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江续集卷三十　　　　元　方回　撰

译婺源滕君嵎的字叫“宾日”，请同郡的方回推演它的意义。方回取来《尧典》阅读，感叹说：“法则始于伏羲，完成于尧。尧任命羲和，虽然说的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传授时令的事情，但所谓‘寅宾’‘寅饯’，其实就是伏羲先天八卦中离、坎的位置，是邵尧夫所说的心法。天地没有光，月亮星星也没有光，都是凭借太阳而有光，所以离卦中空，离代表太阳。太阳在卯时升起，天地的黑夜于是变成清晨。万物舍弃黑暗而看见光明；人的身体上承乾、下履坤，左边是离，右边是坎。哪里只是得到天地刚健、柔顺的品性作为心，又得到离卦太阳的光明作为心呢？这就是乾健、坤顺、离明，都是心的整体。坎卦是凭月亮来接受太阳的光，兑、震、巽、艮也都是心的一部分。太阳升起，清晨之气清明，在这个时候，君子应当使自己的光明德性显明，和太阳一起日日更新。尧所谓恭敬地迎接太阳，对外是恭敬太阳本身，对内是恭敬心中的太阳；这就是孔子《大象传》的意思，也是伏羲先天八卦的意思。但还不止如此：白昼之气不被拘束，便不会随着太阳一起西斜；夜间之气得到涵养，便不会随着太阳一起昏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天天如此，太阳又升起，那么我的德性也将随着它不断更新，永无穷尽。”您的父亲君父切斋先生曾任县令，有美好的声名；您的祖父溪斋先生早已在朱文公门下的学问中闻名，世代承继这种声誉，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说法呢？我只是姑且窃取朱文公遗留下来的言论，回复给您，这就是《滕宾日字说》。《郑播君稷字说》我同郡的子程尧希古前来告诉我：信之贵溪象山精舍的学生郑子播，字君时，有人吓唬他说：“你的字应该避讳。”于是改字为稷翁。他来请求我作字说。我考察典籍以及《史记》中帝舜任命官员的话，其中说：“弃，黎民开始遭受饥荒【《史记》作‘始饥’，今文《尚书》作‘阻饥’】，你这个后稷，播种各种谷物。”孔安国把“时”解释为“是”，郑玄把“时”读作“莳”。这样看来，“是”是虚字，“莳”是实字。依从虚字“是”的解释，没有什么意义可取；依从实字“莳”，不过是种植罢了，意义也浅。那么“君时”这个字是可以改的，但似乎不必改成“稷翁”。从前宣和年间，禁止臣下用“君主”“天王”作为名字，这是衰世小人提出的主张；治理清明的时代不应沿袭这种弊病，开启这种先例。稷，是五谷之长，帝舜取它作为官名；“弃”是稷的名字，“姬”是稷的姓。这个官职称作稷，也称农师。子孙不窋世代担任稷官，后来诸侯、臣下也都可以称为君，所以说“班瑞于群后，曰肆觐东后”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稷”字可以用，但“稷”字下面再连接“翁”字却不妥。“翁”是老人，古人到了五十岁，字中才加“父”。郑子年纪还不到五十，正值年富力强，刚刚担任郡学副贰，却先自称“翁”，不如等到五十岁再加“父”更恰当。现在我替他定字为“君稷”。古代称谓中有“君、公、尔、汝”，本来没有轻重之别。东坡先生写文章，替文与可作《墨君堂记》，把“君”专用于竹子，这才有了“君、公、尔、汝”的区别。然而如今的人，从官府到市井，称张公、李公、张君、李君，并没有看见这就是尊重；朋友和至交，即使官位显达也彼此称尔称汝，也没有看见这就是轻慢。“君稷，君稷”，我确实把“君”作为他的字，不必像世俗拘泥的士人那样多事而避讳。至于号称岩石，取自扬子云所赞美的“君家谷口子真躬耕”之意，就请别人替我写大字吧；我不会写大字，应当另请他人。” 《汪防元〈悦心〉说》义理使心喜悦，肉食使口喜悦。烹煮羊、牛、鸡、豚，使牙齿和面颊得到肥美的滋养，还要依赖外物。每一物有每一物的准则，不失去它的准则，叫作理；每一件事有每一件事的适宜，不失去它的适宜，叫作义。这是人心本来就有的，不是需要依赖外物才有的。我已故朋友汪君远翔的长子，名叫颐，字防元。他读书的房室叫“悦心”，大概是说“颐”就是养；用义理来养心，并不是说用肉食来养。这样看来，这可以说是不依赖外物了。然而他又请曹君清父来请求我作说，用来壮大自己的志气，这岂不是仍然有所依赖于外物吗？” 《汪巽元〈复心〉说》我已故朋友汪君远翔的幼子叫巽元，他收藏修习的地方叫“复心”。《彖传》说：“复卦，大概可以看见天地的心吧？”这是说，造化以生育万物为心，从一阴开始产生，到了十一月，万物在上面逐渐剥落，而一阳的生机已经在下面复生，这是生生不息、没有终穷的道理。圣人观察这个卦，取它作为修身改过的象征。然而天地没有欲望，所以一定会复归；人的心有欲望，所以有复归的，也有不能复归的，于是有“迷复”的警戒。遯翁的老师病翁，把这个卦的“初九，不远复”作为三个字的箴言，希望我的巽元终身佩带、牢记它。《王一初名字说》古代有姓、氏、名、字、称号、官爵、赠号、谥号的区别，用来辨别亲疏贵贱，彼此不能混越。《史记》记载黄帝姓公孙，又说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有十四人得到姓。又说从黄帝到舜、禹，都是同姓而国号不同，把五帝分别称为有熊氏、高辛氏、高阳氏、陶唐氏、有虞氏。又说禹姓姒，契姓子，弃姓姬。又说禹姓姒，后来分封诸侯，用封国作为姓，所以有夏后氏、斟氏、戈氏之类。近世鹤山魏文靖公根据《汉纪》写《古今考》，认为高祖书姓刘氏；魏文靖驳斥了这种说法，认为《左传》说过：“因出生而赐姓，分封土地而命氏。”姓自是姓，氏自是氏。司马迁、班固却混在一起说。大概姓只有一个，氏却不止一个；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同姓姬而氏不同，不能通婚。后世混杂而无从辨别，智氏改作辅氏，娄氏改作刘氏，范睢用张禄之名，项伯用刘缠之名；有的冒用外姓，有的假称异姓，族谱不分，姓氏于是混乱。孩子出生三个月，父亲给他命名；举行冠礼时取字；取名不使用日月、隐疾、山川。五代之后亲族关系断绝，便用祖父的字作为氏。

译五十岁以后，字中才加“父”。《春秋》记载字，是一种褒奖；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在父亲面前儿子称名。郑国子产字子美，有人不能理解，因为楚国通行于中原的名字和本国的名字不同。孔子称弟子都称名，弟子称孔子则称字；孟轲也是如此，但他的字没有流传。后来又有小名、小字。汉高祖字季，司马迁不写他的名，班固写名为邦，字为季。注释《史记》的人说，季本来就是他的名，后来改名为邦。《史记》《汉书》中显贵人物很多有名而无字，有的可能是史臣后来补上的。斛律金本来没有名，学习画房屋以后才取名金。唐代房玄龄名乔，尉迟敬德名恭，都以字行世。有的人一名而有两个字，如陶元亮又字渊明，苏轼字子瞻、和仲，陈师道字无己、履常，秦观字少游、太虚，张厚字之、忠甫，都是这样。有的称臣下为子房，并不认为是屈辱；有的称父亲为彦辅，也不认为是怠慢。然而古代平民没有字，近世即使执掌事务、清扫厕所的人也有字，而且还把不用字当作忌讳，名字于是混乱了。什么叫“称”？赵岐在《孟子序》中说：“子，是男子的通称。”这不是五等爵位中子爵、男爵的“子”。孔、颜、曾、孟，直到老子、庄子、荀子、扬子等诸子，并不是圣贤就不能达到的称号。《论语》说：“诸侯的妻子，君主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小童，本国人称她为君夫人，对其他诸侯国称她为寡小君，外国人称她也为君夫人。”朱文公的集注引用吴氏的说法，认为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许孔子曾经这样说过。我认为，王、侯自称孤、寡、不谷；礼制规定君临天下称天子，朝见诸侯、分别授予职务、施行政令、任命功臣时称“予一人”，各种规定都很明显，各有适当的称呼。自称贵在谦逊，互相称呼贵在符合实际。周天子尚在，鲁哀公却称“予一人”；汉朝有皇帝，曹操却称“孤”。仆役自称仆，射箭的人称婢妾为夫人，旁行铺陈的文字称经，抱朴子、聱隅子也称子。如今的人自称、互称，难道不是严重地歪曲名分吗？什么叫“号”？三皇的称号是皇，五帝的称号是帝，三王的称号是王。唐、虞、夏、商、周、秦、汉，由拥有国家的国号发展为拥有天下的称号。古代分封诸国，国号有上万个；到了战国，七国国君僭越称王。后世有年号、尊号、私下署用的号、寓言式的号。有荷蓧丈人、北山愚公；秦国有樗里，赵国有主父；有乌有先生、贾谊的鵩鸟文学，妾妇则有飞燕、太真；盗贼有绿林、长白这样的称号；僧人有号，道士有号，里巷中有号，军队中也有号。近世题名标榜的特别多，元次山、白乐天的号更改不止一次。有人称醉翁，又称六一居士；有人称涪翁，又称山谷道人。巨公名士有号还可以，如今巫医、卜者、祝史也都在斋、堂、庵、室的匾额下立号，甚至挑担的人也有，竟然安然不以为怪。官职方面，唐虞有百官，周代有三百六十官，后世有九品十八班，一命以上的官职都由朝廷授予。爵位有公、侯、伯、子、男；《春秋》记载他们去世，都称公，只有楚国的子爵僭越称王，臣下僭越称公。周朝衰微时，有东周君、西周君、春平陵君、汉大王、小侯这样的封君，也有奉春君、稷嗣君等君，分得土地、享有采邑，确实有这些称号和封地。至于赠号、谥号，都是根据他们生前的功劳或德行改换名号、赐予荣宠；眉山、紫阳都被赠为太师，没有人提出异议。公爵本来不一定有谥号，但也有私下称谥的，如黔娄的“康”、陶令的“靖节”、河汾先生的“文中子”、横渠、明诚、中子；虽然是私谥，实际上也成为公认的称号。否则，即使有皇帝的诏命，名义上公正，实际上仍是私下称号。可是如今有的人官职、爵位、赠号、谥号全都没有，却彼此称公、称君，动不动就在朝廷和市井上下互称“相”，不再有尔汝之间的亲密交往。唉，风俗败坏到这种地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淳朴呢？世道衰败到这种地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古道呢？松江王君月友给他的儿子取名“一初”，给他的儿子取字也叫“一初”，又给他的儿子取号仍叫“一初”；字与名相同，似乎就没有字，号与字相同，似乎就没有号，因此像严君平那样操持术数，来耸动人们的视听。近年有个姓陈的学生，名叫藏一，字叫藏一，号也叫藏一，是临川人，寄居在杭州吴山，和各位公卿交游，因为他的名、字、号全都相同，人们很是惊异。王君大概是以此来期望他的儿子吧？不过，采药的人没有姓，没有名，也没有字，最终却号称桐君。他卖药不改变价格，韩伯休因此闻名。王君的心意，不是逃避名声，而是要树立名声吗？我想开玩笑给您儿子取号为“三一居士”，您看怎么样？您看怎么样？” 《僧汝舟〈济川〉字说》僧人法名汝舟，字济川，请求我作字说，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如今把木头剖开做成船，船已经完成了；船能够自己渡过水去吗？船桨、船帆、桅杆等船上的器物都具备了，船能够自己行动、自己飞翔而渡过去吗？天地之间，凡是有形的都是物。善于使用它们，死物也都能变成活物。没有剑工，太阿、龙泉只是死物；没有医工，人参、苍术、生姜、桂枝也只是死物。把死心当作禅心，什么时候是真的死了呢？觉悟的人死而不死；没有觉悟的人，即使四肢百骸活泼泼的，也仍然是死的。我曾经学习佛家的说法：“摩诃，是大；般若，是智慧；波罗密，是到达彼岸。”这就是“济川”的解释。《家颐孙〈自观〉字说》君子的学问，对于自身没有一件事不加以察省。手足、耳目、鼻口，都是身体所使用的器官，其中口尤其重要。《易经》震卦、艮卦的卦象，内部空虚而外部充实，下卦震动而上卦停止，象征口和颐。一言一语都从口中说出，一饮一食都由口中进入。人有血气，便有嗜好欲望；有的人纵情放肆，如果不在口上加以察省，刑罚灾祸就会由此产生。嘴唇之间好像蛊毒的入口，纳入咽喉；在谨慎与不谨慎、节制与不节制之间，利害祸福便判然分明。口是自我养护的门户，心是自我观察的镜子。在自我养护时，有正当与不正当；自我观察之后，去掉不正当的，保存正当的。这就是所谓有了不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不再去做。这就是所谓中庸所说的慎独。那是只有自己看见、别人看不见，只有自己听见、别人听不见的时候；是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用自己的心来察看自己独处时的内心，能够很快复归正道，这就是“复”而且不远。否则便会习惯成自然而不加察省，自己给自己招来忧患。和自己求取更多福气相比，究竟哪一种是得，哪一种是失呢？眉山子家子，名颐孙，字自观。他佩服并遵守父亲性存先生在庭院中对他的教诲。口要回顾内心，内心也要回顾口。所谓自观，不过在于察省自己罢了。至于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才而推及万民。心体本来完整，应当从初九爻“灵龟”的戒示开始。赵朴翁字说

译《尚书》说：“好比制作梓材，既已勤勉地砍削加工，还要给它涂上丹砂和雘彩。”孔子于是把“梓材”作为篇名，为什么呢？梓是天下的良木，材是已经制成的器物；朴是木材尚未制成器物的状态，斵是用斧头刀锯削治它，使它成为器物。朴木不加砍削，梓木就不能成为材；既要使梓成为材，就不能只有朴而没有斵。一定要砍削加工以后，再给它上漆涂朱，用作宗庙的栋梁、明堂的柱子，千门万户的宫室才得以建成。字书中“朴”也写作“朴”，读音相同。孔子所删定的《尚书》既然这样说，那么梓木成为材，显然不是以朴为可贵，而是以斵为可贵。老子所说的道德却相反，说“显现质朴，抱守质朴”，说“复归于质朴”，“质朴分散而成为器物”，又说“道没有固定的名称”，“质朴虽然微小，天下也不敢役使它”，“变化之后再恢复原状，我将用无名的质朴镇定它”，“无名的质朴”又说“我没有欲望，人民自然质朴”。这些话中有四处写作“朴”，三处写作“朴”，意义却是一样的。大概老子这七句话所说的，都是取未曾砍削的木头作比喻。木头不砍削，器物怎么能制成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孔子要在世间有所作为，所以希望削治人才，使他们成为有用的器物，能够发挥作用。老子是想避开尘世的人，所以希望天下的人材不必削治，不必使其成为器物，全部归于无用。从今天看来，学习孔子的人，砍削章甫、缝掖这样的礼服，可以修养自身，也可以治理他人；学习老子的人，朴拙地穿着星翁羽衣，可以养护自身，却不能推及他人。三山赵君良器，近来跟随浙西廉使、参政徐公琰，字子方，改字为“朴翁”。我希望他像梓材中的朴木一样，在质朴之外加以砍削加工，成为有用的器物，不可舍弃其用途。若孔子反而趋同于老氏，只有朴而没有斵，就是把这种器物置于无用之地了。玉也是如此，它还在石头中时，也称作璞玉。不琢不雕，即使是卞和所得的玉，又有谁能识别它呢？一定要由玉工施加剖凿、淬炼、磨治的功夫，然后君子才能以它比德，学习它以求知道；六瑞、三采也才能成为大器。您难道忍心把砍削泥土的手藏在衣袖中吗？俞伯初《复庵诗》并说 婺源汪口的俞君肇，字伯初，来杭州告辞归乡，给我看了新诗十二首。这些诗不学晚唐诗风，很可喜；他年仅三十七岁，学业进步还没有止境，又请求所谓《复庵说》，希望我写成韵语，更可见他专心求学，尤其可喜。我在丁卯年超过四十岁，授任学官，遭受烦琐的议论，才归来读《易》，到今天已经三十五年了。现在试着把我所听闻的讲给您听，可以吗？九月下半月阴气增长到极盛，上面的一阳爻为剥卦；十一月一阳爻从五阴爻之下返回，成为复卦。这本来是说天道的，圣人却都用人事来说明它。初九爻说“不远复，没有大的悔恨，大吉”，《象传》说：“不远地复归正道，是用来修养自身的。”《系辞》又断定说：“颜氏的儿子，大概差不多可以做到了吧？有了不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不再去做。”我认为这就像人走路，出门本来要向东，却误向西走了几步便返回，这与走出几十里才返回不同。赞语说：“阳刚的一爻在上面剥落之后向下返回，处在卦的最初，所以返回不远。凡占得此爻的人，有过错应当知道，知道后迅速改正，不要有片刻迟缓而造成过错，谁能免除呢？迅速复归是最急要的，不至于形成悔恨，这就是大吉。”六二爻说“休复，吉”，《象传》说：“休复的吉祥，是因为向下亲近仁德。” 孔子把复卦的初爻看作颜子之仁，又把六二爻向下依从初爻的仁看作善行：有仁德的人处在下位，而在上位者能够屈己尊贤，禹拜受善言、周公吐哺握发，都是这种情况。赞语说：“初九不远而复归，这就是仁人；六二没有与九五相应，却向下亲近邻近的初九，能够这样复归，多么美善啊！屏除阴邪，吉祥大大到来。人有应当亲近的，不要嫌弃他的地位卑下；我思念仁人，屈己向下亲近他。”六三爻说“频复，厉无咎”，《象传》说：“频频复归虽有危险，按义理说没有过错。”伊川认为“频”是屡次，横渠认为是皱眉忧惧，汉上认为是水边，朱文公采用伊川的说法。赞语说：“屡屡失误，屡屡复归，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若再不返回，危险还有多少距离呢？震动到了极点而不得其中，阴柔躁动，这种人的心时而操守，时而放纵，幸而能够复归，仍胜过迷失；因为最终复归，也可以免于跌倒。”六四爻说“中行独复”，《象传》说：“居中而独自复归，是因为依从正道。”《易》虽然千变万化，但每卦的二爻、五爻都是中位；中孚卦四个阳爻夹着两个阴爻，三爻、四爻为中；复卦上面五个阴爻中，六四一爻居中，虞翻、郑玄、汉上都这样说。孔子说“是因为依从正道”，却不说吉凶；朱文公认为这是“六四独与初九相应，只端正义理而不谋求利益，阐明正道而不计较功劳”；伊川认为“阴柔孱弱，最终不能成功”，恐怕不对。赞语说：“阳爻之上有五个阴爻，只有这一爻处在中位；下面与初九阳爻相应，只依从正道，究竟是凶还是吉？圣人为什么不说？在正道上应当复归，功效不值得议论；依从正道反而是善，没有凶的道理。凡占得这一爻，只应知道当复归正道而已。”六五爻说“敦复，无悔”。《象传》说：“敦厚地复归而没有悔恨，是因为居中而能自我考察。”敦是笃实厚重，是坤体的性质。没有帮助、没有援助，最终凭自己成就复归，也就可以没有悔恨了。横渠认为这是处在阳刚将兴、阴柔危险的时代；南轩认为是阴柔而远离阳刚。赞语说：“复归没有比初九更好；六二亲近仁德，六四依从正道，各自返回正位。六五德性尊贵而居尊位，处于坤之中，笃厚自守，也成就了复归的功效。阴柔远离阳刚，只能做到没有悔恨而已，比不上六二、六四，圣人借此垂下戒示。”上六爻说“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传》说：“迷失复归之道而导致凶险，是违背君主之道。”我认为“迷复反君道”是举其大端来说。君主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复归善道而已，凡人也是如此。朱文公说这是极不好的爻。十年、五年、三年、七月、八月、三月，大概是象数之中本来就有这样的数。赞语说：“君主和长上之道，没有比复归善道更大的。” 像上六那样迷失复归之道而不自知，天灾人祸、军队失败、君主遭凶，没有一件是可取的。事情到了极端、道路已经穷尽，十年不能出征，数目达到极限，失败得一败涂地。苻坚、王邑，[原文“三陈九卦”语意不明，暂存原文]。又说：“复，是德的根本；复虽小，却能辨别万物；复，是为了自知。”这三句话中“复虽小而能辨别万物”尤其精微深奥。学者对于六爻的三陈之辞以及全卦的彖辞，要熟读玩味复卦的道理；遇事应物，在这颗心刚刚发动之初、喜怒哀乐将要发出而尚未发出之际，一定要加以辨别，贵在及早辨别；不要任由错误发展，不要重复过错，那么要达到以亚圣颜子配享孔庙大成殿的境界，也并不困难。知道并不艰难，实行才是艰难，应当彼此勉励。皇甫师曾元鲁字说

