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春堂后集卷三

译冉泾这一支迁自新桥，新桥距离已经很远了。我的祖先从冉泾开始，这是族志中所知道的。冉泾始祖称容春府君，从容春府君到邵宝共八世。族人众多，分散居住的共有若干人，其中以南塘水闸桥一支最为显著。邵宝是南塘一支承继高祖宗系的人。幼年丧父，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排列宗次。曾经得到从伯祖廷珪亲手绘制的图谱，并附有世系，于是稍加辑录，以备阅览。等到考中进士入仕以后，出入内外，常常随身携带。又向懂得族谱的人反复考订了若干年，之后才编成。后来又得以恢复冉泾故居，建成如今的宅第，就是容春轩的遗址，并开辟为精舍。又过了若干年，获准告假侍养，从户部回乡，于是依照典制建造四代家庙；至于容春府君，则每年修整冬至祭祀。开始祭祀的那一年，各房宗族都来会集，族谱也从此开始刊刻。君子议论宗法，由来已久；大宗的分支不是小宗所敢比拟的。然而对于我们这一支，有些事情是不敢推卸的：居处可以恢复，祭祀可以举行。何况修订这部族谱，难道敢不最终完成吗？义理既然兴起，志向也应当跟随，这也就是我的本分吧？邵宝不肖，年纪将老，而道德修养没有增加，后嗣还不能承继，族人还不能得到周济。为此惭愧而恐惧，已经很久了，所以对这部族谱有所感触，恭谨地写在卷首。正德乙亥年秋九月朏日，七世孙、继高小宗之子、具官邵宝书。李文正公《麓堂续稿》序 《麓堂续稿》若干卷，是太师西涯先生李文正公致仕以后所撰写的。李公著有《麓堂前稿》《麓堂后稿》，曾在徽郡刻印。李公门下的学生、提学侍御张君汝立实际参与了筹划。李公去世的第二年，张汝立又得到这部稿本，于是在苏郡刻印，并嘱托我作序。我曾听说，道存在于天下，极致可以达到万般变化；君子的言行依循道而形成文章。文章，是言语的精华和行为的显著表现。因此，道穷尽了变化之后，才可以谈论道；文章穷尽了变化之后，才可以谈论文章。如果不是那样的人，又凭什么参与到其中呢？李公四岁时，作为神童承受皇帝的眷顾和宠爱，得到储养和进修；又过了十多年，学业大成。考中进士后，在翰苑中出入任职，过了很久才登上秘阁，进而位列师傅，历经三朝五十多年。他高明端正而文雅，盛德美善的谋略，上能使君主受益，下能教化百姓，恩泽遍及海内。有时遇到艰难紧急的事务，他能够安定震动、考察疑难，这就是所谓的道，隐然存在于李公自身。所以他的文章宏大充沛，旁出流行，面对具体事物陈述义理，适合所处情势，都能达到它应有的极致。虽然每篇文章各不相同，但所谓的道错杂地存在其中。大概从六经直到诸传、子书、史书，上等的以它们为准则，次等的借助它们，下等的也时时取用它们。这就像大将统率军队，不必听到号令，只要击鼓、挥旗，一切都合乎心意。又像金属在优秀的冶工那里铸造，仿佛造化由我掌握，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做到的。这是有道吧？是文章吧？可以说已经穷尽了文章的变化。他卓然被称为大家，成为学者的宗师，是有原因的。世上本来有些人承袭迂曲、因袭隐僻之说，把它称为理学；否则就沉溺于佛老之学；否则就混杂于稗官野史。他们自以为玄妙、通达、善辩博学，其实都是李公门下所摒弃的。邵宝不敏，自从出于李公门下到现在将近四十年，承蒙李公指教很多而且深厚。我回到东部以来，因病闲居，私下有一些这样的评论，正要写下来请教李公，可是李公已经去世了。在此以前，李公曾作《信难》留给邵宝，如今我因此有了更多感想，谨以此文替张汝立再次呈献。李公德行深厚而显著，功业巨大而长远。古人所说的三种不朽，李公确实兼而有之。天下后世，自会有公正的评论。谨作此序。冉泾图序 冉泾是邑城九箭河中的一段。西边距离弦河，东边通达弓河，共有一百几十丈。中间有桥沟通南北，叫作冉泾桥。经过岁月已久，桥东的河道还可以行船，桥西只有一两处水洼，被称为河道的形迹。再往西河道堵塞，几乎无法找到踪迹。我已经恢复先世的居所，居所正处在水洼和堵塞的地方。有人说水从西面流来，开凿后可以行船。但那里只有一条巷子的宽度，旁边全是百姓住宅。有人请求用买卖交换来处理，我说：‘毁坏别人的房屋来使自己方便，怎么可以呢？不可以。’于是谢绝，没有听从。便开凿巷子的地面，暗中挖出沟道，使水向东流去；水流摆脱狭窄处后，又开凿成河渠，宽若干丈，直到冉泾桥，共长若干丈。用粮食雇佣劳力，费用全都出自我自己。当时县令侯君世卿请求帮助，我谢绝说：‘劳累百姓来减轻自己的负担，怎么可以呢？不可以。’没有办法，只好用它来交换西街靠近河边、便于百姓停船的土地，这样才可以。过了一个月，开凿工程完成。侯君升任秋官离去，少尹于君世用正代理县政，来河边察看，又叹息说：‘桥也将要破败，不能不修，这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您不要参与。’