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忘集卷八

译万历十七年二月十五日，钦差总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带管盐法、兼巡抚广东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侍生刘继文，谨以刚鬣、柔毛、香帛的礼仪，祭奠明代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谥忠介、刚翁海老先生之墓说：唉！古人所称天下奇男子，公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天下都是男子，但有的人污浊卑下、依违不决，像油脂、熟牛皮一样柔软，随波流转、随风飘荡，这种男子其实是妇人。像公这样的人，挺立如琼山的高峻，孕育自珠海的浩瀚；刚健宏大充塞天地，宏伟气概挽救世道；在中流屹立砥柱，在狂澜已经倾倒之后挽回局势，难道不正是独自占有天下奇异之才的人吗？公以巍科奋发起迹，在南平振铎施教，长揖郡伯，气节棱棱，作为学校之长而以教化为奇。等到治理淳安，又调任兴国，家仆背柴，只求百姓获得福祉，作为县令而以政绩为奇。后来掌管粉署，批逆鳞而抗疏，折断手指也要冒犯皇帝车驾；雷霆震怒，鼎镬之刑甘之如饴，被拘囚也毫不顾惜，这难道不是郎曹官员中的奇异节操吗？接连升任卿寺，执掌江左，疏浚吴淞、广施恩泽，铲除强暴、扶植柔弱，防貐因此魂消，豺狼气势受挫，这难道不是巡抚镇守者中的奇异标杆吗？谗言交相侵害，您徜徉于泉石之间；特别起用为铨卿，风采功业显赫，裁减革除浮华，歌谣赞美四处传播，奇异功勋高耸于八座之上。于是总领宪台，纲纪振作整饬，以冰霜般清白自持，盖布被、吃粗粮，断绝私交，成为百官的仪范；奇异的声采表现在三台之上。唉！公真是天下的奇男子啊！不了解您而诋毁您的人，有的说您沽名求誉、矫情违俗，但公本来就是顺乎天性的行为，也是在幽独之处与自己相约，并不是自己意识到这是奇异。了解您而爱惜您的人，有的说您家中四壁萧然，只有一个后嗣也显得不足；但公本来就以天下为家，以万世为后嗣，于是更加显出您的奇异。如今皇帝赐谥、安葬、祭祀，皇帝鉴察您的忠诚；尸祝俎豆祭祀，百姓铭记您的德行；功勋事业刻在鼎彝上，声名流传在史册中，那么您的卓异非凡将永远无穷无尽。对此公还有什么遗憾呢？继文从西江开始做官，北上朝见时与您并驾而行，早已在心中惊叹您的后嗣；这是仰观公的作为，越往后越显奇异。如今我来此地观察风俗，想瞻仰依凭您却已不可得，只好恭谨叙述公所做的奇异之事，迎着风寄托诔文，与天下人共同悲悼，尚请享用。万历十六年，岁次戊子，三月甲申朔日，过了六日己丑日，钦差刑部云南清吏司署员外郎事主事朱天应谨以香帛、牲醴、各类菜肴的礼仪，祭奠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老先生、老大人的灵魂说：‘公真是天下的奇男子啊！您向世宗抗疏，触犯皇帝的逆鳞，说出今人和昔人都不敢说的话，九死而不回头。公难道只是舍弃生命来博取名声吗？后来您开启制度、整顿颓败的风气，振作纲常，公难道只是为了博取美官吗？您归老而没有机会，却在野塘再次起用；勉励自己保持金石般的操守，时常想要修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补足前生没有了结的事情。公所做的事，当时人感到奇异；惊骇的人惊骇，嫉妒的人嫉妒，而您的节操更加坚定。公真是天下的奇男子啊！那操守如冰壶秋月，内心一片青天。从总角少年到做官成功，后来出生的人如果不是依靠公的树立和培养，谁能认识公的内心呢？公是上天为朝廷造就的福分，上天为什么不保养公的身体？公替穆宗端正万方的纲纪，上天为什么不让公的声名长久流传？难道上天将要使公享有亿万年的寿命，以百千忠臣义士作为后代吗？’我奉行天命，钦敬体恤此地，感慨泰山已经崩颓，叹息作为典范的人日益远去，遥望南方告祭，公或许会来享用吧！公或许会来享用吧！尚请享用。万历十六年，岁次戊子，仲冬月初七日，钦差督造坟茔兼赍谕祭文、行人司行人、门下乡晚生许子伟，谨以刚鬣、柔毛、牲醴、各类菜肴的礼仪，祭奠明代故资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谥忠介、尊师刚峰海老先生之墓说：唉！我公一生的大概，已经在人们中间得到宣扬；有的为您作传状而赞颂，有的为您作纪文而铭刻，前后祭文、册轴、纸帛不计其数，无不显示盛大德行的流露；但那些不能完全宣扬的，是公至诚之心感动万物的地方。公的学问，在不被看见、不被听闻的地方戒慎恐惧，独自觉察天理的真实；公的行为，从自私自利的道路上脱身，如蝉蜕壳一般，奋力追赶往古的英贤。士人议论开始时怀疑，最终归于信服；公道几乎被侵蚀，却终于极其光明。所以从显贵的爵位来赐予美好的荣典，从谥号来褒美，给以隆重典礼、抚慰安葬，于是由此可以看出公得到了君主的知遇；从兴国为您立祠、淳安为您立祠，到苏州、松江、金陵一带为您塑像，全部以俎豆祭祀，于是由此可以看出公得到了百姓的拥戴；从众口同声称颂、奏章交相直陈，到挽歌、吊词传布远近，于是由此可以看出公得到了中外朋友的深厚情谊。公平素所重视的忠、孝、廉、节，全都为公所有；公平素所轻视的爵禄、名声、寿命，却全都由公承受。仅凭这一生的志愿已经实现，便知道九州之人的眼睛可以闭上安息；使后来出生的人咀嚼此事而余味无穷，听闻此事而余香长存。子伟有幸承受皇帝的命令，安置公的灵魂；虽然这是谨慎恭敬的日常职责，实在也是我早已怀有的报德之情。我早晚恭敬办事，希望借此逃避谴责、挽救罪过，只有仰赖公在冥冥中的辅助；如今陈列菲薄粗略的祭品，竭尽微薄诚意来面对公，只有请公审察并享用。唉，悲哉！尚请享用。补遗 申海南道陈双山文 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为筹划兵乱之后地方治理、杜绝后患并谋求长久安定一事：因为我任防试官时没有考中，曾经上奏陈述防守之策，兵部奉皇上诏令，命抚按、守巡道与我共同商议。后来我被授予现在的官职，母亲年老还在堂上，便顺路回去省亲，也希望能够到台下那里，把奏议中尚未说尽以及不便预先明说的内容，逐一诵读给您听，事情或许可以办成。当时台下正前往雷州府等候清军察院，随后我赴琼州，恰好与本职起程的日期相遇，不得已改日求见，无奈守门人拒绝，近在咫尺等候了两天也不能相见。我想到过了期限才渡海北上，途中每每想起此事，内心深感惆怅。如今我已经到任，未能当面陈说的事情，请允许我为台下说明。琼州府的州县外面环绕着黎岐，正是皇甫规所说的“毒蛇进入屋内”的情形。台下试想，天下有这样的心腹大患，却能够安然度过一天的吗？如果没有黎人，三州十县就可以安宁；除去二三万黎人，就能使五十六万百姓安定；再用五七年完成此事，便可获得千万年的安逸。台下试想，天下有这样用力少而获利多的事情，难道可以舍弃而不做吗？黎人一旦溃散，三州十县都会遭受灾祸；然而如果用三州十县的力量来制服黎人，那么千条溪流、万条道路都可以施展功力，使其五分四裂，权柄掌握在我方手中。

译台下试想，天下有这样反掌之间便可办成的事情，难道可以说不可能吗？然而从开国以来直到今天，竟没有一个人肯担当此事，原因大概有四点。完全没有志向的人不必说了，大致如今的人做官，官署往往如同旅舍，任职不久便想着升迁，偶然听见黎岐难以治理，便始终把黎岐看作难治之地；其实这不过是五年、七年的事情。他们羡慕仕途升迁迅速，内心被对迟缓艰难的畏惧先入为主地蒙蔽了，这是第一点。又有的人没有确实查访，妄信传言，说黎岐地方广大、山岭险峻、林木茂密，难以通行；又妄信传言，说黎人强悍而众多，成百上千地出没，箭无虚发，难以抵敌。英雄豪杰本应首先去做却不去做，这就是没有理由可说的第二点。平日专心攻读科举学业，从未留意经略和民政，连平常治理尚且困难，何况兵戈危险；他们妄自认为事情艰难，一想到存亡只在呼吸之间，便心胆俱丧，不再谋划，这是第三点。有些人想找到办法来建立功业，又担心黎人平定后自己离开，万一发生意外，有人借机邀功挑衅，别人将把自己置于何地；眼前成功，日后却可能显露祸患，这是第四点。从开国以来直到今天，进言的人已经很多了，却始终没有人能够取得上官的信任，原因大概有三点。他们雷同地谈论平定黎人的主张，懵然不知地势的险阻；军队出动、法令施行、粮饷随之耗费，使上官把他们当作白面书生来讥笑，这是第一点。他们津津有味地说平定黎人容易，却始终只看见事情的一面，看不见另一面；说了东边便遗漏西边，说了中部和南部又漏掉北部。上官因此认为他们的第二点都已经说尽，便连第一、第二点也一并怀疑，这是第二点。志书历来记载了许多人的议论，然而那些人也各自有可以施展的条件。议论不能实行，难道不是议论事情容易而处理事情困难吗？这使上官把他们看成纸上空谈，这是第三点。以上两方面都不对。台下如果真能把必定要做此事作为自己的志向，向兵部上奏，并绘制治理黎人的防守图说，稍稍用心办理；同时对于那三种不可信的说法，追究人们必定执着于这些说法的原因；对于那四种不肯担当的顾虑，深入探求众人不肯担当的缘由。把彼此相互参验，不采用那三种说法，却借它们来壮大自己的胆气；鄙弃那四种顾虑，却借它们来深化自己的谋略，那么您将看见这件反掌可成的事情，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一时的爵位，与千万世的功名相比，哪个更重要？一世的荣华，与千万年的庙食相比，哪个更重要？台下难道愿意不做这件事而求得什么吗？本职的话已经说尽了，但仍然怀疑台下心中有所畏惧。难道是认为提督府不会给我地方上的兵力和粮饷吗？本职所说调拨广西土兵、广东汉达官军，酌量拨给一次大规模征讨所需银粮的一半，这些都是人人可以实行、可以说明的办法。如果说到台下掌管兵备的权力，那就不同了。大概琼州百姓游荡，无衣无食，弃民身份而成为盗贼的很多。训练集合五六个月，就可以形成精锐部队。借用县中民壮的工食，权宜安排，先发给他们开办的资费；黎地的米、山货、木材价格，可以作为后来军队出动时的粮饷补给，完全没有什么难处。又何必说用兵只此一次，存亡在呼吸之间，谁能够预料呢？本职说要用兵，实在也是因为形势不在我方，恐怕会产生奸人玩忽轻侮的念头。大致这件事先易后难，顺应时机加以鼓舞，只需使用一个“抚”字，自然可以办成。本职思考此事已经很久，考察得很深，询问得很多，事情确实可以成功，成功后也不会留下后患。请台下壮起胆量实行吧。本职初次做官，便不能得到上官的认可；处在这样的世道，究竟还能成就什么事业？母亲年老在堂，归去的日期已经指日可待，其中还有没有说尽的话，等到到达台下那里时便全都告诉您。奇货可居，没有比这件事更好的了。台下幸勿再犹豫。把黎人看作奇货，这是小人追逐功名的心思。当时想激励双山，姑且用了这句话。《治理黎人防守论》〔这是己酉科中式的策论，和奏疏、图说互有发明，附记于此。〕 天下的事情，谋划它固然贵在有适当的方法，但尤其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什么叫方法？筹划安排而使之有条理，明确形成了可以考察的成效，这就叫方法。什么叫人？能够筹划安排而使之有条理，并且以显著的功绩自我期许的人，这就叫合适的人。得到合适的人而没有合适的方法，事情一定不能实行；得到合适的方法而没有合适的人，方法一定不能奏效。人和方法兼备，天下的治理才能成功。那么如今治理琼州黎人的办法，固然应当讲求，而能够亲自承担此事的人，不也是琼州人深切盼望的吗？关于您所询问的改变人心、宣扬教化的谋划，山川平险的形势，叛服得失的原因，我本来就说过：得到合适的人最为可贵。为什么呢？确实看见这些愚昧的民众，可以一鼓作气将其擒获，却偏偏对此战战兢兢，只说地势险峻，不可以驰骋驱逐；敌兵强悍，不可以抵御。不知道从古至今的盗寇，没有不凭借险要来显示强大的；从古至今的军队，也没有因为畏惧险阻而长久纵容盗寇的。如果我方不弱，天下就没有强兵；如果我的策略周密，天下就没有险地。琼崖卫所的军队，自从丘文庄上奏不许征调以来，今天已经像骄纵的孩子一样，不能够应敌，已经十分明显了。所以此前郎温的失败，都是还没有交战便已经胆怯了；听说敌人在千里之外便临敌，先预定了失败，失败正是这样造成的。前哨撤退，后哨便改道；那边想前进，这边却想后退，失败正是这样造成的。今天的祸患，虽然有被激成这样的原因，但黎人猖獗了两年，崖州百姓死的死、迁的迁，几乎将要尽了，却还没有人能够剿灭他们而使地方安定，难道还能说是有合适的人吗？如今皇上命令威严，发兵诛讨他们；用万全的力量来看待这件事，他们不过是狐兔而已，他们束身系颈、就擒受诛，指日可待。然而我所忧虑的是，元代至元年间屯田、设学的事情，重新引发了文河之忧；毛伏羌率军压境时，不开通十字道路，却只想谋求眼前的苟安，不思考万世无穷的利益。如果根株不能拔除，就未必日后不会再次出现今天的情形。琼黎居处其中，州县四面环海；譬如人的身体，就是心腹之患。现在不加以治理，必将逐渐蔓延四处，成为四肢的祸患。这正是皇甫规所说的“毒蛇进入屋内，不可一日安居”。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办法，不过是坚持开通十字道路的决心，坚定实行设置州县的计划罢了。除此之外，即使议论此事穷尽所有办法，处理此事用尽所有策略，也都属于下策。为什么呢？过去议论的人说，把黎人同类全部消灭太过残忍；但追究他们这样说的原因，不过是认为禁止商人贸易，黎人便没有获得弓箭刀刃等武器的资财。

