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肃集卷三

译论助役十害疏 臣听孟子说：“只有善心还不足以治理政事；就是说，君主即使有仁心、拥有仁爱的声誉，如果不依据先王之道制定良好的法度来施行，也免不了百姓不能蒙受他的恩泽。”恭敬地想到陛下至诚地喜好治理，忧念天下百姓，认为天下的役法长期失去公平，所以慨然有意使它大大均平。然而有司建议立法，很不能上合诏旨、下合人情，臣请求说明其中的情况。该法说：“按户收钱来助役，由官府自行雇人。”臣认为其势态有无数不可说尽的弊端，现在略陈其害。天下户籍均分为五等，然而十七路、三百余州军、一千二百余县，所有人户的虚实、差役的轻重，大都各不相同。如今收钱而按户等确定数额，那么所谓各地不同的情形，不是一项法令所能统一的。如果随着田业肥瘠，依据各地所宜，一个州一个县、一个乡一家各自立法，那么就会纷繁错杂、分散不同，又由什么来统一管理？这不是所谓划一之法，这是第一害。新法担心旧户籍不能反映实际，所以命令评量财产，另立户等，以确定钱数。然而旧户籍既然已经不可信，那么评定财产、衡量家力，凭什么能够做到没有差错？这不但会骚扰百姓而产生弊病，也会使富户有时缴纳得少、贫户有时缴纳得多，这是第二害。上等户通常很少，中下等户通常很多；上等户的差役次数多而且沉重，所以有的人反而把如今的助役钱看作幸运；中等户的差役简单而轻微，下等户又轮不到差役，所以都把如今的助役钱看作不幸。优待富户、苦害贫民，不是立法的本意，这是第三害。新法之所以要评量财产、划立户等而不采用旧簿籍，是因为想多收雇役钱，又担心上等户太少，所以临时升降户等、升补高等，以充足摊派钱数。疲惫困乏的百姓，怎么承受这种命令？近来府界已经验证了这件事，这是第四害。年岁有丰收和歉收，而服役人数却有固定数目；助役钱又不能缺少，这样助役钱就不像赋税那样有暂缓、减免、放宽的期限，这是第五害。夏秋两季收成，农民手中只有丝绢、麦、粟之类，而助役法却要使用现钱，所以必须随时变卖货物；迫于期限，价格必然大跌。即使允许用物品代钱，也还会有退回挑拣、积压阻塞以及借机乞索的忧患，这是第六害。两税以及科买、借贷、债务等名目已经很多，使得百姓即使没有灾荒也常常苦于无力承担；如今又征收庸钱，竭尽他们所有的财产，恐怕这些人不再乐意和愿意务农，天下户口也会日渐耗损流失，于是离开乡里去做商贾、客户、懒散游荡之人；有的甚至父母兄弟不能相互保全，冒犯法禁、折损财产而降入下户；事情扩大并聚集起来，还会成为盗贼，这是第七害。那些希图侥幸的人，又能够借助法令营求私利，妄想多收大笔钱财，把近来两浙增加一倍钱数的做法当作自己的功劳，却使国家承受聚敛的毁谤，这是第八害。百姓既然成为国家的民众，就为公家服役，这就是所谓受人治理；为天下公家办事，是普遍的道义。何况乡县确定差役，轮流互代，上等的大役即使最快，也还要十多年才轮到一次；至于下等差役，往往要一二十年才再轮到一次。如今却让所有人一概出钱，由官府自行招募雇用。雇人的工价如果不高，就不足以招募；如果不低，就不足以供给。工价低，法令可能无法施行；工价高，百姓又承受不起，这是第九害。差役之人必定要使用乡户，大概是因为他们有固定产业，就一定懂得自重；性情愚实，也很少会欺骗公家。旧法虽然有替代姓名的情形，乡人仍自行承担责任。如今既然改为雇募，恐怕只能得到轻薄狡猾、浮浪奸伪的人。这样一来，仓库、场务、纲运等凡是用来生财的事务，他们不但不会尽心守护，恐怕县官的财物还经不起他们盗用、抵赖而触犯法律，罪案将每日上报。至于弓手、耆长、承符、散从、手力、胥力一类，职责在于捕察盗贼、传发文书、追督公事，恐怕遇到盗寇会有畏惧逃逸的忧患，因办理事务而产生骚扰奸弊，并且舞文弄法、贩卖文书的虚伪行为将无日不有，这是第十害。百姓可以安定，却不可轻易惊动；财物可以流通，却不可竭尽。以臣浅薄的见闻来看，所列举的弊害尚且如此，民间议论沸腾的情况还有超过这些的，而臣不敢尽数说出，那弊害又哪里有穷尽呢？然而臣曾经替陛下广泛访察并深思此事，大概天下差役没有比衙前更重的了。如今司农寺新法有一项说：乡户衙前以后不再抽差，其长民人等都听任依旧。将天下由官府出卖的酒税坊场以及州县坊郭一等户的助役钱，拿来酬报其中繁重艰难的差役。臣认为，这项办法似乎可以实行；但坊郭一等户向来已经承担官府中按价摊派的物品，以及饥荒、盗贼、河防、城垒等缓急事务的征发，郡县都依赖他们，如今也难以让他们在均出助役钱之外再承担这些事务。