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1/2）

译中国的四方邻国都是强国。它们之所以强大，大概是因为人民在物质文明之上具有相当的道德，保存着若干元气；可惜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只知道彼此以强力相尚，辗转杀戮而不能停止。它们以强力向我炫耀，我不必因物质方面的忧虑而震慑，反而应当寻求提高自己的道德。中国土地难以孕育圣贤，大道也难以遇到；我国圣圣相传的道德，本来就是全世界独有的，所以中国元气的厚重，实在是全世界最突出的。如果能够终日勤勉，自强不息，以敬来诚正自身，以义来协调各种才能，取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对于不合宜的地方，就用礼乐加以文饰，并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那么对外施行于政治，政治就会振兴；施行于百姓，百姓就会受到勉励；施行于国家，国家就会得到治理；施行于天下，天下就会太平。对自身来说，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德行容貌日益彰显；上可以顺应天道，下可以合乎人情。不久将会看到普天下共同享受和平安宁的福祉。强大又有什么困难呢？（此下原有《十目教言》等篇，已经刊入《正宗略引》之内。） 孔教 宇宙之间只有这一道。道生一，一生二，所以道是天地发生的本性。天得到一便清明，地得到一便安宁；所谓“得到”，就是得到德。最大的德就是生养，所以德是天地发挥作用的本性。万物不断生长变化，命就在其中运行；万物都承受这个命而形成自己的本性，只有人独自完整地得到它。由于阴阳气数有所不齐，本性流变为情感，发作时便不能都合乎节度，这就是教化所以兴起的原因。天道在开始时，失道之后才称为德；人出生以后，则要由德进入道。教化不外乎穷究事理、尽其本性以达到天命。这里只是其中有浅深两层含义。想到我们人人共同拥有这个身体，就不能不与外界周旋；要穷究因时制宜、应对适当的道理，以尽量发挥自身的本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一件不是以日常生活和伦理常道为根本的。本性尽到，福禄寿命自然到来，所以大德之人必定得到应有的地位、俸禄、声名和寿命。德有所致，道便凝聚。无极、太极，自有根本。穷究浑然一体而不相分离的道理，以尽自身作为天地本源的本性；达到命由我造的境界，就不依附形体而成立，也不凭借出生而存在。所以君子之道，说到广大，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说到细小，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剖析它。道与德分为两端而共同化育，合为一体而神妙无穷，这是求学的最高境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都是由此而成为圣贤；到孔子时，才汇集了它的最大成就。《诗》《书》教人修养性命之德，从未离开道，只是含蓄而不显露。《大易》教人修养性命之道，从未离开德，但发挥广泛而多有隐微。《春秋》的创作，本于孔子道成德备，不出门户庭院而治理世事，用来向万世显示名教的根本界限。内修成圣，外用成王，孔教本来如此完备美好。所奇怪的是，天既然生孔子来传授教化，却不能使它广泛流传；真正得到传授的，只有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到了宋、明，二程、朱、张的纯正，周、邵、陆、王的高明，也只是各自具备圣人的一个方面。如今即使天下人都读孔子的书，也不过是在研究其中的糟粕。因此总计数千年来，治理世事的人大半没有德行，彼此用智谋倾轧，用权势压迫，用法律相互约束，用技能互相较高下。所谓“为政以德”的，有几个人呢？修养德行的人又没有穷尽大道，只是彼此温存一点仁、孤立地守一点义，就像鱼离开水而处在陆地上，彼此用湿气相互润泽、用唾沫相互沾濡，终究不能忘却江湖水域。所谓大学之道，又有几个人真正做到呢？修养大道的人，又不能在世上树立德行。禅宗专门把神识作为本性，道门专门把气作为性命。我们儒者误入他们的道路，竞相崇尚清谈，最终却不知道道在无为之中又无所不为。所谓志于道、据守德、依循仁、游习六艺，又有几个人做到呢？诸子百家各自只得到一方面的观察，便以此自我满足。譬如耳、目、口、鼻、手、足，各有各的作用，却不能彼此贯通。孔子的教化兼备本末，譬如一个人的心，心意所向，四肢百体都服从它的命令。没有百家，心固然没有所依凭；没有一心，百体也就没有主宰。就像没有百家，孔教固然无法充分发挥；没有孔教，百家也没有共同裁断的标准。离开孔子，实在无所谓教化。教化显现在文章中的，随时都可以听闻；教化隐藏在本性与天道中的，却始终不能完全听闻。大概既然共同居处在世界之中，就应当尽到世界上的事务；既要弥补这个有缺陷的世界，也要弥补有缺陷的人心。于是顺应天地的正道，驾驭六气的变化，自由遨游于无穷境界。所以孔子的教化，先从下学人事开始，随后达到上达天道。（历来修养之家的教法，即使神出鬼没，也必定先把人事尽到；人事尽到以后，道才开始有成。哪里像孔子的教化这样有次第地推进呢？最平常、最平实之中，正蕴含着最神妙、最奇异的境界。求学的人如果不明白这个宗旨，就会迷失。）它所处理的事情不超出改善器用、丰富民生，但重点在于端正德行。因此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舍弃粮食，可以舍弃军备，却绝不能舍弃信用。只要信用不失，就可以由贫困转为富裕，由弱小转为强大；不是损害别人来使自己富裕，也不是压制别人来使自己强大，便自然能够共同安处于熙和的天地之间。春秋时期齐国被称为富强之国，鲁国虽然孱弱，却还秉持周礼。孔子说：“齐国一变，就可以达到鲁国的境界；鲁国一变，就可以达到大道的境界。”正是这个缘故。当今世界，外国的富强如同齐国，中国的孱弱如同鲁国。不明白的人把责任归咎于堂堂中国，以为只是尊奉圣人之道才落到这种地步。其实，要由贫转富、由弱转强，并且进一步消除富强的外在痕迹，使德化馨香、政治大治，独步五洲，除了遵循圣人之道没有别的道路。处在竞争时代，人人都有轻视道德、看重才能的心，哪里知道即使具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德，没有德行，其余也不值得一看？弓要先调好，才谈得上强劲；马要先驯服，才谈得上良骏；士人必须先诚实笃厚，才谈得上智慧才能。不诚实而多才多艺，就像豺狼一样不可接近。孔子的言论，没有一处不是教化。即使在当时，武仲的智慧…… 卞庄的勇力、冉求的才艺，也曾受到成人的重视，但一定要用礼乐加以文饰。确实，拥有许多技艺和处理琐事的能力，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却不足以凭此驾驭天下。（才能可以治理世事，这就是所谓“可用於天下”；才能也足以扰乱世事，这就是所谓“不足以用天下”。有德之人不会任意使用才能，他所使用的才能才称为贤才，而且各自适合自己的职位，这才是所谓足以治理天下。）有了德，便能驾驭天下而有余力。彰明文明，止于至善；先于天而行，天也不违背，后于天而行，便奉行天时；始终贯彻一理，最高的大道由此显现。万事万物因此而产生，也因此而成就，并且又超出万事万物之上。长久保持这种虚灵的心，具有智慧就不会迷惑；酿成这种太和之气，具有仁德就不会忧虑；养成这种浩然之气，具有勇气就不会恐惧。这是立身处世所应具备的通达之德，也就是存养精神、感化世人的实际功效，只有我的孔子能够做到。所以说：“智、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的通德；实行它们的根本却只有一个。”这一个是什么？就是诚，也就是中。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圣圣相传的，只是这个中。我国与儒教鼎足而立的，只有佛教和道教。佛教称为空中，道教称为守中；它们尽性达命，与我们儒家执守中道，既相同又相异，既相异又相同，达到成功时归根到底是一样的。

译因为人人各自具备的性命，就是天地分别赋予的性命，也就是孔子合为一体的性命。所以只要人的性命还有没有复归本然之处，孔子就认为自己的性命还有没有完成之处。他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个人，因此声名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舟车能够到达、人力能够通行、上天覆盖、土地承载、日月照耀、霜露降临之处，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敬亲近他的。子思的话，将在环球统一之时得到验证。人的本性怎样才能尽全？天命怎样才能达到？其中的心法虽然还没有明显写在书中，但我私下庆幸，积郁久了必然会发露，暗中积累而日益彰显。值此大道宏扬之时，我愿与热心弘扬孔教的人，共同验证千古不传的秘密。众人所爱的一定要明察，众人所恶的一定要明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务必追求尽善尽美。考察它，三王的制度也不能使它错误；建立它于天地之间也不会悖逆；拿它询问鬼神也没有疑问；即使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感到迷惑。五个种族认真实行这种教化，五大洲自然形成大同。即使退居闲处，也会使德性显现在脸面，充盈在背部，舒展于四肢；真正的快乐不用言说也能自然领会。到那时才会知道孔子的教化…… 就像百谷供养人的生命一样，一时也不能废弃，万古也不能遗漏。一切教育家，只是根据时代制定适宜的方法，不过像良药暂时救治疾病；如果没有百谷来滋养身体，元气就不能恢复，又凭什么实现长久的治理和安定呢？而且，从处理常态到应对变化，《六经》虽然没有今天具体的事情，却有今天所需的道理。道理掌握了，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道无处不在。伟大的孔子，譬如天地没有什么不承载、没有什么不覆盖；譬如四时交替运行，譬如日月轮流照耀。先于孔子出生的人，如果没有孔子，就没有办法传承；后于孔子出生的人，如果没有孔子，就没有办法取法。孔子确实是万世的师表。只有笃信、好学、善于行道的人，才能默契地领会这一点。伦礼

译周子说：天地之间最尊贵的是道，最宝贵的是德，最难得的是人；人之所以最难得，只在于能使道德存在于自身。然而一个人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就形成了人伦；人伦和礼正是修身的大根本。外国有实践道德的学科，也有以道德为本进一步发展为伦理学科的。现在姑且不论道德和伦理同中国有什么不同，只从字义加以贯通说明：考察道德细微而有条理、不紊乱的状态，叫作理；理表现在视、听、言、动上，有威严可使人敬畏，有仪态可以取法，叫作礼。“伦礼”重在亲身实行。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从万物征验，礼本来无处可以违背。伦理最为重大。考察外国伦理的材料，远不如中国完备。我国自帝王时代世代沿袭以来，到孔子汇集群圣的大成，这种固有文明实在是全世界最高尚、最正大的特色。因此，礼发达与否，最关系我国的兴衰。假如没有伦礼，强者胁迫弱者，人数多的暴虐人数少的，聪明者欺诈愚昧者，勇者使怯弱者受苦，大乱的道路必然无法避免。《礼记》说：“得到礼便能生存，失去礼便会死亡。”《左传》说：“能够遵行礼的，就用福来养护他。” 不能遵行礼的，就会失败而招来祸患。那些弱者与少数者、愚者与怯者，如果致力于伦礼，终究会有生机，福禄寿命自然到来。只有违背礼、毁灭人伦的人，即使强大而且人数众多，即使聪明而且勇敢，到了最后又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只会看见大家一同陷入水中而已。可见礼对于人伦，实在有深刻而隐秘的关系。狭义地说，礼只是交往周旋的文饰；广义地说，没有礼，仁的爱就无从显现；没有礼，义的正直就难以实行；没有礼，智就会产生种种欺骗虚伪。纵然说礼主于敬、乐主于和，而且礼的作用以和为贵，那么乐也被礼所包含。追溯它的根源，它极及于天，盘踞于地，运行于阴阳，贯通于鬼神。如果阴阳没有礼，就不能按时运行；鬼神没有礼，就不能兴盛；天地这样广大，也就不能不留下遗憾。何况人混然处在天地之间，无处逃离天地的范围，天地尚且不能违背的道理，人对于同类，难道敢违背它而任意自逞吗？实在因为伦礼是天的常经、地的义理、人民的行为准则。天地生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相配，就有夫妇之伦；有夫妇，就有父子之伦；有父子，就有兄弟之伦。从自身推及家庭，依照所处的地方…… 日常生活所需以及见闻所及，人们彼此不能不互通有无、相互帮助；往来交际，于是朋友之伦兴起。人群聚集以后，其中自然有智愚贤不肖的差别；用智慧治理愚昧，用贤能治理不肖，确定一个尊长作为表率，又汇集众人的谋略和力量来弥补不足，于是君臣之伦便由此开启。考察古今，验证中外，从家庭到国家，从国家到天下，事情虽然千差万别，伦理却没有两样。所以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交往，这五种关系是天下共同的正道。伦理类别繁多，难道只有这几种？列举这五种，足以概括全部。天下平等的关系、上下的关系、亲疏的关系，都可以由此推知。这些都是天理的自然，所以叫作天伦。天伦中自然有天理的节文，以及人事不能自行停止的规范，所以叫作人伦。人伦中自然有人的仪式法则，所以叫作伦礼。再进一步说，礼是道的光华。道先于天地而生，天因此得以高，地因此得以下，万物分散各异，而礼制由此运行。有这样的道，就有这样的礼；有这样的礼，尊卑贵贱的伦理便有所凭借而开始。有这样的伦理，尊卑贵贱的礼便有所凭借而得到彰明。古代圣人能够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大概是根据天道来治理人的情感，说明讲信修睦的好处，揭示争夺相杀的祸患。舍弃礼，就没有办法治理天下。所谓礼中有不可改变的部分，就是这种人伦常道。至于可以变革、或应当有所损益的，也无非是为了维持人伦常道，使它更加完美而且完善。有心于世道人心的人，怎么能只重视法律而不提倡礼教呢？我国历来是礼教之邦。自周公兼任君主和宰相，承续道统、教导儒生，他所创作的致太平之书，法制没有不完备的；即使今天五大洲的政治，其中好的地方大多也不超出这个范围。只是这部书不以“法”命名，而赐名为《周礼》。礼，是法律的原质。立宪如果不以礼为根本，也许能取得小利，却成不了大事；也许能一时痛快，却无法经历长久，只会徒然消磨元气，加速国家灭亡。商承袭夏，周承袭商，百世之后的制度由此可知；孔子之所以归依礼，也正是这个道理。天下有道，崇尚礼就可以长久安定；天下无道，军队作战仍有礼，军事就能整治，武功便能成就，乱世也可拨乱反正。礼的作用实在很大，但礼的实践又不能靠袭取表面形式来获得。如果不能融会贯通礼的微言大义，只是生活在人伦群体之中，知道有群体学说，便一心希望大家结成群体，结果就会由群体结党，由结党而偏私；反而以礼贵在顺应时宜为借口，随从众人而不敢违背众人，这不是礼的真正意义，伟大的人不会这样做。所谓大人，能够面对广大精微的礼，并用一个“中”来统摄它；中正而无邪，是礼的本质。刘子说：“人民承受天地之中而生，这就是所谓命。”因此有行动、礼仪和威仪的法则，用来安定性命。人若能寻求这个“中”所在，以自身之中协调天地之中，便会逐渐改变气质的偏颇，使喜怒哀乐发作都合乎节度，这就是所谓大礼与天地同节。这样，人伦纲纪仍有不敦厚的地方，是绝不会有的。既然立身于礼，即使不得志，也能与天为伴，独立而无所畏惧，著书立说，树立万世伦礼的典范；得志时则能与人为伴，中立而不偏不倚，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成为一时伦礼的表率。我私下认为，人人各自具备这种不变的善性，也就人人都有承担伦理责任的义务。所以愿与忧虑时局的君子会合，共同研究，使历代圣贤相传的人伦大道…… 能够在今天这个竞争的世界昌明起来，那么有缺陷的世界和有缺陷的人心，就会获得圆满的人心和圆满的世界。将会看到战争和刑罚的惨酷，全都熔化在道德的和平之中；有所作为却不争夺，不争夺却又善于取胜，万物成为一体，自然趋向大同。时务谈 问：如今人才辈出，著书立说，富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学》这部书，是旧日的编著，所讲的不过是道德而已。用这样有限的内容来设置教化，固守常道而不改变，难道不是迂腐空疏、无所作为吗？

译答：先于天地而生的是道，它自有根本，生出天和地。天不失道，所以清明；地不失道，所以安宁。清明和安宁，是天地的德。天地最大的德就是生养。气化流行，不免有所差异；气质薄的生成万物，气质厚的生成万物之灵的人。所以人是道德的精华。超拔于人群之上，叫作人才；为天地树立心志，为百姓建立性命，为万物成就才能。因此人才是道德精华中的精华。如今人才辈出，都是因为道德大量泄露精华。所以他们著书立说，没有一种能够离开道德而称为新说。大的方面，是推究和创造天地，认识自然的道理，同时具有极大的才能和德行。（悟出圣人经典，特别加以汇编。）小的方面，是考察万物繁衍变化的现象，在变化无定之中推见本体，归结为寻求永远不变的原理。到了近世的史格物派，重视分别的道理而轻视根本原理，也必定要从众多现象中求得恒定的规律。理，就是道德有条理而不紊乱。自从哥白尼的书出版，知道地球本来是行星，围绕太阳运行，与古代谈天学的说法大为不同；自从达尔文的书出版，知道万物不断演化、不断进步，未来正要…… 这与古代谈物理的说法大为不同。然而其中仍有不变的东西。先哲说：“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又说，即使降到一物一草，蠕动飞行的生物，也都从宇宙初始之时便有一个真宰。真宰，就是从开辟天地直到今天从未改变的道德。何况人是天地的主宰、万物的灵长，道德对于人的关系，更是一日也不可缺少。因此菲希的训言说：道德动机，是人应当选择并坚持的；既然选择确定了，就必须努力实行它，以保全自己的自由。我国自古以来讲道德的书很多。自外国文明传入以后，捕风捉影的人固然多有怪诞不经的说法，但富有日新变化的学说，也有不少圆融周备。总而言之，都不能超出《大学》的范围。从唐、虞、三代以来，上面讲能够彰明高尚的德，下面讲使德光明照耀上下；到了《大学》便说“明明德”。人心死亡，德就显明；（其中有收摄心神的方法。）道心生起，就使德更加明明。（其中有安定心神的方法。）所以《大学》既是保存最古老天良的根本，也是开启最新智慧的途径；既是上古旧道德的归宿，又是后世新道德的萌芽。试想，凭借定静来涵养根源，达到虚静便会产生明悟，新的机能每天开启；通过格物致知来穷究事理，广泛听闻、努力记忆，新的学问便自然生发。由此可知，《大学》虽然属于旧日的编著，凡是掌握教育权力的人，没有不应当把它作为常法的。它适合古代，也适合今天。如今怀疑主义的学派知道意识的领域非常广阔，而且非常自由、没有限制，于是用来救治它的方法有一个，就是“不滥用意识”，这不就是《大学》所说的诚意吗？如今实验主义的学派不探讨造化主和灵魂是否存在，认为这些事过于高远、无法凭据；但观察事物又不能离开心平气和、虚心以待，这不就是《大学》所说的正心吗？如今虽然人的仪容举止各不相同，但人伦道德在各个学校都列有相应学科，外部的人也在寻求解释，那么《大学》修身的意义还没有完全消亡。如今虽然提倡婚姻自由，主张伦理纲纪平等，但天理还没有在人心中断绝；有时乡里的公论会责问其错误，有时朝廷之上会当面驳斥以彰明其荒谬，那么《大学》齐家的道理还不至于沉沦。如今虽然脱离专制而成为共和，改变君主制而成为民主制，但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人民，都服从于一定的主权之下。难道不是《大学》治国的主张吗？如今虽然五洲尚未统一，中外之间仍不免纷争，但确立国际公法，重视邦交，舟车往来，逐渐产生大同思想，难道不是《大学》平天下的原因吗？如果一定要改变旧学来标榜创新，为什么不实际考察自身呢？难道羽毛丰满得像禽兽一样吗？仍然是手足都具备的人身。若不修身，距离禽兽也就不远了。难道聚散无常得像禽兽一样吗？仍然是男女各得其位的家庭。若不能齐家，就等同于无礼的禽兽。否则，难道实行无政府主义就能登上极乐世界吗？仍然没有离开上下相互维系的国家；国家不能治理，就难免内忧外患。或者想乘着白云到达帝乡吗？仍然没有离开亿兆生灵寄托性命的天下；天下不平，彼此终究会互相伤害。来往奔忙，哪里还能凭借什么而不恐惧？把人称为禽兽，人绝不甘心接受这个名称；把人奉为仙佛，又不是世俗能够想象的。在这不上达天道、下不及禽兽之间，究竟用什么来安置人的位置？幸好有《大学》的至善。至善，就是道义之门。如果真正得到孔门心法，那么在最平常、最平实的状态下，愚昧不肖的人也能够有所知、有所能，下到最低处也远远不同于禽兽；等到达到极致，就会达到最神妙、最奇异的境界，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向上则自身足以与仙佛并肩。环顾当今世界，只是更新饮食和游玩，却使肠胃、脏腑以及耳目全都败坏；更新车舆服饰、宫室居所，却使身体和钱财都空虚；更新机器和名号，却使诡谲与咒诅随之而来。因为内在内容没有更新，只是更新表面，旧有的污染习俗又怎么能够全部革新呢？《大学》能够探究根源，把握后续发展。一切制度，书中只删削而不详细记载，并不是挂一漏万，而是根据时代制定适宜办法；书不可能把话说尽，话也不可能把心意说尽，所以只保存大体，使人温习旧知而知道新理，又能思虑善道后再行动，行动只在合宜的时机；日新而又日新，必定会有新的政治来造就新的人民。有了新人民，自然有新的天命；有了新的天命，自然有新的世界。将会看到环球万国都统一到《大学》所保存的旧道之中而实现更新，这并不是夸张的话。陆子静说：“四海之外也有圣人，那里的心与我们的心相同，那里的理与我们的理相同。”同样的心和理，就是同样的明明德。那些认为道德迂腐空疏的人，实在不知道至极的变化根源于不变，无为最终会达到无所不为。因此，他们所谓的人才，必定是败坏常道、扰乱风俗的无才之人；不然，

译就一定是不能承担大任、只能通晓小事的人才；再不然，就一定是随声附和的人，而真正有大才的人根本不屑于接受他们的品评。难道不知道天地、人物所共同具有的道理，其中最恰当、最适宜的地方，在于彼此竞争却不至于互相掠夺，而且越竞争，谦让越兴盛；彼此补济却不至于互相妨碍，而且越补济，自己越充实。一个人取用它没有不足，率领天下人取用它也还有余。随时变化而又不失其常道的，就是道德。一旦得到便永远得到，生存而保存下来的东西，不会随着死亡而消亡，并不只是空空抱守一种道德思想而已。富贵、功名、身体康健、考终天年、子孙逢吉，都凭道德有无而发生转变。喜好道德之所以列入《洪范》五福之中，正是这个道理。这里是曾子得到一贯之道的传授，既然知道道一刻也不能离开，所以叙述孔子关于《大学》的话来劝勉人们。问：欧洲中世纪，道德学说盛行；近来立宪制度遍及全球，人人都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自由，富强远远胜过中世纪。如今中国实行立宪，法律可以保障自由，空谈道德有什么帮助呢？答：宪法是统摄一切法律的总纲，所以称为根本法。没有道的人，绝对不能制定宪法。陆子静说：“宪典这两个字意义很大，只有知道道的人才能谈论它。”可见道是宪法之母，宪法又是法律之母。宪法既不能离开道，法律自然也不能离开道。所以康德说，法律实际上建立在道理之上；可见研究法律，应当以道理为准。日本博士梅谦说，法律有万古不变的原则。原则是什么？就是上天的道理，也就是天赋的本性。以天理人性的思想作为研究法律的根据，荷兰的辜乐斯鸠说，法律建立在人性自然之上；人性彼此相近，万古不变，所以制定法律必须适合人性，这一点也万古不变。于是理想法学说兴起，性法学说兴起。人必须有穷究道理、尽其本性的功夫，法律才能把不良改变为良善。外国人在法律上的道德成为习惯，于是国家富裕、军力强盛。至于道德的整体明备，实在难以找到这样的人。赫胥黎说，欧洲各国物竞激烈，天演如炉，天择如冶炼；每天进步的地方，只在政治、学术、工商和战争之间。即使只说英国一个国家，近三百年来，政治治理的进步几乎已经奔驰到极限；至于人民的气质性情，却还看不出可以指明的进步。气质没有改变，性情没有陶冶，就不足以谈道德。法律即使达到美善，它的力量也只能强制人的外部，不能强制人的内部。内部有各种恶行，法律不能诛治，也不敢诛治；如果要诛治无形的内心，小人就会借此陷害无辜，法律反而成了首恶。平庸之人的内心也许可以原谅，外部偶然有不慎，惩罚严厉就会含冤无处申诉，赦免又会使小人借机混淆是非。法律不能普遍遵守，从此便会多事；凡事只知控制，规定法律来依从，符合者便是正直，违背者便是曲直颠倒。即使有正有曲，而中间又出现被认为应当禁止的情形，法律终究难以普及，人心怎么能够没有丝毫遗憾，世界怎么能够圆满无缺呢？因为即使人人在法律上获得自由，终究仍有不自由的人存在。圣明的统治者在上，更应当使人人在道德上获得自由。法律的道路狭窄，道德的道路宽广。我国本来是道德的发源地，如今虽然实行立宪，不过是使道德发扬光明；既有法律来规范自身，又有道德来涵养内心。在幽微深处，自有自由活动的法律；不必拘泥于法律条文，却无往而不是法律。由内在成圣达到外在成王，便能彼此安处于广大平坦的境界。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用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来整齐他们，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且归服正道。” 问：古人多谈天道，今人重视人事。既然人与天分为两端，那么天道遥远，人道切近；人事就是人的道理，又何必夸大谈论天道呢？答：天道是人的本原，也是事务的规范。古人据此立言，是为了使人事达到至善。人事虽然繁多，不超出厚生、利用、正德三件事。如今虽然天天标榜新颖，但这三件大纲与古代相同；它的现象是人事，它的原因是天道。如果从外部看待天道，那么天以生养万物为道，人没有这个道，生计之学就可以不谈了，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天以制约、变化为道，人没有这个道，格物致知之学就可以不谈了，还有什么事情可做？万物共同生长而互不伤害，是天道；人却一定要经营自己的私利，争夺生存而导致危险灭亡，那么群体之学也可以不谈了。有事反而不如无事。以上所说，还是身体之外的事情。试问形体凭什么形成？是禀受天之气。心性凭什么灵明？是得到天之理。然而人又必然自我损伤自己的气，自我毁灭自己的理，卫生学就可以不谈了，哲学也可以不谈了。各个学校之中，又哪里还会有体育、智育、德育等事情？虽然有时可以用人的治理来平息对天行不平的怨恨，用人的力量补足天演的不足，辅佐天地、裁成万物，全凭人事，但归根到底无非是保全天道。没有一处不是人事，也就没有一处不是天道。舍弃天道来谈人事，竞争就没有停止的时候，灭亡也没有停止的时候。《达尔文物种由来》一书说，一方面是物竞，说明人事并不完全等同于天道；另一方面是天择。斯宾塞尔说，天择就是保存最适宜者，说明人事本来就在天道之中。近代哲人说，借助人的力量来完成事务的是天，凭借天赋资质来建立事业的是人；天与人从来没有被强行分开。有人说，以人的力量驾驭天，必须穷尽天赋的能力，使人的治理日益接近更新，国家永存而种族不坠，这叫作与天争胜；这是说天道都归于人事。又有人说，人同天争而胜过天的一切，又都包含在天的作用之中；这是说人事都归于天道。所以孔子《文言》说：“大人，先于天而行动，天不违背他；后于天而行动，便奉行天时。” 问：如今不谈性命，而世界却日益趋向更新；有些人高谈性命，却不能维持大局。处在这个竞争时代，贵在变通；变通的方法如果不是多学习，又怎么能够同五洲并驾齐驱呢？

译答：所谓日新，就是文明进化的学说。文明，就是礼之本性的发扬光大；实在是由智的本性深入研究而来；但一定还要有仁义刚毅的本性，才能成就它的功用。使人人共同享有这种文明，就是大公无私的仁性。而推行仁义礼智的人，是奉天命而行的。世界依赖性命而日益趋新。那些见识浅陋的人，却把技艺互相攀比，把放纵任性当作自由，甚至把作奸犯科当作能耐，把祸患说成幸福，把惨杀反而看成痛快，于是本性流变为乖僻的情欲，天命酿成强横的气势，追逐末流而忘记返本，性命便逐渐消亡，只不过还侥幸留着这具皮囊没有腐臭罢了。所以今天所谓的“新”，不过是物质文明每天进步，法治文明次之，至于伦理礼教，文明日益衰退，道德更谈不上什么进步。道德，是性命真正的主宰；伦理礼教，是性命显现出来的秩序；法治，是性命分布安排的纲纪；物质，是本着天地的性命形成其形体，借助人的性命发挥其功用。天地、人物，都不能离开性命来取得生存的资养；否则天地混沌不分，哪里会有世界？今天的世界虽然不谈性命，也一定会有一两件暗中符合性命的末节之事来敷衍维持，更有一两个实际奉行性命之道的伟人来支撑它。否则，必然发展到杀身、丧家、亡国、灭种，哪里还有什么“新”可言？那些把性命看得如同草芥的人，不仅不能仰合天道、不能成其为人，甚至还不如物品对世间有用，是天地、人物所不能容纳的。那些高谈性命的人，又没有找到进入性命之学的门径，把空空的心当作性，把微薄的形体当作命；流传已经错误，又没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加上本心所存的只是清静无为，于是不能维持大局，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不是性命本身有所不能。性本于乾，乾道以易知，所以本性没有一样不是可知的；命本于坤，坤道以简能，所以天命没有一样不是可成的。处在这个竞争的时代，没有性命之学就无法胜过他人；但如果离开性命去竞争，争端也不会停止。亿万人的性命，全都分自这个独一无二的性命。所以真正有性命之学的人，天下人的祸福就等于与自己的祸福相连。想要竞争而又不能自取其胜，确实是挽救时局的要务。时代虽然会变迁，但只能依照性命来变通；舍弃性命而求变通，是不可以的。拿人的耳、目、口、身体来说：人类出现至今已经一万多年，游牧社会变为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变为君主制度，君主制度变为共和制度；东西隔绝的天下，也已经变为中外相互联系的天下。但是耳、目、口、身体的形质从未改变，它们主管观看、听闻、言说和行动的作用也从未改变。人不能离开视、听、言、动而另有别的功用；视、听、言、动也不能离开耳、目、口、身体而另出奇异的作用。何况性命并不因耳、目、口、身体而产生，也不随耳、目、口、身体而消灭，反而经常主宰着视、听、言、动的性命。还有什么能离开视、听、言、动的呢？一天不能没有耳、目、口、身体，难道一生反而可以没有性命吗？耳聋、眼盲、口不能言、身体虚弱，是人所不愿意的；难道唯独性命被气质拘蔽，却甘心情愿吗？听说有能医治聋、盲、喑、弱的人，即使远在数万里之外，也在所不辞；唯独改变气质、排除物欲这种事，不必向外求取，却反而推辞并排斥吗？自从新学盛行，有了光学、声学、电话和火轮，便利了耳、目、口、身体的功用，都是古代从未听闻的创造；唯独到了性命双修，神妙则无方可限，变化则无形可执，却不愿意听闻未曾听闻的道理吗？天地开始的时候，由无极而生太极。无极就是性，太极就是命。人开始出生时，无极发动，太极产生，两个极相互作用，承受气而形成形体，十个月后分娩。心中有性，但那还不是真性；真性藏在头顶之中，道家所谓“天窍圆而藏性”，而性根则居于心上。它寂然不动，大没有什么不包容，小没有什么不存在；极其清明朗澈，没有一点昏沉；极其灵活运动，没有一点拘束；极其快乐，没有一点隐忧。《尚书》说：“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上帝，是天地的主宰；衷，是性根，也就是人的主宰，命由此产生。肾中有命，但那还不是真命；真命藏在气穴，道家所谓“地窍方而藏命”，而命根就在脐间。它纯粹而至善，浑然完整而不散失，普遍流行而没有阻塞；极其刚健，没有一点挫折；极其柔和，没有一点暴戾；极其长久，没有一点停止和消灭。《左传》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这就是所谓命。天地，是上帝的运行；中，是命根，也就是人的运行，性由此得以完成。无奈自从离开母腹以来，无极中断而不能继续，太极破裂而不能圆满，气禀有了偏颇。人的性命，不只是与天相隔；即使同为性、同为命，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两者也彼此不能亲近。阴阳混杂在其中，杂乱产生妄念，妄念产生恶行，这就是人民败坏、世道衰落的原因。然而性是命的母亲，命是性的父亲，名称虽有两个，实质却是一贯的。能够认识这一贯之理，行动时就以上天所降之衷性为根本，统摄思虑之神；精神与上帝相通，达到不识不知，使喜怒哀乐的发作都合乎节度，以此建立太极之命。静止时，就以所降之衷性为根本，收敛呼吸之气，归于天地所赋的中正之命；使命与天地相通，不忘不助，直到止、定、静、安，排空一切，以培育无极之性。天由无极产生太极而成就人，人由太极返归无极而与天合一。这其中的口传心授，没有刻板印刷的文字。自古以来的理学家失去了这一层，所以多有障碍道之处；修炼家缺少这一层，所以堕入旁门；都不能与天地合其德。必须先有这一着功夫，后来化气、化神，神妙不可测，势如破竹，一点便能成就。时而静，就与上天的载体同样无声无臭；时而动，就与日月合其光明，

译与四地合其秩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而且还能补助日月四时，达到鬼神所不能达到的境界。世间众多的人，即使未必都能成为无上的至人，只要勤勉实行，保全性命一分，就能获得一分效果；日日更新，不断更新，由伦理礼教的文明进到道德的文明，法治必将更加文明，物质也无不文明。将来可以看到，外国把物质、法治的文明输入中国，中国把伦理礼教、道德的文明统一外国，难道还只是并驾齐驱吗？五洲将由我独自领先。那些学习许多新学的枝叶却忘了根本的人，实在不知道一本可以散为万殊，万殊终归于一本。学习却昧于此理，劳苦而没有功效，知识广博却缺少要领，是圣门所不重视的。所以孔子曾对端木赐说：“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并记住它们的人吗？我用一个根本贯通它们。” 问：全世界之中是躯壳的世界，不是灵魂的世界。人既不能乘云气、驾飞龙、游行于四海之外，如果偏重道德而不讲经济上的关系，人口日益繁多，消费日益增加，又凭什么保全躯壳而生存呢？答：行善除恶，是道德方面的事情。精微地说，就是《诗经》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人既然明白道理，道德就达到纯粹，像文王的德行纯粹而且永不停止。《大雅》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说的是道德在灵魂世界中显明。粗略地说，人口众多而粮食相对减少，就要使生产舒缓而有余裕；依大道创造财富，财富就会经常充足，而实际奉行这种道的人就是有德。如今全球处在生计竞争的潮流中，日益精益求精，斯密、亚丹的《原富》一书，许多人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不过是这种致富之道、保富之德，是道德在躯壳世界中的运行。人们只知道偏重道德，却不知道发展产业，生产不能增长，百姓就有难以忍受的困苦；至于增进幸福的说法一经倡导，便百人应和。又哪里知道，讲求一切卫生、实业、交通、生活、乐利等事情，也都是道德中的一件事呢？如果重视幸福而轻视道德，追究其流弊，人们都会放纵私利而行动；行动不能达到目的就争斗，争斗就掠夺，彼此残害，生存的机运便更加难以忍受。人口已经众多，再加以富裕；已经富裕，再加以教化——孔子所说保全躯壳的道理就在这里，保全灵魂的道理也在这里；这在道德上有很大关系。这在经济上也有很大关系。问：政体专制，延续了几千年；如今变成共和，党派团体增多，竞争激烈。与专制相比，究竟谁得谁失？

译答：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居有天下，有德的人才能治理天下。所以唐、虞以及夏、商、周三代，打开四方之门，明察四方之目，通达四方之耳，唯恐下情不能上达；大家同心协力，从不自以为聪明。凡是为了保卫土地、安定人民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筹划得尽善尽美，然后才由一人发布号令。名义上像专制，实际上却是共和，而且远远胜过借共和之名、行多数人专制之实的政体。这是古代盛世的政体，不能说是错误的。等到道德衰落，君权受到尊崇，臣下没有权力，百姓更没有权力；即使有极大的才德、极好的言论，也不敢自由表达。在位的贤能之人也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权宜行事。事情如果对百姓大有好处，但行动或许违背某一个人的旨意，就被指责为非圣无法，任意专横；他们根本不考虑居上位、统治下民的目的是什么，只要成就自己的意愿，即使毒害天下也在所不惜；违背自己的意愿，即使安定天下也不加考虑。其中也有贤明的人，但如果不集中众人的意见，就无法考察众人的好恶；而庸碌的君主，群小又依仗他的势力作威作福。这就是专制不能成为良好政体的原因。如今变成共和，不再受一个人的专制统治。然而共和的局面，几个月内改变它很容易；共和的实际内容，恐怕十年也难以形成。要做到和谐而不随波逐流，必须先保持中正而不偏不倚；否则禀赋既有偏颇，又不加以学问，没有慎独的真诚之心，怎能指望有共和的真实面貌？将来有人出来执政，倚仗自己驾驭政权的势力，政府就必然多有专制；有人起来司法，倚仗自己掌握裁判的能力，法庭就必然多有专制；有人被选入议会，倚仗议会这个神圣机关，议院就必然多有专制；进行推选时，如果因为意气相投而多方运动，选民就可能约定多数，以巩固自己的专制；一旦不能满足私人的情欲，便无理取闹。没有凭借权势的人，有的敢怒而不敢言。名义上叫共和，其中的意义在哪里？这正是当时的现象，实在不能算是得当。试着平心而论，共和与专制的区别，不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道理是非、事情可否。道理果真正确，事情果真可行，即使权力掌握在一两个人手中，也可以称为共和，因为它能够酿成当世的大和。所以亚美利加如今被推为无上的国家，而开创其局面的人，只有华盛顿一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的制度，已经遍及全世界。如今不论君主国、民主国，还是君主与人民共同执政的国家，凡号称文明者，其国家枢纽机构的组织，都不离三权的范围。而创造这种福祉、使结果良好的，只有孟德斯鸠一人。道理果真错误，事情果真不可行，即使事情由千万人表决，也仍可称为专制，因为他们狼狈为奸，贻误共和。所以赫胥黎说过：“聚集一群不肖之人，不能成为一个贤人。”然而即使是有名的贤人，千百次思虑中也难免有一次过失。特嘉乃曾说：“如果这个道理确实如此，却不能使内心满足，即使是亚里士多德所传述的、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乃至古今中外贤哲共同称道的，也可以拿出我所信奉的道理同它挑战决斗。”不只是西方人有这种说法，孔子也说：“众人都喜欢的，必须考察；众人都厌恶的，也必须考察。”又说：“面对仁德，即使老师也不谦让。”据此而论，虽然好像与世俗不合，但和谐的真理正由此显现，因为所依凭的只有一个“中”。上下前后左右的好恶，都必须与中道相合。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规矩之道。一身如此，血与气就能共和；一家如此，兄与弟就能共和；一国如此，上与下就能共和；天下如此，中原与外部就能共和。如今想达到这种共和，就必须讲求从尧舜执守中道以来，直到孔子所说的时中，其中静时存养、动时察识的功夫不可不讲。西方哲学家卢梭的《民约论》、福禄特尔的自由平权学说，不过是共和的表面，仍有偏重的弊病。唯有“中”，才是天下的大本。喜怒哀乐发出来都合乎节度，又哪里会有党争，又哪里需要党会？只是人人都有共和的责任，人人不能使自己的性情相同，于是党会便建立起来。有人怀疑党会不利于国家，我认为专制的朝代正是因为党会增多而灭亡，汉、唐、宋、明、清就是前车之鉴。如今共和时代固然可能因党会增多而兴盛，但果真值得依靠吗？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内乱一发生，外患频繁到来，国家被豆剖瓜分，谁知道这种灾祸不会超过汉唐呢？如果长期这样鹬蚌相持，最终必被渔人所得，共和哪里会有结局？这就是所谓因党会增多而灭亡。至于所谓因党会增多而兴盛，是说各国依靠政党来促进政治的发展。如果把多数有才而无德的人结成一党，各自把自己的意见当作正确，只知道讲求表面和谐，凡有所作为，有党派的人就晋升，没有党派的人就退处，那么这种流弊与专制没有区别。于是各自树立党派，互相攻击；小人借党争行事，私心日益增长；君子借党争行事，偏见日益消除。因为受到他人的指责，便不得不探究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树立防线，并以此作为对手。天理存在于此，人心自然有公论。所以会有一种无党之党，真正执守中道，取君子的长处，除去小人的短处，又用来纠正君子的不足。不与别人争，天下却没有人能同它争；不求胜过别人，却又善于胜过别人。共和的公道由此彰显。时间久了，有道者留存，无道者灭亡；无党无偏，王道平正，各自谨慎自持，争端自然平息，共和由此进化，群体之学才可以谈论。群体好像党而不是党，这个意义是孔子阐明的，他说：“君子庄重而不争，合群而不结党。” 问：中国历来都是君主制，如今得以成为民主制。民主对百姓的利益远远胜过君主为自身谋利，那么“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的说法，难道《尚书》的话不足以相信吗？

译答：君和民同样都是人。治理人的称为君，受人治理的称为民。古代虽说是君主制，但设置木鼓、安置大鼓，悬挂钟、振动铃，唯恐民情被阻塞而不能让君上听到；又唯恐贤能之人没有进用的途径。让百姓推举贤人，任用出来使他们做长官；让百姓推举能人，任用他们入朝治理。国家有重大变故，或有重大疑难，就谋议于自己的内心，谋议于卿士，谋议于庶民。凡事不只是为自己谋利，一定要寻求对百姓有利才停止。得到民心就得到天下，这与民主有多大区别呢？其中有给百姓造成危害的，实在是因为没有完全尽到君主的职责。如今虽然变为民主制，仍不外乎治理人与受人治理两个方面。天下有自治的方法，却绝没有人人都能自治的道理。所以有所谓君主制，有所谓君民共主制，也有所谓民主制；名称虽然不同，但立法、司法、行政三者相同。这三者都是治理人的事情，必须有受人治理的人，然后才有治理人的事情。我国实行民主，已经将近两年了，果真远远胜过君主国吗？果真人人都实现了自治吗？并不是这样，否则为什么浮嚣的风气和浅薄的习俗一天比一天严重呢？大概必须推举具有智、仁、勇的百姓来作主，再以次等者作为辅佐。主持一国的称为大总统，主持一省的称为民政长。名号虽然不同，但终究有上下之分，这才是进化。如果只是抱持金钱主义而无所作为，举止、言语、行动都不足以成为万民所寄望的人，被斥为公仆也是应该的。至于残害仁义的人，称为独夫；不但不能容于民主时代，也不能容于君主时代。今天的人痛骂君主虐待百姓，是没有立即把其中的意义反复推究清楚。五行二气不齐，赋予百姓时有的过多，有的不足；如果没有一个在众人之上、能出类拔萃的人来主持，必然混乱。主持者，是用来制止百姓妄自以为自由而任意妄为的。《尚书》说“不要凭个人好恶而行，不要凭个人厌恶而行”，就是这个意思；又是为了使百姓真正获得自由。《左传》说：“百姓所喜爱的，就喜爱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百姓，那么由百姓自行筹划的事情，未必有这样周详，但也从来不是独断专行。能干的人，召来作为耳目和股肱；贤能的人，倚仗他们作为心腹。因为他们代表民间，所以被视为天下的大老；想要谋划事情就去请教他们。形式上虽没有国会这个名称，精神上却经常受到监督。他们尊崇德行、喜爱道义，大有作为。所以万民能够共同获得幸福。然而，若轻慢我，我就落后；若虐待我，我就视之为仇敌。哪里能把虐待百姓的人称为君主？不必说君主不能带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民主才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必须各自知道职责所在、性分固有的事情，通力合作，彼此维护，使治理和教化不断进步，这确实是最大的幸福。至于无知的群体，西方人称之为乌托邦；乌托邦，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国家，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所以如今虽然说是民主，也未必能使天下所有人都自主。不过是让其中杰出的人间接行使民权，同时兼用直接民权的主义，开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局。总要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存在其中：大地运行的道理，对待变化的是阴阳，流行运行的是气，主宰它们的是理。没有理，阴阳就不和，四时就失去节度，群生万物都会遭受夭折和伤害。人是天地的心；人都有同样的心，心都有同样的理。人如果没有理，处在这个时代，窃取民主的名号，智者就能借自主来欺诈愚者，勇者就能借自主来苦害怯者，多数就能借自主来暴虐少数，强者就能借自主来胁迫弱者。到了开会选举时，被选的人又各自按类别聚集。上面和下面都穷尽人欲，天下没有大乱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再不然，就会变成小亚细亚那样的专制君权国家，或者变成古代雅典那样的专制民权国家。有专制就不能共和；无处申诉的人更无法表明苦衷，困穷的人更没有办法直接表达意见。在这种时候、这种形势下，圣人以忠诚持守自己，以宽恕对待别人，这个道理更不可不阐明：用要求别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自己有这种品行之后才要求别人；自己没有这种品行之后，才责备别人。用爱护自己的心去爱护别人；在上位者那里所厌恶的，不要拿来对待下位者；在下位者那里所厌恶的，不要拿来侍奉上位者；在前人那里所厌恶的，不要用来先行于后人；在后人那里所厌恶的，不要拿来沿袭前人；在右边所厌恶的，不要拿来交给左边，也不要拿来交给右边。必须如此，四万万同胞才可以联合成为一体。用这个原则立法，就会尽善尽美；用这个原则司法，就会一切合乎中道而获得吉庆；用这个原则行政，就像北极星处在自己的位置而众星共同环绕。今天的人只知道民主的形成，是由外国文明输入；因为中国历来都是君主制，便认为必须完全抛弃本国学术，取法外国，民主才可以高呼万岁。试问，所谓伸张民权、振奋民气，难道不是依靠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机关吗？神，就是聪明、正直而专一；圣，就是善良、诚信、美好、广大而能感化万物。这是我国的大哲学。如果真有这种神圣的人格，就能把剧烈的混乱转为升平，再把升平推进到太平。如果没有这种神圣的人格，却只有不可侵犯的机关，那么机关在上，下面就不能施展自己的力量，需要借助外力；机关在下，上面就不能施展自己的力量，也需要借助外力。这同上面没有道德准则、下面没有法度操守有什么不同？所以神圣的道理片刻也不能离开。法理学大家说过：法律，是依循事物自然的道理而设立的；所谓道理，就是人与人交往之中最适宜的原则。然而法律会随着时代推移，道理则与人的本性一同产生。时代有变迁，所以法律贵在顺应时势；借用外国的法律来补救我国的困窘，并不失为民主。人的本性没有变迁，所以道理应当守旧；如果借外国的法律来消灭圣人的道理，势必发展到以外国人为主人，甘心居于奴隶地位，却还得意地自夸说这是民主。全球的人众都是上天所生，“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这是天理所不能停止的事情。君主不能代替上天宣扬教化，上天所看到的就是从百姓那里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就是从百姓那里听到的；使百姓自主，也是天理所不能停止的事情。上天没有道理，就无法生育百姓；百姓没有道理，也无法使自己获利。如今的人难道不仍是“上帝降衷”的百姓吗？富强的外国，它们的宗教大师尚且尊崇上帝为唯一的正道；穷究道理的学者公认，运用知识思虑而成为才，约束行为和义理而成为德，一切都秉承常性与法则，无法逃离天命。而独自尊崇天命，是因为人的身体由它而生，也由它而成。所以孔子说：“不能以天为乐，就不能成就自身。”

译问：财政以富裕为主，军事以强盛为主，法政则以维持富强为主。然而不富裕就不足以谋求强盛。总而言之，实业是致富的根本，谋求强盛也要借此来保有富裕。如果只是存心养性，饥饿不能把它当作食物，寒冷不能把它当作衣服，遇到变故又没有抵御侮辱的工具，那么还要这种坚苦功夫做什么？答：人民、土地、主权，是国家的三个要素。三者具备，才可以称为国家。如今实行富强政策，就是为了保护国家。追究它的原因，是因为有国家的思想；思想又有它的理由。试问思想不是由心而来的吗？思想的理由不是由本性而来的吗？性是心的主宰，心是身体的主宰，身体是事情的主宰。凡事不寻求它的主脑，恐怕人们会凭思想的理由组织一个完整政体、构成一个完整国家，只欣赏它的表面，却遗弃它的内里。流弊发展到最后，财政只知道以牟利为目的进行垄断，军政只知道崇尚武力的精神，法政只知道它是历史的产物，不知道有万古不变的原则；至于实业，只知道把它当作使自己获利的财源，不知道人获得自由，就应当以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如果不以太平的最大公例为根本，反而一定丧失良心、毁灭本性，败坏一切治理纲纪，使人群离散，那么自身更难以保全。东莱说，祸患没有比心死更大的，身体死亡还在其次，确实不是妄言。无形的心性，暗中是具体国家的大元帅，也就是国家形式上行动的先导。所以心理学、性法学，实在不可不讲。存心养性，是用来规范思想及其理由，使理和法不越轨，永远享有国家共同的快乐和利益；又用来扩充思想及其理由，使心灵虚静、明澈、通达。有了新道德，自然会有新学术、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财富日日更新，没有一样不具备。即使只从口腹和身体来说，饮食天天鲜美，也不只是为了充饥；衣服天天华美，也不只是为了御寒。而且心性日日灵明，面对变化能够无所不应，谁敢欺侮他？又哪里会有无法预料的变故可怕？这就是所谓存心养性，本来不只是空守一无所有的东西。往小说，可以保全自身和家庭；往大说，可以使行动正直、公平、普遍，推进天下达到大同，因为人人有同样的心，心有同样的本性。再深入，就是穷尽本性而达到天命，达到高明、博厚，与天地相配而长久无疆；到这时，才会感叹从事坚苦修养的人，最终确实有最大的快乐在其中。这些话可以对有智慧的人说，却难以对世俗之人讲明。所以继承善性、成就本性，百姓未必知道；孔子因此感叹君子之道已经很少了。

译问：上天所降的才性既然各不相同，所受的教育也各不相同，所议论的是非自然各不相同。如果学术不出于同一条道路，是非又凭什么确定？答：才性虽然千差万别，学术虽然千差万别，除去没有才能的人以及不应当学习的内容，大致有三条不同的道路。人出生以后，处在下等的，只把养生作为要务，于是有富强之学来造就他的才能；处在中等的，知道人生必不能虚度，于是有仁义之学来培育他的才能；处在上等的，能够直接超然于生死之外，于是有性命之学来成全他的才能。这三者都没有可以非难的地方，也没有一样可以缺少。所议论的是非各不相同，固然由于才性和学术有差别，也由于学术专门偏重一条道路。认为正确的未必真正确，认为错误的未必真错误。专门偏重富强的人，必定认为仁义迂腐空疏，例如孟子是崇尚仁义的人，他所到之处不能合意，众人便共同指责他脱离实际；又必定认为性命之学虚无，例如《周易》是阐明性命大道的书，到秦代焚书时尚未被焚毁，人们却只知道它有利于占筮。专门偏重仁义的人，必定认为富强是缓慢的谋划，例如董仲舒鄙视法家，说仁人只端正自己的义，不谋求利益；只彰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效；又必定把性命之学当作迷信，例如宋代儒者讲修性修命，只凭理想，不求静心养气的实际功夫，所以斥责佛、老之学为“弥近理而大乱真”。专门偏重性命的人，必定把仁义看作束缚，例如庄周所说，仁义不是人的真实情性，只是去适应别人的适意，而不是使自己适应自己的适意；即使盗跖和伯夷，也同样是放纵邪僻。杨朱说，活着就是尧舜，死后不过腐骨；活着就是桀纣，死后也不过腐骨，腐骨是一样的，谁知道其中有什么不同？到了厌弃世俗达到极点，除了为我主义之外，便什么也不做；又必定把富强看作多事。例如盖公施行黄老之术，说治理之道只要清静，百姓自然安定；曹参师法他，后来做汉朝宰相，每天饮用醇酒，让百姓休养生息。其他如晋人的清谈、梁帝的持斋，也都是不以富强为要务的。由此看来，如果一定说学术只能出于一条道路，并且可以据此划定是非，姑且不论这一学术与那一学术之间的争论，即使同一种学术之中，也难免彼此有是非。以富强来说，英国的一位伟大哲学家说过：崇尚武力的群体，其生产机构不过是为武备机构服务；从事生产的群体，其武备机构不过是为生产机构服务。而且即使是同一种生产，也有重农、重商之名义不同；即使是同一种武备，也有崇尚严厉、崇尚宽缓的不同。以仁义来说，子思、孟子本来与荀卿同出一源，都是义理精纯、仁德成熟的人；但荀子用强硬的言辞排斥他们，把他们与其他学者等同看待。苦获、己齿、邓陵子一类人，都诵读《墨经》，却背离乖谬而各不相同；他们因坚白、同异之辨互相诋毁，把对方称为别墨。以性命来说，有三千六百旁门、九十六种外道，情形更为严重。这里有一种是非，那里也有一种是非；在是非之中，又有是非。如果果真是我对，难道果真是你错吗？如果果真是我对，而你果真错了吗？还是你有时对、有时错？或者你们双方都有对的地方，也都有错的地方？古代与今天，是非正在递相变易的时代；中国与外国，是非充塞其中的地方。究竟要用什么学术来确定是非？回答说：最高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都由道产生，万物也就不能离开道。富强、仁义、性命，三者都是道，虽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富强用来保全形骸之命；没有富强，人就不能生存，哪里还有真正的命？仁义用来施展、发扬人的本性；没有仁义，人就不能立身，哪里还有真正的性？至于真正的性和真正的命，又是发挥作用的性与形骸之命所依据的根本；否则连天地都将归于一无所有，哪里还谈得上人的性命？人能够知道这种本末轻重的道理，又能够实际实行，知与行一同进步。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就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别人有不对的地方，就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到了最高境界，没有“他人之见”，也没有“自我之见”，只是专一归于道。在上位，就选拔贤能，让各人竭尽才能，以维护社会风气；使天下如同一家，使中国如同一人。对某一件事有所议论，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体贴入微，又像一颗心对待四肢一样痛痒相关；所议论的事情自然只有正确而没有错误。在下位，只讲求守信修睦而已；各自按照才能所达到的程度，安闲地生活于日常伦理之中，有些事情已经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庶人就不议论。”这还不是道的最高境界。道的最高境界，不依赖生命而存在，也不随死亡而消失；它与天地合一而一贯相通，这才是道。康南海曾说：“世界的公理，由崇尚力量趋向崇尚智慧，由崇尚智慧趋向崇尚仁。”然而由仁趋向道，康南海没有说到。力量的时代，治理乱世；智慧的时代，治理升平；仁的时代，治理大同。道则在天地之前产生，在天地之后存在，周遍运行于六虚之中，随变化所适而无不通达；既明明白白，又浑厚深沉，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孔子区别形而下的器物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 问：在万物竞逐的时代，优胜劣败。如今旧学与新学竞争，旧学已经落后，怎么能不失败？新学已经优胜，它占据胜利的前途，实在不可估量。

译答：经艺用来培养人的德行，策论用来培养人的才能，勉励人学习的用意，也已经很深切了。到了后来流为弊端，只专门凭诗赋文章擅长，猎取功名，不再留心时务，又甘愿做古人的奴隶，思想、言论不敢自由，墨守陈旧的书籍，这就是旧学无用的原因。新学也没有废弃人伦道德；它的科学与旧学相比，周密精确，实在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至于学校的增设和修整，无论普通学校、专门学校、大学，以及农、工、商、兵等各个学界，都极其完善。自从五帝开化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盛大的举措。如果能够逐项遵行，兼顾本末，造就人才，全球必定达到特色鲜明的境界。无奈人伦道德的讲论已经有数千多年，属于旧学；自从东西交通、输入文明之后，才完备了各种科学，属于新学。道德之事看似容易而实际困难，见效也迟，又被时代轻视，求学的人还认为极其困苦；科学之事看似困难而实际容易，见效也快，又被时代重视，求学的人还认为极其甘美。因此见异思迁的人，便无不变本加厉，把作为根本和源头的道德看成多余的赘疣。然而道德，是 天地赖以生成的根本，人物之所以能不断存在于天地之间，也都是道德暗中包容维系的结果。旧学虽然没有实际实行道德之事，尚且还称述它而不使它衰微；新学却各有自己的打算，大多唯恐谈道德会玷污自己的口舌。旧学确实有一种道德，腐败得不堪忍受，用在自身上就像枷锁，用在世上则格难推行。至于道德的真正传承，独一无二，随时变化而不受拘束；它可以宏大，可以长久，与天地同始终。如果没有这种万古不废的旧道德，新道德就无从产生；没有新道德，哪里会有新学问、新政事、新法律、新机器？如果一定舍弃道德来求新，就是违背上天的道理、拂逆人的本性，灾祸必然殃及自身。新学的前途，难道不会一败涂地吗？譬如树木，根本一旦被拔除，枝叶反而会造成损害；譬如物品，皮都不存在了，毛将依附在哪里？所以真正的旧学之中包含着新学。《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真正的新学之中也包含着旧学。《变法总论》说：“今天天下的变化已经十分急迫。”我私下认为，不变的道理，应当改变现状而恢复古制；这样才知道，时代虽然不同，真理却没有不同。不同的东西可以废弃，所以孔子《说卦》说：“去掉旧的，取用新的。”没有不同的东西不可废弃，所以孔子《论语》说：“温习旧知识而知道新知识。” 问：仁、义、礼、智，是先儒所说的本性。如今把仁义礼智与本性分开来说，有人认为可以掺入新学，自成一家；但这样难道不会陷入异端吗？

译答：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发自内心。所谓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心中的本性，是本性的发用。先儒从切实处立论，使人人都能有所知、有所能。然而从古到今，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具备仁义礼智的本性本量，这是由于没有明白本性的本体。即使西方人谈性而不谈心，说大脑主悟性、小脑主记性，也都是本性的发用。本体之性属于先天，产生后天之心，所以性可以统摄心，而心不能统摄性。如果只培养后天之心，却遗弃先天之性，命便不能成立；性与命本来相互联系。没有命，性也不完整；内在凭什么充实，外在凭什么光辉？又凭什么达到“大而化之”才称为圣，圣而不可知才称为神？所以不能不在仁义礼智之外另行说明性命，但性命也并非与仁义礼智截然无关。性命是我的旧主人翁；仁是我的居所，礼是我的门户，义是我的道路，智则是为我引路介绍的。因此，必须以仁义礼智作为辅助，以性命作为根本。明白一分便实行一分，勤勉不止。这样，天地的元气进入体内，便成为我的元气；心思中的恶毒，必定要靠元气洗涤，使它明朗、通达、公正、广大，每天都感到更新。真精的耗散，必定要靠元气调和，使它浩然刚大，每天都感到更新。由此，耳目更新，聪明便无所不达；形体更新，强健便无所不能胜任。这就是旧学中的新学，无时无处不如此。所谓天地会毁坏，而这个不会毁坏；人人都具有它。所谓万物各具一太极，万物共同具备一太极，无处不在。中国是大道的发源地，这一点自不必说。由中国向外说，希腊诸贤倡导性道，也不必多说。由古至今，美利加的李博士谈主观真我，法兰西的笛卡儿谈良知灵魂，日耳曼的大儒康德在对抗之后调和两派、折衷真理，都不超出本质。三位哲人虽然还没有真正见到这个境界，总而言之就是所谓真我、灵魂、本质，也就是这种真性真命。由性命发为道德，由道德聚合精神，由精神扩展形制，这就是文明最高进化的前途。明白了这个道理，即使不得志，也可以著书立说，把一切道理包罗无遗。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出而振兴教育事业，成就德行、培养人才，便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参与议论国家大事，执两端而取其中，便成为伟大的逻辑学家；一旦掌握统治的主权，天下动乱时便铲除暴虐、使善良者安宁，天下太平时便修明文教、停止武备，自己所立的便使人立身，自己的道便使人实行，自己所安抚的便使人来归，自己的行动便使人和谐，这样便成为环海世界上的伟大政治家。与讲仁义的儒者相比，本来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与只袭取新学皮毛的人相比，更是显著不同。称为异人可以，称为陷入异端吗？所谓异端，是不讲性命的人。阐发性命精微道理的，没有比佛教、道教更精深的。帝王如周武帝、唐武宗，曾大力摧抑它们；名儒如韩愈、朱熹，本着仁义的正大光明加以排斥，也不遗余力。它们并非异端，却被斥为异端，直到今天教法仍未衰落，是因为它们所重视的是性命。外国人从日常使用的事物上，悟到万物由何而生，推究根本到上帝；上帝就是天的本性，也就是天把本性赋予人，他们反而没有自己悟到这一点。而且外国人跋涉数万里重洋，探寻大陆，求而得之；对于近在自身之内的性命，却视为虚渺，舍弃它便失去了它。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八大行星…… 凡是脚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人们无不相信有关说法，认为那是真实的；唯独到了性命的真理，却以疑惑传疑惑。哪里知道穷尽形体、探究万象，巧妙得能够夺取天工，今天创造一个新世界，全都是这种性灵所造成的。既然不知道本性的发用，又怎能希望知道本体之性？这正是至美至乐的道理。孔子见过老子之后，出来告诉颜回说：“我的道，大概就像醯鸡一样吧！如果不是先生揭开了遮蔽我的东西，我就不知道天地的广大完整了。” 问：孔子汇集古代学术的大成，于是学术兴盛。从春秋到战国，九流十家，都是古代未曾有过的，学术达到全盛。到了秦朝焚书坑儒，孔子的学术衰落，但诸子学术仍然兴盛。到了汉代表彰六艺、罢黜百家，诸子学术衰落，而孔子学术又兴盛起来。如今吸收五洲学术，日日产生新的发展。如果尊崇孔子，新学便无法进化；如果不尊崇孔子，难道古学就全都可以非难吗？两者势不相容，究竟应当取舍什么？

译答：孔子的学术用来救正人心，诸子的学术用来保全安定身体；其中高尚的，更能超越尘世。人的身心兼备，才成为人；身处尘世而能超脱尘世，才成为完人。因此必须兼备孔学和诸子诸学。近处可以光大国家，远处可以包罗天地，两种学术本来都不可偏废。所以孔学虽然遭受秦始皇焚书的毒焰，直到今天《诗》《书》《礼》《易》仍像日月经行天空一样灿然。诸子学术虽然在汉武帝时被推倒，但道德家、阴阳家、刑政家、法术家，以及兵家、农家、方技家等杂家，直到今天仍流传不绝。如今又吸收五洲学术，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这个时代更兴盛的了。这确实是数千年学术的一大转折关头，但归根到底仍没有超出诸子学术的范围，只是诸子所处的时代还属于萌芽时期，今天则把精华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时代促成的。以诸子与孔子相比，孔子是古学；以今天与诸子相比，诸子也是古学，而今天则是新学。只知道佩服新学，不足以看见学术的真相；如果一定只尊崇孔子，抛弃诸子，蔑视新学，又不能把学术推究到极致，实际上并不是孔子的知音。实在说，孔子是把中外学术熔为一炉来冶炼的。形而上称为道（《孔子系辞》），这是道德家的学问；天地尚未形成便已可以知道（孔子回答冉有的话），这是阴阳家的学问；掌管职分、六典、谋议、咨问、历法、数术，以及刑政、法术家的学问。对于自己，他能直接承担多种才能；对于成人，则兼具权谋、勇力和技艺，诸子百家的学问都没有越出这个范围。只是《六经》详尽记载并编订整理，重点在于人伦常道；至于诸子各学，则保留而不专门论述。这是由下学达到上达，由根本推及末流，其中自有权衡。因此，不尊崇孔子，古学便无法保存，新学又依附于什么？但如果事事只尊孔子，古学虽然没有新学的文明，而新学中不可不遵循的道理，古学早已包含，只是外国新学术将要达到极点，中国新学术才刚刚起步。中国长期被迂腐拘束压制，一旦思想言论获得自由，便有人开启学术的新面貌，也恰好显出学术的真面貌；但也有人数典忘祖、放纵横议，以欺骗人来欺骗自己，仍要反过来谋求旧学、舍弃新学，使学术腐败而没有生气。否则就是摆脱崇拜古学的奴性，又沾染上另一种崇拜新学的奴性。学术一旦败坏，一切立法、司法、行政都危险万分，天下的事情也就无法办理了。这不是取用孔子的学术来端正方向不可。应当怎样取法呢？就是：广泛学习，审慎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切实实行。问：让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的幸福，这是边沁的功利主义，为近代欧美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人生虽然有万般希望，用一个“乐”字就可以概括了。但孟子说：“站在天下的中央，使四海的人民安定，君子以此为乐；自己的本性却不在其中。”难道本性之外还有别的快乐吗？这种快乐又表现为何种情形？答：耳目口体得到满足，衣食器用富足，名位权势荣耀，亲朋知己往来，这四种都是低层次的快乐。即使从个人幸福推进到群体幸福，或者改良不良的伦理礼制、改变不良的法律制度，以使世界达到大幸福，这种快乐最终也会与痛苦相互依存。天演之理说，忧患是天地之间没有谁能够逃避的；天道运行的作用施加于有情之物，也与人的知虑一同显现。人有生就不能没有死，万物有生长就不能没有消亡，内心有感情就不能没有感受。边沁于是创立计算苦乐的方法：两种快乐相比较而取较重的，两种痛苦相比较而取较轻的。这只是知道了计算的方法，却没有穷尽其中的实情。孟子所说“本性不在其中”，是说在普通快乐之外，确实还有特别高尚的快乐。这种快乐常常与痛苦相对立。以此为乐而不感疲倦，并不是破坏人道、实行厌世主义，因为它仍不超出日常伦理；只是致知、存养，反省、自我克制，忍受暂时的痛苦以求长久的快乐，除去虚假的快乐以寻找真实的快乐，辞去小快乐而归于大快乐。明白大道，培养浩然之气，反身而诚，万物都完备于我，充沛广大得足以发育万物，广大则可以与天地并立。广大则天地各得其位，长久则直与天地并存而不衰老。本性也有命，命达到这种境界，绝不会受贫贱患难。身体有时或许贫贱，不过富贵最终归根于命中；处境有时或许患难，不过安乐最终归根于命中。归根复命，就是富贵安乐发生的根机。普通人应当用这种幸福来激励自己，而圣贤却不会因此动心。事业通达不能增加他，困穷居处不能损害他。因此颜子身处箪食瓢饮、陋巷之中，仍不改变他的快乐；孔子饮疏水、弯曲手臂当枕，快乐也在其中。他的快乐从内心生发，显现在面色和背部，四肢的状态也不必言说便可看出。表面上的现象，孟子已经明白说过；实际上美好蕴藏于内，浑然只是一个本性，是没有形象的形象，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四毋”：不凭空猜测、不预先断定、不固执己见、不以自我为中心。问：如今办理教育事业的人，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人才，一方面也为自己和家庭谋求生活。谋求食禄而不是谋求道，固然不能不有所求于人；既然说是在讲道，就可以安于贫困、自得其乐，为什么还要希望别人维持呢？

译答：道就像道路，人人共同遵循才叫道，人人在其中自由行动也叫道。共同遵循与自由行动可以并行而不相悖。道本来就没有人可以离开。教育事业，就是讲明人人共同遵循的道路，使人在道之中获得自由，而不至于在道之外任意自由；人才由此造就，这才是真正为国家着想。如果舍弃道而谈人才，名义上虽是在培养国家的人才，实际上却是在制造国家的动乱，这样的教育事业还有什么可贵之处？至于有家庭，才组成国家；谋求生活，确实是国家的急务。因此教育事业中包含实业，各学校的科学课程中大多有手工，这是为国家谋生活，也是为家庭谋生活。二者只是范围有广有狭，总的说都不是道所废弃的。只是担心有人因为日常生活的小道，抛弃人伦常理的正道，不知道性命的大道；这样谋求出来的东西，必定多有不正当之处，妨碍生活，为道所不容。要知道，日常生活的小道是用来保全身体的，人伦常理的正道是用来涵养心灵的，性命的大道则是为身心把根本植在不可毁坏之处。今天工艺精进，日常用品越来越新；礼法建立，伦理纲常越来越明备；哲学兴起，性命之理越来越显明。这三者之中…… 日常用品有增长就有消耗，只有伦理纲常和性命之理没有不足的时候。实在因为天地之间只有这一种根本规律。日常用品越新，精华就越容易耗尽；物的元气耗尽，就用人的元气来培补它。因革损益，各自得到平衡。伦理纲常越明备，人的元气就越生发；人的元气生发，就由天的元气来成就它。守住中道、怀抱纯一，便直可充塞天地。性命之理越显明，天的元气积聚得越多。物、人、天，本来就是一体。天的元气，精纯的成为人，粗疏的成为物，这其中只是特别分辨轻重。因此有心之人到了这个时候，会觉察到直到今天，日常生活的事物虽然越来越新，却只供人消费；伦理纲常的道理虽然越来越详细，却没有实际实行，那么对于性命这条道路，就更不能不急切地为日常生活和伦理纲常建立基础。自开天辟地以来，由日常生活进到伦理纲常，由伦理纲常进到性命，这是顺应大道的道路。然而数千年来，能够穷尽本性、达到天命的人，古今没有几个。如今言论庞杂、事务纷繁，只有先把性命的端倪显露出来，以逆势迎接时代，伦理纲常才开始能够尽善，日常生活才开始免于争夺。所谓《易》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放眼观察当前局势，各种教育事业动辄需要巨额款项来维持，性命之学难道不更是一个大的教育事业吗？实在希望有大福大命的人出来维持它，使从前无法听闻的道理，或许能够听到应当听到的，然后又听到更多应当听到的而离去；这样之后，才会感叹大道并不在日常生活和伦理纲常之外，而快乐就在其中。但它又不是日常生活和伦理纲常所能拘限的：独善其身，即使身在朝廷和市井，也可以像在山林一样，随处自得其乐。无奈人人都有这种性命，既然具有却失去了本来所有的东西，就不能不把自己独自得到的东西，使人人共同得到。神妙变化虽然难以一下子达到，但有一分元气，就有一分福命。宏大的教育事业，单靠一根独木难以支撑，大道又怎么能够在世间昌明？所以孔子曾说：“自从季孙赐给我一千钟粟，我们的交情就更加亲密；自从南宫敬叔给我车乘，我的道就更加能够推行。因此道虽然尊贵，有时还要凭借财力才显得重要，凭借权势才得以推行。若没有这两位的财物帮助，我的道大概就要废弃了。” 问：如今时运正开始更新，正需要明白道的人出来辅佐扶助。道并不远离人。如今既然以中和立论，必定在日常言语、日常德行中，使人人都能明白。可是您却故意把学说说得神秘，难道不是自居于高堂深室，使人无法探求仰望吗？