译学习的力量有余而天资不足，曾参对于“一贯”的旨意没有疑惑便应诺了；学习的力量不足而天资有余，端木赐对于“一贯”的旨意能够通达，却要有所等待才觉悟。这就是皇甫给自己命名的原因：不敢以端木赐为师，而以曾参为师。字为“元鲁”。他家本在南京，后来跟随濮氏寓居杭州，以授徒为业，侍奉父母非常孝顺。二十二岁时，请婺源赵山长然明求字说；忠诚是“一”，宽恕是贯通之道，这些道理应当已经知道了。虽然如此，曾参是可以学习的，“鲁”却是气质之性，不能把它作为学习对象。以曾参为师，应当怎样做呢？《论语》《孟子》等经书所记载的曾子言行，以及《汉书·艺文志》《隋志》《唐志》所载，世间流传的《曾子》，有二卷的，也有十八篇的，如晁公武《读书志》所考订的，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近来绩溪汪漕元刊行《曾子》《子思》二书，我家也有这个本子，但不是《汉志》所载的原本。既然如此，曾参最终正是从“鲁”中得到成就的，又应当深入体会伊川先生的说法。有人问，究竟为什么说曾参“鲁”呢？回答说：正因为他质朴鲁钝，所以能够做到三省；正因为能够三省，所以能够达到一贯。只是说谋划是否忠诚、交往是否守信、传授是否复习罢了。天资有余的人反而不屑于这些，学习的人应当知道学习力量为什么如此重要。天竺僧道成性存字说 天地所赋予的性，人最为尊贵。为什么尊贵？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有人说有的性并不善，这是为什么？因为有天地之性，也不能没有气质之性。张子说：有了形体以后才有气质之性，若能返归本源，天地之性便保存下来了。程子说：谈性而不谈气，论说就不完备；谈气而不谈性，论说就不明白。千百年来气与性没有分清，直到二程先生才一下子判明。伏羲画六个奇画为乾卦，画六个偶画为坤卦，天地之性具备在这两个卦中。尧、舜、禹相传的执中之道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是气质之性，道心是天地之性。那时已有“心”的名称，还没有“性”的名称。商汤说“若有恒性”，这是“性”字出现的第一例。伊尹说“习与性成”，是第二例。周公、召公、康公说“使你的性更加充实”，是第三例。到了孔子谈性，才大为完备。《论语》说：“人的性情本来相近，因习染而相距遥远。”《周易》说：“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就是这个意思。到了子思谈性，又更加完备。《中庸》说：“天命叫作性，遵循本性叫作道”，都是这个意思。到了孟子以后，谈性就更加完备。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孟子》七篇都是这样说的。告子不懂性，公都子不懂性，杨朱、墨翟不懂性，荀卿不懂性，扬雄也不懂性【指气质】；董仲舒说：“性，是生命所禀受的材质，牵涉到气。” 韩愈所说的五常是对的，但把性分为三品却牵涉气质。佛教说“作用就是性”，说性在于执持、在于运行奔走；这只是说形体的运行，还没有判定是非，仍牵涉气质。天意使中断的圣学重新兴盛，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谈性才开始精确；陈了翁、胡康侯、胡五峰、郭白云等人又稍有偏差。朱文公、张宣公相继而作，他们关于性的论说已经没有一丝遗憾。勉斋黄氏解释得很详细，给李贯之、李公晦的答复也极为完备。性就是理，理就是道。孔子说：“成就本性并不断保存它，是道义的门户。”本然之性人人都得到。所谓成性，就是成就本来的性；所谓存存，就是不断地保存它。那种早晨保存、晚上又丧失，晚上保存、早晨又丧失的，不能叫作存存。杭州上天竺寺僧人道成，字性存，请我以这些纷繁的言语写成一篇说。潘友文涣字说 武夷潘君早年考中童子科，今年已经成年。同年乙科进士陈此竹，名天应，是建宁乡的前辈，带他来拜见我。他的名取自《易》“风行水上”的涣卦，字叫友文。潘君请我作字说；此竹年七十二岁，不肯作这篇说，而谦让给七十八岁的方回来作。乡饮酒礼中，面对年长者不敢推辞。“文”是什么意思？就是文。尧聪明而文思，舜睿智而文明，纯粹而且不停止。周文王之所以称“文”，孔子说“文不在这里吗”，这些都是圣人的文，不容易达到。总而言之，文能经天纬地，把《周官》的六德、六行、六艺都包容在其中。您取“风行水上，涣然成文”的含义，正是从老泉苏公的说法开始的。老泉所说的不过是指后世文士的文章，谈的是文章自然流行的状态。您对此不敢自以为已经涣然成文，反而谦称“友文”，又有降低自己来约束自己的意思。天下的善士，都应当凭文章来同您结交了。我非常敬重、非常仰慕您，难道能不稍加勉励您吗？人生十岁叫作幼学，能够考中童子科，凭借的是资质的力量。二十岁叫作弱冠，您今年二十一岁，就不能没有学问的力量。我曾经把《易》的卦序中蒙卦列为第四卦，把谦卦列为第十五卦。童蒙时代求教于您，足以求取功勋了。由蒙卦到谦卦，相隔十一卦；您的年龄从童蒙到谦逊，也正好是十一年。您应当知道艮下坤上为什么成为谦卦，并且屈己以结交四海的文章。六爻全都吉祥，谦卦亨通而有好的结局，一点也不能自夸自大。我冒昧献上这篇文章，也足以作为您的朋友了吧。柴性初道存说 《易·系辞》说：“知见崇高，礼法谦下；崇高效法天，谦下取法地。天地安设了位置，易道就在其中运行。”又说：“成就本性并不断保存它，是道义的门户。”前太学上舍、三衢静德柴氏，一桂给他的次子取名性初，字道存。文公解释说：“穷究事理，知见就崇高，如天一样而德性崇高；遵循事理，礼法就谦下，如地一样而事业广大。”又说：“成性，就是本来已经成就的性。”我认为“穷理、循理”四个字极其精确。所谓性初，贤者和愚者共同具有同一个本初之性。静德的祖父潜心先生、清江使君，是龟山先生的高足；逸平先生徐公诚叟，是龟山门人，和罗仲素等人交游。柴氏世代守护龟山之学，与紫阳同出一源。人若想使本性恢复完整，除了穷究事理、遵循事理，还有什么办法呢？四子的名字说 长子名存心，字中。全心的完整体，能够保存它就能够完整【今年三十二岁】。次子名正心，字中。取《大学》“正心”的正，不是孟子“勿正”的正，这两个“正”字意义不同；正，就是以敬使内心正直而已，能够正心就能够立身【今年二十九岁】。次子名高心，字中。取范文正公赞许严子陵不侍奉王侯、高尚其志的意思，又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话；他生于严陵，所以取这个意义，作为百六知县先兄的名字，后来出继已经十年【今年十六岁】。次子名明心，字中。取《易》离卦光明而中空的意思，离卦中间的空处象征心体【今年十一岁】。郝氏三子枢、机、权名字说

译以昭穆确定世系，是史法；从名字中取义理，是师法。所以，知郢州兼管内安抚使郝公，名镇，给儿子取名都用水旁，因为金能生水。第三子名彦泽，字润甫，又给他的三个儿子取名枢、机、权，都用木旁，因为水能生木。这就是所谓以昭穆确定世系。枢，是门上的门轴；机，是弩的扳机；权，是秤锤，都是器物。一件器物有一件器物的意义，一种事物有一种事物的道理。树立中央的枢纽，四周便没有角隅。北辰是天的枢纽，一日一夜，天体运行周遍而没有差错。人的心也有这样的枢纽，并不只是门轴。枢的字可以叫子周。千钧重弩不会为鼷鼠发射扳机；凡是能够发动事情而有利于使用的，都叫作机。机密不严密，祸害就会形成；人的心也有这样的机，不只是弩机。机的字可以叫子密。《易》说“巽以行权”，又说“巽称而隐”。注《易》的人认为这是违背常经而合乎道，又把“称”解释为称扬并读平声，这些都不对。“合乎道”就不应违背常经；“称”是古代的秤字，应当读去声。只有朱文公认为，既能称量，又能隐藏而不显露形迹，这样才得到巽顺之道，能够施行权变。人的心也无不有这样的权，难道只是秤锤吗？权的字可以叫子巽。这三件事，就是所谓从名字中取义理。史法是一种师法，史官可以作为师法；但不是懂得道的人不能做到。枢用来运转大事，机用来发动大事，权用来平衡大事，没有不恭敬谨慎就可以做到的。所以取字为周、密、巽，都是古代先贤的教言罢了。还要恭敬谨慎啊。石氏四子名字说 天下万物中，没有比玉更珍贵的；而玉的产地，都在石头之中。空青、丹砂、云母、水晶、硫黄、钟乳、金银、铜铁、锡铅、汞都产于石，而玉居其中之首。祭祀天地日月，要用玉；祭祀宗庙山川，要用玉；朝觐、会同、聘问，也要用玉。人们只看见玉已经成为器物，却不想玉孕育精华、养成纯粹，若没有石头，便没有作为玉胎的根基。石姓始于《左传》中的石碏。前行省郎中石公国瑞有四个儿子，到了加冠的年龄，命我给他们取名、取字，我于是都取石中生玉的意义，按次序说明。玉这种东西已经很贵重了，尤其贵重的是手中所执持的玉。古代“圭”字如今写作“珪”。《周礼》说，天子插大圭，执镇圭；公执桓圭。长子小名引源，想命名为石珪，字桓玉。执此圭的人，是王的上公，仪态威武；所谓桓，是说把玉雕琢成两根树干相对的纹样，象征宫室的两根柱子。前朝有宰相王禹玉，也名珪，能以“珪”为名的人，可以做到宰相。《礼记》说笏，天子用球玉，注说是美玉；又说天子插珽，注说就是笏。次子元源，想命名为石球，字廷玉。玉制的珽使用球玉，字从玉旁而从廷，日后若能接近君主，岂不就像玉笏一样吗？《周礼》说，琬圭用来治理德行、结交友好，作为君王使者授予诸侯的瑞节；诸侯有德，君王命令赐给他，使者便执琬圭传达命令。大概琬圭的顶部是圆的，象征仁。第三子庆源，想命名为石琬，字德玉。作为诸侯接受德行方面的赏赐，有什么不可以呢？《礼》说，琰圭用来纠正行为、铲除邪恶，也是君王使者所执的瑞节。琰圭是把圭头的圆弧剖开而制成方形，象征义。诸侯有不义之事，君王命令使者持琰圭作为符节将其拘执。如今的风宪官和将帅近似于此。第四子善源，想命名为石琰，字方玉。浙西道廉访徐公琰，字子方，就是这个意思，希望他将来能征伐击搏。虽然如此，生出玉的是石头，而玉要成为器物还要依靠玉工：用机铁磨削，用水沙砥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登上玉笋之席。因此说人不学习就不知道道理。四位公子正值年少而进学，我希望把你们雕琢成玉，使你们成就。经传中“玉”字都是真实的玉，只有这里一个“玉”字是虚用而意味深长，所以引用它。三个孙子的名字说 我的先祖朝议三府君，生下先父兄弟五人。先父经干，任通判，排行最长，名字都用玉旁。先父在嘉定甲戌年考中上舍，实际上由此开创了大方氏家门。我这个不肖孤儿从广东封州回来，沿用先父所取的小名，不敢更改；有幸私下继承世科，也生了五个儿子，名字都用心字底。如今长子存心有儿子，名守孙；次子正心有儿子，名燕孙；第三子高心，把名字取来奉祀先叔父贡元九府君，后来又承继先堂兄知县百六府君。丁酉年七月四日生下男孩，来请我取名。我年七十一岁，能够见到第三个孙子，也是一件幸事。于是给他们命名都用玉字底，取字都用心旁。万物没有比玉更珍贵的，可以使自身像玉一样珍贵；人没有比心更灵明的，内心无愧就可以了。守孙名玉韫，字惟深；燕孙名玉成，字惟温；新生的第三孙名玉振，字惟清。年幼时暂且称作玉孙，长大后再使用双名和字。祖父的事业，不要废弃，要继续传承下去。赠邵山甫学说 学习是为了穷尽人本来具有的性。穷尽性在于穷究事理，穷究事理在于致知。致知的关键，没有比读书更切近的。天下的书很多，如今保存下来的九经以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仪礼》，应先读注，再读疏。帝王圣贤关于体用的学问都完备在其中，这是学习者的律令格式。近世诸儒的解释，又是用来申述这些律令格式的意义的。要交互参证，左右考核，直到旁通而互相符合，然后才没有疑惑。若有疑惑，幸好还有周敦颐、张载、二程、邵康节、谢上蔡、杨龟山、胡文定公父子、朱文公、张南轩、吕东莱等人在后面加以阐明。学习的人如果一概以此为主，并用它来判断诸子、史书、文集中的取舍，那么心中先有一定的权衡，谀媚之言、浅薄见解、邪说异端就不足以迷惑我了。因此，经书简约，注疏博大；像诸子、史书、文集，也要用尽日夜之力读它们而掌握大纲，这是博。根本在于经书的大旨，以及各位先贤大儒已经断定而不可更改的论说，这是约。类书、韵书、稗官书，是求博的辅助。学习入门，就是《近思录》和《真西山读书甲记》，是约中之约。

译由约而博，由博而约，每天不断进步，精华显现，光彩流露，那么文章和诗歌也都能如此。古人把文章诗歌看作能够言说的类别，大概说到了能够言说的程度，就不同于不能言说了。古代的经书都是文章，也都是诗。后世下笔很难达到古人，文章从先秦、西汉以后，开始有韩昌黎，其次是柳子厚，再后来有欧阳修、曾巩、苏轼等人。诗歌自《离骚》之后降到苏武、李陵，而建安四子、晋宋之间直到唐代，又参以律体，成就最高的没有超过杜少陵。陈子昂、李太白、韦应物、柳宗元也都是其中的杰出者。宋代有欧阳修、梅尧臣、黄庭坚、陈师道；南宋有吕居仁、陈去非，到了乾道、淳熙年间仍有几位诗人。如今的学者一定要先使自己的学问收获充足，然后在文章诗歌上用力，取法他们的文章诗歌，开始时像写字临摹古帖，熟练以后便不必临摹而自然相似了。若像近来江湖上的人说古文止于水心，律诗止于四灵、许浑，那实际上只是借口借手，未曾深入这些领域，是有识之士非常不取的。岂只是这些说法呢？谈典故只止于杜佑《通典》，谈治乱只止于《资治通鉴》，谈性理只止于四书语录，却也未必能够融会贯通、周密通达。他们对于经书和注疏，若无不茫然如同望洋，那么世上做士人而谈论学问的人，难道不是欺骗父兄、欺骗朋友，并且自欺自骗，使自身和一生都丧失了本来具有的性，最终达到什么也没有听闻的地步吗？又有一种说法：学习之所以一定要以经书为根本，大概是因为佛老之说扰乱天下善于言说的人已经很久了。濂洛之学的源流既已明白，杨朱、墨翟的洪波已经干涸，善于言说的士人中，只有昌黎韩子、欧阳子、南丰曾子，他们的学问完全出于经书。即使有不凡奇异的资质、英俊杰出的人才，被天竺佛教、老子一党所迷惑，沉溺于鬼道，把儒者的深衣、佛者的田衣、道士的羽衣混作一体，也应当引导他们避开。既然如此，难道只有朱文公的学问不可企及吗？自孟子以后，只有这一人；至于他的文章、诗歌以及一切笔墨，哪怕一句一字，也无不达到深厚精微的境地。如今的学者，舍弃这一准则，不把它作为标准，却奔逐卑下、追求浅近，岂不是徒劳吗？严陵邵君崧山甫，他的祖父精通礼学和《易》，考中进士而入仕，做到会稽县令，却没有享用其德业，反而遗留给后人。我看山甫的气度相貌，应当比我小二十多岁，所以写下我一生所学的根本和始末赠给他，也希望他把这些话转告郡中可以谈论学问的人。故家名阀说赠滕宾日 孟子喜欢谈论世代显贵的故家。晋朝分裂为南北，世人还崇尚王、谢、崔、卢这样的名门，近来的人却忽略了它们。我在戊子年春夏之间，偶然到了本州婺源，故帅参、告院溪斋滕先生的孙子嵎，字宾日，来拜访我；我听到了从未听闻的事，见到了从未见过的事，不能不记下来。溪斋字德粹，和他的弟弟字德章，都入学并考中进士，也是朱文公的门人。他们父辈中有恺考中进士，任信州司户，号溪堂；他的侄辈有武，字子，入学并考中进士，却没有享禄，号万菊。这些都是天下共同知道的事。溪斋的事迹中，有些是墓志没有记载的：他前后两次参加乡试，都是[原文“魅”字疑误]，都是第四名。礼部试中，他破句的文字只有我一人这样写，因而使满场都说这是安慰皇帝想有所作为的心。当时寿皇还健在，“慰人君”三个字让考官忧虑。最后得到溪斋的试卷，独独写作“遂人君欲为之心”，于是才被定为经义[原文“魅”字疑误]。起初众人商议要提升他为都[原文“魅”字疑误]，但知举的某人想把自己安排在前三名，所以压低了他的名次。这是我从未听闻的事。溪斋八十岁时，在宝庆三年丁亥年从福建帅幕告老，绍定元年戊子年去世。西山真先生景元为他撰写墓志，鹤山魏先生萃父为墓志篆额。防斋袁先生广防写有书法。如今我得到机会观看防斋的亲笔，比平时所写的字更有锋芒。刘后村潜夫送溪斋归老的诗有两首，亲笔写得非常端楷精妙，是他多年前所作。后一首有“他山开药灶，某水搒鱼船”之句，刊本删去了。戴石屏式之亲笔所写的《晦翁亭诗》有“故乡风俗应如旧，前辈风流尚可传”之句，字独自肥厚，语言也平正。宾日说石屏是一个矮小的老头，如今江湖之间也很少有这样的诗人了。宾日的曾祖父就是溪斋的第三子，名切斋，官做到饶州旁县的县令，名字与我的祖父同名。汤东涧伯纪的记文亲笔也值得观赏。如今这些人都已经不能再出现了。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事。我三十年来认识溪斋的第四子、宾日的叔父堂长钧，如今他老了。我又有幸认识溪斋长子的孙子琼、次子的儿子岵，还认识宾日。他风骨清峻挺拔，诗律妥帖稳健，议论和学问方面，也有足以仰望的文献典范。昨天谈话间让我要给宾日作字说，旅居之中实在没有空闲深入思考，所以写下这些从未听闻、从未见过的事情，归还给他，以表明像这样世代显贵的故家名门不可忽视；也借此表达我的心意，即我对前代正人、大儒门第的景仰、爱慕和敬羡，不敢把自己混同于流俗而不加区别。俞好问字说 霅川敢村俞君名裕，字好问。“好问”与“裕”相对，“自用”与“小”相对。《尚书·仲虺之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德行宽裕而有余，德行狭小而不足。一件事、一种物、一层意义、一个道理，有所不知道却不向老师求教，不向朋友请问，反而自以为能、自以为聪明，错误荒谬、颠倒错乱，造成的危害很大，难道只是德行小而不足罢了？好问胜过不问，确实如此。好问不是只问一次。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孔圉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易》九二说：“用学习来聚集知识，用询问来辨别知识。”问得越多，所得越丰富；所得既然丰富，用来蓄养德性的东西就充实盈满。询问对人的益处就是这样，所以说“裕”。然而所谓问，就是求得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已经知道以后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要实行。《尚书》说：“知道并不艰难，实行才是艰难。”这就像道路：不知道哪条路，难道可以不向人询问？询问后知道通往燕国的路，难道可以不走？问清燕地的道路，知道应当向北走才能到燕；问清粤地的道路，知道应当向南走才能到粤；问了却不走，就如同没有问；走了却没有到达，也如同没有走。孔门弟子没有不好问的，只有颜子能够钻研坚硬、仰望高深，并且实行而达到；宰予白天睡觉，是知道却不实行；冉求遇事退缩，是实行却没有到达。颜子因此在德行一科居首。近世大儒教人，一定说知识和实践要同时进步。俞君应当勉励自己。颜子是什么人？希望达到他的境界，就对了。李师善复初字说

译近世大儒解释《论语》第一章的第一个字说：“‘学’这个字的意思是效法。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只是觉悟有先后。后觉悟的人一定要效法先觉悟者的作为，才能明白善并复归本初。”如今参知政事张公可与的女婿李君，名师善，字复初。他命名的依据，是《尚书》所说“以善为师”；取字的依据，是朱文公所解释的三十五个字。可以作为老师，人们来效法我，就不可没有老师；我去效法别人，这就叫学习。《礼记·文王世子·学记》篇中“学”读作效，字也写作“效”。《韵书》解释“效”为“象”，解释“斆”为“教”；“成为那个人的老师叫作教，那个人把我当作老师叫作象”。所以说：“有所效法于别人，是为了求得在自己身上成就；以自己所不知道的去效法知道的人，是为了求得知识；以自己所不能的去效法能做到的人，是为了求得能力。”这就是李君命名的意义。一定要以别人的善为师，就足以明白天理的善，去掉人欲的不善；我们的本性就恢复了。所谓“复初”，就是复归天命所赋予的本性。上天降下中正之性，人秉受常道，它的本初难道会有丝毫不善吗？这就是李君取字的意义。觉悟有先后，以善人为师很难；本性没有不善，复归本初也很难。或者《易》有复卦，初九说“不远复”，圣人以此称许颜子修身之仁；六二说“休复，吉”，圣人取其向下依从初爻之仁。这里所说的“复于初”，与李君所说的“复其初”不同；但“初”就是仁，而向下亲近仁，因而“师善”的意义并没有不同。这又是另一种说法，所以写在这里。三山林君名字斋说 我的朋友三山林君，名德载，字敬舆。《易》大象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他命名的依据。坤卦六二《文言》说：“以敬使内心正直。”《说卦》说：“坤为大舆。”这是他取字的依据。最厚重而能承载万物的，没有比大地更强的；君子不过是一个微小的身体，却凭借深厚的德性，配得上大地的厚重。大地有形而德性无形，大地所承载的是看得见的物，德性所承载的却不知道是什么。有人说：君子出仕而承担天下的重任，国家、朝廷、宗庙、社稷、百姓、生灵、九垓、八纮、五岳、四渎，常常处于危险而不得安宁的状态，这就是他所承载的事物。他凭什么承载？叫作德，不仅叫作德，还要叫作厚德。但归根究底，德没有可以衡量的尺度，方寸之心中不过是一个敬字罢了。有形的承载，以大地为车舆；无形的承载，以德为车舆。大地的承载不能承载大地之外的东西，君子的车舆承载天地，也只是一个敬字而已。伊洛之学谈敬说：“专一而不旁骛。”这是圣人的最高功夫。我将从容易进入的门径求取它：坤卦第三画阴爻变为阳爻，形成艮下坤上的卦，叫作地中有山，即谦卦。大地比山大，山比大地小；但山高于大地，大地低于山，以大的处在小的下面，这就是谦的意义。伯益说：“谦逊会得到益处。”这是对伏羲先天《易》的善言。孔子说“益谦、流谦、福谦、好谦”，又称赞六爻没有不吉祥的，这是对文王、周公后天《易》的善言。其意义大概是取大地比山广大，却能够处在山的下面；君子体会它，便成为谦逊、礼让、不夸耀、不自矜、不自满自大的品德，而称作谦，不过是一个敬字罢了。用德承载万物，以敬修养德性，从谦逊进入敬；越谦逊越有所得，积累得越多便越厚重。所以我又用“谦益”给林君的书斋命名，另外为他写了这篇记。世人把谦逊看作可以忽略的事，谦逊的人少而自满的人多，所以自满的人即使承载很小的事物也不能胜任。林君涵养纯厚、积聚精粹，行中守和，由谦逊进入敬，由敬而增进德性。将来如果用自身作为承载天下国家的车舆，哪里容易估量呢。《桐江续集》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桐江续集》卷三十一，元代方回撰写的序 《后乐集》序 三代以后，宇宙有分裂与统一的不同，人才也有消长，这同样由此判定。周朝末年分裂为战国，到汉代才重新统一，所以汉初的人才与战国七国不同。汉朝末年分裂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到唐代才重新统一，所以唐初的人才与齐、梁、陈、隋不同。比如五代的祸乱达到极点，汴梁一旦统一，人才也与八姓十三君的时代不同。然而统一持续得越久，人才又与刚刚统一之初大不相同。萧何、曹参、韩信、彭越、房玄龄、杜如晦、英布、卫青这些经邦济世的宰相、征战的将领，固然很盛大，却还不够。汉代到了文帝，才开始有贾谊；唐代到了高宗，才开始有陈子昂；汴梁到了庆历年间，才开始有范希文痛哭流涕的奏疏。《过秦论》在董仲舒之前；感兴之诗在李白、杜甫之前；服中所上的万言书在欧阳永叔之前。他们的学问承继圣贤的传统，文章革除衰世的风气，各自成为一代宗主。从这三个人开始，到今天天下统一也已经很久了。将相豪杰以及有志于功名的人并不少，然而考察论说道德、学问、文章的人，只能得到几位，老山张公就是其中之一。近来有幸读到您的新集，书名叫《后乐》，难道不是有志于效法范希文所为吗？大概贾、陈、范三位伟人所论述的，都是忧虑天下的言论，而您所作的文章也多是忧虑天下的言论。云南、西夏、辽东，都是人们畏惧前往的地方，您却宁可轻视自己的生命，也不轻视自己的职守。对于故旧的死亡，您忧戚叹息、悲伤感慨；对于寡妇、孤儿，也多次在诗歌中表现出同情。您的忠贞胸襟和仁义气概，就是如此。天下人所忧虑的，别人不忧虑，您就先去忧虑；天下人所享乐的，别人都想享乐，您却把它放在后面。这就是您的宏大志向。您的诗格调高雅，气势开阔，骨力峥嵘，神采飞动。您的学问文章，追踪前代先贤而开启后世学者，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人吗？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人吗？您是燕地人，名云鹏，字鹏飞，曾任监察御史，巡察外台，弹劾惩治大官，风采尤其凛然卓异。

