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肃集卷四

译论政事拖延滞积的奏疏。我听说《传》说：“朝廷端正，百姓就得到治理。”又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睦相处，万物就会在田野间和谐。”如今上面的人如果确实同德一心，完全出于公心忧虑国家，就一定会有和善的政事，下面也不会有结党营私的人。如果人人心怀异意，互相非难猜疑，就一定会有偏邪违背正道的政事，下面也会形成亲附或背离的风气。这样一来，百姓就会受到它的祸害。臣恭敬地看到，前些时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开始听政时，施恩安抚天下，去除百姓共同忧患的事情，改变法令中不安妥的地方；至于振兴被耽搁的政事、贬斥贪婪苛刻的官吏、发布政令，从没有一天停止。因此近自京畿，远至海边，没有不受到感召而欢欣鼓舞、侧耳等待太平的。可是近来一两个月以来，政事号令实际施行的，空疏而稀少，朝廷内外仰头等待，却没有听到、看到什么。深入追究原因，大家都认为是执政大臣情志不同、议论不一致造成的。有的人暗中拱手坐观，有的人表面附和而内心离异，有的人强横专断、肆意控制，有的人忍辱含垢而心怀怨恨。滞积的事务堆在面前，彼此顾望而不肯启动，所以仁德恩泽滞留在上面不能下达，众多事务壅塞在朝廷而不能施行，以至文书滞留，人情隔绝。圣人的教化，虽然说要长久坚持自己的道才能成功，但本来就有事情缓急的不同。如今事情即使极为轻小，明明有先例可比，有时甚至只涉及增减一条法令、废置一名官吏，他们尚且不肯首先提出、主持议论；那么如今边境的大利害、赋役的大是非，以及天下百姓正在倒悬、盼望解救的困苦，究竟由谁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才来议论？幸而遇到圣明的君主，哀怜百姓，为朝廷谋划大计；可是谋国的人正只顾自身，正只图私利，坐看岁月流逝，也可以说是不仁了。何况如今皇帝陛下正值盛年而处于守丧沉默之中，太皇太后陛下垂帘听政。正在这个时候，辅弼大臣却不能同心，彼此专擅、互相激怒，这不只是政事壅塞堆积而已，实在恐怕疑忌越来越深，各自分立、结党固守，使倾险之人在其中煽动，上下乖戾，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这又是臣深深忧虑的地方。伏望圣慈深察事态变化，防微杜渐，特地下诏命令辅臣务必同心协力、互相信任，除去二心，以成就国家大事。如今政事中拖延滞积、尚未决断的，赶快令他们逐条上报取旨；那么就希望圣明出自睿断，分别清楚后施行，以使天下获得福祉。论景灵宫帝后同殿并请求交付近臣议论的奏疏。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的神主既已升祔太庙，私下估计在景灵宫中，应当按照祖宗神御的旧例另建朝殿。只是因为宫中的地面如今已经狭窄逼仄，如果扩展民居区域，又在道理上不妥。臣认为，原庙之说最初见于西汉，而它的制度大概没有流传下来，已经无从查考。如今景灵宫聚集供奉神御，固然有取法原庙的意思；然而帝、后各自建殿，大概是因为旧来神御分别供在各寺，所以也各建殿室，这只是出于一时的规划，并没有另外的义理依据。臣愚昧地认为，既然尊称为庙，就应当仿照宗庙的制度，帝、后应共同供奉于一殿。这样一来，今日神宗所供奉的殿宇就可以不必兴建了。将昭宪皇后迁到宣祖殿合祀配享，再把太始殿改名为神宗之殿，不仅可以节省劳费，也便利于当前；考察礼典并不违背，询问人情也顺当。这是大事，伏望圣慈诏令三省、两制、礼官共同议论，处置得当，听凭陛下圣明裁断。臣浅陋妄自议论，按理应当获罪诛戮；但私下认为这样做自然与宗庙制度相合，按时酌献、行香，也没有妨碍。请陛下裁决。

译论请求降诏的奏疏。臣听说朝廷商议想要向内外降诏来安慰人心，这些只是传闻，反复不一，臣不敢相信。假如果真如此，臣实在不能理解。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修明先朝政事，增损法令，进退臣僚，大体都是专门为了安定百姓。四方已经明白知道陛下的旨意，坦荡清楚了。至于怀有私心、背负罪衅的人，即使是贵近之臣也不赦免；而忠信的言论，即使微小也一定记录下来，这又是人人都能说出的事实。臣只是不能明白，国家还有什么可疑虑的，为什么还想逐家逐户地说明呢？如果说近来罢黜责罚一两个臣僚，恐怕他们依附党与、心怀不安，所以想用诏书安抚他们，臣认为人情并没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一定服从上面的命令，却会顺从自己的心意；用言语鼓动百姓，不如把实际行动给他们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朝廷如果真的要吹毛求疵、洗刷污垢，搜寻追究旧日过错，那么诏令即使发布，人们也不会相信。只要朝廷惩罚罪人的意图出于公议，只追究大体，不问其他，那么即使不特别发布言辞，又何必担心人们不知道？近来朝廷的法令已经完备，功过罪责十分明白，官吏百姓都安居如常，正应该镇静无事，为什么反而自己制造疑忌，琐细地想用言语反复分辩，过分争取士大夫的心？臣恐怕内外之人会因此窥探陛下的意图。前代自汉、唐以来，因为诛除叛逆，或者攻克收复僭伪政权，在危疑初起之时，担心局势动摇，所以赶快下诏安抚尚未发生的事变。如今升降官吏，什么时候没有过？何至于如此张皇，自己制造不安的意思？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臣又听说，人才实在难得；如果不是大奸大猾、怀抱邪心而执意不改的人，除此之外，哪里有终身弃置不用的道理？古人可以用功劳抵赎过错，所谓“任用有功不如任用有过”的道理，正是因为这个。前面因罪退处，后来又因功进用，这正是国家把天下作为公器的表现；只要让内外看到一两件这样的事，他们就会不等诏令说明而相信。臣认为安定那些心怀不安者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何必发布空话呢？伏望陛下明断，停止降诏的议论，免除四方的疑惑，使天下获得安宁。臣不胜恳切，请陛下裁决。再次论请求降诏的奏疏。臣近来听说朝廷商议想要向内外降诏，但只是从传闻中听到，还没有见到事情的始末；不过臣私下认为，朝廷的一举一动不可不慎重。臣昨天已经具状陈论，今天外间的议论纷纷，又与从前不同。大意是说，陛下即位以来增损法令、进退官吏，如今已经改变想法并感到后悔，所以想下诏委婉解释；又说陛下深深厌恶台谏进言，所以想制止、约束众多士人，使他们相互传告。还说从此以后臣僚即使犯罪，也不再忧惧；台谏即使有所听闻见识，也不敢再进言。诏令尚未下达，人们已经开始非议。臣身处言路之职，听到这些情况，不敢不加以论说。臣私下认为，刑罚、奖赏、给予、剥夺，是天下的公器，并不是姑且顺应人情，只应当合乎正确罢了。