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庄集卷四

译建宁府重修府学记 建宁郡学，实在是培育根本、教化风俗的地方。自庆元初年以来，长期荒废，未能修治。括苍叶公以显谟阁学士的身份来任知州，清心自持，勤勉治事和施教，本来就将为国家培育人才，以等待选拔任用。既然把宝玉珍惜起来，又怎能不爱护用来制作几案的梧桐木，安置好它们的所在，难道可以不整饬吗？于是命能干的属官和吏员负责役事，并由郡博士主管。先修葺大成殿，接着修六斋，又修三贤堂，然后增建、开辟小学。从孟秋甲辰日开始，到九月甲寅日结束，工程完成。于是府学正叶端甫等人来信，请我记述这件事。我在乡邦中属于后辈，按情理不可以越过长者，因此坚决推辞。但叶端甫等人的信再次到来，劝说勉励更加有力，我不能始终推辞，于是诵述所闻告知他们说：“诸位命我作文，难道是想和我共同讲明为学的大旨吗？格物而后致知，是从前圣贤向人指示的正道。请允许我用修缮的事情来说明它。如今的学校，难道不是从前的学校吗？从前破败狭陋的地方，如今已经高耸完整；从前昏暗郁塞的地方，如今已经焕然一新。难道不是因为修治的力量吗？求学者对待学问，也不过如此而已。大概人受中正之气而生，万种善性全都具备，就像这座建筑本来就宽敞华美一样。私欲使它混浊，邪说使它滑乱，就像建筑在风雨中摇荡，在污垢浊气中漫漶，逐渐腐朽而破败。一天之内克制私欲而仁德保存，一个念头悔悟向善而过错消失，也像破败狭陋的建筑可以重新修复完整，昏暗郁塞的地方可以重新变得明亮焕新。忠信笃敬，是求学者树立德行的根基；刚毅木讷，是求学者承担重任的实际本领；至于辞章华美，不过是外在的文饰罢了。圣门教导人，具有本末之序，所以说：‘德行有余力，就学习文辞。’这与地基牢固以后才能架设栋梁、栋梁稳固以后才能施加彩饰，有什么不同呢？大概只是修缮一件事，其中却具备了求学的道理。由此推开来说，那么天下一切事物，都是在具体器物中存有道理；由粗浅达到精微，就可以通过推究而认识，达到的功夫并不难前进。然而，求学难道只是求得知识吗？求学、询问、思考、辨析之后，一定要用安居实行来继承；广泛学习、详细询问之后，一定要以笃实行事作为终结，这是确实不可改变的次序。自从《中庸》的旨意不再明白，求学者才开始把耳听口说当作学问，把讲论和实践分割为两件事。到了最严重的时候，竟以追逐利益欲望的心来求取义理之学，又用义理的言论来文饰追逐利益欲望的私心，于是离道越来越远。既然如此，致知和力行相互勉励、共同进步，难道不是求学者用力的最重要之处吗？又难道不是贤明的地方长官对我们州中士人的期望吗？至于赋税徭役等各种征调项目，属于政府可以复核的事务，这里就不记载了。重修建阳县学记 建阳县学在水东岸边，地方低洼狭窄，远隔大溪；遇到久雨洪涝，浮桥就会断绝，士子们苦于涉水往来。庆元年间，县令储公同有见识的人商议，认为防国寺地势高敞明亮、干燥平坦，便迁移学校与寺院交换，士子们都很高兴。不久，伪学之禁兴起，水东人因此向储县令报复，于是学校和寺院各自仍旧。文公在答潘子善的信中说：“近来迁建的新学校，又改作僧坊，圣贤的塑像几乎全被摧毁了。唉，难道我们的圣贤之道在这里也免不了困顿吗！”过了很久，再没有人敢提这件事。到这时，我把事情的始末全部禀告宰相，请求恢复迁建学校。嘉定八年九月，奉准尚书省札文，重新迁建学校，仍以防国寺为学宫。学校建成后，我才写道：“建阳是七闽中政务最繁剧的地方，山川秀美，人物兴盛，本来就不是其他县邑所能相比的。自本朝开国以来，群贤不断出现，如紫阳朱先生在考亭倡明道学，四方来求学、带着书册聚集在门下的士人，历历可数。辅翼斯文的，有蔡元定父子、黄勉斋等人，彼此相互讨论。因此本朝设置科举取士，建阳最为兴盛。唉！如果没有学校，士人学习就无所凭借；学校地势高明，士人所趋向的目标才不会卑下；所趋向的目标若卑下，就不能上达于高明之境。” 所以，建阳县学不能不迁移。我是建阳末学，亲眼见过这件事，因此叙述迁学的始末和事迹作为记文，希望后来的君子有所考察。

译《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记》天地能够凭自己立得住吗？回答说：如果没有圣贤，天地的纲常就不能端正，又怎么能够立得住？百姓能够凭自己安定吗？回答说：如果没有圣贤，百姓安身立命的准则就不能建立，又怎么能够安定？上天降生圣贤，本来是有用意的。从前研究老氏之学的人说：“天有柱，地有维，仿佛都是依靠形体而建立的。”唉！天地如果凭形体建立，难道不会也因形体而毁坏吗？人的本性有五常，人的社会关系有五品，这就是所谓天之柱、地之维，也是有生命的万类赖以安定的东西。一根柱子倾斜，屋宇就会塌陷；一条地维松弛，大地就会坠落。过去圣贤所说彼此扶持培植而不敢落后的道理，就是因为这个。尧、舜直到周公，扶持培植的功劳表现在事业上；孔子直到孟子，扶持培植的功劳表现在言论上。言论和事业似乎有所不同，然而《春秋》完成后，叛乱和盗贼造成的祸患便止息；孟子排斥杨朱、墨翟之后，禽兽般的祸害便消除。他们对天地和百姓的功劳，实际上是一样的。唉！这就是圣贤道统所以不能不延续的原因吗？孟子去世以后，圣学失传，汉代儒者如董仲舒、扬雄，都曾以通晓道术自我称许，但对于性命的本源仍有未能究明之处。然而依靠他们的言论，世上的学者还知道尊重道义、崇尚名教，天理和民彝没有完全泯灭，也不能说不是他们的力量。假使申不害、苏秦、庄子、墨子一类人的学说独行于中原，那么百姓不全都变成禽兽的，还能有多少？所以我曾说：尧、舜、周公、孔子开创皇极，是创制建立的大功；汉代诸儒不过勉强守护而已。汉代至唐代有韩子，唐代至本朝有周子，这大概就是此道重新兴盛吧？古代圣人谈道必涉及具体事物，谈具体事物必涉及道，把人的本性推究到天命，并不是空虚的玄谈；洒水扫地、应答进退，也不是末节。自从清静寂灭的教说流行，才开始把日常事务看作糟粕，把天伦关系看作多余的赘疣。韩子对此忧虑，于是接连写成《原道》等篇章。他谈道德，一定以仁义为根本；所说的分际不离父子君臣之间，所说的方法不过礼乐刑政；饮食、皮衣、葛衣中就有正理，斗斛、权衡中也寄托着至高的教化。道的伟大作用重新清楚地显现，这是韩子的功劳。自《汤诰》说人性承受上天赋予的中正，诗人描写万物以来，人们知道人性出于天，却不知道它本来是善的；“继承善性、成就本性”见于《系辞》， “性无不善”则由《孟子》七篇阐述，人们知道人性善，却不知道它为什么善。周子因循群圣已经说过的话，又推明他们没有说尽的道理，在《太极图说》中阐发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奥妙，在《通书》中阐明诚的根源和诚得以建立的旨意。过去只知道太极自为太极，如今知道我的身体中也有太极了；过去只知道乾元自为乾元，如今知道我的心就是乾元。有一种本性，就有五常；有五常，就有各种善行。顺着源头流下来，不借助人为造作。道的全体更加灿然明白，这是周子的功劳。韩子和周子的学说，虽然成就各有不同，但扶持天常、树立人极，总的说来都对后世有功。嘉定六年，长乐朱侯任袁州万载县令，说昌黎公在唐代确实曾由潮州调任袁州太守，濂溪先生也曾代理泸溪县令。两位先生留下的风范和余韵，在当地人心中还没有泯灭，于是在学宫讲堂东边建造三间堂屋，绘制二位先生的像来祭祀。朱侯来信说：“希望有见识的人为我说明：韩子在这个地方，虽然有善政良法施及百姓，但距离现在已经很远了；周子在这里任职时间很短，他施行的治理和教化，有些已经无法知晓。那么侯君祭祀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想来，天地纲常和人间正义所存在的地方，只要有一处失去正轨，百姓就会有人不能得到正常生活。二位先生的道在本地施行有限，而传播到天下却没有穷尽。这就是我为他们建祠的用意。”在这里求学的人，难道不应体会这些话并思念那两位先生吗？他们的形象巍然屹立，仿佛泰山北斗令人仰望；其德行纯粹清明，仿佛雨后清风、晴日明月令人倾慕。知道道的伟大作用经常流行于天下，而道的全体又具备于自己心中，就知道应当从哪里用力了。韩子谈道的作用，却从未离开道体；周子谈道体，而道的作用也不在其外。考察体与用同出一源，使知与行合为一体，求学的人难道不应思考怎样用力吗？至于只把笔舌谈说当作功夫，却不回到自身实行，甚至用它欺惑世人、谋取利益，这就是二位君子的罪人了。有志之士，应当对此有所戒惧。