译《夏推官仁玉谈星诗》序 古代懂得观星的人，观察天象来了解人事，所关系的事情非常重大，所以巫咸、甘德、石申的星占之学，到《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时已经完备，是由李淳风加以整理的。到了《天象新书》，则更加完备，是由当时诸馆阁中声望正隆的老儒共同编成的。如今懂得观星的人，民间有《三辰通载》这部书，除日、月、五星、七曜之外，又有所谓紫气、孛星、罗喉、计都、无象等星曜，总共十一曜，只是用来推断人的命运、贵贱、吉凶罢了。这门学问出自民间，极其琐屑，所以博雅宏通的人有时以谈论它为羞。汉代太史公说过：‘文史、星历、卜筮、祝祷等技艺，皇上把他们像倡优一样豢养。’近代设置挈壶、保章、灵台等职务，特意使它们具有不同的官名，不把任职者列入士大夫之列。观测天象、了解人事，关系极其重大的人，尚且受到这样的待遇，那么用十一曜推断人的贵贱吉凶、极其琐屑的术数，又会怎样呢？这就是那些凭借星术游走在公卿门下的人，动不动便有割足断弦之类的感叹，难道不是这样吗？不过，如果确实是儒者，就应当自有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高辛、重黎、放勋、羲和以来，这种传统已经很久了。像司马迁《史记》的《八书》《天官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博物洽闻，不是申、须、裨灶、梓慎、卜偃、子韦、史墨这些人所能相比的。柯山夏君仁玉，字瑞卿，是本乡选拔出的优秀士人。他的乡前辈径畈徐公，在甲辰年考中省试第一名；夏君所写的时文，能够熟练地诵读徐公的文章，前后在科场中所作的经义、赋和魁首文章，也都能品评其优劣。他早早题名雁塔，本来可以列身于卿士行列，却不得已凭星术成名，所以我赠诗说：‘旧业三元赋，新功百中经。’意思是说他的术数乃是儒者的术数，而不是专门看相算命者的术数。我曾替他说过：‘江湖间的人，凭一门技艺足以养活自己；假使胸中没有古今学问，笔下不能写出五七千字、百字的文章，那么即使真书草书逼似王羲之、钟繇，人们也只称他为书佣；即使丹青妙过顾恺之、陆探微，人们也只称他为画史。瑞卿懂得星象，正是当今的季主、君平，而不是精研隐微、通晓《太玄》的君子；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又怎么足以了解他呢？’南北名人的诗作，保存其中的佳篇，为它们作序。《送余希则诗》序【见《徐径畈太极讲义跋》】《拄笏亭诗》序 古代的笏有玉笏、象牙笏、鱼须笏、竹笏等不同种类。臣子在君主面前用它来指点比画，又用来记事；上朝时拿着它陈述，退朝后照着它办理事务，担心有所遗忘，实际上也借此使手的姿态显得庄重。晋、宋以来，称它为手版。王子猷不理会府公询问他事务处理情况的话，拿着笏支在脸颊上，直视西山，说早晨的空气清爽宜人。他的高尚情怀和雅致兴趣，并不在于区区的名位升降、得失之间，而在于泉石之旁、林荫之下，以及烟霞、猿鸟之外。这样的人，难道可以把他看作晋代清谈人物而轻视吗？燕玉泉山南十里、金水河前，有翰林直学士、兵部郎中罗君汉臣的家。过去他还不到四十岁时，登上銮坡，任职兰省，距离要害职位只有一步之遥，于是就在家中建了一座亭子，用来眺望燕地西山，命名为‘拄笏’。退食闲暇时，他必定在这里徘徊游憩，并且已经有了辞官的念头；后来果然放弃官职，十多年没有再被调任。如今有官职的君子，乘坐轩车舆车，头戴冕弁，腰束绅带，佩带印章，用组绶来装饰，已经很荣耀了；出行有旌旗、棨戟引导，有甲士呵喝，有骑吏簇拥，手里拿着笏，这也是使自身荣耀的一件东西。庸俗浅陋的人，旁观显贵公卿具备这些东西，必定叹息羡慕，以为这是荣耀，却不知道宦海仕途波涛险阻，往往出于意料之外，也有人正是因为这些东西而招致祸患。到了那时，想要摆脱这些东西却不可得，就不只是像绳索枷锁缠在身上一样了，哪里还有什么荣耀可言？所以有人在天子殿前叩拜说‘把这柄笏还给陛下’，有人作韵文说‘抽出手版还给丞相’，汉臣难道没有看到这一点吗？不过，人没有长久离开仕途的道理；古代辞去国政的人，君主赐玦便离去，赐环便回来，使他能够垂下绅带、端正手笏，不动声色地把天下安置在泰山般的安稳之中。汉臣又怎么能推辞这座亭子呢？前防知政事左山商公孟卿题写了匾额，中原诗人题咏它的已经很多了，紫阳山人为此作序。

译《晓山乌衣圻南集》序 一个人生在世，有当时的官位，却没有什么可以惠及他人，庸人对此甘心，君子却以为可耻。人死以后，没有什么足以使子孙获利，却有足以流传于世的东西，只有君子能够做到，庸人做不到。我的朋友陆公太初，在宝祐四年考中进士。在开庆、景定、咸淳、德祐年间，六次担任僚属，改任官职一次，调任京城官署两次，后来因勤于职事而死，仅仅得到一个外府丞的职位。当时前有丁大全、后有贾似道，搅乱天下；戚宦、近幸所盘踞的地方，工匠、技术人员、胥吏所依附的地方，无功的庸将、不才的狎客、狡猾的商贾和妾婢都能执掌政权；侍从、台谏和权臣相互勾结，彼此看重，而像太初这样才质宏大、俊秀茂盛的人，竟不能在朝廷士大夫中占一席之地，这对太初来说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太初去世至今已经九年了，田地房屋勉强还完整，遗下的寡妇孤儿孤立无依。我访问他的家，得到《晓山乌衣圻南二集》和《晓山零藁》诗，共七百零八首。每次读它们，我没有一次不潸然泪下；不知道他用了几车丹铅、涂改了几张纸，才把内心的话写出来；不知道他多少个早晨呕心沥血、多少个夜晚搔首苦思，才把情感吐露出来；不知道他口中吟哦了多少遍，手中选择删定了多少次，起初删去十分之七，后来又删去十分之八，最后才保存到今天。钱塘湖山、金陵台阙、故乡的荒墟、祖先田地的野坡、古寺的修竹、破败驿站的寒灯，这些地方从前我和太初不知唱和过多少次。我想，我们本来应当一起老死在紫阳、乌聊山下，太初怎么忍心突然舍弃我离去呢？太初的诗刻苦深切，气势凌驾万物之上；面对冻涧、枯树，雨后天空、孤独的声响，他却专门写得收敛含蓄。我放纵浩荡，恣意挥洒，一生都对此感到惭愧。唉，太初已经无法再见了！生前没有当时的官位，不值得悲伤；作品能够流传于世，还算值得庆幸。自干道、淳熙以来，诚斋、放翁、遂初、石湖、千岩五位君子，足以追踪江西诗派，追赶盛唐；在他们之后，永嘉四灵、上饶二泉、懒庵、南塘二赵也颇有声名；再往后，就只有一位刘后村，也号称具有本色，但仍赶不上前面几位。天下的诗人，像太初和我这样并不少；只是没有像欧阳修、苏轼那样的前辈大儒树立文章的旗帜，为诗文表率倡导，所以世道昏暗，这并不是我们这些人的羞耻。‘晓山’是太初书室的匾额；‘乌衣圻南’是他在两都任职时寓居的地方，所以用来命名诗集。把其中的佳篇奇句选出一二篇写在左边，是想用来劝勉后学，也并非只是出于故人私情。《李君章虚舟亭诗》序 古代的创作者依据义理制作器物；后来的论述者，有的借器物阐明义理，有的从器物中取其义理。姑且拿舟来说：圣人开始制作舟，船桨在木上，舟身在水下，它的意义大概取自《易》的《涣》卦，这是制作器物的最初道理。义，就是理；理没有形体，却是事物的本体；器，就是物；物有形体，是理的作用。所以善于谈论义理的人，必定能在器物上找到根据。《中孚》卦下为泽、上为木，有利于渡过大河，乘木而行、舟中空虚，这是孔子借器物阐明义理。卦的外面四爻是实的，中间两爻是虚的；舟的内部必须空虚，舟的外部必须坚实，所以才能渡水。巽在上表示顺，兑在下表示喜悦；上面顺从、下面喜悦，就是必能渡过的道理。然而它所说的‘利涉’，难道只是越过江河而已吗？要救济天下国家的险难，应当以虚怀容纳事物，以实际力量辅助；上对下顺从，下对上喜悦，也不过如此。《中孚》所说的虚舟，并不是真的有一条船。至于《庄子·山木》外篇，则有空船撞船的说法：一条船正在渡河，另一条船从对面冲撞过来，并不是有人在操纵它；那条空船中没有人，只是恰好相撞。因此，正在渡河的船不会因为另一条船来撞自己而发怒。这个寓言借虚舟取义，是想让人虚心自处而在世间周游，也并不是真的有所谓船。我的朋友张受益说，他的朋友李君章在寓所建了一座亭子，题名为‘虚舟’；他取的是孔子所说的虚舟之义吗？还是取的是庄子所说的虚舟之义呢？士大夫争相作诗来赞美它。究竟是遵从孔子，还是遵从庄子？既然如此，器物虽然相同，义理却不相同。《尚书》的‘作舟’‘行舟’，《诗经》的‘柏舟’‘杨舟’，舟是同一个舟，意义却不同。商汤的盘、周武王的席子，从普通人看来，一个不过是洗浴器具，一个不过是寝卧用具；但盘上铭刻‘日日新’，就有不断增进德行的意义；席上铭刻‘恭则寿’，就有谨慎独处的意义。至于酒器、食器、几案、手杖，也没有不是这样。如今建造居住、宴饮、休息之处，能说话的人彼此采用比兴的方式，阐发它们的名称和意义，也同样如此。君章建造这座亭子，大概有两层意义：出仕而用于世，就应当像《中孚》的虚舟那样，以宽容之心救助万物；避世而自处，就应当像《山木》的虚舟那样，以此保全自身。各位为它题咏的人，所说的又不只这两层意义；有赞颂的，也有规劝的，都可以虚心接受。君章广泛学习，喜好修养自己，又负有才名，他不长期退处而出仕，是必然的。这条船，受益愿意和他一起为之掌舵划桨。

译《俞鉴山月相士诗》序 观察人的方法，没有比孔子、孟子更精密的。人的内心难道能够隐藏吗？孔子两次说到这一点，孟子又反复申说。孔子说观察、察看、审察；孔子有三种方法，又说听其言、观其行；孟子有两种方法。如今给人相面的人，能够做到这些吗？观察形貌的方面最多。尧有八彩眉，有人眉毛弯曲，有人眉毛修长，这是观察眉相。舜和项羽都有重瞳，有人眼睛方正，有人眼睛像蜂目，有人像猪一样斜视，这是观察眼相。汉高祖鼻梁高隆，有人鼻子像截断的竹筒，有人鼻子像山丘，这是观察鼻相。老子耳孔大得能容下麦粒，有人耳上长毫毛，有人耳朵比面色白，这是观察耳相。越王有鸟嘴，有人口能容拳，有人嘴角朝上，这是观察口相。牙齿像编排的贝壳，嘴唇像鲜红的丹砂，这是观察牙齿和嘴唇。胸前有三条横纹，背上有六道甲纹，这是观察胸背。仙人有箓骨，佛有锁子骨，这是观察骨相。皮肤像凝固的脂膏，肌肤像冰雪，这是观察肤色。有人胡须像獐尾，有人长黄须，这一定是大奇相，这是观察胡须。有人身上长奇异的毛，有人头发下垂直到地面，这是观察毛发。颧骨、面颊、下巴、额头、头部、颈项、手、足、声音、行走、睡卧、起止、志意、黑痣、纹理、涕泪咳嗽、远近、指甲、长短、阴部、大小便，没有一项没有相法。而观察人的气色尤其困难。这种说法出自《素问》。气在体内，有病或无病；色在体外，有好或不好。看见黄河池水的人，因为吃肉而面色黝黑，说明内心有忧患；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而茫然显出恐惧之色，说明内在的气已经丧失。所以五色之中，黄色最为吉祥。病人的黄色，是有谷气的表现。凡是黄色而且明亮的，都是喜悦之气。不过，这些方法只是用来观察人的贵贱、忧喜、凶吉。孔子、孟子所说的，是观察君子、小人的方法。山月俞君鉴过去精通数学，如今改为专门研究许负的相术。旧说裴晋公相貌本来并不贵显，只因萧寺孤女、玉器等事积有阴德，终于做到了将相。因此如今给人相面的人，难道可以拘泥于固定不变的方法吗？孔子、孟子用来衡量君子和小人的方法，又难道可以一点也不知道吗？赠诗给俞君的人，各自都有自己的说法。为此作序。《孟衡湖诗集》序 延平祝公辅从上饶经过我所在的武林，谈到郡太守孟侯的贤能，以及他所写的诗篇；诸位学生争相传抄，大家一致议论要刻印流行。去年甲午年春天，孟侯迎接亲人到霅地，我在湖上遇见他；算起来平生共见过他三次。孟侯每天诵读自己的作品，我替他记录下来，后来又得到他最近的诗稿。与第一次、第二次见面时相比，大不相同。我慨然叹道：‘陶士行、石勒所畏惧的人，有孙渊明、谢幼度攻破苻坚；又有孙灵运。孟侯家族的忠襄公在前一个甲午年夹攻悬瓠而消灭敌人，也有一个能作诗的人，可以和陶、谢两家并列。武功达到了天下武功的极致，文才达到了天下文才的极致，这是多么奇异啊！’不过，这只是说他们的家世恰好相似罢了。《易》《书》《诗》本来都包含诗，到了唐代，诗歌自有正统源流，这也已经是定论。聚奎以来，昆体盛行，欧阳修、梅尧臣加以变革，后来黄庭坚、陈师道开始尊崇杜甫，评论者便称为江西派。渡江以后，吕居仁、陈去非、曾吉父都是黄庭坚、陈师道一派的传人。淳熙年间，陆务观出自曾吉父一派，又和尤延之一起都很像王介甫。只有杨万里、萧东夫深入江西诗派，范至能、韩无咎、张武子则各自成为一家。朱元晦继承圣贤的传统，诗尤其纯粹精密；没想到学禁停止以后，时代的风尚却背离了正道。有人推许许浑的七言、姚合的五言，夸张地自称晚唐诗人；那些人竞相追求雕琢辞藻的虚名，却不明白祸患将至的先兆，竟因此使晚世国家陷入不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诗道不再古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只有上饶、余杭三位赵姓诗人坚持正道而不改变，其余人都接续浅薄、因袭鄙陋，随俗而衰败。孟侯的诗得之于天资聪明，以精深丰富的学问成就它；如秋天的弈棋一样专心，如扁人的车轮制作得熟练，如基公射箭一样发无不中，还保留着淳熙、元祐、庆历诸位老诗人的遗风。至于邪僻的小路、偏门，放纵哀伤的声音和情思，并不是没有用尽力量，却始终不能达到极致；不是越工巧越精细，反而越不像正道。那些人直到白首仍仰望大海，既不渐进，也不能顿悟，和孟侯得到正统源流相比，怎么样呢？孟侯年仅三十二岁，名淳，字君复，寓居处名为‘衡湖’，书斋名为‘能静’。近世文章衰落，唯独这个郡得到了一位以文章著称的太守；郡中的学者朋友又能够共同成就不朽事业，帮助我们的道统将要兴盛，难道就在这里吗？难道就在这里吗？

译《送张受益入都》序 孔子在河边说：‘逝去的就像这样啊，不分昼夜地不停流逝。’程子说：‘这是道体。天运行不停，水流动不息，万物生生不穷，都以道为本体。它运行于昼夜之间，从未停止。因此君子效法它，自强不息。等达到最高境界，就纯粹而且永不停息了。’朱子进一步解释说：‘天地的变化，过去的逝去，未来的接续，没有一刻停留，这本来就是道体的状态。然而可以指示、容易看见的，没有比河水流动更明显的，所以孔子在这里发论来示人，是希望学习者时时省察自己，不要有一刻间断。’我认为：两位先生的话，都对学习者大有功劳。程子先说天，中间说贤人，最后说圣人，可以说是孔门的嫡传后嗣；朱子先说天地，中间说圣人，最后说贤人，可以说是程门的忠臣。朱子把‘舍’训为上声，却没有解释‘舍’字的意义。程子所说的‘不已、不息、不穷’，朱子所说的‘没有一息停留、没有一丝间断’，都是用来解释‘不舍’的，描绘得巧妙，形容得尽致。韵书把‘舍’解释为‘释’，就像‘手不释卷’‘如释重负’中的‘释’，是始终拿着而从未放下；这就是它的意义吗？两位先生解释‘逝’字的意义，说是‘运行’、‘流动’、‘生长’，程子的解释已经精妙；说‘过去的逝去，未来的接续’，朱子的解释尤其精妙。在天道方面，所谓‘逝者’就是与道同体；在人身上，所谓‘逝者’就是学习道并且用力实践。而它之所以能与道同体、能在学习道上用力，就在于‘不舍’，昼夜不停而已。我认为，‘逝者’向前而去，后来者从后面到来，接连不断，滚滚而行，没有停止的时候。后来者到来，也就是前者逝去；前者已经逝去，又成为后来者。天地如此，人难道可以不如此吗？‘斯’这个字，正是专指‘不舍’而言。唉，这个道理多么微妙！学习者求学，就像左脚行走，右脚接着迈出；右脚行走，左脚接着迈出；前一道波浪离去，后一道波浪到来。如果能在‘逝’字上用力，也这样持续不断，差不多就可以了吧？这就是孔子勉励那些希望成为贤人的士人、希望成为圣人的贤人的道理。朱子又说，从‘川上’一章到篇末的‘棣华’，共十五章，都是勉励人不断进学的言辞。我私下叹息，如今的学者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把劝勉当作忌讳，写一篇序文稍加收束便发怒，题跋一首诗要求再加删改便生气；小事尚且如此，何况大事呢？河水难道会不流逝吗？既然流逝，难道又会中途停止而‘舍弃’吗？省郎、济南人张君谦，字受益，多年来和我谈论文、唱和诗歌，彼此苦口婆心地互相切磋，希望共同推进这门学问。如今他考核期满，等待铨选；元台出面保举，直到入朝觐见时，他又把这些文章带在身边一同前往。凭借您的飘逸爽迈之才，再加上有力量者的推挽，就像乘坐安车行走在九轨宽阔的大道上，也像巨大船只载着万斛货物，乘长风驶过向东流的大江大河；荣华显达已经不足以形容。古人赠送别人的文字，是用来规劝而不是颂扬。我恭敬地把《川上》一章当作多余之言，向您求教，同时又把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反过来赠给您。‘地中有山’这一卦，六爻都吉；您的名和字，谨慎地奉行它们，又怎么会有骄傲自满招致祸患的忧虑呢？这是第一条勉励。爱护我的人，是疾病；厌恶我的人，是药石。您因为喜欢听取过失，把书斋题名为‘闻过’，对阿谀者挥手赶走，对献媚者斥退，又怎么会有当面称誉、背后毁谤的忧虑呢？这是第二条勉励。自古以来，先民都有恭敬谨慎的品德；生活在今天而仰慕古人，您又曾以古人之名命名书斋，取的不是器物，而是古人的道。古代君子的称号，不归于您，还能归于谁呢？这是第三条勉励。不过，孔子在河边感叹流水逝去，前代贤人用它来勉励自己；如果您能牢记程子、朱子的遗训，登上孔子的殿堂，那么这三条勉励都只是枝叶罢了。您此行匆忙，我来不及举酒祭祀道路神，只好姑且把这番心意寄托在空言之中。

译《送汪复之归小桃源》序 秦始皇、汉武帝迷信神仙之说，竭尽天下的力量去寻找不死之药；药本来在自己身上，却向外寻求，因此被方士欺骗。读司马迁的《史记》就可以知道了。班固《西汉艺文志》保存了神仙家十家的书，其中有关于灵芝、菌类的书，用来服食，还兼有导引、按摩之术；班固断定它们是在探求隐秘、行怪异之事。后世如《黄庭内景》《黄庭外景》《大洞真经》《西升经》《步虚经》《定观经》《太清经》以及陶隐居的《真诰》等，不胜枚举。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把《度人经》列为第一，却不知道《度人经》是在伪蜀王氏时期由王乔撰写的。古书中有七个王乔，而伪作《度人经》的并不是周代的王乔，也不是汉代的王乔。既然如此，神仙之说可信吗？近世尊崇魏伯阳的《参同契》，把它看得像六经中的《周易》；然而隋、唐史志都没有这部书，它也是在伪蜀孟氏时期由彭晓作注而流传的。朱文公也曾托名邹訢为它作注，只是喜欢其中语言接近古代。他在答袁机仲的信中说，《参同契》的说法本来不是为了阐明《易》，只是姑且借纳甲之说，寄托修炼进退的尺度。他又说，纳甲的方法见于今天流传的京房占法《火珠林》。所谓甲、乙、丙、丁、庚、辛等，是用来说明月亮的昏旦、出没；虽然它不是为了阐明《易》而设置的，但《易》中无所不包。虞翻所作的纳甲图，见于朱子发的《汉上易图》：乾卦纳甲、壬，坤卦纳乙、癸；月有晦、朔、弦、望，《参同契》便取此来作为进火候、退阴符的修炼方法。文公不认为这是错误的，似乎认为世间确有所谓神仙。他在答蔡季通的信中说，《参同契》的说法细细推寻起来，可以看出一息之间便有弦、望、晦、朔的变化。上弦，是气刚开始增长，从上面向上增长；下弦，是气刚开始消减，从下面向下消减；望，是气达到充盈，太阳西斜于下而月亮圆满于上；晦朔之间，是日月相合，也就是所谓‘举水以灭火’‘金来归性初’之类。这可以说是特别喜好它的人了。然而《感兴诗》却说：‘盗窃元命，秘缪当生死关。’由此可知，即使真有神仙，也不过是造化中的一个窃贼罢了。何况天地之间，难道从古到今真的有永远不死的人吗？魏伯阳的原文共四篇，彭晓把它分为九十章。我曾经仔细读过它，彭晓的本子本来没有‘日月为易’这句话，与唐本不同。‘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是用二十九夜月亮残缺、三十夜月亮全无来解释的；这是他自成一家的说法，并不合于《易》。《九还七返，八归六居》以及彭晓、夏元鼎的解释，有些正确，有些错误。但是，魏伯阳果真像《神仙传》所说，是东汉末年的会稽人，那么他所作的四言、五言诗颇为简古，而六言诗却偶然俳优化，也间有重复烦琐之处；东汉人的文章不应当这样。他说‘淮南炼秋石，王阳嘉黄芽’，浅陋得很！《西汉书》记载刘安被诛而死，王阳能够炼成黄金，死后却裸葬；只要把淮南八公、王阳之流说成真仙，不读书的人也可以被欺骗。张用成、张平叔的《悟真篇》就是《参同契》的注脚，更加浅近；夏元鼎的《悟真讲义》则越发浅薄、越发浅近。魏公的说法一扫旁门左道，夏元鼎的说法却在下手用功之处，与吐纳导引、搬运之类的小术没有区别。张平叔是台州人，熙宁年间跟随陆师问入蜀，遇到隐士，作成《悟真》八十一首诗。夏元鼎是温州人，宝庆年间以小武官身份历事山阳应纯之麾下五位将帅，伪造《西江月》十二首，托说是张平叔所作。夏元鼎后来死于色欲，近世的人还有人知道这件事。魏公的文章中有三十二章写得好：第十六章说‘苣胜尚可延年，还丹可以入口，金的性质不会败坏腐朽，所以是万物之宝’，这显然是蜀地人的押韵。第六十七章说‘种麦却想收黍，运圆却想求方，竭尽力量劳损精神，终年也看不见功效’。第七十章说‘广泛寻求名药，却与道相违’。第七十三章说‘母鸡自己孵卵，雏鸡不能完整’，语意都很好，押韵也都是蜀地音。第七十四章说‘太阳潜藏，道因此沉隐光彩；月亮施布德泽，从而舒展光辉’，与上一章‘男子背向阳而面向阴，女子背向阴而面向阳’相连，最像近世人的体制。第七十八章从‘关关雎鸠’一直写到‘飞龟舞蛇’，越发显得乖张；一整章四十二句，奇异变化，倒很可喜。文章尤其好的地方，是‘竭力驰骋精神，多方设置譬喻’，其实只说明一个意思：男女不交媾，便不能炼成丹药。‘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就是这个意思。东汉人的文章恐怕不会这样，似乎出自彭晓一人之手。其中有‘太一于是召来，移名中洲；功成之后上升，承受符箓图籍’的话，也很不古雅。班固说，天子在元日接受四方国土的图籍，承受万国进献的珍宝。《参同契》说‘三年进退，等待符候，便可以肉身上升’，那么承受的是什么符箓，接受的是什么图籍？彭晓没有注释其中的道理，只说‘太一是修炼丹药的主管神，中洲就是神洲；世人初次得道，便在这块洲地的金简上刻下姓名，承受图箓之后才开始上升’。唉，这实在荒诞得厉害。所谓内丹之法，本来不过是把父亲的精、母亲的血作为禀赋，使它升降，炼养精气以夺取造化，却把仁义道德看得一钱不值；只有使凡人化为仙人的方法，却没有贤人向圣人学习的心，难道可以吗？钟离权、吕洞宾说肉身能够飞升，章公权汇集记载三位村民能出阳神，这样便把魂和身体看成两种东西，又有尸解、火解、水解之说，更是下下之流。徐坚《初学记》载有崔玄山《濑乡记》，把老子说成十三位圣师之一；其中所说修仙的三十六种方法，似乎都被魏公所排斥。《悟真篇》八十一首诗，第一、第二首浅陋俚俗，完全看不出大丹的宗旨。‘百岁光阴石火烁，一生身世水泡浮’，以及末句关于‘无常’、‘妻财’、‘罪业’等语句，文意紊乱，似有脱误。