近来朝廷施恩百姓，选取官吏中蛀蚀国家、残害百姓而尤其无状的，公开罢黜一两个，用来警励其余的人，这实在是极大的恩惠。陛下认为这样做应当吗？不应当吗？如果确实认为应当，这就足够了，何必逐家逐户让人知道，反而自行造成疑忌，使忠义之士失去信心，使奸邪之徒获得幸免？臣实在不能理解。台谏臣僚，难道不都是出身疏远、地位卑贱、家境寒微的人吗？却让他们以讥切君上、弹劾权贵近臣为职责，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已经十分艰难；如果再稍加压制，使他们担心遭到诛杀，那么人人只会顾全私利、求得自身安便，谁肯把一切都说出来呢？况且听取还是不听取，关键在于朝廷的取舍。大致一个人想说十件事，退下来再三思量、回头顾忌，已经删去五六件；即使把剩下的话上奏，又经过裁定选择，那么真正被说出并被听取的，通常不过十件中的一两件。这样看来，朝廷听取言论可以说已经很审慎了；议论即使很多，进言的人有什么罪呢？况且台谏以进言为职责，如果现在明白降下诏令，告诫他们不要进言，那就是给了他们官职却夺走了他们的职责，使他们受到小人的鄙视和轻侮，必然不能自立，只能相继引退。这样一来，言路就会完全堵塞，谁还会把利害得失上报给朝廷呢？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思考此事，连续多日昼夜不安；其中的道理十分容易看清，不知道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个办法？臣愿陛下深入思考臣的言论，不要忽视，迅速赐令停止降诏的议论，以安定士大夫的舆论。如果本来没有这个议论，是臣听错了，臣妄自获罪，死上万次也不足以赎罪。臣不胜恳切，请陛下裁决。第三次论请求降诏的奏疏。臣近来两次具状奏请停止降诏的指示，不知道圣意是否已经准许；朝廷内外的士大夫揣测风向，互相传诵，不能没有非议。臣认为，降诏本来是想安定人心，可是诏令还没有下达，事情已经泄露，反而使人心疑惑，那么利弊本来已经很明显了，这实在不是陛下镇静内外的本意。臣充任言路官员，这种事情如果不论说，臣就有罪；因此不避烦扰，愿意把道理说完。臣谨按，齐桓公和管仲谋划攻打莒国，谋划尚未发动就被国人听闻，国人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猜测。”臣私下对这句话深有体会。所以朝廷中的人不做便罢，假如有所作为，即使是秘密谋划、隐秘计策，人们也会猜测而知道，何况陛下因为修整政事、清理人物，便想宽略细小过失、包容污垢、隐藏瑕疵，向天下显示宽大之恩，这实在是大恩惠。只要这个意图确定下来，又何必担心人们不知道？如果再在一两件事情上付诸行动，那么内外自然都会明白陛下的意思，坦然通达。何必用空话喋喋不休地分辩，急于取得信任，这岂不是反而损害国家的大体吗？诏书的大意不过是说，罪恶之人已经得到惩治，希望其余的人改过自新。恭敬地想到，先皇帝养育、任用人才，使他们遍布内外，其中不能没有邪恶之人；如今已经施行惩罚和劝勉，这正是用来成全先帝志意的办法。如果一定要把这些意思写在诏书中，显示荡涤罪过的恩惠，使他们自行改过，那么就好像是在区别、否定前日的政事，没有什么比这更损害治理之道的了。这样看来，人心安定还是不安定，取决于陛下立定的意旨和实际施政究竟如何，不在于是否降诏；诏书一下，反而会使事情受到阻碍，祸害竟达到这种程度。臣愿陛下深入省察，特意停止降诏，以保全国家的大体。臣不胜恳切，请陛下裁决。

译论韩琦定策功劳的奏疏。臣等于上月二十六日在延和殿奏事，论及韩琦等人定策拥立英祖、建立功勋的事迹显著，近年却被人掩盖、夺去功劳，乞请明辨是非；臣等正害怕自己有僭越冒犯之罪，俯首等待诛罚。承蒙圣慈开纳，宣示事情的始末，不等臣等进言便自行说明，使是非正理昭然可见。臣等退下后感叹不已，因而私下想到：自至和以后，臣子以国本尚未确立为理由进言的人，实在数不胜数。有的泛泛请求早定太子，有的希望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至于请求确立具体是谁，却没有一个人敢提及。到了嘉祐六年，韩琦与欧阳修、司马光一同上疏，天天叩请皇帝开导、引导和辅翼，终于感动天意，大议才有了明确的对象，于是英祖皇子的诏书便下达了。进言的人虽然很多，但真正承担此事的是韩琦；忧虑此事的人虽然众多，但承担责任的也是韩琦。这是四海共同听闻的，也是天地、祖宗明察鉴知的，而如今最清楚了解这一点的，莫过于太皇太后陛下。韩琦等人有安定社稷的功劳，却不能在生死存亡之际保全自己的功名。王同老为了贪取功劳，把自己私室收藏的文章上奏，并引用中书同列私下议论的话，竟说至和年间已经有了定议，神宗认为赏赐如果有疑问就应当从其子弟入手，恩典过厚反而近于僭越；于是给韩琦进官、录用其子，以此褒奖显扬他，声势震动一时，而诏书却直说嘉祐立皇子的诏令，只是宣布至和年间已经确定的命令罢了。唉！像这样的大忠臣、立有大功的人，把本应归于他的功劳转移到别人身上而归于此人，便有所取舍了。这是公议所不能服气的，在是非关头不能不辨明。循着事实考察道理，都有证据可查，我已经列举九件事，详见前一奏疏。同老、乘琦以及同时任执政的大臣都已去世，慈圣光献皇后升遐以后，他们以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便出来为此振作声势，却没有料到太皇太后陛下知道了此事。臣等微薄的请求，并不是替琦、修等人的家族妄求恩泽，也不是想追究更改同老等人的赏典；只是请求降下一道诏书，辨明并确定大功究竟归于何人，将此公布天下，交付实录院，以彰明信实的史书，伸张公正的舆论，安慰士大夫之心，并作为万世劝勉忠义的榜样。伏望早日赐下指示，决定取舍。附呈黄签。前后请求建立嗣君的臣僚虽然很多，但在嘉祐年间尚未确定储位的那一天，琦等人只采用谏官司马光的章疏。琦等人说：“持着他的奏疏在御前恳切请求，我们的功业都是彼此配合才成就的。”伏望在今后所下的诏书中明确分别，加以褒扬显彰，以示天下。这与元丰年间旌表赏赐的事情，自然并不相妨。附上追述吕诲奏疏的文字。臣谨以为，辨明大奸、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防范，是人臣的先见；褒奖已经逝去的忠臣、使潜藏的德行得到彰显，是国家美好的典章。臣曾考察熙宁初年，王安石凭借道义和文学才华起用而辅政，先帝让天下人都听从他，天下士民也无不指望他以求太平，朝廷上下都向着他而没有不同的意见。当时故谏议大夫吕诲任御史中丞，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多次上奏议论，大意说：“安石处在朝廷之中，天下必定没有安定的道理。”又说：“误害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个人。”吕诲因此获罪，被贬出任外官，不久便去世了。