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译他手持铁杖啊，这个人超然脱俗；登上阆风啊，经过昆仑。下方没有土地，上方没有天空；挂在扶桑树上，稍稍停息片刻，忽然入水，生出鳞片而发生变化；再次变化，令人无法测知。空留下画像，置身风尘之中。希翁小像赞【其孙金请我作】向西在震泽水边垂钓，向东在鸿山郊野砍柴。身穿简朴的粗布短衣，您究竟是怎样的人？海鹤一声长鸣，天空开阔，月色明亮。我吟咏《离骚》，恭敬地凭吊先生。前刑部郎中东楼黄君像赞 唉！东楼任官时勤勉不懈，早晚尽职；舍弃这样的操守，还能说什么呢？您通晓《春秋》的权变之道，任用时便坚持这种正直，却因此被斥退。曾听说士师因失败而以此为荣，您对史官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归去吧！曾经的日月才过去了多久，我却已经怀念您，怀念之情遍及江湖万里。唉！东楼难道可以说是百年之中没有知己吗？陆南康趋朝像赞 您戴着冠冕、佩着玉饰，清晨快步入朝。人们知道您的辛劳，恭敬地拜谢叩首，仰望天子的双瞳。人们知道您与人共事，便要求您成就事物，核查实际情况；无论大小事情，没有一时一刻有所遗漏。谁能知道这些呢？回答说：只有上天知道。瘦竹居士赞 古代的篆书、今天的符号，强健地依附于辞官尊亲的意义；回到旧乡、新建居所，晚年跟随习于隐居的人。有时屈抑，有时伸展，既不计较前期的劳苦，也不计较后来的安逸；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又哪里知道那一边是虚幻、这一边是真实呢？大概您曾亲自这样自称，号为“瘦竹居士”。评论者说，您既得到竹子的形象，也得到竹子的精神。因此无论在朝廷还是在野外，都挺立如玉，并且能够自我超拔于尘俗之中。古语不是说过吗：“是君子吗？真是君子啊！” 潘松邱像赞 家中收藏的书，称作古人遗留下来的身心；身上穿的衣服，采用当今的制度。没有产业却能保持恒常，不靠旧日技艺谋生；道统存在于能继承先人事业的人身上，期望流传到后世而为人所闻。活着时既已辞谢公家的征召，死后又何必借用私人的谥号？有人看着这幅图而询问，那么只回答说：“松邱处士，姓潘。” 玉林翁像赞 当今之人却戴着古代的冠帽，以此表明志向；崇尚尚子以德行教训母亲、以美色奉养母亲的事迹，借琴瑟歌咏振兴大雅，以揖让礼节平息群体争竞。身迹寄托在碧山之中，声名却直达青云之上。人们祝愿说：“年老而名声流传，身体健康，没有忧患。”若有人来询问，他便手执几杖。唉！像这样的人，当然应当让子弟跟随他学习，乡人也应当称他为丈人。汪良用像赞 身处山泽，却深深怀有忠君爱国之念；身在江湖，却勤勤恳恳怀有孝亲奉养之心。没有遗憾了，子路负米的心愿也有所成就；卜式献金的行为也确实恰当。像这样的人虽然远去，他的德声难道还没有留下多余的情意吗？烟水之间的小船，风泉之中的琴声。题东方先生画像 东方仙人身穿云霞般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枚硕大的果实，从海边而来，说：“三千年结一次果，一次开一朵花。”人们听到这话，都笑他夸张。我想向他追问，可山深水远。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作为乡里，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作为家。题先师文正公小像 这幅是我的老师西涯先生李文正公的小像。先生去世后，我寄信向崔尚寳世兴求取，终于得到它。从前我侍奉先生时，曾在书架上杂乱的书籍中偷偷看到过它，大概是先生任学士时所画的。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了。唉！先生再也不能复生了。得到这幅画像，时时展开观看，也足以慰藉我无边无际的沉郁思念。听松庵是某位先世墓葬所在之处，每隔十天或一个月必定去一次，选择一间安静的屋室把画像悬挂起来。拜谒墓地回来后，再来拜谒这幅画像，这是勤敬而不亵慢的做法。丁丑年秋七月初一。司寇铁柯刘公传论 论说：汉代曾经派遣身穿绣衣、手持斧钺的使者巡行各郡国。斧是用来击打、征伐的，这种用途由来已久。斧柄必须用木头制作，有人担心木柄柔弱，所以也有用铁制作斧柄的。斧柄坚硬，斧子的功用就更加锋利。不过，执掌斧柄的是人。人有刚强的德性，并且先以明察为之引导，再以坚贞加以继承，这样才不辜负斧柄。说的不就是司寇刘公吗？” 《叙筮》【二首】秦国英的妻子毛氏患重病，占筮，得到《鼎》卦变为《升》卦。《鼎》卦九四爻说：“鼎足折断，倾覆公侯的食物，鼎身沾满污秽，凶。”上九爻说：“鼎有玉制的铉，大吉，无所不利。”鼎是器物，主管器物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国英正是长子，毛氏是长媳。鼎足折断而倾覆食物，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况且鼎足已经折断，即使有铉，又将有什么用呢？变卦以后卦象与事情不相类，仍然是不吉的预告。华伯姬回娘家省亲而患病，占筮，得到《乾》卦变为《大有》卦，卦辞说：“飞龙在天，适宜见大人。”龙是活动之物，春夏飞翔而向东，到了秋天蛰伏而潜藏。以龙的卦象处在不合时令的状态来说，对于人便象征疾病。然而《乾》卦象征父亲，也象征君主。华伯姬见父亲，就如同臣子朝见君主一样。既然见大人有利，即使患病又有什么妨害呢？况且刚健转为柔顺，本来就是妇人所应有的状态。她大概将要康复吧？略试问诸位生员的策问，共四首。问：苏建之事，责备大将军青；考察古代名将所招纳的人才，便应选择贤能者加以勉励，而幕府长史又因为没有士人可以推荐论述，受到大司马车骑将军安世的讥讽。在那个时候，这两位君子，一个究竟凭什么答谢，一个又凭什么知晓并作答？不知道他们所结交、所知晓的人，果真是有所依据，还是其实并无所据。问：仁、义、礼、智，是人的四种德性，《六经》和四位先儒大多称述它们。朱子解释仁、义、礼的道理，我已经听说了。至于“智”字的训释，却还没有听说。难道有关内容存在，只是另外见于其他书中吗？如果并不存在，后来的儒者是否也有人加以补充呢？如果不是这样，请拟定应当用来补充它的说法。问：秦朝毁灭六经，礼制败坏，音乐崩溃，《尚书》残缺散佚，只有《易》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不知道《诗》和《春秋》能够保存下来，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诸位生员之中一定有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人。我读史书时，看到有人问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张相是怎样的人、汲黯是怎样的人，又有人问颜真卿长什么样。当时各人都有所问，而回答的人也必定各有依据。诸位学生，请替我评论这些人物。三登赠秦都宪（有序）

