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村集卷七　　　　　　明　许相卿　撰序

译《革朝志》序 唉！建文末年，忠于各自所事君主的臣子很多。适逢时局多变，选择死法也不止一种。总之，竭尽自己的心力而不辜负君主，他们最终归宿是相同的。我仰考文皇帝执掌兵权、平定靖难之时，当时文武群臣中那些有才智、能察知先机而通达权变的人，决定自己所事奉的对象，离开旧朝而归附新朝，建立功勋、辅佐君命，把功绩刻在彝鼎之上，并以河山为誓。贤良之士真是大为显赫啊！却也有人固执地怀抱旧主私情，不知道天命已经授予谁，强悍抗拒、愤怒触犯，以致上干皇帝的赫然震怒。前面的人已经化为灰骨、沉没宗族，后面的人却没有谁受到惩戒，反而更加厉害。即使武臣亲属被诛灭三族，仍有人竞相仰慕而奔走趋附。唉！他们的愚蠢真是无人能及啊！然而天常、人伦纲常，却正因此而存续于万古，这正是世道人心所系。难道不是大事吗？唉，这或许也是一种道路罢了！隔代相感，百世之后仍能令人奋发，尊崇道德的内心，古今都是一样的。壬午年发生的宫廷内难，到现在已经一百四十年了，各位先正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旧日长者私下记载的文字，时时在我的见闻中出现；他们刚毅的神色、危峻的言辞，至今仍如同同时代之人。我没有一次不反复阅读而流泪。难道只是有所感发而兴起吗？所以我沐浴在文皇帝、武皇帝的恩泽之中，却不能不以伯夷、叔齐为义士。过去的记录杂乱不一，后来将要混乱、遗漏而失实。因此我把它们分类汇集并加以叙述，共得到一百零六人。又听几位老先生说，文皇帝的军队进入都城的当晚，郎官、御史、给事中、舍人彼此相伴，用绳子从城上缒下逃走的有四十多人。第二天早晨被察觉后，官府把此事报告上去；后来在深谷穷山之间，人们往往在佣工、商贩和僧道隐居之处遇见并认出他们。唉，真是盛大啊！国家运势有兴有衰，这是事情必然有的变化。而建文朝以死殉国的臣子，一时之间就有数百人；三代以来的革命，少有先例可比。两汉以后更不用说了。大概自天地开辟、开始有君臣关系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唉，真是盛大啊！这些人都是天地精华的汇聚，是圣祖功业教化的神奇体现。把他们写下来，足以树立贞洁的风气，光大可信的历史，在天地之间震耀奇伟；他们巍然成为千万世那些委身为臣却怀有二心者的鉴戒，实在不可以不流传。因此为这些人作传，分为五类：在变难发生时死于其中，或死于外地的，称为“死难”；任职办事而不幸死亡、以死守全自身的，称为“死事”；没有参与变难，也没有参与其事，但内心一定不肯苟且求生而死去的，称为“死志”；义节不变，表面改变言辞，却甘愿流离、被屏弃远方，在艰难困苦中死去而不改其志的，称为“死遁”；当时没有立即自杀，却知道活着不如死去安稳，最终终于死去的，他与死难、死事、死志、死遁似乎又有区别。然而也可以说他们知耻，距离不远就能回归正道，因此称为“死终”。我依次论述，编成《五忠传》，全部列在篇中，使有志守义的人能够考察征验。至于亲眼所见而说法不同的，亲耳听闻而说法不同的，记载文字而说法不同的，暂且只列出他们的姓名、族属，以及世系、行迹、爵位、里籍，缺略之处留待那些笃信古道而博闻的人来补正。《女教补》序 《女教》十篇，作者是宋代方澄孙氏。我的朋友蔡希渊将它扩充为十三篇，共有若干文字，拿给我说：“您应当为它作序并刊刻。”我读完便答道：“是，是。”我想，先王的教化并不只施行于大夫、士人，至于女子，也都为她们设立老师。教化衰微之后，学士大夫尚且难以完备德行，何况女子生长在内室，听不到教诲，也不知道学习，沉溺于世俗、顺从私欲，要使她们的行为近于善，不是更加困难吗？其中也有天资接近正道、树立节操而光明显著，能够与刚烈丈夫争得不朽声名的，时常也有。然而几千万人中才能得到一个，难道不是幸运吗？至于不幸的，哪里说得尽呢？蒙仲氏编纂的正是这些著作，我的朋友希渊所做的是把它扩充。有人说：“刘向的《列女传》、曹大家的《女诫》至今还保存着，教导女子难道不已经够多了吗？”我说：“这两部书的语言深奥而文饰，所以两位先生想把教导返归质朴。质朴就接近人情，接近人情就适合世俗，适合世俗就容易理解、容易遵从；人们由此相互渐染、相互观摩，率先实行并不困难。这就像肥美精细的食物和粗糙的粮食，都可以养人；华美的丝织品和粗厚的布，都可以御寒。然而获取有难有易，使用有方便与不方便，施及万物的广狭也各不相同，那么这部编录怎么可以少呢！” 或者说，我读《易经·家人》卦，知道教导女子的根本是有所在的。主持家庭的人知道根本在自己，亲身作出表率，又用文字加以说明验证，教导就能成功。人人都知道教导，天下的家庭就会端正，天下也就太平。因此我乐意为它作序并传播。《渐斋诗草》序 声音发自性情，合乎音律并形成文辞，这就叫作诗。诗，是人的精华和内蕴。因此古人通过诗来考察时代，了解一个人的盛衰升降、兴替成败和是非得失，就像悬挂的镜子和直立的表一样，能够反映当时的情状，即使隔世久远也不会有差错。诗中表现出来的东西真是深刻啊！我对于诗没有什么心得。过去我同天下的大夫、士人交游，认为一个人贤良，便从他的诗中加以验证；他的人品和诗中发出的心声，大多相互应合，猜想十次往往能中，几乎达到一半以上。像我的渐斋赵先生，我起初与他言语投合，日久便心意亲近，以兄长之礼事奉他，以老师的身份向他学习，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哪里还需要从他的诗中求证来增加信任呢？近来他把诗草交给我，我纵览一遍，觉得这不是用诗来验证他，而是如同饥渴之时得到会面交谈，仿佛面对面说话一般，因而感到痛快。他的见识高出万物之上，言语玄远旷达；时时抒写内心真情，言语明白爽朗；感情寄托于旧日情谊，言语温和雅正；超脱于声名利禄，言语超拔；安于本分、知足自守，言语宽舒适意；根本归于理学，言语闲适流畅。在松荫下细细吟咏，正像从容叙说平生。老先生格调高逸，却混迹于世俗之中，独自怀抱高胜情怀；才华优美而含蓄，操守行为峻拔洁净，从不稍稍凭借这些来夸耀自己，坦荡而然，恬淡而然。他本来身居方岳重任、步入台省之阶，未老便辞官归来，仿佛蜕去皮衣，只先经历寒暖变化而已，心中没有一点吝惜。如今世势竞相逐利，颓败的风气日益下滑，而先生却在这时树立起如此卓异的高标，以壮烈的节操成为浙河之间的砥柱；先生大概就是东海一带的表率了。诗草流传的意义，正是在这里吧？

译《悌弟纪》序 我读阮子的《学令》，看到其中琐琐屑屑、争辩不休，累计有几千字；开头列出五典，末尾才简略涉及艺文。唉，如今的文章真是如此吗？洋洋洒洒，士子充满四方，街巷都在诵说，夸耀自己的小聪明，天下到处都是这种东西。要把教化留给后世，却把五典放在先，这是什么道理？后来我得到他的考证，读了爱云翁的《弟弟纪》，便说：“确实如此，这本来就是阮子学习并用来教人的东西。”五典存在于人身上，就像日月高悬天空，谁能片刻违背它呢？所以文章是用来修饰五典的。五典亡失了，文章又怎么能够流传呢？如今的人对于五典，大多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而长幼之间的道理尤其悖乱。偶尔也有兄弟互相谦让千金、争着替对方去死的事，史籍中也时常可以见到。然而有的人或许只是一时遭遇事情而感慨激发，他们平日的行为果真全都如此吗？爱云翁真贤德啊！他对待这样的兄长，平日侍奉周到谨慎，受到苛刻役使也顺从承受，即使苦难严重到濒临死亡，也没有怨言。后来分家时把自己所得的微薄财物让给兄长；兄长死后又抚恤他的遗孤，终身不改变这种操守。唉！这难道只是暂时矫饰自己、勉强做出难以做到的行为吗？大概是因为他天性善良充实，平素涵养深厚，品行已经养成，所以即使遭逢变故、陷入极端困境，对兄长的深厚亲情和顺从德行也丝毫没有改变。卓绝的至高品行，正是古代之道在今天的老师啊！抗弟的道义与忠孝并列，近来从爱云翁开始；至于将这种美善祥瑞留给后代贤者，阮子正奉上级命令督学，以自身的行为教导浙地士人，那么爱云翁兄弟友爱的恩泽也就流传得更加长远了。