译《铅山县修学记》铅山学校自淳熙年间蒋侯蒋亿修建以来，距今将近五十年了。过去修建的地方日益毁坏，士人没有学习的场所；县里正疲于供给和征发，哪里有空闲议论学校的事？诵读和歌弦之声，有时竟整年听不到。吴兴章侯章谦亨来巡视全县，长叹一声，急切地思考恢复旧貌的方法。过了不久，政事修明，财用有余，便估量工程、征发役力。首先开辟士人学习的各斋，重新修整棂星门，修缮藏书楼，在东西厢房提升从祀诸贤的位次，又在某处祭祀先贤，从内到外，真是焕然一新。又考虑到廪膳生员的储备还不充足，便查括废弃寺院和绝户的田地，合计若干亩拨入学校，又征取榷钱三万以补助费用。在这里学习的士人，得以从容游息、磨炼自己，学业也更加精进。这一年秋天，考取登名的人数是往日的两倍；第二年参加廷对的共有六人。士人们欢欣地说：“这是我侯教育的成效。”于是写信来请我记述这件事。我想，淳熙年间那次修学，朱子确实已经写过记文，宏大的格言和深厚的教训，像星日一样昭然揭示。我是什么人，竟敢继承其言？只是曾经熟读那篇记文，其中有句话说：“古代用德行、道术、技艺来教育百姓。学习的人在日常饮食起居之间，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在藏修、游息的场所，也没有一种学习不是为了实际行事。” 唉，这话说得透彻极了！我们试着共同阐明它的意义，可以吗？古代学习和行事是一体的，所以精研义理是为了施行，善于办事又能增进德行。后世学习和行事分成两件事，所以求道的人把形体事物看成粗浅的迹象，谋划事务的人又把义理看成空话。这就是古今学习不同的地方。就圣门的学说而言，洒扫应对就是性命道德的微妙体现，穷究事物、扩充知识就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本体和作用，从未彼此分离。就诸子而言，老子、庄子只谈道理而不涉及实际事务，是世上有体而无用；管仲、商鞅只谈事务而不涉及义理，是世上有用而无体。异端之术之所以获罪于圣人，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世道日益衰落，做士人的一概把辞章技艺作为根本，内无穷理尽性的功夫，外无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的功效。这正是朱子深深忧虑、屡屡叹息的地方。今天的学者如果真知道学习不外在于行事，行事必以学习为根本，在学习和行事两方面都用力于讲论和反省，那么他的学业就是有用的学业，他的才能也都是有用的才能。他的仁德足以成就自己，他的智慧足以成就万物，然后才不辜负伟人硕师的教诲，也符合贤明大夫对士人的期望。至于整天与众人聚在一起，只以雕琢辞章为功夫，无暇探求本心的道理，也无暇研究当世的事务，困居时不能独善其身、实现志向，不能施惠于百姓；一生所学习的东西，最终只归于无用罢了。这难道是朱子立言阐教的宗旨吗？也难道是我侯培育成就你们这些士人的本意吗？《敬思斋记》我的朋友曹晋伯取《曲礼》首章的意义，把他的书斋命名为“敬思”，请我为它作记。这一章的要旨，不过几句话，却大体具备了修身治国的道理。它同《大学》《中庸》虽是不同篇章，旨趣却相同。如今晋伯能够摘取其中的大要，书写下来加以彰扬。若不是有志于学习，谁能在盘盂上刻下这样的铭文？然而“敬”是同一个原则，却贯通动与静，所以又有思与不思的区别。七情尚未发出时，天理浑然一体；要保持这颗心，只在于持守涵养。这个时候不需要用思考。感情已经发出，善恶便有所分别；如果察觉不到细微的变化，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这个时候才不能不思考。不思是为了建立根本，有思是为了发挥作用，动静相互需要，功夫是同一个。可是圣贤所特别严守的，尤其在独居闲处时，因为懈怠放纵很容易萌发，操持存养的功夫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说“无论何时都不可不敬”，兼指动和静；说“庄严恭敬，仿佛在思考”，则专指静。正安静时，既没有什么思考，又为什么说“仿佛在思考”呢？这就像明镜，虽然还没有照见事物，但能够照物的道理始终存在。人的心虚灵明通，内外洞达；思虑尚未发动时，各种道理已经完整具备。衣襟端正，容貌严肃，庄然不动，而精神明澈，好像正在思考；这是从身体的形象上显现出的心意。庄子一派防范这种说法，便说“形体可以使它像枯木，心可以使它像死灰”。我们不思考，是为了给思考留下根基；他们所谓不思考，却是想把心放弃在无用之中。异端误导人，往往就是这样。假使心完全无用，那么参与赞助天地化育、沟通神明，又以什么为根本？统摄万物的变化、使恩惠流传千年，又从哪里发动？所以说：“寂然不动，感应之后就能通晓天下的事理。”谈到圣人，才不会有弊病。晋伯，希望你在这里切实实践，动静循环，无论何时都不离敬。对于有思虑，应使它归于寂静；感应于无思之心，也应以寂静为根本。涵养功夫深厚，久而久之自然成熟，空洞的言语没有帮助。希望你对此加以戒慎。

译《矩堂记》我的朋友祝君士表取《大学》中“絜矩”的意义给自己的堂屋命名，请我作记。我没有什么才德，不过在这件事上用力已经多年了。起初我憎恶属下对自己不忠，所以我在朝廷任职时，宁愿因尽情进言获罪，也不敢不以侍奉父亲的态度侍奉君主。我憎恶做长官的人对下属不仁，所以我任官时，宁愿因救助灾害受到诽谤，也不敢不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弟。我曾经以属官身份在台府办事，长官不能体察我的实情，我为此忧患。所以后来做长官，一定思考怎样沟通下属的情况。我曾经以监司身份巡行所部，上级命令不能在我这里实行，我为此苦恼。所以即使做一路的统帅，对于使者的命令也从未忽视。有人在私宅中干扰公府的事务，我曾经对此不平，所以对他所居之处，不敢有丝毫干犯。大家族侵削小民，我曾经反对这种做法，所以对于乡党邻里，虽然没有能力厚待他们，也不敢伤害他们。凡是这些事情，我都战战兢兢，仍然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如今祝君竟能把这些道理揭示在自己的居所，并刻铭来警戒自己。乡里的儒学前辈和长者，又为他详细剖析了意义，已经极其完备，难道还要等我再说吗？虽然如此，这个道理难以实行，已经很久了。从前子贡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孔子告诉他说：“大概就是恕吧！” 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后来子贡又问：“我不愿别人把某种事情加在我身上，我也希望不把这种事情加在别人身上。”孔子便告诉他说：“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用自己的心来揣度别人，不把自己厌恶的事情施加给别人，这是恕的实践，也是实行仁的方法，正是所谓絜矩。把自己和他人一同看待，使万物和我处在同等尺度上，公平周遍而广泛施行，出于自然，这就是仁人的作为；不必再用絜矩来衡量，也没有不合矩的地方。这是有浅深高下的区别，并不只是为了勉励子贡。仲弓的贤德仅次于颜子，到了他问仁时，孔子也一定用这番话告诉他。若不是圣人，怎么能不由恕而达到仁呢？所以孟子也说：“努力实行恕道，这是求仁最接近的方法。”恕一定要用“努力”来说明，是为了表明用力的艰难。学习的人应当以勉强自我矫正来激励自己。恕为什么难呢？因为道心微妙，物欲容易使它受到禁锢；一旦形成私见，就会把自己和别人看成不同的人。天理的公正，于是被阻断而不能流行。有志于仁的人，应当知道，天地之间同我一同生存的，没有不是与我同体的。同体，便本性相同；本性相同，便情感相同。使自己的心公正，使自己的施予平等，有均齐而没有偏爱吝啬，有方正而没有偏邪不正。按照这个原则前进，将没有一件事不能获得，这就是所谓絜矩之道。然而《大学》既然说絜矩，接着又谈义利，难道是不同的旨趣吗？利，就是只经营自己；义，就是使自己和别人共同获利。世上的君子平日谈论，谁不把平等看待物我、公正对待好恶看作理所当然？但私心一旦横生，却没有人能够克制自己，原因就在于利。利，难道不是本心中的螟蛾和蛀虫、正道上的荆棘丛吗？《大学》在篇末反复叮咛，孟子在开篇恳切激励。圣贤为人着想，深切没有超过这一点的了。那么士人求仁，应当从絜矩开始；推究絜矩的端绪，又应当从辨别利义开始。您认为怎么样？祝君说：“是的，请把这些写成记文。” 《径山三塔记》佛行禅师主持径山六年，道法兴盛流行，僧俗都归依仰慕。各种废弛坠坏的事情，没有不修复的。于是建立三座丛塔，作为在这里蜕化、去世者归葬之处。僧众中有人出来说：佛教把人世看作泡沫幻影，把生死看作梦醒，把身体看作妨碍，于是弃身而去，就像扔掉破旧的鞋子一样，难道他们死后还会回头顾念腐朽的尸骸，希望得到墓穴安葬吗？禅师说：不是这样。我们的教法过去住在蓬屋中，如今已经建起高大的宫宇；过去托钵乞食，如今已经坐享珍美食物。凡是这些，都和从前不同。唯独死后埋葬、埋葬后建塔，难道可以不改变吗？可是生死没有穷尽，山冈墓地却有限；塔建得太多，久而久之将没有地方容纳。看看今天世俗的葬法，人人各有墓穴，那是世间的法则，不得不如此。我们的教法本来出离世间。况且形体由因缘感应而生，本体并非真实存在。暂时的形体虽已消亡，真实本体却没有迁变。临示现寂灭时，便把它交给火焚烧；看待这个虚妄身体，完全如同不存在。为什么还要埋藏它，反而要自我区别呢？我今天这样做，就是要彻底打破界限：活着时同住一堂，死后共同一塔，不分彼此，没有差异。这样的广大心胸，才是佛的知见。当时大众听到禅师这番话，没有不欢喜的。禅师又说：我佛的教法以慈悲怜悯为根本，所以常常苦己利人，并不是想役使百姓来奉养自己。晋、魏以来，只崇奉佛教，世人敬仰依归，如同水流奔向沟壑；即使捐出眼睛和脑髓，也没有人吝惜，何况金钱财宝呢？因此居处、饮食，直到埋葬，日益趋向奢靡昏昧；有些人以为这显示我教兴盛，但明眼人看来，恰恰是佛法衰落。为什么呢？末流胜过根本，根本就微弱；供养越丰厚，道行就越浅薄。做我们弟子的，能不害怕吗？一定要体会佛的心，实行佛的行为，勇猛精进，智慧光明，那么活着住宫宇，死后建塔安葬，也差不多可以无愧了。如果三业不除，万行全都泯灭，不只是百姓的蛀虫，实在也是我佛的罪人。众人听了这些话，又喜又惧，于是请宗上人来拜访我，请我写记，我不能推辞。禅师名叫妙崧，是浦城人，历来主持浄慈、灵隐等山寺，又主持双径，道行是当世第一。