译利益所在之处，人们都会共同趋赴，即使死也有所不顾，何况那些手持铁器、从事武装的人呢？所以奸商固然不可不禁，但也有不能彻底禁止的地方。又有人说，禁止军民逃亡，黎人便无法施行深入劫掠的毒害。徭役不扰民，生活费用足够，本来就有人愿意留下，何况州县又驱迫他们呢？所以逃亡固然不可不禁止，但也有不能永远禁止的地方。又有人说，惩治土贼的刻削行为，黎人便没有发动变乱的刺激。那些读书懂得礼义的人，剥削良民时尚且顾不得廉耻，何况土贼无知无识呢？所以贪暴的盗贼固然不可不惩罚，但也有不能全部惩罚的地方。宋朝自始至终的错误，就在于一个“和”字。姑且作为一时抚慰安定的办法，却不能用来防范黎人。要使他们改变人心、接受教化，成效至少要迟至百年以后。官吏升迁不定，人性的贪暴又各不相同，想依靠一个人的力量一味用德行感化他们，也不能用来防范黎人。应当趁着今天大军的声势，在首恶平定之后，开通十字大路；州县中可以迁移的就迁移，屯田中可以搬迁的就搬迁；把没有田地的良民迁来，在道路和州县之间耕种；那些不适合剿灭的黎人，就迁徙到外围地区。这样以后，才是百年大计，琼州百姓也才能享受无穷的福祉。否则，今天声势赫赫的举兵，又像前一天那样迅速收兵，即使剿除干净，对百姓也没有什么好处；又怎么知道日后不会再次出现今天的情形，重新成为百姓的祸害呢？如果不这样做，却只说要改变人心、宣扬教化，那么在州县没有建立、十条道路没有打通之前，我看不出怎样能够做到改变人心、宣扬教化。唉，这就是得到合适的人困难，而不是得到合适的方法困难的原因。我所忧虑的不过如此，而我想向您说明的，也不过如此。至于山川平险的形势、叛服得失的原因，《琼志》记载得清清楚楚，如同明镜一般。我想要告诉您，只是还没有闲暇。我的狂妄浅陋之见，请您进一步指正教诲。序记 贺景竹王千兵荣膺军政序 圣天子分设天下的职官，在各地设置都司、卫所。它们与州县交错对峙，大概属于五品官秩。兵员以一千一百人为数，其余所管辖的人数是这个数的五倍；有军务，有屯粮，还负责诉讼审狱。这就是凭卫所守卫边境、辅佐圣明的治理，实际上兼有牧养百姓、妥善办理差役的职责。推行政令、实现志向，比州县的职权还大。如今州县的守令面对百姓，百姓没有谁敢抬头仰视；人们看待他们，也无不觉得其尊贵而荣耀。卫所官却不是这样，原因在于他们的官秩往往承袭父祖，不是通过向官府学习、遵守官守之义而来，懵然无所见识，而且没有理德来调和心气，动不动就凶猛强悍、残酷暴虐，以此凌辱剥削下属。抚按、藩臬因此顺势压制他们，压制他们确实是对的。沿袭成习之后，终于使那些厚相结党的，大多坐享爵位冠冕；甚至被显然斥责为中等官秩的，反而出自文职杂流之下。身居其中的人常常也忧愁不乐，说：“这不过是奴隶戴上了冠帽衣裳罢了。”其中有志向和崇尚的人，最终也因为无可奈何，只能把这种处境归于不知缘由、也不知改变之道。人的立身于天地之间，难道一定要别人荣耀自己之后才能站立吗？只要坚持义理前进，天下就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何况五品的官秩，等级清楚分明。我可以执持国家制度作为依靠，公共道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从来没有泯灭。权势到了极其沉重的地步，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我却可以执持人心中的公道来反转这种局势，以道理张大被压抑的势力，以制度振兴品秩爵位的尊严。所以我曾认为，今天武职受到文职压制的原因只占十分之一，而我自己不能立身的原因却占十分之九。况且他们用来约束自己的准则，错乱乖谬尤其严重：既然认为威势比不上州县，便只会推诿叹息；又说：“阿谀奉承、剥削取媚的行为，州县本来就是著名的文士所为。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做？”抚按、藩臬中督察我的人，固然都是声名显赫的进士，处处维护天下声望；但他们也不过是州县官所为罢了，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做？于是便以聚敛财货来求得容纳和媚悦，反而认为这样或许可以申明自己一二分；否则就太过分了，这样盘算真是高明。孟子说：“小国向大国学习，却以接受大国命令为耻，就像弟子以接受先师教诲为耻一样。”既然如此，武职的地位远远低下，难道真能说完全是由于文士的私心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以此为耻，不如师法文王，成为当今的藩篱；也不过是“执持制度来守护自己，依据义理实行制度”罢了。果断而不把责任推给无人相助的微末处境，斩然断绝而不受阿谀取媚的习气牵累，那么我本来就是参与天地运行的人。那些原本与我并列、甚至位居我上面的人，将反而把这些习气视为污秽而像看待奴仆一样轻视它们。唉！难道只是要同它争斗吗？难道只是求它不要压抑我吗？千兵景竹也有志向，却只能交付叹息；抚按向朝廷请奏，于是军政之事才涉及他。改变这种情形，事情便有了由头。我担心他不知道应当执持什么，因此借军士的请求，把这些话写下来。用来庆贺天下的事情，也只是为此而已。景竹还请努力。贺屈元礼生子序 屈先生已经三十多岁了，在仲秋的夜晚做了一个吉祥的梦，醒来便生了儿子。众人都为“余庆”的说法而欣喜，一同请求我写几句话来祝贺。我说：“人生在世而没有留下后嗣来继承自身的，能有几人？这样说，难道就可以停止了吗？或者有人会教导他，以成就儿子的尊贵吗？然而如今的教育，往往与圣贤之道相违背。大概自从门左悬弧之礼长久废弃以后，马援留下的遗训、王昶和柳玭的戒言，特别是司马氏所记载的内容，与乡里的习俗和愿望相合，于是流传得很广。天地四方的事情，全都交付给男子承担了，他的负荷将会怎样呢？只顾沉默守成的名声，却把精力放在琐细义理上的人，能够承担吗？所以孟子善于培养浩然之气，正是要用它来承担天地四方的责任。汉人因此有‘生男孩要像虎一样，仍然担心他变成鼠’的说法。我并不敢认为汉人的见解恰好适中，只是普通人的性情，振作他的气概并把他挽回到中正之道，比较容易；压抑他的气概而希望他达到中正，却比较困难。既然不能处于中道，就只有把心思寄托在超出常情的狂士身上了。这正是仲尼善于造就人才的地方。何况如今对天下人的教育所取的标准，又是怎样呢？爱自己的孩子而深远地替他谋划，却反而教他走守弱退让的道路。这样以水助水，虽然可以使血肉之躯长久保存于世，却会使自身所具有的道德仁义远离贤圣之道。如果这就叫能够成就自己的儿子，果真如此吗？”疏少傅不把财产留给后代，自认为是在替子孙谋求光耀史册的事业，然而违背这条道理的人却屡见不鲜。何况这种道理受到君实称颂，世人又往往认为是正确的，谁能把这种风气挽回过来呢？诸位朋友肃然说道：“元礼年少时便学习礼法，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我也欣喜地继续祝愿他的余庆，希望天地四方的事业能够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祝贺。

译乐耕亭记 起初我还没有结识西埜先生时，以为他不过是一个被豢养的人罢了。交往了几年，见他诵读砥砺品行、廉正自守之士的文章，便欣然羡慕，仿佛有想要追赶却达不到的心意。唉，太美好了！这就是世代享受俸禄之家难以做到的地方。交往更久以后，见他听闻仁厚、笃实、俭朴节约的行为，便欣然羡慕，而且将要敬重推崇他。他严格要求自身，以诗礼教训子弟；对于败坏法度的欲望、败坏礼制的放纵，将会深感惭愧而不去做。唉，太美好了！这更是世代享受俸禄之家难以做到的地方。嘉靖甲辰年间，他在瞻玉堂遗址西面的墨客村，建造了乐耕亭在高处，准备用它来统率仆人佃户耕作，并不只是取这个名称而已。一天，他把这件事诵说给我听，我惊讶而又欣喜地说：‘先生真贤德啊，这就是乐于耕作的意思吗？’但责难他的人却说：‘不修缮这里，却反而经营那里，继承祖先的弊业，不是孝道。’我的看法并不是这样。贾谊说：‘一个男子不耕作，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寒。’如今百姓所从事的行业有五种：士、农、工、商、军。士人用来明白和传播道理，军人用来保卫国家，农民用来生产九谷，工匠用来制造便利器物，商人则使货物流通，从天下取得所需。自身不属于这五种行业中的任何一种，就叫游荡懒惰之民。游荡懒惰之民，是君子所不屑与之为伍的。世人都把异端和游手好闲者作为这种人的标志，却不知道儒生和贵族尤其容易成为这样的人。先生是文庄的嫡系后裔，享有宝丞的荣耀；如果任凭自己堕入游惰之域，以满足无边无际的欲望，那么凡是可以奢侈、可以淫靡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具备。他成为园丁和织女的祸害，怎么能不令人痛心！与异端游手的危害相比，要严重十倍百倍。这个亭子既然是为耕作而建，又以‘乐’命名，那么推究这层意思，他一定不忍心让肥美的饮食成为粮食的浪费，不忍心让华美的衣服成为布帛的消耗，也一定不忍心沉溺于声色之娱、妄图聚敛财货。喜爱生养万物而不损伤年寿，越是这样，德行便越加美盛。凡是世代享禄之家子弟所拥有的淫靡奢侈小物，都将被铲除清理而消耗殆尽。唉，不贤德的人能够做到这些吗？仁厚笃实、俭朴节约，是我亲眼见到的品行；至于义理清正、节操高洁的善行，也可以期待他将来回到官职之日实现。亭子题名‘乐耕’，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至于流连光景，把这座亭子当作聚众游玩的地方，那么瞻玉堂遗址也会因此蒙受祸殃。唉，孝道由此开始，先做士人，如今又做农民，不成为五种百姓的蛀虫。《诗经》说：‘孝子之德没有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说的不就是先生吗？唉，真贤德啊！” 先生说：“这就是我的志向。”我恭敬地拿这些话来写成记。