译‘昨日街头还骑马，今天已经躺在棺材里成为尸体’，难道不是太浅易了吗？它用七言四韵十六首，象征二八一斤之数；绝句六十四首，对应六十四卦之数；五言四韵一首，象征太乙之数，似乎没有什么义理。只有纳甲的说法，我还不知道究竟是魏伯阳采用了虞翻的图，还是虞翻反过来采用了魏伯阳的图。我曾为此作诗说：‘早晨有个读书人，带着酒壶来访我。他问我《参同契》，你也曾读过它吗？虞翻的纳甲法，就是先天图。伯阳窃取其中秘密，静夜里仰观蟾蜍。初八、二十三，艮兑与丙丁各有不同。上弦进火候，下弦退阴符。望日月盈满，仰望乾卦之盖；晦日光明消灭，俯视坤卦之车。震、巽对应庚、辛，坎、离同属戊、己。朔旦太阳居中，日月在水火炉中交媾。’彭晓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喋喋不休地争论鲁鱼之误？可惜他不是研究《易》的学者，却想飞升血肉之躯，借《易》来玩弄炼丹术。邹訢为什么不诛斥他？这首诗一定会得罪当今修炼内丹的人。我们州的小桃源汪君复，字复之，非常喜爱这门学问，拜江西段无心为师，得到了他的传授，给自己取号‘月源无尽子’。他给我看了一篇大序、两大册《先天一气金丹直指》，其中有药物斤两、火候卦气三图。我已经老了，七十一岁。王半山说过：‘不服紫团参，也活到了今天。’伏羲的《易》，像陈希夷、邵康节所传授的那一套，我愿意学习。魏公得到先天图的方位，是其中一种说法，我不敢学习。把这些写出来，是为送复之归去。幸好我还没有死，也许还来得及看见‘月源无尽子’在缑氏山头化鹤，那也未可知。《送柯山山长黄正之》序 柯山书院山长、武林人黄子正之将要离任，我惊愕地问道：‘难道不是以云台祠官的身份来主持这座山中诸生的人吗？’唉！我读他的《葵园集》已经很久了。他是生于嘉定乙亥、三十岁时在淳祐甲辰年成为南宫第一人的那个人吗？是晦静先生汤公的高足吗？是被授为沅州教授、诏书尚未下达便上书攻击史嵩之的人吗？是右曹郎吴子良援引陈传良的先例，任命为泰州教授，尚未赴任又升为太学录、由人推荐他的人吗？是登第第二年乙巳七月尚未赴教授任便被召试、授为正字的人吗？是丙午年冬天升任校书郎，后来离开朝廷的人吗？是丁未年秋天奉特别诏旨改授官职的人吗？是采用朱文公学说，登第第六年己酉却背弃朱文公之学、并且诋毁周元公的人吗？壬子年三十八岁时，吴潜、谢方叔任宰相，元日授任著作郎，京城人有‘再来不值一文钱’的歌谣，说的是他吗？是夏四月入对、秋七月再次入对，因为议论政事私下涉及左右近臣而遭到特别诏笔斥退的人吗？害怕威势、反省过错，可以理解；但临川之行本来不该去却去了，到了郡中不到一个月便被罢免，说的是他吗？憎恨贾似道，可以理解；但攻击蔡抗可以吗？亲善吴潜，可以理解；但怎么能举荐杀人犯陈韡来任用呢？’ 使国家迷乱的贾似道也可以被接纳吗？这难道不是不知人吗？辛酉年授任临汀官职时，贾似道已经做了两年宰相，为什么没有在朝廷中占据地位呢？难道是曾多次接受贾似道的馈赠，后来反而被他轻视吗？迎接他的人已经到了，他却突然死去，这是上天造成的吗？他有三个儿子，伯达、仲忽、叔夏；长子实名心亨，字祝，曾任我州户掾。三人都已去世，没有孙子，这是上天造成的吗？他曾获赐官田三百亩，如今已被登记收归有关官府，却没有人为他立后，这是上天造成的吗？善行降下祥瑞，恶行降下灾殃，这一定是有人得罪了上天。试着评论这件事：周元公所说的‘无极’，不同于老子所说的‘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所谓常德不差错

译、复归于无极，只是两个字偶然相同，旨意却不同。老子所说的‘无极’，是和婴儿、朴相配而言，想从有返回无；周元公说的则是无形的理。王弼引用它来注释《易》的‘复’，说天地虽然广大，寂然至无才是它的根本。周元公的说法不是这样。朱文公说‘没有方所，没有形状’，又说‘没有形体而有理’；张宣公说‘没有谁去做却自然如此’，老子哪里认识这些道理？周元公先说‘无极而太极’，接着说‘太极本无极’，又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应当把这三句话合起来看。没有瑕疵、没有疾病的，‘真’属于理，‘精’属于气。所谓无极之真，就是无形的理。无形的理运行在阴阳二气、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真实之理与精气神妙结合而凝聚，于是形成了人。这就是太极无形的理，生成为有形的仪象、卦，直到万物。老子哪里能够懂得这些？老子把有和无截然分开，而这里把有和无贯通为一。庚戌年的讲论，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接近道理。此人大肆诋毁，把周元公说成陈希夷一派的人，把朱文公说成只会传注的学者，又以庄子、列子、尹文、亢仓子的荒诞学说诬蔑濂溪，以王弼、郑玄、贾逵、马融的浅陋学说诬蔑晦庵，这难道不是精神错乱、丧失理智的话吗？至于他自己所作的谬论，则说‘一画’用来标志太极，混乱道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一画，是两仪中的一阳。说太极存在于一阳之中，就可以把一阳当作太极，却不能说太极就是一阳。又说太极的本体是乾，太极的功用是复。‘体’字、‘工’字，完全没有义理，简直是画蛇添足，越说越偏，越说越支离。把乾、复两个完整卦合起来看，复卦的一画和乾卦的一画并不相同。乾卦从一画到六画，它的象是天，而一画并不是太极；复卦的一画，是剥卦剥尽之后坤卦下面重新生出的一阳，可以看见天地生生不息的心，但这一画也不是太极。六十四卦的初九共有三十二个，唯独说乾、复两卦的初画是太极，是错误的。太极是在画卦之前就先具备的理。邵子所说的‘画前之易’，所说的‘道是太极、心是太极’，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人起初只是涉猎朱文公的书，用来写时文，后来却受到汤汉的压力，改而跟从陆学。汤汉未中进士时，担任象山书院山长；后来江西诸人因为江西人出任台谏、侍从乃至执政，便推举他为山长，以尊崇他的学说。包恢自称是象山的门徒，却赞成实行公田，祸害流传到今天。他的门徒凭借权势要人胁迫四方学者改从陆学，汤汉也因此私下被擢升为省试考官。他曾经著书来辟斥朱文公的著作。赵忠清公对这个人的褒奖太过分了。近世人物中，拘谨的人多，狂放的人少；这个人就是狂放之人。所以他敢做而不疑虑，敢说而无所忌惮。邹道乡在谏元符之后被贬谪南迁，曾哭着对田承君说，大丈夫所做的事情不应止于此；后来上疏攻击史氏，一生凭此取得名声和利益，已经不是中正之道。何况他又因为在都堂背诵程文而受到刺激，不能算作高尚。我曾说，朱文公一生所做的事情，大多超过古人，却动不动就被后人牵累；他有什么可牵累的呢？孟子、二程、张载之后，发出空虚的感叹。《川上诗》写得突兀险怪，二程子是周元公的弟子，难道可以抹去自己的老师，却远远引用孟子吗？他又作诗侮辱邹訢，却想起陆九渊；敢说此人的学问，连周、朱两位先生的脚底都没有仰望到吗？他的门徒中只有徐直方一人，徐琦、曾子良都是不学习的狂妄书生。这个人既不能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期追慕前代圣哲；又不能著书立说，留给后人，死后没有享受祭祀，也没有后代。上天因此降祸给他，也就可以看出原因了。正之出道较晚，恐怕还不知道前辈学术的源流本末，所以

译详细告诉你。直截书写，不加文饰；拿到书堂去拜祭他的祠堂时，膝盖可以弯曲，内心却不能屈服。这篇文章也不必多次给别人看，只是你不能不知道罢了。若有人问起，就说：‘紫阳山下的老书生，小畈住了一纪；今年七十一岁。’ 《送柯德阳如新城》序【戊戌以后】

译杭州过去有许多来自四方的士人，而我长期寓居在这里。送行赠言，常常是这样说的：“比如某县任教谕，某书院任山长，某州、某府、某路任学录、学正、教授。”如今送柯德阳君，却不是这样。德阳此行前往新城，是何氏聘请他去主持家塾。天下各郡国设立学校，所聘的是公家的教师；家塾所聘的，是私家的教师。教师本来是一样的，但成为教师的途径不同。公家的教师由有关官署选拔，往往受权势支配、被贿赂左右，未必都是有真实学问的人，所以公家教师有时会出于私意。私家的教师，难道会有父兄不爱护自己的子弟、不选择有真实学问的人来做老师的吗？所以私家教师必定符合公论。况且公家教师的志向在于求取仕进，私家教师的志向在于藏心修业。德阳把藏心修业作为职责，而不把仕进放在心上，远远超过常人。再说，士人所学的究竟是什么呢？八位圣人、四位贤人，以及濂溪、洛学、关学、西山诸先生，是学术的祖师。张宣公、吕成公早逝而著作流传，朱文公独自晚死而著作最为完备，是学术的宗主。黄直卿通释经义，陈安卿阐明字义之外，各自还有文集，作为朱文公的辅翼。真希元的《读书记》，是义理的根本；魏华父的《九经要义》，是典章故实的渊薮。他们又各有文集一百卷，都是学者由此入门的途径。陆子静见解直截，虽然快捷，却没有穷尽道理；叶正则的文章偏颇驳杂，虽然工巧，却不懂道理。至于嘉定以来，四灵和刘潜夫的诗，不过像姚合、许浑那样，更不是求道者所崇尚的。世上即使没有这种诗，也可以。虽然如此，还应当知道立身不能没有规矩，选择朋友不能没有权衡。以有才能的人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以知识多的人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如同没有，实如同虚；受到冒犯也不计较。这五句话不可忽视，是立身的规矩。狂妄便放荡，骄矜便忿怒暴戾，愚蠢便奸诈，称说他人的恶行，处在下流而讥讽上位者，有勇力却无礼，任意果断而不通达却把这当作智慧，不谦逊却把这当作勇敢，揭发隐私却把这当作正直。这十种情形，人有其中一种就不可亲近，是选择朋友的权衡标准。我老了，七十二岁，而德阳才三十八岁，所以敢于把《论语》中的三章掏心掏肺地全部说出；我自己也不敢不仔细玩味晦翁的三篇集注来勉励自己。送家自昭晋孙任慈湖山长序【性存子】眉山家氏之子名晋孙，字自昭，读书的屋子叫作“自庵”。年仅三十岁，授任四明慈湖书院山长，将要出行，来请求赠言作为规戒。我请先说说他的名字和“自庵”的意义，然后再谈慈湖杨氏的学说。《易》卦大象说“自”有两种含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明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我奋发，永不停息；“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说明光明从地上升起称为晋，君子因此自我昭明光明的德性。天的运行日日进步，凡是都在于自己。如今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经历昼夜而运行一周；然而天的运行常常超过太阳一度，太阳的运行常常落后天一度。天本来没有所谓昼夜，人间的昼夜其实由大地造成。人居住在地上，太阳运行在地下，所以有夜；夜短时不过亥、子、丑三时，昏暗之后太阳又出来了。大地不能永远遮蔽太阳的光明，就如同物欲不能永远遮蔽人的心灵光明。因此孔子以天体刚健、太阳光明来比喻君子的学习：能与天同样刚健而自强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能与太阳同样光明而自我昭明，贤人也可以达到。家氏之子取法晋卦的“自”，却不敢自任乾卦的“自”，这大概是他的谦逊吧。凡是说“自”，都是由于自己，而不是由于别人。鹤山魏文靖公替姑苏高德文记述朱文公命名的“强斋”，把这两个“自”的意义阐发得最为透彻；文靖公又曾自号“自庵”，于是我写下“自靖”“自献”来说明它，与家氏之子的“自”略有不同，但追究实质则相同。人的自身，善恶没有不是自己造成的；自己悔过、自己改过，自己暴弃、自己放弃，不过反掌之间。实行仁德由自己，难道能由别人吗？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慈湖杨文元公的学说，偶然与象山陆文安公的学说相合。慈湖任富阳主簿，代理县令时，象山以举子身份赴南宫考试，路过那里，恰逢慈湖处理政事；有一桩关于扇子的诉讼，诉讼结束后，慈湖焚香与象山相对默坐。象山问：“敬仲平时怎样下手体认这个道理？”慈湖回答：“请问您，什么是良心？”象山立即离席大声说：“主簿刚才在堂上辨别是非的那颗心，就是良心。”慈湖比象山年长两岁，听到这句话便大悟，拜象山为师。我认为这就是孟子所说看见牛从堂下经过、看见幼童将要掉进井里的那种已经发动的恻隐之心。孔门的学问，对于这颗心尚未发动时有存养，已经发动时有省察，都明白见于子思《中庸》开头一章。孟子多谈已经发动的心，但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保存自己的心”“养护自己的本性”，都是尚未发动以前的事。陆、杨二位老先生所学，有下半截而没有上半截，这是象山的过失。朱文公《文集》《语录》和《年谱》，李公方子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慈湖的过失，曾经在给傅道夫的信中说濂溪、明道、康节的觉悟还不完全，伊川尚未觉悟，而道夫兄弟都已觉悟。傅正夫拿这封信请魏文靖公作跋，文靖公茫然不悦，非常不满。正夫又抄录慈湖的训语，请西山真文忠公作跋，文忠公说慈湖泯灭心思，废弃持守，谈论空寂玄妙，略微从事实际作为。慈湖又曾说子思“忠恕违道不远”这句话有害于道，怎么能说一以贯之呢？又曾说程氏倡导穷理之说，格物不可以用穷理来解释。又曾说濂溪《通书》在天道至一之中，忽然提出“通复”的说法，穿凿得太厉害。我则认为，周子谈论“通复”，用“诚”贯通它；程子谈论体用，用“敬”贯通它。魏文靖公、真文忠公、吕成公、张宣公、朱文公都遵从这一点，使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隔，根本与枝末都得到阐明，这才是吾道的正宗。陆、杨二人的见解，实际是佛家把作用当作本性的说法：认为作用是心中属于情的部分，以心为性，体认并不真实。四明的记载说，慈湖以象山为师，自成一家之学，把它施用于政事时，人们讥笑他迂阔，但他自信反而更加坚定。

译这两个“自”字，就是慈湖所说的“自为”，所以把“自为”看得很高，不顾别人的讥笑。王尚书应麟、字伯厚，曾对我说：“朱文公的学说流行于天下，却不流行于四明；陆象山的学说流行于四明，却不流行于天下。”这句话也很有意味。大概四明四位先生中，沈端宪公早年师事陆文达公，宜倅舒公南轩开其端，象山加以洗涤，又与东莱相融合，并不专守一家。到了前辈袁正献公之后，才开始专门推崇象山；慈湖又曾做史弥远的老师，所以一时尊崇、增长、昌盛，学说大为流行。袁广微任江东宪时，创建信州象山书院，而我们这一州还没有紫阳书院。后来江西人凡是做执政大臣的，必定请求任象山书院山主，以壮大它的声势；即使像包恢那样误国害民的人，也参与其中。自汤汉伯纪、徐霖景说去世以后，象山之学便无人闻知，慈湖之学也没有流传。家氏之子是我的朋友，也是性存先生的长子，所以在他出行之际，我倾尽心意把这些话全部说出。他是一个“自”，我是另一个“自”，究竟谁对谁错？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不妨像老和尚住在寺院里一样，呵斥佛、辱骂祖师，巡行一周便说完了。《进斋序》前进可以停止吗？骏马一天能跑千里，劣马走十天也能赶上它，怎么能停止呢？前进可以后退吗？走向千里之外的人到了门口便返回，终身也不会再到达，后退怎么可以呢？如今农具耕作一寸土地，才能种黍种稷；即使连接成万顷肥沃田地，仍然勤勤恳恳地播种栽植。机杼织一缕丝线，才能成为缣帛；即使织成遍布四方的锦绣，仍然孜孜不倦地纺绩。姜和桂可以等同诸侯，橘树竹林可以比拟封邑；削治烹调而享用鼎食，马医也击钟奏乐。卓氏在蜀地，拥有八百僮仆；朱公在陶地，三次积累千金。他们求取盈余时，馋涎欲滴，像鹰扑隼击；追逐便利时，食指跳动，像虎吞狼贪。这可以说是进取吗？回答说：不是。这是农、工、商、贾争着求取财利的进取。齐国管仲有三归之台，连自宫的宦官也不畏惧；鲁国季氏演奏八佾之舞，还要烦劳聚敛财物。稍有肉食便面色发黑，张起羽帐饮酒却哭泣歌唱。行动锐利迅速而不知戒惧，遭受耻辱和危殆也不感到羞惭。每一件物品都装满扑满一样的财库，每一件事情都符合浮屠的机锋。运载薏苡却不知避嫌，击碎珊瑚而肆意逞强。佩带六国相印，却有许多像车裂苏秦那样的结局；号称万石君，却很少有石庆那样谨慎不失体统的人。拥有十二金钗、三千珠履，有倾国倾城的白皙美人，有鲜红的守宫砂。饮用南阳的菊花水，骑着扬州的鹤，缠身飞入阆苑，姓名悬挂在凌烟阁。这可以说是进取吗？回答说：不是。这是富贵、功名迷恋于进取。奇异的经法和正统的精华，钻研《易》而雕琢诗文；《麟经》三传，探析幽奥、窥察精微；《仪礼》《周礼》，郑康成的异说；一以贯之的忠恕，七篇中的仁义。如今的后进之士，难道不知道这些吗？只是借此求取功名，实际上不是为了自己。涉猎篇章、搜罗遗文，摘取诸子、史书，类书堆满书架，小说塞满书柜。家家都自以为是文社的主持者，人人都自以为专擅诗坛。用湘纸素绢加以华美装饰，刀笔文章精细刊削。马迁、班固、贾谊、董仲舒，汉代文章比起初期诗歌更多；陈子昂、宋之问、李白、杜甫，唐诗比各种文章更加兴盛。有人能够认识它们的门径了，于是自成一家，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不拘泥于一种体裁，有时遵从，有时违背。冶炼铸造精美珍奇，偶尔与前代名家相合；铺陈华丽辞藻，也有时成为时论所归。这可以说是进取吗？回答说：接近了，却还不是。这是接近古代的文士诗人在进取，但在道上还没有进步。道统的传承，从伏羲开始；以敬相传，则从尧开始，而“敬”的字就是“钦”。舜继承它，又阐发了精纯专一的道理。夏、商、周是前三代，汉、唐、宋是后三代。从尧到孔子，共八位圣人；颜、曾、思、孟直到濂溪、明道、伊川、百源、康节、朱、张、吕，共十二位贤人。自周子谈“诚”以后，道统才重新接续；自程门谈“敬”以后，道统才开始明白。邵康节的《经世书》以理言数，张载的《西铭》以名分言仁。朱子以“率性无反”来解释，张宣公以“无所为”来阐明，吕成公以“思无邪”来解释《诗经》，道统更加长久。子思的学问，在“四勿”“三省”之后，在“知言”“养气”之前，以谨慎为主。谨慎，是敬的极致和诚的开端。心尚未发动时，以谨慎保存它；心已经发动时，以谨慎察看它。察看后合乎节度，就谨慎地实行；不合乎节度，就谨慎地攻治。心尚未发动时，别人和自己都不能看见、听见，所以有存养之敬；心已经发动时，别人还没有看见听见，而自己独自能够看见听见，所以应当有省察之敬。静寂与动感，关系到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遂其生，这就是朱子解释《中庸》首章的意思。然而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辨明的；说敬，说钦，说精，说一，说慎，没有一刻不需要用力。至于诚，就没有可以施加用力的地方了。这是千古圣贤相互传承的道。传承这个道，就是传承他们的心。必须如此，才可以说是在进学。农工商贾的进取，是争利；富贵功名的进取，是争势；文士诗人的进取，是争名。只有进学的人没有什么可争。高君鸾举把“进”题作书斋名，许多作者铿锵有声地写下诗文，请我为它题写序首。

