建，第二年春天抚军海康陈公聘请我主持鼇峰书院，规约训诫大略都在《鼇峰学约》中，谨此奉上。丁酉年春，安溪先生回去。朝廷因为母亲年老，我不能随行，而且对于出仕退处、进退取舍的道义，不敢有丝毫苟且，于是送吾师到会城，随即侍奉母亲回家。这年冬天突然遭逢母亲的丧事，更加不再参与人世间的事务。在课训子弟之余，本县人士每月订立两次讲期，请我到泮宫讲学。学术浅陋疏略，不过是尽自己的心力，借此自我修养，不敢说对世道有所补益。几年来，恭敬地听说先生 特意简拔为直▯监司，不久又在云南开府。正直之人居于高位，是国家的光荣。范华阳说：小人得到任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君子得到任用，是为了施行自己的志向。先生蕴蓄宏大深厚，端正自己以率领众人，官员的操守自然肃然，官吏畏法则百姓安定，然后大力兴办政事和教化，以厚重风俗，以端正人心。云南何其幸运，竟得到大儒来开府治事！朱子称王仲淹说：“假使他得到任用，比荀子、扬雄、韩愈更加恳切而且有条理。”我私下认为，所谓恳切，是仁，也就是《易》所谓“元者善之长”、程子所谓“满腔皆恻隐之心”、张子所谓“干父坤母，民胞物与”的意思。所谓有条理，是平日读书穷理的功夫，落实便正当，施行便通达。没有恳切，立身的根本就不宏大；没有条理，推行实际事务就不充裕。霸者所缺少的是恳切，即使有条理，也不是王者之治。私下认为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就在这里。管敬仲治理齐国，并非不使百姓有衣穿、有饭吃，不教导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不向人显示义和信；然而孔子轻视他，孟子贬低他，是因为他的内心只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自己的国家就不能富强罢了。王道则是从根本源头流出，凭着不能自已的仁心，做不能自已的事情，尽到我本性中固有的责任，履行我职分上应当做的事情。所以伊尹不忍百姓陷于沟壑的心，与管敬仲治理齐国的心，不是懂得大道的人就不能辨识。庸俗儒生没有见识，把性命之学看作与功业无关，实在浅陋。先生既恳切又有条理，像王仲淹一样，而谦抑自持、戒慎畏惧的气象，又超过了他。但是，所谓恳切是无穷尽的，所谓条理也是无穷尽的；事变繁多，地方风俗各不相同，所谓条理尤其难上加难。先生难道也不敢不把它看作困难吗？古人有话说：“大法小廉，大臣能够廉洁，只得到一半。没有廉洁，就无法施行法令；没有法令，就无法辅助廉洁。假如一个人自身廉静，而属员却奸诈贪婪，或因耳目所及不周，或因因循牵制而不能果断清除，仍然只是独善其身，怎么能称为开府之治呢？”云南远在偏僻之地，政教的施行，比中原内地较为容易。我知道先生会以法令来辅助廉洁，但仍然会以所谓恳切有条理的原则来施行。世远将欣然观察其成效。世远近来评选古文一部，从各家文集以及《二十一史》中，选择论旨最有关联而文章又写得好的，约有二百余篇。又私下编纂《性理精要》一册，都已经定稿，只遗憾路途遥远，没能请您指正。安溪老师的遗集，文孙立侯已经汇集编次，约有二十册，内容广大精微，无不完备。只是没有力量付梓刊刻，即使刊刻，也还必须校订。这项责任仍在先生身上。滇、闽相距万里，面对长风怀念仰望。不宣。