译御史中丞秦公国声奉巡抚赞理之命将要前往湖南，来向我告别。我病后闲居，想到国声学问品行早已成就，从前在户部时曾听到尚书的奏牍，后来历任按察使、藩司等职，文治武备兼优，功绩声望都很显著。如今这次出行又是升迁的开始，我想有所赠送，以表达我深厚而不敢轻慢的爱护之意。查看我的箱笼，得到一张古笺，颜色青碧而鲜明，光洁润泽，大概收藏它已经很久了。正月十五日占卜得吉，天色开朗，阳光明亮，和风温暖，于是打开冉泾东堂，闭门谢客，才开始提笔。只是从前先民有作品，我从“登”字中得到三层意思，它的古意又与笺纸相称，所以谨此作序题写。写完后把它三重封缄，层层包裹并加以垫衬，又选择日期交给随从，让他乘机进献。有人说：“为什么珍重到这种地步？”我说：“用古物赠人，本来就应当如此。”有人说：“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姑且放弃这些也可以。”我说：“不可以，古代的东西也就是今天的东西。” 武昌以西有一座楼，名叫黄鹤楼，相传是仙人遗留下来的古迹，自唐代以来人们就极力谈论它。有人说不是这样：山名叫黄鹄，从东北方向延伸而来，向西直到江边，具有飞动的形势，所以用这个名字作为镇护之象，大概是堪舆家的说法。鹄和鹤属于同类，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即使如此，这也不值得深加争辩。我曾登上此楼，获得了宏大的观览。经书说“江汉朝宗于海”，实际情形就在这里。海还很遥远，但水势必然趋向那里，有一种不可阻遏的力量。“朝宗”二字大概取自觐见之礼，用来命名这种水势，同时也取得了人心归向的意思。长江发源于岷山，汉水发源于嶓冢山，来源各不相同，到这里却势必汇合。这就是所谓因不同而归于相同，含有协和恭敬的意义。臣下侍奉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我曾登上岳阳楼，读高平范氏的记文，面对景物徘徊眺望了很久。有人说：“巴陵的胜景在洞庭湖一湖，确实是这样吗？”我说：“我看范氏的记文，大意是说：在记文尚未写成时，胜景固然在湖；既然有了这篇记文，胜景就不在湖，而在这篇文章了。”那么，所谓“记”说的是什么呢？我说：“处在江湖的偏远之地，就忧虑自己的君主；处在朝廷的高位，就忧虑天下百姓。”又说：“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大概古代仁人的用心就是这样，而这几句话已经把它全部说尽了。这才是天下真正的胜景。即使如此，君子读到这些话而受到感发，难道不也是这座楼的胜景吗？至于所谓“把吴楚分开，使乾坤漂浮”那样的景象，又哪里用得着认为胜过这里呢！滕王阁，是江南登临观览的第一胜处。王勃的序文已经说尽了。我曾登阁观览，在古今作品中，唯独取韩愈所作的记文。韩愈称说王中丞任江南西道观察使时，过去认为不便实行的事情以及希望实行却未能实行的事情，王公到任那天，全都停止并实行了新的措施。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使万物肃杀；阳气舒展，阴气闭藏；政令在庭院门庭之间得到修治，几天之内，人们自然就能在千里湖山之间获得自在。唉！这个人的作为，是多么开阔深远、神采超逸，足以与这座楼相称啊！有人说：这同登临观览有什么关系？我说：天下的景象，大体有两种：舒畅开朗的，严肃肃穆的。总是舒畅就会荒怠，总是严肃就会峻厉。时势随着政令改变，外物又同人的心情相违，即使有湖山美景，人不能自得，又能怎么样呢？所以韩愈记述景物却把政事放在前面，他确实善于作记。如今距离王中丞已经一千多年了，还能看见他所造成的景象；即使没有写成赋，也仍然等同于赋。《历代钟鼎款识跋》以上是《历代钟鼎款识》二十卷，是致仕临江照磨陆宽宗仁亲手摹拓宋代薛尚功所编刻的版本。宗仁从前在礼部任职，遇到符篆之事，以精通博洽著称。凡是良史、公卿大夫中询问古文字的人，一定都去请教宗仁。我任江西提学时，屡次嘱托他为我摹拓。如今看这部书，一点一画都没有草率的笔迹，这才知道宗仁之所以能够昌明他的书法，是因为考究古代的功力深厚。古代的文字在今天不被使用，今天所用的文字，除符篆之外也没有多少了。但我曾听韩愈说，凡是写文章，应当大略认识文字；认识文字并不难，运用文字却难，达到精妙则尤其难。人的聪明才智，本质上没有大小之分。我的早年志向是研究古代经籍，想有所著述却未能做到。因此在这件事上对宗仁感到惭愧，借此题跋归还给他。《东川墨迹跋》（二首） 东川已经去世了，但他豪迈超逸的气势仍可在笔画之间看见；笔墨丰厚充盈，又好像是有福之人。只是他竟不能长寿，这是为什么呢？东川作诗如同他写字，他写字又如同他的为人，大概没有一样不是开朗通达、流动自如的。他本人虽然已经离去，难道他的诗和字还可以不流传吗？题《宝萱图》鹅湖华文远把奉养母亲的堂屋命名为“宝萱”，大概是为了勉励孝道。勉励孝道，为什么要取萱草呢？“谖”就是忘的意思。谖草这种草，吃了能使人忘记忧愁。所以《诗经》说：“到哪里去找萱草，把它种在屋后的地方。”这是说妇人想借此忘掉自己的忧愁。华母既是母亲，又是祖母，贤能的儿子在面前，孙子曾孙在身边，左右没有违逆，还有什么忧愁呢？却还想借助外物来忘却忧愁。天下的爱，没有比爱亲人更大的；儿女的愿望，没有比希望父母长寿更大的。使长寿有所忧虑的事情，没有比忧愁更大的。忧愁是感情中不能没有的东西。孝子的道理，是在没有声音处倾听，在没有形迹处察看，为什么唯独对忧愁不能这样呢？人们说华母已经没有忧愁了，但万一有忧愁，也是孝子不敢肯定没有的。如今听说有一种东西能够使亲人的忧愁忘却，那么即使相隔千里，也应当竭力求取，何况就在我家的庭院之间呢？如果不是这个值得珍视，又还珍视什么呢？这就是文远的心意。把这种心意充分发扬出来，就可以劝说亲人了。萱草啊，萱草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这幅图作于正德己巳年，沈石田所作。过了六年，到甲戌年，文远来请我题写。此时华母已经八十岁了。病后起身，宾客来访时的辞谢帖 我病后身体仍很虚弱，不能穿戴整齐衣冠恭敬地接待客人，冒昧谢绝您的屈尊来访。如果您不嫌弃，屈驾来到我的居室，允许我穿着便服陪您清谈，那就是我的幸运了；只是本来不敢有所奢望。我气力微弱，不能多说话，若久坐，也只能冒昧谢罪于自己的无能。太淑人寿日宾客来访辞谢帖 家母承蒙皇上的恩典，得以享有长寿安康。今天正逢她的诞辰，又劳您厚意来访，实在感激不尽。只是作礼需要费力，不是老年人所适宜的事情；我又病后不能代替母亲答拜，只能冒昧以一揖相请，希望您能俯允。《野服对》我有病，病后闲居，常穿着便服接待客人。有位客人对我说：“您因为体力不能穿戴衣冠，难道就不能穿野服吗？”我说：“哪里敢穿野服？那是隐士的服装。我是病人，不是隐士，所以只敢穿便服，不敢穿野服。敢穿便服，是出于真情；不敢穿野服，是出于礼法。”客人说：“有道理。” 答陆德问