后来王安石和他的朋党改变扰乱祖宗的法度，专门以聚敛财利为事，颠倒是非，任免进退失当，废除百姓共同希望的事情，兴办百姓共同憎恶的事情，欺骗蒙蔽朝廷，天下受到他们祸害达十七八年。其间虽然有承接其事而加重暴虐的人，但追根究底，创始发端实在是从安石开始的。四海困苦扰乱，全都如吕诲所说。吕诲可以说有预见未来的明察。他是名臣之后，为人忠诚守信、刚正不阿，立于朝廷、修身行事都有古人的节操，具有大臣的气度。他在言官之路上前后总共三次被贬黜，都是因为抨击奸邪而触犯权势；最后尤其因坚持正直之道和大义而受到公论推崇。吕诲死于贬所，在熙宁四年，官位做到侍从，但朝廷从未对他有所赠典。吕诲的妻子如今还在，生活资财微薄；他的儿子都只是庸碌的小官。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惠爱安抚百姓，修治完备各种政务，以实现先帝求治的根本意旨，使之显明于世；又鼓励并开导进言者，勤勤恳恳地听取采纳。凡是臣子在从前竭尽忠诚、献上直言，曾在朝廷说过一句有益的话的人，无不加以收录、褒奖和任用；而吕诲不幸已经去世，没有赶上今日的待遇。这正是天下有志之士叹惜不已的原因。臣不胜愚昧的忧虑，想望圣上的慈恩，嘉奖吕诲有先见之明，感念他敢于进言而未能被采用、其利处不能施及世人，哀怜他的志向节操，特赐褒赠并赐谥号以表彰显扬，录用他的几个孤儿，并稍加授予任使。这样不只是慰藉地下亡灵，也是劝勉天下忠义之士、使做奸邪谄媚之臣感到惭愧，并非小小的补益。请陛下裁决。附呈黄签。臣不认识吕诲，但实在仰慕他的为人。他的正直言论和刚贞节操，近世处在言路上的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而且他又预先知道王安石执政的祸害，假如他的言论被采用，难道不是对天下有所补益吗？这是朝廷内外共同知道的。请任文彦博为平章重事疏。臣恭敬地看见陛下下诏，派使者诏令太师文彦博赴阙。文彦博功勋声名显赫，辅佐光大四朝，可以说是国家的元老重臣，陛下想念并召见他，以礼相待而起用他，实在是非常盛大的事情。臣私下考察，自古以来无不尊崇德行而敬重年长者；然而宗师大臣、年高德劭的老臣，接待他们一定依礼，安排他们也一定合乎道理，所以有的尊奉为师保，有的奉养为三老五更，有的让他们每月朔日、望日入朝一次，有的间或召入朝廷商议重大政事，有的遇有大政便亲自前往向他们咨询决断。考察前代记载，这些旧例都具在。如今文彦博前来，圣明的谋划和深远的思虑，必定已有安排；难道只是想见一见他的仪表形貌吗？还是将要向他咨询访问？将要留他在朝廷辅佐自己吗？又将要把政务任给他吗？如今外间议论只看见宰相之位空缺已久而没有任命，人人都认为陛下一定要以三省长官的职位任命文彦博。即使以臣愚见，也不免想到这一点。然而臣私下认为，如果果真如议论者所料，把三省政务交给他，既有官位便有职责，既有职责便有事务；四海之大，万事之繁，无论大小都要总管，日日夜夜裁决，朝廷内外的升降任免，恐怕不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臣凭聪明才力所能胜任的。

译有了职务事务，就不可能没有得失；让他承担责任，便会伤害恩意；放开他而不追问，又会废弃法度，这都不是用来保养老功臣、尊重旧臣的办法。文彦博虽然年老，但忠厚敦重宽大，足以安慰士大夫之心；他的气度大略足以压制强悍之徒，他的威望足以镇服外族，实在适合如今从容地辅佐朝廷，以增加朝廷的分量。古人认为老成之人的作用有超过典型规范的地方，大概正是这个缘故。臣希望圣上施恩，下诏让文彦博以本官每月朔日、望日入朝，遇到军国大事，特赐召见，向他询问谋划方略，不必让政务来牵累他。以三师这样的尊贵身份，专门接受天子的清问，进献意见以决定重大议论，却不让他劳累于具体事务，这就是陛下尊重礼遇旧德之臣做到极致的表现。不让他亲自掌握权力而可以进言勉励君主之道，不使他疲于职事而得以休养老臣，也不使他在出仕与退处之间有所牵累，这也是君子可以安然处置的境地。恩意与道义相合，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办法。伏望从圣心决定，使天下没有不同的意见。臣不胜微薄之情，请陛下裁决。论太学狱奏。臣先前奉准朝廷看详诉理熙宁以来的罪犯以及元丰以后侦察报告、判决发遣等事务，其中涉及冤屈、情状可怜悯的，准许上奏；其中有一件制勘太学的事务，龚原等二十二人，已经详细看察事情原委，上奏听候指挥完毕。只是因为事情还有未尽之处，所以必须逐条论列。臣谨按，太学案件本来是因为学生虞蕃应试不中，狂妄急躁，忿恨上书揭发学官的隐秘之事，由此兴起狱案；又因勘官何正臣迎合附会，竟把赦免以前以及状元依法不应推问治罪的事情，上奏请求一并推治，亲自得到特旨依从他的奏请，从此这起狱案便大肆扩张。上至朝廷侍从，下至州县举子，远到闽、吴，都被追捕逮问；牵连的根株和证人不下数百上千人。无罪的人一概遭受杖打，号哭呼喊之声使外面的人都股战而栗。臣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近年以来惨酷侮辱、冤枉滥捕，没有比这起狱案更严重的。所牵涉的赃物，大多是师生之间见面时的礼物、茶、药、纸、笔等日常用品；这些本来都是学校历来的常事，虽然有关司制定了法令，但人情沿袭旧习，不能立即革除，却全都按监临枉法来治罪，终身放逐废弃，实在太过分了。其中虽然确有背负赏罚、触犯法律的人，但由于下属控告上级，事情本身就不正当；狱官又迎合上意，拷打虐待过度，所以即使找到了他们的罪行，议论者仍认为判决不公。何况学士大夫不能忍受困苦侮辱，多有牵引虚假之事来自我诬陷，因而一同被处以重责，实在令人哀怜。臣所作看详，只是依据案卷考察事情；但狱吏一向锻炼文案，只怕得到平反，因此首尾缜密，曲直难以辨别。况且这起狱案是何正臣为了邀功而故意罗织，心思尤其巧诈诋毁。如今虽然已经把案内情状上奏，但对于实情和天下人所知道的情况，仍有未尽之处；如果不广施恩惠，将所有受冤者昭然洗雪，只采用有关司看详的文书，恐怕冤屈不能伸张，不足以上合圣上仁慈怜恤之意。臣愚昧而忧思不胜，愿陛下特地下明断，将太学制勘中的命官、举人等，分别优厚赐予恩典，除去他们的罪名。请陛下裁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附呈黄签。如今看详诉理所，如果在公案中发现冤屈，或发现情状值得怜悯的事情，本所自然可以上奏。可是有些事情虽然确有冤屈可怜之情，众人也都知道，而案卷中的文字却安排得周密完整，不是看详所能够看出的。像这样的案件，如果有关司不把事实情况上奏，受冤者就没有办法申诉伸冤。臣身居言路，按道义不能因为避嫌而默不作声；唯愿陛下斟酌情理、裁处事情，不要拘泥于通常的法令，特予优厚地除罪昭雪，以显示宽大，并请求作为特旨施行。乞重修太学条制疏。臣私下认为，学校的制度以教育人才为主，并不是施行刑法的地方。众人聚居在一起，率领并使他们整齐有序，确实不能没有法令；然而为学校设置的法令，应当保存礼义。为什么呢？