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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备忘集》　　别集类五【明】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备忘集》十卷，明代海瑞撰写。海瑞另有《元祐党人碑考》，已经著录。明史《艺文志》记载海瑞文集七卷。本朝广东盐运使、故城人贾棠与邱濬合刻的版本只有六卷。这部书收录海瑞所施行的条规、奏疏和申文，校订得较为完整，是康熙年间海瑞第六代孙海廷芳重新编纂的。原跋说全书共十二卷，分为十册。现在考察此本，册数与跋文相合；然而每册只有一卷，实际上只有十卷，比原跋还少两卷，不明白其中原因。海瑞一生的学问以刚强为根本，所以自号刚峯。他进京参加考试时，就上了《平黎疏》。任户部主事时，上《治安疏》，直率刚正，毫不隐讳，触怒世宗，被下到诏狱。然而世宗重新阅读他的奏疏后，也感动叹息，甚至把他比作比干。后来他巡抚应天，锐意进行兴革，裁抑豪强，只以为百姓谋利、为百姓除害为职事；但矫正偏差时有些过头，有时不免失于偏执。例如集中《毕战问井地论》竭力认为井田可以实行，说天下的治安必定由此而来，大概只是看到明代隐匿土地、兼并土地的弊端，激愤而形成这种说法，却不知道它实际上行不通。不过，他那种孤独而忠贞的操守，确实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因此，他平日虽不以文章著名，但作品气势强劲，直截流畅，侃侃而谈，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在明朝末年士风衰颓疲弱之际，他像拉紧墨线、引正绳墨一样，振作烦乱、唤醒昏聩，也可说是挽救时局的药石；涤除污秽、解开郁结，不用大黄、芒硝一类峻烈药物就不能见效，不能因为它峻猛锐利便有所怀疑。集中奏疏之后是序，序之后是申文，又是论；论之后再是序，序之后是书，书之后又是序，其他文章也杂乱错出，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大概是海廷芳编录时，随着所得材料缀辑成卷，所以没有按照门类编次。现在因为这不妨碍考核，姑且仍按原来的编录保存如下。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备忘集》卷一 明　海瑞　撰 奏疏 久安疏 广东举人臣海瑞谨奏：为处置战后地方事务，以断绝后患、谋求长久安定一事。臣私下看到，琼州一府孤独地处在海中，地方绵延二千多里；黎岐盘踞其中，州县靠近海边，环绕在外面。譬如人的身体，黎岐是心腹，州县是四肢；黎岐作为防患之源，正是心腹之病。心腹之病不除，必将逐渐蔓延而四面溃散，成为四肢的祸患，州县不可能长久安定。古代圣王治理远方、防止动乱，征讨之后便不再穷追，大概是因为那种地方处在要荒之外，与中原有隔绝之处。像琼州这样，内部的黎岐与外部州县的百姓鸡犬相闻，鱼、盐、米、货互相流通；其中虽然有许多险峻山岭和丛林，但他们出入往来本来就有平坦道路。从开国初年至今，除去戍守军民截杀，以及整饬兵备道督兵雕剿等事不计在内，两广巡抚都御史上请征讨的已有三次：弘治十四年征讨儋州昌化县的黎人，嘉靖二十年征讨陵水县、崖州的黎人，嘉靖二十九年征讨感恩县、崖州的黎人。每次都调动两广官兵十多万人，耗费白银数十万两；前后屯兵防守，骚扰伤害百姓，有时三年、有时四年才停止，但最终仍不能使黎防畏惧服从，直到现在，劫掠村庄、杀害人口的事情一年到头没有停止。臣在琼州出生长大，饱闻黎患，痛心琼州百姓年年遭受祸害，白白耗费陛下的兵力和粮饷，直到现在竟没有一位臣子为地方作长久打算、替陛下解除南顾之忧，因此请允许臣为陛下说明。琼州的形势是：琼山县在北面，崖州在南面，万州在东面，昌化县在西面。从琼山县向西，经过澄迈县、临高县、儋州、昌化县、感恩县到崖州，路程计一千一百里；从崖州向东，经过陵水县、万州、乐会县、定安县、文昌县再回到琼山县，路程计九百四十里。这样，琼州府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若按周围三、中央一来计算，大约是七百里路程。臣曾广泛访问依附黎人居住、熟悉行走黎村的人，以及近来大规模征讨时踏勘道路的官兵，他们都说从崖州罗活峒到琼山县大坡头营，三天可以到达；这样看来，黎岐盘踞的地方不过方圆四百里罢了。这小小的方圆四百里土地，从开国初年至今，残害国家百姓如此狠毒而不止，调动国家官兵如此众多，耗费国家银粮如此之多；两广有巡抚都御史总管其权，琼州有兵备副使专管此事，嘉靖十九年以来又设置了守备参将，直到现在仍不能施行一次剿抚并用的办法，使我们的百姓安定下来，这是什么缘故呢？武臣害怕困难，畏惧黎防；文臣爱惜声望，等待升迁，只图眼前苟且安定，不替地方作永久打算。黎患小而有害时，就隐瞒不报；黎患大了，调兵又苟且把事情说成成功，姑且应付塞责。琼郡志书历来记载有见识的人提出开辟道路、设置县治的建议，又记载弘治十四年曾议论大规模征讨而没有实行，这是深为遗憾的事。他们并非不知道这些道理，只是没有人去实行。偶尔有立志建立功业的人，也考虑到事情受牵制、难以施行，担心招致“邀功生事”的谗言，因而想做又停止，没有一个人竭尽才力、尽忠尽实，真心为琼州作长远打算，为陛下担当此事。黎寇早已熟知这种习气，暗中轻视嘲笑他们；所以大军一退，黎人立即回来耕种田地、居住故土，经过几年生养积聚，仍像从前一样危害州县，并没有减少多少。只要使兵威层层震慑他们，不要说这样也可以奏报功绩、显扬而得到赏赐升擢，而应从长远考虑，开通十字形道路，设置县治，在道路中间修筑城池，设置参将府和兵备道，那么犄角相持的形势就形成了，逐步蚕食的态势也就形成了。日积月累，今天哪里还会有黎人呢？得到黎地对地方没有好处，安置黎人有时反而比筹划此事更困难，说它不足以设置州县也可以。黎人的居处都是宽广的峒场，耕作的都是肥沃田地；若没有土地，他们就无法耕种取食。文昌县斩脚峒等处的黎人、琼山县南岐峒等处的黎人，如今都已经缴纳赋税、听从差役，和我们治下的百姓没有不同。儋州七方峒如今也学习书面语句，能够说规范的语言。按照这个例子来看，关键在于得到并教化人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便只能把黎人蓄养在方圆四百里的土地上。凡是我军征讨，没有一次不捣毁巢穴、没有一次不取得成功；时势和事情既然不同，就不能再以贾捐之所说的那种险恶环境为借口，说山林丛险、雾露湿气、毒草虫蛇和水土造成危害，仿佛人还没有看见敌人、战士就自行死亡，只因为没有开路设县。因而臣曾认为，弘治十四年若开路设县，就可以不必有嘉靖二十年的大征；嘉靖二十年若开路设县，就可以不必有嘉靖二十九年的大征；大征以后若开路设县，就可以不必年年雕剿、年年戍守。那些把这一切推说成土地险恶、劳师无功，借口圣王不治理远方之人的说法，都是庸碌之人贪图俸禄、苟且偷安，不肯亲自为地方担当事务的托词。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挽回了，如今距大征不过三年，兵威对黎人的震慑还在，残余黎人的生聚还少，现在开路设县还来得及实行。否则，几年以后必定发生一次大变；一旦大变，必定要用兵十多万人，必定耗费白银数十万两，必定使地方残破，必定使百姓遭受惨痛灾害；功亏一篑，坐失时机，陛下将从中得到什么呢？臣虽然不曾亲手拿过弓箭刀刃，但地方发生变故时如何处置事务，臣已经熟悉并听闻得很清楚。倘若能够专门任用臣办理此事，让臣奔走于兵革之间，使黎地全都成为治下之地，使黎岐峒蛮全都成为良民，臣也能够做到。如果不能见效，请甘愿接受最重的刑罚，以谢欺骗陛下、白白耗费兵粮之罪。只是臣平日浸染翰墨，突然谈到军旅之事，似乎会使人惊骇。但琼州本来已经设置了兵备副使，在此事上却不作为，这就叫虚占职位。伏请陛下明令群臣中那些了解事机、力量足以担当大任、不贪图富贵、志在建立功业的人，让他们充任兵备副使，专门承担治理黎人的任务。琼州距离京师万里，主管官请示裁决，可能导致延误。设置县治、建立营所时，只限定大体原则，乘机审察形势，听凭其便宜行事；招募百姓、设置军队、编里建学、迁建县治、屯田、设置巡司、修建驿递等事务，请准许抚按大臣等从中节制。平时每年借用兵力，准许他调动广西土兵、广东汉达官军和打手约四千人；遇到变故，准许调动约一万人；按数拨给一次大征所用银粮的一半，作为费用。陛下三年考察其建立成效，七年考察其变化效果；给他专任的权柄，放宽他办事的限制，但如果功绩少而未完成就不升迁其官，事情少有成效就一定加重处罚；这样，他想不尽心尽力去做也不可能。

译永远断绝祸根，把安定留给万代，节省国家无穷无尽的费用，解除陛下拍着大腿忧虑南方的忧患，这些都可以指日而待。筹划治理琼州，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然而诸位臣子没有一个为陛下说这件事，也没有一个为陛下承担这件事，臣对此每每痛心。伏望皇上采纳臣的意见，命兵部通知两广抚镇衙门，以及防同巡接守巡各官，从长远筹划处置，那么地方幸甚，百姓幸甚。治安疏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要务，以端正君道、明确臣职、求得万世治安一事。君主是天下臣民和万物的主人。正因为是天下臣民万物的主人，所承担的责任极其重大。凡是百姓生活中的利益和疾苦，只要有一件没有听闻，就会有一件不能了解；这样履行职责便不相称。因此侍奉君主的原则，应当没有不完备的地方，并把这种责任托付给群臣，使他们尽量进言。群臣尽力进言，君道才算相称。从前那些一味讨好、谄媚、顺从、曲意听从，以致真实祸患被蒙蔽、君主不能听闻的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过分讲求权术的人又说：君子要使英明的君主感到危险，要为太平的时代忧虑。世道既然太平，却因为不太平而忧虑；君主既然英明，却因为不英明而使他感到危险，岂不是反而使他自己寻求昏乱迷惑、失去取舍的方向吗？这不是通达的论说。臣蒙受国家深厚恩典，请奉行有过犯便直言、毫不隐瞒的原则：美就是美，不虚夸一丝一毫；过错就是过错，不替过错隐讳一丝一毫。不为了取悦君主而过度筹划，披肝沥胆地为陛下陈说。汉代贾谊向文帝陈述政事时说：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了，只有我认为还不是这样。说已经安定太平的，不是愚蠢，就是谄媚。文帝是汉代的贤君，贾谊并不是苛刻地求全责备。文帝性情仁厚而近于柔弱，慈爱宽恕，恭谨节俭；虽然有亲近百姓的美德，但优游退让，仍有许多怠惰废弛的政事。若不追究其中的弊病，一概用“安定太平”来评价，那就是愚蠢；若不考察他的才能所不能及之处，一概用“安定太平”来称颂，那就是谄媚。陛下自认为与汉文帝相比怎么样？陛下天资英明果断，睿智见识超群，可以成为尧、舜，可以成为禹、汤、文王、武王；再往下，如汉宣帝的励精图治、光武帝的大度、唐太宗的英武无敌、唐宪宗平定僭乱的志向、宋仁宗的仁慈宽恕，凡是其中一项可取之处，陛下都完全能够做到。陛下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一新，与天下重新开始；略举其事，如以箴言敬慎一心来修养心性，确定冠服与鞋履来辨明等级，废除圣贤和土地神木偶塑像，收夺宦官在内外的权力，毁掉元世祖而不列入祭祀，祭祀孔子并推及其先世。天下人欢欣鼓舞，都仰望陛下大有作为；有见识的人说辅佐大臣选得适当，太平指日可待，这不是虚话。陛下远远超过汉文帝；然而文帝能够充分发挥他仁厚柔顺的本性，节省用度、爱护人民，吕祖谦称赞他不耗尽百姓的财力，确实如此。当时天下虽然还不能完全说已经安定太平，但钱贯朽坏、粮食陈积，百姓稍稍康健富足，在三代以后也称得上贤君。可是陛下锐意进取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妄念牵引而离开了正道；反而把刚强明断的资质错误地使用了，认为远游升举可以求得，于是一心玄修。陛下富有四海，难道不知道其中都是百姓的脂膏吗？却奢侈地大兴土木，二十多年不临朝视事，纲纪已经松弛了。多次推行推广事例，名位爵禄泛滥了。二王不能相见，人们认为陛下薄待父子之情；因为猜疑诽谤而杀戮辱没臣下，人们认为陛下薄待君臣之情；留恋西苑而不回宫，人们认为陛下薄待夫妇之情。天下官吏贪婪、将领软弱，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没有不发生的时候，盗贼日益猖獗。陛下登极初年也有这些情况，但还不严重。如今赋税徭役超过常额，各地纷纷效法。陛下破费财产礼佛，日甚一日，以至家中空虚；十多年来，已经到了极点。天下人于是根据陛下的年号妄加解释说：“嘉靖，就是说家家都干净而没有财物可用。”近来严嵩被罢黜，严世蕃被处极刑，稍稍快了人心，一时称为清明之世。然而严嵩罢相以后，不过和严嵩尚未拜相以前一样罢了，并不是大光明的世界，与汉文帝相比差得太远。天下人不以陛下为正直，已经很久了；这是内外群臣都知道的。知道这些，不能说是愚蠢。《诗经》说：“君位的职事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 今天所依靠的，是群臣辅弼、匡正、挽救过失，使陛下回归正道；这是诸位臣子的责任。假如圣人完全没有错误的举动，那么古代设置官职、辅佐光明政事、惠及百姓的制度也就够了，不必再以进谏来要求臣子。保氏掌管劝谏君王的过失，也不必设置了；像木以墨线取直、金以砥石磨利这样的规诫，圣贤也不必谈了。可是陛下修斋建醮，群臣相继进香；天桃、天药送来，大家异口同声上表祝贺；兴建宫殿房屋，工部竭力经营；搜取香料、寻觅宝物，户部派人四处搜求。陛下错误地举动，群臣错误地顺从，没有一个人替陛下说一句纠正的话。都俞吁咈的风气、陈说善道而闭塞邪说的道理，遥远得听不见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然而群臣内心惭愧、气馁，退下后才说怨言，当面却顺从；陛下蒙蔽、丧失本心，却用歌功颂德来应付，群臣欺骗君主的罪过该怎么样呢？天下就是陛下的家。人没有不顾念自己家庭的；内外臣工的官职守责和进言责任，都是为了安定陛下的家，使它像磐石一样稳固。一心玄修，是陛下心中的迷惑；过于苛刻决断，是陛下感情上的偏颇。若说群臣认为陛下不顾念自己的家，合乎人情吗？群臣有的顾惜自身、看重家身，得到一个官职便多因欺骗、贪赃、尸位误事而失败，不能办好事情，因而有负陛下的心意。那些不是这样的人，是君主的心意和臣子的心意偶然不相合，于是便说陛下轻贱薄待臣工。诸臣端正内心的学问微薄，所说的话有时不免出于个人私意，有时缺少详审，确实像胡寅所说的扰乱政事；有些话不足以符合陛下的心意。那些不是这种情况的，不过是君主的意旨与臣子的言论偶然不相合，于是便说陛下认为自己完全正确。群臣拒绝进谏，抓住陛下一两件不当事情的迹象，便推断陛下千百件事情全都如此，使陛下陷于错误，最终不再相信群臣；欺骗君主的罪过实在太大了。《礼记》说：“上位的人疑惑，百姓就迷惑；下位的人难以知晓，上级君长就劳苦。”说的正是今天的情形。把谋求身家之心和畏惧之心合在一起，臣职便不能明确；我已经抓住一两件事情的迹象来说明，为诸臣解释过了。求长生的心和迷惑的心结合在一起，臣有话要对陛下说；君道不正，请允许臣再为陛下开导。陛下的错误很多，大的方面在于修醮。修醮是用来求长生的。自古圣贤只讲修身立命，只讲顺受正命。天地赋予人而成为人的性命，这些道理已经说尽了。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君主，是圣人中最盛大的，也不能长久活在世上而不终老，更没有见过方外之士。汉、唐、宋的传续能够到今天，使陛下得以访求长生之术的，是陶仲文。陛下以师礼称呼他，仲文却已经死了。仲文不能长生，陛下又为什么偏偏如此执意求取呢？

译说是上天赐下仙桃和药丸，荒诞怪异就更加严重了。从前伏羲氏统治天下时，龙马从黄河出现，于是依据它背上的图纹画成八卦。大禹治水时，神龟背负文字出现在洛水，于是按照它的次序编成《九畴》。河图、洛书确实有这样的祥瑞之物，泄露了万古不传的秘密。上天并不吝惜道，而是把它显现给圣人，借圣人来开示天下；这就像日月星辰布列于天空，因而形成历法和数术，并不是虚妄的事。宋真宗在乾祐山得到天书，孙奭进言说：“上天哪里说过话？哪里会有书呢？”桃子必定要采摘才能得到，药物必定要由工匠捣碎调和才能制成；无缘无故送来，难道桃子和药物长了脚会自己走来吗？上天赐下它们，难道有手拿着交给人吗？陛下玄修多年，一无所得；到了今天，左右奸人迎合陛下悬想的妄念，用小小的桃子和药物给陛下食用。长生是道理上没有的事，由此可知玄修毫无益处。陛下又难道会认为，悬置刑罚和赏赐来督促统率臣下，分别治理各项事务有人负责，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事情，这样玄修就没有害处了吗？人小时候学习，没有不以使君主尊贵、使百姓受惠为目的的特殊学问；长大后实行，也没有不同于此的用心。太甲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道理上求证；有顺合你心意的话，一定要考察它是否合乎正道。”这就是说，顺耳的话未必就是正道。就近来的事情看，严嵩有没有不顺从陛下的地方吗？从前他贪婪窃取，如今又违逆根本。梁材恪守官职和正道，是陛下认为违逆的人；他历任官职都有声誉，任户部官员时，直到今天人们仍首先称道他。虽然近日严嵩被抄家没收财产，百官有了警惕之心，不再用积聚贿赂来求升迁，也稍稍自我洗涤。然而严嵩罢相以后，不过和严嵩尚未拜相以前一样罢了。诸臣顺从严嵩，不肯像梁材那样坚持。如今严重的只顾贪求，较轻的只图拖延时日；即使有被人称道的，也在入朝任职和退居山林之间交战，内心焦灼而昏乱，模棱两可、苟且行事。因此，能够洁身自好、推究事物，担当天下重任，使国家长久安宁，最终必定要依靠的那种人，还没有见到。难道不是因为有所牵制，他们的内心不能纯粹精明洁白，才会这样吗？陛下希望群臣只执行自己的意旨而不许违逆，却又要求他们尽忠，把辅佐的责任交给他们，来作为自己的明察耳目；同时又希望他们顺从自己玄修和土木工程的错误。这就使股肱耳目不能成为腹心卫士，而只成为替自己观看、听闻、执掌、行动的工具。即使有像仪衍这样的臣子，也不可能成就实现自己的志向、让百姓遵循正道的事业。陛下如果确实知道玄修没有益处，看到臣下改变行为、百姓仿效，由此忧虑天下不能安定治理，便突然悔悟，每天临朝，在正朝与宰辅、九卿、侍从、言官一起讲求天下的利害，洗刷数十年来像道君一样的错误，使自身置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也使群臣得以洗刷数十年来阿谀君主的耻辱，使自己与皋陶、伊尹、傅说等贤臣相继并列；那时君臣和谐，喜悦奋发，能够畅所欲言、各尽其言了。宫内的宦官、宫妾，宫外的光禄寺厨役、锦衣卫恩荫人员和各衙门支领俸禄的人员，凡是没有事务却设为官员的，也太多了。上至内仓、内库，下至户部、工部、光禄寺各处仓场，收藏的缎绢、粮料、珠宝、器用、木材等物品，积存过多而无用；使用时不该用的也用得太多。诸臣必定有人会为陛下进言，诸臣进言，陛下实行，这只在于陛下稍作节省而已。京师的一两金钱，相当于田野间的一百金。只要节省一下，国家就会有余财，百姓也会有储藏，这样的好处不知有多少。陛下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各官都有职掌，过去本来应当恪守的职责和完整的职责，却没有实行；今天职责废弛，办事苟且，因循敷衍，不认真，也不完全依法办理，却自以为是。敦实行根本的品行来端正士习，停止上级收纳来澄清仕途，长期任用官吏将领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训练选拔军士以免临时招募，驱逐吃闲饭的僧道，使他们回归士农工商四民，责令府州县兼举富民和教民之政，使礼俗形成；恢复屯田和盐的本色征收，以充裕边疆储备；均平田赋和丁差，以使困苦凋敝的百姓得到休养；对天下官员侵吞财物的行为、将领怯懦的行为、吏员作奸的行为、刑罚执行中的纵容，都必须一概严惩而不稍有姑息。这样才是仁厚之政，才能建立广大深厚、崇高光明而长久远大的事业。诸臣必定有人会为陛下进言，诸臣进言，陛下实行，这只在于陛下振作精神、奋发有为而已。一振作，所有废弛的事情都得到兴办，百般弊病都被铲除，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治理就会灿然复兴。陛下为什么不节省、不振作呢？这又并不需要劳累陛下。九卿总揽纲要，百官分掌各项事务，抚按和科道官在其中纠察、督率、整肃清理。陛下掌握大纲，考核治理的要领，责成臣下完成事务。劳心于求取贤才，安逸于任用贤才；这就像上天运行在上，四时六气各得其序，是恭敬自守、无为而治的道理。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体，这是固有的本性。百姓和万物和顺融洽，受到熏陶而归于太和，陛下的性分中就有真正的快乐。能够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就能够与天地共同参赞大道，与上天相通；天命由我建立，陛下的性分中就有真正的长寿。这些是道理中本来具有、很快就能达到并立即见效的事。至于服食使人不死的药物、远远兴起而轻举飞升，则是道理上没有的事。道理上没有，却急切地散发爵禄、振作精神，玄修以求取，悬想凿思，追逐风影，终身如此罢了。这样求取，能够得到吗？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这是天下第一要务。对于这件事不进言，还能再进言什么呢？大臣持禄而在外面制造祸患，小臣害怕罪责而当面顺从；陛下确实有因此不能知道、不能改正、不能实行的事情，臣对此常常遗憾。所以臣冒死竭尽诚恳之心为陛下进言；天下的治理与不治理、百姓万物的安定与不安定，将在陛下一念改变心意、转变方向之间决定。伏望陛下留心宗庙社稷，天下幸甚。臣恐惧战栗到了极点，因此写成本章，亲自携带呈上，谨此具奏。乞终养疏

译尚宝司司丞臣海瑞谨奏：为恳切请求天恩，容许臣回乡终养母亲一事。臣原籍广东海南卫，番禺县人。臣刚满四岁时，父亲海瀚不幸早逝；当时母亲谢氏二十八岁，发誓自我砥砺守节，勉力靠针黹纺绩谋生，供养臣、教育臣直到今天。父亲只生臣一人，另外没有同母的兄弟；母亲把延续父亲后嗣看得极为珍重，对臣尤其疼爱。臣于嘉靖二十八年中举，三十二年闰三月间授任南平县儒学教谕，三十七年五月间升任淳安县知县，四十一年十二月间调任兴国县知县。三任共十一年，母亲都跟随臣领取俸禄、就近奉养。母亲对待臣，即使臣已到了应当出仕的年纪，也早晚相依，不同于襁褓中的婴儿。后来因受寒而形成衰病，她自己担心不能忍受北方的寒苦，所以嘉靖四十三年十月间，臣正要入朝朝觐并升任户部主事时，母亲哭泣着与臣分别，回乡调养疾病。四十四年十月间，臣因上书建言触怒先帝，臣的母亲听说臣获罪必死，悲痛儿子、思念儿子，原来的疾病更加严重；后来司法部门拟定臣的罪名，请先帝裁决，先帝将奏章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很快在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遗诏恢复臣的官职，这完全出乎臣的意料。群臣先前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而最终得到这个恩典，也出乎臣母亲的意料；她原以为臣必死，如今却又有了臣死里逃生的希望。先帝的深厚恩典出乎臣的意料，臣恭敬阅读“遮盖过错、成就美德，完全依靠后贤”的诏书，因此今天能够辅佐政事、进献意见，献出身体、图谋报答陛下，把这当作报答先帝；即使这样，臣仍担心连万分之一都没有做到。陛下刚刚开始亲理政务，正是励精求助的时候，臣于是想请求离职，这话能说吗？忍心说吗？只是臣所遇到的事情实在有极大的不得已：臣的母亲今年七十八岁，臣五十四岁；这样计算，正是李密尽臣节的日子，而留给臣长期报答刘氏的日子已经很短了。可以说，长的时间能够用来补偿报答，短的时间却不能容许再有更多损失。况且臣家在琼山县，距离京师九千四百九十里；身旁没有兄弟可以替臣调养母亲的疾病，下面没有儿子可以宽解母亲的思念，只有母亲和臣这一对母子。母亲思念儿子，心悬在天涯以北；儿子思念母亲，心悬在天涯以南。忧思和衰病从各方面攻入心中，老人就像风前的烛火，气血还能有多少，能够承受这样的痛苦呢？我朝祖宗以孝道治理天下，《大明令》规定：凡官员的父母年满七十岁，确实没有同次序的其他子弟，官员自愿离职回去奉养的，准许其离职。伏望皇上怜悯臣母子孤苦的情状，体察臣今天不得不归去的原因，命有关部门按照条例放臣回籍奉侍老母，等到母亲终养。臣若照旧到户部任职，那么臣母子在没有去世以前的岁月，都是陛下赐予的。臣感恩更加深切，图谋报答更加迫切，即使献身舍命，臣也甘心情愿。臣心情恳切，冒犯天威，惶恐战栗到了极点。因此写成本章，亲自携带呈上，谨此具奏。伏候敕命。自陈不职疏 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臣海瑞谨奏：为自陈不称职，请求赐予罢免斥退，以严肃考察一事。臣五十六岁，广东海南卫籍，番禺县人。臣由嘉靖二十八年举人出身，历任福建南平县儒学教谕、浙江淳安县知县、江西兴国县知县、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司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隆庆元年十一月间，又蒙圣恩，超越常格任用为现职。近来南京吏部发下札付，准据吏部咨文，因该部题请而奉钦依，考察在京五品以下的官员。臣忝居四品官，按例应当自陈。想到皇上先释放臣，使臣获得再生之恩，后来又任用臣，给臣破格升擢；因此发誓竭心图报，在群臣中应当没有谁像臣这样。然而臣禀赋庸劣愚钝，才能谋略浅薄，感恩的情意无穷，而报答恩德的才力不相称。想到供职任事，实在有负最初的心愿。我朝祖宗只让留都的右通政官员掌管通政使司事务，辨验公文词状而发递上奏，传达收受务求恰当，是责任重大的职位。连这样的官职都不相称，其他职位又有什么相称的呢？这样一来，臣被考察隐微之处而黜退，在群臣中也没有谁像臣这样了。伏望陛下俯察，将臣罢免，使臣回到海滨，另行选拔英才来充任这一职位。提拔贤能、罢退不肖，大大施展陛下的乾断，这样或许政事无论大小都能得到办理，而圣明的治理更加兴盛。臣惶恐地等待治罪到了极点。缘由是自陈不称职，请求赐予罢免斥退以严肃考察一事，因此写成本章，专门派办事官江大斌携捧上奏，谨此具奏，伏候敕命。改折禄米仓粮疏 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海瑞谨题：为恳请皇恩准许改折，以救济遭受灾害的地方一事。臣奉命巡抚江南各州县，遭灾的地方很多；按灾情等级应当题请的，臣都照例题请，已经蒙皇上广施洪恩，赐予改折，赐予蠲免，小民欢欣鼓舞，感恩无穷，臣还要说什么呢？但是今年的水灾实在异常。往年连绵阴雨造成灾害，霜降以后水便逐渐消退干涸；今年完全不同。江南地气湿热，冬至以后不能播种麦子；播下去也不能生长。现在距离冬至只有九天，往年播麦的土地还有十分之五六淹在深水中，来年夏季麦收已经可以预先绝望了。况且灾害只在一方时，还可以希望从别处转运粮食；如今北面的淮、扬、徐、邳，南面的浙东、浙西，西面的应天、太平、广德等府州，无不是水灾之地，邻近郡县没有粮食可以转运，本地也没有粮食可以借贷。查得嘉靖四十年发生水灾时，先皇帝准许将五府六部等衙门的米粮全部改折。只论水灾，嘉靖四十年稍为严重；若论临近冬至水还没有消退、来年二麦歉收，那么这次灾情又超过嘉靖四十年了。