于君准备了木料石材，交给各位工匠筹划，方案已经确定。都水郎中谢君邦应巡视水利来到这里，下令县里用公款帮助河工。我说：‘桥西的河道是我开凿的，不必用这笔钱。只是桥东还很浅，请借用这笔力量来疏浚它，使百姓便于行船，这样可以。’过了一个月，疏浚工程完成。又过了一个月，桥也建成了。乡里的老人们又对我说：‘桥南原来有中街庙，用来祭祀土地神。如今栋梁弯曲、墙壁破败，大概与桥一样，不能不一同更新。从今以后祭祀土地神，应该在哪里呢？’我说：‘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我的力量不够，又不能干预官府政务，只好把这件事告诉富有而好义的人。’于是捐助的人共有若干。又过了一个月，庙宇落成。庙的费用是白金一百两，捐出的人是因为我的话而出资；桥的费用是白金六十两，捐出的人是因为于君的话而出资；西河的费用是十六两，由侯君出资；东河的费用是十二两，由谢君出资；我本人花费粮食一百九十五石。主持这项工程的是义民马经，都水分司以及郡县官府都发檄文命令他们办理。寿府长史致仕杨公崇周正居住在这里，已经为此作记刻石，又替它绘图，所以我作这篇序。《律吕新书解》序

译古代的音乐没有兴起，古代的律也没有保存到今天。制定音律是有方法的。古代的书籍难道没有流传到今天的吗？虽然流传下来却不能实行，原因在哪里？必须认识万物，通晓数理，参验天道与人事，并且以虚静、公平、精纯、明白的心来主持这件事。不是有道的人，不足以参与其中。唉！像这样，做成它是多么困难啊！做成困难，说出来也困难。宋代蔡季通曾经写过一部书，朱子为它作序，极力称赞，甚至说它是独到而超然的见解，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然而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了，竟然还没有人能够深入它的堂奥。我看张叔成所作的解释，蔡氏的书大概将要施行了吧？为什么这样详尽而有条理啊！叔成名敔，是饶州德兴人，是我弘治辛酉年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录取的士人。当时我正校阅文章，曾经向士人中寻访懂得音乐的人，大概有人提到张叔成。适逢叔成领荐离去，便失去了消息。如今看到这部书，才知道叔成的造诣实在深厚。我国承平日久，将要制作礼乐以协调钧韶之音，应该会有了解张叔成并任用他的人。我已经病了，即使知道这些又能怎样呢？作序后把它归还给他。宜兴李氏族谱序 谈论宗族的人，把宗族比作水：有的是源头，有的是下游；它们作为事物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不过，溯流而上、顺流而下，分流而别，便在于人。因此，族谱修成之后，宗族次序才会明确；次序明确之后，亲亲恩义才有安置。古代善于治理宗族的人，先修族谱。族谱出于史书，编史尚且困难，族谱难道容易吗？宜兴李氏是望族。族中有位名士叫李瀛，字宗源，志在合并族人，亲手详细抄录先世的文献，以及兄弟子侄的姓名和世系，合编成一册，请姑苏文征明制定体例。文征明一向精通史学，看后赞许他，于是斟酌增删，编成这部族谱。文章简约，事实核实，体例简明严谨。君子说，文征明善于修谱，李宗源善于治理族人。后来李宗源把这件事告诉某某，说：‘确实如此！’李宗源回去后，嘱托族人崇德典史某把它刻印出来。送按察副使林君提学山西序 正德甲戌年冬十一月，龙溪人林君廷元由镇江知府升任山西按察副使，并总理当地学政。第二年春正月，诏书从京师送到，他将奉诏赴任，于是写信向我告别。我已经作诗为他送行，他过去的属官黎君干德又带着林君的意思来请我作序。当初，林君以进士身份在江西建昌办事，我恰好遇到他，彼此议论了几天。由此我知道林君在学问方面可以和我相比；他在户部任职时，我任郎中，我们商议政务、早晚相处了几个月。由此我又知道林君有治理政务的才能。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年，我对他的了解更加深入。所以林君爱护我，就像我看重他一样。林君出行，我为他说几句话，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我年老病后更加荒疏，不能胜任这件事，又不能因此停止不作，那么怎样替黎干德谋划呢？从前我刚接受巡视江西学政的任命时，如今的少傅、吏部尚书邃庵杨公当时在太常，太子少保、大学士介庵靳公当时在翰林，他们都屈尊作序赠给我。我虽然不才，对他们的赞言感到惭愧，但直到今天仍未忘记。其大意是：邃庵公说，学政应当斟酌宽严是否适宜；介庵公说，学术应当选择是非的真实。政务的宽严取决于人而不取决于自己，学术的是非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别人。