过去官府把场务给与市户，折抵其服衙前役的分数，但多半是估价不足，实际上使官府亏损。如今既然由官府自行收买收取，再按私下价格招卖，收入本来就会增多；又应当把原属衙前差役的事务删减裁省，使它没有过去那样的浪费；在支给酬劳时稍微增加数额，人情一定会乐意承担。这样既可宽减乡户的重役，又似乎没有损害百姓的事情。臣请求陛下把这一办法诏令有司详细研究；各路坊场钱户如果能够办足本路招募、雇用、酬奖衙前的钱，就详细制定条目施行，先观察它的成效；如果二三年间看见利益，那么其他役法的更改也就不难了。各地助役钱的法令，伏望陛下早日圣断，一概停止讨论，以使天下得到幸运。更改法令、创制新法，可以逐渐进行，却不可以猛烈仓促；何况想从内地的京畿直到外部海边，一概按户收钱，这可以说是重重征敛。又想用急迫的方式强行办成，使百姓不能保全自身，陛下怎能不慎重对待这件事呢！

译论助役法分析疏 臣近来曾上奏，论说助役法有十种弊害；如今奉圣旨批示，发下司农寺。曾布的劄子列出一项项问题诘难臣，奉圣旨命臣分析答复。臣私下认为，助役法有大臣在中书主持，有中书属官和御史中知画者在司农寺谋划，有司农寺选择的监司和举官在各路推行；上下安排布置，势态如此，可以说很容易施行了。然而历时多年，仍没有定论可以制定为法令，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因为不顺合民心罢了。百姓所不愿意的事情，自古至今没有能够凭势力强行办成的。所以即使命令使者奔走道路，在内禀报朝廷，在外威逼百姓；但各人拟议参差不齐，条制彼此不同，众情纷乱，连可行的办法都不知道，那么此法的利害就如同观看高山大川一样明白了。臣负有进言的责任，所以前日采集朝廷内外士人百姓的意见，铺陈报告给陛下。如今司农寺的辩说既然如此，陛下认为臣说得对吗？那么事情在前一篇奏章中已经说尽，可以再行审察。陛下认为臣说得不对吗？那就贬黜臣罢了。即使再让臣说明，也不过是所谓十种弊害；不但会浪费文辞、为过错辩饰，烦扰混乱天听，而且掌管风宪的官员，难道要同有司争论是非胜负，像市人争竞一样交相置辩吗？这样岂不是辱没了陛下耳目之官的职责吗？有司说臣等险诈偏邪、欺骗荒诞，那么上有陛下的聪明洞察，下有朝廷内外的公议。所谓内外的向背，是说臣所趋向的是公，所背弃的是私；所趋向的是义，所背弃的是利；所趋向的是君父，所背弃的是权臣。如今正辩论助役法的利害，却无缘无故提出向背之论，以朋党的意思教唆诱导天下人，这实在令人惊骇。所谓从无忌惮，是说陛下的法度才是臣所畏惧的。陛下容纳忠直之言，臣身为御史，实在不敢隐瞒实情、自己设置禁忌。如今司农寺想让臣畏惧忌惮权臣，这确实是臣做不到的。伏望陛下把臣前后所论助役的章奏和司农寺的言论，向两府大臣、朝廷内外百官公开，以考察是非。若臣的意见有可取之处，请迅速停止相关奏议，以安定天下人的心；若臣稍有欺骗蒙蔽，请求重重贬逐，以向专擅权力的人谢罪，并警戒妄言的人。分析第二疏 臣昨日承奉圣旨批示发下司农寺曾布的劄子，其中是诘问臣所说助役的事情；臣随即已经具文分析，奏报圣上完毕。臣私下认为，耳目对于人来说，事物经过时必然看见、听见，并传达到心中；心一定会接受它，从来没有不相信自己的耳目，反而怀疑自己能够视听的道理。先王因言论而设置官职，代替天下人充当耳目；内外彼此相信，与身体各部分相互发挥作用没有不同。他们所说的话即使直率也必定容纳，即使很多也必定接受，这样国家就安定治理；否则就会反过来。所以不设置诽谤木、谏鼓的，是危险混乱的国家；鼎镬、斧钺不在圣明朝廷中施用。恭敬地认为陛下亲具上圣之德，喜好询问、乐于听取善言；每当召见臣下，即使是卑微官员和小吏，也一定温和恭敬、和容悦色地询问访察，这是尧舜的盛德。然而到了臣等依据职事进言时，却让臣等分析答复；朝廷内外都知道，这不是陛下的本意，而是司农寺倚仗宠幸，阻挠变革，大臣设置法令来遮蔽圣聪罢了。臣因这件事进献忠言，斗胆说一句：如今天下的形势，陛下认为安定吗？治理得好吗？还是尚未安定治理呢？如果认为尚未安定、尚未治理，那么凭陛下的睿智，言语行动、起居日常都亲自践行德礼，早晚励精图治，亲理各种政务，而天下仍未达到安治的地步，那么究竟是谁造成的呢？陛下即位以来，专心要求臣下成就政事，寄望于太平，并且每天把实现太平视为自己的责任；能够得到君主专任而主持政事的，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两三年之间，政令开合、局势动摇，天地之内没有一个百姓、没有一件事物能够安居其所。