译陆德的父亲去世，过了两年还没有下葬。现在他将要安葬外祖父侯氏，便向邵子询问丧服的穿着。邵子说：“按礼制，三年丧期之内，即使已经穿功衰，也不参加吊丧；这一规定从诸侯一直通达到士人。如果有人正在服丧，却要前往哭吊，那么就穿着自己应穿的丧服前去。如今会同安葬外祖父，也只需按照这个原则办理罢了。若说父亲还没有下葬，那么陆德你是长子，是主持丧事的人；凡是对外的事务，既然没有人能代替你，就让几个弟弟前去，也是可以的。” 《续复旧物赞》黄大痴画一幅（上面有王梧溪、杨铁笛二诗。先曾祖存一府君收藏在箱中。天顺壬午年遗弃诸孙时丢失。我的母亲太淑人常常提起它。正德戊寅年蠡溪邹光懋氏寻访后送还。我作赞说） 有一方帛，画着苍苍山木，画家是痴黄。我把它收藏在箱中，却在战乱荒乱中失去了。六十七年后，它又回到我的堂上。唉，先人的恩泽，我怎么敢忘记！《容春堂后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后集》卷二 （明）邵宝撰 记十四首，碑铭二首 《奉诏侍养之堂记》正德六年，即正德辛未年，我邵宝在朝廷内外任职二十八年，共十一迁，才做到今天这个官职。第二年壬申年，我因母亲太淑人年老，上疏请求终身奉养母亲。皇上起初没有答应，后来再次请求，只准许我回乡省视母亲，并发给路费让我回去。回去后我又请求，于是才有奉诏侍养的命令。当时我能回家奉养母亲，已经是幸运了。皇上对我特别优待，所以特意下了这样的诏令。我没有德行，凭什么承受它呢？过了四年，才建造这座堂。我早晨在这里奉母亲朝见，晚上也在这里；一年四时、节气变化，也都在这里举行礼仪。我母亲和我的生日，都在这里设酒行拜。只愿天子近在咫尺，我不断瞻仰、称颂，以使我的母亲安康长寿；只愿君命的恩重如此！我出生三年，父亲便去世了。我的母亲守节五十五年，如今得到旌表门闾的恩典。我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心中却一直有所缺憾。母亲第二次接受诰命时，我已经两次陈述自己的心情，因此才有这道诰命。何况我曾任掌管风纪的官员，皇上还说过“上有贞节之母”这样的话。皇帝的文章施加光彩，已经悬挂在堂屋的楣上。君子说，这道诰命作为旌表，哪有比这座堂更大的呢？只愿君命的荣光如此！我愚钝，难道敢不设法报答吗？可是我已经病了，因此对此更加惭愧。《诗经》说：“深深藏在心中，哪一天敢忘记它。” 户部左侍郎臣邵宝谨慎地记述。《莆田林氏忠烈祠碑铭》（有序） 正德壬申年，现已致仕的右都御史莆田林公俊，在郡城玄妙道院的左边新建始祖邵州公的祠堂，匾额题作“忠烈别家祠”。这时林公奉命出征四川，取得成功，皇上赐给白金、文绮等物，他谨慎地把这些用来办祠堂。林公的弟弟通判林侃，义民傅知州林僖，以及侄子御史林季琼，都有帮助。儿子主事林达当时还是诸生，也奉命共同办理。过了五年，到丁丑年，事情办成，林侃等派人来请我撰文。我写道：“我们林氏的先祖，得姓的历史最为久远。唐代睦州刺史林披的九个儿子都任刺史，所以称为九牧。邵州公是其中第六人。当初邵州公任西川节度推官，刘辟叛乱，他奋力抗拒而不屈服；后来掌管沧景的书记，程权把他的事迹载入籍册，陈述义理、赞助决断，国史和郡志都以忠烈称许他。对于我们林氏所说的始祖、百世不迁的祖先，过去在联桂坊有祠堂，宋代迁入郡学，今天礼殿所在的地方就是旧址。当时邵州公的十三世孙、宗正寺簿林应成，才开始在家中建立小宗祠；而邵州公的祠堂因为力量不足没有建成。本朝我们的祖先教授敬斋公以及我的父亲鞠庄公曾接连谋划，都没有完成；只是以田地换得现在的地基，直到我的伯兄见素公才终于建成。祠堂中供奉邵州公的像，每年冬至祭祀，由小宗的子孙代理行献礼，仪式都很完备。邵州公以下被称为贤能的人，分别画在东西两侧的别室中，以表示瞻仰，却不敢为他们设置神位，怕有僭越。祭祀结束后分食祭品，邵州支系中贤能的人也作为宾客参加。这些都是我的兄长提出的意见，众人都认为妥当。只是立牲碑将要把岁月记载下来，所以冒昧请求撰文。”我曾随林公察看林氏世谱，并用史书和地方志加以考证，确实如此。邵州公之所以贤能，是因为家族有这样一位百世不迁的祖先，实在高尚。然而亲属关系疏远以后，世代建祠却不世代附祭，由大宗、小宗共同辅助，这是礼制。有像邵州公这样贤能的人，乡人给他建祠，宗族祠堂却反而缺少，而族人也日益繁盛。难道只因为不属于本分，就独自不敢继承，竟认为宗族不如乡里吗？况且上面有祖祠，下面使族人聚合，正有聚合与离散的道理。传记所说“礼制即使不是先王已有的，也可以根据义理创立”，大概正接近这种情况。林公是贤者，是礼义的出处；使亲近者敦厚、远方者受到感化，本来就应当从自家做起。他推及邵州公的心意来对待族人，凡是应当救济的事情，都尽力而不顾私利，还打算用义田来继续这件事。林公又将从这座祠堂开始。我承蒙林公知遇，但才智不敏，不敢参与祠堂事务，只敢把这篇铭文刻下。铭文说：林氏号称九牧，邵州公是其中第六位；世代德行美好，是莆田的望族。伟大的邵州公，最初从科举文士起家；抗拒刘辟，晓谕程权，忠义之举很多。这些盛大的德行，世世代代都应祭祀。乡人尚且如此，何况他的子孙又极其繁衍？是谁首先创立祠堂？有宗族却没有聚合，于是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如此。都宪这位贞节之臣说：‘这件事在我，我要咨询、谋划建立祠堂吗？既然皇上赐予有功之物，就用来购买材料、雇佣工匠。宗族中人听到命令，也没有不服从的。选择吉日完工，恭敬地备齐仪式和器物。高大庄严的邵州公面向南方而坐，在宗族中称为祖先，在郡中称为贤人。君子说，这首诗确实可以使我林氏传下去。’ 《歙县西溪汪氏先祠记》