译《应子翱〈经传会求〉序》王伯厚尚书的学问博大，天下无比，比我年长四岁，我过去曾恭敬地事奉他。戴帅初博士的文章精粹，天下无比，比我小十七岁，如今却是我敬畏的朋友。这四明两位先生都认为应君子翱、字翔孙所著《经传会求》很好，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私下曾认为，道只有一个，而万物却有万种。古代圣贤的学问不专在言语文字上，却也不能离开言语文字。日月星辰与天构成形体，运行不息；山川草木与地构成形体，生长不穷；言语文字与圣贤构成形体，流传不朽。形体就是万物，道则是运用形体的原则。道不离开万物：《易》推究吉凶休咎，《书》记载治乱，《诗》歌咏或讽刺，《春秋》褒扬或贬斥，三礼辨别上下等级，《论语》专门讲仁，《孟子》兼讲义，这些都以言语文字作为道的形体，其精妙作用归根到底只有一个。这个一是什么？就是道。那么，这是什么道？就是天地的心。所谓道，就是把这个道运用于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等万物，所以说“道不离物”。圣贤的心，希望使千万世的人行善而不作恶，恢复自己有善无恶的本性，因此不能不著成书籍。这就是言语文字之所以成为此道有形的形体，而无形的道又借有形的形体发挥作用，寄托在言语文字之中的道理。难道可以忽视吗？子翱所说的《会求》，从《易》到《论语》《孟子》，都概括为韵语来训导后进，旁及诸子百家，扬雄《方州部家》一书也包括在内。我过去也曾摘录其中奇特的语句和难懂的字，用来供给刀笔文章艰深之处；抛开平易的一面，不过是阴阳、一昼一夜、一寒一暑，以及消长往来、幽明死生的道理，这就是《易》的注疏。只是其中所使用的六日七分历法，一年便改变了《易》的一端。康节《经世书》就是出于此理。有人讥笑我喜好《太玄》，又说我把它放在覆瓿的书下面。我回答说：不是这样。凡是言语文字不违背义理的，都与道构成形体。一片云从天上升起，便能滋润四海；一粒粟扎根于土地，便能使万民饱腹；一条卦画由圣人创始，便能启发百代圣贤。天地圣人的道，都寄托在万物之中。近世有人想断绝言语文字，把这当作学问，竟敢痛骂朱文公的著述，说他的著述大多超过古人，动辄给后来者造成负担；他们是站在陆氏一边的人。这个人是临汀使君，不满五十岁便死了，是上天抛弃了他。读子翱的书，也应当说它与道构成形体；如果能从有形之中探求无形，就将能从无味之中得到有味。子翱早年考中童子科，他的伯父衔曾任参知政事。《送王俊甫任柳州教序》如果因为路途遥远而害怕难以到达，又预先嫌弃当地风气偏僻而难以居住，使士大夫人人都有这种心思，那么做官的人必定只肯在京城附近任职，足迹不会走出都城和京畿郊区之外，这才可以吗？古代偏远荒服之地，也一定有封建的诸侯国，设置长官、建立属官来治理百姓。《禹贡》说“东边渐渐到达海边”，就是今天穿着卉服的各个岛屿；说“西边覆盖到流沙”，就是今天葱岭、交河一带的边远地区；说“朔方和南方都达到声教”，就是周代的朔方、越裳，汉代的幕北、巴蜀、闽粤，唐代的北庭、云南、大理。哪里有被任命去做官，却因为害怕并嫌弃而不屑前往的道理呢？从前曾南丰先生送李材叔任知州，说从京师到柳州，水陆道路都能安稳通行，那么虽然遥远却并不险阻；又说当地风气同中州也没有太大差别，起居不违背节令，未曾生病，那么以为当地偏僻、有瘴气而轻视它的人，也就是迷惑了。南丰又说，那里的物产很美，有荔枝、龙眼、蕉柑、橄榄；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类；食物有海中的各种物产，以及陈放多年的酒醋，都天下无比。既然如此，假使我回去，年纪还没有老，也会欣然请求一个职任前往；去凭吊斑林，食用沈冢的食物，与昌黎旧日的吟咏相应；占问鸡骨，缝补鹅毛，续写河东遗留下来的诗篇，这也是一件快事，怎么敢有害怕和嫌弃的心呢？我的姻亲王俊卿君，主持我州的紫阳书堂，后来调任柳州教授，询问渡船向南而行的事；风涛汹涌、鲸鱼冲击、毒蛇践踏、蛊虫侵害，一概不放在心上，我因此更加赞许他的壮志。从前我的先君任广西经略司干官，因为买马前往邕管，无罪却被贬居临封；我出生在广东，四岁才回去，孤苦艰难、辗转跋涉；今年也七十三岁了。上天对于斯文，似乎有意相助，又哪里会有路远、风气偏僻的忧患呢？俊甫任期届满北归，年纪才五十岁，鹏鸟奋飞、鲲鱼变化，前途不可估量。《桐江续集》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桐江续集》卷三十二，元代方回撰序 《瀛奎律髓序》“瀛”是什么意思？就是十八学士登上瀛洲。“奎”是什么意思？就是五星聚集于奎宿。“律”是什么意思？就是五言、七言近体诗。“髓”是什么意思？不是只得到皮、得到骨的意思。能够登上瀛洲，能够聚集于奎宿，然后才能革除八代、五代的文弊。文章的精华是诗，诗的精华是律诗。这里所选的是诗歌格律，这里所注的是诗话。学者要寻求诗歌的精髓，从这里就可以得到。我方回，是谁？家居歙州，曾经任睦州太守，字万里。至元癸未年良月初一日作序。

译《刘子敬吟卷序》汉代淮南王评论《离骚》说：“《国风》喜好美色却不过分，《小雅》有怨愤讥刺却不紊乱。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兼有二者。”我认为这话说得还不够透彻。喜好美色到了极点，怨愤到了讥刺的程度，淫荡和紊乱并不难达到。如今变风、变雅都可以考见。孔子说：“《关雎》快乐却不过分，悲哀却不伤痛。”淮南王大概袭用了这句话，但意思并不纯正。然而世人在处理人伦关系和事务变化时，少有舒畅而多有惨痛。快乐而流于淫荡的并非没有，悲哀而至于伤痛的比比皆是。《易》不过一个泰卦，却又有屯、讼、剥、否等卦，卦象并不只有一种。周公制礼作乐、修饰文治，使天下太平，已经很盛大了，却仍然免不了写出“我的房屋、我的居室”这样的诗。这样看来，那些枯槁的歌谣、憔悴的吟咏，上面得不到回应的，又哪里只是一个屈原呢？屈原创作《离骚》，深深契合《诗经》三百篇的六义，而淮南王却把它看浅了。至于其中所写鬼神变化、草木芳香污秽、男女离合、国家成败，语言的抑扬，意旨的开合，只有澹庵胡公逐句剖析，才有十九层深意。他说：“满堂都是美人，忽然只有我和您用眼神相互会意。”这是寄托之辞；说到美色，哪里有所谓喜好？他说：“算了吧！国家没有贤人，没有人了解我。”这是直抒胸臆的话；说到怨愤，哪里有所谓讥刺？从屈原的作品推究屈原的心，即使把它提升到正风、正雅和颂，也没有什么不可。同乡刘君把他的《吟卷》给我看，我读了不下几十遍。和平却不流于软弱，优游却不流于愤怒。探求孔圣所论《关雎》的宗旨，并且以淮南王评论《离骚》的失误为戒，这难道不是我们所应当努力的吗？刘君的近体诗有这样的句子：“满地残红惊觉不见，晓风吹上石榴枝。”这就是获得生息意味的诗句。“仙馆无人，春意寂寂，一林红日炼成樱丹。”这就是获得成实意味的诗句。“清晨多谢帘间燕子，把满怀春愁全都举给人看。”这就是获得含蓄意味的诗句。“山翁为什么冒着严寒前往？知道隔溪有梅花。”这就是获得洒落意味的诗句。差不多可以说是情性纯正的诗了；例如“归路夕阳收山翠，染襟袖”，难道不也是在事物之外自得吗？刘君过去名寅，字子敬，如今改名光。我早就同他相熟，虽然我年长、他年少，但他甘愿忍受贫困而不出仕，在易道的变化中没有什么不能承受的。顺遂而快乐，是修养的结果；屯、讼、剥、否这些困境，他已经多次尝过了。感动而悲哀，是受到激发的结果；我担心他的激发不能停止，所以写下这些话送还给他。《唐师善〈月心诗集〉序》陈后山生于皇祐五年癸巳。他的门人魏衍所编、任渊所注的诗，起于元丰六年癸亥，都是后山三十一岁以后的诗。这位后山十六岁时，已经被曾南丰所知。熙宁十年丁巳，苏长公任彭城太守，第二年后山为黄楼作铭，笔势超过秦汉文章，朱文公极力称赞他。当时他二十六岁。至于《金州忘归亭记》，作于熙宁七年甲寅，那时他才二十二岁。如今人们读它，有的竟不知道是他的少年作品。后山的文章，即使是少年作品也已经足以不朽；可是编纂他的诗、注释他的诗，却截断在三十一岁以后，这是什么缘故？后山答秦少章的信说，自己作诗本来没有师法，年轻时喜欢，老了也不厌，写作成千上万首；等到一见黄豫章，便把旧稿全部烧掉而跟随他学习。这样说来，没有见到豫章时，他的诗只能流行一时；见到豫章以后，他的诗便可以流传百世。诗比文章尤其难作，越参究越能领悟，越变化越能进步。魏衍所编、任渊所注的后山诗，难道是参究到了极点、领悟到了极点，进步到了极点、变化到了极点吗？唐质肃公的九世孙师善，知道我很爱好诗歌，先把初稿寄给我，接着又把续稿寄给我，不久又亲自带着诗稿来到紫阳山下，把全部诗稿给我看。初稿是在未满二十岁时所作，已经很好了，例如写楮高士的“焚香朝向北斗，滴露注入《南华》”就是这样。续稿是在还未壮年时所作，更加好了，例如写浙江亭的“蕃夷通海道，吴越共江流”就是这样。至于全部诗稿，师善刚刚到了三十岁，诗却更加大为精进。若逐首摘录，难以很快完毕。我已经把三稿中每一首最好的句子或一联用朱笔圈点，指出其中的眼目来启发学者。然而难道后世没有魏衍、任渊这样的人吗？难道一定要等到师善三十一岁以后的诗，才来为他编纂和作注吗？我曾仔细阅读《后山集》。《城南韦杜村》一诗，是后山随父亲任汧阳县令时在关中所作，是他最年轻的作品。赠给二苏公的诗中有“洗去十年新学的心肠”一句，说的就是王安石得政十年，即熙宁十年在彭城所作，那时他二十五岁。又如谢克家、向季仲增补的别本，其中有寓居钱塘时所作的几首诗，都是后山自己删去而没有收入的，作于元丰四年游吴时，那时他二十九岁。那个时候，他已经见到豫章了吗？还是还没有见到豫章？两人相遇的年份，有人说是在颍昌，前辈也没有谁能深入考定。豫章最初为后山写字序，开头首先说明“观己无己”的意义，末尾说他的妻子儿女寄居在岳父家，这就是元丰七年甲子郭概入蜀时的事情。后来豫章调任河北，到了德平，难道是后山送妻子回家，才在途中相遇吗？如果不是，那么就是豫章在任太和县令以前、元丰初年已经相遇过了。如果说元丰初年已经相遇，那么现存诗稿又为什么从元丰六年癸亥开始呢？我谈到这些，是想让师善订正后山现存诗稿和焚毁诗稿的本意。三十岁以前的诗已经超越常人、达到精深境界了，后山为什么要删去它们？师善明年才三十一岁，只要能够按照我说的去做，越参究越领悟，越变化越进步，忧虑的是不能再次登上更高境界，而不必担心没有后来的魏衍、任渊。师善名侯举，他的父亲号中斋，也有诗名震动江湖三十多年，家学自有渊源。至元癸未年四月十七日写于虚谷书院。

译《宣抚朱参政〈南山遗集〉序》能够建立功业，又能够建立言论，在近世君子中，大概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从前韩琦、范仲淹筹划治理西部事务，使元昊臣服，迅速回到朝廷，辅佐太平；他们建立的功业如此，已经可以不朽了。然而他们还作诗作文，铿锵宏大，《安阳集》和《文正公集》如今都流传于世。“擎重晚香”的诗句，以及《岳阳楼记》《子陵祠记》，文辞刚毅、气势严峻，震撼宇宙；他们建立的言论达到这种程度，更足以帮助功业不朽。唉，这是多么盛大啊！故参知政事、京湖四川宣抚使南山朱公，从年轻时就有韩琦、范仲淹那样经略世务的志向。他所作歌诗、古文、应用文章等，峻拔雄健，树立教化，明示常道，正义显现在面色上。最初任职荆地，援助蜀地，便号称是懂得军事的儒者。李公曾伯从荆地调往蜀地，也不能亲自出兵。朱公以太常寺令的身份随从，掌管军机事务，代替李公巡视边境、犒劳军队，与诸将亲切交往、融洽欢聚，于是边镇声望一致归附。大臣如果能早些任用朱公，没有不成功的。朱公驻守泸南，任桂地帅臣，各自经历五年；朝廷召他入朝议事，外放时授任起居郎，又唆使人驳回新任命，把他安置在姑孰闲居，后来才授以江黄副帅，而朱公已经老了。重庆发生火灾，便把朱公放到蜀地；沙羡失守，便把朱公调到荆地。驻守鄂渚时，邻近的将帅丢失阳罗；返回江陵时，郡将又丢失沙市。朱公服药自杀而没有死，被抬往燕地，按情势本来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忠臣，是人人内心共同敬仰的。因此闲居六年，到庚辰年春天，年六十七岁，才得以寿终正寝。又过了六年，我才跟随朱公的儿子建德任副总管，得到《南山遗集》，读后起身叹息说：“功业容易穷尽，言论却难以磨灭。朱公的功业，活着时虽然没有完全遇到适当的时代；朱公的言论，死后也足以永远流传于世。”张魏公统领五路军队，因为赵哲擅自离开部属而溃败；魏文靖公罢免督府职务三天，赵范便丢失襄阳。天下人不因此责怪二公，因为他们建立功业虽有不足，却在家中讲学，于是培养出南轩这样的贤者，以及端平年间的大臣；真公、魏公并峙，其立言则已经有余了。诸葛武侯的功烈，不幸随着星陨落；但《出师表》并没有和星辰一起陨落。朱公曾亲自为自己的画像作赞说：“既不勇武，也不文雅，是恶；善于通达地理天理，丹心一片，英气凛凛逼人。”这与裴晋公的自赞没有不同，由此可以知道朱公的为人。我充任九华盐幕时，曾在池口拜见朱公，实在承受过他亲自举荐我为亲民官的恩德。德祐初年，我任职太常寺，朝廷以枢密使的名义召用我，公议命令我迎接湖湘诸军，但道路受阻，不能前进。如今奉副总管之命，写下这篇序作为开头的情谊，不能推辞。朱公名讳。禩孙，字杞；材副总管名▯，字用和。《送周干臣归泰山序》前进很难而后退容易，是贤士大夫的高尚风范；对人恭敬却忽然怠慢，敬畏却忽然侮辱，爱护却忽然憎恶，赞誉却忽然诋毁，在对待同一个人的进退之间反复变化，是自古至今庸人浅夫的常态。君子的进取，是出仕以惠泽万物；君子的退处，是退隐以洁身自好。显达时有不能苟且追求的东西，困穷时有不能苟且逃避的东西。可以前进却审慎地前进，所以说前进困难；可以退处却勇于退处，所以说退处容易。然而世上那些随炎凉而反复的人，实在可叹。他们在那个人得势时，修饰名帖，厚送礼物，抬高臀部、弯腰驼背，跪行而迟疑；有的望见车尘便叩拜，有的竭尽气力奔走，有的夜里打扫他门外的道路，有的空着信封也要送信；他们不明白冰山尚未融化，却羡慕鬼朴自得其乐。更有甚者，尝人粪、讨好权贵，甚至不止于嗅脚、抚须。等那个人退势，他们便改变师法，讳言门生，废弃《伐木》那样的雅正诗咏，冷淡对待当年下车时的旧日盟约；有谁到临贺追送呢？只看见在灞陵受到呵斥。奴仆有反咬主人的恶犬，宾客有飘然飞去的鹰。廷尉门前可以设置雀罗，翟公因此大书特书。因为贵贱而显现交情，由此看来，如果不是中等以上的士人，谁不会对这种世俗的高下待遇有所激愤、感到不平呢？那么，难道肯安然沉溺于仕进、乐于退处吗？泰山周君干臣，年将五十，任郡博士，直到县大夫，只有三次任职经历。他进入御史府任职，御史大夫极为赏识他，所安排的位置很优厚，但他心中有所不安，于是浩然辞归。杭州是东南的大都会，聚集了许多防业儒者，风气不同于流俗。我赞美周君前进艰难而退处容易，大家一起作诗来壮行。既然如此，干臣应当会获得富贵；但他退处之后，怎么知道不会再次前进呢？

译《孔端卿〈东征集〉序》世上的奇士必定喜爱奇异之事，搜求奇异之事，精心挑选奇异之事，做事追求奇异，以诗文向世人炫耀。奇异固然奇异，却不知道自己曾经濒临死亡而不悔。司马公游览名山大川，常常有水流阻滞的叹息；谢太傅吟咏浩浩洪流，最终说出归向安稳的言语；韩昌黎登华山不能下山，以至于痛哭；苏东坡渡过徐闻，说这次游历奇绝，超过平生，这些都是例子。永嘉孔君名文杓，三十年前我在武林认识他的先父。近来他带着诗作来访，我读了《东征集》，才知道辛巳年六月，孔君随军从四明出发，从神前山开船出海，三天到达耽罗，又三天到达日本海口，停泊在竹岛，整整停留一个月没有前进。八月初一，夜色尚未消退，遇到暴风，船师全部覆没；主帅独自乘一帆逃往高丽，死者三十万左右，这与我听说的全都相合。孔君偶然没有死，依附小校的破船，登上所谓合浦，经过平壤城，渡过辽阳水，历经旧女真、契丹的地域，由平滦州抵达燕山，共九十四天，徒步七千多里；又过了很久，才得以南归。孔君不是将领，也不是士卒，只是一个贫寒士人，却轻视鲸波，狼狈到这种地步，难道不也是喜好奇异之事的过错吗？我唯独喜欢他没有忘记吟咏，而且能够写成叙事体。开头说：“岁次重光、大荒落，船师向东征讨，光明而盛大，停泊在竹岛；经过一个月，时日为甲子，仲秋初一。夜里昏暗下雨，风势恶劣；天将亮时白浪堆积如山。岳阳侯海若纷纷攫取、争夺，蒙冲、巨舰相互践踏，桅杆折断、缆绳断裂，还在被斧头砍劈；千条生命万条性命都成了鱼的棺椁【这一句奇绝】。百余条船中只有一两条靠上山角，人们跳跃挣扎争着登岸，腰脚折断，魂魄仍然飘归辽远；幸存者登山奔走，像逃避刑罚，形体虽存，精神已经被搜尽。”接着说：“看见只剩下一艘船，寄托希望可以乘坐；传令把木筏作为渡具。难道封锁海面，连渡船也要封锁，真是戏谑！大将是谁？猥琐地从船篷中出来，自己离去吧，哪里忍心听孤岛上哭泣呜咽。”又说：“死者有什么罪过，竟被乌鸦、老鹰啄食？将军归来全不惭愧，设宴欢庆、奏乐作曲；我得以生还，不能忘记这一切。”读这些诗，其中有《春秋》诛心之笔。孔君的诗善于押险韵，善于使用雅正语言，善于铺写长篇；天下奇观没有超过这次战役的，天下奇作也没有超过这首诗的。死中求奇，在奇异中脱离死亡；上天之所以不让孔君死去，难道是想留下这篇吟咏作为诗史吗？孔君的文章也奇特，我看了他所作的自叙；他的其他诗稿尤其奇特。写苍苔的五言诗说：“凡是有苍苔的地方，先知道这里清幽；不随芳草一起昏暗，反而衬托落花明丽；点缀竹子增添潇洒。”写粘梅，能帮助表现老成；把苍苔比作钱，难道不显得庸俗吗？幽深的意味需要诗歌评说，这不是奇特又是什么？既然奇特而不失正道，就还应当继续努力。《送叶亦愚序》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如果人才的任用或舍弃全由君主决定，那么废置人才的权力在君主一方，人才常常能够振作而有余。如果人才的任用或舍弃全由权臣决定，那么福威的权力转移到权臣一方，人才常常消磨而不足。南宋国势之所以不振，是士大夫只知道有权臣，却不知道有君主。秦桧的事情已经遥远了；说近一些，前后两甲子，人才的心术全都被几位权臣腐蚀败坏。庆元、嘉泰、开禧年间，是一个权臣；若不是赵忠定公、朱文公一类的人，很少有不屈服媚上的。韩嘉定、宝庆、绍定年间，又是一个权臣；若不是真文忠公、魏文靖公一类的人，很少有不屈服而结党的。端平、嘉熙、淳祐年间，权臣交替，情况不一，稍稍革除前面的弊病；但再次任相的庸劣缪妄之人，暗中迎合，忌恨真正有才德的人，排斥魏公。开始时改换纸币而处置鲁莽，百物价格上涨，出兵轻率，三京军民溃败；末了则子弟掌权，贿赂更加明显，天下权柄归于宦官寺人。宝祐、开庆年间，靠近侍从走捷径的是丁大全；景定、淳祐年间，以军功欺骗皇上的是贾似道。题目期限终了、名录记完，最终国家鼎器覆倒在这些人手中。朝廷进用人才，不过三条途径：一是台谏官，二是文字官，三是都司官。贾氏对于这三条途径，必定谨慎选择，绝不任用违背自己的人；他们私下互相援引，彼此保举。一旦进入这条途径，只要稍有不同意见，立即就会被斥退抛弃。那些能够相互改削文章、传递稿件，奉承上面的意旨，听从唆使，彼此助纣为虐，肆意发挥无君之心的人，后来便升任侍从，越级担任执政，或者给他们一个宰相的空名。唉！世上从来没有削弱公室、强化私门、穷尽人欲、灭绝天理到这种程度而不败坏天下的。贾氏擅权十六年，泽火革卦所象征的变化，又过了十二年；对贾氏表面恭敬、内心实际上畏惧而厌恶他的，有汤公汉、洪公天锡、牟公子才、陈公宗礼、高【原缺二字】得、康庐、易郡；直到他掌国政终身也没有稍稍屈服的，是我家方公岳。因上疏言事获罪而被拘坐的，有谢公枋得、谢公章、陈公仲微、徐公直方、赵公与鍴、杜公渊。因为议论公田而被驱逐的，有徐公经孙、刘公震孙。以奉行公田为耻而被贬死的，是魏公克愚。尹行都因违逆贾似道心意而离去的是李公芾。彗星出现时，京城学校的一篇奏疏责骂斥责稍有过分，所受刑祸也很惨；无罪而被远行流放的，平民叶公亦愚、李某也在其中。在贾氏之前十六年，他所阻挠、排斥、打击的人才，老死的几乎已经尽了，只留下名声；在今天之前十二年，他所培养、扶植的人才，正潜藏蛰伏，准备奋发，却还没有显扬。到了现在再招纳贤才俊杰，屈指计算，已经很难了。我也很愚钝，孤零零地如一影子，乘驿车向北飞驰；但愿能像鹤鸣一样声闻四方，使拔茅连茹、群贤并进。这其中一定有可说的话，可以进献给朝廷，使政治升降得以平衡吧。披荆斩棘，扩充疆域地图，考察斗、牛、翼、轸、参、井等星宿所分属的地域，古今人才将相受天地间灵气所孕育的，实在不少，而文士尤其多。唐太宗统一天下，刊修晋、隋、梁、陈以及南北诸史，又编纂诸经的注疏，人才都可以任用，不拘泥于南北。今天如果想要评削近代的是非，并与诸位先儒共同论述撰写，淮汉以南可供选拔的文士，多得像毛发一样难以计数；即使我愚钝而能为他们推毂荐引，也还可以举出一两个来。然而，张魏公说过：‘秦桧执掌国政二十多年，只成就了一个胡邦衡。’我也不过是声名直达天地，这次出行却是木绵馁鬼所成就的。把权臣当作对自己有恩，而不把他看作祸害，可以吗？送行诗和词如果有一千首，杭州人周绪子作一篇，歙县人方回万里为它作序。