译现在内府白熟米是供皇上使用的，臣不敢请求改动。至于禄米仓的诸臣随朝米，以及吏役、监生、乐舞生、天文生、医生、儒士的月米，伏请皇上怜念江南今年的贫困，按照嘉靖四十年的旧例，命有关部门复议，全部准许改折。折成的银两由负责运送的官员与白熟米一起解送，留下米粮来救济江南饥民，用折银来供给各类官员和役员使用。况且禄米仓每年约有米五万九千石上下，大约每年支放五万四千余石。嘉靖四十四年，总督仓场侍郎张守直题请奉钦依，按照漕粮一尖一平收取、两平发放，又加耗米二升，成为七升；除去三升脚米，还剩四升。禄米随收随放，与漕粮长期储存而有损耗不同；把多余积存和应当支销的存米合计起来，算到现在已有五年，约可再支放一年。皇上即使全部折出一年的米，旧米将尽时新米又已收获，也并不是缺少到连一并支放都没有的地步。事情没有阻碍，可以实行；百姓正处于饥苦之中，应当救恤。缘由是恳请皇恩准许改折，以救济遭受灾害的地方；臣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写成本章，专门派承差携捧上奏，谨此题请敕命。开吴淞江疏 题为修复水利，以救济迫切饥饿的百姓一事。《禹贡》说“三江既已流入，震泽于是安定”，三吴的水利应当疏浚，使水流入海，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娄江、东江只是入海的小道，只有吴淞江能够完全泄去太湖之水，经黄浦流入大海。近年以来，主管水利的大臣荒废职守、不加修治，抚按也不留心；只有督责的文书一天比一天多，潮泥一天比一天积累，日月相继，河道逐渐淤塞。虽说水势向下流，但已经没有可以流向的下方了。时常遭遇长久水涝，震荡太湖，于是水流奔涌四处泛溢，势必如此；灾害大时，淹没浸湿禾苗，嘉靖四十年和如今隆庆三年就是这样。灾害较小时，淹没漂浸的祸患也时常发生。因此吴淞江这一条水道，关系国家所需，百姓所依赖，修治、疏通不能有一天迟缓。臣在去年十二月巡行上海县，亲自前往查看，随即委托上海县知县张嵿率领沿江居住的父老，按着旧河道巡视测量，测得应当疏浚的淤塞河段总长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来的江面宽三十丈，现在议定开通十五丈，计算应当使用工银七万六千一百零二两二钱九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万六千一百二两〕 如今因为水灾荒歉、秋收缺少，加上二麦还没有播种，时值春正月初，米每石的价格已经达到银八钱五分。饥民成百上千地前来请求赈济。臣已经计划把历年疏导河道的夫役银、本衙门的赃罚银，各仓储存的米谷，以及溧阳县乡官、太仆寺少卿史际义拿出赈济的谷二万石，合计用来救济饥民，按工程给发银米。到今正月初三日，已经按照江的旧河道开工挑挖疏浚；委托松江府同知黄成乐督率上海县知县张嵿、嘉定县知县邵一本，在分理兴工的同时兼办赈济，千万饥民才稍稍安定下来。但是工程浩大，银两不够；饥荒接连不断，变故难以预料，官府储备和民间积存算到二月间就会用尽。江南四面都是荒歉，湖广、江西虽有收成，但各府县又实行禁止粮食外运，没有办法取得米粮。伏望皇上怜念百姓饥饿，应当救济吴淞江水道；这关系国家的财政大计，请命有关部门酌情议定，酌量留下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漕粮二十万石，准许按照以前敕令的银数改折。凡应天等十一府州县库中储存的、不论属于各院道诸臣名下、没有妨碍使用的赃罚银两，都准许臣调用。浙江杭、嘉、湖三府和苏、松、常三府共同承受太湖之水；吴淞江开通，六府都得到它的利益，堵塞，六府共同受到它的危害；浙江三府库藏中的银两，也应像应天等府一样准许取用。那里的饥民也准许到工地劳动来取得食物：吴淞江借助饥民的力量，旧河道就可以疏通；百姓借助银米的需求，荒歉就可以得到救济。一举而有两种好处，地方上实在万分幸运。开白茒河疏 题目是《请求重新疏浚常熟县通入海的河道并兼行赈济饥民事》。臣在正月初三日开挖吴淞江，已经另行题请。臣于二十七日巡视常熟县地方，父老、乡官、举人、监生、生员等纷纷告称：本县白茒河道虽然在隆庆二年开挖过，但只是一条细线般的小路，因此隆庆三年水灾时水不能排泄，三吴靠北一带的各县都受到灾害。常熟距离吴淞江还有四天路程，饥民能够到吴淞江参加工程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如果在兴工的同时兼行赈济，就是一举两得。应当开挖白茒河。臣随即在二十八日亲自前往查看丈量，宽处不过四丈，水深不过四尺；窄处不到二丈，水深不到三尺，果然浅而狭窄。考察三吴水利，《禹贡》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如今三吴通入海的河道，南面止于吴淞江，北面止于白茒河，刘家河居其中，只有这三处。刘家河原来通畅无阻，如果只开吴淞江而不开挖白茒河，实在是缺漏之事，难免再次发生水患。臣又斟酌计算，臣先前题请的吴淞江工程银两还有剩余，可以移作他用。吴淞江工程因饥民云集，预计二月二十日前后一定可以完工。青黄不接之时，饥民仍然苦于无处谋食，官府发放银米赈济，这是势在必行的。臣想，与其徒然赈济饥民而对日后没有益处，不如仍照吴淞江的先例，在兴工之中兼行赈济；这样既有利于眼前的饥民，河道开通后，又有希望在今年秋天获得丰收。臣已经责令署理县事的常州府通判姜国华丈量，估计全长应有五千零七丈七尺。由于旧河道宽窄、深浅不一，通融计算，预计需用人夫一百六十四万九千五百三十六工，需用工银四万一千二百三十八两四钱一。照吴淞江的办法，不向百姓征取，也不损耗官府经费，只用仓库中的积储供给，仍然可以完成这条河道。饥民得到赈济后不解散、不停止，臣已经下令县丞夏佐、典史钟应亨分别分工专门督办，通判姜国华总管稽查，于二月初九日开工了。希望皇上体恤应当赈济的饥民，兴办应当兴修的水利，敕令有关部门复议，俯允此事，地方上将无比幸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七丈〕 请求补充练兵银两疏

译题目是《请求河工告成，赐予补足钱粮并谋求后续成效事》。臣在旧年十二月巡视上海县，查勘得吴淞江淤积成了平地，约有八十多里。三吴水利中，这是第一要务。各县百姓告称饥荒十分急迫。臣想到古人兴修工程以救济荒年，于是就在今年正月初三日破土开工，实际上从初八日以后人工才聚集起来。二月二十日以后逐渐收工，二十九日完工。臣亲自前往查看，量得开挖深度为一丈六尺，河面宽十五丈，河底宽七丈五尺。此前估计题请该工程工食银七万六千一百零二两，实际只用去银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两。东西两道坝尚未开挖，连同坝附近一里以内的地方，还应再加深三尺，以承受坝外的淤泥；再加上管工人员的犒赏、开坝造桥等项目，共还需用一千多两银子，便可以完工。工程完成得很快，工费没有全部用尽原先估计的数额。人夫因饥荒而赶来做工，连续几个月没有下雨，也是上天的幸运。又查勘得里面流出的水是清水，外面涌入的潮水带着泥土。如果内水流得急，就足以冲刷潮水带来的泥土，免得再次淤塞。父老都说太湖水道的关节处有拦阻壅塞，估计有嘉定县夏家口、吴江县长桥、长洲县宝带桥、吴县胥门等处，已经派同知黄成乐、呉宗吉实地勘察，凡是能够通流进入吴淞江的地方，都逐一疏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万六千一百二两〕 这些地方完毕后，才进行开坝。臣又在正月二十七日巡视常熟县，查勘白茒河，果然浅而狭窄，也在二月初九日开工。估计该工程需银四万一千二百三十八两。该县在三月初报告工程已经完成六成，计算到二十日以后，也可以逐渐收工，完工不会超过月底。吴淞江工程候补防务的银两尚未拨下，臣权宜借用松江府、苏州府练兵银各一万两，镇江府银二万两；白茒河借用常州府练兵银一万两、苏州府银四千两。此前因为各地发生水灾，臣命令各地全面修缮圩岸、塘浦、支河、堰坝，将赈济中原先查出的导河赃罚银两，听凭各有关府县充用，所以解送到吴淞江、白茒河的数目不多。如今松江府的一万两已经补足，其余四万四千两尚未补足。希望皇上将臣第二次题请的请求俯允，借发尚未补足的银两，容许接任的巡抚大臣按数调取，补足白茒河未完的工程，以及夏家口、长桥、宝带桥等处和四府圩岸、塘浦、支河等项目。巡盐御史吴从宪现在正在巡察，估计到三月底便可成功。事情贵在有好的开始，尤其应当有好的结束。如果前些年能够时时修理疏浚吴淞江、白茒河，哪里会淤塞到这种地步？臣到任以后查得，水利官员都分别主管其他事务，另外差遣人员来询问水利事务时，他们对水利一无所知，把水利之事视同与自己毫无关系。上司不认为这是旷废职守，本官也不认为这是失职，水利不能兴盛，其来由已经很久了。希望皇上敕令有关部门：凡河道、圩岸、塘浦等处，都要责令按时加以修理。巡抚、巡按以此考核优劣，府县和部院以此考核巡抚、巡按，这样或许能够做到旱涝有备，五谷丰登，百姓获得秋收之利，国家的财政也有所依靠。请求革除招募兵员疏 题目是《恢复兵制以节省冗费、安定地方事》。自古圣贤论兵，只是讲教习军队，以及坐、作、进、退的方法，教导他们亲近上级、为长官而死的道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把兵力寄托于农田狩猎之中，讲习武艺。我的祖宗最初设置旗军，后来又设置民壮，正是依据古代遗留下来的意义。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流弊延续至今，专门实行招募。当地的兵，现在称为主兵；从外地招募来的，称为客兵。既然已经明白知道有主客的区别了。向来主人没有不顾念自己家人的，宾客则忽然到来，忽然离去。看如今所驻守的这家地方，本来就是传舍；那些长官、上级、将领、部率，就是传舍中的主人。怎么能在一朝一夕之间使客兵平时亲近当地百姓、有事时为当地而死呢？出力供养军队，又出力供养民壮，再加上供给招募来的兵，如今已经困弊不堪。赋税征敛于百姓，日益增加、日益沉重，对百姓造成的损害，已经不必多说。二三十年以来，闽、广、浙、直的变乱，大体上都是由募兵产生的。招来时是兵，遣散后便成了贼。再次招募，不过又是从前那些贼人，应募者往来不绝。外面充当援兵，里面充当内应，当事的各位大臣也并非全都不明白这些人那不可测度的心思，并不是不知道。因为小民偷懒逃避服役已经成为习惯，一经签取为兵，沿途便满是怨恨责骂；要驱使他们守卫作战，事情有难办之处，就转而采用招募。如果只求应付眼前，不讲求祖宗当初的制度，不为今日制定相应的法则，实在是错误。身居中枢、执掌权柄的人，也不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这是第一重错误，而且关系地方安危，并不是小错误。臣奉命巡抚江南，翻阅册籍，募兵成千上万，不能说没有抵御外侮的人。然而不从本地的主人那里寻求兵力，反而依靠外地的客兵，让怀有二心的人进入我们的堂室，有兵的忧患反而超过没有兵。臣已经通知各省，发给丰厚的路费，让他们回到原籍，凡是关隘、要害和原来守卫的地方，都由旗军、民壮签取补充；家家自行守卫，人人自行作战，把责任交给当地居民以及保甲、保长。平时没有养兵的费用，一时所需的犒赏、行粮也不多。仓谷可以供给，纸赎银可以支用。从前苏公常镇军饷以及应天等府协济银，每年共计一十八万九千四百二十八两有余；此外徽州府协济、近来拨给本地方作为兵费的银两，每年计一万一千六百一十八两有余。百姓认为这是祸害，对百姓有损而没有丝毫补益。应当等命令下达之日，从隆庆三年起一并停免，永不征收，剪除祸乱的萌芽，稍稍缓解供养募兵的困难。这是百姓的幸运，是一方的利益，也是国家的利益。

译然而臣所说的是江南的情势，把它推广到天下的事情，也应当这样改行。臣是琼山县人，亲眼见过两广的兵事；四十岁入仕，历任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隶等地，正值盗乱之时，听见有识之人的议论，也听道路上的传言，没有不说募兵给地方带来祸害的，也没有不说养兵的费用有损无益的，人们的看法都是如此。应当恢复祖宗的制度。希望皇上敕令有关部门，凡臣所说的事情以及其他地方与臣所说相类似的事情，一并复议，迅速施行。如果说要等我们的军队训练完成以后再逐渐停止招募，那么二十年前就有过这种议论，到现在却没有见训练成一兵，也没有见停止一次招募。只要一句话截然决定，事情便能定下来；事情定下来，祖宗的制度就能在千载之后于一日恢复。那些支吾敷衍的话，臣不敢向皇上说，也不愿有关部门再次提出这种议论。被弹劾后自陈不称职疏 奏报自陈不称职，恳请天恩，急切请求赐予罪责斥退，另选贤能之人承担重任。臣在今年三月初二日看到邸报，得知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弹劾臣沽名乱政，严重违背宪体。臣就他所列举的事项逐一思考反省，没有一字是臣的本心，没有一件是臣所做的，所谓事实都是言官捏造诬陷。臣请为皇上陈述：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地处冲要，府县官每天只把迎送过往官员当作事务，小民有冤屈，即使有意为他们分辨处理，也终日没有空闲，往往把事情弃置不理。涉及乡官、举人、监生，又畏惧权势豪强，于是搁置不办。我听说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臣到任以后，所批准的诉状果然比前任巡抚多，是为了疏通民间隐情、压制强横势力。江南民风刁诈，每逢放告之日，诉状动辄有三四千份，臣批准办理的不过其中二十分之一。依照旧规，每月初二、十六、二日放告，并不是没有规定日期；只有人命、强盗、贪官的案件不拘日期，拿着牌子来申诉。然而三五天大约只批准一二件，全部批给府县从实解送审理。并不是臣亲自审问，自从十一月以后，告人的数量就减少了；此前批准的极少，只有巡历到各县时，批准的较多。至于先前所说越级诉讼不施笞刑，确有此事；对于诬告，从来没有不加重刑罚的，驳回、准许以及招供案卷都可以查考。种肥田不如告瘦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一带流传这种民谣已经很久了。府县官审问取供，往往两边调停；对于诬告拟定罪名时，常常说姑且念及贫民、愚民，改判较轻。诘问各官，他们就说一向如此。江南百姓刁钻好胜，不这样做就不能化解争端、平息诉讼。臣查阅往年的招供案卷，果然如他们所说，认为这是违法的，曾援引‘肥田瘦状’的说法，刊发告示加以禁止。臣援引往日的民谣来告诫府县，戴凤翔却捏造说民众是为臣编造歌谣；臣把它列入告示，难道反而是自己暴露过错，给戴凤翔今日作为借口吗？所谓五年田土，是祖宗的制度，确实有断卖文契。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乡官中贤良的固然很多，但那些残害百姓、以此致富的人确实不少。为富者不仁，为仁者不富，这是自然的道理。果真有真实的卖田文契吗？臣在其他府县所接到的告乡官白白夺取田产的诉状，间或批准一二件；只有华亭县告乡官的案件批准得很多，大概是因为华亭乡官的田宅多、奴仆众，小民的辱骂和怨恨，在两京十三省没有比这里更厉害的。臣在十二月巡视松江时，告乡官夺取财产的有好几万人，臣向府县官询问缘故，众人都举手告发说：‘百姓从今以后终于可以反抗他们了。’ 臣又向各位生员询问缘故，他们便又齐声说：‘百姓从今以后终于可以反抗他们了。’贤良的乡官也对臣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人插手请托的事情，百姓的产业逐渐消失，乡官逐渐富有。后来诉状又不批准审理，百姓也害怕，不敢再告发，日积月累，便造成了今天的事情，实在可恨可叹。往年的士风不是这样。为富而不仁，人人都同样愤恨。’戴凤翔是嘉兴府人，嘉兴、湖州与苏州、松江接壤，婚姻交往如同一个府、一个县的人。乡官富有而横暴的情况，他本来就知道。戴凤翔如果真有为民为国之心，不徇私亲故，把这些事举奏皇上，没有什么不可以。如今他的奏本暗中隐去乡官的事情，只说壮民隐瞒；不说真实的卖契，只说五年；巧妙地组织说辞，为乡官树立旗帜，却不为小民伸张，多年不能申诉冤屈，这样可以称为言官吗？乡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报的数册文书已经送到臣这里。如今天理人心尚未泯灭，难道戴凤翔独独没有这种心吗？戴凤翔不考察事情的起因，只依据今天的情况议论，说百姓是老虎，乡官是肉，却不知道二十多年里乡官是老虎，小民是肉。如今乡官所谓的肉，其实是小民原有的肉，是乡官先夺取，如今才归还，本来就不是乡官的肉。何况过去夺取了十份、百份，如今只偿还一份，所偿还的没有多少，事情的真相难道还不明显吗？臣私下担心戴凤翔居住在乡里，也正是这类乡官。祖宗设置军士、民壮，如今却另外实行招募，成法败坏已经很久了。臣到任以后，和各有关掌兵官员商议，考虑到不能突然遣散，也考虑到汛期结束时可以除去土兵、福建兵、浙江兵，人数并不多；聚在一起看似很多，分散驻守十多处地方，每处人数就少了，遣散并不困难。水路行走的送到定海关，陆路行走的送到杭州，才发给路费。已经娶妻置产的人原议不遣散，因为说他们与当地土著没有差别。选练军舍充任守卫，又革除供过往客人吹手、护送以及拘解犯人的差役；这些人脆弱不堪抵御敌寇，便用民壮补充兵力，原议就是如此，案卷都在。幸亏各官商议妥当，所以虽然遣散的兵很多，并没有引起言论。听到奏报那天，臣被排入都察院，幸亏汤兵备权宜设法解救；不知道戴凤翔听到了什么、依据什么。原先练兵银，十一府州每年共二十万两，奉命留存五万两，每十两中计算免除三两、征收一两，十一府州都这样分派。

译奉命留存银两就是这样，并不是各府置之不理。十一府州一体实行，怎么能说偏重地加在某处？只照奉命留存的数目分派五万两，怎么能说是兵粮？仍然分派，仍然有加派，向百姓征收，向官府输纳，臣必定会行文府县，必定有册卷，臣难道能够隐瞒吗？戴凤翔捏造没有的事情，不知是什么缘故。倭寇勾结交往，攻陷城池，歃血结盟，抢劫府库、砍断关隘，行旅不通，烟火断绝，事情关系地方安危，绝非小事。臣若想自行遮掩，巡按御史张问明、巡盐御史吴从宪、巡江御史李绍先时时巡视苏州、松江四府，也都负有责任。即使重任在臣一人身上，如果他们不说话，罪责也不小，难道肯替臣遮掩吗？戴凤翔想陷害臣，捏造危言以欺骗皇上，戴凤翔的罪过很大。苏州、松江四府水灾最为严重，所以臣议定开挖吴淞江、白茒、杨家濵等河，各州县全面修理圩岸、塘浦、支河，兴工赈济。江北的荒情比苏州、松江更严重，抢掠很多，这些事情屡次奏报过，难道也说是募兵造成的吗？建德县原本没有驿递，并不是正路。二十年以来，行人畏惧江西驿传以及九江兵备道两个衙门挂号，后来裁革了这些手续，这条路才通行。臣听说这件事已经很久了。臣刚到任，便下令池州府查议，并发文给江西九江道复核，结果相同；他们不爱惜江西的百姓，反而想让臣去执行吗？竟然诈称奉敕访察民事；这种乳臭未干的童子话，只能欺骗身居要职的官员，难道能欺骗妇人和儿童吗？府县官报告说今年发生水灾，富家想照往例收租，佃户则说没有收成而拖欠推诿，臣命令他们根据灾情酌量处理，由两家共同承担，事情就可以了。富人哀怜这次灾害，又应当再加斟酌。口头上虽这样说，却没有正式发布禁令。往年粮长往往在收粮时，先从中扣除归还自己平日的私债，之后再计算官府的数额；富豪也乘交粮之时伺机逼迫偿还债务，公私两方面同时收取，钱粮很难完成。臣根据府县官所说，发布告示加以禁止革除，规定等到完纳粮税以后，才可以私下收取偿债；并不是禁止不许归还债务。臣任南通政时，妾死于七月十五日夜间，是自缢；妻子病死于二十四日夜间；妾死在十一日以前，妻子死在十一日以后，并没有妻子先死、妾后死，或妾殴打妻子一日而致死的事情。锦绣参谒臣两次，作为部属，见到堂官都是这样，从没听说有人说堂官僭越、居处尊位的名分。臣从未派人越过境界捉拿人。至于‘讨船之辱’，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至于皂隶谈论事情，少的索取五十金，多的索取一百金；出了钱的是谁，不出祸患便立即来到。究竟是谁受害？轻慢士大夫的是哪一位官员、什么爵位？叫什么姓名？其他事情，臣不敢一一烦琐陈述，以致冒犯天听。戴凤翔弹劾臣，捏造事实、指称实据，说臣从德州往下行走，使用夫役一百名，那么驿递就有循环簿；又说臣取柴、蜡烛，取足本乡有司，因而番禺、南海二县有用度数目，实在是欺骗上天、玩弄圣上。臣查阅所批准的诉状，并间接询问府县，完全没有这些话。招供案卷都在：升任同知的李世藩曾被皂隶索取二十金，李世藩现任南户部员外；王司业曾被皂隶索取三十金，后来获释；王锡爵转任北司业时，抬轿直入二司中道，因而受到伤害。至于皂隶索取三十金一事，臣当时所遇到的二司官员，如今熊汝达、张尚大、周舜岳、罗元祯分别在广西、云南、广东任官，事情可以向知情人询问。臣不能堵住他们的嘴使他们不说，也不能毁灭官府文卷上的痕迹使它们没有凭据。所以臣才说，没有一字是臣的本心，没有一件是臣所做的事情。臣确实查考省察了很久，并非敢于欺骗圣明、强行辩解。皇上敕令有关部门逐一查勘，就可以知道戴凤翔的荒谬了。然而戴凤翔弹劾臣时，每每只说臣的小过失和愚昧，臣辜负国家的罪责其实很大。总理、提督等重任，皇上把重权交给臣，臣行动没有什么不可，完全足以有所作为。若由贤能之人承担，二三个月便能使治理和教化改观，并没有什么难事。苏州、松江、常州、镇江赋役不均，这是第一件事。臣任职九个月了，赋役仍未见均平。其次是军务，军队没有听说变得强壮；禁止诬告，而刁讼没有止息；禁止浮华奢靡，而奢侈僭越仍和从前一样。臣说要扶助遭受侵夺而贫困的人，贫困者却仍然贫困；说要压制肆意侵夺的强者，富有者却仍然富有。臣这样辜负国家的罪过，哪里说得尽呢？戴凤翔弹劾臣捏造小事，却遗忘大事；是非不明，政事就会混乱。近来科道各位大臣中，奉公建言的固然有人；但其中不公正的人往往放纵自己的邪念，诬陷污蔑善类，不做鹰鹯来报效国家，反而成为苍蝇般的口舌来谋求私利。这样只会使人更加畏惧，阁部大臣明知这是错误，也往往采取两可的议覆，说是害怕他们继续以言语攻击。众人结党如蜂群，难以触犯，似乎不得不如此。臣私下认为，害怕公正的言论可以，害怕不公正的言论却不可以。是非混淆，国家的治乱就由此而定。三四年以来，公私之说一同流行，议论沸腾，贤能与否无法辨别，人人都没有确定的趋向。有识之士说：‘这正是诗人所说的众口喧嚣、纷乱不清。’臣愿意考核事实虚实，以彰明国家的是非；采取两可的态度会败坏政事，臣至死也不愿听到这种做法。希望皇上赶快夺去臣的官职，另选英明贤能之人代替臣的职任，同时大力施展乾断，明确辨别是非。微臣辜负国家，戴凤翔欺骗君上，两方面都不可宽宥。诗说：‘君子如果发怒，祸乱大概就会迅速平定。’这将使宗社获得安宁，实在是万幸！臣不胜庆幸。请求告病休养疏 奏报因衰老多病不能供职，恳请皇恩曲加体恤，赐准归田以延续残年。科臣戴凤翔弹劾臣沽名乱政，严重违背宪体。臣近来看到邸报，皇上没有加以罪责，命臣以原官总督粮储。圣恩广大，已经无从报答，臣又能说什么呢？臣曾经说，如今各位大臣都犯有因循苟且的毛病；皇上虽然有锐意求治的心，群臣却完全没有果断担当事务的念头，彼此牵制，彼此排挤，又动辄推托说是时势如此。明哲之人能够通达时势、随机变通，而人们却没有奋发之志，治理的功业不能兴起，国家的风俗、百姓的习气日益衰败。臣两次遭到弹劾，众口喧嚣，臣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实际上臣也确实看到了事情应当如此。孔子说：‘把道施行于政事，这也就是从事政治。’总督、巡抚推行政事，大小虽然不同，但施行于政事、建立功业是一样的。臣还想以自身作为屏障，挽回已经倒下的狂澜；以自身作为标志，开辟恢复古制的道路。苏轼曾说：‘破除庸人的议论，打开功名的门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有所作为。’臣日夜思念这些话，职任所到之处，依照正理办事，以报答皇上，或许可以做到万分之一二。然而承担事务还在于君臣之间彼此信任契合，也在于年力精强。