译《定轩记》震泽杨公用“定”来命名书轩，写信给我说：“何不为它作记？”我说，定是一个道理，但老氏、佛氏所说的定各不相同，不知道杨公的志趣究竟属于哪一方面？从儒者的观点说，《大学》讲由定而后能静，由静而后能安，由安而后能虑，由虑而后能有所获得；所谓“寂然不动”，正是感应贯通的本体。从老、佛二氏的观点说，他们所谓泰定、禅定，不过是呆然枯槁罢了，漠然清虚罢了。人的一心与天地造化相等，伟大之处在于它往来开合无穷，动静出入都各有妙处。如今把呆然漠然当作定，就是没有作用的本体、不能感应的寂静，怎么可以呢？杨公凭敏捷通达、果断锐利的才能，受到明天子的任用，曾经镇守上游的防地，守卫天险，开设大幕府，统制淮河中游；又作为法从近臣，总管六军的赋税。他的志向在于建立功业，他的情义专在于报效君主，本来不是把心寄托在无用之地的人可比的。这样看来，他所归属的必定是儒者而不是老、佛二氏，有什么可疑的呢？不过，做到定实在太难，已经很久如此了。即使是穷居独善的士人，抛开百事、停止万般思虑来求定，也有人终身不能得到，何况走在功名道路上、处在富贵境遇中呢？凡是成为耳目之贼、心志之害的事物，纷纷交错地出现在眼前，荣枯美丑、可喜可怕的事情，每天变化成百上千；它们来势急促，像劈开山岭的雷霆，震荡心神，像吹飞房屋的狂风；它们使人眼花缭乱、反复不定，又像一叶小船在凌空翻卷的巨浪中起伏，实在太厉害了！做到定实在太难。这样的祸患在哪里呢？回答说：只是因为心中没有主宰罢了。我曾听说，敬就使心有主宰，外物听从心的命令；不敬就使外物成为主宰，而我反过来听从外物。古代君子即使面对妻子儿女，也像面对君师降临一样；身处幽暗房间，也像有许多双眼睛看着自己，这都是为了涵养自己的心，使它成为万物的主人。心有确定的主宰，才有确定的见解；有确定的见解，才有确定的力量；应对万般变化，就没有什么不能做到。这就是儒者所说的定，也是杨公的志向。道理有一定的准则，而事情却没有固定的形式；随着事情作出应对，使每件事都恰到其宜，这才叫定。若是处置义理还不精确，却冒然说“我的操守不可改变”，那不过是被私意禁锢罢了，哪里足以谈定呢？所以以主敬和穷理相互发挥作用，东鲁、 西洛的正统传承，确实不容歪曲。杨公的祖父紫微公曾在伊川门下受学，后来任先朝侍从；杨公所学出自家传，而且正当事务繁剧时仍不乱，遭遇变故时也不惊惧，他在“定”这一点上用力很深。只是我哪里足以启发杨公的志向呢？姑且诵说自己所听闻的道理，以此答复他。《全行可度牒田记》我的乡人全何孙，字行可，年轻时放纵浪荡，不能约束自己，不久便悔恨并悲伤，认为老氏之学可以保全生命、延长年寿，于是抛弃尘世牵累，接受道家戒法，成为黄冠道士。因为仙游有林岭胜景、丹台和剑池的古迹，便把名籍隶属于那里。他又常往来于天庆道院，把先祖留下的田产全部归入两座道宫。从祖西岳公说：“你背离喧嚣而归向清虚寂静，很好。然而这些田地是你从先人那里承受的，是用来供奉他们祭祀的。如今这样做，难道不会让你的祖先成为若敖氏那样的孤魂吗？”行可说：“不是这样。何孙这样做，正是替祖先作长远打算。看看如今的人，积聚金钱唯恐不多，占有田宅唯恐不广，都说我将让它世代承继祭祀，使万代子孙不改变。然而传一代而不失去的很少，传两代、三代仍不失去的就更少了。它的到来像尘土堆积，离去却像河水溃决，这是什么原因呢？子孙不可能全都贤能，而虚与盈相互更替，是上天的规律。如今我把田地全部归入两宫，两宫长存，我的田地也就长存；我的田地长存，先人的祭祀也就随之长存。这样的考虑难道不长远吗？”西岳公不能阻止他，便把这件事告诉了有关官府。第二年，行可成仙离世，西岳公请我为他作记。我说，天下真正可以依凭的是理，而不能预先确定的是事；行可讥讽世人不能长久守护祖业，又怎么知道常住之物一定能够永久存在呢？不过，行可没有娶妻，也没有儿子，所以这样做本来确有不得已之处。希望主持这两座道宫的人接受他的托付，不违背约定；享用这些利益时不违背情义，在不能长久之中求得长久，难道不正是行可的志向吗？所以写下这些话交给知观事张日隆、周道珍，让他们刻石。田产收入归入两宫的，各自都有簿籍；每年修治先人的祭祀，凡有十六余份，则用来资助那些希望成为道士的弟子。主持某项约定的是从祖某，如今任训武郎、主管华州西岳庙。”

译《弘毅堂记》果山游侯景仁给堂屋命名为“弘毅”，请我为它作记。起初我听说游侯德性美好、求学用力，内心实在向往他，想写记文却未能做到。后来又听说他在朝廷立身处事卓异，气节刚劲挺拔、坚贯金石，明亮严厉如冰霜，便肃然说：“这才是真正有志于弘大而坚毅了，怎么可以没有记文呢？”人一出生便具备天地之性，是天地的心；尧、舜那样的仁德，人人都可能达到；周公、孔子那样的道，人人都可以达到，难道人的能力有固定限量吗？如果持守德行不够弘大，志向就小，不能达到广大境界，便会说：“我不是乌获，不能举起百钧的重量。”用心不够刚强，力量就小，不能达到远方，便会说：“我不是騄骥，不能走到千里之外。”唉！这样的人不是近于自我放弃吗？所以圣门的学问一定以弘毅为根本。颜子居住在陋巷，退缩谦下，看起来不过是一个贫困的读书人；但他问仁时，得到了克己复礼的传授，听到视、听、言、动的具体要求，便奋然请求实行而不推辞。他仰望、钻研、观察、忽略，始终没有领会其中的要旨；即使已经竭尽自己的才能，也一点不懈怠。他立志的广大、进道的勇猛，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啊！继颜子之后的曾子，似乎与他出于同一条道路，所以他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而坚毅。” 这表现在努力实践上，就是早年亲自每日三次反省，不肯随便懈怠；后来领悟万事一贯的道理，也不肯随便停止。以有能力向没有能力的人请教，以知识多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如没有，实如空虚，表面上说是承当朋友的托付，实际上是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有人把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他，把国家百里的政务托付给他；面对重大节义不可改变，表面上是在泛泛谈论君子，实际上是以此自许。等到手脚已经伸展、临死之前，他知道不必再战战兢兢，却一听到有人谈及闲坐一旁执烛侍立的道理，便不安于大夫的竹席，非要得到合乎礼法的处置才停止。别人身上有一丝一毫可取的善处，即使是儿童也不敢忽视；自己身上有一丝一毫没有达到圣人的地方，即使临近死亡也不肯停止。唉！这就是他能够担当重任、达到远方的原因吗？这就是他独自传承洙泗之道的原因吗？后来记载礼制的人沿袭了他的话，却改变了意思，说：“仁作为器物极其沉重，作为道路极其遥远，举动的人不能胜任，行走的人不能到达。”唉！实行仁德全在自己，想要它便能达到，从未听说用力不足；用这种说法来检验那种说法，恐怕不是孔子的本意吧？士人做士人，如果能够深深体会颜子、曾子的气象，以广大、坚强、果断自期，不满足于小成，不在半途自我划止，俯身勤勉不息，不到力竭不停止，那么重担可以承担，远方可以到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景仁对于这条道，越发可以相信他是有志向的了。不过，山将完成时只差一筐土，行百里者在九十里时只完成了一半，景仁还应当更加敬慎、更加努力，坚定地相信并实践，务必以达到颜子、曾子的境界为目标。那时我将抬头祝贺他说：“圣门有了人才，天下有了人才。” 《共极堂记》我居住在粤山，过去没有堂屋。岁在单阏，才开始建堂，面向南方；又在对面建了一座小堂，命名为“共极”。夜间空气澄澈，天上的星象灿烂。我遍望北极星，仿佛就在咫尺，于是整理衣襟、肃正容貌，再拜说道：“这就是我们的先圣所说的‘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啊。”考察《天官书》说：“中宫的天极星，其中最明亮的那颗是太乙，常居三公星旁，藩臣环绕辅佐；璇玑玉衡高高悬挂，衡星与文昌相对，泰阶星罗列森然，光辉映照其垣墙，形成紫微，其形象如同枢纽。对应在人间，就是宽广的朝廷、正寝和发布诏命、施行政令的朝堂，是各国从四面八方仰望的地方。苍龙主管东方，赤鸟主管南方，于菟、神龟庄严排列在西北。星宿共有二十八宿，运行度数共有三百六十五度。对应在人间，就是九畿、五服以及各邦国、各官府的位置，是上位者赖以干理四方、作为屏障的所在。”苍天不说话，却用星象启示人。身居上位的人，希望他端正内心、修明德行，掌握纲领和要点，成为四方的准则；身居下位的人，希望他彼此恭敬、协调同心，统一志向和思虑，共同尊奉君主，使君位成为天下的准则。古代君子，在朝廷任职时，便只知道辅佐君主；奉命出外任职时，便只知道保卫王室。出仕和退处虽然不同，心志却是相同的。不幸退职闲居，即使如白驹隐于空谷，也不要把自己的声音看得珍贵而不肯传出；即使在高地筑室隐居，也要永远发誓不把志向告诉世人。这种道理，只有邹孟子懂得，所以迟迟不肯出仕；屈原也懂得，所以《离骚》一篇之中再三表达这种心意。出仕和不出仕虽然不同，心志却是相同的。我虽然十分愚钝，难道敢忘记这些吗？唉！天上的北极，远隔重霄；我的北极，却明白地存在于方寸之心。端正我心中的北极，就是用来对应天上的北极。因此不愧对自己的心，便不愧对我的君主，也不愧对上帝。那么“共极”的意义，难道还要到心外去寻求吗？从今以后，我只在早晚恭敬谨慎，仿佛师保就在面前；把心志寄托在这座堂中，用来警戒自己。

