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肃集卷五

译论捕盗奏 臣恭敬地看到，去年京西路盗贼王冲作乱，出入商州、虢州等数州，伤害官吏，杀戮掳掠军民。如今王冲虽然已经死了，但余党仍在，成俊是他们的首领。近来他们在杜管镇抢劫掠夺、呼啸聚集，势力渐渐强盛，讨伐捕捉更加困难。臣访察得知，商州、虢州等州过去有禁军一指挥；自从设置将领以来，各州禁军都隶属于延州管辖，轮番出戍，以致各处负责守御的人反而怠惰松懈。捕盗时，请暂时免除各州禁军被延州勾抽，且令他们留在本地防守，并准备在盗贼出入的地方行动；就地取用熟悉当地情况、可以任用的士卒，使他们捕盗，就容易发挥力量。仍请求下令明确制定诚信可靠的赏赐和招募办法，务必早日捕获盗贼。请裁决。贴黄 听说京畿近来盗贼不少，请求下令开封府及府界提防司严厉督责；凡是负责捕盗的官吏，还应查核各县弓手及巡检兵级是否已经差补足额。论捕盗法奏 臣恭敬地看到旧制度规定，盗贼所在地区，凡职责在于捕捉侦察的人，都给一百天，分作三期；每期不能捕获，按罪行轻重治罪。这样是要使他们亲自承担责任，必有所畏惧，然后肯设法谋划，扩大耳目，搜捕盗贼以求自免。自从募役法实行以后，捕盗而未能捕获的人虽然也有罪，但只是按两期考核，听任各自罚钱充数。捕盗赏赐按次序递减，仍允许收钱赎罪；等到保甲法实行，保内发生盗案，只出赏钱，再没有按期限考核、判决处罚的办法。小人的心理，不会因刑罚而恐惧；如果形势逼迫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做，他们还肯为公家搜捕盗贼吗？近年来盗贼逐渐增多，大概就是这种做法养成的。近来敕命已经恢复差役，各种役人都依照熙宁以前的指挥，那么捕盗之法自然应当全部依照旧制度。然而臣访察得知，各路役人虽然已经按照差役法确定，但有关差役的具体条件还有许多疑惑，正在等待详定役法所制定统一的指挥；捕盗之法也是其中一项。如今各地不时有盗贼，请求圣旨下达详定所，先把捕盗限期考核等旧法申明施行。请裁决。

译论贼赏稽违疏 臣私下认为，圣人治理天下，政事的要旨在于赏罚。赏罚的命令应当像金石一样坚固，像四时运行一样守信；使有功的人不超过时限就得到赏赐，失职的人不过一天就受到惩罚。因此天下凡是要等待赏罚才会受到劝勉或制止的人，无不奔走办事，趋向上级的命令。这就是天下得以治理的原因。既然如此，赏罚施行于天下，不可以不守信。臣认为，施用于捕盗之事，尤其不可以拖延。当百姓遭受盗贼侵害时，田野、里巷无论昼夜都恐惧不安。县官怜悯他们，发布告捕盗贼的科条，不吝惜厚重的赏赐，提出官爵、拿出金帛，只恨不能把这些交给有功之人。幸而盗贼被捕获了，有司却不能推行奉守诏令，反而用繁琐的法令和诏诰加以苛责、拖延，使人不能迅速获得立功的利益。臣私下认为，这将成为后日的忧患。臣看到元丰七年澶州、滑州之间，保甲中有做劫盗的人，首领叫单安、王乞驴，又有张谢留等相互勾结出入，共有几十人，在两州之间往来，掳掠平民，焚烧村落，杀人取财，以至于伤害、杀死官吏，屠杀军兵。又曾进入卫州境内，使一方不得安宁。朝廷督促责成捕盗官司，甚至从京城派使者招募众人，又调发州郡的将兵，并降下专门赏赐的指挥。这一年追捕盗贼，都在澶州、滑州依次将他们掩袭捕获，各自依法治罪；但推行赏赐的典制，直到现在各有关部门仍不替他们申报明确，前后已经两年了。那些奋不顾身、冒着箭矢石块与亡命之徒交战的人，虽然没有一个不是为了职务，但归根到底，多半是为了求取赏赐。如今失去信用，又拖延时日，实在担心在紧急情况下不足以率领激励众人；这造成的祸患，难以尽述。伏乞下令追究停滞拖延的官司，及时详细斟酌，重新严加贬黜责罚，以彰明赏罚，惩戒违慢。臣查核如下：一、原先下达的指挥，命河北东路提刑吕仲应迅速把单安等案中有功的人核实保明，上奏朝廷。一、元丰七年九月的指挥，命开封府界提举贼盗范元，索取商河县巡检下属兵级捕捉、杀获王乞驴等盗贼的案卷，申报明确上奏。前面关于保明的指挥完全没有施行。一、元丰八年五月奉圣旨，命河北东路、京西北路提刑狱官限半年共同追究有功人员，具备确实情况，申报明确上奏。前面关于范元申报明确的指挥完全没有施行。一、元丰八年七月，京西北路提刑司追究本路杀获单安、应当得到酬赏的人员，所得的本人及专赏关牒，已经交河北东路提刑司誊写，以凭据共同具文申发。一、河北东路提刑司十月向吏部申报，说原先勘验捕获盗贼的公案，多次发文给范元封取，其中有澶州原先勘验张谢留的清楚案卷。范元说，去年送到的案卷在本司房中遗失了，按期限来查找时已经找不到。去年十一月，公案中说已经多次发文检查寻找。臣详细查阅，范元在元丰七年九月承受朝旨，申报明确，直到元丰八年五月，前后九个月，不但没有结案申报，反而把取到的案卷任由吏人遗失。因为赏赐典制极其重要，当时又有争功陷害能人的人；即使是吏人另外接受请托而毁坏、隐藏，或者导致案卷被窃取，事情的性质也极其严重。河北东路提刑司也在去年五月承受朝旨，原定半个月申报明确，直到现在将近一年，却没有专心迅速裁定。况且范元既然说案卷遗失，期限已满仍找不到，也应当另作安排。既然已经看到京西北路提刑司追究本路单安案件的功赏，就应先行申报上奏，却因为范元遗失张谢留的案卷，便把其他案件一并停滞，导致朝廷的赏赐典制拖延，无法取信天下。这都是范元以及河北东路提刑狱官松弛怠慢、不能称职，接受圣旨后公然不当回事，经过年月仍不办理完结。请求详细斟酌，重新严加贬黜责罚。乞选监司澄汰州县疏 臣接到尚书省札子，内称奉十月十八日圣旨指挥的条文：近来诏令屡次下达，都是为了宽缓民力，使公私便利安定，但有的官府或许致使诏令废格不行。从今以后，各州县都要尽心奉行；监司负责防范检查，御史负责察访弹劾。臣因此看到陛下诚心爱护百姓，慎重对待政令，这是天下的大幸。臣私下认为，州县政务的废置兴举、得失成败，责任应当在监司。监司的任职也很重大，一个人贤能或不肖，环绕其辖区数千里百姓的休戚都系于此。从前朝廷大幅更改法度，选用、建立负责推行的人，所以不拘资历而授予职任，得到果断强健、锐利迅猛、行动如疾风的人才，大概是考虑到要办成事情，依靠他们在一时之间完成。等到法令施行、事情建立以后，后来用人仍然因循旧例，没有再权衡时宜，对政务有所张弛。因此直到现在，使者施政刻薄苛核、狭隘急迫，彼此仿效成为风气；郡县迎合观望，也没有谁敢不这样做，使百姓看不到德义，只看见刑罚，只听见利益，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这难道是政令的本意吗？是因为奉行宣告时发生谬误，积习逐渐形成到这种程度罢了。近来看到圣明哀怜百姓，已经把监司中罪恶极重的人撤职了；然而其余人的才质仍然相当驳杂，心志也不一致，各自怀有私心。有些人暗中观望，就必定因循常规而轻慢命令，以致惠泽壅塞。其中浅薄而只图谋利益的人，又会矫枉过正，或者废弃本来应当治理的事务。这两种情况都不可不察。只有得到合适的人，才差不多能够消除这种祸患。臣希望圣慈详细斟酌：河北、河东、陕西一向号称难治的地区，过去任用的使者多是越级骤进之人，大多没有经历过民政，声望微薄，即使故意施行威严刻薄的政策，下面也终究不服。如今应稍微恢复祖宗旧例，在三路各设置都转运使，任用两制臣僚充任，以提高其职任的分量。其余各路也希望推选资历稍高、熟悉通达民政、懂得治理根本而接近中道的人，分别补任监司，明确授予他们教令，使其忠厚安民而不流于宽弛，严肃办事而不流于浅薄。部使者果真如此，州县政务也会随之改善，那么先朝的仁政和陛下的恩德，差不多可以下达到百姓，使他们休养生息，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考察现任而无所作为的人，一律澄清淘汰、罢免。被罢免的人，如果没有明显过错，应当恢复其资历考核，另行任用，只要使他们不至于失去职任而无所事事罢了。如今最先应办的事情，恐怕确实就在这里。伏望详细斟酌施行。