《悔言》序 文章贵在体制得当、要旨简明。书信的体制，只求真实而充分表达我的意思，这就够了；否则虽然有文采，却不是书信的体制。罗列、搜猎治乱之理，考察古今源流，并用辩说博闻使上级明白，这是上书陈事的忠诚；铺陈排比、文辞丰富，是赋的规范；阐发事理，往复推究到底，是论说的体制；言辞如火、辩锋如刃，张扬夸大以震动人心，是说客纵横捭阖的手段；摘取花朵、聚集精英，辞藻错杂而灿烂，是词人的习气；领会德行、赞美功劳，夸耀谄谀而浮夸失实，是佞人利口、取悦权贵的姿态；搜求隐微、穷究深奥，咬文嚼字、使人听来艰涩，专门务求奇异、争强好胜，是厚重铭文、墓志、简牍一类的奇巧；警策的意旨、华丽的辞藻，炫耀新奇、卖弄技巧，是经生夸示才艺、猎取优秀名次的诱饵。至于故意使用险僻的辞藻、使文辞艰涩，以深奥来装饰浅薄，壮士都以称说它为羞。然而把这些东西投向世人的耳目，也往往令人快意动容，收藏起来作为玩赏之物；但它们都不是各自应有的体制，为什么呢？因为距离真实太远。既然只是堆砌辞藻、支离破碎，还谈什么书信体制呢？我生性粗野，资质朴拙，任凭真实而行；如果相信古人的话而偶尔说错一句，便面红背汗，仿佛无地自容。我所写的文章，能够看见自己的肝膈内心；假如能得到有道之人的教导，即使不敢妄想达到圣贤境界，万分之一能够进入笃实君子的议论，我的心意也可以满足了。然而我混同于尘俗流行之中，没有所适从。读到宋末佞臣的书信，竟沾沾自喜，渐渐习染于浮浅矫诞而自己还不知道。乡里有正学端正的人，看到这些文字却不鄙视我为只尚空谈、不合真实的人，几乎没有。晚年偶然有所觉悟，急忙想把它们删削抹去，却已经来不及了，快马也追不上已逝的时光。唉，我自己损害了自己的资质，却长久安于谄媚之道，难道已经很久了吗？惭愧、愤懑、懊悔，又能怎么办呢？把这些文字保存进家集，正是用来作戒鉴，希望后人不要再跌入这条路径，不要重蹈我的后悔罢了。我曾看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开口吐辞，语言和雅、畅达、洁净，实在不是那些浅薄而自我矜饰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我又看江左以来，士大夫的文章、辞气、记载、书信，大多直率而简洁，恬淡而旷达，畅达而深远；即使使用方言，也和易自然；见于浅近俚语，写的是家人之间亲密恳切的话，安慰爱护之情蔼然可见；言语仿佛就在衣带之下、眼前之间，而意思自然悠远、玄妙、隽永，这才是书信得到其体制。后来善于作文的人，竭尽心力摹仿，也终究不能相似，大概是因为真实最难做到。苏轼说：“有意而说，意思尽了便停止，这是天下最好的言语。”难道不就是所谓真实吗？因此书信贵在真实，不贵在文饰；然而真实从来并不妨碍文采。所以说：“晋人的言语拿来作文，应当妙绝古今，为什么呢？因为真实罢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还做不到。于是作《悔言》序。《汪氏近征录》序 《近征录》是歙县汪道弘编纂的。汪氏在歙县的声望，远自越公华开始；追溯到隋唐以前，又可以上溯到江左。宋代有军司马，汉代有龙骧将军，再向上追溯，秦代有彻侯，鲁国有死郎之战。童弥远以前的事情已经久远不可考了；源头既然难以追究，支流又漫无边际、难以穷尽，那么越是漫无边际便越令人珍爱，不能专心考察，亲疏也无法分等。孝子顺孙本来不应对此感到心安，所以才作《近征录》。汪氏原来就有《足征录》，从得姓以来的世系都记载得很详细。这部《近征录》则从近世开始：道弘的九世祖宋方壶居士叔耕，历代传到风雪道人克远，就是道弘的父亲。世系相承不断，贯串一致，次序井然。叔耕遗留下来的晦庵朱子、西山真公以及当时显达人物之间往来的书信，后来又历代完备地收录了各朝名公卿的记志等著作。用文献反复考证，不仅清楚，而且切实、准确啊！这样尊奉先人、树立亲爱之情，首先是亲亲孝亲的准则。这样使宗族亲情敦厚而次序不乱，是仁爱的次序。所谓“近征”，并不是忘却远祖，而是笃厚亲情、举荐近亲的意义。君子对天下人都将施以恩惠，何况对于自己的宗族呢？然而亲疏、先后本来不能一概看待、混同施行，这是因为礼以人情为根本。道弘编这部录，大概也是顺着人情而兴起义理的做法；君子称之为礼。《友竹诗集》序 我诵读朱翁的《友竹集》，感慨地想见古代长者的风范，又叹息我乡的风气日益下降。由我乡的情况推想天下的风气，大概都如此了。天下的事，我没有能力参与，我的力量已经如此；但我难道就能完全忘记故乡吗？因此过去听父兄说的一件事、讲的一句话，只要是崇尚敦厚、先人后己、谦让的，我总要反复称道，用来感化当时的子弟，仿佛不这样便不能停止。虽然未必立即能挽回风俗使它向上，但或许还能阻挡它急速向下奔流。云翁一生不懂得讼争，谈到别人的过错便哑然无言。他居住乡里，自处于朴拙迟钝、不如他人。如今看他集中的诗句，安守本分，从容自得，没有外物侵扰；即使身居卑微，也不以为不足，更不羡慕有职位者的荣华。看今天我乡的风气，也并没有相差得很远。如果我乡如今人人都像这样，天下也人人都像这样，家家都是安分的百姓，那就差不多了吧？就可以承受君上的教化，达到至高的道理，太平之世的声音也可以兴起了。孔子编次《诗经》，把里巷民俗的歌谣与殷周宗庙朝廷的乐章并列陈述，为什么呢？大概是声调和辞句虽有不同，但都出于真情、敦厚质朴，达到一致。因此成为经典而教训后世。那么，诗的道理本来就是依据质朴的情性加以文饰，使声音和谐、形成文辞吗？如今世俗流行的文章，大概不是古代那种文章，但朱翁所看重的正是它的质朴，而古代的意旨仍然存在其中。因此我为它作序，把它传播给乡人，以扩大古代长者遗留下来的风气。

译《紫云宗乘》序 我许相卿读许氏族谱，眼泪流了好几行，随后叹息说：“从先古直到今天，我们许氏得姓并传承于世的历史，难道已经不远了吗？而许氏只是从提督公才开始编谱吗？自宋室南渡以来，金、元两朝的战乱到了极点，百姓没有固定居所，士人很少有完整的家庭；许氏大概还算幸运，能够从提督公开始编谱。然而编撰者真是鄙陋啊！于是我采集前代记载中关于灵泉许氏族世的内容，作了这样的叙述。我在紫云开创家业，也是有不得已的缘故。我的先父承继嫡长而始迁到别的地方，按礼法称作别子，这样说对还是不对？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作为宗子，理当另有记载，使后人知道灵泉许氏以提督公为始祖，紫云许氏以我为始祖；这样宗子制度才可以世世笃行、人人遵守吧？因此我详细说明自己的出身来源，以及应当记载的事情，又作《紫云许氏宗乘》。”古语说：“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这两者大概同出一气。说天，是说它广大；说祖，是说他亲近。因此子孙如果不记录先人，就是鄙陋悖逆之民，是拔掉根、抛弃根本的行为。然而现在的人有时也记录先人，大概与我所说的不同：不知道致力于修德自立，使前人更加显赫；只要记录事实、传布信实，百世之后也足以考察了。” 只是有些人一味追求胜过他人、炫耀世俗，妄想攀附古代贤哲来抬高自己的声名；这与不知道记录先人的人，最终同样归于忘本，差别实在很小。我尤其以此为耻，所以把那些明显足以考证的事迹写下来，编入书中，使一切知道自己由何而出的人都明白自己的根本。知道根本，就会重视亲情；重视亲情，就会勉励和睦。苏轼所说“分开来便成为路人，其最初却只是一个人”的道理，将会由自己领会而逐渐敦厚亲情。否则，虽然形体不同，彼此称你我，父亲借着德色操持锄耰、经心劳作，何况族人之间的合聚又能怎样呢？我又能怎么办呢！” 《家则》序 我幼年立志求学，长大后跟随阳明先生游学，直到与天下有志守义之士交往切磋，将近三十年；虽然忧患疾病没有停止，志向却仍不甘心自行阻绝，对后代的人也有所期望。于是作《家则》，并考察浦江郑氏的《家范》，觉得它尤其广大而缜密，简要却没有遗漏，考虑长远而预先防范，这些都是我没有做到的。然而考察它的编次，前面已经记录，后面又记录，后来又续加记录，经过三代、几十年以后，家范才完成。