译《上饶县善济桥记》从前百姓苦于涉水，圣人对此忧虑，于是取《涣卦》的象义，想办法使阻隔得到接济。这样，船和桨的便利便兴起了，但当时还没有听说桥。到了周代，人们制造连舟作为桥梁，桥的制度才大体具备。后来又有供徒步行走的徒杠，有便利车载的舆梁，桥的制度才完备。它起初根据天地自然形成的道理，最终成于圣人的心思；它最终能够便利天下、造福万世。考察《春秋》外传和《孟子》的记载，大概都把这看作先王的政事，而不是百姓个人的事务。唉！王政不能实行，已经很久了。溱水、洧水渡人，虽然还没有达到王政的程度，但与百姓共同忧患的心意仍然十分深切，不像后世把官府和百姓分成两边，凡是有司应当承担的事情，全都让百姓自己去做。百姓在这时，除了要奉养上面的父母、抚育下面的子女，还要代替有司承担责任，可以说很艰难了。幸而有贤能而有力量的人从他们中间出现，把众人共同承担的事情承担到自己身上。虽然这种事不同于古代，但它的意义在今天实在值得称道。这正是我乐于听闻的事。距离信城县二里左右有一条溪，源头发于闽地建阳，过去用浮桥渡人。春夏之间遇到大雨洪涝，缆绳断裂，船只解散；两岸相隔遥远，船夫呼喊招揽，翻船溺水的事故接连发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乡人叶均泽亲眼看见这种灾害，毅然把它当作自己的忧患。于是察看地势，庇护工匠，层层铺叠纹理石来加固桥基，架设巨木来建桥。工程始于嘉定己巳年，到乙亥年才告完成。共建桥屋五十四间，横卧溪上百余丈，耗费金钱几十万缗。旁边建僧舍来负责守护，又划出田地、立下界址，以备修缮之用。县令陶侯木浓亲自大书匾额“善济”，赞美它广泛便利百姓。唉！世俗习惯日益偷薄，人们都以钻营利益来经营自己；豪强大族和显贵姓氏巧取豪夺、横行搜刮，不成为地方大害的很少。何况能把救济万物放在心上呢？以救济万物为心的人很少，何况能拿出家中积蓄，消除地方上最严重的祸患呢？叶君这次工程，可以说确实贤能了。从前阳货说：“追求富有就不会仁爱，实行仁爱就不会富有。”大概仁与富本来难以同时谋求。有富人的力量而没有仁人的心，就无暇救济万物；有仁人的心而没有富人的力量，又不能救济万物。叶氏在上饶，还没有凭财富著称，只因他笃实地喜好仁德，所以能够竭尽力量完成这件事，难道不是更加贤能吗？上天对于人没有偏私的覆盖，难道只独独使人有富贫的差别吗？财富出于上天，只是寄托在人手中，就像官吏从官府接受库藏，财物的出纳并不是能够专擅占有、禁闭守藏。内心仁厚而施用公正的人，接受这样的托付，一定长久享有它，所获报应也一定丰厚；否则就会获罪于上天，财富转而归属别人，也像官吏把公家库藏据为私有，随之而来的就是废黜和刑辱。所以拥有万金之家，传了一两代便流落为饥饿奴隶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原因吗？推究叶君的用心，他的恩泽可以施及百世，所以我高兴为他写下这篇记。他字润卿，终将仕郎；子孙众多而贤能，他家族的兴盛大概还没有止境。《存斋记》墨庄叶清父用“存”来命名书斋，请我阐发其中的意义。我说，“存”是一个道理：《易》从本性方面说“成就本性而保持不失”，就是这个意思；孟子从心方面说“操持便存在，保存自己的心”，也是这个意思。这两者相同吗？不同吗？回答说：本性就是理，主持这个理的是心。心保存下来，理也就保存下来；《易》和孟子的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然而《易》只说了一次保存本性，孟子谈保存本心却反复说过。难道不应当非常畏惧操持或放弃、保存或丧失心性的关键吗？尧、舜“本性就是仁”，不需要操持便自然保存。即便如此，仍然要战战兢兢、勤勉不懈，不敢稍有放纵。汤、武“亲身实践仁”，便不能不从操持用功。所以说“用礼来约束内心”，是怕一念不合礼便不能保持；说“不要使你的心有二”，是怕一念有所动摇便不能保持。连圣人尚且如此，学习的人难道可以放任自己吗？敬是保守自身存有的办法，《中庸》所说的戒慎不睹、《曲礼》所说的庄严如同思考，都应当深入体会。欲望是损害自身存有的东西，孟子所说的减少欲望、周子所说的无所适当，都属于逐步进修的方法。不过，既有儒者所说的存，也有老氏所说的存。儒者的存，是保存我自身真实的理；而老氏的学说却说“绵绵不绝，好像存在；使用它却不劳费”，它的末流又有所谓“存想之法”，这些都以气为根本，而不是以理为主。清父却想兼取二者，我担心他心志二分而失去自己所当保存的东西。学习最忌讳道路太多，最可贵的是专一守持。清父姑且舍弃老氏这一套，专心求取我们儒家的学问；只要持守坚定、涵养纯熟，我从未听说心存而气不随之端正。清父应当好好思考。

译《养正堂记》我的朋友莆田王实之把读书堂命名为“养正”。他早晚居处其中并思考这个题名，曾对我说：“《易》中有这样的说法，蒙卦以养正为要，是成就圣人的功夫。”又说：“颐卦守正便吉，养正就吉祥。”上天赋予我的东西，从来没有不正的；至于怎样培养它，就在于人自己。所以我综合两卦的意义，想写在堂柱和座席的铭文上，冒昧说几句话来阐发它的宗旨。我说，蒙卦的意义，取幼小之物来说：泉水涓涓，刚从山中流出，水流还没有通达；在人身上，就是善端刚刚萌发，在内心有所触动，不能不加以培养。用正道来培养它，天理就会周遍流行；一旦稍有间隔，它不被阻塞的情况就少了。这是学习者成就圣人的功夫，一生都要遵循，片刻也不能舍弃。至于颐卦的意义，在天地就是养育万物，在圣人就是养育贤才并推及百姓，功用极其广大。但卦象只以言语和饮食为说，是因为先要得到正确的养护，然后才能推广到别人。没有先成就自身而能够通达天下的。白圭有诗，南容反复诵读；金人有铭，孔门弟子把它记取，难道能不谨慎吗？饮酒超过三爵，尚且被视为不合礼；享受万钱的俸禄，反而足以招来祸患，难道能不节制吗？所谓“谨慎”和“节制”，全都是培养正道的事情。就两卦来说，蒙卦的养正在于察知细微；颐卦的养正在于先从切近处做起。从学习开始，到德行成就，细微之处就会显著；修养自身并推及万物，切近之处就会扩展到远方。不过，从内卦来看，两卦都以止为要，这是蒙卦和颐卦相同之处。泉水不断流出，而山的本性自如；雷有时震动，而山的本体不动摇。善于学习的人由此体会，就会知道寂静是感应的本体，感应是寂静的作用；动静依时而行，循环没有间断；操持存养和反省察看相互用力，那么本体建立、作用流行，二者互不冲突。河流不断，厚德化育广泛流行，便会源源不绝。况且实之为人，清明刚毅果断，大概不待学习便能做到；他就像山那样高峻、安静、止定，更应当深入玩味，默默体会。敬慎吧，实之！努力用功，以那两卦的德性来增进自己的德性，这样才算真正从《易》中有所获得。《政和县修学记》庆元四年秋九月，政和县修建学校完工，县令括苍徐君来请我撰写记文。我考察古代的教育制度，教育从家庭开始，在乡里完成，所学习的不过是闺门子弟应尽的职责；施用于政事，就成为公卿大夫的人才，这是什么道理呢？闾里设有塾，宗族设有师，没有奔逐驰骛的牵累来损害他们的良心；以孝顺友爱为行为准则，以中和为德性，有切实修养的功夫来保全正性。心能存养，性便能获得，所以推求他们自然成长的本性，都足以成就他人。后世乡里的教育废弛，士人面对时势，追逐利益的人浮游四方，形成战国时代纵横家的风气；章句文辞之学兴起后，又穿凿奇诡，成为汉代经生；雕琢华美，成为唐代进士。过去用来存养本心的，如今用来放荡本心；过去用来涵养本性的，如今用来损害本性。唉！依照后世的制度，却希望风俗教化、人才兴起，岂不是完全相反吗？所以我曾说，必须仿效古代制度，从闾里开始都设置学校，使人只安于本土，而不羡慕外界；必须减少当今的弊病，使人互相勉励于德行，而不以文章互相争胜，这样或许周成王时代的教育用意可以逐渐恢复。然而，这哪里是主管官吏所能做到的呢？幸而有贤能的县令，能够兴办本县的学校，使来学习的士人不必违背亲人、离开家乡，也不至于失去求学的根本。大概如今已经有足以记载的事情了，我对于徐君的请求之所以屡次感到惭愧，是因为起初县学长久毁坏荒废，士人无处学习。徐君到任后，从门到殿堂以及东西两廊，全都重新修建；神像设置庄严显赫，彩绘华美灿烂；东西两边建有四斋，用来安置生徒；中间建阁收藏经籍；有射圃，有先贤祠；藏书修业、游息休憩，一样也没有缺少。又用余力查核粮储收入，使吏员不能侵吞。徐君这样确实值得记载了。虽然如此，士人求学，难道只是住在学校里才算吗？鸡鸣时早起，天黑时休息，都是学习的时候；隐微如暗室屋漏，显著如乡党朝廷，都是学习的地方；举止容态、周旋进退、洒扫应对，都是学习的事情。知道没有一个时刻不是学习，那么白天做事、夜晚反省过错，哪里敢懈怠？知道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学习，那么在幽暗无人的地方也会警惕，在事情尚未显露时也会戒惧，哪里敢忽视？知道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那么即使细小的行为也会谨慎，即使琐碎的事情也会勤勉，哪里敢有所遗漏？教育虽然不如古代，但我所存养本心、涵养本性、希望成为圣贤的志向，却未尝不是古代的。至于只是脚踏学校门槛，口中吟诵应试文章，却说我的学习到此为止，那就不是我这个愚昧之人所敢理解的了。

译南雄州学四先生祠堂记 庆元年间，南雄州开始在学校里建立周子、二程子、朱子的祠堂。教授三山陈应龙写信嘱托我撰记。我说：“四位先生的道理高深而美好，只是以我的愚见，还不能窥见其门墙，我将用什么言辞来记述呢？”虽然如此，我过去也曾听闻过它的大略。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它的传承在圣贤那里。这就是子思在《中庸》中区分性、道、教的原因。性，是智慧者和愚昧者共同获得的；道，是古今共同遵循的道路。而要阐明道、推行教化，使世人觉悟，除了圣贤没有谁能够做到。所以从尧、舜到孔子，大约每隔五百年才有圣人出现。孔子去世后，曾子、子思和邹孟氏又先后推阐明白它。百余年之间，一位圣人和三位贤人相继传授，然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用来开启天常、建立人伦纲纪的道理，鲜明地显示出来，流传示范无穷无尽。然而，上天降生圣贤，难道会是偶然的吗？不幸的是，战国和嬴秦以后，学术分散破裂，没有统一的传承。即使董生、韩文公这样的贤人，前后相继出现在汉唐之间，但对于道统的正源、体用的完整，仍然没有穷尽其极。因此，他们只能在一时之中建立卫护道统的功劳，却不能承担把道传给万世的责任。上天开启圣明的朝代，文治兴盛和谐。于是从天禧、明道年间直到中兴之世，大儒相继出现，把主持和弘扬斯文视为自己的责任。孔孟之道，到周子时重新彰明；周子之道，到二程子时更加彰明；二程子之道，到朱子时大为彰明。他们与曾子、子思、邹孟氏的传承相互契合，如同符节相合，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这是天意。然而四位先生的学问，难道是像世俗之人那样树立奇异见解、崇尚新说，追求超过前人未及之处吗？也只是顺应天意罢了。荀子、扬雄把恶和混杂当作人的本性，不知道天命本来的性质；老子、庄子把虚无当作道，不知道天道极其真实；佛教把铲除人伦常道当作教义，不知道上天所安排的人伦秩序不可改变。周子生在绝学之后，独自深入探究根本源头，阐明幽深隐秘的道理。二程子见到后便懂得了，朱子又从二程子那里闻知而领会，著述承继相接，本末完备。从此人们知道，人的本性不外乎仁义礼智，恶和混杂不是本性；道不离开日常生活和事物，虚无不是道；教化必须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为根本，铲除人伦常道不是教化。他们阐开圣学的门径，驱除世人的蒙昧。流传千年的正统，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唉！上天对于斯文的眷顾，也已经达到极点了。南雄作为郡，远在五岭以南，士人的习尚仿效中原，被称为接近敦厚之资；用最正当的学问来引导他们，他们一定会有所俯首努力。可是陈君对学校的期望，果真在这里吗？上天赋予我的本性，万种善德全都具备，哪怕有一丝亏损，也是荒废上天所赋的职责。古代君子面对深渊薄冰般地戒惧，终身不懈怠，都是为了保全自己所禀受的本性。唉，后世为何同古代相违如此？利欲之风深入肺腑，把义理的习尚看作迂腐空疏；把自身本有的可贵品德抛弃得如同弁髦，却为车服等身外之物不惜牺牲性命去追求，始终不肯舍弃。唉！这难道不能说是大大的迷惑吗？有志于道的人，应当从哪里用力呢？遥想往昔，百代圣贤相传，一个“敬”字，实在是他们的心法。天下的道理，只有“中”是最正的，只有“诚”是最高的。敬是达到中的方法，没有敬就没有中；有敬以后才能诚，没有敬就无法诚。气势的猛然奔突，超过奔跑的四匹马，敬就是它的缰绳；感情的纵横放任，比决口的河流还厉害，敬就是它的堤防。所以周子以主静为主张，程子以专一为训诫，都是对做人最切要的要求。子朱子又反复恳切地说明了这一点，求学的人如果能由此知道自我勉励，那么在思虑尚未萌发时，必须戒惧；事情与外物接触以后，必须恭敬谨慎。动与静相互承接，丝毫没有间断，那么天德便能完整，人欲便能消灭。大本之所以树立，达道之所以实行，难道不是由此而来吗？陈君如果认为这话正确，希望把这些话刻在祠堂墙壁上，作为求学者观察反省的帮助。至于只诵读四位先生的话，却不反求自身，只追逐他们的名声而不实践他们的实际，这难道是四位先生设教的本意吗？又难道是陈君对南方士人的期望吗？居思堂记 庆元三年，莆阳叶侯日新掌管吉阳的符信，已经驱车向南而去。路程还没有走到一半，心中忽然生出归隐田园的想法，长叹说：“我与其被官印官服束缚，忙乱不安地陷在是非之中，何如恢复我最初的服饰，和耕夫樵叟一起在田野之上、山涧峡谷之中生活，以保全我的志向为乐呢？况且我家自先世以来，功勋文章的簿册相传，我的伯父正简公曾以忠直辅佐阜陵，被称为著名的辅弼大臣。如今我不幸坠入【缺字】；但我年少时便喜好学习，即使年老也没有衰退。我家有一座居思堂，水心叶公曾为它作诗，复斋陈公又为它题写匾额。我将每天居处其中，阅读自己的书，教育我的孩子，继承先世的事业，不也可以吗？”于是向朝廷上疏，请求赐给祠官的俸秩以便归去，并且写信给我说：“我的志向就是这样，请你替我记述它。”我说，侯为堂命名很好，但“思”这个名称相同，意义却有两种。《洪范》所说的“睿”，《中庸》所说的“弗措”，是真诚的思；《易》所说的“憧憧往来”，是邪曲的思。真诚的思，是专一于道；邪曲的思，是被欲望搅乱。所以圣人在《咸卦》九四爻中深切加以戒告，并不是厌恶思考，而是厌恶思考不合正道。至于天地的纯粹完美、圣贤所蕴含的深奥道理，如果不竭尽我的心思，难道能够有所获得吗？所以学习必定以思考为根本，而思考必定以真诚为根本，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那么，“思诚”的学问，究竟从哪里入手呢？我曾听说，诚就是天，敬是人之所以能够合于天的途径。学习而希望达到诚，难道必定要由敬开始吗？古代君子面对妻子儿女，如同君主和老师在面前；处在幽暗的房间里，如同有许多双眼睛注视着，都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敬。敬树立了，诚也就存在了。然而我对于这一点也只是习闻而未能真正明白，必定要深入研究其中的意义，以启发叶侯尚未领悟之处，然后再同复斋陈公商量。