近几年太学屡次兴起大狱，这些事情全都出于诬陷冤枉。于是有关司借此制定法律禁令，繁琐苛刻而严密。士人在其中求学，转身抬脚，往往就触犯法网；拘束学生比治理狱讼还严，条目比防盗还多。上下互相猜疑，大家只求苟且免罪。先王以礼义教化、以科条防禁的本意，已经荡然无存。法令中有一件极为奇怪的规定：禁止博士与诸生相见，致使教诲无从施行，质疑问难也无所依从；博士只能每月巡视所管辖的斋舍。说这样做，是因为请教问题的人聚集过多，足以作为证人证据，用来防止私下请托、杜绝馈赠酬谢。唉！学校的政令，难道不是大大违背先王的本意吗？私下请托和馈赠酬谢到了这种程度，真的可以一概断绝吗？而且斋舍数量不一，也不能按所学经书分别隶属。因此只好让博士兼任巡察，比如《周易》博士有时巡察讲授《礼》的斋舍，《礼》学博士又巡察讲授《诗》的舍。往往博士所到之处，学生备礼请教，彼此作揖应答，有时甚至一句话也没有交谈便退去。从前设置学校、教养学生的办法，是师生问答，使学生因疑惑而得到启发，彼此曲折反复，谆谆善诱；它的用意并不像如今这样疏远，所遵循的道路也不像如今这样浅薄狭隘。先王对待天下人，用长者君子的方式对待他们，下面的人就一定会以长者君子的行为来报答上面，这才是有礼。若用小人、犬豕的方式对待人，他们就会以小人、犬豕自居，报答上面的人也不可能有义。何况是在学校之中呢？太学自从设置三舍法以来，冷落至今，从未依照法令培养成就一个人。难道真是没有人才吗？主持考试的人惩惧前日的祸患，害怕获罪、害怕招致诽谤，即使士人有豪杰杰出、群萃拔萃的才华，又有谁敢于品评人物、把选拔人才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把他列入上等名次呢？这就是先帝兴贤造士的美好意愿，却被有关司用法令损害了。臣愚昧，希望圣上详加斟酌，废除禁止博士与诸生相见的规定，允许教诲请益，听任师生在学校中往来。如果私下有请托求取、馈赠收受，就依照法律敕令处理。还请求先行施行此事；至于太学现行的其他条制，交给本监长官、副长官及属官详细看察，省减过于繁密的部分，取其中适合实行、便于今日的条文，有所增删，写成科条，交礼部重新详细审定，再上报三省，听候圣上裁决。

译论取士并乞复贤良科疏。如今有关于贡举条制的建议，谨将各项列在下面。臣恭敬地看见，国朝以来选取士人、设置科目，沿用唐代制度。进士考试诗、赋、论、策，实行了一百多年，号称能够得到人才。熙宁初年，神宗皇帝崇尚儒术，阐发义理，以更新人才，认为章句支离破碎，于是大道遂被废弃，便停止诗赋考试而改试经义。士人和儒者因此一变，都趋向于道。用经义来劝勉士人，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然而古人研究经书，不羡慕外在名利，所以他们自己所得的学问，内可以修美自身，外可以施用于政治。如今研究经书是为了应付科举，就和古人不同了。他们用阴阳性命作理论，用泛滥荒诞作辞藻，专门背诵熙宁年间颁行的新经、字说，又以《庄子》《列子》和佛氏的书作辅助，拿不可诘问的议论，在科场中争相夸耀。即使有成百上千的人，也混在一起采用同一种标准。主考官面对这些文章，真玉假石、朱色紫色混杂其中，困惑于这种迷乱之中。即使有人真正懂得圣人的本意，通晓先儒旧说，只要不符合所谓新经字说之学，也一律在被弃置之列。至于抄袭他人、剽窃旧作，主考官仓促之间也无法辨别。大概是因为这种文章没有统一纲纪、没有约束概括，不像诗赋有声律法度，可以一打开试卷便看出优劣工拙。诗赋的题目杂出于六经、诸子和历代史记，所以重复的很少。经义的题目出自所治的一部经书，一部经书中可以作为题目的内容，举子都能分类搜集、汇编概括；同类的内容预先编成义说，遇到什么题目都可以应付。才十多年，在几榜考试之间，各地命题往往彼此重复。这样看来，文章的体制和贡举的办法，在这里弊病已经达到极点。诗赋和经义，归根到底都是说根据言论来选取人才罢了。人的贤与不肖、正与邪，终究不在于诗赋和经义的差别。通过诗赋选取的人，不妨碍他成为贤者；通过经义选取的人，也不妨碍他成为奸邪。自唐以来直到今天，名臣巨卿、使君主尊贵而使百姓安定、功业高耸天地的人，接连不断，数也数不清，而他们都出自诗赋考试；那么诗赋对于天下又有什么过错呢？有时用诗赋选取，有时用经义选取，并没有不同的道路。只是有关司考察言论的方法有难有易；有难易，便有利害；有利害，选取和舍弃有时就会失去真实，而所关系的事情很重大。既然如此，办法就不能不改变。臣愚昧，想请求恢复诗赋与经义兼用。进士第一场考试经义，第二场考试诗赋，第三场考试论，第四场考试策。经义用来考察学问，诗赋用来考察文章，论用来考察见识，策用来考察才干；前两场决定录取或淘汰，后两场决定名次。经义应当根据通行的先儒传注，或根据自己的学说，但禁止引用字书的解释和佛典，这或许可以挽救文章的弊病，使文章适合实用；革除贡举的弊病，得到真正的人才；也能使求学者兼通其他书籍，逐渐达到博学广闻。臣又恭敬地看见，汉、唐的制度是因天象显示灾异，或政治有过失，便诏令郡国以及在位者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天子亲自策问来求取他们的意见。至于本朝沿袭旧例，于是设置贤良、茂材科目，随贡举召来考试，在得到人才方面，比古代还盛。近来的制度却废除了这门科目，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道路需要广泛得到士人，所以取士不能只有一条途径。因为常规选拔不足以招致奇异人才，所以设置制科来收取超绝之才；然而每次考试中等以上不过一二人罢了。如今任用官员的法则，入仕的门路日益增多，却没有加以澄清淘汰；而三年才取一两个非同寻常的人，反而废掉这门科目不用，这是什么道理？臣愚昧，想请求恢复设置贤良方正及茂材异等科目，每逢贡举，便诏令近臣仍依旧制举荐考试，用来拓宽言路、求取人才，继承祖宗的制度。臣又恭敬地看见，近来的制度明定法律，令举人考试律令、刑统的大义以及断案，称为新科。吏部将司法官的空缺优先差注，排在进士及第者之上。臣私下认为，先王治理天下，以礼义为根本，刑法只是用来辅助礼义的。只有君子使用法律，必定先以经术为指导，因为法律治理所依据的正是这个道理；所以坏人有所惩罚，而通常不失忠恕之道。旧制的明法科最为下等，然而所考内容必定兼有经书，即使不知道经义，也只是背诵数字，但先王的本意还在其中。如今新科取消兼经，专门考刑书，用意似乎只是想得到浅陋刻薄、残酷害人的人，固执险恶的士人罢了；而且录取人数比旧制多得多，调任拟官的方法也失去了原有次序。臣认为应当有所改革，请求新科明法同时增加《论语》《孝经》大义的考试，进士名额减去一半；到注授官职时，一并依照科目的资历次序办理，这样可使从事法律的人稍微不远离义理，也使士人的等级品流不失其分寸。以上谨将条件列述如前，伏望圣上裁决；如果蒙准允，即请求今年降诏，并从元祐五年秋试开始实行。《忠肃集》卷四。钦定《四库全书》。《忠肃集》卷五。宋刘挚撰。奏议。