译西溪汪氏先祠，是族孙汪灿等人在旧地基上建造的。西溪汪氏最初迁居此地，确实始于元代宣教府君；以宣教府君为大宗，其他宗支跟随他，这是礼制。如今的祠堂又把上宗追溯到古城东关的祖先宋代司农少卿公。司农公距离今天已经十二代了。又把上宗追溯到始祖唐越国公。宋代加封他为忠烈王。越国公距离今天已经三十五代了。越国公在隋代起兵，评论者把他比作秦代的吴芮；后来归顺唐朝，评论者又把他比作汉代的窦融。他对于乡里，活着时有保卫乡土的功劳，死后又有祈祷应验的灵迹。所以从唐代直到今天，郡中人都祭祀他，大概是把他当作神灵。古城东关，就是西溪汪氏迁居的地方。礼制有根据义理创立的情况，古代先民就是如此。汪灿难道只是要把自己附属于这里吗？祠堂的格局是：中间为三间堂屋，供奉越国公像，戴冠持笏，穿着诰命服，面向南方庄严而临；这大概仍是把他当作神灵。东边为三间堂屋，中间供奉司农公；从司农公以下，凡出仕或隐居而有声望的人，在左右配享，共四代九人。西边为三间堂屋，中间供奉宣教府君；从宣教府君以下，凡在年齿、德行方面有声望的人，在左右配享，共六代十七人。中堂前面是五间堂屋，采用古代榭的式样，每年按时在这里举行祭享、进献，也在这里宴请全族。前门、后寝、两侧廊庑和四周围墙，无不齐备。乡里人说，这座祠堂在过去算是很盛大了。致仕九江推官汪浚，是汪灿的再从弟，因此以旧日属吏的身份，不远千里来请我撰写记文，并转述乡人的话说：“古代有宗法，如今的祠堂在古代没有相应的依据。”我说：“这种说法有道理；但难道不是说，把人按照姓氏联系起来而不加区别，连续祭食而不加分别，即使百代以后也不通婚，才是先王之道吗？”乡人又说：“古代有祭祀礼制，如今的祠堂在古代没有相应的依据。”我说：“这种说法有道理；但难道不是说，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正是君子的论断吗？”即便如此，我还是有取于此：凭乡人的义理来尊崇宗族，凭族人的义理来聚合于祠堂，祭祀越国公是可以的，祭祀司农公也可以。越国公的时代虽然久远了，但恩泽在徽州仍没有泯灭。从乡里直到郡中，各处祭祀他的祠堂不止一处。凡是郡中人见到汪氏族人，一定说：“这是越国公的后代。”见到西溪人，又一定说：“这是司农公的后代。” 既然如此，族人怎么能忘记这些祖先呢？即使有人忘记，时常借助祠堂祭祀，本源之心难道不会因此兴起吗？汪灿在族中居长，确实是首先倡导此事的人；汪浚以及前任某县知县某人，大概都在旁边帮助他。祠堂建于正德庚午年八月，到了第二年辛未年四月，祠堂建成。族中资助祠堂的人，姓名都刻在碑的背面。《邹氏启寿山新阡记》启寿山的新墓道，是太学生邹望国选择吉地，为安葬父亲而建的；当时又借此迁葬他的祖父良节公以及伯父时扬甫。此前，良节公在徐塘东边营造寿藏，去世后便安葬在那里；时用把他的母亲迁到竹桥，与良节公合葬。他的次子时扬附葬并封土植树都已完成，正遇到家中多事，流言四起，说：“这里不吉利。”时用说：“正因为这里不吉利，实在是先人的遗体不得安宁，所以我不能顾惜其他事情；难道我忍心对不起先人吗？”于是产生了迁葬的计划。计划还未实行，时用便去世了。他临终安排后事，望国也先得到这样的遗命，说：“迁葬之后才算完成安葬。”在墓中，祖父在左，伯父在右；如今父亲已经去世，望国便按照时用的遗志实行。有人说：“安葬父亲却一定要迁移祖父和伯父，这在礼制上依据何在？”君子说：“礼是依据人情而加以节制、修饰的。”如今房屋不能遮蔽风雨，居住就不得安宁；如果居住尚且如此，那么父亲难道不会思念儿子吗？儿子难道不会思念父亲吗？兄弟之间难道不会互相思念吗？死者的坟墓，就如同生者的居所。死者如果有知觉，同生者又有什么不同呢？时用的志愿，本来就是良节公的志愿。望国奉行临终遗命而办理此事，也只是从人情出发罢了。情感出于义理，礼制就可以据此创立；否则就不可以。望国听闻此事后，最终按照时用的遗志办理。时用死于正德甲戌年夏季，于是选择墓道地址。第二年乙亥年秋季，墓道建成。冬十二月某日，两具棺柩从徐塘迁出。又过一年丙子年某月某日，才会合安葬。墓地原来所在的地方叫九曲乡，又叫泰伯；命名为启寿山，是为了表示嘉美。墓道有三间堂屋，中间祭祀良节公，左边祭祀时扬甫，右边祭祀时用府君。左右两边建有六座亭子，其中一座刻有文章，另一座储藏祭器。水流经墓道前面，向西通到震泽，向东汇入鹅湖。良节公名佩，是湖广通道知县驎的儿子，按例授承事郎。时扬名翘，时用名翎，按例授苏州卫指挥使。望国是时用的长子。近来墓道建成，望国抬着病体来请我撰记。古书说：“资财富足而能够教训子弟”；又说：“精心种植黍稷，用来孝养父母。”我认为邹氏父子兄弟都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写下这篇记文。《西青小隐记》

译山色苍苍，是山的本色吗？还是因为草木葱郁才这样呢？山上有草木，草木葱郁，固然是草木的颜色；没有草木的山，也有很多。我们曾经靠近观察它，山的质地是土，是石头，颜色也就是土色、石色。稍微离远一些观察，还是那样的颜色。到了几十里以外，苍苍的颜色就同有草木的山一样了。如今大地以上，凡是空虚的地方，都是天的气。山从大地上隆起，直入天空，吸收了天的气，所以颜色才是这样。山色苍苍，是山的本色吗？还是因为草木葱郁才这样呢？椒山的西峰叫西青，山里人说山有许多峰，只有这座峰独自拥有这种颜色，所以把“西青”这个名称归给它。它所有的草木，本来并不比其他山峰更多。按照我前面所说的道理，难道不是这样吗？钱师圣在山下筑室，命名为“小隐”。师圣通晓经学，熟悉古代，博雅多文，大概是士人中的优秀者。拿山来比喻，他得到天之气也很多。所以凡是听到师圣的言论、看到师圣的行为的人，没有不认为他贤能的。这就是师圣之所以成为师圣的原因，也如同山之所以成为山的原因。有人说：师圣专攻辞章，所以这样。有人说：师圣学习威仪，所以这样。如果相信这些说法，那么山的颜色只归因于草木，这样可以吗？即便如此，山气旺盛而草木繁茂，士人的道德修养深厚而辞章、威仪显著，也本来是其中的道理。因此由山联想到士人的道理，便为师圣写下这篇记。小隐有几间屋子，屋前屋后种着一千竿竹子，屋中收藏几千卷书，凡是写文章所需的工具，都已齐备。屋外有几十亩田，引湖水灌溉，足以供给宾客。山里人称它为庄园。君子经过这里，为它作赋写诗的有好几人。乙亥年冬十月，二泉邵某记。《后乐堂记》正德乙亥年秋八月，德安府新建的后乐堂落成。府衙听事堂后原有供退食休息的处所，狭窄而且已经长久破败。前任知府迁安李侯某想建堂屋，却没有完成。壬申年，西充马侯汝载接任知府，任职一周年，政务已经办成，于是开始修建此堂，到这时落成。马侯用范仲淹文正公的话为堂题名“后乐”。