译答：日常言语、日常德行，是孔子的文章；说应当使人人都能明白，这话确实正确。子贡不是说过吗：“夫子的文章，是可以听闻到的。”所谓有秘密传授，是指孔子关于本性和天道的言论；说您故意把它讲得神秘，难道不是自居于高堂深室，使人无法探求仰望吗？这话大错。如今新学盛行，荒废经学、轻视古学的人就不必说了；既然以日常言语、日常德行为言，四书也曾经涉猎。子贡不是说过：“夫子关于本性和天道的言论，是无法听闻到的。”夫子的墙有数仞高，找不到门便进不去，也就看不见宗庙的壮美、百官的富盛。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圣人而不可知就叫神。大道本来就有不能使人人都明白的地方。古往今来，实行日常德行、谨慎日常言语，没有谁能超过孔子；但《论语》却说：“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上等的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上等的道理。”难道孔子也是故意把道理说得神秘吗？我们读圣贤书，所学的究竟是什么？人都有同样的心，心都有同样的道理，谁肯甘居下流？如今时运正开始更新，国家不惜耗费千百的资财，派人远游万里之外，唯独近在咫尺的性命之学却从未研究，反而斥责为故意炫耀神奇。外国输入的皮毛之学，尚且担心有一丝一毫不像；唯独祖国最纯粹精深、人人本来固有的性命，却把它等同于无稽之谈。一切保全身心、保全国家的学说，人们都想开创前古未有的东西；唯独对于这种包罗万象的真性真命，却不再精益求精。井蛙不能谈海，是受所处之井限制；夏虫不能谈冰，是拘泥于自身所处的时令；孤陋偏曲的人不能谈道，是受到所受教法的束缚。如今教育已经大为昌明，将把古今中外的遥远差异汇合起来，共同归于大道；却只知道厌弃旧学、喜爱新学，不求温习旧学而认识新知，这是由于不明白中和之道。因此只把中和归属于日常言语和日常德行。但是同样是言语，为什么有日常言语，又有精微言语？孔子去世后，精微言语就断绝了。同样是德行，为什么有日常德行，又有天德？不是通达天德的人，就不知道孔子的至诚。由此推论，中和固然不超出日常言语和日常德行，但日常言语和日常德行又哪里足以穷尽中和？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得其位，万物便得以生长；子思之所以说这话，正是独自获得了孔门传授的心法。《中庸》一书讲的是天人合一，其中确实有秘密的传授。不然，至诚之道为什么要以“如果不是确实聪明而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道它呢”作结？想来如今文运广泛开展，物质已经逐渐文明，性道难道更不应当文明吗？只是现在正处于过渡时代，冲突容易发生。欧美出版的新书，它们所得出的名理和公例，越受攻击越坚固，因而越发发展。何况混成的事物在天地以前便已产生，如果不加以攻究，就无法看见它坚固到了什么程度；其中有天下没有什么能够破坏的东西。彼此既然都是同胞，就不必各自怀抱成见，应当同心同德，把阐明性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但性道精深广大，真理难以认识，事物纷繁复杂。有些似是而非，足以扰乱我们的知识；有些似非而是，超出了我们知识所能达到的范围。法国笛卡儿的学派一扫中世纪拘束局促的风气，突然揭开近代光明的帷幕；它所取得的成效，首先在于不敢轻率地下判断。这是穷理学的第一种方法，孔子早已说过：“多听而对疑惑之处存疑，多看而对危险之处存疑。” 问：孟子说：“顺应天道的生存，违逆天道的灭亡。”那么天道应当顺从还是应当违逆？赫胥黎却说，人类治理之所以有成效，正在于反过来对待天行的规律。那么天道应当违逆而不应顺从吗？这两种说法应当怎样折中？答：应当顺从而不应违逆的，是天理的至善；应当违逆而不应顺从的，是天数的不齐整。而且顺应天理，必须使气数不能掌握权力；违逆天数，也一定要用天理来平衡造化的缺憾。这两方面其实由一个道理贯通。考察应当顺应、应当违逆的实际情形，小到无知的事物，如草与禾苗相互竞争；大到最有灵性的人，如恶与善相互竞争。其间有千姿万态，旧与新相互竞争。竞争之中，存留的未必良善，灭亡的未必不良善。这就是气数不齐，有些情况不能不违逆；选择种类、保留良善，是至善之理，有些情况又不能不顺应。东西各国相互争夺以求自存，终于蔚然成为文明世界，人们只知道从违逆中获得力量，却不知道违逆之中也有顺应之道。处在最剧烈、最严酷的时代，看见优胜劣败的形势，借助时势造就英雄，又借助英雄造就时势，在困难中仍有不难之处。像孔子这样的人，上天将要让他成为木铎，本来就是在造就万世的时势；他不是在造就春秋时代的时势，而是明知不可为仍然去做，有时被围困，有时断绝粮食，这是违逆天数的苦衷。任用他，期月便可见效，三年就能有所成；不用他，便不能造就春秋时代的时势，但他仍教授了三千弟子。他偏偏能够以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来发动人心，这就是违逆天数的手段。违逆天数，正是用来顺应天理的。如今新学家受到外国影响，事事不听命于天，已经得到“逆”字的诀窍；然而由于偏执于一端，大多只在智谋上用力，竟至于把天看成昏昧无知。表面上是不知道敬畏上天，深处则是不知道以天为乐，只凭借自己的巧智和力量足以夺取天工，却忘了人的灵性来自天赋，天赋又来自天理。不能顺应天理，也就不能违逆天数。《易经》旋转乾坤，无非是依据上天之理，主宰、调节相对待而流行的气数。虽然说“过去的事情顺推，未来的事情逆推”，所以《易》是逆数；但由于简易而天下的道理得到显现，天下的道理得到显现，天地万物便在其中各成其位。问：外国把智力和勇力放在首位，所以富强日益进步；中国把仁放在首位，却时常受到外国轻侮。这样看来，仁确实不如智勇那样能够自由发挥吗？

译答：天地凭浑沦的元气发生万物，所以富没有大过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所以强没有超过天地的。发生万物，生生不息，这就是天地的仁。顺着万物的本性各自赋予它们条件，使万物共同生长而不相互伤害；有根基的便培植它，倾覆的便覆盖它，这就是天地的智勇，而智勇藏在仁之中。万物之中以人为贵。人在尚未出生以前，只有仁这一团氤氲之气，五官百骸无不具备，但还没有所谓智勇；然而智勇已经在其中萌芽。等到胎体破裂、形体出生，仁便混融于无极之中，不可见闻；它流露到外部，便表现为知识日益开启，否则仁的道理无法明白；精力日益出现，否则仁的事业无法实行。仁是智勇的根，智勇是仁的作用。如果任意逞强使诈、仗恃强暴，仁便逐步消除，昏暗衰颓也渐渐潜伏其中而自己不知道。因此天下最重要的没有超过仁。仁作为德器极其重要，作为道路极其深远，圣经贤传记载得非常详细。后世文人学士大多能够谈论仁，却不能实行仁。中国什么时候真正重视过仁呢？到了今天，一般人轻浮急躁，趁着时局大变，利用这个机会，竟想把天地的大经、帝王的大法、圣贤的大道…… 视为万古以来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东西，却想一举扫除，以便满足自己灭绝伦理的私欲。他们对于仁的义理固然不知道，对于仁这个名词也闭口不谈，只是一味艳羡外国的富强，却不明白外国的学派。希腊是西学的发源地，额拉吉来图首先谈物性，安邦萨哥拉讨论原质，是天演学的远祖，这些不必说了。梭格拉底谈性理、谈道德，是西方的仲尼；倡导克己绝欲的教化，有安得臣；阐明伦理和政治术数精微，有柏拉图。这说明仁在外国受到重视，已经流传了数千多年。到了近世，哲学推动新学兴起，其中固然有许多从事客观研究的人；从事古学复兴的，也有许多主观思辨之士。无奈国家富裕、军力强盛，难免产生骄气，终于追逐末流而忘却根本，鼓吹瓜分、鼓吹灭种，各种不仁的事情多得无法枚举。然而除了智育、体育之外，外国并没有废弃德育这一科。菲希的谈伦理，说有三种动机：一是纯粹动机，二是自然动机，三是道德动机。所谓道德动机，就是善于治理肉体的自我。扩展真正自我的自由，并且是前两种动机的混合体。看看菲希的观念，以及他论述欧洲西方唯心主义思想的发展，可以说达到了极点。有了这种公共道德之心，为一个国家谋求富强，智力和勇力便为它所驱使。果鲁西亚士、虎哥等人，又以公共道德为根本建立公法，为万国斟酌事理、体察人情；依据人心共同具有的情感来判定是非，确定各国交往、战争与和平的约定，都是由这种不忍之心推展开来的。何况今天，耶稣有教会，十字有组织，海牙有和平会议和仲裁，无非是在扩充万物一体的仁。五洲万国，都是天地所生；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仁人，也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不仁的人。中国时常受到轻侮，实在是出于外国不仁之人，也由于我们自身的仁还没有完全做到。如今不寻求仁的实际，只袭取智勇的皮毛，自以为放纵自由，哪里知道不做旧学的奴隶，又做了新学的奴隶，自由究竟在哪里？天下只有仁能够使人自由。试想坦然而善于谋划，是天的智；善于谋划而又说坦然，说明智就出自仁之中。不争而善于取胜，是天的勇；善于取胜而又说不争，说明勇…… 也出自仁之中。天道本来就是人事的模范。因此孔子设教，先教人泛爱众，继而教人学习文章，这是仁先于智的道理；先教人自我反省，继而实行“我往”，这是仁先于勇的道理。我们应当知道轻重。问：城市尘嚣之中，来来往往的人无不是为了利益。难怪小人争逐利益，君子也不是有利便不行动。人们说，道片刻也不能离开；我却说，利片刻也不能离开。离开道，人反而能够意气扬扬；离开利，兴致便索然，没有一点生气。不谈利而谈道，究竟对人有什么补益？

译答：道产生天地，天地产生万物。天地是利益的聚集之处，万物是利益所在之处。道是利益的来源；万物既然由道产生，那么万物都属于我，这是上等君子的道。端正自己的义理而不谋求利益，阐明自己的道而不计较功效，日常生活之外，直把利益看作身外之物，这是中等君子的道。固有的道在最初出生时便禀受了，却不能对权势利益淡然处之，修养一种德行便想着得到一种回报；利益一旦离去，道心终究觉得难以坚固，这是下等君子的道。君子以外称为小人，只知道口舌以食物为利，眼睛以美色为利，耳朵以声音为利，四肢以安逸为利；即使能够勤劳节俭，骄傲吝啬也随即产生，无非是受利益驱使，根本不知道宇宙间什么是道。上等小人就是这样。他的心还没有完全死灭，害怕灾祸，或许会萌生悔悟；至于中等和下等小人，不过是作恶有大小之分，却都没有悔悟。他们早晚经营谋划的，只是损人利己。利己是天演之当然，即使有道的人也不能抛弃利益而只让自己的德行得到满足，哪里只是城市里的人这样呢？司马迁说：“天下熙熙，都是为利而来；天下攘攘……” 都是为利而往。鼠目寸光的人因此认为利益片刻也不能离开。其实道何曾可以片刻离开呢？还要知道，有道的君子固然没有离开道，即使无道的小人也没有离开道。为什么呢？小人运用机谋、逞用才力，总不超出眼睛的观察、耳朵的听察、口才的辩说、心思的灵活和身体的强健；其中有一种并非人为招致却自然达到的东西，那就是道。必须先有先天的天命之性，才会流变为后天的知觉运动之情。如果不是道，那么眼睛昏昧、耳朵聋闭、口不能言，心因此迷乱，身体因此不能行动，也就不足以成为小人。跖的同伙问跖：“做盗贼也有道吗？”跖说：“到哪里会没有道呢？妄自认为屋中财物所在，是圣明；进入时抢先，是勇敢；出来时落后，是义；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是智慧；分配均等，是仁。这五者不具备，却能成为大盗，从来没有这种事。”所以不只是君子得到道的快乐，即使横行的恶人也都默默承受了道的福泽。《泰卦》说：“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否卦》说：“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君子和小人都用“道”来说明，可见道本来无时无地、无人不具有。同样禀受这种道，受到感应便能够通达，实行它而合宜，就是君子的道；依循真正的道，暗中修养而日益显明。实行它而失宜，就是小人的道；行走在不合于道的道路上，显然日益消亡。消亡之后，便在生、老、病、死和困苦中循环，这就是人与禽兽相差无几之处，终身反而被他人利用。严重的，连本真的性命也葬送到虚无之境，形骸腐败，灵魂消灭。这才是真正的兴致索然、再无生气，又哪里还有意气扬扬？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间强盛活动的阳气，又怎么能够得到它呢？只有元气没有终止的时候。禀受完整元气的成为人，禀受偏颇元气的成为物；人和物都是元气凝结而成。因此有元气的人，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物，好像手中早已握有左券，自然可以取得；又像磁石吸引针一样。天地对待万物，开始不过是二、五之气相互生成；人能够培养生发和制约的根源，元气自然就会与天地养育万物的力量相互感应，于是无需求取便自然得到，成为天下富有的人。所谓富，不只是财货，凡是能够回报自身的都算。接着不过是二、五之气相互克制；人能够培养克制、化育的根本，元气自然就会与天地成就万物的力量相互感通。于是各种事物纷纷降服而归从，成为天下尊贵的人。所谓贵，不只是名位，凡是受到人们敬服的都算。最后，生发太过，便用克制来化解；克制太过，便用生发来制约。人能够在生、制、克、化之间取得中和，元气自然就与天地穷尽、变化、通达、长久的作用相互调节而不衰败，成为天下享有长寿的福人。所谓福，不只是享有年寿；凡是身体康强、内心安乐、虚灵长久不昏昧，都算在内。这就是有道存在，利益便无处不在，也就是孔子所说：“所以大德之人，必定得到相应的地位、俸禄、声名和寿命。” 问：中国之所以衰弱，是因为重视文而不重视武，是这样吗？答：中国所谓重文，只是重视时文罢了，不过是纸上空谈；否则也只是重视仪式文饰，外表金玉，内里却是败絮。中国之所以衰弱，正在于此，这种东西确实不值得重视。如果是《诗》《书》之文、礼乐之文，则上可以贯通天理，下可以经纬大地，人物都依赖它生成，武功也包含在其中。所以文王以文著名，而《尚书》说：“小国怀念他的德，大国畏惧他的力量。”武功是用来维持文德的，没有武功，文德也很难推行。然而单独讲武，如果没有文德作为主导，便是动乱的阶梯，天下又怎么能够太平？所以武王以武著名，而《尚书》说：“即使有周王室的亲属，也不如仁人。”到了后世，有人亲身经历百战，仍然必须放下武器讲习六艺，让马休息而论说道理；下至期林羽门之士，也时时诵读《孝经》。即使有人凭借骑马打仗取得天下，不从事诗书，却让君臣争功，胡乱呼喊砍杀，以此建立朝廷礼仪；即使自古善于谈论兵事的人著书立说，也以仁来停止杀戮，以义来拯救人民，并不专门重视武功。实在因为武功本身并不是最终应当学习的东西。实用经济谈 问：孔子删定《尚书》，为什么把开端断在唐尧、虞舜？答：天道在时运的中和中产生孔子，孔子又以时中的原则代表天道。天道的中道，从唐尧、虞舜传下来。尧传给舜说：“确实把握其中。”舜传给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有精心专一，确实把握其中。”孔子祖述尧舜的中道，所以删定《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是在叙述道统的源流。问：圣圣相传的心法，只有这个“中”吗？“中”就是道吗？答：中，是无极的真、太极的精，是天地的主宰、万物的根本。与这个中相合，也就与道相合了。问：与中相合就与道相合，那么今天天下的道在哪里？今天天下的中在哪里？答：在大同之中。问：既然这样，那么大同就是道吗？答：大同，就是大道得到实行。孔子有志于此，却未能达到。（《礼运》说，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是公共的；选拔贤能，讲求信用，修养和睦；阴谋闭塞而不兴起，盗贼和叛乱不发生，外门也不用关闭，这叫作大同。我孔丘有志于此，却未能达到。”当时天下还没有互通，所以孔子感叹不已。）而如今时机已经到了。（海上禁令彻底开放，水陆交通便利，已经形成大同的形势；海牙和平仲裁裁判，也形成了实现大同的机会。） 问：如今的人逐渐有了大同的思想，请问大同的具体纲目，您将把什么放在首位？

译答：在于禁炮。问：如今各国都在扩张海军、陆军，讲习战术，研究空中飞战艇，发明快枪、利炮、军事电报等各种有益于战争的器具，无不耗尽国库，急切地大力提倡。这种从事战争的心情正方兴未艾，禁炮的举措难道不困难吗？答：战争，是国家实行义力，在小康世、升平世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就是贯彻上述主张。）自从火炮兴起，天下就没有了合乎正义的战争。（战争使用快枪、利炮，就不能像古代那样拿棍棒对阵；因此正直者不一定获胜，理屈者也不一定失败，是非颠倒，天理沦亡，这就是所谓“有强权而无公理”，所以说没有义战。）它实际上足以伤害天德、违犯天和、背离人道而已。人如果不想实现大同也就罢了；如果想实现大同，首先必须战胜残暴、消除杀戮，抛弃并断绝战争，哪里只是禁炮呢？（按：火炮不禁，残杀就不会停止，世界怎么能够实现大同？从因果来说，我今世杀人，他来世必定杀我；天道有报偿，世世代代互相寻仇。阴阳因此失去调和，世界因此不能平等。所以今天有人看见彼此原本不认识的人，却一见如故，或者一见如仇，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果关系。有仁人君子倡导禁止它，那么残杀者世世代代的冤仇，就会从此减少、断绝。这是为万世立功，为万人积德；阴阳也因此得到调和，世界由此获得和平。按功德来衡量，实在是无量的。即使佛教所说的慈悲、耶稣所说的博爱，也没有超过这个的。即使为他铸造铜像、建立生祠，使名声流传千载、香火延续百代，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其中残杀人的武器，没有超过大炮的。它的机关灵敏，炮弹爆炸的杀伤力强，绿色烟雾又有毒，真可说是所谓的“佳兵”。发明这种“佳兵”的人，是给人世带来祸害的人；与其像造木偶那样制造无后果的罪孽、永远堕入地狱，为什么不把这种聪明才智转用来发明有功于世的东西，使自己生前名利双收，死后德行足以配享上帝，长久登上天堂呢？所以孟子说，造箭的人只怕箭不能伤人，造铠甲的人只怕铠甲伤不到人，选择所从事的术业不可不慎重。作为政府，与其耗费物资、伤害百姓，为什么不节省财用、爱护人民，或广泛施惠、救济众人，或把资源转用于民生事业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年、千八百九十八年〕 《道德经》说：“有道的人不凭借武力使天下屈服。用兵这种事，往往会得到反作用；军队驻扎过的地方，荆棘就会生长；大战之后，必定有荒年。君子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武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八百九十九年〕 大概武器是不祥之物，战争充满危险，国家不得已才使用它，并不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在大同的世界里是不能容身的。所以向戍在数千年前倡导弭兵，《春秋》为此建立了义理；海牙和平会议，则由俄皇在数千年之后开创了先机。俄皇尼古拉二世于千八百九十八年参加海牙万国和平会议，又引申圣彼得堡宣言，提出了弭兵的议案。虽然当时条件还不成熟，战争仍不可避免，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大炮，是势在必行的。禁炮就能节约物资、厚养民生；两军对垒时，士兵也能尽到职责。这样才足以看出国家的义、勇、智、仁。如今各国发明枪炮、研究飞艇，已经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甲方有所准备，乙方也有所防备。爱国、自卫的人，谁能只凭赤手空拳来行仁义呢？然而枪炮偶然夺去性命、毒害普通人，人们并非不知道这是无益的痛苦，死后还会留下无穷的遗恨。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战争。百姓有什么罪，却要脑涂疆场？舍弃大炮来作战，同样可以贯彻自己的主张、达到战争目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大炮？何况误死在枪林弹雨之中，有勇气也无法施展，有正义也无法张扬，即使死了也会留下遗恨。只是人道主义还没有昌明罢了。自从人道主义的学说出现，三项宣言书便禁止了这些行为。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海牙万国和平会议上，俄皇尼古拉二世提出三项宣言书：一、禁止从轻气球上投下投射物和爆炸物；二、不得使用毒瓦斯攻击敌人；三、不得使用达姆弹丸。当时加入同盟的共有二十四国，只有英国、美国稍有异议。据此看来，等到人道主义昌明，战争中禁止使用大炮，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一个议案一旦通过，又有什么困难呢？问：人道主义昌明了，世界实现大同并不困难，难道只是禁止大炮吗？然而世界要实现大同，必须先治理国家。请问治理国家的道理，您将从哪里开始？答：治理政事在于用人。人存在，政事就能兴办；人亡，政事就会停止。政事好比蒲卢，人的治理能迅速见效，地的栽培能迅速成树。所以说，有善于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治国之法。问：治理政事在于用人。这样看来，不能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不能不创办学堂。是这样吗？答：您的话是对的。问：如今学堂遍地，人才济济，难道都不是您所说的人才吗？答：人才难得。有的人只了解当今而不了解古代，只了解中国而不了解外国，只了解人而不了解天道。真正的人才并不是容易说有就有的。问：了解古今中外、通晓天人之学的人，确实不多见。请问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学堂应当怎样办？答：就是以孔子所说的“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根本，按照合乎时宜而又合乎中道的原则办理，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人才。问：具体情形可以听您说说吗？答：我早已制定好了总章程，名称叫“中和学堂”。学堂分为内圣之道和外王之学。问：内圣之道是什么？答：就是孔子所说的“性与天道”，以及一以贯之的传授。问：外王之学是什么？答：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功业，也是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实际事业。问：如今新学盛行，治理国家尚且不容易，那么平治天下，难道还有另外的学问吗？答：中和学堂，是把古今中外、新旧各种学问熔于一炉来冶炼。所以总章程所设置的科目有四类：一是德行，二是言语，三是政事，四是文学。问：把它们熔炼在一起的方法，可以听您说说吗？答：设置授教室一所，作为讲授内圣之道的地方；设置大讲堂三所，作为讲说内圣之道的场所。问：请问第一讲堂讲什么道理？答：向堂外的众人演说，使他们知道圣道切近日常生活、具有实际功用。问：第二讲堂讲什么道理？答：向堂内的同人讲说，使他们知道内圣外王的大概。

译问：第三讲堂讲什么道理？答：向接受过内圣传授的人讲说性与天道，使他们知道圣道的发展和长久流传。问：三大讲堂不时讲道，有什么意义？答：好比及时的雨水滋润万物，使它们受到教化。问：三大讲堂分别讲道，有什么意义？答：就是循循善诱，以道德来引导人进入圣道。问：外王的四科汇集了中外新旧的学问，为什么这样多？答：这是用广博的文化来教育人。问：内圣只有一所授教室，却分出三所讲堂，为什么这样少？答：这是用礼来约束、节制人。问：既然分为内圣、外王，为什么要用内圣来治理外王？答：内圣称为“中”，外王称为“和”；“和”是“中”向外通达的结果。内在成为圣人，外在就能成为王者。问：中和学堂分科，本来是为了内圣、外王；而内圣、外王融会为一，效果究竟怎样？答：能够造就民国的人才、大同的人才、万世的人才，使五洲之人不分东西、不分种族，人人都不欺骗、不诈伪，不争夺、不掠取，彼此亲爱、互相扶持。四海之内如同兄弟，天下由此成为一家，万世由此得到太平。问：内圣、外王能够融会为一，究竟靠什么方法？答：新学与旧学合一，古代与现代合一，所以能造就民国人才；中国与外国合一，万种宗教归于儒学，所以能造就大同人才；内在与外在合一，天与人合一，三教同归本源，所以能造就万世人才。问：这样说来，中和学堂培养人才，就如同广博、深厚的泉源，随时涌现人才；所谓有善于治理的人，也有善于治理的法，天下实现大同就不难了。答：是的。三百条礼仪、三千种威仪，都由此产生。问：如今建立中和学堂，是为天地确立本心，为万物确立生命，使世界达到大同，为万世开启太平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八百九十八年〕 答：从人情方面说，我哪里敢这样说；从大道方面说，如今世界已经彼此相通，人心都趋向大道。中国和外国都推尊孔子，天下都在鼓吹大同。我虽然不聪明，却也曾听闻君子的道理和明师的教诲，因此不得不实行人道主义，尽到以大道拯救世界的责任罢了。问：您说实现大同，必须先禁止大炮；治理国家、平治天下的治标之策是这样，那么中和学堂就是治理国家、平治天下的根本吗？答：事情紧急时先治理表面，事情缓和时再治理根本。根本树立起来，道就会产生，天下不必劳苦就能得到治理。问：您所说的中和学堂尽善尽美，但要落实实行，恐怕很难办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二月、六日〕 答：问得好，问得美。人们本来还没有希望实现大同；如果希望实现大同，除了这条中和大道，又还能做什么呢？中和学堂是治理大同的根本学问；果真有大同教育，就会有大同人才，自然会有大同世界，这难道不是容易的吗？至于欧洲的万国和平协会、大陆学会、英国仲裁裁判的万国和平会、各国国际法学会等，研究改变教育方针、废除死刑和决斗、解除元首宣战权、联络各国议员、不赞成扩大军队经费，以及海牙和平会议议决的和平处理办法、强制仲裁裁判、不得违反三项宣言书、海战适用《赤十字条约》、俄皇尼古拉二世于千八百九十八年提议弭兵的三个事项等，都是治理大同的治标措施，难道不难吗？如果能够标本兼治，又何必担心不能实现大同呢？当今世界，在位执政的人如果真正明白中和大道，实行人道主义和正义，那么世界实现大同、天下获得太平，又有什么困难呢？中和学堂是人道教育，大同世界则是人道主义的现实表现。如果尊崇人道、乐于大同，欢欣喜悦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困难呢？

译《恒德》段正元著 民国七年戊午二月初六日记 我曾想到，古人之所以能够成就圣神功化的事业，享有圣贤仙佛的盛名，经历万古而不朽，无非是能够尽到人事所能做到的程度。人事怎样才能尽到？在于有恒。因为“恒”这种德行，是成就自己、成就他人、成就万物的最高法门。这个法门，世人已经很熟悉了；然而知道它而能够践行的人却很少。所以说：“没有谁没有一个开头，却很少有人能够有始有终。”如果能够践行一个“恒”字，小则可以成为善人、君子，大则可以成为圣人，与天地并列。恒的作用真是广大啊！但如果一旦失去了它，一生也不能成就一件事、建立一项事业，最终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凡夫俗子罢了。为什么呢？孔子不是说过吗？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做巫医。”巫医只是小技艺、小术数；连小技艺、小术数都不能从事，何况其他事情呢？孔子引用南方人的话来垂示教诲，其中自然有深意；在这句话下面，他又引用《易经》的话说：“不能恒守自己的德行，有时会承受羞辱。”意思是说，没有恒德的人，必然自己招来羞辱，在世上没有什么分量，其中也有深意。像这样的人，不但不足以谈论恒德，即使连所谓的恒心，也还不值得同他谈论。立身行道 民国七年戊午二月十三日记

译天地所生、土地所养的万物中，只有人最为尊贵。人与万物同样承受天地的生养，为什么偏偏人最尊贵呢？因为人是天地的心，是阴阳的灵性、五行的秀气。人的身体，就是大道寄托的所在。所以孔子说：“人能够弘扬大道。”然而有了身体却不知道立身，有了道却不知道实行，那么这七宝般的身体也会被束缚在气数之中，流转于生死而没有止息，受到世俗习气熏染，沉沦于本有的觉性，以至于堕入三涂苦道，永远没有出离之期，难道不是实在可悲可怜吗？所以圣人教人立身行道，在后世扬名，使父母显耀，从而成就孝德的终极。可是人处在后天之中，被气数所左右，昏昧而不自知，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眼界十分鄙陋，忙忙碌碌，完全只为自身和家庭打算；任由欲望作主，把贼当作儿子，整天放纵欲望、败坏法度，留恋不返。身体虽然活在世上，心却已经死了。他哪里知道人的身体很难得到，光阴也不会重来？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如果不及早醒悟，开始修行，端正性命、保全太和，等到了寿命终点，后悔又哪里来得及？试看如今的人，五十岁上下，鬓发已经白了，筋力也已经衰弱。像古人那样活到百岁才离世的人，相差已经很远了。然而与古人相差如此之远，实在是由于不知道立身。人既不知道立身，也就不知道顺着本性而行、依循中庸。所作所为即使能够炫耀世人、惊动俗众，最终也不过是梦幻泡影、石火电光，明明白白地一天天消亡。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义，就不能立足。”可见立身与不立身，就是死与不死的先兆。因此，立身的关系极其重大。孟子说：“守护什么最重要？守护自身最重要。”《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用来保全自身。”古人对于自身，是多么重视啊！这个身体，不仅是自己的性命所依存的地方；小而言之，一家之内要依靠它生存；大而言之，天下的吉凶、天下的事业，以及贯通天地之道，也无不依靠这个身体。虽然主宰宇宙的是这个身体，但主宰这个身体的只有道；因此身体所在之处，就是道所在之处。《中庸》说：“君子的道理，以自身为根本。”所以想要实行大道，首先贵在立身。轻浮急躁、虚夸自大的人，鼓唇摇舌，妄自夸说自己能够立身行道；考察他的行为，身体尚且没有修养，哪里谈得上立身？道尚且没有明白，哪里谈得上行道？顽固、刚愎、愚昧、庸俗的人，自甘暴弃，把一生看得像蜉蝣一样短暂，醉生梦死，把道看成高远而不可攀登，反而说人不是圣贤，不能立身行道。他不知道天地并不算大，我身也并不算小。如果能够发起志心、反复思量，立身行道，就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也可以使万物得到养育。身体怎样才能立起来？大道怎样才能实行？孔子说：“颜回这个人，选择了中庸；得到一个善，就诚恳地把它牢记在心中而不丧失。”舜喜欢询问，也喜欢考察浅近的话；隐藏坏的方面，彰扬好的方面；把握两端而取其中道施用于百姓。这就是立身行道的好标准、好榜样。但是，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尘世事务纷至沓来，要选择中庸、把握两端而取其中道，哪里是容易说到的呢？然而人即使极其愚昧，谁甘愿落后？如果大道没有真正传授，又从哪里能够觉悟？《大学》留下的教训，实在足以探究根源、把握终点：开始于格物，终于平天下。立身行道的真正秘诀，哪里有比这更大的呢？朱子说，“格”就是到达、推究，也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物质方面的发明层出不穷，而人生精力能有多少？像这样把心思奔逐于物理知识，没有不劳心疲神、损害自身的，难道这是温故知新的道路吗？这简直把先圣教人立身的根本宗旨沉入海底，再也无从探寻了。不能找到门径进入，怎么能够登堂入室，见到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盛呢？曾子作《大学》传，开头就讲诚意，又用手指观看来形容它的严肃，强调一定要慎独，真像给画好的龙点上眼睛。立身的道理，大概全在这里了。不过，理论固然不能只凭借，那么实践的功夫又应当怎样呢？孟子说：“反省自身而达到真诚，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自身不真诚，就无法立身；然而自身怎样才能真诚？《中庸》说：“不能明白什么是善，就不能使自身真诚。”因此立身的道理，也在于明白善，选择善并坚定地坚持它。实际的功夫就在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尤其必须以安静来涵养心性，以敬慎来处理事务，一念也不苟且，一件事也不轻率。这样之后，才可以立身于没有过错的境地。有时处于安静，身体与道合一；有时有所行动，道通过身体发挥作用。推而广之，无时无处不是如此：一静一动，喜怒哀乐，在尚未发出时，以中道把持；已经发出时，自然合乎节度。这样，不说立身而自身自然站立，不说行道而自然实行大道。这同样是上天的命令，深远盛大而永不停息；它的奇妙神化，哪里是普通人能够测度的呢？真乐由人寻 民国七年戊午二月二十日记 我私下想，天地之间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相对的一面：有困穷就有通达，有灾祸就有福气，有痛苦就有快乐，类似的情形多得数不清。然而困穷和通达、祸和福、苦和乐，都是人自己造成、自己承受的，并没有一丝一毫来自外界。佛家说“一切由心造”，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来的”，由此就可以明白。凡事都因人而有、因人而成，造成和承受的权力，本来就掌握在自己手中。既然造成和承受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人人都可以舍弃困穷而趋向通达，舍弃祸患而趋向福气，舍弃痛苦而趋向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考察世间，又有富贵、困穷、通达、失意以及苦乐不均的情况，这又怎么解释呢？没有别的原因：一部分是由前世的积累造成的，一部分是今生当下所作、当下受报造成的。

译人自从出生以来，受到气质拘束、外物蒙蔽，凡是举动作为，都不完全属于善，也不纯粹属于恶。因此善恶两种业并不固定。造恶业的人就承受苦报，造善业的人就承受乐报，因果循环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况且苦乐两种感受，又有上达和下达的区别。现在单说享乐这一方面：既然是下达，为什么还会有乐受呢？大概是上天在偿还人尚未耗尽的余德。人的余德还没有耗尽，即使每天反道败德，天道也还无法使他受苦；一定要等德行耗尽的时候，惩罚和苦难降临，才显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严明。比如名利场中的人，整天贪得无厌、奔走追逐，像苍蝇一样钻营、像狗一样苟且，只图名利；考察他的存心和行事，全都违背天道的正理，却反而能够得到名声和利益，悠闲自得地享乐，大概就是因为他的余德还没有耗尽。这样的人虽然能够获得一时的快乐，却必定不能得到善终；等到罪恶积满，不是遭受极大的困穷，就是遭受极大的灾祸，这是必然的。他所享受的，无非是情欲之乐、道外之乐。以情欲之乐为乐，以道外之乐为乐，这就叫下达，是小人的行为。在他自己看来是快乐，在有远见的人看来，实在可悲可怜，愚昧至极而又苦不堪言。孔子说“小人长戚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君子却不是这样。君子坦荡荡，以成为君子为乐。他所乐的是什么？乐在道，乐在德，乐在天，这是真正的快乐。真乐，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乐在其中”的快乐，佛祖所说“空中不空”的快乐，太上所说“抱一守中”的快乐。得到这三种快乐，不但生前快乐，死后也快乐，世世代代都快乐，快乐没有穷尽。我们生在天地之间，就必须学习君子去寻找真乐；这样快乐产生于内心时，才能合乎中道；表现在外时，才能合乎和谐。以中和作为快乐的根本，那么快乐中的快乐，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千万不可留恋世俗的快乐，只贪图一时的虚荣，却给身心性命留下祸害，自己驱赶自己进入陷阱，束缚灵魂的种子。到那时才后悔，就已经无可救治了。所以世间有一类人，眼前声势轰轰烈烈，名声一时喧腾，是何等快乐！但退一步观察，能够有始有终的人，屈指可数，实在很少。实在是因为虚荣虚誉，凡属于肉身的快乐，不过像浮云飘过太虚，红花转眼枯萎，草木也随之衰败，片刻之间就消灭罢了，哪里能够长久存在呢？由此看来，世间的事情只用“真”和“假”两个字就足以概括。顺从虚假就是虚假，顺从真实就是真实；真实就是实在，虚假就是幻象；虚幻最终必然毁坏，真实才能长久存在。《中庸》说：“至诚没有止息。”天道如此，人事也如此。人活在世间，哪里可以舍弃真实而追从虚幻呢？这就是我们不能不寻找真乐的原因。那么，我们的真乐是什么？概括地说，就是道德；分别说，一是灵魂的快乐，一是功德的快乐。试想做人来到世上一场，如果对社会没有功劳，对他人没有德行，庸庸碌碌，与枯木一同腐朽，哪里有活人的乐趣？然而庸人没有功德，还可以说得过去；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前世因缘深厚，根器非凡，本来容易建立功德、成为圣贤，却偏偏自恃机巧，只图名利，身体不实行大道，又被世俗牵累束缚，于是早晨苦恼，晚上忧患。不但没有活人的乐趣，死后的苦趣还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步，实在可悲。必须知道，做人处世，如果自身有功德，心就安定，精神就舒泰，便得到自身的真乐；对一家有功德，一家就和睦快乐、仁爱谦让，便得到一家的真乐；对一个国家有功德，家家传诵，永世不忘，便得到一个国家的真乐。由此推及天下，天下的真乐无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功德要靠人来建立，真乐要由人自己寻找；找到功德，就能找到真乐。得到真乐的人，没有没有功德的；有功德的人，没有不能得到真乐的。比如孔子粗食饮水，却说快乐就在其中；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箪饭、一瓢水，也不改变他的快乐；孟子说反省自身而真诚，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这些无非都是因为功德圆满、身体与道没有缺失，才得以如此。生前成为万民的榜样，死后享有万世馨香不朽的快乐，这才是真乐。试问历来的帝王天子、富贵王侯，固然是一世的英雄，如今又在哪里呢？世人只知道为肉身谋求虚假的快乐，却不知道为灵魂寻找真正的快乐，实在太昏昧了。不过这也是由于大道不明已经很久，灵魂之学无人讲习也已经很久，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因此，我们想要得到灵魂不生不灭的真乐，就不能不从建立功业、树立德行着手。功德，是灵魂安居的地方；功德的反面是罪业，罪业是灵魂受苦的地方。如果人一生一世不造丝毫罪业，而建立远大的功德，使其充满宇宙、圆满世间，那么我所在的地方就是道所在的地方，道所在的地方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大道实行到这种地步，凡有血气的生灵无不尊敬亲近，天地鬼神也将帮助、赞助教化，其快乐哪里能够用语言说尽！我们生在今天的时代，想要成为今天所需要的人，即使不能一下子达到佛、老、孔、孟那样的圣位，但成就自己、成就他人，做到一分，就得到一分真乐；功德渐渐圆满，圣贤的本领既已获得，真乐也已经享有。这真是天下第一等的好事业。希望大家都振作精神，不要自暴自弃。修养自身而使天下太平 民国七年戊午二月二十二日记

译“君子修养自身而天下太平”这句话，对人讲起来，人们常常付之一笑，以为不过是古人说大话欺骗人，哪里能在事实中得到验证？却不知道圣人立言，是因为大道不能实行，不得已把道保存在文章中，留给后来的学者，这就是所谓“文章用来承载大道”。然而天下没有大道已经很久了，在没有大道的天下谈承载大道的文章，受到人们讥笑本来就应当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经过实践验证，人们没有亲眼看见它。言语说得很大却看不见功效，别说别人会笑，就是我也应当含笑不语。但我所笑的，是世人被尘俗见识封闭，不认识珍宝；世人所笑的，则是坐在井里看天，自以为天很小。所以老子说：“下等士人听到大道，必然大笑；如果不被嘲笑，就不足以成为大道。”道是什么？就是生成天地、生成万物的真正主宰。不是修养德行、凝聚大道的君子，就不能知道它，也不能实行它。因此世上如果有君子把道体现在自身，获得大道完整的体和用，就能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于天而行动，天不违背他；后于天而行动，奉行天时。上天尚且不违背他，何况天下的人呢？由此说来，天下不只是一个君子的身体；君子则完整地体现了整个天下的道。身体有道，美德就蕴藏其中，并贯通四肢而表现为事业；道有身体作为依托，就有了合适的寄托，通过奇妙的化育而显现功用。因此身体和道，本来不能强行分开。身体和道既不能强行分开，那么君子与天下又哪里能强行分离呢？君子修养自身，就是修养这个道身。道身没有固定的限量，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凡是由道化生的，都可以完成各自应有的分量；只是其中的奥妙，很多人没有察觉罢了。如果真能察觉，那么庄子所说“天地并不算大，我身并不算小”，不必等人提问就能明白；孟子所说“万物都完备于我”，也不必费心思考就能明白。圣人立言，借文章保存性与天道，关键只在人自己觉悟、自己获得。因此我们讲修养持守，必须先有悟道的智慧，才能获得大道。道原本只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名词，广大浩荡、幽深渺茫，无法看出端倪。简要说来，不过是尧、舜相互传授的一个“中”字罢了。在身体中建立这个“中”，身体就能修养；在家庭中建立这个“中”，家庭就能整齐；在国家中建立这个“中”，国家就能治理。在天下建立这个“中”，天下就能太平。它的功效为什么能够这样准确无误呢？君子建立中道、树立极则，就好比北辰，居于自己的位置，众星都环绕着它。因此天下太平，纯粹是自然感应，并不是矫揉造作来求取功劳；以自身来验证百姓，也不是靠探求隐秘、故作怪异所能托付的。所以说“无为而治”，大概说的就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方而治理罢了。现在姑且进一步说明：北辰，是宇宙万有的真正主宰。三千大千世界的天地，以及三千大千天地中的万物，有它就存在，没有它就毁坏；它的功用不是语言所能说尽的。君子就是从北辰宫中而来，所以代表中道的主宰。中道还没有实行时，道在北辰之中；中道将要实行时，道就在君子身上。君子承受大道之后，运用它就像投掷东西一样，想向左就向左，想向右就向右，从各方面取用都能得到根源。因此在天下确立中道、安定四海人民，就像翻手一样容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后天的凡阳受先天的真阳转移，先天的真阳又以先先天的元阳为归依；元阳不动则已，一旦发动，先天的真阳全都朝向它。先天的真阳既然朝向元阳，后天的凡阳就全都归附于它。由一贯通万，由万回归一，圣神的功业和教化本来就有这样玄妙的地方。所以说：“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于仁。”所谓“一”，在天地之中，就是乾元的真正主宰；在实行大道的会合处，就是中天大道的代表。《易经》说“首先出于万物之上，万国都安宁”，说的就是这个。《尚书》说“一人元良，万国以贞”，说的也是这个。《中庸》说“三百条礼仪、三千种威仪，要等待那样的人出现才施行”，说的也是这个。凭借这样的人，具备这样大的德望和威力，出而治理天下，真是一年就可以见效，三年便会有所成就，哪里是刑名、法术一类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呢？当今世界，天下战争不止，杀人遍野遍城，又加上水灾、旱灾、瘟疫为祸，全球仿佛没有一片干净土地；人类能够不至于灭绝的，又还有多少呢？究其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不是城墙不高，护城河不深，兵器铠甲不坚利，法律不严密，也不是人心不机巧；一句话概括，就是天下没有修养自身的君子罢了。如果有能够修养自身的人出现，这样，大道的威权就有所托付，天地的元气就有所归依。如此，天地便各得其位，万物便得以生长；中和的功效成就了，君子的职责也完成了。我怎能不对此寄予希望呢？爱国与爱天下 民国七年戊午二月二十九日记

译我曾考察圣人所立的教化，其圆融通达、毫无障碍，八方周全而玲珑透彻的，没有超过孔子、孟子的。比如孔子教人要博爱众人而亲近仁德之人；孟子教人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这种明达、通融、公正、广博，无所不包、无所不适，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虽然耶稣有博爱的教义，近世科学有爱国的倡议，但也不过是说到了大道的一个方面而已；分析它的意义，就不能没有偏颇、遗漏和弊病。我们今天讲求修持、维系世道人心，不管是什么宗教，都把它们放在同一炉中熔炼；凡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就加以提倡；有害于天理人情的，就用来加以纠正。把利害辨别清楚，随时采取适宜的措施，才能一切合宜；中和之道一并达到，天地才可以各得其位、养育万物。这些都是往昔圣人的愿望，也是我们本来应该尽到的责任。圣人以天地之心为心，以爱护生命为怀，把百姓看作同胞，把万物看作同类，大公无私，没有门户之见，也没有彼此的分别，常常爱人如己。所以天下人不待赏赐便受到劝勉，不待震怒便感到威严胜过斧钺；无为而成就一切。这就是圣人的教化能够与天地同流、长存不朽的原因。哪里像后世主张维新的那些人那样，倡导只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天下的学说呢？这种没有打破国家界限、只顾一点而遗漏万端的学说，怎能与圣人的教化相提并论？不倡导只爱国，那么天下和国家之间，还可以相互送往迎来，赞美善行而怜悯无能之人，彼此相亲相爱的心，还可以和乐融洽地相处于太平无事的天地之间。一旦倡导只爱国而不爱天下，不但不能把爱推及国家，反而给国家留下祸患的，往往很多。比如自世界维新以来，竭力提倡各自爱护本国、却不彼此相爱的学说，上至执政者，下至士农工商，没有一个人没有国家观念，没有一个人没有爱国之心。然而既然人人都会爱国，按理说各国应当彼此相安无事，可为什么又做不到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爱国的学说尽善却没有尽美。为什么说尽美而没有尽善？尽美，是爱扩展到一个国家；没有尽善，是爱不能扩展到天下。爱一个国家，就希望它富强、兵力强盛、开拓疆土；这正是人情中必然存在的希望心。然而这种希望，是情欲中的希望，产生于内心，必然会损害事情本身，这是一定的道理。比如当今世界，全球各国彼此施加兵祸，惨烈得令人不忍听闻。甲国想夺取乙国的城池，乙国想占据甲国的土地，丙国想夺取丁国的权力，丁国则想断送丙国的国命。这样相互仇视，战争杀戮没有止息，即使自身和亲属因此丧命，也在所不惜。究其原因，就是只爱国而不爱天下造成的。诸位想想，这样存心，难道是天下的公理吗？这样的爱国，又怎么能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宁并长久存在呢？如果说怀着这样的心意爱国，就都能在大地上建立国家而永远不灭，那就是没有天道了。然而天道又明明白白地长存。诗说：“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书》说：“惟天无亲，克敬惟亲。”又说：“天难谌，命靡常。”天道难道可以欺骗吗？所以爱国反而招致战争杀戮之祸，正是天道巧妙的报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爱国之心，还属于人心的作用。以人心主事，就不能破除自我成见；不能破除自我成见，贪心就一定产生；如果贪求而不能得到，嗔恨心就随之产生。这就是争夺城池土地的事情所以发生，弱肉强食之事所以不止的原因。以爱国之心，而实行侵略征伐主义，不能获利，固然会被君子所耻笑；即使战胜而取得最优厚的利益和权力，也为君子所不取，因为这不是圣人的王道，而是小人的霸术。按照大道循环的规律，最终也必然灭亡罢了。圣人看得长远，谋划得宏大，心怀天下，志在大同，难道只是爱国而已吗？但这也不是说爱国的学说绝对不可实行。只是专门讲爱国而爱天下的学说，只适合在开化时代提倡，用来教导没有国家思想的人民。如果已经有国家思想，也懂得爱国，就必须教他们爱天下的学说，然后才能发展他们追求大同的思想，扩大他们礼让的度量，这样才没有争夺和侵伐的弊病。否则只教导专爱国而不爱天下的学说，势必发展到爱得极端便成为贪，贪得极端便产生嗔，嗔得极端便发生战争；战争就会破坏天地的太和，使阴阳的规律紊乱。爱国反而因此败坏国家，这种痛苦哪里忍心再问呢？所以君子向天下立教，必须八面周全，经权相合，放到四海之内都适用，拿来与人道、天道相验证也不相违背，哪里是只顾一点而遗漏万端的学说所能相比的呢？《书》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荡、平、正、直，就是中正之道，也是大公无私之道。大公无私，是上天的道。古语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就是天之所以为天的原因。君子效法上天来存心，所以把天下看成一家，把万物看成一体，把百姓看作同胞，把万物看作同类，博爱众人，亲近仁德，哪里还分什么国界、种族？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释迦说：“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人能够体会并实行这些话，真正的爱就在其中了。何况天下如同一家，天下人如同兄弟。家业由祖宗建立，兄弟由父母所生，同一血脉、同一元气，亲爱亲族的道理，不可片刻分离，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家国与天下，难道会有不同吗？所以，能够知道万物同出一源而分散成为万种形态的道理，才会知道专爱国的学说 仍然没有尽善。当今世界，人人都趋向大同了。然而要建立大同，就应当从爱国推展开来，先破除国家界限，以爱天下为心，使天下人人共同遵循这条道路；这样，所谓大同世界，就不只是寄托于空话了。元气与福命 民国七年戊午三月初五日记

译元气，是从先天而言的，是天地生育人类和万物的根本源头。元气充足，天地交泰，万物都具备美好条件；元气薄弱，水火、刀兵、瘟疫就会流行。福气，是从后天而言的，是人生穷通得失的根本。福气保存，就会富贵、长寿、健康、长久快乐；福气消亡，就会贫贱、凶险、短命、疾病接连不断。元气与福气之间，先天与后天之间，关系本来就非常重大。没有后天，先天便无所依附；没有元气，福气也无从产生。二者又相互关联，不可分离。其中起枢纽作用的，就是道德。因为道德能够成全后天，使它合于先天；承受先天，又使它发用于后天。比如人的眼睛能够看见，是人的福气；如果观看不合礼的事物，就是背离道德，我的元气便随着这些邪恶的色相散失，福气也就丧失了，而且这双眼睛还可能先行失明。耳朵能够听见，是人的福气；如果听取不合礼的声音，就是背离道德，我的元气便随着这些邪恶的声音散失，福气也就丧失了，而且这双耳朵还可能先行失聪。嘴能够说话，是人的福气；如果说出不合礼的话，就是背离道德，我的元气便随着这些邪恶的言语散失，福气也就丧失了，而且这张嘴还可能先行失去作用。心能够思考，是人的福气；如果心念发动而不合礼，就是背离道德，我的元气便随着这些邪恶的念头散失，福气也就丧失了，而且这颗心还可能先行变得愚昧。所以孔子教人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并详细列出具体要求，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实在是因为“己”不是道德，而“礼”就是先天的元气和后天的福气。“四勿”是实行道德；恢复礼制，可以保全先天的元气并增加后天的福气。所以古代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语。天命，就是元气的凝聚，主宰先天，根据人的道德表现而赐予他后天的福气；大人，就是承受天命、主宰后天的人，根据人的道德表现施行恩威赏罚，使人所有的元气、福气得以实际显现；圣人的言语，代替上天宣扬教化，同时包含先天、后天、元气、福气，教人实行道德。君子敬畏这些，是因为害怕先天与后天难以贯通，元气与福气不能获得；小人却追逐枝末而忘却根本，倒行逆施，每天做坏事，唯恐做得不够，真正的元气全被剥夺，普通的福气也随之消散，内心却仍妄想侥幸，实际上已经沉沦为禽兽。这虽然表现为果报迅速，但归根到底，也是先天、后天的枢纽——道德所产生的奇妙作用。不仅个人如此，国家的兴亡也是如此。纵观往古专制朝代，成败之间无不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些事实固然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究竟如何，暂且不举证；但其中的道理极其真实确定，不可改变。所谓天，是合先天、后天、元气、福气而言，也就是道德。顺天，就是实行道德；逆天，就是背离道德。顺天，天就长存；天长存，元气就长存；元气长存，福气就长存。逆天，天就灭亡；天亡，元气就灭亡；元气亡，福气就灭亡，清清楚楚，没有差错。而见识浅陋的人，常常只争论攻伐、战争、防守的得失，实在太鄙陋了。比如我中国文弱，早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为什么鼓吹瓜分中国的言论持续了数十年，仍不能成为事实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历代祖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些大圣人的大道大德所形成的元气仍然存在，我们还能够享受他们留下的余福。如今虽然强邻逼近，虎视眈眈、步步紧逼，不但不足以畏惧，而且鲁国改变可以达到大道，齐国改变可以达到鲁国，两者的程度本来相差很远。譬如盗贼患了肠痈，病将从内部溃烂，哪里还有工夫拿着兵器抢劫别人呢？只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一味依赖先圣留下的余福，却不知道亲自造福，那才是大患。我们是爱共和、爱平权、爱自由的人，要知道共和、平权、自由，都是后天的福气；如果谋求它们不得其道，那么说共和，必然发展成喧嚣混乱、没有主宰；说平权，必然发展成父子失去伦常；说自由，必然发展成相互杀戮。这样做，恰恰会成为祸乱的阶梯，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福气？所以必须实行道德，以汇聚先天的元气，然后真正共和、真正平权、真正自由的福气，才可以获得。如果问实行道德应从哪里下手，那么简单地说，就在于修身。元气存在于先天，本来充满天地之间，周流不息；这个身体存在于后天，就是承受这种元气而生，一刻也不能不与它相接。修身，正是实行道德的途径。承受先天而使其发用于后天，成全后天而使其合于先天。先天与后天经过道德这个枢纽而彼此关联，元气与福气，既是两个，又是一个，完全不可分割。行道的关系 民国七年戊午三月十二日记

译天地由一道所包摄，万物由一道所充满，人的身体则是大道寄托之处。所以《礼记》说，人是天地之心、阴阳之灵、五行之秀气。虽然人的智愚贤否各不相同，却都有恻隐、恭敬、辞让、是非之心。这四种心，就是大道的端绪。人习惯于这样做却不加察觉，终身遵循却不知道这就是道。试看人活在世上一生，出门劳作、回家休息，耳、目、口、鼻以及心思的作用，没有不认为是自己的能力，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大道在主持。于是忘失本来，任凭外物相互诱引，放纵情欲行事，把大公至正的本性流变为邪僻的情感，与道相距越来越远。所以圣人留下教诲，教人从自身修养做起，再推及他人，以恢复本来的本性。我们从事修持，就应当遵循古代圣人的教诲，视、听、言、动都依道而行。眼睛有所看，就一定要想着看清明正的事物；耳朵有所听，就一定要想着听聪明正的声音；嘴有所说，所说一定要合乎义；身体有所行动，行动就要合乎礼。如果确实能使心思没有邪念，思虑善良然后行动，随时反省察看，完全把不离开道作为准则，道就实行在这里了。然而道有大小之分，也有邪正之别。如果不能体察清楚，那么又往往会陷入不合礼的礼、不合义的义。所以既然知道有道，更应当明白道。但所谓明白，并不一定要探究隐微深奥、广泛寻求博通，因为耳目所达不到、心思所不能周全的地方，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不能做到的，本来不必全都求得彻底明白。只要在日常生活和人伦常道中，随处随事实行于自身，内心有所体会，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这样才叫明道。既知道又明白，如果不去实行，便和不知道、不明白的人一样。所以明道以后，还应当推行到世间，使天下人都知道有道，都明白自己的道，正如王阳明所说，做到即知即行才可以。然而行道这件事，关系到非同寻常的利害，关系极其重大。心里想行道，似乎属于善；但落实到事情上如果不合宜，就必然遭受严重的天谴。心术不善，不过会害到自己；事情做得不善，却会贻害他人。所以天道重在惩罚事情，所谓合乎道便获得，不合乎道便失去；而圣人为了成全人类、防微杜渐，则重在惩罚内心。因此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如果内心果真十分完善，表现在事情上自然不会有不善。只是恐怕还没有达到深彻通达、明白事机的程度，反而强不知以为知；一旦实行，必然导致失败。譬如从井中救人，发心本来是善的；假如因为井口狭窄而彼此挤压，竟至于两人都死去，那么被救的人不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带着愤恨怨恨的遗憾，以善心结成了恶缘。又如劝妇女守节，发心本来是善的；如果不考虑这个妇人的财产，不察明她的真实心愿，也不问她有没有子嗣，只把守节当作美名来劝她实行，那么妇人确实有真心、家境富裕而且有子女，事情固然合宜；假如家境富裕却没有子女，后来因抱养子女而分割财产，产生许多变故，以致祸起萧墙，使同宗之间结怨不休，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假如妇人并无真实心愿，她即使改嫁，夫族、母族也不会有什么名声上的损失；因为你劝她守节，她一时羞惭而不嫁，一旦失足，便辱及门楣，给母族带来羞耻。类似的事情，世上也不少。仅就这一件事来说，尚且能够贻害他人，何况行道这一重任，关系到天下后世。旁门外道本来不值得谈论，最可忧虑的是只得到道的一端，略知一二，似是而非，固执自己的见解，认为除了自己以外再没有别的法门，于是树立名目、建立旗帜，大肆宣扬自己的学说，自以为已经穷尽事理、承前启后，结果不但对人无益、对世无补，反而扰乱人心，堵塞仁义。比如朱文公，本来想阐明圣贤之道，却纯粹以人情物理立说，结果反而把圣人的本性和天道埋没得更加深而不显，遗误至今，人们还常借理学的迂腐拘束来诋毁孔子。宋儒受到世人诟病，难道是偶然的吗？所以行道这件事，有毫厘之差便会相隔千里。如果见理不明，考虑事情不周，落实到事情上便会危害政治，实在难以推辞招致祸患的责任。孟子周游诸侯、接受供养，道既然不能实行，又不把它传给他人，是因为他深知行道的关系重大；与其传给不合适的人，反而败坏大道，不如留下来等待时机，使积累深厚而流传光明。然而世上也有内心本来不善，表现在事情上却竟然是善的，例如王莽赈济百姓粮食，曹操假传诏书讨伐董卓，天道也会因此奖赏他们，所以足以侥幸一时，招揽人心；但不善的内心最终一定会暴露，晚年没有一个能够善终。世上也有内心确实善良，而表现在事情上却不善的。这一定是因为此人前世有冤孽牵连，或者祖宗有隐秘的罪恶，所以事情多有挫折，不能形成完善的局面。正如孔子所说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果真内心善良的人，即使一时不能昌盛，后来也一定能够实现自己善良的愿望。所以人有实行道的善心，必须先没有自满之心，没有自以为是之心，凭借一点大公至正之心来裁定万事万理；又要把所裁定的道理落实于自身，向百姓验证，向三王考察，建立于天地之间，拿来询问鬼神。具有这样的虚心，才可以行道；有这样的道，才可以在天下后世实行。行道这件事，难道可以忽视吗？修持有道有法 民国七年戊午三月十八日记

译为什么称为修持？所谓修，就是修身、修道。身体有习气染污，不合乎礼；大道有驳杂之处，不够纯正善良，于是加以修治，必须使我的身体与天地同流、与道合一，足以参与辅助天地化育万物。所谓持，就是选择善道而坚定守持，执守道德、弘扬大道，如颜子得到一件善行，便始终铭记在心而不失；又如尧、舜、禹所说的“允执厥中”。这样，才可以称为修持。然而修持之中，有先天之道，也有后天之法。无奈大道既已隐没，心法难以听闻，距离圣人越远，真谛就越晦暗。所以一般讲道修持的人，竟把“道”“法”二字混在一起，反而把法看成道，终日在形体、色相、隐怪奇异的事情上摸索。难怪学道的人多如牛毛，成道的人少如兔角。他们活着不能祛病延年，死后姓名也不为人所称道，仍然和庸人俗子一样听命于六道轮回。试看如今所谓修持的人，离开父母，抛下妻子，辟谷绝食，进入山中隐居洞穴；他们的目的所在，不能不说是想成佛作祖、仰慕圣人、仰慕上天。然而试问他们所修的是什么道，所持的是什么事，他们却茫然不知道边际。像这样的人，固然不值得和他谈道。至于聪明俊秀的人，稍微得到老师传授，略知修命的方法，在自身验证，也稍有一些效果，于是便以为这是真正的大道正宗、无上的妙法。等到追问他什么是道、什么是法、什么是道法并行、性命双修，他口头上虽然回答说“道不能空谈，关键不能轻易泄露”，但内心实际上不能辨明道法的实际、性命的精微。偶尔有人得到驾驭风云、缩地之法，一天行走数千里；或者掌握调息一类的法门，数日不需要饮食；又有人在六通之中各自得到一种神通，或者能远远看见几千里以外的事情，或者常常听到大罗天的声音，或者知道人物前世的根基，或者知道世事的吉凶，被世人惊叹为神仙。这不是真正的本性明觉，实际上只是小果位的法门。没有见识的人艳羡地称赞他们说：“这才是真正有道的人。”其实也不过是道中枝叶的发达，是一点小小的效验，哪里足以同明心见性、与德合一、与光明合一、希夷微妙的大道相比呢？即使说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空、真空还无，终究属于修命的功夫、了身的方法，并不是穷尽本性的功夫、使身心真实的道。那么，使自身真实的道是什么呢？做父亲的止于慈爱，做儿子的止于孝顺，做兄长的止于友爱，做弟弟的止于恭敬，做丈夫的止于义，做妻子的止于顺，做君主的止于仁，做臣子的止于忠，同国人交往止于信；同天下人交往，就讲求信用、修养和睦。每天之内，所作所为都可以公开对人说，毫无私曲暧昧之事，纯粹是一颗光明正大的心，完全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分，这才是得道的究竟。所以既然讲求修持，就必须先把大道弄清楚。如果不明白道，只是一味追求法，必然遭遇魔障。世上本来就有因为知道一点小法而背离大道、放纵自身，最终招来灾殃祸患的人。因为有法而无道，就不足以承载法，往往流入小人毫无顾忌的中庸之道；想要长生，反而伤害生命；想要超升，反而归于堕落。所以自古圣贤、仙佛，无不从“道”字入手，亲身实行，在世上建立功业，在人身上树立德行，穷究事理、尽明本性，然后达到性命之境。因此须菩提说，如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儒家至诚的道，也要通过尽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而获得。道家最高的一乘之道，就是无所造作而无为；佛的本觉妙明，离开一切相，也离开一切法。所以佛说，不应执取法，也不应执取非法；如来所说的一切法，并不是固定的一切法。这些都属于本性与天道。假如一个人自身具有大道，那么即使身体中的三百六十种阴阳、法门中的一百零八诀，只要一经指点，就会豁然贯通。为什么呢？因为有道，自然足以统摄一切法。所以讲修持的人，知道法并不珍贵，知道道才珍贵。为什么说知道法还不值得珍贵？昆虫草木、飞禽走兽也有养气的方法，有长生的术，有的能活到千年。因此孔子说：“为什么作为人反而不如鸟呢？”吕纯阳说：“只修命而不修性，即使寿命与天地相同，也只是愚夫。”这些话都是用来破除执着于法、却不明白道的迷妄。只有道才是天下最尊贵的，德才是天下最宝贵的。道德为什么最尊贵、最宝贵？因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本来就是生育天地和人物的根源。能够使最高的德凝聚最高的道，把大道弘扬到天下，就足以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至于长生、成仙、化育，又有什么困难呢？所以孔子说：“早晨听到了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了。”但这并不是说法可以抛弃而不讲，而是人要先明白道，之后再讲法。所以《大学》一书，就是道法兼备的。开头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的实际内容，就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亲民的实际内容，就是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物我同体，广大慈悲；止于至善的实际内容，就是从容地合乎中道，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这些完全是先天之道。道已经完备，然后才说止、定、静、安、虑、得的方法，说明法原本是用来辅助道的。否则既然已经止于至善，下一节为什么又转而说“知止”呢？知止这一诀，就是了命起步的方法。儒家书籍虽然不明说法，但明白了道，就知道句句都是法。然而知道法而不知道道，不能了悟本性，最终仍会堕落；知道道而不知道法，又不能了结性命，难以保全凡人的身体。必须知道性命双修、道法并行，才是真正讲求大修持的人。道德学社的责任 民国七年戊午三月二十三日记 昨晚我在演讲时，对当前气数的恶劣略作感叹。各位门人立即深深警戒自己，一齐发下誓愿，斋戒礼拜，更加修养反省；并且在平常固定的讲经课程之外，请我作特别演讲，希望补足天地的元气，消散凶恶的气氛。各位门人的这一举动，确实符合我的心意，因为这是我和各位门人应尽的责任。我们道德学社的成立，就是为了完成这一责任。所以今天先来叙述道德学社的责任。

译世道一代比一代恶浊，人为的行为诡诈多端。凡是追逐名利的人，大都借用道德的美名，结党招摇，实际上却行恶作恶。到了元午之初，各种宗教一齐响应；炼丹炼铅的人、运用飞笔圆光术的人，充满街巷。这个谈玄说妙，那个当面自称神仙，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互相喧嚷。而我们的学社恰好成立在这样的时期，每天把极其平实、极其淡泊、看似不合时宜的道德学问宣示于社会；人们正把它看成废物，我却把它奉为至宝，似乎很不近人情。于是狡黠的人认为我们愚笨，强横的人认为我们懦弱，浅薄的人怀疑我们另有企图，丑恶的人憎恨我们映照出他们的丑态，诽谤、毁谤、忌妒、嫉恨，哪一样没有呢？然而各位门人自学社成立以来，经过新旧三年，不论寒暑、不论风雨，早晚讲习，一直如同一日。假如稍微怀有追逐名声利益，或夸耀奇异、喜好怪异的心，哪里能做到这样？春天在气数险恶的时候，各位门人不忍百姓陷于涂炭，发愿斋戒礼拜十日；圆满之后，社长又在寂静的夜里特别祈祷。当时已经有人以迂腐来讥笑我们，如今各位门人又再次照此实行，而且计划坚持六十天；可知对于“迂腐”的讥笑，应当会更加严重。可是，世上君子少而普通人多，众人不能理解，本来就是常情；这对我们的学社丝毫没有损益。我们学社的学说宗旨，在于阐发三教同源、万教归儒的深奥意义，实行人道，缔造大同，使天下成为一家、中国成为一人，成就太平极乐世界。其大体已经表现在出版的各种书籍中，尤其在《学志》和附刊的浅显文章中反复详尽地说明了。善于阅读的人如果细心体会，自然会觉察到我们的学社对于天下后世关系极其重大，绝不只是为了眼前或为了中国。今天我不谈其他，先说责任，并且大致分列为几项，是想让各位门人知道自己没有推卸责任的余地，也便于自我勉励。一、体会上天好生的德性，救正人心，挽回气数。人类的生命本来出于同一源头，分成种族、分成国家，只是自然形成的区分。万物共同生长，本来并不互相伤害；飞禽、潜鱼、动物、植物，也各自适合上天赋予的本性。上天爱人爱物的心，最为公正、最为广大，本来就是如此。然而人一落入后天，便迷失本来，放纵六欲七情，演变成贪、嗔、痴、爱，把生物看作在竞争中求生存，把种族和国土看作争夺的范围；因妄念而形成表相，因执着的观念而形成形体，对本性灵明的禁锢越来越深，也就与上天越来越隔绝。不仁的气数于是乘隙在其中播弄，因而倒行逆施，歪曲法治，包藏祸心，破坏上天所降示的民众伦常，把人道毁成魔道，只求满足巨大欲望，宁可酿成百年的祸患、使尸体横陈万里，也难以消除一念嗔恨；把奸邪做到极点，以丑恶为荣耀，欺凌弱小、暴虐寡少，完全成为盗贼。还有人怀有一点小才，沿袭前人的覆辙，模仿所谓英雄，颠倒时势；同室之内便图谋动兵，分庭抗礼就打算视为敌国。对自己有利便把夷狄称为父母，权利不归自己便把亲友视为仇敌；援引条文、罗列例证，舞弄文墨，藏头露尾，挑拨是非，勾连结党，彼此狼狈为奸，杀人吸血；鹰犬四处奔走，伦理纲常丧失，廉耻荡然无存，魑魅魍魉横行，善良几乎绝迹，以致日月昏暗，乖戾之气流行。旱魃肆虐，就造成赤地千里；洪水泛滥，就使万姓成为鱼鳖；风灾、地震、瘟疫、盗贼，层层出现、接连不断。人心感召气数，气数也播弄人心，彼此推动，越演越恶；而上天的真阳之气则隔得越来越远。可怜这些下民，能够留下的还有多少呢？这是上天之心所痛惜的。我们的学社应当体会上天的这种心意，提倡道德，使天下人人都知道人我一体、异地同源，生命有其来源，死亡有其归宿；竞争优胜永远没有尽头，富贵威权都是孽障。扫除残酷、毒害、险恶、狠毒的恶念，启发慈爱、祥和、和乐、恭敬的真诚，那么天人就能贯通，太和就会显现。上天方面，既然生育、成长、养护万物，便会平等而周全；人这方面，自然不再分彼此疆域，不相互侵害，忧患喜乐彼此相关，讲求信用、修养和睦，天下成为一家，大道昌盛施行，而上天的心意也就得到安慰。