这就是我从二位公那里得到的一点心得。所谓用人，不是徇从别人，而是因势而用；如果不能因人而用，就只是徇从自己罢了。假如没有佩韦佩弦那样的警戒，就不能调和水火，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谓任事，不是任意而为，而是明察；如果不能自己明察，就只会任用别人。假如有像盘烛那样的疑惑，就不能穷尽玉石之辨，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此，斟酌宽严是否适宜，关键在于权衡；审察是非的真实，关键在于见识。见识用道充实，充实便广博，广博便精细，精细之后还有什么不能辨别的呢？权衡用德来掌握，掌握便坚定，坚定便通达，通达之后还有什么不能调和的呢？凡是调节衡量各种事务、进退群才，难道都不是由独自的学问得来的吗？然而学者学习，是为了被天下所用，所以官府以纲纪、师道保存学术。成就自己而后教养他人，其中感化诚信、振作人心的契机，本来就会存在。至于所谓章程，只是次要的。像林君这样勤学敏行的人，难道会不知道这些吗？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爱心，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他的，只是叙述二位公的意思，大概是只顾眼前而忘了长远。二位公如今是天下的元老，镇江又是他们的乡郡，他们对林君的了解本来比我深；我知道林君一定能够相信他们。因此作此文。明府侯侯考绩诗序

译无锡成为县，历史已经很久了。它在长江以南，是一个有声望的地方。至于谈到治理这里，有人认为困难，有人认为容易，我也持居于两者之间的看法。不过我曾认为，县里的事务没有比赋税和诉讼更重要的了。观察赋税和诉讼，治理的难易就可以看出来。如今就拿明府侯公的政绩来验证吧。侯公以进士身份出任邱县县令，舆论认为他有才能。不久又因调任更为繁剧的地方，来治理无锡。官吏把赋税的情况告诉侯公说：‘在我县，征收文书只用一张纸交给里胥，百姓提前来缴纳。船只挤满港口和屋檐下，背负粮物的人争相走过门前，填塞道路和税场；官吏长时间执筹计量，穷尽日夜没有休息。从开始缴纳到全部完毕，时常不超过五十天。’官吏把诉讼的情况告诉侯公说：‘在我县，每十天受理一次诉状，登记后亲自办理，不交给属吏。等到双方到庭，几句话便能折服争辩者，加以刑责，退下后也没有怨言。那些听到风声便自行停止诉讼的，十人中常常有九人。’像这样还说治理困难，我不相信。虽然如此，在这以前也有赋税，拖欠累积数年，仿佛没人知道，难道不是同一批百姓吗？也有诉讼，县里还没有审完，便逃到别处，多年拖延不止，难道不是同一批百姓吗？像这样还说治理容易，我又不相信。我明白了：县令用对了人，事情就容易；用不对人，事情就困难。难易在人，难道还在于地方吗？侯公刚到任时，我因病没能拜访。过了几天，侯公到我的精舍来，我们坐着谈论了很长时间才离去。我对人说：‘这个县大概能够治理好了。’有人问原因，我说：‘县里的人中有两类君子：喜欢礼的人，普通百姓就会畏惧法律。礼施加在所爱好之处，就会更加崇高；法施加在所畏惧之处，就会更加严厉。这样治理还能不容易吗？’侯公是既讲礼又守法的人，我知道他一定能够把这一套施行到百姓中去。有人怀疑我的话，过了很久才相信，所以说，难易在人，什么人算是用对了呢？就是得到了礼法之道罢了。我曾经以此考察前任政绩：洪武年间有东平韩某，就是这样的人；正统年间有永嘉项某，也就是这样的人。当时人人都认为治理容易。二公之后，治理困难的议论才兴起。韩公喜好古学，努力治学，有循吏的风范；项公也文雅平易简约，都是所谓有礼法的人。侯公博学多闻，文章、法令和办事都称得上精敏。不知道韩、项二公与侯公相比如何？侯公在这里的政绩才满一年六个月，合计邱县的政绩应当考察三年，巡按御史唐君认为奇异而表彰他。他的文书多有称赞，其中最重的一句说：‘操守履践贞正纯粹，器量见识深远宏大。’君子认为这句话说得确实。邵宝有病而且性情孤僻，不敢参与听闻政务。私下听说乡里的大夫、士人有诗歌颂扬侯公，于是把我曾经谈论过的这些话作序，送还给他们。澹成先生七十寿序 澹成先生杨公从谢寿藩辅导任上归居无锡，已经十六年了，今年七十岁。从他的子女、儿媳女婿，到外郡县的长官、乡里的老人俊士，以及学校中游学歌咏的士人、郊野耕作放牧的百姓、道路上行走游览的人，亲近他的人送来礼物，敬重他的人送来贺词，没有不以祝寿来向杨公祝贺的。二泉邵某的居室与杨公相邻，有人见到我便问：‘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我从前在许地，许地东北有一棵树，树身粗大到要几个人合抱，高度是树围的十倍，树荫纵横四尺为一步，方圆数百步都有风吹过，声音传到几里之外。大概从最初栽种到现在已有几百年了。住在它旁边的人，早晚都祝愿说：“愿这棵树长久存在来给我遮荫。”