自从议论青苗法兴起，天下开始有了聚敛的疑虑；青苗法的议论尚未结束，均输法又施行了；均输法正造成骚扰，边境的谋略又发动；边境的祸患尚未消除，漳河的劳役又兴起；漳河的灾害尚未平定，助役之事又兴起。其间又兴修水利，结果使百姓劳苦而没有功效；又开凿淤田，结果废费巨大而没有成效；又裁省州县，结果各路无不强迫百姓来应付；又命人兴建东西二府，大大困乏财力；禁门旁边斧斤声不断，将近一年还没有停止。议论财利时，商贾、市井、屠贩之人都被召来参与政事；征求利益时，甚至下到历年积日的物品，也由官府自行出售。照这样推下去，不能尽数说完。古代贤人侍奉君主、推行道义，必定循序渐进，有所渐次，持之长久而后成功；至于施政设置，也都有次序。如今几十、上百件事情交相兴起，同时发动，却想用一年半载改变天下；使者络绎往来，牵强安排到州县；小人又在朝廷内外相互依附、从中辅助，以至于轻易使用名器，混淆贤能与否，把忠厚老成的人排斥为无能。把轻侠少年、机敏善辩的人选取为可用之才；把守道忧国的人说成流俗、败坏常理；把凿空扰民的人说成通达变通。能够依附自己的人，不按常次越级提拔，说：“我正在擢拔人才。”不能招致归附的人，就说他沽名而斥退，说：“我正在施行法令。”凡是政府的谋划议论、政务安排、经略筹划、官员任用升退，都只同一个属官曾布商议决定，然后才下笔成文。同列大臣要到曾布之后才得以预闻，所以奔走请求的人，曾布门下如同市场。即使如此，还有比这些更关系国家体制的事情：祖宗历朝的旧臣，被刻意贬损鄙弃，离去的几乎殆尽；国家和百姓原有的成法，被削除废乱，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天下所谓贤士大夫，近年来相继被迫离去的，究竟有多少人呢？陛下也曾察看过这些吗？除去旧臣，是因为权势地位上没有人能够压制自己，于是权力可以保住；除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是因为所有要路都可以任用自己门下的人；废除旧法，是因为可以说：“如今用来治理驾驭天下的，就是我所做的这些；陛下一定会长期任用我，听凭我调整伸缩。”唉，这就是事情的实际情形；表面上的名目却说是革除弊病、兴起治理，所以陛下乐于听到这个名目，却没有察觉其中的实际。

译赏罚、号令，是陛下用来磨砺天下、鼓动四方，使人受到劝勉并产生信服的手段。如今有这样的人，能够舞弄公事来倾陷功臣旧臣，能够兴起大狱来驱逐官吏；他的事情是对的吗？那只是他的职务罢了，为什么竟要越级任用他来掌管职司呢？赵济就是这样。又有这样的人，以在渭山欺骗蒙蔽为开端，已经因此获罪，最后却又因这件事增加官阶，王韶就是这样。程昉治理漳水而兴起大工程，使一方困顿却没有成功；赵子几挟带私情而违法禁令，按察史官以压制民间言论，这些人却都搁置不问。于是赏赐反而施加给圣人认为应当处罚的人，惩罚却没有施加给王法认为应当诛戮的人。京畿百姓因助役钱而前来申诉，陛下的圣旨命令召问他们是否出于自愿；东明知县因为不能禁止百姓申诉而被弹劾。陛下的圣旨又只命令弹劾擅自提高户等之事。这两件事都是陛下独断而作出的善政，却都被中书阻格不下达；这就是陛下的号令不能施行。西部军队出师没有功劳，却说这不是朝廷本来的谋划；天下人只看见给军队的费用以千万计从京城运出，而所谓空洞的名义却奔驰传到西路。又命一个知制诰到将帅幕府，使他专门代替天下发布言论，传达答复和号令的使者络绎于道路。如果认为这些事情不对，为什么不制止它们？等到事情失败了，又说不是政府的谋划。耗费钱币以千万计，秦、晋之地的百姓死伤遍地，军士的怨恨日益增加，结下边疆的祸衅而不能解决。正是自己的谋划造成罪咎，才导致陛下发布中诏责备自己，压低徽号而不肯接受；忠义之士谁不痛心疾首？至于助役法，臣已经说过了。它的条文细节，臣虽然没有能够全部看到，然而始终认为：使天下百姓在赋税、借贷、公私利息之外，平白制定法令，提升户等，迫使他们增加交纳钱币，这都不是为人父母者爱护养育根本所应当做的事情，所以臣称它为聚敛，并不是妄言。陛下对辅臣的任用和待遇如此隆重，而辅佐君主的办法竟采用这种道路，这都是大臣的错误；陛下被大臣误导，也就误了群臣。如今既然颠倒谬误、乖戾错乱，败坏扰乱纲纪，知道天下不能容忍，害怕圣心醒悟回转，便认为即使朝廷内外的士人畏惧躲避而不敢进言，尚敢进言的只有御史是因为有职责罢了。