译臣的气体本来就弱，向来疾病不断。古人说五十岁才开始衰老，臣今年五十七岁，距离六十岁只有三年了。天道运行一周，人的身体也发生一次变化。新春增加一岁，又觉得衰惫。如今痰气交相发作，血气更加虚弱，每次一发作，便昏迷半日，只能勉强处理政务。不知道臣的人说臣还没有衰老，臣自己看自己，却是外表勉强强健而内里疲惫，衰弱得很。况且臣的母亲今年八十一岁，一向跟随任所，臣处理公务之余能够在身边侍奉赡养，使老人自然得到快乐。臣每天思念故乡，报效君主和奉养母亲两件事交战于胸中。论臣的衰年，按道义应当奉养母亲。希望皇上体察臣的苦衷；臣此前自陈，伏地等待罪责。万一皇上宽恩不加罪谴，赐臣回归原籍，终老田里。臣是广东琼山县人，琼山距离京师万里，恐怕臣的忠诚心意没有一天能够传达。臣还有一句话：臣蒙受巡抚之任，凡有所施行，都竭尽心力，全部访求民间意见，考察寻求成法；凡对百姓有利的就兴办，对百姓有害的就革除，这些原则不可改变。希望皇上仍然敕令新任巡抚，不要因为臣受到诽谤便轻易改变臣所做的事情。忠信之事，即使在蛮貊之地也可以施行；不要以为乡官和过往官员势力大、口舌厉害而难以触犯，就不可以厚待小民。不要因为微小的民间口碑不能上达天听，便不顾恤小民；仍请敕令阁部以及大小臣工，不得像从前那样虚应故事，不得像从前那样拖延日子等待升迁，必须努力仰承皇上求治的心意，不辜负平生学习古道的志向，不求迎合世俗。办事必须认真，九分真实、一分宽放，尚且不能称为真实，何况半真半假呢？阁部大臣的志向坚定了，言官的是非也就公正了。阁部大臣如果不认为臣的话正确，反而以顺从他人为正确，那就是庸臣，就是没有用尧舜之道侍奉皇上的人。宰相奉行防止进谏的风气，使防备越来越多、议论越来越少，事情成功之后便会导致宋室不能振兴的祸患，我皇上还能依靠什么呢？胡铨劝告宋孝宗说：‘不要听妇人的话。’如今满朝都是妇人，皇上不听他们的话也就可以了。请求惩治结党邪妄言官疏 大理寺右寺丞臣海瑞谨慎奏报：恳请圣明施展乾断，重重惩治结党邪妄的言官，以确定国家的是非，端正人心，扶持宗社。古代圣王认为，天子君临天下，一个人的耳目所及不能到达远方，所以把责任寄托给台谏臣下，因此台谏之臣就是天子的耳目。人的一身，一定要有眼睛才能看见，一定要有耳朵才能听见。官名称为耳目，是重大责任。台谏承担这样的重任，切实负有这样的职责，只要有所论列，必定随从天下的公议。天下公议认为正确的，台谏也认为正确；不是天下公认的正确，就不敢认为正确。天下公议认为错误的，台谏也认为错误；不是天下公认的错误，就不敢认为错误。广束道试监察御史齐康，正是皇上所寄托的耳目。他弹劾辅臣徐阶，详细列举贪污污秽的事实，内外传闻，人人都感到惊异。徐阶辅佐先帝十五年，不能纠正先帝追求神仙、兴建土木的错误，按照大臣以道义侍奉君主的原则来衡量，徐阶确实有所欠缺。然而徐阶与严嵩同为宰相十一年，严嵩以贪著称，徐阶以清正著称；严嵩邪曲，徐阶正直。严嵩父子最终没有加害徐阶。罢黜严嵩以来，徐阶担任首相，天下渐渐有趋向太平的趋势，说这不是徐阶辅佐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如今陛下又任用老臣徐阶为宰相，陛下信任并任用他，他的才能与品德想来也都明白地呈现在圣明的鉴察之下。孟子品评臣子的类别，说有一种臣子，凡事都迎合君主以博取容悦；又有安定社稷的臣子，以安定社稷为乐。徐阶心中存的是社稷，虽然有时畏惧威势、保全职位，间或不免有取悦君主、顺从调和的行为，但也足以对天下有所补益。而且他不招揽权势，不接受贿赂；平素亲厚的人，事情应当斥责时也不因此宽容；平素怨恶的人，事情可以录用时也不因此斥逐。古人所说的宽厚包容、不让好胜、夸功、怨恨、贪欲流行，徐阶也具备这些品德。有像徐阶这样的臣子，正是天民中的大人，若还不足以品评他，难道不是一时的贤选、社稷的卫士吗？臣所说的是朝廷内外的公议，徐阶是一个重大的公断对象。齐康身为御史，担负皇上耳目的职责，竟敢不顾公认的是非，捏造无影无踪的事情，用虚假的言辞污辱宰辅。次相李春芳，清正勤慎、谨守职分、爱惜名节，大体可以肯定他是行善而不作恶的人。齐康的奏章又牵连到他，把善人君子一网打尽。齐康将要把像高拱那样狡猾凶险、所谓有才干力量的人留给皇上辅政，难道是想祸害天下吗？盗贼天性凶悍强横，惯于使用刀箭，所以杀人劫财，无所不为。至于小人，如果没有才能，不能煽动人心；小人如果没有才能，也不能扰乱国家。如今天下动荡到了极点而疲惫不堪，正应当崇尚敦厚广大，培养和平，接续一线生机，使天下进入生存保全的境地。可是现在却急切地把事情再交给凶恶的医生，再施用毒药。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样不行，齐康却把正确说成错误、把错误说成正确，想让陛下斥退徐阶而任用高拱。臣不知道齐康存的是什么心？像高拱这样的恶人，确实一天也不可让他居于辅弼之位，执掌中枢。南北科道十三疏中已有详尽记载，朝廷内外都知道，臣不必多说。可恨的是，齐康甘心做鹰犬，接受高拱指使，攻击吞噬善类，只顾自己的爵禄，不顾天下安危，罪过超过高拱。宋代杨甲考中县试，部使者因为他不肯降意顺从而诬陷弹劾他。当时有猫咬食鹦鹉，罪无可赦的说法。齐康的职责是御史，不能像鹰犬一样攻击高拱，反而攻击鹦鹉般的徐阶，这种情形可以宽恕吗？希望皇上仔细体察，如果臣所说不谬，迅速施展乾断，罢黜高拱，并将齐康重重加以刑罚惩治，作为臣子结党邪妄、不忠的警戒。这样或许徐阶、李春芳能够安居职位、施展志向，朝廷没有小人，君子之道日益增长，天下幸运，宗社幸运。臣不胜战栗恐惧至极，因此亲自携带此本，谨慎具奏上闻。

译一时误听他人之言，说两位公卿的心事都没有确实根据。中玄是一个安于贫困、守持清白耿介的人；宰相是一个凭恃血气、不能委曲迁就他人的人。一时之间，保留存翁、攻击中玄的人很多。中玄叹息说：‘如果不是乡愿，就不能得到众人的认可。圣人中正平和的气象，行为没有过失，难道还会有得不到众人认可的吗？’中玄所说的是责备自己，并不是世俗惯常所说的调和附同。世俗的说法则归结为耿楚侗，用贪婪、乖戾二字来评论。乖戾的危害很大，用乖戾来指责中玄最为恰当，其他方面则不然。大体上是出于个人偏见、结党同类，并非事实如此。然而中玄后来出任首相和吏部，权力可以施展，一旦权力在自己手中，又会怎样呢？又会怎样呢？人们议论纷纷。即使中玄确实没有把赃物收入自己囊中，但不能防范、闲察，以至于出现把财物收为己有、把他人物品收入自己的情况，他的罪过也相差不远。即使不论这一点，他担任首相所施行的政务、吏部的升降，也不过和一般人一样。兴利除弊，也没有见他有足以合乎人心、符合天道、比美虞舜夏禹的作为；反而是违背我国开国以来的良法而行，中玄这样的人还能算贤能吗？瑞曾经先说，存翁不如中玄高明，中玄不如存翁稳重。对于已经说错中玄的一句话，瑞感到后悔；对中玄仍有很深的期望。并不是拿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我朝各位公卿稍微升到高位，便完全变得模棱两可、养望自重，因循苟且地度日保官。孟子说：‘自以为是，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说的就是今天这种情况。国家没有幸运，百姓没有希望。中玄郁结的火气和强盛的阳气，还可以借助饮食嗜味来调养；真正的阳气反而转手而归于太和【缺字】。《赠防生德范还遗金序》如今这天下是什么时代啊？我初入仕途时有机会游历中都，后来走遍天下，回到乡里后，听到世上的君子每逢谈到财帛，常说如今的世道不如从前。我起初听了很疑惑，认为这不过是市井小人自己形成的风气；人的本性中本来只有仁义礼智，我们这些读书知晓礼义的人，辨别一向清楚，天性光明焕发，应当不会如此。后来交往的人越来越多，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才知道我们这些人出没于声色货利的场所，不能自已，在富贵利达之间奔走，到老死也不停止，和蚂蚁依附腥膻、飞蛾扑向火把没有不同，甚至看起来还超过市井之人。古时候公道大同，利益不分彼此；再往下是小康；再往下人心逐渐浇薄，到了叔世、季世，人人趋利求便、争夺财物，甚至掘坟毁墓，抛弃诗书。诗说：‘竟然有这样苛刻搜刮的人，竟然还身居官位。’这已经是叔世、季世以下的情形了。在读书穷理时讲明道理，却不能在暗室屋漏之处欺骗自己的良心，这样的人已经很难得，更不用说其他了。天下人都这样忙忙碌碌地追逐利益，又有谁能改变这种风气呢？我吟诵这些话已经很久了。一天，乡里的龙岐父老来到我的住所，作揖对我说：‘村里的防生，名端，字德范，是县学的弟子员，一向有德行义举。我询问其中的缘故，他们说：先在辛未年三月，海防方面的敌人侵犯村庄，全村人携家逃散，各种家用物品都来不及顾及。余达的妻子只拿着包袱，里面裹着银四十两以及其他物品，匆忙之间遗失了。防生后来到达，前后左右都没有人看见，防生也不知道捡到它的是远近哪一类人。几天后，失主余达一家到官府申诉，众人把包袱完整无缺地归还给他们。包袱中的细小物件没有一样遗失。在这之前，张氏到官府诉讼，官府怀疑是类似扳指之类的物品，急忙追查，防生于是想到，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这样的举动。不仅在一朝之间判决了疑难案件，又因此使自己摆脱了周隆、张衡不断争斗的祸患。他不为自己谋利，也不使他人受祸；把金钱分给他作为酬谢、偿还，他却视之如同将要玷污自己。余达恳切请求，村民从旁怂恿，防生本来就说这不是我的东西，本来没有这种道义上的说法；又像是对义与利的分别，早已经在事先明白了，取舍的界限，不是等到今天考虑以后才确定的。唉，真是贤明啊！失主尚未查明时，他迟疑等待，留有余地，正是今日考虑事情周全的表现。如今在家中依礼行孝友，姑且不全部说了；只说在今天这个财帛的世界里，身处财帛世界之中，却独能从财帛世界之外自我解脱，辨别义利毫不差错，在屋漏之处也如同有明察监临一般，这样的人难道还会有吗？’ 这样的人不再有了，如今却又有了一个。”诗说：‘谁将西归？请把美好的消息带给我。’于是应乡中父老的请求，我没有推辞，写下这篇序。县里奖掖生员喻义，学政王公进荐。防生是廪膳生，另加优礼，上级长官亲自对他加以礼遇，这已经足以说明他的可取之处了。防生的志趣远大，能够把这件事推广实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那些仅仅在人的本初心方面得到一点赞许的事情，不应当只做到这样。详情不再叙述。《赠史方斋升任浙江藩司大参序》【为乡中士大夫所作】琼州距离京师遥远，足有万里之遥。国初以来，曾由按察官员在远方节制治理。到宪宗纯皇帝时，才开始命令分巡道兼管整饬兵备，驻地审理政务。见识明达的人认为，这样可以使权力集中、势势专一，弥补按察使车轺所不能到达之处，是百姓的幸运。然而贤能者会借助这种权力来安定百姓，不肖者却借此谋求便利，更坏的情形就不必说了。即使是贤者也不能完全避免，大抵正邪杂糅、雅俗相半，真伪并行、清浊混杂，有培养声望、等待升迁的心思，却没有毅然有为的念头；对官员有利，对百姓却没有好处。如今我生不逢时，田野乡里充满嗟叹怨恨，百姓怀念国初的安定，却看不到今日的利益。皇帝的诏谕涉及政务，天颜近在咫尺，而瑞应至今没有听闻。福建晋江人史公，嘉靖乙丑年出任琼州知府，不久升任兵备道，到现在已经七年，不贪取一丝一毫，已经远远超出士民的期望了。他处理政事又井然有条，使胥吏不能借机作奸为害；节省徭役费用，清理文书符牒，详察诉讼案件，宽减鞭笞刑罚。三州十县的百姓，过去认为不便以及希望得到却未能得到的事情，凡是天下应当施行、琼州也应当施行的，史公先后都予以废止或实行；大的事情详细奏报，小的事情立即改变。琼州内有黎乱，外有海防，祸乱频繁，百姓自己都觉得没有一天安宁。掌事者动辄把关闭城门、退守城池当作防御之策，任由乡野残破、自己饱食，敌人来去听之任之；平时没有保障百姓的功劳，遇变又没有抵御敌人的勇气，几乎让人不知道兵备道究竟是做什么的。如今情势与过去不同，只有史公毅然亲自迎击敌人，作为士卒的表率。他把过去那些骄纵子弟的儿戏行为，全部纳入法律和守法之中；在琼州日日执法不阿，即使屡经败仗，也不改变最初的志向。那些不以成败评论人的士人，知道史公认真办事的心意，认为他能够奉行皇帝诏谕，差不多可以了。士林评论说，史公兼有周殿山的方正、方松崖的才能与操守、胡嵿泉的峻厉正直、胡南山的平和简易；勤于训练军队，像顾洞阳；立志平定防务、整治乱事，像涂伯辅。如今史公晋升官秩，任浙江藩司政务，愿意说几句话来赠送给他。史公过去把适宜天下的政策施行于琼州，把适宜琼州的政策也施行起来，即使推广到天下也是可以的，何况浙江呢？昭著的政绩都在百姓口碑之中，不必一一说尽也可以。我对史公的愿望是：不要废弃并继续修治已有的功业，更加扩大包容宽厚的气度，不要结党营私；施行政策尚有未到之处，就一概沿着正直的道路前进；扩充教化尚有不周，就都在本性分量中努力做到更充分。诗说：“就像那飞虫，时常也能被箭射中。”因此写信赠送给你。

译《黄广台思亲百咏序》孟子以善于培养浩然之气自许，以集聚义理使内心无愧；入朝则孝顺父母，出外则敬爱兄长，守持先王之道，把等待后世求学者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他自任修养孝悌，培养浩然之气，使其如巍峨泰山，充塞于天地之间。孟子之所以使自身充实，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圣贤之道，尧、舜开创它，史臣约括为：“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以美善的典章继承尧，孟子以培养浩然之气上承尧、舜，二者没有不同。然而《尧典》《舜典》的道理含蓄而未充分发挥，孟子所说的知言养气，虽然同样是激发人心，源头并没有不同，但孟子更加扩展了它的流传。韩愈曾推尊孟子，认为孟子的功业不在大禹之下，原因就在这里。此后，居上位的人不再厌弃和轻视士人，士人也常常谈论士气；他们以鼓舞、诱导、扶助为事，谈气而不谈义，实际上把气与道义相配，而义便包含在其中了。关于义、气、节气的学说，大体上都以孟子为宗旨，用浩然之气培养士人，把继往开来的责任以及道德、性命之学交给士人。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以及众多有作为的人，都把得到士人作为功业；可是如今士人向下回应上面的求取，却有极大的错误。诵读孟子关于养气的话，却不知道追求入则孝、出则弟的义理；他们在学校中任职，朝廷称其为“弟子师”。所谓弟子师，就是在众多士子之间没有能力加以可否评判，却在士子之上树立一个空名。弟子按照这种风气行事，老师又附和他们；抛开孟子纯粹的仁义道德之言，另成一种风气：没有谦逊，没有敬长，争逐财利，斗狠逞强，充满世俗之气。自唐代肃宗以后，大学生的丑行和无赖习气，今天又出现了。商人的心思、屠夫和经纪人的行为，甚至连更夫仆役的事情也不值得再说了。这样的举止是义吗？义应当至大至刚，与道义相配，他们有这种义吗？其中最高明的人，不过把状元、进士看作科举荣耀的决胜之处，内心也没有超出贪求富贵的念头；有秀才的名声，却没有士气的实质。他们昂首阔步、傲慢强横，与孟子所说相比，似乎只是毫厘之差；但在义利、邪正方面，与孟子的差别不止千里之远。经过太学门前，尚且不敢回头环视，又怎么能抬头仰望其中的学生呢？我曾亲眼见到众多人才济济的情形；如果一方反映出这种状况，天下便会思考它；天下的情况在一方得到验证，彼此同流合辙，就会使我们国家二百年来培养士人的事业感到痛心而说：‘浩然之气将在今天绝响了！’哪里找得到孝悌之人，可以把师长的职责交给他呢？一旦广台黄先生把《思亲咏》刻印出来给我看，又请求我加以删定概括，作为序文，说：‘将把它交给各位弟子，使他们看见其中端绪，知道其中全部意义，循循善诱，而且有所依据。’ 先生在长沙、长陵、水名等地教导士人，人人都有所听闻；端范贞教化之颂，早已有先声。先生并不是苟且求取俸禄、在众士子之上树立空名的人。他以自身和言语共同教导，要使已经倾覆的道术重新振起，使正在衰颓的士气恢复。师道一旦确立，善人就会增多；善人增多，朝廷就会端正，天下就会得到治理，这一切是有希望的。因此我不推辞，写下这篇序。诗说：“孝子的孝心不会穷尽，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广台先生正是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得到这种孝心的，真正是大英雄。朱晦庵的学说，得到了孟子的正统传承。各位士子千万不要认为我的话不对。《赠王朋江升任宁波府太守序》自秦代以来，天子奉承上天、安抚并统治天下，内有公卿，外有守令，朝廷内外的辅佐、参议、陪属官员都齐备了。君子认为，只有守令最为重要，因为先王把自己不能独自治理的地方交给诸侯，如今则把自己不能独自治理的地方交给守令；今天的守令，就是古代的诸侯。我们的祖宗朝廷优厚对待守令，约束守令的法律也更加严厉，可是这些法律日久便被轻视玩弄了。当今皇帝登临天下，吏治焕然一新，铨选部门的官员殷切地把守令放在心上；然而至今仍没有出现像孔门的子游、子夏，或汉代的卓茂、鲁恭、龚遂、黄霸那样回应朝廷求贤的人。有人一做官就把官府当作旅舍，不如私人土地上的主人那样专心。入仕之初便有了异心，而圣贤之言又不足以破除世俗关于做官求利的说法，于是把患得患失当作初心，把善于逢迎当作周全之计，天理不能胜过欲望，最终百姓对于守令漠不相关。议论者想制定考核实绩的办法和久任官员的制度，长久实行确实是对的；但这只是从国家法令来说是好的。法令总有不能涉及的地方，君子把万物看作一体，不因时势而增减，依循本性而行，不因人为因素而时作时辍。因此，他在田宅、树木、畜牧等事情上建立根本，在学校中使人心和顺、懂得孝悌；以文治理国家，以武保障地方，以仁义兴利，以明察查究奸恶，随着事情而应对，按照实际情形处理，无不是替百姓谋划，也无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性。那些人安然奉行世俗的议论，不触犯巡抚、按察官，也不触犯乡里的士大夫，同时又想不违拂百姓，于是只办理文书、催收赋税，讲究礼仪形式和诉讼审判，却没有听闻他们使百姓富裕、使百姓受到教化。这种本性之中，过去曾经有过这些东西吗？

译《传》说：“内心真诚地追求它，即使不能完全达到，也不会相差太远。” 这句话说的是保护百姓。既然要保护百姓，却把保护百姓的念头分给那些求取声誉的人，那么此时此心究竟是真诚还是虚伪？内心真诚地追求，就是从自己的本性出发去追求。若本性中没有这种东西，君子仍依循本性而行。因此，居上位的人想让官员任职，就应当把这一点坚持下去，使自己与他人的本性相同；居上位的人不想让官员任职，就应当把这一点带回自身，守住自己的本性。这就是圣贤之道。道理出自圣贤，参通于天地，所以我曾认为，依据孔子、孟子的学说去实行，是做官的善道。另有一种巧于做官的说法，圆滑变通，只顾眼前而不顾古道；这种人过去就不是善于做官的人，却不容易同世俗之人谈论。隆庆三年春天，宁波府太守职位空缺，铨选部门以王朋江推荐，天子应允了。朋江是能够依循本性行事的人。如今浙江沉溺于溺杀女婴、贪婪欺诈的风气，以及淫靡奢侈、好吃懒做的习俗，今后可以借此改变旧状；只要有一个人树立标准，世俗的议论就会被打破。因此我趁同乡们想写赠文之时，高兴地写下这些话。至于县令的政绩、御史的真诚，君子说：‘青萝先生属于不会灭亡的人。’古人爱护人，不是用颂扬，而是用规劝；有关的话大略说到这里。《赠史方斋升任浙江藩司大▯序》【为两学师生作】琼州古称珠崖郡，如今已经成为破败的地区。物产丰饶的名声还在，人们耳闻有官员到这里，后来回看今天，今天再回看过去；还没有渡过鲸波，先已经经营自己的钱袋。更有甚者，囤积货物、聚敛财物，像饥饿的豺狼一样。上面率先这样做，下面便依法效仿，贪婪助长贪婪，百姓日日处在被割剥、吞噬的境地。况且这里距离京师万里，按察官的车轺不能到达，毁誉容易混淆，贤能之人的处境实在艰难。没有人能够长久任职，而贪婪残酷者却能无所顾忌，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他们巧妙地弥缝过失，防止私人受到庇护，不给百姓带来利益，却能取悦上级。谢令离任并不急迫，是上官不让我急于离任。处在这种环境中的普通人，往往被求取声誉所动，千方百计逢迎上级，已经不再顾恤百姓。暗中无人知道，瓜果和海产更是无从谈起。夺取彼处的利益来供给此处，而且只借助能说好话的人的口，便去讨好士子、供奉乡官、满足一时需要的百姓，而百姓就更加难以维持生计。偏远角落肆意受贪泉之风，负心之人令人叹息；远方百姓何日才能休息恢复？福建方斋史公来自晋江，任琼州知府后又升任兵备道，至今七年。一天，他为了节省百姓费用，严格告诫吏胥，说这是为了处理百姓所受的冤屈。即使像天水违背常规那样的小事，也谨慎地不肯姑息；凡是有关珠崖、琼州名声的事情，人们都很乐于得到公正处理。史公早已熟悉这些弊病，馈赠财物的旧例，他从不触犯。地方土产和百姓财物不进入他的心中，他摆脱了当地的恶俗，令人心悦诚服。他宴请并考察士人，首先教导仁义礼法；发现一个优点，便诚恳地加以奖励并接纳。只要法律所涉及的事情，他又把小民和史公所治理的士人同等看待，所以爱民和爱士之间确实有权衡。旧例把货物看得像士人一样贵重，却不让百姓参与其中。史公坚持法律而不徇私，前后政事大多如此。《尚书》说：‘不要违背正道以求取百姓的声誉，不要违拂百姓来顺从自己的欲望。’这些品德史公都有。用这些来增益百姓，百姓就得到休养生息。过去士卒把谈兵当作儿戏，史公亲自带领士卒，防备来敌，退却时还追踪敌人。士卒骄纵，将领懈怠，不奉上命，已经成为旧习。史公一概按照军法处置，其中有些人罪过多到无法尽数诛罚，只好存着以教化逐渐改变的心思，但实际上执行的是孙武诛宫嫔那样的军法。屡经败仗，反而更加坚定最初的志向。不以成败评论人的士人，反而更加尊重史公。知道史公有志于平定黎乱，愿意把这件事交给涂棐那样有才能、有志向的人，并治理十字郡邑；史公从早到晚从未忘记。外部防务正紧急，事业尚未能顾及，可以说他已经有了这样的志向。士林评论中，周桞塘、殿山之后便轮到史公；谈到兵事，都说史公的发挥足以贯通上下。如今史公升任浙江藩司政务，我请求写几句话来赞颂他：奉行职守而不顾自身，执法而不结党，淡泊以修养心性，不被货利所动，这就是他的道。把这种道理推广到天下也可以，何况浙江呢？士人的心能够辨别善恶，不受私情牵累，这一点值得珍惜。因此我不推辞他的请求，也让后来任职史公之后的人知道，士林有公论。史公晋级有日，也应当想到替琼州谋划。我作为儒者，不畏高位、不惧深渊，说话没有忌讳。今天是私人恩情，明天便是公共法度。愿史公推行汉人所行之道，不要废弃发扬已有功业的努力，进一步扩大兼容包容的气度，把万物看作一体，使天下广大而平等。也愿各位士人始终不忘最初的期望和颂扬，其中也含有规劝之意。一起写下这些话赠送给他。

