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桐江续集卷三十四元方回撰序

译《天原发微》前序 天有本原吗？回答说：有，太极就是。太极究竟是什么东西？回答说：不是具体的东西。太极分判以后，有天、有地、有人、有万物，这些都是具体事物；唯独太极不是具体事物。具体事物是器，其中有道；具体事物是气，其中有理；具体事物有形体质地，其中有命、有性、有心。受器的范围限制，由气形成，凝聚为形体质地而成为事物，便有形象、数目、颜色、声音、气味、滋味、长短、大小、轻重、多少，这些都是显现的；其中也有细微的。把显现和细微合在一起而贯通为一，就得到了它。所以只谈器而不谈道，只谈气而不谈理，只谈形体质地而不谈命、性、心，沉溺于粗浅琐屑而成为小技，这是不懂天。至于只谈道而遗弃器，只谈理而舍弃气，只谈性、命、心而排除形体质地，沉沦于空虚而成为异端，也是不懂天。我的朋友鲍景翔阐述圣贤的格言，著成《天原发微》，他大概是真懂天的人吧？而且，周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是什么意思？这就是道，这就是理。上帝依此把中正之理降给人，叫作命；万物依此禀受常性，叫作性。人依此具有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的中和状态，叫作心。总括它的本原来说，就称为太极。想要寻求所谓“至极之太”却无法得到它，于是称为无极。万物灿然完备，却没有端绪、方所和征兆。朱子所说的“造化的枢纽、万类的根本”，看似不是具体事物，实际上是万物的祖本；看似无物，却从未不运行在具体事物之中。学者懂得这一点，就懂得天的本原了。景翔取程子的言语来阐发它，称为“冲漠”，微妙极了！这是懂得天的第一义。由冲漠而有二气，所以【缺字】；这里兼指一元相对而流行的气。动而产生阳，静而产生阴。太极本身不能运动，运动的是气。气也不是从运动开始的，运动之前有静，没人知道它的起点。由于先说运动的一面，元是四德之首，是圣人体现元德、显现于众物之外的地方。说静中有动，是专门从一年流行的气来说的。剥卦与复卦之间有坤卦，四时中有冬天，一天中有夜晚，并不是说只有静而没有动。静是动的本体，贞是四德的根干，所以圣人以主静为要，在人极之内建立存养功夫。其次说辨方，指北方。阴气终结于子时中点，阳气开始于子时中点；在《尚书》中叫作朔易，在《太玄》中叫作罔冥，所以有正、固二义。龟蛇所象征的玄武说：“玄浑，是天的形体。”天之外不可知，天之内全是气。天包容地的形体，而气贯通其中；海以地为底，水流到没有陆地的地方，便被天气吸干，干涸得没有痕迹，这是因为太阳运行在地底把它消去了。说分为二，指阴阳；说推衍为五，指水、火、木、金、土，缺一不可。二气与五行，是无极与二、五之气妙合而成的真精。淮南、大戴说，太阳和火的光向外显，金和水的光向内显。道家一流认为，金水应当隐藏光芒，收敛视听，以养护生命；又说太阳会被食，火会熄灭，不应向外显明。先儒反对这种说法。应当明亮时明亮，就是离卦、晋卦；应当昏暗时昏暗，就是明夷卦。天不能废弃太阳和火，异端却想废弃太阳和火，怎么可以呢？说观象，指太阳、月亮、星辰：太阳是日，太阴是月，少阳是星，而少阴没有形象。天的十二次，就是天上的分野。七、八、九、六有变与不变，寒暑、昏明无不包含其中，这只是举大的方面来说。说天枢，指北辰。北辰本身没有星，在北极星以内一度半的位置，到了宋人才知道。北斗斗柄所指，用来校正四时，所以称为辰。说岁会，是邵子的《经世书》。以一年十二月推一元十二会的气，气由北向南则天下治，气由南向北则天下乱；疫病、药疗、旱涝、储备以及辅佐调理，也还在于人。说司气，指七十二候。说卦气，指每卦主六日七分，每月更替六候；大小戴以四卦配四时，以六十卦配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这种说法出于焦京，是了解天道的一个方面。说盈缩，是考察节气有余、朔日不足来设置闰月。说象数，是《河图》、八卦、《洛书》和九畴。说先后，伏羲的《易》是先天，文王、周公的《易》是后天，孔子兼取先天和后天。天把《易》传给人：天还没有发生，我先行于它；天已经发生，我随后于它，这就是先后之义。说左右，天体左旋，七曜右转。从面向南观察，《易》的第一画是“一”，于是有左、右、中；再画一画成为“二”，交叠两个“二”成为“十”，于是又有上、下、中。以“一”为圆圈，把“十”放在里面，就表示天圆地方，左边为东、右边为西，前面为南、后面为北，上方为午、下方为子。六合是虚的，用来包容大地；四维是实的，用来承托上天。《河图》《洛书》的先天五图都是如此。说二中，天数五居于中央，地数六居于中央；图书中一居于五的中央，人居天地的中央，处在人中的中央，也就是三位圣人传授承接的中道。说阳复，是复卦七日来复。所谓复，是好像失去后又重新得到，因此感到喜悦。从午到子为七，以日代替月，所以说七日。圣人在姤卦不说此义，是为了尊崇阳气。中间隔着中孚一卦，计六日七分，卦气之说也很巧妙，姑且保存它。至于《数原》《鬼神变化》三篇，景翔还没有轻率地誊写。它的大纲，没有比《易》更重要的；它的完备，没有超过关中、洛中以来诸位老先生的论述。幸而终于完成，用来惠益后来的学者。从前朱子曾想编一部“大尔雅”，近世也有人编《性理字义》，但都不如这部书能够探知天的本原并阐发其中的微妙。不过，体和用同一本原，显和微之间没有间隔。谈天而沉溺于小技，那么禆灶、梓慎、洛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巫咸、甘公、石申之流都能做到。谈天而沉沦于异端，那么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于无；列子、庄子的太始、太素、太初；王辅嗣的寂然至无；孔颖达所谓不生而物自生；以及佛教所谓无形、本来寂寥，全都是荒诞之说。天道与器，天理与气，天命、天性、天心与形体质地，从来没有彼此分离。屈伸、消长、幽明、死生的缘故，本来不是两条道路。用一理贯通它们是可以的，但凭什么贯通呢？大概只有“敬”吧。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专一。从坤卦第二爻的正直方正，到乾卦第二爻的闲暇存养，都是如此。真诚贯通于运动，是先有元而后有贞、由贞而动，这就是敬；真诚回复于静，是先有贞而后有元、由元而静，这也是敬。从太极分开来说，有心、性、命、理、道；合起来说，只是道，只是一个太极。

译不愧对太极赋予我的本性，只有敬。敬达到极致，就是诚。探究本原、阐发微妙，是致知，是事业的开始；穷究本原、抵达幽微，是力行，是事业的终结。我们不能不努力。景翔名云龙，和我是同乡，比我大一岁。今年六十六岁，是宝祐戊午年的乡贡进士；他的书共有二十篇，其中五篇拟取天数，合计二十五篇。《天原发微》后序 知道事物是这样，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可以吗？所谓“这样”，是形而下的；所谓“为什么这样”，是形而上的。苍苍的天空就是天。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孟子说：“知道人的本性，就知道天了。”这里所说的天，难道不也是苍苍的天空吗？天有形、有象、有气、有数以及万物，这些都是形而下的。技艺精熟、专长突出、读书多、见闻广的人，有的能够知道形而上的道。一句话概括，就是道。分别说，就是天理、天命、天性、天心、天则、天德、天威、天讨。在图中就是图，在书中就是书，在《易》中就是《易》，在《洪范》中就是《洪范》。不可测叫作神，不停息叫作诚。什么叫元亨利贞？什么叫刚健中正？巫祝、医者、卜者能够知道吗？长江以南、紫阳山以北、黄山之下，有一位隐居君子鲁斋鲍公，精通《易》学，没有书不读。年轻时以冠礼年龄参加计偕选，七十一岁，比我大一岁。他和我兄弟相交，一生寄居在同乡广西道儒学副提举敬斋郑公家中。师友相互投合，资助他著书。他的书叫《天原发微》，五卷二十五篇。天果然有本原吗？回答说：有，就是所谓形而上的道。汉代儒者说：“道的最大本原出于天。”这样说来，似乎先有天而后有道，天是道的根本。其实应当说：“道是天的本原，而天的形象、气、数和万物，是道的末端，是器。”先生的书开头讲太极：阴阳尚未产生以前，先有这个道。所以孔子说“太极”；我寻求太极，实际上并没有具体的东西。所以周子说“无极”。阴阳产生以后，道存在于阴阳之中；天地形成以后，道存在于天地之中；万物形成以后，道存在于万物之中。所以朱子说：“一物各具一太极。”其次两篇说明动静，第三篇说明静动。人人都知道对待和流行的动静，却不知道天与圣人以主静为本，实际上静是动的主宰。动静从元开始，静动从贞开始。后面两篇说明造化中的鬼神，不是老子、佛教所说的鬼神；叙述造化的变化和学问的变化，都有助于阐明此道。往圣先贤前人创作，后人述作，搜寻玄远幽深之理，参照自己的见解，《天原发微》的微义就完备了。这部书往返讨论、互相问难，将近十年。敬斋把它刊刻流传于世。我早已答应为鲁斋作序，序文完成于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南至，而鲁斋在此前十日因病去世。他家中只有一个孙子，唉，真是令人痛心！窗下还有一卷没有刊刻，敬斋替他完成了这件事。我听说后，便增加文字，叙述鲁斋生平和谢世的始末，嘱咐敬斋改刻；同时也借此称赞敬斋乐善好义的美德，说明他能够尽到师友之义。这样，我所写的文字大概也可以不辜负兄弟之义了。鲁斋名云龙，字景翔；敬斋名昭祖，字孔明。我们都是古歙州歙县人。元贞丙申十二月，同乡友弟方回万里作序。

译《河洛言敬序》古代可以考察的书，神农《本草》专门讲药物，后世如《素问》《难经》等医药书都由此而来。《尧典》专门讲天文，后世历法、《百中经》以及天文类书都由此而来。《舜典》专门讲任命官员，《周礼》六官、《唐六典》以及后世官制类书都由此而来。《禹贡》专门讲地理，后世如《水经》《寰宇记》以及地理类书都由此而来。至于孔门赞《易》，专门讲吉凶；删《诗》，专门讲情性；订定《书》，专门讲治乱；作《春秋》，专门讲功罪、赏罚。礼乐散失以后，《诗》成为乐的一部分，汉代儒者又有《礼记》《乐记》。曾子门人专门把孝作为经义，司马迁的八书、班固的十志、刘向所作的《列女传》、扬雄所作的《方言》，都是后世类书的祖先。伊川程氏教导学者，把圣贤谈仁的地方分类汇聚、体察认识。南轩张氏开始把洙泗谈仁的言论汇成一书。《易》说：“同类按方位聚集。”唐代欧阳询编撰《艺文类聚》，就是这种做法。杨敬仲却说，在《论语》《孟子》以前，谈仁的材料还没有可以分类汇聚的；所谓分类体认，不过是主观臆造的路径。陆子静甚至说，伏羲时代没有尧的文章，尧舜时代没有周代的礼乐，在孔子以前也没有人谈仁。他们却不知道，孔子到杞国而得到夏代的历法，到宋国而得到《坤》《乾》二卦；韩宣子到鲁国看到了《易象》和《春秋》；季札出使鲁国观赏周乐。自从有文字以来，古代天子、诸侯的国家都有先王的典章制度。把谈仁的言论分类汇聚，是为学最切近、最重要的事，何至于拘执个人见解，树立异说来攻击它呢？老子怀着摧毁、断绝和灭除的心，想要剖开斗、折断衡。庄子因而提出筌蹄、糟粕之论，实际上开启了吕政、李斯焚书的端绪。佛教拈花、面壁，直到说没有语言文字；西域的教法渐渐传入中国，使人忘君背父，呵佛骂祖，拾取老庄的余绪，极其不敬，也极其不仁，异端成为我们道统的祸患，已经很久了。眉山杨清父说，洙泗谈仁，是由仁进入圣境；河洛谈敬，是由敬进入诚。非礼勿视、听、言、动，就是敬；敬就能达到仁。所以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洙泗谈仁，对万世有功；河洛谈敬，对圣门有功。因此又把程子谈敬的话分类汇集，共分六类、七十条，用来启发后学，与南轩分类汇聚谈仁的书相互表里。如今世上的类书，如七弦琴、一先棋、九章算术、五彩织绣，以及射评、印格、姓纂、谥号、酒经、茶录、金石、香具、笔墨、纸砚、花果、竹笋等，无不有谱、有诀。农家有《齐民要术》，工匠有《营造法式》，兵家有《七书》《经武要略》，刑家有《刑统》以及律令、格式、《急就章》，又有《博古图》《实宾录》《初学记》《兔园册》《府记室新书》《御览》《元龟》以及《太平广记》中的小说、《历代会要》、诸家诗话，这些都不可废弃。韩愈痛切排斥佛、道二氏，但道家伪造的《度人经》和佛教徒的大藏经，终究不能遏止。宋代再传以后，天下妄谈阴阳星命的人被流配沙门岛；只保存《易》筮，而秤星、拨沙、鲜鹗、遁甲等经，以及近人缪氏所著《五行精纪》《三辰通载》，仍然流行于世。至于音切、偏旁、韵书，篆书、隶书、行书、草书的法帖，《尔雅》《广雅》《埤雅》《翼雅》之类，《物宜选粹》《文鉴》《观澜》《层澜》《崇古正宗》之类，词章都是读书人不可缺少的。较大的著述，近世晦庵朱氏用毕生力量辑成《四书》，又有《仪礼经传集解》、二陈的礼书和乐书、北溪陈氏的《字义》、东莱吕氏与晦庵合述的《近思录》，又有《读诗记》、西山真氏的《读书记》、鹤山魏氏的《十六家易集义》《九经要义》等八十五类。这些著作义理完备、制度齐全，能够掌握其中精微的，可以成为大儒；次一等的，也不会失为学识广博之士。然而，谈仁、谈敬，尤其是通往圣贤境界的捷径。那些想把它们一扫而空的人，传禅宗衣钵而煽动秦火，真可悲啊！清父名汲，是前朝大理寺丞；主管郡事的先尊公平舟先生曾经参与大政，他也像张魏公那样有这样的儿子。