译潭州重修大成殿记 资政殿学士清源曾公，凭借过去在朝廷任职的资历，出任星沙的长官。他厚重持正以镇定风俗，如山岳不可动摇；清明洞察事物，如水面不生波澜。一年不到，各项政务都得到修治，众人心悦诚服。潭州所属九郡五十城，既然都安定无事，他便思考如何把百姓引向礼义的境界。回头看学校，那里供奉着先贤先师，而殿堂的规模几乎像佛寺。曾公对此忧惧不安，于是嘱托郡学职事，给南宫舍人钟君震写信，请他考察辟雍的制度绘成图样，并招来有才干的属吏监督工程。拆去附属的厦屋，扩建为新的宫殿，共二十六楹。过去阴暗拥塞的地方，忽然变得高敞明亮，适合举行祭祀。又认为列置学门的门额，样式也不合礼，于是另建大门，把门额移到上面。这样一来，宫墙内外巍峨焕然，既符合图样，也合乎礼制。后来又用剩余的钱，在学校门左边砌修旧路，在学校门南边恢复射圃。工程完成后，州学正迪功郎钟景仁等写信来嘱托我作记。我说：曾公这次举动，只是因为儒者的宫室混杂了佛寺的制度，尚且想着加以纠正。何况如今世上，居处华美而奉行夷狄之道、名为儒者而习染墨家风气的人，到处都是，难道可以熟视无睹而不去救正吗？推想曾公的志向，如果有一天能把他的学说全部推行于天下，一定会使邪说止息、邪僻受到抵御，使杨朱、墨翟损害仁义、否定君父的学说不能放任；一定会尊崇王道、贬抑霸道，使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所崇尚的权谋才智和追逐功利的学说不能施行。儒者的功业，必定达到这个地步以后，才足以承担天常人纪的重任；如果不是曾公，还有谁能承担呢？至于在这所学校中学习的人，也只是要审察自己所趋向的道路，谨慎选择所用的方法，使自己的纯粹品行完全出于正道罢了。唉！遮蔽消除而空明显现，难道只有这座建筑如此吗？人的心，本体广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有时不能如此，是因为外物有所遮蔽。去除遮蔽，本体就恢复了。扬雄所说铸造金人的故事，正是很好的启发。借修缮建筑的事情来告诉人修身的方法，不正是我对求学者的期望吗？内在与外在同出一源，精微与粗浅本来一致。善于学习的人，使心虚静，以体察天下万物，那么到哪里不是增进自己德行的地方呢？又岂止是这里呢？诸位如果认为我说得对，希望告诉曾公，并把这些话刻下来。曾公在庆元年间考中抡魁，曾参与辅佐先帝处理大政，声名美好、德行纯正，士大夫都尊崇他。他治理潭州的政绩，有许多可以记载的地方，如今都不记，只记他给潭州士人带来的幸运。宜兴县先贤祠堂记 古代乡里的先生去世后，要在社中祭祀。社，是报答根本的事情。乡先生有什么功劳，值得在这里祭祀呢？我曾深思社作为群祀之首，是因为它生产嘉谷、养育百姓；乡先生对于乡里的重要性，也是因为他们践行道义、秉持德行，引导百姓向善。用嘉谷养育百姓，使他们保全正当的生命；用德行引导百姓，使他们保全正当的本性，他们的功劳是一样的。然而圣门所论，实在不得已时，宁可舍弃食物来保存信用；如果君臣、父子失去正道，即使有粮食也不能安心食用。教导启发的功劳如此重大，这就是乡先生可以在社中受祭而无愧的原因吗？后世建立先贤祠，也是古代遗意。并不是只有亲自接受过他的教诲、如同师生弟子关系的人才可以奉祠；即使那个人已经远去，但他的言行和风范仍然凛然存在，乡人的子弟还有可以观看效法的地方，那么即使经过千百次祭祀也不应忘记。阳羡自晋代以来，世代都有显赫人物，如周孝侯周处改过向善的勇气、为国而死的忠诚，卓然成为百代的表率。从梁到唐，文章功业也偶尔有值得称道的人。到了本朝，则有乐安蒋公，以儒术受到当时尊崇，即使王安石也推重他而不敢居其上。古灵陈公曾任郡守，死后葬在这里；东坡苏公曾在这里买田筑室，并终老于此。二位先生的学问、品行、节操和操守，都是一代伟人；他们的墓地所收藏、寝庙所寄托，虽然不在自己的乡里，说他们是乡人也可以。至于道乡邹公，从岭南归来，只在道士的馆舍寄宿过一次罢了，县里的人至今还说“这是我们的邹公”。唉！百姓秉持人伦常性，喜爱这样的美德，竟然如此吗？然而从晋代直到现在，只有周侯确实有庙宇享受祭祀，其余诸位我还没有听说有人主持祭祀。庆元某年，浚仪赵侯与悊来宜兴任县令，把扶助教化、引导百姓作为首要政务。过了两年，百姓受到感化而心悦诚服，于是大规模修建祠堂来尊奉先贤。从周侯以下，都依次列入祭祀的位次。又有内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简惠文公、二周公，也都是近世博大硕学之士，有的葬在这里，有的曾寓居这里，都按照旧例祭祀。某月某日，安置神位、举行祭祀，一切合乎礼制。赵侯举行这件事，难道是希望本地士大夫君子共同奋发，归向道德吗？看着这几位先生，他们和我同为乡里人；他们能做到这样，古今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只要吝啬的私心消失，什么过错不能改正？只要壮志一经树立，什么事情不能完成？虽然如此，是非之辨，不能只是一味沿袭他们的行迹。过去我们先圣的教诲，从春秋贤大夫如史鱼的正直、子产的仁惠等事迹，拿来教导众多弟子的并不少；至于最亲切的传授，则说只是“仁”罢了。如果有了仁，天下一切善德没有不具备于其中的；用它侍奉君主就会正直，用它养护百姓就会仁惠，还有什么不是仁的功用呢？求学的人如果确实能够牢记洙泗之地圣贤的教诲，把颜回、冉雍所从事的事业作为归宿，那么对于前代贤人的言行和往昔事迹，即使不刻意求得完全相同，我也看见没有不相合的。祠堂建在山川最优美的地方，刚刚建成便有祥瑞应验，人才奋发兴起，这就是征兆。赵侯在县中有许多美好的政绩，都不记载，只记他给宜兴士人带来的幸运。