译论监司奏 臣自从身任监察言官以来，多次以天下监司为题上言，请求澄清淘汰、选择任用。实在是因为朝廷的政令，如果监司得到合适的人，推行宣布之后，就可以晓谕皇上的旨意，使恩泽下达到百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所谓善政就只是空名，最终百姓不能得到它的利益。上面所喜欢的，下面一定会更加过分。朝廷以名实相副为事务，施行全面核查的政务，下面却做成刻薄急迫的行为；朝廷以教化为意图，施行宽厚的政务，下面却做成松弛敷衍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们习染风俗、怀抱私利、迎合上意而作，所以看起来相近，实际上并不是皇上的本意。如今虽然因革政务各有不同，但观望迎合的风气仍在，只是所迎合的意图不同罢了，造成的祸患是一样的。前些时候差役法刚开始实行，监司中已经有人迎合争先，不衡量可行与否，不估计利害，一下子确定差役，使一路骚动；朝廷察知他们的用意，已经治了罪。由此类推来观察，人情大致都是这样。况且天下的事务分散在各州，总体由监司统辖，其中大事有治理财赋、察访官吏、平决诉讼、考核疾病等。作为使者，如果都只求宽缓放纵、苟且安静，那么事务就会委靡不振，法令受到的损害更是说不尽。从前被贬黜责罚的几个人，都是因为非法搜刮聚敛、意在谋求升进，其中严重危害百姓的人；朝廷也不是想让他们懈怠，只是他们不察自己的职守，废弃应当治理的事务，却把这说成宽厚。昏昧的人不能通晓其中道理，所以纠正偏差时又有时超过了正当限度。臣认为这种风气不可滋长，必须大力加以禁止。伏乞圣慈诏令执政大臣重新制定监司考核政绩的制度，以常赋收入的增减、郡县官吏的勤惰、刑狱处理的是非得当、民间风俗的安危祸福，评定监司的优劣。每年年终依诏令赏赐和诛罚，并且从今年开始实行。这样差不多可以有所约束裁制，使循良之人不至于流于松弛，严肃办事之人不至于流于浅薄，然后上面才符合圣明以中道治理的本意。考察时势宽严、缓急，观察风俗有无过分或不足，从而使政务有所张弛，正是今天的事情。请裁决。

译论政令奏 臣听说，马衔和缰绳不协调，即使造父也不能善于驾御；法令不统一，即使虞舜也不能善于治理。所以说：“慎重发布你的命令”，意思是慎重对待开始；又说：“命令发出就只实行，不要想着反悔”，意思是慎重对待终结。圣人制定法律、发布命令，在深宫之中反复熟虑、戒慎恐惧，好像迫不得已一样，所以命令一发布，天下就信服它。命令要求做，就实行；命令禁止做，就停止；这就是像四时运行一样守信，像金石一样坚固。如果开始不慎重，命令已经发出又反复改变，那么凭什么向天下显示信用？如果命令发出而不反悔，又将有人受到它的弊害。由此说来，开始既不慎重，即使想慎重对待终结，也做不到了。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已经一年多，恩惠施及四海，修整完备政事，大要专门以便利百姓为主，天下十分幸运。然而几个月以来，法令缺少信用，议论者私下对此有所疑惑。法令并非不好，但施行时使议论者产生疑惑，这也不可不察。臣谨慎地列举一两件，以此可以看出其余情况。近来朝廷忧虑免役法的弊端，下诏改行、恢复差役法，天下知道这件事已经很久了。设置机构、安排官员来讨论施行的政务，天下期待它也已经很久了。制定法令开始时不慎重，仓促施行，所以后来改议雇募，接着又制定招募法，而法令直到现在仍不能完成。朝廷忧虑常平法的弊端，采用旧制度施行；还没有几个月，又改成青苗法。后来又下诏严厉责备最初倡议的大臣，但收取、发放钱谷的事情直到现在仍照旧施行。这两件事都是大事。四方百姓侧耳睁眼，观察盛大德政的举动；可是朝令反复，三番两次改变，即使是近侍谋议中的重要臣僚，也不敢确定法令将从何处制定，又凭什么使天下信服呢？携带铜钱出境的禁令施行不久，又限制为五斤以下不禁。一旦开了这个头，数量轻重多少，谁还能再分辨？官司本来就不容易逐家查数；即使一家家去查，禁令也不能制止，和不禁没有区别。黄河治理的职事，河北转运司说了，就归转运司；都水监说了，就归都水监。两者必定有一个说得对，也就必定有一个说得不对。这是小事，但由此类推，议论者的意见怎么能不察呢？况且即使改动、变更确实正确，君子尚且认为这是反复改变命令，何况改动未必正确，只是把过失暴露给天下，哪里比得上开始时就慎重呢？如今朝廷建立一件事、任命一个官员，命令已经施行，议论者一定会说：“这还不是最终决定，暂且还会改。”没有多久，议论者的话果然应验。臣愚昧，不知道朝廷是明知这样做不可行，却姑且先做，等待以后更改；还是因为不知道而偶然这样做？开始的议论既然粗疏，施行以后必然互相抵牾。拾遗补过的大臣，以进言为职责；知道而不说就是失职，说了以后却又改变法令就是反复发布命令。因此臣希望陛下深切诏告执政大臣，长远考虑，反复谋划，慎重发布命令。开始时既然慎重衡量，确定可以一定实行，然后才施行，那么到了终结时就不可反悔了。惟愿陛下加以恩意，留心思考，不要忽略。这样上面可以严肃政令，下面可以向四方显示信用，又可以堵塞不同意见，使人不能侥幸利用法令的过失。今天的治理，应当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臣内心恳切不已，请裁决。乞修敕令疏 臣私下认为，法律是天下最重大的命脉。先王制定法律，意在使人容易避开罪过而难以触犯，所以极其简约正直，却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后世制定法律，只怕有罪之人偶然漏网，所以罗列许多纲目，使百姓因此手足无措。时代有轻有重，只有圣人才能通权达变。祖宗初年，法令极其简约，却能够长久施行。后来大致不过十年一变，难道是因为天下事物重大、百姓万物众多、事务日益滋生，所以法律不能不严密吗？臣私下认为，并不是事情增多以后法律才繁密，大概是法律繁多以后奸邪才滋生。祖宗皇帝通晓因革的妙理，慎重对待法禁。元丰年间，命有司编修敕令，凡是过去载在敕中的，多移到令中。因为违反敕令的法律较重，违反令的罪较轻；这足以看出神宗皇帝仁厚的德行，哀怜天下万民，想宽免百姓所犯的过错，施行的恩惠十分广大。然而主管部门不能彻底宣扬君主的德意、推广其中的精神，反而增加条目，割裂分析旧制，因一句话的偏意而设立一条法律，因一件事的变化而产生一项条文。其意旨繁琐苛刻，文字晦涩隐晦，不足以概括万物的道理，也不能通达天下人的情实。施行起来经常出现问题，大概是因为屡次变更。如今所谓续降敕令，每半年颁布一次，每次不少于数册。法律是天下最公正的东西；制定后不能贯通，所以施行后不能长久，道理就是如此。况且续降敕令大多不明白说明为什么要冲改原制，因此官司州县承接使用时，彼此参差抵牾，前后本末不能相应，并不是所谓讲明统一、沟通天下意志的做法。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有所增删润饰，去掉繁密，合并分散的条文；关键在于简易明白，使百姓有所避忌，知道迁善远罪的意义。伏望圣慈斟酌时宜，研究法律的作用，选择一两位有经术、明白治体、熟悉民政的儒臣，把庆历、嘉祐以来的旧敕与新敕互相参照，取舍选择，略加删改订正，形成一代典章，施行无穷。请裁决。贴黄 常平差役法和罪人就配法，如今在敕令中已经有不少相关内容被更改，因此必须删修。正任刺史以上致仕者，按照嘉祐《录令》的规定，依照分司官吏、现任官的标准支给料钱和衣物。到了熙宁四年五月，圣旨指挥规定致仕的正任官给予金吾卫大将军的俸禄，这就是已经冲改嘉祐《录令》。如今元丰敕令却又依照嘉祐《录令》，不知道熙宁七年和元丰六年编修敕令时，为什么遗漏了熙宁四年的续降指挥。听说在京城支给正任官致仕俸料，依照熙宁四年的指挥；京城以外多依照嘉祐令支给。内外法令如此不同，恐怕其中还有这类情况，不可不加以修订完备。乞留杜纮编敕奏