译一、体会古代圣贤、群仙诸佛救人济世的苦心，代替他们完成尚未完成的志愿。孔子的志向在《春秋》，所实行的在《孝经》；他在东周希望以一个月的时间见到实际功效，然而上下不相沟通，天下没有真正的国家，小人之道日益增长，君子之道日益消退，大同尚未成就，祸乱便骤然显现，志愿未能实现，谁能继承我呢？佛以十方平等为道，要普渡一切众生。如来出世，怀有一个根本愿望；可是杀、盗、淫、妄使众人陷入深重的迷暗，生老病死接连而来，几乎忘了浊世是苦途，却在苦海中逍遥，在火宅中安居，不知道彼岸，也不羡慕清凉。一世的断善根者，怎么能够得度？太上救人救物，常常行善而不弃绝任何人；主张绝弃机巧智慧和圣人名相，返璞归真。然而忠信已经断绝，难道仅仅止于失去义吗？人们挽起袖子相争，已经下降为兵乱刑罚。天地不以仁爱自居，把万物视为刍狗；归化众生的进程，从哪里开始呢？耶稣代人受罪，广泛传播福音，无非是爱人救世的仁慈。然而末劫将临，撒但仍未归服；裁判虽然严厉，谁会成为信徒呢？穆罕默德坚守清真，本来是为了洗涤善良的心，使人归依唯一的主宰。然而私欲虚伪杂陈，哪里还有真主的名义？既有内在欲望，又受到外在污染，难道还能够理解回回之道吗？即使群仙诸佛，也无不希望大道早日实行，各自发下宏大的誓愿；并且按照各自职责和能力，尽力辅助大业成功。然而众生迷惑太深，不知反省，有的追逐肉欲，沉沦为下等禽兽；有的贪婪金钱，掠夺如同盗贼；有的争权夺利，连续不断地杀戮。凡是群仙诸佛苦口婆心劝导的真言，明示的规范和暗中的惩戒，以及珍贵如金玉的条文，有的公然违背，有的置之不理。这些人即使受到各种惩罚，最终也很难自己醒悟；该受惩罚的仍受惩罚，该堕落的仍然堕落。淘汰越厉害，众生反而越多；一生一灭、一化一变，层层递降，元气越来越薄弱，弥补越来越困难。所以人心一天不醒悟悔改，古圣先贤、群仙诸佛的心一天就不能安宁；太平一天不能实现，古圣先贤、群仙诸佛的志愿一天就不能完成。圣贤仙佛已经过去，不能在这个尘世直接教导人；我们的学社提倡道德，就是作为圣贤仙佛的代表。他们有想说而没有说尽的，或有微妙言意而没有显明的，我们学社就替他们阐明；他们有想实行而没有实现的，或将要实行而没有完成的，我们学社就替他们补足完成。树立最正的榜样，用方便的法门引导，务必使天下人人都具有圣贤仙佛的心，实行圣贤仙佛的行为；这样就无异于人人都是圣贤仙佛。大道昌盛施行，天下太平，圣贤仙佛的志愿也就自然完成了。一、使那些造作恶因、永远堕入地狱的幽魂怨鬼得到超度和解脱。人有机谋，天有巧妙的报应；世上的人容易欺凌别人，冥冥中的惩罚却难以逃避。凡人在尘世所作的十恶八邪，无不按照各自的程度施以苦罚；尤其是那些发明、继承、传播违背人道的学说和技术的人，罪孽最重。他们活着时，凭后天凡俗的见识揣测大道本源，误解天演，妄说优胜，逞强雄之心，口出颠倒黑白之言，假借淫威，伪造证据，一人倡导，百人附和，变本加厉。鼓吹自由独立，拆散有亲情的骨肉；鼓吹生活竞争，率领百姓彼此相食；以义为名主张铁血，制造军国体制，使百姓已经没有肝脑，妇女儿童也都变成豺狼。于是感召魔道，诱发机心；火上加油，助桀为虐；以淫邪的工巧相互连接，制造凶器。凶器上腾高空，下沉水底，汇集天地万物的精华，成为杀人的精良器具；强力弹药和毒焰，惨烈狠毒无与伦比。他们以片言只语的翻新为得意，却使毒害流传数百年；本来只是一个人开创，却使仿效者遍布整个地球。今天兵连祸结，全世界已经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却仍不能停止，都是他们的学说以及由这些技术制造出的结果。恶业既已形成，那么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是作为谈资和助力，还是寄托于理想，无论是亲自实行，还是由他人实行，罪责都归于发明者和继承者。他们的学说技术流传越广、推演越精密、使用越急迫，他们的罪孽也就层层增加、越来越重，他们的堕落也越来越深。如今全世界仍在实行他们的学说、使用他们制造的器械，尚无停止的时候；所以他们的灵魂沉沦在九幽之下，经历各种大地狱，灌口、钳舌、挖眼、挤心，千回万转，也还没有停止的时候，而且连自行忏悔的余地也没有。一定要等到所有违背大道的学说以及一切伤害人的器物都被屏弃不用、彻底消灭，他们的罪孽才开始得到解脱，他们的灵魂才得以超出幽暗，恢复本来状态，重新看见天日。我们的学社提倡道德，就无异于替他们忏悔。将来天下人人回心向道、实行道德，那么不但他们的罪孽可以解脱，灵魂可以超度，即使九幽之下所有的大地狱，全都归于无用。并且还能够感受到道阳的恩泽，使幽暗转变为光明了。我看那红尘苦海，芸芸众生茫茫无际，沉浮其中，任凭它旋转淘汰，醉生梦死而不知醒悟，都是因为没有及早实行道德的缘故。道德不能及早实行，就是我们学社没有尽到责任。这同我们这些人推波助澜、使他们堕落到红尘苦海中去，又有什么不同？我怀有这样的心，各位门人也应当共同怀有这样的心。我讲到这里，仿佛上帝降临，觉得古代圣贤、群仙诸佛对于我们的督促责备之严、寄托期望之深，确实有十目十手共同监察的情形。各大地狱中沉沦幽暗、罪孽深重、永世难以升脱的幽魂怨鬼，流泪哀号的凄惨情形，直呈现在眼前，仿佛看见了它们的形状，听见了它们的声音。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怜？我们面对这样的景象，哪里敢推卸责任而有丝毫懈怠！一定要怎样尽到责任，才足以挽救端正人心，挽回气数，上报圣贤仙佛的期望，下度永远沉沦幽暗的鬼魂，使天下太平，万物众生都归于大道，共同享有大同的幸福。这全在于我们顺从天命，实践伦常，敬重师道，同心同德。还要以身作则，走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并且以弘大、坚毅、勇猛的精神来推行这一切。乐天命 民国七年戊午三月二十八日记

译所谓乐天命，是圣人的事业，确实具有实际内容；不是已经获得天命的人，很难谈论它。获得天命之中，有至高的道，有真实的学问，不是靠空谈，也不是靠侥幸取得的。由此可知，乐天命的实际，更不能虚假冒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是天命却夸称自己获得了天命，或者离开天命而妄称自己乐天命，都不足以谈论这个道理。那些守着经书、抱着史籍，步子和行为都拘守规矩，固执于一成不变，自以为贤圣的人，然而没有践履心性的真实功夫，不明白大道的根本源流，被尘俗见解自我封闭，把未能解决的道理忍心带进一生终结之中；他们取了表象却失去正道，向上通达没有门径，虽不失为浊世中的君子，最终仍难免被气数淘汰。有的人偶然听到一点道术秘诀，便把它珍藏秘传，整日整夜炼制鼎炉中的铅汞；然而丹书和扶乩笔所说的神异之言，对民生有什么补益？纵然调服丹药可以延年益寿，冥顽不化的本性终究同木偶一样。有的人斩断尘世缘分，隐居岩洞，枯坐苦修，独自参悟、寂静修养，仅仅足以自我解脱，却骤然贪求清净之福；然而人间和天上的小果报都不是涅槃，像焦芽败种一样，重新堕落实在可忧。这些人都自以为有所获得，却不足以说是获得了天命，也不足以说是乐天命。还有的人生长在豪华之家，世代承袭优厚俸禄，不懂礼义，连菽粟都分辨不清，以锦绣、肥肉精粮、犬马和姬妾来供一生享乐，耗尽前生积累的福分；有的人沉溺于浓艳的花月之间，迷恋诗酒，放纵形骸，自夸风流；有的人把礼义看得像枷锁，把伦常弃置如同粪土，离群独立，放声歌啸，纵情遨游，误解天趣，抛弃自己的生命，假装疯狂而肆意妄为，这同自我残害有什么不同？这些人都自以为快乐，实际上反而失去了天命，不足以称为真正的快乐，更不足以称为乐天命。因为有所获得，是快乐的实际；真正的快乐，则是获得天命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一旦获得便永远获得，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孟子说：“万物都完备地存在于我身上，反省自身而达到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达到至诚就如同神明，至诚可以与天相配；处于大中至正、广大平常的境界，达到最常久、最精妙的状态，为天地弥补缺憾，而这一切早在万年以前就已安排妥当。这颗心贯通造化的开端，而来去都不牵挂于心志，还有什么快乐能超过它呢？帝尧在文祖之庙告终，重大的负担于是得到释放；天位之中已经传承下去，人与人和睦便有了根本；麒麟凤凰一同遨游，并不只是与人和万物彼此忘情；草木长成祥瑞，也只是适合大地神灵的根本。然而作为天、作为帝，我已经没有自己的名号；处在无知无识的境界，又怎么会顺应华封人的祝愿呢？他愿意同百姓共同享有成阳之游，这与自在地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尧乐天命的情形。大舜的父母已经顺从，终身的忧患得到解除；他端庄平和、垂衣拱手，笃厚恭敬而无为，君臣和谐，相互欣喜，朝廷上一再唱和；祥云灿烂舒展，日月光华照耀；使人消除忧愁、使财物丰足，知道把美誉归于《南风歌》，却又忘了感召万物的缘由。五弦琴的和谐、《大韶》的美善，都由此产生。这就是舜乐天命的情形。孔子删定整理经籍完成，使东周的文化有所依据；三千三百条礼仪等待人来实行，做官或退处、久任或速退，都完全合乎时势和义理；把富贵看作浮云，却并非漠视人情；即使弯曲手臂枕着它、吃着粗茶淡饭，也自有快乐在其中；直到年老还不知道快乐会有尽头，快乐到极点便无所谓快乐，也无所谓无知，真正的快乐就是真正的知晓；没有什么不快乐，没有什么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可忧虑（实际上是真正没有忧虑），没有什么不去做。这就是孔子乐天命的情形。尧、舜、孔子、颜渊，他们的行为踪迹固然相差很远，但他们乐天命，却没有贫富之别、没有贵贱之别、没有夭寿之别、没有险夷之别、没有天子与平民之别，完全相同。我们儒家大道的实行以及修学的次第，都以乐与天命作为始终。《论语》第一章最后说“别人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时时学习而感到喜悦，是成就自己的事情，属于‘得’；朋友从远方来而感到快乐，是成就外物的事情，属于‘行’）。《论语》末章开头说“不了解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确立礼，是成就自己的事情，属于‘得’；了解人，是成就外物的事情，属于‘行’）。所谓命，是义理的凝聚和中道的显著表现，是天下的大根本。修学以此为根基，行道以此为依据。大德之道，实行和修养并不分离，所以说“大德之人必定受到天命”。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自己不怨恨，就是不怨天、不责人，知道我的是天；即使退隐世间、不被人知，也不感到悔恨。学问达到这里就是极致，道达到这里就是自然。安然处在平易之地以等待天命，自然会得到上天的佑助。这样的妙境无法用语言传授，而天下万物都包含在它的度量之中；伟大的化育不借助个人的用心而成就，却在万世留下功效。所以又说：“快乐了，就实行它。”这样看来，乐天命不就是我们儒家最高的境界吗？中庸的概论 民国七年戊午四月初一日记

译大道的发源，不过在于中；人事的完全至善，不过在于庸。庸是中的作用，中是庸的本体；本体和作用兼备，这才是大道中的真正主宰、人事中的万能原则。试试看天地何其广大、万物何其繁多、人事何其纷杂，它们之所以能够并存并理而不互相混乱，谁是主宰呢？没有别的，就是中在主宰它们。换句话说，就是道。因为这个道本来是上天的至高义理，浑然一体、深厚无际，本来是一个无极。无极而成为太极，阴阳由此分判，天地由此开辟。阴阳分判、天地开辟，这就是万事万物产生的由来。道的深不可测，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追究到极点，不过是一个理罢了。理主宰着气，气的变化都是理的变化。孔子为《易》作《系辞》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天地发生变化，草木就繁茂。想要知道变化的道理，不能不知道义理的变化；想要知道义理的变化，不研究中庸之道，不践履中庸之行，又怎么能够知道呢？自从周王室衰微以后，圣人的教化衰败，天生孔子，想以大道救济世人，世人却不能尊奉他，也就罢了；而邪说和暴行又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子思对此深有鉴戒。他深怕大道沉沦废弃，后来的人无所凭借，于是继承祖先的德业，依据天理的正道，穷极人伦和万物的常理，写成这部书来阐明大道，题名为《中庸》。书中所揭示的天人一贯之理、万物与我同源之性，本来至平至常，即使愚夫愚妇也可以参与知晓，也可以做到。无奈世人蒙昧了自己的本性，丧失了自己的德行，不知道慎独，不敬畏天命，从细微发展到显著，从小处积累到大处，最终不达到倾覆灭身的地步就不会停止。这就是孔子感叹“百姓很少能够长久实行”的原因。然而，道将要实行，是命运；道将要废弃，也是命运。上天不想在子思的时代开启民众的觉悟，却仍然在众说混乱的时代爱护大道。数千年来，这是天地闭塞、贤人隐退的时运。如今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地方、人力所能通达的地方，大道广泛开展的机会已经到来，中庸之道或许可以实行了吧。人是万物之灵，人人都承受天命而形成自己的本性。保存于本性之中的，就是天命；天命与人的本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是什么？就是天，就是理。万物没有不统属于天的，也没有不依赖人的。人承受天地之中的和气而出生。人就以这个‘中’为根本，遵循本性而行动；推及万事万物都适宜，考察古往今来也没有错误，这才是万世通行的大道，难道还只是所谓中庸吗？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庸是天下的大作用。所以君子的道路，从慎独开始而归于一，推究到无声无臭，以完全实现天命本来的状态；这样便达到了中，确立了天下的大根本。这就是万种差别归于一体。再以慎独为根本而向外发用，推究到万事万物，使人与万物都各自符合最恰当的本性；这样便达到了和，完全实现了通行天下的道。这就是一体的根本散布为万种差别。果真能够达到中和，那么静止达到极点便获得天命的自然状态，行动达到极点便获得遵循本性的最恰当状态；天地因此各安其位，万物因此得到生长，中庸所能做的事情就完成了，但中庸的范围和分量还远没有穷尽。诚信于道、弘扬德行的君子，不应把这些话视为空谈。天命之中庸 民国七年戊午四月初六日记 考察古代圣贤著书立说、传下教诲，都是因为大道尚未实行，于是把它写在简册上，以延续道统。其中有的标明作者姓名，有的不标明，也要看天命究竟如何。例如《大学》一书，是各种教化的纲领，是使人人合于天道的学问，这一点人人都知道。程子说它是孔氏遗书，朱子解释为右经一章，大概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的。然而通篇经文为什么没有‘子曰’‘孔子曰’呢？天地发生变化，圣人效法它；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它。至于《大学》的来源，本来是天地元气所化。孔子向老聃请教礼时，老子把它传给孔子，传到‘则近道矣’为止。先天之道、后天之法，都包括在这五十八个字中，所以篇首没有写任何人的姓名。《中庸》是大道的精粹、天人合一的学问，人人都知道是子思所作；为什么从头到尾也没有子思的名字，不像《论语》各章开头的‘子曰’，也不像《三孟》各章开头的‘孟子曰’？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子思本来不能凭自己的意念创作《中庸》，而是大道将要隐没时，上天特意借子思之手完成这部书。这样既彰明祖先的德业，又阐明大道；而且子思又没有开坛设教，没有承担师位的责任，虽然写成了《中庸》，也是恭敬地承受天命，所以不敢自称自己的名字。虽说孟子是子思传授的，那也是私下传授，因此孟子也说：“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弟子，我只是私下向别人学习孔子的道。”由此也可以想见其中的缘故。

译子思写《中庸》，本来就是奉行天命、敬重天命。他的性灵与天命相贯通，所以开篇便说天命。他的意思是：上天赋予我的东西，就是先天的真实本性；我就让这真实本性自然流露，遵循它、顺从它，以尊重天命而建立天道，再依据本性之道建立人道，这就称为大道。然而天道、性道、人道各有不齐全之处，必须加以修治，去除粗疏而保留精华，保存纯正而去掉驳杂，才可以传教后世。如此说来，哪里还有不由这条道的呢？这条道是天地人物产生的根本。天地之所以长久不息，人物之所以各自完成其生命，全由道主持。因此天地人物在一刻之间，也从未离开过道。然而人终身遵循它却不知道，最容易背叛道而做出不合于道的事情。所以君子知道道不可片刻离开，也尤其知道道最容易被离开，于是在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时时戒备谨慎、心怀恐惧，整天勤勉不懈，晚上仍然警惕，如临危境。君子为什么这样修养反省、反复体察自己的道路？因为知道人禀受道而生，凡有动作，都包含在道之中。不要说它隐藏而难以知晓，它无时不在，到处都显现并发扬；不要说它细微而难以看见。没有什么事物不具备它，处处都显露而清楚可见。比如人把心藏起来，别人无法测度，但心中怀有善意或恶意，随即就会表现在面色上。所以君子要慎独。但这里的‘独’字，不是说独自居住、单独一人，而是人人本来固有的东西，即人所秉持的常性之善、天命赋予的本性。它至高无比、无可匹敌，只有一个而没有第二个，所以说‘慎独’。慎独就是保全这个独，不欺骗自己。因此‘慎’字从‘竖心’旁、从‘真’义，取的是树立真实不妄之心的意思，不让物欲侵扰。无论言语、行动、坐卧，都把放纵的心收回其中；即使本性流动而成为情感，在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也早已在其中建立了中道。因此一旦向外发用，便立即合乎节度，都得到人情的正当状态，没有乖戾的情形，所以称为‘和’。和是中的发扬显现；没有中就无法显现和，没有和也无法彰明中。做事不知道运用中，就像用平秤衡量物品，只抓住两端，眼睛却不看中间（天针对地针所指的方向就是中），并把它当作标准，必然有偏重的弊病。想要轻重分毫不差，必须以中为根据。所以中是天下的大根本。懂得运用中，就懂得损益；损益，就是天道。掌握天道来调节人的情感，就能在各种时势下都安排得恰当。相互安处于广大平正的境界。所以和是天下通行的大道；所谓通达，就是旁通无碍、无不适宜，推广到四海都可以作为准则，与天地的德相合，与日月的明相合，与四时的次序相合，与鬼神所显示的吉凶相合。这样还会有不能使天地各安其位、使万物得到养育的吗？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人心顺畅，天心安宁，万物之道得以成就，都是中和所造成的。所以说，中和之道，收摄起来存在于一颗心中；等到它达到极致，便能明察天地。《中庸》称之为参与并辅助天地化育，也就是尽其本性而归还天命。慎独之中庸 民国七年戊午四月十一日 《中庸》一书，本来是先天真元之气，是万古不磨灭的道，所以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结尾说“无声无臭”。它包含人道、性道、天道，是各种教化的精粹、大道的本体和作用。若想剖析它的精微，也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把《中庸》浅显层面的粗略内容，和各位共同研究，希望可以窥见它的门径。《中庸》一开口就说“天命之谓性”，为什么称为天命？它是天地万物的真正主宰。万物没有天命不能生长，没有天命不能成就；人则完整地禀受天命，把它作为自己的本性。至善而没有恶，这就是天的命，也是人的本性。人的进退、言语、沉默，如果能够遵循本性自然的道理去做，没有过分，也没有不足，恰到好处，这就是由本性而形成的道，所以说“率性之谓道”。因为人落入后天，失去了本来具有的善性，做任何事都不能践履本性、遵循中道，所以圣人就依据率性之道加以修治，然后在百姓中验证实行，使天下人人都处在化育之中，各得安居之所，完成自身的生长，这就是仁恩普遍流布、教化充满天下。天下有了教化，本来就是天下人的福气。但人的心容易动摇，作恶容易，行善困难。如果没有诚恳地把道牢记在心、切实实行的功夫，就不可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人由道而生，人人都有道，道存在于身体之中，就是身体中的元气，是灵魂所依附的地方。如果稍有不慎，就容易失去它。所以子思说出“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这句话。因此君子在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仍然戒慎恐惧，这是敬畏上天、保守大道、尊重自身的表现。人人都把隐秘细微之处看作别人不知道、可以放纵的地方，却不知道最隐秘的地方正是最显著的地方，最细微的地方正是最容易显露的地方。因为本性和道所在之处极其广大，乃是一切有形有象之物的主宰。慎独的君子不以别人能够弘扬道作为实际，也不以道不远离人为表象，所以慎独的功夫正是君子独有的推行。君子有慎独的功夫，把道蕴藏在自己身上，因此在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中道始终存在。这就是儒门所说‘允执厥中’的中，佛家所说‘空中’的中，老子所说‘抱一守中’的中。君子时时把它牢记在心而不丢失，涵养太和之气。所以君子的道，不发作便罢；一旦发作，就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安排得恰当，无不合乎节度。合乎节度，就称为‘和’。中能够使万物不断生长，所以是天下的大根本；和能够使人在任何处境中都自得其乐，所以是天下通行的大道。能够达到中和，就是圣人。圣人是上天的代言者，代替上天宣扬教化，使教化遍及天地和众生，于是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生长。人是天地的心，是万物之灵。起初，上天生出万物来供养人，也就是天地使我得以安立，万物养育我。人能够达到中和，使天地各安其位，使万物得到养育，以报答天地生成的恩德，这才完成了作为人的分量，也就把参天两地合而为一了。难道能说天地不伟大、我的自身很渺小吗？如今正值舟车能够到达、人力能够通行的时代，中庸之道将要实行，这岂只是子思著述的幸运，也正是我们这些人的幸运、天下人的幸运。君子之中庸 民国七年戊午四月十五日记

译‘中庸’这两个字，也不是从子思才开始的。孔子早已阐发，在天上早已形成了形象；只是子思加以重视、申说并汇集成篇，才在地上形成了具体文字。中道本来始于尧、舜、禹相互传授的道，孔子继承并阐述尧舜之道，汇集众圣人的大成，扩充人道进化的阶段，又加上‘庸’字，是向人表明以中道作为实际作用。所以子思写《中庸》时，引孔子的话作为证据，第二章开头就把它标明出来，直接写“仲尼曰：君子中庸”。但子思是孔子的孙辈，怎么敢直接称孔子为仲尼呢？大概是因为子思重视天命，称‘仲尼’是代替天命宣说；同时也表明仲尼是道的代表，是天下万世之人的师表，不是某一姓某一家能够私自尊奉和亲近的。君子，就是有信用、遵循常道的人。由五常发出三纲八德，这就是君子的中庸。小人，就是没有信用、不守常道的人，丧失中庸之道，同中庸背道而驰，所以说‘反中庸’。君子的中庸，并不是有意强行做出来的，而是因为他的人欲已经完全净除，天真的本性自然流露，涵养深厚而完整。它无所不统摄，笃实而有光辉，无所不通达，所以能够事事合乎中，处处合乎中，适宜于古代，也适宜于今天；适宜于中原，也适宜于外地，无所不适宜，无处不合乎中，所以称为‘时中’。小人并不是从来没有中，也不是从来不知道庸，只是没有慎独的功夫，任凭情欲发作，失去了本真，放纵乖僻、邪恶奢侈，无所不做，哪里还会有顾忌畏惧之心？然而中庸之道至大至刚，至神至妙，所以孔子也赞叹说：“中庸大概达到最高境界了吧！”中庸为什么这样至高呢？因为中就是最恰当、最合适，没有过分也没有不足，是至善的意思。在先天的先天，它是混元金宝，是乾道，是诸天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天顶。在后天的先天，它是帝道，是生杀的本源，是变化的父母，是万物的纲纪，是运行气数的真正主宰。凡是后天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无不是中道在流行。中道作为道，真是至高了：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没有内也没有外；从开始到终结、从内到外，没有什么不贯通并由它主宰；上上下下都彻底贯通，没有一丝一毫的障碍。称为‘庸’，‘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作用，也是恒常。经常运用中道来办事，不刻意推动却能发生变化，不强作妄为却能成就长久的事业。既然如此，百姓为什么很少能够做到呢？他们之所以很少能做到，是因为没有得到中道的心传，不知道如何运用中道。然而中庸之道虽然精粹纯一，却又极其平易、极其平常；它不能在世上实行，实在是有原因的。考察百姓的禀赋并不相同，因而知识见解相差悬殊。有些人生来天资优秀，往往自恃聪明，不能潜心探索，反而把道看作平常而轻视忽略，所以不能达到中。有些人生来愚钝迟缓，既缺少敏捷，也不知道道在于通权达变，所以不能达到和。这就是中庸不能实行的原因。但道本来要依靠贤能的人出世来阐明；贤能的人亲身实行，却把持得过于严苛；不肖的人则甘愿自暴自弃，以为道神妙高远、难以企及。这就是中庸不能明白的原因。这两种人，一个有过，一个不及，都由于不知道中庸之道既至神至妙，实际上又至平至常。就像人每天都吃喝，很少有人知道饮食味道的平淡，正因为这种平淡适合养生充饥。由此看来，聪明贤能者的见识本来可以达到道，却又超出了道的范围；愚昧不肖者又难以参悟道的深层内涵。他们都难以窥见道的全貌，也就难以满足实行道、阐明道的愿望。所以孔子不禁忧虑深叹说：“道大概不能实行了吧！” 小人之中庸 民国七年戊午四月十五日记 人类本来没有不依靠良知良能而生存的。什么是良知良能？就是道的中；它显现在人的情感和事业之间，就是道的庸。中道确立以后，庸的功用才能完成；庸道完成以后，中道的实际内容才显著。所以君子内在表现为中，外在表现为庸；庸是外在的王道，中是内在的圣道，内圣外王贯通为一，这就是中庸。中庸有君子的中庸，也有小人的中庸。君子的中庸，本于先天至善而随时合中；小人的中庸，则发自情欲，似是而非。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由此可以看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有如天壤。君子的为人，德行纯粹，至善至美，他的中庸人人都知道。至于小人，又怎么能把中庸加在他身上呢？其实天地之间，姑且不论君子小人、善人恶人，没有谁没有中庸。不过小人的中庸被物欲遮蔽、被嗜好蒙蔽，追逐末端而忘记真实，任凭情欲行事，于是把本来固有的中庸完全丧失了，他每天的所作所为，都是中庸的反面，似是而非。若说它是中庸，却又不是中庸；若说它不是中庸，却又似乎是中庸。于是是非颠倒，真假难辨，各种旁门左道、邪说淫辞，无不由此产生。所以孔子说出‘小人反中庸’中的这个‘反’字，就揭破了小人既不中又不庸的根源，以及以假乱真的实际情形。圣人与狂人的分界，已经明明白白，没有任何遮掩的余地了。但既然说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仿佛已经把全部含义说尽，为什么又说‘君子的中庸’‘君子能够时时合中’‘小人的中庸’‘小人肆无忌惮’呢？因为君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默，总是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唯恐片刻离开中道，所以无时不是中，无事不是中，时时把握中道，事事由中道而行，这就称为‘时中’。必须能够时时合中，才能做到天人一贯、实践中庸；这正是君子乐于成为君子的原因。可是一般冒险投机、侥幸取利的小人，平时发表高谈阔论，认为为什么一定要讲道德、讲仁义，道德仁义是多么美好；又常常深深感叹世道人心不如古代，指责某某人极不讲道德仁义，而自称自己是如何遵行道德仁义。他确实俨然把这些道德仁义占据在心中而毫不怀疑。等到考察他的实际行为，却把道德仁义全都抛到脑后，放纵乖僻、邪恶奢侈，没有什么不做。俗话所说“满口道德仁义，一心奸盗邪淫”，正是小人的中庸，是小人肆无忌惮的情形。正因为他没有顾忌，所以言语和行为不能相互照应。

译自从礼教衰微，上面没有道德准则，下面没有法度守持，中庸之道也因此晦暗而不明。孔子感叹“百姓很少能够长久实行”，其中的意思极其深刻。因为当时圣王没有兴起，礼制衰败、音乐废坏，处在下面的人无所适从，所以不说‘人很少能够长久’，而说‘百姓很少能够长久’，责任在于上位者。百姓本来秉持常性，喜爱美好的德行；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够对中庸之道加以提携教导，那么百姓就像草，中庸的德行就像风，风吹到哪里草必定倒伏，中庸到哪里百姓必定跟从。中庸之道无微不入、无所不到，起初实行于一个人，达到极点便充满天地之间，所以说“中庸大概达到最高境界了吧”。所谓‘至’，就是说中庸之道已经达到极点、完备无缺，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可惜在上位者没有提携教导的人，而百姓很少能够做到，这种情形也已经很久了。上面不能实行中庸之道，下面的人也就漠然置之，不加过问；有智慧的人轻视它，愚昧的人又达不到它，贤能的人自以为高明，不肖的人又不能做到。孔子感叹道不能彰明、不能实行，并分出有过和不及两类人，其中也暗含着道依存于师儒的微妙意义。当时周室虽然衰微，尤其还有一两个圣人贤者在民间讲道，一班文人学士，哪一个没有听闻这条道呢？无奈聪明的人超过了它，愚钝的人又达不到它；即使有时听到了，也转念之间就忘记了。就像人没有不饮食的，但想要知道饮食滋味的人却很少。这句话不说‘百姓没有不饮食’，而说‘人没有不饮食’，责任又在于下位者。人每天饮食，既然不知道滋味，又怎么能知道自己每天都处在道中，知道还有中庸呢？既然不知道有中庸，却想让中庸之道当时实行、天下明白，就更难说了。看孔子感叹“道大概不能实行了吧”，就知道当时天道与人事彼此背离，道不能实行，已经由‘矣夫’二字清楚断定了。天道不开，即使有圣人兴起，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孔子说：“君子的道有三项，我一项也不能做到。三百条礼仪、三千种威仪，都要等待那样的人出现以后才能实行。” 大智择善之中庸 民国七年戊午四月二十日记 子思引用孔子称赞舜有大智慧的话，向人说明实行中庸之道必须有舜那样的大智慧才行。世上的人有智慧和愚笨的差别，没有不轻视愚笨而看重智慧的，却不知道智慧如果没有仁，就会成为狡猾的智慧、小人的智慧。智慧所能达到的地方，过错和罪恶也会随之形成；小则酿成灾祸、招致损失，大则杀身亡国，还不如没有智慧而愚笨的人，安分守己，少造罪恶，足以保全良心，不至于堕入苦道。所以智、仁、勇三者兼备，才是天下通行的大德。有这种大德，就是大智慧；有这种大智慧，才能行道，才能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然而这种大智慧古往今来都很少见，所以孔子以大智慧许给别人时，只举舜一人作为范例。舜的大智慧究竟从哪里看出来？《尚书》说：“考察古代帝舜，他的光明与尧相合，深邃明智、文德显著，温和恭敬，诚信充实。”这些固然是他大智慧的显现，却仍不是大智慧的真实情形。追究到底，实际在于他喜爱询问，喜爱考察浅近的话。孟子说：“大舜有更大的长处，善于同别人共同为善，乐于采纳别人的长处来成就善行。”从耕种、烧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无不是取法于众人来成就善行。这一点也可以作为证明。至于隐藏人的恶行、彰扬人的善行，这就是大智慧中的美德。其中有运用中道的功夫：中道如同戥秤，用戥秤来衡量善恶；有些恶行应当隐去，就隐去它；有些善行应当宣扬，就宣扬它。隐恶扬善，实际上是为了开辟进用贤能的道路，并且集思广益。自古以来掌握国柄、主持政务的人，常常自以为身居众人之上，可以任意施恩作威；一遇到百姓有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就加以责罚；或者有功却不奖赏，有善却不表扬。这些都是情欲在起作用，不能称为中。运用中道，必须像戥秤衡量物品一样，执持两端，使天针和地针相合，既不过分，也没有不足，然后把它用于百姓，百姓就没有不服从的。《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人不心悦诚服。”这就是运用中道的效果。这个‘中’字，是圣学真正的心传，也就是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能够把握这个中、运用这个中，就是大智慧；有大智慧的人，就是通达天德的人。所以所谓大智慧，是先天的真实智慧，是从本性中流露出来的。假如没有这种真实智慧，即使选择了中庸，也仍然不能期满一个月守住它，更何况实行中庸之道呢？无奈世上的人都自以为聪明，以为可以超过万人而居于最高处，却不知道那些行奸耍巧之流，全是鬼聪明，都是没有根基的智慧，连善恶也不能分辨，甚至善事要舍弃而不做，恶事却去做而不停止。例如声色犬马，人人都知道是丧失志气的媒介；利禄和名声的枷锁，人人都知道是禁锢人的牢笼。为什么还兴高采烈地来、熙熙攘攘地去，踏入其中，争先恐后的人却到处都是？他们把希望成为贤人圣人的精神，用在制造罪恶、危害自身的深渊之中，不但肉身受到伤害，还污染灵魂的种子，千生万劫也没有解脱的可能。俗话说“牢里坐着的都是英雄好汉”，说的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实际上被驱赶着投入罗网和陷阱，却显然不知道躲避的人。即使有一两个贤能明智的人，知道趋吉避凶、憎恶邪恶而归向善良，选择了中庸，也往往没有深远的见识和谋虑，不能守满一个月。由此看来，可以知道道之所以不能彰明、不能实行，实在是因为世上没有大智慧的人，而聪明反而被聪明所误。所以孔子又举出颜子那种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的例子。颜子具有大智慧，可以作为选择中庸者的榜样。孔子说：“颜回这个人，选择了中庸，得到一件善事，就诚恳地牢记在心而不丢失。”如果真能像颜回那样喜好学习，得到一件善事便牢记在心而不失去，久而久之自然会义理精纯、仁德成熟，达到三个月不违背仁的境界，又怎么会不能守满一个月呢？无奈世人既没有帝舜的大智慧，又没有颜子的聪明，有的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有的知道了却不实行，所以君子的道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由此才知道，实行中庸之道的方法，就是大智慧的方法。若没有舜和颜回，又同谁一道呢？所以孔子把他们连续合在一起称说。好问好察之中庸 民国七年戊午四月二十四日记

译中庸之道实在太难明白、太难实行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处在道之中，习惯了它却不能察觉，就像人没有不想吃东西，却很少有人能知道食物的滋味。仁者看见它，就称为仁；智者看见它，就称为智；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所以君子的道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因此子思特意引用孔子称赞舜大智慧的那一章，向人显示实行中庸之道的方法：以大智慧为智慧，必须有大智慧，然后才能知道仁、智、勇合而为一，足以使明德彰明于天下。然而孔子称赞舜的大智慧，正是担心世人误解，以为舜只是具有天纵的聪明，是生来就知道的。哪里知道真正的大智慧，还是从虚心向人请教、勤奋学习、恭敬办事中得来的？所以说舜喜爱询问，喜爱考察浅近的话。“喜爱询问”这句话，足以看出他虚心向人请教，不自矜自满；“喜爱考察”这句话，足以看出他勤学敬事，随处留心。就像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孔文子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可耻；诸葛孔明集中众人的思考，广泛采纳众人的益处，都是这个意义。喜爱询问，就能多听闻世事的是非；喜爱考察，就能得到事物的真实情形。必须先从这里下功夫，才能明白各种政务，察知人伦，清楚了解善恶的分界，不至于被是非摇动、夺取判断。又进一步隐去别人的恶处，宣扬别人的善处，同时不偏执于善恶两端，而是把中道用于百姓。能够知道如何运用中道，才有彰明光明德性的实际功夫，这才称得上大智慧。所以这一章的着眼处，就在‘好问’‘好察’‘用中’三句话。好问好察，是成就自己的学问，是内圣之道；把中道用于百姓，是成就他人的学问，是外王之道。舜之所以成就大智慧就在这里，他能够无为而治也在这里。所以结尾说：“大概就是这样才成为舜的吧！”无奈世人自恃聪明，凡事不肯虚心向人请教，自以为学问无人能及；对于身边人的话，又完全不用心详察，于是见识被局限在一隅，往往被亲近之人的离间之言、片面之词煽动迷惑，是非颠倒，善恶不明：亲爱的人就偏袒，厌恶的人就偏袒，畏惧敬重的人也偏袒，怜悯的人也偏袒，傲慢懒惰的人也偏袒；却没有把握两端、运用中道、使权衡完全恰当的主宰力量，反而把弄虚作假当作能干，依仗机巧、变诈，百般经营谋划。事情即使一时成功，最终也必定败露；或者杀身亡家，祸患接踵而至；或者声名败坏、名誉扫地，遗臭万年。这同把人驱赶投入罗网和陷阱之中有什么不同？却没有人知道躲避它。这完全是情欲在起作用，识神在做主；人心有权势，道心却没有权势。聪明反而被聪明耽误，不能真诚，实在太可悲了。所以子思先引述孔子称赞舜具有大智慧，又引用“人都说我有智慧”这一章来反衬，向人说明应当效法什么。前一段所说的“人都说我有智慧”，是略有小聪明，就是俗话所说的鬼机灵。一切杀人、盗窃、淫乱、妄为以及作奸犯科的事情，都是由此产生的。后一段所说的“人都说我有智慧”，是中等的智慧。具有中等智慧的人，在应对事情、接待人物时，也知道道本于天理，顺应人情，依照规矩去做；但只因看事情不能十分透彻，或者一经挫折，便毁掉最初的志向；或者信念和力量不坚定，有时废弃中道。所以说，选择了中庸之道，却不能守到一个月。这两章书指出，实行中庸之道在于大智慧；大智慧必须随时随事合于中道。如果只是略有小才小智，便因此自夸自恃，肆无忌惮，在中道上恰好走向反面。一反一正，圣人与狂人的分界，就清楚得像揭开盖子一样了。比如信奉善道的人，能够在中庸之道上知道选择什么，比起冒险侥幸、流连忘返的人，可以说是有智慧了；然而选择了中庸，却不能守到一个月。仍然是因为没有出类拔萃的大智慧。所以下一章便说明颜回的为人：选择中庸之道，得到一项善理，就诚恳地牢记在心，始终不失。由此足见颜回也是有大智慧的人，所以没有守不到一个月的毛病，而有牢记不失的实际表现。子贡称赞他能够听到一件便推知十件，难道是偶然的吗？通观全局，颜子的选择中庸、牢记一项善理，是内在成圣；舜的喜好询问、喜好考察，执持两端而取其中，是外在成王。前后这两个人，内外贯通，这才完成了大智慧的分量。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应当像这样。”大概就是因为他们的大智慧相近。自强的中庸 民国七年戊午四月二十八日记

译上一章说中庸之道难以做到。孔子希望人坚定而持久地保持自己的德性，以便能够做到中庸。要坚定而持久地保持德性，必须先自强。所以本章借子路询问“强”来阐明自强之道，特意向人指出达到中庸的捷径和门径。人的本性，本来是上天所赋予的，刚健、中正、纯粹而精微，可以统摄万事万理，使它们归于一体。中庸本来是最平常、最平易的道，哪里有什么不可能呢？不过人一落入后天，就被气质拘束、被外物蒙蔽，于是本来具有的良知良能逐渐失去了根基。所以选择中庸而不能守到一个月。如今大道的机缘已经开启，如果能够坚定自强的志向，打破情欲的私念，去寻求中庸之道，那么没有一件事不是中，没有一件事不是庸，又有什么困难呢？自强，是上天的道；使自己强大，是人的道。《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体察上天之道而使自己强大的意思。强大而不停止，就是与天道合为一体，得到上天的元气，成为我身中的真实德性。由此德性加以弘扬、扩充，上下与天地同流，这就是中庸的至高之道；但没有君子的坚强，是不能做到的。所以子路询问“强”的一章，孔子说出南方的强、北方的强以及君子的强，其中包含上、中、下三等的教法，都是孔子根据人的资质施教、循序善诱的大门径。所谓南方的强，是因为南方属火，火是文明的象征，也就是教人让真实本性发挥作用。真实本性的强大，天下有谁能抵挡呢？大概有仁者无敌的气象。所以这种立教以宽厚柔和为主，如佛家以慈悲为根本、以普渡众生为心愿，实行忍辱波罗蜜，差不多就是这种境界。处在没有道义的环境中，也不存报复的念头，同时又不丧失自强的志气，如耶稣的博爱主义、替仇人祈祷，就是这个宗旨。这样的强，已经处于充实光辉的境界，是君子一类的人。所以说：“南方之强，君子居之。”至于北方的强，北方属水，水中没有火，便没有水火既济的功效；所以水虽然有趋向下方的性质，顺流不息，但水性一旦发作，就会横流泛滥，力量强大而形势难以遏制。就像平常好斗的人，有时血气一发，即使身披铠甲、手执兵器，死了也不觉得厌悔，这就是北方的强；而强者居于其中。北方的强，具有强硬的资质；南方的强，具有强大的真实本性。能够学习北方的强，就是强者，可以进入中庸之门；学习南方的强，就是君子，可以进入中庸之道。能够进入中庸之道，再勇猛精进，强大而不停止，那么中道就存在于自身；此后发用而归于平常，才能和谐却不随波逐流，具有和光同尘的气概；立身于中而不偏倚，具有身处世俗而超脱、置身尘世而不染尘的权变。国家有道时，不改变自己秉持的深厚心志；国家无道时，即使到死也不改变固有的真实本性。这种强法，是合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具有水火既济的实际功效和刚健中正的大道，经过充实光辉的境界，达到大化圣神的领域。所以孔子四次赞叹说：“强哉矫！”“矫”就是在百世以前、百世以后都奋然挺立、巍然独出的意思。功夫达到这里，我想要中就是中，想要庸就是庸，自然能够以自身为根本，在事物中得到验证，在天下得到证明，无不光明磊落，随时处置都合宜。否则就不能做到中庸，凡是存心和应事，大多陷入虚妄谬误，不能对人说。所以孔子说：“探寻隐僻之理，行为怪异。” 后世有人称述它，我是不做这种事的。这几句话，正是针对那些虚妄谬误的人说的，希望他们去掉探寻隐僻、行为怪异的人心，归向中庸的至高之道。至于刚开始学习、成为君子的人，虽然能够谨慎地照着做，但德行不坚固，一旦被习俗风气改变，便半途而废；这是圣人所不做的。圣人和君子立身处世，念念不离中庸，事事遵循中庸，一刻也不离开至高的道；常常随遇而安，随着处境而自得其乐，即使避世而不被人知，也不悔恨。这样的中庸，就是君子的随时合中。所以说：“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其中“唯圣”一句应当灵活理解，是激励人的话。圣人与凡人都由中道所生，如果能够自强，凡事遵循道而行，到死也不改变，就能够超凡入圣，何必担心不能做到中庸，又何必担心不能成为圣人呢？再进一步说，上面两节，一处说“我是不做这种事的”，另一处说“我是不做到的”。那么，依循中庸、避世而不被人知却不悔恨的君子，显然是圣人自我期许的话；可是他又不说自己能够做到，而说“只有圣人能够做到”。这种立言的精妙和谦逊光明的气概，如果不是达到温良恭俭让境界的至圣，又有谁能够做到呢？天人与一贯之道的中庸 民国七年戊午五月初二日记

译《中庸》一书，自古以来儒者都称它为天人与一贯之学。究竟中庸之道怎样使天与人贯通一体？考察各家的解释，仍不足以作为后学的指南。比如程子解释说：“不偏叫作中，不改变叫作庸。”如果果真以不偏才叫中，就必然拘泥于一个固定的中，哪里能够随时合中？如果把不改变就当作庸，那便是拿着斧柄去砍斧柄，哪里还有平常的德行？所以解释经书却没有通达先圣立言的本意，就像隔着墙投掷东西去覆盖物体，终究只是捕捉影子。想求得直接恰当，绝没有这种道理。因此，不明白天道的人，不可以著书立说；不能通达立言本意的人，不可以解释圣经。何况《中庸》一书包罗万有，每一章都藏有本性与天道在其中，岂是世俗的眼光、凡俗的心思所能解释其深藏的底蕴呢？那么为什么称为中庸？清淡无极，而众多美善都由此而来，叫作“中”；《易》所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就是这个意思。包含弘厚、光明广大，而万物都得到亨通，叫作“庸”；《易》所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中”就是大道，“庸”就是至德；“中庸”二字，就是道与德合而为一。所以孔子赞美它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境界了吧！” 又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得很平，爵位俸禄可以辞去，锋利的刀刃可以踩踏而过，中庸却不能做到。”孔子感叹中庸难以做到，是因为人落入后天以后，心中的中道被情欲扰乱，于是天与人隔绝，所以说不可能做到。如果想做到，就必须把心中的中道向下与身中的中道相合，向上与天地的中道相合，随时、随地、随人、随事，都如同用水平器测量物体一样，天针与地针相对，丝毫不差；这样才是中庸，才算天人与一贯。无奈人的智慧和愚笨、贤能和不肖各不相同，不是超过，就是达不到，总不能恰好合于中道，实践平常的德行，完成天人与一贯的本来状态。追究其原因，实在是由于不知道天命。所以子思作《中庸》，开篇阐明宗旨，便把“天命”置于首位，使后世学习的人想要得到中庸、实现天人与一贯，必须先知道天命，并顺从而接受它。所谓天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西方人所说创造天地人物的真宰，回教称为真主，释迦称为佛。（佛经说，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一佛所化。）道家称为元始一气。然而这个天命，又是人人各自都具备的，也就是人所秉受的常性之善、上天赋予的道理。良心一旦败坏，就是丧失了本来的真实本性，就是违背并丧失天命。天命一旦丧失，各种缺陷和苦恼无不由此产生。所以世上那些身体不完整、饥寒交迫的人，并不是上天赋予他们的资质有所不同，实在是因为违背了天命，自作的罪孽无法逃避。上天生人，所赋予的本性本来完全充足，没有丝毫欠缺。即使从草木来验证，顺从天命的自然，开花结果，无不完全实现自身的分量；何况人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是三才中最尊贵的，难道会不能吃饱穿暖、保持完整的人相吗？而且“天命”二字，是人生荣辱的根基。所以孟子说：“顺从天意的就能生存，违背天意的就会灭亡。”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敬畏，其中敬畏天命。”又说：“小人不知道天命，也不敬畏它。”又说：“不知道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人能够知道天命，就得到中庸、实现天人与一贯的真实境界了。什么叫“天命之谓性”？天道浑然一体、没有间隔，运行不息，万物因此滋生；凡物的本性，都是天命赋予的。所以说：“天命叫作性。” 本性从哪里体现出来？就在于安处自己的位置而行动。言语、行动、动静，都不欺骗自己，不违背天命，这就是循着本性而行，也就是道。但道在后天全靠人来弘扬，而人的道心如同钟表的发条，被油脂黏住，日复一日，渐渐不能转动；又如明镜被尘土封住，日积月累，必然变得不明。所以说修道，就是修治那些障碍道的东西。我现在修治它，教后人有所效法、有所守持，所以说“修道叫作教”。“天命之谓性”这一句，是由先天说到后天，如同由无极到太极；“率性之谓道”这一句，是由后天说到先天，如同由太极到无极；“修道之谓教”这一句，是道德合一。用什么来证明呢？庄子说：“通达天地的是德，运行于万物的是道。”既然说修道，难道不是通达天地吗？既然说教，难道不是施行于万物吗？这三句话是整部《中庸》的纲领，是天人与一贯的真实大道。道，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人的耳、目、口、鼻和四肢，什么时候曾片刻离开过道呢？手舞足蹈，哪一样不是道使它如此？一旦离开道，邪僻乖戾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说那就不是道了。进一步说，道一刻也不能离开，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连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能违背仁，仓促时一定如此，颠沛困顿时也一定如此。尧、舜、禹诚实地执守中道，颜子诚恳地牢记善道而不失，随时都与中道相合而不离，天人与一气相通，这是上等教法。因而君子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恐惧，这是循性而行的功用。虽然说不被看见、不被听见，但我的心是善还是恶，即使别人不知道，自己一定知道，道也知道。所以说，没有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的，没有比细微处更明显的。曾子说：“十双眼睛看着，十双手指着，真是严厉啊！”所以君子一定慎独，只怕与中道相离，使天人与人隔绝。这是中等教法。再次一等，是在喜怒哀乐还没有发作时守住中道；内在能够守中，情感发作时都合乎节度；外在能够和谐，也符合天人与一贯的道理。这是下等教法。概括地说，能够完全实行中道，自然能够使内外合一，随时处置都合宜。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天地万物都由中产生。所以说它是大根本。根本树立起来，道就产生了。把它施用于外在，自然能够得到和。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道。所以有子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贵。先王的道之所以美好，就在于此。达到中和，就是以天命所赋的本性为根本，遵循本性的道，实行修道的教，把它举起来实行并扩充它，广大充沛啊！它使万物发育，崇高得与天地相等，可以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这样，天地万物甚至都要依赖我而生存。《易》说：“先于天时行动，天也不会违背；后于天时行动，便奉行天的时令。”连天都不会违背，这就是中庸的最高境界了。最平易、最平常的中庸 民国七年戊午五月初九日记

译天地之间凡是最平易、最平常的事情，其中都存在最神妙、最精微的道理。试着抬头观察天空，日月星辰在那里悬挂；低头察看天地，飞翔的、潜游的、活动的、植物都在那里生长。再看人类，五官和百骸都具备。人们只看见五官百骸最平常；如果追究它们动作行为的道理，那么是谁在纲维主持它们呢？人们只看见飞潜动植最平常；如果追究它们所以生生不息的道理，又是谁在主宰呢？人们只看见日月星辰最平常；如果追究它们为什么能够光明灿烂，悬在空间，各有轨道而不坠落偏离，又有谁知道它们是怎样运行而运行不息呢？所有这一类现象，天覆盖着它们，地承载着它们，丝毫不混乱，其中都有一个最神妙、最精微的道存在。这道是什么？就是天地的元气、人与万物的纲纪，也就是中庸的大道。中，就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庸，就是天下最大的作用。大根本确立之后，才有大作用。有子说：“根本树立，道就产生。”这就是确立中道而实行庸道。庸道就是常道，也就是君为君、臣为臣、父为父、子为子、夫为夫、妇为妇、兄弟有兄弟之道、朋友有朋友之道，是日常人伦生活的道。君主的道在于仁，臣子的道在于忠，父子之道在于慈爱和孝顺，兄弟之道在于友爱和恭敬，朋友之道在于信义。这五种道理，谁不知道呢？又有谁不能实行呢？正因为人人都能知道、人人都能实行，所以它才是最平易、最平常的。然而追究它广大精微的一面，它又是天下共同通行的道，是人道的始终；天地依靠它而存在，万物依靠它而生存。有了它就安定，没有它就混乱。它的神妙不可测量，又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说明的。所以说，普通夫妇中的愚昧者，也可以参与了解它；等到它达到最高境界，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普通夫妇中的不肖者，也可以实行它；等到它达到最高境界，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不知而不能做到，是中道神妙莫测的一面；能知而能行，是庸道最平易、最平常的一面。如果没有最神妙、最精微的中道，就一定没有最平易、最平常的庸道。为什么呢？中道是体，庸道是用，体和用一刻也不能分离。譬如人有躯壳和性灵，如果没有性灵，躯壳就无法生存；如果没有躯壳，性灵就无处寄托。因此性灵不能没有躯壳，而躯壳尤其不能没有性灵。正如有了庸道，中道才能显现其功效；有了中道，庸道才能发挥其作用。阴阳相互配合，不可偏废。这就是中庸之道所以最平易、最平常，却又包含最神妙、最精微之处的原因。现在试以《中庸》首章来说，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人既然承受上天的命令而形成自己的本性，那么道就不在天上而在人身上。人能够循着本性，充实本来具有的善，就称为道。以道为根本加以修治，使它光辉显明，随时施行都合宜，成为天下的法则，就称为教。看这首章的三句话，是从无性之初说出有性，由性说出道，由道说出教。其中“命、率、修”三个字，是整部《中庸》所以产生的原因；“性、道、教”三个字，是整部《中庸》所以完成的内容。前后一贯，包罗万有，由最神妙、最精微之处说出最平易、最平常，又由最平易、最平常之处说回最神妙、最精微。怎样看出来呢？由命而说到性，是最神妙、最精微；由道而说到教，是最平易、最平常。首章以“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作结，全书以“上天的承载，无声无臭，达到极致”作结。开始于天，终结于天。一源而产生万殊，万殊又归于一源，可以说是神妙到了极点。子思先生建立了这样精妙的言语，暗中蕴藏着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的大经大法，而天下后世却不能认识它，岂不是太难了吗？孔子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境界了吧！世人很少能够长久实行。”如今欧洲战争正激烈，群雄相互争斗，如果想挽回这股狂澜，使乾坤恢复本来的位置，舍弃中庸之道，就不能取得成功。中庸之道，大事有大用，小事有小用；方正而圆通，能够随机应变；拿三王的事迹来考察它没有错误，立于天地之间没有悖逆，拿它询问鬼神也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天、人、性、道，都由一贯之理贯通。如果用于当今时代，仍然可以解除人们倒悬般的困境，以一半的功夫取得加倍的成效，不劳而获。所谓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子思先生的话确实如此。如今正值天元运行到正午、大道广泛开启之时，只希望天下人人都知道中庸之学，并实际实行中庸之道，超越孔子所说的“中庸不可能”，造成凡是有血气的人无不尊敬亲爱彼此的时代，这样差不多可以不辜负古人创作《中庸》的伟大愿望，留下来等待我们去实行。同道之人念念在此，名言也在此，真实的发端也在此。我应当同各位君子共同勉励。爱性身 民国七年戊午五月十五日记 红尘中的人，大致可以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君子能够修养自身，使自身常住于善道，不随从恶的趋向；小人则离开善道，趋向恶业，言语、行动、动静，没有恶事不做。这就是他们的不同。然而小人并不是甘愿做小人，只是他们所禀受的先天本性流于情欲，被贪、嗔、痴、爱束缚，不能自己做主，见到利益就改变志向，听信欲望而行动，久而久之成为习惯，虽然每天作恶却自己不知道，以至于堕落，终身陷于苦恼，实在可悲。

译圣人出世，悲悯天地和人类，在世间建立教化，教人修养自身，是因为不忍看人做小人，自己陷入苦海。修身是儒家《大学》的根本，内在成圣、外在成王，包含极大的学问和极大的功业；从诚意、正心一直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包含在其中。真正得到修身之道的人，内在的天德、外在的王功，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有些地方不是语言文字能够完全表达的。只要在安静独处、没有事情的时候存养自己的心，不让它生起一个妄念、产生一个邪想，不随外物改变，而是念念遵循天理，不被欲望驱动，不被情感扰乱；这样在内心持守，安静地存养中道，克制后天的私欲，恢复先天的礼，也可以说是内圣的修身。由内圣推行出去，就是外王。外王，是以自身为根本来验证于他人，也就是把道用于实践。所谓用行，就是把中道用于民众，使道得以施行。所以内圣与外王贯通一体。能够内圣，就能够外王；不能外王，就说明没有内圣。内圣产生外王，外王弘扬内圣，两者一贯的关系极其紧密。然而，《大学》所说的修身，有《大学》的心传，不得到明师指点，不能找到门径进入其中，这不是容易说清的。现在姑且就普通人所做、而与修身相近的事情来说，没有别的，就是爱护自身而已。身有凡身和性身的区别，必须使这两者都能谨慎、郑重而完整地保存，才足以称为爱身，才足以接近修身。为什么应当爱护凡身？因为我的凡身，是父母身体的一部分；爱护我的凡身，就是保全父母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尽后天的孝。曾子说：“身体、毛发、皮肤，都是从父母那里接受的；不敢毁伤。”不敢毁伤，是爱身的开始。为什么应当爱护性身？因为我的性身，是天地的一部分；爱护我的性身，就是保全天地的一部分，也就是尽先天的孝。孟子说：“存养自己的心，养护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侍奉上天。”能够侍奉上天，是爱身的最高境界。所以，凡身是后天成就事业、建立功德所必需的工具；性身则属于先天，是主宰后天、使后天能够成就事业、建立功德的根本。爱护凡身，以视、听、言、动都完全消除不合礼的行为为最高境界。但它最终仍然归结到性身；爱护性身，就会使德性滋润身体，心胸宽广，身体舒展，喜悦显现在脸上，充盈显现在背上，它的功效早已兼及凡身。所以性身与凡身虽然并列存在，但性身实际上比凡身更重要；爱护性身，自然比爱护凡身更加紧要。道家有“借假修真”的说法，凡身是假，性身是真。既然凡身是被性身借来使用的，就应当知道先后次序。这与讲内圣外王的关系大致相同。内圣和外王虽然也好像并立，实际上外王必以内圣为根本；内圣的根本没有树立，就无从谈外王。譬如家庭之中，侍奉父亲尚且做不到，却想要求儿子做到，是不可能的；侍奉兄长尚且做不到，却想要求弟弟做到，也是不可得的。自身不实行道，道也不能施于妻子儿女，还哪里足以谈治国，哪里足以谈平天下呢？反过来看，能够修养自身的人，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凭借自己的修身来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不是在修身之外另外还有所谓的道。孟子说：“给自己的妻子作榜样，推广到兄弟，再施行于家国。”说的只是把这种心推广到那里罢了。孔子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会实行。”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身体，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所以圣人立言垂教，到处都以此为根本来推展；而外王以内圣为先，性身比凡身重要，道理就更加明显了。《大学》说：“从天子一直到平民，一概都以修身为根本。”我将用极浅近的话补充说：从天子一直到平民，凡是不知道修身之道的人，一概都应当以爱身为根本，尤其应当以爱性身为根本。得与失 民国七年戊午五月二十二日记

译孔子说：“用不义的手段得到富贵，对于我就像浮云。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让我做手执马鞭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求得，就听从我所喜好的。”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说：“得到或得不到，都说是命。”得失之间，不可以妄求。圣贤教导人，已经深切而明白了；可是红尘中的人迷失了先天本性，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每天沉溺于名利场中，不合礼法地妄求。没有得到时，忧虑不能得到；得到以后，又忧虑失去。如果卑贱污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哪里知道违背道义而得到的，也会违背道义而失去。千般事情劳心，万般事情劳身，即使得到一点富贵利禄，双眼一闭，还是别人享用，自己只落得空手而归，而且还造下一身罪孽债务，世世代代也偿还不尽，实在可怕。谚语说：“没有命中注定的不会来，有命中注定的不会离开。命中只载八合米，走遍天涯也找不满一升。”果真是有福命的人，即使不经营谋求，最终也一定能够享有富贵。试看古今仁人君子，片刻之间享有大名，顷刻之间获得万钟俸禄，并没有为了名利白白耗费一丝心力，而是上天给予他们的。人们也归附于他们。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们前世种下了这样的因，所以后来结成这样的果；先前造就了这样的命，所以后来享有这样的福。然而天下只有真正有福的人，才越能积累福德。所以这些仁人君子得到大富大贵时，不但处之淡然、不自我夸耀，而且暗中借助后天的元气，越发培补先天的德业，这就是他们的福命越修越大的原因。至于福命浅薄的人，将要有所得到时，骄傲的气色便显现在脸上。我在春天曾见过一位朋友，他颇有机会得到很大的福命，并且有数千圆的财运；但他的机会转瞬即逝，刚显现便又散失，将要得到反而失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有这样的因，却没有必定得到这种果的德行来证明它。然而这仍然是上天爱惜此人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良心还没有丧失，天理还没有灭绝，元气还在；上天暂时不给他本应得到的东西，正是为了促使他反省，使他知道应当与善人为伍，从而在将来成全自己。如果从此仍不知道回头上岸，不修德励行，不建立实际功劳，不做实际事情，不培植根本，那么最终也一定会灭亡。《中庸》说：“承载万物的会培育它们。” 倾斜的会使它倾覆。天道确实有清清楚楚、丝毫不差的规律。然而也有奸诈巧滑的人，说到他的德行则一点也没有，观察他的行为则污秽不堪，反而声名显赫，安坐享受一生的荣华富贵，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此人也许前世积累了功德，或者他的祖宗积累了大德，上天所以在他本人身上给予报偿；而他昏昧不知，认为这一切都是凭自己的聪明才智造成的，却不知道修德来培植它。哪里知道作恶太多，最终必定触犯上天的惩罚。他眼前能够自如享受富贵，不过是因为前世的功劳、祖宗的德行不能被抹杀，所以上天先以善报偿还他；等到善报享尽，灾祸必定降临自身。所谓福享尽了就会堕落，德性耗尽了就必然灭亡，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所以不善之人的所得，不是真正的得到，而是即将失去的征兆；而且不只是即将失去的征兆，实际上也是祸患潜伏的由头。圣贤教人，常常指出得失的规律，有天道主持，不是人力可以强求的，正是要指示人应当求取善。否则，凡是有聪明才智的人都会逞弄私智，谋取富贵荣华，肥养家庭、满足自己，人人都会舍弃善而趋向恶。天下还会有人愿意做君子吗？假如凭孔子的聪明，也像世人一样贪求富贵名利，那么有什么富贵名利不能得到？可是他却愿意安于贫困，是因为他知道天命所在，也知道得失各有定分。然而正因为他真正能够不去求取，才得到万世师表的盛大名声，德性可以与上天相配，千秋万代享受祭祀，直到今天庙祀的隆盛，也以孔子为最。与那些忧虑得到、忧虑失去的人相比，他所享受的又怎么样呢？那么《中庸》所说“所以大德的人必定得到相应的地位，必定得到相应的俸禄，必定得到相应的名声，必定得到相应的长寿；所以大德的人必定承受天命”，难道不是因此更加可信了吗？这不只是孔子如此。古今以来的圣贤、仙佛、明达之人和哲士，他们所以成就一世的大名、享有万世的馨香，没有一个不是从功德行为中得来、从大德中造就的。因此天地有大德，万物就生生不息；人有大德，从自身得到的天爵，就长久无穷，先于天地而存在、后于天地也不会毁坏；至于享受世间区区的名利富贵，不过是余事罢了。我们修持自己，如果真能遵循道而行，安处平易之境以等待天命，等到有一天功行圆满、大德完成，自然一得到就永远得到，与圣贤君子同样长久。这就是所谓“有作为的人，也应当像这样”。破除世俗见解，认识真实 民国七年戊午五月二十九日记

译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得到；夫子关于本性与天道的言论，却无法听闻得到。”我过去一直不认为这话正确，认为大道无所不在，普通夫妇中的愚昧者也可以参与了解，普通夫妇中的不肖者也可以实行，难道还有无法听闻的吗？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孔子关于本性与天道的道理，确实有不可听闻的奥妙。子贡真是明白大道的话，确实不是欺骗人的说法。不经历一件事，就不会增长一分智慧。今年我连续讲演七八十天，一面讲演，一面思考，越发发现大道的玄妙和大道的真正快乐，确实有不能用语言传授的地方。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果真真正听闻了道，就确实有这样的快乐境界。世人拥有高位、很多金钱、万顷良田、娇妻美妾、儿孙满堂，便以为这是天地间最大的快乐，哪里知道他们所快乐的，只是声色货利带来的假快乐。假快乐只能快乐一时，转眼便空；真快乐则万世都快乐。正如《学而》章所说的“不也喜悦吗？不也快乐吗？不也是君子吗？”这就是大道的真正快乐，真快乐是万古长存的快乐。然而不曾得到一贯之道的传授，就不能有这种快乐。我如今稍微明白了世故人情，稍微领会到大道的快乐，才知道大道归大道，世俗情理归世俗情理。大道与世俗情理，就像隔着天和深渊。按照世俗情理来说，天地之间若没有五伦八德，就不能立身，也不能治理社会；但从大道来说，五伦又算什么，八德又算什么？一切都可以不用。然而这样说，难道不令人听了震惊吗？所以大道不容易讲，大道不容易行。我常说，想讲大道、想行大道，不是知音就不谈；只能给有智慧的人讲，难以和俗人说，就是这个意思。虞舜原是乡野中的一个普通男子，鳏居在社会下层。当时和舜一起在田野、河边耕种、烧陶、捕鱼的人，尚且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尧以天子的尊贵、富贵无可再加的身份，把女儿嫁给舜，已经大大超出常情；而且竟然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他，更是奇异中的奇异。对普通人来说，还可以说是见识和道理不明而不理解；但尧是圣明的天子，难道还会有不明白事理的地方吗？舜以大孝著称，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他竟直接接受而不怀疑，而且没有告知父母就娶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从孝道来衡量，似乎不能说没有亏欠，但孟子反而肯定了他。马利亚是一个处女，处女生子不为人情所允许；可是马利亚没有丈夫而生下耶稣，耶稣却成为欧洲的教主，人人尊敬崇奉。按照世俗情理来说，这个人生子不合礼法，应当受到社会鄙弃；即使不这样，也不应受到如此尊崇。而且既然出身卑贱，似乎也不足以说禀赋深厚，又怎么足以成为教主？然而耶稣创立宗教，影响一代人的心灵，使西方文明不断进步发展；直到今天，拥有强权的人也不敢公然提出反对人道的说法，都足以证明他们不敢反对耶稣。凡此种种，容易引起人的疑惑。但尧是圣人，舜是圣人，孟子也是圣人，耶稣也是圣人，决不能任意加以诋毁。究竟是什么缘故，似乎难以理解。然而不必费很多言辞，可以用一句话解释：这就是大道所在。所以只有圣人才能知道圣人，只有明白大道的人才能知道大道的奥妙。不能用世俗的眼光观察圣人，也不能用世俗情理来套用大道。大道最关键、最紧要的地方，本来就不能随便向普通人说破。我今晚所以把这些引来讲说，是因为我前些日子制定的十八条，本来就是约束自己、责备自己的条文。如果你们能够与我同心同德，亲身实行，跟着我的脚步走，随着我的方向前进，言语、行动、动静都唯我是从，不是明白大道的人，怎么能够做到呢？所以不可言说的大道，我也应当说出来；不可听闻的大道，也应当使你们听闻。然而认识透彻人情，就是大道；明白大道，也就是人情。这是分明而又不分离的。既然听闻了它，就应当领会其中的贯通；能够领会贯通，才能破开世俗情理；能够破开世俗情理，才能实行大道。但世俗情理又最不容易破除，这其中必须运用天赋的智慧来实行；然后在破开世俗情理的过程中，既不妨碍世俗情理，又能够转而成全世俗情理，使它与大道合为真实。我年轻时刚开始听闻大道的时候，凡是面对亲戚朋友，便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常对人说：“我将来要自立一家，自传一道，得到天下英才来教育；以平民身份教导王侯。”朋友亲戚听了，都付之一笑，认为我是狂妄之人。按世俗人情来说，当然会受到讥笑：年纪幼小，读书又不多，凭什么教王侯，凭什么教天下英才？

译没有人相信我，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几年以后，各位亲友见我仍然和从前一样，更加冷嘲热讽，几乎把我看成路人。但从今天看来，我前些日子所说的话，如今已经逐渐得到验证，成为事实，而各位亲友也没有什么闲话可说了。假如当时我不凭借天智冲破世俗情感的束缚，只是一味顺从大道，又怎么能有今天与我门下诸弟子聚首谈心、满堂和乐的情景呢？从前苏秦游说六国，想要实行合纵来抵御秦国。在计划尚未成功时，妻子不下织机，嫂子不替他做饭；后来他佩带六国相印，终于达到了目的。孟子说：“君子的作为，本来就是众人所不能理解的。”苏秦本来不是君子，本不足以谈论大道；只是他妻嫂的冷薄浅见，不知道他那种大奸大诈也可以取得一时富贵，正如俗人受世俗情感障蔽、不识大道的奥妙一样。如今人们看到天下不太平，都认为如果不多多练兵，就不足以制服天下。我常说，要使天下太平，不在于军队多；军队越多，天下就越混乱。只要道德学社一旦建立，平定天下的力量就会胜过百万雄兵。能够使天下不用战争便自然太平。听到这话的人，大多不以为然，认为道德学社不过是讲一点学问、劝人行善罢了，竟然说它能胜过百万雄兵，使天下不战而自然太平；我们从哪里开始相信呢？何况自从欧战发生以来，日本也加入，美国也加入，中国也加入，战事越拖越广，接连得越久越激烈；多少法律家、政治家、慈善家、哲学家、宗教家，都没有立即提出和平的办法，却说只要道德学社成立，就能产生这样惊天动地的效力，谁会相信呢？殊不知大道之中，确实有这样最奇妙的安排。人们之所以不能相信，都是用世俗眼光观察，从世俗情感出发推测，也就像当年我的亲友对我冷嘲热讽一样，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有志者事竟成。孟子说：“仁者无敌于天下。”这句话早已先于我说出了这个道理。可见道德学社要胜过百万雄兵，能够使天下不战而自然太平，并不是我的创说，也不是我的夸大之言。因此，凡事都要用大道的眼光，从大道之中观察，才不至于依附门户、随声附和。打破世俗的障碍，事情的是非和真理终究会自行显现。真理既已显现，事实就一定能够成就；而大道的玄妙以及大道的快乐境界，也可以由此领会了。破除世俗，便是大道。民国七年戊午。太上说：“大道废弃之后，才有仁义。”仁义，就是大道的变化形态，也是人情中最完善的状态。只是在大道不能实行的时候，圣贤根据时代制定适宜的办法，以求符合人心，为天下树立一条准则，使人容易明白、容易实行，从而使道德不至于断绝。比如战国时期，朝野上下、诸侯士大夫所讲的都是霸术，所重视的都是功利；如果谈论大道，就同当时的人心相差太远，未免令人惊骇。孟子初次见惠王，惠王立即拿使国家获利的事来询问。孟子说：“只要讲仁义就够了，何必说利？”在那个时候，大道已经废弃，人人都不知道大道是什么，所以孟子隐藏大道而倡导仁义，急切地想唤醒当时的人心，以挽回世道。这就像佛祖说法，给什么样的人说法，就显现什么样的身份，最终总要使众生达到究竟的境界。孟子改变大道而谈仁义，他的内心实在是非常苦心。孔子说：“道不能实行，我知道原因了：聪明的人超过了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道不能彰明，我知道原因了：贤能的人超过了它，不肖的人达不到它。”聪明与愚笨、贤能与不肖，并不是有意要超过或达不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所谓超过和达不到，原来就是世俗情感设置的圈套。聪明的、愚笨的、贤能的、不肖的，各自都受到各自圈套范围的限制，不能超脱出来。这就是大道难以讲说的原因。中等资质以上的人，不可以向他讲低下的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向他讲高深的道理。所以同普通人讲王法，同中等资质的人讲仁义；至于讲大道，则不是有天智的上等之士，不能听闻。说到求学的道路，贵在取法于最高处。圣人教导人，设置种种等级，好像是故意吝惜不肯多说，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世人被世俗情感束缚得太深，大道不容易彻底领悟，所以只好根据资质施教、根据时代施教、根据地方施教，这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孔子当年周游列国，随从的弟子中仍有不了解孔子的，如孔子去见南子，想往佛肸那里去，子路都不以为然。子路从世俗情感中观察孔子，哪里会不认为自己的看法正确呢？但孔子身在尘世而超出尘世，能够随事而行、合乎中道，这是子路所不知道的。哪里只是子路不知道，其他弟子不知道的地方也很多，只不过不像子路那样直率爽快，把疑问暂时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罢了。圣人的心，就是大道。所以世俗情感不被打破，即使是贤能的弟子也不能了解自己的老师，更何况普通人呢？理学先生著书立说，常常胶着拘泥、不能通达，也正是这种毛病。比如《诗经》三百篇，孔子曾说“思无邪”，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可是解释的人把凡是接近男女口吻的诗句，大多解释成淫奔之诗。若用世俗眼光来看，他们的用心哪里不算端正呢？然而对于孔子删诗的本性和天道，却相差很远。不只解释《诗经》如此，对于《四书》《五经》无不如此。因此几千年来，明白大道的人没有几个。