住在它东西南北、相距几里的地方的人，也都这样祝愿。大概是因为它的颜色足以引起我们的希望，它的声音足以振动我们的耳朵，所以爱它罢了。偶尔有带着量材斧头经过的人，也同样祝愿它。我问他，他说：“我是国家的木工，有这样一棵树，正是所谓栋材、梁材。错过时机不取来使用就晚了。”我用眼观察，用心揣度，认为栋梁的规格大概就在这里，所以祝愿它。我的祝愿，难道和他们的祝愿有所不同吗？’ 我听后叹息说：‘这棵树处在这里，因它能遮荫而爱它，因它可远望而爱它，因它的声音可听见而爱它，这是人情；把它作为尺度来衡量而爱它，这是道理。它们的内心都发自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受到感动，我曾经为此作过说明。如今杨公长寿，人们为他祝寿，和这有什么不同呢？杨公幼年便禀有非凡的资质，博览并穷究群经、子书、史书，把它们融会于心，随口发言、提笔作文，都明白而有文采，尤其留心于治理天下的事务；刚直而守道，不因利益而忧困，不因权势而屈服。年到四十，才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接着考中进士，于是自己请求担任一郡教授，后来选拔升任国子监丞，直到现在的官职。他的道理本来可以施行了，却未到年老便引退，最终隐居而不再出仕。譬如树木，所谓栋梁，不就是说杨公吗？世上寻求栋梁之材的人，除了这种人还取谁呢？至于所谓声音、颜色、遮荫，原本都是它的余绪。因此，郡县的长官和乡里的老人俊士，是因为得到他的荫庇而爱他的人；郊野耕作放牧的百姓，是远望他的声色而爱他的人；道路上行走游览的人，是听到他的声名而爱他的人；学校中游学歌咏的士人，则是把他的才能作为取法对象而爱他的人。’ 他们的情由不同而爱意相同，像这样共同为他祝寿，不也是很合宜的吗？如今国家有大规模营建的工程，寻找栋梁之材的人每天都要取用这种人，不只是把他作为取法对象而已。因此，让他留在民间，便能使天地赋予的长寿得以充分发挥而没有尽头；把他任用到清庙明堂，便能成就天地的功用，寿命也没有尽头。大概处所虽然不同而寿命相同，道理就是这样。我因此先和众人一起为他祝寿，之后又单独表达我的心意。以天下人的爱来祝愿，是以天下人的心意作为朋友之情，也是君子的道义。然而只是爱他却没有力量帮助他，只是祝愿却没有办法使祝愿增加，也不过是尽自己的心意罢了。提问的人认为我的话说得对，请让我最后祝愿杨公。此前，杨公的儿子大邦拜访我，请我作寿序，于是把这篇序写好交给他。伯川子辞庆客序 伯川子年满六十，按照礼制称为老人，宾客将要前往为他庆贺。伯川子说：‘我怎么忍心这样做呢！我的先父从来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庆贺，我怎么忍心呢！母亲还在世，我却被称为老，难道我敢这样吗？’正月初一早晨，他恭敬地拜见太夫人，随后便乘船访问吴地，在宜兴拜访礼部侍郎寗庵公，大概是为了谢绝宾客。过了几天回来，拜访二泉子。二泉子说：‘庆祝生日，并不是古代的礼制。君子认为，父母双全的人可以举行这种庆贺。你侍奉慈母，大概喜悦和感伤各占一半吧。年老了却辞谢宾客的庆贺，你陈述的义理十分真诚，而你的度量也可知你是懂礼的人。你是大夫，自己有礼；你一开口，人们就会兴起礼义。在乡里，乡人会兴起礼义；在国家，国人会兴起礼义。你不把年龄当作自己的庆贺，而把礼义兴起作为给乡人和国人的庆贺，不也可以吗？’伯川子说：‘您的话真是君子之言！我不敢当，请把它作为为我母亲的庆贺。’ 王友石画序

译永乐初年，友石先生任中书舍人，和都给事中倪公克明一同住在京师。倪公多次索要他的画，友石答应了。过了很久，才得到这幅画，大概是他得意之作。倪公非常珍爱地收藏。传到他的孙子御史公汝敬手中，正统甲子年将要赴乡试，留在馆主华处，并以文章作别。后来把华的女儿嫁给陈用宾，陈用宾便把这幅画带来。工部员外郎进之是用宾的伯父，凭绘画技艺在当时极为精妙，见到这幅画便心中欣赏，曾经焚香拜了两拜来观看。杨谟孟贤是工部员外郎的堂侄女婿，陈用宾把画归还给他。孟贤去世后，画又归于他的堂侄正甫。正德辛未年夏五月，正甫把画带来归还给我，间或拿给潘继芳观看，正甫说起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于是我记录下来作为识语。毗陵忠义祠录序 《毗陵忠义祠录》成书于某年四年，我县县令平溪侯侯世卿首先把它刊刻流行。在此以前，武进人叶夔、字司韶，编纂这部《录》时，曾多次拿给我看，请我作序。当时邵宝奉致仕的命令，从漕运台归来，已经谢绝说自己不敏，不能胜任。不久，奉命为忠义设祠的诏令下达，邵宝起用补缺，任户部官，司韶又写信给如今的御史中丞秦公国声，并请秦公写信来嘱托我申述此事。又以京兆尹白公辅、地官主事丁君元德为人选；邵宝当时请求回乡奉养母亲，南归之后本来答应下来，却因为疾病耽搁了两年。