范文正的儿子忠宣公曾在这里任职，能够以家训施惠于百姓，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马侯从这里得到榜样，所以取这个名字。同知乐平陶君某派人送信来，按照马侯的意愿请我作记。我病后闲居，不敢参与天下的事务，但曾听孟子说：“以天下人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天下人的忧患为自己的忧患，君子的情怀在这里达到极致。”范公为什么又提出先后之说呢？天下的忧乐本来是一回事，只是每个人的见解不同，所以忧乐常常改变它们所由来的顺序。从一个郡县直到天下，大多都有这种情况。因此，先忧虑在于能够预见事机，后快乐在于懂得当做的事务。预见事机达到极致，忧虑就不得不在前；懂得当做的事务达到极致，快乐就不得不在后。“后啊，后啊”，并不是自己安于享乐、悠然饮酒饱食而说“姑且慢慢来”的意思。《尚书》说：“不只是‘不敢’，也是没有空闲。”君子的情怀就是这样。即使如此，天下已经快乐了，那么还应当从事什么呢？从前孔子论述崇尚德行时，曾说“先做事，后收获”；论述仁时，又说“先经历艰难，后获得收获”。德和仁，都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把获得和收获放在后面，那么所谓事业，本来就是应当放在前面的。对于天下的事情，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那么君子对此，也只能说：“开始时忧劳勤勉，最终仍忧劳勤勉罢了。”不是古代的仁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能够说“后乐”的，是范文正公一类的人。德安的政绩，由此便可以看到了。马侯名龠，以进士身份历任吏部员外郎，出任睢州知州，起用后任现职。以威严辅以恩惠，革除浮薄而崇尚忠厚，政绩卓著。我曾听说忠宣公的风范而受到激励。我同马侯的兄长、前浙江布政使汝砺一同考中进士，因此得以在翰林院拜见他的父亲、南京礼部尚书紫厓先生。马侯初中进士时，我在户部，也曾一两次见过他。四川人称马氏家学最为兴盛，君子观察马侯的作为，难道还要等到德安的政绩才知道吗？马侯治理政务，已经完备而美好。对于马侯来说，这些只是小事，所以不写。《萧山县新修儒学记》

译正德癸酉年秋七月，萧山县新修的儒学落成。县学原在县城某个角落，从某年开始建造，到现在已经过了若干年，房屋破败倾圮，几乎不能居住。此前辛未年春，监察御史海陵张元德巡按来到这里，便同参政吴汝和相互对视叹息，商议谋划重建。认为它南面逼近民田，位置不相称，于是急忙命令买下土地并扩建。当时主持县政的休宁吴侯瓒实际开始兴工，不久吴侯升任知州离开，江浦王侯玮以进士身份来接任。恰逢现任提学宪副海陵徐宣到任，整顿修学的政令得以施行。王侯于是慨然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第二年壬申年，礼殿刚刚建成，秋七月大风骤起，接着下起暴雨，礼殿和先圣的旧像都被毁坏。王侯于是更加用心谋划重建，过了一个多月，各种材料又齐备了，而且节省筹划、共同办理，因此告成。秋八月十六日，徐君来观看并称赞，于是嘱咐教谕杨武、训导余蕴，派诸生徐行、韩簉来请我作记。只是道术分裂，学问没有固定的宗旨，于是出现了各种师说；人才混杂，仕进没有固定的途径，于是出现了各种科目；学校废弛，任官没有固定的居所，于是出现了各种院舍。大概从周代衰微直到宋代，这些变化不止一种，但大的概况可以知道。我大明兴起，鉴戒前代，先王时代相应的学术必定以经书为根本，讲解经书必定以程氏、朱氏为根本，于是分裂的道术得以统一。士人在学校学习，每年有贡举，三年有乡试，人才的进用专门从郡县选取；任命官员，选拔士徒，让他们居住在官舍、享受廪食；山林湖海之间，也没有人能够放纵游荡，于是废弃的学校得以复兴。伟大啊，圣人的谋划，确实与天运相参；道术长久流传、教化形成，其中大概还有超出主管官署职责之外的力量。至于房屋破败，就应当谋划重修；如果不是贤能的主管官员，谁来承担？如果不是贤能的主持教育者，谁来倡导？如今学校必定有正堂，正堂的匾额都写作“明伦”，这是取自《孟子》，而《孟子》又是从舜命令契的话中听来的。大概千秋万代教育的道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先圣先师都依据这个原则来祭祀、奠献，于是建祠堂；经书训诫和典籍都依据这个原则流传，于是建阁楼尊藏。老师依据它授业，弟子依据它受业；依照它修养身心就是德，依照它表现出来就是文；缺少它就是病。只有德足以辅佐世道，才算学有所成；如果只有虚浮的文辞，内在有病而废弃，即使学习了，君子也认为不是真正的学习。如今这所学校，南面地基有所缺陷，众人认为这是弊病，于是规划并加以修正，必定要整齐划一，才算相称。何况我所说的伦理道德如果还有缺失，能称为学校吗？这既是施教者的事情，也是求学者的事情，并不是主管官员能够单独用力解决的。即便如此，这还只是通常的情形。至于时势有升有降，世道有兴有衰，无论困居还是显达，我都坚持自己的伦理；如果危险接连降临，有时因此受到损害，那就如同风雨震撼高陵、使我的殿宇毁坏、使我的圣像倒塌一样。应当警醒并支撑它，努力并恢复它，使它不改变原有的常道。与在器物上用力相比，这更加艰难。这固然是求学者的事情，也不是施教者能够单独用力完成的。然而奉诏培养人才的人，本来就承受着深厚的期望。徐君主持学政，在各藩中最为突出；他嘱托我写这篇记，难道只是想为工程完成留下一篇文书吗？我邵宝才智不敏，但也曾参与并了解这件事，所以请允许我把这些话告诉诸生。庙在左，学校在右，这是历来固定的制度；门、廊庑、斋舍各自安置在适当的位置，工程确实已经完成，只是因为修书另有缘故，所以在此说明。费用是白金八百余两，大概因为筹划得当，所以用费节省。费用来源是公家纸钞的折价，这是参政君发布檄文筹集的，实际由此供给。先是废寺的租金，另外还有轻微过失者缴纳的赎金，这些就是所谓节省筹划。古人重视民力，而这次工程没有专门向百姓摊派，所以附带记下。《征瑞楼记》征瑞楼，是监察御史海虞陈元习奉养母亲的居所。元习的母亲谭太孺人，此年已经七十岁，身体安康，生活顺遂，享受着元习的奉养。元习建造这座楼，大概是为了隆重庆祝母亲七十岁寿辰；亲自陪侍母亲，也本来是应当的。丙子年某月某日，正是太孺人的生日，乡里的君子从某官某公以下若干人登楼，准备举杯祝寿。太孺人走出房间，向西方拜了两拜，致谢说：“老妇没有德行，怎么敢劳烦长者屈尊光临？