译汪虞卿《鸣求小集序》进入道，首先要从知晓道开始。《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世俗儒者有的对此疑惑，认为格物是抵御外物，如同遏止情欲，这只是中等人的能力，与知晓道有什么关系？“格”是穷究而达到的意思；“物”是事物之中所包含的理。穷究事物，便能达到知，不是有上下截然分开的阶段。格物而能够穷尽其中的道理，就懂得道了。知就是道，有了知，意才可以诚。不懂道却说“我的意已经诚了”，便可以进入道，这是妄说。不知道东西方，却想奔向都邑，即使真诚地奔去，也到不了；不知道酸咸，却想调和滋味，即使真诚地调味，也不会和谐；药有良药和毒药，不知道却真诚地服用；船有完整和漏水的，不知道却真诚地乘坐；这些都将有不可测的忧患。所以一定要先知而后诚。知，是知晓道；诚，是用来实行这种知、进入道的功夫。颜子有不善之处，没有不自知的，这就是知晓道。孟子所说的“知言、知性、知天”，也都是知晓道。这样以后，才能把道牢记在心，切实履行，并有所用力。近世陆子静专门把心、精神和情感的发见作为学问，便近于只从事于气，而没有根本地建立在性命本源上，涵养似乎有所欠缺；想一下子直入本体，最终流为佛教。他对于道，是已经有所知却尚未达到吧？陈同父高谈汉、唐，取其中一两件相近偶合的事情当作帝王事业，杂霸的念头充满胸中；他对于道，是知道片面而不知道全体吧？叶正则不认为荀子“性恶”说是错误，因为曾子曾有关于笾豆、职守的话，便说他始终没有悟到一贯之道。其见识乖谬尖刻，虽然雕章琢句足以使自己一时显得与众不同，但对于知晓道，却毫不相干。又有比这更低下的，刘潜夫以晚唐诗自我标榜，诱导败坏江湖间的年轻读书人，雕饰华丽而浮靡，始终没有涉足濂洛之学的边缘，趋向邪僻；他把禅宗的南北宗拿来和朱、陆相比，想把他们的书一起焚毁，那么说他对于此道完全无知，也是可以的。沿袭弊病、承袭错误，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点。异端杂流、浅陋见闻和小技，本来有些人一生耗尽口耳之用，穷尽笔墨之精，到头来在圣贤的分寸尺度上却没有得到丝毫，难道不是极其可悲吗？我的同乡汪逢辰，字虞卿，早年就厌弃科举之学，研究义理，著述将近百篇，摘取其中一二篇编成《鸣求小集》，取“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意义，希望与当世君子取得折中。例如“父在观志，父没观行”，他采用朱文公文集中的前一种说法，作为父亲的志向，却舍弃《集注》的说法。后一种“三年无改”的说法，是对元祐、绍圣之变有感而发，认为如果不合于道，就应当迅速改正。我认为，先儒解释经书，有两种说法的，也有三种说法的。《诗经》三百篇说“思无邪”。朱文公认为，作诗的人未必都没有邪念，但读诗的人应当没有邪念；吕成公则认为，作诗的人没有邪念，读诗的人也应当没有邪念。还有人认为，被删去的诗中有邪思，因秦火而使经书重新混乱；像这种疑说不止一个。求学者应当体会、辨别和选择，归于最恰当的结论。虞卿能够这样考察经书并达到知，就可以了。陈平的六条奇计，以及假装到云梦会见的计策，虞卿深深认为不对。我说，何必只说陈平呢？比如张良用利益诱使秦将，窥伺他们的懈怠；接着进兵，准许项羽向东归去，不久又劝高祖追击，这哪里还有信义？萧何征发子弟从军，低价购买田宅，故意在君臣之间玷污自己，一切都使用权术。韩信筑坛拜将的说法很壮伟；但到了实际战攻，不过是拔旗、囊沙之类，出于诡诈的计谋。至于想做正直之事却先请求假借，称王的三人号称人杰，却都使用欺诈谋略而不以为耻，何况其他人呢？虞卿能够这样观察历史并达到知，就可以了。进入道的关键，没有比知晓道更先的；知晓道的关键，没有比格物更急切的。格物的关键，没有比读书更切近的。今人的学问与古人的学问不同，只有通过读书来达到知，这才是格物。必须先知道书中所说的道，知道颜子所说的不善，知道孟子所说的言、性、天；上至经史，下至子集，辨析细微差别，探究本末源流，然后以笃实来充实它，以刚健来推进它；从不自欺开始，最终达到不妄，进而达到至诚、悠久不息的境地，那么困知、学知、生知就是一回事。出仕或退处知道时机，穷困或显达知道命运，说话或沉默知道先兆，识别贤与不肖知道人的品格；推究开始，返回终结，知道死生，知道精气、游魂，知道鬼神，没有什么不知道，也没有什么不诚，这就是知晓道的极致而已。如果你说我不对，难道没有同声相应、回应我的人吗？

译送顺昌张童子序 《易·系辞》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称童子为神，难道是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吗？又说：“利于出入，百姓都能使用，叫作神。”称童子为神，难道是说利于出入吗？孟子说：“圣而不可知，叫作神。”称童子为神，难道是说圣而不可知吗？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同一个字可以有多个意义，同一个名称可以有多个含义，深浅高下各不相同。两汉称济南终童、江夏黄童，到《唐书》记载刘晏时才开始称“神童”，《宋史》也把晏殊称为神童。《通鉴外纪》称神农氏“神而化之”；童子的神，不是炎帝的神。只有《黄帝本纪》说：“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索隐》的注说，孩子不到七十天叫弱；还不到能够说话的时候，黄帝就能说话，所以称为神异。那么，借用《索隐》注中的“神异”二字来称童子的神，可以吗？刘晏、晏殊八岁就能作文，被号称神童，也只是说儿童中的奇异者。如今南剑、顺昌的张升，十多岁便背诵九经，作五言绝句，难道不可以称为奇异的儿童吗？读陈无己文集《送邢居实序》中引《论语》“阙党童子”和《昌黎集》“张童子”两件事，就知道“突而弁兮”，说的是学问并不止于童年而已。古人的学问，体必然有用，所以说：“体和用同一本原，显和微之间没有间隔。”近世却不是这样，本末首尾彼此乖离，上乘的学问中道理不能贯通到事情，事情也不以道理为根本，分裂成两件事；最下等的学问中，诗不能成文，文章又不工于诗，也分裂成两件事；记诵问答有余，实际践履不足，分裂成两件事；更严重的，昧于涵养的根本，却逞弄蛊惑人的小才，修身和治人也分裂成两件事。童子你也知道这些吗？难道不可以以前辈大儒为老师，向他们请教吗？耳聪目明，知道它容易；精神疲惫、精力耗尽，实行它困难。知与行一同进步，求取大的概要而不拘泥于小节，这样对吗，还是不对呢？我的话多有僭越，但对童子一生或许有益；你是忽略它，还是取用它呢？筭先天后天《易》诗序 《易》文言说：“乾卦九五的大人，先于天时而行动，天也不会违背他；后于天时而行动，便奉行天时。”紫阳山叟断定说：“我想这样做，天就顺从我。先于天时，是天尚未发生的未来之天；天已经如此，我便顺从它，后于天时而奉行天时，是已经过去的天。”《易》有一章讲太极，把天和圣人并说，还没有分出先后。上天之道和圣人之心都有太极，生出两仪，即一阴一阳；生出四象，即阳阴所代表的春夏秋冬；生出八卦。上天之道表现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圣人之心表现为健、顺、动、静、陷、丽、止、说，分别为中、正、仁、义。不能说天和圣人有先后。幽微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这一句说先天天不违；参验天数、以地数为两而建立筮数，这一句说后天奉天时。有人说，制作器物的十三卦中，伏羲时代还没有网罟，却已有离卦；还没有文字契刻，却已有夬卦，这是先天《易》。天垂示形象，显现吉凶，圣人取法它；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效法它们，这是后天《易》。尧制定“观测日月星辰、置闰以确定四时”，这是先天《易》吗？“繁殖生育、春天耕作，秋天皮毛成熟”，这是后天《易》吗？舜使璇玑玉衡协调七政，这是先天《易》吗？“二月向东巡行，八月到西方守土”，这是后天《易》吗？孔子说或许有继承周代的朝代，“百世之后也可以知道”，这是先天《易》吗？“天何曾说话呢？我想不说话”，这是后天《易》吗？康节邵先生在精神上与伏羲之《易》相契合，取法《皇极经世书》，运用加一倍法，使宇宙循环运转，称为“先天之学”。它的运行不停止，光明没有穷尽，变化不可测，代代更替而不停止的妙理，把过去和未来的天道都掌握在手中。他曾经教人说：“尧的时代，是先天；尧以后，是后天。后天只是效法而已。”谦复欧阳君子文，善于推断人的命运，用我的生辰和流年来建立先天、后天的大象、小象卦来评断，议论很有趣。七十八岁的老翁早已无所求于世，但您的术数自成一家，因此我十分敬重，不敢忽视。送仇仁近溧阳州教序 从前做官，难在取得官职，却容易显达；如今做官，容易取得官职，却难以显达。什么叫从前难以做官而容易显达？天下三年一次考试，秋闱几百人取一人；三年一次考试，春官考试百人取六人。还有待补的太学生，外舍、内舍学生与春官考试取中的人一同到殿廷。殿试前三名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脱去布衣而授官；两优上舍按照殿试第二、三名的恩例。凡三年赐给绿袍的不过五六百人，进入仕途多么困难！然而朝廷中若有知己援引，便可任台官、谏官、文字官、左右司检正官，今天任侍从，明天任枢密参知，直到宰相，实在很容易，并不困难。如今做官，为什么说容易做官而难以显达？学校中的士人，从县教谕升为山长、学正，任满一届就可以进入路、府、州教授之列而入流。路、府、州、县各司的吏员，凭年资劳绩升为吏都目、提控，考核期满后由外省咨送内省入选；军功随军升迁，这里不必说，似乎进入仕途非常容易。但是从县尹以上直到总管，却极难得到。朝廷内部的六部、集贤院、翰林院、紫枢、黄阁，更没有人敢于垂涎。我的朋友山村居士仇远，字仁近，最近接受溧阳州教授之职，已经五十八岁了；归附垂【缺字】《桐江续集》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桐江续集》卷三十五，元方回撰记 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题名记 至元二十八年春，改革制度；夏天，各道提刑按察司改名为肃政廉访司。肃政，是唐代御史台的别名。天下三大官署中，没有比中书省更重要的，没有比枢密院更重要的，而尤其没有比御史台更重要的。中书省总理国政，枢密院管理军政，御史台下设廉访司，分管各道，特别将名称尊为肃政，那么天下所有从政的人，都应当因此改变看法、端正听闻，肃然之后才可以。廉访司本来承担一道风纪宪纲的职责，用唐代御史台的名称冠于其上，可以说是加重了。考察检核叫作廉，广泛谋议叫作访，于是合并二义，更加重了这个名称。考查典故而命名容易，振作风采而使名实相副却难。在这以前，提纲刑狱的人受掌权者牵制，有时官职可以任意取得，罪过可以任意免除，廉访司的职责也就能够被举用。使自己的内心肃正，然后政事才能肃正；使自身廉正，然后才能考察他人，这就是名实相称的道理。司中设置大使二人、副使二人、佥事四人，分司官一员，监督各路。至元三十年春正月，中奉大夫、肃政廉访司大使、东平徐公，曾任中书省官员并参与大政，后来从吴门移治杭州，总管各路分司的政务，把司官姓名书写在石碑上。后来观看的人，将会因姓名而寻求他们的实际政绩。太平路修学记 学校，是用来培养天下士人的地方；士人，是天下所依赖、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天下士人在这个地方得到培养，而这个地方有所不相称，可以吗？这责任在有关官署。共同治理天下将要依赖这些人，而这些人又有不相称之处，也可以吗？这就不只是有关官署的责任，作为士人也不能不尽自己的责任。当涂的学校冠绝江左，原是逍遥潘先生的旧居，具有殷代的序、周代的庠，哪里像其他官署房屋那样可以租赁、买卖呢？正因为如此，倾塌漏雨，已经超过十多年了。前总管何公琸曾率先兴办整治；现任总管辛公仲实、总同陈公特立、总判梁公栋，都一心致力于修复。至元辛卯年冬，我的朋友朱葵任博士，竭力修复废坏之处；肃政廉访佥事昔班敦促勉励，帮助促成。提学李公浩发文调用学校的廪费，但旁观者仍因它是官署房屋而有所疑虑。梁公首先发文辨明，郡府把此事上报宣阃，省府刊正错误的簿籍；此后癸巳年夏秋施工，工程完成。礼殿和祭祀廊庑，讲论堂和肄业斋舍，内庭外门，先贤祠，小学之序，祭祀器具，库房、厨房、浴室，没有一处不修整。楹柱、椽桷、门窗，涂上朱丹、黑色和白色；上部遮蔽，下部铺砌，墙面涂饰温暖美观。役工共用十五旬，公家供给，私人资助，耗费纸币五千缗、米一百五十石。后来总府宣差公独尔迷失从省中返回任职，又把经阁之后称为复礼堂的建筑拆除重建。士人在这里受到培养，有关官署的责任也可以稍稍得到弥补了。士人的责任应当怎样呢？学校原有的斋舍，四郡先达陈公钺把其中一斋改名为致知斋，行台治书侍御史李公处巽为它篆写匾额。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学习却不能没有老师。所以《中庸》有率性、修道的条目。学习最怕知得不到而只徒然使意念诚实，所以《大学》要求先致知而后诚意。生来就知道、学习后知道、见到后知道、听到后知道，都叫作知晓道。而知晓道的端绪不止一个。《易·系辞》说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知幽明、原始反终，知死生、精气游魂，知鬼神的情状。我们的孔夫子知道损益，知道百世，又想知道天命、礼和言。孟子知道性、知道天，又自称“我知言”，这些都叫知晓道。一定要考察、寻求事物，知道先儒所说的“它是什么”，探究“它为什么如此”，穷尽根本，抵达源头，由粗浅进入精微，因显明领悟幽微，长久积累，融会贯通；对于是非邪正、穷达进退，都能了然于胸，然后才可以使意诚，实行自己所知。否则，就只是把小技当作巧妙，成为异端。认为高下黑白、香臭美恶混杂揉合，明知达不到而心意却只是诚恳，就像不认识道路却凭着诚心赶路，必然迷失；不懂药性却凭着诚心把药当食物服下，必然危险。因此，求得知识是为了明白道理，如同外郭必须有城门、内城必须有门槛；越过这道关口和门槛，就可以成为贤人、圣人，共同治理天下，将要依靠这样的人。被阻在这一界限前而不能越过，便不能称作人；士人不可不尽自己的责任，也就只是这一点罢了。虽然如此，行动却不明理，是蒙昧；明白道理却不实行，是懈怠。既不蒙昧，也不懈怠，才是从开始到结束都应做的事。所谓敬，又是贯通始终的凭借。博士是上饶人，这些道理已经和我讲得很熟了。如今新建养士之地，并且使所培养的人焕然一新，这就是使人民更新、平治天下的道理。有司和学士，应当共同尽到自己的责任。《钓台书院清风堂记》清风堂，是桐庐郡钓台书院的讲堂。各郡县学校的讲堂多称作“明伦”，这里却独称“清风”，为什么呢？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清廉的。”又说：“听到伯夷遗风的人，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子陵先生，大概可以比得上伯夷的清风吧？伯夷的父亲是孤竹君，武王的父亲是西伯；子陵是西汉都城的老儒，光武帝是南阳宗室。他们同样都是向人臣服、侍奉他人的人，所以地位相等。假如商朝没有纣王，武王就不能拥有天下，太公望哪里能受封于齐？周公旦哪里能受封于鲁？假如汉朝没有王莽，光武帝就不能拥有天下，邓禹能够成为平定天下的文学椽吗，区区侯霸能够位列三公吗？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是乘着时势掌握权力；一个普通士人，则守持自己的志向和常道。伯夷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全仁，是想彰明万世君臣的伦理。子陵不屈服于违背正道的事情来保全自身，是想彰明万世朋友的伦理。一个像龙逄、比干，一个像巢父、许由；不因时代而改变志向，不因权势而废弃常道。太公望和周公旦分封土地，邓禹掌握政权，如果内心有所不安，便不去做，难道是有意于使自己的清风昭著，以震动天下后世的视听吗？首阳山和富春江滩的清风没有不同，万世都将永远受到它们的恩赖；这些全都是用来彰明人伦的。当初建堂并取此名，是前任郡守赵与厯捐出私财；重建此堂的，是郡人山长骆正大、方文豹；前任郡守方回又为它作了记。