现在侯君将要办理刊刻，于是把稿简交给我，请我校订，大概是中丞公实际嘱托他的。邵宝于是略加编排说明，作序说：忠义为什么要有专门的记录呢？是为了彰明之所以建祠的缘故。建祠的倡议起于学校，呈报到台察，交由礼部讨论，获得批准后再向皇上请示，皇帝诏令答允，于是载入法令。这么说来，为什么还需要《录》呢？从前宋德祐年间，北方军队已经深入，江淮一带奔溃，退守到常州作为屏障，距离灭亡已经不远；而姚、陈诸位君子，在仓促之间挺身而出，担任守城之责，坚守孤城，抵抗强敌，力量耗尽而死，仍留下未尽的愤懑。文山公曾经说，常州是宋朝的睢阳，那么诸位君子难道就是张巡、许远一类的人吗？难道不是吗？他们的忠义如此壮烈，已经很久了。至于这些人的事迹，保存在国史中；国史之外，还有郡邑志；郡邑志之外，还有家乘、墓碑、序跋以及哀悼凭吊等作品，后来的评论者便从这些材料中加以考察。因此，记录下来是不能自已的。唉！国家立于天地之间，能够使它有所树立的，就是忠义。忠义存在于人，表现为道义和志向，而浩然之气实际上与它相配；这种气从早年养成，由内心发出，一人倡导，众人响应，如雷行风动，所到之处，城池因此成为险要，甲兵因此变得有利，仿佛巍然有不可侵犯之势。至于成败的命数虽然存在，但我的浩然正气本来是不可磨灭的。传记所说“即使没有人同他一起建立功业，也一定有人同他一起灭亡”，若不是这样的人，谁能承担这种事业呢？所以郡中建立祠堂，君子说这是合于礼的；有人说这是称为元祀，祭祀等级可与九原相归，都是极为崇隆的往事。往事若无人知晓，又与活着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却不知道教化之道正在其中实行：正因为有这样的祠堂，苟且懦弱的人便振作起来，贞正刚毅的人便奋发起来，奸邪的人便感到畏惧；前面陈列俎豆、举行尸祝，后面又有歌颂和感叹，而箴规、文告等，似乎还觉得不能充分表达。一个郡的祠堂，能够使风教传播天下，哪里会微小而影响深远呢？司韶倡议举行这件事，我把它记录到最后，于是成了一郡之书。我们侯爷图谋把这件事流传下去，大概正是天下人的志愿。开始祭祀的那一年，常城成寇殱于江，此礼在那时举行，难道不是正逢其时吗？因此一并记载下来。《殊恩晩福诗序》户部郎中钱君世恩获准回乡奉养母亲，到正德乙亥年已经七年了。他的母亲王太宜人，寿数八十而身体康健强壮，就像六十、七十岁的人一样。邦中的缙绅、大夫和士人，都为世恩庆贺。世恩向他的姻亲好友邵某某询问祝寿文章开头应当说些什么；我已经辞谢说不才，但曾恭敬地读过太宜人所受的诰词，其中有“还希望晚年得到福泽，更加承受特殊恩典”的话。皇帝的话多么伟大，这莫非就是如今应验的征兆吗？请允许我用这句话来祝寿。在此以前，太宜人六十岁时，世恩任礼部主事，太宜人刚被封为太安人，享受这样的优厚俸禄，真是有福啊！这是皇上的恩典，国人都称为福。后来太宜人七十岁时，世恩署理工部郎中，太宜人晋升为现在的封号，享受这样的优厚俸禄，真是有福啊！这也是皇上的恩典，国人都称为福。当时世恩在朝廷，太宜人在乡里住宅中，相隔数千里，奉养虽丰厚，却不能亲自侍奉。没过多久，世恩升任现在的官职，上疏请求终身奉养母亲，皇上察知他的诚意，答应了他。于是太宜人把内政交给各位媳妇办理，已经有若干年；世恩带领若干孙子、曾孙，早晚侍奉在母亲身边。内心承顺母亲的心意，对外调养她的身体，每天接着每天，因此能够享有这样的寿数。唉！这是多么美好啊！《尚书》所说的五福，其中第一项就是长寿。有议论的人说，福要凭借长寿才能享受，所以先说长寿。然而长寿源于命数，能保全它在于德行，而奉养又能辅助它。奉养父母，是儿子的职责；做官便有臣子的职责，有了臣子的职责，命令就由皇上制定。皇上准许他回乡，而他履行儿子的职责，长寿于是也有了助力。只有太宜人的恩典出自皇上，福泽由皇上赐予；拿今天和过去相比，实在有远远超出寻常万倍的地方。继此以后，如今到了耄耋之年，达到期颐之寿，登上高寿之境；这种恩典和福泽，每天感受它，每天享受它，每天迎接并承受它，哪里会有穷尽呢？所以用这句话祝寿。舍弃这些，又怎么能用别的话来替某某祝寿呢？我正蒙受赐告，得以侍奉我的母亲太淑人，听说钱氏举行这件事，也感到光荣，怎敢不写下这篇文章。太宜人是前进士、沂州同知万松公的女儿，她的配偶是赠工部署郎中南邱公；她的儿子就是世恩，世恩是次子。君子评论她的德行，都说她配得上这些诗，共有若干首。《送山东布政使元山席君序》