我的公公婆婆过去曾建造具庆堂，用来奉养我的祖公祖婆。堂屋落成那天，有几千只蜜蜂好像从天上坠落下来；一只巨大的蜜蜂停在房梁上，群蜂尾部相连，像旒一样垂下，离地约二尺便停住，其余的蜜蜂跟随在周围盘旋，数量大概无法计算。君子说这是祥瑞，有好几个人作诗歌咏。我的公公婆婆尚且不敢承当这祥瑞。我虽然不幸成为寡妇，幸好有两个儿子接连考中进士：察儿任御史，寰儿任国史检讨。我如今老了，又蒙受这个荣誉称号，这本来是祖先留下的余庆，我怎么敢忘记呢！”于是退下打开北窗，面向宫阙叩首说：“如果不是皇上的恩赐，怎么能得到这一切！” 随后她一一向各位宾客致谢。元习恭敬地请客人在堂上宴饮，然后退下。第二天，元习再次诵述母亲对宾客说的话，说：“我的母亲懂得尊敬祖先了。”于是把楼的楣额题为“征瑞”。他又诵述母亲面向宫阙所说的话，说：“我的母亲懂得尊敬君主了。”又把北窗的楣额题为“北望”。然后亲自叙述这件事，来请我作记。我想到天与人的关系，最微妙处能够显现，最遥远处能够接近，只有充分尽到人的本分的人才能懂得；抛开人的实际行为而去寻求天意，不是穿凿附会，就是荒诞无稽，最终便成为欺罔，这是君子不说的。那么，蜜蜂被陈氏称为祥瑞，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易经》说：“有了父子关系，然后才有君臣关系。”天道大概就是这样。蜜蜂这种生物，是能够显示君臣关系的事物。祥瑞啊，祥瑞啊，难道不是说父子之道在家中深厚，而君臣之义将要通达于国家吗？陈氏本人及其子孙，必定会有征验它的人。我听说元习的祖父继芳甫，敦厚并推崇礼义，乡里称他为长者；元习的祖父叔维甫，孝德尤其显著。这些祥瑞的招致，大概就在于此。叔维去世至今还不到六十年，而两个孙子都在朝廷任职，官名都带有史字。天下的法度、万世的评议，各有主管之处。君臣之义没有比这更大的，祥瑞的征验难道不在这里吗？所谓天道，是近还是远，是微妙还是显著？君子的言论本来就不是抛开人事而去寻求天意。太孺人叙述这件事，而且合乎礼法，足以流传。我又能增加什么呢？元习拜了两拜说：“这本来正是用来记述我的楼的，请您写下它让我带回去，刻在楼中，留待日后为祝寿的人诵读。” 《思约斋记》

译泰伯邹存正把书斋命名为“思约”，并告诉我说：“我的父亲读《论语》到‘因为约束自己而犯过失的人很少’这句话时，曾停下书本叹息，说这句话可以终身奉行，于是用它为书斋命名，又作为自己的别号。我的父亲一生勤劳，把它作为事业；礼义正要兴起时，不幸突然去世。有四个儿子，两个哥哥早逝；我又不肖，只能独自承继到今天，全靠先人的德行。继承德行，唯以简约为根本；恩惠施及乡人，义举感动公府。凡是简约所产生的功效，我将依次把它们实现。我同弟弟某人侍奉母亲守寡数十年，弟弟又早夭。我每次拜谒祠堂和墓地，面对‘人已亡、物已失’的悲哀，都无法排遣。回来后反省自己的内心，于是以‘思约’自号，认为这是我父亲内心所存的志向。我发誓长久不懈怠。曾经斋戒沐浴，奔走到锡麓、茅峰、云岩、岱宗，向大神郑重盟誓，但仍没有停止，只希望先生能够教导我。”我说：“存正真孝啊，可以说是有为人子女之心的人了！古代君子对于亲人的去世，凡是亲人住过的地方、说过的话、志向心愿、快乐嗜好，没有一样不尽力追思。如今的人竟然还想在这些之外有所增加。凡是亲人的别号，思念、仰慕、爱护、见到以及称谓等，都一一效仿而不停止。存正大概就是在这件事上有所作为吧。即便如此，古代有避讳的礼制，是为了扩大敬意。父母的名字，连口头都不能说，这是很早就有的制度。如今的别号仍然等同于名字，既然取了别号，别人就会用它来称呼。过去用来称呼父亲，如今却用来称呼儿子，两个名字不偏讳也可以；两个别号却只称其中一个，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认识存正已经很久了。存正所做的事情，可以说是孝，却不能说完全合乎礼。礼是用来成全孝道的。有为人子女的心，再以礼来要求自己、以思约来约束自己，他大概就会由此走上正道吧？况且向神明盟誓，哪里比得上向自己的内心盟誓？如果能够把这种心意充分发扬，孝道就用之不尽了。如果只是用别号来称呼而已，那么礼又怎么办呢？《尚书》说：“谨慎保持你的俭约德行，心中长久怀抱谋划。”《易经》说：“默默成就事业，不用言语而取得信任，存在于德行之中。”这就是古代君子的道路。存正认为怎样呢？”存正起身拜了两拜说：“我正仰慕今天君子的道路，还没有达到您所说的境界。听了您的话，好像见到了古代君子。请您写下来，用来铭刻我的书斋。” 《报德堂记》报德堂，是龚泰时亨用来祭祀先人的地方。堂屋建在蓉湖别业中，格局为四楹，中间空出一间，左右各有一室，供奉邹、龚两位父亲的神主，并以两位母亲配享；生忌、死忌两日，都在这里举行祭享。堂屋建成后，潘继芳请我作记。我说：“这种礼，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我从哪里来记述呢？”继芳说：“时亨，是邹服乘氏的次子。幼年因婚姻缘故，奉母亲之命过继给龚景福。成年后娶妻，而景福的儿子龚节才出生。有人说：‘时亨，你为什么不离开龚家？’时亨说：‘龚父对于我就如同我的父亲，父亲还在，我怎么忍心离开？’等到景福去世，龚家有分得的田产，有人说：‘时亨，你为什么不取这些田产？’时亨说：‘有龚节在，我应当辞让。’至于出力营建房屋、置办器物，也都如此。他的户籍虽因邹家而立，名和字却仍然系属于龚家。这样已经过了许多年。起初时亨建造这座堂时，悲伤地说：‘生养我的恩德太大了，成就我的人与我都不能忘记。但龚家有弟弟，有弟弟就会有主持祭祀、保存祠堂的人，这不是我的事情；邹家有哥哥，有哥哥就会有宗族保存的祠堂，也不是我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却有所缺失，我内心不能自我排遣，因此要报答它，也因此形成这样的礼。’ ‘这件事难道不值得记述吗？’我说：‘这种礼，我固然以前从未听说过。即使如此，如果时亨的情感如你所说，那也确实有可取之处。如今世上的人，固然有被债务和负担所改变、忘记根本始祖的；否则，也有早晨还是同室亲人，晚上就成为陌路之人的，这样的人也很多。这些人的情感同对时亨来说又怎么样呢？《诗经》说：“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那恩德如昊天无边。”又说：“没有哪一种恩德不应报答。”这大概就是时亨的心情吧？’继芳说：‘这当然就是时亨的心情，这难道不值得记述吗？’于是我写下此文归还给他。《兖州府滋阳县学记》