大概世俗流变，每天都增加巧妙的做法，因而逐渐详细，形势本来就应当如此。如今我阅历浅薄，见识疏陋，而后来运化推移的情势，大概还不可限量；想凭区区几十、几百句话，预先应付日新月异、没有穷尽的世间变化，怎么可能呢？我的后人如果有长远谋划和卓越见识，顺应时势来保全家庭，在事情的通达变化中，既适合百姓又不违背道理，就应当详细斟酌、精心思考，继续编写下去；这样再进一步扩大善道，参照郑氏家范，来完成合族共家的意义，使百世之后都把它当作训诫，那岂只是使我感到光荣而已吗？” 《学则》序 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学习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就是人的最高成就；而道，是由此进入圣人境界的道路。因此，致力于达到道，叫作学习；立志成为圣人，才叫作做人。不是这样，就只是苟且而已。如今制定规条，这个意思应当首先说明：接受并诵读这部编册的人，应当知道圣人的学问，起初并不是在本性之外另有东西可以增益，只是重新获得我们本来固有的东西罢了。因此，能够卓然立定这个志向，反求于内心，遵循后面的规条，努力不懈，向上达到高明境界而成为真正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我的弟子。《祠则》序 古代君王在宗庙祭祀先王，直到诸侯、大夫、士，也都能够祭祀自己的先祖，只是宗庙制度按等级有差别，由世代嫡长子主持；宗法制度大概就由此发端吧？然而诸侯不敢把天子作为自己的祖先，大夫又怎么敢把诸侯作为自己的祖先呢？于是有宗子制度：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作为宗子，百世不迁，统摄族姓，敦厚世代德行，用来遵循王法、守护宗庙。这就是古代圣哲君王联结天下的办法：家中有家政，人人修养士人的品行，不触犯官府。所以说，宗子具有君主的道义。自从封建制度废除，宗子制度消亡，后世便不再见到，先王的治理也从这里开始衰落。我们儒家有见识的人说，古今不同的是时代；但修饰人情、创立义理而制定礼，从来没有不同。难道宁可只因古代制度必定不能恢复便就此罢休吗？因此我主张，如今可以把离开乡里、开始在朝廷任职的人，比照古代别子称为祖；其后继承别子的，称为宗，这就得到礼的精神了。我们许氏世代居住在海宁袁花。先府君最初命令我许相卿考中进士，任谏垣官。不久府君去世，我不幸遭逢家中变故，为求自全，便一直离开袁花，迁居茶磨。茶磨是嘉兴海盐的山地；离开故乡、越过境界、开始出仕并升入朝廷，都是从我开始。把我比作别子是恰当的，而我的嫡长子承继我，百世作为宗子，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 于是卜定住宅刚刚完成，便在堂屋左边的房间建立大宗祠，把《家则》刻在石碑上立于祠中，用来告诫我的后人世代相传，整顿宗族、培育德行，使我家世代延续，希望能够接近古代宗法制度的宏大规划和长远谋略。《墓则》序 墓为什么要制定规条呢？制定规条，是为了告诫后来葬在山中的人的后代，使他们继承先业、承奉祭祀，直到无穷。我们许氏是旧家，灵泉一带地势平原，土地肥沃丰饶，水流环绕如织，景色秀美；封土的丘墓像堂屋一样，松树楸树映入眼帘，十分便利。《易经》说“上古时代把人葬在旷野之中”，这是有根据的。舍弃这种做法而把墓建在山上，又听老年人说过些什么呢？我们的先人曾葬在染泾两河之间，坟墓高大，树木繁茂，郁郁如聚云。宋代南方兴兵以后，那里全都变成平地，如今只剩断碑残瓮，已经无从寻觅了。从前传下来的关于五种祸患的戒说，果然可信啊！因此吸取过去的教训，必定要在山上建墓，以便长久安葬。海州守以下的墓山已经很多了，那么这一座便从我的父母开始。亲爱亲人，为什么要从自己的根源开始呢？形体终归化为尘土，遗骸也不过像蜕下的皮壳。增高山丘、封闭泉穴，本来已经不是懂得收藏遗体、使其安宁的做法了，却又制定规条使其流传，岂不是荒诞吗？这就是放达之人的说法。至于我制定规条，是为了严格防范后世，使后代看得长远，使先人的恩泽扩大；孝亲的思念本来就是常道。因此作《墓则》：第一规定墓域，第二规定居守，第三规定赡养产业，最后规定永久祭祀，共在碑上列为四条文字。

译《送葛惟吉》序 《礼记》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教人以后才知道自己困惑。”我如今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我从能够穿衣成人、参加进士考试以来，向童年求学又到成年，能够接待那些以声名来求教、却不明白实际学问的时贤子弟；有时他们妄加推许，我便厚着脸皮做他们的老师。后来逐渐觉察到，那些轻率冒昧的人对身心并没有益处，也悔恨自己错误地自满而不知道困惑。今年春天，葛惟吉先生跋涉劳苦，每天走一百里，从各处来到杭州，投递名帖拜访我；馆舍的人每天来两次，风雨也不停止，总共三天以后才见到他。他致辞非常恳切，行礼非常谦下，奉送礼物非常恭敬，大概如同从前几个弟子求教于我，而且诚意有过之无不及。我本来依照主客之礼与他相待，随后告诉他说：“您知道游历的道理吗？年轻人勇往直前，出发的计划却不周详，往往在半路上饥渴困顿、跌倒不起，到了晚年才知道其中艰难。将要前往千里之外，必须积聚三个月的粮食，然后才上路。我对于您，也正是这样。所以过去的人以容易的事情来求教于我，我应答并不困难；如今您拜访我如此艰难，我却不能轻易顺从您的要求。何况您爱好学习，不以敏锐聪慧自矜，也不以文辞迎合求取功名为时尚；还要凭借什么来求取安逸，反过来加重我的困扰呢？我的弟子，请回去吧！”即便如此，我不敢以老师自居，也不只是到此为止；愿意借着您，更加寻求解除自己困惑的方法。您为什么不也因我而更加不自满，希望能在言语文字之外有所获得呢？这样将来就会后悔今天来向我求教的做法，并由此继续进步而达到高明境界；那时您难道还会缺少老师吗？那么，您这次前来，虽然我不敢自认只比您年长一天便可做您的老师，却也不敢说您会空手而归。我的弟子，请回去吧！听说您刚来时，太守乔公确实劝勉、资助了您；请把我的话诵读给乔公听，回去告诉他，您认为怎么样呢？” 《送陆生》序 正德丙子年秋八月，王子的门人吴江陆希旦在南畿参加乡试，没有实现愿望，准备收拾行装回去。王子因为陆生来拜访，便说：“人这种东西，天生的根基本来十分良好，但别人对他的培育灌溉，或许还没有尽到。这次回去，难道不会动摇内心、改变当初的志向吗？我私下为此忧虑。您何不在我身边，帮助我、辅佐我走上正道呢？”我说：“您要乘船回去吗？请让我用船作比喻。船浮行在大江之上，穿过京口，横渡具区湖时，江面宽阔得无法一眼望尽，水天相接，深度不可测；风雨变幻、怪异莫测，还要再次乘坐它。船在水中，不过像水泡一样，确实是天下最危险的地方。然而一旦长风顺流，早晨便可行驶百舍，阻滞变为通达，遥远变为抵达，天下再没有比这更顺利的了。为什么呢？只是因为船本身足以依靠。因此，木材就像人的资质，要取其朴厚；朴厚，才足以承受全面的刳削雕斲。工匠就像人的气势，要取其广大而完整；广大完整，借助风力便强。桅杆就像人的内心，要取其有恒，并且正直坚密而不被虫蛀；有恒而正直坚密，又不被虫蛀，那么即使高悬重系、仓促震动倾侧，也不必担忧。舵就像人的志向，要取其正直而广大；经常掌握而善于运转，操守正直、运用广大，与曲折的水势相应合，水波不能摇荡我，风也不能使我倾倒。篙和桨就像人的才华：篙要取其坚固，桨要取其轻捷、正直、长而锋利齐备。这样运转摇动，前进后退、上下行驶，遇到平坦或险阻都能如意。至于窗棂、栏杆、盾板，以及雕刻镂饰、彩绘纹采，就像人的文辞；有它们或没有它们，并不决定船的成败。然而也一定要使各种构件都制作完备、形成文采而具有观赏性，这样才具备称为成船的条件。可是船的使用，还要有顺利的天时和精良的人事；既无顺天之时，又无人事之工，即使有船也等于没有。