译臣恭敬地听说，详定敕令格式一事，刑部郎中杜纮已经接受敕命，与黄廉共同审度茶法。臣等私下看到，过去编修官员的调动不固定，很难完成成书。前任官员虽然已经尽心尽力，后任官员哪里敢凭信前人的工作？还必须彻底考察事情的始末，仿佛重新开始编修；加上各人的见解有异同，屡次迁改，不仅年月拖延，也导致议论难以统一。如今重新修订元丰敕令格式，才开始设置机构。杜纮的职务是详定，朝廷允许他暂时停止刑部签书，显然是想让他专心办理。忽然又派他远赴秦、蜀，臣等实在不能理解。况且杜纮熟悉法令，同辈中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如果改换人选，必定很难找到像杜纮这样称职的人。臣等请求朝廷另派官员审度茶法，使杜纮能够尽力完成详定之效，或许可以使编修敕令早日成书。荐人才疏 臣本月四日在延和殿奏事，因谈论人才，恭敬地承受圣上的询问，臣当即具奏。自从身任言官以来，也曾访求内外人物，但因为这属于协助职务而不是正式荐举，所以不敢上奏。后来又承蒙圣慈嘉纳，允许臣具列姓名进呈。臣退下后自己想到，久已承受陛下擢用的恩泽，正想竭尽愚力，图报万分之一。凡是下面有所见闻，必定想让上面知道，何况如今人才尤其是急务。荐士本来有常法，但既然承蒙陛下至诚大信，降旨询问而不加怀疑，臣怎敢再拘泥形式、避嫌自外？如果不能有所补益，获罪就没有限度了。谨慎列出臣所知道的姓名以及各人的才能所适合的职位如下：梁焘，品德正直；顾临，长于谋划议论；范育，深有才器谋略；盛陶，文才品行纯正；孔文仲，学问见识高远。以上五人可以充任两制、侍从之职。丁骘，恬淡正直，谨守道义；颜复，学问广博；刘载，文才品行兼优；吴安诗，气度见识深沉宁静；赵挺之，学问广博而有操守。以上五人可以充任谏官之职。林旦，风采气力强健明敏；何琬，才华见识通达；胡宗炎，熟悉吏事，温和敦厚，明敏；罗适，公正刚直，勤勉廉洁。以上五人可以充任九卿、监司、省曹以及监掌繁剧事务的职位。杨国宝、刘挚、朱彦、刘安世、孙谔，以上五人都文学优长，是士人舆论所推重的人，可以充任馆阁之职。以上谨慎逐项陈述，伏望圣慈宽赦臣越职荐举之罪，特加考察，稍稍采纳记录，或许可以稍微弥补陛下听政、得到人才方面的不足。请裁决。荐本州儒士周希孟奏 此人沉醉于经籍，隐居乡里，约束自身，足以成为别人的法则；治学总是以礼为先，多次贫困也不改变节操，并且讲解经义来奉养父母。本州曾两次由近臣论奏荐举，后来又承受朝廷束帛的赏赐。臣自庆历年间任福州知州，直到现在十五年，对希孟的品行操守完全了解。去年他曾讲解《周易》，座下听讲的人常有三五百人，确实经义精通，文章深厚。如今他年纪已到强仕之年，却仍然踪迹混同于编户平民；这样的人才被远远遗漏，众人都共同感到惋惜。伏乞朝廷嘉奖他退居静处的操守，优厚地加以收用记录，以此勉励求学的人。臣恳切至极，谨具状上奏，恭候敕旨。论禁中修造奏 臣私下听说，宫中筹划修饰福宁殿，彩绘制度极尽华丽。只是君主的奉养，以文饰为称美；修饰一殿一处，也并非大的耗费。然而，崇尚敦厚朴素，是君主为天下表率的根本；降低宫室规格，是前代圣人的盛德。如今百姓困敝，财用耗竭，居处、饮食、服饰、器用逾越制度而没有节制。陛下正应亲自率先实行俭约之德，以淳厚风俗；上面越加华饰，下面必然更加过分。臣想到艺祖的遗训，宫中只许用红白二色作装饰；仁宗的旧例，栏杆、盾牌都撤去朱绿彩饰。陛下继承帝位，理应遵守这些成法。又听说慈寿宫、长乐宫两处殿宇极其奢华，金碧朱丹，穷尽人工技巧。难道不是因为陛下确实怀有孝德，尊敬奉事两宫，所以极尽奉养的壮观吗？然而超过礼制、逾越规制，就不可以作为教训。如今外间议论纷纷，说是左右那些谄媚进谗的人进言，陛下把两宫作为法式。假如这种议论只是出于臆测，那就是臣妄言；万一确有其事，对圣德也没有益处。臣之所以事先进言，是希望陛下宽恕臣狂妄愚昧的过失，采纳臣的诚意，准许停止此事，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请陛下裁决。

译论备御契丹奏 臣私下认为，北方敌国成为中原的祸患，自《诗经》《尚书》以来，世代常有。如今的形势，契丹虽然表面效顺、和睦，服从威德而贪图金帛，但其骄横贪婪的心，常常能够窥伺中原的动静；一旦发现间隙，就制造事端、策划阴谋，发动事变来震撼我朝。从前宝元、康定年间，国家追究西夏的罪过，西夏派使者肆意傲慢，作出无理侮辱，中外忧惧，直到加倍增加岁币之后才停止。臣愚昧，不足以评论时势，但私下有过度忧虑和防备的想法：恐怕因拖延时日，给骄贪之敌以窥伺和行动的机会，所以谨慎陈述如下。近来某州用兵，连续三年，都是因为议臣谋划失误，理亏而且没有名义。契丹与西夏，自认为是甥舅之国，这是第一件事。如今高丽派使者入朝进贡，将要到达宫阙之下。高丽自天圣年间曾因事情向朝廷请求，朝廷没有答应，于是归附契丹；从此数十年不向王府进贡。这已经臣属于契丹，却突然面向中原朝廷，恐怕契丹不能不起疑，这是第二件事。臣认为这两件事，都足以让契丹借口向朝廷提出请求。臣又想到，黄河以北，自戊申年以来，大地震动，洪水大涨，百姓大失职业，▯乡百姓向内迁徙，边塞空虚，到如今已经三年，而地震还没有停止，这是什么祥兆呢？今年漳河春季劳役，使财力全部耗尽；中途又遇夏旱，两季麦子都没有成熟，灾变接连不断，人民不得安居。契丹既有借口，又趁民心惶惶、公私财力困竭、边防百事废弛、朝廷厌闻边患之际，我恐怕它见到有利可图便乘隙而入；区区盟誓，难道足以保全它的心意、可以依赖而安定吗？它固然不至于敢有狂妄的谋划，但假如派一名使者拿着一封书信，借两件事向朝廷请求，那时用什么言辞来堵住它的嘴？臣恐怕朝廷将劳民修缮城郭，加倍估价以储备仓廪，更换将帅，轻率使用名器，声张忙乱，造成极大的劳苦和耗费而已。尔康定、宝元年间的事情，就是可以借鉴的前例。又有议论纷纷，说高丽这次来朝，是有侥幸求功的人诱导召来的；假如没有这回事，那就是臣妄言。假如果真如议者所说，那么祸端就是由我方开始的；西部用兵的灾祸，前车还没有走远，怎么能不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进言呢？恳请陛下秘密诏令二府大臣，日夜谋划，以求防微杜渐的办法，并挫败契丹的用心。况且河北是重要地区，关系天下安危，希望陛下寝食之间都把它放在心上，不要停止向北顾念；平常应努力慰劳人民，使他们安居田里，减少赋税数额，省去烦琐急迫的命令，抚恤。使他们摆脱困敝，保证他们的衣食，让他们乐于守住自己的生计，从而维持其心志。凡是所谓边防、军政、调度等事务，都应根据事情逐步筹划，隐藏其作用而不显露其迹象。兵法所谓“依仗我方已有的条件来等待敌人”，希望陛下留意，不要忽视，以消除连年地震的异常。没有事情时进言，言辞像狂妄之语，人们都容易轻视它；事情发生后再进言，言辞虽然足以取信，但事情已经无法补救。臣宁愿因狂妄而获罪，也不敢等事情发生后再说无益之言，来辜负陛下充任耳目的职责。