译兖州府治设在滋阳，这里是古代鲁国的土地。鲁国在春秋时期是诸侯中的大国，列国中凡是来观礼乐的，都一定要到这里来。我们的夫子孔子出生在这里，这片土地因孔子而成为阙里，声望关系到天下，后世尤其看重。因此，君子对于这里学校的兴盛，本来就一定先寄予厚望；学校废弛了，也一定更加叹息。何况守土的官吏，本来就负有这样的职责呢？兖州所属州县的学校共有二十七所，而滋阳县却尤其以废弛著称。正德癸酉年，沔阳人童侯旭以户部郎中的身份来任知府。当时盗寇刚刚平定，荒乱又接踵而来，童侯安抚民众，局面略微安定下来，就修葺府学，重新建造乡贤祠和名宦祠。我任训导的信使到了，立即把学校废弛的情况告诉童侯。童侯向各位监司请示，他们都答复说时机不合适，因此没有办成。今年春天，恰好有了可以捐资取得儒官资格的法令。童侯说：‘这个法令一出台，没有志向的士人将会争相趋附，我不能禁止他们，只能略微表示抑制之意，借此为学校谋划。’一天，他召集属官，与同知某、通判某、推官某以及属吏、师生共同商议。众人都说：‘应当如此！’士人们也乐意顺承童侯的意思。共募得白金若干两，于是聚集材料，召集工匠，把工程完成了。童侯把这件事交给赵知县继祖办理，选择日期开工，拆除破旧的建筑，扩大地基，东西南北各扩展若干丈。过了三个月，工程完工。学校中只有复圣公颜子的庙，是因为兖州曾封为国的缘故；如今正殿有六楹，中间塑着颜公的像，戴着冕，穿着衮服，庄严地俯临于此。庭院、廊庑、门和台阶都合乎礼仪制度，后面有明伦堂、两座斋舍、讲堂、会餐的房屋、休息的房舍和练习射箭的场地，直到仓库、厨房、浴室等设施也全都齐备。这里的衣冠、弦歌、诵读同郡学交相辉映，来观看的人都把它看作鲁地的盛观。因此，大家称赞训导君，说童侯修复学校的功劳不可忘记，于是送去书信和礼物，不远数千里，请某某来作记。过去我奉诏巡视江西学政时，童侯以进士身份任瑞州府上高县知县；上高是山岩之邑。童侯治理学校的事情，能够不因为盗贼众多而废弃。如今他仕途已久，来到这个声望很高的郡任职，将要兴办学校，作为天下的先导。这本来就是童侯喜好圣贤之道的夙愿，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是他正当兵乱饥荒之后，兴办这样的大工程，却没有扰动公私，这不是才力兼备而行动，是仅仅有合适的时机也不足以做到的。我因此格外赞美他。古代学校设有先圣、先师，却没有固定奉祀的对象。自从以先圣孔夫子以及颜子以下的四位大贤作为先师，这项制度在天下实行已经很久了。至于嘉祥的学校就祭祀曾子，邹地的学校就祭祀孟子，滋阳的学校就祭祀颜子，大概仍然有沿袭封国旧制的意思。这座学校创建于洪武十八年，直到现在已经过了若干年，又重新修建，完整而美好，却仍然保留旧制，这才合乎礼。周子说，颜子阐发了圣人的深奥道理，用来教导万世，认为士人的学习一定要从颜子入手。诸位学生生长在圣人的故乡，在这里游息歌咏，瞻仰古人，确实是在亲近自己的老师。希望成为贤人而成为圣人，本来就是他们应当追求的。即使充实他们的志向，像两位先生那样见识高明，像各位经学老师那样博闻强记，尚且还不能满足，何况在他们之下的人呢？这样做了，称誉鲁地的君子于天下，本来就是童侯的愿望。所以借作此记顺便说到这些。至于国家的典章和古代的训诫，博士弟子有固定的学习课程。我不必写出各位主持工程者的官职姓名，名单全部列在后面。海天亭记 亭子建在惠山山麓，为什么用“海天”来命名呢？山中有泉水，从岩洞中涌出，汇聚成池，七个池子彼此相注，向东流入溪水。向北再向东流一百里，进入长江；又向东流一百多里，进入大海。大海，就是泉水最终归宿的地方。我曾经在池边观泉，徘徊着照看水中的倒影，洗濯我的帽带，因而感到快乐。于是想到它最终要流向哪里。登高向东北望去，说：‘大海大概就在这里吧。’我的泉水流到这里就到尽头了吗？远望却看不见，于是仰望天空叹息，长啸吟咏，回到了山麓。于是就建成了这座亭子。第二天，我和客人登亭，把建亭的缘故告诉他们，又依照原来的韵脚作歌。歌曰：‘这座山啊，这是我的泉水，开始流动时细细涓涓。向东流去啊，哪里才是尽头？指向沧海，把它当作归宿。它日夜流逝啊从不停止，又哪里知道岁月有多少年？我追寻源头啊思念它的归处，刚刚还在这里啊忽然已经到了那里。远望那大海啊还没有看见，只见云天啊便兴起叹息。天空昏暗啊云层深深，登上这座亭子啊使我的心劳累。’有一位客人应和说：‘泉水在山中流淌，太阳流转而太阳向东。那东海啊其实就在近处，我舍弃这里啊又要到哪里去？水源的归流啊早晨又回到本源，你没有听古人说过吗：有本源啊就是这样。谁能推进它而看见它停止呢？海连接着天啊天上有光，远在那边啊近在我的水湾。’ 了解你的人说你胸怀远大，不了解你的人说你荒唐。大海汇聚在那里啊，天空在那一方。’我听了，让他把歌反复唱了一遍，饮了泉水便退下。怀李楼记 常州郡守、渤海人李侯嵩离任三年后，如今的郡守王侯教以南京刑部郎中的身份来主持这里。到这时，郡城的修建已经六年了。王侯和他的属官盩厔人范侯泽、余干人胡侯守、青城人王侯钧登城观看，说：‘壮观啊，这座城是李君的功劳！’随后看到损坏的地方便修缮它们，才知道工程的艰难，于是又叹息说：‘这还不到他全部功劳的千分之一，困难尚且如此，何况从头创建并完成它呢？李君的功劳在这里就更大了！’后来听说李侯因为修城的缘故受到诽谤而离任，又感慨地说：‘功劳尚未得到酬报，诽谤却已经兴起，那么是谁在主事呢？’于是再次为李侯感到惋惜。大家认为西门是李侯离任时经过的地方，于是就在西门的楼上大书题榜，写道：“怀李。”仿佛要代替百姓和君子们表达心意，并嘱托某某作记，同时请徐训导淮申转达此意。郡中诸生陆辂、陈表两次前来催请，而且更加殷勤。唉，这本来就是我的心意啊！从前城池建成时，我曾替李侯作记，说这项工程的功劳，难的不是筹划和督促，而是承担怨恨。可是当他承担怨恨而办事时，也只是担心劳累百姓，根本没有料到会有人诽谤他。等到他受诽谤而离开官位时，也只是为失去民心而忧愁，同样没有想到会有人怀念他。怀念和诽谤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人们遇到危险警告时便逃避，忘却眼前的困惑而让事情长久安定，这大概是常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后来的良好政绩，谁会知道真相呢？又有谁敢公开说出来呢？《尚书》说：‘推举贤能，众官才会和谐。’ 我们的王侯可以说是极能扩大他的谦让了。如果在同时又没有得到成效吗？世上有些人指责评论前任的政绩，来夸耀自己的功劳；听到王侯这样的风范，也可以惭愧了。我苦于自己年老荒疏于文辞，已经推辞说不能胜任，但还是代替百姓作歌来颂扬王侯。歌曰：‘从前李侯修城啊劳心劳力，百姓有怨啊李侯便承担。城池建成啊李侯离去，晋陵坚固啊长江深广。如今王侯到来啊思念从前，在高楼上题榜啊庄严高峻。百姓有心啊王侯知道，仰望贤者的正道啊哪里有尽头。今天的王侯啊不是从前的李侯，观察民风啊记载春秋。思念从前的李侯啊却见不到，只见如今的王侯啊在楼上。城墙高耸啊我还有什么忧虑。’ 修泰伯庙记