译《徽州路修学记》竭尽力量来兴办学校，容易；竭尽心力来讲明学问，困难。土木宫室方面的学校建设，所要学习的是人力；关于性命道德的学问，所要学习的是人心中的天理。把力量全部用在学校建筑上的人，还算幸运，因为毕竟有这样的人；而把心力全部用于体察天理的人，常常忧虑没有这样的人。如今学校遍布天下，至圣文宣王戴十二旒的冕，穿十二章的服，大成殿有纳陛十二门、防二十四，陪祭和从祀者的爵位如公侯伯。近世又增加《治鉴史》《经世》中的二贤，又增加周敦颐、二程、张载、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七位大儒。老师有寝室，学生有馆舍，书籍有阁，膳食有厨房；这些土木宫室方面的学校设施，是天下学校共同拥有的。唯独徽州学校先圣殿的左边，又专门建有我们徽国太师文公的祠堂，这与天下学校不同，为什么呢？文公是本地人，归来依托乡里的桑梓，晚年出自诸生之中，使我记述学校由衰败到复兴的缘由。长期因循之后，曾被用作军营，讲堂和宿舍都被改变、拆毁，祭祀用的罍洗、俎豆以及三献、分献的场所，庙宇东西两庑的内屏外门，也都仰穿俯塌很久了。如今却在一天之间重塑神像、重新绘饰，砍削密集的荆榛，铲去丹青厚涂，使楹柱平直，如磨刀石，如箭杆。总管府使君、真定人侍其公，在同朝任职时爱护百姓而礼遇士人，竭尽主持维持之力；镇守府使君、广平人郑成公弼，整顿军队而礼遇士人，竭尽赞助成全之力；教授鲍君寿孙和正录以下官员，发放廪禄、分出俸禄，聚集资财、筹办材料，竭尽经营之力。仲夏召集工匠，季秋完工。大殿右边又重建周敦颐、二程、张载祠堂，扩大广汉、东莱以及我们文公旧祠，并增加匾额，使之更加庄严。虽然如此，这只是学校建筑方面的事情；学校由衰败而复兴，是竭尽力量的结果。关于性命道德的学问，是关于天理的学问，诸位学生也曾经讲习听闻过吗？我们徽州学校专门祭祀我们文公，难道是偏爱乡里的先生吗？自伏羲画卦以来，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话，就不能没有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话。我们文公登临衡岳，沿着婺水考察，对各种说法参照考订，没有一部书不是著作；从我们文公的话上通于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话，又上通于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话，这就是心学。我们文公在《中庸》首章中完全说明了这一点：这颗心没有发动时，别人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别人听不到，自己也听不到；用敬来存养它，却不是死寂灭绝的静，在此涵养天地位、万物育的全体。此心已经发动时，别人看不见，自己却独自看见；别人听不到，自己却独自听到；用敬来反省察看它，使发动时没有过错偏差，以此充实天地位、万物育的最高功效。所赋予的天命、所禀受的本性、所遵循的道、所获得的德，纯粹美好而不夹杂，浑然完整而没有亏缺。学习的人对此若不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可以吗？于是歌道：“刻下我的文字，这是学习的场所；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你们当整肃衣襟。学习的天理在心中，你们已经尽了你们的心力。” 《润学重修大成殿记》尧、舜把执守中道的学问传给后来的圣人，夏、商、周三代都尊奉这种道理，享有国祚将近二千年。孔子把求仁的学问传给后人，汉、唐、宋三代都尊奉这种道理，享有国祚也超过千年。上天帮助这套文化，先在前代生下孔子，使他汇集先圣的大成；又在后代生下朱子，使他汇集诸儒的大成。因此，学校学问的大成殿祭祀孔子为先圣，东西两庑从祀者增加到三十四人，到朱子为止。然而孔子之后过了一百多年，才又得到孟子，使异端得以排斥。如今朱子之后也将近百年，还没有可以从祀大成殿的人继承他，那么我们的道统无人传承，难道不是非常可忧吗？宣城昌君士气分教润学，四年中仅有一年丰收，恰好【此处有缺字】宽书下发学校廪禄，出入不加防禁、计算费用，把剩余的钱用来修整学校各种事务，于是修缮大成殿。始于壬辰年仲夏，终于仲秋；他寄信给紫阳方回，请我作记，说：“南渡以后，学校毁于兵火，开始创建、中间修葺、最后整治完成，靠的是程公迈、刘公子羽、吴公潜的力量。”又亲自写下工役和财物的数目，说佛、老二氏的宫观布满天下，搜罗珍宝、穷究奇异之物；郡国之间不过只有一座孔庙，却坐视它倾塌破败。我私下认为，如今佛、瞿昙一类的人外表炽盛而内里衰微，实在不值得拿来与他们较量。难道不以我们的道统无人传承为忧虑，却以宫庙不如佛、道二氏为可耻，是要争竞外在文饰而不争竞内在真实吗？学习尧舜，必定从孔子开始；学习孔子，必定从朱子开始。孔子的“四勿”，就是精诚专一的传承，是仁的完整体性。朱子认为，仁是心的德、爱的理；合乎天理而没有私欲，心中便有仁了。因此，鬭谷于莵的忠诚、陈须无的清廉，都不能称为仁，因为只看到了二人的行为，还不知道他们的内心究竟是出于天理的公正，还是出于人欲的私心。所以即使是由、求、赤三人的事功，也都没有以仁来称许。世上本来就有成就很高而内心不仁的人；也有仁心只是偶尔到来，有时存在、有时消失的人，他们最终也不能列入传道者的行列。既然如此，孔子汇集先圣的大成，颜克、曾省、子思修养、孟子涵养而得到传承；后来有人以气质来论性，把学问写成笺注；有人以传注来论学；有人撰写词章，醇厚的少而瑕疵的多，都失去了传承。只有周敦颐、二程、张载再次得到传承，而朱子又辅翼他们，以张载、吕祖谦汇集诸儒的大成，传到今天，也算盛大了。学校修饰得很漂亮而灯火暗淡，书册齐备而弦歌断绝；小聪明的人标新立异，邪见由此产生疑惑，我凛然害怕这条道统再次失去传承！唉！尧舜的中道、孔子的仁，有人心便有道心，古今都是一样的，怎么敢因暂时没有传承就轻视后来的贤哲呢？这正是《邹书》中所感叹的“两个没有”。经过一千四百年，濂洛之学兴起，陶冶人的气质，改变社会习俗，使天下达到纯厚正道，进入太平境界。将来要以此寄望于天下士人，并不只是寄望于润州的士人。这次修建，廉访司和总府主持出力很多，代官徐君硕到任第七天，便共同宣布事情完成。愿不要废弃它，并使它长久延续。至元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记。

译《重建成信侯殿记》接受托孤很难，但扶立孤儿更加困难。防护他并使他长大，蒙昧时教导他，使宗庙由危转安，接受托孤本来就很难；使将死者得以生存，使衰弱者得以兴盛，使断绝的祭祀得以延续，扶立孤儿尤其困难。周成王十三岁即位，姬旦摄政，四国散布流言，七年后才还政于成王，使他亲自临朝，这就是所谓防护他、使他长大、教导他，从而安定其危殆宗庙，难道不是困难吗？夏朝后羿、寒浞的变乱时，后缗正在怀孕，从洞穴逃出，只有一成之地、一旅之众，遗留下来的臣子没有能够站立的；少康却没有丧失旧有的国家，这就是所谓使将死者得以生存，使衰弱者得以兴盛，从而延续断绝的祭祀，不也是困难中的最大困难吗？所以汉代霍光拥立、辅佐昭帝，可以说是接受托孤了；保全、养育和辅佐君主，功劳很大。但比不上丙吉、张贺对宣帝有恩，才可以说是扶立孤儿：使将死者得以重生，使衰弱者得以兴盛，德行更为重大。如今广平府旧洛州肥乡县，是春秋时扶立赵氏孤儿、近世封为成信侯、名婴的人的乡里。周简王三年，晋景公时，屠岸贾攻杀赵同、赵括，赵氏几乎灭尽。但赵武是赵朔的庶子，成信侯和公孙杵臼把他藏匿起来。后来祁奚、韩厥向晋景公进言，赵武才得以重新被立为赵氏后人。《史记·晋赵世家》《春秋》内外传以及刘道原《通鉴外纪》的记载各不相同；然而成季的功勋、宣孟的忠诚，就像一根头发悬着千钧重物，直到赵氏重新拥有国家、不使先业坠落，靠的是谁的力量呢？就是肥乡的成信侯。因此肥乡人祭祀他，他又哪里只是一个乡、一个国家的善士呢？侯的庙在南方十分兴盛，称为祚德，所受封爵也不止于此；但肥乡仍旧如此，南北情况不同。侯的后代世居肥乡，程君玉想要翻新侯庙，没有成功。蒋君思是程君玉的养子，继承养父的志愿，把庙宇彻底翻新，建成四楹高大的殿宇，装饰完美而华美。贞初元年季秋召集工匠，历时一年完工，使用中统纸币作为费用，共一百五十万有余钱。乡人省郎王君英为此请求作记，金玉总管府副总管姚君文龙、省宣使程君起宗又请我写下此文。享受他人俸禄而使其存亡相继、绝嗣得续，是忠臣；成信侯应当被记载。做了别人的后代，能够使祖先的祠堂得到保存，是孝子；蒋君思也应当和成信侯一同得到记载。这就是记。

译《四峯堂记》天地人的道理，不过就是《易》罢了。《易》就是变化，有变化，也有不变化；有变易，也有不变易。不变不动，是它的本体；不能不变、不能不动，是它的作用。把变化解释为《易》，《易》就难以理解，而变化却不难看见。天道是阴阳，阴变为阳，阳变为阴；地道是柔刚，刚变为柔，柔变为刚；人道是仁义，仁变为义，义变为仁。所以说《易》是变化的；但又说有变有不变、有易有不易，为什么呢？天是圆的并且运转，北极居于北方，南极居于南方，北斗用斗柄指示四时，二十八宿作为日月五星运行的次舍，这些万古不变。每昼夜天运行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却还多运行一度；制定历法的人，时间久了必然产生误差，寒暖、雨旸、早晚也各有不同，福善祸淫仿佛有某种力量在其中，这些就是天道的变化。大地安静而方正，九州四海、五岳四渎，广大的一块土地，湿润的成为水，干燥的成为火，坚硬的成为金石，秀美的成为草木，这些万古不变。山有崩塌，河川有迁移，潮汐有盈亏，土壤有肥瘠，顽石中流出水，大山中生出云，粮仓、栋梁起初都来自芽甲，鸟兽鱼鳖繁衍无穷，这些就是地道的变化。天地之间于是有人存在，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长幼有次序，配偶有夫妻，讲习有朋友，这些万古不变。皇、帝、王、霸的时代不同，崇尚忠、质、文各不相同，子、丑、寅所代表的时序也不同；以瞽瞍、鲧为父而有舜、禹，以尧、舜为父而有朱、均；太公伐纣而伯夷、叔齐非难武王，比干进谏而死、箕子和微子归周；孔子、孟子不能居高位，颜回早夭、原宪贫穷，盗跖横行，张仪、苏秦巧言诡辩，亭长取得天下，屠夫商贩成为侯王；多欲而兼用霸道，苟且治理；东都发生党锢，晋代崇尚老庄，齐梁崇尚佛教，唐代崇尚词章，时代不同、事情不同，千头万绪、形态万千。君子在这些情况下，内修学问、外行实践，斟酌宽严，权衡损益，决定说与不说、屈与伸、进与退、出仕与退处，将要有所作为时，随时势而不同，这就是人道的变化。所以古代圣人作《易》，预先知道天下后世的变化，画成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析分为三百八十四爻，用蓍草推演；一卦有六十三种变化和一种不变。开始于伏羲，中间经文王、周公，最后由孔子完成，使天下后世都从这里学习《易》。不占卜而静处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可以穷尽事理、认识本性；占卜而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辞，可以避开凶险而趋向吉利。唉，微妙啊！《易》的《说卦》说：“天地确定位置，山泽相通气息，雷风相互迫近，水火不相侵害，八卦彼此交错。”解释的人说：这是伏羲的卦位。又说：“帝从震卦而出，在巽卦整齐，在离卦相见，在坤卦致力，在兑卦喜悦，在乾卦交战，在坎卦劳作，在艮卦完成。”解释的人说：这是文王的卦位。伏羲的卦位，是用来说明天地整体的变化。乾在南、坤在北，是天在上、地在下；离在东、坎在西，是太阳升起、月亮出现；艮、兑、震、巽各自占据一方，这是不变的。地天相交而成泰卦，水在火上而成既济，泽山相感而成咸卦，风雷相益而成益卦，彼此交互、互相资助，就不能不变化。玩味“八卦相错”一句，便知道天地整体的变化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必然的变化。文王的卦位，是用来说明四方、四隅、四时的变化，专门指地而言，但天的气运行在地中。震、离、兑、坎位于东西南北四方，指春夏秋冬四时的仲月；乾、坤、艮、巽位于四隅，指四时季月和孟月的交接。四方四隅的位置不变，而四仲、四孟、四季运行，就使八卦流行成为八节、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之后万物才完备，一年的功业才完成。玩味“出震成艮”等话，又知道地中有天的变化，其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必然的变化。睦州分水人王氏世代做官，徽猷阁待制葆真先生，名升，以布衣身份受到山阴陆公佃举荐而做到从官，深明《易》学，预先知道靖康、阳九之厄，所著《易解》中寄托着微妙的言语。他的五世孙森林叟继承祖业，掌握了辞、变、象、占四种道理。林叟又建造三间读《易》的屋子，坐西北而面向东南，乾、坤、艮、巽四峰环绕在门外，于是题名为“四峯堂”。这样说来，这就是文王《易》的四隅。小而言之，不过是一室中的乾、坤、艮、巽；大而言之，则是西北的乾为晋，西南的坤为蜀，东北的艮为燕，东南的巽为吴。再大而言之，晋地的西北全是乾，蜀地的西南全是坤，燕地的东北全是艮，吴地的东南全是巽，范围都达数万里。震、兑、离、坎四正方位也是如此。天地极其广大，不能从小处看待。然而若不从形势而从道理来求，那么从小处也可以认识大处。林叟回去考察四峰突兀耸起之处，以及四峰之间低洼平坦之处，认为那就是八卦的位置，是不变的。从道理来求，就有出、齐、见、役、说、战、劳、成；春天萌发生长，夏天生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少阳变为老阳，少阴变为老阴，这都是时势的变化、气的变化。我的一生，观察四时四气的变化，不能超过百年；少年变为壮年，壮年变为老年，八卦随着岁月变化而天地的功业完成。我的牙齿头发屡屡变化，难道还不能归于圣贤之道吗？守持道理、知道天命，效法《易》的不变，用来应对事物、察看时宜；效法《易》不能不变的道理，《易》的整体和大用，只在我的胸中运转罢了。唉，微妙啊！