所以又让司农寺迷惑天听，制作偏颇的言辞，命令臣等分析答复，以摧折风宪之体、阻塞言路；想使御史忧惧而苟且容忍、闭口不言，或者想挑动他们发表危急直言，随后加以排挤驱逐。不知道忠臣节士即使遭受杀戮和侮辱也不害怕，正是因为要尽到侍奉君主的道义罢了。如今羌夷的款服还没有实现，反复不安的军队还没有安定，三边遭受创伤、疲惫溃败还没有痊愈；河北大旱，各路又发大水，百姓困苦，财力耗尽，县官也已穷乏。圣明的君主恭敬勤勉地谋求治理天下，这是四方都知道的；可是担任辅弼的人却正想蒙蔽天子的耳目，使下面的实情无法上达，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臣愿陛下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顾念天下百姓的危急困苦，稍稍收回防范之心，收回威权，臣深恐将来有人专擅权力、放纵心意，做出陛下不能忍受的事情，那就必然损害君臣之间的恩义；这样一来，今日纵容他们，恰恰是在加害他们。至于冯京、王珪同列参与政事，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来保全自己，不能扶助危局，虽心里明白这样做不对，却无从挽救。正已在任用和罢退之间，也犹豫含糊，不能决断，这些都不是所谓辅臣应有的体统。臣在四海之内孤立无援而独自进言，陛下却过分听信臣，任命臣掌管风宪，臣曾私下思考过这件事。近年台谏官屡屡因为进言而被罢免，难道他们的言论全都对事情没有帮助吗？难道他们都愿意说揭发攻击、激切险峻的话来为自己博取名声，然后离去吗？我曾认为，想要议论政府的事情，就好比治理湍急暴烈的水流，可以顺着水势和规律逐渐疏导，不能筑堤拦截、激怒它而使它爆发；那样不仅难以取得功效，反而会使祸患更加严重。所以臣自从就任以来，私下仰慕君子所持的中道，希望言语正直而不违背道理，措辞顺当而不屈服自己的志向；也许这样能使愚诚稍微得到圣听的体察，同时又不敢像卑贱的丈夫那样，因为一句话、一件事就轻率决定进退去留，以致圣朝屡屡驱逐进言的人，却没有得到任何补益。臣是想上可以保全国家的体制，下也能够长久担任自己的职务并成就功名。两个月之间，才写了十多道奏疏，其中谈到帮助推行法令的，只有三疏罢了。在天下多事的时候，臣的言论简略缓慢，又不足以使陛下有所感悟，那么臣辜负陛下的地方也就太多了。没想到大臣的愤怒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命令臣等分析分析这件事，前代没有，祖宗朝也没有。近年以来，才制定这种办法，用来挫伤进言者的气势。正当陛下勤勉听政、嘉奖采纳谏言时，大臣所做的事情，却让人无法正眼相看。这正是臣发出狂言而不能沉默的原因。伏愿陛下深察事物的变化，谋求安定太平的治理，使百姓得到休息；有所处置时，以事情的大小、缓急安排先后次序，以义与利、常经与权变辨明本末。从今以后，凡是向陛下进献意见、纠正过失的人，乞请陛下加以诱导扶持、奖勉激励；停止下令分析的做法，以维护朝廷的尊严，培养众多士人敢于进言的气节。臣不胜恳切愤懑、爱护君主而甘愿待罪的心情。代留守张方平请求保留阏伯、微子、张巡、许远三庙的奏疏。臣恭敬地看到司农寺上奏请求颁降诏令，规定天下祠庙都依照坊场、河渡的旧例召人承买，收取净利。本府管辖的祠庙有五十多处，都已经实行了这一办法。其中有阏伯庙、宋公防子庙；阏伯庙每年缴纳钱四十六贯，微子庙缴纳十三贯，并且三年合计一次。臣私下认为，阏伯远在唐尧时就迁到商丘这个地方，主持祭祀大火；而火正是国家盛德所乘、因而兴旺称王的象征，本庙历代都尊为大祀。微子是宋国最初受封的君主，在这里开国，也正是本朝受天命、建立国号的依据之一，记载在祭祀典章中，载入永久的法令，理应按时整治洁净、奉行祭祀。又有双庙，祭祀的是唐代张巡、许远，他们凭一座孤城战死于贼寇之手，正是所谓能够抵御大患、对百姓有功的人。如今既然准许承买，日后小人以谋利为事，必然会在其中营求，招聚纷杂冗余之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轻慢神灵、亵渎祭祀，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每年收入十分微薄，实际上却损害了国家的大体。其余的利弊，臣不敢全部说尽。想乞请朝廷详细斟酌，保留这三座庙，特准免于出卖，以符合国家敬慎奉祀、崇尚前代功烈的志意。请求谨慎选择讲读官的奏疏。