译大道并不在人的情感之外，人情本来就根源于大道，而仁义正处在二者之间。仁义，是人情的最高境界；世俗情感，是人情的低下状态。仁义达到极致，就是大道。所谓仁已成熟、义已精纯，说的就是这个。常说：“看透人情便是仙。”如果不是具有远胜常人的聪明、圣智，就不能看透人情。果真能够看透人情，就可以达到天德；有达到天德的智慧，就可以悟得大道。大道与世俗情感，虽然说起来判若天渊，其实只隔着一层罢了。果真能够冲破世俗情感，大道就会立即显现在眼前。正如孔子所说的“不凭空臆测、不预先规定、不固执己见、不以自我为中心”：这不只是冲破了世俗情感，连大道也一并冲破了。大道不能限制我，我能够驾驭大道；大道不能役使我，我能够运用大道。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处就退处，可以长久任事就长久，可以迅速行动就迅速；没有什么绝对可以，也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以，无论到了哪里都能自在自得。我如今稍稍明白了一点大道，确实有这样的境界。庄子说：“天地并不算大，我的身体并不算小。”这真是快乐啊！我每晚讲演，虽然只是随口谈些浅近平常的道理，其中却包含着大道的精华。我随意讲说，你们匆匆听过。其中有人一听就能进入道理，也有人虽然听见了却不明白其中的奥妙。须知我的讲演，就像把美味佳肴混在粗蔬菜汤里面，关键在于你们要留心挑选出来食用。如果不留心选择，即使每天吃好几餐，也不知道它的滋味。所以凡是听讲，必须运用智慧之心，自己去领悟：什么是世俗情感，什么是大道；什么是世俗情感中的大道，什么是大道中的世俗情感；什么既是世俗情感又是大道，什么既不是世俗情感也不是大道。这样用心，这样思考领悟，还有什么大道不能得到，还有什么圣贤不能成就呢？我们自己既然已经得到大道、成就圣贤，自然不难使天下人人都听闻大道、人人都成为圣贤。破除世俗，彰明大道。民国七年戊午。古人说：“学习道的人多如牛毛，成就道的人少如兔角。”这是因为世人真正用心学道的少，所以成就道的也少。不知道天地之间，只有道不能作假，讲道的人也不能作假。像前些日子连续几十天的讲演，不但没有耗费我一点心力，反而觉得乐在其中，这是我的能力吗？还是道的能力呢？仔细想来，是因为我有达到天德的修养，笃信好学，始终不变，也就是所谓人能够弘扬道。我从十五岁闻道，到如今五十五岁，其间跋山涉水、经历险阻，备尝艰难，却从未稍稍使自己的志向气馁、内心灰暗。这就是我进入道门的途径。如今虽然不敢说已经明心见性，却已有明心见性的景况。我奔走南北，不辞劳苦；从世俗情感看，便说我受苦，耗尽精力、劳费心神，奔波于风尘之中。哪里知道天地之间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天地之间的快乐，也没有超过这件事的。我已经打破世俗情感，向上以顺应天命。即使有人称我为圣人，也不能再给我增加什么；即使有人称我为鄙夫，也不能损害我什么。即使任用我为天王，让全球万国都归我主持，我也不觉得荣耀；即使让我箪食瓢饮、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喝水、弯曲手臂当作枕头，也不觉得受辱。我没有得失之心，没有是非之心，也没有一切种种分别之心；大道一贯存于胸中，万事都归于寂静。身外的尘世缘分，怎么能动摇我的心念呢？然而，这种大道的境界，不能对世俗人讲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突然用大道来教人，使人打破世俗情感，实在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即使是圣门中的曾子，还说身体、头发、皮肤都是从父母那里接受来的，不敢毁伤；宋儒朱子甚至说一根头发也不能丢在地上。这些都是对世俗情感看得很重，不敢打破它。并不是他们真的不敢打破，而是因为大道不能实行，不能不成全世俗情感；所以在后天立教时，不能不根据人的资质施教、根据时代采取适宜办法，像对症下药一样。儒家所说的“走远路要从近处开始，登高处要从低处开始”，佛教所说的牛车、羊车、化城等譬喻，都是圣贤仙佛循循善诱的一片慈悲苦心。因此，要挽回世道、救正人心，还是要从人情入手去做：先成全世俗情感，逐步讲仁义，然后再教导大道。这样或许人人都能有士君子的行为，收得救世的功效。所以要建设极乐世界，必须先从文明世界开始；有文明世界，然后有太平世界；有太平世界，然后有大同世界；有大同世界，然后才可以进入极乐世界。这就像修炼内功，炼虚还无，必须先从炼精化气开始，炼精化气之后，再炼气化神，炼气化神之后，再炼神还虚，然后才可以炼虚还无。这是自然的顺序，不能越级而求。但从大道来看，觉得各种事情都被世俗情感牵制，未免太苦了。比如夏天会见客人，穿着长衫大褂，端正整齐，说话举动特别规矩，彼此战战兢兢，好像有东西束缚着身体；明明知道这样不自在，只因为一般人都把这看作礼节，不得已而这样做，实在很苦。大道并不一定要以疏略失礼为得。有子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贵。”和谐，是天下共同遵循的大道，是中正之道的作用。所以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得以生长。太上说“调和自己的光芒，混同于尘俗”；孔子温和而严肃，有威严而不猛烈，恭敬而安详，这就是中和的极致。虽然说这是人所难以做到的，但如果果真能够明白大道、打破世俗，又何尝会限制人说不可以学习呢？破除世俗，顺应时宜。民国七年戊午。

译前面说过，大道不是世俗情感，世俗情感不是大道；大道就是世俗情感，世俗情感就是大道。这四句话乍听起来，似乎彼此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这正是对中等资质以上的人说的。因为中等资质以上的人，有达到天德的智慧，随便举出一件事，说它是大道可以，说它是世俗情感也可以，说它不是世俗情感、不是大道也可以，说它就是世俗情感、就是大道也没有不可以。因为他们没有执著之心，有圆通的智慧，一听就能领悟，一领悟就能明白。普通人则只有聪明而没有圣智、没有达到天德的智慧，尘世的障碍不能冲破，执著而不通达，难以彻底领悟。所以用大道教导君子容易，用大道教导普通人困难。如今世人所讲的平权、自由，本来是中等资质以上的学说，也就是大道。然而今天学习平权的人，反而得不到平权的快乐；学习自由的人，反而得不到自由的快乐。不但没有快乐，反而常常被自由和平权所苦。这大概是因为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困难，只知道应当如此，却不知道为什么应当如此。比如子女对父母，都把不屈服看作正义；妻子对公婆，完全没有顺从的心；严重的甚至发动家庭革命。闺门之内兴起战争，小则兄弟在墙内争斗，大则杀害父亲和君主，于是人道就分裂了。男女不等待父母之命，自由结合，彼此凭情欲相爱，双方把人伦当作儿戏。感情最炽烈时，如胶似漆，仿佛有百世姻缘；一旦境遇不顺，或者厌弃旧人、喜欢新人，便有男子不养活妻子的，也有妻子不跟随丈夫的。彼此怨恨，随即彼此分离；前面自由结婚，后面也自由退婚。这还算是其中较好的一类。至于意见不合、彼此仇视，丈夫控告妻子，妻子控告丈夫，双方打官司，连年不能解决，以至于倾家破产、身败名裂的，无耻无义，自找苦恼，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都是只得到平权自由的表面浅义，却没有平权自由的实际；不但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连真假也还没有分辨清楚，却想使学说与事实一致，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人类苦恼、天下不平的原因。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按照道去做，却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可以使他们按照道去做，是因为大道要化为风俗，给百姓带来福祉；不可以使他们知道，是因为 世俗情感可能扰乱大道，恐怕会为天下酿成祸患。至圣的话，真是合乎当时的情势啊！所以求学贵在适应时代。所谓时，是各种真实情况汇合的时机，并不只是指定某一个年月。无论大道还是世俗情感，总以适时为好。所谓说它是大道、说它是世俗情感，都没有不可以的，关键在于是否合乎时宜。在人的行为上说，大道表现为活泼通达、没有障碍；世俗情感表现为谨慎拘守。但实际实行时，有时应当取大道，有时应当取世俗情感，就要看人的程度如何了。比如美色这件事，有喜欢它的人，也有厌恶它的人。喜欢它的人，是好色之心尚未断除；厌恶它的人，是色相之见尚未打破。必须达到无所谓喜欢、无所谓厌恶，心与色相两方面都空，像柳下惠坐在怀中的女子身边而不乱，这才是大道。如果好色之心尚未断除、色相之见尚未打破，却也想仿效这种行为，那是不可以的。鲁男子关门不出，与柳下惠的行为完全相反；这不是不知道有大道，而是知道自己的色相之见尚未打破，不敢不谨慎守持世俗规范，这正是善于学习大道。乡里有人仿效尧舜娶二女为妻，却不知道自己违背礼法，这是没有听闻大道，却妄想打破世俗的人。不顾真实情形究竟如何，只是袭取相似的事例，那么爱慕美色的人，就可以在梦中神驰，拿《关雎》中辗转反侧的情景来比拟自己。至于所求的是否真是淑女，他所追求的是否是求取淑女的正道，就可以不问了。谈论革命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看作商汤、周武王；至于是否真的顺天应人，是否真的吊民伐罪，所谓革命是否确实就是顺天应人、吊民伐罪之道，也可以不予计较。这些做法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正好害人害己，何况还有人故意伪饰外表，欺骗他人而肆意作恶呢？所以学习圣人，必须先知道圣人的真实；学习大道，必须先知道大道的真实。不知道圣人的真实，就不能学习圣人；不知道大道的真实，就不能学习大道。真实与时势相会之处就是时；所谓时，就是没有一种行为不合宜，也就是君子的中庸、君子能够时时处处合乎中道。孔子说：“天下和国家可以平治，爵位俸禄可以辞掉，白刃可以踩踏而过；唯独中庸不容易做到。”这是因为圣人与大道合而为一，所归结的都是极其合乎时宜的事情，确实有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地方。所以说：“如果不是确实聪明、圣智、能够达到天德的人，谁能够知道这些呢？明辨人伦概说。民国七年戊午。圣贤之道没有别的，不过是日常人伦罢了。所以说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境界。人伦的最高境界为什么就是圣人？其中的精微义理，大多隐藏着而没有阐明。如果不是恳切详细地说明，揭示其中的底蕴，把它公之于天下后世，那么不只是圣贤的学问会晦暗而不显，后来的学习者也不能参与这门学问。长此以往，混乱不明，只会每况愈下，势必发展到灭绝人伦、破坏纲纪的一类人更加肆无忌惮，人道几乎就要断绝了。祸患达到极点，将来还会有比洪水猛兽更严重的灾害。孟子说：“我因此感到忧惧。”我因而私下取用这层意思，讲述明辨人伦，难道只是说要防止这种祸患吗？我真正希望大道的实行，能够亲自在自己身上见到。

译从大道来说，本来混混沌沌、浑然一体，虚无寂灭，无为而无所不为。说到人伦日常，已经属于末节。所以太上说：“大道废弃之后才有仁义；六亲不和，才有孝慈；国家昏乱，才有忠臣。”然而大道既然已经废弃，如果又没有仁义孝慈的教化来规范、陶冶人心，那么不和会更加不和，昏乱会更加昏乱，人和禽兽的区别就所剩无几了。圣人忧虑这种情况，于是创立纲常，排列伦纪，使百姓进入平平荡荡、和乐安宁的境地。唐虞时期的司徒，夏、殷、周三代的庠序，教学的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用来昌明人伦的宗旨却是一致的。人们只看见垂衣拱手便能治理天下，以为二帝的功德教化无法说清；享受德泽、饮食和乐，以为三代的美好太平不再，却不知道明辨事物、考察人伦，本来都有开端，并不是无翼而飞、无径而走、凭空变化出来的。君子之道，就像走远路必须从近处开始，就像登高处必须从低处开始。既然已经身处人类社会，人伦尚且没有尽到，却说要成圣成贤、成仙成佛，天地间哪有这种事情？人伦尚且没有修养，却说要风清俗美，国家太平、百姓安宁，天地间又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所以说，道不远离人；人为了追求道却远离人，就不能称为道。由此才知道，四千年文明古国、这片广大的土地之所以独称中华，正是因为这套纲常伦纪完整无缺，没有丝毫欠缺。又由此可以知道，虽然屡经丧乱、国家灭亡，种族却没有灭绝；君主更替，而教化仍然保存；衰落到今天，文弱却没有被吞并，这并不一定只是因为那些苟且偷生的人侥幸逃脱，而正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各位大圣人，树立了这套顶天立地的纲常伦纪，流传下来的风教余韵在其中默默维系。传记说：“鲁国掌持周礼，鲁国不可讨伐。”《易经》说：“将要亡了，将要亡了，系在柔弱的桑树丛上。”这些话可以用来说明其中的缘故了。“伦”就是秩序。用人伦来教导人，随后人类才能有条不紊，群体彼此安处于无事的环境中。所以有子说：“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位者，这种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位者，却喜欢作乱，从来没有这种人。”又说，“伦”也就是车轮。用人伦来教导人，随后人类才能彼此友爱、互相帮助、彼此扶持，共同运转在生生不息的进程中。所以孟子说：“在上位的人明白人伦，在下位的小民就会彼此亲近。”而且把人伦分为五种次序，难道是凭空臆造的吗？从前圣人制定人伦，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知道宇宙中的各种形态和事物变化流转、不可捉摸，但总不超出金、木、水、火、土五行，万物凭借它们生化运行。于是上合天道、下察人事，知道人类熙熙攘攘，聪明愚笨、贤能不肖，各不相同，但总不超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借此贯通德性、类比人情。假如五行的运行变化失去均衡，就会春天执行秋天的法则，冬天执行夏天的法则，各种水旱、风灾、虫灾、夭折、疫病等天灾，便由此发生。假如五伦的践履失去秩序，上面就没有治理的准则，下面就没有守法的规范，各种盗窃、叛乱、争夺、互相残杀的人祸，就会接踵而来。所以《尚书》说：“抚循五辰，希望积聚五行的凝聚之气。”又说：“上天安排了常典，命令我掌管五种常典、五种教导啊！上天制定了礼秩，由我来使五礼得到施行啊！”更足以看出，五伦的制度原本是依据天道来树立最高准则，汇聚大道的精华；这就是它成为天经地义、万古长存之理的原因，既不可遗弃，也不可超越。中庸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五种关系是天下共同遵循的大道。”所谓“达道”，一是说它四通八达，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路；一是说它由下学而上达，是尽己、尽人、尽物，赞助天地化育、参与天地运行的阶梯。再进一步说，五行周转，太极实际上是它的枢纽，所以说《易经》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五伦的开化，师道实际上掌握着权衡，所以说教师受到尊重，道才会受到尊重；道受到尊重，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又说师道树立起来，善人就会增多。如果想要敦厚人伦、整饬纲纪，施行教化、彰明人伦，使社会风气朝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治理境界转变，就尤其不能不振兴师道。所以师生关系，确实可以说是统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大伦的根本关系。现在分别叙述如下，以求教于高明而有德的人，使他们选择善的来遵从，有不善的便改正。一、夫妇之伦在于各有区别。

译《易经》说：“有了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有夫妇；有了夫妇，然后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有君臣；有了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了上下，然后礼义才有所措置。”因此夫妇是人伦的开始、万物变化的根源。人们没有不经常听到这句话的，但为什么往往不能很好地尽到夫妇之伦呢？是因为不明白“有别”的意义。什么叫有别？就是说夫妇感情具有特殊性。“别”有两个意义：一是分别，一是特别。只是因为关系不同，所以意义各有所在。例如说男女有别，重点在分别；夫妇有别，重点在特别。只有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才能各得其宜；混同起来，就违背道理了。《曲礼》说：“男女不混杂同坐，不共同使用妇人的衣物，不共同使用巾帨和梳篦，不亲手互相传递物品；叔嫂之间不互相通问；各位伯母、叔母不替人洗衣裳；外面的言语不传入内，内里的言语不传出外。女子已经许嫁，就系上缨；除非有重大事故，不进入夫家之门。姑母、姐姐、妹妹、女儿已经出嫁后回来，兄弟不和她们同席而坐，不和她们使用同一器皿吃饭。男女如果没有媒人，不互相通报姓名；没有接受聘礼，就不交往、不亲近。” 娶妻不娶同姓。因此买妾时如果不知道她的姓氏，就用占卜来确定。寡妇的儿子，如果没有显著的才德，不能同他交朋友。这些就是男女有别的意义，用来区别嫌疑、远离疑惑。《昏义》说：“父亲亲自给儿子行醮礼，命令他去迎亲。男方先于女方。儿子奉父亲的命令去迎亲，女方主人在宗庙中设席和几案，女婿在门外拜迎。女婿手持雁进入，作揖谦让后登堂，两拜并把雁放下，大概表示亲自从女方父母那里接受女儿。下堂出来，驾着妇人的车，女婿把绥带交给她；车轮转过三周，女婿先在门外等候。妇人到了，女婿向妇人作揖请她进门。夫妇同食牲牢之肉，共饮合卺酒。”这就是夫妇有别的意义，是使两姓合体、地位相称而亲近彼此。圣人对于夫妇之伦，为什么着重在“特别”？因为天地交合之后万物才兴盛，夫妇关系本来是结合两个姓氏的情谊，对上要继承宗庙，对下要延续后代。如果没有特别的感情维系其中，那么离合就可以没有常规，节操义行也无从产生，势必像今天自由结婚的人一样，也可以自由离婚；一切廉耻丧失、家庭惨变，都由这种没有区别的念头引起。所以婚姻礼制废弃，夫妇之道就会困苦，淫乱邪僻的罪行也会增多。一切淫乱邪僻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的感情不真，所以才会三心二意。拿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来验证：如果彼此相爱如胶似漆，绝不会听到夫妇反目成仇的声音；彼此相敬如宾，绝不会开启互相辱骂指责的端倪。正因为夫妇感情特别深厚，所以说“妻”就是齐，和她结为夫妻，终身不改变；世上因此有重义的丈夫。也正因为夫妇感情特别深厚，所以说“夫”就是扶持，女子出嫁便跟从丈夫，丈夫死后不再改嫁；世上因此有守节的妇人。由此可知，丈夫为什么重义？义就在于有别。妻子为什么顺从？顺从也源于有别。美满的配偶叫作“妃”，有别才能美好；怨恨的配偶叫作“仇”，无别便会怨恨。所谓夫尽夫道、妇尽妇道，期望的是甘愿同你入梦，甘愿同你白头偕老，甘愿同你同穴而葬，无不因为感情特别，能够牢固结合、深深维系。所以只有尽到有别的意义，夫妇之伦才算完整。听信妻子的话而违背骨肉亲情，固然不能算丈夫；沉迷轻浮放荡而抛弃糟糠之妻，难道也是求得好配偶的道理吗？“你们新婚快乐，如兄如弟”，却不把妻子当作家中成员，反而把她当作仇人，诗人因此深深哀伤。至于夏桀对妹喜，商纣对妲己，周幽王对褒姒，晋献公对骊姬，那是沉溺于偏私宠爱的欲望，并不是夫妇之间正确的特殊情谊，更不可以混淆。诗说：“妻子和谐相处，如同弹奏琴瑟。”这正明确标示了夫妇有别的真实意义，可以用来劝勉一切做夫妻的人。二、父子之伦在于有亲。

译做父亲的，止于慈爱，这是亲爱亲人的道理；做儿子的，止于孝顺，也同样是亲爱亲人的道理。父母亲爱子女，事情顺当而容易，所以爱子之情人人都有；子女亲爱父母，事情逆向而困难，所以孝敬父母的道理，一百个人中也未必有一个能够完全做到。俗话说：“养育了孩子才知道父母的恩德。”这句话确实令人感慨。试拿事实来验证：《诗经》说：“父亲啊生下我，母亲啊养育我，抚慰我、蓄养我、使我长大、教养我、顾念我、反复照料我，出入都怀抱着我。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正如高高的苍天无边无际。”这就是父母亲爱子女的实际情况，天下没有不是如此的。《礼记》说：“孝子有深厚的爱，一定有和顺的气色；有和顺的气色，一定有愉悦的脸色；有愉悦的脸色，一定有柔和的容貌。孝子像拿着玉器、捧着盛满的东西那样，小心谨慎，好像不能承受，又好像将要失去它。”这就是子女亲爱父母的常道。从古到今，亲身实行、真正做到的人有几个呢？这正是圣贤教人行孝的书籍之所以层出不穷，孝子的家庭之所以可以成为万世风范的原因。自从兼爱的学说兴起，世上便有人把父母看得像路人，亲爱亲人的道理于是晦暗；自从平等自由的风气盛行，世上便有人父子之间互不顾念。他们亲爱亲人的道理更加晦暗了。难道不曾想过“可怜我的父母，生我养我多么劳苦”吗？对最亲厚的人都如此薄情，那么没有什么人不会被轻慢，人的良知就完全被湮没了。所以说：“不爱自己的亲人，却爱其他人，君子认为这是违背道德。”违背道德所积聚的力量，会招来天地间乖戾的气息。世上于是有些父母流连忘返、不喜欢生育，给国家留下人口减少的忧患；大概是子女既然不顾父母，父母也就把子女看作多余的累赘。这样长久发展下去，势必使人类逐渐走向消灭，大地完全回复到洪荒状态，难道这是造化生育万物的本意吗？推究其根源，大概没有不是父子不亲、常伦被毁所造成的结果。由此可知，有亲的道理正如日月运行于天、江河流行于地，亘古不变而无人能够移动。小孩子都知道爱亲人，大孝之人终身思慕父母。父子本为一体，有时却因为被权利争夺的私欲蒙蔽，父子反而成为仇敌，楚成王、齐桓公不能善终，就是这个原因；有时又因受谗人的无穷祸害误导，骨肉终于互相残害，宜臼、申生所以遭受严重不幸，也是这个原因。圣人对于父子之伦着重讲有亲，正是要指示人顺从天性的自然，恢复先天的本体。这样以后，人类相似相续的根源才不会断绝，天地生生不息的德性也才能长存。所以说：“仁就是人，亲爱亲人是最大的仁。”只是有一点不能不辨明：父母亲爱子女，在于慈；慈并不是姑息溺爱。想要爱护子女，就一定要使他们经受劳苦，使他们得到养育而生长，使他们受到教诲而成才，这样慈爱的责任才算尽到。子女亲爱父母，在于孝；孝并不只是替父母劳作、奉养父母。小孝是出力，中孝是尽心尽力，大孝是永不匮乏；要能预先体察父母的心意、承顺父母的志愿，把父母放在合乎大道的位置上，然后孝亲的责任才算完成。《礼记》说：“父母喜爱他，他便欢喜而不忘；父母厌恶他，他便忧惧而不怨恨；父母有过错，他便劝谏而不违逆；父母去世后，一定寻求仁人的粮食来祭祀他们，这是礼。”其实这就是所谓亲。因为不怨恨、不违逆，既不犯以责善而离亲的过失；求仁而得到仁，又足以成全继承事业、承述父志的美德。有亲的实际意义，在这里就完全体现了。而且父子相亲，然后义才会产生；义产生，然后礼才会建立；礼建立，然后万物才会安定。所以使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开来，就是使老人安适、年轻人得到关怀的志愿；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再推而广之，就是仁爱百姓、爱护万物都包括在内。孟子说：“舜完全尽到了侍奉父亲的道理，于是瞽叟得到欢心。” 瞽叟得到欢心，于是天下受到感化；瞽叟得到欢心，于是天下做父子的关系就安定了。有亲的意义真是广大啊！三、兄弟之伦在于有序。

译我曾听诗人说过：“常棣的花朵，花萼相互辉映；当今世上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为什么呢？因为鹡鸰飞在原野上，兄弟在急难中彼此救助。这是诗人借以起兴的意思，也是世情所以重视兄弟关系的原因。然而按实际情况看，这样善良而宽厚、彼此有余裕的兄弟，世上并不多见；而不善的兄弟，彼此互相伤害，却到处都是。这又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欺凌压迫而没有秩序，所以才有弟弟受欺、哥哥哭泣的事。行动没有次序，乱子就会在道路上发生；站立没有次序，乱子就会在位置上产生，更何况兄弟之间呢？“序”是顺序，也指节度，就像四季各有节令，依次运行而不相违背；又像星辰各有次序，排列相邻而不彼此遮蔽。所以说，慢慢走而落在长者后面，叫作敬爱兄长；快步走在长者前面，叫作不敬爱兄长。圣人对于兄弟之伦着重讲有序，正是因为兄弟之间只有有了顺序，才能兄长在先、弟弟在后，保存天伦，不能因偏爱而开启争夺的开端；兄弟之间也只有有了节度，才能兄友弟恭，各自尽到本分，不至于产生偏爱中等、轻弃下等，偏爱有才、轻弃无才的嫌隙。比如兄弟和睦，就是家庭的美满；但必须有秩序，和睦的家风才会形成。兄弟既然和谐，和乐而且长久；也必须有秩序，和乐的气象才会产生。因为秩序由礼制而来，所以说礼是天地的秩序；和谐由快乐表现出来，所以说乐是天地的和谐。礼达到哪里，乐也就达到哪里。换句话说，只要节度秩序不乱，和乐自然就会产生。凡是邻里乡党之间，进入一家而见兄弟和悦相处的，一定是因为他们能够兄长尽兄长之道、弟弟尽弟弟之道，礼法清楚地显现出来，这是内心真诚而表现在外面的结果。俗话把兄弟称为“雁行”，也正是说雁飞排列有序，才能合群成行，所以拿来作比。况且兄弟有序，推广开来就是长幼之间的节度。所以说：“弟，是用来侍奉兄长的。”在上位者尊敬年长者，百姓就会兴起敬爱兄长之风。即使推到大道实行、大同世界的时代，也不过是人人秉持礼制、遵循秩序，讲信用、修和睦，崇尚辞让而去除争夺，彼此亲爱而没有暴乱，实现人民同胞、万物同体的本性罢了。所以有子说：“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位者，这种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位者，却喜欢作乱，从来没有这种人。”子夏说：“君子恭敬而不犯错，待人谦恭而合乎礼，天下四海之内，人人都是兄弟。四海之内为什么都能成为兄弟？因为强者不欺凌弱者，多数不暴虐少数，聪明者不欺骗愚笨者，勇敢者不使怯弱者受苦。一句话概括，就是因为有秩序罢了。有秩序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讲礼让罢了。能够以礼相让，世界就大同了，又哪里会有兄弟在墙内争斗的惨状呢？耶稣也说人人都是上帝所爱的子女，也就是说人人都应当像兄弟一样彼此亲敬。把这个道理推广开来，固然不只是同宗骨肉彼此敌对、互相残害，违背天伦的秩序，为礼法所不容；即使弱肉强食、争夺不止，也是在触犯天地的纲纪，会被上天所不庇佑。君子因此敬畏有序的训诫，进而使兄弟和睦，并用它来教导国人。四、君臣之伦在于有义。

译君臣之间的大义，过去常有误解，所以真正能够尽到这种伦理的人很少。君是主，臣是从。“君臣”二字，从广义说，就是主从的意思。《传》说：“士臣秔，秔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易经》说：“家人有严君焉。”指的就是父母。这足以证明，凡事都必须有主宰，也要有臣属相从，然后才能使事情成就其真实状态。大的如国家、乡里、社会，小的如团体、家族，无不遵循这个道理。如今的共和国家，有的称元首，有的称大总统，有的称政务总裁，名称虽然不同，但统率百官这一点相同，不能因为国体改变，就说君臣这一伦理可以废弃、不屑一顾。然而君臣之伦为什么重在“有义”？义，就是事情应当遵循的道理。合乎义就相从，不合乎义就拒绝。新学家所谓“因政见相同而结合”，差不多接近这个意思。这样一来，君臣相处就不会苟且求合，也不会勉强容忍；既同心又同德，政见没有冲突，国家的大政方针自然归于一致。对上，可以发挥股肱耳目的实际作用；对下，可以实现齐心协力、和衷共济的美好境界。遵循这个道理，一切犯上作乱的人，固然属于乱臣贼子；但“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这种说法，也同样是错误的见解。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礼与忠、顺命与逆命，都是相互对应的关系，也就是义所应当的表现。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都是相互对应的关系，也就是义所应当的表现。合乎义，微子便离开，箕子便甘愿做奴，比干进谏而死；行迹虽然不同，但同样都是施行仁。尧把天下禅让给舜，舜把天下禅让给禹，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事情虽然各不相同，但合乎道义这一点相同。伊尹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是合乎义就进取，不合乎义就退避。伯夷认为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自己的百姓就不役使，也同样是合乎义就进取，不合乎义就退避。否则，伤害仁的人叫作贼，伤害义的人叫作残，残贼之人叫作独夫，怎么能冒充君主之名？助长君主的恶行，罪还算小；逢迎君主的恶行，罪就大了。助长恶行、曲意逢迎的一类人，正好成为天下的罪人，哪里还配得上完整地称为臣？况且，见到贤才却不能举荐，举荐了却不能把他放在首位；见到不善之人却不能斥退，斥退了却不能使他远离，君子把这种行为称为过错和怠慢。拘泥于只吃君主的俸禄、只替君主办事，事情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便只有一死来塞责，君子称这种行为为愚忠，这些做法同样都不合于义。必须使君主把天下百姓、哪怕一个平民一个妇女都放在心上；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以此为心。臣则以使这样的君主成为尧舜之君、使这样的百姓成为尧舜之民为自己的责任。这样以后，主从的大义才会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既不夹杂一丝一毫的私情亲昵，也没有所谓感恩图报的说法，完全是一派相互赞颂、彼此唱和、君臣和谐的气象。《尚书》说：“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这才真正可以谈君臣敦厚伦理、整饬纲纪。哪里是“君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家，士人与庶民说怎样有利于我自身”，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像苍蝇钻营、像狗苟且，从而危害国家的人所能假托的万分之一呢？俗话说：“好鸟选择树木栖息，贤臣选择君主侍奉。” 对于负有任用人才、处理政务责任的人来说，与其严厉制定法律、崇尚官府制度，哪里如同尊崇礼义、勉励廉耻操守？五、朋友之伦在于有信

译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又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立足的“立”字，实在是人生确立立身之本、建立功业的根基，当然不只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不过，一个人平日行为没有信用，还比较容易显露出来，造成的危害往往不能完全实现；朋友之间没有信用，却更加隐蔽难以察觉，因此危害就难以防范。例如说话没有信用，世人都会把他传为荒诞妄言的人，于是丧失了立言的价值。经商没有信用，别人即使只受过他一次欺骗，也一定不会再和他做第二次交易。哪里能处处、事事都靠欺骗得到好处？如果成为朋友，就必然要同声才相应、同气才相求；既然已经声应气求，难道还要彼此猜疑欺骗吗？然而世上确实有早晨结为金兰，晚上却成为仇敌的人；也有表面订立盟誓，内心却暗藏刀剑的人。有的凭势力结合，到了利益耗尽便交情疏远；有的在患难中结为生死之交，到了安乐时却彼此排挤。变化既然产生于这类行为，祸患往往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种种结局凶险、关系破裂的遗憾，无不是机巧、变化和欺诈造成的，而欺骗良心、出卖朋友的人，常常还把狡猾阴险当成得计；这样谈论交友，实际上就等同于结党作恶。选择朋友反而成了自我伤害。所谓辅助仁德、汇聚益处、相互讲习等名词，全都变成了空话，天下于是没有什么交谊可谈，朋友这一伦理也就完全破坏了。圣人因此有“不要同不如自己的人交友”的教诫，子夏也有不可交者就拒绝他的告诫。况且朋友之间尚且没有信用，其他待人接物的事情，更可以类推；这样还成什么人格？难道真能说“大车没有车輗，小车没有车軏，就不能行走”吗？圣人对于朋友之伦重在有信，一方面用它确立交友的最高准则，一方面用它检验群体中人的善恶。信用的实际，毕竟在平日而不在临时，在精神而不在形式。《易经》说“中孚吉利”，《中庸》说“不言而信”，都足以证明这一点。所谓朋友有信，必须先彼此信任然后交往，既不陷入滥交的弊端；彼此信任之后才互相托付，又何至于有被迫断绝交往的忧虑？所以说，友道的根本只在于朋友都具备德行；因为不失去亲爱之情，所以也可以成为人们尊奉的对象。君子的交往淡得像水，却能长久不变；能够在生死患难中、在安乐生活中共同承担，正是因为彼此需要深切、信任深厚。《易经》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这一切无非都是一个“信”字发扬光大的结果。试看太阳西去，月亮东来；月亮西去，太阳东来。日月相互推移，于是产生光明。寒气过去，暑气到来；暑气过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于是形成一年。自古至今，从未改变，这是天地最大的信用，也是天地所以长久无穷的原因。天地尚且不能违背信用，何况人呢？何况朋友交往呢？所以说，信用是道的根源、功德的母体，能够长养一切善根。孔子不失去朋友，晏平仲能够长久保持敬意，正是向天下彰显信用的德行，为后人展示交友的典范。就像管仲与鲍叔牙的交谊、刘备、关羽、张飞的结义，数千年来之所以脍炙人口，也无非是双方彼此没有猜疑，留下了信用的遗泽。由此才知道曾子为什么反省说：“我同朋友交往，难道不诚信吗？”圣人教导人与国人交往止于信，其中的意义深远了。六、师弟之伦在于有道

译师生这一重大伦理关系，似乎是创立的新说，实际上只是古代的义理，而把它发扬光大罢了。师生关系，统摄并陶铸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正是五伦赖以彰明的根本，所以称为“大伦”，并不只是排在五伦的次序之外。舜让契担任司徒，教导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由此足以推知师弟之伦的真实含义。《礼运》也说：“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人为什么必须接受老师的教导？因为人出生以后，禀赋各不相同，本性又常被各种事物遮蔽。所谓耳目等感官不会思考，容易被外物蒙蔽；外物与感官接触，便牵引人的心志而已。如果安逸居处却没有教化，任凭情欲流转，势必欲望穷尽而灭失天理，知识被外物诱导而改变，日益接近禽兽的道路，那么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丈夫合义、妻子柔顺、君主仁慈、臣下忠诚、朋友守信等道理就没有办法彰明，也无法真正实行，人类社会将混成一片黑暗世界，能够不随之消灭的几乎没有。这就是先觉者启发后觉者、先知者启发后知者，也就是群体教化由此兴起的原因。师弟这一大伦之所以最尊贵，最重要，是因为考察有史以来的事情可以看出：黄帝凭借天生灵异的资质，尚且向广成子求道；孔子具有上天赋予的圣人资质，尚且向苌弘访求音乐，向老聃询问礼制，何况后世的年轻人呢？再如舜从尧那里接受中道，禹从舜那里接受中道，成汤从仲虺那里接受中道，武王向尚文拜受丹书，向箕子访求《洪范》，无不有薪火相传的来源、亲自承受的师法，然后才能尽性达命，完整地承受天地之性而归还本真，完成天地人三才本有的资质。由此可以知道，朴实地造就人材、培育士人，正是文王之所以称“文”的原因；夏代的序、殷代的校、周代的庠，都是《大学》所说尊师礼制兴盛的表现。推及东西南北，七十弟子之所以服膺孔子，随诸侯周游求食，跟随他的人有数百之多，难道只是没有原因吗？因为他们笃信道，而尊师之心迫切，所以能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想要洁身自好，却扰乱师弟大伦，正是断绝人伦、逃避社会，不明白上天降生百姓、设置君主、设置老师的大义。（三代以前，君主和老师合为一体，所以《尚书》常并称君师。）反而轻视谁可以做老师，就是当头棒喝。只是有些说法认为师弟关系由来已久，而孔子、孟子所建立的教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广泛阐明五伦，为什么最终却对师弟大伦存而不论呢？难道不知道《论语》开头说“学”，有子紧接着说“其为人也孝弟”，孔子又说“入则孝，出则弟”，孟子则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吗？这难道不是因为学习若没有老师就无法传授，所以弟道就是实行仁德的根本；而弟道以尊敬老师为贵，因此教导人出外要恭敬兄长、尽到诚意，而中道由尧开启，只有舜能够光大尧德、协助帝业，君臣关系中明显包含着师弟般的亲爱，所以说“尧舜之道，只是孝弟”。凡是所谓“弟”，很多注解都落在师弟关系上；否则，讲弟弟的弟道，为什么说“出则弟”？而且尧舜侍奉兄长的实际事迹，经史中没有流传，又怎么能兼括“尧舜之道”？这也可以曲折地证明孔孟含蓄的话。之所以没有把师弟大伦明确建立起来，只是因为揖让禅代以后，大道已经隐没；孟子以后，道又不再传承。道既然不存在，老师又从何而有？所以一方面说“有志未逮”，另一方面说“守先待后”，其中的缘故值得深思。试看秦汉以来，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琢磨的，大多只是训诂辞章的末节；再往上说，也没有超出理学的范围。到了科举兴起，读书只是为了求取禄位；实行教员制度以后，又引发了争夺权利，那么师道更是每况愈下，几乎从桧树以下都无可讥刺了。然而尼山孔子的师表，贯通古今，始终明亮，没有不尊敬亲近他的，这已经显露出端倪。师弟大伦所关联的事业，必定要等待人来实行。如今舟车能够到达的地方、人力能够沟通的地方，已经开启了天下为公的开端；选拔贤能、实行共和制度，又预示着大道将要推行的开端。既然上天并不吝惜大道，必定会降生真正弘扬大道的老师；师弟大伦应当在今后的世纪昌明起来。这件事关系到《礼运》所说的礼，道有兴有废，本来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强求、附会的。《中庸》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就是天下如同一家；书同文，就是万种教化归于一理；行同伦，就是预言天下人人都共同陶铸于师弟大伦之中。不过，就各地遵循同一道理、形成同样风气来说，叫作“同伦”；就提出纲领、统摄众理来说，叫作“大伦”。如果没有大伦，怎么能够同伦？所以所谓师弟大伦，实际上是发扬古代义理的真谛，用来促成当今世界大同的道理。难道我们不应该擦亮眼睛，等待三代英才欣然共同来实现它吗？《道德学志》段正元著 《道德学志》昌言 民国五年丙辰

译道德从哪里开显出来呢？道就像道路，是天地万物共同遵循的道路；德就是有所获得，是天地万物各自具备的本性。它最切近、最平常，即使愚夫愚妇也可以了解、可以实行。可叹自从玄天失去德性，舍利被尘封，流转相因，像蚕自己把自己缠住，于是造成一个如梦如幻、如泡如影的苦恼忧悲世界。人人都说“我有智慧”（这就是佛家所说的识神当家），却选择了中庸而不能坚持一个月；人人都说“我有智慧”（这就是佛家所说的认贼作子），却被驱赶而投入罗网、捕获和陷阱之中，自己还不知道躲避。这就是道德被情欲遮蔽的情形。文字用来承载道，并不是说文字本身就是道。阿难强于记忆，不过是误把它当成成圣的最初根基；端木赐见闻广博，哪里就是一贯的大道？为什么拾取残缺、补缀空白，以注笺为能事，把古代义理和陈旧文章拘泥牵强地据为己有，想照图寻找千里马，最后却只是画饼充饥？这样做即使不陷入文人没有操守，也只是把记诵问答当作学问。这就是道德被文字遮蔽的情形。君子以身体现道，先实行而后发言；古人谨慎说话，以自身做不到为耻。虽然说文章言论可以流传久远，国家也有赖于文辞，但远离现实的清谈，最终仍不能济事。所以说，嘴上说得不惭愧，真正做起来却很难。有言论的人未必有德，这是道德被空谈遮蔽的情形。不偏不倚、坚持不变，固然是强行中道；但能够有所树立、又能随时权衡变通，才是合乎时宜的君子。读《春秋》三传，却不明白大义；诵读《诗》《易》《书》《礼》，却不理解其中微言；拘拘然局限在一定要守信、一定要果断的范围内，忘却无形无方的神妙变化。谈论小德，行为没有偏差；谈论大德，却连谦让都来不及实行。这固然是善人的道路，但既不依循前人的足迹，也不能进入道的深室，这是道德被理障遮蔽的情形。走远路要从近处开始，登高处要从低处开始，所以说，君子的道，平民可以知晓，不肖之人也可以实行。即使佛家所谓六度，归根结底也是空而不空；道家所谓功行，也仍是把虚处做成实处。可是炼丹炉火、采药炼制之说兴起以后，人们便专求隐秘怪异；禅宗机锋、棒喝的方法流行以后，人们便专务神奇。最终欲望没有减少，却想用控制心念来解决，犹如关起门来杀贼；不论玄妙功夫和奥秘窍门，都不能理解真正的义理；即使求其祛除疾病、保养生命，也不可得。这样反而伤害仁义，助长揠苗之举。远离人的真实生活，不能成为道。这就是道德被执著于方法遮蔽的情形。何况至高无上的妙法，万劫难逢；世变越剧烈，污染越严重，正处在大往小来的时代。天地之气不能交合，万物就不能通达；上下不能交往，天下就没有国家。儒家称为据乱世，回教称为末劫世，耶教称为秣眣世，佛教称为五浊恶世。这些局面的形成，都是逐渐累积而来的。这就是道德被气数遮蔽的情形。只知道强权，哪里还问公理？群体都希望自己优胜，更加崇尚竞争，把仁义看成徒具形式的空文，把道德看成腐败落后的东西，甚至讥斥佛教产生于印度，印度因此灭亡；儒教流行于中国，中国因此衰弱。（不知道中国和印度之所以衰亡、衰弱，恰恰在于没有实行儒佛的真实精神，另当别论。）人们只夸耀弱肉强食的外在现象，却不探究从齐国的改革到鲁国的变化、又从鲁国的变化达到大道的真谛，只被欧美物质文明虚幻的光华震惊。（并不是敢于抹杀物质文明，只是没有道德来维持它，反而会助长人作恶，却没有深入观察其日益衰败的黑暗局面。（例如法国人口减少，以及如今的欧洲战争，这些黑暗已经明显可见。））甚至还想责怪它却仿效它。这就是道德被权利思想遮蔽的情形。况且道的实行与废弃，其中自有天命；世运循环，本来没有一旦倾斜便永不平复、去了便永不返回的道理，只是事物不发展到极点，就不会转向相反的一面。所以人类社会不道德的现象 发展到极点的时候，正是道德昌明的时机。阴气达到极点，阳气便开始产生；乱世之后，人们便思考治理。天道如此，人事也如此。然而，道本来没有形状，看不见、听不到、抓不着，只能勉强给它取名叫“道”；道本来不是语言所能解释的。实行道而在心中有所获得，叫作德；德也不是靠侥幸能够得到的。想要阻止反道败德的恶潮，扩充人类本来具有的善性，尤其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完成的。学志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只是末节。不过，佛经三藏，都是佛弟子记录佛说的文字；《论语》二十篇，是老师与弟子问答的遗录。道虽然不可见，圣人彰显道的言语却可以看见。文化文章能够不断绝，未尝不是有赖诸子记录以前的辛劳。何况如今正值天元正午，大道宏开；法会道场，随缘而遇。同人不敏，既然共同在道德学社学习，获得了彼此切磋琢磨的良好机会，于是不惜把道听途说的见闻拿出来，发愿把善与人共同分享，姑且在不可说、不可说之中，勉强揭示一二，作为以文章会友、以朋友辅助仁德的途径。区区本心，就是如此。至于文字粗俗、记述缺漏，则是速记者和编辑者的责任。本国的君子们，幸请垂览。道德大纲 民国五年丙辰十一月十六日

译今天是本门中人第一次开讲，特意把“道德”二字略作说明。如今圣人之学衰微，人们都不知道道德是什么；彼此用智谋欺骗，凭诈术和力量逞强，以利益和权力相竞争，以表面事物相夸尚，以党派相趋附，几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世界。有谈论道德的人，被看作迂腐酸气；有实行道德的人，被斥为腐败，仿佛我们中国的贫弱都是这类人造成的。其实人们不知道，中国之所以没有灭亡，正是因为有这种道德在维持。只是人每天生活在道中，却不知道它是道，正像鱼每天生活在水中，却不知道什么是水。道包罗万有，其中有大道、正道、小道、邪道。邪道，是道发生偏变的状态；不只是邪法邪术、借邪说煽惑人心的东西叫邪，凡是小人的奸谋诡诈、冒险侥幸，一切损人利己，甚至祸国殃民，使人人不得其所、扰乱天下的行为，也都属于邪道。邪既然不是道，却称为道，是因为人的聪明才力本来从道中产生，只是运用时没有走正路，于是失去了道的真谛。直接说它是无道也可以。我们应当抛弃它、断绝它，不但不能偶尔做出这种事，也不能偶尔保留这种念头。小道，是道的分散表现。凡是一种技艺、一种才能，属于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都是小道。即使那些能够使人的耳目感到新鲜、使人的性情得到舒展的事物，如游戏、电影等，虽然对人心没有益处，却不至于成为风俗的祸害，仍然属于小道。其他声、光、电、化等学问，精益求精，到了今天震耀全球，国家从中获利，人民从中受福，人人都认为这是天地间的一大特色，再没有比它更高的东西；其实也都只是小道。《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是因为每个人各有职责，自身没有多余时间，不做也可以；但去做也不妨碍他成为君子。正道，是道通常运行的形态。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就是正道。立身处世，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行。《四子》《六经》所说的，大多是正道。道家的《感应篇》说：“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前后都是就善恶而言，本来没有超出正道的范围。所以凡是想要彻底明白道的人，必须圆满三千功、八百德。佛家的天、人二道教法说，造作上品十恶，死后堕入地狱；中品堕为饿鬼；下品堕为畜生。使人奉持五戒，就能免除地狱、饿鬼、畜生三途，转生人道；修行上品十善，以及布施、持戒等，就能生于六欲天；修习四禅八定，就能生于色界、无色界诸天。耶稣教导人要爱人如己、舍身救世，凡是信奉其教的人，常常被要求虔诚祷告、改过自新，从而保存灵魂的种子。如今他的门徒到处建立教堂、传播福音，使人知道有耶稣、知道有上帝；这同佛家的天、人教法一样，无非都是同一正道。这种道，即使普通夫妇中的愚者也可以知道，即使普通夫妇中的不肖者也可以实行。即使要成为圣人贤人、成仙成佛，也必须由此拾级而上，然后才能成就大道。大道在儒家经典中，只有《周易》说得比较详细；道家的《道德经》《清净经》等，佛家的方等、涅槃、大乘等经典，都是在阐发这个道。新旧约所说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以及耶稣死而复活、能使盲者复明、跛者行走、死者复生，虽然事情涉及神奇，都在表现大道的妙用。然而耶稣的门徒 仍然说上帝在我的头上、在我的心中，却始终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因此他们虽然从事耶稣的教法，却不能像耶稣那样产生灵验，原因是只知道正道，还没有得到大道。大道的本体，看不见、听不到、抓不着，确实有不可思议之处；正道由此产生，小道由此生发，邪道也由此消灭。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庄子所说的“先天地而自生，后天地而不老”，子思所说的“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正是人难以做到而又极其可贵的境界。人，是天地的心，是道的精华凝聚而成的。人生虽有智慧，却不能没有愚昧；虽有善，也不能没有恶。但首先要依循正道中充实而应当实行的事情，不怕困难，不苟且求安，勇往直前；实行道而有所得，就叫作德。安静无事时，贪、嗔、痴、爱一念不生，这是心的德。行动作为时，凡视、听、言、动不合礼的都加以约束，这是身的德。德施行于家庭，孝顺兄长、慈爱和睦，家庭就能整齐；德施行于国家，使老人得到安养、使年轻人得到关怀，国家就能治理；推及天下，大小相互维系，强弱相互扶助，天下自然就会太平。简要地说，就是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做一个好人而已。推而广之，能够兴办实业，使人丰衣足食，这叫德之根本；能够掌握重大权力，除暴安良，这叫德之成就；能够保全种族，开创国家、承继家业，这叫德政；能够改变一切不良现象，使国家日益走向文明，这叫“日新”，也就是盛大的德行。不得志时从内心反省，得志时把志向落实到事情上，时时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这叫大德。有了大德，大道自然凝聚。《大学》一书，是大道的纲领。若真能得到明师传授，彰明自己的德性，知道止于至善，同时修养性命，到了最高境界，万教的精微都归于一贯；能够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达到至诚而没有止息，即使天崩我也不崩，地裂我也不裂，那是多么快乐啊！我们幸而生在大道宏开的时代，应当及时克服困难学习、努力实行；有一分德，就凝聚一分道，也就有千分福；有十分德，就凝聚十分道，也就有万分福。尘缘尚未断绝的人，可以享受人间福分，随德行的厚薄而增减；如果继续进修而成为圣人、神人，就能享受天上无穷无尽的福分。俗话说，希望成为贤人、圣人，就是积德。希望成为天人，就是接受天福。把这种福同富贵利达之福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只是担心人辜负道德，难道是道德辜负了人吗？先后一贯之《大学》民国五年丙辰十一月初八日记

译《大学》一书，内涵深广宏大，不是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很难说真正理解。我们虽然不敢以聪明圣智、通达天德自夸，但处在这个讲学的时代，对于这部极其重要的书所包含的旨意，实在不敢轻易放过而不加研究。自古以来的解释家，大多认为《大学》是成人之学；但只从字面看，这种说法似乎也有道理。若从道上说，所谓“大学”绝不是年龄的问题。大学，就是大道之学；大道必定要通过学习才能达到，因为它是达到大道的学问，所以称为“大学”。因此开头说：“大学之道。”正文真正从“大学之道”说起，到达那里就接近大道了。这是孔子向老聃问礼时，老聃传授给他的内容，文字不过五十八字，其中却包含三教的真正源流、万教的最终归宿，以及大同、进化、归化等世运的道理。孔子听闻《大学》之后，便得到大道，知道了自身所承当的天命。所以他又系联写出“明明德于天下”一节，开启成就自己、成人、成物、成天下的次第，同时也说明自身责任所在，实在有不能不说的话。但是，孔子的责任已经分属给我们这些人。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必须先实践这套功夫。具体说，既有定、静、安、虑、得这些阶段，又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条目，似乎千头万绪。概括地说，也不过是“明明德”三个字罢了。人都是禀受一元的理气而生，这一元之理，在天叫作道，在人叫作德。乾是大明，所以人人都有德，而且人人都有明德。人与《大学》之道相背，只是因为不知道明德为什么能够明罢了。大学之道，必须从明明德着手。先使明德明白，然后才能合于道。德是实在的，道是空灵的；后天之道先实后空，不像先天之道先空后实。孟子说，竭尽心性的人就能认识本性，也与这个道理相同。定、静、安、虑、得，是明明德的功夫次第；但必须先从“知止”开始。知止，就是止于至善。《尚书》说“安汝止”，又说“钦厥止”；《诗经》说“夙夜基命宥密”，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至善，就是人的身心之中。能够止于其中，之后才会有定；有定就稳定贴切，不动不摇。有定之后才能静；静下来，一切牵累都了结，一切事情都归于空。所谓“了”和“空”，就是了结后天而接近先天，空去后天而使先天充实。这种了才是真了，不了而自以为了；这种空才是真空，不空而自以为空。这样便是安，安则快乐就在其中。无边的快乐景象，都从中显现。本来无思无虑，却有一分觉悟的光明，自然知道天地并不大，我身并不小，万物无不与我相通，无处不在；万物都具备于我，而我与道合而为一，这就是所谓得。但这里所说的“得”，只是就法而言。只能了结命功，还不能了结性功；必须性命双修，然后才能性命双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内圣外王推行的次第。必须先除去物欲，然后良知才不会被遮蔽；各种杂念全部止息，然后本心才能显现；自身修养完成，然后才足以影响家庭。家庭积累起来成为国家，国家积累起来成为天下。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脉相承的事情，而贯穿其中的枢纽在修身。内圣由此成就，外王由此开始。所以说，一切都以修身为根本。性命双了，内外一贯，才可以完成明明德所能达到的程度，这叫大德。大德之人必定承受天命，承受道的命令来实行道，实行大德之道。大德之道一旦实行，大同的事业就完成了；这样才可以完成把明德彰明于天下的程度。明德彰明于天下的功德完成以后，我们的责任才可以说完成了。从此进入进化的时代，开始实行亲民的事业，逐步达到归化，一切都止于至善，然后大学之道才算完成。大学之道，哪里容易说清楚呢？《大学》一书 哪里容易解释清楚呢？然而学习大学之道的人，也不能因为困难就退缩。试读它的末节：“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是担心人有始无终，所以特别向人说明先后次序。凡事必须有终，才能取得成就，何况是大学之道，怎么可以不勇猛精进呢？天人一贯之《大学》民国五年丙辰十一月十八日记 今天讲《大学》之道这一章书，首先必须知道，开头“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句话，是先天之道，是本性分内的事情，因此要亲身实行，完成性功的程度。“知止”一节，是后天的方法，是命功上的事情，因此用来保全凡人的躯体、了结凡人的命运。这一章书是孔子向老聃问礼时，老子举出来告诉他的，到了那里就接近大道了，共五十八字。从先天说到后天，又从后天说到先天，包罗万象，涵盖一切，道的蕴藏无穷。孔子听道以后，于是又系联写出“明明德于天下”一节，开辟成己、成人、成物的实际功夫，没有门户之见而有统摄之力。所以《大学》之道虽然博大精深，但开始学习的功夫就是从明明德着手。“明明德”三个字，是由先天做到后天，又由后天返回先天的功夫，也包含无穷的道理，说起来同样说不尽。浅近地说，比如天平：“明明”就像天平的两端，“德”就像天平的中心。明明与平平相似，一再使之明，就能彻底澄清；所以真正明明，也必然合乎德。德就是有所获得。一再使之平衡，就达到了最恰当、最合适的程度。如果能够平平，也必然达到中、和、中正。所谓“中”，就像秤的天针对着地针，完成称量物品、平等施予的分量。这就是孔门的心法。比如孔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这种一贯的心传，也就是尧舜所说“允执厥中”的中道。尧舜守持中道的学问，就是明明德的实际功夫。

译先天的本性和天道，本来不容易明白；如果能够从明明德的功夫入手，循序渐进，也不难穷究其中的底蕴。换句话说，明明德也就是穷究事理的功夫。道本来空空洞洞，是虚的；德却由亲身实行而获得，成为实的。凡人的言语行为合乎道，就是德。德如同天上的北辰，而人道之中也有北辰。北辰就是枢纽：在天上是天的枢纽，在人身上是人身中的枢纽。德又就是仁，所以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起来说就是道。人能够同仁相合，那么身体中的北辰就能同天上的北辰相扣，如同磁石吸引铁一样，同类彼此相从。能够同天上的北辰相合，就是所谓天人一贯；道在人身上有所获得，就是掌握明明德。因此明明德的学问没有人不适合。明白一分，就有一分好处；明白二分，就有二分好处。人能够完成明明的全部程度，就是大德。所以大德之人能够得位、得禄、得名、得寿，由此可知道不会辜负人。“在亲民”是纯化的功夫，是在明明德之后再前进一步的境界，也就是所谓成人之学。儒家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佛家所说的“物我同体、普渡众生”，属于“止于至善”，是先天完善的功夫，也就是最恰当、最合适、尽美尽善。正如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释迦所说的“头头是道”。明明德既然说的是穷究事理，亲民可以解释为尽其本性，止于至善就是达到命的极致。学习到这里，先天的性功已经完成，后天的命功还没有完成，所以仍须了结命功；而“知止”一节，就是了命的功夫。这就是《周易》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知止之后才有定，是收摄放心的方法，把人的心收定，安放在至善之处。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如老子所说的抱一守中。定之后才能静，也就是没有人相、没有我相，恍恍惚惚，万种牵缘都了结，万般景象都归于空。静之后才能安，安就是快乐在其中。安之后才能虑，这个“虑”字是不用思考便能得到的思虑，也就是佛家所谓明心见性。性包容天地，道家所谓开启真正的智慧，天地并不大，儒家所谓至诚而能预知、至诚如神。虑之后才能得，就是佛家所说的见到如来，道家所说的一得永得，儒家所说的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这时道就是我，我就是道；说它大，天下没有东西能承载；说它小，天下没有东西能剖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万物都有本末。本，是指先天；末，是指后天。事情都有终始。按世俗情理来说，凡人做事都要有始有终；唯独修持的人，必须先立定终点。终，就是确定，也就是根本；因为确定了根本，事情才能成就。这就是“万殊一本”中所说的根本。我的开始也就成为末后的事情了。根本既已确立，任凭遭遇千磨百折，也一往直前地去做，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知道先后次序，是说人贵在先明白道，明白先天，明白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性功之道；然后才能达到止、定、静、安、虑、得，履行天命功夫的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不明白善，不在自身上做到真诚，就不能明白道；能够明白道，才能亲身实行实践，日日接近道。能够接近道，就能左右逢源，处处都是道。这一章书包罗万象，难以全部说尽。现在不过叙述它的大概。至于详细内容，查阅《圣道丛书》以及《道听记》中关于《大学》的问答解释，就可以由心领会而明白，能否做到全在个人。各位学生努力，努力！师道 民国五年丙辰十一月二十一日记

译大道要依靠人来传承。传承大道的人，就是天下人的老师。老师，是用来把道教给天下人、使天下人形成德行的人。但必须做到一言一行、无处不可作为别人的模范，才足以称为老师。自从世道衰败、道统衰微以来，做老师的人到处都是。其中高明一些的，还能把一两个学生约束在遵守规矩之中；差一些的，不过是讲说文章、记诵知识罢了。自己不能成就，怎么能成就别人？不能成就别人，哪里配做老师？如果自以为是老师，也不过是徒然袭用这个名称，实际上却毫无相称之处。民众由三种人养育，对他们要一视同仁地侍奉。既然称为老师，就等同于天地和父母，这是多么尊贵、多么高尚！既然如此高贵、如此受尊重，如果没有相应的实际，又凭什么施行辅助、匡正和成就人的作用？既不能施行辅助、匡正和成就人的作用，名义上虽然是老师，实际上却是在自欺。自欺之中就有欺人的过错，欺人之中又有欺天的罪过。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大概是因为老师所关系的事情重大。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接受诸侯供养而往来，都是为了推行道。道既然不能实行，于是就传道来教化天下万世；而道的全部体用，就在这里具备了。这就是他成为万世老师的原因。《尚书》说：“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为他们立师，只希望他们能够辅佐上帝，使四方得到安宁。”由此说来，老师又是上帝的代表，是代替上帝来宣扬教化的。上帝生育人，却不能亲自教导人，于是立老师来教导他们，这就无异于上帝亲自教导他们。上帝生育人，却不能亲自亲近人，于是立老师来亲近他们，这就无异于上帝亲自亲近他们。上帝能赋予人本性，却不能亲自端正人的本性，使人人都有善而没有恶，于是立老师来端正它，这就无异于上帝亲自端正它。上帝爱人，可以说是曲尽其能而没有遗漏；上帝的宏大功德，可以说是圆满而没有遗憾。而这些责任全都在老师身上。人固然不可不尊敬上帝，也不可不尊敬老师。尊敬老师，就是重视道，就是尊敬上帝，并不是只尊敬老师本人。因为老师用来传道，而道由上帝产生；上帝又是老师的老师。老师与上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可以强行分开。正如耶稣所说：“上帝就是我，我就是上帝。”意思是上帝之外没有我，我之外也没有上帝。所以耶稣的教徒，有人说，敬敬耶稣就是敬敬上帝，敬敬上帝就是敬敬耶稣；这也是说上帝和老师不可强行分开。我不能看见上帝，看见老师就如同看见上帝；我不能亲自接受上帝的教诲，接受老师的教诲，就如同接受上帝的教诲。违背老师的教诲，就是违背上帝的教诲。有不尊敬老师的地方，就是没有尊敬上帝。老师责罚我，就是上帝责罚我。师道的严肃、老师地位的尊贵，竟然如此。我们之所以奉至圣为师表，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不敢有一念不敬的心，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与各位学生聚集在一堂，哪里敢说自己是老师？不过是对孔孟之道略知一二，过去接受老师教诲，也曾领悟一点，所以只用来互相研究罢了。凡是合乎道、符合德、适宜于中道的，都可以选择其中的善处而遵从。各位学生只要有一项长处，也可以做我的老师。《尚书》说：“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主，谁有善便拜谁为师。”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师道已经很久没有建立起来，上帝之道也已经很久不明白了，所以情欲的蒙蔽日益加深，权利的争夺更加激烈。天下到处都是这种汹涌混乱的情形。按时代的趋势来说，乱到了极点就会思考治理，师道应当建立了；按时势考察，人到了困穷境地就会返回根本，上帝之道也应当显明了。如果有聪明圣智的人出来，做当今天下的老师，不但我和各位能够亲近上帝、享受大道的幸福，就是天下万物、一切众生，也都能沐浴上帝爱惜生命的恩德，各得其所。这样看来，老师又不能不尊敬；而尊敬老师，就是重视道；重视道，又是培育至德。有了至德，至道自然凝聚，就会看见人人都是君子、个个都是圣贤，红尘苦海化为极乐世界。乱世在哪里？五浊恶世又在哪里？《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虽然不能达到，心中却一直向往。”我对于师道也是这样。至诚之道 民国五年丙辰十一月二十五日记

译人生的富贵贫贱，大体都由至诚而得到。虽然所得各不相同，但所运用的至诚却是一样的。所以孟子说，选择职业不能不慎重。他话外的意思是：造箭的人有至诚之心，造铠甲的人也有至诚之心；造箭的人有了至诚，才成为造箭的人；造铠甲的人有了至诚，才成为造铠甲的人。国家对于教育也是这样。教育有方针，方针就是它至诚之心的表现。方针正确，教育就好；教育好，人人都可以走正路、享幸福。教育不好，必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害。比如外国的教育，专门讲优胜劣败、富国强兵，方针既定，所以人人都讲求胜过别人，大家都想富强，于是想出许多取胜的方法，制造出各种新式武器，却不知道这种至诚如果不以道德为根基，就会招来天地间的恶气。因此战争不停，国家不得安宁，最终不达到倾覆国家、灭绝人类的地步就不会停止。所以同样是一个至诚，要看使用得善还是不善。我国古代圣贤的教育，是至诚之道，也就是道德上的至诚。无奈后人长久没有实行，这实在是一件大遗憾。外国技艺的精巧，全都发端于一点至诚之心；不断精益求精，于是发明了形而下的器物。如果中国人果真能够在技艺之外，又依照固有的道德学问，以至诚做事，用来发扬形而上的道，那么不但可以安定、富裕、尊贵、荣耀，可以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还可以由下学而上达，向往贤人、圣人和上天。然而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越来越流于文弱，实在是因为读书人不明白大道，只把至诚用在文章上，终于使数千年来的道德精华隐藏而没有发扬出来。不过，即使只把至诚用在文章上，仍然可以取得科举功名、享受荣华。如果能够把孔子所说的性与天道切实研究，从此知道道、明白道，修身养性，那么看天地万物就如同看掌上纹理。所谓至诚能够预知，至诚如神，也是可以做到的。其用功最紧要的地方，在于不自欺，也就是保全良知良能。良知就是性，良能就是命。性命既然完整，万物都具备于我身，还有什么值得在意的区区名利？何况至诚是天地的精华，有一分至诚之善，就得到一分福。正如从前的读书人，有了至诚，就可以取得富贵。又如当初佛祖讲道，不但天神前来朝拜，顽石也点头；当时受到感化的人，直到今天，天下名山中仍然以佛祖庙宇最多，后世来焚香崇拜而忙不过来的，无非都是因为佛祖凭一片至诚来渡化人心，从而有所感召。由此可见，道德上的至诚感动人，迅速得如同回声和影子随声随形。然而，道德上的至诚为什么有这样强的感化力？因为人人都由北辰分出的光明而生，道德上的至诚，是每个人本性中共同具备的。果真实行至诚，那么至诚之心就能贯通北辰，与天上的北辰相合，也就能与人人心中道德上的至诚相合，所以一感便通。今天的人大多抛开道德，斤斤计较于讲平等、讲自由，把法律当作唯一的作用，哪里知道如果能够用一片道德上的至诚之心，体会古代圣人成就自己、成就他人、成就万物的精义，并推广开来，使人人讲道德、个个行道德，彼此亲爱，以礼让治理国家，那么世界不用期待平等就自然平等；不用专门讲自由，却处处都是自由。不过《中庸》说：“至诚没有止息。”所谓没有止息，就是功夫不停息。功夫不停息，就一定能够耐劳；不能耐劳，就是不能至诚。如果能够以至诚之心行事，把“道德”二字认识得清楚真切，具有坚毅、恒久、勤奋、笃实的心，即使劳苦万端，也能以此为乐。比如世人对于儿女，用尽一生的心血，全都为子孙耗尽，这是多么至诚！这种至诚也无非是认识得清楚真切，因为是自己的儿女，所以能够这样不辞劳苦。人想成真作圣、实行道德，也应当如此。现在的人把道德看作迂腐空疏，把至诚看作没有用处，说以道德和至诚待人，别人却不以道德和至诚待自己，必然反而受人愚弄。这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如果真正以道德和至诚待人，那么没有道德的人自然会与之互不亲近，因为一方是元阳的作用，另一方是阴暗私欲的作用。何况阳气照临，阴气消灭，邪不能胜正，也是事理的必然。所以人只怕不能以至诚办事；如果能够以至诚办事，而且合乎道德，又何必担心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什么灾祸不能消解、什么福气不能到来？修身之道 民国五年丙辰十一月二十八日记

译今天是冬至日，是阴气达到极点、阳气开始产生的时候。人落在后天，被物欲遮蔽，也像冬天的气候一样闭塞不通。何况大道到了孟子以后，直到今天二千余年，没有人阐明发挥，这也是阴气达到极点的征象。如今学社成立，开始讲道，如同一阳初生。从今天以后，同社各位，就要知道我虽然有这个身体，却都是被后天的阴气凝聚侵袭而成；如果不加以修治，怎么能够恢复本来的面目？所以必须把从前的种种看作如同昨天已经死去，把以后的种种看作如同今天刚刚诞生。虽然修身之道，说起来并不艰难，实行起来却很困难。它的紧要关头，重在实际实行；而实行的次序，有许多方法，现在姑且举出大概。第一，要破除成见。因为天下的义理无穷，一个人的知识见闻有限；如果自恃聪明，往往反被聪明误了。《尚书》说：“喜欢询问就会充裕，自以为是就会浅陋。”人必须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知。又必须博学、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然后才能笃实行之。舜被称为大智，不过是不耻下问、善于考察浅近言语。孔子作为至圣，进入太庙，仍然每件事都要询问。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第二，要选择老师、访求朋友。自己的成见虽然已经破除，但在是非之间，未必马上就能知道得真确，因此要访求先知先觉的人做我的老师，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人做我的朋友，以此指导我、辅助我。比如孔子向老聃询问礼，拜访苌弘学习音乐，向师襄学琴，都是榜样。何况接近朱砂就会变红，接近墨就会变黑；人生善恶习尚的分歧，同师友的关系极大。《尚书》说：“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主，谁有善便拜谁为师。”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说的就是要选择善的来遵从。第三，要反省自己、责备自己。既然有老师朋友对我教诲、劝勉，也应当时时反省自己：老师教导我的，朋友规劝我的，自己究竟能不能做到？要做到如同面对师保、如同面对父兄，这样才能每天都有进步。否则因循怠惰，没有精进的心，没有勇往直前的力量，即使有良师益友，也无可奈何。第四，要改过自新。凡是不合乎道的，都是过错。我有过错，就要勇于改正，铲除旧日沾染的污秽。改过并不只是事后后悔，而是在遇到事情时不能一错再错；必须时时警惕、自我约束。改了这个过错，以后永远不再犯，要学习颜回不重复犯错，这才算得上有过而能改。这样，旧日的污染会一天天除去，新的生机会一天天开启，不难做到日日更新、不断更新。第五，见到善就要迁善。人能够勇于行善，然后才可以增进德行、修习事业。禹听到善言就拜谢，所以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强；舜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就像决堤的江河一样充分流行，因此重华才能辅佐帝尧。不要以为小善没有益处就不去做；要走远路，一定从近处开始。不要以为佛法广大无边、无法达到；登高本来就要从低处开始。这就是迁善的方法。第六，要保全名誉。名誉是人生的第二生命。俗话说“人的名声如同树的影子”。孔子说：“君子担心死后自己的名声不被称道。”所以凡是奸谋邪行、会损害名誉的事情，绝对不能做。保全名誉的方法，也不过是存心忠诚，做事守信，合乎天理，顺乎人情。像太上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并不图谋虚假的名声声誉，而实际成就达到以后，名声自然会归来。第七，要实事求是。正处在这个竞争时代，人人固然知道讲求实利主义，但所讲求的，无非是损人利己的手段。事情虽然接近实际，道理却完全错误。因为良心已经昏昧，只剩躯壳存在，所谓“悲哀没有比心死更大”，利己反而正好害了自己。所以一定要寻求正确的道理并实行它，遵循规矩之道，有益于自己而不损害别人，并且还可以使别人获利。“恕”这一个字，是一生都可以实行的。第八，要讲求养生。养生不一定是让肥甘美味适合口味；只要节制饮食，按时起居，清心寡欲，就是所谓“不劳累你的形体，不摇动你的精神，不让心被形体役使，不把盗贼认作儿子”，这样才得到养生之道。孟子说：“如果得到适当的养护，没有什么东西不生长。”又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些都包含这个意义。第九，要经常修饰仪表。所谓修饰仪表，并不一定要穿绣有文采、饰有章纹的服装，只在于安于自己的身份而行事，自爱自重，整理衣冠，尊重自己的容貌举止罢了。如果衣冠端正、举止庄重，即使像子路穿着破旧的袍子，也不以为耻；像大禹厌恶华美的衣服，也不以为简陋。《诗经》说：“善人君子，他的仪容举止没有差错。”这就得到它的宗旨了。第十，要谨慎遵守法律。法律是用来治理小人的。人如果触犯法律，就是自作孽，不可活，不是明哲保身的道理。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够修身？曾子之所以多次反省自身，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君子心怀刑法的细微意义。果真能够按照这十条努力实行，那么不但自身得到修治，家庭也可以保全；由下学还可以上达，将从善、信逐步达到美、大、圣、神的境界。由成就自己，还可以同时成就他人和万物，成为天地间最完美的人、乾坤的孝子。一个人的身体虽然小，却可以与天地并列而为三。君子与小人 民国五年丙辰十二月初三日