译赠林东臯考绩序 我和东臯先生都是以儒业相交的朋友。然而东臯担任琼山县令，算来已经七年了，实在有古代大夫的道义。古人说过：‘君子居住在这个国家，不非议它的大夫。’这句话流传以后，所以凡是治理百姓的人，即使心里明白善恶，也往往像执掌《春秋》笔法那样记事。他们显著地向人诵说，分割文采加以赠送的文章，必定掩饰过失而夸大美德，把小事增饰成大事。即使把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这样显赫的人物拿来相比，实际上也反而出在严嵩、来俊臣之下。因此善恶相混、诋毁和冒称，没有什么可以凭信依靠的。君子习惯看见这种情形，所以凡是采录成文、歌咏赞颂的人，都会说：‘这就是不非议他大夫的道理。’即使事情历历可考，也没有人愿意听信。善恶彼此混淆到了这种程度，声名于是陷入真实难以显明的地步，君子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今想夸大言辞来作为赠给东臯的文章，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东臯的恩惠已经显著地留在人心中，政绩声誉传播于行旅和民众之口，功业留在郡邑的志书中，祥瑞不必再多说来添赘。然而东臯这次是凭考绩上奏而出行，将要升迁到别的郡去，登上科举仕进的道路；他的施政范围将比琼山更大。所依凭的范围越大，他所上奏的政绩也将随之扩大。东臯凭借迎刃而解的才干，乘着可以迎刃而解的力量，随着职责所到之处，把平日所学坚定地实行，不因顾惜自身而忘记国家，也不要偏私自己而抛弃百姓。小而言之，是琼山；大而言之，是天下。这样一来，声誉将传达到远近，功业将显著而不可磨灭，循良之政和直言敢谏的风范，将照耀古今。我就可以跟随在他身后为之鼓舞了。唉，难道不是盛大的事情吗？难道不是痛快的事情吗？从前子路离开鲁国，对颜渊说：‘你拿什么赠给我？’颜渊说：‘我听说，离开国家时要先到祖墓哭泣，然后再出发；返回自己的国家时不哭泣，只扫墓后便入城。’颜渊又问子路：‘你用什么来安置我呢？’子路说：‘我听说，经过墓地要俯身扶式致敬，经过祭祀之处要下车。’儒者有见到善行便互相指示的道理，那么东臯先生将用什么话来回赠我呢？” 赞萧氏一门二节 我读东洲李太仆所作的《双节传》，看到两位母亲在年轻时便守寡，依靠孙子生活，历经三四代，思念亡夫的心直到今天仍和当初一样。她们对天发誓守志，辛苦纺织，未尝不令人赞叹她们坚持守节的志气，也可以用来激励那些顽钝懦弱的人。唉！人立身于天地之间，能够用自身作为天地万物依凭的道路，有五条。五种教化贯通天地人三才而合为一，君子对此极为看重。然而圣王制定制度、治理世俗，最急切而优先看重的，只有臣子的忠良和妇人的贞节。大力表彰、特别褒奖，拳拳不忘地以此来激励天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因为以义理结合的人，即使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可以改嫁而跟随他人，却最终仍然守住一个志向、一种操守，几乎无处不是她们自立的地方。何况人遇到的事情有常态也有变化，君子观察一个人，常常在长久和短暂之间求取证验。古人说慷慨赴死容易，从容就义困难，说的就是时间长短。因此丈夫亡故以后便无所作为了，在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却始终不改变志向，即使坚硬如金石，也未必能远远胜过她们。丈夫在世时，妻子顺从、家庭安宁，还算不上困难。士人事奉君上，多的经历三四十年，少的也不少于十多年。在显明处承受君命，有时在幽隐处却违背它；能够坚决发誓不因所任职事辜负君主，起初也许坚持，后来却可能改变，经过多年仍能保持专一。那些在日月之下为君主殉难的事情，未必算困难。藩屏宣扬而不违背君命，可以看出臣节的终始；寡妇守节而能够坚定，可以说明妇行的完备。所以君子评论人物，无论朝廷中效忠，还是内闱中显节，都不分高下；而要用它们来激励世代、振兴风俗，特别对此拳拳在意，也是因为长久而重大的德行由自身承担，五种教化在这里贯通起来。虽然如此，那些士人曾经学习问道、懂得礼义，以回应君上的要求，亲近师友来消除蒙蔽，斟酌古今来通达疑惑，说他们能够尽到所事奉的责任，还可以；闺中妇女所见所行，比起这些又怎么样呢？何况士人分布在官位上，考察他们接受君主托付而不改变本心的情形，往往很少。妇女在闺门之中做到这一点反而容易，众多士人在讲学交往之际做到这一点反而困难。两种贞节汇聚在一起，难道不是君子所应当欣然褒扬、不能自已的吗？孟子说：‘百世以后，听到我的话的人没有不奋发振作的。’何况是亲自受她们熏陶的人呢？我私下感叹臣节衰败、守节毁坏，天地人三才赖以成立的道理，如今竟只在两位妇人身上寄托。把它寄托在她们身上，是因为她们像丈夫一样，只记念母亲不改的心志，奋发保持臣子不违背君命的义理。侍御公为南粤造福，是必然的事情。我是粤地人，心中的鼓舞赞颂无法自已，因此写下这些话来歌颂和议论。泰伯论上 关于太王想要剪除商朝的志向，金仁山、胡双湖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我私下认为太王确实有这样的志向，泰伯却离去了；如果这样，那么孔夫子也不应当把太王称为具有至高德行的人。太王处在祖甲时代，距离高宗中兴还不远，后来过了一百多年，殷才灭亡。这样看来，太王之时正是商朝强盛的末期、衰弱的开端，天命和人心仍然完整稳固、没有动摇。所谓‘剪商’，也只是说他有这样的志向罢了，并不是像在孟津观兵、在牧野陈列军队那样整顿军旅。假如泰伯没有逃往荆蛮，国家就会归属于泰伯。国家归于泰伯，而泰伯把不取它作为心愿，那么太王心中蓄积的剪商志向便会停止。泰伯、季历不得到王位，后来就不会有武王伐纣，也就没有灭亡商朝的道理；这就是把天下让给商朝，又会是什么样呢？太王想把王位传给季历，于是剪商的志向，季历也继承了。太王首先开创，季历后来继承，父亲创作、儿子述成，事情一定有可以成功的条件，并没有什么困难，这正是君臣之义。泰伯不以自身维持其中，却借口采药而离去。即使我没有亲手杀死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把同类之事推到义理的极致，泰伯还能算是有君臣之义吗？况且弑君是天下最大的恶行，幸而成功，公议也会像斧钺一样令人战栗；

译不幸没有成功，大则身首异处、家门毁坏，小则贬官削职、流放荒远，终身流离。王述的儿子坦之想把女儿嫁给桓温，王述发怒，把坦之推开说：‘你真是痴呆吗？竟想把女儿嫁给武人！’坦之因此没有遭受桓温的祸患。我私下认为泰伯爱太王，还不如王述爱自己的儿子。圣贤的论说是：‘君主有过错，进谏三次仍不听，就离开他；父亲有过错，进谏三次仍不听，就号哭着跟随他。’孔子与臣下、父亲与儿子所处的道路不同，不只是因为天合、人合、义理上本来就应当如此。儿子与父亲一体而生，比起异姓之人，君臣之间的情分有区别；以光明正大的义理，投入一气相通的亲情之中，婉转顺从、号哭再三，没有什么不能感通而挽回的。父亲有能进谏的儿子，自己便不会陷入不义；心中没有无君之念，这件事是何等重要！难道能够预先断定事情无法挽回，于是便逃走吗？狄仁杰在武则天朝中周旋，凭借双陆棋局不胜的征兆以及姑侄、子母之类的话，尚且能够感动她，使天下重新归于唐朝。太王本来就不是昏暗的武后。狄仁杰能够对异姓妇人做到的事，泰伯却不能对至亲的父亲做到。况且朱子评论泰伯说：‘德行足以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的人，既然足以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却不能用大义挽回父亲的心，我是不相信的。以儿子的身份事奉父亲，情理上有可以做的事却不做；身为世子，权势上有可以做的事却不做。就事奉父亲来说，这是不孝；就事奉商朝来说，这是不忠。开启天下无君之祸，给家门留下弑逆的羞辱，都是逃往荆蛮造成的。天子通晓事物变化的各个方面，斟酌而洞见义理的根源，怎么反而把至高的德行称许给他呢？’ 泰伯论下 如果果真如‘剪商’之说，那么泰伯洁身而去，只能与申生的恭顺相类。资质虽美却没有学习，尚且不能说是有德，何况能说是至德吗？大概泰伯采药一走，如果太王果真成就剪商之事，那么商家的天下不是从太王那里得到，便是从季历那里得到。也就是说，泰伯不取商家的天下，却任由父亲和弟弟去取得它。春秋记载赵盾弑杀其君的事，任由父亲和弟弟取得天下，却不以自身维持其中，按照《春秋》的法度来责罚，泰伯的罪过便无法逃脱。狄仁杰在女主的朝廷中周旋，君子却取法于他，因为君子期望成就天下的事情，并不一定要求表明自己的志向。假如只求自己无愧，径直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凡是能够维持左右局势、使事情不至于成为叛逆的做法都不肯做，那么泰伯就不能算圣贤。朱子根据最终成就吴国的事实，推测泰伯在商周之际足以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太王封邑在岐山之下，民众归附他如同归赴集市，难道不能拥有天下吗？太王可以拥有天下，而泰伯洁身离去，能说是把天下让给商朝吗？况且‘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的说法尤其令人不解。有人说周朝的顽民是商朝的忠臣，《尚书·多方》《多士》中训诫殷民的内容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必须经过三十年以后风俗才会改变。牧野之战时，虽然殷民已有倒戈的意图，但仍有先前的部众与周军交战。孟子说：‘那些旧家遗留下来的风俗，流传下来的教化和善政仍有保存，所以改变它很困难。’泰伯即使德行盛美，也不会超过文王。文王遇到罪恶贯盈的纣王尚且不能使天下诸侯来朝、拥有天下，泰伯处在祖甲时代，距离高宗中兴还不远，又怎么能够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呢？会有这么容易吗？周人已经取得天下三分之二，却仍然服事殷商。有人说九州之所以没有立即叛离，是因为殷商仍然小心翼翼地维系着它们。既然纣王尚且有可以延续的势力，那么以泰伯不屈从的德行，处在祖甲强盛之时，想要为天下倡导而率领民众，是可以知道结果的；那时商室正如泰山压顶，四方已在支撑它。‘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一定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孟子说：‘继承世代而拥有天下的，如果是上天要废弃他，必定像桀、纣那样，所以益、伊尹、周公都不能拥有天下。’难道恰好在圣贤相继出现六七人之后，上天就突然抛弃商朝了吗？从德行来说，泰伯没有取得天下的道理；从时势来说，泰伯也没有取得天下的机会。人们只是看见他最终成就吴国的事迹，便认为他可以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归附泰伯的人，正是归附太王的邠人。因为他们心中知道君臣之义，所以看到可以奉为君主的人，便一齐归附他。又把我推举到天下唯一君主的位置上，我恐怕知道有仁德之人的人不会这样做。邠人归附太王，太王不能立即实现剪商的心愿；那么最终成就吴国的泰伯，能够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吗？况且把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推给别人，才叫作让；把商朝尚未败亡的天下说成是泰伯本来应当得到、却施恩不取，这和盗贼有什么不同？难道要指着尚未被抢劫的家，认为其中积存的财物已经属于自己，却姑且让给拥有财物的人使用吗？大禹、太甲、成王的天下，不能说是益、伊尹、周公旦让给他们的；周朝的天下，也不能说是泰伯让给它的，这一点尤其清楚。孔夫子的话，应当不会是这样。朱子依据《史记》的话，推想太王、泰伯的心事，都没有得到真实情形；而且他所说的时代和事情，同孔夫子称许的话彼此矛盾，不能强行解释为相通。不如只按‘让国给季历’的说法理解：武王最终拥有天下，所以把‘让天下’的意义推加到泰伯身上加以称许，这样就没有妨碍了。孟子为贫而仕议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有士、农、工、商，都是男子所从事的事业。这些事业虽然同样重要，但士人是在天地之间推行道义，只有道义最大，所以士人居于四民之首。士人处在这样的时代，既然贫困而没有供养，就说农、工、商吧，无非是用来养活自身和防备生活的。这些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出仕为人做事，就受制于人。受制于人，就不能自由行动；受制于人而有所期待的，只有俸禄。况且有人说这不是出仕和退处的正道。唉！既然不是正道，还可以称为出仕吗？以不正当的出仕悬念于求取俸禄的想法，这样的内心究竟是什么样呢？君子出仕，是为了实行自己的义。臣子和儿子的义，分际并无彼此之别；如果以所谓地位高、能够行道为借口推托，就失去了君子出仕的道义。天地之间没有能够养活这个身体的办法，去做它也就可以了。放弃农、工、商的供养，自己卑屈地取得守关击柝的俸禄，受制于他人，大贤君子难道会这样做吗？孔子平日进仕遵循礼，进仕是困难的；退处遵循义，退处是容易的。他任乘田、委吏时，安然接受而不推辞，大概也是顺从他人举荐授予的职位而不存私心，同时也因为这关系到推行道义的开端。事奉君主应先敬重自己的职事，然后才考虑俸禄；如果是因为贫困而出仕，难道还能把俸禄放在后面吗？” 孟子平日坚持不去拜见诸侯的道义，与诸侯分庭抗礼，直如高耸万仞的墙壁，令人无法接近，无非是刚强浩大之气所造成的。这句话一说出来，我恐怕他的气质和体魄也有所不足。由积累义理所生的浩然之气，或许不能像长江大河那样浩浩荡荡地奔流而来。