译我郡的副守范侯奉提学宪台的檄令来到这里主持修学，实际在本县停留了两个月。他曾经经过泰伯庙下，进去拜谒，看见那里荒芜破败得非常厉害，叹息着对随从官吏说：‘这是至德的圣人，国家设有祭祀，庙宇怎么竟然成了这样？’有人说：‘从前在这里祭祀，每年按时令以及朔日、望日，像新任官吏初到时拜谒，也都在这座庙里，曾经整治过。自从在梅村墓地新建庙宇，祭祀迁移过去，拜谒也就废止了，庙宇荒芜破败，本来就应当如此。’范侯说：‘竟是这样吗？百姓真是迂腐而固执。从前泰伯让出王位向东而来，实际上首先开辟了这片土地；人们能够接近礼义，不是泰伯又是谁启发了他们？在墓地建庙，是为了保存旧迹，而祭祀仍然设在县城，使我地官吏百姓习于敬意，难道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移到梅村呢？’修缮学宫，贤能之士也参与其中。有圣人的庙宇荒败，却好像没有听见、没有知道一样，可以吗？有人说：‘近一两年来因为祭祀不按时，已经在这里开始办理修缮，庙宇将有修缮的人了。’范侯说：‘这样的政务在义理上不安稳，谋划后也不能不办，哪怕耽搁一天也不行。何况是至德的圣人，乡人都以这座庙为依归，难道忍心不修吗？修它，这正是时候吗？还是说我的这次举动就是所谓的开端？宁可赶快谋划，仍然还会有人接续办理，总胜过等待。’ 说完，便制定了工程计划，交给两位年高有德的百姓置办物料、招集工匠，并责成代理县政的人完成。第二天，范侯在二泉精舍拜访我，把事情的缘故详细告诉我。我起身作揖说：‘侯君说得对，我应当替侯君把它写下来。’这件事发生在正德辛丑年夏五月二十二日，到秋七月十六日告成，于是记下范侯姓名为泽，字汝霖，是陕西盩厔人。代理县政的是县丞高唐云升。户部左侍郎邵某记。无锡县儒学复五贤祠记 无锡县儒学设有五贤祠，开始于宋朝末年。起初祭祀四人，后来又有人依照个人意愿增加到九人。薇山虞荐发氏实际加以厘定和纠正，减为五人，又增加一人，这才称为五贤。五贤是：龟山先生、文靖杨公；玉泉先生喻公子；才遂初先生尤公；延之小山先生李公；元德实斋先生蒋公。良贵位于中间面向南，四位君子分列东西。详情见尤栋氏所作的记。历经元代进入本朝，按照个人意愿增加的人尤其多，而且最终一并排列，没有配享的区别。如今考察这些人，没有不是节操完备、文章成就显著的，但他们的道与龟山先生相比却有差距。君子的议论难道可以欺骗吗？成化年间，祠堂再次修葺，武功伯、东海徐公作了记。对于五贤承传经历的情况写得很详细，其他人一个也没有提及。这大概仍然是薇山先生当初的意思。然而排列次序仍旧不变，不加革除，反而越来越多。我年轻时游学于此，读尤公、徐公的文章，曾说这座祠堂第一次失误便会流于泛滥，第二次失误便会混杂。泛滥还可以裁减，混杂难道不能辨别吗？因此我屡次瞻望，屡次兴叹，却没有地方可以诉说。正德丁丑年夏天，督学御史安成人张君汝立毁掉各处尼姑和女冠居住的房屋，用来修建我们的学宫。有人因此提出异议，汝立便向某某询问，对他说：‘人们这样说，为什么不赶快谋划呢？’于是他嘱托我郡副守、盩厔人范侯汝霖，在尊经阁后选择地方建造四楹的祠堂，中间供奉龟山先生，旁边依次供奉四位君子，按照虞氏厘定的形式办理。又恢复匾额，题为“五贤”。后来增加的那些人，就在旧祠中祭祀，称作乡贤。县博士唐德卿、刘景仪、郑大节认为我确实是首先提出这个议议的人，不可以没有记文，于是带领他的弟子某等前来请求。从前韩愈说：‘想要考察圣人之道的人，应当从孟子开始。’孟子之后一千多年，两程先生继承了它。如今想要寻求道的人，难道不应当从程先生开始吗？龟山先生把程先生的道传到南方。他在无锡住了很久，达到十八年。有人说，他是因为仰慕泰伯、延陵季子的遗风，于是停留下来进德修业。回想当时，登门求学或私下受到熏陶的人大概很多，而四位君子尤其深受其影响。为龟山先生配享于此祠，难道将要从龟山先生这里追求程先生吗？从程先生这里追求圣人之道，难道也将要在这里实现吗？《尚书》说：‘登高要从低处开始，走远路要从近处开始。’ 这次举动，大概正有这样的意义。因此，依照义理裁减泛滥的内容，使过去的君子得以远离混杂；如今的君子之所以要整理混杂，也是过去君子的志向。虽然如此，如果没有贤能的督学，谁能把这件事完成呢？丁丑年八月初一，具官某记。冉泾邵氏家庙碑铭【有序】大明正德十年秋九月丙戌朏日，冉泾邵氏新建的家庙落成。主持建造的是玄孙、户部左侍郎邵宝。从高祖直到邵宝，都是嫡系，属于小宗。邵宝不肖，却承蒙祖先福佑，曾经内外历任二品、三品官，依照国家典制，以庙来称呼祖先，是合乎礼的。家庙的制度是四楹房屋，每间遵循当今制度，上面和中间空出中央；前面陈设几案，铺设席位，设置鼎和火炬；东西两边各设两室：显高祖叔安处士府君住东室，显曾祖存一处士府君住西室，显祖考皇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三益府君住东边的东室，显考皇赠奉直大夫、许州知州、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纯和府君住西边的西室。大体是考察古代昭穆的意义：四时祭祀时，把神主迁到中室，前面高祖面向南，曾祖面向东，祖面向西，考面向东，依次向下各占一位，祭祀完毕后把神主送回原室。若是朔望拜谒、出入告祭、遇事禀告以及按时进献祭品，都在中室前进行。若是忌日祭祀，则分别在各自的室中举行。东西两边又各有两间夹室，东边收藏遗书、衣服和器物，西边收藏祭器。外面设门，中庭建阁，把尊贵的诰命放在上面，凡是所受的敕书副本以及赐书也都收藏在那里。现在面对这块装饰牲畜用的石碑，谨敢刻下这篇铭文。铭曰：‘冉泾水向南向东流去，我邵氏宗族的宅第啊，真是美好。高祖和曾祖都出生在这里，也在这里游息。过了一百多年，玄孙邵宝获得禄位，迁居之后又返回这里。祖先和父亲，朝廷都授予他们命服，于是建造新的家庙。作为家族的小宗，只遵循礼义。有子有孙，百代之后也将尊崇它。’ 《容春堂后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容春堂后集》卷三 （明）邵宝撰 序【十九首】　引【一首】冉泾邵氏族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