译明道先生书堂记 圣人的道理，分布在经书典籍中，明白地展示给世人，已经完备了。尧传授给舜，只说一个“中”字；舜传授给禹，又增加了三句话：所谓“人心”，就是人欲；所谓“道心”，就是天理。选择它要精审，守持它要专一，然后才能把握中道。中，就是天理本来如此的准则，其中丝毫没有私人欲望的掺杂。《大学》《论语》《孟子》指明义利的区别，都与这个意思相同，只是没有用“天理”来表述；唯独《乐记》说：“不能反省自身，天理就灭亡了。”又说：“外物到来而人被它同化；所谓外物，就是使天理消灭、使人欲穷尽的东西。”世人说《礼记》这部书大多出自汉代儒生，汉儒的著述流传下来的很多，有哪一部涉及这种道理呢？从此以后，道理日益昏暗，经过一千多年，直到本朝，政治教化兴盛清明，风俗淳厚，于是才有濂溪周子出现，独自获得了不传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见到它便有所领会，阐发幽微，使它更加明白彰显。如今看遗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先生论学，必定以通达天德为根本；论治，必定以实行王道为宗旨。有天德以后，才可以谈王道；天与人的关系、内与外的关系，由一理贯通，没有不同的道路。所以先生常对求学者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承受，但‘天理’二字，是我亲自体验后阐明出来的。”唉！这不是极其高明了吗？向上承继尧、舜、孔、孟的传统，向下开启万世学者的准则和目标。上天的命令多么深远，永不止息；万物生成形体，天理也随之赋予其中。仁义礼智的本性，恻隐、辞让、羞恶、是非的情感，耳目鼻口和四肢百骸的作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人伦关系，哪一样不是天理呢？人们只知道天在人身上的一面，却不知道人身上也有天理；于是物欲放纵，义理被淹没，人与禽兽还有什么区别呢？懂得人身上的天理，然后知道性本善；知道性本善，然后知道穷究事理；能够穷究事理，然后能够使意念真诚、修养自身；把这些推及治国平天下，无非是顺从上帝的法则。先生出生时，承受了元气的【疑字】；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纯粹是天理，所以他的神采洋溢，如春日的温暖；他说话从容流畅，如醴酒的醇厚。他在家中设教，士人愿意跟从的很多；在朝廷共同反对新法，天子明白他的忠诚，掌权者感受到他的真诚。一时忤逆权臣心意的人都被贬黜，先生却独自降低宪节，极力辞谢而不就任；他离去以后，人们仍然思念他。等到他去世，士大夫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为之流泪，认为如果当时任用他，他一定会有安抚百姓、使人行动和谐的功效；大家更加悲哀百姓未能遇到他，不能参与先生的事业。辅助兴起王道的恩泽，如果不是先生的内心和学问纯粹合于天理，又有谁能够做到呢？先生任官时，曾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考察他所采取的措施，如均分田赋、兴修水利、平息邪说、端正人心等事情，都是天理流行、明显表现出来的结果。后来经历变故，乡里的士人很少有人能够讲述这些事。乾道年间，资政殿学士刘公珙任知府，才开始在学宫祭祀先生；侍讲文公先生亲自为此作记，于是这些事情清楚显著，足以成为勉励学者的榜样。他任主簿时，赵君师复在官署前建了几间屋子，以寄托尊奉先生的意思，但屋宇低矮狭窄，很不相称。嘉定甲戌年，临川危君和继任此职，才向郡守莆田刘公榘请求扩建。不久，豫章李公大东、长乐李公珏相继到任，都共同协助这项工程。建堂三间，中间庄严安置先生像，并题匾为“春风”；堂上建楼，高大明净；里面建两斋，东边叫“主敬”，西边叫“行恕”。后面建小室，叫“读易”；外面建一斋，叫“近思”；斋旁建亭，叫“静观”。又准备建两廊作为两翼，并把墓表和《河南雅言》刻在墙上。危君对于这项工程，实在勤勉。起初刘公开始筹建时，曾嘱托我为它作记；危公又再次请求，三番五次来访而不放弃。我自认为鄙陋，极力推辞，却无法推脱。只是我自己想来，年轻时曾知道诵读学习先生的著作，起初大概茫然不知方向，久而久之，粗略地似乎有些领会。我私下认为，自从有典籍以来，“天理”一词只在《乐记》中出现过一次，是先生首先阐发了它，使这一学说大为明白，学者因此能够用力。先生开启千古的奥秘，觉醒万世的迷惑，对于这条道的功劳，可以说盛大了。但他之所以能达到这一境界，又有两句话：在未发之前以“无不敬”来操持存养，在将发之际以“思无邪”来戒慎谨守；涵养和省察兼顾，动与静都相互整饬，懂得天理、奉事上天，两方面都做到极致。达到最高境界时，内外融为一体，显著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那么虽然还是人，实际上却浩浩然与天相同。像这样，对于先生的道，或许有所契合吗？不，我不敢自量，只是把这些说法次第写出，交给危君。若他认为正确，希望刻在堂上，给后来到这里游学的人看，使他们知道先生的道虽然高深，但用力有关键，也许可以成为激发兴起的帮助罢了。

译潮州贡院记 嘉定五年三月，潮州贡院建成。郡学职事十四人，带着贡院图样来请我作记。我接受使者送来的图样后，进一步问他们：“起初我读梅溪王公的诗，知道潮州贡院已经很久了。如今所建的，是要翻新旧址吗？还是改建呢？而且它在什么地方？”他们说：“郡城北面有个地方叫鳯啸坊，是过去考试士人的地方；郡城东面有个地方叫登云坊，是现在考试士人的地方。旧址荒废，已有八十多年，如今才恢复旧制。”我问恢复它的用意，他们说：“从形势来说，后面背靠五龙山，前面耸立金鳌山，大江的水回旋环绕，双旌、鴈塔并列如星，这是前人选择此地时看重的优胜之处。旁边四周挨着民居，后面逼近城壕，山川清明之气远而看不见，市井喧闹之声近而习惯听闻，这是近年草率创建的简陋之处。何况论人物，过去兴盛而如今衰落；论规模，前面宽敞而后来狭窄。这就是恢复它的意图。”我于是肃然说：“《春秋》特别重视恢复古制，是说恢复得合宜。这项工程恢复得合宜，正是《春秋》之法应该记载的。” 然而我不知道主持此事的是谁，费用又从哪里出？”他们又说：“知道此事应当办，并且勇于决断这项议议的人，是郡太守蒲阳陈公；知道此事可以恢复，并竭力承担其事的人，是别驾浚仪赵侯。至于考察工程，是贤能的宾客王君恪；核查收支，是郡学中的俊才方遇、施仪鳯等人，实际分别承担，而吏员不参与。全部费用共计钱一万三千有余。郡里捐出一百万，别驾承担一半，其余由士人共同捐助，百姓并不知道。”我说：“啊！这真是应该记载的事。如今担任正副长官的人，有文书簿册、朱墨案牍的繁忙，有听理诉讼的烦琐，只要能做到这些，就说自己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别人也没有理由责备他。如今这两位君子，却独自把心力用在职责范围以外的事情上，不是贤能之人，能做到吗？但如果本地士大夫不能同心协力完成工程，那么君子即使有一定要做成的志向，形势上也会有不容易的地方。这样说来，诸位也都是贤者啊！虽然如此，我还希望有所进言。之所以把选拔士人的场所恢复为旧日的样子，难道不是因为要舍弃低矮狭窄而趋向高大明亮吗？” 求学的人对于学习，也不过如此罢了。考试三天，尚且一定要舍弃低矮狭窄而趋向高大明亮，那么士人树立志向、修养德行以终其一生，难道可以苟且吗？所以没有比道义更尊贵的，没有比声名更美好的。士人如果立志于此，就是上达之道的根基；没有比权势更能成为负担的，没有比货利更污浊的。士人如果立志于此，就是下流的归宿。在极细微的差别中辨明是非，在熊掌和鱼之间决断取舍。从前潮州的先贤，大概有接近这种境界的人。如今诸位将通过科举进入天子的朝廷，对于义利的区别，实在不能不及早辨明。如果只知道借此媒介求取富贵，这难道是贤能的正副长官对潮州士人的期望吗？陈公名憺，字伯廷，由太学上舍赐第。赵侯名善涟，字清卿，也凭文学考中甲科。贡院建有房屋一千三百楹，图中所具备的制度，这里不再记载。懿孝坊记 懿孝坊是为吕氏女子建立的。吕氏女子名良子，十八岁时，父亲得病濒临死亡，她早晚侍奉汤药，不亲口尝过便不敢进献。医生多次更换，仍然没有效果，也没有别的可以归咎的地方，于是她向祖父母祈祷，跪拜哭泣说：“我父亲所以病得这样重，大概是我的祖父母想让他到地下去相从吧。父亲平生只喜欢沉迷读书，不善于处理事务；善于处理事务的没有谁比得上女儿，请允许我用自己的身体代替父亲。”她又跪拜哭泣，夜里焚香向天祈祷，言辞十分悲苦，并且割取大腿上的肉煮成粥进献。此时谯楼的鼓声已经敲过两遍，群鹊绕屋飞鸣；抬头看天空，有三颗大星，明亮如月，正照在屋檐和楹柱之间，精神魂魄森然，仿佛有鬼神异物在暗中相助。过了第二天，父亲便痊愈了，十天后完全康复。我听说此事后很赞赏她。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君父，是《金縢》所记载的事情。吕氏女子生长在深闺，从未跟随师友讲学，可是她请求代父受病的话，竟然与《金縢》的意义相合，难道不是奇异吗？君主和父亲的身体比自身更重要，这一点无论聪明人还是愚昧人都知道；只是物欲使人昏昧，利害使人恐惧，才开始遮蔽人的本真。孝心真诚的人，心地纯一、思虑专一；心地纯一、思虑专一，那么天性便完整；天性完整，那么她的心就与圣贤的心相同。女子仅仅能够在一天之内达到这样的真诚，尚且如此，何况求学道术的君子终身从事于此，那么他进入圣贤境界，难道还能够阻挡吗？当初良子请求代父受病时，她的妹妹细良十六岁，也总是跟着她跪拜祈祷，良子拒绝了她。细良说：“难道姐姐能做，妹妹就不能做吗？”两个女子竟这样争着尽孝。唉！人谁没有父母？有父母却不知道尽孝，尽孝却不能专一真诚的人，都是吕氏女子的罪人。过去柳子厚作《孝门铭》说：“美好的孝思，这就是美善的灵性。”我认为“懿孝”这个名称，用来称颂吕氏最为恰当，所以用它来表彰她的乡里。她的父亲名洙，字鲁望，世代以儒学为业，居家贫困却亲自努力求学；由他的女儿，也可以知道她父亲的为人。