译周公派管叔监视殷地 关于周公处置管叔、蔡叔等人，大家都认为周公不忍心预先推测兄长的恶行而抛弃他。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舜处置象，虽然说把他封在有庳，但天子的官吏实际上治理那里。这样做的原因，正是既保全我亲爱亲人的心，又使他不能稍稍放纵自己的恶行；对于家国臣民的考虑，既周详又严密。人一定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对于亲近的人，一定又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对于亲近的人，能够辨别真正的是非，并不只是对这些才详细。朝夕相处，心术的善恶、处理事情的明暗、才能气度的大小，无不完全显现在我面前，不像其他人只是偶尔相见，只看到一二方面而看不到全部。古人说‘了解儿子没有比父亲更好的，了解弟子没有比老师更好的’；群居整日而以知己朋友相称，也是因为亲近而不分离的缘故。假如说周公被爱护兄长的心蒙蔽了，那么舜为什么没有被四端之心蒙蔽？难道一定会因感触不同而产生不同反应，天下人都如此，周公却独独在一件事上得到、在另一件事上失去吗？《大学》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儿子的恶’，是责备溺爱者不明智。古人称有能进谏的儿子为贤子，把儿子教以义方称为贤父；尧的儿子丹朱被臣民称为嚚讼之人，尧尚且因此弃置他，可见其中有真实与虚假的区别。也可以说管叔的过恶尚未显著，而他的志向和才能还有可取之处；能够识别人，才算明智，但这对帝王来说确实困难。四种恶行在尧时没有除去，到了舜时才除去；人心深处的情状不可测度，即使圣明之人，也有不能预先辨别的地方，何必只在兄弟之间才会这样呢？拥立亡国之子的后代而寻求监视他的方法，这件事关系多么重大，应当怎样谋划呢？让亲近的兄长去监视他，周公考虑事情的周详，也就可以想见了。至于日后的事情，正如所谓‘只有上帝才知道其中的艰难，是圣人的不幸’，而当初之所以一定派管叔去，正是因为从当时看他的才能和志向可观，也是真正把他当作兄弟。如今看《金縢》中的册书，周公爱护武王是怎样的？‘恩斯勤斯’的诗句，表现周公爱护成王又是怎样的？孩童都知道亲爱。管叔的兄长身份在那里，也仿佛在这里；他依附仇人而背弃亲爱的人，管叔所做的已经超出天理人情之外，周公怎么能够预先知道呢？我私下认为，监视殷地这件事，周公一定曾经庆幸自己找到安定国家的办法，哪里会想到后来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呢？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兄长，周公的过失不也应当如此吗？孟子或许就是这个意思；不必取用我子、鬻子、闵子的话来责难周公，那只是哀痛而恳切地为此流泪哭泣、说明道理罢了。在事情败露以后，周公对亲人的爱护之情尚且如此；在需要防卫、抵御侵害的时候，让亲兄长去监视自己的仇敌，难道不正是圣人最周密的计策吗？天理人情，是周公所不能超越的。如果说周公被爱兄之情蒙蔽，以至于造成今天的结果，那么考察古今、反省人心，就不能强行解释为合理了。使毕战询问井田制度 不实行井田制却能使天下得到治理，没有这样的道理。为什么？人一定要有衣食资财，然后向善之心才会产生；每天早晚都有事情可做，然后淫逸奢侈的念头才不会发生。井田制，是供给衣食的资财，是使人日夕有事可做的安排，是返朴还淳的道路，是杜绝盗贼和诉讼根源的制度，天下各种事情都依赖它。所以我曾认为，只要实行井田制，天下的事情就全办妥了。然而自三代以后，经过将近几千年却没有实行，为什么呢？井田制是为了百姓，同时也兼能使国家富足。自秦、汉以来，把为百姓着想放在心上的人，能有几个呢？偶尔有人想为百姓隐忍，作长远的抚恤打算，却又苦于考察研究不够详细，无法因时变通。他们看到天下如此广大，要夺取富人的田地分给贫民，纷纷扰扰，根本无从下手。那些讲学的大臣，多是专事词章和记诵的人，一谈到井田制，茫然不知实行它的缘故。有的人看到实行井田制对自己没有利益，因而不提它；也有借此来迎合君主、为君主诵说的。全天下都安于因循的习惯，始终没有长久的计划和求治的思想，只知胶柱鼓瑟，难怪最终不能实行。考察后世所谓博学通达、熟悉古事的人，没有比端临马氏更好的。他议论井田制时说，后世君子常常感叹当世君主不能恢复三代的制度来使百姓得利，反而让豪强坐享兼并土地的利益，这种说法本来是正确的。至于斟酌古今、考察最终的利弊，则没有比老泉、水心二位先生的议论更准确切实的了。若有人在二公之外另作议论，必定要充分了解乡里百姓的利弊，详细考察之后再授予、分配土地，才可以没有弊端。那么，自周代以来，治理百姓的官吏，难道全都不想了解百姓的利弊吗？不了解民间的利弊，却使用百姓的膏血来供养自己，那么设置官吏、划分职掌，让他们往来奔走、纵横办理，又是为了什么？守令的调任期限有限，难道不能选拔他们而长期任用吗？贪污官吏和狡猾胥吏能够舞弄文书、扰乱簿籍，但田地村落的实情一一可见，丈尺又有凭据，或许不能任意混乱。至于归还、授予土地的奸弊无穷，如今正是这样。井田制实行以后，百姓难道还会有无穷的弊病吗？商君割裂井田，毁坏阡陌，是想使百姓的产业安定、使他们的意志专一。如果真如这话所说，那么三代的贡、助、彻之法难道会不安定、不专一吗？他不反过来探究安定专一的根本原因，只看到制度末流的弊病，便一概抛弃它。不考察根本却只整齐末节，端临在这里说错了。我朝丘文庄采纳苏轼、叶适的议论，说道：可以在建国初年人口少的时候实行，等到太平日久、人口日益繁多以后。最终还是会毁坏废弃。程子说，天地之间绝没有人口多而土地少的道理。如今浪费的五谷，计算起来应当是百姓每天早晚食用量的数倍，却仍然可以供给，可见其中的道理了。应当随时制宜，却不能失去先王的制度。逐一列举贡、助之法，用来解释滕文公向孟子所说的话，恩泽润及百姓并不是这样。人口与田地相配，要在数百年以后才能见效；井田制逐渐实行，等待它完成，难道不能实行吗？至于张载所说处理此事有办法，可惜其中的精妙之处隐藏着，没有阐发出来。唉！三代实行井田制，时间已经如此长久。土地的形势抬眼便可看见，丈量尺寸反掌即可完成，难道能够隐藏吗？文庄的见解，也就是端临的见解。误导他们的是苏轼、叶适，而这二人的说法尤其可笑。《周礼·遂人》说：‘凡是治理郊野，田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之间有沟，沟上有畛；百夫之间有洫，洫上有涂；千夫之间有浍，浍上有道；万夫之间有川，川上有路，以通达王畿。’郑康成认为这是乡、遂所用的沟洫之法，用于近郊的乡、遂。《周礼·匠人》说：‘九夫组成一井，井与井之间宽四尺、深四尺，叫作沟；方圆十里组成一成，成与成之间宽八尺、深八尺，叫作洫；

译方圆百里组成一同，同与同之间宽二寻、深二仞，叫作涂，专门通达于川。’康成认为这是都鄙所用的井田之法，用于野外的县、都。这大概是说，在平原旷野之地实行助法，在山林、丘陵山麓之地实行贡法；但并不是说贡、助之法一定只能在这些地方实行而不可改变。从前朱子论述建国时说，必定要依照山川形势，并没有截然方正的土地。孟子说‘至于滋润’，正是这个意思。难道一定要堵塞溪壑、填平堤防和山谷、铲平丘陵、毁坏坟墓、拆毁房舍、迁移城郭、改变疆界田垄，然后才能建立圣王的井田吗？要先堵塞、填平、铲平、毁坏、改变以后才能实行吗？筑高台一定凭借丘陵，开低地一定凭借川泽，这才叫圣人；而圣人所做的事，难道会像这样愚蠢而不通情理吗？一定要有九百亩才叫一井，一定要方圆百里才叫一同，那么不足九夫之地、不足百里的地方，凡是可以耕种的土地，难道都要抛弃吗？应当随田地的宽窄而决定授田多少：可以组成井的就组成井，不能组成井的，就由一夫、二夫相应承担；可以组成同的就组成同，不能组成同的，就由百夫、千夫相应承担。助法不必只在郊野实行，赋法也不必只在国都以内实行，这才是圣人的法则。苏、叶二人用不通达的见解议论古法，要想真正理解古法就困难了。他们的见识错谬到这种程度，于是又说，井田制成功时百姓的尸骨已经腐朽；驱使天下人、耗尽天下粮食，花费数百年专门致力于这件事而不治理其他事务，难怪会如此。所谓井田，是井田这个名称；人一定要有田，却不一定非要整齐划为井，这才是井田制的实际。看在郊野实行助法，在国中实行十一税的赋法，就可以想见圣人随时变通的权宜。为今天打算，不必访求已经废弃的旧堰、遗留下来的陂塘，而应按今天的田地，随地区划分，采用《周礼·大司徒》所谓‘不易之地，每家百亩’、小司徒所谓‘上地，每家七人’，以及大宰所说任用万民的九职，斟酌施行。郡守、县令全都把井田制作为事务中心，细微具体的事务再交给一里之长办理；不要因为今日种种弊病而动摇必定实行的决心，而应周密曲折地努力施行，谋求长久之计。制度确定以后，用全部簿书来核验田地；丈量土地若有不定，官吏胥吏的奸弊就可以查考纠正。不必一定要有像龚遂、黄霸那样慈祥，像张敞、赵广汉那样精明，也可以使这个时代达到虞、周的盛治，使百姓处在安乐富利之中。横渠说：‘世人认为难以实行的弊病，没有不是以急于夺取富人的田地为借口的，大概是认为这样或许会招致动乱。’然而天下是富人多，还是穷人多？实行井田而使贫民免除给富家作奴仆、佃户的痛苦，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欣然听从。王者本来就有灭人宗族、没收人财产，而使人束手听命的事；如今只是取走富人有余的田地，却不夺取他们供养上下亲属的田产，他们又怎么能违抗呢？我私下认为，井田制确实可以在后世恢复，只要大概具有共同的心愿，就不必顾虑众多人的怨言；反复开导，周密变通，一定不会招致动乱。那么，几代之后子孙众多，不能实行死徙、不得出乡的办法，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万物不齐整，是万物的本性。’从夏后氏直到八百年的周代，期间难道独独没有这种情形吗？关键只在于必须使人人有田宅而不失去生活供养，随时加以调整变通罢了。总之不可能事事如意，但与土地不按井田授予相比，后者一遇灾荒旱灾，百姓就辗转死于沟壑，白骨遍野；平时奸诈虚伪群起，有事时群盗横行，两者相差太远了。所以我认为，井田制的防范作用必定在于可行而无疑。古今论说井田制难以实行的人，只有‘强行夺取民田而招来怨恨诽谤’这一句话稍微接近事实。至于把今日官吏胥吏无穷的弊病、守令迁调不常的原因都列举出来，是不考察根本却只整齐末节的说法。至于拘泥于沟洫、井、同的制度，认为今日的土地不是古代的平原地区，这种说法如同胶柱鼓瑟，是圣人最不通变通的表现。应使天人与贫富不相互炫耀，以调和人心，然后天下的治理才可以确定。今日太平的事业、几代以后仁厚的教化，全都必须从这里做起。至于人心共同认可却口头发怨言的人，本来不必顾虑。努力实行，百姓就可以同享成功。然而封建制是用来维持井田制的。想按井田授田，难道也要连封建制一起实行吗？回答说：长期任用守令，又让一里的长老及其子孙长期在其中维持它，井田制就一定可以实行。制度一经确定，人心意志就专一，风俗也形成了，维持它并不困难。既然这样，又何必要封建制呢？人人都把井田看作圣王供养百姓的制度，把庠序看作圣王教化百姓的制度，先供养百姓，后教育百姓。先有供养然后施教，这样实行才对。如果把井田只看作供养，庠序只看作教育，二者就互不相涉了。然而《易经·履卦》的君子取法于此，用来辨明上下、安定百姓的意志。上下分明，百姓意志安定，这就是教化的成功。一夫有百亩田，百亩之外不能再增加一点；五亩住宅，五亩之外也不能再增加一点。上下四旁，长短宽窄，彼此相同，无不方正。百姓的意志还能怎样安定呢？程颐《易传》于是感叹，后世从士庶直到公卿，每天都在追求尊贵荣华；农工商贾每天都在追求富裕奢侈。亿万人的心都交相奔逐于利益，天下纷扰成了这样，怎么能够统一呢？想使他们不乱，实在困难。到了今天，与程颐所说相比，大概更加严重。所谓名人贤士，口头谈论道义的人，都不能彻底去除追求富贵而不仁的心。小民以此作为观察和效法的标准，借此作为口实，于是风俗日益流荡，不知何时才会停止。法律不能禁止，大抵都在使田宅厚实、衣食丰足、妻妾美好。一念之间使人拥有这些，另一念又使田宅没有界限，人人可以自行买卖，终于造成了这种局面。