译《寿南瀛吴公八十一序》南瀛先生吴公，家居郭南，自幼便因忠诚守信的美德闻名于乡里。虽然身处世俗浮华的环境之中，却不安于世俗浮华的习气。‘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庄子、老子阐发了这层道理，世上谈养生的人都以此为宗旨。吴公得到上天赋予的美质，并不是刻意追求相似，后来在郡学求学，成为上国宾客，交游遍及天下。他外貌古朴，内心诚实，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值得器重。他藏守虚寂的本体，却不能穷尽因时应变的作用，这是师法庄子、老子的不足。世上有这种人：婴儿还没有长成，却只知守护玄牝，使内在固守；这种孤守对于他人没有帮助，对于天下国家也没有补益，君子不会取法。庄子、老子所说的弱化意志、强化筋骨，并不是只为养生打算。养生的奥秘，大体不超出这些。存养本性、建立性命，是说养生的功夫；返回虚静、长久存视，是说它的功效，没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吴公壮年时的学问，本源于孔子、孟子；他发挥、充拓其义理，以古道为正，居处并驾驭当今事物作为应变。他以庄子、老子的尘世实践为鉴，历经仕途后归隐田园。中道而行，合乎本性；我曾搜集记述过他的始末。秀才所从事的事业，没有流传给世人，就不必说了。世宗皇帝锐意有为，初年志趣超过三代、五代。即使有土木营造之事，也很少有人因此被列入简册。吴公考中甲科，任工部郎官，正好遇上这个时代。不久世宗正要经营四方，吴公升为四品官并留任，仕途渐渐显达。世宗打算重用吴公，指日可待。看看那些迎合权贵、借权要取仕途的人，吴公上则报答天子，下则礼敬宰相，凝神守一，坚持这样做，始终淡泊如常。后来因此罢官归乡，也终身以此自信。虽然享有田园的供养，胸襟却悠然自得，确实超然于富贵之外。在乡里和乐相处，仿佛要终身如此；又日日规劝乡人，谋求与乡人一同归于正道。事情如果确实陷于不明，也就罢了；一旦有明确事实，即使是子孙和至亲，法律也不为他们讳避。过去有失误，后来便改正；早年曾预见严氏，今天严氏被诛灭，始终守住原则而不阿附，与张公艺因九代同居而闻名没有不同。不能改变武后的错误，却一味赞美唐高宗的隐忍过失，君子认为这尤其不对。吴公既不是无原则地忍让，也不是以百般忍让求全；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内心和行事大体就是如此。因此能够涤除玄妙的观照，开合天门，收敛并蓄藏于专气致柔的深处，迅速通达于冲和而作用无穷的境界。只有吴公真正得到天赋，只有上天使吴公长寿，这不是偶然的。我作为吴公门下弟子，愿老师长寿百岁。老师吴公今年癸酉二月八日过八十一岁生日。乡里的父老子弟认为我了解吴公，要求我写一句话为吴公祝颂；这正合我心意，我乐意共同成就这件事。乡人的话又说：吴公的父亲复庵，唐代尚书，名讳贤秀，是琼州吴氏的始祖。吴公继承祖先的事业，祥瑞的根源就在这里。复庵能够重新体察天地的本心吗？天下的道理，大概都包含在这里了。凝聚精神、确立性命，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复庵独自从‘复’中观察天地之道，只有吴公能够凭借‘复’获得其真义，因此天道的源头积蓄而流传久远。父亲创作，儿子继承，诗说：‘快乐的君子，为什么不能长寿？快乐的君子，保佑安养你的后代。’吴公父子都以此为准则。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为吴公祝颂，也惋惜吴公还没有完全施展他的作用。‘载营魄抱一’，说的是吴公，也说的是吴公的内心。赞美吴公的长寿，根本在于复庵；探究其根源，就是说明它的真实。唐尚书公年代久远，事迹已经湮没，相关言语略说到这里。《赠周桞塘入觐序》善于谈论仁的人，没有超过伊川的。伊川说：‘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天地万物是人性中必然具有的，天地万物也是人道所应当实行的。仁就是人的本性；如果稍有不能尽心尽力之处，养育人民的道路就会缺失。我们的祖宗设置官职、分布于天下各地，优厚对待守令，对守令的法律也严急峻厉。之所以特别对守令加重要求，是因为天地万物之性要由守令来体现，体现得专一；天地万物之性要由守令来实行，实行得切近。土地广阔、百姓众多，是君子所希望的，也就是希望实现我的本性。因此百姓寒冷，就替他们制衣；百姓饥饿，就给他们食物；有争夺，就替他们平息；有伦理，就讲明道理使他们知道应当趋向哪里。各种事情替他们制定制度，细微曲折之处替他们防范，就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说到身体，就是疾病、瘙痒、呼吸都必须调和；说到道，就是起居、饮食、呼吸都必须谨慎。因此，守令各自尽守令的职分，而本性与道便在其中实行了。可叹自从性理之学不明，国法日益松弛玩忽，谋求家族利益、满足个人私欲的念头占了上风；他们忘了万物一体的初衷，不说做官是为了实行自己的本性，却说要借官位来荣耀自己的家族。拿笔的儒者，拿起兵器就成了盗贼。苏洵还说不如他们远甚，令人忧虑；距离京师万里的琼州，确实正是这种情况。乡里百姓的疾苦之情、憔悴的状况和百姓的性命，都悬系于守令，而不只是悬系于天子；这尤其难以说清。桞塘周公今年三月来到琼州，一概用圣贤中正之道治理。即使是宴请僚属、清理文书、惩恶劝善、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等政务，也都在和平之中辅以严毅，俨然合乎颜回、子贡、子路、宓不齐等人的法度。公下车之日，各种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随即兴办，各种弊害随即革除，他没有一件事不尽心尽力。又殷切地首先施行教化，使全体百姓一同归向善道。公用道学整饬吏治，龚遂、黄霸、卓茂、鲁恭都不足以形容公的作为。他不只是忙于文书、诉讼，而是直接探求百姓心心相感的奇妙作用。圣贤的准则和法度，由此收到了圣贤治理天下的功效；即使穷谷深山，也无不欣然产生弃恶从公的心情，无不欢喜地认为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治理。替公写颂文，如果认为与自己无关，那就是与自己没有关系，前后任守令大多如此；公却把它看作自己的责任，还有什么做不到呢？二百年来，百姓的心情今天才得以宣泄；二百年来，百姓的内心今天才开始安定。秋八月，藩司拟定让公入京朝见，这是遵循王制。琼州百姓庆幸公来到这里，却又悲伤公要入京。这样一来，百姓与公又免不了相隔一年，赤子与慈母能够早晚分离吗？士大夫的感情也同百姓一样。我请求写一句话赠给公，感叹如果吏治不贪婪，那么古代的君子似乎不可在后世再见；如今却在桞塘公身上见到了。我高兴地写下这些话赠给公，也希望公朝见之事办完后赶快回来，迅速安慰百姓的盼望。

译《赠陈元山任古田司训序》圣明的天子长寿而造就人才，把这件事交给国子学；在地方，则交给府、州、县的学校。成周的九种关系以民众的老师为纽带，任用贤儒，施行正道。我们朝代沿袭这一制度，更加重视选择学校官员。近年以来，学校官员没有一个可以作为众弟子表率；众弟子自己寻找老师，只是专心经营科举文章，希望考取功名，拿着簿册呼唤姓名，有一个小吏就够了。三五名学校官员耗费百姓的俸禄粮食，合在一起也只是做这件事。铨选部门把这些官员看作空有名目、没有补益，便轻视他们，不给以应有的待遇和权力，只把他们作为升迁的阶梯。士子得到这种职位，也因此自我轻视，把终身做一名官员、白吃俸禄当作事业。看见今天的错误，却不向古代正确的道路寻求，借口贫困而做官；这种积习如果不破除，便无法改变祖宗当初设置官职的本意，实在无从说起。元山陈先生自幼怀有大志，一旦因资历和年龄应贡，授任古田学训，入朝接受任命，内心充实，毫无贬低自己官职的意思。他每天对人说：‘君子的本性由上天决定，与官爵无关。’仿佛又看到了胡安定在苏湖教授学生的情景。这难道不是人为努力造成的吗？吴、沈诸贤相继成为卿相；我们朝代最初的志向和刚强气概超过前代，我听闻此事而赞赏，愿意写一句话为元山助力。元山已经知道的事情，我就不必说了。君子在读书穷理时讲求道义，可是一到外在环境中与事物交往，就不能不发生迁移改变；这不过是世俗议论迷惑牵引天下人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两〕 浩然之气本来是上天赋予的，只有孟子把它阐明给后世，因此后来才有关于士气的议论。士人应当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不能改变；如果把天下的责任交给他，他确实不能只是重新培养浩然之气，使它像长河向东流去、百折而不回，便不足以同他有所作为。关于用浩然之气培养士人，已经没有比这更多的说法了。然而孟子说义理充实内心便能产生浩然之气，今天的人却争着助长私欲：一切事情都看利益，遇到权势就争逐；没有敬长，没有谦逊，没有人能够由孟子的浩然之气会通尧、舜的精一之道。小人毫无忌惮，竟都以士气为借口。世俗说秀才难以管束，其实是说这种气没有归于道。学校官员不能制止他们邪用意气，反而有时附和他们以邪气行事，于是彼此相率而陷入错误。周敦颐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善人多，朝廷就端正，天下就太平。’他们能够做到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难怪圣天子感叹臣下没有能够承担艰难任务的志向，心腹大臣总是难以寄托重任，皇帝忧惧地临朝，仿佛没有一个臣子可以依靠。朱晦翁告诉陈同父说：‘真正的大英雄，恰恰是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得到的。’如果只是气血粗豪，稍有差错就会无法施展；这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正好相互发明。元山是具有正气的人，我担心他有时会被世俗的议论牵引，所以借此说明：士气应当直接培养，不妨碍它与道义相配，以此作为赠言。元山已经知道的道理，几乎没有什么超过这些的。我正气充足，也正好用这些话相互解释了，不必再说。《赠顾怀东晋任京兆丞序》天子奉承上天、爱护百姓；我祖宗临御天下时，把地方政务交给府、州、县，由布政使统辖。两京有二十府，直属六部；顺天、应天不称直隶府，官秩为三品，体制和地位与六部、寺院相同，是根本重地，是天子寄托政务、奉行天道、把百姓当作父母来爱护的地方，所以府尹、府丞都应当慎重选择。王化首先施于这里，四方都仰望它，所以凡是爵位、服色、诰命以及掌管府政的职位，都特别尊崇。历代圣君都遵循这一制度，从未改变；直到今天，晋升官秩的府尹往往仅次于六卿，布政使也没有达到这种地位。人们认为这一职位荣耀而尊崇，也从未改变。若询问他们职分中的事务，百姓富裕和受到教化却没有听闻；白拿俸禄而荒废官职，比外地的司府更加严重。那些人自己看待自己，起初并不认为是在白吃俸禄、侍奉百姓；铨选部门也起初不认为他们没有修治职业。他们的弊病起源于培养声望、等待升迁的说法，认为官位已经列入九卿之列，不应再做这些琐细事务。况且京畿之地有工部治理街道沟渠，有御史分巡五城，有厂卫防范奸犯，有近侍维护国威、拱卫宫阙；于是没有一个人认为府县的事务会侵犯到自己。如今却不是这样：有些人侵夺府县职权而代为处理，四方面的权力与府尹、府丞相抗；府尹、府丞若顺从侵夺者，便会被说成擅自处理事务；若认为体制尊崇，不应被他人侵夺，又会被说成违背先例。于是他们不能反过来制约这些权力，实在没有道理。如今他们自己丧失了职权，又顺从这种局面，百姓的休戚便与府尹、府丞毫不相关。今天人们仍然认为府尹、府丞荣耀而尊崇，我实在不知道这种尊崇究竟表现在哪里，也不知道这种荣耀究竟有什么意义。怀东先生壬辰年考中进士，任给事中，曾为大礼、大狱等案件上疏，请求赦免有关诸臣，与先皇帝争论是非；他的忠心义胆与日月争光。三十年间身处危险而地位卑微，他都安心处之，脸色神情没有丝毫屈从，确实知道自己的职分所应达到的地方，并且使义理与职分相伴；从来没有人守道却一定失去官职，他连一丝一毫的诡诈随顺也不做。志气既然奋发起来，便充塞天地；将它施行于政事，没有什么不可做到的。今年春天，他以银台身份参升为京兆丞。诗说：‘商邑安定盛大，成为四方的准则。’圣天子的教化已经推行，首先落实在怀东身上吧，于是把京兆丞的职责交给了他。他即将北上，我谨慎地把处事合义作为赠言；考察他的气节和政绩，虽然只是从小处推及大处，我仍然高兴地写下这些话来回应请求，并不是为了谄媚。至于不明白虞廷协力恭敬的道理，含糊地对事情不置可否，落笔涉及职位署名时只知谨慎，像韩退之所讥讽的那样，这些话就不必对怀东说了。

译《赠赵三山德政序》天下的官员为百姓做事，被称为父母官；这种称呼从县令开始。县令最接近百姓，称职，则一县百姓如同感受春日温暖；不称职，则一县百姓如同遭受秋日肃杀。如今从县令开始，天下县令究竟怎样呢？下层百姓容易受到欺凌，有人榨取他们的财物，装入自己的袋囊；即使像盗跖那样的人也知道四知，嘴上虽然不明说其中道理，心里却确实看得明白。天下同样风气流行，竟把这种事视为理所当然。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也被世俗习惯牵制，行为有清有浊，夹杂着当今求利的说法，并且执意实行。上司、过往官员以及乡里士大夫之间有私人厚待；秀才只是一个没有势力的儒生，却能通过高低褒贬的言论造成影响。厚待学校士子，又被今人说成做官的第一件事。上下混成一团私意，内心和口头都毫不怀疑地接受这种做法，又把它当作当然来实行。贪官靠此弥缝罪过；没有完全这样做的人，也把它作为求取声誉、升迁任用的周全办法。用于私下厚待的财物，都是百姓的脂膏；为了充实私情，又听任乡中豪强武断，把此处的财物借给人，导致彼处百姓受到冤屈。如今做官只是为了自己，哪里曾有想到百姓、顾不上其他事情的时候？太祖把百姓看得如同受伤的人，遵循《周书》中保护赤子的道理；凡有丝毫侵害掠夺百姓的行为，就加以严刑。几十年来，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如今却不是这样，罪行变得杂乱，大家把它视为当然，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祸害了。何况琼州距离京师万里，贪泉之水容易使人改变心志，毁誉又混杂不清。我正为豪杰之士没有可以依靠的人而悲伤，也为兴起事业却没有这样的人而感慨。万历皇帝登极那年，奉化县人赵君三山以县丞身份被任命为琼州县令；十天之内，全县欣欣向荣，各种事情都改变了百姓的观感。父老说世道焕然一新，二百年来从没有这样的县官。琼州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转机，百姓饥饿时得到食物，口渴时得到饮水，德教流行；这都是交往会见之间，听到相关议论而受到感发所致，并不是虚假赞美。三山的政绩见于记载，琼州治绩的刻本中写得很详细：他反复教导礼义忠信，教百姓种桑、养蚕、种麻、种豆；每天向小民说明并劝导，改变把人卖作奴婢的习俗；采用桞州、桞州方的办法，把事务移交里甲，断绝向百姓征收纸赎、捐输等费用；随着事情而应对，无不是教导百姓、养育百姓，都是先代圣贤已经实行过的办法。三山正直方严而平易近人，真正用政事和诚心对待小民，温和得仿佛可以捧在手中；即使赤子与慈母，也没有比这更亲厚的了。僚属、吏胥、豪家、奸党过去借此求取虚名，把这种做法当作当然。三山一概按照朝廷明定的刑罚和诏令法律施行，一时之间人们都痛快地称赞他的严明，称他为赵御史。爱护三山的人担心说，如果不能得到上级认可，百姓就无法治理。三山说：‘得到上级认可自有正道；如果不靠诚信和明察而求得上级认可，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什么。’ ‘我不这样做。’三山气节刚强，行事严峻，只知道有百姓，不知道其他，大体就是如此。因此他能够把小民从水火中救出，却也难免把奸豪置于夏日秋霜般、人人不能忍受的境地，于是诽谤之言纷纷而起，希望公离任，确实有其原因。古人并不把得民心困难当作子产的过失；即使得罪权势豪强和败类，世俗的看法难道足以成为三山的牵累吗？学校中有见识的人、没有私心谋算的士子都愤愤不平，司训冯先生带领他们，请求我写一句赠言，用来解释此事，并且说请我加以规劝。士人习惯把赠文当作求取利益的工具，我正为此忧虑；今天却因为不得其平而发声，与旧例中迁升奖赏相比，这件事意义更大，所以不能不说。因此我不推辞他们的请求。《车攻》第六章说：‘不失驰骋的节奏，射出的箭就像击破目标。’我也一并歌咏它来回应师生的心意，意思是说：太过刚硬就会折断，不应当不讲求太和元气；不要只让局部郁积的火气和强盛的阳气成为唯一追求。那样只是庸医的做法，把乡愿般的习气换作人的血气；我不敢这样替三山祈愿。《备忘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备忘集》卷二 明代海瑞撰 序

译《贺贰守陈后溪荣奖序》国家设置官职，正职和佐职、僚属，都取法于虞廷中协同和衷的道理。关键在于任用适当的人，也在于配备完整；流弊延续到今天，下面谄媚上面，上级长官稍微能够专断地实行自己的意志，副职和佐僚就像唐人所说的‘含糊而不置可否’；事情办完却不是丞官辜负长官，而是长官辜负丞官，府中的副职、县中的丞官也没有不同。巡抚、按察、藩司、臬司从上面专制，副职、佐职既然只听府正职的命令，又受到守令的控制。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不幸不能做长官，想施行自己的志向，就困难了。但要使这种局面转化通达，关键在于其人；他们所建立的功劳、取得的成效，反而有时超过正职。陈后溪侯担任琼州府的副职，掌管府中钱谷事务，至今七年；虽然未曾以同僚协力恭敬的道理过分要求别人，也未曾因‘安靖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的道理而自我废弃。七年掌管印信处理政务，其中有一半时间都亲自任事，侯也只是尽自己所能罢了。百姓多争执，喜欢诉讼；府县事务重大，还要防止彼此偏听，侯的功劳占其他事务的十分之九。侯并不是只做到以威严服人，而是做到不以财货动心；既明察又防范，对百姓的好恶都曲折深入地体察其情，因此在野外争讼的人都希望到侯这里诉讼。丁口、徭役、赋税等收支，命令一发便施行，事情到来便斟酌处理，一切由侯决定，百姓因此安定。如果不是这样，侯怎么能从百姓那里得到这种信任呢？侯有以淡泊修养心性的功夫，所以能够发挥明察、通达、公正、广大之用。侯过去与我一同在浙江做官，同任县令，后来升任建水州太守；侍御刘紫山直到今天还因按照年例未能及时上奏推荐他而感到遗憾。侯在建水清廉公正的声誉，与在永康时没有不同。侯既明察又公平，实在是因为他的操守；而且他的节操并不会因时势和事情而改变，只是很少有人能够始终坚持，等待他的人也很少。琼州距离京师万里，珠崖的虚名至今仍成为阻碍；即使侯所替代的前任，也已经凭借从这里获利而致富，成为乡里的豪强。当地的风气和习俗虽在，侯却不受污染；百姓前来求见，他不能拒绝。侯听理诉讼比别人更多，收入百锾似乎可以成为利益，但大案每月上报，使事情得到宽免；小案则与百姓相互宽宥，不替公家聚敛怨恨，也不把钱财装入自己的口袋。七年如同一日，始终以廉介、明察、公正、德行处于百姓之中；侯的政务正是如此。打官司的人不去别人那里而去找侯，歌颂的人不歌颂别人而歌颂侯，难道只是因为一时一事违背正道、偶然求取声誉吗？侯还兼理海防事务，有人主持此事直到今天，始终没有成效；然而仅凭他不断实行的心意，稍有警报听闻，便立即起身出宿，而百姓已经相信他是抵御灾害、捍卫祸患的大臣。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对侯的信任很深。《诗经》说：‘所以不消除他们的愤怒，也不丧失自己的声誉。’侯正是这样做的。他的政绩和成效，前后任正职相比，有超过侯的吗？代巡燕山杨公即将复命，考核粤东群吏的治理情况时，特意发檄文奖掖侯。檄文说：‘器量气度冲和，才略谋划练达。海上的堤防谨慎严密，郡中的恩惠爱护尤其多。历经仕途已经六年，操守如同一日。’这与我所听闻、所知晓的士民舆论没有不同。州县属官以教化规范请侯作榜样，依照惯例请求我写几句话来彰显他的美德。我恳切推辞却没有得到允许，只好逐条说出。诸位说：‘只有廉洁，只有明察，只有公正，只有防范；勤勉和谨慎兼备，做官的道理没有超过这些的了。’侯考核应当得到奏章推荐，否则大家都会感到遗憾；公道还可以得到彰明。各位相信我不是谄媚之人，我也相信各位不会欺骗我，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表示祝贺。《贺大尹赵三山荣奖序》有人做官于此，承接上级、交接下民，动辄受到责怪和怨恨，便推诿说：‘这是时势不宜造成的，不是我的过错。’其实士人的问题，只在于没有把万物看作一体的仁心。万物一体的仁心，人人都有。用我的心去推想，就没有不能协调的心意。众人的母亲为人脱下衣服、推让食物，没有违逆他人的地方，这一点不必说了。大的如施加刑罚，小的如呵斥责备，乃至风雨霜露，无不是使人与人同归于道的心意。使人与人同归于道，难道还会有不能得到人心的吗？孟子说：‘用善去使人服从，没有能够使人真正服从的；用善去养育人，然后才能使天下归服。’赵三山任琼州县令，如今按月份计算已经三季；代巡杨燕山公没有等到年例推荐，便发檄文奖掖他。三尹张子奉檄文办事，作揖请求我写一句话来彰显三山的美德。以前没有这样的惯例，但张子内心想这样做；二百年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县令发言的事情，不能就此停止。三尹与丞官都称为佐贰，正如韩退之所说‘含糊而不置可否，一切只听长官’；如今体制大多如此。三山县百般事务都由县令一人主持，只有一个长兄，没有第二个人；上级却应当与他同僚协力、恭敬合作，私下议论、背后憎恨的风气却很炽盛。三尹却诚恳地称道三山的美德，远远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大概三山发誓不受贪泉污染，改正内心，奉行皇帝命令所说的三十六个字来修养自己，这些素来已经具备了。他的志向在于使百姓生活富厚，百姓服从教化、归依义理。每天辞退诉讼时，听到悲哀的百姓呼喊冤屈，便在案前不忍舍弃他们，说：‘应当另立一种教导他们的方法。’ 面对他们相互争夺，便用礼义开导；每天安慰他们、勤勉教导，没有不劝告并警戒他们从事农业和养蚕的，教化日日反复进行。实心实政，大小事务一并办理。世俗官吏把这些看作迂阔之事，三山却径直上前去做。这是什么心呢？这是把万物看作一体的仁心，不得不如此。各种弊害都被革除，各种有利之事一同兴起，日常施行所见的一切，无不是万物一体的仁心；这又由于内心蓄积深藏的无不是万物一体的义心。不能得到上级认可时，他仍然最终使上级的人同自己一起达到；又与下级的人共同达到，使他们仰赖他的恩泽，僚友也一同归于正道。他以弟弟相称，不流于世俗，把道义厚待士人、尊重士人，而不是出于私情。各位士子纷纷以和乐平易来歌颂张尹；大道以公为本，深厚的源流和家族声誉，都在这里显现了。实际上，是三山以自己的内心感化他人、使他人如此。表面上装作恭敬和顺，不能达到这种效果。那么就可以说：‘在今天的世道中，想免于这种弊病真难啊。’既然不断追求改进，又受到他人的责备，难道还能够只评论内心是否正确吗？不过，三山的政务崇尚节气；说到冲和、宽厚，他仍有减损不足之处。天地万物与我本为一体，他在光明正大的功业上有所得到，却在和融浑厚的作用上还没有得到；大的方面似乎已经相近，却始终没有完全融合。进入人心之后，情形就是如此。再由此向上推求，他所产生的感化又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呢？三山，努力吧！天地万物本为一体，这就是仁道。成就自己并治理他人，道理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把这些话写下来，再次申明张三尹的心意，作为对三山的祝贺和勉励。