译论役法疏。臣私下认为，圣人治理天下，虽然道只有一条而没有弊病，但道落实在刑名法数之中，必定会有偏斜而不能振作、昏暗而不能施行的地方。圣人根据时势加以变革，变革便能通达，通达便能长久，以使天下人的利益都得到充分。五帝之所以制度各不相同，三王之所以礼制各不相同，正是这个缘故。国家承接唐末五代积弊深重的局面，祖宗创制立法，顺应时势的需要，随事情的变化而改变；即使圣明的君主相继即位，法令也日益增加、年年损益，有时兴起，有时废止，从来没有完全相同。至于安宁百姓、适合治理，也就是所谓道本身没有弊病的地方，却从未改变。神宗凭借仁慈明智的思虑，通晓因革的规律，凡是政令制度，或急或缓，大规模解散而重新整顿，所以天下都蒙受了它的利益。然而到了今天，差不多二十年了，所谓偏斜而不能振作、昏暗而不能施行的弊病，大概又出现了。其中事情不止一件，最大的就是役法。役法的弊病中，彼此首尾相连、牵连而应当更改的，是坊场和吏禄。起初因为差役不能公平，农民劳苦耗费，所以命令有关司商议均平宽缓的办法。有关司没有深入思考其中原因，竟然一举废除祖宗差役的旧敕，改为官府自行雇人的制度，按户征收钱来充作雇工的工资，称为助役，又称免役。从上户到下户，凡是过去不曾预先承担差役的家庭，一概征收。除了赋税、科调以及各种买纳、求取之外，又产生了这种沉重的征敛，年年输纳，没有穷尽。古人说过：平地上没有铜矿，农家没有钱炉。如今所缴纳的必须用钱，而土地出产的只有丝帛、谷粟；即使幸逢丰年收成，州县催逼，也不得不以低价卖掉，因而没有东西养活自己的家人。若遇灾年，就只好变卖家产，或者向兼并之家借高利贷，以应付期限，更没有减免放宽的办法。州县上户一向少，中下户一向多；自从此法实行以来，簿籍不真实，只求把钱数分摊下去，所以各地临时任意升补，下户列入中户，中户列入上户。如今天下往往中上户多而下等户少，富裕的县、大的乡，上户所缴役钱每年有达到数百缗的，也有达到千缗的；每年输纳没有止境，直到贫困枯竭以后才有裁减的期限。过去乡县差役循环替代，上等大役最快也要十多年才轮到一次；下等差役则往往二三十年才再轮到一次。即使有劳苦耗费，比起如今每年遭受重重征敛的祸害，究竟哪一个更多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如今天下钱越来越贵重，货物越来越轻贱，百姓越来越困苦了。难道能坐视不管而不加怜恤吗？那么，前日有关司制定法令，并不是有意放宽差役、使百姓获利，而是在聚敛剥削、损害下民而增益上级，为国家招来怨谤，严重违背朝廷惠爱安抚百姓的本意。臣私下看，过去的差役中，曾经有使人破产、百姓都害怕承担的，只有衙前一役。如今天下坊场官司的收入，自行出售，每年得到的钱不下数百万缗，用来支付衙前雇募和酬劳的费用。计算一年收入抵充一年支出，大概宽裕有余，那么衙前这一重役便不必再劳烦农民。农民除去这一重役以外，只有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之类；这些差役没有大的劳苦耗费，应当一并采用祖宗的差役法，从第一等户以下通行承担。与旧制相比，差役已经轻了。治理百姓的人使百姓办事，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那么还要给钱做什么呢？坊场的办法，旧制是由朴户相承经营，都有固定数额，不许增加抬高价钱，也不许随意侵夺。祖宗不是不知道提高价格对公家有利，只是不许这样做，是因为知道贪图眼前的利益，必定会有日后的祸害。新法却让人实封投状，允许价高者射取，于是小人侥幸图谋一时利益，争相超过旧额，有的达到两三倍；过去是一百缗，如今有的达到一千缗。彼此互相包庇，虚妄地抵充原本的课额。既然大多难以办理，于是各种弊病接连发生，最后导致州县亏欠，官府忙于督责，祸患牵连保任之人，被监禁、禁锢、拘系，终究无法偿还缴纳。官司为了防守珍惜课额，不肯降低价格，那么还有谁愿意承买？如今天下坊场像这样的已经有十分之五六。所以实封加价所得的收入，与失败亏缺所损失的，几乎不能相互抵补。财利大概可以疏通使用，却不能取尽；稍微舍弃一部分，和百姓共同分享，公家和私人便能相互接济，这种利益才能长久。臣想请求废除实封投状的办法；天下各处坊场，交给各路转运提举司，把现在买名所得的净利额数与新法以前的旧额相互比较衡量，再根据地方的重要与闲缓，取一个适中的数目，立为永久定额，一律采用旧法召人承办。这样或许使朴实的经营者没有破败的忧患，而官府收入也有固定标准而不会损失。至于吏禄制度，天下吏人按照旧制，各路和州县的法令各不相同，有由乡户差充的，有投名充任的，也有乡差、投名混合使用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入仕以后，既根据案司职位的优劣轻重反复调换，作为酬劳补偿；又随着年岁积累，有出职的希望。实行久远以后，人们自己也认为便利。这时有关司看见《礼经》中有庶人在官任职而领取俸禄的说法，便借用这个说法，凭此搜刮百姓，却完全不知道三代已经遥远，其中很多事情不能实行于今日。庶人在官的俸禄，虽然有文字记载，但其具体制度和数额却看不清详细情形。于是凭空捏造名目，一概征收百姓的钱，发给吏人作为俸禄。不给得厚重，就不足以招募；不给得轻少，又不足以供给。如今内外的吏人，除去重法之人外，其他人每月所得没有多少；对吏人来说固然不足以维持生活，而官府积累支付的费用，天下大概已经不可计算。无缘无故耗尽百姓财力来造成这项费用，究竟是为什么呢？至于所谓以重俸禄来实行赇赂法，更不合义理。收受一文钱以上便按徒刑治罪，说是严刑可以；但于是便认为吏人害怕而不接受贿赂，臣却不敢同意。如今主张此事的人说：禁令既然严厉，吏人必定害怕，所以法令下达以来，犯法者少了。臣认为，不是犯法者少了，而是败露者少了；不是败露者少了，而是按其罪名定罪者少了。法网越严密，行贿者、受贿者便越会无声无息、隐藏踪迹，也会设法躲避它。

译所以说，是败露的人少了。一文钱便处徒刑，谁能忍受？谁敢轻易这样做？因此如果确有败露者，只要稍微涉及疑惑隐晦之处，或者不是有人告发而可以得到奖赏，官司往往迁就情势，替他平反，从重罪改判轻罪。若在外路，即使使者也有时会暗示州县这样办理，这也是人情所致。所以说，按实际罪名定罪的人少了。假使犯法的人都败露，败露的人都按其罪名定罪，这本来就不是先王制定刑罚的本意，也是圣人应当谨慎怜悯的事情。吏人受贿，法律自有刑名；枉法受贿一匹以上至于徒刑，刑罚也并不轻。如今改变先王的刑罚而加重，又多征收吏禄来买通法律的施行，实在没有道理。臣愚昧，请求废除熙宁以前的旧法；有禄的公人仍依旧制办理；凡是新法创设以及增加发给的吏禄，一并减省废止。臣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忌讳。如今衙前的差役，便用坊场价钱供给；弓手等差役，便采用祖宗的差役法均摊承担；吏禄不是旧法所给的，便全部罢去。至于役人糜费、私役等类，则用熙宁新法加以禁止。如果这样做，那么所谓免役钱，就可以全部蠲除。有的人说，免役钱登记在常平账籍中，本来并不只是用来供给募役。