译《送罗寿可诗序》诗歌学习晚唐，并不是从四灵才开始的。宋代革除五代的旧习，诗歌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有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氏、刘氏的《西昆集》流传于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都属于这一体；晚唐体则以九僧最为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的父亲，共有几十家，深厚涵养，繁茂培育，气势极其盛大。欧阳公出现后，诗风一变，成为李太白、韩昌黎那样的诗。苏子美与他并称‘二难’，相互抗衡；梅圣俞则是唐体诗中最出众的人。晚唐体于是退居一旁。苏长公继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兼备各种诗体，精于绝句，古五言诗有时接近三谢。唯独黄双井专门推崇杜少陵，秦、晁二人无法窥见他的门径。张文潜自然具有唐风，另成一派。只有吕居仁最能仿效，陈后山放弃原来所学，改学黄双井。黄双井的诗广大，陈后山的诗精微，天下诗人都向他们俯首。建立江西诗派学说的人，所选取的未必全然如此。胡致堂曾斥责这一派，后来陈简斋、曾文清成为南渡后的巨擘。干道、淳熙以来，尤袤、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萧德藻尤其突出。道学宗师们在书籍方面没有不通晓的，在文章方面没有不能写的；诗歌只是他们的余事，却高古清劲，把其他诗人全都压倒了。又有一位朱文公，嘉定以后，稍稍厌弃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又恢复了九僧旧有的晚唐诗体，但晚唐体并不是从这四个人才开始的。后来的年轻人不知道源流始末，纷纷盲目尊崇他们，只承受流波而不探究源头，诗风一天比一天浅薄低下；然而还有余杭二赵、上饶二泉，使古典规范尚未泯灭。今天学习诗歌的人，不在三千年间上溯下沿，穷尽探索幽深的道理，却只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间的偏狭风气，这不是我这样的人敢于明白的了。清江罗君志仁，字寿可，是我的师友。自堂陈公把《书枣诗》一百篇给我看，自称改学四灵、后村，而且善于学习古人，仿佛把握了他们的意趣气度，意味隽永深远，不应当完全沿用他们的语言和典故。肥腴或华丽，冗长或艰涩，浅薄或庸俗，粗疏或晦涩，暴怒或哀怨，都是诗家的弊病。仔细阅读、深切体味，可见他的诗格还没有脱离江西诗派，也有昆体的意味；但气度峭拔，骨力刚硬，似乎又不同于赵紫芝等人和刘潜夫。因此我详细说明诗歌之所以然，写这篇文章送给他。如果有人认为我说得不对，寿可返回时经过东湖之上，可以再拿这些话去请教自堂。《仇仁近百诗序》诗歌并不只是虞廷君臣唱和的歌辞，也不只是《诗经》三百零五篇。尧、舜、禹、汤、伊尹、傅说向君主进言，箕子陈述《洪范》，周公制定六典，孔子赞述《易经》，老子著成五千言；战国之士撰述《吴越春秋》，司马迁的《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扬雄的《太玄》，全都协合音韵而便于诵读。协合音韵而便于诵读，写下来就不烦难，诵出口也容易不忘，这是文章辞藻的最高境界。因此，古代掌管典乐的官员用诗来教育贵族子弟；表达志向叫作诗，吟咏言语叫作歌。歌中有五声，五声中有律，律中有上天的教化，借此可以由上达下。先王设置官职采集诗歌，祭祀、宾客宴享以及郊庙朝廷都有作品；邦国乡里的民歌，也取来作为内宫宴饮闲适时的音乐。下面民众的情感也借此传达到上面。到了西汉，有苏武、李陵；东汉，有建安七子；晋宋，有陶渊明、谢灵运，格律诗体相继兴起。自盛唐、中唐、晚唐直到宋代，作者虽然未必都完全合乎宫商钟吕的音调，也不专门以怨刺讽谏为内容，但诗歌被称为善于言说的作品，往往彼此以文字流传、以口耳传授于世，因而不朽。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情气有所压抑而难以宣泄，心意有所难以譬喻，时事有所触发，外物有所感动，有些事情又不能直接指明；把它们表现为诗，就能用一句话、片言只语把它们全部表达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所以，提炼浮华而成为实际，锻炼粗疏而成为精粹，文字简约而意义广博，言辞浅近而旨趣深远，只有诗歌能够做到这样。我有位朋友武林人仇仁近，早年就擅长作诗，晚年才渐渐不再刻意求工。他有诗稿二千篇，其中颇有奇作。我替他选出四百篇，仍然认为太多，于是删削后取一百篇。如今世上不会作诗的人，远远望见高岸便转身返回，有的甚至认为诗歌不值得做；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从尧、舜、禹以来，即使不是诗的文章，也仍然贵在协合音韵、便于诵读。那些人难道没有能作诗的吗？然而他们不是局促浅薄、纤巧琐碎，就是放纵空泛、夸诞不实，始终不能进入作者的境界。仁近这百首诗，云翳尽去而明珠显现；气候到了成熟时果实便熟，霜降之后水流便枯，箭声一响靶心便被射穿，琴瑟齐备而淫靡之声退避，衣冠端正而强暴者拱手服从。仁近名叫远，年纪刚四十一岁，诗歌的进步还没有停止。《孙元京诗集序》虞、夏、商、周的《诗经》，孔子删定并作赞；再往下到《离骚》，以及汉、晋、魏直到唐、宋，五言七言有古体近体的不同，六义的旨趣虽然各异，道理却是一致的。人的品格高尚，胸襟广阔，学问深厚，笔力雄健，都能在诗中表现出来。我的朋友孙元京的诗，有近似陶渊明的，有像二谢的，有像元次山、孟东野的；他早年所作的七言律诗，有的完全像陆放翁。长篇诗如杜甫诗歌的引申，读到山谷诗中的长句，他是否从中得到根本而表现在外呢？他的根基确实有来历。清劲而不枯淡，整饬严肃而幽深远大；他的五言律诗，是近世诗人不容易达到的。五言古诗如《秋怀》《五感》《兴六》《冬初》《杂兴》，是近世诗人所不能写的。作诗如同下棋、拉弓：棋艺高一着，决定高一着；臂力弱的人，即使想强行推进一寸，也做不到。想不到我们州郡近来竟有这样的人，拿这些诗去拜见朱文公，难道可以没有愧色吗？

译《虚谷桐江续集序》我自从在桐江辞官闲居，万事都废弃忘却了，唯独读书和作诗从未停止。客人有时经过我的屋舍，看见我没有一刻不读书，没有一天不作诗，便问我：‘读书和作诗也各自有方法吗？’我回答说：‘读书有方法，作诗没有方法。’客人对此疑惑，于是先问我读书的方法。我说：‘所谓学习，是用来学习做人并求得见到道的。圣人，是人的最高境界；贤人，是仅次于圣人的人。想学做这样的人而不读书，是不可能的。道无声无臭，不能直接看见；一动一静就是阴阳，一阴一阳就是鬼神，天所以运行，地所以承载，日月所以交替，星辰所以明亮布列，风雨霜露所以变化聚散，水所以流动不息，万物所以生长不穷，鹰所以飞翔，鱼所以跳跃，全都以道为本体。想求得见到这个道而不读书，是不可能的。这样说来，天下值得读的书，不是很多吗？’客人说：‘并不多。’我读书，以五经和一位圣人的言论作为准则，以九位贤人的言论作为格式；至于天下的书，则申明无所不读，并以此作出判断。五经，就是《易》《书》《诗》《春秋》和三礼。一圣，就是孔子。九贤，就是周代的四位先生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以及宋代的五位先生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天地人物都有理有气，有性有情，所以有正就必然有变。五经、一圣、九贤的言论，正是用来扶持正道、驾驭变化的。我读《易》，知道阴阳的巨大变化，有正有变，生必然有死，存在必然有灭亡；对于进退、得失，不必争竞，也不必恐惧。读《尚书》，知道禅让的典谟、征伐的誓诰，以及九德的刚柔、三仁的去就都有正有变，所以各自安定自己、献身于正道就可以了。读《诗经》，知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中有正有变；快乐不可淫荡，悲哀不可过度，怨恨不可扰乱正道。读《春秋》，知道天子、诸侯、大夫、陪臣，以及内夏外夷之间的名分都有正有变；权衡善恶，衡量是非，端正其义，阐明其道。读三礼，知道尊卑上下、等级差别以及丧服和礼制的厚薄，用来节制天理的正道，防止人情的变化，使今日的变化返回古代的正道。因为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道体没有不包容的；自伏羲开始画出第一画，直到二帝三王，他们的君臣世代遵守它，从未有过不明白、不实行的。到了周朝末年，没有一种正道不发生变化，几乎到了既不明白也不实行的地步。孔子虽然不能亲自施行，却依靠孔子的言论纠正变化，使正道重新明白。孔子的言论，依靠颜、曾、思、孟而更加明白；经历秦朝，进入汉代，历经唐代的荀况、董仲舒，扬雄、韩愈的醇厚与瑕疵，虽然不能掩盖不实行的危害，但不明白正道的危害更大。幸亏宋代有周子、二程子、张子，又重新阐明王氏之学；王氏之学分裂宇宙，使生灵涂炭。后来高明的流入空虚，卑下的流入鄙陋。幸亏我州的朱子竭力纠正这种变化，又大加阐明：有无极、太极，有道心、人心，有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有命、有气，有仁、有诚，有中、有敬，有阴阳、有鬼神，有五经的精义、四书的内涵。我们这些年轻后学得以坐享其成说。于是，塞门反玷的功利，摩顶惜毛的仁义，乞邻证父的卖直，避兄离母的沽名，弃灰徙木的威信，减灶粪金的战术，非马有毛的辩说，专气寓言的虚寂，全都已经明确隔绝在正道的区域之外。等而下之，【缺字】兹邱区的训说，尸解羽化的方法，书写紫色蛙声的制度，【缺二字】白水的图谶，箕张鞭算的货财，钩筩罗织的刑法，非鬼越望的祭祀，下里巴人的音律，覩决楞伽的梵呗，阳平都功的符咒。至于近世的译经、玉清的官职，天书、神霄的祥瑞，西昆体关于龙虫的歌咏，札闼轧茁的词采，国服为息的政事，偏旁字说的场屋之学，党碑邪籍的绍述，忘君事仇的和议，棒喝顿悟的心法，金铁一锅的史学，变化越往下走，正道就越被湮没；这些东西蛊惑人心，使世道衰败。只要从五经、一圣、九贤那里所得的道理确实坚定而不可动摇，那么上述各种人就是我道的罪人，哪里容许有一丝一毫侵入我道的规范之内？如果这样，那么天下的书，值得读的也就很少了。这就是我的读书方法。然而客人仍然怀疑我作诗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吗？于是责问我：‘你的诗最初学习张宛邱，后来学习苏沧浪、梅都官，又出入于杨诚斋、陆放翁之间。后来你又悔恨诗作过于肥腴而不瘦劲，厌恶它软弱而不刚劲，于是用黄、陈的深沉严峻来约束它，再参以简斋的开阔宏大。古体诗起初仰慕韩昌黎，却担心博杂过头；仰慕柳柳州，却担心偏狭过头；仰慕元道州，却担心短促艰涩过头；仰慕韦苏州，却担心絮叨繁缛过头。后来又从朱子那里有所领会，追摹谢灵运，仿拟康乐，和合陶渊明，也颇为接近了。’ 可你却说作诗没有方法，这不是欺骗我吗？’我沉思了很久，又回答说：‘这些都是我少年时的狂妄议论、中年时的癖好习惯。去年正好六十一岁，才开始悟到自己平生六十年的错误。我以前所作的诗滞涩拘碍、铺排堆砌，有临摹法帖的毛病，于是突然抛弃旧法而从事新的写法，任意下笔，随口吟成；有所得便写下来，没有所得也不苦苦思索、勉强搜求。这样以后，我才相信作诗不容许有固定的方法；只有读书的方法，才应当终身遵守而不可失去。’客人嬉笑又怒骂道：‘你到底还是欺骗我！你所谓读书的方法，就是你所谓作诗的方法，为什么还要说有方法、没有方法呢？’我不能再回答。诗作自壬午至戊子，共二十卷，每卷一百首，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虚谷桐江续集序》。

译《钱纯父西征集序》从军有苦有乐，只看所跟随的是谁。’这是王仲宣的诗。‘从军自古说是快乐，谈笑之间坐在青油幕下。’这是韩退之的诗。近世从军队伍中没有文士，这种意味就少见了。《西征集》收录唱和诗，参加者共十二人，诗一百二十七首，长短句七首。这大概也得到王仲宣、韩退之的遗意了吗？然而这样说来，实在令人叹息痛惜。己巳年冬，荆阃吕少傅在鄂州去世。淮阃李端明星夜奔驰，进驻江陵。庚午年春，钱纯父以京西湖北仓漕兼制参的身份，与陆君实制机、毛元升制干一起，从淮地前往荆州。到达后，纯父负责鄂州留守事务。当时赵子晋镇守京口，赵几仲任江东仓官，孙吴防、楚望以前任常州守，寓居京口；龚开圣、我莫仑、子山柳、岳子山、刘澜、养源、李辟都为他们饯行。他们都是同行者，只有李辟我不熟悉，但他的名字也列在同行者中。养源到池阳，圣予到皖口。唉，如今还忍心说这些事吗？这次出行时，襄阳被围已经三年了。欺骗君主、误害国家的究竟是谁？鄂城下的盟约中，伪政权把戎钤阮思聪任命为宣参，赵日起答应每年给币，数额如同金人，却不把这件事上报，这难道不是欺骗君主而触怒【缺字】吗？夏贵进入襄阳后又退出，损失了一半水军。范友信在汉江抵抗，怯于作战而退却。吕家军的精锐全被歼灭。范文虎以殿岩身份援救襄阳，却逗留不进，不接受阃公的节制，也不把情况上报，这难道不是欺骗君主、玩弄寇敌吗？襄阳的病势已经很深了，而他们包藏祸心的程度更深；过去曾说襄阳陷落不足忧虑，大概是有他的说法。即使像钱纯父这样竭力效命的人有一百个，也无法支撑了。癸酉年春襄阳陷落，甲戌年冬江流防线失守。如今还忍心说这些事吗？这十二位唱和者中，像君实那样死于忠节、列入鬼籍的，可以没有遗憾；至于死得不得其所的人，更是深深令人遗憾。如今圣予六十八岁，唯独庆幸身体无恙。他的诗是老成笔力，骨气峥嵘；白髯垂到腹部，行走快如飞，议论有典范法度，想见他二十年前斟酒祭江时的意气。如今人心震动，沧海桑田，天翻地覆。读到这部诗集的人，还会兼有感于兴亡、生死之悲；与山阳闻笛相比，那哀痛大概超过它百倍了。《吴云龙诗集序》古代学者的学问出于一端，叫作义理之学，没有其他学问。后世的学问，距离孔子不久便出现许多异端，伤害义理、违背正道；幸亏有《孟子》七篇加以辟斥，所以这些学说有的消亡、有的保存，却没有流行。汉代崇尚黄老，魏晋以后，佛教和道教相互对立，成为遗留到后世的大患。如今世上的祸患，只剩下佛教、道教的末流而失去了根本，也已经不足畏惧了。无奈儒者的学问又自行分裂而不能归于一统，怎么办呢？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所传的道理，言论都在典籍中。《易》用阴阳说明义理，《书》用政事说明义理，《诗》用吟咏情性的方式说明义理，《春秋》用辨明名分说明义理。乐经已经亡佚，所以没有完整的经书。三礼不是完整的经书，但义理中的精微言语还没有完全断绝于书册，因为它也和人的本心一样，从未真正泯灭。承接孔子儒学的人，有周敦颐、二程、张子以及朱子；他们取小戴《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编成四书，留给后人，于是义理更加明白，道理更加精密。学者想舍弃这些而求所谓学问，可以吗？传注之学，如毛氏、郑氏，是一门学问；词赋之学，如贾谊、司马相如，是一门学问；史笔是一门学问；古文是一门学问；考究制度是一门学问；诗词之学，从建安到晚唐，是一门学问。虽然各自成为名家，但要寻求其言论合乎义理、号称懂得道的君子，却很少有这样的人。何况近世又有所谓科举中穿凿附会的学问、笺注偶俪的学问，背离义理而追逐时俗所好，难道不可痛惜吗？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回返，如今做士人的，一切都不讲求，只剩下诗辞之学。我的家乡是朱子之乡，我是晚出的后学。出仕后归来养老，距离朱子去世还不到一百年，寻求所谓义理之学的人，却一个也没有见到；而以诗歌之学来请求我讲论指点的人，却多得数不胜数。在这些人中，考察胸中和笔下不同寻常的人，又只见到一两个。歙县吴君飞云龙，就是这一两个不凡的人之一。他的短篇近体诗不崇尚工巧；长篇古乐府，气势充沛地写出，突然显出奇崛。我还希望他收敛豪放纵宕而趋于细密温润，抑制悲哀感伤而趋于平正和谐。然而，义理之学从古代圣贤传到朱子，始于《易》，终于四书，本来是天下公有的，并不是乡里人可以私自占有的。生在阙里，成为颜子、曾子那样的人，难道他们独独不是乡里人吗？如果不致力于此，使后世只以诗人来称说你，那么胡邦衡荐举朱子，难道是朱子的志向吗？云龙，要努力啊！我的朋友曹清甫已经很久没有与我相见交谈了，云龙也可以拿这些话同他相互订正。

译《送胡子游赴调序》儒者的学问独一无二，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它的文章从伏羲画出一画开始，在尧时形成，在周代达到极盛，到周代末年稍稍衰落，到战国时大坏，在秦代断绝灭亡；到了汉初本来可以恢复，但执掌文书的官吏并不是传承这种学问的人。司马迁甚至把儒家列为九流之一。《周官》出于刘歆，其中说‘儒家以道取得民众’，其意思与司马迁没有不同。有人认为这只是战国时代讲阴谋的书。孔子时代，老子已经在孔子之前出生，但还没有服食煎炼、长生不死的说法。佛教也已经产生于西域，但轮回果报、无生等说法还没有传入中国。孟子时代，杨朱、墨翟、公孙仪、苏秦张仪一类的异端同时兴起，幸亏《孟子》七篇排斥攻击它们，它们的学说才不再被后世相信。只是从汉代到唐代，老、佛两家昌盛泛滥，终于和儒学鼎足而立，合称三教；甚至儒者黯淡无光，只能从旁看着两家肆意流行而不敢抗争。唉，这也实在可悲了。即便如此，仍有一位韩昌黎写下《原道》等文章，兴起正道，压倒邪说；由此可知两家的错误，清楚明白。到了宋代，欧阳文忠公、范文正、石守道、孙明复、李泰伯、胡安定都深入辟斥两家，而周元公、二程子、张横渠阐明了孔孟没有传下来的精微道理。他们的门人吕蓝田、谢显道、游定夫、杨龟山以及胡文定父子相继传承，到了刘草堂、罗仲素、李延平，在朱文公那里集大成；而南轩在湖湘宣扬，东莱在江浙振兴。当时正好有临川学派的偏颇、永嘉学派的驳杂，朱文公举起鲜明旗帜号召他们，异说如冰消解、草随风倒。三代以前，井田、封建、礼乐、法度中有确实不能恢复的；但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人心中从未泯灭。使内心正直、外表端方，致力于求知并努力实行；静时存养，动时省察，诸位老先生的言论都存在于书册中。如今天下的学者潜心服膺，也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这难道是小小的佛、道二家所能接近的吗？老子的学说以清净无为为主，变化之后便诡异地成为方术；佛教的学说以寂灭为乐，变化之后便荒诞地成为禅机；再往下发展，两家都免不了从事斋醮祈禳，如古代巫祝那样。奸邪之人借此满足自己的私欲，庸人借此豢养自己的懒惰顽劣，因此名义上盛大，实际却在衰败。如今的儒者有学校供养，没有科场牵累，名义上不争竞，实际上未尝不能从中获得自得；修养在自己，是否被任用则在时势。这样看来，何必羡慕他们，也不值得同他们争斗。同郡的胡君泳，字子游。书学正的职位，事情令人欣喜，满两年将再次接受考问；他资质美好而气质平和，学问充实而文章自然流溢。为他饯行的诗篇，繁密得像成捆的竹笋。我把自己所见所知写下来，作序放在这些诗篇前面。同行的御史中丞刘公伯宣、参知政事夹谷【缺】公士常，都是我所知的人，也请用这些话同他们相互订正。《赵西皋明叔集序》叔孙豹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建立言论，这就叫不朽。’言论也可以和德行、功业同样不朽吗？世上想要立言的人，不也很难吗？孟子说：‘我能识别言论。’这样说来，立言的困难，又不如识别言论的困难。’我读西皋赵明叔的诗文，感叹说：‘不是天下能够识别言论的人，绝不能同他立言；而能够识别言论，又在于懂得道。’孟子拜见梁惠王，向他谈仁义，距离孔子去世不过一百四十四年。当时杨朱、墨翟、公孙仪、苏秦张仪、髡、驺衍等人各持不同言论。若不是孟子懂得人的本性、竭尽自己的心性，培养浩然之气，以明察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那么诐曲、淫邪、邪僻、逃遁的言论，根源在于心灵的蒙蔽，陷人离道、穷困迷乱，孟子又怎么能识别它们呢？不能识别，就不能辟斥；不能辟斥，又凭什么建立教化、流传后世，直到今天仍不泯灭呢？如今距离孔子去世已经一千七百六十八年，异端言论充满天下。荀子、扬雄号称诸子中最优秀的，也不免有小的瑕疵；左丘明、司马迁以下的各代史书，后来的一代比前一代更差，长处不能掩盖短处。传注方面有老生常谈，杂糅谶纬和雕篆之说；年轻人则近于诙谐戏谑；再加上佛教传入中国，道家之徒又仿效它，怪诞的说法层出不穷。能够卓然有见而不被这些东西迷惑的人，很少。读书作文的人因循沿袭，把它们混杂成一体，纷纷陷入诐曲、淫邪、邪僻、逃遁的领域，难道不可悲痛吗？世上能够识别言论的君子，在孟子以后，像孟子那样的人也许还有。唐代有一个，宋代有几个人，立言得以不朽，使这条道重新明白；否则，难道不会异端炽盛，直到人伦和天理完全泯灭吗？所以，立言并不难，识言才难；识言并不难，知道才难。然而，大果实尚未被摘食，消亡也有不会停止的道理；即使细小，也能辨别万物，黑暗中也有忽然明亮的时候。我已经老了，没想到能交臂相逢，遇到像明叔这样的人，足以同他商量这些事情。学者只看见明叔的诗文，长篇杰句，如同排开江河注入大海，却不知道他胸中所存的道理：人品高下、世间议论的是非、前代成败、先儒异同，就像美丑不能逃过镜子，铢两不能在秤上有差错一样。我起初见他时，他赠给我一首赠送钱舜举丹青的长诗；后来又看了鲜于伯几像赞、益都路劝农行记、祭二疏文、文王羑里庙碑跋以及各种古体近体诗，全都挺拔峻峭，仿佛由天而成。他立言就是这样；他同我一再评论古今事情的是非可否，取舍往往超出我的意料。他曾说我所作的诗有气骨，却没有写成。我说江南诗人柔软妩媚的姿态，也是识别言论的一端。他识言的广大之处，是经、史、子、集以及百家之书无不阅读，并能掌握其要领，归纳起来只有一句话：懂得道罢了。明叔名文昌，是济南人，任浙西道按察副使，最近刚刚任满调任。《桐江续集》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桐江续集》卷三十三，元代方回撰写的序