因此要根据风势选择航道，以审慎把持，以练习应对，并且始终不懈怠；然后天时与人事合一，人事与船合一，船与水合一，精微入神，渡江的体用便完备了。这样人们相互劝勉前行，如同走在平地上，天下便没有险路。可悲啊！世上那些勉强渡江而求取利益的人，不敬畏天时，也不在人事上练习；破船坏器，每天在江边招摇，把人们所珍爱的子弟和奇异器物抛入横流之中，并且连同自己的船一起覆亡的人，前后相接。可悲啊！哪里比得上善于修治船只、穷尽驾驶技术，深深锚定、牢牢系住，等待时势顺利呢？陆生，你大概会把我的话看作已经懂得渡河的门径了吧？何不观察天下的形势，它同长江、具区湖相比怎样呢？我用来渡过天下这条河的条件，难道还没有具备吗？又何必因为时机有快有慢，便耿耿于怀呢？” 王子起身说：“许先生谈论君子，真是高明啊！我告诉希旦的话，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过这些了。小子，记住它。” 《送都谏吴公参政四川》序 天子正在革新政治，端正政治的开端，斥退诛除凶恶奸邪；过去掌握权柄的凶邪之人，以及年高有德者，都要派往方岳之地，选任的只求贤良。于是东吴吴公由工科都给事中升任四川参政，出发前嘱托我说：“我这次要远行万里，临别之际，凡是交游亲厚的人，都选择好话赠给我和我的同僚。您难道不愿意爱护我、给我几句话吗？”我谨慎地告诉他说：“君子处在一个职位上，必定要想着把职务办好。公从前的官职叫谏，现今叫政；名称不同，职掌的事情不同，职位所在的地方也不同。然而竭尽力量而不顾自身，作为臣子的道理却是一个。何况谏官本来就是要把所谏之事施行到政务中去。如此看来，我知道今后考察您的政绩的人，难道不会考察您的谏言吗？过去听过您谏言的人，难道不会拿您的政绩来责问您吗？您难道能说：‘我前一阵子姑且那样说说罢了。’吗？或者您当日在谏垣时，同志向相冲突、同权势相违背，对于谗毁讥刺、灾祸罪过以及被杀辱放逐的危险，本来不应成为君子心中的负累；但若因此在内心惴惴后悔，在同党面前羞惭，害怕获罪于千万世的公论，能够有片刻安宁吗？如今前往四川，正好可以施展志向、履行副岳伯的职责；方面大员、守令、丞尉都会坐下来听从指挥，监司和使命官也可以唯唯诺诺地形成决议。早晨朝廷想革除一事，晚上便报告停止；晚上有意兴办一事，早晨便奉行了。” 从前只是说说而难以实行，如今专门负责实行反而容易，您在政务上难道会更加从容有余吗？然而进谏本来就难，困难并不全由我造成，或许还可以得到谅解。施政容易了，而增减、松紧、张弛都由我掌控；如果后来违背了先前的话，行动与言论不合，人们就会把这当作话柄，说：‘进谏的人果然只是姑且那样说说罢了。’这样的罪责更无法推卸，您在施政上可要谨慎啊！我又听说：蜀地物产丰饶，古人称为陆海，如今还如此吗？营建和征发使岷山、峨眉山都被剥得赤裸，承担运输和劳役的人在数千里之间，百姓僵倒困顿、接连不断。又加上凶逆贪残之徒，在屠杀剥削、蚕食掠夺之后，使乐土变成废墟。您的政务尤其要谨慎地承担保卫和安定的责任啊！将来如果全蜀富强，恢复旧日景象，成为国家西部的门户，捍卫边疆，使天子宽解向西顾虑的忧患，果真做到这些，必定是您的功劳。我将因这番话而得到知言之名了。”

译《送运使董公参政四川》序 两浙都转运使董公奉命到蜀地任参政，我郡守留侯带领同僚前去为他饯行，按礼当有赠言，便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听说董公是当今刚强的人。《易经》说：“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我奋发而不停止。”说的就是刚强吧？天下的事情，哪里是柔弱随波逐流的人所能胜任的呢？然而世人常常亲近那些柔弱者，却仇视刚强者。君子难道曾因此退缩吗？还是要借此取得资助和磨炼呢？因此楩木、楠木、杞木、梓木，虽然都是良材，也必须饱受阳光温暖、凌历阴寒，经历多年岁月，然后才可以做栋梁、椽桷、轮辕、车辐车毂，无论大小、长短，都没有不能胜任的。昆吾山的金属虽然优良，如果不经过火炼、水淬和砥石磨砺，仍然只是顽硬的矿石。这可以说是因祸而得福、因损失而获益吗？公凭名臣之子的身份考中甲科，历任郎署官职，治理大州，素来操守高雅、气节刚劲，自我约束屹然不动，从未低头随顺他人，所以所到之处常与人不合，被大官排挤抛弃，在闲散职位上徘徊，已经多年了。对于这种宽厚从容的气度，他们又能怎样呢？而对公来说，这些恰好都是增加资历、磨炼锻造的地方。公如今更加相信自己了。此次前往四川，担任副岳伯，掌管全蜀方面的事务；数千里之内的户口、泉谷，征收考核、治理防务、运输劳作、军需国计，以及官吏弊病、民间隐情，都可以加以控制。停止或实行各种事务，以宣扬天子的恩德并向下施行仁政，难道只是像转运使那样，承担一件计簿文书的职务吗？过去公使众望郁结而不得伸展，如今众人又将对公寄予厚望。公将更加修养平生的品德，坚定自己的操守，扩大施政的恩泽，使刚强的功用显明于天下，让仰慕者得到安慰，使嫉妒者受到挫折吗？这就是我留侯爱护、帮助您的心意，我叙述出来以告诫您。《钝庵邢公七十寿》序 司马迁为张释之作传。张释之的仕途功业，使他成为汉代名臣。到了他的儿子张长公，官做到大夫，后来免官归乡，不能为当时的人所容，所以终身不再做官。这难道是父子志趣不同，大概是他们所遭遇的处境不同吗？遭遇不能如愿，与其损害自己的气节来迎合时势，宁可顺遂心意、保全名声、保全天性，不是更好吗？所以直到今天，高长公也常常因张释之有这样的后代而受到称许。后世士人奔波劳碌地求取仕途，一旦做官便像回到归宿；志向沉溺在仕途，已经损害道义，正受屈辱而仍不顾惜尸位受宠，直到老年也没有期限。即便有人身居显贵要职、掌握枢机，声名权势荣华利禄一时显赫，但后来寻求像张氏父子那样足以名传后世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呢？然而做官本来是为了实行道义。怀抱自己的道义，却接受官职的名声，直到老年仍然做官，或许也是士人不得已于世的情形吧？自从我居住京师以来，同晋地贤士大夫交游，常常听闻前国子祭酒、少宗伯襄陵邢先生立朝时的风范。后来他的儿子钝庵公考中进士，从中书舍人任库部郎中，也因为耿介特立而触犯当时权贵，被外放为长芦都转运使。当时人们说那是冗杂污秽的职位，不应让当时的声望人物去任职。公到任三个月，没想到便解下印绶离职而去。人们本来把公混同于庸俗之人，公却飘然飞腾到云表之上。回去以后便修治园林亭榭池沼，同故交遗老在其中宴饮游乐、吟诗饮酒，淡泊自如，仿佛从来没有做过有名位的人。进退都遵循道义，每天都显现出安乐宽裕；教化施行于姻亲宗党，信义得到乡人的信服。河东一时有大德长者的声望。这样看来，他虽然没有在当时取得更大的官位，却既获得了名声，又获得了快乐，保全了上天赐予的天性。光宗伯推重高长公，把他作为自我尊重之士的倡导者，又以此教导人。虽然这不是公当初的志向，难道不是公所遵循的道义吗？即使借用公曲折求全、委屈一尺而伸直八尺的做法，如今也不过达到卿佐之位罢了。何况有时形势偏斜、权势阻挠而使全局受损，称誉他的人反而毁谤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备受福泽、享有长寿，如果说内心毫无遗憾，能够做到吗？那么今天值得愿望并祝贺的事情，又该怎样呢？嘉靖建元之年，公归乡已经十六年，寿数达到七十岁。他的外甥李廷玉将要回去举杯为公祝寿，来请求我写几句话为他助兴，于是作《邢钝庵寿序》。《送卢君之河曲大尹》序 卢君从诸生起家，任海宁县丞九年，家中穷困，连伏腊祭祀都难以维持；囊中没有钱买冬夏衣服，锅罐屡屡空空，孤零零地仍只是原来的诸生。今年春天，他调任晋地河曲县长，百姓非常爱戴他，却为他的离去而忧难。徐生禾实来拜访我，请我为卢君的父老子弟写序。唉！这真是令人惋惜而不平的情形。卢君之所以能得到百姓拥戴，并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根本在于廉洁。如今所谓廉洁有不同层次：最高的是安于廉洁，其次是以廉洁求利，再次是勉强实行廉洁。