县官的其他费用有很多依赖这笔钱，因此不能只从利害上来论说。臣认为，役钱由司农寺掌管，如果没有特别敕令，从来不曾用来供给日常费用。如今废掉它并不会损害国家用度；何况从祖宗以来直到役法改变、役钱征收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国家不知道是凭什么治理的了吗？也只能说，用钱有节制，取财有正当的道路。如今天下百姓疲惫筋骨，忍受饥寒，冒着鞭打刑责，终年急急忙忙为公家缴钱。万一不幸接连多年发生灾荒，实在恐怕穷苦的人流亡迁徙，成为沟中的枯骨；而强悍的人则苟且求死、忍受命运，不能再做陛下的良民。既然如此，役钱就是百姓的性命，也是天下安危所系，怎么能想把它作为不可更改的法令呢？古代把财富储藏在民间，确实是让百姓在赋税之外能够养活自己，那么他们的盈余就是国家的外府，遇到缓急再取用即可；在无事之时坐视百姓困乏枯竭，并不是办法。因此臣认为役钱应当一概罢除。役钱罢除后，提举常平的官司也可以罢去，把现有职事交给转运司办理就够了。天下既然减省罢免了几十名监司，州县便可以稍稍从容，上下都减少事务，这不是小小的补益。虽然如此，这只是大体的法则，臣的意见大概还只是概略罢了。至于法令中细微详尽的部分，或许有参差不齐、彼此抵触的地方，应当有统一的意见。请求从两制臣僚中选派三两名通晓治理根本、深知民间事务的人，设置机构加以讨论，裁定制定条格；由三省执政官预先领掌此事，以等待圣上裁决施行。乞置局议役法疏。臣恭敬地看见本月七日敕令的条文：天下免役钱一概罢除，各色役人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旧制，由州县决定差派。命令下达以后，朝廷内外人情鼓舞欢喜，都说这件事造成的危害最大，百姓向来从早到晚盼望此事；如今陛下一旦实行，救济他们的困苦，天下实在非常幸运。臣私下听说命令下达之后，奸邪之人议论纷纷，制造浮言，意图动摇此事，不知陛下是否察觉到这种情况？大概如今朝廷之上、侍从之中，很多人都是凭借新法而进用的；至于外面的监司，也都是由新法选任的。如今法令既然更改，他们的内心都不愿意，所以散布诽谤议论、迷惑人心，想要侥幸使这件事失败，却不能成功罢了。敕命中本来有些细节与旧法不同，以及措施尚未完备的事情；由于命令已经下达，已经允许州县监司申明利害，筹划安排，只须等到文书到达后再修正立法。如今把免役改为差役，这是大体上的改变；大的祸害已经革除，就譬如患病的人，病根已经去掉，其他气息尚未调和，只需慢慢调养罢了。臣恐怕上下观望的人，抓住一些小小的未完善之处，张扬煽动。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坚持这一意旨，努力施行而不要疑惑，不要被不同的意见所动；等臣僚及各路论列到那些尚未完备、尚不便利的事情，请交给三省分类汇集、参照详审；其中如果有应当优先施行的，便请求随事先赐处分。乞罢百姓实封言役法疏。臣恭敬地看见本月四日敕令的条文：在京设置差官详细订定役法，奉圣旨，各路暂且依照二月六日敕令决定差役，仍等待最近的指挥到达；县、州以及提举转运司各限两个月，实地访察役法确切的利害，保明上奏；又命令各州县张榜，允许过去缴纳免役钱的人，以及如今被差役的人户，各自陈述利害，密封上报；县申报州，州汇缴上奏。臣私下认为，免役钱成为天下的祸害，已经很久了。陛下一旦罢去它，重新采用祖宗的差役法，朝廷内外无不欣喜。臣曾上奏请求坚守差役法，大力实行，不要疑惑，也不要被不同意见所动。至于条目尚未完备、措施尚未尽善的事情，对外已经在前一敕令中允许州县监司申明，对内也已经准备选官设置机构详细订定。如今这道敕命，如果只是延长期限，那还可以；但其中的命令有不妥之处，臣因此怀疑陛下对这一法令的意旨似乎已经被不同意见动摇了。况且命令发布，关键在于一定要施行，怎么可以反而说暂且实行呢？那么天下奉行的人难道不会疑惑吗？怀有私心的人难道不会观望吗？又命令过去缴纳过钱的人、如今被差役的人都分别陈述意见；由于四海百姓过去无不缴纳钱，这就是使天下人都密封陈述来议论法令，那么求取意见未免太广泛了吧？密封上报的文状，州县一定会疲于传送；到达朝廷以后，估计必定堆积如山，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全部考察完？所谓差役之法，又要到哪一年才能看见它完成呢？不知道是谁提出这个议论，大概是想用拖延来谋划，用动摇来施术；没想到朝廷竟然顺从而实行，邪说能够移动君主的听闻，实在太厉害了。把免役改为差役，利弊明白得如同看火，容易看清。参差不齐、需要修订建立的，不过十多条罢了。如今已经选官设置机构，只应赶快制定统一条文，公布下达。法律既然预先确定，如果州县奉行确实有不便之处，才听任它们依限申请，然后随事修完，难道不是简便直接、容易实行吗？为什么要用这种纷纷扰扰的做法来实现阻挠损害的计谋，招致天下人的疑惑呢？伏望迅速赐下审定；如果已经颁行，请求从敕令中“仍令逐州县出榜”以下三十三字不再施行。附呈黄签。

译先王顺应人情来建立政事，所以政令的施行，自然应当符合人情。如今设置官员、建立机构来讨论大法，只要考虑怎样使百姓便利安宁就可以了，何至于遍问天下，让人人替这件事发表意见？这是古今都没有过的。天下百姓密封议论役法的文状纷纷而来，将要怎样取舍呢？这只是想拖延耽搁以产生变故，不可不察。请定役法条制疏。臣恭敬地看见，天下役人已经恢复差役法，但自从设置机构以来，还没有看见修订建立统一的条制。前些日子虽然有指挥，命令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旧法施行，但熙宁以前的敕令条文中，也有不能实行的地方。加上最近降下的二月四日敕命，自然有与熙宁以前条贯相抵触、彼此妨碍之处。例如役人的本人不愿意服役，如今又允许雇人代替；而嘉祐旧制中，耆户长、弓手之类都必须由本人充役。臣不知道如今州县怎样施行。况且差役中大的没有比衙前更重要的了。起初更改法令，一概采用乡差；后来又改为用坊场等钱雇募；不久又把雇募改成招募，短短两三个月间命令屡次改变。臣恐怕天下沿用时会产生疑惑错误，而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有机会窥伺。臣私下估计，朝廷想等各路申请以后再立法；这样不过是处理各路的一些事情罢了。臣请求下令，先建立通行的役法条贯，把最近连续下达的几次敕命的大意作为主旨，统一立法，先行颁布。如果各路有尚未完备、尚不便利的地方，再听任申明，随事另外下达指挥；贵在天下首先有一项可以遵守的大法，不至于彼此乖违。请陛下裁决。乞令苏轼依旧详定役法奏。臣听说中书舍人苏轼请求免去详定役法之职，有圣旨不许；他又再次具文请求免职。臣私下认为，差役之法，是最应当慎重处理的大事。陛下想使利弊得到充分考察，设置机构加以讲求，这是非常盛大的德政。然而自从设置机构以来，日子渐渐长久，却还没有完成，而议定法令的官员已经多次更换。如今听说苏轼因为议论有不同之处，极力想要辞避。如果人人都这样，那么法度的完成什么时候才能希望呢？