译尘世间只分两等人：一是君子，一是小人。说到底都是人，同样由天地父母所生，各自具备仁义礼智的本性。为什么有的成为君子，有的成为小人呢？何况按照佛、道两家的说法，做君子就上升天堂，得到极乐境界；做小人就下堕地狱，承受无限苦恼。孔子也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沉沦。两者之间的差别，判若天渊。究竟是什么缘故？概括说，一是存心上的差别。君子把仁放在心中，把礼放在心中，敬畏天命，敬畏大人（就是《易经》所说、与天地合德的大人，也是佛教所说具有三十二种大人相的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语；同时又知道谦逊克制、自我持守，自强不息。比如孔子是天生圣人，尚且说：“君子之道有三，我没有能力做到。”又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喜好古道、勤奋求取的人。”谦逊的胸怀充分流露在言语之间。所以《易经》说，劳苦而谦逊的君子最终吉祥。小人则想败坏法度，放纵自己而毁坏礼制，不知道天命也不敬畏天命，轻慢大人，侮辱圣人的言论，心中有骄傲自负、以己为是的念头，没有虚心向下、容纳他人的气量。比如商王受认为自己承受天命，认为敬畏没有必要实行，认为祭祀没有益处，认为暴虐不会造成伤害，因此自满就招来损失，天下的罪恶都归到他身上。一是行为处事上的差别。君子做事，总是把握两端而取其中，以无愧无怍为标准。所谓处在富贵地位，就按富贵的身份行事；处在贫贱地位，就按贫贱的身份行事；处在夷狄之地，就按夷狄之地的身份行事；处在患难之中，就按患难中的处境行事，绝不敢违逆天意做事，所以说“君子的中庸，是君子而时时合于中道”。从人情上讲，无论上下、前后、左右，也都期望合乎规矩之道，不超越人情的常态；所谓以人之道治理人，即使不能完全合中，也相差不远。小人则愚昧而喜欢自作主张，地位低下却喜欢独断专行，凡事自以为聪明、自逞雄强，无所不至；他们整天孜孜不倦的，无非是机谋巧诈、冒险侥幸这一套，所以说“小人的中庸，是小人而没有顾忌畏惧”。然而同样都是人，有的存心行事，乐于做君子；有的存心行事，甘愿做小人，这又是什么缘故？原来人落在后天，历经劫数牵连，纯粹都是魔障。俗话说，儿女若不是来还债、讨债，就不会来；只是无法知道究竟是还债还是讨债。夫妻若不是有缘，就不会结为夫妻；只是无法知道是恶缘还是善缘。儿女和夫妻的关系尚且如此，其他事情自然可以类推。小人则完全由魔心作主，不能自己做主。正如佛家所说的把盗贼认作儿子，耶稣所说的由撒旦主持。内在的魔障不能清除，外来的魔障就更加乘机进入：好色，就有色魔附着；贪财，就有财魔附着；喜好邪道，就有邪魔附着，于是随波逐流，越走越下，终身忧愁受辱，最终陷入死亡。君子固然也不能免除红尘中本来就有的牵连和外来的魔障，但有斩除魔障的勇气，知道回头就是岸；而且有时魔障越重，志向反而越坚定，经历一番挫折，便增加一层向道之心。像大舜的父亲瞽瞍顽固，母亲嚣横，弟弟象傲慢，家庭魔障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他却独自能够用孝道使全家和谐，挖井、修仓，委曲求全，终于使瞽瞍诚信和顺，安定、富裕、尊贵、荣耀，成就了大孝的名声。孟子说：“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给这个人，一定先使他的心志困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饥饿，使他的身体贫困，使他的所作所为受到阻挠扰乱，用来震动他的心志，坚忍他的性情，增加他所没有的能力。”又说：“只有孤臣和孽子，他们用心谨慎危险，考虑祸患深远，所以能够通达。”这些都是说明君子斩除魔障、趋向大道的实际情形。由此看来，君子的道心胜过魔心，所以他们存心行事，乐于做君子；小人的魔心胜过道心，所以他们存心行事，甘愿做小人。究竟结果如何，是做君子好，还是做小人好？从大的方面说，大禹、后稷亲自耕种，却拥有天下；羿善于射箭、荡舟，却都不得善终。君子和小人的分别，本来就有培养和倾覆的不同。世人或许认为颜子喜好学习却短命，盗跖劫掠杀人却长寿，天道赏善罚恶的说法似乎没有凭据；然而一方面，颜子馨香流传百代，千秋受人祭祀，世世代代的子孙享受他的余荫，说复圣颜子至今仍然存在也可以；另一方面，盗跖在当世播下恶名，遗臭万年，即使有孝子慈孙，百世也无法改变，说盗跖早已自我断绝也可以。再如岳武穆尽忠报国，最终被秦桧的奸谋害死，似乎是小人反而得到威权，君子反而遭受灾祸。哪里知道直到今天岳夫子的庙宇遍布天下，仍然凛然有生气；而各处通常把秦桧夫妇铸成赤身裸体的铁像，让他们跪在岳夫子庙门前，供人唾骂捶打。可见君子和小人，真是一念之间就是天堂，一念之间就是地狱。归根到底，逃不脱顺应正道者生存、违逆正道者灭亡，以及余庆余殃的公例。何况俗话说：“做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孟子说：“抬头不愧对上天，低头不愧对他人。”这是两种快乐。所以伊尹耕作于莘野，却以尧舜之道为乐；孔子吃粗食、喝冷水，也能以其中为乐；颜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却不改变他的快乐。他们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形成了“作德，心逸日休”的景象，不是言语可以描绘的。因此人世间真正的自由幸福、真正的快乐妙境，还是只有君子才能享受。小人则患得患失，焦虑劳苦身心，彼此欺诈，作伪的手段越来越拙劣，甚至陷入吃饭没有滋味、坐着不能安席、睡觉多次换房间的苦况。比如曹孟德临死将至，仍然经营七十二座疑冢，他平日焦虑的情形也就更可以想见了。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对于君子和小人的苦乐之分，真可以说描写得尽善尽美。既然坦荡荡，就不用说天堂，君子一生已经造到了天堂极乐的境界；既然长戚戚，就不用说地狱，小人一生已经沉沦在地狱的黑暗道路上。

译谁得谁失，谁有利谁无利，难道不是又显而易见吗？所以即使从现世主义、快乐主义的打算来说，也不能不勉力走君子之道，遏制断绝小人的行为。而小人不但不能做，也不能接近小人。丹朱因为在家中与人朋比淫乱而使后代断绝；商纣因为亲近结交奸邪之人而丧失国家。古往今来，亲近小人而亡国、败家、丧身的人，哪里数得完？所以圣人教人要远离奸佞，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自己如果想造就成为君子，更要先亲近君子。孔子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孔子怎样快步走我也怎样快步走；有颜子尊师重道的诚心，才能完成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气量。所以圣人教人要到有道之处求正，选择善的来遵从。然而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就出现了；天下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不善就出现了。后天的气数之中，阴阳善恶本来就是相对而存在的。没有君子，就不足以看见小人；没有小人，也不足以显出君子。所以说，有和无相互产生，难和易相互成就，长和短相互显现，高和下相互倾斜，声音相互应和，前和后相互跟随。造物并没有偏私之心，只任凭人自己选择罢了。修道须知 民国五年丙辰十二月初八日记 太上说：“人身难得，生于中土难得，大道难以听闻。”从我们现在的情形看，人身难得，如今已经得到；中土难生，如今已经生在其中；大道难闻，如今已经听闻。又正赶上道运大开，太平幸福不久就可以享受。这种大造化，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怎么知道道运将要大开？俗话说，大道三千年开花，五千年结果。尧把道传给舜时说：“真实地把握中道。”舜则重华辅佐上帝，这是中道的花开在尧舜时代。到现在已经四千余年了，按照时序考察数理，当然到了结果的时候。何况否极就会泰来。今天的世界，已经可以算是乱到了极点，人人都有希望治理的心理；也就是经历乱世之后，自然要显现出升平、太平的景象。《易经》说：“返回得不远，没有大的悔恨，大吉。”《中庸》说：“舟车所到的地方，人力所通达的地方，上天覆盖的地方，大地承载的地方，日月照耀的地方，霜露降落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不尊敬亲近的。”现在正是这个时候。所谓没有不尊敬亲近，就是天下归于仁。万物结实，精华就全部聚集在仁中；天下归仁，不是道运大开、大道结果，又是什么呢？所以世人常说生在积弱的中国，又处在动乱离散的时局，往往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我却认为生在当今，又生在大道渊薮的中国（大道包含三家：儒、释、道。儒道都发源于中土，佛法也在中土显明），正是我们最大的造化，说的就是这个。再比较过去，就更加可以看出来。在天地闭塞、大道隐没的时代，即使至圣先师孔子奔波不息、席子还来不及坐暖，佛祖讲经说法将近四十九年，耶稣阐明上帝的真道、聚集门徒传教，最终有人以平民身份终身而止，有人因缘尽了而归隐，有人以杀身成仁结束；天下滔滔，没有谁能够改变它，结果不过空留下普度众生、博爱人群、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宏大慈悲愿望罢了，难道这是圣人的本心吗？也是时运所限、无可奈何罢了。所以说：“道将要废弃了，是命运啊！”如今物极必反，小的退去、大的到来，天地交合而万物通达（如四海相通、物质文明发展），上下交往而志向相同，内部阳刚而外部阴柔，内部刚健而外部柔顺，内部君子而外部小人。君子的道日益增长、小人的道日益消退的时运已经明显。如果人能够弘扬大道，困穷时就独善其身，用来度脱自己；通达时就兼善天下（像今天的世界，才可以称为天下），用来度脱众生。像释迦如来还没有度尽的人，就代替他把他们度尽。这样不但佛的愿望可以实现，而且天地化育、成就自己、成就他人、成就万物的愿望也可以实现。先从诚意、正心、修身做起，完成内圣的分量，再推广到家庭、国家、天下，达到外王的功业。像至圣先师所有没有实现的志愿，也能够在事实上实现。这不但东周时代可以做到，至于修养自己、安定他人、安定百姓，达到世界大同的治理，也可以做到。因此讲大修持，并不是得到一个秘诀、执守一种方法，关起门来独自修炼就算完成。假如独自修炼就可以了，那么鹿、鹤、龟、蛇等最愚蠢的动物，只是得到天然调息的一点诀窍，尚且可以长生于世；人即使能够像鹿鹤龟蛇那样调息长生，也不过空空地保存着形体，所谓寿命与天地相同的愚夫，终究不过是守着尸体的鬼罢了，有什么益处？必须明白大道，不执着于方法，不堕入顽空，不拘泥于小道。像太上立德传道，佛家的六度万行，儒家的明明德于天下，然后才可以尽性至命，成为君子儒，证得无上菩提，成就如来佛，归根复命，了道还虚，在今天的时代做成今天的人。若拘拘执着于进山一定要深、入林一定要密，离开父母、抛弃妻子、断绝世事，静坐独修，妄想着成佛作祖、希望成为圣贤，那就是迷惑得太厉害了。《中庸》说：“君子之道，好比走远路，必定从近处开始；好比登高处，必定从低处开始。”人事尚未尽到，哪里有能够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的道理？又说：“真诚不只是成就自己，也是用来成就万物的。”我的执着之相还没有忘掉，哪里有能够炼神还虚、炼虚合道的道理？世上讲修持的人，为什么不对此反省呢？忠信 民国五年丙辰十二月十一日记

译“忠信”二字，是道德的先导。道德是体，忠信是用；有体有用，道德才完整无间。所以孔子说：“说话忠诚信实，行事笃实恭敬，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实行。”然而孔子所说的忠信，其中已经包含道德。单说忠信，人绝对不能没有信用。比如对没有知识的小孩子有所许诺，如果一两次失信，以后再有所许诺，小孩子尚且会生气而不理睬。再以国家这样大的事情来证明，欧美之所以富强，都是由一个“信”字造成的。反过来看，如果国家对人民动不动就失去信用，那么政令无法实行，必定更加流于贫弱。岂只是贫弱而已？可以断言，国家失去忠信，国家一定灭亡；家庭失去忠信，家庭一定败亡；人失去忠信，自身一定不能生存。忠信对于人，就像植物的种仁。植物保有种仁，种下去才会发荣滋长；植物失去种仁，虽然还具有皮肉，种下去也一定不能生长。人失去忠信，也终究会列入被淘汰的行列。所谓“民无信不立”，说的就是这个。曾经见过一个中国人想同某个西方人订立守信契约，那个西方人拒绝说：“订立守信契约容易，践行守信契约困难。”所以不敢听从。中国人却说可以暂且订立，等到果真不能履约时，再设法变通。那个西方人于是更加拒绝。我看到这件事，对中西双方强弱的由来更加恍然，也更加看到“信”字关系重大。就是从银行钞票也可以看出：人人都看重现金，却有人舍弃现金而珍藏钞票，是因为钞票有信用。如果国家果真有道德的人出来，在天下昭示大信，那么钞票完全可以代替金银；如果进一步人人都以信用相交，那么一句话就有九鼎那样重，连钞票也可以不用。至于以忠信实行道德，在行动中应酬处理各种事物，见到善就迁善，有了过错就改正；在静止时涵养根本，性光日益发扬，命阳日益生长，动静相互滋养，天地人可以合而为一。《易经》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道的人，人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履行信用而想着顺道，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往不利。”可见忠信二字实在是讲求道德的第一要件。现在社内各位学生都能够完全做到忠信，这不只是学社的幸事，也正是光辉大道发动的契机。亲自履行、遵守信约实在困难，所以不敢接受命令。然而中国人却认为可以暂且订立下来，等到果真不能履行约定时，再设法变通。某位西方人于是更加拒绝。我观察这件事，更加恍然明白了中西方人的强弱是由什么造成的。况且“信”这个字关系重大，从银行钞票也可以看出来。人们没有不看重现金的，却有人舍弃现金而珍藏钞票，是因为钞票有信用。如果国家果真有有道德的人出来，在天下昭示大信，那么钞票全都可以代替金银；如果进一步人人都以诚信相交，那么就会一言九鼎，连钞票也可以不用了。至于以忠信施行道德，行动时应对接待各种事务，见到善行就向它靠拢，有了过错就改正；静止时涵养本来的根性，使性光日益显发，生命中的阳气日益滋生。动静相互涵养，天地人与人就可以合而为一。《易》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的人，人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履行信义而思考顺理，因此得到上天的▯助，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由此可见，“忠信”二字实在是讲求道德的第一要件。现在社内的各位学生，全都能够完全做到忠信；这不只是学社的幸事，更是光辉大道发动起来的契机。孝行与淫恶 民国五年丙辰十二月十三日记

译“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这两句话实在是天经地义，人人都应该反复诵读。我们这些讲修持的人尤其必须牢记。孝为什么是各种行为中的第一位？因为人是父母所生。试想孩子哇哇落地，父母就替他洗涤，给他喂乳，害怕他不能成长；无论寒暑、干湿，都细心调护，考虑疾病、防备危险，没有不做到的。等到孩子稍稍长大，就请老师教诲，或者送进学校，希望他将来有所成就；长大成人后，又替他完婚置办妻室，尤其担心他的衣食不丰足，便再次不辞劳苦地奔波，为他积蓄财产留给他。直到一生将尽，本来没有一时不替儿孙谋划。《诗经》说：“父亲生了我，母亲养育了我。想要报答他们的恩德，恩德却像高天一样无穷无尽。”这样的恩德不报答，怎么做人？报答这种恩德，就叫孝。人如果真能行孝，就能不做各种恶事，奉行各种善事；小则成为一乡一邑的善人，大则成为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圣贤。所以孝是百行之先。淫欲之所以是万恶之首，是因为淫欲的一个念头，就是各种恶行发生的根源。在邪恶的缘分尚未实现之初，必定产生种种幻想，巧妙设计计谋，希望达到目的；如果有阻碍，就一定谋划如何除去，哪怕到了杀人放火，也在所不惜。所有恶念都由此而起，所有恶业都由此造成。这还只是产生一个淫念所涉及的后果；如果果真实施淫行，那么造下的罪孽又会怎样？试想我奸淫一个妇女，不只是这个妇女的贞操被我破坏，还辱及她的祖先，辱及她的公婆、父母、丈夫和子女，败坏她清白家庭的声誉。即使有孝子慈孙，也很难洗净这种污迹。被淫辱的妇女，可能被公婆不当作儿媳，父母不当作女儿，丈夫不当作妻子，子女不当作母亲；有人因羞愤而自杀，有人因离婚、诉讼多年不能了结而倾家破产。起初本来只犯了一项淫恶，后来却恶中生恶，做出无数恶事，所以说淫欲是万恶之首。善行没有比孝更大的，那么凡是由孝行产生的福泽，自然享受不尽；恶行没有比淫欲更大的，那么凡是由淫恶得到的罪孽，自然不可能幸免。然而孝德虽然伟大，却不可因此自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必然会生出种种幻想，巧妙地设置各种阴谋诡计，希望使它实现。假如有阻碍的地方，就一定谋划如何把它除去；即使到了杀人放火的地步，也在所不惜。所有恶念，都由此而起；所有恶业，都由此而成。这还只是生出一个淫念所造成的关系；如果果真发生淫行，那么他所造的罪孽，又应当怎样呢？试想，我奸淫一个妇女，不仅这个妇女的贞操被我毁掉，而且还连累并辱没她的祖先，辱及她的公婆、父母、丈夫和子女，败坏她清白家庭的声誉。即使有孝子慈孙，也都难以洗净这种污秽的痕迹。有的被奸淫的妇女，公婆不再把她当作儿媳，父母不再把她当作女儿，丈夫不再把她当作妻子，子女不再把她当作母亲；甚至有人因羞愤而自杀。还有人因离婚而兴讼，多年不能了结，以至倾家荡产。起初本来只犯了一项淫恶，后来却由恶中生出更多的恶，做出无数恶事，所以淫欲是万恶之首。善行没有比孝更大的，那么凡是由孝行产生的福泽，自然享受不尽；恶行没有比淫更大的，那么凡是由淫恶得到的罪孽，自然不可能侥幸逃脱。然而孝德虽然广大，也不可因此自恃。人如果犯了淫乱之事，即使积有孝行和德行，也足以使这些德行归于消灭。淫恶既然严重，就更不能不自我悔悟。人即使有误犯淫恶的地方，如果能够诚心行孝，也不难获得解除和宽免，因为只有孝德可以解除淫恶。但这句话不可误解。从前有人说只有孝行可以解除淫恶，听者却误会了，以为淫恶既然有办法解除，那么犯淫也没有妨碍，竟有人故意犯淫。他们不知道，所谓孝行可以解除淫恶，是说淫恶属于极大的恶行；若没有极大的善行，决难从中解脱，正是说这种恶行不容易解除。这还只是针对误犯者而言；如果是故意侵犯他人，实际上就完全无法解免。淫恶作为一种罪恶，在红尘世界中，人还觉察不到它关系重大，因为红尘世界本来就是消耗福分的地方，也就是消耗前世根基和祖德的地方。根据古人的功过格评定，一次犯邪淫，就有三十项过失，也就是消去三十份功德。《易》说：“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反复犯邪淫，不过是把前世根基和祖德消耗殆尽，直到灭亡才停止。若是修持之人，一动淫念，决不是只消掉三十份功德就算了事。修持是为了培养清明之气；气息清明，就向上升腾，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上升天堂、儒家所说的君子上达。淫念属于阴浊之气；阴浊之气凝结下沉，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下堕地狱、儒家所说的小人下达。所以一犯邪淫，阴浊之气相互感应，直接胶结在灵魂的种子中，即使经历无量劫的修持，也很难洗涤干净。这正是孝德的源头；一旦有了污点，不仅这种恶行不能靠孝来解免，所谓孝本身也早已残缺不全。想要成就真道，这同向南而驾车却要到北方去有什么不同呢？佛家的学问重在断淫，而淫生于爱，爱根源于情；所以道家的学问以忘情为极致（“太上忘情”）。佛道两家讲修持，往往撇开人事，遁入深山，就是对戒淫这一法门十分谨慎。只有儒家重视人道主义，不能脱离尘世，并且还要在尘世建立功业，以完成人道；既然不能脱离男女关系，就必须设置妻子儿女，确立夫妇的秩序，在不能断绝色欲之念的情况下采取节制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完成人道，使人适合从基础处学习；另一方面也不至于污损性灵。这样才能够上达。所以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其中“夫妇有别”的“别”字，实在意味深长。“别”可以解释为分别，也可以解释为特别。正因为是特别的关系，所以夫妇关系不能同寻常的色欲相比；正因为有分别，所以必须谨慎守住界限，不能随意侵犯。禽兽之所以不同于人，正是因为雌雄之间没有分别。人如果夫妇无别，那么同禽兽有什么不同？不必等到死后变成畜生，实际上已经是披着人面而行兽行了。夫妇有别，夫妇之道就端正，家庭也就成立；有了夫妇，才有父子；夫妇之道端正以后，父子才有亲情；父子有亲，就是所谓孝。夫妇有别，哪里还会有淫乱？真正有孝行的人，决不会犯淫；所以犯淫恶的人，决不足以称为孝。这就是孝与淫的关系：从性灵方面说，只有孝德可以解除淫恶；从行为方面说，戒除淫行，实际上正是成就孝德。怎能不谨慎？怎能不努力？人生与道德 民国五年丙辰十二月十四日记

译天地之间为什么唯有人最为尊贵？因为人是万物之灵，心性中含有道德的种子，行为上又懂得讲求道德，所以可贵。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极其微小的差别，就是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别。有人认为讲道德迂腐空泛、没有用处，哪里知道“道德”二字并非寻常之语。“道”是产生天、地、人和万物的根源；道尚未产生以前，并没有天地和人物。所以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强名之曰道。”近来的科学家认为人是由猿变来的，听起来似乎新奇；但试问猿又是由什么变来的？推究到极点，就不知道它所以然的根源；而不知道所以然的地方，就是道。所以说“一画开天，二画辟地，三画生人”，三生就是道的生发。可是人只看见人由人所生，若说人由道所生，似乎渺茫难信。要知道天地尚未开辟以前，天地的精华凝聚在虚空之中；天地开辟以后，这种精华就集中孕育于人。道既然化生了人，精华又集中孕育于人，那么人就是道的寄托之体。道本身没有权能，而人具有权能。所以说人是天地之心。于是人便生人，其实仍然是道生人。（《法华经·授记品》说，宝明劫的世界善净国没有各种恶道，也没有女人，一切众生都由变化而生，这也是道生人的证明。）即使从现在来看，人本来是父母所生；试问父母凭什么能够生出人来？可以回答说，是由交感而成。但交感为什么有的能够成功，有的不能成功？而且人的耳、目、口、身体以及五脏六腑，在母腹中为什么能够安排得丝毫不差？这实在奇妙得难以言说。仔细想来，其中必定仍有一个无为的主宰，使一切不期然而然。这个无为的主宰，就是道的主宰。必须有道，然后人才能生人，生生不息。不过，道是虚的，德是实的；必须道德合一，它的作用才更加显著。譬如积德的人，就能感动道的元气，他的子孙自然昌盛；没有德的人，不能凝聚道的元气，他的子孙自然衰落。这是无形之中似乎没有凭据却又确有凭据的道理。人之所以片刻也不能离开道德，正在于此。有人又问：讲道德的人，也要穿衣吃饭吗？如果仍然要穿衣吃饭，那么衣食似乎比道德更加急迫。哪里知道人的衣食同样是从道德中积累来的？考察佛家的说法：“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所以，凡是现在世间做官、有钱、乘坐坚车、驾驭肥马、作福作威的人，正得意洋洋，以为这些是凭自己的机谋巧诈、善于算计和钻营得来的。其实，就连这点机谋巧诈的聪明，都是前世根基和祖德培养出来的；否则，同样有耳目口体，同样有心性思虑，为什么运用出来有灵巧的，也有不灵巧的？之所以有这种差别，实在取决于前世根基和祖德培养的厚薄。前世根基和祖德深厚，所禀受的道之阳气就厚；浅薄，所禀受的道之阳气就薄。所禀受的道之阳气厚，聪明智慧和机巧就超过常人，有时还能够谋得富贵；所禀受的道之阳气薄，聪明才智就不如别人，甚至会冻饿而死。文昌帝君说：“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释迦佛说：“吾自无量劫修来，今得成佛。”这些都可以证明前世根基并未昧失。孔子天生就是圣人，当然是明德积累之后的结果。于公审理案件时多积阴德，他的子孙于是门第显赫；这又可以证明祖德的深远源流。所以，如果前世根基和福德修积得深厚，即使不用机谋巧诈，也仍然能够得到富贵；否则，即使日日奔走、时时焦劳，仍然不能得到。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正是表明这个道理。再从世俗一般人的心理来考察，凡是由贫贱而成为富贵之家的，人们总会追述并称赞其先代积有厚德；由富贵而走向败亡之家，人们也会追究并责怪其先代多行不义。可见中国向来以道德为立国之本，这也是历史习惯所不能脱离的。如今世界各国讲富强、讲竞争和战争，以为没有武力就不足以使人服从，没有法律就不足以治理国家。从表面看，似乎弱肉强食是自然演化的公例。然而甲国精心研究枪炮，乙国也精心研究枪炮；丙国扩张海军陆军，丁国也扩张海军陆军。数十年来，制造杀人器械越来越精良，感召天地间的杀机也越来越严重。一旦强者与强者争斗起来，不到杀人遍野、尸横满城、两败俱伤就不会停止。因为郁积到了极点必然爆发，这是天道的常理；内含杀机的事物，天最终必以杀劫偿还它的愿望。所以古人说，战争像火一样，如果不停止，终将自焚；又说强暴蛮横的人不得善终。近来的欧洲大战牵连十多个国家，各国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全都被驱赶到战场上拼死作战，耗费数千亿，俘虏数百万人，正如俗话所说“恶人遇到恶人磨”。后果承接前因，丝毫不差。人们常常羡慕欧洲人富强，可以横行天下；我却担心欧洲人杀戮不断，永远没有止境，终有一天想要成为文弱之国也求不可得。中国虽然文弱，但近年来几次革命都没有走向极端，不到几个月便告平定，可见文弱也有文弱的好处。这也是中国古代先圣先贤“止戈为武、以礼让立国”的遗风仍有保存。实质上，就是古代圣贤崇尚道德的遗风尚未完全断绝，暗中仍在维系和收拾局面。

译这样比较起来，我孔子所说“齐变至鲁，鲁变至道”的话，真可以说是深思远虑，不是井底之蛙的见识所能达到的。至于讲共和、讲自由、讲平等，如果只从法律上说，就会因此彼此划定界限、互相防卫，人人都怀着以不肖之心对待他人的念头，常常处在猜疑和不安之中。若从道德上说，讲求诚信、修睦相处，以仁德作榜样、讲求谦让；走路让道，坐下让次序，耕田让出田界，彼此互相谦让，毫无隔阂。达到人人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爱护自己的子女，才可以称为真正的共和、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所以，世界一天没有达到大同，以法律弥补道德的不足，未尝不是根据时势采取适宜办法的一种辅助；但如果反过来用法律冲破道德的藩篱，就是严重的倒行逆施。所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是，道德为什么有这样的效验呢？原来道德是人人本来具有的善良本性，只不过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例如一个家庭的家长一向重视道德，那么他家的仆役没有不遵守规矩的。一个家庭如此，推及国家天下，也没有不是这样。起初，多数人也许看见有权位的人实行道德，便暂且借此来求得容身；借用久了，就相互习染成为风气，逐渐进步到道德上来。若在位的人不讲道德，那么人们以他的错误为错误却又仿效他的情况，往往更加严重。所以说：“尧舜用仁德率领天下，百姓就跟从仁德；桀纣用暴虐率领天下，百姓就跟从暴虐。”文王、武王兴起，百姓就喜好善行；幽王、厉王兴起，百姓就喜好暴行。这是形势必然达到的结果，道理本来如此。而且道德是天地的元气，无所不周遍，无所不包容。即使是行乞的小孩，也知道称呼别人为能积福的老爷，认为行善的人可以升官、可以发财。虽然这是奉承和乞怜的话，也足以看出道德是福分和命运的源头，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世上有行善却没有昌盛的人，一定是还存有余殃；余殃尽了，必然昌盛。也有作恶却没有灭亡的人，一定是还存有余德；余德尽了，必然灭亡。所以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又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恶的报应如影随形，天道是多么严密谨慎。再看太阳在冬至以后逐渐变长，在夏至以后逐渐变短，月亮经过三五而盈满，三五而亏缺；天地在春天生发、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几千年如同一天。是什么在维系它们？是什么在主宰它们？无非是道在流行，并形成节序。道流行而形成节序，天地日月这样巨大的事物尚且不能违背它，何况人呢？只是人每天处在道之中却不知道，以为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起作用，就像鱼在水中却不知道水，以为起作用的是自己的鳍和尾。哪里知道，干涸车辙中的鱼，鳍尾仍然存在，但焦枯腐烂马上就会显现；失去道的人，聪明才智仍然存在，但败亡也会随之而来。所以说：“百姓日用而不知。”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真正知道饮食的滋味。如今在座的各位，既然来到道德学社研究学问，就是已经知道道德的好处。既然知道道德的好处，就应当立志修道培德。人生不过几十个寒暑，千般事情劳心，万般事情劳身，都是为了耳目口体以及声色香味。应当知道，耳目口体、声色香味，如同梦幻泡影，转眼就会成为空无；只有修道培德，小则可以祛除疾病、延长寿命，大则可以成佛作圣，灵魂的种子也可以永远不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年〕 究竟取大体还是取小体，全看人选择依从什么。有人说，道家讲长生不老，佛家讲不生不灭，儒家的道专门重视伦理纲常，当然没有这样神妙。可是孔子不是说过吗：“仁者寿。”所以大德之人必定能够享有长寿。又说：“吾见有蹈水火而死者矣，未见有蹈仁而死者也。”这难道不是长生的大道，难道不是不灭的真谛吗？只是后世的庸俗儒生往往喜欢读书，却不求深入理解，所以反而把儒教的范围说小了；这也是因为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后世难以听闻，孟子以后又没有传承之人的缘故，学者找不到门径进入。实实在在地说，三教圣人所讲的是同一个道德，也是修性修命的不二法门。这里还是从灵魂不灭的真理来说；即使身体，又何尝不可以长久存在？考察动物和植物两界，龟、鹤的寿命可以达到千年，花木甚至可以修炼成精怪，何况人，难道反而不如动植物能够自我保全吗？人之所以通常只能活到百岁，且“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因为劳损形体、耗损精气，无事而自寻烦扰，平素失去了养生之道。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养护，黄帝享有大年，彭祖活到八百岁，难道说这些都荒诞渺茫、难以凭信吗？真性与作事 民国五年丙辰十二月十九日记

译庄子说：“天地并不算大，我的身体也不算小。”我们这微小的身躯，哪里敢同天地相比？因为天地、人物本来都是同一种本性的发显；性与道本来足以包容天地。人禀受上帝降下的正性，虽然处在天地之间，实际上却可以充满天地，甚至可以超出天地之外，参与天地的化育。人的真性，是光辉灿烂的东西，没有一点杂质，正是孟子所说的“性无有不善”。只是人做事时，多半不让真性作主，而让情欲作主；只知道为自己，不顾别人。为自己就会做出损害别人的事，而损害别人就是损害自己的德，结果其实还是害了自己。以真性主事，纯粹是为了他人，例如道家所说的立德立功、佛家所说的六度万行、儒家所说的成人成物；平日广泛行善，到了功德圆满的一天，就可以超凡入圣。起初虽然是为了他人，其实才是真正为了自己。以真性主事，就同天上的北辰相合，天地所生的一切事物都能够得到享受。以情欲主事，失去真性，就是昧失天良，也就丧失福分和命运。世间有人连衣服都穿不上、食物都吃不到，都是任凭情欲作恶所得到的报应。人既然是天地的精华，拥有万物全都具备于其中的身体，怎么反而会有衣食不足的道理？之所以会这样，都是因为不讲道德。如果能够身体力行道德，那么天地的精华自然会全部赋予人的身体。往小说，积善就会有余庆，一生的衣食享用不尽；往大说，可以富贵长寿，荣华恩泽延及累世。再进一步加上学问，还可以希望成为贤人、圣人，可以达到前知先觉，可以通达神妙而变化无穷。到了这个时候，世人以为这是稀有之事，却不知道这仍是人人本来具有的善性，只是把它扩充充实罢了，并不是奇异的外来之物。修成这样的功夫，才可以说是尽人事而合于天，尽了人的责任而合于天道，除去凡俗情欲而合于天性，也就是所谓人欲完全净尽、天理自然流行。到了这个时候，无论什么事情，一经办理就能成功。说到事情成败，本来有天命的关系；上天所定的，人不能夺取。所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然而顺从天道的就能生存，违逆天道的就会灭亡，这也要看做事的人同天命相合还是相违。粗疏的人不知道天命是什么，办事不能成功自不必说；即使表面上似乎精明，遇到事情却糊涂的人，也不能成就事情。曾见有些人平日坐着谈论，好像什么事都能做；等到真正承担事务时，却束手无策。这些人都是善根浅薄，虽然有一点聪明，却不知道涵养，也不知道历练。每次做事，先被情绪之火激起；情绪一动，真我就不能作主，魔障便乘机进入。有了魔障，就会颠倒昏乱，怎么能够成事？孔子所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是从君子和小人的才德两方面看出来的。俗话说“英雄外表粗豪，内心细密”，这也是君子；“会说不会做”，这也是小人。但英雄做事虽然粗中有细，毕竟还带有一个“粗”字，有时能成大事，有时也会坏大事，终究不如圣贤做事，绝不会坏事。比如诸葛孔明一生谨慎，就是圣贤的程度。试看戏剧中演《空城计》：兵临城下，他仍能从容自得，手挥五弦。虽然这是今人推想描绘、故意安排的形象，但由此确实可以想见当日孔明的镇定功夫。这样的镇定，不是装得出来的。如果不是平日学问功夫深厚、涵养达到这种程度，怎么能够如此？人必须达到这个程度，才算是内圣外王两方面都达到了。内圣是真性的事，外王是做事的事；必须先有内圣，然后才有外王，有了内圣，自然会有外王，不能越级，也不必假借。涵养真性，是内圣的功夫；真性发显出来，体现于行为，就是外王的事业。道路在哪里？也不过是求之于自身罢了，并不是向外求取。说缘法 民国五年丙辰十二月二十七日记

译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缘的人。儒家称之为遇合，佛、道两家称之为缘法。古人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两句话确实包含着极深的道理。凡事有因才有果，而因果循环，丝毫不差。所以俗话说，种麻得麻，种豆得豆；种什么因，就收什么果，绝没有种麻却得到豆的，也没有种豆却得到麻的。天道的严谨，从这里可以看见。但天道本来无心，完全任凭事物自己取得结果。比如麻和豆，仍然随各自所种的种子生长、成熟，天道并没有半点私意。物类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施与报之间，哪里还容得有一点点假借的余地？所以佛家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儒家则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虽然一段是从三生来说明，一段是从现世来说明，但都是劝人谨慎对待自己如何待人、别人如何反待自己的微妙道理，多给别人留些行方便、自己也得方便的余地。现在试举一个例子，也可以看出缘法的一斑。从前有某甲和他的师兄一起出外云游，正值六月炎热天气，口中干渴，看见路旁有一个瓜棚，想上前买一个瓜吃。瓜棚里出来一个少年，大骂他说：“你莫非要偷我的瓜？”某甲回答说：“我是要向你买一个瓜。”那少年说：“我卖一千卖一万，也不卖给你这个秃驴吃。”某甲心里想道：“我们出家人只是结善缘。既然是结善缘，怎么会遭到这样无情的礼遇？其中必定有缘故。”转眼又来了某乙，意气昂扬地向前走。卖瓜人立即上前满面欢迎，说：“这位大爷，莫非要买瓜？”某乙说：“我虽然口渴，但身上一文钱也没有，怎么敢买？”卖瓜人说：“我给你行个方便，送你两个。”那情形就像曾经受过某乙重恩一样。某甲于是借机向某乙询问缘由。某乙说：“这个少年我一向不认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亲切地对待我，还送我的瓜。”当时某甲始终也没有明白其中的缘故，于是回到院中，把上述情形告诉了老师。他的老师说：“你以前在平和县审理一个犯人，因为说这个人罪该处死，那犯人便回头瞪视你，于是同你结下了恶缘。今天得到瓜的某乙，当时也和你在一处，他却说这个犯人实在可怜，那犯人转头看他，觉得感激不尽，于是就在这里结下了善缘。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个卖瓜人，就是那名犯人转生而来。但他也不知道从前的善缘和恶缘。因为他在家中白天睡觉，他父亲骂他起来看瓜；你们到瓜棚时，他心里正怀着怨气，忽然看见你在看他的瓜，于是无缘无故地乱骂。后来他心中后悔，正好遇到那个人来到，所以他特别表现出欢迎之情，又送瓜给他。由此看来，其中虽然也有人情因素，却也是天道自然的赏罚。所以人生在世，缘法的关系极其重大。佛家常常教人结善缘，确实是有道理的。” 除我见 民国五年丙辰十二月二十八日记

译回想我在四十多年前，自恃聪明，目空一切，以为圣贤是什么东西，仙佛又是什么东西；孔子、孟子不过是教书匠而已，佛、老不过是迷信家而已；其他各种教派，不过是妖言惑众、借教义谋求衣食罢了。当时非常得意，目无法纪，无法无天。后来我仔细研读孔子的书，又经历寻师访友，学习佛教、道教、耶教、回教，经过种种艰苦磨炼，才知道当年自恃聪明，实在是因为不明白道德；自己的见识如井底之蛙，实在是错误。天地这样广大，哪里没有人才？道理层层繁复，无穷无尽。《书》说：“满招损，谦受益。”人处在天地之间，就像沧海中的一粒尘埃；如果眼光如豆，不明白大道，却妄自混淆是非，真是愚蠢而又喜欢自作主张，卑贱而又喜欢独断专行，从来没有能够完成人的本分和器量的。何况天下的事情，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道理，必须知道并实行道已经很久，然后才能一眼看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所谓没有个人成见，就是不存我见。凡是创立一种教派、实行一种道的人，如果真能洗除自己的成见，而且没有嫉妒之心，他的教派自然能够长久存在，后世也不会有争斗。否则，一有我见，内心藏着私心，你说我不对，我说你更不对，于是就开启门户之见，开创竞争的端绪。比如耶稣当时，因犹太人信奉多神教，教义杂乱污秽，耶稣想救治这种弊病，于是本着上帝仁爱的心说：“信我得救。”所谓信我，就是信我的真道。穆罕默德的时代，人们不能合群，像一盘散沙，所以他教人合群的方法，说必须认识到人有真我；真我就是人人共同具有的本性。如果真正认清真我，自然就会视万物为一体。耶稣教和回教所说的各自有真道，本来都是针对当时的弊病而施治，不得不这样说；可是传到后世，竟用假我来冒充真我。假我，就是一己之身的私情；有私心就不公正，只在“我”字上计较，于是生出争强好胜之心，酿成延续百年的神圣大战争。而且不只是同异教徒相争，即使同为耶稣门徒，新教和旧教也彼此争斗，总之都是被一个“我”字误导的。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几千年来并行而不相悖，虽然有时互相诋毁，却始终没有用武力进行教派战争。实在是因为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祖所说的“无人相、无我相”，老子所说的“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都是因为三教圣人没有我见。当今讲共和、讲自由，无论是否实行宗教，存心做事都必须先除去我见，汇集众人的思想，广泛吸收众人的益处，大家共同维护道德，这才算得上谦谦君子。否则自以为是，学问终究没有上达的机会。又如秦始皇有了我见，取得天下后只顾一己的安乐，不同天下人共享同样的好恶；而且迷信方士之说，想得到长生不死的神药，传给一世、二世，直到万万世。他为自己打算，确实算得很周全；但到了沙丘，自己就死了，传到胡亥，天下也灭亡了。他耗尽满腔心血，没料到转眼之间便成了空，还留下一个遗臭万代的名声。为了自己，反而害了自己，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吗？至于我的先师孔子，当初并没有一丝我见，也没有替子孙谋求富贵的念头；然而几千年来，人人尊奉他为师表，他的子孙所居住的地方，几千年来也没有迁移。福禄绵延，永远享有而不衰替。而且孔子不只对富贵没有我见，对学问也没有我见。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而是喜爱古代文化，勤奋地求取它。”又说：“君子的道有三项，我一项也没有做到；选择其中好的就跟从它，不好的就改正它。”这正是以没有固定老师、以善为师的实际体现。因为在学问上没有我见，所以他的教育也没有我见。所谓“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而且不只是教育没有我见，他的政治也没有我见。所以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于是造成了大同世界。讲共和、讲自由，有谁能像孔子这样呢？孔子被称为集大成者，确实不是虚名。我们即使不能把孔子的道实行百分之一，也应当学习孔子的下学，先除去我见。下学，是上达的基础。一贯之道 民国六年丁巳正月初六日记

译有句谚语说，秀才讲不清一个“字”。这句话虽然近于戏谑，却包含着极深的道理。人如果真能认清这一个“字”，就是得到了道。为什么呢？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贞，物得一以成。”这个“一”字的道理，是多么广大，又是多么精微！即使释迦佛说法四十九年，也还说自己如蚊虻饮海，不能穷尽其中千万分之一。讲起来，哪里是容易说透的？现在姑且就一个“字”的变化，大略说明一下：一个“字”发生变化，就形成一个圆圈。○）圆圈之内生出五行。（《易》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有了五行，就有生克，有对待，有因缘。人一落入这个圆圈之内，于是便有七情六欲，心念纷纷往来，世世代代生死相续，轮回不止，不能逃出圈外。佛家称之为火宅，又称之为苦海，于是发起慈悲普渡的愿心。无奈那些昏昧纷乱的人终日醉生梦死，连回头就是彼岸也不知道。自古只有明白道的人，增进德行、修习事业，不被情欲熏染，才能在尘世中超脱尘世，在世俗中脱离世俗，超出这个圆圈而化为“中”。“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说的就是这个吧？“一”的变化，从上面形成一个圆圈，从下面也形成一个圆圈；“一”横向平列在两个圆圈之间。○ ○）上面的圆圈是北辰，是真阳所在的地方，它的气向外发射，所谓一本散为万殊的根本。下面的圆圈是世界，是阴气聚集的地方，它的气沉重污浊，向内凝结，就是前面所说的红尘苦海。人想脱离苦海、上通北辰，方法只有把这条横向的“一画”竖起来，使它贯穿圆圈并穿出圈外；这就是君子立命的学问，也就是形成“中”字，可以顶天立地（天—中—地）。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直接培养而不加损害，就能充塞在天地之间；《易》所说与天地合其德的大人，《中庸》所说参赞天地化育的至诚，以及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都是这个“中”的作用。因为“中”是天下的大本，所以尧传给舜说：“允执其中”；舜传给禹说：“精一执中”；老子说：“抱一守中”；孔子说：“乐在其中”。也就是人如果能够得到这条一画（｜），像颜子那样选择中庸，得到一项善行便牢牢记在心中而不失去，自然就能彻上彻下，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先天后天一以贯之）。苦海可以变成极乐，红尘可以化为青城，要超凡入圣又有什么困难呢？只是仁者见之称为仁，智者见之称为智。百姓每天使用它却不知道，是因为人在禀受气而形成形体以后，乾坤发生颠倒，阴阳交换了位置：头上有三条相连的爻，属于乾；尾闾有六条断爻，属于坤。按照后天的道理，天尊贵、地卑下，形势本来是顺的；可是《易经》的卦爻却把天地排列成否卦。孔子为此作《彖传》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又是什么缘故呢？凡人的天门应当开启而不应闭塞；闭塞就会产生无明和障碍，隔断祖气。乾卦居上，称为天门，却紧闭地户；地户应当闭合而不应开启，开启就会使人欲横流，充塞仁义。坤卦居下，称为地户，却洞然大开。地户开，所以作恶容易；天门闭，所以行善困难。必须运用儒家的知止、佛家的三观三止、道家的观窍观妙功夫，再次颠倒乾坤：开启天门以通达天理，闭合地户以遏制人欲。直到人欲完全净尽、天理流行，自然会见善如同赶不上，见不善如同把手伸进沸水，重新恢复人生本来的面目。所以《易》称之为地天泰卦，孔子为此作《彖传》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这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只是道本来没有形象，要依靠人来实行，所以说“人能弘道”。能够弘扬道的人，使最高的德行凝聚成最高的道，这就叫道通而为一。《易》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明白这句话的人，大概就明白一贯之道了吧？上帝好生之德 民国六年丁巳正月十三记

译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应当知道一切事物都由无而有。“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说：“无名，天地之始。”在中国，众多生灵各自完整地承受自己的禀赋。虽然说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抓它抓不着，但它的精神在外部显发出来，本来就有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地方。试着抬头观察天空，日月星辰悬系其中；风云雷雨，神妙莫测。是谁使它们如此？可以说，是上帝的精、气、神分散显现的结果。俯身观察大地，山川河海承载万物；春天生发，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时令运行，万物生长，丝毫不差。是谁使它们达到这样？可以说，是上帝的精、气、神充满弥漫的结果。假如天地万物没有这种精、气、神作为主宰，那么天地就失去其高大厚重，日月就失去光明，万物就失去生长生成；所谓“易”也就不可见了（所谓易，就是生生不息），乾坤几乎也就停息了。人也是这样。凡是耳、目、口、身体、知觉和运动等显现出来的功能，并不是耳目口体自身能够完成的，而是精、气、神的运用。假如人体的精、气、神失去了作用，那么形体固然会同枯木一起腐朽，心也会像死灰一样没有灵性。由此可知，凡是有形有象的事物，这些全都是由无形无象之物化生出来的，也就是宇宙的精华。凡是随处显现在各种事物上的，哪一样不是至神至妙的表现呢？只是因为它的神妙难以测度，所以耶稣说：人人心中、时时都有一个上帝存在。他所说的“人人心中、时时都有一个上帝存在”，就是孟子所说的人具有的良知良能，也是王阳明所说的良心。背弃自己的良心，就是背弃上帝的真道。上帝本来就是全能的，顺从他的就昌盛，违逆他的就灭亡。请用西方人的说法来证明这一点。耶稣经典说：上帝站在水面上，说要生成天，就有了天，这就是第一日；说要生成地，就有了地，这就是第二日；说要生成人和万物，就有了人和万物，这就是第三日；七日便把天地万物造成了。它所说的上帝全能，似乎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与中国所说“一画开天，二画辟地，三画生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恰好相合，其中本来就存在至深的道理。至于“除了我以外别无上帝”的说法，似乎带有执著于自我的意味，但这也是耶稣为了坚定人的信心而不得已采用的权宜智慧，并不一定如后世传教者那样拘泥而不通。至高无上的主宰称为上帝，意在说他是独一无二的主宰；这就像回教尊称上帝为唯一的真神。一方面是为了破除当时多神教的谬误，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为了探求大道的源头。（大道的本源出于天，也就是出于上帝。）可以说，这是善于谈论上帝的人。上帝没有两个，所以道也没有两个；有两个的，就不是真道。真道从“中”产生。“中”是无极的本体、太极的作用、阴阳的道理、万物的起始；在天上表现为北辰，在人身上表现为性命。因此《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既然如此，天所赋予的命与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合一而又分为二、分为二而又合一的。所以说，人是天地之心；万物无不统属于上帝，也就是说，万物无不依赖人。人承受天地之中而出生，如果确实能够以天赋予我们的最高本性为根本，使它神妙而明达，并加以扩充、发扬光大，也许就足以证明耶稣所说“上帝在我心里，我在上帝心里”确实是见道之语，并没有欺骗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 就是人的真神。所谓真神，就是人的主宰，也就是上帝作为我心中、身中的主宰。既然知道上帝是我身中的主宰，就应当知道为什么要尊重他。我能够尊重自身的主宰，就是爱上帝；这样上帝才会爱我。人能够成为上帝所爱的人，就是上帝的爱子、天地间的完人。凡是我们所接受的上帝生育、成全之恩，例如视觉、听觉、言语、行动，以及心思、才力等各种作用和能力，都按人的愿望来满足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恩爱不能说不大；而上帝恩爱人类的心意还不止于此。他又为人谋求生存以后的种种利益，特意生出万物，来供给人生饮食、衣服、居住以及一切需要。由此更能看出上帝爱人的恩德和成全人的功劳，几乎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既然上帝降下恒常不变的本性使人生，又生出万物来养人，那么凡是做人者，难道可以虚度一生，不知道怎样敬奉上帝吗？敬奉上帝没有别的方法，只在于亲身实行道德、实践人伦，以保全自己的良知良能而已。人能够保全自己的良知良能，就是敬奉上帝。也就是报答上帝。否则，昧着良心做出不合礼法的事情，就是违背上帝。人如果违背上帝，难道能够逃脱上帝的责罚吗？《诗经》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所谓二心，就是昧着良心而背叛上帝。昧着良心背叛上帝，自然是罪上加罪。我曾见有人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上帝常常借雷霆之威来警告他。（今人说雷击是由感应电造成的，这固然正确；但只是知道其中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另当别论。）人存心合于道，做事出于中正，能够顺从上帝的命令，上帝常常赐福给他。这是生前所受到的感应，并不是死后的果报。死后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所设置的天堂和地狱。如果说死后的天堂地狱无法看见，那么可以用现世能够看见的情形来证明。例如祖先根基和祖德深厚的人，能够得位、得禄、得名、得寿，内享家庭安宁之福，外受社会尊敬之荣。这样的境遇，就是天堂的快乐。至于乞丐的孩子，衣食不能供给，最终饿死，这就是饥寒地狱。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残废疾病者和贫穷而无所依靠的人，

译这就是苦恼地狱。又如那些不守法的徒众，犯下千条禁令，一旦受到刑罚而丧命，这就是刀山地狱。至于牛、马、羊、猪等牲畜，活着被人驱使，死后又被人宰割，都是前世作恶的人，今生被上帝罚入畜生地狱，受尽无穷痛苦。这些情形使人明白善恶因果的道理，触目惊心，从而有所戒惧，成为将来可能堕入恶道者的鉴戒。所谓既能爱又能恨，并且以憎恶来成就他的爱，哪一样不是上帝的慈悲呢？我们既然承受了上帝生养成全的恩德，就应当清心寡欲，谨慎说话、谨慎行事，随时随地默默契合上帝，以报答上帝好生的德行；这也就是使自己从地上拔身而起、升入天堂。机谋与巧报 民国六年丁巳正月十四日记 人有机谋，天有巧报，这是感应的自然规律。机谋的由来，也可以说是由道德产生的。道德不好的人所施展的，是机谋；假借道德来损人利己的，也是机谋。比如有一类人处在人群之中，窥察他人的心意，看你所趋向的是什么。如果你的趋向在道德，他就假借道德施展他的机谋；如果你的趋向在银钱，他就假借银钱施展他的狡猾智谋。这类人从表面看似乎值得信任、可靠，但仔细审察他用心的隐微之处，完全是机谋，完全是奸诈。如果稍不谨慎，就会落入他的圈套。世间无缘无故受人圈套的人，难道还少吗？试想，凭机谋假借道德，尚且能够愚弄他人；如果去掉机谋，使用本来具有的道德，却说能够不留名于千载、芳香流传百代，那是绝对没有的事。但能够运用机谋的人，也能够享受一点红尘中的福气。为什么呢？没有智慧的人，必定不会运用机谋；而能够运用机谋的人，如果没有勇气来辅助，也不能取得机谋的效果。由此说来，能运用机谋的人，就是有智慧、有勇气的人。智慧使事情产生，勇气使事情成功。机谋一旦成功，大则可以获得富贵，小则可以使家庭富裕；可惜没有仁德来保持它，所以不过如梦、幻、泡、影，刚得到就又很快失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由机谋所得的，只是天地间浮动的阳气，不能牢固凝结，最终必有失去的忧患，这也是上天巧妙报应的方式。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收缴天下兵器，为子孙后代做万世称帝的打算，可以说很有机谋了；为什么到了秦二世，竟然亡于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英雄呢？曹操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最终灭掉汉朝的社稷，本来应该让子孙世代称帝了；为什么司马氏父子一出现，凡是带剑进入宫中、欺君罔上的行为，恰好与曹操相似，而他的子孙所受的灾祸竟比汉朝更惨呢？这就是所谓以不仁取得的，也会以不仁失去；形势必然如此，道理本来就这样。虽然说是人事造成的，实际上是上天的巧报，难以逃脱。机谋巧变，是天地间不正之气；最初使用机谋时，他的心就与不正之气相感应，越感应越多，越多越大，长久下去恶贯满盈，终究难逃上天的大惩大罚。因此，有“起信险肤”之族，就会有“高后崇降弗祥”；有“筹张为幻”之民，就会使后继的君王不能长寿。这些都是上天巧妙报应的方式。《尚书》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所谓不可逃避，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机谋已经成为事实，并且触犯了上天的震怒，所以这种惩罚报应难以逃脱。况且上天赏善罚恶，有些地方不可思议：有时借这件事来报应另一件事，有时借那个人来报应这个人，有时因祸而报福，有时因福而报祸，有时就事报事。种种报应，神妙莫测，所以叫作“巧报”。无奈世人不畏惧天命，凡事都自以为神机妙算，以为别人不知道，却不知道要想使别人不知道，除非自己不去做；要想使上天不知道，除非念头不动。念头一动，上天就知道了，何况已经做成事实，哪里会有不知道的呢？《中庸》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太上感应篇》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圣人立言垂教，无非是教人不要自欺而已。不自欺的人，就没有使用机谋的心；人不使用机谋，正气就常存，邪气不能侵入。即使上天有神妙的机巧报应，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天作孽，犹可违。”世间懂得道理的人，也可以常常把那些心里作伪、日益困窘笨拙的人作为警戒。人事与天道 民国六年丁巳二月初四日记

译自天地开辟以来，圣人相继出现，都对世间有功德。后人为什么唯独尊奉孔子为万世师表呢？因为孔子所确立的言论，纯粹是大道的精华，所以称圣人为“天口”：圣人一开口，就是代替上天宣扬教化，成为天经地义，随人、随时、随地、随事都适宜。只看《论语》开头一章，一开口就说一个“学”字，便把后天的人事全部概括了。怎么能看出来呢？试想人的一生，从幼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凡是眼睛看见的、耳朵听到的，以及从未看见的、从未听到的，无不默默运用自己的心思和才力，来揣摩其中发生的理由。用心力揣摩，就是学习。各种事务，哪一样不是通过学习而取得的？无论什么人，哪一个不处在学习之中？然而如果只在后天方面讲“学而时习”，也未免太辛苦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而”字表示又进了一层，转而涉及先天；所谓时时温习，其中也包含了本性与天道。“学而时习之”，就是把后天的人事与先天的本性、天道合而为一了。因此能够没有暴弃、怠惰之心，而有心旷神怡之说。自古以来，无论身居百姓之上、声名显耀于朝野，还是通晓工艺、从事商贾，以及往来交际、声气相应的事情，都是“有朋自远方来”的快乐之事。所以“有朋”一节足以概括人类社会的积极作用。然而世上也有功成身退、避开世俗和人群，以及厌弃旧日因缘、甘心享受山林泉石、隐遁于世而不被人知却不悔恨的人。因此，“人不知而不愠”一节足以概括人类社会的消极作用。这三节把古今中外的天道、人事、世俗情态全都概括在内。第二章《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这一章，第一句说“为人”，最后一句说“为仁”。“人”和“仁”两个字虽然不同，其中却有极深的渊源，几乎把后天与先天、先天与后天反复说明尽了。后来的儒者不明白先后天相互错综立言的妙处，有人把末句的“仁”字解释为“人”字。难道不知道孝悌是人伦中的实际行为，是后天的人道吗？凡是能够尽孝尽悌的人，内心纯良，本性向善，哪里还会有犯上作乱的道理？所以说“鲜矣”。既然不好犯上，就更绝对不会有作乱的事情。所谓“君子务本”，遥相承接上一章的“君子”，说的是求学的方法，专心致力于内心的根本。本，就是先天的真性。也就是乾元的仁德。能够尽显先天的真性，就能成就自己、成人、成物，所以说“本立而道生”。结尾说孝悌是实行仁德的根本，是向人指示实行仁德的方法：尽到后天的人事，才能返回先天的大道。第三章“巧言令色，鲜矣仁”，紧承上一章的“仁”字而加以告诫，由道心指出人心，这是区分天人与人的起点，也是天道与人事的反映；这里只是以巧言令色作为例子，其余可以类推。第四章是曾子亲自示范教人的方法。曾子的学问在于不自欺，所以以忠信为根本，这是成就自己的学问。“传不习乎”一句，朱子说是接受老师的传授并时时温习，实在是误解得很厉害。“传”是把道传给别人，或者著书立说，把道传给后世；“习”是以自身为依据，确实亲身实行、亲自体验过，然后才能传给别人。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句讲的是成人的学问。推而广之，上面两句是君相的事情，下一句是师儒的事情。这三章由人事进入德性，有了至德之后才能凝聚至道，所以提出一个“道”字。“千乘之国”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即使是世界各国，也都可以用道来治理，这里面含有平治天下、建立大同世界的微意。综合这五章仔细探究，确实有山岭断开而云气相连的妙处。虽然是记录者所载，却确实如同在天上形成了形象，于是才能在地上形成形体。圣贤立言，纯粹根本于天道和人事，是先天的真性自然流露出来的，只是后人无法测知其中的深奥含义罢了。例如“学而”一章分为三节，《大学》的三个“在”字句，《中庸》的三个“谓”字句，《道德经》中“道”字反复出现三次，数字都用三，象征乾卦。乾卦三爻相连，分开是三，合起来是一。为什么分为三？因为三能生万物。为什么合为一？因为那是乾道。乾元资始，统摄上天，所以“学而”排在《论语》篇首，正如天地混沌未分时的一元之气。“为人能孝弟而务本”，就是《易经》所谓“二多誉”；“巧言令色”，就是《易经》所谓“三多凶”；“吾日三省”，就是《易经》所谓“四多惧”；“道千乘之国”，就是《易经》所谓“五多功”。二与四虽然善处不同，三与五功效相同而位置不同。各章先后次序，如同脉络相互贯通，不可移动。古人说用半部《论语》修身，用半部《论语》治理天下。我说，懂得这五章，那么天道的运行、人事的功用、内圣外王的事业，其整体和具体作用，就没有不具备、没有不明白的了。远虑 民国六年丁巳二月初十日记

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这句话，世人把它当作平常话，漫不经心。仔细想来，古今凡是英雄豪杰，能够名留千载、芳香流传百代的，哪一个不是通过深谋远虑取得的？所以人生的荣辱得失、事情的成败，全都取决于有无远虑。远虑对于人，确实有极其重大而关键的关系，所以《大学》说：“虑而后能得。”然而人生在世，谁不想建功立名？只是因为眼光太小，平日不深入钻研学问，没有卓越的见识和坚定的主见，正如俗话所说的鼠目寸光，所以终身不能成就一件事。这样的人，哪里是从来不思虑呢？只是所思虑的不过是眼前，不知道在长久而正当的道路上运用思虑罢了。例如秦始皇听到“亡秦者胡”一句话，便修筑万里长城来防备胡人，又销毁天下兵器来使百姓愚昧，却不知道他的儿子胡亥竟然使秦朝灭亡。唐太宗听到“武姓乱唐”一句话，凡是朝中姓武的人全都除掉，却没有料到武则天每天就在他身边侍奉，最终导致唐朝祸乱。宋太祖鉴于五代藩镇大臣势力强盛，容易招致祸乱，于是假借杯酒之机解除将领的兵权，宋朝于是削弱而不能振兴。这些全都是从人的欲望出发来考虑的。虽然费尽苦心，看起来极其精巧、极其长远，但只是见小而不见大，知道人事而不知道天道，终究不能称为远虑，所以不能消除祸患，反而造成危险的事实。孔子因此下了一个断然的结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可以证明，凡人的远虑，都是从真实本性中流露出来的，所以考虑没有不周全的，足以在祸乱尚未形成时加以治理，在国家尚未危急时保全国家；这本来不是心存私意、只凭自己行事的人所能窥测其万一的。如今中外交通，各种宗教昌明，如同百花争艳，优胜者取胜，劣败者失败，这是自然的道理。中国从表面看，势力不如别人，货财不如别人，技艺不如别人，加上内部忧患尚未清除，外部祸患接连不断，形势危急，仿佛一天也难以安稳度过。正要放开眼界，追想堂堂数千年的中国，难道没有高于其他国家的真理吗？天地间的事物，能够历久不变，其中必定有真正的精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也是文明最早的国家，其中如果没有精粹，怎么能够支撑数千年？不过是今人喜新厌旧，没有时间探究其中的内在罢了。然而，中国的精粹究竟在哪里呢？就在道德。以天道、国法、人心来验证，无不以道德为归宿。奖赏善行、降祸恶行，是天道；奖善罚恶，是国法；喜爱善、憎恶恶，是人心。天下至善而没有恶的，就是道德。道德这两个字，是古代圣人为天地树立心灵、为百姓确立生命准则、为万物成就功能时，都在这个道德的范围内建立的最高原则。所以即使是极没有道德的人，在大庭广众之间对他说：“你没有道德。”他也必定羞红脸而不服，可见道德又是人人心中所敬仰、人人心中所佩服的东西。推及将来，道德可以统一全球、协调万邦；没有道德就办不到。因此，我们的远虑，就以道德为主旨。这个远虑，是先天的真正智慧，也就是《中庸》所说的“聪明圣智达天德”，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为什么呢？能够实行道德，既不愧对自己，又不在人前惭愧；对父母能够孝顺，对兄长能够敬爱，对妻子儿女能够和睦，对朋友能够守信，对国家能够忠诚，事事都能相安，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顺利。无论进入什么处境都能自得其乐，还会有什么忧患呢？只有没有远虑的人，不能自己作主，内心摇摆不定，如同悬挂的旌旗，轻易改变去留，别人怎么说自己就怎么说，丝毫不加以亲身验证，到老也学问无成，反而抱怨世上没有良师益友，怪自己一生没有机会亲近古代圣人、亲自接受古代圣人的教导。这类人就是没有学问、没有远虑、没有见到圣人的人；即使见到了圣人，也不能沿着圣人的道路前进。孟子所说“等待文王出现之后才奋发”的人，都是普通百姓。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能奋发，这是因为他们有深谋远虑。人生一世，“远虑”二字，务必敬慎，不可忽视。端正纲常，明辨人伦 民国六年丁巳三月初二日记

译三纲不端正，五伦不清楚，八德不明白，是人生在这个时代的大不幸。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远远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有上下尊卑的秩序，有家庭长幼相亲的快乐。如果没有纲常，就无从谈道德，更没有所谓礼义廉耻了。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举，国家就会灭亡。”想要张举四维、治理国家，必须先整顿纲常，以巩固道德的根基。纲常本来就是天地的正气，是道德的显著表现。《易经》说：“有天地万物男女，然后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而礼义有所错。”所以宇宙间最大的事业，全都要从纲常做起。自从西学传入以来，我国人士都说，君臣这样的称呼不适合共和民国；又把三纲看成专横的制度，认为它只会妨碍平等自由。见到有人讲纲常，必定跟着批驳说：这是迂腐酸臭、腐败落后的一类人，不开通，不识时务。然而不妨平心静气，迟疑审慎地想一想：国家没有君主（广义的），能够保持安定和治理吗？《尚书》说：“上天生育百姓，又为他们树立君主。” 使君主来管理和牧养他们，于是才不至于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上下相互维系，人的生命财产各自得以享受安乐和利益，这些都要靠君主在其中主持。所以圣人立教，把君作为臣的纲领。不过“君臣”两个字包含的范围很广。所谓君，不一定是一国的元首，凡是对人起主宰作用的都可以称为君。所以儿子称父亲为严君、先君，称别人的儿子为少君；妻妾称丈夫为夫君；朋友之间通信，也有称某君的。所谓臣，也不一定是官僚卿士，凡是服从别人的都可以称为臣。因此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的层级。难道可以因为历代有专横暴虐的君主、谗媚逢迎的大臣，厌恶这些名称，就连其中的意义也一并废弃、不再讲论吗？这和因噎废食有什么不同？何不看看都俞吁咈的朝廷，群臣在朝廷上唱和歌咏、拜手行礼，那仍然是君臣关系，却没有听说有专制的政治。何况君臣两个字在圣贤的教诲中，本来就是以平等为基础的，所以说君臣之间贵在合乎义；合乎义就留下，不合乎义就离去。君主要像君，臣下要像臣；君主不像君，臣下也就不能像臣。《尚书》说：“安抚我，就是君主；虐待我，就是仇敌。” 孔子说，君主要按照礼来使用臣下，臣下要以忠诚侍奉君主。孟子说，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普通路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仇敌。这是多么平等的权利！“君”就是主宰，可以作为人的主人。譬如一个家庭有家主，仆役才能效劳；商业店铺和工厂也必须各有主人，雇工才能承担事务；国家必须有主人，发布号令、施行政令，才有统率。因此，国家、家庭、商户、店厂，一天没有主人，各种事务必然松弛废弛，不能正常进行。“臣”就是服从。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服从法律和命令；如果人人习惯于放纵自由，眼中没有法纪，也不听从号令，国家想要治理，做得到吗？由此想一想，废弃君臣之义、不再讲论，不用有智慧的人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比如民国总统、各部总长，名称虽然不同，意义仍然是国家的代表、行政的主脑；他们不能不整肃自身、率领众人、维系国家大局，这一点是相同的。至于人的家庭，本来是用来养生送死的，所以必须父亲成为儿子的纲、丈夫成为妻子的纲；这样丈夫才能尽丈夫之道，父亲才能尽父亲之道，儿子才能尽儿子之道。兄长尽兄长之道，弟弟尽弟弟之道，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各自守住自己的道路，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男子在外面处于正当位置，女子在家中处于正当位置；男女各得其正，才不至于夫妻儿女嬉闹失去家庭礼节，家庭之道才能建立，家业才能兴旺。最奇怪的是，如今做父亲、做丈夫的人，总希望自己的儿子成才、妻子贤淑，而自己却不修养自身，不实行道德，甚至任意放纵，嫖娼、赌博以及原文所说的“嚼摇”等无所不为。家人从哪里去观察感化、受到教化呢？自己身子弯曲而影子却直，源头污浊而水流却清，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礼书说：“良冶的儿子，必定学习制作皮衣；良弓匠的儿子，必定学习制作簸箕。”能够治理好家庭的儿子，是因为父亲以身作则，后代仿效而成。自己没有才能，儿子怎么能够成才？自己没有德行，妻子怎么能够贤淑？所以三纲都是主持五伦教化、为人表率的原则。然而三纲之中，唯有夫纲最为重要。《诗经》说：“给我的妻子作榜样，再推广到兄弟，以治理家庭和国家。”因为夫妇是人伦的首位、人道的起点、万物教化的根源。所以王道的教化始于《关雎》，君子的道理从夫妇关系开始。能够成为妻子纲领的丈夫，必定也能成为儿子的纲领。因为夫妇之间，最容易流于亲昵亵狎；能够在最容易亵狎的地方以道德作表率，就掌握了天下最大的正义。因此夫纲这一件事，是人生最不可忽视的。三纲既然端正，五伦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呢？“纲”就是提领；提起纲，网眼就会张开。就像网系在纲上，条理不会紊乱。古人确立三纲来教化人，所要求的重点在于处在纲位的人，所以说：“自身不正，即使下令也没人服从；自身不实行道，不能施行于妻子儿女。”这些深远宏大的义理和微妙精辟的言语，真如日月运行于天空、江河流行于大地，经历万古也不可磨灭。所以这个“纲”字，又像金刚之“刚”，足以裁制、成就各种器具。三纲建立起来，人人都有所观摩感化、有所遵从；如果还说五伦不能敦厚，未曾有过这样的事。如今想让人真正实行八德、敦厚重视五伦，就必须先整顿三纲，把它作为道德的根本；然后纲举目张，一人倡导，百人响应，共同生活在和乐融洽的天地中，这才叫真正的共和，才叫真正的自由，才叫真正的平等。自立之道 民国六年丁巳三月初七日记