译正德九年秋七月，浙江按察使元山席君文同升任山东右布政使，宪副、江阴人髙君曾唯因为我了解元山，请我写几句赠言。元山起初任职于蜀省，弘治已酉年乡试发解第二名，庚戌年考中进士，出任郯城县令，入朝任工部主事，改任户部员外郎，屡次升任河南按察佥事、贵州提学副使、河南参政；到这时主持浙江两浙的监察事务，前后经历内外官职若干年，士人中的声望日益显著。过去宋嘉祐年间有人评论士人说：“能够通晓经书、学习古道的，是高士；能够挽救时局、实行道义的，是贤者；能够冒犯君颜进谏争辩的，是忠臣。”这大概是一时的说法，却把士人的道术都概括了。我们大明承平一百五十年，弘治年间先皇帝在位，治理法度高于古代，人才比嘉祐年间更为兴盛。当时像元山这样的人，大概兼备这些品德。元山广泛研习群经，并探究性命之理，通达经学与权变之道，尤其精通《春秋》。这些话我是听王克勤氏说的：他的文章出入于诸子、史书之间，纯正而合乎典则，以古代先贤为法。这些话我是听刘用熈氏、胡仲光氏说的：他的品行正如他的言语。这些话我是听钱世恩氏、陈嘉言氏说的：他的著作中有《漕船志》，具备综合治理的才干，又有通权达变的见识，君子说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济民之才。我撰写《漕録》时，大多采用了他的材料，所以我与元山相遇最晚，交往也最少，却自认为对他的了解最深。我又曾见过他上奏的灾异疏，指斥切中时事，累计数千字，披露激烈，具有冒犯君颜、进谏争辩的风格。他实行道义、挽救时局的志向，正是已经显露但尚未充分施展的情形。如今他既总领宪司，又主持大藩，道义难道不会因此大为推行吗？天下的大政有六项：卿大夫在内廷倡导，地方长官在外承接；内部分职而接受成命，外部协力而施展才干，归根到底只是为了使百姓富足罢了。元山这次出任，是地方长官；他再次升迁，便是卿大夫。道义在卿大夫那里推行，在地方长官那里落实，我因此向元山表示祝贺。元山是通经学古的人，难道在此以前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吗？凭借他已经历练出的才干而位居卿大夫，再加上将来冒犯君颜、进谏争辩的力量，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古代隆盛的治理境界，那么所谓实行道义、挽救时局，以此取得平生学习古道的成效，大概就在这次任用上了。我邵宝不才，向他祝贺，并以此作为赠言；也凭此想问元山北行经过我所在的锡地时，将如何安置我呢？《恩思録序》南京某道监察御史、麻城人汪君端甫，因任职三年考核为最优，皇上下诏追赠他的父亲坦庵公与他现在的官职相当，并封他的母亲某氏为孺人。端甫接到诏命，叩头拜受说：“这全是朝廷深厚的恩典；臣实在没有才能，哪里敢当？又拿什么来报答呢？”随后又哭着拜了两拜，说：“这全是我们先世积善的余庆，而我的父亲能够成全它；这全是我父亲义方的教诲，而我的母亲能够辅助他。”正因为这样，怎能不有所成就呢？即便如此，有俸禄用来祭祀，不如用来奉养；有官职用来追赠，不如用来封赠。悠长的思念啊，又哪里还来得及呢？端甫大概正因此有了深厚的感情。了解端甫的大夫、士人，都作诗来宣扬他的美德，并且安慰他。君子为诗题名《恩思之诗》，端甫汇集成册，封好后拿来给我看。从前我在许州任太守时，端甫主持钧州的教育事务；两州相邻，所以我得以同端甫交游。端甫曾述说他的父母贤德，说：“隐居奉养双亲，广泛涉猎书史，能写诗文，仁厚和易，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这就像《易经》所说的‘肥遯贞吉’，我父亲具有这些品德。亲自养蚕纺织，谨慎准备饮食，待宾客、行祭祀都非常合时，严肃刚毅而又贞正柔顺，这就像《易经》所说的‘无攸遂，在中馈’，我母亲具有这些品德。” 我听到这些话，起身肃然生敬，也由此知道他先世积善已经有了成果。我又听说端甫在钧州正色立身、树立规范，以振作骄纵懒惰的风气，长久坚持而不改变，于是师道便树立起来。故少师马公是州人，称他为贤师。他三次主持文官考试，都被称为选得人才。此时少师公任冢宰，端甫由了解他的人推荐，被召到京师，选拔升任南京江西道监察御史，后来改任现在的官职，前后共若干年。他曾在内库监督额定税收，在都城巡视市场店铺，在福建藩地整顿军务，在京畿内各郡查办盗贼；所到之处，激励和扬善都合乎体统，并且多次提出建议，全部关系到国家大事，因此“名御史”的称号归于端甫。考察端甫能够自立，也就可以知道义方教诲的成效了。如今他把功德归于双亲，祭祀时思念奉养，追赠时思念封爵，不断思念并把它写成言辞。君子说端甫在这方面尽到了孝道。即便如此，父母已经不能复生，孝子的道路是恭敬地共同侍奉君主，以迎接后来新的命令，使父母更加荣耀。用大夫的礼制祭祀，用大夫的身份追赠，以冠冕象征，以鼎俎进献，以金石铭刻；他的思念仿佛亲人还在眼前，并且有美好的名声永远显耀。端甫的心，大概可以得到安慰了。《恩思之诗》，君子应当继续吟咏它；把它记录下来，不也是合宜的吗？于是写下这篇序。《使西日记序》《使西日记》所记载的，是出使的事情。正德癸酉年，现在已经致仕的太仆少卿、姑苏人都君元敬，凭礼部郎中的身份奉册封之命，向西前往庆藩。从京师到宁夏，又经历三个时节，行程数千里，于是每天把见闻写成日记。等到致仕回乡时，都水郎中谢君邦应正巡视水利，在东吴见到这部书，便刊刻印行。出使一事受到君子的重视，已经很久了。