译井田制实行，百姓贫富之间不再相互炫耀，人心就和谐了；从小到大所见所习都已固定，志向也就安定了。汉代人以富人作为观察对象，希望天下人感到悲哀；如果只让他们看见田宅，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汉代人从百姓的情感中看见美好，便高兴而赞叹；如果只限于田宅，还有什么美好可令人喜悦呢？富人想超过别人，穷人想赶上富人，虽然有这种心思，却没有实现它的途径。没有途径，想超过、想攀比的心就消灭了。井田制并没有直接教育百姓，却把百姓限定在教化范围内，教化之道的妙处竟是这样。我曾说，井田制建立起来，先王的教化就完成了一大半。天下的治理由井田制承担，学校不过是辅助它。先王的教化，井田制从开始便进行教育，学校不过在最后使教化完成。只要实行井田制，天下的事情就全办妥了。后世纷纷奔逐于利益，那些负有教化责任的人，也只是奔逐利益。制度并不是不详细，教诫也不是不恳切；口头上相互禁止，实际上却另以心意相互传授。所谓教育百姓、所谓教化，不过都是空话罢了。天下都这样，怎么能治理好呢？井田制可以解决天下的一切事务，与其竭尽力量建设庠序、施行教化，制定百般措施，鼓舞百姓而志向仍不安定，最终毫无成效，不如竭尽力量实行井田制，恢复唐、虞、三代的治理，不可以因为王莽王田造成的纷扰而拿来作借口。孟子论述人性本善。孔子论性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后天习染却使人相差很远。’虽然没有逐一剖析，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其实都包含在其中。程子所说‘把二者分开就不是相近’，一句话就把意思说尽了。只谈性而不谈气，就无法看出人的天赋禀受各有不同；只谈气而不谈性，就无法看出义理本来相同。谈性不能不分为两方面；没有气，这个理就无处安顿。所谓‘说理，说气，二者没有分离或结合，也没有先后之分’。性就在气质之中，并不是两种东西。谈性又不能不把它们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合起来却并不妨碍分别说明。在浑然一体之中，又有灿然明白的区别显现出来。圣人的话真是精妙。孟子论性，只是拘拘地执着于一个‘性善’的说法。人之所以能使别人信服，是因为使别人心悦诚服；能使人心服，是因为对方也能在自己心中得到验证，并以天下事实加以证明。程子、张子生在战国时代，只用一句话就使告子折服了。告子不被孟子折服，实在是因为孟子说得拘执于一端，辩论又不能详细说明，使告子等人无法信服，所以孟子屡次改变说法来求胜。有人说，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人欲横流，不得不执着于‘性善’来矫正这种弊病。春秋时代的风俗距离战国并不远，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接着又说‘只有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昧不会改变’。孔子的教化周遍流行而不停止，他拯救世人的心也同样迫切，难道他不想矫正当时的风气吗？如果不正面说理使人心服，却想用反话来矫正他的错误，那是无法矫正的。告子所说‘仁在内、义在外’，只是不了解‘仁义’这两个字的字义。所谓说他不了解仁义二字的意义，本来就是想反驳他。孟子难道没有说过：‘心的德性、爱的道理叫作仁；心的裁制、事情适宜的原则叫作义’吗？他却拘执于恭敬以及斟酌汤水之类的说法，辩论又不详细，这也只是多说而没有益处。孟子也谈到命，也谈到性。君子不把命的说法归入气质之性，这一点他已经知道了。可是他回答告子等人时，唯独一句也没有提到。大概孟子是想伸张这一方面、压抑那一方面；谈夜气，是想让人知道涵养这种本性；谈四端、谈扩充，是想让人知道体察这种本性、充实扩大这种本性。他恳切反复地讲说，无非是在为性善谋划。孟子的功劳很大。然而理与气本来不可分离，他却把二者分开来说；知道他是在为性善谋划，却不能使人相信自己的性善之说确实正确，这就是孟子的过失。乡愿扰乱德行。自古以来从没有人谈到养气，到了孟子才谈它。古人有‘诡诈顺从而求取上位者容纳’的说法，这就是乡愿的意思。也没有像孟子这样论说得切中要害、痛快淋漓的。大概乡愿者使自己的浩然之气馁弱，以便随从世俗；浩然之气，孟子自己具备。孟子看见乡愿似乎在伤害自身，所以说得详细，厌恶得深切。如今天下只有乡愿的教化深入人心：凡是处己待人、上治下的事情，全都按照乡愿的方式去做，世俗之人群起称那些性情偏僻、行为过分的人为‘中行之士’。他们认为这样才算合乎中道、善于处世，那就一定是在做乡愿之事。所谓贤士大夫，也免不了取法乡愿，采取调停的方式行事。乡愿距离大奸大恶并不太远，如今的人不做大恶，就必然做乡愿。事情只发生在一时，毒害却流传后世，乡愿的危害就是这样。有人说，孟子阐发了前代圣人没有说出的道理，指的就是养气。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应当把厌恶乡愿看作他的第一功绩。《备忘集》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备忘集》卷九 附录 挽诗 哭海刚峰先生　何以尚 天地间的正气唯独聚集在您身上，奇伟刚直的正道足以做百世人的老师。您的忠诚如同比干，声名可与彭祖相比，寿命超过孔父尼，离世却又太迟。先生和我本来志同道合，您死之后，还有谁能更了解我？杖头上的鲜血还没有干，已经流成泪水；我悲哀哭泣，难道只是为了哭自己的私情吗？又一首 您是一位真正的男子，一生奇伟刚烈，轰轰烈烈，是我的老师。胡尔正这样的人，您为何归去得如此快？不要说病客来吊唁得太迟。您过去对我并不薄，我想您如今或许还有知觉；我们始终的交情应当不要改变。迎着风举杯，以酒祭奠我的私情。范世清 皇天召海公归去，年老的百姓失去了依靠。料想您在地下也能知道，圣明的君主听闻此事，必定深深忧伤；悔恨又怎能安定天下？官职也只能护住自身，我余下的悲痛化作泪水，随行舟而去。我的私心悲痛得如同被捣碎。又一首 我忽然痛哭，又忽然大笑，其中的机缄奥妙有谁能理解？古今与日月，自有升沉；春天生长，秋天肃杀，这是天道。天道啊，是元气的窍门。水底点灯，曾经照见过一次。又何必为活着的人忧愁？又何必为死去的人吊唁？是生还是死，全都是幻象；只有一灵真性，永远光明灿耀。唉！那些追逐名利的人，心已经死了，形体还存在；贪欲如墨污，身体污秽，德行却增添了丑陋和嗔怒。哪里比得上琼山海老，不以贫穷为嫌？台宪官常之贵，平生愿望已经伸展实现。清风明月，正好作为知己；天地长久，足以与神明相通。姜愈 您乘舆而来、披肝沥胆，过去早已声名远播；在南台执掌要职，慰藉天下百姓。蛮夷感念您的道义，波涛因此平静；豺虎潜藏踪迹，道路因此平坦。正是孤忠足以扶持国事，怎能忍心一梦之间便让高楼建成？深山穷谷之中都为您悲恸，汗青史册将在千秋万代表彰您的正直声名。许光祖 江南十月，雨水倾泻，处处都是道路上悲号的声音。云冻霜寒，施行政务严肃；月光融融，水清澈见底，任官清正。宝剑剜出义胆，您的言论多么壮烈；忠魂如星陨落，正气仍然长存。不要只说姓名光耀国史，如今民间百姓已经形成了口碑。凌霄汉 您一生的正气肃正朝廷，胸中的忠诚清白，是世人难以做到的。忠诚如赤色葵花倾向烈日，清正如秋水挽回狂澜。时世多有才俊，却没有尸谏之臣；有人进谗毁谤，幸而您的遗骨仍然清寒。千古芳名将照耀史册，应当留下精魂照亮长安。叶绪昌 您在南都执掌节钺，威望如山；总宪再次到来，父老百姓都欢喜。杨绾任唐朝宰相时，能够遏制骄奢；长孺在汉代，能使觊觎者寒心。治理吴淞水患取得功效，三十天便有成效；防备、救济饥民，十万人也感到困难。今天仙车驶向琼海，乡野之人在江边以酒酬祭，哭泣不止。您治理吴淞时，救济饥民十五万，所以诗中提到此事。朱良性 在宫阙直言犯颜，真是大丈夫的奇节；正是在风雷显示变故之时，您万死一生，成就了千古事业。孤忠独立，只有寸心可以自知。神魂飞向琼岛，天地也将衰老；泪水洒满江南，草木都为之悲哀。幸而圣明之朝仍有公道，且看特别的典礼降临，敕命为您建立祠堂。徐元贞 您如中流砥柱，是大丈夫，刚正清廉的风节古今少有；您以赤心自我发誓，连天地人神都可作证。即使白发苍苍，也还要扶持社稷。您本是神龙翻腾瀚海，远方令人怜惜的鸣凤，曾在高大的梧桐上起鸣。苍天没有为我们留下这位元老，怎忍心看万姓孤苦无依？李麟 回想从前史防任司直之后，今天您在螭头之下重新振起遗风。匡救时局的白简飞出，寒气如霜；眷恋君主的丹心，像太阳一样鲜红。妇人衣服宽大、容貌柔媚，反而羞惭；男子戴冠，洒脱不拘，显出豪雄气概。您乘箕尾星而归，究竟去了哪里？只令人惆怅秦廷之中几处署舍空空。李蔼春 世上真正骨鲠的臣子原来有几个？只有您透彻领悟了本来真性。您的文章是南粤文坛领袖，节操如冰霜，震动北辰。您身历三朝，只有白简相随；名声高过五岭，唯有一片丹心。您的英风耿耿不灭，至今仍然炽烈。后来有谁能接续您的步武？梁肖灏 您独自把真心献给衮袍之主，历经三朝，威望令人肃然，清高无比。殿前有人请求危言直谏，张禹却在阶下默然取悦；子敖使君主畏惧。汉代新汲的百姓曾作歌，舜日旧臣皋陶也有遗风。千秋以来绝妙的调子难以应和，反而更觉得当年您的心志豪迈。梁栋国 谁把石画献给承明殿？耿耿孤忠，正直如史鱼。一片丹心照着汉日，几次章奏使楚天澄清。眼望沧海波涛急迫，胸中正气充满天地，使山岳震动。千年令威再也不会回来，五山家学却留下了远播的声名。朱汝能 秋霜烈日，唯独您最为奇特；不世出的功勋，民间口碑都在传扬。您体念百姓艰难，正为君主所倚重；支撑天地的柱石一旦动摇，已经无人可以扶持。梦魂归向瀛海，清风流传久远；身影落在江天之间，正气也随之长存。今天来祭拜您，人与您已阴阳相隔；泪水像雨一样落下，悲痛实在无法承受。姚光舜 刚劲的节操和刚正的风骨，不容易寻得；您像孤峰峭立，气势森然。正期待亲眼看到仁政恩泽，忽然却伤心哭听讣告。一篇奏疏直陈天下大事，两朝都蒙受圣明君主的眷注。只可惜经世治国的才略还没有完全施展，遗恨使天下苍生泪湿衣襟。李文秀 您有羲皇时代的风度，生逢光明之世；像葵藿向日一样赤诚，足为百世之师。国家安定，您仍竭力经营筹划；还未写完全部事业，忽然乘箕星而去。琼崖如白雪，封赠的茅土；您是青天上的柱石，树立起朝廷的威仪。您是盛世古代的良臣，也是天下的老人；千年之后，遗像仍镇守华夏与夷狄。叶于乔 海上诞生了人杰，天下奇才都聚集于您身上。谏书光照日月，声望震动华夏与夷狄。您孤高耿介，清澈如水；寸心忠诚，连山也可以移动。如今您骑鹤而去，千百年来仍然是人的老师。朱良知 您直言犯颜，志气胜过比干；苦守节操，清白如孤竹君。神龙隐入海天，云彩绵延万里；仙鹤归到华表，月已照到三更。棺外萧条，别无多余物品；灵前冷落，只有一碗菜羹。把这些说给旁人听，他们全都不信；山人我亲眼见到，泪水倾泻如雨。哭祭公的灵柩前，只看见一碗菜羹，所以这样说。又一首 哲人逝去了，泰山倾倒；您所到之处弦歌载道，如今总变成哭声。南国百姓思念您的德政，如甘棠之遗爱；雷阳的枯竹也触动民情。您以忠诚扶持社稷，把荣辱看得很轻；功业充满天地，生死任其自然。您屡次上疏承受圣恩，留下白骨；千年之后，英灵仍将辅佐太平。姜谧 海父真人，是三朝杰出人物、第一等的大臣；一片心只为君主，百般筹划只为安定百姓。折断宫门槛，彰显忠臣的事迹；埋轮阻车，震慑奸佞之人。最令人怜惜的是贫民和孤独者，青史上至今还留着新的泪痕。凌一鸾 奉简命治理吴淞，继续大禹治水的功业，顿时使万条水流朝宗入海；竭力排斥豪强贵戚，驱除妖鳄，只为救济百姓的穷困。副本衮龙服上奏的疏章，抗议三朝政事，言辞激烈；一生经历百般挫折，意态始终从容。圣朝记挂、嘉奖您的忠直，不久就会看见恩光降临九重。许子伟 本来正气参于天地；像您这样正直的人，确实可以与天地同参。历经九死仍保持孤忠，终生保持奇特的操守。惭愧的是贪婪之人已经听见吴下百姓称您为母亲；只怕朝中满是像蝉翼一样轻薄的人。介然自守的士人，为什么还要重新面对您的灵衾和身影，想来一定无地自容。曾养正 人承受天地的秀气，正如春天经过海山便使万物焕新。两次任官都使百姓得到苏息，隐约体现三朝报答君主之臣的风范。自身作为臣子而忠诚，必定得到皇帝的眷顾。牧童嬉戏也知道您的贫困，谁说伯夷、叔齐已经死去？您的姓名将铭刻在万古人的口中。林宪防