译“不担心没有职位，只担心凭什么立身。”孔子这句话，确实是从人事中考验出来的，也是从人情中看透得出的，真可以算作金石般的言论。世人应当把它奉为准则，不可轻易读过。轻浮浅薄的年轻人，往往妄谈他人的是非，总说别人办事没有才能，慨叹自己一生不得志，不能施展雄才大略，使国家安定如同坚固的苞桑，使百姓登上春台般的安乐境地，却不知道年轻时得志，反而是大不幸。为什么呢？年轻人多半有浮夸的习气，不肯下雕琢磨炼的苦功，深入造就学问；在人事方面又缺少阅历。他们坐在家中空谈，评论衡量古今，觉得自己满腹经纶，可以治理世道、安定百姓；等到一旦得志，有的铺张轻率，做事却不知道敬慎办事；有的受到势利熏染，既担心得不到又担心失去，最终误事坏事，就像我所说的大夫崔子一样，年轻时侥幸得志的人大多如此。哪里知道没有得志时，摇唇鼓舌，还足以煽动众人的听闻，仍有人抬举称颂；得志后却不能办事，就会受到众人唾骂，名誉扫地，成为终身的污点。这就是不学习的过错。即使说起道理来津津有味，说得井井有条，也不过是一些记诵见闻的学问，既没有在内心加以权衡融会，又没有实际经验，所以不能胜任职位。《学记》说：“玉不雕琢，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就不知道道理。”所以人一定要先喜欢学习。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不足，然后才能自我反省；自我反省之后，才能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样学问才能真实，才能适用于实际。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工具锋利，何况身居百姓之上呢？如果没有真实的经验和学问，不能以自身为根本、施行于他人，没有学问就一定会坏事。坏事就是损害自己的声名；损害自己的声名，就是损害自己一生一世。损害自己还算小事，玷辱祖宗，罪过就大了。不但害了自己、辱没了祖宗，还必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害，这个罪过又怎么可以逃避呢？年轻时得志的人，大多不知道为国为民，只图谋私利、结网获利，这就是有意作恶，必定耗尽祖德，断绝祖先留下的根基，永远堕入三涂苦道。唉，经历万劫千生才得到人的形体，却因为一生作恶而把它毁灭，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孔子所以说“不担心没有职位，只担心凭什么立身”，正是为了这个。我们今天讲道德，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讲说；只讲在口头上，就成了空谈，必须亲身实行。实行的方法，首先要消除私欲人心，然后道心自然生起。若用私欲人心来讲道德，难免偏狭；用道心来讲道德，就会大公无私，以道为自己的责任。这样，道德就是我，我就是道德。即使上天有穷尽的时候，大地有毁灭的时候，人物有终尽的时候，而我的正气与道德合而为一，就不会生灭，长久无边。如今在道德学社的人，能够这样扪心自问、实行道德，就是自立。自立的实践是：说话一定守信，行为一定中正；早晚勤奋学习，等待别人询问；竭力实行，等待承担任用；心怀仁德，胸抱正义，磨炼廉洁方正的操守；应当想到，今世实行这些，后世会把它作为楷模。试想古人居住在柴门小屋、蓬草房和瓮作的窗户里，有人背柴谋生，有人把书挂在牛角上，有人借雪光读书，有人借邻家的灯光读书；在这样的困苦中，他们尚且勤学自立。我们今天吃得饱、穿得暖，怎么可以不勤奋学习、喜好请教，以求自立？人能够自立，即使贫穷处于社会下层，也可以治理家庭，享有家庭和睦的喜庆；可以使宗族和睦，彰显敬重祖宗的道义；可以使乡里和谐，兴起礼让的风气。不求显达，而实际成就自然带来名声。所以孔子说：“学习，俸禄就在其中。” 孟子说，修养自己的天爵，人爵自然会随之而来。比如舜在历山耕种，能够以孝道使家庭和谐，尧便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伊尹在莘野耕作，却以尧舜之道为乐，商汤三次派人带着礼币聘请他；傅说从事版筑，姜太公在渭水垂钓，诸葛亮抱膝长吟，这些都是亲身实行自立。所以当时贤明的君主都放下自己的身份前去求访，聘请他们担任辅佐。然而大舜、伊尹、傅说、姜太公、诸葛亮，得志以后都能兼善天下，在后世留下大名，这未尝不是由于他们在困穷居处时深入造就自己、实行自立，取得了真实的经验和学问。由此看来，开始时自立，接着可以得到职位、俸禄和声名，最终成为典范，芳名流传万世。用古人来验证，事迹清清楚楚可以考察。人怎么可以不讲求自立呢？不过自立并不只是士人如此，无论什么人，都贵在能够自立。如果确实能够自立，即使愚笨也会变得明达，即使柔弱也会变得刚强。道德与鬼神 民国六年丁巳三月十一日记

译常说“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这两句话确实没有错。说到天地之间最凶猛、最暴恶的东西，没有超过龙虎的了；然而龙虎终究只是一种物类。人是万物之灵，如果身上具有大道，就能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龙虎怎么能不降服畏避呢？鬼神是阴阳二气之灵，是聪明正直而专一的存在。所以孔子说：“鬼神的德，多么盛大啊！”然而鬼神也要依靠人来阐发它们的道。德行厚重的人能够感动上天，所以鬼神也会敬仰羡慕。但鬼神也不全都是至善无恶的，世上常有邪神魔鬼捉弄人，颠倒是非。因此孔子不谈怪异、暴力、变乱和鬼神，又说“敬鬼神而远之”。这是担心人误入迷信，把鬼神当作凭借，随意颠倒黑白，反而成为人道的祸害。孔子重视人道主义，所讲的三纲五常，其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天地的正气、乾坤的至宝、人生的大德。所以季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回答：“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他话外的意思是：既然已经成为人，就应当尽到人事，以符合天道。顺应人情，就是与鬼神在德行上相合，也就是侍奉鬼神。不去求鬼神，鬼神自然会照临。太上说：“只有善人，天道才会保佑他；福禄随之而来，神明敬畏他，众多邪祟远离他。”善人尚且能够这样，何况真正有道德的人呢？鬼神怎么能不敬仰他？然而孔子又说“祭神如神在”，为什么还要奉祀神明呢？孔子所敬奉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也就是从前有道德的人，活着时是明白之人，死后成为光明之神。敬奉他们，就是以他们为准则并效法他们。后世不了解神道设教的真正道理，把庵观寺院当作求福的地方，把吃斋念经当作祈求保佑的方法，却不知道和尚、道士念经礼忏，本来是为了提醒幽魂。有道德的和尚、道士一念经，众鬼就环集来听；时间久了受到感化，便种下良善之心。所以念经的功德很大，因为能够在先天层面教化人。如今的和尚、道士没有道德，庙宇之中反而成为山精石怪、魑魅魍魉凭依之处，哪里曾有正神降临？何况正神并不接受人的祈祷，而是接受人的一片道德至诚之心。人有道德，抬头不愧对上天。俯仰之间都无愧于人；鬼神也会在冥冥之中护佑。即使有邪魔鬼怪，也不过是用来考验、磨炼和检验成效，绝不可能造成祸害。自古以来讲道德的人，都要经历魔障的考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借此消灭魔鬼；佛祖讲经说法，孔子诛杀少正卯，都是为了除去魔障。我们今天讲道德，还有没有魔障呢？没有。专心讲道德，诚心践行道德，具备真实诚实之心，就得到了端正内心的方法；内心一正，各种邪念就退去了。有人说，现在人心浇薄，道德沦丧，讲道德没有人信从，却不知道正因为没有人信从，才更要倡导和实行。如果人人都信从道德，也就是人人都知道践行道德了，还何必讲呢？如今正值天元正午，道德必将昌明。为什么呢？从前只是口头讲道德、纸上谈道德，虽然可以说是假伪，表面上还顾念“道德”二字；现在连讲都不讲了，好比天将要黎明却反而昏暗。道正处在这个时候，正是阴气达到极点而阳气开始产生的时候，也是天演淘汰、选择种类而留下优良者的时候。怎么知道这是淘汰呢？比如中国现今有四万万人，推算到二十年以后，就增加一倍；由此推算，越到后来人口越多。将会看到人挨着人站立，足以充满中国的土地。天道果真会这样让人口越来越多吗？有春天生长的时候，就有秋天肃杀的时候；这是天演的公例。好比农夫播种五谷，铲除劣草而留下优良种子。讲道德的人，就是真正的种子，上天必定扶助他；作恶的人，就是劣草，上天必定抛弃他。这是天道自然的淘汰，并不是上天存心针对人，而是人自己招致的。因为上天生育万物，必定按照它们的材质而厚待它们；栽培的就扶助它，倾覆的就使它覆灭。我们处在这种淘汰的时代，更应当小心谨慎，以公正之心对待别人；即使遇到横暴无理的事情，我也一定反省自己，认为是自己的道德还没有达到。如果有真实的道德，即使有恶人，也会变成善良的人；即使有魔鬼，也会化为北斗。彼此相安，心中的主宰安泰。所以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何况人有道德，上至祖宗，下至子孙，也都能得到安乐，享受幸福。然而不讲道德的人，也可能正在享受荣华；但无常一到，万事全都归于空无，就连自己的身躯也归于乌有。把这种情形同力行道德、死后灵魂得以安宁相比，优劣究竟怎样呢？只是践行道德，不在于好高骛远，而就在日常的伦常生活之中。对于日常伦常生活的道理，讲得最精密透彻的，莫过于孔子。我们现在供奉孔子，正因为孔子一生的行为是：不怨天，不责怪人；从下学起而通达上天之理；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实在足以作为万世的师表，也是我们的榜样。人如果真以孔子为榜样，每天不断进步，既学习又思考，既思考又学习，是道的就扩充它，不是道的就克制和治理它，不让一丝一毫不道德的行为使自己堕入淘汰之中。有这样的心，就是菩萨之心。“菩”是普遍，“萨”是救济；普遍救济众生，就叫作菩萨。人能够用道德普遍救济世人，就对得起自己的内心，也就无愧于在天之神。神就是我，我就是神。圣神的聪明正直，也正是由实行道德而来的。常道在于信。民国六年丁巳三月十二日记。

译人活在世上，应当知道常道。天地如果没有常道，就不能长久；万物如果没有常道，就不能成就；人生如果不遵循常道，就不能正常运行。常道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人身上，是心、肝、脾、肺、肾；在天地间，是金、木、水、火、土；在卦爻中，是乾、元、亨、利、贞。人一生从未有一天能够离开它。孟子说，恻隐之心是仁，羞恶之心是义，恭敬之心是礼，是非之心是智；这些人都具有，不必等待从外界灌输。孟子为什么不说信呢？因为仁义礼智四者，没有信就无法成立。行仁而没有信，就是假仁；施行义而没有信，就是假义；喜欢礼而没有信，就是装饰虚伪；运用智而没有信，就是奸诈。所以仁义礼智都属于先天的根本，是成就道的基础；信则是后天的作用，是弘扬道的主宰。比如日月往来、寒暑交替，年年如此，丝毫不乱次序，这就是天地的常道，也是天地向人昭示的大信。万物在春夏秋冬中，有的生长，有的成熟，有的凋零，盈虚消长的规律，从古到今，从今以后也没有彼此越过的情况，这就是万物能够取得时序信任的表现。何况鸡不到早晨不会鸣叫，燕子不到春社时不会到来。由此看来，宇宙中一切蠢动、爬行、飞翔的生物，无不各自有其信用。人如果没有信，举止就失去常态；天真一乱，各种罪恶便丛生。于是就有使用诈谋机巧的人，有贪婪、盗窃、邪淫的人；颠倒五伦，扰乱八德。身体虽然活在世上，却把四种德性全都丧失了，简直是人面兽心，又凭什么算作人呢？所以孔子说：“人民没有信，就不能立足。”因为信就是人的本性，是我本来具有的良知良能；如果能够保存而不失，就是真人。圣人深恶人失去信用、丧失人格，不惜苦口婆心地留下训诫教导人，都是先教人建立信用。（各家教典中，以信来垂训教导的地方很多。）凡人说话做事，必须先使自己有信用，然后说的话才能实行，所做的事才能成功。有虞氏还没有对百姓施加信用，百姓却信任他；他之所以不用命令就能取得信任，是因为他自己的信用早已建立起来了。自己不能先建立信用，不仅不足以取得外人的信任，即使在家庭之中，一言一事也都不能实行。所以孔子说：“做人而没有信，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 大车没有〔缺字〕，小车没有“皔”〔字形疑误〕，凭什么能够行走呢？人能够把信作为根本，遵循它去实行，开始时即使半信半疑，时间久了也会确实相信而不再怀疑。好比农夫披着蓑衣劳作，即使遇到饥荒，也必定会有丰年。因为上天所帮助的是顺应天道的人，人所帮助的是有信用的人。履行信用而思考顺应天道，上天自然会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传记说：“信，是国家的宝贝，是百姓的庇护。”国家没有信就会削弱；人没有信就无法自立。然而信有两种：一种由内心产生，做事待人、言语行为相互一致，就是建立信用；一种由外界产生，因为所见所闻而产生信心。但其中也不免有邪正是非，所以应当因合乎道理而相信，不要因愚痴而盲信。因此孔子说：“喜欢相信却不喜欢学习，其弊病就是害人害己。”有子说，信接近于义，言语才可以兑现。由此可见，圣贤所讲的信，并不是尾生抱着桥柱而死的那种固执，而是顺应天地自然的道理。所以信之所以成为信，在于它合乎道。相信却不合乎道，凭什么叫作信？因此建立信用必须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才能成为真正的信。仁义礼智是五常的本体，信是五常的作用；信在五行中属于土，土能够生长万物。信能够成就万物。所以人能够建立信用，仁义礼智也就在其中，五常之道完整而无所欠缺，还有什么话不能实行、什么事不能成功呢？无奈百姓还是原来的百姓，时代也不是三代，人们往往把“信”字抛弃，做事全靠虚假手段来笼络人心。哪里知道欺骗别人，其实还是欺骗自己？即使侥幸得意一时，转眼间终究会败露，后悔莫及也会随之而来。世间事情尚且如此，何况讲道德的人呢？如果只是口头讲道德，身体却不实行道德，就是失信；失信以后，外来的魔障就会乘机侵入，最终必定胡思乱想而变得狂妄。所以我们讲道德，“信”字最为重要。必须先发起信心，安住于信心，亲身实行、切实实践。即使别人不相信，我也先把信心坚定地建立起来；笃信而好学，至死守持善道，使自己取得他人的信任。时间久了，人们就会倾心信仰，毫无疑忌。不仅当时的人信任他，后世的人更会深深信任他。人生的荣幸，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酒、色、财、气。民国六年丁巳三月十七日记。

译“酒色财气”四个字，是人生最容易迷恋执着的事，所以修道的人称它们为四大魔障。自古以来，许多英雄豪杰以及士、农、工、商，因为这四件事而亡国败家、丧失名声、丢掉性命的人，多得数不清。说起来，酒可以成就礼仪，可以祭祀神明，可以奉事宗庙，可以宴请宾客；色用于夫妇之间，可以生育子嗣，使祖宗的祭祀绵延不断；财是养命的来源，平生的衣食没有财就无法维持；气是心中主宰的作用，谋划经营事情，没有刚健担当的气概，就不足以把事情办成。这样看来，酒色财气本来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为什么却称它们为魔障呢？因为酒能够迷乱人的性情，是四害之首，所以佛家也把酒列为戒律。世上有人因酒醉失言而结下祸端，也有人因酒醉任性而惹是生非。其中严重的，太康因为喜好美酒和音乐而丧失国家，义和因为沉溺于酒而遭到诛杀，商纣因为沉湎酗酒而亡国。酒所造成的祸害，哪里记得完？所以古代圣贤有不敢荒废、刚强节制之类的训诫，也有关于醉与未醉的鉴戒。况且古人借酒来垂示戒诫，所包含的范围很广，不过举出“酒”一个字，来类比其他事物罢了。凡是暴殄天物、放纵口腹之欲、奢侈贪享而流连不止的行为，都属于酒所代表的这一类。那种一餐饭摆满方丈之地的奢侈，正是孟子所不做的；禹厌恶美酒，而且还有不只是饮食方面的俭朴美德。色是夫妇之间的正当关系，正如所说夫妻和好，就像弹奏瑟琴一样；但如果淫欲过度，也会伤害生命。所以孔子说，年轻时血气还没有稳定，应该戒备色欲。那些追逐欲望的愚人不知道节制，甚至不顾声誉和廉耻，以猎取美色为能事。有时暗中使女子怀孕，导致骨肉血脉流落在外，自己本宗反而断了祭祀，这难道不是人生的遗憾吗？况且妹喜使夏灭亡，妲己使殷灭亡，褒姒扰乱周朝，历史记载清楚明白，可以作为鉴戒。然而这里的“色”又不只是指女色。凡是各种形形色色的事物，如声音、犬马之类，只要心中有所爱慕，精神就会消耗在所爱之物上。这无异于把有用的精神消磨在无用的地方，只是女色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罢了。《书》说：“玩弄人会丧失德性，玩弄物会丧失志向；不让耳目受役使，各种行为才会端正。”应当牢记这些话。圣人谈论政事，也说使人民富裕以后再施行教化。财确实是世间所必需的东西，但有财而过分轻率地使用，就是浪子；过分吝啬，又会成为财产的奴隶。而且面对财物时应当按照义来取得，尤其不能苟且求得。看看尘世上的人，纯粹不过是名与利两类人；追求名声的人还少，追逐利益的人实在很多。所以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一般以利益为重的小人，在指责别人贪财时，俨然把自己看成清白无瑕的人；一旦自己面对财物，却贪婪无厌、锱铢必较，情形大概又更加严重。甚至有人收受他人的金钱，便改弦更张、结党作恶、背弃朋友、出卖友人，这样的事也忍心去做。这种人纯粹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发财，身体虽然活着，内心却已经死了。他不知道钱财是天地的元气、世间通行的宝物，本来就有定数，不是可以强求得到的。俗话说，命中只带八合米，走遍天下也找不满一升；即使侥幸得到，违背道义而来的财货，也会违背道义地出去，得到多少最终必定失去多少。所以孔子说：“用不义手段得到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又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去做手执马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孔子这些话，深知财源有定，不可以妄求，所以举出执鞭这种末等技艺来作例子。以此类推其他事情，向世上有贪心的人明确地垂示戒诫。试看下等劳力的人，一旦得到意外之财，不是生病，就是遭祸；或者胡乱花费、胡乱使用，因而放纵自己变得懒惰，钱财耗尽、能力也穷竭，最后沦为乞丐。所以说，一个平民如果得到千金，有见识的人会认为这反而是不幸。又如谋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性命，最终事情败露而丧命的人，本来就不必再说了。就是那些致富却不仁慈、积藏很多财物而招致严重败亡、身怀璧玉而获罪的人，如石崇那样因财富过多而招来祸患的，也不少。可见钱财是损害凡人身体、损害灵魂、束缚人生自由的恶工具。那些天一亮就起床，孜孜不倦地追逐利益的人，真是俗话所说的“要钱不要命”。世上本来有些人使用手段和机巧，骗取他人钱财，而别人没有察觉他的欺诈，反而受到一般人的称赞仰慕，以为他善于聚敛钱财；却不知道他能取得这些财物，或许正是由于他前世修积，所以今生总有这样的福分和命运。如果能够见到利益便想到义，顺应自然，难道不是会加倍得到吗？况且钱财本来有神明主管监察，留下来赏赐有德的人。因此，大道自然能够生财，大德之人必定能够得到俸禄；有一分德，就得到一分；有十分德，就得到十分。即使不去求取，最终也一定会按照应得的分量取得。就像空气一样，从来没有不随着器皿大小而充满其中、没有空隙的，只看人的福德如何罢了。可惜世上善于聚钱的人很多，善于用钱的人却千万人中难得一两个。能够善用钱财，就会在见到义理应当做时必定去做，并且舍弃钱财来成就它；这就是有大福分、大命运的人，所以能够用福分积累福分，所享受的福报没有止境。酒、色、财三者，还是身外之物，有时可以脱离。至于“气”字，是人自身所有的东西，关系尤其重大。气有善有恶，善气就是和平中正之气，恶气就是暴戾、骄矜、急躁之气。人有暴躁之气，一生都不能成就事情。俗话说“穷人气大”，气大是因为没有涵养，只凭血气行事，不留心，也不精细，所以不能成事。不但不能成事，甚至任性使气，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以至丧身并连累亲人。讲到修养，就要除去这种不善之气，如儒家所说惩治愤怒，佛家所说戒除嗔怒，道家所说消弭争斗；并运用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正直地不断涵养而不损害它，以完全保全天地的正气。这样表现在事情上，必然勇猛精进，健强不息。

译同时又都中正和平，就是儒家所说勇敢的人无所畏惧，佛家所说大雄无畏，道家所说至柔能够克制刚强。凡事没有不能圆满办成的，又何必采用这种悻悻不平的态度呢？所以酒色财气虽然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只看各人怎样使用它们。讲道德、讲修养，首先就要看透这四件事：它们虽然不好，却又不能离开，也是保全人的东西；只是要把酒色财气拿来为我所用，不要让自己反过来被它们利用。一旦被它们利用，它们就成为我的魔障，消耗我的福命，淹没我的真性，堕落我的灵魂。懂得善于使用它们，酒可以成就礼仪，色可以使子嗣绵延，财可以造福，气可以成就事情；它们不但不成为我的魔障，反而能够帮助我建立功业、成就德行。所以修养的人能够化凶为吉、转祸为福。酒色财气本来属于四种障碍，善于使用它们，就成为四种辅助。由此推论，天下一切能够成为魔障的事物，都可以转化来供我使用，全在于人善用还是不善用罢了。贪、嗔、痴、爱之间的关系。民国六年丁巳三月二十八日记。人的真性清净圆融，不增不减，光明灿烂，没有牵挂，也没有障碍。所以佛说，性觉本来就微妙而光明，本觉本来就光明而微妙。但真性的明觉本来具有随缘起用的功能；自从降生以后，先天本性一旦中断，性就流为情，情与性相互混杂，外物的污染接连不断，怎么能不产生劳神忧虑呢？忧劳思虑久了，就产生虚妄。有了这种虚妄，就遮蔽堵塞了明觉，由此引起尘世因缘和业力形相，成为贪、嗔、痴、爱。妄求叫作贪，愤怒叫作嗔，昏迷不明叫作痴，喜好叫作爱。这四者名为四大业种，实际上是造成恶果的尘世根源，也是剥夺丧失真性的业因。为什么呢？贪欲的因缘相互污染，忧闷内心、执着念想，阴暗凝滞的状态相互感应，于是使真性沉沦而不能显扬。所以菩萨看见贪欲，就像躲避瘴气弥漫的大海。嗔怒因缘相互牵引，内心像烈火般急迫，奔腾鼓荡，于是使真性驰逐流散而不能止息。所以菩萨看见嗔怒，就像躲避杀戮。痴和爱这两种因缘接连不断，任凭情感妄想，随着所想的境相而爱慕；内在扰乱心神，外在追逐虚幻境界，于是使真性偏执而不合中正，陷于虚妄不实。所以菩萨看见各种偏执虚妄，就像躲避有毒的深谷。尘世间的众生堕入各种恶道，不能得到解脱。实际上都是由于这四者相互熏染、相互影响。所以佛经说，地狱的果报，都是自己的妄想和业力招引来的。然而贪、嗔、痴三者都缘于爱；爱欲的流动不断，即使任意加以克制，也始终不能完全清除。如果想使本性圆满光明、本心清净，就必须先斩断爱欲之流，枯竭爱欲之源，彻悟菩提，进入三摩地；这样业因的纷扰就不能相互污染。所以贪嗔痴爱的恶业，实际上以爱为根本，表现在各种事务上。贪欲造成的祸害最为严重，因为贪心一产生，就无所畏惧、无所回避。试看那些贪恋声色货利的人，昼夜奔忙，用尽机心，劳累身体和精神，没有安宁快乐；种种恶果也由此造成。所以“贪”这个字，是众多苦难的根源。嗔怒由贪欲而生，以烦恼为本性；所求不能满足，自己的事情不顺利，便产生憎恨愤怒、嫉妒暴戾，暗中谋划陷害。事实已经显现时，开始是祸害别人；一旦事情暴露，最终也会害了自己。所以嗔心一产生，仁、义、礼、智这四种正直本性全都受到障碍，由此便形成不仁、不义、无礼、无智的事情。痴就是无明，好比人走路时分不清东西，向南驾车却想到北方，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所以人有痴心，就不能明白事理，产生误会和错误理解，固执自己的见解，行事毫无顾忌，自我障蔽清净智慧，迷昧而不能觉悟。这样的人所作所为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损害。所以贪、嗔、痴三者，是三毒的根源。这三毒之根为什么说缘于爱呢？因为爱是先天的真情，由真情转生出六根、八识，与外境接触而发生因缘；一切烦恼和诸界中障碍道的种子，都因各种爱染而来。如果想获得解脱，不把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不真实实行、不真实修德，精勤修习六度，就不能解脱。然而贪嗔痴爱虽然障碍圣道，如果反过来运用它们，贪嗔痴爱就能增长圣道、保全真性、穷尽妙明。在佛家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儒家可以得到善、信、美、大、圣、神的境界。为什么呢？贪求道德，在世间建立功业，在人群中建立德行，财物和佛法都能施舍，成就布施度；既然能够布施，就不作各种恶事，成就持戒度；憎恨邪恶而不忍不仁，铲除暴行、安定善良，以杀一人来警戒众人，仍然是道中的事情。有人冒犯我、蛮横对待我，我必定反省自己，具备各种忍耐力量；受到侵犯而不计较，成就忍辱度。即使对道德有所迷惑，也奉行一切善事，成就精进度；不断精进，自然获得光明和觉悟，成就智慧度。爱慕道德，思考并修养它直到成功，在万般境界面前心不动摇，成就禅定度。所以贪嗔痴爱不善于运用，就成为魔障；能够善于利用，就能帮助我精修六度而达到圣境。但“爱”这一字的作用尤其重大。爱真正的我，爱真正的良知良能；爱这个有条件、有形体的我；爱别人，爱万物。佛家发愿普度众生，说到底也是一种爱；孔子周游列国，孟子靠各国供养来传播学说，都是想推行自己的道，也是一种爱；耶稣舍身救人，也是一种爱。人没有爱心，就会变成一只蜾虫。但今天的人不能推己及人地扩大爱，只知道爱虚假的自我，不知道爱真实的自我。不知道爱真实的自我，就是不知道自爱；不知道自爱，所以不知道爱别人。有人知道爱家庭，却不知道爱国家；有人知道爱家庭和国家，却不知道爱天下。甚至彼此争夺不止，实在成为国家的祸害。例如欧洲战争，实际上是由爱国热忱造成的。因此我讲爱国，他也讲爱国；两种爱互相牵引，各自只爱自己的国家，不知道彼此相爱，所以发生争端，直到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还不停止。这种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讲道德、爱道德，就要把这个“爱”字扩大充实，不只是爱自己的国家，还要爱别人的国家，把爱扩展到天下，使天下人人都知道道德，人人都践行道德。这样天下就成为一家，中国人如同一人，彼此亲爱谦让，彼此慰问帮助；谋求财利的心思不再兴起，盗窃、叛乱和害人的事情不再发生。不但不贪婪，甚至还实行布施；不但不嗔怒，反而奉行慈悲之心；选拔贤能，讲求信用，修养和睦，顿时打破无明痴境。这样，贪嗔痴三种毒根，也能借善于运用爱而得到解脱。知道命运，才是君子。民国六年丁巳四月初三日记。

译人是天地的心，是万物的灵秀；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知道命运。然而命有先天和后天的区别：先天之命是天命，后天之命是凡命。有天命才有凡命；知道凡命，就是知道做人的道理；知道天命，就是得到上天的道理。天与人同是一气，这是道的自然规律。今天的人立身处世，动不动就认为一切事情都是自己的才学和能力所造成的，却不知道人事和天道是并行的，不能有丝毫违背。虽然说尽了人事，天道就会随之而来，但如果不知道天命，就不能顺应天道；即使尽了人事，最终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比如农夫耕种，这是人事；但必须知道四时八节，知道什么东西适宜在什么时候播种，这就是天人合一的作用。如果故意违背天道，春天却播种秋天生长的种子，到了秋天才种植夏天生长的作物，即使耕作、锄草，竭尽劳力，也绝没有收获的希望。由此推论，凡事虽然属于人为，但必须先充分了解天命，顺应时机而行动，衡量能力而行事，才能见到成效；否则最终只能归于失败。所以孔子说：“道将要实行，是命运；道将要废弃，是命运。”诸葛孔明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说，事情虽然靠人谋划，但能否成功，总有一个天命在主持。因此圣贤的学问，目的在于尽人事而合天道。尽人事而合天道，就是对上遵循天时，对下顺应水土；凡是所尽的人事，都必须与天道相合，决不可违背天命而行。那么所谓天命，是在反复告诫、命令人吗？还是另有实际事物可以考察呢？其实没有别的，就是合乎人情和事理的适宜性。所以说：“上天所看，依据的是百姓所看；上天所听，依据的是百姓所听。”凡人做一件事、兴办一项事业，必须审察人情和事理是否适宜，知道进退，知道存亡，知道得失；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去正道，就是顾念〔“醘”字疑误〕上天的明命。不知道命运的小人，得到一寸就想进取一尺，得到了陇地又希望得到蜀地，不估量自己的德行，不衡量自己的能力，不审察时机，不判断形势，所以一行动就招来过失，很少能够有始有终。等到身败名裂、万种罪恶都归到自己身上时，反而怨天尤人，完全不知道悔改，那真是到了圣人再生也没有办法的地步。然而天命究竟怎样才能知道呢？比如向人借东西，必须先衡量平日与他的交情怎样，并且预先估计所借的东西，那个人手中究竟有没有。等到见面时，再观察事情的缓急、话是否可以说、对方心意是同意还是拒绝。如果对方心意倾向于我，才可以开口借；如果对方完全没有借出的意思，说了不但借不到，往往反而会受到羞辱。这就是人情事理，也是天命中的事实。事情虽然小，却可以由此说明大的道理。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天命的究竟了。并且只有知道命运的人，才能建立自己的命运。《中庸》说，处在富贵地位，就按富贵的方式行事；处在贫贱地位，就按贫贱的方式行事；处在夷狄之地，就按夷狄之地的方式行事；处在患难之中，就按患难中的方式行事。这就是安于平易的处境而等待天命，端正自己而不求助于人的君子，也就是孟子所说修养自身以等待天命，借此建立自己的命运。也只有知道命运的人，才能改变和创造命运。比如知道自己天性愚钝柔弱，然后困厄而学习，别人用一分努力，自己用百倍努力；别人用十分努力，自己用千倍努力，那么愚钝柔弱就可以进步为坚强明智。又如知道自己平素行为没有德行，然后努力实行道德，天天更新、不断更新，达到盛大德行，那么大德就可以必然获得；有大德就必定能承受天命。所以《书》说：“只有天命不是恒常不变的；施行善道，就能得到它。”如果不知道命运，随意说天命没有赋予自己；即使赋予了，仍会因为不善而失去它。因为天命是没有私心的，栽培的就扶助，倾覆的就使其覆灭。好比树木和各种植物种在同一块土地上，得到元气厚重的，枝叶就茂盛，甚至会压倒那些薄弱的；薄弱的也就归于消灭。因此同样都是人，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穷困通达、短命长寿的不同？总是由人自己招致的，天命不过是直的就顺势推行，弯的就任其弯曲罢了。所以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来的。”凡人能够得到富贵，一定是他前世积累了功德，或者祖宗有余德。因此佛家说：“要知道前世的因，今生所受的就是；要知道来世的果，今生所做的就是。”所以讲道德的人，首先要知道凡命；命运不如别人，就要知道如何建立命运、创造命运，以求得到上天的眷顾。这样上帝就会降临到你身上，命运由我掌握，而不由上天决定了。假如得到富贵，更要知道别人为什么贫贱、我为什么能够得到富贵；一定是我前世有功德，祖宗有余德。如今既然享受了富贵，就消耗了我的福德；如果不继续创造福德，德尽之后必定灭亡。君子得到福报却感到惊惧，是因为知道命运并非恒常不变。果真能够知道命运，那么处在贫贱中可以创造命运，处在富贵中又能够用福分积累福分，这才真是圣贤的行为。无论进入什么处境都能自得其乐，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得到快乐。因为知道命运，就不会妄想贪求；不妄想贪求，就没有烦恼和苦难。所以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做执鞭赶车的人，我也愿意；如果不可以求得，就依从我所喜好的。”孔子的快乐就在其中，颜子始终不改变自己的快乐，实在是乐天知命的好榜样。如今正处在世界多事的时期，正是天命选择种类、留下优良者的时候。一切追求富强的方法和权术，以及机械、变诈之事，有的会劳累到强弩之末，有的会发展到极点而反转。人心的趋向将日益进步到大同，而大同的盛运最终必归于道德。道德就是天命寄托的实体。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敬亲近仁德的，都是这个道理。如果不顺从天命、实行道德，只是终日奔走追逐，千般事情劳心，万般事情劳累身体，那么作伪的手段会越来越拙劣，到头来仍然落空，最终归于天演淘汰，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命运，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 真我与假我的区别。民国六年丁巳四月初八日记。

译天地之间的事，有真就有假。“真假”二字，最不容易分辨清楚。人如果能够认清真假，就知道阴阳相对相待的道理了。比如人的身体，眼睛能够看，耳朵能够听，嘴能够说话，鼻子能够辨别香臭，四肢能够运动，似乎是真实的；其实这是假的。不说身体死亡，就拿睡着尚未醒来时来说，仍然是耳目口鼻四肢，为什么耳朵不能听、眼睛不能看、嘴不能说、鼻子不知道香臭、四肢不知道运动呢？由此想来，人的身体仍然是一个假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够灵活运动，必定有一个使它如此的主宰；这个主宰才算是真的，也就是所谓真我。道家说“我的我”；法兰西的笛卡儿说良知和灵魂；康德说折衷的真理；美利加的李博士说主观的真我；耶稣教与清真教都说人有真主；我们儒家所说的是天命之性。中西方圣贤早已把这些说得很明白，只是世人迷惑而不能觉悟罢了。说起来，真我与假我对于世道人心关系很大。人生大多把假的当成真的，终日奔走追逐，只是为了一个骷髅外壳，制造出许多机巧奸诈，广置良田沃土，修建高楼大厦，蓄养娇妻美妾。几十年之间，无常一到，不仅田地、房屋、妻妾都不再属于自己，就连自己的身体转眼也化为乌有。由此看来，任凭你有万顷良田，也不能多吃一碗饭；金银堆满房屋，也不能买来一寸光阴。这都是因为不知道真我，把贼认作儿子，用有用的精神消耗在无用的地方，反而把光明灿烂的性灵污染、堕落了，难道不可惜吗？然而人为什么不知道真我？因为血肉之躯造成隔绝，习惯于眼见耳闻，外物彼此牵引，于是本性流为情欲；只图眼前凡俗身体的便利，以至于坚持作恶而不悔改，等到死后遭受三途之苦，才知道悔悟，可是悔悟已经晚了。因为人如果知道有一个真我，是自己全身的主宰，可以创造福命、享受安乐，就绝不会胡作非为，以免伤害自己的真我、丧失自己的福命。俗话说“人死了一切就完了”，这句话误导世人不少，使人全都以为人死后万事休止，竟至于放纵行为。毫无顾忌，造出种种恶果，却不知道人死而灵魂没有死。活着时凡俗的身体作恶，死后真我承受苦难。白起直到唐代还转生为牛而遭雷击，曹操转生为狗，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至于活着作恶，死后变成禽兽，或者在阴间受罪，虽然说来荒诞而难以考察，却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并且确实能在书中得到验证。人死后确实有一个真我。文昌帝君说：“我十七世都做士大夫之身。”耶稣死而复生，显现神迹救人；郑伯有成为鬼，晋侯梦见两个小人；齐侯见到彭生；伯矹转生为郑穆公；仲弓转生为邵雍；文天祥转生为史可法。这些又是我们读书考察古事时共同知道的。何况借尸还魂，世上常有，足以成为灵魂不灭的确证。但人为什么又贵重身体呢？因为天地之道要依靠人来弘扬，所以使人出生，是为了阐明大道。人没有凡俗身体，真我就无从存在；没有真我，假我也不能发挥作用。假我正是真我的大作用，必须真假相互依存，借假修真，这样假也就归于真。儒家所说的克己复礼，佛家所说的转识成智，道家所说的把六贼转变为六大护法，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如今战争不停，都是因为不知道真我，以至于争夺权力利益，杀人遍野。假使有一天大道昌明，天下人人都知道有一个真我，就不会被假我迷惑，都能够凭真性做事，破除贪嗔痴爱，那还有什么竞争？实现大同又有什么困难？所以我说，真我与假我对于世道人心关系极大，怎么可以不加以辨别呢？人最可贵的是自知。民国六年丁巳四月十五日记。

译常说知己难逢，这话固然有道理。因为人的志向、心思、才智、学识，全都藏在内心深处，不会显现在脸上，谁能真正知道呢？但真正有学识的人，即使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会恼怒。所以圣人依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不被世人了解也不悔恨；一时不被人知，后世仍然会有人一直景仰他。所以孔子说：“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只忧虑自己没有能力。”今天世上的人却不是这样，不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只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常常感叹知己难遇，暗中借这句话来表明自己，大概也是没有反省和衡量自己。试着扪心自问：自己的学问、知识、才能，果真足以使自己相信自己，而别人果真不了解我吗？还是未必如此呢？如果学识超过众人，才智出类拔萃，即使隐居在民间，最终也一定会被人了解，被世间任用。这是为什么呢？真正有才学的人必定有道德，而才德就是天地的精华；既然具备精华，哪里有不发出光辉、显露出来的呢？好比石头中蕴含美玉，山也因此显得光彩。所以舜从田野间兴起，傅说从筑墙劳作的人中被选拔，胶鬲从鱼盐商贩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中被举荐，孙叔敖从海滨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中被举用，太公在渭水边垂钓时被访求，孔明在草庐中被聘请。不只是才德兼优的人能够从卑微处扬名，即使世人只有一技之长、一事之能，也尚且能够得到人的称誉、被世间任用，怎么能说知己难遇呢？如果一生一世都不能遇到知己，其实是自己的学问还没有达到程度，不足以被人了解。即使孔子常有“没有人了解我”的感叹，也是因为孔子的道太广大，人们难以全面了解，并不是完全没有人了解他。如果孔子果真完全无人知晓，那么宰我为什么说：“依我看来，夫子比尧、舜贤能得多。”子贡和有若为什么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不只是亲自接受孔子教诲的人有这种认识，智慧足以了解圣人的人也知道他。仪封人说：“上天将要把夫子作为木铎。”太宰称他为圣人，楚国狂人赞美他如凤凰，晨门说：“明知事情不能做成却仍然去做。”可见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不求别人知道自己，别人自然会知道他。世上还有一类人，逢人便说别人不对，说我怎样敬爱他、他怎样对不起我，却根本不审察其中的道理：究竟是我对，还是他不对？他们不知道别人反对自己，也有其原因。这并不是没有原因才会发生的。万物必定先自行腐败，然后虫子才会滋生；人必定先自我怀疑，然后才会有谗言离间。事情如果真是这样，必定是因为存在不圆满的余隙，可以被人乘虚而入，所以才招致众议。如果果真没有可疑之处，人谁没有良知，怎么会昏昧到违背自己的本心，竟这样仇视我呢？不妨平心静气，以大公至正的道理为准绳，反复思量，究竟谁是谁非，必不至于如此糊涂。正如前面所说，一方面有人说知己难逢，另一方面有人说别人不对。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不了解自己，真正所谓自己不了解自己。所谓知己有两层意思：别人了解我，固然是我的知己；能够了解自己，才是真正的知己。能了解别人，是智慧；能了解自己，是明达。世上本来有些人明于知人，却昧于自知，大概是因为心神不清，善恶混杂，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变化无常，私念不断产生，所以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然而人怎样才能具有自知之明呢？就是虚心勤学，守持自己的志向，不要任意放纵意气；凡事都反省自责，就是知己。能够说到做到，就是知己；说话不顾及行动，行动不顾及言语，强横暴戾、恣意妄为、肆无忌惮，就是不了解自己。自古以来，那些杀身亡家、声名败坏的人，都是由于不了解自己造成的。人不了解自己，那么所作所为就不会衡量德行，也不会估量力量，只会蒙头遮面，冒险侥幸，还以为凭自己的才智可以欺骗人，却不知道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能够真正欺骗人。试想自古以来的奸雄，极其秘密的机谋，后世仍然会把它记载在书中；忠良的德行，虽然不求别人知道，后世也同样会记载在书中。看来世间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瞒过别人，没有一件无人知晓。所以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凡是怕别人知道的事情，必定是不正当的事情，既然如此就不可以做。然而人每每对于害怕别人知道的事，偏偏还要去做，这是因为阴暗凝滞之气太重，没有诚意正心的功夫，不懂得收心、放心的方法。收心正是用来养性的，放心正是用来达命的。不懂得养性达命，天天忙碌奔波，做不该做的事，做不该做的行为，把自己的性命当作儿戏，却不知道经历万劫才得以投生为人。此身若不在今生度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度脱呢？要度脱此身，必须先懂得性命；只是性有性根，命有命蒂，首先要寻得这个性根命蒂。把二者合而为一，时时加以涵养，自然就会身体安适、精神安泰，心境宁静、义理明白，不做违背道义的事情，性命也能够保全。所以，懂得性命，就是确实懂得自己。珍惜光阴与珍惜福分 民国六年丁巳四月二十一日记

译人生在世，就像白驹从缝隙间飞驰而过。还记得少年时骑竹马，不知不觉又成了白头老人。真是日影运行快如飞箭，光阴流逝快似织梭。过一天就少一天，过一时就短一时。所以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可是世上许多人偏偏不爱惜光阴。那些游手好闲、荒废正业的人，既辜负天地生成的恩德，又辜负父母辛劳养育的恩情，醉生梦死，简直成了天地间的一条蛀虫。这类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光阴，更谈不上爱惜了。最令人慨叹的是，有一类天资聪颖的人，不知道谋求自身本来具有的可贵品德，反而经营追逐身外虚幻的荣华。一生的心血、毕世的经营，不是被名声捆住，就是被利益锁住。从表面看，他们也是鸡鸣就起，勤勉不懈，似乎爱惜光阴，从未虚度岁月。然而他们舍本逐末，重外轻内，到最后即使富贵如崇、恺，尊贵达到王侯，死期一到，也只落得两手空空。富贵又有什么用呢？也不过是给儿孙做牛做马。自己的身心性命，何曾得到一点利益？何况为了名利，损人失德也是免不了的。活着时即使侥幸逃脱法网，死后也难免堕入泥犁地狱。那时才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我们今天讲求修持，就是要懂得爱惜光阴，不要说今天学习、来日还可以学习，今年不学、明年还可以学习。日月已经过去，岁月不会等待我们。所以懂得一分道理，就要实行一分，不要留下孟子所说偷鸡改日的讥讽，并且竭尽见义勇为的力量。君子终日勤勉不懈，到了晚上仍然戒惧，仿佛面临危险，因此能够没有过失。过去陶侃说，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一寸光阴，我们这些人更应当珍惜每一分光阴，实在是至理名言。然而世人大多不知道爱惜光阴，推究其原因，大都因为魔障所致。人为什么会有魔障？原本受气成形以后，就受到阴阳气数的拘束，随着气数起伏，受到污染和熏染，把本来的真性沉沦在声色货利之中。虽然有时天真本性显露出来，转念之间又被无明遮蔽。所以修持的人务必要破除无明，扫清魔障，才能清心寡欲、平静心气、凝聚精神，这样才可以谈修道修德。然而无明魔障最不容易革除；若要革除它，没有诚意正心的功夫，万难办到。因为意念一旦真诚，内心就不会自欺；内心一旦端正，各种邪念就会一同退去。所以诚意正心，就是修持者斩除魔障的良法。魔障一经斩除，道心就会日益生长；道心一生，做事自然不畏艰难、不苟且偷安，而且能够选择善行而遵从，有了不善就改正。无论行动、静止、说话、沉默，都不失仪则，随时与道相合。这样的人即使不说珍惜光阴，在仓促困顿之际，也从未虚度光阴，这才叫真正珍惜光阴。还有一层，修持的人最应当珍惜的是福分。人的福命，仍然是前生积功累德所造成的；今世所享受的富贵，就是消耗福分的工具。如果不知道惜福，任意挥霍，放纵欲望，糟蹋财物，必定会有兴尽悲来、福尽苦来的一天。试看自古以来钟鸣鼎食的人家、身着紫衣青绶的权贵，忽然之间连饭也吃不上，衣衫褴褛，哪一个不是由于暴殄天物造成的？富与贵，是人人所想要的；但得到它有一定的道理，它到来也有一定的原因。所以说富贵在天。既然富贵在天，那么冥冥之中自然有微妙的权衡，似乎不是凭人力侥幸可以求得的；但天道并不偏爱亲近谁，常常只是帮助善人。上天不偏爱任何人，只辅助有德之人。福分要靠自己求取，完全在于自己。人能够积德，上天必定会保佑他。所以大德之人必定有所获得；获得以后，如果不积德来守住它，即使得到了，也必定会失去。因此积德是惜福的第一要义。世人不知道惜福在于积德，有的以为节衣缩食、死守钱财，就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了；甚至不但不肯施舍，反而生起贪心，有的趁人急难时收取高利息放贷，有的从中操纵市场牟利，垄断货物、囤积居奇。这种人，按常情说是守财奴，按佛家说是种下了悭吝贪婪而不布施的因，必定受到转生饿鬼的果报，哪里称得上有福呢？与其奢侈，不如俭朴；与其不谦逊，不如守持质朴。圣人固然曾以节俭的德行勉励人，但居处简陋、行为简约，也不一定就是节俭的德行。所以晏子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祭祀时的豚肩小得不能遮住豆器，孔子讥讽他；公孙宏一床布被用了十年，当时人也非议他；孟子后母的丧礼胜过生母的丧礼，却不能说是逾越礼制；孔子在大夫之列，就不能徒步行走，只是因为贫富不同，礼仪节制也应当与身份相称。否则，周公制定礼乐，至于玉藻、礼器、乐器，难道不也是奢侈耗费吗？大概节俭要有尺度，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这才称得上德。因此，节俭没有超过尧舜的；但他们仍然制作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礼服纹章，使用绢绣、琴瑟、鼗鼓，以此彰显法度、文字、事物和声音，用来临照百官。百官因此戒惧，不敢轻慢法纪，早晚都恭敬勤勉，及时辅佐上天的事业，使政事和谐，百姓受到教化而改变。表面上看似有所耗费，实际上却是在积德惜福。他们的财富拥有四海之内，宗庙祭祀他们，子孙保有其业，难道是偶然的吗？无奈普通人一旦得到富贵，不是浪费，就是刻薄。浪费固然会消耗福分，刻薄同样会消耗福分，只不过前者是福分随着钱财耗尽，德尽了就必然败亡；后者是福分随着钱财积满，满了就会招来损失。所以世人靠刻薄积累家业，一文钱也不肯舍弃，后来子孙却往往挥金如土，仍然不能保住祖先刻薄积聚的钱财。常言说，刻薄成家，理无久享；又说，给儿孙积钱，不如给儿孙积德。给儿孙积钱，儿孙未必能够享用；给儿孙积德，儿孙未必不能昌盛。这已经不只是对尘世守财奴的劝诫，简直是当头棒喝了。《大学》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所以君子首先要慎重地修养德行。有德，就会有人、有土地、有财富、有用处。由此足见，修德是人生福命盛衰的一大关头。所以《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福禄就会降临；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不走邪路。” 读书与实行 民国六年丁巳四月二十二日记

译我曾说，读一万卷书，不如懂得一句道理；写一千册书，不如实际做好一件事。这不是故意说激烈矫饰的话，其中确实有至理。孔子读《易经》，也曾读到韦编三绝；子产博学多识，足以证明他涉猎广泛、搜索无遗。所以子路轻视读书，反而为圣人所厌恶。《中庸》说笃实行大道，又把博学列为先导。考察古代圣贤，何尝不重视读书？然而如今一般读书人，追逐新学的诋毁旧学迂腐空疏，偏重旧学的又诋毁新学浮薄。究其根本，有人背诵六经，却不懂其中微言大义；有人穷究三藏，却不明白圆满证悟和实际修行；有人以渊博自矜，便认为自己有才能；有人擅长记诵问答，便以为这就是学问。终年咕哔不休，也不过徒然获得了腹中藏有一部经传的美名罢了。这是读旧书者的弊病。再往下，有人稍微接触法制的皮毛，便以为治国平天下就在这里；刚刚拾取西方哲人的糟粕，便奉为至高无上的指南。解释平等，就毁弃冠冕、撕裂衣冠；解释自由，就放荡而不守规矩。这样每况愈下，[原文此处疑有脱文]不酿成举国若狂的危险局面不止。这是读新书者的弊病。哪里知道圣贤的学问自有心传，种种哲理虽然不同，却不离大道。所以广博地学习文献、善于诱导启发，以约束于礼作为卓然自立的基础；见闻虽多并不等于真实贯通，能够一以贯之才是合乎天性的道理。否则，记诵越多，越沉溺于咬文嚼字；涉猎越广，放僻邪侈反而越多，甚至还不如没有学问、没有技艺而率性行事的人，更能顺着良知良能的正道前进。过去六祖慧能说，凡是读经的人，要能够转动经义，不要被经义牵着走，实在是深知其中旨意。佛家大乘因此有“无字真经”的奥秘，儒门的实学也有“不言而无所隐”的教诲。由此可见，读书多少与造诣深浅没有直接关系，关键还在于能否明白道。果真能够真切明白道的所在，像子路听说自己的过错就高兴，像大禹听到善言就行礼，像颜子得到一项善行就诚恳地牢记在心而不失去，像帝舜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就如决开江河般欣然接受，那么他所得的真实、所受的益处，比纸上谈兵、按图索骥，实在不能用道路远近来计量。所以孔子说：“诵读《诗》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又不能独立应对，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又说：“早晨听到了道，晚上死去也可以。”读书、知道以及二者的优劣，难道不能从这里看出大概吗？就连释迦牟尼佛也说，后世若有人能够听闻《法华经》的一偈（《法华经》就是佛家最高一乘的佛道），并因此生起随喜之心，他所得的福德无量无边，不可相比。六祖慧能不识文字，听到经文一句便悟道，也可以证明明白道是极其可贵的。至于著述，也属于承继过去、开创未来的大事业，本来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像删订、纂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为万世师表的宏大规范，这些姑且不论；诸子百家、传注史乘，凡是对世道人心有功、有益的鸿篇巨制，又怎么可以轻率地漠视呢？然而自从不知道胡乱写作的弊病产生以后，学说便日益趋于杂乱芜杂；自从以文章取士的途径开创以后，学术便更加流于浮华虚伪。有的人下笔千言，胸中却没有一点治国策略；有的人文章如班固、司马迁，行为却如盗跖。即使著书立说，又有什么可贵呢？这就是古人讥讽“有文才而无品行”的原因。因此君子先实行自己要说的话，然后才说出来。古时候的人不轻易说话，是以自己的行动赶不上所说的话为耻；而圣人却自称君子的道有四方面，孔丘连一方面也没有做到，常常以亲身实践君子的道来勉励自己。他那样忙碌不安、奔波劳苦，也只是为了济世安民，想同夏、商、周三代的英贤一样实行自己的道，推行道德、整齐礼制的教化。无奈大道不能通行，只好从卫国返回鲁国，从事删订、纂修，姑且留下法度以供后世遵守，难道这是圣人的本心吗？所以他教导人说，弟子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广泛地爱众人，亲近仁德之人；实行这些以后还有余力，再来学习文献。由此可见，亲身实行、实际践履，才是圣学的真谛，著述只是余事。后人不明白这一点，往往只羡慕著述的虚名，只说空话，毫无实际，其弊病已经数不胜数。何况那些邪僻遁辞、铺陈淫邪、制造奇说的著述，只足以惑乱世人、欺骗百姓，那就更不值得讥评了。《尚书》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孔子说：“君子要少说话而勤于行动。”无不把实际实行作为要务。何况最大的快乐无声，大道无言，进入道德之门的人，尤其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把这些作为根本任务。因此道家要证得果位，必须立三千功、八百行；佛教菩萨必须圆满六度万行；儒门四科，最后才是文学，首先却是德行。由此推论，只知道著述而不懂实行，说话不顾行动、行动不顾说话的人，固然不足以作为榜样。即使由本性流露而写成文章，如诗歌能够引发情感、观察社会、团结众人、抒发怨愤，然而文字的功用究竟不如清风和气那样，见于实际行动而流传百世；即使经过百世以后，仍然足以教化世人、劝勉风俗。话虽如此，知道和实行固然高尚，但为什么懂得一句道理、实行一件事情会如此可贵呢？不妨从旁引申并反复证明。《华严经·如来出现品》说：应当知道，在如来处所见闻、亲近以及所种的善根，都不是虚妄的。譬如有人吃下一点金刚，最终也不能消化，金刚必定穿透他的身体而排出体外。为什么呢？因为金刚不会与肉身的污秽混杂而停留其中。在如来处所种下的一点善根也是如此，必定穿透一切有为行为和烦恼之身，达到无为的究竟智慧之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点善根不与有为行为和烦恼共同存在。又如干草堆积得像须弥山那样高，投入其中一粒芥子那么大的火，也一定会全部烧尽。为什么呢？因为火能够燃烧。在如来处所种下的一点善根也是如此，必定能够烧尽一切烦恼，最终证得无余涅槃。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点善根的本性最终必然如此。虽然只是一句话、一件事，但如果真能明白并实行，就能明白一分道、实行一分道；知道并实行一分道德，就能积累一分元气；积累一分元气，就能增长一分智慧；增长一分智慧，就能造就一分福命，足以使灵魂真正的种子光明发扬，长存而不灭。这岂是语言文字的学问所能推测、议论和相比的呢？俊杰要认识时势 民国六年丁巳四月二十八日记

译如今正是大道广泛开展的时候，也正是天演淘汰的日子。我们既然研究道德学问，就应当敬畏天命，亲身实行道德，千万不可随波逐流，被气数所转移，陷入这污浊的漩涡之中。然而陷入漩涡的人，大多是地祇种子；如果是真正具有善根的种子，自然能够死守善道，中立而不偏倚，不但不受气数拘束，而且能够挽回气数。但还有一种说法：即使你是仙根种子，落入红尘以后，受到气机拘束、外物蒙蔽，长期受到熏染，也会变成作恶容易、行善困难。何况如今这种污浊的气数最容易迷惑人，如果不能及早醒悟回头，一旦受到气数波及，不知不觉就会陷入漩涡，必然不会有好结果。即使是仙根种子，也会归于堕落。现在天道的报应显明，来得很快、很严厉、很周密。就拿我们近年所见所闻的事来证明：某人忽然显达荣耀，转眼之间又听说他失败遭祸，简直像木槿早晨开放、傍晚凋落，蜉蝣早晨出生、晚上死亡，足以证明天地淘汰人非常迅速而且严厉。天地以爱护生物为德，既然生育万物，就一定会爱护万物。何况天地人三才之中，人最为尊贵，为什么又要淘汰人呢？因为大道生成万物，高高在上，降下正理于人间；其中阴阳相对运行，自然会有不齐整之处。不齐整的地方，就要通过淘汰来使它齐整。所以说，上天生育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资质而厚待它们：能够栽培成长的，就培育它；已经倾覆的，就使它覆亡。然而天演淘汰并不是上天预定一定要淘汰谁，而是受到淘汰的人自己造下的罪孽。所以上太上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太甲》说：“自作孽，不可活。”自从天地开辟以来，由一个根本分散为万种差别，直到今天，人类繁衍，万物丛生，十二万八千卦爻的精华已经充分发挥；如今又要由万种差别归回一个根本。既然由万殊归于一本，就不得不选择种子、保存良善，以彰明福善祸淫的道理。所以我说，这是天演淘汰的日子。从当今世界来看，物质发明已经达到极点。凡是声、光、化学、电力以及机械器用，都是古代从未有过的创造。但考察它的究竟，仍然只是形而下的器物，还不是人类生存的无上幸福。为什么呢？物质文明浮华而不实，有表面而无内里。所以物质性质越是发展，奸盗邪淫的手段也越精巧。如果不以道德来维持、挽救和纠正，人人心目中只知道把利益放在首位；利益所在，众人就一齐竞争；竞争不止，就会演变出残杀的痛苦。这就是西欧各国所以有今天大战祸患的原因。要消除这种祸患，引导世界走向和睦亲爱、安康快乐，除了启发人人共同具有的天良，阐明人人本来具有的道德，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所以我们处在这样的时势中，应当赶紧实行道德，做未来道路的导师，做后来人的榜样。难道看不见道德充满中国，并施及蛮貊的盛大局面，在我们自身就亲眼见到吗？何况西欧把物质输入中国，中国人学习它的皮毛而享受它带来的幸福；学习别人的技术而享福，仍然算是享受别人的福。既然享受了别人的福，将来要用什么来报答呢？天道早已安排好了，那就是中国人 能够提倡道德，造成大同世界，使天下人的德行都端正，各自安于自己的事业，使生活富足，彼此亲爱谦让，不互相争夺纲常伦理，共同享受太平盛世。一方面足以维系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能以道德使物质文明得到更好的对待。为什么知道中国能够发扬道德、改变外国呢？考察三皇五帝三王，他们都是阐明形而上的道，以道治理天下，以德教化百姓，是道德的萌芽时代。到了孔子，汇集众圣人的大成，确立人道的正轨，删定制作，把道理流传给后世，等待后人实行，道德的根基更加坚固。如今正要开花结果了。可是怀疑的人说：孔子综合群圣的学问，道贯百王，门下七十子都能亲身通晓六艺；他周游列国，终身奔波劳碌，尚且不能倡导实行自己的道，今天却说要宏扬大道、协和万邦，难道不是说大话欺骗人吗？却不知道孔子所处的时代，大地尚未贯通，大道已经隐没，正是道德扎根的时代。根扎得深，自然会有枝叶繁茂、开花结果的时候。所以孔子说：“大道的实行，要同三代的英贤一起，我孔丘有这个志向，却没有赶上。”又说：“礼仪三百，” “威仪三千，都要等待适当的人出现以后才能实行。”孟子也说：“守住先王之道，以等待后世的学者。”这些都足以证明这一点。何况《中庸》明白说，舟车所到之处，人力所能通达之处，天所覆盖之处，地所承载之处，日月所照耀之处，霜露所降落之处，凡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爱的。如今舟车已经到达，人力已经通达，上面遵循天道，下面相互承继，道将要实行了吧？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想要成就真正的人格，就应当先认清时势，以道为自己的责任，先从修身做起。修身之道，在于言语和行动相互符合；能够说，就要能够做到。如果说话不顾行动，行动不顾言语，口头谈道德而自身不实行道德，既欺骗别人又欺骗自己，最终也会列入被淘汰的行列。古代圣贤虽然著书垂训，但他们所说的，都是亲身实行、亲身体验过的，是从本性中流露出来而发为言语，并不是只写书来教别人实行。大道到了孟子以后，道统没有继续传承，心法失去了传授。所谓学者，只会吟诵咕哔，多记诵言辞，只知道圣贤经典的表面，不懂得言语内在的真实含义。所以政治比不上唐尧虞舜，功业远远逊于伊尹、周公。到了明清，以文章辞藻取士，学者只把工于词藻作为求取功名的阶梯。他们下笔千言，说得井井有条、头头是道，仿佛古今中外的利弊没有不贯通于胸中，似乎治理天下如同翻掌一样容易。没有经历政事时，人人都相信他，认为他是世间罕见的才子；等到他亲自承担国事，却茫然没有头绪，束手无策，不但声望扫地，而且成为名教的罪人。这没有别的原因，全都是因为没有实践性的学问，不过是一点记诵问答的学问，反而给自己留下祸患罢了。《礼记》说：“只会记诵问答的学问，不足以做人师。”做人师尚且不够，又怎么能够治理天下呢？

译自己不实行道，却只写书教别人，这叫用文章欺骗世人。借文章欺世的人，同优孟穿戴衣冠扮演人物没有不同，总是外表像金玉，内里却是败絮。这类人也必定遭到上天的淘汰。所以我对同道中人的期望，不只是口头讲说，重在亲身实行；不在于用笔墨描绘，而在于从自身身心中求得真实收获。因此孔子教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爱护众人，亲近仁者；有余力，再学习文献。办事勤勉，说话谨慎，向有道之人请正，这才叫好学。虽然如今世事纷繁，正是天演淘汰的日子，但在我看来，这反而是良好的时机，正因为处在淘汰之中，才能显出真正的人才。所以说，严寒时节松树的节操最坚劲，乱世末世才能看出英才。果真能够实行真实的德行，不但当时的人会称赞，万世也会实际依赖他的功德。有形与无形的关系 民国六年丁巳五月初六日记 天下凡是耳朵能够听到、眼睛能够看见的，都是有形之物；而有形之物全都由无形之物产生。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只就天来说，它浑圆无痕，无法测知开始，也不知道终点，究竟从哪里来？只就地来说，它精圆如球，没有端绪，究竟由什么形成？天这样覆盖，地这样承载，长久以来没有改变；想要探究它的最终根源，始终无法解答。然而天地仍是可以看见的有形之物，仍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东西，连它的始终都难以知道。若从道来说，天地又没有什么奇异之处，而且还显得渺小了。为什么始终无法解答呢？因为道本来先于天地存在，天地万物都确实由道生成。所以说：“无名，是天地的开始；有名，是万物的母亲。”这就是无形产生有形的说法。无形既然能够产生有形，又怎么不能统摄有形呢？例如西方人说，地球本来是行星之一，在空中环绕运行而不坠落，是因为受到日光吸力的牵引。如果果真如此，日光既然能够吸引地球，那么日光必定更加庞大。然而日光又依据什么存在呢？何况千古以来如同同一天，究竟是谁使它运行，谁维系它呢？有人说这是自然，却不知道所谓自然就是无形的真正主宰。这就是道。因为有道，才有天地。人处在天地之间，只知道有形之物，便以为有形能够有所作为；却不知道无形之物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看天的高远、地的厚重，看月亮在三五日时逐渐圆满、在三五日时逐渐亏缺，看夏至以后白昼转短、冬至以后白昼转长，以及万物经历春夏秋冬，各自完成生长，各自实现发育，各自结成果实，丝毫不紊乱错杂，这一切都必定是无形之物的支配和统摄。因此有形的是物，是形而下的器；无形的是道，是形而上的道。道本来没有可以说明的名称和形状，只是勉强给它命名为“道”。凡是由无中生有的，都是道所生。譬如人的身体，人人都知道是父母所生；父母的身体，人人都知道是祖宗所生。若问祖宗的始祖宗从何而来，就茫然不知了。既然人是父母所生，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为什么不能把孩子都生得灵异超凡、才智过人呢？既然不能完全如此，就知道这仍然有一个无形的主宰。又如人的记忆和灵机，西方人说是脑筋的作用，我们说是心的作用；其实既不只是心，也不只是脑筋，而是无形的真性。不然，人死了以后，脑筋和心仍然存在，为什么立刻就不再灵敏了呢？由此思考可知，有形的能力是由无形所造成的。有形之物终究有毁坏的时候，无形之物却永远没有穷尽。正因为没有穷尽，所以它的神妙不可思议。人如果真正知道无形的主宰统摄有形之物，又有谁敢作非作恶呢？古人说人的善恶有鬼神记载。如果果真是用某种记录来记载，恐怕仍难免有错误，因为那还滞留在形色之中。只有无形的记录，才没有丝毫错误。曾子用很严厉的话形容道：“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如果果真有具体的指点和观看，也难免有所遗漏，因为那仍然显现在形迹之中；只有无形的指看，才没有一点遗漏。所以佛家用地狱来警戒人，说孽镜台前没有好人。经过这一照，人的平日行为都会历历如在眼前，这就是佛家用来说明无形妙理的地方。可惜世人不明白，偏偏去作恶，自以为心思极其隐秘，可以逃脱人的知见，却不知道独居时的隐秘心情，同样不能逃脱无形主宰的监察。所以佛说，红尘中的众生，只要心中一动念，我全都知道。比如人起了害人的念头，自己的天良早已先知道了。所以阴暗的恶意之气会显现在面色上，相面的人尚且能够据此判断吉凶，何况生育天地万物的无形大主宰，哪里有让人侥幸瞒过的道理？所以圣贤教人，必定要在独处时谨慎，视、听、言、动都合乎礼；俯视时不愧对别人，就可以面对有形之物；仰视时不愧对上天（这里的天是没有声息气味的天），就可以面对无形之物。今人以为在视听言动之后便没有有形的痕迹，却不知道无论怎样视听言动，都已经联系在无形之中，并且永远存在而不消灭。以我们所见的事物来证明：留声机器能够永远留下当日唱戏的声音，照相底片能够永远呈现当时身体偏斜或端正的形象。无为之物的神妙，哪里是有为之物能够相比的呢？所以讲道德的人不敢违背无形的真正主宰。穆罕默德教人认识真理、诵念真理、礼拜真理，都是希望人知道无形之中有一个真正的主宰，威严地不可违犯。如果违犯，不但灾祸会殃及子孙、损害灵魂，而且世世生生、万劫相连，不能解脱。无形之物在天地间就是北辰，在人的身体中就是真性真命、良知良能。要保全性命使它不坏，就要做有道德的事情。因为道德是天地的元气；没有这种元气，就不能保全无形的真正主宰。不实行道德，即使你有再大的本领、再大的能力、再大的奸巧，等到无常一来，荣华富贵、身体皮肤，最终都归于梦幻泡影，飘渺在虚无之乡。所以有形之物并不值得珍贵，真正可贵的是无形之物。能够知道天地有无形的真正主宰，人的身体有无形的性命，并进一步修养、保存它，那么生死由我决定，不生不死也由我决定，这种快乐哪里有尽头呢？修持捷径 民国六年丁巳五月初六日记

译《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达到。”《礼记》说：“人不学习，就不知道道。”《易经》说：“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境界，是为了达到实际应用。”又说：“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由此可见，德、学、义、善四者，都是人成为真正的人、圆满成就其道所不可缺少的。深厚的德行能够承载万物，所以可以凝聚道；爱好学习接近智慧，所以可以明白道；以义来裁制合宜之处，所以可以合乎道；善行是名声归宿，所以可以实行道。因此，凡是想成为真正的人、圆满成就其道的人，就不能不在修德、讲学、迁就义理、积累善行等方面努力。孔子说：“德行没有修养，学问没有讲求，听到义却不能迁就，遇到不善却不能改正，这些正是我的忧虑。”这难道只是孔子的忧虑，不正是我们这些人应当忧虑的吗？德就是人所秉持的常性之善，也就是仁义礼智的本性，本来洁净光明，似乎无从修起。然而德是一个虚位，所谓天理，是人所禀得的。直白地说，就是每一件事都有每一件事的真实道理；做事时，能够以这个真实道理使事情完成，就叫作德。所谓修，就是治理。事情有不合天理、不顺人心之处，就失去了它的德，于是加以治理；从一件事直到万件事，从一项行为直到万项行为，都以德为依据，这就是《蹇卦》所说的反省自身、修养德行。修还有积累的意思；积累自己的德，就是《大畜卦》所说的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语和行为，以蓄养自己的德。古代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都是由修德而达到的。尧之所以被称为放勋，是因为他能够弘扬光明而崇高的德行；舜之所以被称为重华，是因为他的深厚德行上达而闻名；禹能够敬谨地把德行放在首位，所以不拒绝我的行为；皋陶能够超过众人的德行，所以百姓怀念他。德行必须修养，才能真正实行自己的德行，用来治理不合德行之处；积累蓄养自己的德行，才能成就大德。大德之人必定有所获得，所以《中庸》说：“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相应的地位，必定得到相应的俸禄，必定得到相应的名声，必定得到相应的长寿。”修德的功效，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又有什么快乐而不去做呢？“学之不讲”的“讲”字，是指做学问的真实精神，其中包含无限的实际功夫。不仅仅是只懂得解释文字的人不能称为讲学，即使穷究深研，却执著于一偏而不能贯通，或者夸谈空洞道理而不合实际，也不能称为讲学。至于门户之见很深，故意攻击异己，或坚持错误说法，借此暗中谋求私利，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子夏说过：“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自己的道。” 这才是讲学的真正要旨。以达到道为目的的学问，就是《大学》。《大学》之道，是通过修身来平治天下的学问。平治天下的事情，从实际应用方面说，固然复杂得说不尽，但根本仍在修身。修身也就是讲学：对内要诚意正心，对外要实践人伦常道。所以子夏说：“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身心，同朋友交往说话守信，即使有人说他没有学习过，我也一定说他已经在学习。”孔子说：“君子吃饭不求饱足，居住不求安逸，做事勤敏，说话谨慎，并且到有道之人那里纠正自己，这就可以说是好学了。”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什么是讲学之道了吧？“听到义却不能迁就”这句话，仿佛正是针对今天的人说的。今人因循成性，狡猾的习气很深，凡事只知道利益，不知道义；又深知世途险恶、人心藏着机心，稍不谨慎就会遭受祸害。所以每当事情发生，明明知道那是义所应当做的，却不是害怕困难，就是害怕祸患，不敢稍稍尝试。即使有人在旁边劝勉，也只是唯唯诺诺罢了；或者再支吾其词，用来推诿。人们只惊讶这种行为不近人情，却不知道这只是因为毅力不足。孔子说：“见到合乎义的事却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内心没有勇德，所以外在也没有勇行。这种人不但不能独立做事，即使与他共同做事，也一定不会成功。因此，求学的方法，首先在于培养勇气。像子路，听到一件道理还没有能够实行，就唯恐再听到新的道理；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并进者，都是具有精进勇德的人。至于有了不善却不能改正，更是近人的通病。近人喜欢逞小聪明，没有一刻不处在过失之中；但如果不自以为是，那么自我更新的道路还没有断绝，前途仍然不可限量。即使从人的处境来说，也是如此。人处在困窘闭塞之中，能够不怨天、不责怪别人，他的处境不久一定会通达。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改过。所以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了。否则，或者顺着自己的过错发展，或者替自己的过错文饰，最终就会成为肆无忌惮的小人。人一旦成为肆无忌惮的小人，就不可与他交往。孔子说：“不要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不要害怕改正。”大概是怕这种小人牵累自己，使自己不能改过。改过不但要改正事实上的过错，也必须改正内心隐曲隐秘的过错。事实上的过错还容易改，内心隐曲隐秘的过错却很难改。因此孔子说：“我没有见过能够看见自己的过错……” 并且在内心自我责问的人。要改正内心隐曲隐秘的过错，就要平日时时克制自己，念念谨慎独处时的操守。《尚书》说：“只有狂者能够克制自己的妄念，才能成为圣人。”人没有克制念头的功夫，有了不善既不能改正，义所在的地方也不肯迁就趋从。既不能向义迁移、改正过错，即使讲学也不会有所得，更谈不上修养德行。这一章孔子先说德，后说学，是因为德是人本来固有的，并不是从外界灌输来的。修德是从良心上发出：善就扩充它，恶就克制并治理它。人能够修德，自然就能讲学、迁义、改正不善。讲学就是好学，好学接近智慧；迁义就是努力实行，努力实行接近仁；改正不善就是知道羞耻，知道羞耻接近勇。智、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的通德。修养一种德行而三者都具备，三种通德完备，就可以希望成为圣人、与天相合。所以这一章既是亲身实行的次序，也就是修持自身的捷径法门。正名 民国六年丁巳五月十六日记