译论应对西夏奏 臣恭敬地看到，元丰年间出兵西部，增修创建城垒，议论利害，已经很久了。臣也曾详细提出三项防备措施上奏朝廷。如今西夏派来的使者已经到达馆舍，过不了几天，其来意必定是有所请求。虽然朝廷的议论已经默定，但臣区区之心不能自已，谨再次分条陈述一两件，用来补充前一奏章的不足，等待采纳。对于议论者的意见，臣曾询问事情始末，充分了解了他们的说法。主张放弃土地的人说：“往年兴兵，本来是为了吊恤百姓、讨伐罪人；既然取得土地而使自己获利，形势必然争夺，既伤财又害民。为了争夺并非本来属于自己的土地，势不得不放弃。困顿之后才放弃，不如干脆舍弃空城，把土地交给他们，以表示防止后患。”这话是对的。但反对者说：“交给土地本来是为了平息争端；如果虎狼之心永不满足，争夺索求没有止境，那么得到土地、据险防守，反而更加扰乱邻近郡县，怎么能保证不会成为祸患呢？”主张守住土地的人说：“屯积粮储，设置阻碍，增加招募乡兵，远处侦察、近处救援，哪一块土地不能守住？况且这是先皇帝取得的土地，怎么能拿来交给别人？”这话也有道理。但反对者说：“西夏人得不到土地，兵争就无法解除，日积月累，边境嫌隙越来越大，怎么能保证最终守得住这些土地呢？”所以，议论者的意见并不是没有把事情的道理说尽；但要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正如反对者所忧虑的那样，即使善于谋划的人，也没有谁敢承担这个责任。臣私下推测，朝廷深谋远虑，还不愿仓促决定，必定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臣愚昧无能，独自认为用兵来最终守住这些土地，确实难以保证；如果放弃土地而能使它不成为祸患，臣即使老了，也愿保证到死都不再看见边境的忧患。只希望陛下赦免臣的愚昧，实行臣的主张。臣听说从前取得的土地，在熙河地区是兰州，在鄜延地区是五寨。兰州本是西蕃旧地，五寨本来属于西夏。这些地方道路是曲折还是直达，物产利益是丰厚还是微薄，需要守军多少，转运粮饷是劳苦还是便利，都是朝廷详细考察的事情，臣不再论述。但从西夏人的角度看，这些是必争之地；他们将以誓约为借口提出请求，而朝廷若坚决不给，他们就会像困兽一样搏斗，借兵于契丹来发泄愤恨，朝廷将又有向西顾虑的忧患。即使我军每战每胜，臣还认为这不是国家的利益，更何况双方伤亡相当，胜败尚不可知？神宗皇帝陛下正在谅阴之中，太皇太后垂帘称制，正考虑让百姓休养生息，却反而想竭力血战，争夺尺寸而无用的土地。这正如拿隋侯之珠去弹射千仞高处的鸟雀。由此说来，最终守住这些土地，正是臣不敢保证的事情。国朝自祖宗以来，每年花费数十万金帛，派使者修订盟约，而两方叩首顺命已经数十甚至上百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他们喜欢争夺而不知满足，固然是天性如此；然而还能这样相安无事，实在是因为深思远虑，认为利益丰厚，足以羁縻他们的心。如今乘着先帝讨伐攻击的威势，凭借他们屈服的形势，豁然推恩，把所侵占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再恢复岁赐，反复丁宁告诫，分别说明放弃土地可以消除从前的祸患，重新谨守旧日盟约。他们即使有杰黠而记仇的心思，只要已经堵塞了他们的欲望，使其再无由发作，那么他们也会感激退让，恢复从前的状态。何苦一定要发动众兵、冒犯顺从之道，使自己的百姓成为鱼肉呢？即使是他们的国家，难道能独自获利吗？古人饲养老虎，按时调节它的饥饱，适当安抚它的怒气，老虎尚且可以饲养，何况人呢？由此说来，平息祸患、停止争夺，并不只是臣愿意以死来保证。自祖宗以来，驾驭两个敌国，所用的就是这个方法。臣愿意采纳议论者的意见，观察日后的形势，用这个意旨作出决断。大计既已决定，具体安排的细节以及施行次序，只需由朝廷裁定罢了。虽然如此，臣仍有一点诚挚而愚拙的意见，不敢不全部说出。如今请求土地的是对方，给予土地的是我方，这是以主人控制客人、以逸待劳的形势。替对方考虑，就不能不急迫；替我方考虑，正应从容闲暇，以无事镇定局势。臣私下奇怪，近来的议论者有的惊慌急切，把这块土地看得像金城汤池，只怕守不住；有的却把它看作附生的赘疣，只以尽快除去为快。不同意见纷纷兴起，先使自己惑乱，又何其迫切而没有大体呢？如今使者虽然还在馆舍，臣希望暂且不要立即答应把土地给他，而是厚礼接待，用恰当言辞送他回去。或者先恢复岁赐，稍微表示不愿割让土地的意思；估量他们效顺的决心，等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再按年逐渐把土地给他们。所谓对敌人不能一次满足，难道还会迟吗？臣愚昧，不知国家大计，只请陛下裁量选择。《忠肃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忠肃集》卷七 宋刘挚撰 奏议 弹劾程昉开凿漳河 臣恭敬地看到，内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在河北开凿修治漳河，工程浩大，共役使九万名民夫。所需物料原本没有预先准备，临时仓促索取，迫于不合时宜的要求，官府和民间都不得不应急，劳费增加百倍。除转运司供应秆草、梢桩外，又派官员采伐漳河堤岸的榆树、柳树以及监牧司土地内的柳株，共十多万株，都由各州自行管理津运搬送。河北难以得到薪柴，乡村农民只把麦秸等作为燃料，而程昉等却妄奏说民间已经备料一万多工，派本司土兵分散到州县民田中自行收割。所役使的人无不受到虐待，往往逼迫他们夜间服役，践踏田苗，挖掘坟墓，踩坏桑树，数量无法计算；愁苦怨恨的声音传遍道路，一直传到京师。而程昉等却妄奏说民间乐于服役，没有不欢喜的。民夫分散之后，役兵仍然很多，本路厢军几乎全部被搜刮一空，各处都缺少办事人员；程昉等还不停上奏，驱逼州县，凌辱官吏，又请求在洺州调发急夫，还想让役兵不分番次轮换。他们急于求成、扰乱骚动竟到了这种地步。本路监司畏惧程昉的势力，不敢说出他的错误，上下只相互以眼示意。臣不知道程昉进行这项工程，究竟有什么利益？有人说，是想排泄邢州、大名等地积聚的水；如今如果让这些水依程昉的意图向北流通，由于下游狭窄、无处容纳，势必泛滥，这就是把祸水从此处移到彼处，换个地方造成灾患。如今朝廷既然下令暂时停止此事，利害姑且放置不论。又听说程昉因现今停止工程而愤怒怠慢，请求休退，朝廷又命他总领淤田司事务。臣谨按，程昉、李宜之奉命兴办此事，起初并不把工程是否可行如实报告朝廷，实因贪图功劳、侥幸进用而扰民害物；前后奏报的事情全都欺骗蒙蔽。程昉又敢迎合君意而肆意傲慢，按典章法律，应当诛杀而不得赦免。如果还让程昉以都水丞身份主管河工，臣恐怕他会不断制造事端、兴起祸患，永无止境。恳请陛下明白公布他的罪状，重重贬谪流放，以慰藉一方残破困敝的百姓，使天下都知道这项工程的祸害并非朝廷本意，同时用来警戒那些侥幸求赏、欺骗皇上、残害百姓的人。谨具弹劾上奏。弹劾河北漕臣，论述他们在河道事务上的反复 臣私下认为，天下极其广大，不是朝廷的视听所能全部达到的，所以分别设置监司来寄托耳目。一个地区的一切利害、忧乐，只听监司的报告。假如监司都忠诚谨慎而不欺骗，那么他们的话就可以相信；一旦有荒诞欺骗、轻率邀功、徇私的言论，朝廷就会受到他们的蒙蔽，而下面也会有人遭受其祸。