臣听说五味各不相同，却能适合口味，是因为各种味道互相补足；五声各不相同，却能悦耳，是因为各种声调彼此完备。有的可以，有的否定；有的是，有的非，纷纷同时发出，这正是议论最终能够归于完善的原因。若一人说可以，众人都说可以；一人认为是，众人都认为是，那样的话，又何必讨论呢？议论有异同，正应当反复曲折地讨论，使彼此互相补足、互相完备，以趋近最恰当的结论。仓促地为了避嫌而退避，不仅会使议法难以完成，也会使奸人乘机利用，投隙窥伺、寻找事端，动摇法令的本意，这不是国家的计策。臣希望严肃诏告执掌此事的人，不要自矜才能，不要固执地拒绝众议，不要因为小利妨害大体，使利弊得到充分考察，以符合朝廷的意旨。关于苏轼，暂且命令他依旧详定，并请求催促他完成，以便按时公布施行。请陛下裁决。附呈黄签。吕大防、范纯仁、韩维都担任执政，事情无不由他们总领；即使离开本机构，他们的责任仍然存在。苏轼如果陈请而获准免职，便不再参与此事，就不同于吕大防等人。论陕西河东储籴奏。臣私下看见，陕西、河东两路先前因军队兴动之时调发仓促，各地仓库的粮物都支用耗尽。如今边境的事端刚刚开始，并不是已经无事，防备守御的计划以粮食为第一要务。两路今年夏麦收成估计超过往年，筹划储备粮食正是时候，伏乞迅速降下指挥，让各路转运司广泛筹划，乘时储粮收买。然而各州军先前经历烦劳耗费，府库空虚；如果等待调拨转运，恐怕会造成拖延。请命令除去交钞以及本司调度供应的物资外，各种封桩钱物都听凭各地根据紧急情况支用，逐渐收集归还。各路转运使、副近日多次有调迁的意向，往往还没有到达本任；加上灾害创伤之后，经办事务不少，可以临时增设差遣，添派提举籴便官一两员，使他们专门办理此事，或许能够筹集完备，缓急都不耽误边防计划。请陛下裁决。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臣接到去年十月十八日圣旨中有关指挥的条文，诏令屡次下达，都是为了宽缓、均平民力。近来听说官吏没有切实奉行；如果仍有违背，委托御史台察访并上奏。臣听说成都路转运司将百姓应纳的税米折算成绢帛，折算时给的价轻，征取时所按的价重。每米一石二斗折纳绢一匹，民间米每斗六七十文，而绢每匹价格一贯七八百文；在催逼限期、仓促并集之时，有的竟达到二贯文。又有送纳后退回重选，以及各种费用损耗，因此这一地区受到的困苦加倍。远方百姓无处申诉，实在很不符合仁政惠抚天下的本意。伏望下令交给别司，核实情况，指示施行。

译论川蜀茶法疏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听政以来，嘉惠天下，使百姓在安定治理中休养生息；凡是对百姓不便利的法令，就加以疏通、减损或补益；官吏中不利于政事的，就罢免放逐。朝廷内外都欢欣拥戴，人人好像得到极大的赏赐。然而仍有一些事情在远方重地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那就是河北、江湖的盐法，以及福建、川蜀的茶禁。几路的祸害相同，但河北、江湖、福建已经防备朝廷派使者廉察治理，唯独蜀地茶法的祸害还没有听说朝廷下诏防察。臣私下曾广泛向了解此事的人访察，大致得到这样的说法：蜀地偏僻，出产茶叶的地方不过十几个州罢了。起初百姓依靠茶叶谋生，如今茶司全部禁管并收购茶叶，大致每个茶园户有一株茶树，官府规定的收购额已经达到几十斤。官府所支付的钱，以及在公事中以各种名目耗费的钱，名目不一，如预借息钱、验引钱、头子钱、村角钱、税钱之类，通常耗去的已经超过一半。每年春天，官司预先凭券借给钱粮，必定要由牙侩担保；到交纳之日，茶引和验合同样又由牙侩主持，所以耗费在牙侩身上的钱，又不知有多少。这样看来，官府对茶园户名义上是公平买卖，实际上却是在掠夺他们。茶园户有人逃亡以求免除，有人被逼杀死以求免除，后来祸害仍然波及邻里。想砍掉茶树却有禁令，想增加种植却又按买卖茶叶对待，所以当地人说，土地不是生长茶叶，而是实实在在生长祸害。茶场司把茶叶当作利息来源，开始时利息全出自茶叶；后来收购价格越来越低，征取的利息却越来越多，茶园户不堪承受，所以种茶的日益减少，只勉强够应付官府的数额罢了。于是主管茶息的人商议，不能只依靠茶叶，又以博易来充数。所谓博易，就是贩卖交换其他货物百物，苛刻计较细微利益，琐碎事务无所不做；借茶的名义，统称为茶息商税，官府只顾坐视每年的课额不致亏失，谁也不敢提出异议。至于商贾请求核算的费用，平时分散在各州郡茶产地，现在却全部集中到成都的都场；都场抬高估价卖给他们，又把平时运往各州郡所需的远近路程费用一并计入，所以都场收取的利息又是这样，这就是商旅难以经营的原因。官吏把收取利息当作功劳，按功劳评定赏赐，既升官又减免磨勘年限；又把利息数额以外的余钱拿出来，与胥吏、牙侩分取入己，这已经成为日常施行的市易法。市易法用赏赐固然不合法，但它收取利息还说是与百姓公平交易；而茶叶所取的利息却全靠严刑重禁、张网罗取，也实在是暴虐了。为什么同样都用一种方法来赏赐呢？如今一个任期中分得的钱少的，也不下数千缗，却能减免磨勘年限，甚至有减免三十多年磨勘的，这是什么道理？这种法令也可以说已经败坏了。朝廷派使者还没有查到这里，难道不是因为蜀地茶法与熙河兰防的经制相互依赖、相互为用吗？蜀茶利益中用于供给熙河兰防的，占天下茶利的十分之三。熙河兰防的费用没有止境，蜀茶造成的祸害也就无法停止。然而熙河兰防的费用，今昔应当有所不同。从前边事发生以后，前面有王韶，后来有李宪，掌握军队、兵革和财用的大权；朝廷捐出金帛和商税，数量没有限度，听任他们自行使用，不归有司管理，也不加防范核算。不只是偏私于这两个人，于是那些依附迎合、苟且附和的人，凭空制造功劳、兴办事情；以利益相互交易的人，公开收取、公开支出，却没有人看得出其中痕迹。这样，熙河兰防的大笔费用之外，又有如此泄漏出去的钱财。如今既然已经由有司控制，没有那两个人横行侵蚀；如果再在边防经费之外，把一切虚设名目和滥支费用大力节省，那么蜀茶就可以放宽禁令，所谓十分之三的供给，差不多一定可以减少。伏望圣慈选派使者，考察茶法中的弊病和欺诈，核算因茶而由公家支出的费用与实际利息数额，大幅减少每年收购的数额，稍微提高每斤的价格，削减无茶引纳茶的钱；使茶园户得以保全，裁减官吏和牙侩的人数，以节省额外供给；停止滥设利息赏赐，革除分分钱的弊端，以杜绝欺诈侥幸，并将此事与转运司共同治理。这样，蜀地百姓的困苦差不多就可以得到缓解了。臣身任言官，既然从别人那里听到了这些情况，怎敢不赶快请求呢？假如认为这件事有助于财用而不能废止，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也不过是有没有道理罢了。在宋用臣还没有建立这一防制以前，从未听说国用因此缺少这二十万缗。譬如做一个人的儿子，说他偷窃别人的财物来奉养父母；作为他的父母，明知他这样做，却只顾贪图他拿财物奉养自己而听任他做盗贼，这可以吗？伏望圣慈早日由圣明裁断，罢除水磨茶场，使商贾能够流通，使贫民得到养活，使州县税额得以保全，使农民免受长久祸害，并在上面副合仁圣惠抚天下的本意。