译忠孝祠记 忠孝祠，是建造厅堂来祭祀林公攒和本朝皇城使、赠司空忠勇苏公缄的。为什么要祭祀二公？因为林公以孝行著称，苏公以忠节显名。建祠祭祀他们，是用来劝勉臣子、激励风俗的。过去以忠孝闻名于世的君子很多，为什么偏偏只祭祀二公呢？二公是泉州人，这座祠是为泉州人建立的。既然如此，泉州人以忠孝著名，难道只有二公吗？回答说：不是。泉州的士人多擅长文章，说到能文的人必定称欧阳生詹，选取其中最著名的；二公以忠孝著名，也是同样的道理。二公之所以特别著名，为什么呢？谁不侍奉父母？林公侍奉父母，是孝的极致。谁不侍奉君主？苏公侍奉君主，是忠的极致。冬天使父母温暖，夏天使父母清凉，晚上安排父母安睡，早晨问候父母，这是子女的职责，还不能称作孝；和颜悦色、态度温婉，顺承父母的脸色、顺从父母的心意，可以称作孝了，但还不能称作至孝。斋戒后拜见君主，奔走承受君命，是臣子的礼节，还不能称作忠；君主正确时赞美并顺势辅佐，君主有过失时替他弥补，可以称作忠了，但还不能称作极忠。那么什么才是至孝？侍奉父母如同他们还活着，侍奉已经去世的人如同他们仍然存在，这才是孝的极致。什么才是极忠？以君主为主而忘记自身，以国家为重而忘记家庭，这才是忠的极致。我看林公安葬父母时，五天水浆不入口，亲自烧制砖瓦来修筑坟墓，并不是故意把艰难当作功劳。父母活着时尽尽我的力量，父母去世后就懈怠，那等于让我的父母死了两次。苏公镇守邕州抵御寇贼时，他的儿子说：“家里可以迁走吗？”苏公说：“不可以。”父老说：“城池可以放弃吗？”苏公又说：“不可以。”于是他最终奋力作战，力量不支而死，他的全家也都被杀。这不是厌恶生存而喜爱死亡，而是我接受君主的俸禄，使自身以及家人获得荣耀，遇到危难却只顾保全私家，那就是使君主成为孤立无援的人。做儿子却使父母因自己而死，做臣子却使君主孤立无援，这是触犯天下最大的戒律，二公不忍心这样做。所以应当报答的恩德，不因生死而改变心志；应当遵循的义理，不因死生而改变节操，这就是尽到臣子和子女的本分。至于借助上天降下祥瑞、朝廷加授爵号、在一时受到表彰、在千载留下光耀，都不是二公所考虑的。若想凭孝来求取福报，孝必定不真诚；若想凭忠来希望得到报偿，忠必定不深厚。他们无所羡慕而去实行，这就是二公对于名教所建立的功劳。冒昧请问，学习二公的人应当先做什么？回答说：侍奉父母，是人人共同能够做到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取得职位才可以。然而二者难道有不同的道理吗？所以说：侍奉父母孝顺，就可以把这种孝移用于君主而成为忠。孝，是忠的根基。平常居家时能够成为林公那样的人，进而在朝廷任职、在官守中尽忠，就一定不会愧对苏公。这是泉州士人应当早晚勉励自己的事情。龙山书院记 龙山书院，是永丰黄君所建。黄君从年轻时便以博学多闻、修养清洁受到乡里称赞，名卿达官争相请他来教育自己的子弟。后来他屡次在科场受挫，志向不能施展，便感慨说：“我幸好有少量田地，与其把它私留给子孙，何不把它全部作为义塾，聚集优秀人才来教育他们，以实现我的志向呢？”于是他在团原访求土地，得到一块吉地。五座山环聚四周，蜿蜒如龙；溪桥横在前面，水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影；前面遥望灵峰、怀玉，秀丽的山峰耸立在天际。黄君说：“这里适合做求学者藏身修业的地方。”于是用尽力量，既筹备经书，又经营建筑。中间建一堂，旁边排列六斋。工程始于嘉定某年六月，到十月完工。黄君捐出一半家产来供养书院，廪给、考试都完全仿照州县学校的制度。春秋两季考核学业，请县佐或乡里考中科举的人降尊主持考试，掌管考试规则。每天讲习、每月研习，则由黄君亲自主持。穿青衿的学生来这里游学，没有不争相勉励的。黄君考虑这件事已经很久，命族子从龙来请我作记。我没有及时写成，他又让侄子宠和应豪相继来诚恳请求而不厌烦。我想《周官》大司徒用乡中三种德行教导万民，六德把宽厚安居列在首位，所以把堂命名为“成德”，又用“成德”来命名斋舍，并借此传达进德修业的意义。古代圣人把君主和老师的责任都视为己任，所以修明道理、施行教化的内容没有不完备的。先讲“智”，是希望人们讲学穷理，以启发良心的知识；接着讲“仁”，是希望人们笃定志向、努力实践，以充实本心的德性；又用“圣”来达到成就的极点，用“义”来通达实际功用，立心以忠诚，规范行为以和谐。道的完整体现在这里了。后世圣人在洙泗阐明教化，也必定把知识达到、仁德守持作为先务，与大司徒的教育没有不同。如今黄君设立书院，深得古人教育的意义。将来师道建立、善人增多的效果，可以站着等待它实现。唉！像黄君这样，真可以说是在行义举了！因此作记。

译建宁府广惠仓记 宝谟阁直学士史公任建州知州的第二年，修治废弃的事业，扶植衰败的事物，各项政务都得到整顿。对鄮山鄞水的思念，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他还在关怀百姓，思考怎样长久地施惠于他们，于是写信向朝廷陈述：“建州作为一个州，统辖七县，都是山谷绵延相连。田地处在山谷之间，只有十分之四三。一年即使大丰收，百姓的粮食也仅仅够吃；一旦稍有歉收，强者便挺身成为武夫，弱者便死在沟壑之中。预先储备粮食的政务，在本州尤其不能延误。我谨查，已故侍讲朱文公熹曾经建议在乡社建立仓库，建州百姓因此受益。如今他的遗留规划还完整存在。郡里的赋税收入虽然有限，但节省费用，计算盈余，共可得到缗钱五万。希望全部拿来实行平抑粮价、分散储粮的办法，分设在属县田野之间。如果我的精力实在疲惫，不能承担郡中事务，请允许我上还印绶，等待继任者最终完成此事，以此大力彰显圣主如天般的仁德，使人能够普遍受到施惠，永远无穷。”大臣把他的信上奏天子说：“啊！这足以扩大我的恩惠了。命令他完成全部事务，并条列应当筹划办理的事情。”史公接受诏命，惶恐不安，不敢再说离职。于是专门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恰逢通判府事张侯秘总揽纲领，观察推官郑某掌管一切考察核实的事情。又考虑到地方风俗中的利益弊病，不是贤能的乡大夫不能了解，于是礼请新任知信州朱侯，以及前任知黄州、谢侯汲古共同主持此事。七县筹办的责任，全都交给他们。又委托能干的县令、县佐分别主持各县事务，并让寄居的士人二人协助。每仓由乡里有品行义行的二人负责出纳，根据各地疆域的大小安排仓库设置的疏密。所以建安、欧宁共有十三处，建阳二十五处，浦城二十二处，崇安十八处；松溪相当于崇安的一半，政和又减少其中的二处。这是大致情形。起初议定采用社仓法，粮价昂贵时出粮借给百姓，到秋天责令归还。后来又担心催督索取的烦扰，以及平均摊派、备办物资的扰民，有时反而会成为弊病。于是沿用常平仓旧有的收发办法，夏季卖粮，秋季买粮；买粮的价格根据当时的高低，卖粮时则略微减价。这年冬天，条约制定完成，史公命人在上面题字说：“希望后来的人能够考察此事。”唉！史公真可以说是有志于百姓了。大概古今的制度，没有比常平仓更好的了。然而它的禁令防范严密，粮食的兴发不易，除非年成遭遇大灾荒，否则不敢开仓借粮；县里不向州请示，州里不向上级请示，部使者也不敢擅自发放粮食。幸好有可以救济百姓急难的余财，便立即拿出来给他们。然而，近处的容易周济，远处的容易遗漏，这也是形势所致。世上的君子深思广虑，设法补救自己力量所不能及之处，所以社仓建立了。社仓实行将近五十年，又不能没有弊病，于是广惠仓产生了。凡此都是为了推行仁德之意，使百姓得以活命。有人说：“社仓已经坏了，议论者正想举而废之，为什么还要设置广惠仓呢？”实行了几十年，恐怕又会成为一个社仓。这种说法不对。古今君子将要有所作为时，只担心自己没有穷尽办法，不担心别人不能继承自己。社仓的弊病，不是法令本身的罪过。假使在位者有朱公那样的心，修整而恢复它，是容易的。孟子说：“没有怜悯之心，就不是人。”自己想要有所作为，却担心别人不能继承自己，这就是用不仁来对待别人，不也太薄情了吗？只希望后人不要忘记朱公始终经营此事的艰难，在已经成就的基础上继续他的事业，在祸患尚未出现时杜绝其弊端，即使把它延续百世也可以，又有什么弊病值得忧虑呢？至于具体的划分和布置，旧府库的文书还在这里，所以不全部记载。《蕲州惠民仓记》嘉定某年某月，金华李公任蕲州太守，刚到任便说：“城郭完好吗？”主管官员报告说城墙已经坍塌，于是命令修缮并使之焕然一新，共计若干丈尺。又问：“城郭完好了，兵器装备齐全吗？”主管官员报告说缺乏，于是命令制造某种器械若干。随后又说：“我们的城坚固、器械精良，守卫就容易了，但没有守卫的人行吗？”于是把所有登记在册以及属于乡野的士兵，都加以训练，全部依照军法，约定一年考验一次，全都纳入纪律。李公说：“可以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守城依靠士兵，士兵依靠百姓，百姓依靠粮食。所以粮食是百姓的根本，也是边境的首要政务。蕲州过去号称肥沃之地，但中兴以来，流亡受雇的人还没有完全复业，荒地也没有完全治理，每年产出不能抵得上中原一个大县，而输送给官府的才一万斛罢了。用来供给我的士兵，尚且完全不够。假如不幸有旱灾、水灾，或虫害发生，又拿什么来防备呢？我在这里任二千石官，自己的俸禄供养却节省到像斗食小吏一样；这不是官吏矫饰，而是重视百姓的脂膏，不忍心预先防备而耗用它，希望有一点剩余，仍还给我的百姓。按时防备并按月计算，官府所掌握的钱财仅仅有些余裕；每年幸而接连丰收，百姓手中的粮食也仅仅有些余裕。用官府的余财交换百姓的余粮，若不幸发生歉收，就把官府储藏的粮食重新分发给百姓，这是善于预先准备的办法。于是选派僚属中有才干的人负责此事，凡是愿意出售粮食的，便提高价格买下。不久，购得粮食一万石的有两批，耗费钱缗若干万千百有余，修建房屋若干楹，谨慎管理出纳，命名为“惠民仓”，这是李公的意志。百姓粮食充足，然后才可以稳固人心；人心稳固，然后才可以希望他们拼死守卫。从前孟子在战国时代谈论王道，说的全是这个道理。那些争夺土地城池的将领，以及纵横驰说的游士，没有不讥笑它迂阔的，最终却没有谁能改变它。因为百姓没有安定，却想让他们一同赴险；不防备他们的生存，却想要求他们拼死效命，这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李公的学问醇厚而深邃，气度刚健而宏大，大概源自孟氏，所以他治理边地的政务，大体以保全百姓为根本；这座仓只是其中一件罢了。仓成之初，李公已经把情况报告朝廷，并让部使者核实事实；又写信来命我记述此事，难道是想告诫后人，使他们不要废弃它吗？我认为，只要继任者有李公的心，即使没有这篇记载也可以；否则，即使有金谷玉书，也还不足以记载，依靠这篇文章来保存它，难道就困难了吗？虽然如此，仁爱是人心的本性；只要人心不泯灭，这座仓就不可以废弃。姑且记下这些，希望将来有人考察。