臣恭敬地看到，河北转运司先前妄自提出河道方案，想实施迎阳故道工程，以夺取大吴新河的水势，请求允许他们全面筹划；并说这样一来，新河下游数十州县都可以免除水患，叙述果断，言辞动听。等到听说朝廷派使者考察，他们的说法立即改变，又改为孙村方案，想便于施工，说今春就可以完工。后来使者到达转运司，事情真相和道理都显现出来，于是李南公、范子奇又突然把先前所议全部说成错误。其大意是：旧河道的堤岸已经全被拆去，灵平的坍塌堤岸深深占据河身，上下束 constrict 必然造成大患；又说迎阳地势俯瞰京师，孙村水势不顺，两处回河的事情确实不便。臣查考李南公等正月十八日的奏状，称：“如今亲自到现场查看，才知道此前多次上奏请求时，根本没有亲自到河上，却突然把非常重大的利害、不可估量的劳费上报朝廷，想侥幸求得成功。” 假如朝廷万一把监司的话当成可信，错误地听从他们的谋划，难道不会误了大事吗？做臣子的本分，是提出防备、进献意见；如果志在陈述便利，即使后来证明对错，也本来不值得深加责怪。然而李南公等身负监司职任，他们的话为朝廷所信，如今河道事务又在其辖区，距离如此之近，本应查考清楚事情底细后再进言，却习惯于欺骗蒙蔽，妄图求功谋利。等见朝廷选派近臣，知道使者必将追究事实，便认为先前的意见草率，恐怕获罪，所以不等使者同行查看完毕，本司便自行上奏，公然反复，轻侮君父，把重大议案的是非翻转如掌，视一方安危如同儿戏。侍奉君上的道理，只有恭敬和诚实；正因为奏书不足相信，所以古人忧虑有人因上书不实而获谴至死，敕律也明确规定要以大罪论处。李南公等前面的言论，是轻率妄作，并不恭谨；后面的奏章，是想用奸计求得免罪，也不忠实。如果不明显贬黜他们，如何申明典章法度，稍微警戒那些欺骗、反复、奸伪的人？伏望陛下下令，正定李南公等的罪状，特赐流放贬谪，或许可以符合群臣的议论。谨具弹劾上奏，恭候敕令。贴黄 近年以来，天下的官吏习惯于作奸欺骗，以图谋功劳和赏赐。像淤田、水利、疏浚河道、回转河流以及边疆事务，都是欺骗皇上、希求进用；即使试行后没有成效，徒然造成劳费、残害百姓和损伤财物，最终却从来没有因此获罪。所以李南公等还沿袭旧日的习气，无所忌惮。他们想在创伤未愈的地区发动不可施行的大工程，又自行反复，侮弄朝廷，不能不正其罪，或许可以有所惩戒。弹劾赵子几 臣恭敬地看到，五月中，开封府东明县的百姓到宰相私宅，有的跟随马匹递交诉状，申诉新法不便；又有人把户等升起，前往御史台陈诉。臣随后曾写状并上殿递札，奏陈其中利害。陛下命府界提举司查验升降等第的情况。臣因而私下看到，赵子几另行举发知县贾蕃在任时借官钱给手力，以及同天节沽卖乡村酒、创置部夫席屋等事情。朝廷因此准备交给本司审问，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朝廷变更役法，是想使百姓平均负担；百姓如果认为其中有利有害，怎么可以禁止他们说出想说的话？况且畿内百姓有幸居住在靠近京城的地方，所以可以自行陈诉；由近处推及远处，由一个人推知万人，那么天下的民情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四方百姓身处遥远地方，即使上面有州县，哪里敢说出意见？又有监司、提举司层层隔绝，他们想前往申诉，形势本来就困难。如今又因为畿内百姓有所申诉，凶悍刻薄的人反而恼怒县官，认为县官不能禁止阻拦，便搜集其他事情，企图把他依法治罪。想不到朝廷不加辨别，反而交付施行，臣恐怕四方民情必然怀疑朝廷，认为朝廷想钳制天下人的言论；而那些职在养育百姓的官吏，也必然都把贾蕃当作警戒，争相务求拘束百姓、禁止他们说话。

译这样一来，天下的安危忧乐，陛下就再也没有时候能够知道了。臣恭敬地看到，编敕的条文规定，按察机构所属官员有罪，不得等到该官员离任以后才行发摘；即使事实确实如此，也不再受理。但如果犯有贪赃私罪，即使离任后有人检举，或因事情暴露，也可以依法施行。赵子几在东明县查验此事时，贾蕃已经确实得到替代而离任。赵子几起初向贾蕃的同僚探求此事，又诱导、钩取吏史的供说；即使假定贾蕃有贪赃私罪，也不能说这是有人检举或因事情暴露。法律本来不应受理，赵子几却任意放纵心志，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用谄媚虚伪来依恃宠幸，专心强行推行司农新政，不再顾及陛下的法律和百姓，只驱使他们服从命令，希望借此为自己收取功劳；又恐怕因百姓不服而妨碍此事，所以作威作福来警戒众人，违法来按治官吏，想使畿内其他县邑以及天下官吏畏惧获罪、躲避祸患，闭塞阻止百姓，使他们不能发言上达朝廷。至于贾蕃按照司农榜文规定的人户数额，强迫百姓出助钱，于是把县籍中下等户依次升起的共有一千户，用来凑足榜文规定的数额；这件事的罪本来就不可赦免，所以此前圣旨才命令查验此事。臣希望陛下治贾蕃的罪。只治贾蕃的罪罢了；至于其他在他离任以后所按察的事情，请依照条文不再追问。这是借处理贾蕃的事情来解除四方百姓的疑惑，使他们知道陛下并不禁止百姓进言的意思。臣之所以小心陈说这些，并不是为贾蕃打算，而是希望稍微补益治国的体制。赵子几担任按察职务已经很久，平日从未听说他举发贾蕃的事情，如今却让他挟带私情、违背法令，突破敕令中关于离任后不得追究的禁令而加以考察，由此可见其险恶浅薄。伏请交付有关官吏施行。弹劾范峋推免奉应山陵事务 臣近来承准尚书省札子条文，得知户部奏称，府界提举司应当供应山陵所需用度；该司官员范峋前后奏报互相不同，奉圣旨命御史考察其中曲直。随后据所取会的文案详加审查，都是提举司虚妄、理屈，臣已经具状奏闻。臣恭敬地认为，营造山陵是朝廷的大事，中外臣民无不愿意竭尽心力来效劳万一。何况如今灵驾经过七次停顿，都是范峋所管辖的事务，正是他的职责；而本司供应慈圣光献皇后山陵的旧例还不久远，范峋竟敢推辞免除，妄自引用治平年间从三司领取赋额的事情作为借口。省司多次移文询问、索取旧例，他却隐瞒不说，用巧饰的文辞掩盖事实，完全是欺骗诬妄。等到事情败露、理屈词穷，才说自己只是畿内备员，不避狂妄僭越，请求办理认领，意思是想说这不是自己的事务，只是替朝廷暂时承当空缺罢了。他傲慢放纵，反复无常，忘记先帝破格提拔任用的恩德，这是不义；轻慢陛下尊崇奉行大事的命令，这是不忠。作为臣子，范峋竟敢这样做。伏望陛下详细斟酌，依法予以罢黜责罚，以严厉警戒在职官员。弹劾蔡确不入宿 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六日，神宗皇帝的灵驾出发；依照敕令，前一天五使、三省执政官都应在两省或幕次住宿。臣私下听说，宰臣蔡确唯独没有入宿，中外无不疑惑惊骇。山陵是国家的大事，迁座、发引是安葬的大节。所以前一夜群臣在宫内住宿，是因为陛下当夜亲自举行祭奠之礼；臣子的心情与攀慕父母相同，不能安睡在自己的私室。下至那些执事奔走的人员，谁敢不奉行期限、共同办理此事？蔡确位列百官之首，又充任山陵使，正应主管这一行的职务，却在当夜独自不来住宿，怠慢废弃典礼，显有不恭敬之心。谨具弹劾上奏，伏望圣裁，特赐详细斟酌施行。贴黄 即使蔡确曾经到了宫禁门前，遇到宫门已经锁闭，也应立即把原因具奏入内，另行请示处分，不应公然把没有入宿说成是正确的。臣近来已经具状请求罢免宰臣蔡确，至今还没有看到施行。臣充任御史，职责是触犯邪恶、指斥奸佞；如今宰臣蔡确奸险，触犯公议，臣如果失职，谁还敢说话？臣看到，祖宗以来任用宰相，都是审慎选择，必定选取天下有德有声望的人。因此内则宗庙社稷安定，外则夷夏畏服，下面则众庶归服。他们的功名事业昭著天下，至今仍被称道；从未有像蔡确这样，既是法狱之吏、聚敛之臣、诡谲之才、阴险狠毒之人，为天下所憎恶，却还处在宰相之位。