译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德性、聪明睿智和神明通达固然是天性所自有的；然而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而是喜好古道，勤勉地求取知识的人。”孟子也说人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这就像火刚刚燃起、泉水刚刚流出一样，关键在于不断充实它罢了。如果不加以充实，就会丧失本来具有的性情；那么即使是圣人，在他最初成长时，也要靠学问来通达，靠规范来成就，这些怎么能够缺少呢？从前周成王年幼登上王位，他的师保大臣，教导他德行道义、引导他接受教训，正是周公、召公、太公这些人。身边辅佐的人既然如此，那么成王虽然年幼，他耳目所接触的，大概没有不正当的了。仁宗皇帝初年，也在盛年继承帝位，任用李维、晏殊为侍读，冯元、孙奭为侍讲。这几个人都是著名的儒者和德高望重的老臣，是天下最优秀的人选。当时仁宗正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在听断政事的空闲时间，常常在双日召他们入宫侍奉，讲说经典，有时诵读祖宗旧事；仁宗盛明的政治由此更加昌盛，恩泽无穷。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承受天命，继承皇统。凭借天赋异禀和早熟的善性，又有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厚德的教养、保护、启发和扶助，凡是用来成就陛下的条件，没有不完备到极点的。然而陛下正处于春秋鼎盛之时，正需要资助培养；身边前后左右，应当与正直之人相处，所说所默、所见所闻，也应当接触正当的事物。这样才能培植善性的根源，慎重地做好开端，尊崇美德、增长智慧习惯，使见识广大、德业光明。因此，负责劝讲、进读和辅导君主的官员，怎么能不谨慎选择呢？臣恭敬地看到兼任侍讲的给事中陆佃、蔡卞，都是新进的年轻人，越级骤然起用；论其德行功业，尚未经过考验，论其资历声望，素来轻微，让他们担任这一官职，众人都认为不合适。伏请罢去他们兼任的职务，以符合公众的议论。还希望陛下从内外两制以上的官员中，另行选取通晓经术、具有德行义理、忠信孝悌、质朴敦厚、老成持重的人来充任。遇到不是听政的日子，在便殿闲坐时，赐予他们面见皇帝的机会，让他们执经诵说，陈述天下的义理以及古今君臣父子的道理，以扩充圣明的志趣，仰望上副继承善道、谋求治理的心意。臣不胜愚诚，请陛下裁决。请求依照程颐所请的奏疏。臣恭敬地看到制书任命布衣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以尊重儒学、重视道术，振兴举用遗逸之士，使天下人归心，本来就是圣朝应当做的事。然而臣私下认为，出仕和退处，是臣子的大节；爵位俸禄，是天下士人的公共期望。出仕退处不失其道义，人的正道才能建立；授予爵禄不轻率，士人的心志才能受到鼓励。这两件事大概都不能不谨慎。程颐起初守持节操品行，陛下推重他的风范，所以以州推官、西京教授的职位起用他。程颐竭力推辞，后来才应召前来；陛下又以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的身份待遇他。程颐到达之后，没有立即接受任命，陛下又赐给他廷对的机会，授予可以出入宫禁的官职，把他安置在经筵。程颐一再谦让退避，陛下的恩命却每次都有增加。臣恐怕程颐在出仕或退处、辞谢或接受之间，有难以安心的道义问题。孔子说：“如果有所称誉，就一定有所考验。”孟子说：“出仕有时是为了贫困；可以辞去尊贵的职位而居于卑位，辞去优厚的俸禄而处于贫困。”程颐好学求志，具有君子的品行，遭逢太平盛世，他的心难道只是想借声名来推销自己吗？他本来是希望有些事情尚未完成。程颐父母年老，家境贫寒；兄长程颢有贤德品行，却仕途不得志而死。按照程颐的道义，他应当出仕。若是为了贫困而出仕，那么像孟子所说的“居于卑位”也就可以了。如今对他有所称誉却不加考验，他每次辞谢，任命反而逐渐升进，臣因此知道程颐是不敢接受的。至于纷纷的议论，使人对程颐产生怀疑，也不只是像臣这样说。