你勉强廉洁，众人都会认为难能可贵；廉洁而且持守不变，就更加难得；廉洁而持守不变，贫穷也不后悔，又不肯接受一点非分之物，那天下就很难有这样的人了。卢君晚年仕途长期滞留，品德贞正清白而卓异伟岸，君子都认为难得，而百姓正在为他叹息、歌咏，为他塑像绘图，又画其形貌来祭祀他，还没有停止。他自己却没有丝毫自矜炫耀的意思，举止和言辞中流露出来的，淡泊如此，安闲如此。难道他还会因为名位而耀人，内心艳羡，靠神鬼恐吓、阻挡在前，姑且假装这样严厉吗？把这叫作安于廉洁，难道不是荒谬吗？这正是今天从政的人啊：贪污违法而败坏官职，却推说是因为地方卑下、俸禄微薄；倒行逆施，暴虐施政，所以士人以他们的行为为耻，低头污辱他们而加以讥诟。他们又推说这是民风喜欢攻讦，却反而指天诅神，因此百姓愤恨他们的诬陷。我从卢君治理海宁这件事上，知道官职的关键不在于地方，而在于任职的人；关键在于任职的人，士人的羞耻就可以洗雪了。我从卢君离开海宁这件事上，知道攻讦并不是出于百姓，而是出于官吏；关键在于官吏，百姓所受的诬陷就可以昭白了。卢君，走吧，努力前行啊！世道的盛衰消长，并不是上天掌管的，而是人造成的。如今皇帝崇尚教化，重新开始，洞察并阐明治理的根本，诏令太宰选拔内外臣工，不得以籍贯和地方限制，从今以后贡士与进士同等对待。卢君或许会有机会吧？走吧，努力前行啊！执政者举行这一举措，本来就是要激励天下士人，争相自我洗濯磨砺，只承受皇帝的德意；一名士人养成贞正的习气，吏治恢复到古代，大概就要从您开始了。卢君，走吧，努力前行啊！

译为朱、陈两位老人祝寿的序 我年轻时游历海上，遇到一位老人，他对我说：“天下清明安宁、舒畅太平，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了。旧城的废墟上，天地把和合之气聚集在山海之间，特别厚待其中的百姓，那里一定会有长寿而健康的人吧？”你姑且把这件事记下来。后来，西村朱氏、石门浮屠氏、勾溪陈氏，都拿诗来问我。我诵读之后反复吟咏，十分欣喜，于是彼此唱和，写成诗篇。当时三人正当壮年，我还年轻。等到我被有司录取，随从金马门任职，后来又回到紫云耕种，忽然之间将近四十多年过去了。石门已经去世，我多病早衰；而西村如今已经寿登八十，勾溪也七十六岁了。他们的牙齿和头发还和中年没有什么变化，视力听力都很敏锐，游玩登临远眺，迈步稳健有力，总是比我先到。恍惚间追忆往事，当年所说的长寿健康之人，原来就是两位老人应验了啊！我记得曾经为勾溪的父亲竹斋翁写过寿记，为石门写过《许泉亭记》，为西村曾王母写过《怀节之堂记》，论述他们所处的时代，了解他们的为人，本来已经很清楚了。再说他们从前与我往来于湖山之间，从壮年直到老年，饮酒吟咏，谈笑诙谐；在文章笔墨之外，声名利禄都不能进入他们的耳朵，恐惧和艳羡也不能进入他们的胸怀。当时社会末俗的种种缺点，他们一点也不挂在嘴边。他们是那样浑厚宽长吧，是那样淡泊于尘世之外吧，是那样在乡里享有美名、没有非议吧？所以恬淡旷达可以使精神凝定，容貌沉默可以远离怨恨，吟咏歌唱可以涵养性情；招来和气而获得长寿，培植根本，难道不是越来越深厚吗？《诗经》说：“那玉瓒多么洁美，黄河之水在其中；和乐平易的君子，福禄都降临于他。”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形吗？所以石门寿终六十岁，我曾经因他的不幸而遗憾；而两位老人身体康健、强壮难老，巍然如同鲁灵光殿，逍遥闲适，吟咏赞叹长寿的征兆，渐渐登上期颐之年的高寿，而且作为人瑞，声名还远未止息。海上老人观察云气而作的预言，难道真的可信并且得到了应验吗？送医士吕生序 我抱病入山，已经将近二十年了。长林深谷之间，我闭门谢客。像冬眠的虫一样僵卧，若不是为了服药调养，便不出门；若不是为了看山望月，我从未让帘子卷起一钩。四处奔走的士大夫中，只有平生交情如金石般的朋友，偶尔来同榻住上一两夜便离去，但一年也见不到一次。城里的人，即使是亲友，也一个月见不到一次。每天偶尔同我接触的，只是从事农圃、樵牧的人，以及有事来求卜、求医、作诗、饮酒的人罢了。然而我乐于行善、怀念贤人的内心，仍然明亮坚定，没有因疾病而沮丧。唐虞盛世，尚且有巢父、许由；两汉太平，也有严君平、王伯休；唐宋盛世，也有杜生、篾叟。我妄自料想，圣明之世难道只会把英贤全部罗致到朝廷和官署中，而山野之间竟没有一个遗漏的吗？我心中存着这样的愿望，神思向往，希望在卜医樵牧之间，万一能够遇到他们。嘉靖丙申年秋天，吕贞夫来山中拜访我。他相貌谦退，言语迟讷。我同他讲学论医，又谈到他乡里的旧事，从白云以上、丹溪以来，其中的学问源流滔滔不绝而没有尽头。这大概是学业不得志，于是寄托于医学吧，难道不是韩退之所说的有所寄托而逃避现实吗？然而他的医术以先治根本、后治标末为要旨，与当时那些急于求成、贪图利益的人完全不同。正因为懂得这种道理而求医于他的人也很少，而贞夫将要返回故乡了。一个人学业不得志而寄托于医学，医学又不为当时所知而不得志。我因此悲叹末俗难以协调，更加为贞夫的困穷而深深叹息。我的性情迂拙，没有什么才干，学成之后无处施用，技艺又没有可以寄托的地方，却糊里糊涂地被当时的人指责议论。追究过去，考虑未来，难道我甘心一辈子这样卑微琐屑地过下去吗？贞夫，走吧。我听说姑蔑的废墟一带山水奇特幽深，是仙灵所居、异人有道者常常隐居的地方。你回去后探访烟云，穷尽缥缈幽微之境，或许会在那里偶然遇见他们。请替我告诉他们说：‘海上紫云山中的许某，带着一根杖、戴着一顶笠，将要跟随尚平，在五岳名山中远远追踪他的足迹。你们可不要俯视轻慢我啊！’ 送韩佥事序 浙江按察佥事苑洛韩公把执法而不便于当权者的情形上报，因而调任江西按察佥事。三司的属官，各郡的郡守，以及县令、士大夫和官吏百姓，凡是志向与韩公相同的，或依仗韩公来实行自己志向的，或因韩公正直而暗中屈服的，或根据义理来证明韩公正确的，或赞叹韩公伟大壮烈的节操、对他的将来寄予厚望的，所在之处都相互说道：‘韩公要走了，韩公要走了。’唉，为什么浙江百姓不如江西百姓幸运呢？公正因为不自私地谋求自身便利，而是谋划天下百姓，所以才有这次调任。江水如虹，我的心也随您向东而去，只愿荣耀归于韩公。百姓的困苦，使人都叹息流泪。又有人说：‘韩公只知法律而不知时势，以疏远之身抗拒贵近之人，幸而受到圣明天子的保护和保全；吴越、豫章等地，都是好地方。皇上对您恩宠信任很多，原有官秩不变，又加给您美名。’韩公真是幸运太多了。不过，天下的事情还会像浙江一样吗？那些从前知道您容不下他们，因而预先为自己谋求位置、等待您的来临的人，您就像后羿弓弩射程中的奇珍一样，已经落入他们的射程了。以前的事已经成为成规，为什么不稍稍改变呢？谁能把这些话告诉韩公？我忧心如同醉酒。又有人说：‘韩公的官职以执法著名，安抚百姓并保护他们。为了法律而奉行法律，把它实行出来就是利；利能够施及百姓就是仁；仁德的美好，是大道的宏大体现。’ 韩公从小向父亲和老师学习的道理，难道还能超过这些吗？如今出任方面大员，承担一方纲纪和政务，难道会因为一点区区小事，转身就改变平日所持守的原则吗？假使韩公进一步掌管天下的法律，法律中又有比现在更使人不便的事情，那时利害必然比现在更多，也将没有穷尽。到了那时，难道会宁可随时势上下浮沉，把旧日的学问和壮烈的节操丢在一旁，使我们这一党的士气丧失、言语噤声，而让异议者借此作为口实吗？韩公一定不会这样做。他本来就会以矜持自守来坚持，而不以争斗；以道理回应，而不以意气；以诚意感动，而不以权术。否则，政事的收放、机要的运转，韩公自己掌管，谁又能知道呢？海宁尹曹廷献，是依仗韩公来实行自己志向的人，正为韩公离去而忧戚，却高兴地听到这些话，说：‘谁能写篇文章赠给韩公，使他从中取得合宜的判断呢？’于是我写下这篇序，诸位作诗作歌的人也接着写了起来。