臣所以不避再三，冒犯天听。蔡确应当罢免，他的罪过不止一项：公然违背陛下敕令，不参加神宗皇帝发引，在宫中住宿的大礼上表现出极大的不恭敬，这是应罢免的第一条；山陵使返回后，明明有历代和本朝的旧例，他却完全不引用，废弃礼仪而贪恋官位，这是第二条；皇帝陛下登极，是上天和人心共同辅助的结果，也是太皇太后的德行所致，蔡确却擅自称说是自己定策的功劳，贪窃上天和太皇太后的功劳，这是第三条；他在中书省任职两年，不把官员差除之事同三省联合奏报；等自己转任门下省后，又暗中让言官出面申请，招揽权力、营求私利，这是第四条。其弟犯法，蹇周辅两次承办审问，都草率地把事情平息过去；如今周辅父子获罪，言路屡次弹劾，蔡确却竭力为他们主持，不罢免他们的职任，屈曲公法来报答私恩，这是第五条；执政臣僚已经因覃恩升迁，却无故又提升一级，妄自引用嘉祐、治平年间不能适用的旧例，欺骗蒙蔽圣听，不顾廉耻，这是第六条；他与章惇结为死党，一人柔、一人刚，一时联合、一时分离，想借此消磨同列、牵制善政，中外都知道他们的伎俩，这是第七条；从去年十月到现在，一直没有雨雪，烈日肆虐，天下大旱，百姓人心惶惶，实在是蔡确奸邪所招致；况且他位居上相，正应承担责任，这是第八条。蔡确在熙宁、元丰年间，制造冤狱，排斥驱逐善良，荐举奸伪，变更祖宗政令，以苛求搜刮百姓财物。蔡确在言官、司农和执政任上，自始至终亲自参与这些事情；看到法令有不便之处，何曾听说他进言陈列、加以补救？只是阿谀奉承、维护旧事，以谋求进用。到了今天，他自己已经看出那些事情不对，才稍稍对人说：“在当时哪里敢说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蔡确这样说，是想在今天保住自己的名位，所以反而把过错归到先帝身上，这可以说是极大的不忠。朝廷用高爵厚禄尊贵供养辅政大臣，究竟是要用来做什么？难道有可以说的话却不说吗？假如说了而皇帝不听，也应当以死继续进谏；假如因为畏惧而不敢说，就应当辞去职事离开，这是臣子的常分。当时诡随迎合，到了今天又借事变动来推卸，这只是保全自己的计策；把过错出卖、归咎先帝，这可以说是极大的不忠。对先帝尚且不忠，怎么肯对陛下竭尽忠心呢？这是他的罪恶中尤其严重的一条，是应当罢免的第九条。近来他奉使从山陵回来，随行属官按照旧例本来都应受到推恩，但蔡确却特意荐举高遵惠、张璡、韩宗文，请求给予优厚恩典；对上是想取悦圣意，对旁是想诱使同列。幸赖陛下至圣至公，看透他的奸计，议案终于没有施行。中外听说后，无不欣喜。这件事足以使陛下看出他的用心，蔡确是邪是正也不难知道。这件事尤其轰动舆论，罪过也特别重大，是应当罢免的第十条。蔡确罪恶如此，群臣议论沸腾。臣愚昧而微小的意见，大略已经说尽；但陛下圣度宽容一切，不把这些放在心上。陛下慈爱，不失去对蔡确的恩典，这还可以；但朝廷的轻重、天下的安危、百姓的祸福、人心的离合，都取决于蔡确是否罢免，这关系难道还不重大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译如今忠臣义士正逢政治清明之时，人人都愿意自行效力；但蔡确仍在位，谁还敢放开眼界、大胆尽心于朝廷？正直之人不能立于朝廷，陛下的善政就不能施行，天下的弊法就不能改革。如今大旱持续数月，干燥的风和惨烈的太阳，从冬天进入春天，越冬麦已经枯槁，疫病将要发生，内外人心惊惶不安，都是因为大奸臣在朝廷之中，是上天显示谴责警告。伏望圣慈深察时势，以天下为念，早早作出圣断，罢免蔡确的职任，使他出任外官，以回应天变，招来和气，安慰公议，更新改元后的政事，天下幸甚。再一次弹劾蔡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臣听说《周书·君陈》说：“你有好的谋略、好的主张，就入朝在内廷告诉你的君主；你于是把它归功于外，说：‘这个谋略、这个主张，都是我君主的德行。’”这说的是臣子的道义：有好的事情就称颂君主；即使谋略出自自己，也一定说是“我君主的德行”，这是上下相互成就，是忠厚到了极点。臣看到，宰臣蔡确辞去相位请求退职，他所上的表章没有引咎自责的意思，却有论述功劳的话。自陛下即位以来，凡是美善的政事和盛大的事情、百姓所歌颂的事情，蔡确全都铺陈列举，条分缕析地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中外传闻，无不感到奇怪可笑。选拔任用年高有德的旧臣，安置在陛下左右，是陛下极其明智而独到的见识，是根据天下人的公望来任用他们；蔡确却说成是自己荐举的。罢除有关机构从中渔利、剥削下民的苛细法令，贬逐污吏，是陛下仁慈的心意和恩惠的德政，用来使困疲的百姓得到苏息；蔡确又说成是自己所请求的。至于申明告诫边境，不让它制造事端；分别派遣使者，访求百姓疾苦；修订法令，完成先朝政事；包容不同意见，实行大公之道，这些中外都知道出于陛下圣明的谋略和睿智的思虑，实在是新政中最好的事情，而蔡确却把这一切都归给自己，掠取为己功，贪窃上天的功劳，欺骗天下。他的意思是说，这几件事陛下本来不能知道，是因自己请求才知道；陛下本来不能实行，是因自己请求才实行。他轻慢君父、欺骗臣民、违背正道以求取声誉，竟到了这种地步。凡是蔡确列举的这些事情，蔡确果真曾经有所建议请求吗？大概无法知道。蔡确在言路和执政任上已经很久，为什么不在先朝说，而要在今天说？如果果真有所建议，本来就是大臣的职责，像君陈那样把美德归于君上，当然可以；但把这些写在请求退职的表章中，又是什么意思呢？不在先帝面前说，这是不忠之罪；在今天才说，这是取悦求容的计策；把它写在表章中，说“我有功劳”，这就是表面上请求离去，实际上想让陛下疑心他有功而把他留下，借此求得免于公议，是上欺君、下蒙人的阴谋。古人向君上进言，退朝后就削去稿本，不愿让别人知道善政出于自己，是为了推远权势的炽盛，避免掠美争名的议论；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足以做大臣呢？蔡确不守礼法，不能自制，结交奸邪而心怀二意，没有廉耻的节操，不明白进退的道义；又从去年冬天大旱直到现在，蔡确身为上相，亲自承担责任，罪恶显著，对朝廷却没有补益。如今既然被公议逼迫，不得已请求离去，正应当痛切地自我责备，恭敬不安、卑躬屈身，写出恳切而坚决请求退职的话，这才是大臣进退应有的体统。如今蔡确却夸耀功劳、张扬自己，显露出愤愤不平的情绪；作为臣子这样做，如果还不能说是大奸大邪，那还可以说什么呢？伏望把蔡确的表章和臣的这篇奏章交给三省，议论蔡确的罪恶，加重流放贬逐，以端正典章法度，使天下做臣子的都知道侍奉君上的道理。弹劾章惇 臣私下认为，古书说：“有德之人得到升进，朝廷就尊贵。”又说：“仁者应当处在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就是把他的恶传播给众人。”臣看到知枢密院事章惇，资质性情轻佻浅薄，平素没有操守；在朝廷议政，没有大臣的体统，专门以骄横强悍、轻率放肆为事，说作谐谑的言语来凌辱同列，向左右夸耀。这些话传播到都城，又散播到四方，传为笑谈。近来圣旨增加捐除未完善的政令，章惇就一定提出不同意见，阻挠维持这件事。当宋用臣骄横违法时，章惇在政府任职，与他交情深厚，还接受他赠送的酒醪。即使后来已经更改恩宥，臣仍认为大臣不廉，犯了大义上的罪责，不应像小臣一样只按赦令前后的情况论处。臣谨按，章惇因机缘受到宠遇，幸而得以充任近辅，却不深思朝廷给他的高爵厚禄，稍稍自我矜持尊重，以忠义图报，反而凌辱他人、谐谑取笑，不能说有德；闭塞善言、妨害政事，不能说仁；又结交不该结交的人，并且接受他们的财物，可以说没有廉正的操守；可以说把自己的恶传播给了众人。如今还洋洋自得地居于高位，人人都指着他议论，这大概不是尊崇朝廷、勉励群臣之道。伏请圣断，罢免章惇的政事职任，以符合公议。弹劾贾昌衡 臣恭敬地看到，敕令任命两浙转运副使贾昌衡暂代三司户部副使。臣私下认为，先前杭州守臣不公正，相继触犯纲纪和法律；贾昌衡以转运使身份到任，却包庇两个州的恶行，不能加以按察举发，朝廷削去他一级官阶，降为转运副使，以表示惩罚。后来他借发运使推行均输之机，留任至今还不到一年，突然又召来任用，中外都感到疑惑。如果说是因为资历任职，那么他刚被夺官而提升差遣，时间还不长；如果说是因为均输有功，那么先前漕运到京城的物资，如糯米等，至今仍积压，无法出售流通。如果说选拔人才不必按次序，那么奉使时荒废职务、治理财物而谋划失误，贾昌衡的才能也就可想而知。现今所下的差遣命令，伏请依照贾昌衡自己的请求，特予停止。