译云边的五指山，一座山峰压向青翠的原野，苍生与天地都感到不平。早知大鹏会奋飞到高远之处，朝阳下只看见凤凰高声鸣叫。松树生在琼岛，从根到梢都挺直；月光映照吴江，清澈彻底。只盖一件皮裘，安然如晏子；还没有打开三条小径，来安慰元卿。三朝都忧虑朝廷和民生，忠诚耿介的声名将留存万古。诏书来自上天，光照海边；九泉之下含笑而逝，却仍如活着一样。饶宪学 一生的骨鲠正直仿佛天生如此，历经冰霜反而更加不惊。眼中直视尘世，胸中只认定这种真诚。直谏使北阙星辰震动，恩泽充满南郊，草木也为之清新。遥望五指山峰，不知在何处；海天秋月自古至今都同样明亮。黄裳吉 五指山苍苍耸立，凌驾太清；百年天地间的精气，聚集成奇异英杰。挺身直立，成为挽回狂澜的柱石；逆耳的直言，时时如折断宫门槛般响起。一片孤忠，使君主醒悟；三朝始终保持完整节操，仿佛出于天成。自古以来地脉连接沧海，万里山河共同拱卫帝京。黄中美 刚劲的节操凌霜而立，容色始终不改。在清明时代，人们纷纷赞叹您的英风。尘世的道路已经断绝，寒烟也清净；赤诚丹心高高悬挂，像烈日一样鲜红。在调和鼎鼐的鹓班中，唯独您独步；在宫门外含香而立，震慑群雄。天南还有皋陶般的贤臣和甘霖般的恩泽，且看它们映入碧空。谭可为 忠诚本于真心，耿介因此更加坚定。三朝元老的声望庄严，当年的功业与天地同朽。匡正时局的事业如日月长悬，报国的篇章自古以来又有谁能与您相比？自汉代以来，汲黯也要让位于高贤。先生若能重新起来，明日便可入承明；我这个晚辈还愿意快步执鞭随从。《备忘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备忘集》卷十 附录 行状　梁云龙 明朝已故资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追赠太子少保、谥号忠介、号刚峰的海公生平事迹。唉！海公正气直节，独立行事，敢于直言，早已被皇帝简拔记在心中，也已显著载入国史，即使愚夫幼童都能说出他的事迹，哪里还需要写行状呢？只是他还有一些隐微的德行和足以作为世人师范、改变风俗的行为，或者还有士人没有完全看见的地方。我梁云龙忝列戚末，与公相处最久，亲自受教最深，难道忍心不执笔详细记述，使它们湮没吗？谨为公讳名瑞，字汝贤。其上世以来的情况不详。国初有一位以军功世袭广州卫指挥某者，隶籍番禺，今成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儿从军海南，在琼州著籍，于是成为琼山人；不到两代，族姓便繁衍兴盛，明经之士纷纷出现。有名寛的人，以经学和品行为人所知，考中乡荐，任闽中县事，就是海公的祖父。寛的侄子澄，在成化十一年中进士，任御史。又有名潣、名鹏、名迈的，都考中乡试，都是著名贤人。有名瀚的人，是廪生，就是海公的父亲；因海公显贵，赠承德郎、尚宝司丞，加赠中宪大夫、南通政司右通政。母亲谢氏，封太安人，加封太恭人。海公父亲聪敏豪放，不经营产业。海公刚满四岁，父亲便去世了。太恭人当时才二十八岁，发誓守志砥砺节操，日夜和海公一同生活起居，亲口教授他《孝经》《大学》《中庸》等书。海公长大后外出从师，她又为他访求、选择严明的老师，把他托付给老师。她贞一不改，像《柏舟》中的妇人；慈爱的教训和扶助，又有孟母断机、欧阳母亲画荻和丸的风范。所以海公曾自称：‘努力修养自己，如果不是我年幼丧父，母亲的力量实在占大半。’然而海公立志坚定、担当道义勇敢，本来就是他的天性。海公生来高大秀美、挺拔不凡，风采神情远异于常人。稍稍懂事，便一心想学做圣贤，而纷乱的世态都不能动他的心。圣贤教导人，千言万语只是希望人认识自己的真心，遵循自己的真性，明目张胆地终身实行，卓然不被世俗牵制，这就是圣贤；不明白自己的真性，使浩然之气馁弱，不免随世俗浮沉，这就是乡愿，不是圣贤。如今天下只有乡愿的教化

译最深入人心，世俗群体把性情偏僻、行为过分的人称为中行之士；而世人所称的贤士大夫、善于处世的人，有时也免不了做乡愿之事。乡愿距离大奸大恶并不远，如今的人不做大恶，就必然做乡愿。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应当把厌恶乡原看作第一。海公大概把叔季时代的人情物态都概括在‘乡原’一语中，所以他平生所学，唯独致力于认识真理，必定要做圣贤，不做乡原；竭力驳斥‘随俗而行并无害处’和‘猎取较量以接受赏赐’的说法，也驳斥‘做官不是为了道义，只是为了贫穷’的说法。他认为这些都是圣贤偶尔因事而说的话，如今却被世俗凡庸之人纷纷拿来作借口，难道不是大错吗？他平时总是严肃地教导告诫，召集门人，摆出严正的态度，教诲说：‘瑞啊，你知道你把形体寄托在天地之间所为何事吗？上天把完整的节操交给你，你必须使它完整。不要让宫室妻妾动摇你的心，不要因惶恐而轻易改变操守，不要被财帛世界遮蔽心志而在中流失去砥柱，不要在人前说得雄壮而面对影子和被子却惭愧，不要把冕服和裘衣混杂比较而生出媚态、羞耻之心，不要内心有愧而气馁，不要自恃才能而忌讳求医，不要自以为穷尽天地、贯通古今而不顾一切，却最终做不到；以上任何一条有犯，不如赶快死去。’海公坚持这一原则前行，终身诵读，自称即使圣人复生也不能改变它。然而他仍看见当时的人纷纷搬出世俗说法来进身，担心自己在细节上稍有迁就，最终也会成为天地间不肖的子孙。于是又撰写《客位告辞》，和志同道合者共同砥砺磨炼，并自号‘刚峰’，用来代替箴言警戒自己。至于居室内部这种人们容易忽略、轻易放松的地方，海公独自认为，如果在这里不谨守性命的道理，就是堵塞它，使它不能流行。君子从开端处做事的原则是什么呢？因此无论内宅外舍，整治家庭都严肃有序；所有男女仆役，直到老死也不越过内外界限，彼此来往相处，伯叔兄弟、姻亲之间恭敬和乐，坐立跪拜都只以礼为准。海公有个从子鹏，年龄与他相近，一同读书作文，一同起居饮食，又一同参加礼部考试；但说话一定称名，办事一定禀告，不敢有丝毫轻薄亲昵。司徒郎二溪杨公，在乡里是前辈，年纪最长，在海公家又是侄女婿；相见时海公才二十岁，也一定按叔丈之礼对待他，不因年长或身份尊贵而稍有放宽。在郡学时，他独自和一两个志同道合者辨明学术、考究古道；即使郡博学官严肃而受人尊敬，他也不敢询问馈送礼物的惯例。琼州人士把海公尊为道学先生，纷纷拜他为师；海公警醒地作《训说》教导他们：‘如今的求学者把中状元、进士看作科第目标，人们常常以此壮大他的志气；这种学问从哪里来？圣贤用认识真理来教人，道理全都在典籍中，只应潜心玩味，踊跃诵读。有时要举出仲由不以穿粗布衣为耻、孟子轻视大人、伯夷敢于批评圣人的事，把这些道理放在心胸中反复思考而不停止，或许涵养充实便会有成效。’ 至于科举程文，他说：‘文章不过像画师描绘人的精神罢了；穷尽一生读书作文，却对国家和身心毫无补益，与宋人所说把一生心力用在五个字上而感到可惜，有什么不同？’所以海公用心所在，不只是以作声诗为耻；即使是古今文词，也只以阐发性灵为止。虽然不拘守古代法则而自成一家，大体都像他本人。嘉靖丙午年，督学林公开始另眼相看，因为已了解海公的文章和品行，便大加奖赏。恰好有被海公休弃的妻子许氏控告他，并且诬说他装载资财。林公询问，海公以休妻后让她可以再嫁回答；至于所诬告的装载资财之事，他都不辩解，只说愿意加倍偿还借贷。林公更加看重他。己酉年，督学蔡公继任，试题有‘不曰白乎’一句；他亲自拿着海公的试卷珍爱玩味很久，因而询问得知海公隐微的事迹，感叹说：‘这不就是所谓染黑而不变黑吗？’这一年，海公考中广东乡试；刚参加癸丑一科会试而未中，到了四十岁应当出仕时，便毅然决断说：‘士君子通过科举出仕，都是为了施行自己的志向，何必一定依靠制科？’于是接受教职。