译给赵仁圃抚军的信 整顿风俗、振兴人才，关键全在教化。庸俗官吏把这看作迂阔，大贤却把它当作首要事务。明公自从抚治福建以来，在考察官吏、安定百姓、奖励善行、惩治奸邪之外，又大力振兴鼇峰书院，制定规条，亲自训诲劝谕，勉励他们学习武侯的淡泊宁静，向他们展示文公切近自身、切实用功的道理。自身已经具备，所以说起来亲切而有意味；听到风声的人没有不仰慕的，何况七闽人士呢？何况亲自受到提点教诲的人呢？鼇峰书院由仪封张清恪公创建，弟当时受到他的知遇最深，凡是各种房舍、书籍、器具、租税，没有不尽心参与料理的。又与先父相继在这里友爱教导后学；这里凝聚着我们的一番心血，凡有一个人上进，一本书保存或散失，一件器物坚固或损坏，都是梦寐中所牵挂的。近来听说您有这一举措，不觉欢喜雀跃，不能自我抑制。大道与运化相关，经世济民之学贯通于性命。明公诚明之心所感化的人，仁心是根本，培养它以正大和平之福，同时又不姑息迁就来滋长奸邪。大奸的铲除，如同拔掉障碍，听说的人都把它比作朱子弹劾台州知州。圣明之主居于上位，我们的道统有了光彩，还有什么比这更快慰的呢！如今对地方风土更加熟悉，属官也敬重信服您；由此推展这片心意，扩大长远的谋略，培育士人的根脉，厚重百姓的风气。平易正直，是子谅受到浸润熏陶而形成的，正是从精明强固中得来的。天下第一等的事业，若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又有谁能承担它？又有谁能使它充裕发展呢？弟的学问根基粗浅，承蒙 恩典在禁近之地卯时入内、酉时出外，十年来一直如此，丝毫没有报答称职之处，惶恐警惕日益增加。北风来时有使者方便传信，幸望再加训诲勉励，使我或许能够少犯过失。面对长风怀念仰望。不宣。《二希堂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二希堂文集》卷八 礼部侍郎蔡世远撰 给郑鱼门侍讲的信 在京师时，早晚相互往来，勤勉不懈，志向相同，道义相合。分别时，先生独自有内心不忍的事情，这种情谊远远超出交游聚处的常情，不可不说是了解我。前年托张次修捎信，有任江南阅卷官的命令，心中怦怦然想前往，却因两个弟弟参加公车考试外出，后来又遇到台湾变故，未能如愿。后来听说先生清正的声望日益隆盛，公正明察的声誉传遍远近；然而世远私下认为，这还不足以成为先生的声誉。我们这些人诵习效法古人，怎么肯因为主持衡量文章，便做出商人逐利的行为，辱没名声、丧失良心？自爱的人尚且不肯这样做，何况道力一向坚定的先生呢？明察文章固然难，但若以义理真实、文辞雅正两点来衡量，空疏的文章不收，浮杂的文章不收，考验作者的心得，审察他的学力，就能明明白白地像揭开胸中真情一样看清楚。这也不足以成为先生的难事。我私下认为，学使这个官职，关键在于振作士风、改变士习。刚到任时，向各县令和学官发布一道命令说：“有能够敦厚孝悌、重视廉耻节操的人，把姓名报上来，并一同上报他实际实行的事情；有能够通晓经学、研习古道、具有奇才异能的人，把姓名报上来，并一同上报他的论著。”把这道命令下达各属，张贴在交通要道。即使被推荐的人未必全是贤者，贤者也未必都能被推荐，只要以诚心为根本，加以访察，选出真正的人加以奖励；或者在发落诸生时予以褒扬，或者推荐给督抚，或者表彰其住宅以优待他。考试结束后，有时邀请他们来当面询问，从容讲论，以考验他们的长处。对于品行不修的人，挑出其中最严重的，重重贬黜责罚。这样做了，如果士人的风气仍不改变，是从来没有的。