译弹劾沈希颜违法聚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臣恭敬地看到，京西转运副使沈希颜先前在本路妄自兴办工程，违法聚敛财物，已经奉圣旨委派官员查究事实，事情都有证据，却还没有听说施行。臣谨按，沈希颜出身于常调官员，受任为使者；从前因为不奉行君命获罪，被罢废职任不久，先帝记得他的才能而破格提拔，恢复他的职任。他不深思如何以此报答大义，却只想专门靠谋利来治理国家，违法欺骗，琐细苛求，无所不至。他冒昧求取进用，像贪食的老饕一样不知羞耻，辜负任使，理应放逐贬黜，以警戒其他路分。臣私下担心朝廷还要把所查事情交给官吏勘问弹劾，徒然造成烦扰，伏乞立即下令处理。贴黄 沈希颜在本路采用专卖盐的办法，只是徒然改变旧法，而食盐的百姓和商贾都受到他的危害，对公家尤其没有什么利益。至于蔬菜瓜果等日常用品，也一律增加征税，即使屠宰贩卖之类的事情，他都不屑亲自去做；中外对此都知道。伏乞迅速下令施行。弹劾吕惠卿 臣私下认为，国家的祸患没有比发布政令却没有人敢违抗更大的；臣子的罪过没有比邀功欺骗君上、为国家制造事端更大的。《礼记》说：“不服从命令的人依法处死，擅自发动千人的人诛杀。”大概自古以来失去驾驭臣下的方法，使臣下凌驾君上、招致祸乱，后患就有说不尽的，多半都由此而来。因此法令不可不严，君主也不可不察。臣恭敬地看到，去年三月六日陛下即位赦书的条文规定，凡边州郡仰赖长吏、巡检使臣、钤辖、兵士以及边境百姓，都不得侵扰外界；应当安静守卫疆场，不许骚扰。命令下达以后，边境上的战事和骚扰顿时平息，蕃夷之情也感动归服。正在这时，太原府知府吕惠卿却在四月中旬接受赦令以后，连续派遣部将折克行、訾虎，率领数万人进入西界讨伐扫荡；所斩获的首级都是退居浅边的老弱，却虚夸为功，而官军人马死伤很多。不久西夏人前来报仇，在五月侵犯边塞，臣下战死，士卒陷没。臣认为，劳师动众、虚报战功，以至于向西夏招致怨恨，这些还都不足以尽论他的罪；但他公然违背诏敕，擅自出动军队，确实没有做臣子的礼节，所以他的罪不能不治。臣谨按，吕惠卿受到宠遇而突然起用，本来就不是正道；幸而曾经担任执政，却不深思以大义报效国家，反而想制造非同寻常的功劳，以图再次进用。况且边疆本来没有事情，又正逢陛下新即位，心怀哀恤而谨慎开始执政，所以遵循祖宗以来即位的旧例，施恩于边疆，禁止相互侵扰，反复丁宁告诫，正是为了使军民休养，安抚夷夏。诏书号令宣布出去，明白如日月，可以说是极大的恩德，人们谁不欣喜拥戴？而吕惠卿从前担任两府执政，又任帅守之职，本应与国家同忧同乐，顺从圣意来镇守一方，却竟敢抱着贪图功劳、侥幸进用的心思，制造这场祸乱的开端。违背抛弃制诏，损害臣子的道义，这是第一条罪；在陛下居谅阴期间，谋划发动战争，这是第二条罪；接受神宗遗诏还不到一个月，就忘记哀痛忧伤之情，侥幸求取功赏，这是极大的不忠，为第三条罪；使新天子的命令在四方夷狄面前失去信用，这是第四条罪；打开外域的嫌隙，以至于直到如今边防仍不能安定，这是第五条罪。吕惠卿是天下都知道的奸人，违抗命令、擅自用兵，是天下的大恶。臣恐怕防微杜渐，朝廷不应包容养息而不加忧虑。从前汉朝的王恢想在匈奴那里侥幸求得一时功名，所以提出马邑之役，孝武帝答应了他；这是王恢奉诏行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三月、六日、四月、万人、五月〕 事情虽然如此，但最终因为谋划出自王恢，仍把王恢交给司法官吏审治而不赦免，使他自杀。冯奉世出使外域时，因形势便利拘捕莎车，在万里之外立下功劳，最终也因为擅自发号施令而没有封侯。可见古人驾驭臣下，对于用兵和义理慎重到了这种程度。至于吕惠卿，既不像王恢那样请示命令，也不像冯奉世那样只是擅自发令；他在接受新诏以后，诏令禁约已经非常明确，他却废弃阻格而不顾，这是叛逆命令的人。正当陛下继承政权的开始，要用威福恩义安抚天下之时，第一道命令就被强悍的臣子叛逆违背而不服从；如果朝廷没有任何诛责，上下就都不敢过问。臣知道，陛下日后有重大政令号令，将不足以命令天下、取信四夷；奸臣违抗命令的心思、轻视国家法令的人，将接连而起。臣位居中执法，职责在于纠正惩治奸邪，伏请把臣的奏章交付外廷议论，正定吕惠卿的罪状，考察古代的义理，依照法律处分，以申明大公之法，作为奸臣违命的警戒。谨具弹劾上奏，恭候敕令。弹劾韩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弹劾韩缜 我私下认为，圣人治理天下，只要有一件事不能安处于其本性和命分，就会忧伤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一件事失去适宜的位置，尚且引为自己的责任，何况民命这样重大呢？所以治理百姓，先以仁爱为本，后以政令治理。即使有人犯罪而触犯我们的法律，也还要哀怜悲悯，不得已才施刑。以人君的权势，珍爱天下尚且如此，何况臣子分担忧劳、共同治理，怎敢擅自杀人呢？祖宗仁爱天下，官吏把人定为罪犯，如果是依法办罪还好；若是故意加罪，处罚尤其严厉。即使主观上确有缘故，也还要借助法律条文来造成罪名。自己尚且为祖宗所不容，更何况擅杀无辜的人呢？臣谨按：前任知秦州韩缜，因饮宴到半夜才结束，指挥使傅勍拿着蜡烛侍奉韩缜入门，韩缜见到他后发怒，第二天杖打傅勍脊背一百下，三天后傅勍死亡。傅勍家属拿着血衣到朝廷申诉。起初朝廷下令本路审查弹劾，韩缜便自行上奏辩解；但他的主要说法虽然极力巧饰，也不能掩盖杀人之罪。后来只听说朝廷屡次下令从宽体察，至今已经数月了。臣私下认为，韩缜与傅勍之间，虽有贵贱之别，但说到底同属分掌职务、共同办事，都是陛下的臣子。