译《送倪耕道之官历阳序》把西昆体诗歌改变为盛唐诗风，始于梅都官圣俞。当时，改变五代文风的是欧阳公，所以世人称为‘欧梅’。嘉祐二年丁酉，礼部会试进士中录取了眉山苏公，实在是梅圣俞辅佐欧阳公的功劳，可以说对斯文贡献极大。我的朋友倪耕道应渊，和圣俞都是宣城人，他的诗也有圣俞遗留下来的风韵。圣俞仕途不得志，被称为诗穷，而我友耕道的困顿又比他更甚。年六十八岁，才得到历阳教授的职位。宣城、维扬、京口、武林、池阳，都有十咏诗流传于世。如今又将有历阳十咏，或者百咏，毫无疑问。然而教授是教导儒生的官职，培养人才，改变风俗，正要依靠这种职位。过去圣俞虽然一生困穷，王荆公兄弟的诗、二苏兄弟的诗，以及苏门六君子如黄、陈的诗，都比圣俞晚出。至于他校阅文章，竟得到东坡作为门生，考察他的诗歌法度，观察他的文章鉴裁，难道不是百世之师吗？困穷和显达实在不足论。耕道的诗根本出于圣俞，今天的人本来未必认识。我听说历阳有张于湖，是天下士人中的魁首，他所建立的事业非常伟大。哪里知道郡学中没有这样的人呢？如果有人能培养、造就并振拔人才储备，以供当世使用，不寄希望于我的耕道，又寄希望于谁呢？这样说来，自己立身行事不差错，那么选取人才也一定不会失误。我的耕道自己虽然未能显达，但能够使别人显达也就可以了。邓元侯是云台功臣之首，却没有遇到汉光武，只能成为太平时代的文学属官。耕道要出发了，我这个同年出生、居于紫阳山的方回，用诗为他饯行，并为此作序。《云泉题咏序》有了天地，然后产生万物，所以《易》有乾、坤二卦，接着是六个坎卦。天一生水，以水滋润万物，没有比水更能滋润的了。天地虽然生育万物，没有水，万物就不能生长。那么，六个坎卦为什么以屯、蒙、需排列在乾坤之后呢？凡是含有坎的卦，都取象于水；但屯、需两卦的坎取象为云，蒙卦的坎取象为泉，又是为什么呢？上天开始生育万物，就像上有云、下有雷而形成雨，万物于是从昏暗中萌芽，所以叫作屯。继乾之后的坎卦取象为云；天地已经生育万物，就像泉水刚从山中流出，万物这时还幼小而未壮大成长，不能没有滋养，所以叫作蒙。继屯之后的坎卦取象为泉；万物在屯中得到通达，在蒙中得到养育，等到它们成长就够了，所以叫作需。继蒙之后的坎卦又取象为云，这就是天地的屯、天地的蒙、天地的需。圣贤出现，疏通万物在屯时的阻塞，养育万物在蒙时的幼小；起初无所不用其力，以等待万物各自端正性命的定则，最终却没有什么地方再需要用力。如今学习的人，也曾读《易》而知道这些道理吗？虎林城东徐如心，字文隽，与邻友童汝舟渡水前来拜见我，说他读书的屋舍匾额题作‘云泉’，于是那些老于风骚的文人争相为它作赋。我认为这位朋友年纪刚二十七岁，正处在从萌芽、幼小到壮大成长的阶段；他也曾按屯、蒙、需三卦的次序考察其中的坎卦并玩味它吗？圣人为什么不说水而说云、说泉呢？水最初的形态是云和泉；学习的人如果不谨慎对待最初的根基，任凭它流注散漫，成为茫然没有边际的水流，可以吗？什么叫经？什么叫纶？什么叫果断实行？什么叫培育德行？使自己通达、使别人通达，自己得到养育、使别人得到养育；此方感彼方应，暂且稍作等待，饮食宴乐也不是流连荒废的意思。这就是《云泉题咏序》，又为它作诗说：天一生水，坎卦以它为象。二阴一阳，是坤卦中间的深渊。上天如果没有水，必定成为旱年。泽水从空中降下，云气油然而生。大地如果没有水，百姓凭什么耕田？虽说有田间沟渠，泉水却是从山中流出。六个坎卦，排列在坤卦、乾卦之后。在屯卦中取象为云，在蒙卦中取象为泉。到了需卦，又用云来说明。既使万物通达，又使万物得到养育，等待它们成长。万物开始产生，谁是它们的本源？水是万物的母体，滋养它们使其繁衍。云是水的胎，泉是水的源。云最初只是一缕，后来霈然降雨遍及八方；泉最初只是一滴，后来汹涌澎湃直至滔天。君子的心性之学，是身体力行并加以研究。观察坎卦的卦象，难道只是专门说水吗？内心刚健充实，处在险境也能常安。对于云和泉，还要进一步探究它们的道理。水在最初，还没有波涛；心在最初，万种善性都完整具备。像云将要下雨，像泉将要汇成河流。发而合乎节度，养育蒙、通达屯，不强为而自然成功。大地平正、上天完整，正是心念发动时与化育万物相联系。我心尚未发动，其中也有传承的道理。云一旦运动，就不能再返回原状，为什么不在云尚未形成之前求取它的根源？泉一旦流动，就不能再回返，为什么不在泉尚未形成之前探求它的先源？心念既已发出，收摄它非常艰难；心念尚未发出时，正是泉的本根、云的根源，看不见、听不见，没有边际，也没有端绪。要戒慎恐惧，以此操持心志、保存本心。等到心念发动，就会像闪电激射、河水奔流。一句话概括它，就是以敬作为入门。

译《铁瓶吴处士善画序》伏羲的卦、仓颉的字，最初都只是一画。《韵书》把‘画’解释为界限，读音取胡卦切的字，通用作绘画的‘画’，也解释为界限；俗体写作‘画’，今天就依从俗体使用。‘画’与‘画’字形不同，但都解释为界限。这样说来，所谓画，只是划分界限吗？它也许起源于伏羲、仓颉所作的东西吧？秦代蒙恬开始用毛制笔，汉代蔡伦开始用丝制纸。古代的笔使用竹子，也一定始于伏羲、仓颉；卦和字，难道就是把画简化后写在简牍上吗？《尚书序》说伏羲开始制作书契，以代替结绳记事的政令。《易》说伏羲开始结绳制作网罟；‘绳’字旁从糸，读亡狄切，解释为细丝。伏羲以前已经有丝，也已经有结绳。绳解释为索，‘索’也从糸，可见古代有蚕桑已经很久了。有蚕桑就有丝，有丝就有绢帛，它们的由来也很古老。《舜典》开始说到作绘，那么用五采五色作画也很古老了。只是当时还没有后世的笔和纸，那么他们的笔一定使用竹笔，把五色绘在绢帛上吗？姑且不谈这些，只说绘画，是一门技艺。到了后世，绘画精妙、神奇、出神入化。为什么这样说呢？绘画高明的人，他的名字能和圣贤、将相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一起写入传记，与天地同存而不朽。文士有数千百字也不能完全表达的东西，画家却能用几笔把它完全表现出来。诗人竭力描摹物象，有时还不如丹青家；画家偶然涂抹几笔，往往就超过诗人。这难道不是因为技艺精妙、达到神化境界之后才能这样吗？我最近到廉使容斋徐公的书室，恍惚间看见六和塔岸边望向海面，万余里之外潮头汹涌而来，一抹便有数千丈高。仔细看时，屋壁还不到一寻见方，原来这是吴生的画。枚乘《七发》中所写的潮水，铺陈得非常盛大，大概还不如这幅画简洁快捷。我又偶然在秘书性存家中看到一把公瑾手持的扇子，画着松风茅屋，一个晋代衣冠人物仰卧在一张榻上，这叫作《羲皇上人图》，也说是吴生的画。陶渊明的传记和《归去来辞》，全都包含在这一把扇子之间了，难道不能称为神妙吗？我家住在紫阳山下的山谷中，先从兄良遇想让我用‘虚受人’三字来命名，并把‘虚’字加在‘谷’字上，给我的吟诗处所取名；但还没有见过吴生。他凭想象为我画了一幅水墨画，却总能得到我的心事。因此我更加认为他的画神妙。吴生是吴门人，名山，旧号古梅，如今改称铁瓶处士。他住在姑苏城的铁瓶巷。我另写有《铁瓶处士诗赋》。又为阐发他为什么善于绘画并达到神妙境界，替诸位写下赠言，作为这篇序。《赠初阳陈相士序》会稽陈益家族传承许负的相术，自称‘初阳相士’。我曾听说过观察人的方法：观察骨相、形体、声音、举止，就可以知道贵贱；至于观察气色来知道忧喜、吉凶，则很难。夫差贪图肉食而脸色发黑，是外表强盛而内心忧虑的人；马周脸色像火，早年显贵却未必长寿；卢杞脸色发蓝，是大奸邪、会给国家带来祸患的人；这些还容易看出来。何晏脸色如同涂了白粉，王衍手执玉柄麈尾，颜色和手相同，但二人都不得善终；皋陶脸色像削过的瓜，孙叔敖面有饥色，却都成为贤相。妇女面色美丽艳丽的，很少有不失节的；孟光脸色黝黑而相貌丑陋，却是梁鸿的贤妻。士大夫有骄傲的神色，必然败坏名声；穷困的儒生有时脸色像菜色，却懂得道，这就难以看出来了。古人曾在夏至日清晨观察云气，云气呈黄色，就预先知道是丰年的祥兆。前代史书占候星象，希望看到黄色；黄色表示五谷大丰收，红色表示火灾和旱灾，白色表示刀兵，黑色表示水灾，青色表示疾病。《素问》观察病人的面色，面色黄的必然痊愈；黄色是脾脏的谷气，有谷气，药物就没有不见效的。所以相面的人以这些说法为依据，把气色黄看作喜兆；而且黄色要像丝帛包裹栝楼那样，不要像泥土那样；并不是一定要呈现赤、白、黑、青等颜色，有时只要光明晶莹而不昏暗即可。赤色如丹砂，黑色如乌鸡的羽毛，这样也就是有吉利而无灾祸。如今相士自称“初阳”，难道也是取长至初阳、云气初生之意吗？虽然如此，太极发动而产生阳气，最初只有一画，一画为奇、为阳。有一画以后才有两画，两画为偶、为阴。取一条奇画弯曲成圆，便成为天圆的象征；取两条偶画纵横交错，纵画所通为上下之中，又为南北之中；横画所通为左右之中，又为东西之中，这就是地方的象征。把纵横两画的交错之数作为十，放置在圆圈之内，便是天包在地外、地处在天内的象征。仔细推究其中的道理，地只是天所构成的一种事物罢了。地不能与天的大相抗衡，这又是阴柔不能胜过阳刚的象征。君子观察一画初生的阳气，便知道天下的一切道理、事情和万物都出于“一”，因而用它来养气、存心。气要像阳气那样刚强，以制御柔弱；心要像天那样广大，以包容细小。这才是我所说的学问，哪里是区区术数所能认识的呢！

译《吴埜仙诗卷》序 道存在于天地万物尚未出现以前，名称产生于天地万物已经出现以后。天被称为天，地被称为地，人被称为人，没有人知道这些名称从何时开始。然而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初，名称只有一个罢了。道本来只有一个，后来名称不一，道也仿佛不一，名称可以有两个吗？人一出生而给他取名，又有小名、长名、单名、复名，有氏、有姓、有字、有谥、有官称，还有号。楚国君主的名字都与中原不同，像鬭谷于莵之类，便是楚地方言。这正如天又可称为乾，地又可称为坤，人又可称为民一样，都是可以的。道训释为理，训释为路，是因为它可以实行。道家一流所说的道，以老子为宗旨，并不是韩退之《原道》所说的道。前代史书又在道家之外另立神仙家的学说。即使如此，人与万物有两个、三个名称，又有什么妨碍？古代圣贤相传的是同一个道，诸子百家却分裂而各不相同；神仙学说兴起，是因为他们说伏羲、神农、黄帝都是仙人。庄子的寓言、列子的伪书，都谈论神仙，认为人可以改变形体而登天。燕、齐方士谈到征伯侨，直到最后只数得出五个人；而刘向《列仙传》所载仙人却多得数不清。佛法传入中国后，又把佛称为金仙；说龟藏气而不吃五谷，说龙蜕去骨骸便是尸解。唉！延年益寿，古来确有这种说法；但人生而不死，绝没有这样的事。杭州人吴君杓，名珍，世代在前朝做西班官。他的祖父德辅廉正能干，以慈爱改变风俗，因做官于吴地而为人所称道。六合统一后，蒙古译师用五个字给他命名，前两个字是“也先”，说是安乐的意思；后面三个字避开世俗之人，于是他因“也先”二字，便号为“埜仙”。我说，名号不一，前贤中像这样的人很多。天下没有两个不同的道，尧、舜、禹相传的执中之道就是如此。如果真以为世间存在神仙而去学习成仙，那就不可以了。吴君是大防张公的门人，主管海舶漕运和贸易，鲸岛龙沙，没有不到的地方。他佩银符、穿茜色衣裳，寄居吴门，自认为起初并没有学仙，却怀有仿佛孔子那样的惭愧。埜仙这个称号，是众人归美于他的称呼，他姑且接受这个虚名而不要求有实际成效，也算是通达的人。于是把众人的题咏编成一卷，叙述事情的始末，以告知后来者。《刘高士伯渊道云诗》序 道只有一个罢了。孔子和老子同时存在而各自谈论，道却不同。《易系辞》说：“一阴一阳叫作道。”道不能离开阴阳。《易系辞》又说：“形而上者叫作道，形而下者叫作器。”道不能离开器物。《中庸》说：“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这是从哀乐喜怒来说的，道不能离开本性，本性也不能离开情感。韩子说：“由此而行叫作道。”这是指仁义而言，道不能离开博爱和合宜的行为。程子说：“天运行不止，水流动不息，万物生生不穷，这些都以道为本体。”道不能离开万物，万物之外没有道。老氏的说法与此不同，他说：“有一种混然生成的东西，在天地之前就产生了；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称它为道。”这是说在天地产生以前，已经有了这个道。他又说：“道生一。”那么，道是“一”的母体吗？所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古今注解都不能说明为什么道之后才有一，我对此很怀疑。他又说：“道效法自然。”那么自然是道的老师吗？所以说：“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古今注解都不能说明为什么道之上又有自然，我对此也很怀疑。大体说来，老氏把无称为道，把有称为万物，认为有产生于无，而无是有的产生者。这个身体的产生本来出于无，所以把天地万物看作粪土，把这个身体看作太空中的云。如今老氏、释氏的门徒都说云游，指的就是这个。释氏又与老氏不同，释氏看见身体死亡后全部归于空，建立无生之说，所以也把天地万物看作粪土，把这个身体看作梦、幻、泡、影、露、电。老氏看到了人与万物出生以前的情形，以无来称道，所以说：“恍恍惚惚，其中却有东西。”释氏看到了人与万物死后的情形，以空来称道，所以说：“生灭已经停止，寂灭就是快乐。”老氏的学说在战国以后、庄子列子以来，许多儒者都跟从它而没有察觉，扬子也是如此。《太玄》开头说：“虚无之后才产生，直至终结归于幽冥。”又说：“虚无是有的居所。”这一定是说有形产生于无形，在有以前【缺】赞美无的寂静、空旷、高远、深邃和不可测量，自成一家之说。孔门的源流并不是这样。有人说孔子讲过：“《易》有太极，这是产生两仪。”周子说：“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来就是无极。”这难道不是先有无、后来才有有吗？老子的说法为什么不同？回答说：不是这样。孔子说的是画卦的方法，本来就有先后次序；周子所谓无极，是说太极本来没有方位和形状。正如太极产生阴阳、乾坤六子和五行，有便一同有，产生便一同产生，并不是老氏所说的先有道、后来才有天。天地之后才有人和万物，与前面的情况完全不同。混沌剖分，天开地辟，正如人的出生：胎儿先在腹中孕育，四肢百骸、五脏九窍形成形体，心形成精神。仁义礼智之道也在其中，起初并不相互分离。眉、眼、口、鼻，哪一个先出生，哪一个后出生？气、情、心、性，哪一个先是无，哪一个后是有？朱子说：“每一物各自具备一个太极；形而上、形而下，谁能把它们分析成两个？”老氏是出生而本来无的见解，释氏是死亡而一切皆空的见解。我们儒家推究事物的起始、返回事物的终结，知道死生、精气、游魂，也知道鬼神的道理。三种学说鼎立，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隔。道不是精气，也不是粗浅的一物；根本虽一而万物各殊，万物虽殊而根本仍一。理必定存在于事物中，事物必定包含着理，不必把二者分开，它们也不能彼此离异。这就是我们儒家的见解和学问。平滦刘君伯渊，抛弃孔子而跟从老氏所谓的道，把忽然升起、倏忽消散的云，看作天下万物和自身。龙虎山天师书写“道云”二字，说二字相配。如今世上三教并行，各自尊奉自己的老师，各自学习自己的学说。仰慕圣贤、追求神仙、分别研习戒律、义理和禅法，彼此不同已经很久了。我也姑且诵说自己所听闻的道理，以求教于当世君子罢了。伯渊，我还没有见过他。我的朋友张君仲实把诸公题写的诗拿给我看，所以写下这些话，彼此切磋琢磨。

译《赠清隐程居士诗》序 名山因为得到名人而更加著名，名门因为得到名孙而更加显赫，名师因为得到有名的弟子而更加尊重，于是师道也更加崇高。括州的松阳县有九芝山，出产九株灵芝，所以号称名山。山势环绕数十里，奇石林立，千百座山峰像凤凰飞翔、仙鹤翱翔，像龙腾蛟舞；有的像虎士发怒，有的像牛鬼跳跃，有的像仙官驾着羽车，有的像真人摇响美玉佩饰，形态诡奇怪异，看得人眼花、汗毛直竖，所以又称小雁荡。山中有阪、陇、小溪、石关、香炉峰、试剑石等处；山势有崎岖高耸、遮蔽亏缺的，也有曲折平衍、开阔通达的；忽然又有松柏篁竹繁茂秀美，庄稼果蔬供应充足；奇花不在春天也能芳香，灵草虽无名却全都可以入药。这里是世间蚊蝇都到不了的地方，仿佛另有一方天地。唐初叶有道先生居住在这里，名国重，自称天隐子，朝廷三次征召都不出仕，赐给他汉代郭林宗的称号。茅山因为三茅而著名，谷口因为子真而著名，庐阜因为修静而著名，四明因为知章而著名。名山因得到名人而著名，像天地宇宙这样因人而增重的例子不止一个。有道先生的孙子叫叶道元，名法善，先后遇到唐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四帝，赠官越州都督；事见《唐书·方技·薛颐传》，李北海为他的祖墓撰铭，欧阳公《金石录》也全都记载了有道先生的碑文。蔡公谟佩服他的书法。自开元至今，坟墓和隧道荒芜埋没已经六百多年了。他的远孙如今主持宗阳宫，提举宽居，名道亨。至元年间，在当地创建南阳有道观，以老君为宗主，排列庚桑、关尹以下十位真人，有道先生则专门立祠祭祀。道观俯视飞鸟的背部，登上椒山而到达山顶，景致越发奇异。依着山崖架起广庵院和斗坛，云房、丹室、药鼎也越发奇异。藏书楼藏书超过万卷，方士居住其中，却也保留着党庠家塾的遗意。二祖一孙，道心相继。早衰因为赵武而显重，完好因为屈原而显重，祭公因为谋父而显重，严周因为君平而显重。名祖有名孙而更加显重，古史今传中这样的事不少。即便如此，也不如名师有名弟子；针与芥相互吸引，才可以不辜负名山、名人、名祖和名孙。近世出家人都蓄养妻子，只有宽居不是这样。侍奉宽居先生的人很多，能够完全遵循古道的，没有谁比得上清隐居士程乘，字德载。他比宽居小二十岁，今年四十七岁，努力种田、亲自耕作，朴实质直、专一诚谨，和普通人一样。他读书识字，笃实勤奋、精进不懈，仿佛天然超脱尘世，独自清瘦地居在山中，承担洒扫庭院、种植园圃等各种杂役，遇到紧急事务也不推辞。他冒着骤雨和狂风奔走，从不厌倦；宴饮闲暇时站立侍奉，即使积雪很深、雷霆震响，也不知道稍稍低头屈身；承奉师长的脸色，以和悦的声音、顺从的神色侍奉，不只是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宽居说师生之间的礼仪废缺已久，竟在穷乡僻壤亲眼见到了这种礼仪。他告诉紫阳山人方回：如今市井喧闹、井巷纷扰，工匠商贾赤身袒露、习以为常，颠倒次序、败坏伦理。林木幽静、山谷深远，风俗淳厚；世道既然已经不如古代，乡野之间却还有这样的人，于是写下长篇诗歌赠给他。古代本来没有师道，君王兼以师的身份施行五教和礼乐。帝尧说“来吧”，于是任命契和夷，任命后稷，设置二十五家为闾；上推二乡置一公，尊卑统属，党、庠、遂、序各有分掌，分别治理。师啊，师啊，谁敢把你据为私有？臣下以君王为师，臣下便不向北面行礼，也就区别了等级威仪。春秋以后，周道衰微，君师的权柄才下移。孔子倚立杏坛，在泗水之滨，三千弟子、七十贤人早晚环绕孔门。君道与师道兼而为一，侍奉老师如同侍奉君王，确实从宣尼孔子开始。老君与孔子同时，又另行演说玄教，分出一支身穿羽衣、头戴星冠，手执如意，端坐南面，颐指气使让学者北面侍奉，仿佛侍奉尸主，又仿佛侍奉父亲。前面跪着的像儿子，宽居先生坐在虎皮座上，清隐处士闲暇时少行礼节，却传承师道而坚定不疑，尊敬老师的礼节也忠诚不欺。冒着风雨奔走，从不说疲倦；在山中呵斥虎豹，在水中斩杀螭龙。早晚宴饮侍奉，忘了口渴和饥饿，稍微跛着脚，倚靠或倾斜也不在意。程门立雪的故事，大概也不过如此；至于那些辱骂祖师、争夺钵衣的人，师生之间的礼节，真是令人叹息啊！