孔子谈论出使，曾经赞许能够独自应对而不受辱的人。当时各国相互聘问，使者以对等礼节交往，各自维护本国的情势，所以出使很难。像今天这样天下统一、四方没有忧患，即使海外各国，也只是尊敬奉承大君，谨慎遵守礼仪；只要不失礼、不逾越，使者就算称职了。所谓独自应对而不受辱，今天还有什么难处呢？然而君子仍然重视它，是因为重视使命。何况在传达使命之外，还有交际、临观、赋咏、听取采纳、考察阅览以及感怀凭吊。交际可以观察义理，临观可以观察情趣，赋咏可以观察才华，听取采纳可以观察见识，考察阅览可以观察学问，感怀凭吊可以观察感情。具备这几方面，那么对于天下还有什么地方不能适宜应对，为什么唯独出使才如此呢？即使出使，在列国并立的时代，所谓独自应对而不受辱，又有什么困难呢？所以君子重视出使，不只是重视它所办的事情，更重视出使的人。不只是古人如此，今人也一样。我对于君子这篇日记，正是因为珍重而赞美它。君子喜好古道，学问广博而高雅，纯粹是文儒之士；一次出使的经历，尚不足以完全表现君子。君子平生所著述的，也不止这一部，另有流传的作品，这里不再记载。《松云鹤逸诗序》

译《松云鹤逸诗》，是宾客们作来为宪使吴公祝寿的。正德甲戌年，吴公辞去山东总宪的职务回乡。第二年乙亥年，吴公的年龄按甲子重新开始计算。诸子辂、轼、辙请众位宾客为父亲祝寿。春王正月的吉日，只见他们在堂上设宴，仪式和器物都很齐备。郡公、县侯、乡大夫、士人，以及姻亲朋友，纷纷全部到会。善于作诗的人作诗，君子把这些诗编成十首，题为《松云鹤逸之诗》。吴公过去以“梦鹤”为别号。几年前，吴公任监察御史时，逆瑾煽动祸乱，他在家中收敛锋芒，曾亲笔大书燕居之室为“松云鹤逸”，大概是用来比拟自己的处境。如今重新起用，终于又实现了这个愿望，所以作诗的人便以此为题。诗篇编成后，辂等人来请我作序。鹤只是一种鸟，自从经传以来，见于记载的很多，大概从未有人把它当作普通禽鸟看待。鸟类有三百六十种，凤凰是其中的首领，其次是鸾、孔雀、鹤，而鹏则显得奇异荒诞。因此世人用来比拟人的，身材修长伟岸的比作鹤，胸襟旷达深远的比作鹤，清高闲适的也比作鹤。况且《志》中说：圣人在位，就同凤凰一起飞翔在郊野。因此从德行来说，凤凰是圣人；鹤，是大贤人吗？从地位来说，凤凰是君主；鹤，是大臣吗？大概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它隐居却能显名，成为九皋传来的声闻；处身近处却志在远方，具有万里之志。然而它知道中秋时节鸣叫，也知道半夜时分鸣叫，这一点又与凤凰的德性相类似。安逸而能长久，享有千年寿命，也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吴公幼年就具有非凡资质，博学而善文，慨然希望在天下显露自己。才华一有显露，便受到称赞；清新华美的辞章，落笔就能成篇。大概从诸生到考中进士，他的学问声望日益增长，成为九皋传来的鹤声，已经很久了。后来遇到先皇帝临朝，吴公由行人擢升为御史，朝廷上有昌明的言论，御史台有公正的议论。他曾出巡云贵、河南，声望风采震动照耀于各地山川曲折、天地四方之间，一经举荐便都显现出来。等到选拔升任宪副，奉诏整顿中州军务，镇守曹地一带；当时盗寇警报非常紧急，吴公凭雄才奇策屡次取得胜利。如今大司马、长洲人陆公以御史大夫身份总领诸军，曾上疏奏报吴公的功绩。后来吴公总领山东宪司，显然成为众僚之表率，治理万里疆域的志向，也在这里得到了一次实践。所谓凤凰同飞，不正是说这种情形吗？至于像鹤一样知晓夜晚、知晓秋季，长鸣而最终完成自己的事业，吴公与鹤相似，确实深到了这种程度。吴公曾替鹤谋划：一定要有松树作为巢居之处，一定要有云彩同它游行。鹤在这里大概有一种无心而暗自契合的地方。云彩变幻而没有固定形态，这在道上表现为智慧；松树有节操而在道上表现为贞正，这就是仁。鹤啊，鹤啊！在松与云之间周旋，静止时如松，行动时如云。大概不知道千年寿命将要到来；以此为逸，可以说是天下真正的逸者了。鹤啊，鹤啊！这岂不是在说吴公吗？为吴公祝寿的诗，以此起兴，是可以的；以此作比、铺写，也是可以的。我与吴公同学，又同年考中进士，同在朝廷任职已有几十年，大概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吴公。只是我正在病愈之初，不能参加这次宴会，请允许我以此祝寿，并因此写下这篇序。《魁字屛序》“大魁”二字，是宋丞相文天祥文公的亲笔。弘治辛酉年，我巡视吉安郡学，有幸看到这两个字，便摹写带回。有人请求制作屏风，把它悬挂在我学宫尊经阁的下面，我说：“这正合我的心意；它所受到的称誉大概就在于此了。”过了十五年，正德乙亥年，县令平溪侯侯世卿正在大力兴办学校，这两个字于是开始制作成屏风。君子由此知道，这篇文字将要大为显扬了。这一年秋八月丁祭后三天，具官邵某记。《叩虚集序》《叩虚集》是如今已经致仕的寿府长史、澹成杨先生所著。