有人径直认为，自古以来的先生、处士都只是窃取虚名，对实际任用没有益处。像程颐这样的人，不过是凭迂阔的学问向君主索取身价罢了。天下守节重义、以道自乐而不出仕的人，像程颐这类也不少；他们在上面没有援引，所以没有被听闻罢了。又有人说，程颐辞免爵命时曾说：“前朝召举布衣，旧例具在。”因此认为程颐的志向是想按照通常的仕进秩序做官，只是急于得到台谏、侍从之职罢了。臣固然知道这些议论或许有过分之处，然而是非真假和似是而非的情形，陛下也不可不察。圣人自有中道，超过了就会偏颇；天下自有常理，背离了就会混乱。伏望陛下审察真伪，慎重对待名位器用。听说程颐正在辞谢恩命，乞请降下指示，依照程颐所请成全他的节操，只授予最初的官职。这样既使他能靠俸禄奉养父母，又使授官合乎道义，免除似是而非的诋毁。日后如果发现他确实可以任用，再提拔他也不晚。对于陛下尊崇德行、举用贤人的原则来说，做到不超过也不欠缺，岂不是很好吗？请陛下裁决。贴黄。听说程颐曾提出几件建议，例如想让经筵侍臣坐着讲经之类，其中还有一些不应当说的话，众人传说后把它当作笑谈。不知是否确有此事？只希望陛下迅速降下圣旨，依照程颐的辞免，只授给他最初的官职，让他试任西京教授；这样或许可以成全程颐的志向，保全程颐的节操，平息群议，也不妨碍日后提拔任用。唉，廉耻在天下不能树立，已经很久了；如今幸而有这样一个人，如果授受不合道义，就会使天下人更加随波逐流，不把廉耻当回事，这难道不是关系重大吗？请求增加谏官人数，并允许监察御史进言奏事的奏疏。臣承蒙陛下过分听信，得以充任御史，本来就将竭尽愚见，凡是知道的无不进言；但臣私下想到，陛下登基听政之初，首先应做的事情，没有比广开言路更重要的了，所以臣今天就职之日，首先献上这个建议。圣人凭一颗心治理万事而没有遗漏的忧虑，以同样的目光周察四海而没有遗漏的照见，并不是因为能够亲自处理、亲眼看到一切，而是能够借助访问、谋划和招致人才来做到这些，开辟言路，使事情不被阻塞蒙蔽。上至公卿大夫和百官，下至工匠、盲人等执掌技艺的卑贱之人，以及砍柴背薪的普通百姓，都可以倾吐心意、竭尽所知，纷纷来到面前接受询问。臣所选择的，只担心进言的人不能像祖宗以来那样设置完备的谏官、御史员额和品秩，使凡在职者都有进言的责任。臣现在看到，计官只有大夫官一员；御史台自中丞以下虽有十员，但只有中丞、侍御史两殿中依法可以进言，外监察御史六员，专门负责监察治理官司公事以及文书事务的拖延违失，却不参与进言；这样，朝廷中真正以言官身份承担进言责任的，只有这五人罢了。天下如此广大，官员如此众多，权势强盛的渐长、朋党勾结的萌芽、百姓的安乐忧患、政事的利弊，在进献意见和监察察访方面，实在恐怕耳目还不够广，有些事情不能全部被圣听得知。这不是帝王广开四方耳目、通达四方聪听、开纳众多正直意见、汇集群臣策略的做法。

译臣想在谏院增置几名谏官，并允许本台监察御史进言奏事；他们所负责的监察职掌和耳目作用照旧不废。这样贵在共同竭尽忠力，交相辅佐圣明的政事。臣不胜恳切，请陛下裁决。请求依照圣旨推选监察御史的奏疏。根据尚书省札子中的有关条文，臣僚上言说，近来降下指示，御史台的察官都允许进言；台官共设置六员，那么在台中八员之内，应当减去二员。不如命令长官、副长官考察本台，除去进言官外，哪些人可以留任，哪些人可以罢免。奉圣旨依奏施行。后来又根据尚书省札子，朝散郎、试御史中丞黄履上奏说，现在监察御史六员，除刘拯之外，其余五人都是臣所论荐的。臣想到，臣既曾称许他们的才能而进荐他们，如今又选择其中无才者加以罢退，就臣个人的情义而言，实在恐怕不安。希望圣慈降下指示，只命侍御史刘某推选。奉圣旨依奏，并将札子发给臣。右件谨如上述。臣查考本台监察御史六员，旧来专门负责察访按劾，近来的制度又一并允许进言，这些官员都是臣僚保荐、足以充任御史的人。如今除陈次升一人正在奉使出外、臣还没有任职之外，还有刘拯、安惇二员；刘拯任职已久，次序资历也够，可以减去罢免。伏望圣慈量其才能，另行加以任用；其余人员应当依照近来降下的朝廷诏旨施行。请求仍依旧例令封驳司传报差除事项的奏疏。检视并考核元丰五年五月七日门下省札子。门下省上奏说，据给事中厅的状文，封驳房正在查核。此前封驳司根据元丰五年七月十八日中书札子的有关条文，御史中丞李定上状请求，凡有差除，都令封驳司限于当天传报御史台。奉圣旨依奏施行。后来又根据当年九月二日中书札子的有关条文，同知谏院蔡卞上奏请求，凡有差除以及改更事件，都令封驳司抄录传报。奉圣旨：凡差除及改更事件送到封驳司的，都令抄录传报，并加以查核。