译《丛书堂记》藏书很多却不善于阅读，即使有万卷书，我也认为不够；善于读书却不多藏书，即使只有一卷，我也认为有余。李防有书三万卷，藏书之多没有谁比得上他。新书若未曾接触，反而在当时被讥笑为父亲家传、荒诞不实，那么岂不是藏书多却不善读书吗？张良只有一卷书，藏书之少没有谁比得上他。他挫败秦朝、击败项羽，成为帝王的老师，功成身退，在汉廷中只有一人能比，这难道不是善于读书却不多藏书吗？同郡友人黄君宣，字仲宣，在歙城东山选择地方筑屋，以“丛书”命名他的堂。“丛”这个字最早见于《易》，在韵书中解释为聚集。乾卦说“方以类聚”，萃卦说“观其所聚”，就是这个意思。把天下的书聚集起来，这叫藏书。藏而不读，不如不藏；读而不精，不如不读。前代史书所记载的艺文经籍，一个贫寒士人的家里，哪里能够仿效万分之一？匡衡凿穿邻壁来读书，毕竟还有书可读；王充游历书肆来读书，甚至连书都没有。因此，藏书多不如善于读书。“丛书”这个名称，考察起来本出自韩退之的话。然而韩退之当初游学京师，所带的书只是一捆，还没有显出丛聚的样子。他在《进学解》中自述说：“口中吟诵不断，手中翻阅不停，记载事情、提取纲要，编集言论、探取深奥。”这就是读书的方法。沉浸于浓厚的书香，含咀其中的精华，写成文章；藏书充满家中，这就是读书的功效。有应当抵抗排斥的，就贬抑应当贬抑的；有应当补充发扬的，就伸张应当伸张的；向旁边搜求，就能得到诸子百家的长处；向远处承继，就能得到七圣一贤的学说。尊崇正道、贬斥邪说，挽救衰颓、继承绝学，这就是昌黎所说的读书。汉、唐以来，一个个做学问的人都像仰望泰山北斗一样仰望他。《书》说：“书云徒丛云乎哉？”唉，聚集必然会有散失。世上喜欢聚敛仓库、财物贿赂的人，往往会后悔；聚集名画、法帖、难得的书，也只是高雅道路上的一种癖好。近世僧人号称丛林，得到他的老师一点禅机，便能够终身受用不尽；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虽然老了，和我的仲宣都还应当努力。《野塘记》【为王御史作】古代的君子，一定先有一份平素可以耕种的产业，然后才把自己所负有的才能拿出来回应世人；对于天下国家有用，彼此合宜就出仕，并不是因为缺少口腹、身体、衣服和食物的供养，便贪求俸禄利益；彼此不合就退处，所以即使退居田野，也从来没有饥寒匮乏的忧虑。伊尹耕于莘野，诸葛亮耕于南阳，经过三次聘请、三次拜访之后才出仕，并不轻易就职。假使没有商汤、先主刘备那样的知遇，他们也不过退回去耕种罢了。颜渊贫穷，连可以耕种的田地也没有；圣明的老师不能做，我还能做什么？所以最终没有出仕。陶元亮贫穷，却还拥有可以耕种的土地，所以曾经试着出仕，知道不能有所作为，最终仍然退处。后世士人如果拥有可耕种的产业，就应当像伊尹、诸葛亮那样，得到合适的依托才舍弃耕种；像颜回那样不能出仕，就守着耕种；像陶渊明那样出仕而不能长久，就返回耕种，不要像苏秦那样，只因为没有二顷田地，便能够取得六国相印，却不能退处。唉，井田制度废弃后，孤寒的士人产生了，连一犁土地都不能拥有；如果侥幸求得官位，便像吞食诱饵而误入陷阱，岂不是只为一顿饭而误了千金之躯，太可痛惜了！行台监察御史胶东王公庭弼，是正直的学者，人们称他为野堂先生。如今看龚学古所绘的图，原来画的是野塘。御史曾经在均房帅幕中任职十多年，后来才进入谏诤之职；只看见他这样清廉、不急于求进，却不知道他家在沂水之上有良田，野塘与田地相连。他住宅的堂有的题作“万卷云”，有的题作“归老云”，大概他的志向是退休后读所收藏的书；正因为平素有可以耕种的产业，所以可以出仕，也可以不出仕，并不专门把出仕当作急务。紫阳方回很久以来和御史同朝任官，新定我赞美他的志意，题写他的图并作歌说：“野塘的水啊，颜色油油；用来蓄水，用来泄水啊，灌溉我的良田。射猎有野鸭大雁啊，水边有鸥鸟。我要出仕啊，可以做就进取；如果实在不能做啊，就还给我锄头耒耜。水的上面啊，山的下面，黍稷、枣栗啊，长在野塘的山坞。秋天收取它们的果实啊，鲜明地装满竹筥。车已经加油啊，马却不前进；退下来在家吃饭啊，谁敢侮辱我？我思念野塘啊，它就是古代孔子游息的沂水；怀念那里的人啊，鼓瑟的声音稀少。像由、求、赤那样贤能的人，难道不值得希求吗？登上朝廷的长廊和馆舍啊，佩戴玉佩、穿着绣有黼纹的礼服。否则难道没有春日衣服吗？吟咏雩坛之风，和他们一起归去。”

译《止所记》金华吴君功甫分教盐官，和我同宗的方君韶卿是同乡，在武林相遇，偶然谈论吟咏。得知功甫读书的屋子名叫“止所”，于是共同考述“止”的意义。“止”的意义，是在适宜停止的时候停止；我于是按次序叙述这篇文章并记下：诗的止境在于“思无邪”，礼的止境在于“毋不敬”，《大学》的道理在于止于至善。所以君臣、父子各有应当止息的地方；但其中有止的道义，也有止的时机。道义是心的理；应当停止时便停止，一步不能超过，一丝一毫也不能不到，这是此心的规矩准绳。时机是自身所处的位置；应当停止时便停止，进退去就看是否可行而作决定，于是斟酌轻重而取其中道。这样，心的道理显现出来，成为应对事物、接待人的权衡。因此圣人在《易》中说：“艮其止，止其所也。”这句话兼指心的道理和自身所处的位置而言。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彼此错综、上下排列，一卦有六十四爻。凡卦的第二爻遇到六，都是阴柔得位而居中；凡卦的上爻处在过高、无位的位置，多有悔恨和忧吝。离、震两卦以柔爻居二的共有八处，并不全都吉利。唯独艮卦居二的八爻全都吉利，足以和坤卦遯卦用黄牛、咸卦不随腓、旅卦得到小过之退、渐卦的磐、谦卦的鸣相抗衡，纯粹吉利而没有瑕疵。如蹇卦所说的“匪躬”，重艮卦所说的“不拯”，又有忠臣直士坚持正义、不谋求私利的志向，像山一样屹立。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承接刚强而顺从君主，履行柔顺而容纳下属，自身所处的位置得当而且居中。这是出仕之臣得到职位时的艮止，我吴功甫就是这样的人。六十四卦的上爻，乾卦还告诫不可亢进；只有第四爻吉利。坤卦仍忧虑争战，只有第二爻吉利。唯独艮卦的上爻处在事物之外，以止为本体，没有求取，也没有争竞。大畜卦的天衢、损卦的得臣、贲卦的白贲、颐卦的由颐、蛊卦的不事、剥卦的不食、蒙卦的击蒙、重艮卦的敦艮，八爻没有不吉利的。这是致仕之臣离开职位时的艮止，我方回就是这样的人。既然如此，一定不变的心之理，也就是止的道义，是不是《大学》所说“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的止呢？随着万般变化而不同的自身位置，也就是孔子所说仕、止、久、速中的止吗？内心不违背心之理，外在常察自身所处的位置，各自都能止在应止的地方吗？应止的地方啊！止的时与义，意义多么重大啊！《普同塔记》人从自身直到一根头发、一根毫毛，都内里空虚而外表坚实，包容天而形似地。身体分为四肢，骨骼有一百节，脏有五，腑有六，孔窍有九，经脉有十二，俞穴、大谷、小谿共有三百六十五处，无不以虚贯通实，以实辅助虚。虚是天的流行，实是地的凝结。总的说来，心的空虚最为灵妙，清明而成为神圣，居于身体中央。而身体的实质，凭借它厚重沉浊的性质，限制在身体外部。天虚、地实，彼此依附而产生。虚的归还于天，实的归还于地。起初的微妙之处，结合的东西一旦彼此分离，就会死亡。古代开明的君王深察死生的关节，认为智慧不可离弃，恶行不能全无，爱惜实体中的虚根，便能使义理成就、本性形成。我和普通百姓在这一点上相同。人死之后，所受之体已经归还为天的太虚；虚之外的实体孕育气而形成形体。虽然追究到最后必然还会成为地上堆积的土，但若不是借助长久年代，也还会破败而未腐烂、毁坏而未泯灭。于是制定丘垄掩埋的办法，安葬、封土、植树，各自保存自己的亲人，这就是人道最后的事情。世道衰微、习俗败坏，有时却不能全都如此。钱塘原是大都，在承平时期，城东、西郊每天焚化三百多具尸体，每月计算有一万具，每年计算有十二万具。一处金钱而每年想要设置十二万个墓穴，势所不能，所以通常把火化作为常例。早晨还在华屋中宴饮欢笑、放纵游乐，疾病突然发作，傍晚便交付烈火，谁不对此悲痛？一旦有超出意料的情形，又大不相同。吴芮的远孙相貌惊人，很像樊崇暴党，事情极其报应惨烈；他们的悲痛，又更加深重。与其忍受《凌陂之歌》的悲哀，还不如同伴在绵上享受和风。三茅宁寿观道士三山刘祖华，大概也悟到了理、性、形、气的虚实以及人与人没有不同，于是在西湖赤山捐出私钱，换得土地十亩，建石塔称为“普同之塔”，高、宽、深各一丈二尺，在塔内划分区域，收纳凡是已经火化者的骨骸。他的门徒居左，其他人居右。自革除、鼎布以来，后代归于其先祖，配偶归于其配偶，车舆归于各自所事奉的人，朋友归于各自所知交的人。大概有的人收到讣告却无人前来吊唁，有的人暴死而无人收葬；这不只是对蔗节瓜犀等物的感叹，唯独这些亡者得到安置，能够享受寒食节的祭奠。像为南阳的人表明墓道一样，难道不也是仁人所做的事吗？虽然如此，虚归于天而以庙来享祭，实归于地而以墓来收藏，这是礼。厚葬是过分，不入墓是不到。浮图用砖砌成塔、火化之后归于塔中，从释氏开始，本来不是中原的礼制。信奉老氏的人也不得已改变而依从这种做法。我作为孔氏后人又为此写文章，真可悲啊！祖华是儒者，却隐身于道士之中；请我作文章的人，是他的从父汝钧，也是我的诗友。我在紫阳方回为塔落成的那一年，于至元丁亥五月二十六日记。

译《圣泉亭记》泉为什么以“圣”为名？因为龙使它成为圣泉。龙为什么能够成为圣龙？因为泉使它成为圣龙。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但哪里知道气脉有时聚有时散呢？又哪里知道精神能够彼此感应相通呢？建德县卜君元英任县令，已经六年了。每年报告丰收，只有玄默神明厚加护佑。六月不下雨，七月戊午朔日，郡中遍走各处名山大川祈祷。壬戌日夜晚，县令和县尉王济登上乌龙山。百姓远远看见阴暗藤萝、幽深山岭之间，火炬像鱼贯一样向上移动；山路像鸟道般曲折，星光明亮，萤火闪烁。到了第二天早晨，才知道长官亲自迎接圣泉，取得古代祈祷、感应上公的遗意；这是因为心中有志于百姓才这样做。第二天甲子日清晨又下大雨，雨势开始增强。县令恰好遇到前太守方回，说起半夜到山上，那里是龙居住的地方、泉水聚集的地方；他描述情状，却认为这场雨还不够。后来县尉送泉水回山时，有一块木片从古潭底下露出，拿来一看，原来是前人所写“圣泉”二字；亭子已腐朽，匾额也沉没了。县令于是商议恢复旧亭，并把这件事记下。丁卯日处暑，癸未日白露，后来又下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雨，百姓大概不会挨饿了吧？如今泉因龙而成圣，龙因泉而养成圣性。泉在崖下，水量不减少；河流满溢，水量不增加，这就是它安处时的状态。圣德像云一样从那里汲取，又像雨一样注入这里，这就是它发用时的状态。功用达到圣的境界，龙以泉隐藏自己的形体，泉又借龙显现自己的作用；它们彼此成就为圣，就是这样。或者说，龙为什么喜爱这泉？没有山，哪里能凝聚它？泉为什么在这山中发声？没有人，哪里能感格它？此山巍然高大，在全郡中居首，外为坎、内为艮，得到坎艮的圣气，深厚的地脉和灵气，万物都凭借它。人是万物之灵，心的精神，就是所谓圣。诚信便能感应，真诚便能相通，甘美的雨泽于是降下。向泉求取，向龙求取，又广泛向山求取，然后知道神明的宫殿、深邃的宅第，是天地元气所集中之处。然而又一定要返回来向人求取，然后才知道山有泉、泉有龙；若不是这里的灵性足以与那里的灵性相互交会，所谓圣迹将要隐藏逃遁都来不及，哪里是凡人的心所能感动的呢？唉！尼水洗涤却不偷盗，孺水的缨带不能用来洗濯；广因贪婪而得病，永因愚昧而邪恶，我无从评论了。泉水忽然同流，泛泛地从旁边流出，不如我们的泉不偏离它的准则。温泉冬天像汤，冷泉夏天如雪，不如我们的泉不改变它的节度。咸泉可以煮盐，淡泉可以化铁，不如我们的泉能够洗去三伏的炎热。酒泉使人醉，醴泉能够治病，不如我们的泉能够使各种作物丰实。山如此磊落啊，泉如此深广，为什么成为圣泉？因为龙潜藏其中。重修旧亭啊，记录丰年之后，后来祈祷的人还应当努力。若从事迹来求圣，实在独自难以做到；只有人最为灵，心就是天。《新修建德县记》如今建德府本是汉代丹阳郡、吴郡分出的土地。吴国从富春县分置建德县，从黄武四年开始；当时已经从歙县分置新都郡，但建德县仍隶属吴郡，晋、宋沿袭这种建置。梁代隶属东阳郡，隋代废除，唐代恢复；最初设置睦州、严州，睦州治所在雉山，也就是今天的淳安，严州治所在桐庐，郡县都隶属它们，从武德四年开始。武德七年严州废除，建德县也被省并，后来又恢复为县，隶属睦州，从永淳二年开始。后来又把睦州州治迁到建德，从神功元年开始。经过钱氏和宋代，又恢复称严州，并且升州为府，于是又取县名来相配；大概是县先于州而存在，府因县而命名，可以说是古老的县了。县中原有唐代进士张秉撰写的县碑，绍兴年间郡守董公重修县志，说石碑已经不存；庭院中有大槠树，弯曲的枝条茂密下垂，是经历千年的树木。贤令岑公象求曾作诗，也已将近三百年；诗和树如今都还存在。这样一个极古老的县，兴废本来就不止一次；记载事情的石碑应当保存却没有保存，历代战争、侵夺也同样不止一次。一株树的种植，一首诗的发意，未必能够长久保存，却偏偏彼此一同保存下来。那么如今县尹卜君修治营建、装饰美化的工程，和我的记述，可以保存，也可以不保存，都还不能预知。至元十四年，岁在丁丑，夏四月，卜君赴任，军队向南而行又向北返回，经过城下还没有停歇；市里传来兵器铠甲的撞击声，县中到处作为军队住宿之所。大将的城垣残缺、藩篱拔起，马牛羊猪穿行房舍；学校、胥吏、曹司、讼卷、审讯和狱械都迁往别处；腐朽的椽木、破烂的瓦片倒卧在草棘间，十处有五六处如此。卜君用心经营，清除污秽，栽植倒伏的树木，率领属官劝勉农民，于是大兴工役。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开始，到次年正月完工。我经过它的外面，只见重重门楼深沉安静，层层楼阁如鸟展翅；望见其中幽静深邃而整齐严肃，比从前好得多。又让主管工程的人逐一登记房屋间数，共六十八间。靠近百姓的道路上仍有爱护清白之意，三堂沿用旧日匾额，保存着古意。卜君本来按法令应当更替任职，但继任者尚未到来；他先前曾考察学校，如今又修复这些房屋，这正是他用心所在，也更加体现了古意。这样的功业无疑可以流传久远，只是不知道我的文章会不会像张氏石碑一样容易湮没，还是也能像岑公的诗一样与树木共同长存？不要剪伐，不要毁坏，能否保存，取决于人心。这就是我把这个名称托付给文字的原因。县君名元英；将仕郎董视簿边君完；将仕佐郎提总宣差君合；刺进义校尉。