译赠张先生序 我听说，古代我先正名门的子弟，处在天下最容易的位置，却也处在天下最不容易的位置。能够勤勉自立，并且稍稍不同于众人，必定要凭借机缘和助力来建立功名；如果不是这样，别人未必会获罪，自己却已经不被清议所容了。金陵玉亭张君的曾祖父，凭文学、品行和才能做到大官。张君禀赋聪颖，继承家学，从童年在乡塾读书时就有英俊的声誉；长大后游学京师，又有杰出的声名。五次参加京城乡试，接连不得志于有司，后来按年序贡入春官，便慨然说道：‘大丈夫难道一定要靠考中一科来荣耀此生吗？只要看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罢了！’于是低头接受天官的选任，前来掌管海宁的教育。他落落大方，没有琐屑拘谨的姿态，行事不苟同于众人，在操守上不屑于计较细枝末节；在大的方面，则纵情于文章、笔墨、饮酒、吟咏之间，以高远宏大的事业期许自己，也期许他的学生。他的学生爱戴并称誉他，监司听闻后也嘉奖他。监司的权势远远高于我，嘉奖有时可以凭势取得；诸生的情意却与我相近，如果没有真正能够感动他们内心的东西，他们爱戴我，哪里可以袭取而来？张君有幸得到了这种爱戴。处在卑下的地方，权势便低下；事务散漫，情意便松弛，因此任职者在这里常常被尊贵显要的人轻视，这就是形势造成的。那些人凭借显要尊贵的身份来压临我，而我又把自己看成多余之物而自轻，那么自己所树立的尊严还剩下多少呢？只有正色自持、端正作范，凝然自重，使人无从轻视；这样，那些人反而会失去尊贵的凭借，逐渐松弛下来。师道在全天下便不能再被轻慢，斯文难道不会因此稍稍振兴吗？如今皇帝锐意精进，致力于治理，知道贤才是不可缺少、不可延后的，又知道科举未必能够完全得到人才，贡举也未必能够完全得到人才，于是诏令铨选部门用人时，进士与贡士一视同仁。这正是才俊豪杰驰骋奋发的时代，也是有志者大展宏图的时机。张君当勉励自己处在天下最容易的位置，谨慎对待自己处在天下最不容易的位置；将来必定登上显要职位，以光大文僖公的功业，继承御史大夫的志向，并与长兄严亭按察、荫亭郡侯在江东争相辉映，使人歌颂王国的盛大昌明，岂不是美好吗！廉泉高大尹奖劝序 南郡廉泉高公由进士起家，任海宁县令，还不到两年，巡按浙江的李君、董君嘉许他的政绩，联合发檄文命有关部门备办礼仪、合奏音乐来奖赏、鼓励、褒扬、表彰他，以此激励各县。作为地方长官，少尹巙府吴君率领同僚、官吏、士人和百姓前来道贺，请我写几句话。我卧病在万山之中，将近三十年，世间没有什么可以借助我的力量，却仍然牵系着我的感情。只要县令得到贤才，恩泽遍及四百里左右，而其余的润泽也能使枯槁者逐渐得到滋润，这正是我祈祷而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我乐于听闻的；况且掌管风纪者的这次奖赏，或许还会逐渐传达到朝廷，难道还要到乡野来另求什么吗？何况我又确实不能前往。大家请了我三四次而不停止，于是我起身，诵述自己曾经听到和看到的事情。乡里人对我说，廉泉到任时，早晨明察政事而开始工作，天黑后才停止。宾客来拜见，他从不让人久留；守门人斟酌众人的意见，汇集大家的思考；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就修筑沟渠堤坝；预防有害百姓的事，就登记暴虐作恶的人。桀骜不驯、妨碍治理的，惩罚使其驯服柔顺；愿意服从却受压抑的，扶植使其能够伸展。征收两税以诚信为准，审理各种案件以体察实情为本。对借货法、影税、繁杂深密的秘密手段进行奸欺的人，层层追查，穷究根源，毫不遗留力量。不用说一两件事，他爱护百姓的诚意已经处处可见。不久，廉泉远道来访我的岩居；看他的眉宇，谦虚而自谦，面对别人谦退自抑。听他说话的气度，内心肝腑洞然可见，没有隐藏的情实。古人所说的和乐平易的君子、平易近民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御史的奖赏、乡人的称誉，我一见到他便相信了，又哪里还用得着我来赞美呢？或者我可以借此附带提出忠告吗？我年轻时曾有参与当世政事的志向，也曾向诸位老先生请教，私下记住了这些道理：有确定的分际、不可贬抑的，是道；日益下降、无法挽回的，是时。所以圣人能够不失时，却不能违背时。世道越来越低下，风俗越来越卑薄，声音逐渐衰弱，气息逐渐低沉，人情不同了，事情的适宜做法也不同了。道该怎样面对时势呢？所以君子出仕为世所用，必先确定自己的志向，再随着时势在其中周旋。志向先确定，道就不会始终被枉曲；周旋时权衡时势，就不会与世俗大相违背，而自己的志向施于政事，也不会远离正道。这就像行船，逐渐转向前进，朝着所要去的方向，不把在乱流中冒进当作勇敢，而以最终渡过河去为目标。守住正道而适应时势的权宜，大概就是这样。然而权宜的运用，起点和终点可能很不相同。以道来权衡时势，随时都可以有所取从；若反过来让道服从时势，那么各种道理都将顺从时势了。顺从时势而枉曲正道，使我原来的志向，便如折断的树枝随湍流漂逐，如破裂的瓦片沉入深渊。拿一贯的原则来验证，这不是相差太远了吗？这就是所谓委屈一尺而求伸长八尺，是功利遗留下来的祸害；它焚烧、淹没人的心灵，比水火更厉害，使人不再知道礼义和进退，而这本来是我们孔氏的家法。廉泉勇往直前的志向、坚贞端正的操守，都是超然出众的。他清白而不随俗败坏，不因同流合污而败坏自己，也不故意尖刻地标新立异。他对于道，大概已经接近了吧？既然已经得到当时人的知遇，足以施行抱负的征兆已经出现了。希望他守住开始时的操守，努力坚持到最后。对百姓有利的事情，难道还没有全部办成的吗？危害百姓的事情，难道还没有全部除去的吗？桀骜不驯、阻碍治理的人，难道还没有全部恢复其正常秩序吗？柔弱顺从而受压抑的人，难道还没有全部得到舒展吗？征收和求取的期限，难道还没有迫使人无所措置的吗？审理和防范案件的敏锐，难道还没有因疏忽而造成冤枉吗？那些借货法、影税、繁杂深密的秘密手段行奸的人，难道还没有蒙混吏牍、践踏法纲而横行的吗？如果把这一切逐一洗涤更新，那么这种爱才是真正的爱，这种诚才是至诚。邹孟氏说：有了至诚却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朝廷命宰相以民事考察官员，地方长官入朝后担任公卿，古今都有这样的事情。如今正是急于任用贤才、擢升俊杰的时候，廉泉带着平日积蓄、已经实践过的治道，走向朝廷，立于殿柱之下，总管天下图书，承受圣明君王的顾问，回答问题如同回声一样迅速，划地便能绘成地图，并与诸位贤臣共同辅佐成就至善的治理。我正要为天下庆贺了。

译南溟郑大尹奖励序 锡山郑侯由进士起家，来到海宁任县令。人们以为他是甲科选拔出来的人才，前程远大，将会修养声望、优游储养，以待时机施展，在建安等地推行改革，使恩泽扩展普及，安定救济天下；百姓和社稷都可以安然无事，他只须坐镇而已。郑侯并不这样。人们又以为他志向锐利、意气豪迈，才华见识十分广大，治理数百里之地，还像清扫庭院一样容易，将要废除、改革旧典常规，制定新的法令制度，改变百姓的观念和听闻，和他们重新开始。郑侯也不这样。人们又以为他出任富庶快乐之地的辅佐官，习惯见到奢华绮丽，视土地财货如粪土，将要挥霍浪费，偏爱亲友，结交权贵显要，盛设厨膳供帐，馈赠金帛，安排车马音乐迎送的礼仪。郑侯仍然不这样。他每天洗手整衣上朝，官吏百姓安闲从容、顺理行事，奉守职分、遵循事理，不靡弱随俗以求同，也不尖刻求异；专心把握大体，一切以爱护百姓为根本。审理诉讼、判决案件时，恭谨和缓，如同与家人说话，只求得到真实情况，不凭借刑罚威势。他删去纷繁更改中最过分的部分，减少供给费用，省减禁令，谨慎追捕拘拿，减轻徭役赋税，停止宴饮游乐，解除各种过度的文饰和浮费，这些都是百姓所不便的事情。他说：‘县令就像牧人；不惊扰牲畜，它们就会生息繁育。’所以他爱护百姓，仍以让他们休养生息、不受扰乱为最高原则。设置防备以应对不可预测的事情，可以显示威势、震慑神明；钩取摘发隐蔽的罪过，可以使神明凛然；表彰建立奇特的功绩，可以树立名声功业；规定征收输纳的期限，可以显示才干敏捷。治理政事的人大多从这些方面下手，郑侯却一点也不屑于用这些办法来烦扰百姓。今年夏秋之间，岛夷突然侵犯海边，声势非常嚣张。监司想用粮食来鼓励百姓，郑侯坚持不可，说：‘贫苦百姓尚且拖欠通常赋税，还是拿空尽自己的仓廪资财来供给吧。’监司又想把兵器发给百姓，郑侯再次坚持不可，说：‘我不忍心驱使手无寸铁的百姓去给夷兵增添膏血，而且靠百姓供养的军队，粮食已经足够使用了。’