请裁决。乞复钱禁疏 先王制定钱币，是用来控制万物、沟通有无、调节盈虚的；这是君主掌握天下利益形势的手段。铸钱的权力一概由官府掌握，下面不得私自铸造。钱币发行、散布、交易、流通使用，虽然有的积存在公家，有的藏在民间，转移出入并不固定，但归根到底都是县官所有，只是不让它流出中国使用罢了。因此，对于私自销毁和流散泄漏的弊端，不可以没有禁令。天下各路钱监和冶铸场铸成的钱都送入王府，每年损失数十百万缗。自本朝以来积累到现在，数目究竟有多少？按理说公私都应当充足有余了。然而如今都城内的储藏既没有听说钱贯腐朽，民间却贫乏，有时甚至说钱荒，这是什么原因呢？最大的原因，只在于钱币泄漏到四夷罢了。从前制定法令，铜钱流出中国边界达到一贯以上的，罪可抵死；设立重赏来告发捕捉，窝藏停留、资助供给的人，以及官吏失于查察的，也都按罪行轻重治罪。如今熙宁年间制定制度时删去了这一条，只听说沿边有每贯征税的法令。利益所在，百姓就不怕犯法。从前杀人尚且不能制止，何况竟然放宽禁令呢？这样使四夷不费力就取得中国的利益来获利，三边的漏失、海船的运输，日积一日。

译臣担心耗尽我们的财货、穷尽我们的工力，也不足以供给他们；而区区计算税收权利的得失，何止相差万倍呢？钱以铜为根本，铜必须禁止流失，前代本来就有关于祸福的论说。如今朝廷正增设钱币冶铸场，却删去了铜禁法令；官府积存的钱日益流散，民间得以买卖铜，放肆地铸成器物以谋取厚利。这不仅仅是丧失铜材而已，又发展到销毁合法钱币。这是因为钱币的私铸已经很精细，工费又很少，改铸成器物后，还有数倍的利润。既然钱币一方面泄漏出去，另一方面又遭到毁坏，还想让钱币充足，达到古代盛治时的程度，实在是不可能的。因此臣愚昧地请求重新严格执行边境禁制，堵塞钱币流出的途径；恢复铜禁，以增加铸钱的原料，并消除销毁钱币的祸患。请裁决。《忠肃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忠肃集》卷六 宋刘挚撰 奏议 论保甲奏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的制度取消了保甲的团集训练，朝廷这样做是为了惠爱安抚疲惫的百姓，恩惠十分深厚，使百姓能够去掉所受的苦楚，获得安适；远近百姓受到影响，没有不欢欣鼓舞的。然而臣私下有一些过分忧虑的想法：乡野百姓的性情容易转变习惯。臣过去见农人有的被差役，一旦充任弓手、手力、耆壮之类，等到任满回来，就拱手闲散懒惰，已经不能再恢复务农的旧业，大概是因为出入公门、混迹市井，受到诱导所造成的。如今的保甲就更加严重了：衣服一定要华美精细，饮食一定要有酒有肉，已经改变了他们过去穿布麻、吃粗食的习惯；成群聚集喧笑，挥臂夸耀勇力，也已经改变了他们过去朴拙劳苦的性情。他们的家庭抵押田地、出卖房屋，拿钱供给他们的日常费用；官司每年按时教阅考试，给他们金帛，以名目宠待他们，助长他们的欲望。因此，凡是保甲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一家人都憔悴不堪，整年困扰，而作为保甲的人却未必不暗自高兴，以为这是快乐。如今每年教阅只限于一个月，取消团集，减少监督，去掉羁縻，那么劳费的祸患就会消除；保甲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会欢喜安息，重新有谋生的办法，而作为保甲的人却未必不因失去这些而自感忧愁。他们有失去这些东西的想法，却要让他们低头甘心，完全像平日一样，肯再从事耕作，形势恐怕很难。恶少失去欲望，强悍之性由此形成，又凭借平素训练的弓刀刺击技艺作为资本，臣担心他们不只是不能务农罢了，也恐怕其中能够成为陛下良民的人会很少。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用法令收束控制他们。保甲中技艺强弱高下，州县都有等级名册；如今可以选取其中技艺优等的人，召问其本人意愿，编入本州正军。若原来属于正长等名色，就按照军中的等级，依据等差相应改补。其余技艺中下等的人，也召问愿意充任公人者，依照近来的制度招募为弓手、手力、耆户长等役。这样做的好处是，军中所重视的人，既能编入部队，由法令约束统率，又能施展他们平素所学的技能。他们服役后，既没有失去为公家效力的身份；与招募浮浪之人相比，又能得到熟悉事务的乡民，必定更加有用。伏望详细斟酌：保甲中既有改充军队的人，如果本保的等级名额出现空缺，或者一旦出现缺额，就请在冬季教阅时推选、编排接补，这样不会损失保甲的数额。如果改充其他差役，就自然不会废止教习。请裁决。论盗贼疏 臣私下认为，天下即使有极其完善的治理政策，也不能使百姓完全不做盗贼；但关键在于能够禁止他们做盗贼罢了。历代以来，法令严厉，盗贼就减少；法令宽松，盗贼就猖獗。本朝近年差役采用募役法，官府又放松了捕盗的禁令；保甲实行教阅法，百姓做盗贼的心思反而滋长。从前滑州的单安、商州的王冲，都是乡野之人和逃亡士卒，一旦呼啸聚众，便能横行践踏乡县，杀害官吏，以至于烦劳派遣将兵，造成严重骚扰，耗费巨大，最后仅仅能够驱散击破，都是因为防禁宽纵、赏罚不明，又有许多因寒饥而猖狂的人依附他们的缘故。近日的制旨，既减轻征敛赋税，稍稍恢复百姓谋求衣食的道路；又重新设置弓手和县尉巡检，捕盗察访、赏赐惩罚都依照旧典，防备奸恶、安养善良的用意，可以说十分深厚。然而臣访察各州县，发现他们并不十分尽心；弓手的招募至今还远未完成，巡检的兵级也有许多没有差补。如今河北、陕西、京东、京西各处，常有盗贼抢劫抄掠，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乡野村落的百姓很不安宁。大概一直以来保甲、巡检、指使既有另行不管捕盗的指挥，所以他们的心思本来就不在捕盗上；而新恢复的官吏又没有就职，这就是盗贼乘隙而起的原因。连续多年以来，民间年成丰收，如今尚且如此。自从去年冬天大旱，春麦、秋麦收成无望，积存粮食的人观望不肯发卖，百姓已经难以得到食物。臣担心将来防备盗贼会比今天更加严重。请求下令各路监司制定防盗计划，督促州县迅速招募弓手，差补巡检兵级，严格限定期限，早日补足人数，按时训练整顿，以备缓急。又请求下令吏部所差注的巡检、县尉，略加选择，催促他们赴任。近来的制度重新设置弓手，所需器械、铠甲、营房，命所属部门供应。臣看到各处巡检，自从更改制度以来，官署营房往往缺少，有的只在乡县寺舍安顿。请求一并下令所属部门迁移、修葺营房；仍委托转运司、提刑司，等到弓手招募、兵级差补以及供应有关事项办完后，分次具报人数补足和办完的日期，上奏朝廷。如果州县明明有拖延违误、不合规定的情况，就应立即由提刑司查问上奏。臣近来论述役法，请求除了衙前依照熙宁法使用坊场钱招募外，其余弓手等役人都请求采用祖宗朝的差役法。如今改用雇募，又要等到达到七分才实行勾抽，臣私下担心会造成缺额。伏望查考前面的奏章，早日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