译《务本堂记》古代的人民分为四类，而士人出自农民。治理国家以士人为根本，使国家富足以农民为根本。工商也是国家所凭借的力量，但属于末业，不是根本。后世在四民之外，又有奇邪诡异、恍惚荒谬的事物，加上佛、老之徒，于是六种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的人争相趋附。如今交通便利的大都市，有的多达数万户，却没有弦歌诵读之声；儿童和妇女不知道耒耜、机杼是什么东西。奇异的优伶、倡女，弹丝吹竹；黑头仆从、庐儿，连续驾着四马车、排列着骑从；吃精细削治的食物、享用列鼎盛宴；马医也击钟设宴；尽情夸耀齐姜之美，童仆众多如卭、卓；空青、丹砂、象牙、翠鸟羽毛、彩毯、犀角、珍珠、璧玉、绮绣，全都以华丽耀目来炫耀财富、尊崇贿赂。田间的农官生来就不知道这些，却与穿粗布衣的父老一起斜眼看着他们。至于成千上万穿黑衣、黄衣的僧道，住在铅色台阶、珠饰殿宇中，不织布、不耕田，脱下衣服便享用精美食物，谈论果报和三身，铺陈演说五天，求取福田利益，企望羽化升天。浅陋的一类，诵梵呗、吹鱼螺，使用符咒和铅汞，奔走于王侯之间，以逃脱徭役、躲避赋税。负责装饰材料的人竭尽技艺，负责流通财货的人倾尽府库。钱币和农具沾满泥土，吃着粗盐酸菜、冷食，却也剃发祝发、戴簪入道，只求填饱空腹、养成懒惰。这是谁使他们变成这样呢？不过，这只是我近年在南方所见的情形罢了，中原的风俗大概并不是这样。济南是古老的郡，天下以耕种、养蚕、读书和办事为根本的地方。章丘翟氏兄弟三人，长子居正定甫，次子居礼节甫，幼子居中道甫。他们上奉双亲，下教子弟，敬奉祖先，耕作田亩，接受师友的规矩教诲，日夜勤读书册，始终只把根本事务作为要务。农民以耕桑为根本，而勤劳节俭又是耕桑的根本；士人以诗书为根本，而孝悌又是诗书的根本。这是一个人的身心、一个家庭的根本，确实如此。推究到极处，宗庙和都邑若没有士人就无法治理，祭祀的粮食和仓廪若没有农民就不会丰足。难道这只是一家的根本吗？它也是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关系一世的大根本。如今天下六合一统，幸而遇到崇尚根本、抑制末业的明盛时代，从事根本事务的人可以受到劝勉了。至于锦川绣江之间，嘉美的山色秀丽，清澈的泉水洁净；美好的树木茂盛，芳香的草木芬芳。济南向来多名士，应当能够同四方的士大夫登临此堂，为它作赋。将来若有人把这座堂绘成图来给我看，我也或许会提笔题写。元贞改元乙未年，岁在大火苍龙心一度，谨此记下。《问道亭记》求知的学问开始于发问，问一件事就知道一件事，问一件物就知道一件物。以发问为可耻，就可能有一件事、一件物不知道。天下的万事万物多得数不清，想要一一发问，岂不是很难吗？道只有一个，贯通于万事万物，所以不如问道。然而问道尤其困难。困难不在于发问道，而在于必须有真正知道道的人，才能回答不知道道的人所提出的问题。可是世上真正知道道的人，我却从未见过。古代知道道的圣人，到孔子才达到极致。《系辞》说：“一阴一阳叫作道。”又说：“形而上的叫作道，形而下的叫作器。”临川陆氏不相信《大传》下面一句，反而排斥上面一句，说阴阳不是道，而是形而下的器物。永嘉叶氏不相信《大传》，也没有详细说明上面一句，说所谓道，是阳而不是阴，一阴一阳不能叫作道。这两人对于文意还有没有通晓之处。真正懂得道的，只有明道程氏说：“一阴一阳叫作道，道不是阴阳本身，使一阴一阳如此运行的，才是道。正如一开一合叫作变化。”我新安朱氏详细分析这句话，说阴阳是气，不是道，使阴阳成为阴阳的，才是道。一阴又一阳，循环不止，这就是道。所以《说卦传》说：“圣人创作《易》，确立天的道叫作阴与阳，确立地的道叫作柔与刚，确立人的道叫作仁与义。”天从气来说，地从形质来说，人从义理来说。这里说“与”，是说三者都是阴之后又阳、阳之后又阴，柔刚、仁义也是如此，正如一开一合的说法。这就是它们成为道的原因。子思说：“遵循人的本性就叫作道。”人和万物都得到上天所赋予的本性，顺着这种善性而行，就叫作道。人如果因气质而使本性受到蒙蔽，就成为愚人；万物如果偏于某种气质而违背本性，就成为恶物。子思的话尤其精密。孟子说：“道就像大路一样，能够行走的就是通衢，这才叫作道；不能通行而只是偏僻小路，就不是道。”孟子的话也很精密。昌黎韩氏先说仁义，然后说从仁义出发而行走，这叫作道。所谓道，不过是实行仁义罢了。这话也正确。前代圣人和后代贤者的话各有针对，兼顾体用，本末贯通。至于老氏所说“有一个混然生成的东西，在天地以前就存在”，只说体而不涉及用；又说失去道以后才有德，这是凭空架设、凿空臆说，不是我所说的道。佛教徒说有一个有实质却没有形体的东西，把心认作本性，连本体也一起丧失了；他们所说的六道轮回，放肆荒诞、任意欺罔，也不是我所说的道。唉！这个道，知道它并用来修养自己、教导别人，就能成为圣贤；不知道它，却天天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而自己毫无所知，任意妄说、错误行事，就成了异端。休宁县赵君弥忠隐居而以道为乐，他藏息的地方有“醒心”、有“风雩”、有“翠侍”。从这些地方进入的道路上，筑了一座亭，叫作“问道”。想要迈步前往某处，不能不先进入；行动想要到达某处，不能不审慎选择。这就是所谓问道吗？回答它的人是谁呢？问铸造金属的事，得到的却是铸造人的道理；问脚下所走的道路，便领悟到内心所追求的道。我虽然是后学，哪里敢不把所听闻的道理诵说出来，并加以阐发呢？

译《徐氏道悦堂记》君子的道只有一个，但在论说和实行上有所不同，并不是道有两个，而是谈论道与实行道不同。比如劝人务农，要说在田垄种桑、在田畦种麻、采摘、纺织；这样做就能得到温暖和润泽；种稻、种粟、耕作、除草、收获；这样做就能得到饱腹的粮食。竭尽这些力量便有收成，享用这些供养，并不是只想诱导人而这样说。至于真正从事农业，使用筐筥、织机和梭子，使用耒耜、钱镈等农具，凡是衣食的来源，虽然一家人一年到头没有不勤劳疲惫的，却能得到温饱的，不到百家中的二三家。然而人们最终也没有归罪于农业，不敢让园地变成赤地，不敢让田地荒芜，也不再种植。这是什么原因呢？劝人务农，是论说道理；论说道理，是追究通常的原则；真正从事农业，是实行道理；实行道理，是通达变化。过去子思谈诚，孟子又用教化来阐明它。孔子说，处于下位的人取得朋友的信任、得到上位者的任用，从而治理百姓，这是最后的事情；明白善道，使自身真诚而令父母喜悦，这是开始的事情。这正如劝人务农，还兼顾修养和成效来说明。作为人子而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有一丝一毫谋利之心；处在家中，就要把家庭事务完全尽到自己的责任；出仕为官，就要把政务完全尽到自己的责任。使自己置身于规矩准绳之中，在奉养老人、做到冬温夏凊和早晚省视父母的生活中安享晚年，这些都是自己应当做的。《离骚》的歌辞、党锢之祸的传记，以及叔世、季世相继出现的事情，若只执守闺门之中的操行，却企望得到朋友的援护；空谈乡党的声誉，却想着登上轩阶、迈入朝廷；如果一产生这种念头，那么世间的是非黑白就未必能够辨明了。拿农业来比喻，哪里只是雨水和阳光不总是适时，因而有丰收和歉收的不同呢？还有赋税、差役、诉讼出自官吏，而阻碍农民的原因有千万种。农民的本分并不是没有尽到，但饥饿跌倒、寒冷困顿的人比比皆是，这当然不是农民的罪过。可是，劝人务农的人，难道他的说法会欺骗我吗？桐江徐子愚以前任上舍教授，后来从上饶回来；他的嫡母太夫人许氏八十一岁，他把游玩休息的地方命名为“道悦”。我于是设作一篇谈农业的文章来记述此事。熙宁年间，黄鲁直任北都教授七年；陈无己在元祐年间连续担任徐州、颖州教授。当时，子愚的兄长仲车先生考中进士却不出仕，后来起家任山阳教授。三位大贤都曾经以清闲的官职奉养母亲，党争兴起，正途阻塞，最终都没有位居公卿。这难道不是好农夫遭遇水旱吗？子愚名晞颜，年过五十，有八个儿子，家境并不贫困。季路负米、茅容以鸡待客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不过是容易办到的事。这样勤勉地除草培土，将来一定会有人鼓吹扶助他，使他上达于天。《桐江续集》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桐江续集》卷三十六，元方回撰记 《孚舟亭记》亭以“舟”为名，是因为亭子像船。船以“孚”为名，取自《易》中兑下巽上的中孚卦。兑为泽，天下的水都属于这一类；巽为风，也为木，风在水上运行，木漂浮在水面，这是乘舟的象。从上下两个卦体看，二爻、五爻阳刚而得中，属于实；从整个卦体看，三爻、四爻阴柔而居中，属于虚。卦的六画，也像船的形状。那么为什么叫作中孚呢？孚就是信，也就是诚；中孚，就是发自内心的诚信。巽在上，以诚信顺从下方；兑在下，以诚信使上方喜悦，这是彼此相孚的意义。《易》有卦画就有形象，有义理就有意义：形象是船，意义就是孚。“孚”字上从爪、下从子，也兼有鸟以爪翻转鸟卵来温暖它的形象，像巽与兑彼此相孚，时机到了便啄破蛋壳孵出雏鸟，这是诚信达到极致。这个卦中间空虚，是诚信的根本；中间充实，是诚信的实质。庄子说“虚舟”，认为它是没有心意；老子谈车、器物和宫室，认为正是它们空无的地方才是有用之处。他们大概不知道虚实相互维系的道理，对于我们儒家的《易》从未听闻。没有实，凭什么成为外在的辅助？没有虚，凭什么成为内在的内容？兑卦上面的一画与巽卦下面的一画合起来形成虚空，是船的腹部和中心；巽卦上面的两画与兑卦下面的两画相对形成充实，是船的首尾。上面不以诚信顺从下面，凭什么使下面归服？下面不以诚信使上面喜悦，凭什么听从上面？这是形象。巽代表顺，兑代表喜悦，彼此感应；风吹动，泽水承受，内外交相往来，这是意义。有人问我建造这座亭子，难道只是为了欣赏春花、迎接秋月，却把《易》的“孚舟”拿来命名，不是太迂阔了吗？即使如此，我曾经为了微薄的衣食计，南渡沅湘，北泛济水、泗水，黄河、长江、洞庭湖、鄱阳湖，广东的海，蜀地的峡谷，吴地的震泽，以及胥潮，无不到过。当急风黑云、飞雪巨浪袭来，桅杆倒下、舵柄倾斜，和流涎磨牙的蛟龙争夺一线生机，濒临死亡的情况屡屡发生，却每次都侥幸免死。这一定是因为心中仍有一念诚信，可以在鬼神面前作证，所以虽不曾没有险难，最终却没有祸患；虽不曾没有困乏，最终却没有忧愁。从今以后，我坐卧在孚舟亭中，要时时思考并奉行这一点：对上要效法巽的顺从，对下要参照兑的喜悦；别人以诚信感动自己，自己必以诚信回应别人；自己以诚信感动众人，众人也应当以诚信回应自己。这就是观象玩辞的事情，我不敢不努力。如果用蓍草起卦占筮，得到小过卦，而且六爻全都变动，那么就应当把这个卦拿来验证自身，玩味它的占辞。世上懂得《易》的君子，应当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