译《贺李东城荣奖序》如今在各地任官的人，辖下百姓往往用粉饰性的言辞来颂扬，借显贵人物作为文章的架子，把没有的说成有，把小事增饰成大事，撕破防禁来记录这些话，阿谀奉承的风气盛行，于是天下便没有公正的议论了。这类事情，有一部分本来可以停止；但也有出于人心公正感情、不能停止的。出于公心，就不是阿谀：有时是德行存在于人心，远近之人都受到它的影响；有时是饥了要吃、渴了要饮，面对深渊便登高而望；有的是眼前的功劳，有的是身后千百年的恩泽。大小虽不同，但德行不被人遗忘则是一样的。况且颂扬德行之中也存有监察和警戒，对那个人有益，因而也对他的百姓有益。情理正在这里，义理又更加重大。我在东城李君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有些话不能不说。东城在隆庆六年冬任临高县代理巡按，杨燕山认为东城初任政事有成，依照惯例加以奖赏，当时任职还不到一个月。乡老王廷器、吴应第等到我这里请求写文祝贺，他们说：‘临县号称富饶之地，前后县令都以富饶为利，今天的临县已经是另一个临县，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我国官民在财物和法令上各有界限：官员自为官员，有俸禄、柴薪和马匹；百姓自为百姓，有仓储、衣服和粮食。除柴薪、马匹和俸禄以外，哪怕一丝一毫都属于百姓。无论枉法还是不枉法，只要取用，作为赃物都是一样的。赃物落在官员手中，法律一概不赦免；现在却不是这样，我们百姓日益受到削夺，只见逼迫生存，却看不见有休养生息，全都是由此造成的。郡有太守，县有县令，圣明天子把牧养百姓的责任托付给他们，应当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百姓，这是义理。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并非不够多，但有谁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呢？见到县令而天下人都忧戚，临县地处偏远，这种情形尤其严重。’东城李侯凡事都为百姓着想：徭役赋税、收支出纳，都听察防范，视为切身之事；一有不协调，便如自身患病，早晚都不得安宁。燕山奖赏李侯说：‘督促编造册籍，使它们全都清楚；增修城墙，加强防御，使百姓永远赖此受益。侯有一颗不肯不尽心的心，所办之事没有不适合百姓的。’燕山尚未知道的，是其他事务与城墙、册籍相比，大体也都相等。百姓赞颂他的才能，算到去年冬天，任期已经满一个月了。即使在深夜进入衙门，也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不当之事。审查册籍，不把常例当作借口；听理诉讼，不收取罚金。百姓认为他守节，做官的道理清廉、谨慎、勤勉三项，他兼而有之。县中人有享受利益的欢乐，又感念东城使他们获得这种欢乐和利益的德行，那么这篇赠文，难道不是感情不能停止、出于公心而不是阿谀吗？两位老人又把历任县令与今天的东城相比较，说：‘那些人已经过去了，他们的政声和污迹仍传播在人心和口头；像今天这样，侯与先贤并列，难道还能说县里没有这样的人吗？如今确实有了。使百姓从倒悬般的困苦中解脱出来，安置到安稳的生活中，百姓是不能忘记他的。应当憎恶他的恶行而彰显他的善行。’两位老人的话，令人凛然，警戒之意确实存在。应当经常把这些话放在眼前，如同面对师保；这对那个人有益，因而也对他的百姓有益，实情正在这里。感情在这里，义理又更加重大。《诗经》说：‘高明盛大而获得善终，善终又有新的开始。’因此我答应他们请求，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祝贺。《赠东梧马侯荣奖序》圣明天子每天都在为天下寻求人才，官职只求设置完备。事情不能在天下建立起来，难道是天下缺少才能吗？古人把才放在德之后来谈，今人却舍弃本心，另外自命为才。以不才冒称才能，若上天子追究，也只是使那个人自受治理，而不是追究他所谓的道理；天下因此受害，实在太严重了。世俗习惯这种错误，道术因此分裂，而处在中流、能砥柱其中的人，实在难得。隆庆三年秋，我从北方回到海上，乡里人都称誉东梧侯。人们说他丝毫不沾染，面对权术和苛急之事，机变之事虽然可以利用，他却不肯这样做。他的德行似乎又不满足于他的才干，我心里感到诧异，但还不能判断他内心的志愿究竟如何。如今已经过去四年了，我从侯的月旦评中所得知的情况，侯所听闻的事情一天比一天详细，也一天比一天得到验证，于是才知道侯独自看见了本心，不被世俗牵制；他并不是为了在一时显得奇异、在一件事上求取名声，所以不能用通常的‘才’来说明他。明心见性，如今天下士人动辄排斥佛、老，却每天流于机巧、变诈，没有人回头；纯白之心不能完备，精神也不能安定。佛、老尚且以此为羞而不愿称道，世人鄙陋它而不肯实行，侯却先立定根本，独自认识本心，与世俗见解大不相同。人们误以为这种道理对于世事没有作用，却仍有人认识到它。侯处理政事、面对百姓，都能回应他们的本心；有所规划，也有所节制；讲求诚信，修养和睦，使百姓止息争斗而不显露虚伪。这既是佛、老所说的心，也是我们儒家的法则。他内在保存浑厚纯一的本体，外在又不失随时应变的作用。以至诚面对下属，洁净自身而推及万物，古代圣王使内在与外在相合相通，建立纲纪、化育天地、治理人物，内心与实际作用不相背离，侯差不多做到了。处在今天的时代，有像侯这样的人，难道是轻易能够得到的吗？天地万物各有充分的本性，把这一点推广施行，天下的事情就都完备了。《诗经》说：‘谁将向西归去，使我怀念他的好消息。’我曾希望侯扩大器量，充分发挥才干；保持本真，破除天下的虚伪，以回应天子求才的心意；等到年老归隐山林，再奖掖侯而推荐他，只是未能做到。燕山杨公奉命表彰侯，知道侯的才能还没有完全表现出他的德行，因而借学友师生的请求，彰显明显的、阐发幽微的，为侯写下这篇赠文，也用来坚定侯复兴古道的志向。

译《寿顾母何氏八十三序》天地之间，和气招致祥瑞，乖戾之气造成灾异，这是必然的道理。但什么样的和气最大？回答说：孝敬父母最大。人能孝敬父母、友爱兄长，那么他的内心就和顺；凭借这种和顺的心，八方天地都明朗地像在我的门内。一个和顺之气所感召的力量，天下可以做成的事情就都在其中了。我曾从弘宇顾君家庭的事情观察到这一点，他家的和气，难道不是聚集在一门之中吗？弘宇的母亲何氏，辅助丈夫、侍奉婆母，完全尽到了妇道，首先使自身更加和顺了。天地间和气所带来的祥瑞，本来有时会与事情恰好相合，因为内心和外在行迹同时具备。有时又不是这样，只是内心和顺，而外在行迹未必相同，为什么呢？内心可以说和顺，但内心未必一定表现在行迹上；行迹也可以说和顺，却不能因此兼有内心。韩昌黎说，欧阳詹舍弃早晚奉养父母而来到京师，他的内心是想有所成就，使父母感到荣耀。即使他的父母内心也是这样想的，欧阳詹在身边虽没有离别的忧愁，内心却不快乐；欧阳詹在京师虽有离别的忧愁，内心却快乐。太孺人开始到建安接受奉养，母亲在上面和顺，儿子在下面和顺，这一点不用说也明白。她的长子曾在浙江学校任官，如今是澄邑县令；儿子在数千里外做官，母亲留在安成，彼此相隔，似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违离了。然而太孺人希望儿子以道德济助四方，不希望儿子只在膝下侍奉、为儿女尽温清之礼；她训诫儿子不要剥削百姓，不要谋求自身利益，对上不要辜负君主，对下不要辜负所学，不要因为老妇人而挂念。顾君朝朝夕夕都按这些训诫行事，仿佛面对看不见的母亲、听不见的声音，恍惚中如同母亲每天都在上面临视，自己每天都侍奉在母亲身旁。像这样，慈母的训诫和顺之气便兴起了，也将用来造福澄县全县百姓。有这样的儿子，母亲内心确实不能不为此欣慰。古人所说父母俱在，俯仰无愧，是君子的三种快乐中最重要的一项；母子心意相合、彼此感通，和乐融洽，即使相隔千万里，也如同每天相见。天下的和气，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澄县的士民和属官说，弘宇君在这里成为祥瑞，是有来由的。万历甲戌年春正月九日，是太孺人八十三岁诞辰。她提前请我写文，记录这一时的盛事。我母亲太恭人今年八十四岁，一方面因此欢喜，一方面又因此忧惧；听到这番话，不觉神色有所触动。平治天下，除了我还能有谁？孟子的志向，我还没有能够超过他。我的修养和发扬，不过是守护先王之道，出门友爱兄长、入门孝敬父母，以等待后世的学者；亲爱亲人，尊敬长者，使天下太平，道理没有超过这些的。我每天侍奉老母，与顾君一同衰老多病，再没有余力为天下操心；愿如风从火中产生，保守长久而无疆的一生，这些都一并寄托在顾君身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九日〕 因此，半轩的父亲严州教授，以及祖辈后代，都能前后相继、光耀门楣；伍祖姑的家族也同样如此。有严君这样的世代人物，顾氏长久地发扬祥瑞，不必再多说。正月的吉日，酿造这春酒；母子相隔数千里而彼此相念的情意，特意写下这一时的和气，作为祝贺长寿的礼物。《赠顾肖坡荣奖序》从前李平、廖立被诸葛武侯依法废黜，却终身挂念武侯。武侯去世后仍仿佛活着；平素受过他的恩惠，后来有所牵连的人也没有受到伤害，就是这个道理。武侯为什么能得到人们这样的感念呢？习凿齿说，武侯如水如镜，公正无私。观察武侯，不必只从恢复汉室的心愿、开创济世的功业去寻求；仅凭武侯不被人忘记这一点，武侯作为帝王辅佐之才就已经完全表现出来了。天下凡是章程法令，有时可以凭声音笑貌在一时之间造成影响；但以心感动心，不等我开口便能自然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勉强能够做到的。肖坡顾君在隆庆六年冬任文昌县令，任职一个月就有兴工筑城的工程。张生世望因为丁粮问题争执，不能得到县令同意，便改用土筑，工程两个月完成。一时间，巡抚、按察及司道等官员认为筑城是肖坡初任的政绩，交相奖赏他。人们的心意相同，张生有一天代表郡县士大夫的意思，请我写文赠给他。三代以后，人心多有私怨，彼此攻击，因爱憎而毁誉；这种言论不足以成为可信的判断，已经很久了。张生说：‘肖坡丝毫没有从百姓那里沾染私利，处理各种事情都能迎刃而解，就像庖丁刚把刀刃磨利一样，没有超过这种程度的。只是他的性情刚烈急切，兴建城墙时用法过于严厉，百姓不能同他一起谋划事情的开始，不过如此。’ 除此之外，他慈祥和蔼、平易近人，政事就像初任时一样充沛顺利。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百姓享受深厚的仁德；肖坡的外貌与内心、政事与为人，称述一件也说不尽，大体不出廉洁、明察、谨慎三点。’这与我所听闻、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各位士大夫的意见没有不同。成阳君困处于齐国时，秦太后替弟弟魏冉谋划，收拢并安抚困窘之人，秦王听从了她，最终五国合纵之事得以不废。战国七雄时代，办事成功尚且依靠权变，这些暂且不足称道。肖坡气性刚正、操守坚定，筑城时土工不论豪强还是贫弱一视同仁；清理南溪买犊中的欺诈之事，凡是抑制强者、扶助弱者，即使豪门群起阻挠，他也不顾惜。至于刚强不屈、敢于抗争，他向来如此。难道说：‘一个儒生只要能够运用口舌，凭升迁和利益的得失，便能借此击破官吏的傲岸，用纵横捭阖和虚假恭敬取得他们的心吗？’肖坡不是这样，张君读书为儒，也不是这样。大体说来，肖坡能够得到张生如此敬服，是有根本原因的。武侯有淡泊宁静的学问，所以才有李平、廖立的感念。李平、廖立感动的是武侯的心，而不是武侯的事情。以心感心，所以能够终身不忘。武侯终身不忘他们的德行，张生称颂县令，总说：‘秋毫无犯，秋毫无犯。’那么肖坡的内心使张生折服，难道不是有原因吗？干阳、坎水背向而行，于是有了天渊般的隔绝。肖坡应当做到诚信不疑，张生又以安定守正来回应他的命令。他的仁德重大之处，在于顾君使一县百姓都能长久依赖。关于这些事情，实在不能不说。既然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就把它写下来，作为赠文。

译《赠顾弘宇荣奖序》曾子说，君子依据德行来爱人，小人则以姑息来爱人。华美的棺材席，有取于大夫的话，却不能取信于旦夕之间改变的说法。石头尚且仿佛有生命，我却把它当作能治愈疾病的美好之物；这种毒害反而更加多。君子爱别人，君子也自爱，道理大概就是这样。弘宇顾君由乡试荐举，接着改任澄邑县令，仅任一期，巡按燕山杨公便发檄文奖赏他，称赞弘宇能够胜任官职。乡里的老人等依照惯例请求我写文相赠，仁爱地养护百姓、以义理教化百姓，足以称说弘宇君的地方很多。澄县百姓有句话说，弘宇君确实无愧于今天的县令。宋儒说，伊尹、吕尚的道，即使得到治理一个县的机会，也可以稍加施展。就是说，君相把天下当作父母来养护，郡守县令把一方百姓当作父母来养护；区域大小虽不同，责任却是一样的。一个人有罪，便像是我使他陷入困境；一个人饥寒，便像是我使他饥寒。这种责任岂能轻易称说？何况如今天下士人舍弃实行道术、践行志向的道理，只希望通过应举为家族增添荣耀，做官则只图自己的利益，心想‘一定要做官’，于是不得不随从这种世俗套路。圣贤进入仕途的道理，本来一日也不能忘。若实在做不了官，借口所做之事不妨害义理而随俗，也可以。唉！如今所谓随俗，难道还是古人所谓的随俗吗？士人一旦入仕，举止、言语、沉默和行动都与百姓相关；这些举止言语行动也都可能成为百姓的负担。他所做的事情和内心所存的志向，已经不只是未做官以前失去自我、却与别人无关了。除去柴薪、马匹和俸禄之外，若拿一丝一毫供自己使用，拿一丝一毫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免不了因这一丝一毫给百姓造成祸害。除去门役、皂隶和胥吏之外，若役使一个人供自己差遣，收买一个人满足自己的私欲，也免不了因这一个人给属下百姓造成祸害。仅仅一个人、一丝一毫，已经不是做官的正道，也不是仁爱百姓的道理。何况每天积累一丝一毫，积成千百丝毫；积累一个人，积成千万人呢？文王看待百姓如同看到他们受伤，仰望大道却担心自己还没有看见；他治理岐地的政绩，天下没有可比的，古今也没有可比的。况且只是以百姓受伤的心情来观察他们，若拿它与岐地的政绩相比，连一二分也达不到，那么应当怎样看待呢？圣贤之道，应当因人而自我考察；方人曾说，居于自身而按圣贤之道自我衡量，不过是从今天开始。如今是非颠倒其中，人们自以为正确，却无法进入尧舜之道。借六艺的文辞来掩饰奸言、扰乱正道、丧失真实，这种事情哪里数得完？听信这些话，会使人昏乱迷惑；出入进退反而不如相信自己本心的真实，相信圣贤之道才是正确的。荆公执拗，认为不必顾虑人们的议论；处在今天的时代，这一点也有可取之处。弘宇君的志向高出伊尹、吕尚之上，如今在澄邑稍加施展，正把能够实行志向看作幸运。我也庆幸圣贤之道在今天仍能因此得到彰明。文王看待百姓、仰望大道，姬旦谦让而不自居为功。处在弘宇君的位置上，您应当以此为法。东莱说，狼瞫那样的壮烈，难道是低头奔走、乞求怜悯、向人求取声誉的人所能做到的吗？我对顾君也这样说。因此，澄县百姓的话暂且不必再说。君子依据德行爱人，我特意把这些可以作为规范的事情写下来，作为赠文。《贺兵宪见庵陈公荣膺三朝锡命序》先王有至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用来使天下顺服；他们所敬重的人少，所喜悦的人多。我的祖宗沿用这一道理，万历初年，天子率领祖宗所行的制度，嘉惠内外，于是下令内外臣工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官职封赠父母，并且及于配偶。从前考核官员的升降、幽明，大计群吏时，没有功德而玷辱官常、不能成就父母荣耀的人，不能享有这种封赠。如今见庵陈公得到这样的恩命，大概是荣幸地承受了三朝的诏命。公世代是闽地长乐人，受封的父亲、太夫人又奉到玺书；他们戴着高冠、拖着绣服，族亲举杯庆贺，国人也遥遥为见庵公感到荣耀。衞指挥某某每天把这件事向我诵说，请求我写文祝贺。我想，士君子立身于天地之间，谁不希望父母能够偕老，同时使自己身佩金章紫绶、承受天子的宠光呢？如果自身德行不足以使天子喜爱，因而也不足以使父母喜悦，那么光裕后代、彰明祖先、使孝子的德行不衰，自己就不能做到。公由进士出身任官，所到之处都在人民中有声誉。我曾读李三州的初稿，其中为公所写的赠文，把公一生的品行事业写得仿佛亲眼可见。公能够胜任官职，不必等到今天再赘述。善终又有新的开始；愿公彰明功绩、光大事业，在世间发扬美名，以显耀父母，这些正是可以对公所说的话。东坡氏说，才能充满天下而事情却不能建立，天下所缺少的不是才能，而是气概。气概所到之处，无论事情大小、身在何方，都没有不能成功的。这次公担任我琼地的兵备，刚进入辖境，正值盗寇首领难以制伏之际；他们依仗招抚而骄横，祸患的机势不可测。人们因此观察公，但还以为公只是秀才出身、任的是空有文名的官，没有胆略，与一般人没有区别，所以怀疑公。公一声呵斥之间，群盗豪强都丧失胆气，低头接受约束；把那些处在汹汹水火中的人安置到安稳的生活中。公凭什么得到这种不同于常人的称誉呢？人们只是因为看见公使盗寇如同见虎一般畏惧；公却凭借自己的才干和气概，把大事看小，并不把它当作虎来对待。天下若没有大事，当然无须说；天下若有大事，除了气概超过常人的人，还有谁能够办理呢？《诗经》说：‘孝德引导辅翼，四方都以他为法则。’那么公之所以能够承受总领百官的禄位，显扬父母，以承受王者的恩德，把这种道理贯彻施行，在内心便没有愧怍，在外在行动上也没有遮掩，其影响难道可以限量吗？国人列举他的政绩而称颂他，例如革除摊派壮丁，官府应当承担驿传丁粮，使原来不均的民壮负担恢复均平，这都是百姓的利益。我这里只特别谈海上盗寇的事情，因为它意义重大；如果沿海各卫所都这样布置，盗寇便不会有所畏惧。若气概不足以守御，才干反会因此受到牵累；像公这样做，很少有不能成为榜样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因此把这些写下来，作为祝贺。

译《赠养斋蔡太守抚黎序》自开国以来直到今天，谈论治理琼州的人，必定把治理黎人作为一件紧急大事，然而最终没有谁真正能够取得治理黎人的成效。孟子说：‘极其真诚却不能感动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龚遂凭此安定了渤海，张纲凭此说服了张婴，最终都能使对方心服而止息祸乱。何况黎岐一带，质朴而有文饰，机巧而多变，我们中国人不知已经经历了多少次变化。自天地形成以来直到今天，那里还保存着太古的风致；重承诺、守信义，即使死也不改变，这种天性的真实，难道唯独那里还保存着吗？他们动辄用弓箭刀刃相向，自古以来就有记载，大概是把弓刃当作报仇的工具，不能亲自到官府门庭来申明是非；曲直之争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形势造成的，并没有别的用意。如果能够开导他们的心，剖明他们的不平，他们没有不听从的。我曾说：‘只要依靠人心，小事可以止息争斗，大事可以使彼此沟通。’把十道之地设置为郡县，使百姓登记入籍，经过百千万年也没有不可行的。所遗憾的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人难得其人。又加上赋役繁重艰难，官吏刻薄削夺；他们自认为真诚，我们却自认为他们奸诈，这就使他们的心灰败，阻碍他们前来归附。极其真诚难道真的很难吗？它本来就是能够感动人的。我只略微开启这个端绪，说到可以从实际政事看见的，我在养斋蔡侯身上看到了。我曾考察蔡侯在澄海时留下的声誉以及在崖州初任时的政绩，大体都是按真实情况办事，依据人的质朴本性；内在以诚实修养自己，并希望达到至诚。这与那些装饰外表、学习欺诈、专门追求高名的庸俗官吏不同。既有这样的涵养，也有这样的施政。当时正逢侯任职不久，抱宥四村发生仇杀，旁边村落也跟着效仿，祸乱和事变的势头逐渐蔓延。侯只带一辆车前往劝谕。侯相信自己的真心，士民中从未有人能够预料到侯会这样做：他近处不说‘事情凶险不可测’，远处不说‘瘴气有毒不能前往’。这是一颗怎样的心啊？他把曲折的事情逐一说清，把不直的事情逐一理直，不过几句话，最终就取得了他们的内心，平息了长期的愤恨，使怨恨转为欢乐，各村恢复原状。这件事与张纲、龚遂先后所做的没有不同。既然如此，难道不应说是我们自己没有诚意、诚意不足以感动人，反而说黎人强悍凶猛、不能驯服吗？古人所说的情形真是如此吗，难道可以相信吗？由小推及大，如果州县之中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又不妨碍他们登记入籍、安居生活，那么郡县之中就没有难办的事情。我曾认为黎人不向着我们，原来是我们没有办法使他们向着我们。他们的动乱，开始于州县百姓，后来由不良官吏长期助长造成。黎人的势力本来不可能到达州县，但如果主持曲直的人不能剖析他们不平的根源，只想让他们不要闹事，那么他们得不到公平，便会以举动来发泄。嘉靖年间两次出动勤王之师，我不敢说‘出兵没有正当名义’，这应当归罪于太守不能妥善处置，而不是那些人的过错。我曾想抓住侯今天的功绩，破除前后关于黎人的错误议论，作为郡县逐步开通的开端。一天，崖州士民拿赠言的事来问我说：‘我的意思是，这件事虽然还不能成为千万世的大功，但使人心和情意得到启发、归向教化可以成为先兆，大概就在这里了。’《中孚》卦说豚鱼吉，九二的象辞说：‘它的子孙和顺，这是内心的愿望。’诚信先于言语，不用说话也能使人信服。在变诈的世道中，能够有像侯这样的人，黎人得以舒展、表达本真的情性，百姓和士人都能安适，这难道是轻易能够得到的吗？如果朝廷能够减轻赋税、减省徭役，承宣布政的官吏能够返璞归真，举荐蔡侯来办理这些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可行。单车前往劝谕的事情，侯已经能够做到并且做到了。权力不在侯手中，而侯等待时机，这是形势使然。刘安劝谏不要攻伐闽越时说：‘用十万军队，去承担一个使者的职责。’蔡侯以一个使者的职责，承担了十万军队的作用。回头看庚子、己酉两次大军出动之处，荆棘已经丛生。崖州直到今天生气仍未完全恢复，情况怎么样呢？情况怎么样呢？防患于未然、及时迁徙薪柴的功劳，确实是能够感动物情的道理，侯全都做到了。因此我不推辞，写下这篇序文。他劝谕、抚定黎人的始末，月份日期都详细记载在周贡生的实录中，这里不再赘述。《赠参戎以吾晏公改西海序》琼州独处海中，对外通达闽、广，邻接各番以及各种不逞之徒；顺风扬帆，一息之间就能抵达州县城下，掠夺百姓产业，施加毒害。百姓仓促之间来不及谋划。万历改元，参戎以吾晏公奉命执掌军务，专门负责保卫防守，随时根据变化采取权宜措施。琼人对此感到庆幸。不久，惠州、潮州的盗寇迁移巢穴而出，不安于东部沿海，又在西洋兴起事端。海上风涛和倭船一如往昔，彼此依靠声援，形势必然如此。督府石汀殷公估量形势，亲自担当多事之局，面对海洋反而更加勇敢。有关人员上奏请示，天子准许此事，把洋海以西交给公调度。海南卫指挥某某、千户某等想到如果只向北驻守阳江，终究不能避免在一年半载之间发生问题，于是请求我写文相赠。我想到各位的意思，对他们说：自从倭夷成为祸患以来，我国不逞之徒也借此而起。大概从嘉靖年间他们试探台州、宁波开始，来势突然，志得意满，至今已有三十年。凭天子的威灵、中国的广大，直到现在竟没有一个人建立功勋、奋发作为，荡平海上的妖氛。原因起于留恋官位、因循世俗，内外都形成同样的风气。内无以国事为重、专一不二的忠诚，面对变乱、应对战争时，又不懂司马、孙武、吴起关于虚实、避趋的法则；对于生死、利钝，只说这是命运，推给武人，自己却没有人去讲求。他们结党营私，像瓦片一样杂合，冒充权势、借取声誉，除此之外便没有听说过什么了。三年来，我以以吾的相貌来接待他，以以吾的言语来听察他。他将要有所作为，一向以大体报效国家；可是每次有所行动，都被军务牵制，心中焦急，始终不能如愿。让军队安然经过，接连取得斩获，算到今天，也已经比前人建立了功绩。然而如果不是公称心如意地施展才干，这些还不足以替公称道。公先前在浙江任职时，督府赵剑门、温张侍御都特别看重公，听到有关情况后向上奏报说：‘公敬慎而有谋略，沉着坚毅而有才干谋略；办事实在，专心求得成功；谋划取得全胜，不让敌人果敢地抢先，不采取观望的计策；平素熟悉夷情，精通水战；忠信足以感动人，恩威并用而能得到士卒。’把几位公卿的话参照起来看，就能看出公的美德了。《诗经》说：‘不只是这个人好，他的内心深沉而充实。’那么消灭妖乱、安抚海岱，面对今天的危局而集中注意力，除了公还应当托付给谁呢？人如果不把生死利钝放在心上，不削平原则以容纳私欲，不冒领功劳欺骗上级；从前认为可以做的事情，如今看作虚妄；悔悟过去无益的心思，澄清气节、振作刚劲、汇聚义理，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可作为的事情。人的弊病在于只有外表而没有内在，内在质朴却办事仍依据欺诈；既然知道如此却不同它相合，怎么能实行呢？公一定不会这样；我若告诫公而不据实说明，便是出于嫌避忌讳、夸大谄媚和轻薄。因而写下这些话作为赠文，以尽各卫所官员的心意。