直到有人用利害来恐吓他，郑侯仍然屹立不动。因此夷兵第二次来到边境时，县中百姓安然无事，不知道行军的劳苦和馈饷的费用。夷寇侵犯海盐，海盐距本县不到一百里，那里的百姓成百上千，老幼都被割断咽喉而死；房舍被焚烧劫掠，几十上百家变成了赤地。虽然地处敌军所害之地，是由于没有纪律而导致的，然而假使在上位的人都拼尽力量、把性命交付出去，如同救护自己的孩子，难道还会连一半的人都保不住吗？君子之所以哀怜百姓而痛恨上位者违背仁爱，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而我们父老子弟安卧在床席之间，郑侯对百姓的恩德，哪里能够估量呢？又听说官吏百姓称赞郑侯，说他的性情安静，奉行俭约，持守正道。他的性情安静，所以政务简约；他奉行俭约，所以使用物资节省；他持守正道，所以向上级求援很少。近来，侍御代巡林君、清戎胡君、巡盐霍君同时发檄文嘉奖勉励他。这三位都担任掌管风纪的职务，肩负激扬士气的责任，难道不是都知道他能得到贤士，称许上级任用得当吗？汉代制度规定，官吏治理有显著成效，便降下玺书勉励，又增加官秩、赏赐金钱，又赐爵关内侯，又升为公卿，这些都是为了郑重地鼓励官吏。当时正崇尚烦琐苛细、操切急迫的风气，而郑侯独自持守简易宽平的政务，这就是昔人所说的“他的政务闷闷然”吧？然而郑侯不因每日计算的小有所得而改变多年积累的长远成效，这正是汉代良吏的治理，也是王道政治的遗风。圣明的时代正要兴起尧舜的治理、三王的功业，应当选取循良之吏来充实辅弼之臣，郑侯大概将由此升迁了。因此使者们共同奖赏勉励他，少尹伍君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赠言。即使如此，夜光之璧并不因所处之地而失去价值，锦绣也不必借助装饰来增美。郑侯宏远的志向、坚正的操守，他的政绩由此产生，也由此成就；显赫的声誉将与黄次公、朱仲卿隔代相望，光耀流传于竹帛，永无穷尽。难道我只应当在这里褒扬赞述一番就算了吗？《云村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云村集》卷八　明许相卿撰记 乡贤祠记 浙江按察副使西蜀刘公瑞奉诏主管学校两年后，向各郡县学校发檄文，凡是本地出产的前代贤人，都让他们上报。于是海宁教谕侯君泰召集诸生商议，申报了若干名有据可考的人。刘公甄别淘汰，重新确定，从梁代太学博士戚公开始，到我明代广东参政祝公为止，共二十人，命有关部门依照旧例有秩序地祭祀他们。知县郭侯郊便因旧祠增补坚固，改换壮大祭器、俎豆、几案和匣椟；原来已有的必定修葺，原来没有的如今创设。工程完成，礼仪也成了。后来况侯照继任县令，侯君向他说明此事，于是前来请我写记。我推辞不可，便诵述自己所听到的话说：‘从前先王造就士人，在学校里以释奠礼祭祀先师，在东序祭祀先贤，在社祭祀乡先生。这本来是彰明尊崇、报答先贤的礼制，其中也寓含着激励风俗的意义。如今的乡贤祠，大概仍有先王制度的意旨吧？圣人、我们的老师说：‘什么叫贤者？学习贵在节制取法，等级不能越次攀登。’现在看这些乡贤，逐渐地就容易仿效。只祭祀贤者。‘什么叫乡？井田疆界依旧，风教功烈仍在那里。’现在看这些乡贤，近在乡里就容易感受。我们的先正，在唐代中叶，有像睢阳许公那样的人，以死殉义，巍然树立大防。多么壮烈的纯臣，是万民仰望的人啊！’ 在宋代末世，有像文忠张公、持正施公、谨独杨公这样的人，崇尚心学，排斥异端言论，直到侍奉孔氏，可以与之共同实行仁道。其余那些笃守伦理纲常、遵循经术、建立功勋、志趣高尚的人，背项之间人才济济；经过世代流逝、评论定论之后，难道也可以算作当今的成人吗？只见祠堂高大庄严，陈设肃穆，先贤的典范仿佛还在；经过的人趋前瞻望而肃然起敬，热爱美德的内心，即使鄙陋之人也会如此，何况我们这些求学之民，在这里出入登降，揖让酬酢，弦歌讲习，难道不会感慨先贤已经不可复生，恍惚间仿佛正在同他们交游吗？又会徘徊而深思：山川灵秀，前人已经逝去，后来者又将如何呢？我们这些大丈夫，若能像他们那样有所作为，就应当奋发前进，精心思考，竭力追求，以贤人为友，以圣人为师，达到最大的成就；那么，只有依靠先正私下的教化，承受师儒激励风教的作用。某人正在每天自我勉励，而所有志同道合者的愿望也希望在这里得到验证。正德己卯年秋九月戊申日，晚学许相卿记。

译许泉记 许泉原来是郭公泉。石门山人给它改了名字。浙江的山水胜过天下其他地方，泉水处在江流回环、山谷深邃的地方，涓涓地从倾斜的山崖和嵌入的洞穴中流出，远离俗尘、境界幽绝，尤其优美。山人经过这里而喜欢它，便在泉右边建亭，又卓立锡杖。后来他感慨叹息道：‘有了天地，就有这座山；有了这座山，就有这眼泉。临近这眼泉取水观赏的人，前代来过、后代也会来，难道可以用十、百来计算吗？郭公专门为它命名，难道是因为他最崇尚不对外物改变志向，于是把志向寄托在泉上？泉因此流传下来，那么并不是郭公给泉命名，而是泉凭借郭公的名字而流传。天下的事物，名称可以带来荣耀，利益可以带来富足，珍奇华美的东西，拿来玩赏可以怡悦心情。来到我面前的各种东西纷纷杂杂，世人本来曾经竭尽力量经营它们，忘记死亡也要追逐它们，志向沉溺、操守改变；但造物者不允许他们拥有。有的拥有后不能长久，有的拥有太久反而招来灾祸，仍然得不到真正的许可，何况想靠名声流传呢？’我自知将要枯槁寂寞、沉沦放逐，世上没有什么能够动摇我的志向。这眼泉清冷孤峭，隐藏在幽深险阻、荒僻闲静的地方，用来供世人取用，没有比它更便利的了。我恰好遇到它，感到清冷而舒畅，泉水沸腾般涌出，便饮用它，默然欢喜，打算终老于此。没有人同我争夺，造物者也没有禁止我。郭公离去而我来到这里，泉水难道会不允许我吗？所以我把它改名为“许泉”，拿这件事告诉我。我茫然一笑，说：‘竟有这样的事吗？’山人在正德十四年八月九日建亭，我在嘉靖元年正月三日作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日〕 训善亭记 训善亭，是乐清县令潘荐叔建造的，用来教化县中百姓诉讼的场所。放宽惩罚，谨慎处理，感化人心，是要使百姓知道悔过并乐于改正过错。大概如今的君子有恢复古道的志向，而我们心中的善，本来人人都相同；一旦被污浊遮蔽，就成为不善。善于教化的人和善于学习的人，从根本上探求并稍稍触动它，就能恢复到无所不善的状态。周代末年以来，道术湮没，教化废弛，整个社会软弱颓靡地离开善而进入恶，习俗形成后，仿佛一切本来就应当如此。因此下级官吏玩忽职守，多行偷懒，上级官员急于求胜；一味用法律束缚百姓，百姓开始手足无措，像鱼受惊、野兽困窘一样，狡猾强悍的人纷纷出现，人情复杂得无法穷究，而官吏的手段也用尽了，形势本来就会如此。于是他们把百姓当作禽兽，只图自身便利，制作治理文书，催督赋税，守信于期限、防止偷漏、侥幸求免，这就被称为官吏事务罢了。至于先王以善教化百姓的本意，道路迂远、事情相反，难道不正是因此使人气馁而面有难色的吗？这难道只是一天两天积累起来的吗？荐叔却独能尊崇并采用古人的做法，在这座亭中处理百姓诉讼：如果得到真实情况，便不因胜诉而高兴，反而怜悯；不以威势压服，而是进行教训；激发他们天生的良知，以古人事迹来证明，用乡里父老兄长的道理来晓谕，希望他们感动悔悟而流泪，不烦劳刑书。只要善这一点，我们就与他共同归于正道，又何必要求更多呢？这样的政绩，在任期一周年、治理百里之地时，未必已经完全符合他的志向，然而远远胜过世间的官吏啊！荐叔被召回京，如今担任按察副使，主管八闽的学校；继任乐清县令的是曹子行氏、林希曾氏，他们的志向相互协同，先后带着礼物来请我作记。我过去在京师时，向来友善地对待荐叔，没想到他的政绩竟达到了这种程度。写下这些话告诉今天掌管师帅之职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受到劝勉，兴起教化，辅佐最高的治理；我大概又能见到三代的风气了吧？蓉池书屋记 蓉池书屋，是友人叶子应祥读书的地方。屋柱屋宇面对池水，池岸种着芙蓉，房屋因而得名。