译《建德府兜率寺兴复记》佛法传入中国以来，僧人如同百姓，寺院如同胜地，数量日益增多，我很难一一计算。然而它的教法不过分为三类：禅僧、律僧、讲僧。因此寺院也有三种，叫作禅寺、律寺、教寺。古代的兜率寺建于唐中宗时期，后来成为蒲鞋陈尊宿居住的地方，也属于禅寺。但他的弟子有时把它题作“团寺”。问他们，便说：“团就是聚集。敬天下共同敬仰的，尊天下共同尊崇的。从斗食以上的官员到吏员，都聚集在这里；未出仕而为士的人、已经年老而成为父老的人，也聚集在这里；以及奔走办理各种事务的人、工匠艺人、倡优和一切剃发出家的人，都约期聚集在这里。”大概我们儒家的说法，是古代圣人的俸禄、职位、声名、寿命都以德为根本；佛教的说法，则认为佛的愿力极大，人的精神没有不能贯通的。高大的栋梁、深广的屋宇，以莲花为座，奉祀三尊大佛，像君主坐在宫殿台阶下一样；排列班次、划分行列，像群臣朝见君主一样。在这里聚会祈求、庄严祷告，可以降下福佑、增益祥瑞，实现臣子如葵藿向阳般的愿望。当他们效法华封人祝颂尧帝、举起嵩山呼喊万岁的仪式时，难道不会鞠躬跪拜、屏息肃立，舞动双手、踏动双足，叩额稽首来祈请吗？于是振扬梵呗，鸣击法器，燃油点烛，香烟馥郁，恭敬庄严、震肃整齐，天天如同上天亲临。有了这种心意，即使积水中的水草也还可以用来献给神明、祈求福祥，何况是报答上天的诚心呢？实在因为正觉和大慈悲，是天下共同敬仰的；然而君主居九五之位，亿兆臣民，又是天下共同尊崇的。既然敬其所敬、尊其所尊，又聚集众人，就应当把敬仰和尊崇的事情做到极致，使这个地方更加尊贵。我以前到郡中时，所谓团寺已经破败得很厉害；过了一年，越发坍塌剥落。考察旧事，只剩下我州尚书罗公汝楫的旧记，其中说殿堂、佛像以及在门槛外挥拳执杵站立的两尊力士而已，其余全是荒草荆棘。一天，慧灯来到我这里，惊叹道：“寺院将要复兴了。”我问：“凭什么复兴？”他说：“不是慧灯能够使它复兴。”使它复兴的，是僧录法济。为什么他能够复兴呢？第一，归还被侵占的土地。寺院左右原有的土地很广，百姓夺去修建房屋；如今按照簿籍恢复原状，种桑、麻、栗、芋、蔬菜、水果，可以出售食用，房屋建在其上，仍有剩余。第二，集合众人的力量。全郡三千僧人捐集泉币五百，得到一百五十万作为倡导之资，檀越的布施才源源而来。第三，增加崇奉寺院的产业。过去每年租税收入没有多少，便请求统领佛教事务的人新增加田地若干亩。唉！纠正过去、成就现在，并考虑将来，敬仰和尊崇都完备了。后人忍心让它坠落吗？还是万物都有定数？这座寺在绍兴甲子年由罗公任郡守时建成，过了五年，到己巳年以后，守苏易简使它兴复。至元辛巳年，我离开郡中，又过五年到丙戌年，僧录法济使它兴复。前后两篇记文，都是歙县人曾经担任郡守时所作，岁月也大致相似，难道又是偶然的吗？僧录法济，姓张，开封人；辅佐他的是僧判智顗，姓罗，江西人。出力请求田地的是前上饶教官徐君师颜。推荐慧灯的是如川，都是本郡人。柱子和础石有若干数量，游览的人可以看到。这些不在此记述。《琴书堂记》琴书堂，是新安郡云岫居士刘公伯证宴饮休息的地方。他娶了我先父的三姐，勤劳创业，长寿而夫妻偕老。然而他的居所三次遭受火灾。淳祐元年辛丑发生大火，琴书堂重新建造得十分宏伟，财产更加丰足，又有双竹生长的祥瑞。我的先叔父元圭和诗题句，特意警策赞美居士，居士十分高兴，亲自书写题在堂上。景定元年庚申，大火从邻近的厅堂烧起，此后堂宇不如从前。到咸淳六年庚午，又发生大火，琴书堂便不能恢复了。居士的长子文蔚，是先姑所生；次子庶子子申，姑母让他作为长子的后嗣。第三次火灾时，子申刚满十五岁，孤苦艰难，处境危急得像头发丝一样将断；经过十多年，才得以自立。后来只凭一张琴、一千多卷书和几间屋子，开始恢复祖先的旧业。他与兄长秉懿先前曾经分居，后来又合为一家，兄弟孝友和乐，谨慎修养，等待时机。琴书堂重新建成，房屋、园圃、田地全都恢复了旧日景象。居士和先姑积德行善，福报落在子孙身上，天理不可泯灭竟是如此。郡守康公天锡为堂题写匾额，嘱托我作记。我认为，古代的琴有歌有弦，现在的琴有弦却是有了，而歌声却没有流传下来。古代的书一边阅读一边编写，现在的书则用雕版刻印、摹写复制，动辄成千上万篇。现在的琴同古代相比太过简单，所以弹琴很容易，听琴的人却没有谁能够分辨。可是现在的书同古代相比又太多，所以著书很容易，而治学的人有时却没有专门精研的。对于琴和书这两件事，如果能够领会它们的意义，那么琴本来就不只在琴徽和琴轴之间，书也不只在纸张和卷轴之中。玄妙之中又有玄妙，何不向天子及其子孙求取，使它的流传永不衰替呢？这就是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篇〕

译《澬南耕舍记》这里属于毕、昴星宿的分野，大梁星次。古代常山郡有澬水。澬水以南，风气清和美好，土地宽广开阔。滹沱河在东面，井陉在西面，上党在南面，燕、代在北面。这里过去是古人百战必争的战场，如今干戈和弓箭都停止了，只有耕作而没有战争。真定赵侯在这里选择地点建屋，命名为“澬南耕舍”。经南方徐州的韩炳求介绍，紫阳方回为它作记。方回说：“三代的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耕田的人只有一个，而吃粮食的人有三个，尚且担心供给不足。后世的百姓又增加了七类，即僧、道、军等，都不耕田，耕田的人只有一个，而吃粮食的人有六个，所以供给不足得更加严重。”难道赵侯想要纠正这种弊端，将亲自从事耕作吗？古代的士人也大概耕过田，伊尹、冀缺、长沮、桀溺就是这样。然而他们并不是要做一辈子的老农，孔子留下训诫，说与人并耕而食是不对的，孟子也加以驳斥。何况赵侯官阶品级高崇，功勋门第非同寻常，治理百姓、政绩卓著、声名远播，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一旦解下簪绂，亲自拿起耒耜，把马放回马厩闲养，骑牛走在田间小路上呢？我不相信他会这样。赵侯说：“不是这样。士大夫只怕没有这种志向；有了这种志向，追随东海的广受，仿效严陵的羊裘隐居，并不困难。陶元亮在彭泽弃官，在下潠耕田；他自己作的赋中曾说：‘田家难道不辛苦吗？只是不能推辞这种艰难。’” 刘凝之请求置办田产、领取俸禄，在康庐山耕作；题写他画像的人说：“身处菰蒲之中，声名却充满天地之间。”难道可以说当今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吗？《易》用九告诫刚强，而上九是刚强过度的一爻。《易经》乾卦上九，是三十二卦上九爻的首位，所以在这里设置“亢龙有悔”的教诫作为例子。其他卦的上九爻，只有艮卦处在外卦的八个卦例全都吉利，是因为它能止息。履卦的“其旋元吉”，是因为它与柔爻相应；大有卦的“吉无不利”，是因为它乘在柔爻之上。从讼卦的“三褫”，直到未济卦的“濡其首”，因刚强过度而失败的共有十二卦，其中晋卦和益卦又尤其严重。求取晋升而不停止，就会开始升上天空，后来却坠入地下；求取增益而不停止，就没有人再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近世那些尊贵达到人臣极点的人，眷顾往往没有不受上位者厚待的，威势往往没有不震慑下属的，然而意料不到的祸患却出于意外，难道不是所谓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守吗？士大夫懂得这个道理，就接近于道了。赵侯的耕舍可以作为归宿吗？不一定要沾泥涉水、淋雨受潦以后才称作耕作。凉风到来时庄稼茂盛，夕阳西下时牛羊归来。我没有机会游览澬南，所以没有为它作赋咏，只姑且写下这篇记。赵侯名瑗，任高邮路总管府同知。他的弟弟名瓛，任浙东道宣慰司同知。他们家是旧日宰相之家，族中全都是有名的卿大夫。《建德府南山寺旃檀林记》佛教善于推演和比附自己的学说，有时不能不同于儒家；它的信徒与士大夫的风俗，也从来没有大不相同。由于《易》的道理难以说明，于是用龙比喻乾卦，用马比喻坤卦，从一件事物中取一个形象，《易》的道理便可以推知。圣人的德行难以言说，所以孔子用天比喻尧，子贡、孟子用日月、宫墙、泰山、河海、麒麟、凤凰比喻孔子，这样圣人的德行就可以知道了。佛教旁行的经典，不能和六经、《论语》《孟子相比。对于弟子中根器和资质伟大的人，佛教有时用龙比喻，用大象比喻，用狮子比喻，用苾刍、摩尼比喻，用薝卜花、优钵昙花比喻。他们聚集僧人的地方叫作“选佛”；担任侍者、处在将成为僧人和尚未成为僧人之间的人，叫作“选僧”；又夸大题榜称为“旃檀林”，这也如同国家任用人材、将相大臣，有已经任官的，也有尚未任官的。对于士人，选取士人、登上一名，称为“擢桂”，所以选士之地，世人称作“桂林”。佛教的法则不同于儒家，但它选取人才的说法有合于儒家说法的地方，就是这样。古代睦州南山禅寺，自从无竭禅师如川主持以来，陶铸培育僧众，修新了聚集僧人的场所。屋檐殿宇洁净高峻，僧人的鞋钵兴盛众多。我写文章记述此事，仍担心它偏离了有形有相的根本。我回到紫阳山下以后，龙集癸未年，他们又来信请求我记述所谓旃檀林的事情。按照图样考察旧日基础，共有六十处。露天庭院、临风窗户，竹篱石阶、柏树厢房，凡是将成为僧人而尚未成为僧人的众人，以及地位次于座席、各自担任佛事的人，饥饿时有粥食，污垢时有洗涤，炎热时有沐浴，寒冷时有火炉，细微的供给无不具备。不仅如此，还有可以在方丈室中舒啸、寄托傲意的高阁作为栋梁；三次供给柴薪，买下邻山一顷半；防水修筑石堤一百丈；疏浚池塘灌溉新粳稻；开辟园圃种植豆麦；庄田农户和佃种老人增加房屋、增添财产。最初捐出私有泉币十二万，此后檀越布施接踵而来。有人说，这些都是有形有相的作为，出自好名之人不能自我克制。然而我曾说，近世士大夫贪恋恶浊、厌恶廉正进取，厌恶退处沉默，厌恶直言劝谏，结党阿附，厌恶至公之道，于是便诋毁说这些都是好名。世道因此衰败腐坏。如今佛教法门盛行，而借此谋利的人无所不能，也无所畏惧：他们处理事务像监司、守令，马前马后有呵喝护卫和骑从，案牍有胥吏，鞭打刑罚有卒徒，凶暴酗酒、贪食纵欲，不只是盗跖、庄蹻那样。然而看到我川地独自勇于行善，便以好名来箝制它，这也只是近世不肖士大夫嫉妒贪婪的手段罢了。唉，既然都是人，能说话的类别也相同，那么佛教和儒家的学说怎么会独自不同呢？即使说都是人，但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有不同的趋向，中等以上和中等以下的人品也不相同，那么佛教徒与士大夫的风俗怎么会相同呢？这样看来，佛教的学说与儒家相合，我只看见一条河。可是如果不能改变佛教徒的风俗，使他们出现近世士大夫那样的弊病，那么我就还没有看见百川归流。旃檀林中一定有人读到我的文章，并由此对这些事情产生感慨。

译《善应庵记》我所居住的县，在歙渡紫阳山下，溪水西南五十里有个地方叫航口。那里地处偏僻，百姓古朴正直。孙居士在那里复兴家业。他的近乡有人在信州贵溪县任县尉，名叫吴君雷。孙居士的儿子名谨，带着书信袖在怀中来到杭州拜访我，说孙居士的事，并把书信一并带来。信中说：“居士家很贫困，却孝敬母亲黄氏。母亲去世后，发誓终身守墓。他长期节俭勤劳，买田十亩，修建房屋十间。田用来供给祭祀的黍稷，屋用来祭祀祖先。时常请道友来吃饭，供奉世人所说的观世音像。”吴大人任贵溪县尉时，替他向第三十六代天师张真人宗演请求，写“善应庵”三个字为它题匾。那里地处偏僻隐蔽，车马隔绝；当地人古朴正直，头巾鞋履相随来往；竹树茂密，溪山奇特秀美。他请我作记。我推辞说：“耕田和居室如此微小，哪里值得记述？古代有在宗庙祭祀而没有在坟墓祭祀的制度。骨肉死在地下，阴气化为野外泥土中的死亡之物，如果把它当作活着的人来对待，是不明智的，所以不在墓地祭祀。它的气向上发扬，成为昭明、焄蒿、凄怆的生气，如果把它当作死物来对待，是不仁慈的，所以在宗庙祭祀。祭祀时举行荐献血腥的礼仪，焚烧燎祭腥膻芳香之物，用来向天求取，是报答气；举行馈食之礼，供奉黍稷、肺和心、醴酒，用来向地求取，是报答魄。追溯根源并以真情行礼，这叫作二礼。所以有阳厌，也有阴厌。在宗庙而不在坟墓祭祀，孝子的心意就尽到了。并且祭祀一定要用尸，周朝东迁以后废除尸而改用神主；如今的礼制一项也没有，却重视墓祭而轻视庙祭。占卜选择尸、迎接尸，昏昧不明，没有人知道其中意义。用纸或木头写下祖先的称谓，近似神主；稍加修饰，便画出形貌，称为影堂。再过分一些，就把各种鬼神都刻木铸金造像，事情就铺张过度了。子贡在孔子墓旁结庐三年后离去，后世有人把终身守先墓、废弃宗庙而不祭祀当作孝，这些都不是古代的制度。居士就在墓旁建庵，似乎把庙祭和墓祭混为一体；行善而得到善报，是道理必然如此。祭祀葱岭之神，而庵名和题额又出自阳平都功的教法，似乎也把佛教和道教混合为一体了。这样怎么能写记呢？我说：不是这样。汉代以来墓祭就很盛行。在墓旁建庵，按岁时举行烝尝祭祀，仍然没有失去古代的本意。如今祭祀时烧香、点烛、焚烧纸帛，难道不是报答气吗？洒酒、埋牲，难道不是报答魄吗？祭祀不用血食而用蔬菜果物，那么佛教、道教的说法已经成为俗礼，不可轻易刻除。然而《易》说要“顺应时势”。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拥有百顷田地、千间房屋的人家，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只有佛教、道教徒还能保全。凶暴的人托身于佛道，庸碌的人依附佛道苟且偷安，普通人把自身藏在佛、道之间，也可以在乡里获得粗略的安稳而没有其他忧患。居士在世间乐善好施，不像那些没有方正之道、奔走钻营、追逐官路、进入公门只顾财贿而不知停止、害怕刑罚却不知悔改的人；两者本来相差很远。难道没有自称儒生却背叛孔氏的人吗？他们只顾口腹，像蜗牛争斗、苍蝇营营，对照居士，有时反而会感到惭愧。况且居士知道方使君的名声，请求文章来使这座庵永垂不朽；这一点也不能不记下。这就是记。《肃斋记》从前河南程氏继承孔子、孟子中断的学术，教导学者求道入德，以敬为要。先为它作训释说：“专一不二叫作敬。”又为它作训释说：“无所趋向叫作一。”学者能够做到专一而无所趋向，才是敬的最高功夫。初学之人有时觉得难以做到。到紫阳朱氏为《论语》第一篇第五章作集注时，采用程氏的说法，也说：“敬，就是专一而无所趋向。”后来他作《敬斋箴》，其中说“不以二心分心，不以三心杂乱”，专一而无所趋向的意义才开始明白。大体说来，心在这件事上，就不可又趋向那件事；正在专心做这件事，就不可又掺杂其他事情。这个道理虽然很容易明白，却不容易实行。一个人在成熟之后保全这种敬，当然一定能够专一而无所趋向；但在最初操持存养这种敬时，怎么能一下子就要求专一而无所趋向呢？朱氏晚年另作训释说：“敬的意义，只有‘畏’字足以完全说明。”大概是取自太公《丹书》“敬胜怠者吉”，以及子思《中庸》“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恐惧”。懈怠就不会畏惧，不戒慎就不会畏惧，不恐惧就不会畏惧。人在天地之间，如果没有任何敬畏，就会放荡而任意妄为，人的欲望放纵了，天理也就灭亡了。所以只有“畏”可以用来训释“敬”，初学者也容易从这里入门。即使如此，仍然还不够。朱氏的高足弟子“勉斋黄氏”又用“肃”来训释“敬”，引用《洪范》的“肃”来说明它，说“肃”也是“畏”的意思。敬从内心发出，外表就恭敬；恭敬既然显现在外表，内心就更加严肃，所以说“恭作肃”。记载礼制的人也说：“内心严肃，容貌就恭敬。”以“畏”来说明“敬”，又以“肃”来说明“畏”。初学者用来防范约束自己的方法，不就在这里吗？雷霆震响、谈论神鬼时，听到的人没有不肃然起敬的。为什么呢？肃就是畏，畏就是敬，都是人心的本体，只是因事情而显现出来。普通人在这种时候，只有片刻的肃、片刻的畏、片刻的敬；君子却不是这样，他常常如此肃然，常常如此敬畏，常常如此恭敬。静止时，即使在暗室和屋漏之下，也俨然若有所思；行动时，出门役使百姓，也像面对宾客、参加祭祀一样。善于学习的人由肃进入畏，由畏进入敬，把程氏、朱氏、黄氏的三种说法贯通为一，用来求道入德，也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真定石君郁文卿正值年少而好学，跟从老师学习，以“肃”命名自己的书斋，近来请我写记来分析它的意义，我于是汇集这些说法答复他。这样说来，由肃而生畏，由畏而生敬，是为了涵养内心；如果只是空谈敬而没有具体事情，就会流为异端。所以先儒教人尤其重视致知，要在具体的方术和事务中求取；古人也和它相伴而行，如《易》所说以畜养德性，要从朋友那里求取；今人也应当受到引导，如《易》所说以兑卦相习，就可以防止偏失。石君年仅四十三岁，曾任湖北宣慰司上幕，又治理盐官、富阳两个大县，都有声誉。如今将要治理武冈，如果以这种肃敬来施政，难道不会有像及时雨感化万物那样的成效吗？