书名“叩虚”，是先生自己命名的，大概取自晋代陆机《文赋》中的话。有人说：“苏子瞻称赞韩子使八代衰微的文风重新振起；像陆机的文章，大概就是他所说的这种文章。”先生为什么取这个名称呢？是取它的评论，而不取它所写的文章。文章发展到韩子时兴盛起来，是因为它本源于六经。韩子在当时使文风转变而趋向古道，功劳也很大。然而唐末五代直到宋初，仍然不能完全转变。到欧阳子出现，才开始尊崇并采用韩文，复兴古文的成效才延续到今天。欧阳之后，程子、朱子两位先生相继出现，用来阐明六经之道。六经之道一旦明白，那么文章出于六经这一点，本来就不可改变。欧阳倡导六经的文章，程朱倡导六经的道。道在这里，文章也就在这里。只是评论功劳的人把道算在其中，却不把文章算在其中。既然如此，文章存在于天下，要创作它很难，评论它难道又容易吗？先生年轻时聪敏而努力学习，辩才广博，英俊超迈。凡是他所撰述创作的，言语从意旨中产生，意旨表达尽了就停止；但文章舒缓从容、铺陈流转，文思发散而条理通达，具有欧阳子的体格。慢慢深入考察，他的言论全都以仁义为宗旨，以道德为归宿，大概是程朱遗风。对于所谓“八代”的文章，先生不只是看不起去写它，也没有闲暇去写它。然而“叩虚”这个名称，却没有因为人和世道而被抛弃。先生所行的道，不是既广博又光明吗？先生弘治庚戌年考中进士，自己请求出任金华教授，升任南京国子监丞，直到如今的官职后因年老退居。先生的言语、行为、志向和节操，耿介正直、端方严肃，正与他的为人相符。君子观察他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文集共若干卷，总计若干篇。我对于先生，起初以兄长之礼事奉他，晚年有幸与他比邻而居，所受益处非常宏大。先生嘱托我写这篇集序，我哪里敢推辞。《送熊山人序》

译我在惠山修建精舍，丙子年十一月才开始落成。恰好董道卿从兰溪来，我便和他一同入内游观。游观完毕，又在山中行走，向西走到听松庵。听松庵正对绣岭，我的草堂就在那里，距离我家的祖坟约二百步。道卿向四周察看，忽然指着那块地说：“这里有一处吉祥的墓地，百年以后可以作为太夫人的寿藏。”虽然如此，我的眼力浅薄，不如丰城熊山人。熊山人带着他的地理术数在金衢各郡游历，已经有很多年了。从我的老师枫山先生以下，各位大夫、士人都称许并敬重他。我这次向南回去，将奉公命把他请来，他应当会来。他来了以后再询问他，是否可行，就将在这里决定。我说：“有这样的人，幸亏你一定替我把他请来。”今年丁丑年春二月，熊山人到了，我和他在山中全面察看，就像道卿当时所走的路线一样。他所说的情况与道卿相同，而且更加详细。他所说的中峰左右的山冈丘阜、前后水流沙洲的来去和会合，都以他的书为依据，又从眼前地势中精妙地推断出来。我虽然不懂地理，却知道他的话不是欺骗人的。第二天，我把这些话告诉朋友、宪使海洲吴公。吴公喜欢谈论地理论著，称赞熊山人的判断精确周密，即使专门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也有不如之处。等到见到熊山人，更加信任和看重他。正好遇到女儿去世，于是按照他所说的地方下葬，又在青山为她修建寿藏。由于熊山人的指点，从此熊山人的名声在我锡地，就像在金衢各郡一样。秋七月他将向西归去，约定这一年冬天再来，并请我写赠言。我于是写下这篇序送给他。海洲公以下作赠诗的，共有若干人。熊山人质朴，有名和字，却还没有号。锡地人对熊山人说：“您何不请人给自己取个号呢？”熊山人把这件事告诉我，我给他取号为“云洲”。大概是取自王勃《滕王阁诗》的话。《菊雪倡和诗引》正德壬申年夏天，我获准回越地侍奉母亲。四月，同社的诸位朋友相约观赏菊花；又过三个月，举行赏雪。席间有一人先作诗，众人纷纷唱和，只是为了抒发兴致而已，并没有想要留名。后来唱和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于是形成了一大卷诗。静观施君便把它刻印成册，从此将要有名声了。这件事出于闲暇，所行之道近于休息游乐，戒惧寓于安乐，盟约追寻于长久的交情，而兴致寄托在真率之中，前代君子还留有这样的遗风。至于菊花象征晚节，雪象征岁寒不改，我虽然不才，也将对此有所寄意。只是我从未在诗篇中明白说出，徒然以声律使人听闻；这当然不是我敢于首先去做的，等到以后考察，或许它又不可缺少。静观举行这件事，难道也有与我相同的想法吗？于是再次冒昧地把这些话写在卷首。今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容春堂后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容春堂后集》卷四 （明）邵宝撰 ○墓志铭【十四首】明代已故、曾任河南左布政使并获授通奉大夫的杨君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