近来根据新制度，将封驳司改隶门下省，作为封驳房；原来的封驳司依朝廷旨意废除。又根据官制新条，谏院已经废除，谏官属于中书门下官，此外便不知道旧条究竟应不应该继续实行。所有本房承受的差除及改更事件，如今不敢依旧例传报，也不敢立即停止传递、另行发帖说明；如果应当依旧传报，又不知道应以哪个机构的名义办理。如果以本房名义，因为本房隶属于门下省；如果以门下省名义，又恐怕内省没有向外部机构传报的道理。再检核格式法令，也没有门下省向外部机构发牒的条文格式。奉圣旨：今后不必再传报。臣私下认为，朝廷慎重发布命令，所以让有关官司层层检查。对内由门下省负责封驳，向外则允许台谏加以论列。然而朝廷内部，事情一旦泄露，禁罪并不轻，谁敢传递？如果不是由门下省以主管机构的名义移牒传报，那么台谏所听闻的，常常已经是在命令施行之后。这就是李定和蔡卞之所以请求这样做、先帝之所以依从他们的原因。后来给事中只因为封驳司改为房，便怀疑内省不敢向外司传报，于是上申禀文，导致后来降下指示加以整顿改革。如今只有在敕命已经到达、六曹已经奉行之后，才开始随事传报。如果其中道理有不妥，给事中失于驳正，或者虽已驳正却不恰当，那么差除的告命、改更政令的制度，往往已经授受施行了，台谏官只能随后再加以论说。即使依仗圣慈宽容、听取意见，也必然不难追回改正。若有人认为号令既已施行，就不能反悔，那么这样即使设置了官员，也对事情没有补益。所以臣愚昧地想请求暂且采用元丰三年的指示：凡有差除及改更事件，都令门下封驳官依旧在当天传报给谏官和御史台。这样贵在正式命令下达以前先行补救，而朝廷施行起来也容易。贴黄。封驳司改成封驳房，名称虽然略有不同，但职掌并没有改变；如果认为不能使用“关报”的方式，恐怕应当由给事中向各处发移牒，请求详细斟酌。请求让台谏官优先上殿奏事的奏疏。臣在去年十一月十日曾具状奏请，先让言事官上殿，未蒙准许施行。后来臣私下听说，恐怕要等到新年后才降下指示，因此不敢屡次申请。如今已经到了年末，伏望早赐圣旨，先准许台谏官上殿奏事；这样贵在不使公众议论和人情受到阻塞，能够详细陈述，上达天听。论三省、枢密院差除的奏疏。臣只见吏部十月十六日的牒文：三省、枢密院一同奉圣旨，任命唐淑问为左司谏等职。又见十月二十八日的牒文：三省、枢密院一同奉圣旨，罢免陆佃等人的侍讲职务。臣私下看到，历来的朝廷制度以及近来颁行的官制条例，凡是差除，有中书进拟的，有枢密院进拟的，有三省进拟的，也有三省、枢密院共同进拟的。这是因为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各有所主管，法令不应相互参杂。三省、枢密院共同取旨的事情，似乎只限于任命帅臣、边镇大吏以及内臣中地位较高的差遣罢了。如今任命谏官、罢免侍讲，不知道枢密院为什么也参与其中。外间议论纷纷，都认为三省容纵，枢密院侵夺、扰乱政体，没有人不感到疑惑诧异。臣私下认为，国家所能依靠的，在于纲纪；大臣所应当守持的，在于名分。纲纪在上面端正，下面就没有邪恶的意图；名分在下面整饬，政令就不会有多个门户。一旦发生侵夺转移，哪里还会没有祸患？何况朝廷今天正应当尊崇、强化君道，谨守祖宗的法制，严格划分臣下的名分，以消除权臣僭越的心思。如今废置官吏，是陛下的重大政务，也是三省的职事；枢密院并非其职权范围，却越过法令、超出职位，擅自发表议论，公然侵犯职分。臣恐怕这种弊病积累到明显的程度，就会相互扰乱官员的职守，逐渐推行私意而损害政事。向上会导致陛下的廉威等第受到轻慢，向下会产生倾覆、争夺的祸患。杜绝渐渐滋长的弊端，防止祸患发生，实在关系到国家体统。希望圣慈特地下诏告谕，告诫三省、枢密院的臣僚：凡是拟议进呈差除事项，都各自依照历来的条制和班次取旨。这样贵在端正名分、确定职权，使事务不相侵越，尊重朝廷，也使在位者各守其职。请陛下裁决。贴黄。臣又担心，上述任命谏官等事，曾经降下圣旨，特许枢密院共同进呈。即使有特别旨意，也只是圣恩优礼，是想借此使政事符合众议的意思；但大臣的操守，自应援引道义辞免。应当珍惜朝廷纲纪，以安守本分，不应趁此方便冒然参与，逐渐毁坏体制。《忠肃集》第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忠肃集》第四卷。宋代刘挚撰。奏议。因旱灾请求整治政事的奏疏。臣恭敬地看到，自入冬以来一直没有雨雪，亢阳成为灾害，受灾范围很广，众人的呼号声不绝，惊惧忧虑、四处张望。