译凡属下位的事情，有了这个名分就必须有相应的实际，才可以凭名声流传不朽。如果只有名声而没有实际，日后按照名声考核实际，终究会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周公吐出嘴里的食物来接待贤士，王莽表面上谦恭，形式似乎相同，真实情况却不同，因此流芳还是遗臭也随之大不相同。名声难道可以侥幸取得吗？所以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但所谓正名，并不是徒然整顿名分，而是要以名来验证实际。我们既然研究道德，“正名”二字绝对不可忽略。凡事都要求实际，不可徒然寄托于空谈。何况“道德”二字，本来不是拿来讲说的；我常常讲说，不过是为同道之人指引道路，使他们有所遵循罢了。同道之人既然是道德学社中的成员，就应当由名想到实际，并且要知道，道德是天地的元气，是人人的良心。实行道德，就是保全自己的良心，完成自己的人格，造就自己的福命。推而广之，就是弥补天地元气，挽救世道人心。如果真能实践，就可以希望成为贤人、圣人，成为天地的功臣、乾坤的好儿子。若没有实际行动，就成了沽名钓誉、盗名欺世。这不但对不起天地、对不起世人，也对不起堂堂七尺男子汉：活着对社会没有功劳，对他人没有德行，悠悠忽忽地虚度岁月，扪心自问，更是对不起自己。为什么呢？像今天我们讲道德，人人都在称赞、敬慕，就应当自己勉励自己，发起精进之心、勇猛之心，期望名实相符，为天下树立模范，为后世的人作准绳，这才算没有白活一世。若道德学社中的人都没有实际行动，那么世人的观感从何而来？天地的元气又将依靠谁？自己也不过是天地所抛弃的废材，和其他倾覆、劣败的种子一样了。所以不能只有道德的名声，务必要有道德的实际。确实具有道德，名声才正当，言论才顺理，事情才会成功。道家称为真人，佛教称为佛子，儒家称为君子，这样才大概无愧。只是实行道德究竟从哪里下手？首先就要修身。修身的方法虽然很多，“慎独”二字就足以全部概括。但慎独有两种：一种是静时的慎独，一种是行动时的慎独。静时慎独，就是性命合一、内外合一。今天在座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有人知道这种心法，也有人不知道。但道德重在实行，必须先从行动时的慎独开始。大凡人在行动时，最有关系的莫过于言语和行为。在言行中实行道德，就可以检验其真实还是虚伪。因为言行关系最大，所以舜告诫禹说：“言语可以带来善，也可以兴起战争。”孔子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一句话也可以使国家丧亡。”释迦牟尼有关于身业、口业的戒律。古代圣贤反复教人谨慎言语、慎重行为，大概是因为言行能够发动天地的枢机；枢机一发动，就成为荣辱的主宰。世人不知道言语关系重大，背地里说别人的短处和笨拙，以为只是闲谈、不会妨碍什么。然而俗话说：“墙有缝，壁有耳。”有人把讹传当作真实，容易把好关系变成仇敌；也有人此处说出、彼处响应，酿成祸乱。相反，往往也有因为一句话而成全美事、消除灾祸的情况。因为说话的人或许无意，听话的人却未必没有用心。《诗经》说：“好话出自口，坏话也出自口。”这是叹息吗？其实是在告诫。所以世上有一类人，从他的才智和行为看，本来不能不算好人，可是做事反而常遭失败，似乎天道不公平。但仔细考察他的言语，大多不谨慎。言语不谨慎，会暗中伤害别人；别人受了害，却不知道祸患从哪里来。对自己来说，就是损伤阴德；阴德受损，就不能承载福分，所以不能建立功业。天道最公正，同时又最隐微。因此说：“看啊，这指示多么严厉。”南容反复诵读“白圭”之诗，实在是有道理的。至于信口雌黄、任意造谣、颠倒事情的是非、挑拨相互亲爱的人，这种人的品行已经不值得责备了，他所造的罪孽更可想而知。而且言语不只会损害别人的事情，对自己的名誉也大有妨害；不但妨害自己的名誉，对自己的灵魂更有极大的妨害。古人说：“多说话就会损伤元气。”何况是妄言呢？即使是道中的话，不该说却说了，也会泄漏自己的元气。自己的元气一旦泄漏，就不足以承载道。所以孔子说：“在路上听到便在路上说出去，这是抛弃德行。”因此，大人不倡导流言。可以说却不能实行的，君子不说；可以实行却不能说的，君子不做。因为说话一定要考虑它最终的后果，行动一定要考察它可能造成的弊害，这才叫言语有实际内容、行为有规范。如果只是嘴上谈道德，身体却不实行道德，言语不顾行为，行为不顾言语，欺骗别人、欺骗上天，最终不过是自欺罢了。《礼记》说：“嘴上施予恩惠而实际不能达到，怨恨和灾祸就会降临自身。”怎能不谨慎呢？所以孔子告诉子张说：“言语少过失，行为少后悔，俸禄就在其中了。”今天我们实行道德，就要在言语和行为上下功夫。不必说到言语能成为天下的法则、行为能成为天下的准则；只要言语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就算有道德的实际，而道德的名声也得到了正当的意义。愿同道之人努力。聪明、圣智、通达天德 民国六年丁巳五月二十日记

译人是万物之灵，他所以能够主宰万物、应付各种事情，无不依靠内心的一点灵机。这灵机是什么？就是聪明。但“聪明”二字虽然是极好的名词，社会上的人格却并不相同：圣人自成其为圣人，凡人自成其为凡人，贤人自成其为贤人，恶人自成其为恶人。他们的道路不同，成就也千差万别，反而使这与生俱来的一点聪明不但可以成为成圣的根基，也足以成为作恶的工具。这就是《中庸》把“聪明、圣智、达天德”分为三种的原因。善于读书的人，正不可因为它容易理解就忽略它。现在姑且把这三者略作界说：事物来到面前，有的听到就知道，有的看见就知道，这就是人的灵性感受，可称为聪明。事物来到面前，不但知道事物的道理，还知道事理的是非，这是人的辨别力，可称为圣智。至于通达天德，不但知道事理的是非，而且事情的机微一发动，就知道其中的吉凶悔吝；知道应当怎样做，也知道为什么应当这样做。因此他的作为没有过头，也没有不够，一切都合乎天理人情。《易经》说：“知晓事物的几微，大概就是神明般的境界。”说的就是通达天德的人吧！俗话说得好：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做糊涂事。名利场中没有呆子，作奸犯科的人很少是痴傻之人。试着总观古今人类的状态：小处如那些轻浮躁动、善于惊疑揣测的一类人，他们揣度人情、随机应变，不能说不超过常人；大处如老奸巨猾、身掌国政而心怀篡逆、结党营私的人，他们的谋虑又何尝不十分周密？但有聪明而没有圣智作为准绳，就会流于私人的情欲。人被情欲束缚，他的一切作为自然都由人心主宰。人心当权，所谓聪明也只足以帮助他作恶罢了。这种聪明越多，人就越坏；运用得越多，造的罪孽就越深，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类人大多是地狱的种子，属于魑魅魍魉之流，所以做事专靠那一点鬼聪明，忍心害理，无恶不作。不但对社会没有益处，反而会危害他人。至于圣智，就同聪明大不相同了。他既知道事情的利害，又能审察道理的是非；但他做事常常还着眼于人我之相，有时出于公心为别人，有时也兼含为自己。因此虽有积德，也有损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善性还不坚固，魔根还没有断绝。比如历来的英雄豪杰，建立功业、树立德行的固然不少；但有的喜好声色，晚节不能保全；有的任性杀戮，招来别人的怀疑和毁谤，总不能始终如一、开诚布公。所以虽有圣智而没有通达天德的功夫，魔性就没有清除，不能纯粹由道心作主，浑然合乎天理，处理事情都适宜。就像有宋一代，君子与君子不能相容，甚至酿成党派之间相互仇视。当时濂洛诸贤、理学名臣，并非没有各自的长处，却最终不能保全宋室，全是因为没有通达天德的人。人一定要通达天德，才不会被气数所限制。譬如智慧之镜悬在空中，万物来到都能照见；内在的魔性不生，外来的魔性自然没有机会进入。若没有通达天德的才德，一时魔心当权，偏执自己的见解，旁人又从旁怂恿，自己也任性而行；等到身败名裂，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正是所谓善于谋算别人，却不善于谋算上天；善于谋算自身，却不善于谋算后世。古今以来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所以即使有圣智，仍然美中不足。必须有通达天德的功夫，才算尽善尽美。至于天德，本来不是稀罕之物；通达天德也不是绝对难以做到的事，只是人还没有通达、没有运用罢了。《诗经》说：“民众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这种所秉持的常性之德，就是天德。天的德性，在天表现为金、木、水、火、土；人出生，是由天的五行形成性情。秉承金的性质成为义，秉承木的性质成为仁，秉承水的性质成为智，秉承火的性质成为礼，秉承土的性质成为信。无论聪明愚笨、贤能与否，没有人不完整具备这些德性；不过出生以后受到气质拘束、外物蒙蔽，虽有天德，也隐晦而不显明，所以要通达它确实很难。但究其原因，不能通达，实在是由于内在的魔性没有清除，外来的魔性也乘隙而入。因此人如果在端正内心上下功夫，一旦心正，就能压制百种邪念。心既端正，本身的气就向上与祖气相通；祖气就是天的阳气。阳气贯注全身，邪魔阴凝之气自然消散。于是元阳充塞全身，百体都听从支配，污浊的东西全被除去，光明自然到来。凡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都能像烛火照物、用蓍龟占卜一样明察，这就是通达天德的实际证明。人的阴气本来不容易穷尽，但要消除它其实也并非难事。《尚书》说：“只有狂者能够克制自己的妄念，才能成为圣人。”能够经常克制自己的念头，就是把聪明、圣智、通达天德贯彻为一体。三者能够贯通，也就兼备了智、仁、勇三种通德。道离人并不远 民国六年丁巳五月二十四日记

译道学的传承由来已久。然而，学道的人多如牛毛，成道的人却如兔角。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学道却不明白道，往往忽略近处而谋求远处，厌弃旧有而喜欢新奇。不知道走远路一定要从近处开始，温习旧知识自然可以知道新知识。所以说，九层高台从堆积泥土开始，千寻大树从萌芽生长起来。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惊羡奇异、追求神妙，这同想把砂子煮成饭来求饱有什么不同？砂子不是饭的本质，要用它解除饥饿实在困难。又同想在不开花的树上求取果实有什么不同？既然没有花，果实从哪里来？所以学道却不明白道，也是这样。想要有所成就，绝没有这个道理。我常见世俗所谓喜好道术的人，离开父母，抛下妻子，隐居必定深入山中，入林必定到幽密之处；有的学习烧炼丹药，避开谷物而服食砂石；有的学习采补，逢朔望便吸取空气；有的接受盲师指示，有的迷信乩鸾训诫，便以为那是大道正宗、不二法门，再也不肯虚心访求、广泛学习、审慎询问，以考核真伪，终于过分相信并偏执行事，妄想求得长生不死、白日飞升，妄自希望神仙接引、证得极乐果位。却不知道一切外在的丹炉鼎器、采炼搬运等法术，都是后人妄自作为的起头，严重违背道，离道更加遥远。虽然道经中有这些种种名词，都是身中的事物，借取形象来作比喻，并不是从外界灌输给我的。所以佛教人打破名相和知见，不可执著于文字表相；又说一切有为之法，如梦、幻、泡、影，如闪电，也如露水。孟子说：“道就在近处，却到远处去寻找；事情本来容易，却到困难处去寻求。”天下喜好道术的人，没有不犯这种弊病、落入这种圈套的。所以即使专心致志、坚苦耐劳，仍然是背道而驰，直到白发苍颜，最终还不知道道是什么、道是怎样的事、道有什么作用，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然而世人学道，不求了解平易的道理，却到神奇处去求，是因为认为道本来虚无，不能形成形象，也不能用语言说明。不知道正因为它虚，才能在虚中作实；正因为它无，才能从无中生有。宇宙真实而丰富的一切，哪一样不是由虚无达到的？如果想穷尽虚无之道，不从实处返归虚处，守住有而保存无，又怎能成就自己、成就他人，参与赞助天地的化育，以符合虚无之道呢？道，就是顺着本性而行。人的本性源于天，人人共同具备，贤人不会因此增加，愚人也不会因此减少。所以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佛说：“众生都可以成佛。”古代贤者把道训释为道路，是人人共同要走的；就是说它不奇、不异，不神、不妙，极其简易，极其平常。愚笨的夫妇也可以参与其中，不肖的夫妇也可以实行它。就在日常生活和伦理纲常之中，所作所为循规蹈矩，不违背天理，不违拂人情，做得恰当合宜，这就是道，也就是做人的道。道经说：“还没有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修不好，仙道就遥远了。”所以季路问侍奉鬼神的事，孔子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孟子则说：“存养本心、涵养本性，就是用来侍奉人的。”考察佛家成为菩萨、圣者，必须先精心修行六度；证得天神果位，必须先精心修行十善；神仙也必须积三千功、八百行。自古以来，圣贤、仙人、佛陀，没有不尽到人道而能另辟途径成为道的。世上学道的人不先修人道，却妄想成神仙，岂不是把打算完全弄错了吗？不知道只要把人道尽到，果真反身而诚，顺从父母、信任朋友、获得上位者信任，人伦达到极致，就是圣人，哪里还值得说什么神仙呢？什么叫人道？就是完善人格的事情。不过，人事要依靠人心才能成就，而人心又最为虚灵：虚，所以没有什么不能容纳；灵，所以没有什么不能通达。既能容纳又能通达，那么万事万物就纷纷汇集于内，其中善恶杂陈，因此不合乎道的地方就多了。所以必须加以切磋琢磨来修养它，才能返璞归真，改正过错而趋向善良。那么，人道应当从哪里修起？只须时时回头观察、反省自己，顾念上天的明命；凡是一日之内、一件事情之中，都要总是用自己的心来追问自己的心，考察某处合乎道，某处不合乎道。对内，在父子、兄弟、夫妻之间，果真遵循孝、慈、友、恭、义、顺的准则而没有偏离吗？对外，在交友、事奉上级、治理百姓、应对事务时，是否合乎忠、信、笃、敬、仁、爱的行为而问心无愧呢？必须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欺骗自己。合乎道的，就更加努力去做；不合乎道的，就立即改正。一定要使这颗心坦荡平正，胸襟如太虚那样广大，大处没有不周全，细微处没有不深入。就像孔子所说的使老人得到安养、使年轻人得到关怀，释迦牟尼的慈悲普度，道家的以方便法接引众生，都是由这一颗心来实现的。如果不修治自己的心，那么人心不死，道心就不生。人心不死，道心就不生，仍然会心思出入无常，没有人知道它的归宿，怎么能够合乎道呢？所以修养人道，首先要从修养内心开始。内心一经修治，就有了主宰；内心有了主宰，就能寂然不动，一经感应便能通达；心地光明莹澈，丝毫没有阴私和渣滓，完全流露出天理，自然会顺着本性行事。即使一天、两天之中事务万端，在应对事情、接待人物时，也都能各得其宜，把其中的道理曲尽。因此“人道”这两个字，并不只是学道之人应当修养的，也是人人都应当修养的。如今这个时代，人们无不说世风浇薄败坏，而且每况愈下，许多人对此感到不胜慨叹；难道不知道这其实是由于人道不明、人道没有修养造成的吗？人道一旦不明，人人只知道趋附权势，只以谋利为务，礼义廉耻也因此丧失殆尽。于是便有悖逆、欺诈、虚伪的行为，有淫逸放荡、兴乱作乱的事情。因此强者胁迫弱者，多数欺凌少数，聪明人欺骗愚笨者，勇敢者使怯弱者受苦；病人得不到养护，老者、幼者、孤儿、鳏寡者不能各得其所。这就是大乱发生的由来。众多罪孽所感召的结果，于是天地间的戾气也随之回应，因而时灾月厄、水灾火灾、刀兵战乱、瘟疫旱灾蝗灾接连发生。如果还不赶快回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昌明人道，使天下重新恢复安定太平，那么人们将会彼此吞食，局势越演越烈。譬如船只随水漂流，不知将漂到哪里；到那时将会出现《诗经》所说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的情形。若用这句话来吟咏今日的世道，能不引以为戒吗？能不感到恐惧吗？有神与无神 民国六年丁巳五月二十八日记。

译关于鬼神的说法，说它们存在吧，却看不见、听不到；说它们不存在吧，因果报应又没有谁在主使。假如确实有谁在主使，那么若不是有能够存养神明、感化万物、出入幽冥的君子，恐怕很难完全知道鬼神的情状吧。如今世界上，有主张有神教的，有主张无神教的，有主张一神教的，有主张多神教的，各种说法纷纷不一，谁也不能取得一致。而孔子传授教诲，既不说有神，也不说无神；对于怪异、勇力、悖乱和鬼神之事，甚至列为不谈的内容。他在经文中散见的说法，一是“敬鬼神而远之”，二是“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如果鬼神之说果真毫无根据，那么孔子对它们既恭敬又远离，还极力称赞它们的德行，岂不是多此一举吗？阴阳相互作用而形成道，鬼神也是阴阳的灵气。考察古代圣贤以神道设教的宗旨，所谓“实式凭之，实式临之”，正是把鬼神同皇天后土相提并论；推及人事的作用，那么“鬼神”二字，对别人来说，是表示善恶都有鬼神监察；对自己来说，是表示要回到良心接受裁判。后世儒者虽然智慧不足以认识鬼神，却宁可信其存在，而不相信鬼神不存在，这种说法也不能算是通达之人的见解。然而，自从鬼神祸福的说法流行以来，神道设教的宗旨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因此更加晦暗。我常见普通人进入庙宇烧香，不论庙中供奉的是什么神，无不顶礼祷告，祈求神明保佑。这种企求福报的人，固然都是由贪、嗔、痴、爱所产生，未免不合中道，堕入魔境；但他们畏惧神明的心还没有完全丧失，仍然值得怜爱。只有那些村夫俗子，面对有仇的人，竟祈求神明降祸于仇人，哪里知道神明是聪明正直而专一的呢？世间那些向神明求福、求神明降祸的人，即使每天敬奉鬼神，最终也还是不明白鬼神德行的意义，难道还能有所希望吗？那么，讲求道德的人敬不敬鬼神呢？回答说：没有不敬的。不过，讲道德的人以古代圣贤为模范。例如孔子的言语、行动、举止、动静，都可以作为世人的准则，我们不能不尊崇他。孔子的道将要普遍推行于天下，已经得到近世哲学家的公认。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道所讲的五伦八德，实在是合乎天经地义、不可磨灭的道理；由此推衍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祭祀神明的真正道理。耶稣倡导一神教，固然是针对当时犹太人的多神教而进行了猛烈针砭；然而仔细推究他的教义，仍不免带有我相，因此开启了当时欧洲的宗教争论。祭祀并非自己应当祭祀的鬼神，反而正好招来祸患。为什么呢？人生落在后天世界，只要有贪、嗔、痴、爱，就必然会被魔鬼和假神所利用。（如厉鬼、山精、石怪之类。）自古以来，神道设教本来并不害人，只是人凭借私心行事，想要借助神力去害人，所以才有八卦教、红灯教等等邪说，迷惑世人，诬害百姓，充塞仁义。可是事情临头时，终究没有得到敬奉鬼神的好处。所以敬奉鬼神的人，应当以鬼神的德行为自己的德行；这样所奉祀的，才是聪明正直的神。只有这样，鬼神盛大的德行也就成为自己的盛德。否则自己的心不正，所奉祀的全是邪神邪鬼；每天接近邪神邪鬼，就是堕入魔境。因此，讲道德的人不害怕鬼，鬼自然会伏服；不供奉神，神也自然存在。俗话说：“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由此可以看出鬼神德行的盛大，真是洋洋然，仿佛就在人的上方，仿佛就在人的左右。这本来就是一种具体存在而不可遗漏的事物。不过，有人或许认为，凡是供奉财神，都可以致富；却不知道，如果这个人存心不善，即使每天供奉最大的财神，财神也无能为力。因为财神是人间掌管福禄的神，他保佑人时，丝毫不肯徇私；何况神明是聪明正直而专一的呢？凡是奸诈、偷盗、邪恶、淫乱的人，神明一定会惩罚他。人活在世上，只讲法律制度时，尚且可能借机作奸犯科；如果明白道德，就绝不敢欺骗自己。俗话说：“黑心进得衙门，黑心进不得庙门。”神明就是人的良心。神明有神威，人如果真正知道敬畏神明，就绝不敢做欺骗良心的事。比如乡间有人存有欺骗他人的心思，假如叫他进庙向神明盟誓，他最终也不敢前往，实在是因为神威可畏，而他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由此看来，凡是中等人以下的人，不可以说没有鬼神。即使以孔子过去的事来验证这一点也可以：乡人举行驱傩时，孔子穿着朝服站在东阶上，他敬畏鬼神到了什么程度啊！孟子说：“即使是有罪恶的人，只要斋戒沐浴，也就可以祭祀上帝。”人之所以必须敬奉祭祀鬼神，是因为鬼神是阴阳的正气；敬奉祭祀鬼神，就是扶助天地间的正气，保全自己的良心。神明有多神教与一神教的区别。试问，多神教好，还是一神教好？总之，信神这件事，关键在于使人心死亡、使道心产生。人心，就是怪异、勇力、悖乱、鬼神以及邪魔鬼怪；道心，就是聪明睿智、通达天德的心。所以信神的人，无论所信的是多神教还是一神教，关键都在于信得真实，而不能信得虚伪。真正信神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道德心。人有了道德心，邪神邪鬼自然会化除，而聪明正直的神明也会时时照临。因此做人必须斩断魔根；斩魔的方法，也就是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道德心。孟子说：“仁就是人，把这两者合起来就是道。”俗话说：“要得一个仁，须死一个人。”凡是阴气过重的人，同他说道德，不是像冰炭一样无法进入，就是会使他毛骨悚然。这是因为人心不死，道心就不生；一个念头的差错，其形成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魔神邪鬼不但会害元气浅薄的人，即使传教救世的耶稣也会受其害。人能够把人心完全消尽，道心就自然产生；恶魔哪有不被感化的呢？

译道德二字，是天地的精华，也是驱除魔障独一无二的良法。我们若能运用它，天地的精华就都会聚集到自身，自然能够使行动与静止一致，光明灿烂，魔障哪里还能进入呢？所以太上说：“只有善人，天道才会保佑他；福禄会随着他；神明会敬重他；各种邪祟都会远离他。”人如果道德心深厚，就不用祈求福报而福报自会到来，不必斩除邪祟而邪祟自然远离。这样看来，才算是真正敬奉祭祀鬼神的人。（太上是道的精华，八十一种化身，实为三教发源的起点，所以符咒中常写“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等字。画符的人依法默念，便能见效，而其中的道理又令人莫名其妙，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太上就是道的精华。）真正敬奉祭祀鬼神的人，道德心深厚，对于社会一定会加以维护，即积累德行。世上有些不讲道德的人却仍然安享富贵，一定是他们祖先的德行和前世的根基还没有享用尽；否则德行一尽，必然灭亡，这是可以断言的。孔子说：“鬼神的德行，真是盛大啊！”这是因为神明所凭依的地方，就在于德行。近代以来的人，既不尊圣人，也不遵循法度：一方面，中等以上的人不知道以道德存心，对鬼神也不明白真正敬奉祭祀的道理；另一方面，中等以下的人被邪说迷惑，不知道鬼神德行的至高意义，完全没有敬畏之心。如今若想维持世道、挽救端正人心、使天下太平，就应当使中等以上的人普遍知道，道德是天地的精华，也是自己的良心；时时刻刻以道德存心，对于鬼神不能不敬，但应当敬鬼神而远离它们。对于中等以下的人，则应当使他们供奉神明、趋向善良，心存敬畏，不敢作恶。这样做，或许可以使天下人人立身处世，不至于发生丧失良心、毁灭天理的事情。这正是神道设教的意义，实在是保全中等以下人格的第一等良法，本来不可轻易说废弃。无奈那些妄谈治理的人，不考察根本，只整治枝末，常常贸然倡导无神教的说法，起了害事的念头，导致一般小人无所顾忌，凡是伤害良心、违背天理的事情，无所不做，最终良心丧尽，最后也一定会灭亡，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为什么呢？正值全世界被魔王混杂扰乱的时代，即使鬼神显现灵验、飞鸾降临宣扬教化，人们仍然有人敢于每天做欺骗良心的事情。假如神道设教一旦灭绝，人人都不知道供奉神明是为了什么，我恐怕世道人心会日益败坏，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现在应当保护庙宇，提倡神道，使人人都有所尊崇，个个都有所畏惧；这也是保全中等以下人的人格和他们原有良心的第一等好方法。至于大道的奥妙，虽然疏阔却没有遗漏，无所不照，比鬼神还要高妙。善恶的报应如影随形，丝毫不会错失，也只是由人自己招致罢了。孔子说：“道德没有修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却不能迁从，不善的事情不能改正。”以上四点，希望有这些过失就改正，没有这些过失就更加努力便可以了。如今正值大道广泛展开的日子，也是上天选择良种的时候，我私下认为，上天将要诞生大圣，使圣道得到维持，并在现实中实行。大道本身不说话，要依靠人来推行；鬼神并不偏爱谁，只依凭德行。否运过去，泰运就会到来；阴气达到极点，阳气就会产生。那些丧尽良心、违背道德的人，最终总有被自然淘汰的一天。我们对此，千万不要忽视。以道德使天下太平 民国六年丁巳六月二十五日记。

译人生所遭遇的机缘际遇，虽然无常，其中却有一定的数理。所以佛说，有因才有果；如果没有原因，结果从哪里来？【“年以前”结下了这个因，所以今天才有这个果。】不然，各位大多是在北方成长的，我们又不在北方相逢，却在这里南京聚会，这在无形无声之中，也是天道在主持。不过我今天说的这番话，现在还很难让人相信。其中有进入我门下的人，一旦明心见性，才会知道这个渊源实在由来已久。若从地道来说，南北相对峙，在卦爻中就是坎、离二卦，正如一阴一阳相互作用的道。道本来不能用语言说明，因为它无影无形、无声无臭；看它，无法得到可以看见的形迹；听它，也无法得到可以听见的声音，只是勉强给它命名叫“道”。人若想见到道的真实境界，必须先积累德行；有了至高的德行，才可以凝聚至高的道。那么德从哪里积累，道从哪里凝聚？就是对内做到诚意、正心、修身，对外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门学问，自古以来由圣圣相传，都有内在的心法，并不是凭空想象就能达到的。所以韩文公说：“尧把这个传给舜，舜把这个传给禹，禹把这个传给汤。” 汤把这个传给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去世以后，就没有得到这种传承了。秦朝焚书以后，剩下的只是残篇断简。一般学士既没有明师传授心法，又没有完整经典供其研究，所以世风日益下降，人心日益苟且，政治最终赶不上唐尧、虞舜，学问实际上远远不如孔子、孟子。自汉代以来，中土的学问不过是模仿修身、齐家罢了，至于治国之道，更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考察欧美各国，讲求富强，研究法律，人人都有爱国思想，这些倒与治国之道相合；然而又没有使天下太平的真正学问。如今大地交通贯通，“天下”二字的真实景象已经出现；如果只知道治理国家，却不寻求平天下的道理，最终必然争端不止、人类相互残害。所以圣人不只说治天下，而说平天下，是教人使天下和平，彼此亲爱、彼此谦让，达到广大平正的真实境界。但天下怎样才能平？道德昌明，就足以使天下平。所以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是公共的；选拔贤能，讲求信用，修养和睦；人们不只亲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抚养自己的子女；使老人有安度晚年的地方，使壮年人有施展才用的地方。” 使幼小的人有所成长，男子各有职分，女子都有归宿；谋求私利的事情不再兴起，盗窃、作乱、害人的事情不再发生，外门也不必关闭；众人共同在光天化日之下安闲游乐。可是孔子既然建立了这种学说，为什么又没有见到它得到实行呢？这是因为孔子有平天下的学问，却没有平天下的时代。所以他叹息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英杰，我孔丘是有志于此的，却没有赶上。”所谓没有赶上，就是没有遇到那个时代。因此他建立这种学说，作为后世人的模范，使人有所遵循。如今按照时势、考察气数，大道又将广泛开启；平天下的学说，也已经开始萌发、显露锋芒。已经有所谓武装和平，有所谓万国公法，也有人讲平权、自由、共和、大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众说响应，颇为接近平天下的理想。但如果没有实行道德的心法传承，最终仍然只是纸上谈兵、梦幻泡影般的空想。否则，这些名词和相应的事实在欧美已经出现多年了；它们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导致战争不止、穷尽兵力而使民生困苦，破坏公法而残害人道。推究其中的原因，只知道讲求富国强兵，各自爱护自己的国家，却不能把这种爱扩展为爱天下。不知道天地生育人类，赋予人以中和之气，使之成为本性；赋予人以中和之理，使之成为天命。人虽有智愚贤不肖的不同，但性与命却没有一个人不同。既然同具这种性命，也就同具这种心思。甲方受到富强思想的感召，乙方也一定以富强来回应；强国与强国相遇，必然发展为无休止的竞争。这就是欧洲今日战祸的原因。看来，即使富强发展到极点，法律即使达到完美，最终也难以看到和平到来的时期，建立大同世界。我们生在这样的时代，虽说正值世界糜烂之时，却正是英雄创造世界的日子。就应当放开眼界，审察时势；上体察天意，下怜悯民众的困苦。万国不得安宁，天下不得公平，就要细心研究平定天下的学问，制定出协和万邦的良策，造成永远太平的世界。否则白白活了一世，和草木一同腐朽，与庸夫没有区别，仍然只是天地抛弃的一块废材。但是，人能否成材，虽然在于自身造就，教育也确实有很大关系。譬如丝的本质是白的，染上黄色就变黄，染上蓝色就变蓝。所以孟子说：顺从人的大体，就成为大人；顺从人的小体，就成为小人。什么叫作大体？就是《大学》所说的道。《大学》的道，就是研究性命的学问。做人不知道性命，就不能实践道德；即使心里想实行道德，也没有一定的主宰，不能由仁义出发去做事，不能达到美、大、圣、神的境界。道德二字，就是性命的发扬，表现在实际事情上就叫道德，存在于人的身上就叫性命。谈论性命之学，孔子、孟子很少直接说起；然而孔子又说，不知道天命，就不能做君子。孟子说，竭尽自己的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天。现在的人日日夜夜顶着天生活，却不知道天的高远、日月星辰的光明、四时寒暑的交替运行，终其一生，也始终不知道它们为什么如此。孟子为什么说认识本性就能认识天？因为天地是一个大的天地，人是一个小的天地；天与人本来同是一气贯通，同是一性圆满光明。只是人出生以后，被气质拘束、被外物蒙蔽，于是本性与天隔绝，气也同天断开了。因此不仅不知道天，甚至连自己身体中耳、目、口、鼻以及心思的灵性，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所以，想要知道天地的道理，必须先知道自己真正的性命。因此说，君子的道建立在自身之上。

译人的身体，是大道分别寄托之处，是性命凝聚成形之处。世人常把凡俗的身体当作性命，却不知道凡俗的身体是虚假的；即使保养得当，也难逃死亡的期限，最终还是肉化为清风，骨化为泥，谁能长久保持形体、永远不死呢？只有人的真实性命，才是不生不死的。如果想使凡俗的身体不死，必须先找出真正的性命。所以道家说：想要人不死，先寻找不死的“仁”。人本来是两个“人”：一个是人身之人，一个是仁德之仁。人身之人最终归于消灭，仁德之仁却历久不灭。所以孔子说，没有见过践行仁德的人反而死去。这个“仁”，就是人的真实性命、真正主宰。然而，这个真正的主宰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有一个所在之处。孔子说，以德治理政事，就像北极星，居于自己的位置，众星都环绕着它。天上有北辰，是天地的主宰；人的身体中也有一个北辰，是人的主宰。孟子说，仁就是人；把人和仁合起来说，就是道。人身之人与仁德之仁相合，就是性命贯通一体，就是合于道。人不与仁相合，人心就泛滥而无所归宿，贪、嗔、痴、爱循环相生，整天忙忙碌碌地追逐。妄加虚妄的想象，没有片刻停息：这里筹划，那里算计，东奔西走，从早到晚，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这个凡俗身体，谋求一点安逸快乐。败坏良心、泯灭天理、满足人的欲望之事，没有不愿意做的；不顾名誉，也不怕别人议论。因此把本性埋没了，仁心丧失了。人到了没有仁心的地步，和禽兽有什么区别？但仁心有先天的仁心，也有后天的仁心。先天的仁心就是道心，至善而没有恶，浑厚纯粹；后天的仁心就是良心，可以行善，也可以行不善。因为良心接近道，却还没有在道上纯熟，容易被无明遮蔽，不像道心那样彻底澄澈，不受情欲污染。所以人若以道心主持事务，就能不勉强便合乎中道，不思索便有所获得，从容地合于道。若只是以良心主持事务，往往会出现不合礼的礼、不合义的义。因此，良心中还要有主宰，所作所为才可以尽善尽美。良心有了主宰，就是孟子所说的义理精纯、仁德成熟。不过这还是依据道理来讲，实际功夫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彰明光明德性的实际功夫，就在于知道止境；所谓“止”，就是接受中和之气的所在。这就是人的天命。能够知道止境，意念就会诚实，内心就会端正，本性就会得到修养。本性修养好了，就纯粹合于天理，丝毫没有人欲的私心，然后才能确立天命。天命确立了，中正之道就能立定而不偏，就不会被气数摇动夺取。达到这个境界，性与命才能合而为一。性命合一，才能在自身彰明光明的德性。然后再由自身的德性推而广之，上承天理，下行教化，因材施教而不分贵贱，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性，使天下人都能自己彰明自己的德性，都具有同一的德性，天下哪里还会有不太平的呢？天下太平以后，权利平等、自由、共和、大同，也就不言而喻了，何必拘守一种说法来互相约束呢？我们今天研究学问，就应当研究关于天下的学问。这个学问不必到远处去求，也不必求之于艰深之处，就是“道德”二字。道德是万善的根源：考察天道，它赏善罚恶；询问鬼神，它使行善者得福、放纵者受祸；验证人心，人都喜爱善而厌恶恶。因此，道德能够使天下太平的说法，确实可以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询问鬼神而没有疑惑，验证人心而不迷惘。它的功用不过是从自身做起，修养本性、确立天命罢了。宇宙间一切极大的事业，都从性命做起。《易经》说：“乾道变化，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保持并合聚太和之气，这就是利贞。”孔子赞叹说：“乾道开始就能以美善和利益使天下受益，却不说所利益的具体对象，功德真是大啊！”由此说来，除了性命之外，哪里还有别的事业？哪里还有别的学问？然而，如果不是得到一种养气的方法，就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养生之道 民国六年丁巳六月二十六日记

译凡人自从有了身体以来，没有不希望少生病、少烦恼、永享长寿的，大概人生都是如此。世上固然有寿命超过期颐、长久享受快乐安宁、像松柏一样茂盛而经历冬天不凋谢的人。这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得到养生的方法罢了。所以孟子说：“如果得到适当的养护，没有什么不能生长；如果失去适当的养护，没有什么不会消亡。”这消长、生死的关键，实在关系于养护得当与否。何况孟子已经明白指出：“至于自己的身体，却不知道怎样养护它，这是不加思考到了极点。”既然说有养护身体的方法，就必然有养护身体的道理。只是那无上、甚深、微妙的法门，百千万劫也难以遇到，多半只能仰慕而不能达到。因此，僧道末流往往喜欢读书却不求甚解，流于顽空和理障；甚至有的没有遇到明师，不知道在适当处止步，一翻开古人的书，就轻率地凭空揣测、臆想，捕捉一些影子，误解炼丹药、养气之类的说法，执着于采药、烹炼之说，把金石混合起来，认为服用它可以长生；搬运呼吸之气，认为这样做可以不死。他们不知道，人的生命来自阴阳之气和五行的精华，全靠阴阳调和、五行均平，使营卫、脏腑、经络、气血，得以充盛通畅、贯通流注，以引导生命生长的机能。那些金石、丹砂，大多味辛，气性沉重，本身有毒；一旦服下，就会进入心、肺二经，造成金燥火炎的危害。进入心脏，就会使心火旺盛而克制肺；后天之气统属于肺，肺受到制约，就不能滋生肾气；肾水枯竭，就没有津液可以上升滋润心脏；心火旺盛，就没有津液可以下降交会于肾。心肾不能相交，烦躁、惊悸等疾病就会发生。进入肺脏，就会使金气过旺，肝木受到克制。人体的血统属于肝，肝受克制，就不能统摄血液，也就不能生发心火来制约金气；金气旺盛而一味克制，反而不能滋生肾气。肾是后天生命的根本，是收藏精气的府藏，是人赖以生存的器官。肾脏虚弱，羸弱、痿痹等疾病就会出现。即使药物本来可以治疗疾病，如果失去君、臣、佐、使的配伍作用和调和药物性味的妙处，疾病也不能痊愈。又如菖蒲、茯苓可以延年，人参、鹿茸可以补气；没有疾病却长期服用，也会出现阳气过盛、阴气亏损的病症。因为在这里得到补益，那里必然受到损害，就像用秤称量物品，物重则秤砣轻，物轻则秤砣重。何况金石的性味偏胜，足以扰乱阴阳，颠倒五行，怎么可以长期服用呢？所以凡是服用金石、丹砂的人，时间久了脸部会发红，导致肺痈、肺痿等疾病；搬弄、运行气息的人，时间久了血气会凝结，导致痞块、坚硬、症瘕等疾病。这就是想求长生，反而伤害生命；想求不死，反而加速死亡，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服丹药、运气息，就是所谓拔苗助长，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伤害它。孟子早已直接揭示了其中的弊病。世上那些盲目修炼、胡乱炼养的人，为什么不对孟子的话深入思考呢？但纠正这种错误的人又说，养生之道、长生之说全都是虚假的，都是方士凭空编造的话，不过借此迷惑愚人、聚敛钱财罢了。旁门小术或许确实如此；但如果一概抹杀，也不是有智慧人的说法。难道没有看见禽兽吗？乌龟有千年寿命，仙鹤和鹿长久常春；就是蟋蟀、虾蟆之类，到了冬天，都藏伏在土穴中，到春天才出来。那些极其微小、极其愚蠢的动物，几个月不饮不食，尚且能够不死，说人不能长生可以吗？不过，人的种子并不相同，所以在后天的智识、心思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异。说人不能长生的人，大概是浮根分光一类的人：即使此时成了人的样子，时间久了也各自归于自己的根本，终究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太极。所以把养生长生之道告诉他们，他们就格格不入，无法理解。世上有人节制饮食，保持衣服洁净，谨慎安排居处，调养得当，也可以少生疾病；然而根本没有得到培植，终究无法转变阴阳、造化生命的玄机，仍免不了随着气数起伏消沉。这是只知道保卫身体健康，却不知道养护生命。世上也有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住在洞穴、处于野外，经历严寒酷暑而不生病，年近耄耋，翻山越岭仍然自如；有的甚至坐化、尸解，神游三界。名义上虽然是成仙遨游，实际上也是享尽之后仍会堕落，终究不能与天地同其德、与日月同其光明，证得如来常住的果位。这又是只知道养生的技术，却不知道养生的道理。养生之道是什么？就是孟子所说的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天地的元气、万物的开始、人的根本，可以贯通天地、通达神明，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不生也不灭。然而为什么还必须加以培养呢？因为人落入后天以后，受到物欲相互牵引，随着情意所向，于是把浩然之气遮蔽隔绝了。所以必须用力培养它，引导它伸展，触类旁通、不断增长，才能开始充实而光明。培养它的方法难道还有别的吗？直截了当地说，就在于端正内心。端正内心，就是克制自己、恢复礼的功夫，也是克制私念、成就圣人的功效。譬如心中私欲杂念纷纷滋生，内心一旦端正，一切妄念就会立即斩除，这足以证明这一点。佛家所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法门，也不超出这个道理。可是浩然之气从哪里产生？孟子早已明白说，是由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义从哪里积累？义，就是事情应当如此的道理。凡是所作所为，都必须求其合乎天理、顺乎人情，做得恰当合宜。从一件事推到件件事，从一次行为推到百般行为，就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自然心情开朗舒畅，纯粹成为一片保合太和之气。开始时靠勉强，最终成为自然而然。积累长久之后，可以充满天地，参与辅助天地，安顿培育天地，与天地同流，与天地同样长久。难道仅仅叫作长生吗？所以知道养浩然之气的人，才是真正知道养生之道的人。才德相互的作用 民国六年丁巳七月初八日记

译士人君子立身处世、规范行为，不外乎才能和德性二字。德性是根本，才能是作用。有根本也有作用，然后既可以独善其身，也可以兼善天下；可以出仕施展，也可以退处隐居，成为不拘泥于一器一能的君子。可叹自从圣人之学不明、礼教不兴以来，人人轻视德性而重视才能，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凡事都自以为才智高于他人，凭自己的手段，什么事都能办成，却不知道事情成功或失败，内部本来就有因果关系。只凭才能而抛弃德性，即使开始成功，最终也必然失败。为什么？没有德性来保护才能，就像没有根的树；春天阳气发动，往往只能开出空花，等时过境迁，仍然结不出果实。根本先已动摇，没有不随之萎败的。事物尚且如此，何况我们立身处世，才能和德性怎么可以偏废？才能是规范行为的工具、办理事务的资质；德性是尽展本性的实际内容、确立天命的根源。二者没有偏废，就是一份圆满的天性、一个完整的人格。而且德性发为才能，就像有源头的水，浩浩荡荡，永不止息，应用无穷。所以考察古代帝尧，他能够充分彰明崇高的德性，用它亲爱九族，于是九族和睦；辨明百官，于是百官都明白职责。治理万国，于是万国协和。考察古代帝舜，他玄妙深厚的德性声名远播，于是任命他担任职位；慎重地彰明五典，五典都能遵从；让他总理百官，百官事务按时有序；让他接待四方宾客，四方宾客都和穆肃敬；让他进入山林，遇到猛烈的风雷暴雨也不迷失。考察古代大禹，舜说：“你从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能和你争能；你从不自我夸耀，天下就没有人能和你争功。我赞美你的德性，嘉奖你伟大的功绩。”可见有大德性必然有大才能，有大才能才能有大的作用。这哪里是那些夸耀才能、卖弄智巧、专门穿凿附会以显示能耐、玩弄诡诈权术来炫耀推销自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的呢？但也不可误解为才能可以偏废。人必须有才能，才会有所作为。凡是整齐、治理、均衡、安定天下，哪一件不需要才能来处理？不过使用才能时，必须不忘德性。每遇到一件事、面对一个人，总要先问自己的天理良心；与天理良心相合，就施展才能来辅佐；不相合，就收敛才能而不用。孟子说：“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就是这个意思。何况才能本来可以显明德性。例如释迦佛慈悲广大，是德性；但必须有多种方便法门、不可测度的变化，灵活运用八万四千佛法，才能圆满普渡众生的本怀。孔夫子悲悯天地、怜爱人类，视百姓如同同胞、视万物如同伙伴，这是德性；但必须天赋多能、出类拔萃，具有独自集大成的圣人智慧，才能树立万世师表的典范。而且才能又可以培育德性。例如观音有三十二种化身、八十一种相好，佛法中的权巧显现，就是才智的发扬，正是他使众生成佛、证得大道的妙用。皋陶彰明刑法、辅助教化，使刑罚的目的达到不再施刑；大禹平治天地，确实治理政务，这又是他培植德性、增盛德性的方式。因此，圣贤君子越是施展才能，德性就越光辉；才能越是发扬，德性就越高厚。为什么？才能从德性中产生，做事自然无为，既不会招致“忠厚而无用”的讥评，也不会陷入骄傲吝啬、没有可取之处的弊病。他的才能也就大了。反过来，才能恰恰足以败坏、丧失德性。自古以来，误国的权奸、残暴虐待百姓的人，哪一个不是才能足以帮助其恶行更加发展？试看羿擅长射箭，〔“荡舟”一处原文疑有脱字〕，才能和力量不能说不超群出众；但他败坏德性、施展威势，最终都不得善终。夏桀用虚妄的言辞发布命令，商纣制作奇异淫巧的器物，才智不能说不纵恣自如；但污秽的德行广为人知，最终招致上天降下灾祸、时运丧亡。可见才能一旦滥用，不由德性和品行支配，必然发展到积累罪恶、毁灭自身，直到亡国败家才停止。这就是所谓“智慧出现了，就有大伪；用智谋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反而不如昏昏然、闷闷然的人，至少还足以藏拙而保全真性。这难道是才能本身的罪过吗？大概不过是孟子所说的小有才能、却没有听闻大道的缺陷罢了。《中庸》说：“君子的道，起初暗淡，却日益彰明。”这就是把才能藏在德性之中、盛大德性日日更新的证明。《中庸》又说：“小人的道，显露一时，却日益消亡。”这就是才能浮在德性之上、德性随着才能耗尽的验证。又说：“成就自己就是仁，成就万物就是智，这是本性的德性，是贯通内外的道。”仁与智并用，内外都兼备，这才是才德兼全、执守两端而采用中道的大才大德吧？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由真诚而明白，叫作本性；由明白而达到真诚，叫作教化。真诚就会明白，明白就会真诚。如果真能使才德都美好，从容地合于中道，那么才能就是德性，德性就是才能；不能说哪一个是德性，哪一个是才能。使用才能时，德性就蓄积在才能之内；积累德性时，才能就妙用在德性之中。才能和德性，二者融化为一而神妙无碍。所以《中庸》说：“智、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的德性；实行它们的根本却是一个。” 太上说：“这两者同出于一个本源而名称不同，同样都叫作玄；玄之又玄，是一切奥妙的门户。”修养造诣达到这里，称作大才可以，称作大德也可以。这叫作才德无碍，随时处置都合宜。道德是自由的根本 民国六年丁巳七月二十二日记

译什么叫自由？就是顺其自然地行动。直白地说，就是依据天然的动机，自在适意地行动；彼此并行而不互相冲突，共同生长而不互相伤害。近代西方人的学说，有人把自由看作上天赋予人的权利，有人把个人自由看作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这些说法似乎都有道理。然而，前一种说法完全重视主观方面，弊端发展到极点，就会任情而行，行动必然流于放纵；后一种说法专门重视客观方面，弊端发展到极点，界限难以明确，争端也就由此产生。于是纠正这种弊端的人，不得不借重法律来加以限制，使其归于平衡。他们以为人人服从法律，一方面足以保障自己的自由，另一方面足以防止他人侵占自己的自由。哪里知道法律本来是死的东西，绝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自由、防止他人的侵占。因为法律只能强制人的外在行为，不能强制人的内在思想；内心有种种罪恶，终究不是法律所能诛罚的。何况人心贪婪无厌，狡猾异常；且不说内心的罪恶不是法律能够触及的，即使是外在行为，只要能钻法律的空子，反而可以借助法律掩盖自己的奸诈。法律即使达到完美，说到自由，也终究难免有超越界限、侵占他人的弊端。即使人人服从法律，也不过是规定自由的范围、强制人接受自由，终究不是无所适从、无所偏执、走到哪里都合宜的境界。直接说它是束缚人的自由、减少人的自由，也可以；怎么能算真正的自由呢？所以所谓法律保障的自由，终究仍然有不自由之处。譬如划定一条界限，彼此都倚靠着界限，各自用心划分疆界，反而使自由的地位落空；稍有逾越法律，必然导致争端不止。鼠牙雀角般的争讼风气，不正是在法令越繁密的时代形成的吗？这些姑且不论。即使从个人来看，那些喜好声色、沉溺于酒的人，固然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但一旦放纵欲望而生病，快乐到了极点反而生出悲哀，甚至到了举止不灵、行动坐卧失常的地步，心里想做的事，四肢也将不能响应；仅仅一颗心、一个身体，已经不能施展自己的自由了，其他还谈什么呢？试看自古以来，内在沉溺女色，外在沉溺田猎，嗜好美酒和音乐，建造高楼、雕饰墙壁的人，哪一个不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行动？为什么其中有的人大则亡国覆宗，小则败坏名声、毁掉家庭？所谓服从法律，就是获得自由，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所以我敢断言，所谓法律自由，不过是束缚、减少人的自由，仍属于假自由，不是真自由。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秉持常性所喜好的、天然的行动动机，这才是自由的根本。直白地说，就是孟子所谓恻隐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能够以这四种心为根本，加以扩充，并落实在实际事情上，就是道德；能够实行道德，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为什么？试看能够实行道德的人，在家时以孝为先，所以宗族称赞他孝顺；出外与人相处时以友爱兄长为先，所以乡党称赞他友爱；同国人交往只守诚信，所以朋友信任他；得到地位、施行道义时只守仁，所以天下人归附他。这难道不是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得、获得大解脱大自由的真实面貌吗？如果一定要从权利界限来说，《大学》说：自己厌恶上级对自己做的事，不要拿来对待下属；自己厌恶下属对自己做的事，不要拿来侍奉上级；自己厌恶前面的人对自己做的事，不要拿来对待后面的人；自己厌恶后面的人对自己做的事，不要拿来跟随前面的人；自己厌恶右边的人对自己做的事，不要拿来交给左边的人；自己厌恶左边的人对自己做的事，不要拿来交给右边的人。这种推己及人的方法，差不多可以有利地推行了。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说：实行道德固然很好，但如果别人不讲道德，又能怎么办呢？不知道道德就是天地的元气，也是每个人的良心。天下即使有极不道德的人，当面斥责他“你没有道德”，他一定愤怒不悦；假意称赞他“你有道德”，他一定欣然高兴，而且转过来表示敬意。这是什么缘故？因为道德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实在足以规范天地、曲成万物、辅佐百姓。人是天地的心，万物的灵，不是像石头那样不能转动，也不是像席子那样不能卷起。因此，不必担心别人不讲道德，只需担心自己不讲道德。如果真能做到不把自己不愿别人施加给自己的事情施加给别人，那么别人投来木瓜，就报以琼琚；投来木桃，就报以琼瑶。所以孔子告诉樊迟说：在上位者喜好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敬；在上位者喜好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在上位者喜好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说实情。道德感化人，确实有神妙而超越寻常的作用。因此，道德没有亏缺的人，就能获得无穷的自由，这不是空话。而且从往代圣人那里验证，也确实如此。老子说，先有我的神，后有天；又有八十一种化身的神妙。佛家有八十一种相好、三十二种应化身。他度化人时，有时显现四众八部的身相，有时显现比丘、居士的身相，随着所度化的人的不同而变化。《中庸》说，处在富贵环境就按富贵的方式行事，处在贫贱环境就按贫贱的方式行事，处在夷狄环境就按夷狄的方式行事，处在患难环境就按患难的方式行事，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得。孔子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退处就退处，可以长久任职就长久任职，可以迅速离去就迅速离去，随心所欲却不越出规矩。这是何等的自由啊！哪里是服从法律所能比得上万分之一的呢？然而，三教圣人的自由，究竟为什么能够这样显现出神妙的变化？并不是从外界强加给我的，实在是由于穷尽本性、践履本性，做到道全德备而达到的。今天若想享受真正的自由，并增进世界人类的自由，就必须超越法律之上，以礼让作向导，以道德作归宿。随着这种风气建立起来，将会看见行路时互相让路，耕田时互相让出田界，不再有彼此疆界的隔碍，而有相亲相爱的厚重德性，直到天下成为公有，选拔贤能，讲求信用、修养和睦；人人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老人有善终，壮年有用武之地，幼年有成长的条件，男子各有职分，女子各有归宿；阴谋闭塞而不起，盗窃、作乱、害人的事情不发生，外门可以不用关闭。不说自由，而自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问为什么能够这样自由？因为人人讲道德，个个实行道德。孔子说：谁能出门而不经过门户？为什么没有人不经过这条道呢？有子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可贵；先王的道，以此为美。无论大事小事都依循它。孟子说：由仁义出发去行动。自由的定义，就是如此，就是如此。所以我说，道德是自由的根本。信奉宗教必须懂得尊重大道 民国六年丁巳八月初二日记

译自从天地人三才建立，大道显著地发挥作用；一中之道流传下来，圣人代代阐明其中的蕴含。考察往代圣人，仰望追溯前人的美德，有实行大道的圣人，以宣扬教化来救济时代；有阐明大道的圣人，立言来流传后世。这就是大道长久光明、万物人物得以完成生长的原因。到了圣人不再出现，这个道失去传承，于是天下讲教化的人，不能得到完整的道理，各自认为自己的才是正确的。信奉儒教的，就说儒教正确；信奉道教的，就说道教正确；信奉佛教的，就说佛教正确；信奉耶教的，就说耶教正确；信奉回教的，就说回教正确。其他信奉黄教、红教、希猎教、犹太教等的，也无不分流别派，各自树立旗帜。然而考察它们的教义，都对世道人心有益，各有各的长处。无奈后世信教的人不明白谦虚受益的道理，各自怀着自以为是、排斥他人的心态；对加入自己一方的人奉为主，对离开自己一方的人视为奴，于是有儒墨的是非，有佛老的异同，有耶回的争执。甚至同在一个耶稣圣地，却发生十字军，战争延续百年；同样信奉耶稣，新教与旧教相争，残杀超过仇敌。这样谈论教化，正是使教化反而伤害人，这难道是圣人创立教化的本意吗？圣人创立教化，本来没有此疆彼界的分别，不说自己正确，也不斥责别人错误。他们教人的总原则，是以成全一切而不遗漏为宗旨，以互相辅佐、各得其宜为准则。凡是合乎天道、顺乎人情的，就跟着实行；对自己有损、对世道无益的，就加以改变更新。正如舜善于把别人的优点和自己同样看待，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孔子选择善的来听从，不善的就改正。取他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去掉自己的错误，采纳他人的正确；教学相长，彼此包容，使各自教化的内容都得到完整，使各自教化的功能相互彰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行动，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道；一实行，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法；一发言，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准则。万种教化虽然不同，总没有不各自合于教化的原理。原理是什么？就是道。道，是把万教统摄起来而使其归于一的东西。没有道，就没有天地、没有人物，又哪里会有教化？不过，道分散开来就是万种差别，合起来仍归于一个道。孟子说，先代圣人与后代圣人，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准是同一个。易经说，天下人的思虑虽有百种，最终归于一致；道路虽各不相同，最终归于同一归宿。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信奉宗教却不知道有大道，就会越执着而越支离。先明白大道再信奉宗教，虽然有百般变化，也不会离开根本。尚书说：“不偏不党，王道广大；不党不偏，王道平坦；不反不侧，王道正直；会合到它所确定的极点，归附到它所确定的极点。”万教尚且来不及会合归附于它，又哪里还会有教派之间的争斗呢？大道只有一个而教化各不相同，为什么呢？因为古今时代在变迁，天下国家各有不同地域，众生的习性也不一样。上帝于是因时代、因地域而产生圣人；圣人又因时代、因地域、因人的不同而建立教义。孔子生在华夏，以人道立教，所以他的教化使人归于大同；佛祖生在天竺，以性道立教，所以他的教化使人不断进化；太上生在中土，以天道立教，所以他的教化使人归于化境；耶稣生在犹太，穆罕默德生在回部，各自以博爱群体来立教，以天帝真正的主宰为归宿，因此开启西方文明，并将引导它走向正道。这也因为大道广大，没有什么不包容；细微处也没有什么不具备。说到大，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说到小，天下没有什么能够破坏它。形势不可能由一种教化独自完成全部功业、达到全部限度，所以必须修养大道来建立教化，随时权宜变化而施行，广大与精微交相发挥，各自穷尽其长处，互相裁正成全。这样才能尽到天地人物的本性，建立中和以及安顿、养育万物的功业。这就是大道分散为万教、万教各自建立宗旨的原因。《中庸》说，修明大道就叫作教，这正是教化出于大道的证明。孔子说，有教无类。既然有教，为什么又无类？这就是我的道一以贯之的事实。教化一天也不能废弃，道也片刻不能离开。如果信奉佛教，就要以大圣、大慈、大悲、大愿、普度众生为心；如果信奉道教，就要以道教化人天，使众生免除灾劫，全部摧伏罪苦，共同归于一乘为愿；如果信奉儒教，就要以亲爱亲人、仁爱百姓、仁爱万物、参赞天地化育、推进天下大同为心；如果信奉耶教，就要以博爱人群、使信者得救、共同归于上帝为目的。即使再低一等，如诸子百家、宗门支派，只要对身心性命有益、对世道人心无损，也未尝不能相信其中的真理，遵从其中的善行。因为教化所在，就是大道所在；信奉它的教，也就是尊重大道；尊重大道，才足以真正阐明它的教。否则抬高自己而鄙视别人，胶着执守自己一家的教义，却不知道最终都归于大道，不但对教化没有帮助，尊崇它反而使它变得卑下，彰明它反而使它变得晦暗，推广它反而使它变得狭隘。所谓本心向善而做事不善，势必发展到各立门户、互相排斥、彼此攻击，人人都受到伤害而不能停止。何况这种风气传播开来，疆界的观念会更加深重。那些种族之争、国土之争、社会阶级之争，无不可能是教化宗派过分严厉、造成阶壁之害的结果。所以在当今世界，寻求尊奉某一宗教的人到处都是；寻求既信教又懂得尊重大道的人，却很少见。试看泰西各国，都是崇奉耶教、讲求博爱主义的文明国家；如今却天天寻衅动武，置数千万人生命财产于不顾，那么博爱的道理在哪里？又如儒门教义，是人伦的最高原则；即使行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只要可以取得天下，也绝不去做。为什么如今儒门弟子大都强行趋向争权夺利、损人利己、寡廉鲜耻、残害仁义的道路？那么人道主义还存在在哪里？同一教派尚且如此，不同教派可想而知；一个教派如此，其他教派也可想而知。大道不明，难道真的是贤者做得过头、不肖者做得不够吗？还是说，分裂到了极点就会重新合一，离散到了极点就会重新聚集，将要成为宗教共同归于大道的时运呢？贤者认识大的根本，不贤者只认识细小的枝节；各个教派无不都是大道的发扬。我们只要认定这是道，就向前实践罢了，对于具体教派又有什么关系呢？行善必须懂得自主 民国六年丁巳八月十二日记

译充满天地之间的，无论大事小事，合乎道的就是善，不合乎道的就是恶。善恶取决于人的作为如何。人都喜欢善的名声，厌恶恶的名声；人的心相同，心中的道理也相同。然而心理虽然相同，实际行为却有差异。以当今世情来验证，竟然有一类人舍弃善而行恶，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人落入后天以来，失去了本性，放纵情感、顺从欲望，被魔障缠绕，所以行恶比较容易，行善反而艰难。中等以下的人大多如此。至于中等以上的人，则行善容易，行恶困难。因为上等智慧的人善根深厚，没有失去赤子之心，凡事以良心作主，外物一来便能全部照见，魔障不能接近他的身体。《太上感应篇》说：只有善人，人人都尊敬他；天道保佑他；福禄跟随他；各种邪恶远离他；神灵护卫他；所做的事一定成功。这样的人，就是《中庸》所说的处在富贵中便按富贵行事、处在贫贱中便按贫贱行事、处在夷狄中便按夷狄行事、处在患难中便按患难行事的君子，无论进入什么环境都能自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本性安定罢了。本性安定的君子，居住在宽广的居所。站正自己的位置，行走大道。富贵不能使我放纵，贫贱不能使我改变，威武不能使我屈服。孟子称这样的人为大丈夫。大丈夫的善行，根源在本性，积蓄于内心，所以乐于取法他人的长处来行善。至于普通人，终日被牵引扰乱在七情六欲的窝巢中。情感偶尔端正，就会激发善心；情感不端正，就会陷入恶道。任凭情感作恶，久而久之也会习惯成性，恶行积累到无法遮掩。这未必是甘愿作恶，只是受到外物诱惑而变化，不能自主，随波逐流而忘了回头。试看作恶的人，有时良心发现，也知道作恶是不对的，甚至垂头丧气，像是要痛改前非。然而转念之间，良心一失，作恶的念头又重新升起。只因暗中私欲和恶念太重，以致天理良心退居到没有权力的位置；即使有掌权的时候，也不过片刻便退去，其势力同样难以战胜恶念。既然如此，在善恶交战的关头，怎么能不谨慎呢？圣贤教人谨慎独处时的念头，确实是有道理的。“慎”字的意义，偏旁从竖心，从“真”，就是教人立起真心，主宰善恶。善念就扩充它，恶念就克制治理它。开始时需要勉强自己，继而乐意去做，最终达到自然而然。习惯成性，自然每一个念头都合乎天理，每一件事都合乎中庸，恶念又从哪里产生呢？即使想作恶，也做不到了。由此可知，人若没有自主的力量，行善似乎就比较困难；如果能够自主，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担心做不成呢？俗话说：“天下没有难事，只怕有心人。”这话确实正确。不过，行善的道路不止一条，有有形的善行，也有无形的善行。什么叫有形的善行？一切救济别人、利益万物，以及布施等类的事情都是。例如天冷就施衣，饥饿就施食，常常慰问救济孤儿贫民；或者修桥修路，或者设立善堂，广泛做积福种德的事情。凡是借助银钱来行方便的，都是有形的善行。有形的善又可分为上、中、下三等。凡是从事慈善事业、广泛布施时，没有成见、没有“被人看见”的念头、没有自我之见、没有众生之见，不刻意去做却自然做成，不刻意招致却自然到来，这是上等。听到合义的事立即改过趋善，见到善事立即去做，但还存有居功的心，还有种因得果的观念，希望将来得到善报，这是中等。至于看见别人行善，获得美名、得到善报，听到风声便受到鼓动，因而引发自己的善心，于是也进一步去行善，做一件善事就想着彰显这件善事的名声，有一项功劳就希望收获这一项功劳的效果，借慈善之名来求福求名，贪求果报，这就是下等。当今世上，上等的善已经看不见了；能见到中等的善就不错了。中等的善也看不见了，能见到下等的善就不错了。因为人若能产生这种下等善行的念头，也足以成为向上通达的阶梯。勉强自己去做，等到成功时，结果是一样的。但处在这种从下学起的时代，必须拿定自主的功夫，长久不退转。即使有善功却没有看到善报，也不产生退转和颓废的念头，坚定持久地前进。久而久之，行善的心自然勇猛，求报的心自然淡薄。这样自主的力量增强后，长久的勇猛之心会变成自然淡泊之心，求报的念头化为子虚乌有。这样行善，也就成为不刻意去做却自然做成、不刻意招致却自然到来的善行了。不过，这些都是身外有形的善。有形的善，都产生于无形的善。什么叫无形的善行？就是儒家“择善固执”的法门，例如舜与人共同为善，禹听到善言就拜，颜子选择中庸之道，得到一项善理就诚恳地奉持在心中而不失掉；得志时便与百姓共同实行。不得志时，独自奉行自己的道，有体察仁德、长养他人的大概，却没有施恩夸功的外在表现。这难道是只作温和小仁、孤立小义的人所能同日而语的吗？《大学》说：“止于至善。”《文言》说：“元，是善的首长。”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佛家所说的供养，也说财物供养不如依法供养；菩萨首饰布施，也说财物布施不如法施。这些都足以证明，无形的善远远胜过有形的善。确实，有形的施舍救济可以积功，而无形的修养反省才能积德。现在姑且就近取例说明：君子居处在家中，说出的话是善的，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说出的话不善，千里之外的人都会违背，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语从自身发出，加到百姓身上；行为从近处发生，显现在远方。君子的言语行为，就是用来感动天地的。所以人的视、听、言、动，克制自己一分，恢复一分礼，就是行了一分善；克制自己十分，恢复十分礼，就是行了十分善。循序达到从容合乎中道，就能与天地同其德、与日月同其明，参与天地并辅助化育。凡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近他的。因此孔子告诉颜子说：“一旦做到克己复礼而实行仁，天下就归于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天下归于仁，天下归于仁，那么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天地之间没有不仁的气象。人与天的两个世界，纯然成为一片太和之气；红尘苦海，化成极乐世界。这才是美到了极点、善到了极点。 《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概就是在这里吧，大概就是在这里吧。真假在于自己 民国六年丁巳八月十七日记

译天地的规律，本来就是阴阳二气相互对待、流行变化。所以红尘中的事情，也往往真假相杂、彼此因缘相连。有一个真的，就有一个假的混杂其中。因此凡事只能依据道理来相信，不能依据痴妄来相信。如果不按照事理考察，却偏偏执著迷信，就像盲人骑着瞎马，半夜来到深池边，没有不因此受害的。这类事实不只是纯属虚假的事情如此；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真假之分。如果认为它是真的，考察最终结果，往往有许多欺诈手段相互承接；如果认为它是假的，拿世事来验证，又有实际证据可以凭借。所以想确定真假，必须先以道理为准；想使自己不陷入迷信，也必须先以道理为准。因此，考察事物有三种方法：有从历史考察的，有从事实征验的，有以根本道理为依据的。从哪里考察？向上考察历代过去的事情。从哪里征验？就近从众人的耳闻目见和实际情况中征验。从哪里作为根本？就是以自己的良心为根本。心，是身体的主宰，用来汇聚道理、应对事情、分别善恶。这就是三种方法。现在世人妄想求取非分的福气，一听说有利可图，就不再考虑事情是真是假，便像蚂蚁趋附、苍蝇追逐一样，一般谋求利益的人便趁机寻找空隙、利用瑕疵，以假乱真，往往反而使笃信的人利息还没有得到，祸患已经接踵而来。影响所及，那些持旁观论调的人以及志向和操守薄弱的人，又说事情自有定数，连人的作为也一并忽略了。哪里知道天下的事情，完全在于人心的作为！不仅假的没有凭据，真的有时也难以确定。例如人生的富贵贫贱、寿命长短、困厄通达，从通常的道理说，固然无不是命。所以自古的江湖术士和星相专家，往往能说中一些事情。从前叔服说：“谷也会使你吃饭，难也会收养你。”又说：“谷下身丰满，将来在鲁国必有后代。”后来果然如他所说。邓通有“酟蛇入口”之事，相面的人说他后来必定饿死。汉文帝说：“富贵由我决定，相貌怎么能决定呢？”于是赐给他一座铜山，本来应当可以免于饥饿了，后来仍然饿死。由此说来，命和相固然有一定之处。但为什么邱长春有“酟蛇入口”之事，后来却成了天仙状元？舜有重瞳而成为圣人，项羽也有重瞳，却在垓下失败而死。袁了凡命中注定没有儿子，寿命只到五十三岁，最后却活过古稀之年，又有了贤能的后代。柳浑年轻时，相面的人说他将早夭而且卑贱，后来他反而做了贞元宰相。由此说来，相貌和命运又不足以完全凭信了。究竟相和命是有定数还是没有定数？其实是有定数，却又能够转移。有定数的，是中等之人；没有固定定数的，是中等以上以及中等以下的人。人的相貌和命运，都根本在前生的造就。前生有功德行为，今生就受好的命和相；前生没有功德行为，今生就受不好的命和相。不过，命相只是后天的一种气数而已。中等之人善恶大致均平，却不知道明辨善道来诚正自身、树立命运来挽回气数，只随气数循环流转。因此观察他的相貌、考察他的命运，足以决定他的一生。中等以上的人知过必改，见义即行；命相虽由后天的气数所定，但本性灵明能够超越气数之外，所以不受后天命相的限制。下等的人每天放纵人的欲望，任意妄为；即使有好命好相，也会随之消灭。从前有一个人命运困顿，却立志向上通达。半夜忽然听见鬼说：“你能把命运怎么样？”过了很久，这个人励志不止，鬼忽然改口说：“命运能把你怎么样？”所以《相心篇》说：“有心而无相，相由心生；有相而无心，相由心灭。”可见命和相也根源于内心的行为，并会随之转移。这就是我说要以自己的良心为根本的原因。否则，假使邱长春等人不能刻苦自励、亲身实行真实的德行，怎么能转贫贱为富贵？假使项羽、邓通能够知道修德行道，怎么会不能转祸为福呢？即使有富贵的命相，也必须尽力做好人的事情，才能达到富贵的地位。如果厌恶节俭而喜好奢侈，贪恋饮食而懒于做事，必然导致财用不足，自己和家庭甚至陷入饥寒。所以说，命相能够决定的，是中等之人；不能决定的，是君子有造就命运的学问，小人有败坏德行的行为，这些都不是命相能够决定的。世上还有人迷惑于风水之说，不惜跋山涉水，贪求吉地；或者拘泥于房分，长久停放亲人的棺柩而不下葬；有的已经下葬却屡次开掘。不知道古人选择墓地的意义，原本是孝子慈孙慎重办理丧终、追念先人，重视亲人的遗体，只求不被风水侵害、不被虫蚁啃食，将来不被道路、城郭、沟池侵扰罢了。不过选择墓地安葬固然是送终的大事，对子孙也有很大关系，但一定要有德的人才能得到吉地。如果不知道积德，只求吉地来启发佑助后人，那就是拿亲人的尸骨作为替子孙求取福利的工具，这怎么可以呢？所以古人说：“阴宅不如心地。”心地不善，即使有吉地，也一定得不到；即使得到，也得不到福。过去朱文公说：“这块地如果不发达，就是没有地理；这块地如果发达，就是没有天理。”下葬的人最终遭到雷击其墓。可见没有德的人，即使葬在吉地，不但没有福，反而会加速祸患。因此，命相和堪舆虽然属于真实的事，归根到底仍在一心。心有道德，什么福不能招致？心无道德，什么福不能消耗掉，而且祸患还会接踵而来。俗语说：“修养自己的德行，自己求取更多的福。”又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来的。”对于命相等事的真假，还有什么可辨的呢？智识与福命的关系 民国六年丁巳八月二十二日记