译当时琼州正平定、剿抚黎岐，安定尚未完成。海公初次中乡试时，所答关于平定黎人的策问中曾提出开辟道路、设置县治的建议，考官已由此看出他的经世才略。

译到这时，他到宫阙前伏地上书，再次申述从前的主张，大意说：‘琼州的黎人，从弘治十四年到嘉靖二十年、二十九年，一共大规模用兵三次。我曾认为，弘治年间若开路设县，本来可以不必；嘉靖年间两次大征之后，如今大征之后若开路设县，也可以不必年年雕剿、年年守戍。’听到的人都认为说得对。后来此事交兵部议覆，他献上地图和说明，筹划便利措施，明白得如同指掌，但议案最终搁置。己巳年授任南平学教谕，刚到任便宣布：‘教官不是私塾老师可比，我恭敬承受皇帝的命令，请以严师自处。诸位弟子只要有一日师生之谊，我就应当以服从教令尽到责任。’于是首先张贴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五条，辅以汉卿防粹的六事；又摘取乡原似忠信、似廉洁之处，讲解孟子不肯拜见诸侯的操守、孔子辨析申枨刚强之说，反复启发学生，以发扬他们的真心、振作他们的浩然正气。不论学生讲读、升堂或散学，都必须住在号舍；即使在家中遇到冠礼、婚礼等事，也必须请示，依礼举行。不论行为操守是否涉及大节，都要戒惧谨慎；即使只是减年等细小事情，也说：‘这已经陷入不诚不一的境地了，还学什么呢？’除了相见时行拜揖礼，不许再拿任何物品进献参谒；他严格坚持典章、宪纲和法度，竭力以自身作表率。在明伦堂不下跪，在道路旁不下跪，迎送上官不到城郭门外；上官到来见过一次之后，不再和其他属官一起行三日揖。郡守和诸位大夫到学校视察、登堂时，教官向左右跪拜，海公却站在中间挺立。诸位大夫面露怒色，出言讥刺说：‘哪里来的山字笔架？’这是在指海公。海公的志向在于施行道义，一做官却因为区区礼节得不到谅解，认为这是有缺陷的世界，怎么能有所作为？于是告假休职。郡丞某人非常恼怒海公，想准许他离去；太守某人却独自惭愧后悔说：‘他所坚持的竟然是对的，错在我。’当时大司空朱镇山公任福建学政，听说此事，取召海公到正学书院，写信挽留。海公极力请求离开，镇山公安慰他说：‘你平生所学是什么？出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争一个跪拜吗？’海公于是留在按院。到延平时，率领诸生在城门外迎候。有一位分守道官先进去拜见海公，长揖而不跪；旁人问是谁的侍者，他回答是海教官。于是他命侍者观察海公接待按院时会怎样做。按院官进来后，海公仍按从前的礼节行礼。分守公听说后，吐着舌头说：‘当今世上竟有这样的教官吗？’那些有关典章、宪纲、法度的旧例，过去全都废弛，而海公独自创立新举，虽然似乎不免令人惊异抵触，但道理既有相同之处，双方本来就应当彼此赞叹佩服。有人说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这样的榜样，因此海公在南平任职四年多，始终如一；郡守、郡丞以及按察等官以上的人，都理解并包容他。福建境内遇到驿传事务，不命有司办理，却单独发檄文让海公斟酌议定。海公说，驿递疲弊，千疮百孔，全是近年关文冒滥造成的。如今应当把一切不合规定的裁减掉，恢复国初五马三驴的制度，这是上策。若按职级高低决定供给多少，却借关文而不实行，是中策。禁止迎送造成的劳扰，同时在其中稍作调停减省，以求合乎风俗，是下策。海公认为中策、下策都不是国初旧制，但都是挽救时弊的急务，所以特意提出作为福建的办法。明确裁减革除就一定能够实行吗？而海公从县令直到巡抚，确实一直实行上策。戊午年春，升任淳安县知县。刚踏入县境，就看见百姓痛苦万状，询问原因后叹息说：‘天下的事情全被秀才出身的官员做坏了。’难道只是无才而贪残、剥削百姓来充实自己的钱袋吗？即使是贤者，也会在乡愿与正道之间交战于胸中，耗尽百姓的脂膏来博取交游和声誉，却总把责任归咎于朝廷征收赋税繁重、无法办理，这难道对吗？征赋即使繁重，也各有定额，距离什一之税并不远；额外没有名目的征收可以省去而不省，究竟是朝廷造成的，还是诸位大臣造成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于是申明并告诫所要实行的各项事务，先说明其中的意义，大意是：“知县就是掌管一县事务的人。对上，朝廷是我的父母；对中，巡抚、巡按、藩司、臬司的僚属、使者以及乡里的士大夫，是我的长兄弟；对下，吏、书、里老和百姓等，是我的子弟。对待他们各有正当的道理。若说只可以使自己清白，却不可以使别人清白，那么使别人清白就会招来诽谤；若说凡事都不能认真，认真就会生怨招祸，不顾朝廷是否背弃自己，而用乡愿的处世之道对待自身，用乡愿之道对待我的子弟和长兄弟，只知浮沉取名、私下窃取官爵，这就不是知县了。”他又分别告诫丞、尉、师儒、里老、生员和吏胥等人，说从吏胥以上，谁不是亲自承担治理人民事务的责任，谁没有受托管理一方百姓？为什么偏偏要营私自利呢？于是把各自应当遵守的事项制定成清廉的法令，名为《淳安政事》。这是因为他自信这些规定纯粹合乎圣贤中正之道，也合乎我朝祖宗颁行的统一制度，便和众人共同遵守。他自己的生活，除俸禄薪资之外丝毫不侵占公物，即使家僮也命令他们上山砍柴，庭院中十分清静。吏书没有公务时，也听任他们从事农、商。里甲旧例每丁征银四五两，公只征二钱有余。一切费用都从这里取得，足以支用。上级官员发文到县里，要求征取金钱馈赠境内士大夫，旧时多曲意应付，公只从他们赎罪的罚金中办理：有就送去，没有就算了。巡抚、巡按援引成例，暗中送给吏书，声称不这样做祸患就要降临，公却说：“即使获罪充军、判处死刑，我也甘愿承受，怎么可以做这种穿窬偷盗般的举动呢？”津要官员知道他家境富厚，便送来厚礼；有人问外官进京是否需要交际，认为要想做官就不得不这样，公却说：“天下人都不行贿上官，难道就会都不能升迁吗？天下人都只靠行贿上官，难道就会都不被罢黜吗？怎么可以亲自甘愿把自己置于沟壑之中呢？”淳安过去有很多淫祠和社学，唯独社学缺失，公便毁掉祠宇改作社学，想完全依照洪武六年的法令实行；同时停止以势利诱导，而用道义振兴士子。偶尔有人援引成例上缴粮食，他一定晓谕其归于正道。当时都御史鄢氏倚仗权相，统制八省盐政，威势炽盛。他的儿子经过淳安，索要夫役和马匹，公不给，他便恼怒地捉拿车夫和仆役，无理凌虐，甚至把人倒吊起来。公毫不顾忌，秘密扣留鄢氏关防文书中所说的申文，取得鄢氏的批示，把相关人员全部依法逮捕审问。此前鄢氏下令巡行所到之处务必节省，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大抵各有司都竭力铺张奢靡来侍奉他，动辄耗费数以千百计。

译按行程计算，他只应当到淳安住一日，严守相互告诫，隆重准备供具来等待，唯独公上呈禀帖说：“听说他所到之处的安排与宪牌不同，想依从宪牌，又怕招来责罚；想依从传闻，又怕违背宪牌。下属县邑疲惫困敝，不知该听从哪一项。”鄢氏藏起禀帖，只署名说“照宪牌办理”，但迁延行程离开，终究不过是严守罢了。严守听说鄢氏将要到来却中途停止，心中疑惑，后来知道是因为公上呈禀帖的缘故，担心灾祸不可预测，便怒气冲冲地等公进见，坐着拍案说：“你是什么大官，竟敢这样！”不停地辱骂。公只是收敛神色，长跪不起，一句话也不辩解。严守的怒气稍微平息后，公起身作揖退下，也没有再说别的话。等鄢氏的事情办完，严守和各官都没有受到牵连。太守见到公，致谢说：“好了，淳安百姓让你受苦了，真是难为你了。”然而鄢氏虽然被迫使公受了委屈，仍暗中唆使他的私人袁巡盐说：“如果不驱逐海瑞，今后凭什么维护风宪的体统？”袁氏接受指使后巡察淳安，又见公迎送不远、供应不丰，凡有所交办，公不唯唯诺诺地答应，便斥责说：“你即使想学府官的样子，也还差得远，还差得远！”不久公在给由申呈中驳斥说：“现在呈报给由，已经是升任的情形，不应准许考核完毕后再加以论处。”但公没有什么可供指摘之处，不久便有调任嘉兴通判的命令，又因袁氏弹劾的缘故，仍以原职改调。公接受调令赴吏部，朱镇山公已经任铨曹副职。隆冬严寒时，公来见朱公仍穿着丝衣，而且已经破旧，朱公说：“即使贫穷，也不能做一件官服吗？”公才换了一件黄色石绢衣。朱公向冢宰严公称说公的清廉声望，恰逢邻县兴国缺少知县，于是改调公去补任。公到任后，考察当地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每年征收的赋税不到原额的十分之五，弊端在于浮粮，于是分条列举八件事情上奏给南赣都御史吴尧山公，请求逐项施行，而尤其急于清查丈量土地。清丈刚刚完成，便上报升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大概是镇山公出力所致。公将赴户部时，太恭人害怕北方寒冷，想回乡，仓促之间不得已，便让王恭人带着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扶侍她回去，而公只带两个仆人轻装北上。任职以后，公每天看到肃皇帝晚年沉迷玄修，大小臣工大多勉强穿着道服从事相关事务，于是慷慨上言：“天下第一件大事，是端正君道，明确臣职。”这是因为谋求自身和家族的心与恐惧之心相合，所以臣职不能明确；谋求长生的心与迷惑之心相合，所以君道不能端正。因此，他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治理来要求君主，希望洗刷数十年来君道的错误；以皋陶、傅说、后稷、契等辅臣来要求群臣，希望洗刷数十年来阿谀君主的耻辱。其中有许多批评皇帝、逆耳直谏的话，直言数千余字，自认为合乎有犯无隐的道义，国史大概详细记载了这些内容。公的奏疏一出，仅仅一天，直声便震动天下；上至九重宫阙，下至四海内外，没有人不知道有所谓“海主事”。奏疏刚呈入，他便到玉堂公署拜访同乡庶吉士王先生。相见之间，他自料必死，先把身后之事托付给王先生，并询问事情的缘由，随后从袖中取出一份奏疏草稿。众人正替公感到危险，公却依然谈笑自若；至于托付的后事，只留下白金二十两，说：“我死在这里吗？只要把我的头埋葬后送回故乡，就足够了。”不久，他一边饮酒一边谈论文章，把古今治乱兴衰的原因谈得非常详尽；说到士大夫立身行事，认为唯有事事认真、积聚义气、涵养正气才是根本。他慢慢说道：“如今医治国家的人，只有一味甘草；处世的人，只有‘乡原’两个字。要恢复古代盛世，怎么能够做到呢？”说完后，从容走到朝房，铺着草席等待治罪，甘愿接受鼎镬之刑，绝没有丝毫哀怜乞求的神色。王先生就是如今的宫詹忠铭公，所以过去曾把这些事告诉我。唉，死生关头也是重大关头，而公面对正义之死能够如此从容，难道是那种在一次试验中靠博取直名、侥幸求取名声的人吗？奏疏呈入是在乙丑年冬十二月，过了一年到丙寅年，数月之间都没有下达处理决定。当时有厂卫人员在公身边，侦察他的饮食起居以及往来去处，但公始终孤身一人，毫无顾忌畏惧。皇帝正十分愤怒，一天忽然把公逮入诏狱，判处死刑，朝廷内外相顾失色。防尚宝何公任司务时，上疏竭力营救，公也几乎因此获死。然而私下听说，公的奏疏呈入时，皇帝刚开始阅览，怒气极盛，把奏章摔到地上；随后又取回放在御案上，每天读两三遍，被其中内容感动而叹息，称赞有比干之忠。又秘密告诉辅臣，《华亭集》中记载说：“他说的都是道理，只是言辞过于激烈罢了；如果立即加以刑戮，恐怕以后就没有这样的人了。”这样看来，肃皇帝何曾有过一定要杀公的心思呢？案件虽已上报，最终却留在宫中不作批答，大概也是因为皇帝心中已有深意。腊月将近望日，肃皇帝驾崩，庄皇帝登基，首先奉行遗诏，把公从狱中释放，恢复原职。不久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丁卯年改元，升任丞尚宝。四月任大理寺右丞，七月转任左丞。恰逢有波罗之役，奉命出使回省，公遵照法令举行出使礼仪，三司诸公大多因为他是乡官而轻视他，但公自处十分严肃。学宪罗公尤其与他不合，甚至因私怨阻挠太恭人旌节之事，公也不因此屈服。十一月升任南京右通政，又迎接太恭人到任所奉养，这时王恭人才开始一同前来。己巳年春正月，改任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六月升任右佥都御史，奉敕总督粮储，巡抚应天。巡抚原本与巡按一同弹压一方，若要有所规划，必定要相互衡量裁定后再实行。公却认为巡抚、巡按各有专门职责，不得越权互相侵犯，于是独自把过去治理南平、淳安、兴国的办法稍加润色扩充，制定为督抚宪约，主旨在于斥退贪官污吏，打击豪强，纠正浮华淫靡，整顿和纠正积久的弊病。命令颁布后，严峻得如烈日秋霜，地方风气顿时改变，郡县官吏战战兢兢，争相整饬；过去接受人们贿赂的官员，便望风解下印绶离去；权豪势宦也收敛手脚、屏息不敢妄动，甚至迁往别省躲避。有显贵之家把门第涂成红色居住，听说公第二天将到，一夜之间便改成黑色。监造的某位宦官一向骄横奢纵，出入乘坐八人抬的轿子，随从也十分华丽，一见到公便内心惭愧，减损排场仍不得心安，所用轿夫于是减去一半。吴地原有淞江汇合震泽之水流入大海，江边田地得到的灌溉极多，后来已经被潮水侵蚀、淤积成陆。多次有人议论疏浚，到底没有办成。