中间叫“锦寒之堂”，是记写景物的；左边叫“求约”，用来砥砺学业；右边叫“思改”，用来警戒过错。其他亭台水榭，也都根据所在之处命名。应祥年少时学习进士业，在县学读书，与县里的诸生交游；进入太学后，又与天下士人交游。他在书中所讨论的学问，已经多年了。后来在家等待科举，说：‘读书，是我每天所从事的事情。放松我的学业，难道不是在安逸中毒害生命吗？如果这里的环境不同，外物难道不会使我迁移心志吗？’于是来到这所屋子，开窗陈列书籍来观看；有所得便记下，有疑问便求教。拿起琴来弹奏，触景便作画。疲倦了就默然休息，飘然遨游，不知一年已经到了尽头。芙蓉盛开时，他带着书笈徘徊在花间，久久不去。感叹花的荣枯有时，知道迟速都不能违背，又因此看见造物主对万物并无偏私。喝醉酒后吟哦，吟咏久了形成歌声，说：‘天水澄澈深湛，川谷浩大幽深。青春归往何处？林边水岸仿佛已经扫净。寒花灿烂啊，成为可观的盛景；寂寞枯槁，百年忽然就过去。保全自身与名声，呜呜的歌声震动林木，旁若无人。没有人能测知其中的意思。’ 当时我经过云村，叶君把这些事告诉我。我说：‘竟有这样的事吗！你能够如此，我愿意同你交游。’他连忙说道：‘我心里仰慕这种境界，却还不敢自居。不过我刚刚住进这所屋子，愿意请求把每天的自我勉励写下来，可以吗？’我说：‘可以。’于是写下这些话，让人刻在石上作为记文。一笑轩记 守愚祝翁住处的东边有一块偏僻狭长的地，原来作为园圃，占地一亩有余。正德三年春天，于是筑基建屋。屋柱屋宇的规制，不俭朴也不奢侈。栏杆可以倚靠，窗户便于开关。开阔而又幽深。中庭环绕约数步，嘉美的花卉和奇异的石头交错布置。弹琴、下棋、长啸、吟咏，无论阴晴、寒暖，都很适宜。落成以后，命名为“一笑”，并让我写记。我曾记得长者对我说过乡里的旧俗：居家的人努力耕田养蚕，时常停止参加科举，把馈赠之物实实在在地收藏起来，以使家业丰厚；读书人便学习经义，修饰仪表，整饬品行，追求功名地位，为乡人增光。子弟中有人舍弃这些而嗜好饮酒、赌博、争斗、诉讼，纵情嬉游，往往就被人看不起，人们还以他们的父兄为羞耻。因此我乡的大族多半世代守持家业。祝翁出自乡里大族，早年学习科举业，中途放弃，晚年经营家业，也似乎不把它放在心上，只是安闲休息。如今这轩却偏偏用“一笑”命名，为什么呢？江边的“一笑”，是苏轼老翁吟咏水马的诗句；出门“一笑”，是涪翁吟咏水仙的诗句。祝翁难道也把虫鱼花卉和世俗故事寄托在其中，用来比拟自己吗？我料想他不仅崇尚不流于世俗，更是以此傲视世俗，把它作为高尚之处。我看如今的士人对于世事，大多不是玩弄，就是沉溺；沉溺，是因为追求多余的东西。玩弄的人知道多余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得到，便自我满足；鄙陋的人则沉溺其中。既不玩弄，也不沉溺，随着道的消长变化而处世，不只是没有追求多余之物而已；连满足与不满足也一并忘掉，这才是我愿意学习却还没有见到的境界。祝翁所说的，是“玩弄”吗？不是这样，但他距离沉溺已经很远了。于是作《一笑轩记》。

译法喜寺修造记 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冬，海盐秦溪的法喜寺修造工程完毕，僧人戒楫登记其往事和近来的功绩，前来请我为工程竣成作记。这个地方有寺院已经很久了，据传始建于梁代，但没有证据。后来唐宋两代曾两次赐额，南宋也曾两次修复；残存的碑碣倒伏，碑幢上的苔藓文字仍隐约可见。等到看到杨幼度所撰淳祐甲辰纪事碑石，才知道寺院曾经非常完备。如今距那时已经二百九十九年，寺院却大为毁坏，遗留下来的建筑只有两座殿和一座门；中间高而四面空敞，风雨从四面交相灌入，也将一天天消蚀殆尽，最后只会荒芜埋没罢了。这本来就是信奉佛法的人应当动心的事，必定要有所作为，不能任其漫无办法。工程由闻道心首先倡议，戒楫承担力量把它完成。先从门殿动工，更换良材，增加坚固，涂上黑白粉饰，装饰以彩绘。过去颓坏的如今变得壮丽整齐，过去模糊漫漶的如今光明显耀。殿宇两边各有廊屋辅翼，殿堂高大华丽，恰如其分。殿下两旁相对排列着修长的廊道，拱卫成壮观之势。观音堂在东边，达摩院在西边。有供安禅的房间，有接待宾客的馆舍；屋栋檐角如鸟翼飞举，屋瓦如鸟羽覆盖，水色更加秀美，林木也更加妍丽。北面建僧房若干间，法座、斋堂、厨房，绵延相连、排列密集；井、浴室、厕所，位置次序井然，凡是供养僧众生活、供应使用的设施，没有一样需要到外面求取。于是尊崇教化的根本，塑造灵山大像、罗汉诸佛以及高僧良准，这些都是秦溪法喜寺的由来。塑像庄严，形貌神韵俱备，仿佛将要开口说话；令人惊视，恍惚回顾，几乎忘了它们只是彩绘塑像。木石、陶瓦、冶铁、蜃灰等材料的费用，总计八百八十万钱；另外斧工、木工、泥工、雕刻、彩绘、搬运以及出力的各类工匠，费用总计十八万钱，连同雇工的饮食也相当。砖坯、捏塑各种佛像，装饰所用的黄金、丹砂、空青、水碧，费用总计二十八万钱，超过了原先的数目。癸丑年仲春开工，丙辰年仲冬竣工。工程完成后，法喜寺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这难道不是戒楫和道心的劳苦，也是佛的保佑、远近施主布施的力量吗？至于其他人所述的光景、灵异、鬼神感应，夸张地说个不停，仿佛就要脱口而出，我却无法知道真假。我所熟知的是，道心的诚意专一，足以感动人；戒楫勤劳不懈，能够把事情聚集办理起来。这就是他纠合众人的力量，收集巨额资财，使积久废坏的寺院重新兴建，最终获得成功。天下名山胜水中作为佛地的，大概十之七八；凡是一泉一石，含有清露、奇特而远离尘世的地方，没有不被佛门僧人踏足占用的。从大都市到偏僻小巷，佛寺繁多如星，无法计算。事物新了又坏，坏了又更新，本来就是事理如此。我为什么要作记？又有什么不能作记的呢？说起来也已经有很多话了吧？然而我唯独对此有深深的感慨，于是想起曾经论述过的话：‘佛诞生在距离中国二万里的地方；佛灭度至今，已经将近三千年。而且佛教的说法荒诞恍惚、悠远难明，不容易用常理来衡量。可是流俗至今仍然尊崇向往它，经过佛寺便整理容貌，瞻仰佛像便弯腰鞠躬。至于佛门弟子修治他们的住所，如同要奉养自己的父母；彼此用尽心力，坚持到底，务必恢复到最初的状态，然后才停止。这果真是因为佛的福田广泛、能够利益万物，还是因为幻术震动世人的力量神奇呢？或者只是百姓没有教化，见到异物便改变了志向呢？这岂不是可以改变的事情吗？自从王道教化熄灭而异端学说兴起，行路的人都茫然无知，诡诈奔逐、横行驰骋，没有止息。佛氏宏大荒诞的学说进入人心尤其容易而且深，所以整个天下像被驱赶一样趋向它。我们的道经历千百年，到今天却被抛弃、壅塞，不再在天下显著施行。那么，佛教之所以兴盛，不正是由于我们的教化衰落吗？像佛门弟子修治居所那样，尽心尽力，坚持到底，务必恢复最初状态，这样的人难道不难得吗？所以我探究佛教兴衰的根由，同时记下自己的感慨。’ 石洲记 海宁县东北边界再向北大约十里，市镇远去，村庄幽深，水面渐渐宽阔，林木茂密苍翠。水边有一块洲地，用石头砌成，洲上建有房屋，是徐氏的产业。徐氏在这里务农，以这里的水土供养自己，传了五代，经历一百六十多年，洲上的房屋仍然如旧。到了徐君这一代，才开始题榜名为“石洲”，用来表明继承先人留下的产业，自己已经足够，不必依赖外物的意思。他的儿子徐禾秀美而知学，与我交游，请我作记。年轻时我听太史公说过：‘海上有座神山叫瀛洲，各位仙人圣人和不老不死的药都在那里。’据说曾经有人到达那里，事业还没有完成，便飘飘然生出凌云之气，仿佛游于天地之间。等到壮年以后，我游历三十年，足迹几乎遍及天下；大城市和大家族，忽然显赫，忽然衰败；有名的田产和高大的宅第，有的不能终身保有。回头看石洲十亩地上的房屋、数顷田地，传了五代，子孙又正在读书修行以延续它，也已经很值得称道了。我老了，显赫繁华之地是我不愿居住的，远游也大概让我疲倦了。我将要恢复平民的旧装，来跟随您游玩，在石洲上谈论农事，不知您是否允许我呢？《云村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