况且士子荒废经学已经很久了，抄袭拼凑、摘取片段来蒙蔽主管考试的官员，侮慢圣人的言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在岁试、科试尚未举行之前，通行告知各学说：“除书艺两篇之外，不出经题，只依所限定的起止，抄录本经，最多不超过五行，最少不低于三行；否则文章即使写得好，岁试也降等，科试不予录取。”科举考试到期，张牌告示说：“某经从某处起到某处止，各自写在试卷末尾。”限定抄写几行经文，并不是刻意刁难；提前告知，使他们知道要背诵，并不是轻慢号令。有能兼通经书的，考场中又张牌告示说：“能够背诵四经、五经的，庠生发给廪饩，童生给他换上青色衣领。”这样做了，如果还不自我勉励学习经学，是从来没有的。从前两汉选拔博士弟子员，以爱好文学、敬重长上、顺从乡里、出入行为不违背所学为合格标准，选送到太常；太常把秀才中的优异者登记为郎官，又有孝廉一科，所得到的人才最为兴盛。如今即使不能把他们推荐到朝廷，私下加以褒扬，也仍然是学政中的大事。唐代有帖经、墨义的科目，现在也仿照这个意思施行，使士子没有荒废经学的忧患，对求学的人大有补益。先生若在岁试时还没有空暇顾及，等到科试再施行也不晚。况且《小学》一书，是敦厚人伦、谨饬品行的要旨，是修身齐家的根本。士子从年少时先接受其中的教诲，凭借养正的言语，内心鄙陋的习气自然可以全部去除。内圣外王的学问，全都以此为基础。从前曾经以此书出《次艺论》题来选取士人，后来又把它移到复试。士子多把它看成具文，学使也有把它看成具文的，于是使父兄师长不以此勉励子弟。《小学》的废弃，是风俗人心的忧患。如今不如确实遵行。按功令，应提前发布告示说：“童子试考书、文两艺，此外还要依照限定的起止，抄写《小学》数行；不记诵的，一律黜落。”这样一来，人们都会争着自行诵习，唯恐落后。内篇，是十三经的精义；外篇，是十七史的精华。许鲁斋说：“我对于《小学》的敬重，如同敬奉神明。”如今士子尚且想通经学古，难道对于像《小学》这样简便精要的书，反而要把它束之高阁吗？世远这几年在家乡，凡是教课子弟以及跟随我游学的人，都让他们读《小学》，讲学时一定和经书、性理一同讲解。福建士人受到教化的已经很多了；然而与其让处于卑位的人苦口婆心、大声训诫，哪里比得上学使发布一篇文告，不费劳力，却能带来无穷的恩惠呢？如今议论政事的人都说：“外官中只有县令和学使最难任职。”世远私下认为，这两种官职反而最容易。县令一早施行一项政令，晚上就能传到百姓那里；兴办政务、建立教化，没有耳目不能周遍之处，也没有中间阻隔的弊病，正是古人所谓“得到百里土地而统治它”。学使没有刑名钱粮事务的繁杂，只把衡量文章、劝勉求学、广泛激励学官、振作整饬士子作为职责，教化如风吹草伏，比地方守土官还容易。有人又认为，这两种官职都有受牵制的忧患，却不知道所谓牵制，多半是自己牵制自己，并不全是别人牵制。一个平民，古人尚且称赞他首先自我坚强、勤勉不懈；人们还称赞他严毅清苦、努力实行，令人敬畏，何况做官呢？只是气势不可压倒一切，办事不可偏激，应当谨慎坚定地保养自己的德性，使之合乎中道罢了。若说一定是被别人牵制，我却没有听说过。世远近来没有出仕四方的志向，今年抚军吕公又礼请到鼇峰书院，每天拿先生所阐明的羞恶之心的学说，同诸生深入切实地讲明。防城的风气习染很重，但其中也一定有超脱世俗而成材的人，只在于诚心去寻求罢了。江南学使先有余、林两位同乡前辈，后来又有同门谢君，我都不曾与他们有一字往来，唯独对先生如此恳切，是依仗惠子了解我的情谊。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