译《靖明处士题咏》序 天上有处士之星，地上有处士之郡，人有处士之称，后世又有赐予处士的称号。《史记·天官书》说少微是士大夫之星，《索隐》引用《春秋合诚图》说：“少微是处士之位。”《天官占》又说：“少微又名处士星。”《景祐新书》说：“少微四星，在太微垣西边、虎贲星的西北方斜列；其中东南一星进入张宿十七度，在赤道以内二十五度，是士大夫之位，又名处士。”又说第一星为处士，第二星为议士，第三星为博士，第四星为大夫。星光明亮而大、颜色黄色，便是贤士将被举用。这就是所谓天上有处士之星。如今浙东的处州，是古代缙云的旧地，在天文上属于吴地斗宿的分野，曾经隶属越地；隋代改永嘉郡为处州，不久又改为括州，唐代称松州、缙云郡。大历年间因为处士星出现，改称处州，一直到今天。这就是所谓地上有处士之郡。《孟子》讥刺处士横加议论，贾谊受到处士夸夸其谈的讥讽。《东汉书》记载孔融上疏荐举处士正平祢衡；《唐书》的卓行、逸民、文艺等传中却没有一个处士，只有韩退之文集中有《送石处士洪序》和诗，又有《送温处士造序》。柳子厚文集中有《裴处士志》，这就是所谓人有处士之称。宋代三朝国史《陈抟传》记载，赐号希夷先生，并写到他所遇见的麞皮处士，但不知道那是什么人。魏野传记载，他在真宗天禧年间多次被追赠为著作郎，称为故陕州处士魏野，却没有看到赐予处士称号从何时开始。欧阳修《归田录》说：林逋字君复，居住在杭州西湖孤山，真宗听说他的名声，赐号和靖处士。这大概就是赐处士号的开始吧？还是在此以前就已有先例呢？晁公武《读书志》说：张弼有《易》十卷，是兴化军人，赐号葆光处士。照这样说，处士的赐号应当出自朝廷；但私人相互署名授予，世间也很多。近世三教极为兴盛，僧道的权势很大，禅师、法师、大师等称号，二字、四字、六字乃至十多个字，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处士本来是儒者隐逸之人的称呼。真定王君居实，靖明处士的称号竟出自龙虎山的命名，这是为什么？居实壮年时任新昌县丞，像陶渊明离开彭泽那样弃官，题字说：“称处士就可以了。”于是开始赐予美好的称号，称“靖”称“明”，取陶渊明靖节的“靖”本来可以，但为什么一定要取君复和靖的“和靖”呢？和靖没有做官，也没有弃官之事；龙虎山所命的称号，我不敢更改，但龙虎山命名的用意，我应当加以纠正。靖节的“靖”和渊明的“明”各取一字，能够成为陶令那样的人，也就足够了。林和靖是宋代人，把近世宋人的事实加在前代晋人的事实之上，似乎也不顺当。况且一个人想兼有两个人的美名，如同把菊和梅配成一对，不如专门取周子所说的“花中的隐逸者”，用来表明他弃官的事迹，使之与陶渊明相合。我断然认为，靖明处士的“靖”，应当用“靖节”的“靖”，不应当用“和靖”的“靖”。既然是菊，也是梅，舍弃熊掌而取鱼，有什么不可以呢？皇甫巨川的父亲八十八岁，母亲八十四岁。诗序。《洪范》所说的五福，第一就是长寿。古代彭祖活了八百多岁，老子活了二百岁，年届耄耋以及百年期颐的人很多。《礼记》记载巡守时要访问百岁老人，到九十岁的人家，家中就不再让老人从事政务，说的就是这个。太公望九十岁封于齐，武公九十岁入朝为周相，孟轲活到一百多岁。汉朝兴起后，张苍活到一百多岁，四皓都八十多岁，伏生、申公都九十多岁，赵充国八九十岁还在做将军。文帝下诏，八十岁以上赐给米、肉、酒，九十岁以上又赐给帛和絮。武帝规定八十岁免除二算，九十岁免除甲卒，又下诏百姓年满九十岁，免除其子或孙的徭役，以便完成奉养。那个时候，长寿的人是多么众多啊！后世却有感叹七十岁老人稀少的说法，杜子美甚至把它写进诗中。这样说来，八十岁的人不是更加稀少吗？九十岁的人不是又更加稀少吗？夫妻二人将要超过百岁，岂不是更加寂寥罕见吗？大德二年戊戌夏四月，汴梁黄侯汝楫，字巨川，到紫阳山人方回那里说：我家世代住在郑州，本来姓皇甫，因官府簿籍而登记为黄氏。我跟随江浙等处行中书省，任元宝广济库提举官，迎接奉养双亲十多年。父亲宁斋居士椿，辛未年出生，今年八十八岁；母亲张氏夫人，是女真人，乙亥年出生，今年八十四岁。宁斋慈祥和善，谁能真正称得上是伟岸的长者呢？他身材修长，长着美髯，到了这个年纪头上还没有一根白发。提举的相貌与父亲相似；夫人辅助丈夫、教养儿子，内在的仪范严肃整齐。提举在杭城置办了两座住宅，一座是旧韩府，一座是旧杨府，地势高爽，幽深洁净，寒温调养都很适宜。三年前任期届满，宁斋对提举说：“你修饰这两座宅子，难道不知道老人思念故土，却不体恤桑梓之情吗？”提举说：“我谨慎地不敢立即卖掉这两座宅子，要迎接侍奉父母回汴梁。”此后很久便不再求取官职。如今长寿的道理有三条：第一，禀受的元气深厚，所处环境寒暖适时的人长寿；第二，积累善行，祖父或自己积下阴德、惠及万物的人长寿；第三，修养本性，没有偏私的喜悦和过度的愤怒，精神完备的人长寿。这三条就是长生的道理。宁斋和夫人享有这样的高寿，提举五十三岁，能够以正确的方式使父母喜悦，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了。提举有个儿子叫真童，读书学诗，弹琴写字，每天都有新的进步。我替他取名老彭，字述祖。孔子说：“只传述而不创作，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这是希望他以祖父为榜样，享有这样的寿命并善于传述。士大夫作诗颂扬的有无数人，我写这篇序，又作歌来助兴说：“屈起两根手指，郎父已经九十岁；虽然已经九十岁，胡须仍然像漆一样黑。梁地郊外啊，黍稷茂密。” 黍稷茂密。父亲说：“儿子回来吧，我督促你拿着铚刀。再加六算，圣善的老人已经九十岁。虽然已经九十岁，头发还没有变成银白色。汴河的水啊，鲂鱼鲤鱼鳞片闪闪。”母亲说：“儿子回来吧，我要用甘美珍馐款待你。夫妻一同长寿，古来没有这样的匹配。父母都健在，如今还有谁能与我们相比？在南方享受俸禄奉养父母，怎么能不高兴呢？”回到汴梁啊，白昼穿锦衣归来，多么快乐。两位老人有儿子，又有孙子；长寿而且安康，恩泽还施及后代。直到老彭那样长寿，使根基永远坚贞。恩泽如诗书熏陶，越来越扩大宁斋翁的家门。

译《隐乐堂诗》序 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我曾经评论过，说：“大隐隐于朝市。”照这样说，金日磾、张安世、许广汉、史恭等人都是大隐吗？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小隐隐于山林。”照这样说，巢父、许由、园公、绮里季都是小隐吗？回答说：也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谓小隐，是说身在山林却不能对这个世道无所用心，寻找水北的高价，指着终南山作为求官的捷径，这种隐就小了。他所谓大隐，是说身在朝市，却不敢萌生追求高官厚禄的心；柳下惠不以小官为卑，老子做柱下史，庄子做漆园吏，邴曼容不肯超过六百石，他们的隐居不是很大吗？至于东方朔在金马门，扬子云在天禄阁，官位稍高却还自称隐士，隐君子就以此为忧病。总而言之，出仕或退隐之道有时势和义理的区别。《乾》初九说，退避世间而没有忧闷；《蛊》上九说，不侍奉王侯。时势和义理如此，出仕怎么可以呢？下为震、上为兑，这是《随》卦，卦辞说：“元亨。”意思是顺应时势就能大通。但其中的道理必须有利于守正坚固，才可以没有灾害。下卦行动、上卦喜悦，虽然可以顺应时势而出仕，最终却不可不以正道守持；一味进取而不退守，就是系恋小子而失去大丈夫了。蔡君把他的堂命名为“隐乐”。他初次求仕时多次担任幕僚，大概是把在仕途中隐居当作乐趣，辞去尊贵职位而居于卑位；否则就是身体虽以做官为事务，志向实际上却以隐居为乐，必定不会把不断求取进用作为志向。所以我作诗歌咏他，并把这篇序放在前面。《叶君爱琴诗》序 伏羲最初制作琴，有人说是神农，有人说舜命晏龙制作舜琴，琴有五弦；有人说伏羲琴只有一弦，有人说有九弦，有人说有二十七弦，有人说有十三弦。至于七弦琴，杨雄、桓谭解释说接近事实，但说法并不一致。如今琴有七弦，说是文王、武王增加的，这种说法是对的。琴的形制古今不同，也可以不必考察。古代士人没有不会弹琴的，今天的士人即使百人、千人、万人之中，也未必有一个会弹琴。古代的琴一定与瑟相配，今天只有琴而不知道瑟。古琴有畅、操、引、吟、弄、调等曲调，手指弹奏、口中歌唱，有曲调就有歌词；如今的琴曲有曲调，却不一定有歌词。《诗》三百零五篇都可以弦歌，韩退之还补写了亡佚的十首琴操。如今会弹琴的人，是否也曾诵读《毛诗》和韩文，再为琴曲推敲、挑剔、揉弦、摘取呢？古琴各有美名，古代善于弹琴的人，子书和史书中也各有姓名。这样看来，这些问题也不必深入讨论。琴本来是古代圣贤用来养心修身、教化百姓、养育万物的器具，后世却把它当作一种技艺。我曾说琴要遇到合适的人：钟子期死后，伯牙毁琴断弦；嵇康与《广陵散》一同绝世，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琴遇不到合适的人，司马相如曾用琴挑逗卓文君，董庭兰又因此误害贤相房琯。所以琴的关键不在琴，而在人。我活到七十三岁，听说杭州旧日的杨农卿缵喜爱琴，著有《紫霞谱》；士大夫因为他是外戚而疏远他。他的门客徐宇说：“雪江居士已经八十多岁，先朝征召他时，他让壮年儿子背着琴代他前往，外界议论认为这样不对。”三山叶君爱，福孙，寄居杭州，作为寒士在至元己卯二年同时被征召到朝廷，回来后既不求知名，也不求做官，只守着一灯一榻，老死在学校之中。他大概是过去贡入浙江漕司、进入上庠的人。身体清瘦，肩背稍曲，口才木讷，行为规矩而周折，今年六十五岁，是一位胸中藏有数百卷诗书、又把它们寄托在琴上的老儒。他能画龙首、写兰花，那只是余事。我敬重他的躬行实践，喜爱他的志趣气味，所以叙述他的出处，写下这篇序；又趁此辨明古兰与今兰的不同，作《古兰操》赠给他。君爱自号兰坡居士。《唐长孺艺圃小集》序 诗以格调高为第一等。《诗经》三百零五篇是圣人所删定的，不敢用格调来评说它。然而风、雅、颂三种体裁，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每一种体裁自有一种格调，读者应当自己从心中体会。自从骚人以来，到汉代苏武、李陵，魏代曹植、刘桢，也没有格调低下的；那么我为什么竟创立格调高低的说法呢？回答说：这是针对近世诗人而言的。我在晋代只推重陶彭泽一人，他的格调高，足以与嵇康、阮籍相匹敌。唐代只有陈子昂、杜子美、元次山、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韦应物。宋代只有欧阳修、梅尧臣、黄庭坚、陈师道、苏长翁、张文潜。其中又有四人的格调尤其高，鲁直、无己的格调可以上配陶渊明，子美是其中第四人。我们州处在万山之间，诗人并不少。朱文公早年被胡邦衡以诗人身份荐举，后来配享孔庙，人品接近孟子，并不只是诗写得好。唐长孺从本乡来访我，拿出诗五十四篇，当时刚三十六岁。他的诗之所以令人满意，是因为格调高。为什么说格调高？近人中学习许浑、姚合的人，他把他们扫得像秕糠一样；而他以陶、杜、黄、陈为老师。艺圃有一首作品，题作“小园”，只有百步大小，共十六句，似乎是摹拟陶诗而作；另有两首也是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我题作《艺圃小集》，并作序归还给他；他广泛阅读、精心思考而【缺】吟咏进步，才可以估量吗？

译《柳州教授王北山诗》序 陈后山四十九岁时，他的文集由谢克家作序；陈简斋四十九岁时，他的诗集由葛胜中作序。两位公都没有长寿，但文章长寿，并不是等到有人作序以后才流传。柳子厚死在柳州，年仅四十七岁，虽然寿命不长而文章长存，即使没有韩退之为他写墓志铭，他的文集也足以自行不朽。然而朋友之义在于不能不寄托于笔墨，来彰显他的美德。我友王隽父，名国杰，近来任柳州教授，去世时四十八岁。他的儿子拿着父亲的两大卷诗，请我作序。这也是年寿不长而文章长存的人；即使没有我的序，难道还能因为我的序而有助于不朽吗？只是出于朋友之义，不敢漠然置之。我的先祖父珏，赠官训武郎；父亲应辰，武举及第，官至武功大夫，任沅州、淮西、安丰六县知县，后来升任州官，迁居寄寓建康。王君十五岁时，按法令本应承袭父亲的恩荫，却不屑于接受归附之职；历任建康路学正、溧水县学教谕，又由行省差遣充任徽州路紫阳书院山长，时在至元二十五年。因此寄居我州，与我结为姻亲。任期届满后，士大夫都劝他入都，说一定会得到知遇，但他最终没有去。不久朝廷授予他广西道柳州路教授，大家都认为那里有瘴气而不能去，他却勇敢地前往。大德三年八月到任办事，第二年闰八月，提举司发文命他前往宜州，调查教授金震不公正的案件。柳州没有瘴气，宜州却有瘴气。他回到任所后，十月初五日去世，三天后按茶毗法火化。大德五年，官府供给水驿，让灵柩向东运下，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在建康南门祖坟。娶薛氏，生一女，嫁给我的从兄之子方高，方高是他的外孙。他有四个儿子：野、默、防、黟。唉，我哪里还忍心读他的诗呢？他的诗自称《釜盎》，其中一部分始于壬辰元日，另一部分始于丙申立春，共八百一十九首。前面的诗没有见到，近来的诗中，有些是浙地诗，纤弱；有些是江乡诗，突兀。隽父藏修的地方叫北山，众人说北山诗典雅庄重，像穿着端正朝服进入宗庙。我也不敢妄加评论。柳州诗共一百四十三首，吟咏当地风俗的有数篇，痛快紧切，连柳子厚也未必能超过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恢大山西山小稿》序 皋陶歌是诗歌的开始，孔子删定《诗经》是诗歌的终点，屈原的《离骚》是诗歌的变化。评论今天的诗，五言、七言古诗，五言、七言律诗和绝句，总共有五种体制：五言古诗，汉代有苏武、李陵，魏代有曹植、刘桢，晋代有陶渊明、谢灵运；七言古诗，汉代有柏梁台诗、临汾歌、张平子的诗、《四愁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绝句，则从唐代开始。盛唐诗人中，杜子美、李太白兼擅五体，达到了极致。王维、岑参、贾至、高适、李泌、孟浩然、韦应物，以及韩愈、柳宗元、孟郊、贾岛、杜牧、张籍，都是杜甫一派。宋代的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介甫，黄庭坚、陈师道、晁补之、张耒，僧人道潜、觉范，直到南宋的吕居仁、陈去非，以及乾道、淳熙年间诸人，其中朱文公的诗最好，尤袤、萧德藻、杨万里、陆游、范成大，也都是杜甫一派。这一派到韩南涧父子、赵章泉便停止了。另有一派叫昆体，始于李义山，到杨亿、刘筠以及陆佃便断绝了。宋室国运将尽，上天使这种文统丧失。嘉定年间，忽然有人以许浑、姚合为宗派，五言、七言古体全都不会写，不读书也作诗，说是学习“四灵”，江湖诗派后出的诗人都是这样。唉，真令人痛心！住持上竺兴福寺的恢公，是越地诸暨人，与我同姓。当时西山小稿共有诗三百八十八首，我删去题目不古雅的和重复的十五首，其余都可以刊行。我用朱笔圈点一百一十四首，其中有一句佳、有一联佳、有两联佳、有数语佳以及全篇佳的，都选出了其中最好的。五言古诗中拟古六首、拟寒山子四首、用雅字次韵九首，这十九首可以收入《文选》，如活蛇飞龙，飞舞流动。七言诗《怀故山》《煎茶石铫》《山中行》《昆山高无愧》，以及古乐府、五言七言律诗和绝句，凡是我批出的，字字圆润如珠，句句合乎格律。近世僧人的诗中没有这样的人。别人的诗，求新便不熟，熟练便不新；熟而不新就会腐烂，新而不熟就会生涩。只有恢公的诗既熟练又新颖，既新颖又熟练，可以百世不朽。我七十六岁，恢公六十二岁，而他所养成的浩然之气没有老态；这样看来，他真是天地间特殊的英气吧。《江天泽古修文集》序 徽州如今升为路，婺源县如今升为州；州路之间，天地间的英才人物共有五大支派。汪氏七代有人登科，龙溪先生是中兴时期的词臣，如唐代的陆宣公；朱氏父子兄弟都声名显著，徽国太师文公先生继承周敦颐、二程、张载的学脉，以追承孔子、孟子。近世以文学和科名著称的人，有吴公遇龙、许公月卿，江氏也有人才。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州门右侧，岩石高峻，巨竹如云，下面俯临深溪；积累德行已经不止一代。祖先积累的德行越积越多，永不停息，所以名声流传得越久，也越是无穷。我的朋友古修老人，名雷，字天泽，是咸淳七年张镇孙榜进士第四甲第二十四名，授某州司户参军，后来调任某小官，不久便不再做官，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世人尊崇美德，所以他自身享有美名；他不必担心没有八乂手那样的文笔，只担心没有万石君那样的风范。他的名声继承汪氏、朱氏，并超过吴氏、许氏。他的祖父松壑先生，名嚞，字明远，受到理宗礼遇，以布衣身份出入禁宫十年而不接受官职，曾获赐住宅，因此在太庙前有住宅。他有山林前辈古君子的风度。他的父亲葵圃先生，名世良，字汉弼，任浙西安抚司干官，陈请退职，生前领取俸禄退休，转任通直郎，朝廷特命祠禄并发给诰告来宠遇他；那种从容雍雅，世代做卿大夫的人也比不上。天泽跟从的老师不止一人，自己奋发取得科第；平生所写文章很多，脱稿后学者便取走，所以我如今所见的只有二百多篇。知州平阳讷怀曾经刊刻置于家塾。诗句妥帖，文字稳健，文辞隽永，意味深长，其中有词章却不写艳体。《婺源升州记》简古平易，《堂记》义理精确、文理畅达。他家积德不止一代，后来古修文集将使他的名声流传百世、千世。唉，拥有千金资产，可以得到一个诗人，却不容易见到；拥有万仓粮食，可以养出一个文士，却终究难得。有人说，徽国文公难道可以拿来和后来工于诗文的人相比吗？天泽年富力强，前途还很远；这样的人又哪里是常人呢？仰慕他，就对了。

译《清渭滨上人诗集》序 中国有僧人，始于东汉，经历魏、晋、唐、宋，一直到今天。穿戴衣冠、奉行礼乐的士人隐身为僧的无数，而僧人以诗歌闻名于世的，更是数不胜数。我曾编写《名僧诗话》五十四卷，七佛偈颂、西天二十八祖偈颂，都列入编纂之中。然而偈颂不在于工巧，只取其顿悟；诗则一个字也不能不工，悟道之后还要逐渐达到工巧，不是顿然完成。寒山、拾得的诗精工得难以形容，他们大概也是不得志的书生隐居于尘世之外，写诗所下的功夫并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古杭州灵鹫寺长老惟清，号昼卿，又号渭滨，而清渭滨的名声震动天下。品味杜少陵“终南回首”的诗句，可知昼卿的内心深深懂得道理所归的地方，正如恋念宫阙、思念君主一样。他不忘作诗，诗有四集，共一百六十七首，名为《深雪一枝》。这又像夜晚山村自行开放的花朵，不一定被世俗之人察觉和知晓。唉，僧人以诗闻名于世的数不胜数；如果能够像清渭滨的诗那样，既工巧又渐悟有得，那就很少了。许询对于支遁，江淹对于汤休，杜少陵非常称许他们，并多次与赞公唱和，于是说：“我应当有愧于许询一类的人，很难酬答支遁的诗辞；汤休使我的病情振作，微笑着索取题诗。” 支遁、汤休、赞公三人都显著闻名于世。后来又有李白之于怀素，韩文公之于无本，欧阳公之于惠勤，苏长公之于参寥子，黄山谷之于惠洪，彼此并立争胜，永远不朽。可惜我有愧于前代诸公，私下获得机会为他的诗作序，却不足以远望他的诗才。大德癸卯二月十五日序。《送张仲文教谕还宣城》序 《书经》说：“行善，上天降下各种祥瑞。”这是从行善者自身来说的。“行”就是施行、作为。有一个行善的人，百种祥瑞就会自天而降。《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从行善者的子孙来说的。“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始祖到今天，积累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行善的近效和速验尚且如此，何况长期久远、绵延不绝的积善呢？我的先叔父八府君，名瑑，字元圭，是郡直学回的老师。家住歙县东面约一里处，地名上路孟邻，那里有一位博学的儒者。众人异口同声称他为张先生，名雄飞，字宏甫。他家与八府君家一前一后，都面向南方，拥有山林泉石的胜景。衣冠礼乐、灯火书声，从唐僖宗广明庚子年传承了十一代。八府君认为我可以教导，便聚集先父经干留下的书籍，单独教我。张先生聚集门徒三四十人，以竹篱笆作为门。门内全是花木竹林，花竹之后是讲舍。处士戴着华阳巾，从未见他走出门外。他遵循规矩、恪守礼法，是乡里长者中的第一人。八十三岁去世，门人私下谥为“明善先生”。他有三个儿子，我被授为国子正论，归还给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咸淳三年丁卯。这位先生的次子名鐄，字以洪，和回同年出生。宝庆三年丁亥，这一年以《礼记》被选为乡贡生。如今和回同岁，都是七十八岁。先生长子的儿子名炳，字仲文，纯朴诚实，庄重文雅，喜爱学习，崇尚结交贤者，任宣城教谕。近来他和我一同在钱塘相会，他回去时，我叙述他善于作文、积善行德的美德，作诗送他。您的贤德祖父，隐居的德行冠绝我乡，尊称为乡先生；哪里会乐意做古代君子的老师，传授了六十年，却两眼不见朝廷和市井？何必像陈元龙那样，以豪气夸耀湖海之士？以纸田用笔耕作，收成还胜过除草培土。书堂靠着高大的树林，篱门内花竹秀美。我曾经远远望见那里，如今忽然已经四五十年了。长子被称为善人，有后代，真是继承了祖德。次子考取乡贡生，惭愧自己初次考察时未能识拔。人生应走中正之道，脚踏坦荡平地；可贵的不在官至一品高位，富裕也不要奢侈到拥有万金。任微小官职，享微薄俸禄，蹒跚而行，也正可喜。宣城从前有二谢这样的名公，重重山岭耸立在吟咏之笔下，能与他们并列，才高也是余事。都官圣俞的诗集，哪一家还收藏着未被毁掉的木瓜？我不需要那些，只爱这首诗罢了。送桐江吴教授南窗序 孔子说，夏、殷、周三代礼制的增损可以知道；又说，假如有继承周代的朝代，百世之后也可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典章制度中有可以因循的，也有可以改革的；圣人便随着实际情况因循或改革。那些万古不能改变的，即使圣人也不能改变。天自古至今没有两样的道理，人自古至今没有两样的心。封建制可以改革，于是有郡县制；有君主便有臣下，上者治理下者、下者侍奉上者的意义不能改变。井田制可以改革，于是有阡陌制；有土地便有百姓，上者取用下者、下者奉养上者的意义不能改变。忠、质、文三种制度不同，所崇尚的子、丑、寅三种建正也不同，这些可以改革；三纲五常不能改变。如今，先王培养人才的方法是设立学校，后世却有了科举制度。汉、唐、宋都号称得到人才；现在上天厌恶科举的弊病，一旦把它改革了，科举可以改革，学校却不能改革。学校不能改革，就应当从学校选取人才，而不从科举中选取；老师用来教导学生、学生用来尊敬老师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万古以来人心和天理所系吗？我的乡里人吴梦炎，从括苍郡调任新定郡教授。我在艰难之际治理此郡七年，又寄居五年，然后离开，因此知道那里民风淳朴、习俗古厚，士人的风气敦厚，大概因为那里的江水极其清浅，深处也能见底，和我的新安郡一样。您此行，我没有什么可以寄托爱护和帮助之意的，只有登座讲经，让诸生来听；诸生撰写文章，老师考核他们。文章这种文具可以因循；教授、学正、录事分取岁廪，公堂直分，诸生每天都吃不饱，这些弊端也可以改革。至于万万世以来的人心和天理，却不能改革。孔子、孟子以后，有濂洛、横渠之学；不幸中途被熙丰新学掩盖。周敦颐、二程以后，又有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之学，幸而没有被江西、浙左的学说压倒。您应当明白这个意思，用来告知学者，并且亲身率先实行。上面观察、下面受到教化，那么从学校中经教谕、长录、学正、教授等职位培养出来，成为当世人才而得到重用，关键只在于懂得道；懂得道只在于知道所学的内容。送行的人都作了诗，我把这些话放在诗序的开头。《桐江续集》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桐江续集》卷三十四，元方回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