考察原始经典，可以说是极大的异常。人的气，与天地阴阳之气彼此出入流通、往来相应。下边的人情和顺，上面的天道就顺遂；这里的人事乖违，那里就会出现天变。这就叫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所以圣人事奉上天，知道上天就在上面而距离并不遥远，天变会按照同类相应而来；因此认为祈祷禳灾、消除灾异只是末节小术，专门整治政事来作为回应。臣私下认为，陛下把国家托付给大臣，仰赖他们成就功业，与他们共同承担休戚、荣辱的，不就是三省、枢密院的执政大臣吗？如今朝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离，谋划不一，没有同心同德的节操，却有分立部门、心怀两意的想法。因此议论政事时，彼此排斥抵牾、模棱应付，相互激怒争斗；他们的话往往传播到朝廷内外，所以政令阻塞不能下达，文书拖延不能施行，官爵滥授于无名之人而不合典章，公道在权贵近臣面前屈服，却只施行于疏远之人，私邪之徒结党，上下隔绝。何况正当皇帝陛下处于沉默守丧之日、太皇太后陛下临朝听政之时，朝廷政权全在大臣手中，而大臣又不能同心同德，所以天下只听到偏邪不正的事情，却看不到和善的政治。政事不和，人的情绪就不和；人情不和，天地之气就会错乱乖戾，从而发生这种灾变。《尚书》说：“恭敬行事，适时的雨水就会顺应而来。”《五行传》认为，冬季旱灾，是政令舒缓怠慢所导致的。如今上下可以说都不恭肃，朝廷的政事可以说骄纵怠慢、废弛不振，号令可以说反复不一、不能振作。古代遇到水旱灾异，过错在于调和阴阳的官员，因此罢免三公来堵塞他们受到的谴责。如今一年将尽，旱情如此严重，越冬小麦还在田野中，得不到雨水滋润；春气相继而来，又可能发生疫病，百姓一年生活的大命运，难道能不加以顾念吗？又一个月以来，太阳呈青色而没有光泽，风沙尘霾昏暗蔽日，考察占验，都是不小的变异；而上面的人却安然不把它当作怪事，这正是朝廷内外恐惧而不得安宁的原因。伏望圣慈深刻反省上天警告的意思，俯察朝廷乖戾的变化，特地下诏命令大臣整治政事。凡是损害百姓的赋税征敛，法令中不妥当的地方，都应当大力改订、重新整顿。至于裁决狱讼中的私曲冤枉，催促各司处理拖延违失，进用忠良，斥退阿谀之人，沟通闭塞，除去疑贰，务必以至诚办理实际事务，对上堵塞上天的谴责，对下救济百姓，那么和气的感应，很快就可以得到。臣不胜恳切之心，请陛下裁决。贴黄。如今外间议论都说，朝廷自从升祔以来，政事懈怠废弛，不如以前；这大概确有招致这种议论的原因，并不是空话。请求祈祷降雨的奏疏。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都城之中火灾频繁发生，人心惶恐，惊疑谣传相互传播。这大概是从冬季、春季以来长久干旱造成的；如今昼夜刮着暴风，气候干燥，所以容易发生火灾。一定要得到雨水，才能消除压伏火灾。希望圣慈命令官员精心洁净地进行祈祷，以安定人心，求得上天降雨。又已经接近四月中气，春麦刚刚成熟，夏麦将要结实，正是急需雨水的时候。伏乞迅速降下指示，请陛下裁决。贴黄。臣考察《五行传》说：“贤人和奸佞有所区别，任用官员各有次序，一切遵循旧有章法，火就表现出正常的性质；如果信奉正道不坚定，或者进谗言的人得势，邪恶胜过正直，火就失去正常的性质。”臣认为，陛下圣明的政治和英断，对于辨别贤人与奸佞，固然已经做到极致；然而还希望陛下经常对此留心，不要让谗言得以进用，使邪恶有时胜过正直，那么 天人感应之间，就会像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应验。只要一场雨并不难求，蔓延的火焰就会熄灭。因旱灾请求获罪罢职的奏疏。臣等恭敬地看到，自春季、夏季以来，旱灾严重而且范围广大，已经遍走各处祈求降雨，雨水仍未应验，使圣上劳神忧虑、焦急辛劳而又哀怜悲恻。奉行本月九日的诏书，陛下避居正殿、减少膳食，深自谦抑。臣等认为，灾异的应验必定由于政事；政事失当，过错在臣等。如今竟使陛下降下严厉责备的话，只是减损自我供养的节制，这就是把过错归给君父。臣等早晚惊惧不安，伏望特赐罢免，以惩罚不称职；或者先依旧例，各自降职，或许可以稍稍向上天的警戒谢罪。臣等因为三省缺少人员，不敢到閤门待罪，只能各自在职听候命令，伏乞早赐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