译傅勍有罪吗？那么陛下自有法律，应当交给主管官署查验事实后依法处死。如今韩缜竟放纵一时的愤怒，揪住头发、鞭打脊背，违背情理、逾越法令，杖打到一百下而将他打死。正值太平之世，内外官民没有不畏惧法律的；命令一旦越过规矩，韩缜却凭借边帅和郡守的权势满足私愤，趁着恼怒蔑视典章法令，暴杀官吏，心里轻视朝廷。既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还有什么可疑虑的，为什么体察审议却这样迟缓曲折呢？议论此事的人认为，韩缜出身世家，亲戚交游多在权势显贵之中，内外关系盘根错节，谁不替他出力？假如是孤儿寡妇、毫无援助的人，敢于杀死一个无罪之人吗？一定不会从容拖延这么久，以至于事情延宕到明堂大赦也牵涉进去。臣又听说王韶到来后，很是宣扬韩缜受冤；王韶先前因在边地欺骗朝廷获罪，被降一官，而韩缜却包庇掩饰以使他的事情坐实，所以王韶竭力游说来迷惑朝廷，二人以奸利相互交易，意在报答韩缜。倘若朝廷万一听信他的话，恐怕傅勍的冤屈至死也不能伸张，国家法度不能端正，这不是陛下作为百姓父母的本意。况且韩缜所到之处暴虐横行，肆意违法，残害人命、损伤事物，前后不止一次。如今边境尚未安定，如果不重重追究韩缜的责任，不为傅勍伸冤，恐怕无法感动将士之心而取得他们拼死效力。伏望迅速下令施行。弹劾黄隐 臣恭敬地认为，国家的教化出自学校，学校的兴废大概取决于师长。因此圣人既然建立学校，就一定设置主管官员。如果不是广博通晓经术而且有德行的人，就不能使求学之士真心服从并感到喜悦。自祖宗以来，无不慎重选择任用。仁宗庆历年间尤其可以说选得人才，如胡瑗、孙复、石介，实在是其中的佼佼者，培育人才的成效，后世还有考证。神宗崇尚儒学、重视道统，大规模建立学校制度，训释阐发经典，以教导众多士人，恩德施予十分优厚。如今在学校求学的人很多，盛况可以同古代争胜，师儒的职位，难道可以任用不合适的人吗？臣看到国子司业黄隐，学问不足以教人，品行不足以服众；对于学校的政令，只有考校课试、迁补职掌最为关系到劝勉奖赏的事项，不能不公正。然而黄隐违法徇私，事情都有证据，以致舆论大为喧腾。他多次在生员试卷末尾，另立词说榜张示众人，改变并抛弃义理，使学者疑惑；暗中依附权贵，奖进浮薄之人，因而使学生们不服，怨恨猜疑纷纷，甚至传播出嘲笑诽谤的话来。又有议论说，近来学官肆意营私枉法，没有谁比黄隐更严重的。考察黄隐本来就没有学术才能，让他担任这个官职，并非他的长处，恐怕不足以作为士人的表率、奉行宣扬教化的法令，也无法符合陛下把学校作为首善之地、造就人才的本意。伏请罢免黄隐现任职务，授予他一个外任官职，以安定学者之心，请陛下裁决。贴黄 已故宰相王安石所作经训、经义，比较各家议论，也多能得到先儒的本意。因此先帝把他的书立于学校，用来启发教导众多士人。只是王安石晚年沉溺于字说、说典，所以近来的制度禁止学生学习这两类东西；至于朝廷颁行的经义，大概同先儒的学说并行而兼存，从未禁止。黄隐鄙陋地看到王安石的政事乖谬、受到众人诋毁斥责，便匆忙迎合附和，想要彻底废除王安石之学。每当看见生员试卷引用王安石的说法，他就排斥那些观点。这就是学者疑惑而深深怨恨他的原因。王安石的宰相事业虽然有不足之处，但至于经术和学问，自有天下公论，哪里是黄隐所能知晓的？朝廷既然立他的书，又禁止学生学习，这是什么道理？伏望迅速罢免黄隐，以符合清正的舆论，统一风俗。请求不要等结案便处置吴居厚 臣恭敬地看到，前京东转运使吴居厚、吕孝廉，先前在本路横征暴敛、刻薄搜刮，违法害民，朝廷已经罢免驱逐他们的职任，审查并纠正他们的罪行。到现在半年了，事情还没有结案。听说勘查机构正在本路州县到处索取文书，把吴居厚等到任以来逐件所涉及的事情，从多年案牍和各种不同的事由中一一查检，送来之后又重新查办，造成了更多烦扰。谨按吴居厚、吕孝廉奉命出使时没有政绩，不替陛下爱惜百姓，专门以搜刮削夺为事，剥削下民、欺骗皇上，意在侥幸求进、买取升迁。百姓不堪其苦，愁怨之情到处可见。自从圣明洞察此事，二人离任一方，百姓才开始有了重新活下去的希望。他们的罪恶也已经明显暴露，四方没有不知道其罪过的。如今反复审理却一再拖延，使外界产生疑惑，实在恐怕主管官司有所顾忌观望，想请求迅速下令，不必再等全部结案，徒然继续追查扰民。应当已经体察查明的罪状，重重施行流放贬黜，以彰明法典，向疲惫的百姓谢罪，并警戒晓谕各路，使人知道二人违法聚敛并非朝廷本意。请求罢免蹇周辅及其子序辰 臣恭敬地看到，刑部侍郎蹇周辅及其子员外郎序辰，昨日因盐务奉命出使江西、湖南，却相继擅自创增销售额。州县畏惧他们而迎合奉承，都强行摊派，使百姓担罪破产，数路百姓愁苦怨恨。朝廷已经派使者查究纠正此事，如今听说蹇周辅毫无忌惮，反而自行上奏辩解，以掩饰错误、文饰过失，而父子二人正从容担任侍从，出入朝廷，这难道是待罪之人所应有的状态吗？众人无不指责议论。臣实在担心蹇周辅等怀有患得患失之心，或许另行经营谋划，以求侥幸免罪，有损公议。伏请罢免蹇周辅、序辰现任的职事，各自补任外官；详细审察已经查办的事情，另行听取处置意见。殿前副都指挥使、建武军节度使贾逵，谥号武恪。谥议：贾逵年轻时就以气概谋略、雄健刚毅著称。等到任职边境，在军队中周旋，料敌制胜，常常身先士卒，所以所到之处屡有功劳。皇祐年间，智高侵扰南部边境，狄青上表请求让贾逵随军出征。归仁之战，狄青在军中下令说：“有擅自行动的人斩首。”等到前军将领孙节被敌军击败，贾逵估计敌军一定会乘胜逼近我军，又看见地形有便利之处可以据守，便不等命令，率领部下迅速赶去。刚刚列成阵势，敌军果然到来，于是凭借高地擂鼓呐喊，大声呼喊着驱马攻击，追击之下终于击溃敌军，夷人逃散。当时如果不是贾逵能够随机应变，不把保全自身、顾惜私利作为打算，胜负几乎还无法判定。至于在河外修筑堡垒，让蕃户居住，使他们免受西方敌人的驱掠；又在鄜延设置军营，遮蔽两座城池，杜绝敌兵临近窥伺的祸患。在秦州以及并代，他多次率领轻装部队巡游侦察边境，即使道路险绝，只要有人到达，也一定深入敌境。有时召集羌族人与之比试射箭，擒获他们的酋长，让他们归还所掠夺的数千名边民，然后释放羌人归去，因此戎人震服，边境得以安宁。总之，他所施行的事情，都出于忠义、果敢、奋发决断；即使有浮言流议，也一点不因此忧虑自己。

译他护卫王室、掌管禁军，严明却不苛刻，宽厚却不松弛，使军士感念君上，而自己长期坚持法令，出入禁军二十年没有丝毫过失。受到宠信并被倚重任用，能够始终如一。谥号，是用来公正评定一个人善恶实际的。考察贾逵在边境任职时，遇到事情总是奋勇而出，果断有所作为，有时甚至摆脱拘束和限制，致力于建立功业；至于在近卫任职，则恭敬谨慎、周密小心，举止都合乎规矩，内外表现不同，仿佛不是同一个人所为，这也可以说是很能胜任职务了。谥法中，奋发威武勇猛叫作“武”，谨慎任职守官叫作“恪”。综合他的节操、恩惠和行为，伏请谥号为“武恪”。张康节谥议 公德行厚重而施政简易，事业隆盛而内心谨慎，对下不吝施惠，身居高位也不自负。正因为简易，所以能够长久不匮乏；正因为谨慎，所以能够身居高位而不自负。公治理郡县，总共有十一个，宽厚而守信，敏捷而安静，满足百姓共同的愿望，除去百姓共同的祸害。所到之处都有政绩，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任宻州时功绩尤其显著，恰逢灾年饥荒，救活流离饥饿的百姓二十多万人。在朝廷上正直敢言、神色严肃，他所提出的意见多是国家大事，如告诫宠幸之臣、弹劾奸邪权贵、申明被诬陷之人的冤屈，这些危险而正直的言论如今仍一一留存。仁宗尚未确定继承人时，公极力启奏，亲自担任御史丞，并参与拥立大位之事，大概上奏了三次，最终使天子醒悟，决定接受遗诏，于是参与并建立了功劳。凡是事情，他总是先立定志向再发言，先考虑周详再行动，以忠诚报国作为操守，不顾自身利害，所以大多能够实现自己的主张。至于周旋于二府之间，不受权势气焰影响，门中没有苞苴贿赂，宾客没有私下请托，不因富贵而改变原有的清廉俭朴，也不因宠幸利益而损害清正方直的操守。即使脱离荣名而享有长寿，他成就事物、立身处世，在始终和出处上，都可以说无愧于心。谥法中，安乐抚民叫作“康”，能够坚定保持操守叫作“节”。把公的行为同谥法相合，并参考公议，于是认为这个谥号相称。请谥为“康节”。忠肃集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