译《三勿斋记》心只有一个罢了，却有“人心”和“道心”的分别，有未发和已发的分别，有愤怒、恐惧、喜好、忧患的分别，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分别。心难道真的有这么多头绪吗？心统摄性和情，性是静的，情是动的。圣人教人养心的方法，是制止情感发动时的不善，以保全性体静止时的善，因此不得不分别说明。从前孟子与公孙丑讨论不动心的道理，提出十四个问题，作十四次回答，其中有七问七答的内容。孟子有“集义”和“养气”的说法，虽然说是养气，实际上是养心。心受到涵养，气就浩然；心失去涵养，气就馁弱。所以说：“志是气的统帅。”什么叫心受到涵养？孟子的十四段话已经全部说明了：一定要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存着期望，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做到“有事”这一点，同时做到“不预期、不忘记、不助长”三点，便能积集义理，义理也会聚集起来。养心在这里，养气也在这里。西京赵氏、河南程氏把“心”字归入下句，临川陆氏把“心”字归入上句，新安朱氏认为归入上句、下句都通。“必有事焉”的“事”，正如“有事于颛臾”“如昭事上帝”“如请事斯语”“如从事于斯”中的“事”，必须有所作为，必须有所安排，一举一动没有不是合乎义的，这就是集义的纲领。然而对于这颗心，如果稍有一丝一毫的企望，想着有所作为而去做它，就不属于义。因此特意设置“不要预先存着期望”的戒条。传文说：“出兵若不正当，反过来进行战争也不正当；即使胜利，也不正当。”孟子说：“忠信专一，并不是为了预先谋划行动。”这大概就是说悬空探测、预先期待、邀取声誉、计算功劳。除掉这种心之后，又担心它流于懈怠、苟且、荒唐、虚妄而无法挽救，所以又设置“不要忘记”的戒条。所谓忘记，就像不为禾苗除草。人的一颗心，扶助左边，右边就危险；刚从东边站起，西边又倒下。做到不忘记当然可以，但如果过分强调不忘记而没有办法控制它，就可能矫枉过正、欺诈虚伪、诡诈求利、冒险行事。所以又设置“不要助长”的戒条。所谓助长，就像拔苗助长。一是不可有利欲之心，二是不可放纵心，三是不可伤害本心。第一条不加戒备，就是庄子所说“鸮炙而时夜”的情形；第二条不加戒备，就是佛教所说“槁木死灰”的情形；第三条不加戒备，就会出现“截断鹤腿来接长野鸭的腿、割肉来防止口渴、爱孩子却给他穿皮衣、想延长寿命却服食金石”等事情，非但没有好处，反而危害极大。学者对于这颗心，如果能够体认孟子“一有三勿”的教诫，使三条纲领端正、三项目标树立，让义成为心的主宰、心成为义的主宰，不受淫欲迷乱、不因外物改变、不向困难屈服，难道不就是所谓大丈夫吗？胶西王君玹德玉，出仕而求学，在江左讲习阐明心学，有志向，也有气概。东嘉孔君文杓，字端卿，以“三勿”命名自己的书斋，嘱托我作记。我恭敬地诵说所听闻的道理，并且说：“品味七问七答中养气的道理，还应当品味八问八答中知言的道理。”养气，像乾卦的刚健；知言，像离卦的光明。刚健哪里有像天一样的？光明哪里有像太阳一样的？刚强不被人挫败，明察不被人迷惑，儒者的本领就全都具备了。《万山轩记》谋求出仕的人，担心出山太早，而且一旦出山就不再回到山中；避世的人，担心入山不够深，而且一旦入山就不再出山。入山而不出山，古代有这样的人，今天却没有见过；出山而不入山，今天却多有这样的人。既然如此，勇于避世的人，虽然不敢完全认为都是贤者；急于求仕的人，他是否贤明也就可以知道了。士大夫并不是没有用世之心，只是出仕和退处各有时机，进退也有命运，应当从外部情势观察、从内心反省，自己谋划。谢安石在东山时，晋室的安危都系于他；他一出山，内乱便平定，外患也消除。然而他东山隐居的志向始终没有改变，最后却因海道乘船而违背了原来的雅志。后世身居要职的士人，即使负有很大的声名，也没有达到谢公对于国家那样不可缺少的程度，因此不如常把丘壑泉石之念放在心中，能出仕就出仕，能隐居就隐居。高唐陈侯，是忠正之才，品格高尚而气概刚强，五十九岁时，官职才做到郡中副职。他曾屈居在我州任职，喜爱这里的山而以此为乐，把轩命名为“万山”，所到之处都挂着这个匾额。陈侯认为：入山而不再出山，是过于偏激；出山而不再入山，是过于奔竞；这两种做法都不是我所要的。时而停止，时而行动，山不一定在眼前，却始终在心中，这就是所谓每次吃饭时没有一刻不想到钜鹿之下。有了这种心意，孟子所说急于求进、迷失正道而不能返回的过失，就可以避免了。至于“万山”这个说法，并不是要一座一座地数到十、百、千乃至万，不过像“万人、万事、万物”一样，举一个成数来泛指罢了。唉！陈侯宦游于万山之间，离开那里很久却不能忘怀。我家住在万山之间，并不是不想在那里终老，只是还没有立即归去，难道不会有愧于陈侯的高尚风操吗？这就是记。

译《丰山亭记》古代歙州是大州，婺源是大县，汪氏是大姓。回岭之下有一座丰山。“丰”的意思是大。州大、县大、姓大、山大，按理说必定有大丈夫在其中藏修。我的朋友汪君茂春任县令，请我用文章记述他的丰山亭。汪君说：“能与欧阳修、苏轼相匹敌的，不就是建炎、绍兴年间的大词臣吗？我家浮溪老人，是写大文章的人。继承濂洛之学、绍述道统的，不就是乾道、淳熙年间的大儒宗师吗？我乡的晦庵老人，是有大学问的人。我并不是没有早年怀抱大志，也想远远追慕大贤。初次占得青衫官职时，所辖里社彼此相邻；再次奉诏任职时，却被派到海边服役。手持弓刀警戒巡逻，击桴鸣鼓侦察巡行。既要承担文书簿册的核查，又要负责以弦歌教化百姓。感叹一身所剩的精力，竟要把四种职务集中兼任。像封君拥有三千食客、巨室拥有八百家僮那样的豪门大族；耳贯雕题的蛮夷，携带珍宝贡物冲来。这里正确，那里错误；对左边施恩，对右边招怨；争执多而谦让少；当面称誉，背后诋毁。心力劳苦，体力也劳苦；前怕狼，后怕虎。了解实情却不敢喜悦，实际有很多人盼望廷尉来知晓；损伤精神最严重的，是看见督邮而感到耻辱。大丈夫面对这种处境，能够及时改过、回到正道就可以了，难道还可以迷失之后不知返回吗？” 东西田间的小路，都是我的田地；上有栋梁、下有屋宇，都是我的住宅。栽桃种李，哪里一定要像河阳那样抚育松树，采菊也就可以算是柴桑了吧？蕙兰不必有澧浦被弃的悲哀，橘柚也不是要运往泛洲出售的货物。菰、蒲、荰、荷生长的水泽中，鲤鱼游泳，乌龟浮游；梨、柿、橡、栗组成的树林里，鹿鸣猿啸。粤地的芭蕉，岷地的芋，渭地的竹，庾地的梅。洛阳后土祠的花，神农、雷公的药。只看自己的力量，虽具体而规模微小。不在爵位上求富，却增加甘美的食物来奉养双亲；不在钱财上求富，却增加美味佳肴来款待宾客。斟绿色美酒啊，慰劳在田野耕作的农人；挑亮青灯啊，听儿子读书。这就是我依山筑亭的原因，是取《易》“丰大”之义。大概是说，若在天理上丰盛，那么我的大丈夫之大，并不是世俗在人的欲望上丰盛而以为大的那种“大”。我观察《易经》，离卦在下、震卦在上，光明与行动相互资助，所以能够达到丰盛。光明而不昏暗，行动而不止息，便不能保持丰盛。正如太阳运行在天空中，也担心超过正午而衰落。我出仕将要进取而陷入困穷吗？还是宁愿退处而通达呢？同郡的方回推重我的见识，赞许我的言论。他的神思游历到这座亭子，替它作歌说：“能够体会形象之外的意义，才可以同他谈《易》。丰卦的彖传，可以借形象推测万物。凡盛大之物，都不可能达到极点。” 天地日月，随着时令有消有息。饮酒只饮到微醉，看花只看它半开。哪里能找到通晓深奥义理的人，同他在这座亭子里吟唱《观物》诗，并和着它唱《归去来》呢？” 《有有堂记》上天所赋予我的东西，难道只是我有，别人和万物就没有吗？难道只是圣人、贤人才有吗？即使愚昧不肖的小人也有。《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这是专指上天所赋予的本性而言；又说“率性之谓道”，这是兼指人和万物所得的本性而言；又说“修道之谓教”，这才是专指圣贤不同于凡人和万物的地方而言。由上天所赋予、人与万物所得到的方面来看，那么上天所给予的没有不公平的，人与万物所承受的也没有不同，所以说：“难道只是我有，别人和万物也有吗？难道只是圣人、贤人才有吗？即使愚昧不肖的小人也有。”若从圣贤不同于凡人和万物的地方来看，那么情欲的牵累，桀、纣、盗跖、庄蹻起初曾有，却不能始终拥有；气质的偏差，禽兽、鱼类、草木仅仅具有，却不能完全具备。至于圣人、贤人，气质清明，情欲净尽，于是唯独能够拥有凡人和万物不能始终拥有、也不能完全具备的东西。唉！本性、道，本来就是固有之有，是共同具有的有。至于通过修养把它作为教化，使本性保存、道理完备，这难道不是保全而拥有、并且独自拥有的有吗？这大概就是赵氏建造有有堂的原因吧？我曾经忧虑世俗之士，本来固有的东西，丧失殆尽而没有剩余；本来不应当有的东西，却经营搜求而不知止境。他们煽动门户势力，开辟肥沃田地，搜罗南金、明珠、美玉、华丽的锦缎，来尽情奢侈；又收藏法书名画、古代匜和珍鼎，来满足玩赏的嗜好。像戎人钻取李核、崇尚斗大的萍虀，储藏钟乳三千、胡椒八百，却不知道这些全是身外之物：暂时聚集的必然很快散去，刚刚到来的必然倏忽离开；一旦不能守住它们，便会烟消灰灭，更严重的还会尸骨腐朽而恶名仍然遗臭。哪里比得上秉持常性、遵循物则，固有这种上天保佑而拥有的东西，是狡猾的鬼不能窥伺、大盗不能夺走的呢？孔子说：“季氏比周公富有。”又说：“齐景公有四千匹马。”这是世俗所谓的“有”。孟子说：“人人都有惊惧怜悯之心。”又说：“所谓大人，是不失掉赤子之心的人。”这是我们这些君子所谓的“有”。那么，这大概就是赵氏建造有有堂的原因吧？还是我又听说，把没有说成有，圣门以此为戒；把有看作无，曾子因此赞美颜子。赵氏名弥忠，学问非常广博，文章非常奇特，却不自我炫耀；年纪和我都将近七十岁，却还能谦逊地对待别人。我曾经替他写过《问道亭记》，现在又替他写这篇堂记。乾在下、离在上的卦叫“大有”，既然有了，确实是有了；但优秀的商人把货物深藏，有却仿佛没有，岂不是好中之最好吗？至于“有”这个名称，是万物的根本。老氏所谓的“有”，是有物而无形，本质寂寥；释氏所谓的“有”，接近义理却扰乱真理，都不符合古代圣贤的言说。置之不论也可以。