译百姓有歌谣说：“只有海龙王来了，才开得成。”到这时公议论开浚，正好应合了百姓的歌谣。按院某人此前厌恶公压制自己，凡事都不与他商议，于是对这次工程故意唱反调，还想伺机寻找公的过失。公毫不顾忌，毅然独自承担下来。他筹措经费，招募民夫，乘坐轻船往来江上，督促他们搬运土石、使用畚箕和铁锹。不到一个月便报告完工，计算费用非常节省，而且工程完成后百姓并没有感到劳苦。按院某人惊讶不已，私下叹息说：“流传万世的功业，竟让他成就了。”直到今天，姑苏百姓没有不感念他的，只是公在任时间不长，未能把他的施政彻底推行完毕，人们对此感到遗憾。江南一带贫富相互倾轧，弱者往往把田地投献给豪家，豪家借此图谋非法利益；百姓离散、贫瘠困苦的情形接连映入眼帘，侵占、玷辱、夺取田产的诉讼堆满公堂。公意气勃发，下令接受投献的人全部退还田地，或者允许原主赎回。即使像华亭相公家那样恩遇深厚的，也以义理劝他们退还田地而不停。公曾经论说：“要使天下太平，只有井田这一种办法。井田制度彻底毁坏而无法恢复，只有赶快夺取富民的田地。”这句话的意思是，万不得已才限制田产，再万不得已才实行均税，防止下层百姓受害。然而其中仍有井田遗留下来的意义，所以他治理过的两个疲敝县邑都实行清丈。如今又下令把投献、买卖的田地退还，允许赎回，其中的用意也是仁厚的。只是豪强势家沿袭旧习，腹中诽谤、口头非难，最终竟以公夺取富民田地为由攻击他，以求伸张自己。戴给事的奏章接连送来，公被解除巡抚职务，专门督理南京粮储。公正在等待巡抚接替之时，粮储一职又被裁革，实际上是设法排挤公离任。公于庚午年四月回到原籍，闭门谢绝交游，清扫庭院，直到终老。从开始做官到这时共十八年，所得俸禄仅仅买下一处住宅，价值一百二十金。除祖传田十亩之外没有增置产业，只有万历乙亥年办理太恭人安葬之事时，兵宪陈公资助赙金，才另外购置了几亩墓田。他平日总说生活不足，但交际所得总是周济亲戚乡里中的贫困者，从未据为己有。地方士大夫戈防等接连来访，询问百姓疾苦、行政得失，他必定滔滔不绝地直陈正论，即使面对面谈论，也不会涉及自己的私事。曾有吏书丈量田亩，暗中替公减去一亩八分，公查明后并不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厚待，反而一定当面指出并纠正。山水游赏等嗜好他一概没有，唯独喜欢读书。他所著《泰伯》等论著，大多能够破除世俗谬见，同时又喜欢引荐和提携后学。居家十多年，每天教授文章，讲说经义；有时饥饿困顿，甚至用手撑着腹部，但说起来毫不厌倦。即使送客出门，仍然站着交谈，过了很久也不停止。他一生确实很有作为。世志曾读《严子陵传》，读到严子陵把脚放在皇帝腹上的故事时，感叹说：“我们人的一身具备万物的道理，就应当把万物一体看作自己的责任。士君子出仕或退处哪里有固定不变的规则，只看所遇到的情形怎样罢了。若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呢？”回乡后不久，荐举他的人接踵而来。都谏雒泾坡等人的荐疏中有“忠诚贯通日月，声望重于华夏和夷狄”的话，吏部具文复奏，奉皇帝命令，遇到有相应员缺时，酌情起用。过了一年，万历改元癸酉，又奉今上命令，遇到两京清要散官有员缺需要推补时办理，原来朝野已经纷纷希望公出仕了。此后，御史詹某、龚某、梅某、王某，都御史郭某，给事王某，各自上疏荐举；最后在甲申年冬十二月，邓按院纯吾奉命回报，也像先前荐疏那样荐举。皇帝说：“海瑞已经多次受到荐举，查有相应员缺，就立即起用。”不到一个月，推补为通政司左通政。皇帝又说：“再查找相应员缺，起用他。”过了一年乙酉年正月，起用为佥南台都御史，还未到任，又改任南吏部右侍郎。满朝士大夫无不羡慕皇上特别通达的知人之明；天下听说公重新起用，又有谁不举手加额表示庆幸呢？只是可惜他重新起用得稍晚。大概公这时已经七十二岁了。公在三月听到任命，立即收拾行装上路。有人劝公何不暂且辞谢，诸公却说皇上有特别通达的知人之明，臣子不可以没有特别通达的报答；区区推辞虚礼，有什么可取呢？于是公启程，从琼台到蚬防，家仆全都步行，有一个小童也只带着随附在前车旁，不骑马。又从五羊到上新，只坐一只小船，寂静地经过许多地方，没有多少人知道。五月到任，冢宰丘月林公尚未到官署，公看到部中事务要兵马司发票，向坊里征取人员办理公事和各种物品；又看到该坊送给各衙门的征取票据，共有三百多张，便叹息说：“五城百姓要承受一座京城千百官员出入用度的骚扰，实在艰难困苦。”吏部既然统领六部，怎么可以不把百姓放在首位？于是张榜公布，禁止革除这些做法：办事官吏缴纳银钱作为公费，以及新任官员送贺礼等，一律革除。他曾想到如今君主圣明、臣下贤良，是万年难遇的时机，可吏治民风仍像从前一样，于是上疏请求退休，并陈述一日之间治理天下的关键，说要安定百姓，先要选好守令；要督察守令，先要整饬司道；要督察司道，先要整饬巡抚、巡按；而希望阁部诸大臣承担责任，根本仍在君主自身。治理安定的关键，确实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但他尤其愤恨贪官酷吏遍地，即使奏疏接连弹劾也不能停止；这大概是因为改定枉法赃八十贯处绞刑的法律后，又从杂犯论处，按徒罪准许赎罪，若不是重刑判决便不能惩治。因此，他援引霍文敏请求恢复枉法法律的奏疏，并谈到建国初年尚有剥皮囊草的刑法，特意用来说明自己的话必定可信；可是旁观者没有看明白，竟说他想恢复剥皮的法令。他又逐项列举当今政事，责难君主说：“希望皇上怀有茅茨土阶的心境，居处于九重金阙；持守智者顺其自然、使事情自行完成的办法，处理一天万端的政务；只见尧舜，不要只见天子。”他的用意真实，言辞恳切，却近于直愚，连皇帝心里也难以接受。这篇奏疏上呈是在甲申年二月，而当时公又已经接到南右都御史的任命。公求用于世极其锐意，皇帝任用公也极其迅速，一年之内三次升迁，都属于皇帝的特别眷顾。自从这篇奏疏一出，嫉妒和猜忌便掺杂进来，梅房御史于是凭借是非褒贬大肆攻击。公在气势和文辞上不能胜过房某，幸亏彭君遵古、诸君寿贤、顾君允成三位进士联名上疏，才足以发扬正气、培植善人。公当时虽然接受任命并履行都御史职务，但归乡之志已经决定，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只是国事的是非还没有混乱，皇帝的眷顾也没有衰减，火甲夫差的题议又正在等待确定，大计也因此迟迟未定。

译大计苦于爱憎交杂、事务纷繁，是非难以统一，公独自与冢宰李公秉持公正，既不放纵，也不苛刻，众人都佩服他。至于火甲，本来只是地方防守之用，原本没有其他差役，如今一座京城的千百官员都从这里取用，即使节令题请裁革，最终也仍然废置。公于是重新厘定官民界限，使官府不侵扰百姓，百姓也不因官府而受困，总括为一册简明而能照察繁杂的文书，使上级可以考核下级，下级可以据此回应上级，留都百姓仿佛卸下沉重负担、走出汤火之中。但公心里仍认为没有尽善，甚至说京师的情况还算差。他等到议定之后，归乡的心志更加坚决，写信给我说：“七十四岁了，不是做官的时候，何况天下的事情也不过如此罢了，不离去还做什么？”我又说：“这两句话已经足以决定去留了。”公六次请求退休都没有获准，最终于丁亥年冬十月十四日卒于留都。悲痛啊！去世前三天，兵部送来柴薪，耗费七钱，他还把钱扣回，不肯用来买药。临终时男仆仍不进入内室，也没有一句话谈及身后之事，只保持真实纯正的本心而归去。检查他的箱笼，里面仅有俸禄银一百五十一两，绫、绢、葛布各一匹。若不是都御史王公麟泉率领诸御史捐钱办理丧事，他又凭什么能够归葬呢？儿子、子弟和兄弟没有一个在身边，虽然有两个妾、四个仆人，但都愚钝柔弱，不能承担事务；至于更衣、沐浴、含殓等事，全都由都御史王公身边的人协助办理，再由诸位御史共同料理。唉！公凭什么能得到诸公这样的厚待呢？南京的士大夫见公去世，彼此相望，悲悼地说：“上天不佑助善人，使正气……”人们的气势仿佛被夺走了。百姓奔走相告，匍匐悲号，像失去了慈母。十一月六日，讣告传到各地，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公的人，都相互哀悼说：“哪里还能再见到这样的人呢！”皇帝听说后为之叹息哀痛，又下令让礼部考定典礼，祭告八坛；由水衡署供给葬事所需的金钱，并派行人许君子伟前去办理安葬。太宰议定追赠官职，加赠太子少保；太史改定谥号为“忠介”。皇帝如此深切怀念直臣，恩典真是厚重到这种程度啊！公生于正德甲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四岁。嫡配王氏，封安人，后来进封恭人。先娶许氏，生二女，后来离异；后娶潘氏，不到一个月也离异。侧室二人：丘氏、韩氏。有人以此讥议公，说公在婚姻上过于认真，竟至于六娶、七娶，却不知道公实际只娶过三人，而且选择谨慎，往往很快更换；至于侧室，是被遣出还是死亡，也或许是她们所遭遇的不幸。其中还有不能忍受这种处境的人，但公却安然处之。儿子二人：长子中砥，次子中亮，都是王恭人所生，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都在公入狱时夭折。晚年又生一子中期，是丘氏侧室所生，三岁夭折。从弟玥有第二子中适伦，按次序应当继承公，虽然尚未正式立为嗣子，但公起官时已把家事托付给他，那么继承公的必定就是此子。女儿三人：长女嫁莲塘张筠，次女嫁林知县之子林岳，都是许氏所生；三女嫁郡学生周维城，是王恭人所生。唉！公出仕、退处、生死，对国家气运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不敢知道；士大夫对他的爱憎、疑信究竟如何，我也不敢知道。只是把公微贱时居家生活、燕居私处的情形，以及显达后临官立朝的表现，拿来与他所著《严师教诫》相互印证，件件都完全符合，没有丝毫虚假。孔子所谓“强哉矫”，孟子所谓“大丈夫”，他真是古今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评论者概括说，他的性情甘于淡泊，有采薇之风；上天赋予他忠贞之性，有叩马进谏的节操。说他的道义近似伯夷，确实如此。然而他把百姓的饥寒看成自己的饥寒，以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言语行动必定取法古昔，称道先王；临官任职必定遵守祖宗成法，遭受挫折而志节不磨，面对鼎镬也不逃避，即使伊尹又怎么能超过他呢？远望他，像泰山一样壁立；接近他，却像春风般和煦平和。与人交谈没有疾言厉色，也没有急躁神色；面对危难没有郁愤之气，也没有忿怒的面容。即使鞭打子弟、责罚奴仆，也看不见他严厉的神色和声音；即使柳下惠，也不能超过他多少吧？只是他的品格多由天性所赋，学问还没有达到时中之境，处理事务有时不免过于偏激狭隘而欠缺恭逊，这一点大概也是有的。唉！公所到之处，百姓都传诵他的功德、为他祝福；所到之地，人们争相拥塞道路。即使在瞻望他的地方，留都也常有从远方来、连公姓名都不知道的人。老人们请求供奉扫帚，住上一个月、两个月便离去；又有人相互带领着求取公的画像带回去。士大夫中也有人焚香奉祀公，凡事都要占卜请示。像罗浮叶防斋这样的人，以及我龙某作为公的门生，既不能亲自前往拜见，公归来后又不能郑重侍奉公，这该怎么说呢？公刚到留都时，留下训诫说：“我曾经怜惜贤能而亲近的人，却不能成为中流砥柱，反而落入世俗套路。”把这句话反复读三遍，便觉得严肃得如同严师的训诫就在面前。因此我含泪写下这篇简短的叙述，深深地以此针砭自己。至于凭什么使公在幽冥中不朽、在明世中劝勉天下人，那就等待善于立言的君子来论定了。《备忘集》第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