译《赠恒所刘侯膺荣奖序》天子在上，天下没有一件事物不是希望它进入我们使百姓生存、保全的范围。巡抚、按察、藩司、宪司，总辖海内外事务，已经有相应的人才了。郡设置太守，县设置县令；既然有这些职位，就必定有适合的人选来承担使百姓生存的责任。根据天下田野设置官职，是要让官员成为百姓的准则。时间一久，法令松弛，进入仕途的人便只盘算自己的身家，谈论自己的利益。我们琼州远在万里之外，京师和天子使百姓生生不息的恩泽流布到这里，阻滞尤其严重。刘侯刚进入辖境时，距今已经一百年了。想到刘侯温润如玉，有见识的人说，他能够改变人心以消除厄运，不辜负天子使远方百姓生存的恩德，这与从前的官员不可同日而语。到任满一年，节约用度、爱护百姓，果然如有见识者所预料。督府石汀殷公采察民情，奖赏他说：‘处事安详，平易近民；听理诉讼没有冤屈，催收科税也做得好。’评定他的品行，如同考察弟子员一般，感到庆幸，便到我这里请求写文相赠。这些在侯治下的弟子员，都是把求得生存保全的希望寄托在侯身上的人。他们对侯使自己生存的希望很深，因此对侯所承担的使民生存之责也必然要求完备；一有不足，生全百姓的道理便有缺失了。请让我说明这一点。朱晦翁说：‘具备这种生存的道理，自然便有恻隐慈爱的心意。’人与人之间没有不相爱的，何况如今又有治理百姓的责任，爱护百姓正是官员的职责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然而做官面对百姓，得失、毁誉都掌握在人手中；如果因他人的议论而动心，那么我的内心便不能由我作主，只能听从上级、顺从众人。百姓不愿意我所做的事情，我却偏偏去做，无论大小、显著或隐微，都一样。果真能够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因为满腔都是恻隐之心，那么便不会有结交权势、求取声誉之事；这样还能施行得出去吗？如今若有人在夜间接受别人的金钱，人们便会指责他。除柴薪、马匹和俸钱以外的取用，都不是法律所能宽宥的。所谓常例，里甲上下彼此相安，又有什么依据可以实行呢？圣贤所辨析的义与利，士人一入仕便心智昏乱，这是世俗的议论。治理一个郡，就应当把全郡的事务作为责任；治理一个县，就应当把全县的事务作为责任，起初并没有大小难易的分别。如今人们说：‘不明察是有罪的，却没有……’子太叔向子产问政，子产说：‘政事如同农事，要日夜思考；思考它的开始，谋划它的结局，就像农田有田埂一样，怎么能不明察呢？’不公正和不明察都是罪过，两者相差不远；职责在这里，罪过也在这里。事情因小而造成的祸害太严重了，何况小事日积月累而成为大事，单一事情造成的祸害也太严重了；更何况有时一次过失造成的危害还不止于这一件事呢？古人得到官职而在县令任上做官，唯独看重县令，因为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吴临川说：‘禹、稷、伊尹的志向，得到治理一个县的机会也可以试行；至于公卿、太守、县令，只是大小有所区别。’其中仁道是一贯的。事情一旦实行，原则就是同一个；如果舍弃伊尹、傅说所说的道理，县官治理一县百姓，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都是苟且之道。刘侯的志向是安定天下，从琼山开始施行，把内在的根本看得重，把外在的声名看得轻。除了侯之外，没有值得一同有所作为的人了；学师和弟子们都以德行来爱侯。《诗经》说：‘差不多能够早晚勤勉，以永远保持最终的声誉。’说的正是今天。因而推衍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赠文。《汴水寻源卷序》汴梁杞邑的屈氏，自始祖屈让以来，到今天已经十二代了，大约有几百人。汴地屈氏号称瓜瓞绵延的巨大家族，即使亲属关系渐尽、亲戚日渐单薄，仍尊崇古道、修睦亲族；伏腊祭祀、婚丧酒食，都按时举行，从同一本源而来的情谊从未改变。人的感情聚集就快乐，快乐就会使心有所系；天下四海之内，一旦在道路之间相聚，原本并不是昔日的亲人，也不是经过岁月交往而结成的关系，尚且会宴饮谈笑、放意自乐，有人因此感到快乐；何况同宗之间本来有联系，从最初到今天同是一体骨肉，难道没有把彼此联结起来的东西吗？《诗经》说：‘宴饮欢笑谈话，因此有美好的声誉和安乐。’这是感情，也是形势。屈氏自襄垣公起，洪武年间被谪戍到琼州，杞邑的屈氏到此便分成两支。苏老泉在自叙宗谱时说：‘服制尽了，亲情也尽了；亲情尽了，就如同路人。我们之所以彼此看作路人，是因为最初原本是兄弟；兄弟最初，本来是同一个人的身体。’以眉山一地聚集的宗族而言，长公尚且有虽有形势却无可奈何的感叹，何况事势不同、分成两支，又隔着万里道路，要维系这种感情岂不是困难吗？虽然如此，天下能够从中间隔开他们的，是事情；内心却可以跨越百代而相通，能够使他们彼此分离的只是外在行迹；气脉则能够跨越百座城池而相合。屈勿轩是学校中的英才，内心笃守礼义，生长在琼州，妻子儿女都在那里，子孙也有人了，但汴水以北、杞夏故地始终切切记在心中。他的内心和气脉，与祖先宗亲已经没有隔阂了。一天，他起身思考说：‘神交梦会，终究不如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来得亲切。我的内心所存、我的气脉所发，仍遗憾没有可以作为凭据的地方。’想到最初的本源，匆匆踏上行程；祭祀祖先、会合宗族，今天终于不只是寄托在想象中，而是有了日期。士友们共同认为这件事合乎义理，于是作诗相赠，在海门为他送别，因而向我询问写在卷首的话。我内心的想法，也正是士友们的想法。孔子说：‘君子笃厚于亲族，百姓就会兴起仁爱。’勿轩从前与宗族相同，是在内心相同；今天与宗族相同，又能够使外在行迹不违背内心。事情有了凭据，道理便发扬光大了。看到这次出行，孝悌之心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吗？当时惯例是宗族中从军的人设置军庄，未从军的人也置办军庄；往返行囊需要这些作为赠礼，这是厚道，而其中也有实际利益。勿轩的孝悌充满内心，又表现在外，并不在于这些物质。因而我不推辞，写下这篇说辞，也把它告知杞地的人。

译《贺卫赵侯军政视篆兼督屯序》军政按惯例五年考核一次。万历三年冬，忽然传报卫赵侯思梅主持此前的军政事务，军余人员都面露喜色，欣然举杯庆贺。侯的文章送到我这里来询问。事情如果与君主无关，国家如果与州县无关，地方上不谈也可以。但祖宗分封土地、设置官职以来，有谁不能履行职务，竟比今天的武人更严重吗？弓箭的锋利，用来威慑天下；没有武力，国家就难以存在。请让我说明。琼州孤悬海外，内有黎人、外有海盗窥伺缝隙，四面都面对敌人，人们已经无暇顾及其他。文政还能施行什么？燕雀安居堂上，内部没有依靠，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三千里土地，只有十一所卫所，难道就能称为防卫吗？请让我说明。从琼州向北，有十三个布政区域，直到京师，人才济济、官署罗列，其中的困难很难说尽。现在特意就思梅这样一个武人来谈，谈的又是什么呢？这是时代，也是流弊。文臣武将的衣冠，确实已经与祖宗旧制不同了。难道没有上天赋予我们的东西，没有三代以直道自求、以人为师的传统吗？如今天下的事情都由书生办理，书生又各自结党；只是没有天理人心中自古以来可以依靠的重大力量，也没有上天赋予我们的本性。圣人就是圣人，贤人就是贤人，都在自己；即使可以死、可以受辱，难道那些书生能够夺走它吗？战国诸侯争雄时，孟子有‘二者，天也’的说法；以文王为师，便能以大国制服小国、以七国之势运转天下。如今一统王朝的法度，卫所使者掌管其品级；品级有五等，便低头听命。难道这些典章律例曾经有过吗？前所未闻。尚且应当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像百花结果吐蕊以酬答造化一样，在眼前有所作为；如果没有清水王作为我们这些武人的标杆，我们还有可以仰望并趋赴的对象吗？瑞平生所仰望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清水；以王者为师而行事，只怕自己赶不上他。名宦和乡贤之中，琼人没有超过清水的。他承袭职务、代理印信，在武宗皇帝初年，那时武人还没有衰败到今天的程度，却已经是衰败的开始。清水先前能够做到的，没过多久，今天的后人竟说不可能做到。孟子说，挟着泰山跳过北海，这确实做不到；清水奉行义理高峻决绝，风采中没有一丝当时世俗的气息。总而言之，只是一尘不染，一点私欲也不容纳。我听说他政务稍暇便阅读书史，绝不染染当今武人饮酒宴食、嬉游结群的习气。他的诗文从不传示给人，是善于读书的人；他没有搜罗摘取章句的劳苦，而是坦然自得，获得本性正直的一面。说这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可以吗？一时屯田政务，军中行动没有一件不是合乎人心的举措；一个人倡导率领，十一所卫所都整肃如一，即使把这种精神推行到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行。《诗经》说：‘虽然没有德行给你，且来歌唱并起舞。’由前面的事可以相信后面的事，思梅给人的恩惠，正应当歌舞庆贺。我从侯身上所取法的，是希望侯像清水一样，成就盛美的功业；不希望侯在没有正义的战争中，只保存温和小惠。侯本来已经掌握印信，总管十一所的一切事务，形势上不能舍弃侯而另行安排。何况侯沉静安闲，资质美好，可以进一步上达；由清水而进入圣贤境界，除了侯之外，难道还有可以寄望的人吗？因此用这些话勉励侯，作为祝贺。人如果元气下陷，就会立即死亡；如果不是乌头、附子这样的毒烈药剂，便无法使元气上达。如今这种稀少而强烈的言论，类似乌头、附子；实际上，和、扁、参、苓等药物才是延年益寿、长久保持视力的药，并不是乌头、附子。天下的事情也只是去做罢了。思梅，不要对此感到惊讶。

译《崖州太守蔡养斋致仕序》蔡养斋担任崖州知州已经两年了。一天，因有防务之事，勒令他退休。这件事出乎崖州士民的意料，学宫弟子员不远千里，到府中恳请挽留他，却没有获准，便来对我说：“琼州距离京师万里，崖州又在府城以南千里之外，是中国版图的尽头。过去被称为荒僻险远之地，山野草莽间才设置州县，大军两次进剿以后，又遭海盗蹂躏。这里只有一个太守，孤臣孽子，刚刚有了一点生存的希望，难道还要夺去吗？《诗经》说：‘昊天不佣，降此鞠凶。’请您说一句话，为他呼吁！”先生为此谋划，我只想到蔡侯是从澄海擢用而来的，当时是万历二年十一月。崖州老少逃亡十之八九，这种情形已经二十年了。如今盗寇的船帆稍稍收敛，然而一面是黎人，三面是大海，驻兵只有千百人，又不能说敌人一来便有准备，有了保障就无忧无虑。事情尚未稳定，百姓恢复旧业很困难；在安抚养育、招徕流民方面，蔡侯没有不竭尽焦劳之思的；在综合治理方面，也没有不极尽筹谋的。没有耕田的人，却仍保留从前的赋税，蔡侯便减缓其中两成，只征收一成；凡是事情不能自主办理的，都应当公正体恤百姓，处处加以调停，大多如此。百姓倚仗他而得到安宁，就像大旱之后降下云气虹霓；百姓喜爱他，绝不是偶然的。其中尤其伟大的，是四个村子的仇家彼此激怒，他竟径直到敌巢去晓谕，使人防患于未然，一州因此安宁。庚子、己酉年大军十万出征，他既有功劳，也有因此造成的损害，这些还不足以拿来责备蔡侯。一时之间，山岚瘴气的忧患被说成疾病，不能忍受事务的顽固难治，便把这些说成是为百姓而做，又因此得到毁谤。君子竟相信谗言，还有比这更冤屈的吗？百姓和士人愤恨他得不到公正，因而发言；但他们想到自己谋生的艰苦，受到剥床及肤般的切身刺激，便在蔡侯身上激发出来。宋代苏洵《衡论》有《重远》一篇，是在刊刻《衡论》时写的。文中说：“远方的百姓，即使让盗跖做郡守，让梼杌、饕餮做县令，而上面的人察觉不到，那么现在即使有龚遂、黄霸、鲁恭、卓茂这样的贤吏，百姓的声誉能够传到上面吗？”形势使然啊。不幸生为远方百姓，本来就不幸，又陷于生长在偏远之地、没有办法脱离这种处境；而官员黜陟的制度，又不能得到恰当的执行。太守的佐属因被黜退而离去，本州前些年任用各学宫士人的事情，也多使人感到不平。从今以后，如果又有像蔡侯这样的冤屈，而且比蔡侯的冤屈更严重，难道还能不令人愤怒吗？只是替蔡侯愤怒，却不能使后人得到像蔡侯施行的恩泽，那么小人即使剥毁房屋，这种愤怒又有什么益处？《小弁》说：“君子不惠，不舒究之。” 《巧言》说：“君子如怒，乱庶遄沮。”我这是越出职位的狂妄议论，曾经认为：做官于百姓，而百姓不认为他贤能，即使众口交相攻击，也应当把他和贤能之人同样长期任用，来观察他的表现。明确地说：“不能容许散播恶行；早晨听到，晚上就斥退他。这既是不懂得毁誉、爱憎变化的道理，也是不明白警戒一个人以警戒百人的方法。”我太祖取得天下，起于微贱，最后承受天命，是为了警戒邪恶的官吏。在三十一年中，使用严酷的刑典峻法，正是制止巧言、平息祸乱的方法，也是君子发怒的表现。人人心怀畏惧，天下因此安定太平。起初狐疑而仓促严办，后来却姑息宽容，如今正因此坐受牵累。若采用《小弁》所说的“舒究”，实行开国初年的法令，上面掌握审察形势的权力，下面又有熟悉吏治的官员，百姓也安于其法，就更能使远方百姓摆脱憔悴困苦。圣明天子若能俯察百里之内的情形，恩泽便可以施行，使他们脱离困境。这件事在朝廷诸位君子那里，还请加意考虑；我因蔡太守而深有感触，所以冒昧说到这里，以等待裁决。申文。交印文。淳安县为交付印信一事，依据本县知县海瑞的关文：卑职六月间听说有调任官职的公文，直到现在还没有奉到札付。近来七月又听说盐院袁某弹劾卑职，但随弹劾而来的命令也没有收到。君子难于进取而容易退处，但在去留之际，也应当分辨清楚。听道路上的人说，近来的规矩是凡被弹劾者都必须自行退避。卑职自我思量，自从得到官职以后，每每发誓：上不辜负我的君主，下不辜负我的百姓，中不辜负平生所学；一文钱也不取，终身守持。如今一切应当办理的事务，到离任之日应当和初到任时一样，或许不必因为嫌疑而自行退避。即使事情牵涉朝廷，宰相待罪，过去也有这样的说法。卑职如果要离任，必须交付印信，交清仓库钱粮；交付的一方要有明文凭据，然后才可以办理，接受的一方也要有明文凭据，然后才可以承接。过去承乏任职，是凭着我皇上的命令而掌管知县事务。如今还没有奉到命令，难道可以暗暗离去吗？卑职现在正处于去留的关头，烦请转报有关上司，迅速下达明确指示，使卑职有所凭据，或罢斥、改调、勘问、退闲，唯听从法令办理。为此拟定申禀文书，谨此呈报，伏乞查照详示施行。申报军门吴尧山，并请守道、巡道改招的详文。赣州府兴国县为土豪大户欺骗买木银两、反而殴打抢劫一事：因为本县审问张魁、张豹等人的案件，反复查考前后情节，拖延数日，极其详细慎重地审查。考虑到张魁、张豹自称是张尚书的公子，恐怕官舍中会留下后话，所以比审理普通百姓的案件更加谨慎，再三审问，事实确凿，绝无冤枉，便申解本府，防止误问，拟定为不应得罪。后来张魁又向分巡道申诉，本县仍认为他没有真正服气，或许另有原因，于是更加详细访查，见到人便询问，因此可以看出供词和申文没有丝毫冤屈，所以另具文书申报军门、分守道、分巡道以及赵推官。如今赵推官却又另行审问，今天卑县有不得不说的话：百姓的冤屈太深，全县的人都不服。张尚书的书信，没有一个衙门不反复投递；经过赣州的士大夫，没有一个不请托为他们解脱求情，不能全都把这些请托当作公事来处理。然而张尚书住在南昌，张豹犯法是在兴国县，张尚书即使有神明般的智慧，怎么会知道一千二百里之外的事情？张魁、张豹如果果真是张家的人，投靠权贵豪强，正是要凭借权势欺骗钱财。出了家门便行欺骗，这是常情常事。古人说审案贵在最初的供词；张尚书远在南昌推测的话可以相信，本县申文却没有一个字可以相信；本县申文没有一个字可以相信，张魁的诉状则没有一处一笔不是招认虚假。

译本县任官已经很久，知道衙门中的积弊，到任以来一直留心察访各人。如今若说他们完全没有收取分文，未免近于夸张；但卑职私下认为，即使万一有这种事，也不至于像张魁诉状所说的那样。况且张魁、张豹在县中气焰可怕，皂隶叫他们，他们不来；不叫他们，他们却又突然闯入公堂辩说。他们原本摆出官舍的气派，很少肯同犯人混在一起，难道肯给人银子吗？如今纷纷而来的书信，张魁、张豹早先本来就有这种意图。既然有泰山可以倚靠，为什么还要剥开钱袋给人？本县厌恶他们蛮横欺诈，张魁、张豹知道这一点，所以供词和申文都出自本县的意思。他们也深知这一点，便给书手银子以求脱身；各种罪行都一一招认，极力制造冤屈，这就是本县和全县人都不服的原因。考察事情经过，造成部院误批准许的，是赵推官；造成赵推官错误审问的，是钟齐朝、黄春槐。黄春槐愚昧幼稚，儿子又胆怯，权贵的言语出入，不足为怪；钟齐朝靠积累牙行之利致富，如今又托词观望，上司出于不得已，罪责在赵推官。对这种巨猾老奸，难道可以轻易放纵吗？张魁、张豹得利而去，然而他们是南昌人氏，并非化外之民，王法和制度不能不及于他们。上司的职责重在铲除强暴、抑制暴虐；本县权力微小，只能专心抚养百姓、治理幽屈。眼看百姓有冤而不替他们申诉，知道奸情败露却不把它报告，这样上慢下残，怎么可以做百姓的父母官呢？士君子处理政务，关键在于使人心服，而不在于使人的口头服从。今天张魁、张豹已经叩头谢恩而离去了，但他们的良心一旦显现，心里和口头彼此相应，未必没有另外的说法。元规、元雍已经交银服刑了，但他们的母亲、子弟、兄弟在家中为他们哭诉冤屈，邻里亲友在街巷乡野为他们怜悯申冤，未必没有另外的议论。法律可以施用于平民，却不能施用于乡宦，世俗有这种说法；但按照道理和法度，并不是这样。有官职守责的人，不能同世俗一同谋划、遵循同样的道路。本县有不得不说的话，因此再次备述原委具文申报，伏乞查照详察施行。留民壮文。赣州府兴国县为军务一事：查得本县额定设置机兵五百五十二名，奉文征调三百名赴大营合操，留下壹百伍拾名守卫县城，其余壹百贰名追缴银两，解送充作募兵费用。既然以机兵充兵，便可以免除客兵带来的祸害；又因机兵的工食银较少，再招募精兵相助，也没有增加赋税的扰害，确实是周全的办法。但守城只在本县留下壹百伍拾名，似乎不便。查得四十年内流贼入境，仓促来到城下，居民不熟悉城池，幸而能够无事，靠的就是数百名机兵。先前奉文只调三百三十八名合操，留下四百一十四名守县，稍有警报，居民便骚动不安，还觉得兵少。如今若又减去三分之一，靠什么支撑？况且军队的声势本来就少；现在增加兵力，士卒便得到帮助，士气壮盛。即使这些人未必个个勇猛善战，但山中有虎豹也能造成虚张声势。以前兵多如今削减，就会失去助长声势的作用而士气衰馁；今昔情势不同，人们也可能因此轻视我们。虽然大营居中，可以应援四面的各县，有警时可以申文求援；然而本县距离府城有两日路程，万一像四十年那样突然有警，居中的大营难以及时派兵应援，贼兵倏然来到城下，靠什么救济呢？如今除去合操的三百名外，还剩贰百伍拾贰名，伏乞暂且留在县中，将壹百贰拾名充作练习佛郎机鸟铳的铳手，其余壹百叄拾贰名充作练习其他器械的兵士。稍有警报，本县便征集乡兵协助防守，这样以前奉文制造的鸟铳壹百把、佛郎机贰拾把以及各种器械，都不至于虚置无用。以三百名合操，对上可以不妨碍本院充实兵力、安定百姓的举措；以贰百伍拾贰名留县，本县也可以避免士卒单薄的忧患。因为奉命要求县中遴选长期操练的兵士，并核减机兵，具体事理不敢擅自办理，所以应当申请裁夺。为此现将缘由备述，另具便览书册，一并具文申报，伏乞查照详察施行。申军门吴尧山便宜五事文。兴国县知县海瑞谨将地方上可以便宜办理的五件事上陈，伏乞裁夺。一、本院到任至今，凡事节省，从前的各种冗费没有不裁革的，百姓已经欢欣鼓舞了。府县官也畏惧法令、听从命令，效法上司，因此民间的用度十成中减去了三四成。然而依卑职看来，仍不是彻底改革、焕然一新的办法。所谓彻底革新，并不是说同一衙门之内，小的事项可以议论，大的事项便可以杀戮；只是要同人辨明义利，划分官府和百姓的界限，使人知道界限而不过越罢了。柴马、俸粮之外，使用里甲一丝一毫，都是侵扰百姓；催收赋税、勾摄人犯之外，差役里甲一丝一毫，便是不能守住自己的职责。应当反复严加训诫，详细加以防范，而且本院和两道也要以身作则。凡是接待客人的酒席、下程，一概不派给里甲。法令和教化一同施行，身教、言教两方面都不违背，就没有不可实行的。‘水清则无鱼’这种含糊的说法，不足以用来对本院之道作解释。如果说辨别分明就是过于刻薄，那么治理之道只须去掉过分之处而已。好比大气症却服用四君子汤，恐怕对百姓没有多大补益。一、卫所的官军只是白白享受俸禄粮饷，完全没有一点用处，不仅南赣如此，天下都一样。百姓既然出钱养军，到了有事的时候，又要出钱另行招募，把平时供养的军队放在无用之地，这种事情完全说不通。本院不是安于常规、墨守旧制的人，到任以来，希望用鼓舞振作使千万人焕然改革。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官军有从前脆弱而如今强健、昂然可用的，这是什么缘故？古人从来没有向异代借取人才，而人的性情气概，也不是从始至终都不可改变。孙子能够教妇人用兵，李光弼进入军营后，经过一次调发，军队精神便增加百倍；看来在鼓舞振作的方法上，或许还没有做到尽善。一、南赣军门直到如今仍为人所称许，从上到下必定都说阳明，除了阳明便没有别的称许。然而天地之间只有这一个天理人心，夷狄和盗贼也同样只有这一个天理人心，并没有两种道理。阳明削平各处巢穴，全靠诈术行事，用来救一时之急还可以；若说这样能够感化招徕，使他们心悦诚服，恐怕就不合于天理人心了。卑职私下认为，阳明功劳很高，声名盛大，大略近似管仲，足以与孙武、吴起相比，但不足以作为本院今天所应遵循的道路。若真能使威势与恩德一同施行，走圣贤的正路，本院当另行寻求。随声附和，不从自己的内心求取，却相信别人的话，是不可取的。

译一、本院到任以来，防范周密，因此衙门各人的各种常规陋习，虽不能说已经全部革除，但已经十去八九。听道路上的人说，内班一个月一换，未免有传递消息、勾通吏书的弊病；不如前任衙门任职时间较久而后更换，这一点本院可以斟酌办理。卑职不知道从道路上听来的话究竟是真是假。一、县官亲近百姓，比起守、巡、抚、按这些离百姓较远的官员，对百姓来说就像家人父子。因此凡事知道得更真实，处理起来也多能恰当。那些昏庸懦弱、不把百姓当作子民看待的，置之不论。若稍微留心民事，即使上司刚明过人，也不容易赶得上。为什么呢？因为远近的形势不同，职位有高低，百姓对官员有畏惧和爱戴，因此有能把实情完全说出和不能完全说出的差别。卑职常见有些事情发生在本县，明明可疑，上司却未必驳回；有些事情明明确定无疑，反而有不予批准的。各县官也常常有事情受到牵制、不能自主的感叹。坏事不能自主，好事也不能自主。由此才知道古人责成县令，并说‘狱贵初辞’，确实很有见地。伏望今后每件事仍责成县官办理；如果县官没有才能，便依法罢黜。若东听西闻，只会助长刁滑风气，损害治理体制，不可如此。卑职就是县官，说这些话似乎是替自己谋求，但道理和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并不是替自己谋求。一、卑职申请用机兵剩余的银两，补助段察院经过兴国县时里甲所用的费用。这是因为县中的惯例：贫穷的里长列在柱下，富裕的里长被推举为柱头。各种费用都凭柱头办理，而柱下只是照数出银。柱头所报的数目未必完全可信。况且这件事中柱头本来没有取银的意图，县中只是想补入库中罢了。事情招供申报本院，是钟河讐告发库子，并不是柱头取银而告发。用机兵剩余银两补助里甲无端支出的费用，似乎可以使双方都便利。若一定要按招供追还给柱头，声称是有用度，柱下又告柱头虚报数目，彼此争扰，将没有停止的时候。伏乞裁夺。招参。陈舜兴人命参语。陈舜兴控告说，他被宁都县富裕恶霸田东曾克▯取走谷物，并殴打致死雇工李福兴，又用大量钱财行贿，藏匿尸体和伤情。防守申报本道后，本道加以驳正，命兴国县检验、审讯、招解。审查得知，李福兴的死如果确实是曾战打伤所致，那么舜兴若要借题发挥、胁迫曾克▯，完全可以做到；为什么直到十五日才争闹，十六日便凭李习科、李文把谷数全部归还，几乎没有难词，也没有丝毫拖延？根据十六日还谷的情形可知，十五日并没有殴打致伤之事。若说十五日打伤，直到初六日才死，历经二十二日，舜兴能够长久容忍而不告官吗？舜兴家离县三十余里，初六日死亡，直到初八日才具状告发，这又是为什么？李习科说十五日争闹时，只有舜兴、曾战二人，旁边并没有福兴，舜兴口供中也根本没有提到福兴。众人异口同声说，福兴初三日到县为李明宪作证，始终像平常一样是个健康的人；初四日省里发回，他到赖国荣家吃饭时才说，今天偶然发潮热，懒得饮食。医生李明▯说初六日请医诊治，是霍乱症。又有克贯把金银首饰托付地方李文，初八日出首告状，所说的都是实情，或许可以作为可信证据。人命案件要以尸体伤痕为依据。近来的民风奸诈，往往捏造遍身乱打的说法，是想在新旧伤痕相似可疑之处混求一处作为诬赖的计策。人们互相殴打时，一时气愤，或许不知道伤在哪里；但打过以后，受伤处必然疼痛，也必然出现红紫颜色，先由皮肤而及骨骸。从未有体外没有伤痕而体内却有伤色的。即使人突然倒死，亲属掰开手足检验皮肤，也必能清楚知道。只说遍身被打，一定是诬捏。因此人命案件应当以原告指出‘某处有伤、某处有伤’为依据。舜兴最初供词说遍身乱打，这是刁诈风气下的惯用说法。后来到本府审问时说拳打心坎、肚腹，在尚未检验以前固然如此询问，他也只说心坎、肚腹。医生说是霍乱，舜兴说心前和腹内疼痛而请医，说明舜兴认定心坎、肚腹是必然受伤的地方。肚腹即使已经消退，本县初次相验时也没有伤痕；到再次覆检时，心坎完全没有伤色，难道不是患霍乱而心腹疼痛吗？舜兴预料这里必然有伤，才这样说吗？况且审问众多证人，都说是霍乱。按民间习惯，医生说村人多用刺手指取血的方法；福兴的手指关节大多呈红色，难道不是因为刺手取血尚未散去造成的吗？左肋第五根骨如果…… 在上节骨头的末端、靠近心坎的地方，出现疑似伤痕，也还可以这样说。如今的紫黑伤色却在前肋末端，推算位置应当在身体左侧，而不是靠近中间的地方。紫黑色凝聚成块，或许是生前侧卧所致，或许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伤害，尚不能知道。距死亡年月稍近，所以颜色还不太陈旧；距死亡年月日较远，虽然骨伤仍然存在，但皮肤上的血已经散去，因此检视时看不出颜色。人情总想求得免除仇怨，既然牵涉人命，相关证人多不肯招认。如今众人都明白见到殴打，不能完全把它作为依据；但原告的口供却可以凭信。原告没有供出的伤处，怎么可以指为导致今日死亡的证据？况且用手足殴打他人，保辜期限只有二十日。福兴死亡已经超过保辜期限，又能走三十余里到官府替人作证。即使确实是十五日受伤，也应是伤势痊愈后因别的原因死亡。原本没有殴打致伤，死亡是霍乱所致，似乎才是实情。徐继人命参语。桐庐县百姓徐继有一个妹妹徐氏，嫁给戴五孙为妻。母亲汤氏借给戴五孙银三两，让他营利。徐继多次索取却没有归还。吏员潘天麒冒充父亲担任里长，负责编造黄册，寄住在戴五孙家。戴五孙遇到徐继，买酒请他，提起先前借银三两的事情，双方争吵扭打。徐继于是失去常态，用石头乱打，把戴五孙推入塘中致死，又用大石头把尸体压沉。案件具状告到按察司，按察司批交府中发帖县审问拟罪。徐氏因通奸谋杀亲夫，拟凌迟处死；奸夫潘天麒拟斩罪；徐继参与谋杀并从中加功，拟绞罪。申报府中解送司里后被驳回。杭州府刘推官审问时隐瞒奸情，改拟为斗殴杀人，拟绞罪。申报司里转呈巡按杨处，获得批准。后来奉都察院招文，送大理寺驳回，发交桐庐赵知县、建德林知县、遂安罗知县会同审理，仍拟徐氏凌迟、潘天麒斩罪、徐继绞罪。到四十年二月，会同巡按崔临府审理，徐氏哭诉说自己已经生有二子一女，怎么忍心让她遭受这种刑罚等语，因而导致驳回。分守道把案件发交府中，再转发淳安县查明参审。查得戴五孙之死，只是徐继因索取三两银子发生争执而将他打死，与潘天麒、潘小毛都没有关系。