译《不老堂记》古今人的情感相差不大，喜爱到了极点、爱护到了极致，就一定会有过分美化、极力褒扬的话。古代尧、舜以前的人都活到一百多岁，彭铿活了八百多岁，李耳活了二百多岁；而后世却说上寿是一百二十岁，说活到七十岁的人很少，那么《诗经》所谓“永远赐你不老，使你昌盛炽旺，使你年高长寿，万岁千岁，使你长寿而无灾害”，难道不是彼此互相欺骗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下位侍奉上位，卑下奉承尊贵者，凭借恳切忠厚的心情，表达为祝颂和愿望的话，所以《诗经》六义中有“颂”，就是这个道理。《易经》所谓“推究事物的起始，返回考察它的终结，精气归于魂魄”，是万古不变的定理。《道德经》说：“事物壮盛了就会衰老。”又说：“形体死亡而道不消亡，才是长寿。”它说的是天地能够长久存在，并不是羽士、道流所说的肉身不死。《庄子》并非全书都是原作，《列子》则是伪书，但它们也都谈到死生、寿夭，从未说世上有不老不死的人。到了《列仙传》《黄庭经》《真诰》等书出现，才开始说人可以不老不死。五代时王建占据蜀地，道士王乔伪造《灵宝度人经》来迷惑世人，才开始说枯骨可以变成人，白发可以再次变黑，掉落的牙齿可以重新生长，说在龙汉开皇年间，敷落郁罗之天之类，并妄加注释、错误解释，以荒诞欺诈的说法欺骗世间愚人，使他们相信钟离权、吕洞宾是不老不死、飞升成仙的人。德兴的董君守成，是一位儒者；他请同乡李君重魁一同前来，李君也是儒者，请求我写《不老堂记》。他还说，苏文忠公替董君毅夫删取陶靖节《归去来》而写成长短句的那位人，是他的第五世祖，也是一位儒者；如今却把堂命名为“不老”，似乎是舍弃儒学而去奉从老氏。况且陶、苏二人的词都说“神仙不可期”“神仙知在何处”，都含有寄身于天地之间的感叹，难道这座堂竟然把神仙当作真实存在而想要学习他们吗？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从前朱文公以诗作辞，拒绝胡籍溪、刘共父在朝廷的征召，其中有“浮云舒卷，万古青山”的句子。胡五峰听了，怀疑这诗只有体而没有用，于是作诗说“青山不老，出云雨洗尘埃”，意思大概就是取自这里。山是本体，云是作用；分开品味这两首诗，文公的意思重在退处，五峰的意思是劝人出仕；合起来品味“万古不老”四字，便是本体确定而作用各异。山有不可改变的颜色，士大夫虽然有可以施行抱负的时候，最终也必定有不可改变的节操；这就是所谓“不老”，是说山色不随时光而稍有改变，并不是那些数息服气、辟谷服药、修养内丹外丹、炼养阴阳之神，以求延年益寿而不老的人。董君自号晓峰居士，不再做“五色日梦”，以“不老”的乐趣自得其乐，却也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他取用先生君子所说的“我如今忘掉自我，也兼且忘掉世间”，以及“一川风雨要人看”的话，带着酒壶酒杯自饮自醉，并放声高歌，也足以成为一代豪杰了吧！

译《棣华堂记》《易经》最初画一条阳爻、一条阴爻，成为两仪；再次各画一爻，成为四象。在四象之上又各画一爻：老阳上加阳爻、下加阴爻，老阴上加阴爻、下加阳爻，少阳上加阳爻、下加阴爻，少阴上加阴爻、下加阳爻。于是成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便形成了。解释者把乾、坤看作父母，把兑、离、震、巽、坎、艮看作六个儿女，于是有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的区别。由此说来，充满天地之间、头圆足方、横目而成为人的一切人，都是我的兄弟，何况九族五服以内所称的兄弟呢？从曾祖、高祖、祖、父到自身，再到子孙、曾孙、仍孙、云孙，延续下去没有穷尽。最初只是一个人的身体，就像六十四卦产生于八卦，八卦产生于四象，四象产生于两仪，两仪产生于一；万物各不相同的最初，其实只是一个罢了。君子明白这个“一”的道理，就可以同兄弟相处了。杭州新城的罗氏，自防阳迁徙而来，历经汉代直到唐末，有位谏议大夫、给事中名隐，字昭谏，凭借风节和诗章闻名于当时。又过了十代，生了梦孙；梦孙生胜祖；胜祖生了两个儿子：卯成、文宝。卯成生一子天锡；文宝生三个儿子：应龙、应新、应卿。如今四房又生了八人，新城的祖业世世代代没有分割。卯成今年七十六岁，主持家中事务。文宝曾经在杭城另置宅第，往来时在此休息。他出仕为迪功郎、两浙制准。乙亥之变时，回到乡里，拿出全部积蓄赈济邻里。他平生崇尚义气、喜好善行，乐于施舍，替人偿还拖欠，五十七岁时去世。应龙与我有文字交往，说家中有一堂名叫“棣华”，请我把这番道理写在墙上。这首诗以起兴为主而兼有比喻，有人认为它是文王、武王治理内政的雅诗，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成王时的诗，有人认为是召穆公所作、宣王时的诗。古诗有创作、述说和歌颂，先后次序已经不能确考。诗中“鄂不韡韡”的含义，是用来比喻兄弟之间上面覆盖、下面承接的关系，不能不加以讲明。有人说“鄂不”二字应作“萼跗”，大意是说花与花蒂彼此相附。弟弟一定要顺从承接兄长，兄长一定要庇护覆盖弟弟，安乐时彼此和睦，患难时互相扶持；不只是拥有天下的大人物应当如此，即使是拥有一个小家庭的人也无不应当如此。不过，讨论花萼，不如讨论它的根本。地上的植物，何必一定是棠棣呢？根本牢固，花叶就会茂盛。《唐风》中有“有杕之杜”，说“它的叶子茂密，它的叶子繁盛”，也是借孤生的杜树来起兴，比喻兄弟。棠棣这种植物，哪里有不深深培植它的根本，却能要求它枝叶流布、花朵开放而茂盛的呢？我曾经说过，人一出生都有孝悌之心，管叔、蔡叔的过失，只是一时被私见蒙蔽罢了。如今教育子弟，不必人人都成为大儒，但应当跟随老师、结交朋友，通晓古今，认识道理，改变气质，屏除物欲，使他们都知道万物由什么产生，同出于一气；知道一家兄弟子孙之所以众多，都出自一个人的身体。这样，即使偶有细小的冲突，萌生了乖离、分裂、异心的苗头，也自然会有所不忍。唉！这难道不就是把勤学读书作为根本的意思吗？同田就是富，分贝就是贫；罗氏的后代，希望世世代代永远保持这种道理。《辅德庙碑》祭天叫郊祀，祭地叫社祀，祭祖先叫庙祀。天地之神只设坛而不建屋，人的神灵则建屋供奉；建屋供奉便称为庙，是为了聚集其气而凝聚其神。周公在明堂以文王配祀上帝，天神和人神都用庙来祭祀，从此开始。古代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庙制各有等级；三代的功臣可以配享太庙，却从未有专门为一个人建立庙宇的。蜀人感念诸葛亮，野外祭祀尚且不轻易建庙。唐代狄仁杰任使江南时，当地仅存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的庙。自从为张巡、许远建立表彰节义的庙宇，睢阳以及韩愈、柳宗元也凭借文章守护庙宇以来，潮州、柳州从唐代进入宋代，多援引这些先例；于是江南的庙宇多得无法胜数。有司不愿违背人心，所以允许建庙；然而那些未受朝廷任命的士人、年纪尚未壮盛的人，一旦形体消亡而精神长存，威灵显赫，祭祀奔走遍及天下，却没有比翊应、助顺、正烈、广灵周侯的庙祀更盛大的了。周侯是杭州新城县人，世代居住在绿渚，名讳防，字仲伟。他的母亲夫人曾感应金蛇浴于金盆的祥瑞，周侯生于宋淳熙十五年戊申三月四日；嘉定四年辛未四月，他朝谒徽州婺源五显王庙，去世时二十四岁。侯的塑像戴方巾、穿绿袍，长着粗硬的胡须和修长的眉毛，鼻子高大，双目突出，身材魁梧雄伟。有时附着在人身上，有时显现形迹，有时托梦示意，众人都尊奉他为神。祈求谷物丰收便有回应。所谓五显王，难道就是五方五行的英灵之气吗？最初在九月二十八日降神，到了四月八日庆祝佛诞，赶到庙下的人不下百万人。周侯的神灵实际上比他们先后显应。端平二年乙未，饶州德兴县有人请求奉祀，说周侯在辛卯年曾于本县祁门暗中捍卫常山的草寇；旗帜、铠甲、金鼓，恍惚显现在云端。此后当地发生瘟疫便祷告，发生旱灾便祷告，求雨便祷告，遭遇虎害、火灾也祷告，祷告总有应验。开始封为翊应将军。嘉熙元年丁酉，两淮制置大使赵葵上奏说边境安定依赖神力，另封为翊国忠翊大将军。二年戊戌，准许新城县按照德兴县已经封赐的称号，称为翊应将军。新旧两座庙建成后第二年庚子，县令黟县人汪绩作记。淳祐四年甲辰，徽州请求加封为翊应侯。宝祐二年甲寅，下诏赐给新城县匾额，题为“辅德庙”。五年丁巳，加封“助顺”，成为四字侯号。咸淳七年辛未，加封“正烈”，成为六字侯号。十年甲戌，加封“广灵”，成为八字侯号。

译建炎年间的旧制度规定，神祠因灵验而赐额、封侯，侯号从二字到八字为止。周侯自从突然兴起以来，是古往今来极为罕见的。此前，周侯的侄孙宗智在开庆元年己未请求，周氏子孙主持庙中事务，僧人负责指引、清洁和修葺，仿照婺源灵顺庙的式样。尚书发符文答复说可以，宗智竭尽资财重新建造这座庙，殿宇高耸，楼阁杰出，宽敞明亮，门阙高大；耗费二十年的力量，唯独门廊仍然沿用旧制。大元统一天下，没有神灵不归附。中书右丞杨公镇生长于杭州，梦中有所感应，捐出金钱来完成宗智的志愿，使华美的建筑焕然一新；至元十六年己卯召集工匠，到癸未年完工。周侯的孙子逢吉，请同县人罗应龙来，请我依据实录记载此事。罗应龙说：“颜子二十九岁早逝，却配享宣圣，这是他的德行。邓禹二十多岁便封侯，成为云台二十八将中功劳居首者，这是他的功勋。周侯承受天地间的异气，享年仅超过弱冠，却能凭借方寸之心而精神不朽，成为五显王的辅佐，德行、功勋可以同颜回、邓禹相比，神异啊！”周侯去世一百一十三年后，大德庚子年，又改刻这篇碑文，于是作《绿渚》三章，歌词说：绿渚啊，洗濯侯的衣裳。青色的蟾蜍啊，是神灵所凭依的地方。未到壮年便去世啊，并不是夭折。白发老人都来拜祭啊，没有人敢非议。潮水来了啊，潮水又退。侯白天出游啊，夜晚归来。侯从前的家啊，如今成了祭祀他的庙。椒酒美酒啊，愿神灵把我的酒饮尽。渺远啊，绿渚。子陵在上啊，子胥在下。披羊裘的子陵多么快乐啊，伍子胥却满怀愤怒地徘徊。勾吴与炎汉啊，俯仰之间已隔古今。侯的愿望啊，上天不会违背。保佑我们的百姓啊，使他们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水中没有蛟蜮啊，山中没有豺豹。有浮萍，有白芷啊，年年都来报答。彭祖和殇子最终都要同归于尽啊，谁能尽知为什么神灵的精神不死而形体只是幻化呢？让雨水遍布八方啊，先降临我的桑梓。我把这些刻在石上啊，作为百世流传的史实。《余干州学记》大县升为州，是因为百姓多；县学升为州学，是因为士人多。自元贞二年丙申开始，饶州的余干县已经升为州，州学设置教授一员，从延平祝君宜孙开始。百姓多，户口就兴盛，所以州里设置州守，以提高其名位来治理百姓；士人多，风俗就美善，学校设置教授，也正是为了提高其名位，并把自己所知道的教给别人，把自己所听闻的传授给别人；这关系到风俗的形成，所以他所承担的责任尤其重大而不能轻视。升与降是相对的，但实际情况也应当与名义相称。升为州而设置州守，名位比原来重了，户口却只有下降而没有增长，行吗？这是作为百姓父母官的责任。学校设置教授，名位也比原来重了，风俗却没有提升，反而可能下降，行吗？这是作为百姓师表者的责任。这就是根据名义考察实际的议论，不能不说。余干的风俗究竟怎样呢？三代以后，人物和议论中，只有诸葛孔明、张柬之、范文正公、韩忠献公、张忠定公、赵忠定公具有伊尹、周公的风范；程明道近似颜子，程伊川近似孟子；南轩张宣公近似明道，晦庵朱文公近似伊川。张忠定公死在这里，他统率军队时有范文正公那样的功劳，却不以诸葛孔明的成败得失为计；赵忠定出生在这里，他拥立君主有韩忠献公那样的功劳，却不幸又遭遇像张柬之那样含冤而死。张忠定有儿子宣公，像明道又像颜子，曾经在这里侍奉父母；赵忠定有朋友文公，像伊川又像孟子，也曾经在这里讲学。这就是余干风俗兴盛的原因。祝君任教授的第二年，大德改元丁酉年夏天，他把学校事务的始末写成材料，请我作记，并且说：“县升为州，不是为了使州官荣耀；县学升为州学，也不是为了使学官荣耀。名义升高了，实际就应当随之升高；州官应当思考如何养育百姓、增加户口，学官应当思考如何教导百姓、提升风俗。这个地方已经有两位真宰相、两位真儒者，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可是，升为州学的人又怎么能立即成为两位真宰相、两位真儒者呢？要逐级上升，能够达到这四位大老的事业，问学也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想成为四位大老，还要经过怎样的阶梯呢？”南溪柴公中行有周公般的风节，嘉定年间被排斥出国，任职外地，痛斥权臣而不屈服；双峰饶公鲁所著关于性理的《石洞纪闻》等书，对考亭学派颇有功劳；这就是阶梯。学校原来在琵琶洲，地势险要、修建很难；绍兴壬戌年，县令杜师旦把它迁到羊角山左边，每年租税收入二百余石，湖水泛滥造成的困厄有七处。八年间，祝君修筑、栽植，整治门墙，修建讲堂、斋舍和先贤祠，又设置小学，面貌一时焕然一新；直到悬挂匾额、铸造祭器，没有一项不是全新的。到了秋冬，又修缮宣圣庙的楹柱、栋梁、瓦砖、丹漆和粉饰，使它焕然一新。州官六员，也依赖张主簿扶持的力量；甚至爵位、姓名都见于题名记中。这里不详细记载工程费用和房屋间架的数目，也不逐一书写。即使如此，余干的风俗天下第一，我大概已经能够说清了。至于山水登临的美景冠绝东南，记文却一字不提，为什么呢？回答说：喜爱山的人看到它的宁静，喜爱水的人看到它的流动；登上所谓养正堂而怀念前代贤者，游览所谓笔峰亭而观赏绝妙景色，刘长卿、张祐、钱希白、杨大年等人的诗都还在，求学者能够做到这些，也只是余事。若能进一步进入这条道理，那么祝君应当举出由、求二人听到曾皙谈志的那一章，同大家一同订正讲论。《桐江续集》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