译《新建州境龙王祠记》嘉定七年夏季六月没有下雨，我在湘心亭祭祀太一。夜漏已经下到将近十刻，远远地向江神祝告说：“浩荡的河流啊，神龙居住其中，为什么不怜悯这些百姓，赶快降下恩泽，滋润我们的田地，使我们的黍稷得以生长、百姓得以活命？”我在湘潜修建庙宇，是为了报答神的恩德。过了十天，大雨降临，当年因而获得丰收。当时通守张侯国均、从事王壄，正奉郡府檄令修筑岳麓、湘江两座祭坛，于是让我参与此事。在祭坛左边找到一块地，面对苍翠山峦，俯临碧绿流水，很适合建祠。于是开辟它，铲平它，营造它，修治它。我们的材料非常优良，工役也恰逢其时。冬季十二月告成。凡是境内龙宫中的神灵，全都合并祭祀于此。正殿高大壮丽，神像庄严肃穆，有的称公，有的称王，手执玉圭，头戴冕旒，排列相连。有疑惑而来询问的人说：“雨，是阴阳二气调和的结果，说是龙的尸体，又有什么依据呢？况且龙静止时潜藏深渊，活动时飞上天空，既不是鬼，也不是幽灵，为什么要建庙祭祀呢？”我说：“没有龙，云就不会兴起而降雨。《易经》的乾卦取龙为象，是因为龙的神妙变化不可测。所以韩愈说龙出入于人和鬼之间，苏轼也说龙在地上行动就是人，飞上天空就是龙，变化往来不可穷尽。” 既然如此，筑坛祭祀它可以，建庙奉祀它也可以。古今情况不同，哪里一定要完全相同？只要有利于百姓，我怎敢不共同参与呢？这次工程，督理监督十分谨慎，耗费钱一百一十万有余，耗用粮食六十一石，至于从材料场取用的木材，不计在内。我已经按次序叙述了这件事，并且为它作辞，使人歌唱以助神享用。辞说：“龙潜藏啊多么幽深，有的在江中，有的在潭里，有的在山间水池。你为什么安然躺卧，不顾念我的百姓，反而看着旱灾酷热而忧虑？实在苦痛啊，年成将要荒歉了，向谁申诉？迟迟盼望龙君不来，我极目远望湘江水边。龙升起啊云随之而来，倏忽变化啊雷电风雨俱有；使百川腾涌啊，雨水遍降四方，滋润广阔田地，庄稼茂盛繁殖。崇高的新宫啊，酒食祭品洁净，黍稷祭品丰盛；希望龙君享用我们的祭祀，赐福给我们的百姓，永远无穷。” 《萧正肃公祠堂记》故参知政事、正肃萧公去世三十年后，临江太守杨侯恕才开始在学校里为萧公建祠。教授黄君自然写信告诉我说：“何不记述此事？”我出生在萧公之后，来不及拜见正肃公，但有幸曾出自公的嗣子萧文之门，得以听闻公的事迹非常详细。大概在他早年，凭一个小小的郡府从事身份，便触犯权臣的锋芒，因此屡遭困顿而不后悔。到了中年，登上谏官之职，担任进谏责任，神色严正、言辞直率，对上不阿谀君主，对中不顺从大臣，对下不畏惧近臣。贪婪小人有以不正当方式进用的，公一定声讨其罪，使之罪行尽显。议论若与人不合，把离开职位看得如同离开旅舍一样，毫不顾惜。后来参与国政议论，尤其把进谏补救、劝善纠错当作自己的责任。他曾对皇帝说：“君主所认为不对的事情，也有可取之处；君主所认为可取的事情，也有不对之处。臣的愚忠，只是牢记这两句话罢了。”有人劝他过于耿直，何不稍微委婉一些？公说：“我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只知道任用正直，为什么要委曲求全？”最终一生都没有改变。唉！考察萧公一生的大节，可以说始终依据正道，浩然无愧了。不是出于真诚，能够做到这样吗？《中庸》谈天地之道说：“它作为万物的本体不二，所以生养万物不可测度。” 所谓不二，就是真诚。人不能完全合乎正道，是因为心有二念；有二念便不真诚，便同正道相违，即使勉强自守，也不能坚持到一个月，何况终身不改变呢？萧公能够始终遵循正道，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真诚吗？萧公在政府任职时，独自受到孝宗非同寻常的宠爱，大概曾因诚实不欺而受到称赞。萧公和孝宗君臣之间，以正道相交，以真心相知，可以说是盛美之事了。从前范太史评论司马公的贤德，用一句话概括说：“只是至诚而没有私欲罢了。”大概人能够保存本心，没有不由于少欲；而放纵良心，也没有不由于多欲。萧公天性清静淡泊，凡是声色、货利这些常人不能不喜好的东西，都漠然视之，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心。从小官做到通达显贵，馈赠财物的人不敢登他的门，难道不是凭着真诚而无欲才能做到的吗？世道衰落、风俗败坏，士大夫把苟且求取得志当作贤能，虽然偶然侥幸于一时，却早晨显荣、晚上衰败，有的死后不久声名便沉寂、踪迹也泯灭，甚至还伴随着唾骂。萧公去世已经三十年，还能使人思念而不忘，又能使任郡守的人奉祀他于学校，这难道是凭名位、权势和利益得到的吗？《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使人遵行。” 本地的士人如果能够考察萧公的言行并牢记在心，以真诚为根本，长久坚持，将来在事业中表现出来，这也就是成为萧公那样的人了。所以对于黄君的请求，我不再坚决推辞，写下了这篇文字，使求学者能够阅读观看。

译《潜斋记》金华王子文想为自己闲居的房屋向我求取一个名字，我给它题名为“潜斋”。子文请问取这个名字的含义，我说：“所谓‘潜’，难道是想让你成为节信、陶渊明所做的那种人吗？”这两位先生胸怀奇才、抱负器识，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所以都以“潜”自命，迟疑退隐，终其一生。如今你年轻而有当世的志向，又有当世的才干，即使想求得别人不知我，也不可能做到。既然这样，那么我所说的“潜”，究竟应该归结到什么意义上呢？书中说：“沉潜而刚健能够胜任，高明而柔顺能够胜任。”从前圣贤教导人，常常看出人的偏失而加以纠正，使他达到中正便停止。所以沉潜的人，便想用刚健来矫正他；高明的人，便想用柔顺来胜过他。这句话，不是箕子的言语，是禹的言语；也不是禹自己创作的言语，而是上天所命的，难道可以违背吗？人从上天那里所得的禀赋，不能没有强弱不同；用人的修养来补救它，正是为了成全他的天性。现在看子文的资质，大概近于高明的人。他的资质既高且明，那么上天给予你的厚待已经很深了。然而我对你的期望，仍想借此成全你的天性。因为天下的道理，高明常常容易流于亢进，明察常常容易陷于苛察。即使乾卦的刚健，也有上九爻过亢的悔恨；明夷卦还一定要以晦暗自处，何况求学的人呢？你如果真想使自己不亢进、不苛察，就要有智慧而用愚拙来涵养它，有真实才干而用虚静来隐藏它；即使精锐果断，也要在沉潜中以从容舒缓来施行。从前颜渊曾经把心潜藏于孔子之学中，所以他所达到的境界深厚、纯正、缜密，距离圣人的境域大概没有多少了。汉代儒者中，只有扬子云似乎对此有所领会；他说：“潜藏于天则与天合，潜藏于地则与地合；天地神明而不可测度。”心能够潜藏，尚且将有所见。扬雄《太玄》关于修养的说法是：“把心藏在深渊之中，美化它的神灵根本。”它防范细微过失，已经很深了。至于论说人的本性，却以潜藏为根本，断定这是确定不移的，大概只是取法外形相似而没有真正领会，难道他所说的“潜”与前面不同吗？颜子的潜心和你的情况，如果你有志于此，为什么不就洙水、泗水之间孔门的言论，探求他们当时用力的地方，早晨吟诵、晚上思考，如同在千年之上见到他们本人；一旦豁然开朗，像从长久睡梦中醒来，那么天地的本心、圣贤的蕴藏，都将明白地陈列在眼前，没有什么再会向你隐藏；这就是潜心的力量。《云庄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云庄集》卷五 宋 刘爚 撰 序类 《论语发微序》求学者所学习的，没有比《论语》更优先的；而读《论语》的人，没有比懂得仁更优先的。前代儒者已经有这种说法了。然而我曾思考：仁，是孔夫子很少谈到的。当时门人弟子有问仁的，有问实行仁的，有问别人的仁德的，大约只有十多章；而孔夫子亲自谈到的，也没有多少。求学者只在这些地方求仁，可以吗？回答说：不对。孔夫子很少谈到的，只是仁的本体罢了。至于求仁的方法、实行仁的要点，那么二十篇中所有内容，没有不是这个道理的。先从第一章说起，第一章谈学习，好像与仁没有关系。然而“按时温习”之说，是因为熟习仁而感到喜悦；“朋友来访”之乐，是因为有助于仁而感到喜悦。至于“别人不了解我而我不怨恨”，就差不多达到安处于仁的境界了。其他所论，有就自身而言的，有就事情而言的。就自身而言，是仁在自身上的成就；就事情而言，是仁在事情上的通达。不只明说仁的地方如此，凡圣人的举止仪态、周旋应对，都是仁的符号；出仕或退处、久留或速去，也都是仁的法则。求学者如果有志于仁，舍弃这些还应当先学什么呢？永嘉陈公孜，年轻时便牢记奉行，晚年大概有所领会，著成《发微》一编，求学者很重视它。有人说，这部书的旨意，自河南二程先生以来，已经阐发幽微、分析精微，再没有剩余的蕴含了，还等待陈君做什么呢？这不对。道的精妙没有穷尽，而求学者对于道，贵在自己有所领会。各位老先生对于这部书阐明的功劳，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然而他们用意精深，立言简约，有些地方不是后学能够马上窥见的。根据他们已经阐发的内容，推求他们尚未阐发的内容，难道不是后学的事情吗？陈君这部编著，大体不超出河洛一派的传授，其中也有他自己有所领悟的地方，这正是它可贵之处。然而圣人的言语，越是穷究测度，就越深远；有志于此道的人，终身探究也就可以了。陈君还应当努力啊！” 《送全永叔序》陈良，是楚地出生的人，却向北到中原求学。近世的游酢、杨时二位先生，也从福建到洛阳，在程夫子门下受业。从前的君子崇尚道德、扩大事业，不满足于耳目所及的近处，大多就是这样。假使陈良一类的人不在许行的学说中途改变，那么把周公、孔子的道传到南方的，必定就是陈氏了。龟山先生终身尊奉老师的学说，所以能够得到此道而南归，最终开启了延平、紫阳的学术源流。假使他谨守乡党的旧闻，把往来于关中、洛阳之间看作艰难而畏惧，哪里会有这些成就呢？世俗的习气日益鄙陋，后生小子所立志的不过是簪裳末节，所玩习的不超过科举考试的文章，花百金买书，闭门诵读，便说：“我的学业足够了。”明师良友近在州里，尚且没有空闲去拜访，何况远方的呢？全君永叔却独自慨然，想扩充自己的见闻，捆好书籍、辞别双亲，向北到信州、饶州，向西到浙江，寻求师友来增益自己。他的志向很坚定。然而士人求学，见闻少固然容易鄙陋，见闻多也容易杂乱。并耕的学说十分浅陋，陈相尚且喜欢而跟从它，何况如今的谈论者还有比它更夸大的说法吗？我们州朱子的学问，是万世之学；但它的功夫循序渐进而不逾越次序，言语平淡而不追求奇异，操守依据正道而不苟且。你大概曾经听闻这些道理，却不知道自己是否坚定相信吗？一旦出门在外，各种学说纷纷而来，如果不思考、不行动，坐着便会陷入深邃幽暗之中，而我们循序渐进的学说却比不上它；拍掌谈论功名事业，出入于管仲、晏婴的学说，而我们依据正道的操守又比不上它。你能够不被这些改变吗？我担心你不能成为游酢、杨时那样的人，反而将成为陈相。你去吧，将来回来时，我只看你的眉宇神色，就能知道你是否有进步。唉，你也要谨慎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