译本院批示：建德县胡知县审查究问，已经把事情的全部情状查明了。原先拟定天麒、小毛共同谋杀，尤其说不通。这是极大的恶行、极难实施的事情，也是极不可能对人说出的阴谋。说天麒、徐氏谋划并实行，还可以；但徐氏把事情谋划告诉她哥哥，天麒又把事情谋划告诉他的仆人，如果没有很多钱财用来收买人心、封住众人的口，这件事能实行吗？天麒、徐氏如果果真谋杀，恐怕不会这样愚蠢，竟把阴谋告诉许多人。说徐继一时气愤把人打死，还可以；但说他与妹妹、仆从从容坐下来谋划，这正是天理尚未泯灭的时候。事情若从容商议，就不是为利，而是天理在人心之中，不应当突然到了完全不辨是非、只依从阴谋的地步。若果真如此，因迷恋奸夫而谋杀亲夫，妇人淫乱迷惑，也偶有这种事。但徐氏与五孙已经生有二男一女，丈夫可以抛弃，母子之间的天性和人情却应当使她想到子女，进而想到丈夫。况且徐氏只是打算让天麒纳她为妾罢了。详细审查众证，有人说天麒充当农民，没有参与五孙的案件；虽然贫穷，天麒也并不富裕，两家的产业相差不大。天麒已有正妻，徐氏作为妾，她将来的苦乐还不能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徐氏有什么利益，非要这样做不可呢？会同审查前后情节，只是因为索取银钱而发生争执，打死了戴五孙。天麒、小毛的供词都是畏惧刑罚而捏造出来的，糊里糊涂形成的案件，完全不是事实。方淙争谷参语。淳安县百姓方淙与方希正等人向何孟敦借稻谷三十六石，暂时贮存在他仓房的西头。方天禹等人也都缺粮，向何孟敦仓中借谷二百一十石。因搬运谷物相遇，发生言语争辩和拉扯，导致谷袋破裂、谷物散落。方淙到府中告发，获批查明，已作招供申报，尚未下示期间，方淙又到按察司告发，获准批令县中查实、审讯、申报。其间会同本府批文审查，认为阻拦谷物、拉扯袋子的方天禹等人，似乎有抢夺情形，暂且依照拟议，各赎罪发落，落实收领状后缴送参审。审得当时正值灾荒，方天禹、方淙等人借谷救饥，情势都很急迫。而天禹等人是方淙所属的甲首，贫困尤其严重。天禹等人借谷数目不足，本来应当向何孟敦要求补足才是；却阻拦、夺取方淙的谷物，导致袋子破裂、谷物散失，只知道利己，事情似乎是使用强力所致，并不是良民。然而借主孟敦说，天禹等人第二次搬谷时正好和方淙搬谷相遇，可以证明他们有借契并且已经取得谷物，按原数还欠壹百壹拾伍石伍斗。用铜锣、器械防守，众证都说荒年时防送食谷、提防盗贼，各处大多如此。天禹第一次搬谷时已经如此，并不是第二次搬谷与方淙相遇以后才如此，所以不能说是白日抢夺。方淙借谷时已经防备借谷的人很多；如果把谷运回自己家，或运到别处，天禹就没有什么可疑的了。但他却从孟敦仓房的东边搬出，贮放到西边。方淙料想天禹拿着批文要把谷取完，便急忙搬运，恰好与天禹再次搬谷相遇，情形像是方淙临时夺取了借谷，因此天禹的情形也有可以原谅之处。方淙到府县的状词，以及在县中对理时，完全没有一句提到天禹平素是盗贼、曾被府县警戒；天禹等人也没有平素为盗、受到府县警戒的案卷。天禹等人向来不是盗贼，方淙不是不知道。阻拦、夺取并造成谷物散失，是因为取得的谷物没有达到借批的数目；这种差额，方淙也不是不知道。方河、方卸把人打得几乎死亡，有什么伤证？府状只说打倒，用词较轻；司状却说抢劫并打得几乎死亡，用词较重，前后不同，显然是诬捏。但方淙的情形也有可以原谅之处：饥民求食，双方的情势都很急迫；天禹等贫苦小民尤其急切，一旦拿不到谷物，便以愤怒的言语相加，拉扯不止，这与平日甲首以礼对待里长、贫户谦让富户的情形大不相同。况且袋子破裂后遗失的谷物，方淙坚持说不怕，天禹不赔偿；天禹则自己说是被方淙夺走三十六石，至于漏失了多少不清楚，于是一家人愤恨而归。双方都没有把散落的谷物捡取干净，一半被人得到，另一半混入草土之中。方淙没有地方索赔，因此才发生揭发告状。方淙二十九日在县中对理时，已经自行认输服理。初三日又有司里的状词，方淙说两处都告了，并且是假借他人之手；情节和言辞都过分，不过是希望得到受理，或许也是这种情况。方淙明明有借契，但因为受到阻拦，导致散失的谷物不足数，事情不能完全归咎于方淙。天禹明明有借契，但取得的谷物也不足数，两家搬谷时恰好相遇，事情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天禹。孟敦原来说仓中谷物存放日久，或许有所耗损，没有始终坚持契约上的数目；因此事情也不能归咎于孟敦。各人的情形，都有可以原谅之处。吴吉祥人命参语。建德县百姓吴吉祥与义父吴湘、堂叔吴镧各自居住、分别生活。吉祥到吴湘家做雇工。吴镧上山盗砍柴薪，与吉祥相遇，发生扭打争执。吉祥抽出一根柴棒乱打，吴镧因此死亡。吴湘告到府中，府里发金推官复审。吴澐又向分巡道告发，分巡道批令府中发文，委派建德林知县审问拟罪。吉祥作为雇工殴打小功亲属致死，拟斩罪，招供解送白推官复核。吴澐坚持认为吴湘主使吉祥打死吴镧，改拟吴湘以威力主使他人殴打，拟绞罪，招详巡按杨处并获批准。巡按裴将吉祥改拟为殴打致死，题奏奉命审决。到嘉靖三十六年减刑时，郎中余防审查后改拟吴湘斩罪，吴湘不服，具本申辩，送都察院转发。寿昌彭知县审勘，确认是吉祥殴打致死，申报府中复核。吴镧案件的情状前后反复不一，又与审录大不相同，于是发文委派淳安县会同遂安县再次详细查究、参审。审得吴镧的死亡确实是吴吉祥夺取柴薪后将他打伤所致，历次审查都拟定吉祥抵命，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一案件之所以再次详审，大概是因为恤刑一出，罪犯各自怀有求免的心理，恰好又遇到吴湘与吴拱翠因互相揭发而结仇之后，吉祥依靠吴拱翠，所以极力喊冤。

译拱翠当时应当是现任里长，负责审录；他把一批证人紧急找来，又顾请拱翠代为应对官府，众人便随声附和，借此报仇有了机会，所以当众发誓作证。看拱翠从前一直都说是吉祥殴打，直到与吴湘互相告发结仇以后，才改口说是吴湘所为，他的情形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吴湘设计让吉祥逃走，随后诬指吉祥打死吴镧，似乎也是一种说得通的解释。但审查得知，吉祥孤身一人，完全没有父母、妻子或亲人。吴湘如果果真想诬陷吉祥，凭借邻里把吉祥捆送官府，极力证明他的罪行，完全可以脱身而不受牵累，为什么反而要这样做呢？吉祥说话的口气似乎不是痴愚之人；万一他因听到设计让他逃走的话，悟到自己最终必定抵罪，远逃不返，那么罪责将归于谁？吴湘若一定想把自己的罪责转移给吉祥，不应当采取这种下策。仔细审查吴澐言辞的意思，只是不愿让吉祥这个卑贱之人抵偿他父亲的性命，所以牵连吴湘而不肯罢休；不告发奴仆，却诬指主人以求抵偿，这也是今日常见的人情。根据吴澐只告吴湘，便把它作为案件依据，恐怕仍未得到吴澐真实的情意。所谓设计让吉祥逃走，不过是吉祥走投无路、编造逃避之词；拱翠假造事实来报仇，经过再三审查追究，事实没有不同。吴万人命参语。遂安县百姓吴万有嫂子吴阿伊，有一处菜园，和吴万的住房相近。园外有一道水坑，原来用一块石板铺成桥供人往来。青香挑粪去菜园浇菜，因为石桥遗失，行走不便，便叫骂起来。吴万听到骂声，命义男法才把她拉到家里，吴万用手脚把她打踢一顿。后来方仁等人把青香扶回去，她气绝身亡。案件告到府中，批令分水县检验；又复委寿昌李知县检审，申解本府复审。各犯供词彼此不同，况且尸体伤痕前后也不一致，于是发帖命建德胡知县复核检验审理。吴万妄称先给青香等人下毒，受到巡按崔临府审驳。府中委官再次检验，巡按府批令淳安县公正检究。审勘得知，青香的死是吴万毒打所致，没有可疑之处。只是下毒这一节难以定案。按吴万所诉，说是吴阿伊下毒；但查得吴阿伊年老守寡，只有寡媳和幼孙，外出劳作之人只有青香一人，种菜、挑水、舂米、运柴，百般供使。一天没有青香，就没有人供她们使唤。她与吴万没有深仇，若毒死青香，便等于自断手足，这是绝不可能的事。若说吴万打伤青香，自料她一定会死，便下毒作为脱身计；然而初五日打伤，直到初九日才死。方仁等人初七日把青香送回吴阿伊那里，吴万从自己家到阿伊家有十五丈多的距离，青香能够自己走回去，并不需要别人搀扶。阿伊肯收留青香，说明并没有认为她一定会死。吴万为什么当时就把她看作必死之人？如果因为下毒，下了毒就一定必死无疑。吴万即使能够辗转设法诬赖阿伊，事情也处在两可之间，出于这一端而入于另一端，难以事先料定。吴万虽打伤青香，但她是死是活当时还不能知道。本家义女如果侥幸不死，吴万就能干净脱身；事情还不能确定。既然可能脱身，吴万为什么不求这样做，反而在并非必死的时候设法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呢？吴万毒害青香，只凭冬莲一人的说法。冬莲说分水、建德县的检验没有到官，寿昌县的检验到了官府，她因为害怕刑罚而不得已随声招认。她所说的豆腐花，恐怕也不是可以夹带毒药的东西。阿伊自己说，青香回来时完全没有提到吴万给她下毒；青香如果果真被吴万毒害，怨恨一定很深。县中差役、里递审问时，吴万请求方仁等把青香送回来面见主母，为什么独独没有提到这件事？吴万能够买通里递，曲意掩饰；但送回青香的人都是两家的共同亲属，方仁又是方氏的亲生父亲，众人的口供在那里，或许难以买通掩饰。难道连里递也可以买通青香，使她真心闭口不说吗？审案贵在最初的供词。严州的风俗是普通人家多蓄藏砒霜，用来防治肠虫和毒菜虫；一旦发生争执，便从身边取来服用，因此中毒死亡的比比皆是。本府、本县前些年有服毒而不给埋葬、不立碑文的案例，可知这种风气沿袭已久，犯此事的并不只有青香一人。阿伊与吴万有仇，她自称初八日到青香床前，看见一只碗，心中十分怀疑，便拿走摔碎了。青香初九日死亡，或许就是因此造成的；那么阿伊也怀疑青香回去那天自行服毒。谁知道初五日的毒不是青香自己服下的呢？或许因为服得少，或呕吐出来，所以没有立即死亡。遂安县最初的审问供词，以及里递众人的口供，似乎有可能可信。只是青香自己服毒，没有人亲眼见证，难以据此拟罪。然而按照罪疑从轻的原则推断，说吴万给青香灌毒，是为了设计脱罪，恐怕属于牵强附会，并非事实。由于事情涉及人命，卑职见识浅陋，不敢擅自办理，谨将前后情节以及尸体伤痕一并说明，解送审理。胡胜荣人命参语。淳安县百姓胡胜荣与兄胡胜祖、胡胜佑，以及弟弟胡胜【缺字】同邵时重争夺山地。胡胜祖病死后，胡胜荣捏造说是邵时重将他打伤。本县汤县丞检验时，胡胜荣发现检验没有致命伤痕，便与外甥邵镛共同谋划，买来朱砂调制的颜料，开桶后涂抹尸体，并且还用火烘炙。府中命掌印官再次审问检验，审查得知：凡人被打伤而死，血液凝聚多半隐藏在骨中，只在外表略微显现。严重时血色晕染成紫红色，称为紫色；兼带黑色时称紫黑色；较轻时为红色、淡红色。但血液凝聚在骨中，其红色与朱砂脂粉的鲜明颜色明显不同。有检验经验的人能够辨认。之所以检验尸体时先用酒醋蒸熏、覆盖，是为了除去污浊和伤痕颜色，使伤色容易显现。报告伤痕时又要对着日光，用油伞遮罩；若遇阴雨天气看不清颜色，就改日重新检验。最初打开胡胜祖的尸桶时，头颅上有一片鲜红颜色，离尸桶四五丈远的旁观者都把它疑作朱砂脂粉的颜色。追问缘由，胡胜荣说是汤县丞检验完毕后用朱砂作了批记，封条封住尸骸。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撕破封条查看？而且封条已经撕破一半，眼睛所见的朱砂颜色又淡薄，难道不是三人共同做这件事时，后来自己怀疑朱砂用得过多，便把外面的封皮撕破放进桶中，以便日后解释吗？

译用于伪造伤痕的朱砂和胶脂，又经过火烤，所以即使洗刷数次，盆中的水已经变红，骨头也免不了染成红色。后来用磁瓦刮擦，头颅坚硬处的红色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骨缝的痕迹、松脆粗糙处的红色，仍然留着。然而，朱砂胶脂的颜色和击打造成的颜色，一个隐约、一个明显，一个凝结而死、一个流动而活，两者悬殊，完全可以辨认。村民只是想置人于死地，所以用了过多朱砂，却不知道尸体因受伤本来没有这样鲜明的颜色。若胸部受击，骨头的颜色应当在外面；如今红色大多在里面，这也说明村民只知道图谋诬赖别人，动手时根本不知道这些骨头哪一面朝内、哪一面朝外。两次图审中先后参与检验的人都说，初次检验没有见到这种伤色；但看胜祖尸体的颜色鲜明显著，即使幽暗处也不能遮蔽，眼睛昏花的人也能看见，颜色较浅的地方或许也可以看出。众人共同看到的事实，即使父子兄弟之间也有不能曲意掩饰的地方，初检官怎么能不查明上报？初检仵作又怎么能为了活命而隐瞒、任意加刑？邵胜佑立即吐露实情，邵镛说是为已经争夺产业的仇恨而报复，胜荣、胜佑说是为已经争夺山地的仇恨而报复。初检没有伤痕，后来因为涂抹朱砂胶脂才出现，都是实话。天理存在于人心，终究不容完全掩盖。邵守愚人命案参语 淳安县的邵守愚和弟弟邵守正共同继承祖上传下的一口塘，按年份轮流养鱼。嘉靖三十六年轮到守愚时，鱼多次被盗。八月二十三日夜里一更时分，邵守正约同程周到塘里偷鱼。守愚带着义子邵天保，拿枪到塘边捉贼。程周看到人影、听到脚步声，便背起鱼网逃走了。邵守正被守愚用一枪刺倒，先喊了一声，守愚又狠命连刺五枪，邵守正死亡。第二天早晨，他的母亲宋氏到县里告状。防洪知县审理后认为，如果是误杀，不应当连续刺六枪，似乎是有仇恨。遂安朱知县审问守愚，也认为连续刺六枪似乎不是误杀。寿昌彭知县拟定守愚的罪名，依照同居卑幼引诱他人盗取财物、如有杀伤者依杀伤缌麻弟弟律绞刑的规定，解送府中，转报巡按御史。王处驳回后，分巡道认为供词和案情也不合律，便命府中转委本县重新检验、审查。查得宋氏供词中说有指鱼、看鱼的情节，而邵天保招认偷鱼，按律并不应判死罪。又检验得知死者耳孔中也有塘泥，这与程周一同盗鱼的情形似乎属实。又有人说六个人谋杀一个人，口供如此繁多，怎么可能长久不败露？五个人出钱买通一个人独自认罪并承担财物，真实踪迹怎么可能长久不被外人听闻？况且邵守正的亲兄弟邵守中、守和的儿子邵太礼，与守愚等都是同宗兄弟，住处相邻，耳目相近；经过三年询问查访，毫无可以凭据的证据，那么所谓合谋哄骗、出钱买人认罪的说法似乎是虚假的。盗贼若不被杀死，就必然反过来伤人。至于连续刺六枪，大概也是因为不知道他究竟死了没有，多刺几枪使他必死，这也是情势所必然。守正被刺，难道会没有痛叫？但他只叫了一声，没有说别的话。黑夜中把对方当作贼人，情势危急，荒乱仓促；兄弟之间又彼此偷盗，来不及思考，恐怕不能仅凭一声痛叫就辨认出是兄弟还是别人。既然当场杀死，没有来得及拘捕，就不应当依照同居卑幼引诱他人盗取自家财物而杀伤者的缌麻弟弟律判绞刑。何耀宗争坟地参语 淳安县百姓何耀宗与何孟荣等人共有一处名叫阵岭的坟地。嘉靖二十六年，何孟荣贪图风水，把父亲何民彦的棺材安葬在始祖何环坟墓的右后方。何仲荣认为这会造成葬地分配不均，便向按察院、府衙告状，命令迁葬。何孟荣坚持不肯迁，何耀宗便把祖母王氏的棺材压葬在何民彦坟上。何玄辅、何玄龙也各自把父祖的棺材浮厝在坟旁。何孟荣捏造说众人盗取、毁坏并抛散了各自母亲的骸骨，具状告到按察司。按察司批令寿昌彭知县实地勘查，发现各自另造新坟，扰乱了昭穆次序，便命令全部迁移。孟荣不服，又向分守道告状，分守道批令本县勘问、参审。查得何氏阵岭坟山左边安葬太祖父母，右边安葬高祖父母，共有四穴；已经在其下方开了八穴生坟，正是为日后子孙预先作安排。何孟荣却不遵守分派确定的次序，被风水说迷惑，强行盗葬祖先。自从何孟荣先葬一穴以后，人人都不甘心，然而财力又比不过他。于是何玄辅、何应宗、何玄龙把何民述、何民魁和鲁氏的棺材浮厝在上面；财力与何耀宗相当的，便强行把王氏葬在下面，于是坟墓层层叠叠，形状像鱼鳞一样，都是何孟荣首先葬下那一穴引起的。况且孟荣葬父之后，弟弟何仲荣、何季芳曾以葬地分配不均为由告状，承蒙察院裴大人裁断，命令迁移，并令各家拿出田地贰亩，卖银后合葬父母。孟荣抗拒违命直到今天，何民彦那一穴本来就应当迁移，并不是到了今天才确定。孟荣告称祖坟地有一丈八尺，而他所指的何民彦葬地尚在一丈八尺之内，怎么还能另有何包三等人的地界？况且一块坟地安葬祖先，同一支子孙混在一起，究竟应当分界还是不分界，只有何包三怎能说是自己私买的地？这明显是孟荣图谋占地、独自安葬，所以借已死的何包三之名巧作掩饰。小酉地何澜的儿子何民厚等已葬三穴，何浦的儿子何民述等也已葬三穴，似乎已经均平。若耀宗果真掘出并抛弃尸骸，那么张氏尸骸早已先被压葬在何民彦之上了。耀宗本来没有毁弃张氏骸骨，不必等到族长何玄辅说出“没有这件生人的话”之后才明白。木银三十两，孟荣起初是被风水迷惑，因而背弃弟弟，盗葬父亲；如今得到银子，却吝惜留在自己手中，反而告到官府，要求分派给弟弟共同出资。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孟荣就去做，而且这也不符合原先约定的“已经出钱安葬父亲，弟弟出钱安葬嫡母和庶母”的协议。三十两银子中，还要留下三两作为孟荣迁葬父亲的费用，这恐怕也不应当由别人承担。耀宗不甘心众人应得的地被孟荣独占其利，按理当然应当告官争理。孟荣却在夜间谋划下葬，不让别人知道。虽然没有挖到何民彦的墓穴，却把绳子直接垂下，压在何民彦墓砖上三寸。下葬以后，祖母又压在伯祖父之上，情形都很可恶。那两穴生坟尚未安葬棺材，何耀宗说是与何孟荣的祖先共同修造的，何孟荣却说是何耀宗祖先独自修造的。按察院令两家各自承受一穴，把王氏、何民彦迁入其中。何玄辅等人在阵岭浮厝的棺材，全部命令起迁。再次勘查得知，阵岭、小酉两处的地步已经用尽，今后子孙一律不许再行浮厝、安葬，以免滋生争讼。

译论 出处 君子处世，古人都把“不出仕”称为隐逸，把“出仕”和“隐居”作为相对的两条道路来讲，说不得志于君主，就应当退处隐居，以享受闲逸的性情；一进一退，都可以说得通。这种说法，是由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分别确定下来的。然而孔子虽然有这样的话，孔子一生所从事的事业，究竟能称为隐居，还是称为出仕？春秋时期已经是无道到了极点。齐、鲁、蔡、宋的郊外，孔子车迹往来，终日奔波而不肯停止；当时若按时势隐居的，有丈人、荷蒉、长沮、桀溺、微生亩等人，孔子甚至责备他们“果断而不可改变”“只求洁身却扰乱人伦”。那么，夫子的道又在哪里呢？人出生于天地之间，有耳目口鼻的形体，天地又把万物的本性赋予人。天地以生养万物为本心，人的道理就是把生生不息的意旨完全体现出来。天地之间全都是这种生意，所以君子应当出仕；人不辜负上天和本性，道就在这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也在这里。丈人、荷蒉虽然具备耳目口鼻的形体，却不知道万物一体的道理，只是保持真性、抱守专一，饿了吃饭，渴了饮水，这样保全自己又有什么益处？看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却没有惊惧怜悯之心，那就不是人了。我曾经仰慕并推求这种道理，考察孔子一生的事业。他说“有道时出仕，是有确定的出仕”，又说“无道时隐居，并没有确定的隐居”，其中当然有他的用意；这是截然相对的说法，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出仕与隐居本身是截然相对的两条道路。“出处”二字不能并列而论，“去就”二字也不能并列而论。“就”是君子出仕的正道，“去”是不得已才做的事；“出”是君子立身的正道，“处”是不得已才做的事。天下只有一条道，舍弃它就会失道，失道也就失去本性。因此，所当就的有三件事，所当去的有三件事。君子虽然在细微的礼节之间有所斟酌，但把万物看成一体、把上天赋予我的责任，却不会因一时而停止。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真正的生命机理活泼流动，本来就不能停止。曾子说“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直到死才停止”，解释的人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这个志向就不能稍有懈怠。这里说的仁，就是天地生养万物的仁；这里说的志，就是孟子所说“得志便和百姓共同实行，不得志便独自实行自己的道”的志向。宋儒说君主联结天下来成就自身，只是从拥有显赫地位的一面说。自天子到平民，所赋予的德性同样来自天，合乎道理而没有私心，身心本来就是一体。曾子所说自己承担的仁，难道仅仅如此吗？孔子在无道时隐居，但他的隐居是惶惶不安的；有道时出仕，他的心意也没有舍弃。把道藏起来时，他的藏也是恳切不已。被任用便实行道的念头，虽然有任用、舍弃、实行、退藏的分别，但舍弃时的退藏本来就包含在任用时的实行之中：只有确定的出仕，没有确定的隐居，并不是两条道路。只因为有把万物看成一体的仁，所以也只有一种出仕为官的义理。有人又说圣人可以出仕，贤人却不可以出仕，这种说法尤其令人无法理解。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而市井小人争夺半文钱的利益，九牛一毛的比喻确实存在。实际上，人出生以后，往往自己违背天性，自己造成差异；既然说人没有不是有始有终的，又怎么能说后来还有可以出仕或不可以出仕的区别呢？子路拘泥于“无道便隐居”的说法，问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孔子启发他说：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让人食用？孔子的自身，就是门下弟子应当遵循的规范。圣贤君子的差别，大体只在于对安逸利益和困厄勉励的态度不同。就像孔子回答哀公关于为政的询问，以及后来取得成功，根本道理是一样的。春秋时期，武城有人奏乐歌唱，夫子很高兴。漆雕开没有自信，孔子便让他出仕，难道这就是因为有可以出仕、也有不可以出仕，从而构成圣贤的差别吗？然而天下只有一个君主，四海只有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在一个君主那里施展，就没有第二个可以进入的地方，那该怎么办？孟子说：“我于是就产生了浩然归去的志向。”即使如此，假如君王任用我，伊尹还想迅速建立功业，曾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同一个人的一生，在一念一事之间，今天和明天也可能各有悔悟。君子得志时便和百姓共同实行，不得志时便独自实行自己的道；得志与否取决于时势，但志向和意念始终如一。志向随着时势转变：时势使那个人不可用，就离去；时势使那个人可用，圣贤的志向也随之转变。这正是“有确定的出仕、没有确定的隐居”的道理。大中至正，可以贯通天下，使人与自身相合。孔子一生不得志，却终身整理六经、留下法则；孟子讲七篇仁义之说，自许取法后王。在春秋战国之际，他们尚且想把自己的道建立起来，使后世千万代都能出仕行道。当身处当时的局势而安然隐居，把秦国、越国以及天下都只看作自身之事，不替天下谋划，孔子、孟子是不会这样做的。有人说，出处去就本来就是截然相对的道路；君子只思考自己职位之内的事，舍弃性命而只谈时势，那么宇宙无穷，谁来承担责任？如果说长沮、桀溺的做法正确，却不说孔子、孟子的做法正确，我是不相信的。严光 把脚横放在皇帝腹上，天下人都把这看作奇事。桐江的一丝清风，古往今来人们无不称道。子陵的清高，确实值得贤许。然而高是高了，却不切实；奇是奇了，却不合正道。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不过就是各有本性；落实到日常事务中，也不过就是各尽职分，只做应当做的事。舍弃本性而谈高尚奇特，从未见过这样就能真正高尚、真正奇特的。人的本性在哪里？天地万物本来同为一体，从天子到普通路人，都是一样。本性在这里，职分也在这里；从天子到普通路人，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一样。因此，天地万物都归属于我一身，一个人的身上承担着一切，这就是我一人日常施行的道。别人不肯任用我，然后才退下来守护此道。虽然退处守道，但把万物看成一体的仁心，未曾有一天停止。自古圣贤的道，大概就是这样。孟子说：“站在天下中央，使四海百姓安定，君子以此为乐。”如果子陵果真有像光武那样互相扶助、共同治理天下的念头，那么光武所建立、所安定的天下，君臣相遇、治理措施完备，也就是子陵所应当建立、所应当安定的事业。真正的生命机理和现实功业都在这里，子陵为什么不愿意乐于从事呢？孔子生在春秋时期，车迹奔波往来，终日不肯停息。

译荷蒉、丈人知道世道不可为，便不肯去做，夫子却责备他们。双方相处多日，于是共同起居。自古以来，彼此交替为宾为主，二女九男，感情没有间隔，不能说他们有过错。难道可以说他们认为不可为，所以就不去做吗？孔子责备荷蒉过于果断，责备微生高固执，责备丈人只求洁身而扰乱人伦。拿子陵来说，他在果断、固执方面的过失更严重。只有君主而没有辅臣，我为这样的君主悲哀。假如真有治理天下国家的志向，光武之时却不肯像孔子、孟轲那样出仕，难道不可悲吗？一时和后世偏偏都称许子陵为贤，祠祀、祭奠、吟咏、颂扬，无不充分，这就是所谓高尚而奇特。三代以后，有谁能像蝉蜕一般脱离污秽，飘游在尘埃之外，把权位名利看得像破鞋一样呢？究竟是谁这样的人？究竟是谁这样的人？假如可以得到权位名利，人们便无所不至。有这样一块碑，宦官、宫妾也会甘心称颂它、踩踏它。何况天子的尊贵、故人的深厚情谊，光武主动求他而他不肯给予；得到这些，难道不是人世间罕见的事情吗？难道他会在千仞高空之上飞翔吗？人好奇怪，实在太过分了。何况把脚横放在皇帝腹上，古代没有，今天没有，天下后世也不会有，确实足以惊骇耳目。然而君子对于天下，只求把自己所能做的事做到尽头罢了，不必一定求高，也不必一定求不高。不以高尚自居却能够得到高尚，我的本性正因此而成为高尚。若对本性没有补益，追求高尚又有什么好处？寒冷时不能用来御寒，饥饿时不能用来充饥，只能拿来当作珠玉宝器，却不能当作布帛菽粟；子陵所谓的高尚，就是这样。而且，子陵是否真正得到了高尚，从高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苏东坡说，魏晋、梁代的人得到了文王的名位，却终身不能真正得到；这些都是我所轻视的。大舜穿着礼服弹琴，好像本来就拥有这些；君子内心看重而外表显得轻淡，大概就是这样。内心有了什么，便会表现在外面，不能靠装饰掩盖。子陵如果确实有所获得，就应当把富贵贫贱看成一样；那么故人就是故人，天子卿相也不过如浮云景色，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区别高下？从前的故人便前去亲近，今天的天子却不肯前去亲近吗？见到王侯卿士便献媚，是俗人的心态；见到王侯卿士便轻视，也同样是俗人的心态。清浊不同，表现在别人身上，却不表现在自己身上。内心轻视，外表却表现得很看重，也是一种俗态。光武称他为“狂奴故态”，莫非子陵只是一个一味鄙薄天子、却不肯因之发狂的人，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长处吗？君子得志时与百姓共同实行，不得志时独自行其道。不得志时的志向，就是得志时的志向。假如他确有这样的志向，故人如光武这样，他没有不与之共同实行的。子陵没有这样的志向，所以没有相应的才能；没有相应的才能，所以只沿袭平日的狂态，成了这样一个人。后来歌咏钓台的人，为子陵开脱说：“侯霸、朱浮，仅仅免于归罪；韩歆、戴涉，最终还是受到怀疑。”为什么君房却留不住呢？莫非他平日已经窥见了其中的微妙？有这样的臣子，才有这样的君主。建武中兴三十年间论功业，也就只有这些，尚且还不如子陵抱真守一、不求高尚。百姓怨气充满腹中，子陵却穿着羊裘懒散地隐居江湖，毫无作为，优劣本来很明显。然而子陵实际具有伊尹、傅说、周公、吕尚那样的才器，不能辅佐光武成就天下，怎么能得到禹、汤、文、武那样的恩泽呢？事情属于日后；如果意见不被听取，劝谏不被采纳，如同先前没有得到我的任用，后来也不肯让我尽力，那么故人虽有名分而没有实质，随后离去也不算晚。即使谨慎相信光武能够中兴，又能把子陵怎么样呢？预先料定他不可任用，先自行断绝关系。伊尹对于汤，傅说对于高宗，一见如故；子陵对于光武，贵贱易位之后交往，虽同为白头之交却已经如同新交。说到两个人的交往，若二人同心，便应当像兰草和金石一样坚贞；他们之间未必能这样说。辅佐世道，使天下百姓得以成长，这样的话可以说吗？老子说：“用道修养自身，德才真实；用道治理天下，德才广大。”自身、内心和天下，德在我自身，只不过是勉强做成局部而已。桐江的烟水、富春的风月，只有一节的偏缺，而没有全体的正道，难道可以说是德性真实吗？范文正说，严子陵的风范如山高水长：山虽高，却没有草木；水虽长，却不能使水气上升而形成云雨，这样便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狂奴故态”这句话，已经由此确定了对严子陵的评价。可是天下人唯独称严子陵为贤者，这正是喜好高远、奇异的过错；在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中，仅仅有这一点可取，足以使人耳目一新罢了。朱熹与陆九渊。朱熹与陆九渊的争论，早已定论很久了。应当从哪里辨析呢？只须用自己的内心来辨析。上天的命令，落实在人身上就是人的本性，并且具备于内心之中；古今共同如此，圣人与愚人也同样如此。正因为把握了这一点，尧、舜、禹之前才有“危微精一、允执厥中”的传授；把握了这一点之后，孟子才有“求其放心”“先立乎其大”的论说。从来没有舍弃本心，另外到外物中去寻求，却还说那是圣人之道的。孟子死后，虽然没有得到圣道的传授，但人心中的天理仍然存在。孟子说：“大人，就是不失掉婴儿般纯真的本心的人。”正是因为依凭着这颗赤子之心，所以即使说的是千百年前的事，到了千百年以后，也可以用一句话加以判定。陆九渊的门人问陆九渊的学问应当怎样进步，陆九渊说：“从孟子那里得到的，就是精一、执中的工夫。”陆九渊已经得到这一点了。可是朱熹的学问却不同于此。《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朱熹借此把它作为诚意、正心的功夫。这就像“惟精”才是达到“惟一”的功夫，明白善理才是使自身诚实的功夫。功夫在格物、致知，道理在诚意、正心。朱熹笃信《大学》，一生想把天下的书全都读完，把天下的事情全都议论透彻，再由此推演伸展，触类旁通，那么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明白的了。可是天下的书能够全部读完吗？

译天下的事情能够全部议论透彻吗？韩退之《原道》谈诚意、正心，却没有涉及格物、致知；朱熹把它指为没有头绪的学问，因此把格物、致知作为《大学》的第一件事。入门时一旦走错一步，所以一生只能做《大学》前面的功夫，却不能完全得到《大学》后面的益处。内心没有真正获得，所知反而受到限制。王阳明说，晦翁的气魄极大，一开始就想继承前人的事业、开创后世的道路，年轻时已经写下了许多书。这样看来，这难道不是由于误认而造成的、从毫厘之差发展成千里之谬吗？颜子曾经有过一部著述吗？圣人把亲身实行、内心体会所得的东西，流露在威仪文辞的末端；内心丰富，外表自然显现，不能强求，也无法粉饰。心斋、坐忘，不因外物改变，不对任何事三心二意，这就是颜子的巨大著述。舍弃本心，每天只从事于古书册子的训解，在章章句句上争强好胜；内心又以好名为累，依据这样的起心动念，起初便已经不能进入尧舜之道了。圣人并不废弃学习，以此涵养德性，所以《中庸》有“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说法。贤人以下的人也不能废弃学习，以求恢复本初之心，所以孟子有“学问之道，求其放心”的说法。子思、孟子从尧、舜那里继承了道统，陆九渊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陆九渊也免不了参加科举、从事应试之学，这从他的语录、文集、年谱中都可以看出；即使说“有余力则学文”，也不应当达到这种程度。从传心的方法来看，这仍然属于世俗的学问。朱熹反而说他专门致力于实践，把讲学完全废弃了。陆九渊在轮对中所上的五篇奏札，谈到涵养心性，都是从自己内心真正知道的东西出发，正如孔子回答哀公时谈修道、诚身，孟子告诫齐、梁君主时谈仁义、孝弟一样，也是推究根本的论说。朱熹写信答复他，还戏说道：“这些东西，恐怕是从葱岭带来的吧。天下人只有同一个性命，而万事万物都在其中。”朱熹只要求人读书讲说，从外在事物上研究，我不知道朱熹所谓的道究竟是什么。儒学与禅宗的分别，岂止相差千里；但追究它们最初的差别，只在极细微之处。儒家之道寂然守持内心的涵养，却要把它用于天下国家的事务；禅宗则废弃一切应世之事，只把空虚寂灭作为修养。朱熹指责陆九渊是禅学，那么，难道不讲求内心，只在外部寻求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埋头于诵读书册，整天说“某章某句是这样，某章某句是那样”，才算能够学习吗？颜子整天对孔子的话不违逆，像愚笨的人一样，孔子把道统寄托给了他。陆九渊生在朱熹的时代，言论彼此相及，却不知道他会怎样，竟被诋毁为禅学。陆九渊免不了稍稍沉溺于世俗，但他内心明白其中的道理，平日诚恳地以求回归本心、先树立根本来教人。听到那种说法，只是听到那种说法而已；看见那种情形，只是看见那种情形而已。像米子那样有所获得的人，却把《楚辞》《阴符》《参同契》以及韩愈的文章，都当成年年月月训诂的书册。不知道这种训诂什么时候才算完呢？他晚年悔恨说，假如让这颗心的全部精神都奔向书册，似乎有所获得，但先入之见积习太深，以读书为主，把其他事情放在后面，还没有真正脱去旧习、归于一源。危重病发作前一天，他还在解释《诚意》一章，沉溺于诵读讲说，直到终身也没有回转。圣人的六经，是在亲身实行、内心体会之后，涵养充实、德性丰盛，因而写出以发挥其作用的。朱熹却把这一点放在前面，以读书为先，求得本心反而在后。像蚕丝、牛毛一样细密繁多的训解，了解的人把集大成的功劳归给他，说他选择各家的训释，编纂其中的长处，这样说也可以；若说圣道就在这些训释之中，那么周敦颐或许可以这样说，朱熹却不能这样说。有人又说，朱熹辅翼六经，使后来的学者受到恩惠，他的功劳并不浅。朱熹从年轻到老，没有一天不在经书、诸子和史籍之间，一生的精力都用在训诂上；而他所训释的，大多又是圣人的经典、贤人的传记。难道能够说他对后世圣贤毫无功劳吗？但如果真的因此把完整的道理拆碎，使道理由此变得支离，也不能不成为后人的误导。把功劳和过失合并来看，他使人拘泥于枝叶而昧于根本，这个过失就很大了。三代以后，学问陷入这种境地、像朱熹这样的人到处都是。朱熹想使自己的学问成为天下的宗主，天下人也因此把这种学问奉为朱熹的宗派，所以我不谈其他方面，只指出朱熹的过失。陆九渊说，朱熹这个老人一生的志向没有被利禄所污染，在当今实在很难找到可以与他匹敌的人。朱熹难道不知道内心的重要、不会在内心上下功夫吗？只是误把格物、致知当作入门，把著述当成功业；道路既然错了，所得也就随之而错。韩退之借助文章来显明道理，而不是先明白道理再写文章；他只是偶尔接近道而已，这不正是朱熹的过失吗？想要前往京师，心里知道国都所在，按照由近及远的次序行走，计算日程便可以到达。若对方向没有确定的认识，只拉住路人询问；岔路之中又有岔路，询问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便会迷失。大抵天下真正领会道理的人，能够超越言语而不拘泥于言语；若只是拘拘于文义讲说之间，真正的趣味就浅薄了。深造而自得的人，应当在颜子身上看见；默默契合道体，正如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又如天渊般深邃的禅学；但它们达到虚静的深厚功夫，其实是一回事罢了。这样说来，朱熹岂不是得到了言语，却反而使自己的真实意旨受到损害吗？真正自得，就会有所获得，安然居处于其中，并且根基深厚；所得的益处，却每天只在废旧纸堆中用功，表面和内里都勉强支撑，外强中干。吕东莱说：“一铢一铢地分析，一寸一寸地比较，再也没有诗了。”这不正是说朱熹吗？朱熹一生的错误，在于把格物当作入门，却不知道《大学》的道路以诚意、正心为实地，因此一心只去解释书籍。他解释书籍的方式，正显露出他对人心的看法。他说司马温公只是这样一直做下去，没有致知这一段。朱熹日日研读经史，却不满于司马光实心实事、无私无党，认为应当在有余力之后再学习文章；这也就不奇怪了。大凡人的言语文字，都是由内心决定的。王阳明讲致良知，所以他解释经典时不采用朱熹的说法，大多从心性上立论。朱熹解释经典，则完全说在广泛学习、编织知识上。王阳明的说法确有含混不清之处，但仍没有失去作为根本涵养、作为第一义的意义；朱熹却向下落了，离开并丢弃了根本。道问学的功夫，本来就是为了尊德性而设置的，正与孟子所说“学问以求放心”同义。朱熹解释说：“如果不能存心，就没有办法致知；但存心又不能不致知。”

译把崇礼看作《中庸》的实行，并把它归属于“知”，姑且不论。至于所谓致知，不同于程子所说“进学则在致知”、从根本和自身所获得的知识，也姑且不论。然而朱熹的本意，却完全重视致知。仔细玩味“尊德性而道问学”这句话，曾经有这种语气吗？《存疑录》说，朱熹一生所得的地方就在这里，所失的地方也在这里；他看不起陆九渊，也在这里。这确实说中了。他解释《中庸》，分章分句，分成彼此相属的部分；又分别解释费、隐，天道、人道，小德、大德，把中与和分开；把“道不可离”这句话和“素位”分开，把“不愿”这句话分开；解释《太极通书》时，把“此言阳之动”与“此言阴之静”分开，实在过于支离。原文“默而识之”的“识”，是心中知道的“知”，读平声。朱熹却按去声解释，读作“志”，说是记在心中；这不是用圣贤的意思解释圣贤，而是用自己误解的意思解释圣贤，难道真能解释清楚吗？“得人之得”“适人之适”，很难说清。自己得到自己的所得，自己适应自己的适意；对于天机的体察、无需言说的领悟，难道能够做到吗？然而这又不只是言语文字之间的问题，也不只是鹅湖、白鹿两地往返辩论的差异而已。《荆公祠记》是千百年来的一桩大公案；由于学问偏枯、见识昏昧，他对荆公的诋毁不遗余力，与当初指责陆九渊为禅学的做法没有差别。当今世上的儒生，自称得到正心诚意之学的人，都是麻木不仁、连痛痒都不知道的人。整个世代安然接受君父的大仇，却还扬眉拱手谈论性命，不知道究竟什么才叫性命。这正是各位儒者病入膏肓的毛病。假使周敦颐、邵雍听到这种话，恐怕会高兴得超过头，并乐意同他们交往。孝、弟、忠、信，常常不足以应付天下的变化；才术、辨智，也常常不足以安定天下的常道，这也是同一个道理。朱熹写信给婺州人，却说各位君子聚在一起磕头碰额，究竟在谈论、谋划什么，竟会产生这种怪论，真是少见。《朱唐交恶录》说，齐国那一方面失当，楚国也没有完全正确。像周元公、邵康节那样胸怀光风霁月、洒脱旷达的人，难道会有这样的言论和举动吗？情意显露在言辞中，行为如同内心；涵养还没有融会贯通，克制与自矜反而作祟，晦庵不能没有对后学极为不满的意思。后人议论朱熹与陆九渊，聂双江说这是结党同类、攻击异己，挟持胜势、尊崇私见；然而在当时，朱熹的门人弟子就已经这样做了。这难道不是朱熹亲自作出榜样，形成一时的门下习气，又因而遗留给后人的吗？从宋代到今天五百多年，是非朱而非陆的人，到处成群结队。这正是聂双江所谓结党攻击、挟持胜势、尊崇私见；也是王阳明所称的情形。如今尊信晦翁，与战国时尊信杨朱、墨子的情形没有不同；那么，究竟应当依据什么来辨别呢？孟子说：“是非之心，人人都有。”请就这一点来辨析朱熹与陆九渊。那声“嗟”也可以去掉。天下什么最重要？德义最重要。德义由谁具有？君子自身具有。把仁与人合在一起，称为道。有了这个身体，然后才有这种德义。因此，重要的是人的自身，而不是仅仅把人的身体看作重要；重要的是德义存在于自身，而不是把德、义抽象地分别看待。若自己把这个身体看轻，就是不知道有了这个身体之后才有这种德义；身体本身也是重要的。孔子说：“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人的自身有时也有可以舍弃的地方。”孟子说：“拿食物的重要同礼义的轻重相比，哪里只是食物重要呢？人的自身也有更重要的地方。”舍弃自身而只谈德义，德义也应当斟酌；舍弃德义而只谈自身，自身也应当斟酌。天下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德义。所谓‘斟酌、斟酌’，是说应当采用中道去实行，不能只执着于某一方面便认作德义，而不顾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身体本身也是重要的。饥饿的人不吃带着“嗟来”之声施舍的食物，黔敖追上去向他道歉，他最终还是不吃而死。曾子说：“防与防……”[原文此处文字疑误]，说的是从小节细故上可以成立。至于说“嗟可以去掉，谢罪就可以接受食物”，却又不是这样。人的一身，是宇宙之内的事情；共同分属儒者的行为，所谓“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为了有所等待；保养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有所作为”。饥饿者的身体，难道唯独不是天地所赋予的本性吗？“人为贵”，难道不是宇宙分内之事所具有的身体吗？人的自身也有重要的地方。接受带有“嗟来”之声的食物而后听从道歉，这些细小的差别同我有什么关系？孟子说：“同礼义的轻重相比。”礼义并没有真正轻微之处；观察事物、通达情理并实行，这才叫礼，而不是把非德、非义的世俗执着当作礼。礼之所以被看作轻微，难道真能拿它同我这个天地所赋予的身体相比较吗？确实不只是食物重要而已。毫厘的差别，会造成千里的谬误。这些地方如同天渊般悬殊，实在不能把小的东西凌驾于大的东西之上。关于饥饿者之死，姑且从较近、较容易明白的方面说。饥饿者难道没有父母、妻子和子女吗？“我若不是这些人的同类，还能同谁相处呢？”一旦不吃而死，就死了、亡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对方是否说“嗟”，是否道歉，又有什么关系？甘心使自己安葬在沟壑之中，是什么心情呢？是什么心情呢！饥饿者若为父亲却不顾念儿子，就是不慈爱的父亲；饥饿者若为儿子却不顾念父亲，就是不孝的儿子；饥饿者若为丈夫却不顾念妻子，就是不义的丈夫。这也是宇宙分内的事情。若说这些道理近浅，姑且就从普通人和儿童都有不忍之心这一点说起。普通人和儿童都有不忍之心，难道饥饿者独独没有吗？这既是大大伤害天地之性，也几乎伤害自身。饥饿者的操守，已经无可称道了。《易》说：“苦于节制而守正，结果凶险，因为这条道路已经走到了穷尽。”圣人对此并不取法。只有陈仲子、井里三、咽柴，以及子羔不从门洞进入室内等事，尚且能够保全生命，才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原文“井李三”“咽柴”等处疑有讹误]孔子说子羔愚笨；饥饿者因为愚笨而死，便不能得到守正而走到穷尽、终于凶险的道理。把父母、天地所赋予的身体看作一体，使生命生生不息，草木也同样受到仁爱，怎么忍心抛弃它呢？这种错误，是由于讲解得不明白，只知道一件事情的义理，却不知道一身一心与天地共同建立的完整道理；不明白其中的大道，所以徒然拘执于小节。假如真正有所见识，即使有像向来为守身而死、拒不接受的一端，也还应当看见那种“哪里只是食物重要”的大体。应当随着情况变化而通达，适应时势；该轻的使它轻，该重的使它重。所谓“嗟来之食”，不过像头风从耳边吹过；随后对方道歉，也不过像浮云掠过眼前。他向我道歉，我不因而把它当作恩惠而感动；他向我发出“嗟”声，我也不因此把它藏在心中当作怨恨。时逢灾荒，不吃就会死；从这里出去便进入那里，我知道身体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哪里还计较其他？祭祀已有日期，偶然错过了卜问，牛羊相撞触犯，也还可以改日重新卜问；牛羊没有知觉，难道就可以废弃祭祀吗？仲尼的门徒没有讲桓公、文公事业的，是因为管仲的行为曾西不肯做。孔子却说：“像他那样的仁，像他那样的仁！”这是夫子对管仲的赞许。

译难道这只是普通男女个人小节上的诚信吗？管仲使天下归于统一，百姓直到今天仍然享受他的恩惠，这才是最大的功劳。夫子取用他的功劳，略去他的鄙陋，这是同一条道理。天地化育而生下我的身体，父母、妻子、子女终身都仰赖我、期待我。七尺之躯，难道可以忽视吗？责备别人和责备自己并不相同；管仲本来没有值得取法之处，但这里是借助权衡大小的说法来说明它，实在是用来医治固执之病的。对于饥饿者的操守，我不予取法；如果连对方的道歉也不改变看法，那么我也会不吃而死。曾子所说“道歉了就可以吃”的话，我也不取。虽然如此，一个人如果没有不做某些事的笃定信念之美，也就不能期待他将来有所作为、成就宏大事业。饥饿者在这一点上错了。他的志趣和胸襟偏狭；即使实行一件不义之事、杀死一个无辜的人便能得到天下，也绝不肯这样做——这样的人，才是人物，也值得圣人以他为归依。这大概是最高的境界吧？后世那些乞食于坟墓、替人尝粪、奔走追逐权势利益、每天不得休息的人，活着还不如死去，不要拿饥饿者作为自己苟且逐利的借口。《备忘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备忘集》卷三。明代海瑞撰写。序。赠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荐序。君子立身于天下，不过是立己而后治理他人罢了。立己治人，凭什么作为内心的根本？就是以此为心，并且反省自己所得所失。内心自己造成的，即使天下的道理没有一点不显明，人们看我终究不如我自己看自己，没有什么能够隐藏；若不取信于自己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反而取决于别人不能完全了解我的表象，那就错了。肖野郭公考中壬戌进士，任琼州代巡。柳坡马公向上推荐他，听凭铨司破格任用。光以及同僚、三府赵侯、四府刘侯，因而征求我的话作为赠言，准备借柳坡的话，阐明肖野一生的本心。难道肖野一生的本心，要等到柳坡才来阐明吗？肖野修养自身、研习学业，只是等待别人谈及他，便竭力去做。若别人不赞助我，就撤退而不再前进吗？人的性分不应有所等待于外；若必须等待外物才去做，那就不是本来的性分了。我曾经从肖野公身上体会到这种心。郡中各种事务都能迎刃而解，在知府看来没有难事；可是他从早到晚都惶惶不安，常像力量不够。如今有人能力尚未充分，却与他共同任事，同官之义尚且应当奖掖提携他，何况肖野有勤勉求治的愿望呢？太阳升起、河流流向西土，依靠并承受文王的教化，看到百姓好像受到伤害。光武帝中兴，是两汉中贤明的君主。百姓怨气满腹，究竟是谁欺骗了谁、责备了谁？他作为天子，内心就是这样。说到今天三州十县的事务，若都能按其规律妥善处理，环海之地的百姓，难道都能使他们沐浴圣明的恩泽吗？只要有一件事成为牵累，承接流风、宣扬教化的职责就有所缺失了。肖野能对此安然吗？我不能因这些而安心，别人称誉我也不能因此安心；把我的声誉建立在外在形迹上，哪里比得上我自己在事物关键处检验自己呢？君子戒除自我欺骗，追求内心自得。今天二位侯爷共同防守，精神集中于一堂之上，共同任事；即使掌握真实关键、立足实际，仍恐怕不能改变旧有弊病。百姓对于家国尚且还心存疑虑，何况再用毁誉、得失的私心来分割他们，使杂乱言语污染耳朵，因而扰乱内心；内心没有纯正的念头，怎么能在外有纯正的政事？我的内心自有定见；至于毁誉和得失，又哪里有一定不变的呢？御史奉持法度，是为天下主持公道，柳坡已经说过了。今天谈论肖野的内心，正是今天成全肖野的美德。姑且不说这些，只希望二位侯爷体察肖野恭敬谨慎的心志，同心协力，把以身任责作为自己的责任。吕祖谦说，狼瞫那样的刚烈，难道是低头屈膝乞求怜悯、求取别人称誉的人吗？我对肖野公也这样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我只是确实看见了您在青天白日之下，以伤痛之心看待百姓，而且没有一点间隔和私意；您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不对。这是赞美盛德的颂辞。梦中呼唤某人的名字，那个人就会答应；呼唤别人的名字，却不会答应，因为梦中所呼唤的是真实的对象。二位侯爷说：“很好，就把这篇文章作为赠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