译天下的事理没有穷尽，人之所以能够应付它们，靠的是智识。上天生育万物来养活人，人之所以能够享受它们，靠的是福命。事情没有达到极其困难的程度，就觉察不到智识的可贵；处境没有达到极其困苦的程度，就觉察不到福命的难得。没有智识、没有福命的人，常常面对有智识、有福命的人而羡慕，却不知道这种智识和福命都是上帝所赋予的，也是祖德深厚留下的余荫。得到上天厚待、祖德深厚的人，具有大的智识、大的福命；得到上天薄待、祖德浅薄的人，具有小的智识、小的福命；不受上天赐予而祖宗没有德行的人，就没有智识，也没有福命。智识和福命不是可以侥幸得到的。从后天来看，它们似乎分为两件事；但追溯它们的源头却是一个。先天的元气无法分开。因此有智识，就有福命；没有智识，就没有福命；有福命，就有智识；没有福命，就没有智识。虽然间或有不如此的情况，但归根结底只是短暂如昙花一现，并非最终结果。元气在天上称为道，人得到它称为德。先天元气是智识与福命的源头，直白地说，就是道德是智识与福命的源头。所以智识与福命的有无，又随着道德的有无而不同。元气的赋予固然由上帝决定，但道德的有无完全在于人的作为；那么，造成智识、造成福命的权力也全在自己，不必向外寻求。道德落实在人事上，就是正确地运用自己的智识。智识运用正确，就与上帝的真光相合，越用越灵，元气也越积越厚；错误地运用智识则相反。所以增加一分智识，就是增加一分福命；损伤一分福命，就是减少一分智识。其中的关键极其隐秘微妙，却又极其确切紧要。君子知道，普通人不明白，小人不但不知道，还反过来倒行逆施。善于观察人的人，不问他究竟是什么人，只凭他的智识与福命大小、有无，就可以判定他是君子、普通人还是小人。君子的智识，在于善于运用智识，却不依仗自己的智识。君子的福命，在于能够自己造就、自己成全，不完全依赖先人的余荫，而且不一定要把福报全部应验在自身。颜子的聪敏，是圣门第一；他的好学，也是圣门第一，所以克己复礼的功夫很深，能够达到三个月不违背仁的境界。他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筐饭、一瓢水，似乎极其贫困，是没有福命的人；但孔子告诉他治理国家的方法时，却说应乘殷朝的车，穿周朝的礼服，简直把帝王的地位许给了他。后来他享受千秋祭祀、万世香火。舜起初耕田、种稻、烧陶、捕鱼，与树木石头相伴，与鹿猪同游，手脚磨起老茧，与今天的苦力没有区别，似乎没有什么福命；但他竟能使顽父、[缺字]母、傲弟的家庭渐渐和谐，凭最高的德行成为圣人，尊贵地做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享受宗庙祭祀，子孙世代保持其业。假如颜子和大舜不能善用自己的智识，或者反而自恃智识：一个不能安于贫困而好学，学业造诣有限，孔子当日必定不能同他如此契合，后世也必定不能如此尊崇他；一个不能纯孝父母，在明扬隐逸之人的时候，谁肯顾及这个鳏夫，又怎么能指望尧帝把女儿嫁给他，并且继承尧而拥有天下呢？这两个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知道福命的源头在道德，只是一心以至诚求得完全自己的固有道德，而不计较其他。因此，他们的福命不求而自得。正因为这两个人本来有大的福命，所以才有大的智识。小人未必不知道有道德，只是不相信道德是智识与福命的源头。因此自己虽然不实行道德，却一定假借道德来欺骗人、施行奸诈。他们凭权谋、术数和欺诈突然得到富贵利禄时，何尝不自鸣得意地认为计谋得逞？然而天道喜欢循环报应，恶行到了极点就会毁灭自身，没有人能够幸免。比如苏秦游说六国，联合合纵排斥秦国，做了合纵盟约的首领，同时佩带六国相印；经过洛阳时，车马随从和辎重盛大，各诸侯分别派使者为他送行，待遇可比于王者。有人或许认为他游说成功是有智识，身任六国宰相是有福命，却不知道这正是他没有智识、没有福命的表现。秦国的老师鬼谷子见秦国这样，曾用河边的树、嵩山泰山的松柏、华山霍山的檀树桐树来教导他，大概是想让他顺受天命，不要妄自干犯天命而招致祸患。可是苏秦被利欲熏心，不能自我醒悟，虽然一时地位高、金钱多，足以在妻嫂面前夸耀、在邻里面前骄傲，最终还是功败名裂，被人杀死，连自身都不能保全。用金玉卿相的虚荣，换取怨仇、拘刺的真实祸患，有真正智识的人不会这样；有真正福命的人也不会这样。至于自请齐王，最后尸体被车裂，在市场上示众；而且还用欺诈手段杀人，实在令人恶心，更不值得谈什么智识和福命。王莽借助外戚的势力，施行笼络控制的手段，表面上装作谦下，妄自假托符瑞，篡夺汉室天下十八年。人们见他凭奸诈行事而达到目的，有人便说他有智识、有福命，其实大错特错。看王莽失败时，毫无主张，只是徒手拿着虞帝匕首，转过身随着斗柄而坐，说：“上天把德降给我，汉兵能把我怎么样？”这话实在令人发笑，哪里是有智识的人说的话？他在宣室前殿躲避火灾，火却总是跟着他；军人把他的身体分割开，分节肢解、剁成肉块，争相杀他的人有几十个。苏秦、王莽尚且如此，那些更低下的人就更不值得说了。普通人不知道什么叫道德，更不知道道德怎样成为智识和福命的源头，所以只把避免受冻挨饿作为打算，面对衣、食、住三件事，终日竭力经营谋求，因此得到相应的报酬。只要经营的不是不正当的行业，谋求的不是不正当的行为，而且没有公然作恶的念头，也就像苦工从事小营生一样，用尽一天的力气，就得到一天的享用；用尽一年的力气，

译就得到一年的享用；用尽十年或一生的力气，就得到十年或一生的享用。知道尽力，是他的智识；能够享用，是他的福命。他的智识虽然没有被错误运用，但如果只限于一天、一年、十年或一生，那么他的福命也必然只限于一天、一年、十年或一生。为什么呢？因为普通人只顾眼前，不谋求长远宏大；小人则违背天道、悖逆道理来做事。普通人的智识本来不能和君子相提并论，小人的智识更远不如普通人。有福命的人，在于能够在身后流芳，而不在于眼前的威权气焰。普通人醉生梦死，与草木一同腐朽；小人则死有余辜，遗臭万年。他们的智识固然不能和君子相提并论，福命更远不如普通人。所以君子是有大智识、大福命的人，普通人是有小智识、小福命的人，小人则是没有智识、没有福命的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正因为有智识和福命。没有这些的人，虽然还没有长成四足两翼、披毛戴角的形状，也不过是会说话的鹦鹉猩猩罢了。人如果不愿意成为禽兽，就应当正确运用自己的智识来实行道德，千万不要背离道德而损伤自己的福命。君子之儒与小人之儒 民国六年丁巳八月二十八日记 从前鲁哀公向孔子询问儒者的行为。孔子回答说：“仓促列举，不能把全部内容说完；详细列举，又要不断更换仆役来记录，也还是说不完。”鲁哀公命人铺设坐席，孔子陪侍在旁。一开头便说：“儒者把席上的珍宝般的德行准备好，以等待聘用；早晚努力学习，以等待询问；怀抱忠信，以等待举荐；努力实行，以等待任用。他们能够这样自立。”接着又逐项列举儒者的容貌德性、忧思宽裕、举贤授能、任事独行、规劝作为和交友之道。可见“儒”这个名称不容易得到，确实与庸常大众截然不同。再考察《周官》，其中说：“师凭贤德得到民众，儒凭道得到民众。”既然以道为名，就一定不是圣人便是贤人。然而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之儒，不要做小人之儒。”儒者之中为什么又有君子、小人的分别呢？大概儒所奉行的道，完全在人伦日用之中，所以“儒”字从人、从需，是人每日所需要的道。人有身体，就有伦类；有了伦类，就有交往。无论做君、做臣，做父、做子，做夫、做妇，做朋友，都有应接往来的事情。而普通人在应接往来时，多半以人心主持事务，只知道有利于自己，不顾及他人。所以在日常生活的应接之事上，事情尚未发生时，不知道把握中道；事情已经发生时，又不能合乎和谐，有时甚至违背天理、逆反人情，实在不是人每天所需要的道，因此不能称为儒。儒这个名称不容易得到，确实如此。但既然又有“小人”的称呼，这个意义究竟在哪里？这种小人相对于君子而言，不过是尚未上达君子境界，并不是那种肆无忌惮的小人。说到他的言行，也知道以规矩为准，遵循正道而行；言语虽然守信，却不知道以道为信；行为虽然果断，却不知道选择善道并坚定奉行。因此在言行之间，有时被局部的形式和道理蒙蔽，不知道顺受天命，往往出现不合礼的礼、不合义的义。因为拘泥于情理而不知道顺从天命，就会落入气数之中，言行便出现顾此失彼的瑕疵：言语遭人辨析，行为遭万物非议。所以他的言语不足以成为天下的法则，行为不足以成为后世的准则。又有人因此被言行上的阻碍吓住退缩，认为天下的事情不可做，于是半途而废，放弃兼善天下的责任，只求独善其身，守住自己的范围，却不知道这实际上是因为自己不知天命，不能超出气数罢了。所谓君子之儒，行为合乎规矩准绳，却不伤害根本；言语足以成为天下的法则，却不伤害自身。言语必定忠信，行为必定中正；不拘泥于人情，却又不违背人情，只遵从大道，只依循天命。所以君子之儒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不偏爱也不厌恶，只以义为依归；无论居于上位还是处在下位，都能不骄傲、不背弃，所发一切都合乎节度。这大概就是智慧通达大道，能够应变而不困穷，处在气数之中却超越气数之外。君子之儒为什么能够超出气数？因为他有慎独诚意的功夫，有明辨善道、诚正自身的学问。怎样慎独？就在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时刻怀有戒慎恐惧之心，像来到深渊边担心坠落，像踩在薄冰上担心陷下去。怎样诚意？一个念头发动，善念就扩充，恶念就克制治理，不让一丝虚伪邪曲的念头混杂在心中。所以说，接触外物而激发感情，是圣人的功夫；接触外物便随情迁变，是小人。怎样明善？就在于广泛学习、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选择中庸之道，然后笃实行之。怎样使自身诚正？一天之中时时反省自己，时时以诚信为主；有善就更加勉励，有过就迅速改正。所以君子之儒约束自己，时时克制自己来慎独，念念以忠信为主来诚正自身；与外物交接时把握两端而取其中，不偏不党，合乎王道广大平正的境界。这就是他能够超出气数之外的原因。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没有资格做君子。”又说：“说话一定要守信，做事一定要果断，拘拘谨谨地这样做，是小人啊！”但这样也可以算是次一等的人。可见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区别，只在于知命和不知命罢了。鲁哀公知道儒者的行为可贵，却没有资格谈到这一层，可惜啊！我们处在大地四通、各家学说争鸣的时代，既然听闻了这种道，就应当赶快提高自己的志向，学习做君子之儒，不要做小人之儒，这就够了。理学与道学 民国六年丁巳九月初五日记

译听说《河图》《洛书》以“中”显示天象，尧、舜以“中”开启道统，中道的传承是有来由的。“中”是天下的大本。什么叫大本？就是生育万物之道的根本。所以说，根本树立了，道才会产生。万物生生不息，发散为各种差别，没有不由这个根本而来，也没有不由这一道而来。然而道生育万物，其中精华却独厚地集中在人身上，所以人是万物之灵、三才之主。只是人都同样承受天地之中而出生，本来是平等的；后来有智愚不同、贤奸异致，都是承受气而成形以后，被气质拘束、被外物蒙蔽造成的，并不是上天造成的。圣人只是完全保全这点本性，涵养根源，所以能与天合德、与道合体。又想到万类并不整齐，怜悯众生迷妄，不得不把大道的真实教诲显现在言行之中，传载在文字之间，使后人有所依据、有所效法。于是作《易》来顺应性命之理，制定礼来端正人道的伦常，删定《诗》《书》来彰明圣德和民情，作《春秋》来彰显正气大义。其他有的成为记述之集，有的成为问答之录，无不在阐明圣圣相传的中道，建立承继前人、启发后人的微言。即使曾子传述《大学》、子思阐述《中庸》，也都是阐明先圣的真实传承，从未涉及空洞的道理。可叹自从大道隐没，圣学少有传承，离圣人越来越远，学说也越来越分歧。人们看不见圣人所处的中道，只看见圣人的文字；广泛搜集、博引资料，精微义理反而更加隐晦。于是有了所谓文学派，有了所谓理学派，其端绪萌发于汉代，兴盛于唐宋。沿袭日久，门户自然分立，系统也建立起来，于是“理学”这个名称被视作文人学士的美称。圣贤的学问原本是一以贯之的，义理虽然千差万别，所记载的都是道。他们教人讲学，是要通过学习来达到道。先儒解释“在止于至善”，说是达到事理当然的极点。试想事理当然的极点，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又如何能够产生定、静、安、虑、得等境界？又解释“致知在格物”说，是扩充自己的知识，就着事物穷究它的道理。因为人心的灵明，没有不具备知识；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具有道理；只是对道理还有没有穷尽之处，所以知识也有不完全。他们的意思是要把天下万物都依据自己已经知道的道理，进一步穷究，来求达到它的极点。然而这必定是办不到的事情。圣人教人修身养性，务必从除去物欲入手，推扩自己好善恶恶的知识。达到极点时，清明之德存于自身，用一个道理贯通万事。如果一定要逐件事物求知，即使圣人也不可能读尽天下的书、看尽天下的事，何况能力更低的人呢？又怎么能求达到一切事物的极点呢？哪里知道这类经义另有本旨？致知穷理不过是尽性至命的起步，是诚意正心的引导。所以孔子说：“君子的学问很多吗？不多。”对于不应学、不必学的事情，就说有些事情不必学习、询问、思考、辨析；对于应当学的事情，就不能不学，不能半途停止。无奈人们被文字义理遮蔽，截取章节、拼补句子来求得贯通，舍弃根本追求末节而使自己困扰；或者因为时代不同、事情不同，便产生先前如此而后来那样的变化；或者因为认识改变、见解转移，便出现昨天正确、今天错误的觉悟。没有确定的衡量标准，完全靠比较产生，怎么能坐而言、起而行，经历长久而不衰败呢？如果中道一旦明白，大本已经树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说到它的本体，大到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小到没有什么能够破坏它；说到它的功用，天地共同依循，人与万物共同依循，天与人贯通一体，处处都能得到源头。因此，克制自己、恢复礼是仁，安顿别人、爱护别人也叫仁；有涵养、有敬意是孝，不违背父母并合乎礼也叫孝；致力于百姓应行的义、敬畏鬼神而远离它们是智，利益他人、知人善任也叫智。所得之道有大小，取决于造诣有浅深；既没有隔绝阻碍、难以贯通的弊病，也没有空谈而无补实际的弊病。这就是道学的真实，不像理学那样空疏。虽然如此，理也有至理，至理同样足以表明道。我提出这种说法，并不是说理不可穷究，而是因为万物有本有末，事情有始有终，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师道的变迁 民国六年丁巳九月十二日记

译《尚书》说：“惟有皇上帝，把中正之性降给百姓，使他们有恒常的本性。”《中庸》说：“百姓承受天地之中而出生。”这就是所谓的命，那么性命的源头出于天，在这里大概可以得到证明。然而从后天来看，有圣贤，有愚鲁；有善人，有恶人，成就各不相同，这又怎么解释呢？没有别的原因：人在出生之初所禀受的气质，就有厚薄、清浊的区别；出生以后，又受到习俗变化影响，产生善恶是非的差别。能够保全本来的，便成为圣贤；否则六根任意作用，六尘相互接触，使先天的本性流变为情，情流变为欲，欲产生妄念，妄念又产生贪、嗔、痴。有了贪嗔痴，内心所喜好、身体所做的事情，就都属于欲望妄念之事。败坏法度，放纵礼制，残害性命，即使想保全本来的面目，又怎么能够呢？所以根本虽然同样出自一处，但各自长成的枝干，仍难免有灵芝与楚茨相形见绌的差别。天地对此不能没有遗憾。因此上天保佑百姓，为他们设置老师，使老师能够辅佐上帝，教化世间，端正万民的性命，调齐人类的不齐。恶人遇到这样的老师，就能成为好人；好人遇到这样的老师，就能成为善人；善人跟随老师，就能上升为君子；君子拜老师为师，就能成圣成贤。一个乡里以他为师，一个乡里就兴起谦让之风；一个国家以他为师，一个国家就兴起仁德；天下以他为师，天下就达到大同。师道难道不伟大吗？师道难道不重要吗？所以从二帝三王以来，承受天命、建立最高准则，设置司徒的职务、典乐的官职，施行五教，安抚百姓。从王宫国都直到闾巷，没有地方没有学校。掌教的老师亲自承担尊崇道的重任。小学有小学的老师，教人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到十五岁进入大学，又有大学的老师。天子的嫡长子、庶子，直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民间的俊秀，都和睦地同在一堂，在其中接受教育，学习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尽性至命的学问，经纶世务、参与赞助天地化育的实际功业，修养自己、治理他人，体与用无不具备。处在教师职位的人尽职来承接天命，接受学业的人各自竭尽诚意、自强不息。等到学业完成、德行成就，就推广所学，用来在百姓中验证，使自己的本性在世间得到充分实现。这就是唐虞三代盛世之所以在上面政治隆盛，下面风俗美善，远远不是后世所能比拟的原因。到了周朝衰落，贤圣的君主不再出现，师位不受尊重，大道不被看重，教化日渐衰败，已经衰微到了极点。幸而孔子、孟子生在那个时代，怀抱大道，志在推行却无人理解，只能在民间奔波，私下相互传授。虽然没有在当时实行大道，却创立了万世不可磨灭的道德规范。师道能够建立，也算幸运了。此后大道不再传承，师道几乎停息，士人崇尚奇谋术数，把压倒王侯作为事业，把大道置之不顾，所以气势傲慢。西汉纠正战国的弊病，侮辱儒者、轻慢士人，使天下士人低头追求功名，所以风气懦弱。东汉纠正西汉的弊病，推崇并奖掖高尚，使天下士人昂扬志向、谈论名节，所以风气混浊。晋魏又纠正东汉的弊病，轻视礼法而崇尚恬淡退让，所以风气放纵。自唐以来，正统学问的传承衰微，儒生士子往往沉溺于杂学、术数、词章的习气，不能明白根本，实际应用便不周全。即使有杰出才能，也不过随着所学去求取功名罢了。到了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儒者相继出现，崇尚理学，虽然一时极其兴盛，然而执著拘泥、见识狭隘，不能真正有所作为。明代中期，王阳明纠正宋儒的弊病，倡导知行合一的学说；但闭塞已经很久，沉积的痼疾难以恢复。到了清代末年，制度沿袭科举，学问崇尚文章，学习儒术的人整天伏案，足不出斗室，只图功名。然而也有两三个贤士由功名之路进身，效忠国家、造福百姓。追究他们师徒讲学的时候，尚且没有离经叛道的习气；与今天把圣人的道德斥为迂阔、偷取科学的皮毛便自称文明的人相比，还算是前者好一些。但从天道来说，阴气到了极点，阳气就会产生；否运过去，泰运就会到来。如今阴气已经到了极点，否运将要过去，正是师道应当建立的时候，也是中道应当传承的日子。中道不能传承，是因为师道没有建立；师道没有建立，是因为全世界都不知道尊师；世人不知道尊师，即使有圣人出生在其中，怀抱中道、掌握经纶，也无从把它推行到天下。因为老师一旦降落到尘世，就常常与天地同流；上天想推行它的道，老师就宣扬它的道；上天不想推行它的道，老师就隐退不出，以此守住中道而顺应天意。如今大道的机关已经开启，上天一定会降生圣人来传承中道。天下有了老师，天下的大根本才得以建立，人的性命才得以端正，才能保全并融合太和之气，人人才有士人君子的品行。周子说：“师道树立以后，善人就多了。”《礼记》说：“百姓的生命有三个来源：父亲生育他们，老师教导他们。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才受到尊崇。”由此可知，人不可以没有老师，而天下尤其不可以没有老师。如今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没有讲学的老师，哪里能够达到道呢？没有传授正统的老师，哪里足以谈论学问呢？所以，老师不只是上帝的化身。《尚书》说：“遵循常法，遵循训诫；在上帝那里接受教训。”因此，圣师的德性是聪明睿智，足以临治天下；宽裕温柔，足以包容万物；奋发刚毅，足以坚持原则；整齐庄重、中正不偏，足以保持敬意；文理周密、明察秋毫，足以辨别事物。他的德性广大博厚、深沉如泉水，并且能随时发用；显现出来，百姓没有不敬仰的；说出话来，百姓没有不信服的；施行政事，百姓没有不喜悦的。声名洋溢于天下，德教遍及世间。凡是有血气的生命，没有不尊敬亲近他的。所以《中庸》称道说：“只有天下最圣的人。”如今舟车已经能够到达各处，人力已经能够相通；用子思的话来验证，圣师的出现大概不远了，师道的树立也不远了吧？圣师出现，师道树立。唐尧、虞舜时代的盛况，不难重新看到。即使如此，难道又只是恢复唐虞时代的盛况而已吗？当今时代的大成之学 民国六年丁巳九月十六日记

译人生在当今时代，就要成为当今时代的人。即使不能为万世创造太平，也应当为现世创造幸福，这样才不愧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心。然而，幸福从哪里创造呢？就是讲学。学问怎样讲呢？先成就自己，继而成就他人，再而成就万物，最后成就天下，就是这样。不过，成就自己的学问容易讲，成就他人、成就万物的学问难讲，而成就天下的学问尤其难讲。为什么呢？天下是万民游息之地、万物生长之所，也是各种宗教、各种事务寄托的地方。所谓成就天下的学问，就是要用一个人的心思和才力，把这万民、万物、万事、万教都纳入自身，熔铸完备于一身。这就是它尤其难的原因。然而，正因为它尤其困难，才越能促进我们这些人讲学的兴趣。孔子说：“仁者先经历艰难而后有所收获。”大概是深怕求学的人因困难而退缩，甘心取得小小的成就，所以特意以勉励他们去做困难的事来策励他们。如今海禁已经完全开放，各国彼此交通，正是《中庸》所说的“舟车所到、人力所通，三百礼节、三千仪式，等待相应的人来实行”的时代。我们生在当今时代，就应当成为当今时代的人。想成为当今时代的人，就必须讲习今天天下人人共同遵循的学问。使它推行到东海也准验，推行到南海也准验，推行到北海、西海也都准验；融合内外之道，确实成为随时施行的适宜原则，然后推广到世间，用来建立天下的和谐，建立天地间最高的准则。这样，百姓自然会率先跟从，习以为常而受到大的教化。正如孔子继承尧舜之道，取法文王、武王，汇集众圣人的大成，贯通成为合乎时宜的中道，用它在当时验证成效，乱臣贼子便会畏惧；把它的法则传给后世，愚者智者都会遵循。凡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都不能越出有义、有恩、有秩序、有区别、有信用的原则。无论随人、随地、随事、随时，处处都不能离开这门学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先汇集众圣人的大成，把天道、物性、人性折中到最恰当的程度。因此它在世间发生作用，用来修身，身就能修好；用来整治家庭，家庭就能整齐；用来治理国家，国家就能安治；用来使天下太平，天下就能太平。它范围天地而不过度，曲尽万物而无所遗漏；如玉振金声，始终条理分明。虽然极其神妙，又极其平易而寻常。我们这些人读圣贤的书，虽然对于各种宗教圣人的学问都还不能实行，但志向所趋，仍然应当以孔子为最终归宿。因此孟子亲自说明自己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学习孔子的大成之学。战国时代，道义广大而无处容身，确实不是发展大成之学的时机；但孟子尚且想继承孔子的学说来等待后来的时代，何况现在呢？抬头观察天象，盛运将要开启，元午正当中，道的机缘将要显露，时机已经到了。低头查看地图，大地之道已经完全开通，舟车彼此到达，水陆交通便利，条件已经具备。再看人事，各种语言互相翻译，五洲的书籍将要使用同一种文字，宗教彼此容易了解，万圣的宗旨将要汇合为一，和合的条件也具备了。我们这些万劫以来未曾复归本真的人，恰逢这千载难逢的时会，正是《尚书》所说的“思虑善良然后行动，行动只在合宜的时机”，也是孟子所说的“即使有▯基，仍不如等待时机”的时机。我们应当赶快把《大学》三纲领的大道、八条目的学说，研究精微、探求深奥，先在自己身上实行；显露权宜之道所蕴含的真实，再推广到世间，建立中和的基础，开创大同的先声。千万不要说大道广大，无法把握；不要说学问高深，无法精进。《中庸》从顺应本性、修明道开始，推到极致，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得到养育。《大学》从诚意、正心开始。归结到最后就是天下太平。总之，道虽然高远，学问虽然广大，但其要旨不外乎顺应本性的门径和彰明光明德性的程序。既然有可以进入的门径、有可以遵循的程序，又为什么不赶快奋起直追，把心力熏染于孔子，留下这有待后世的大成学说，用来成就自己、成就他人、成就万物、成就天下呢？如果不这样，有的人醉心于太上之道，有的人把志向寄托在禅宗；更等而下之，有的人寄身于耶稣教、回教，有的人钟情于欧洲化。虽然都可以说其志向没有恶意，但究其道学而言，以天道为主的学说，只适合实行于归化时代，如今还不是时候；以性道为主的佛学，只适合实行于进化时代，如今也不是时候；耶稣教、回教等学说，虽然也能尊崇重视博爱、合群，但问到五伦八德，却缺少而不讲，只适合实行于文明初开时代，如今那个阶段已经过去，时机已经不适宜了。至于近来西方文化传入东方，学说革新，虽然变化层出不穷，但用实际情况来检验，适合这里的，多半不适合那里；适合西方的，多半不适合东方；适合以前的，多半不适合以后。即使它们的物质文明并非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军队强盛，使生活富足、器用便利，究竟说来，都只是大道局部的差别和发展，而不是大道整体根本的发展。所谓可以学习的事，并不一定就是应当学习的道。因为道有道的运势，事情也有事情适宜实行的时机。如果能够见到细微征兆就行动，便会事半功倍；如果违背大道而行，就会无益反而有害。所以我们处在这个大交通的时代，应当讲习大成之学，以求达到大化之功，使天下成为大同之世，这样才差不多算是生在当今时代、成为当今时代的人，生时荣耀，死后令人哀悼。时机啊，时机啊，不可错过；时机啊，时机啊，不会再来。凡是我们同道之人，都各自努力吧。修养德性是当今的急务 民国六年丁巳九月十八日记

译道德学社开办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了。凡是爱好道术的诸位君子，来社里相互切磋琢磨的人，常常不乏其人。这也足以看出亲身实行、实际践履已经有了成效。如今南京分社成立，那些乐于行善、喜好大道的人，也听到风声而纷纷起来，接连不断地来到这里，赞助扶持、提携教导，踊跃异常。这又可以看出，有德者不会孤独，一定会有邻伴；上天没有不顺从人的愿望的。不过，人心并不一致，愿望各不相同，人的善恶也由此分开，上天的赏罚也由此判定。善人降下祥瑞，恶人降下灾殃，这是天道自然的规律，也是人事无法逃避的。可是，在红尘苦海之中，一切贫贱、祸福、赏罚虽然出于上天，而实际造成和转化它们的却在自己。栽培树木的，天就培育它；使树木倾倒的，天就覆灭它。《尚书》说：“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三心二意，行动没有不凶险的。”可见吉凶不相逾越地取决于人，天降灾祥则取决于德行。由此可见，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取的。因此，讲求修持的人总是戒慎恐惧，养护本性以侍奉上天，修养德性唯恐来不及，减少过错唯恐做不到。这就是他们能够在当时保全人格、为万世树立命运准则而声名不灭的原因。当今世上的人，不知道修养德性是什么，只知道名利可贵，放纵情欲、满足欲望，作恶而自我残害，使灵魂的种子堕落，流转于三涂，实在可悲。还有人用一种自我宽慰的说法，认为生前的罪恶死后就结束了，何必因为“行仁却不富贵”之说而自寻苦恼。说这种话的人，是不知道灵魂因果的道理。人的躯壳虽然会死，灵魂却不会死；灵魂不死，那么生前所造的罪恶又怎么能够了结呢？世间只有富贵荣华一死便结束，唯独善恶这两种业，身体虽然死亡却仍不能了结，世世代代缠扰灵魂，因果始终相随。这从哪里可以看出呢？试看有修持的人，在六通之中具备一种神通的，他就能知道自己历劫以来经历过什么，或善或恶，就像看手掌上的纹理一样，一念之间便能全部照见。正如文昌夫子说：“我十七世都做士大夫，从未虐待百姓、做酷吏；救人危难，救济人的急困，怜悯孤苦之人，宽容人的过错，广泛地行善积德，上感苍天。人若能像我这样存心，上天一定赐给你福报。”如今反复玩味这些话，确实没有欺骗我。又如关夫子飞鸾降笔，显现神异来劝人行善，到处都有人说起这些事。想来诸位也都已经听得很熟了。由此看来，可以知道躯壳虽然死亡，灵魂却没有死亡；又可以知道，喜爱善、憎恶恶，确实同灵魂有密切而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德性不可不修，恶行不可不去。去除恶行、遵从善行，就是增进德性、修治事业；增进德性、修治事业，就是在祸患尚未显现时消除它。当今战争不停，水灾频繁，又加上瘟疫流行，老人死于沟壑，壮年人四散各方，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不能团聚；而上天正接连降下疾病，丧乱极其繁多，从未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追溯它的原因，无非是人心不正，违逆天道而行，所以才降下这种极大的凶灾。有人把罪责归于天地不仁，把万物当作刍狗，却不知道天地本来没有什么事，是人自己扰乱了它。施展奸谋，运用手段，只图权力利益，把德性置之不顾；只要能得到权利利益，即使自身和亲人遭受毁灭也不顾。孟子说：“上下交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看看今天的世道，也是一个上下交相争夺利益的世道。他想削弱我的权力，我想夺取他的利益；彼此争夺、给予、杀戮，你欺骗我、我猜疑你，不知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哪里知道，权力利益既然靠手段取得，最终也一定会因横暴悖逆而失去。《大学》不是说过吗：“言语违背道理地说出去，也会违背道理地回到自己身上；财货违背道理地得来，也会违背道理地失去。”曾子的这句话确实可以作为殷鉴。如今民国，动乱没有定期；要寻求治理国家的方法，更应当以道德为根本。上至总统，下至国民，全都把修养德性作为急务，才能收到治理国家的成效。德，就是大道的作用，是天地万物所依凭的。人有这种德性，性命就端正；地有这种德性，万物就生长；天有这种德性，日月就光明。这正是天地万物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东西。人依据它来修养，又依据它来行事，即使有内忧外患，也不难平定。《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达到。”《大学》开头说“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叙述功效则说“天下太平”。所以尧能够彰明崇高的德性，万国就和谐；舜温和恭敬、德性深厚，各种政务就井然有序；禹广泛施行文德，七十天后有苗国就来朝见，这些都是德化的明确验证。没有别的原因：君子的德性像风，小人的德性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倒伏。这是中道自然的规律，也是人道所归向的地方。就今天的打算来说，想要拨乱反正，除了这条路还能从哪里走呢？我私下希望今天朝廷内外、上下各方，人人都洞察时势的艰难，顾念百姓的疾苦，敬畏上天的命令，怀抱大公至正的心，实行这种大德之道，使正气充满天地之间，而群阴自然在无形之中化解，哪里还会有动乱呢？到那时，天与人都归向他，名位必然获得。《中庸》说：“所以有大德的人一定会承受天命。”我们不应把这句话当作河汉而不信。元自十五岁听闻道理以来，接近于修德，已经四十多年了。看天下的事情，都像梦幻泡影，只有修德的人才有归宿。因此我曾说：不希望天下人都学习圣贤，只希望天下人都像我这样存心，那么天下就不会有不平之事。如今说修养德性是当今的急务，就是希望人人成圣成贤。元虽然没有德行，但私下揣度当今时代，必定有有德之人闻名于世，以德来治理天下，使天下人迁移于义、尊崇德性，讲习学问、明辨善恶，逐渐接近士人君子的品行；到那时就会知道我这些话是有所作为的。不过，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会兴起，又何必一定要等待文王来显扬他们呢？道的根本 民国六年丁巳九月二十日记

译道实在难以讲说。说得深了，人难以明白；说得浅了，人又容易忽视。所以历来讲道的人，只指出一个方面，让求学者自己领悟。如果没有聪慧的心来参悟，即使整天解释，也很难使人明白其中的奥妙。孔子说：“举出一个角落，却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落，就不再教他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道有后天、先天、先先天的分别，而讲道的人举一反十，守持一贯相传的道理，使聪明人见了就称为聪明，使愚笨人见了就称为愚笨罢了。如果过分高谈性理，听的人不能领悟，反而容易误入迷途。例如讲先先天之道，说道本来是自然，却不知道自然也不是道；说道本来是无为，却不知道无为也不是道，有为更不是道；说道本来是不可见、不可闻，却不知道不可见不可闻也不是道，可见可闻更不是道；说道不可思议，却不知道“不可思议”也不是道，可以思议更不是道；说道不外乎人情，却不知道人情也不是道，超出人情更不是道。要知道，在这些非道之道中，其中就有真正的道。否则，道生天地人物，包含色与空、太空、各种有和各种无，仅仅一个“道”字就足以全部概括。为什么《道德经》开头又揭示“道、道、道”三个“道”字呢？因为讲道如果不先把先先天、先天、后天之道分别清楚，道的总根源反而会晦暗而不能显明。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太上经过函谷关，因为关尹子的请求，担心大道失传，后人无从考证，所以就把不可名状的勉强加以名状，把不可言说的勉强加以言说。哪里知道，自汉代以来，竟把“道、道、道”改作“道可道”，这已经丧失了太上立言的玄妙。若从后天来说，改成“道可道”，道理也说得通；但若用先天之道来衡量，就相差不止毫厘而已。第一个“道”字，说它是无极，其实还不是无极；说它包罗天地、养育众生，其实包罗和养育这些说法都有可以思议、可以言说的内容，仍然不足以比拟第一个“道”字。第一个“道”字，是无始无终、无内无外，大到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小到没有什么能够剖破它，弥漫包容于一切有和天地之外的、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道。至于可以思议、可以名状的道，就是第二个“道”字；勉强称它为无极。第三个“道”字，勉强称它为太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太极之中就包含着阴阳的根本和起始；至于非常之道，才是分别阴阳、形成形象形体的变化。所以说：“无名，是天地的开始；有名，是万物的母亲。”正如太上说“先有我的神，后来才有天”，释迦佛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耶稣说“除了我以外，别无上帝”，这些都属于非常之道。因此，道的根本和道的玄妙，虽然可以思议、可以名状，实际上却很难真正思议和名状。不只是大道难以思议名状，就连一个“道”字之间所包含的无量天地，其广大精微，又哪里容易思议名状呢？假如有一种速度，一刻能够行走十万八千里，大约要六十四年多，才能到达另一个天地的边界；然而还不能完全穿越过去。那么无边无际的宇宙，又怎么能够思议它的广大呢？由此可知，地球不过是道中的一粒微尘罢了。我们人居住在地球上，其微小又怎么能够比拟呢？即便如此，天地并不算大，我身也不算小。因为人的性灵本来就是上天降给人的本性，天地万物都从同一个根本产生。天地虽然广大，也仍然只是浑然一体的一个物体；人是天地之心，可以参与并辅助天地化育万物，超越于天地之外。所以，能够知道一个天地，就可以知道一个个天地。天地虽然各有不同，但天覆盖、地承载这一点没有差异；人与万物虽然各有不同，也只是动物、植物以及大小略有差别罢了。也如同这个天地中的人与万物，西欧、东亚虽然不完全一样，大体上也没有差错。道的状况也类似于此。为什么知道地球只是太空中的微尘呢？抬头观察列星，那些灿烂有光的，是道的光华；极阴之气肃穆凝重，向下凝结成为大地；极阳之气炽盛明亮，向上浮动成为北辰。太空之中，只有地球和北辰寂然不动，而日月星宿都绕着北辰运行。北辰是天地的主宰，地球处在太空之中，犹如一棵开花的树：根像地球，花像星宿；花枝摇动而根株不动。然而一切运动，都是由于北辰的元气运行。它运行千万年如同一日，正如人身中的气，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却自然如此，周流不息，从来没有间断。大的星体有十万八千个，细小的碎屑则还有无数。一颗星中，又包含十万八千卦爻。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都是星光的精气所化；在天上形成象，于是才能在地上形成形体。这天道的玄妙，实在有不可思议之处，哪里是普通人的心目所能看见、所能臆测的呢？之所以要探求这个道理，是因为道不是源于心，而是源于性；不是源于性，而是源于天。语言是心的声音，心并不产生道，又怎么能够教人以道呢？本性不兴起思虑，本性接近道，又怎么能够使人明白道呢？上天不发言，天就是道，又怎么能够把道传授给人呢？谁能说它，谁能听见它？世间一切有形之物，都是幻境，我所说的话又怎么能超出一切有形之物呢？世间一切有形之物都产生于道，我所说的话又何必超出一切有形之物呢？有存在吗？无存在吗？又怎么知道有属于无、无属于有呢？我不想说话，只愿性光普照罢了；又怎么能使人内在的境界接受这种性光呢？我不得已而说话，说话必然带有思虑，这难道还能叫作无思的本性吗？这些话已经不能代表我的本性，又怎能希望代表我的道呢？然而，说它大则没有什么能够承载，说它小则没有什么能够剖破，道难道在这些之外吗？但大到无物能载、小到无物能破，又怎么能穷尽这个道呢？一元之理气在太空中运转，星辰依附于它，万物由此产生。

译鸟得到它就能飞，兽得到它就能行走，鱼得到它就能游，草木得到它就能繁茂滋长。确实有一种无人作意却自然发生、无人招致却自然到来的东西存在。这个理气是道所寄托的，并不就是道本身，又怎么能把道所寄托的东西当作道呢？道实在难以传授给人。假如道能够传授给人，那么父亲可以传给儿子，哥哥可以传给弟弟；这样一来，道就可以成为私有之物，又怎么能把可以私有的东西当作道呢？文字用来承载道，但《诗》《书》都是古代留下的痕迹；既然是痕迹，就是过去的遗迹，而不是道本身。因此，完全相信书，还不如没有书，又怎么能直截了当地说《诗》《书》就是道呢？乘船到达彼岸，读经而获得道；既然已经到达彼岸，就不再需要船；既然已经获得道，就不拘泥于经书。如果心有所执着停留，就说明还没有真正得道。有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能够给人规矩，却不能把巧妙的技艺直接给人。他曾在暗室中雕琢东西，想方就方，想圆就圆，大小合乎尺度，长短全都准确，然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又怎么能够把它教给别人呢？这必定有超越形体之外、存在于其精神中的东西。类似这样的，也许接近于道吧？所以说：“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才是最高境界。” 要渡人，必须先渡自己 民国六年丁巳十一月十四日记 讲学的要旨是：太上教人归于真实，佛祖教人恢复本性，孔子教人使自身真诚。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他们的原则是相同的。自身怎样才能真诚？先修养自身，然后才能真诚。自身怎样修养？改正过错就是。过错怎样改正？必须先从明辨善恶做起。一念的差错、一件事的错误，都叫作过错。刚开始时没有察觉，后来良心显现，没有人不想痛改前愆；但转念之间，良心一旦丧失，就退居到无力主宰的位置，隐秘的私欲又生起，不能立即改正，于是无心的过错就变成了有意的恶行。狠毒的人便任其发展，奸诈的人便替它文饰，愚昧的人便对它蒙昧，懈怠的人便安于现状。于是由细小变成巨大，由少数变成多数，流变成大恶。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善还没有明白，所以没有自主的力量；因此听到义却不能迁就而行，见到善也不能勇敢去做，或者认为今天不说，明天再改；这件事已经败坏了，就改另一件；这次不追究，下次再改；一味宽纵自己、自我欺骗。日复一日，终身陷在过错之中罢了。如果真能明白善，立即树立真心，主宰善恶：善就扩充它，恶就克制它；由勉强去做变成乐意去做，由乐意去做变成自然而然；习惯养成之后，自然念念合乎天理。做每件事都合乎中道，没有丝毫失于检点的念头，没有仓促之间违背道理的行为；即使想作恶，也做不到了。然而，这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圣人如孔子，尚且说假以年岁来学习《易》；贤人如蘧伯玉，尚且说自己还不能做到少犯过错。所以人只应当把改过看作可贵，不能因为自认为没有过错就停止进步。不仅别人都看得见的过错要改，别人不知道的过错更要努力改正。圣贤教人慎独，确实是有道理的。今天改正一个过错，明天再改正一个过错，过错减少一分，阴气就减少一分；阴气减少一分，阳气就增加一分。由此改变气质的偏向，断绝嗜欲之情，端正隐微的念头。时间久了，良心显现，静时守存，动时省察，自爱而能自主，喜爱万物却不被万物役使，顺应上天而不违逆人情，就可以立身于没有过错的境地了。务请各自反省察看，凡是一念一事，善的就选择它并遵从，不善的就改正。过错改正，善就容易明白；善明白，过错自然改正；这样自身就真诚了。希望大家勇猛精进，不要气馁，不要畏惧。我们大多属于上等根器，自己问自己几乎没有过错，何必还要改呢？只是因为进入世间以后，附着于一个躯壳，受到情欲诱惑、外物牵引，被名利束缚，逐渐沾染富贵、迷失于红尘，却自己不知道。等到处境遭遇不顺，烦恼丛生，于是良心显现，想出来主持事务；只是长久堕入罪孽之海，拯救拔脱并不容易。一讲修持，反而有许多魔障。大海茫茫，风恶浪险，逆流而上，勇敢的人固然能够回头是岸，恢复本来面目，使整体登高；懦弱的人却被七鬼六怪、各种魔障缠身，不能自己作主，只知道随波逐流，东涂西抹，一遇到险恶的滩头，就任凭自己沉溺，永远不能恢复。怎能不令人长叹！今天讲学的用意，是造一条船，在波涛之中渡过世上的众人。应当随时、随地、随事、随人，大声疾呼：“某处是险恶的滩头，死了多少人；某处是道的彼岸，可以得到救助。你们赶快上船，以到达彼岸。”但人总是不相信，登船的人很少；对他们来说，是被魔障阻挡，已经无法施救；对我来说，则必须把心愿完全尽到，才可以卸下责任。佛祖发愿要渡尽众生，然后才成佛；而众生还没有渡尽，他已经成佛了，是因为他的心愿已经尽到了。孔子周游列国，孟子辗转接受诸侯供养，道虽然没有在当时实行，但他们的心愿本来已经尽到了。本社也应当立下这样的志愿。只是要渡人，必须先渡自己；渡自己的方法，前面已经说过，不过是改过修身罢了。但刚开始下手，尤其要认清魔障的根源，斩断情感的罗网。凡是发动一个邪念、不合乎道的念头，都是魔根，必须认清；凡是诸亲六眷中阻碍我修持的人和事，都是情网，必须斩断。然后改过修身，建立功德，才有把握。至于去除名利的障碍，并不是说要像僧道那样抛弃父母、别离妻子、断绝人事，独自苦修苦炼，不过是安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行事。学习并且时时温习，就是所说的修养自己的天爵，而人爵也会随之而来；这样，俸禄就在其中，快乐也在其中。所以，大道一定使人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定使人获得应有的俸禄，一定使人获得应有的名声，一定使人获得应有的寿命。先做事而后收获，名利哪里值得计较呢？试看世人争名夺利，不依正道取得，能够不丧身败事的很少，真是可怜，如同蚂蚁依附腥膻，苍蝇追逐臭味。以人的眼光来看，应当有什么感受？可惜他们从来不曾回头反观自己。佛说红尘是苦海，遍地都是粪坑。回头反观，难道是虚妄的话吗？顺治的诗说：“我本来是西方的一名僧人，为什么流落到帝王之家？”可见看破红尘之后，名利哪里还能束缚人呢？希望诸位改过来修身，明辨善恶来使自身真诚，成就自己、成就万物，渡自己、渡他人。众人共同用力，事情就容易办成，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论语》开篇第一章的精微意蕴 民国六年丁巳十二月初九日记

译《论语》这部书，我们从小就熟读于口。按照文词的表面来解释，似乎觉得全书的义理都已经贯通于胸中。然而从孔门的心法来看，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藏有性与天道在其中；如果不是智慧周遍法界、德性通达帝谓的人，极难明白其中的深层精微。所以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夫子关于本性与天道的言论，不可听闻。”又说：“夫子的围墙有几仞高，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美好、百官的丰富。”就连曾子亲自接受圣人教诲，尚且不知道“丧欲速贫、死欲速朽”这句话有什么用意，何况今人距离圣人越来越远，哪里能够测知他的深处呢？以颜子的聪明，听到一点就能推知十点，尚且说“仰望它越发觉得高，钻研它越发觉得坚；看它似乎在前面，忽然又到了后面”，足见孔子的道，实在是说大则没有什么能够承载，说小则没有什么能够剖破；先于天地而存在，天地不能违背它；顺应天地之后，又奉行天时。因此，他立言传世，纯粹以本性与天道为根本；他所建立的言论，就是道流行的正轨，并不是世俗文字那样毫无实际意义。比如《学而》一章，万教都包含在其中，中外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已经概括无遗。后人把它列入全书开头，也是因为它在天上形成了象。为什么说万教都在其中呢？从入世方面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学习，没有一件事不从事于学习。“学”这一个字，已经包括人的一生和全部生命。然而有学习却不能成功，是因为没有时时温习实践的功夫。所以“学而”的“而”字，就是进了一层。有了“而”字的作用，凡是有所学习，就一定有所成就，一定能够享受它带来的福益，所以说“不也喜悦吗”。学习若没有“而”字的作用，即使能够时时温习，也不能得到“喜悦”一词的实际效果；即使在世上得到任用，也不能建立真正的功业。试看中国的文人，下笔千言，并不是没有学习；但一旦进行创作，常常以失败告终。又如中国的技艺，也不是没有学习，但最终比不上外国的精巧。推究原因，只是有学习的功夫，没有“而”字的功夫。“学而”的“而”字，就是极深地研究事物的精微：学习而思考，思考而学习，研究真理所在。例如西方人之所以能够富裕强盛，就是有“而”字的作用。看他们的一技一艺，一个人做不成，就有人接着做；前辈做不成，后辈继续做；一定要达到圆满成功的目的才停止，这就是得到“而”字作用。然而，西方人虽然能够富裕强盛，终究只是形而下的器物，不过符合“学而时习之”的表面。可是这一章的真实意义，是在说形而上的道。它所说的“学”不是寻常的学习，而是性命之学，是《大学》之道的学问。所以子夏根据这个“学”字加以阐发，说：“君子学习，是为了达到他的道。”学习如果没有达到道，就是后天习俗的学问；即使有所喜悦，也只是情欲之乐，有时会穷尽，不能永远享受。只有学习达到道，小到用来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往上可以显扬父母、建立名声，往下可以给子孙带来福荫；自己困穷时就独善其身，通达时就兼善天下。因此，“学而时习之”，就是老子所说的“常常有欲，用来观察它的端倪；常常无欲，用来观察它的奥妙”。随着事情采取行动，随着认识采取行动，随着如实的状态采取行动，巧妙地运用心力，使一切都归于真实本性。真实本性清净，不生不灭，这难道不是“不也喜悦吗”？“不也”两个字不是寻常的意思，另有一种天然的状态，就是佛所说的相似觉、真如自在。有朋这一节，从人情方面说，学问有了成就，可以成为人的法则，所以有同类的人从远方来到这里。有人来取法于我，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孔子的话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关于性与道的言语，是出世的学问。所谓“有朋自远方来”，是由于学习而时时实践，学习达到道，明白自己的本心，见到自己的本性，能够出入幽冥，与古代的圣贤、仙人、佛相互往来。正如《创世记》所说上帝教导摩西，《诗经》所说上帝对文王说话，孔子在羹汤中见到尧，在墙上见到舜，在琴声中见到文王，在梦中见到周公，佛所说三世诸佛念念现前之类。否则，孔子重视人伦，为什么只用“朋”这一个字来立言呢？由此思考，才知道言语之外另有旨趣。所以说“不也快乐吗”。所谓“不也快乐吗”，就是佛所说的分证觉、登地菩萨。“人不知而不愠”，凡是藏才待时的贤者，以及遁世而内心不忧闷的圣人，都包括在内。“不也就是君子吗”，就如佛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似乎是君子，又似乎不是君子；与众人和谐却不随波逐流，这不就是君子吗？仅仅这一章，古往今来的人事，以及世内世外的学问，一切神妙的成就，都已经概括无遗。由此可见，圣人的书，如果不是真正得到心法传授的人，就不能测知其中万分之一。一个“学”字，哪里容易说清呢？生在当今时代，成为当今时代的人 民国六年丁巳十二月十六日记

译常说英雄创造时势，时势也造就英雄。这两句话，人人本来都知道，也都能说出来。然而当今时代风云变幻，转瞬难以预测，真是造就英雄的时势吗？世局的变化不能说不久，牺牲不能说不大，可是委曲求全、苦苦寻求英雄，却屡屡找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世俗所谓的假英雄，他们的志向，总是说：“古代的人，古代的人。”但详细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与所说的不相符合；他们隐蔽内心，向世俗献媚，内心却如盗跖，这种人到处都是。他们是古今的罪人。古代英雄若有灵魂，将请求上天诛杀他们，使他们的身体遭受惩罚，也使他们的灵魂种子堕落。否则假英雄就会充满天下，世人又凭什么受到劝戒呢？如今战争不止，杀人遍野遍城，灾害疫病丛生，死亡的人到处都是。像这样种种苦恼，一天比一天严重，哪里知道不是上天震怒，降下这些自取的灾殃来惩罚恶人、劝勉善人呢？明达的贤哲看到这样的时机，不禁生出戒慎恐惧之心和悲天悯人之怀。本学社在燕市讲道，在南都设立分社，虽然不敢说是承受天命、推行大道，但修养自己、安定他人，建立中道、树立准则，确实是我们这些人的愿望。太上说：“人的身体难以获得。” 生在中土很难，遇到大道很难。反复玩味这些话，再结合时势思考，怎能不猛然醒悟？如今父母既然赋予我形骸，上帝又赋予我灵性，这就是人的身体难得，而我如今已经得到了。中土是大道开发的源头，是礼仪之邦、天下文明之地，大同的胚胎或许就要在这里形成。我们已经生在中土，这就是中土难生，而今已经生在这里。峻天大道，三千年开花，五千年结果，如今又遇到大道宏大开展的时代，这就是大道难逢，而今已经遇到了。诸位不妨回过头来亲自思考：我们万劫沉沦，想得到人的身体，已经是万幸；何况如今既得到人的身体，又生在中土；既生在中土，又遇到大道弘扬开展的时代。不知道经过多少劫的修持，才得到今天这样的命运，怎么可以不自爱？怎么可以不自重？什么叫自爱？就是生在当今时代。什么叫自重？就是成为当今时代的人。想成为当今时代的人，必须先懂得时务。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既然生在当今时代，就必须先认识当今时代的时务，然后提倡顺应时势、拯救世人的学说，冒着天下的风险开发万物、成就事务，成为万物之先，使万国都得到安宁，这才是天下所尊贵的。从前，处于困穷低下地位的圣贤君子，以及显达而居于上位的帝王豪杰，他们之所以能在当时享有盛名、在后世留下芳香，大概都是因为能够识察时务，开创适宜古今的大道。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以圣人而担任君主或宰相，爱民如子，使唐虞三代达到盛世，千秋万代共同敬仰；孔子、孟子以平民身份成为圣人，出类拔萃，天下人奉为万世师表。像这几位圣人，如果没有至高的德行，又怎么能够凝聚并成就至高的大道呢？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虽然不敢以成圣成贤自许，但由士人希望成为贤人的心志，不可没有；由贤人希望成为圣人的志向，不可不立。士人希望成为贤人，是明白善道的学问；贤人希望成为圣人，是诚正自身的道路。什么是诚正自身的道路？就是实行大德而归于仁的学问，即使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仓促时一定如此，颠沛流离时也一定如此，这是通过学习来达到大道。什么是明白善道的学问？就是效法忠信君子的行为：对内修治隐微的邪念，辨明疑惑；对外见到贤人就想着向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内外都修治，选择善道并坚定地执守。这就是由善行达到学问，也就是士人希望成为贤人的志向。王子塾问孟子说：“士人应当以什么为事业？”孟子说：“尊崇志向。”尊崇志向的学问，又是明善、诚身的先导。大凡事情没有不是以志向为前提的。因为志向这种东西，内含勇的真气，可以帮助人果断坚毅，所以志向所达到的地方，学问没有达不到的；学问所达到的地方，德行没有达不到的；德行达到极高境界，大道就没有不能凝聚成就的。《中庸》说：“如果没有至高的德行，至高的大道就不能凝聚成就。”这是说忠信君子以大德归于仁、一以贯之的学问。能够明白其中精微的诀窍，起而实行，成圣成贤又有什么困难呢？尧、舜、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不过是得道罢了；盗跖之所以成为盗跖，不过是没有道罢了。什么叫没有道？就是机巧变化、巧诈欺骗的行为。什么叫道？就是孝、弟、仁、义的本性。如果能够进入孝弟仁义的门径，就能成为今天的君子；登上孝弟仁义的正堂，就能成为今天的贤人；进入孝弟仁义的内室，就能成为今天的圣人；进入内室而大定，达到“帝谓常通”的境界，就是今天的神人。孔子说：“下学而上达。”孟子说：“自身具备它叫作信，充实叫作美，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广大到能够化育万物叫作圣。” 圣而达到不可知晓的境界叫作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圣人成就自己、成就他人、成就天下的学问，都记载在简册中，可是后世却不加审察，也不去实行。那些奸狡的人，竟假借仁义，自作聪明，把人驱赶并投入罗网、捕获和陷阱之中，却没有人知道躲避，真可悲啊！凡是我国的人民和君子，既然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又幸运地得到这万劫难逢的身心，就应趁着美好年华尚未老去，依循忠信君子的行为，进修以大德归于仁的道路，穷尽本性而达到天命，与天地共同参赞化育，成为乾坤的肖子、天地的完人，不让尧、舜、孔子、孟子只在前代独享美名，并使后起的圣贤英雄有所取法。这就是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成就今天之人的道理。这个志向、这门学问，幸勿忽视！种下因，证得果 民国六年丁巳十二月二十日记

译我私下思考，天地万物之中，只有人最为尊贵。人为什么尊贵？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既然是万物之灵，理应超出万物之上，种下一世的善因，证得万世的善果，使灵魂的种子保存于不生不灭之中。像佛、老、孔、孟这些人，才不至于虚度一生。但是人的本性并不相同，根基和种性各有差别，因此修治自己、成就自己的等级也各不相同。做人不作恶，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保存良心，勤于职守、安守本分，这是下等。居家完全尽孝，出外讲求弟道，发善心，做善事，成就自己同时又帮助成就他人，这是中等。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使自己与天地的德相合，为天地确立心性，为万物确立生命，这是上等。做人只要具备其中一项，就是道德中的仁人君子。有这样的道德之因，必然得到道德之果。既然得到这样的果报，那么他的性灵自然一定超出气数之外。所以道德，是人的全部本体和宏大作用。保全其本体，就是上帝的肖子；扩充其作用，就是天地的功臣。今晚我们同道之人共同聚集在这里讲演道德，虽然不敢说是在代表圣人行道，然而不能不把这件事引为自己的责任，以此自我尊重。将来大道广泛开展，天下受到感化，各国协和，难道只是我们讲道德的人之幸，也是天下人的幸事。试想这种因缘是从哪里来的，难道可以浅薄地忽视它吗？道祖说：“人的身体难以得到，生在中国难以得到，遇到大道难以得到。”如今上天赐给我们良好的身体，使我们长大在中国，出生在大道即将广泛开展的时代，应当知道这种因缘，不是一世积累而来的，而是生生世世、有功有德，才有今生的相遇。这种相遇既然是在艰难中得来，就应当也在艰难中保全它，战战兢兢地自我持守，不可有一刻懈怠，以期达到上乘境界。佛祖说：“要知道前世的因，今生所受的就是它；要知道后世的果，今生所做的就是它。”这句话确实是修道人的真谛。天地之间凡是成就一件事、建立一项事业，绝没有无因而成的；它之所以能够成就，都是由于前因。不过其中要分善因和恶因：善因自然得到善果，恶因则得到恶报。因果循环，感应分明，佛、老两位圣人的话，确实没有欺骗我们。儒家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因果，但因果之道实际上散见于各部经典之中。例如《尚书》所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论语》所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中庸》所说：“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孟子》所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来的。”诸如此类，都包含着因果感应的道理，详尽而周全。只是世人不能察知其中的根本，就把感应看作老氏的道理，把因果看作佛氏的道理，把善恶看作儒家的道理，分门别户，于是产生了派别。却不知道善恶、因果、感应，其最初的根源都始于一个念头的积累。念头善就是道，就是德；念头不善就是无道，就是无德。无道无德，都不是儒、释、道三家的教义。儒、释、道三家的教义，都不超出道德二字的范围。不仅这三教不超出这个范围，所有宗教也不能超出这两个字。比如耶稣讲博爱，也根源于道德二字。为什么呢？当他最初发起博爱的心念时，就是道；把博爱的心向外推行，就是德。又如穆罕默德讲认真敬事，发起认真的心，就是道；以认真的心推行并恭敬地办事，就是德。其他种种情形，都可以类推。由此看来，道德是所有宗教的根源，所有宗教则是道德的寄托。它们的礼法相同，而作用是一致的。不过世上的修道者，因为种下的因各有差别，所以证得的果自然不同；但这都不妨碍道德的本能。而且道德是天地的元气，是人物的大本。失去这种元气，天地就无法存在；没有这个根本，人物就无法产生。道德的功用，不是很伟大吗？然而人物虽依靠道德而生，道德也要依靠人来彰显。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有子说：“根本确立，道就产生。”这说明天地万物的道都要靠人来建立，所有宗教圣人的道都要由人来彰显。归根到底，也只在于每个人各自修持、证验而已。修忠信之道，证得忠信之果，是君子；修忠恕之道，证得忠恕之果，是贤人；修中和之道，证得中和之果，是大贤；修中庸之道，证得中庸之果，是圣人。就像佛门弟子，修声闻道，证得阿罗汉果；修缘觉道，证得辟支佛果；修菩萨道，证得菩萨果；修如来道，证得如来果。修得一分，就证得一分；种下十分，就得到十分。道德没有穷尽，修持和证验全在自己，这就是所谓“造化由己不由天”吧。只是世人不得其门而入，于是难以知道其中深厚的意味和真正的快乐。如今我们既然知道道德的门径，怎么可以不自我奋发、警惕勉励，以身作则，率领天下人人都生活在邹风鲁雨之中，使天下一家，把红尘苦海转变成极乐世界？这就是我们讲道德的全部心愿。千万不要错失昙花一现的时机，各自勇猛精进。能够在天下弘扬大道的人，就能证得无上道果，德行与上帝相配，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应当敬慎地牢记这件事！教育与强弱的关系 民国六年丁巳十二月二十三日记

译谚语说：“宁肯十年不读书，不可一日接近坏人。”这虽然是俗语，其中实在有至理。人自出生以后，本性与情欲混杂，就不能完全为善。因此历来谈论人性的人，各有不同说法：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告子则说人性有善有不善。究察他们立论的本意，所谓性善，是从先天本体上说的；所谓性恶，是从后天情欲上说的；所谓性有善有不善，是从后天习气上说的。三人的说法界限不同，建立的本体也各不相同，本来各有道理，足以圆满成立自己的学说。然而终究不如孔子所说“性相近，习相远”两句话，把先天和后天合在一起而一贯说明，才算独自得到了完整的道理。圣人立言的深意，哪里是浅尝辄止的人所能窥见万分之一的呢？人的本性既然受到气质拘束、外物蒙蔽，存在这样的不齐等，于是养气的学问、格物的功夫也随之建立，用来遏止它的流转，返回它的本来状态。这就是率性而行的君子不能没有修道的教化，也是近世谋求富强的教育家所应当深切审察的。现在的教育家，也有人提出德育、体育、智育为教育的三个要素。可是急于求功、贪图眼前利益的人，夸耀富强的说法，于是丧失了教育的根本，舍弃根本而追逐枝末，这同爬到树上去找鱼有什么不同？所以天天说富，反而越来越贫；天天说强，反而越来越弱。这是谁的过错呢？负有教育责任的人，应当回过头来探求其中原因。回想近年以来，西方风气逐渐传入东方，一批人士倡导变法维新的学说，企图以此建立富强的基础。于是学校林立，分科分级，教育可以说完善了，强国的根本也可以说建立了。为什么变法以来反而不如未变法以前？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舍弃祖国的道德，而承袭西方的皮毛，取舍没有掌握其中的原则。况且浅薄的人甚至提倡毁坏孔庙、废除经学，把圣人的道德视同草芥，把三纲五常看作荆棘。于是民情习俗因此发生变化：讲男女平权，讲自由结婚，讲家庭革命，讲种族革命，讲政治革命，只偷取这些名词，承袭它们的皮毛，而种种不良教育终于演变成没有人道的惨剧。民心到了这个地步，国家凭什么强盛？唉，我华夏是数千年堂堂正正的礼教之邦，是四方夷族前来称王臣服的国家，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如今却文弱到这种地步，过错究竟在哪里？如果说新学不好，为什么西方的富强冠绝天下？如果说旧学不能使用，那么二帝三王的盛世又不是后世能够企及的。由此看来，新学不能过分非难，旧学也不能鄙弃，总在于采用是否合乎中道。若采用得合乎中道，新学可以用来致富图强，旧学可以用来匡正天下；若舍本逐末，不合中道，旧学可以积累贫困而导致衰弱，新学可以危及国家根本。因此君子在天下建立教化，不拘泥于今天，也不固守古代，而以中道为大本，以中庸之道为大用。从前尧、舜把中道施用于百姓，四方风行感化，各国协和；汤、武把中道建立于百姓之中，万姓喜悦归服，家室相互庆贺。唐虞三代之所以被称为有道之世，是因为它们取得了教育的中道。教育的中道不超出人伦道德。因此古代圣明帝王治理天下，特意设置司徒这一官职掌管国家教化，以人伦来教导人民，使父子有亲情，君臣有义理，夫妻有区别，长幼有次序，朋友有信义。人伦在上位得到彰明，小民自然在下位亲近彼此。所谓“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一定更加厉害”。因此孔子治理鲁国，三个月便大有治理成效，并且说三年可以取得成就，这不是自我炫耀。他又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就可以让他们参军作战；如果不教导百姓而让他们去作战，就是抛弃他们。这是因为诚信是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的根本，教化是使人民富足而众多的重要谋划。哪里像那些舍弃人伦道德而谈教育、偏重法制而谈强国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呢？孟子说：“君子教育人的方法有五种：有像及时雨滋润万物那样的教化，有成就德行的，有培养才智的，有答复疑问的，有以自己的善行使人受到私下感化的。”这五种，就是君子教育人的方法。能够这样根据时机制定方法、根据资质施教，沿着这条道路推行天下，那么所经过的地方就会受到感化，所存留的地方就会显出神妙，上下都与天地同流。这不是可以对庸俗之人说的。因此君子对于天下，不担忧国家不强，只担忧教化没有建立。教化建立了，民众的德性就会归于淳厚，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整个天下就归于仁了。所以说：“仁者无敌。”还谈什么富强呢？儒教是万教的先声 民国六年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记 儒、释、道三教，是天地的三宝，是人物的精神。世界众生的存在和成就，全都依赖于此。虽然它们施行和运转的时机会有所不同，有的讲人道，有的讲性道，有的讲天道，但等到取得成功时却是一致的。至于耶稣教、回回教、基督教等宗教，虽然都盛行于欧美，各自显现出功用，究察其实，也都没有超出儒、释、道三教的范围。

译看看今天的世道，各种宗教纷呈，各自认为自己正确，各自认为别家错误，抬高自己而排斥他人，赞扬丹砂而贬低白色，众说纷纭，几乎令人发出“究竟听从谁”的感叹。归根究底，道有道的时运，施行有施行的时机。以我们判别宗教的眼光观察现今适时的教义，不仅耶稣教、回回教等偏重博爱合群的说法，不能广泛应对、曲尽其宜地适合今天的时代；即使太上的道，以天道为主，不能说不高尚美好，但只适合归化时代，如今也不能实行。佛家的学问重在性道，不能说不深邃微妙，但只适合开化时代，如今也不是它适宜施行的时机。即使合并万教来观察，各教虽然都有至高的道，但各自有适宜的时代，也各自有不适宜的地方。只有儒教讲人道，它的教化从日常生活和伦理纲常开始，由下学而上达，随人、随事、随时、随地，实行起来没有不适宜的。即使学习不能成功，画天鹅没有画成，还像鸭子；如果好高骛远，把力量用在幽深玄妙之处，或者只见小利而急于求成，受旁门左道熏染，生在今天的时代却不能审察今天的道理，这样的人不仅天天毫无功效，最终还必然越走越低下，正所谓画虎不成反而像狗。为什么呢？试看看释迦佛讲经的时候，作为人间和天上的老师，以把众生视为同胞、把万物视为同类，普遍渡化众生为心愿，他的喜舍和慈悲是何等广大！如今从事佛门的人，不但没有这样的心，反而常常怀有损人利己的想法，这就是他们宣扬佛教反而使佛教受到诬蔑和蒙蔽的原因。又如现在所谓的道学，只知道静坐独修，闭目凝神，对于“道德”二字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偶尔在静坐中稍有一点领会，就以为道正在那里。唉，假使道果真在那里，那么天下就没有凡夫了。总之，世间凡是能够自成一教的，必然有其本教的精神；像佛道这样高尚的教义，更不用说了。然而时机不对，道不会凭空施行；不是合适的人，道也不会凭空流传。如今各教的学问，虽然间或有人在世间实行一两项，向人传授一两项，也只是其中末端的末端，仅仅保存了一点余绪罢了，很难对中和、安顿天地、养育万物的功业有所帮助。能够有益于安顿天地、养育万物的功业，并且能被当今时代所认可的，只有儒教。为什么？因为儒教重视人道。人道脚踏实地、落实一切；所谓落实一切，就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整套完整大道实行出来。推广开来并体察实行，使人道的基础从此建立起来，这样以后万教才有依托，也差不多能够取得彼此并行而不相违背的特殊功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人道，就不足以成就今天的世界。儒教的人道得到充分发挥，就是性道；性道得到充分发挥，就是天道。《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这是由天道说到性道；“率性之谓道”，是由性道说到人道；“修道之谓教”，是由人道说到教化。因此，想要返回天道，必先返回性道；想要返回性道，必须先尽到人道。人道怎样才能尽到？必定要从教化开始。教化怎样开始？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所谓有教，就是天下有儒教的教化；所谓无类，就是万教大同。然而必须先有儒教的施行，然后万教才能大同。为什么？因为儒家的道，是以礼乐刑政使天下成为一家的道。故《礼记》说，儒者把学问看作席上的珍宝，等待有人聘用；努力学习，等待有人询问；怀抱忠信，等待被举荐；努力实行，等待被任用。又说，儒者以忠信作为铠甲头盔，以礼义作为盾牌和大盾，头戴仁德而行走，怀抱义理而安处，即使有暴政，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又说，儒者广博学习而不穷尽，笃实行道而不倦怠；与今人相处，考察古人的道；在今世实行，成为后世的楷模。说到他们自立，都是这样。由此看来，说儒教是万教的先声，不也是恰当的吗？不过，我提出这种说法，并不是只尊崇儒教而轻视其他教派，只是因为行道的时运有本末先后之分。我们想继承前代圣人的事业，开启后世的学问，就不能不顺应时运而行，依据时代调和中道，使先来的先行，使后来的后行。《大学》说：“事物都有根本和枝末，事情都有终结和开始；知道什么应当先做、什么应当后做，就接近道了。”否则，自己还没有踏实地落实一切，却想把一切都空掉；还没有把一切空掉，却想超越一切；在近处还没有做好就追求遥远，在容易处还没有做好就追求困难，我没有见过这样能够实行成功的人。不过，这并不是不重视空无、超脱的学问，而是以人道为主。阴气达到极盛，阳气便产生；困厄到了极点，泰运就会到来 民国七年戊午一月四日记

译阴阳是天的道，否泰是世道的运势。天道运行，阳气到了极点就产生阴气，阴气到了极点就重新产生阳气；世道的运势，顺应它的道就安泰，失去它的道就闭塞。泰属阳，否属阴。阴气达到极盛，阳气便产生；否运过去，泰运到来。这是阴阳消长的变化，也是天理的一定规律。以此观察当今的时势，难道不是阴气将尽、否运将去、阳气将生、泰运将来的征兆吗？试看东西方各国，不是遭受战争的痛苦，就是遭到瘟疫的灾害，亿万百姓如同住在地狱之中，颠沛困苦，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严重的了。这是百姓的罪过应该如此吗？还是天地不仁，把万物当作刍狗呢？没有别的原因，这是阴气极盛之时，人与恶气相互作用造成的。恶气发动时，人人受到感应而承受它；自身感染的习气也随之产生。人的阴气与身外的气数相互汇合，彼此助长势力，这就是世界混乱的由来，也是瘟疫兴起的由来。然而从天运来说，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显现大道的运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阴气不到极盛，阳气就不会产生；否运不离去，泰运就不会到来。就像夏至时一阴已经产生，可是三伏的酷热还比夏至时更加旺盛；冬至时一阳已经产生，可是数九严寒还比冬至时更加厉害。如今战争不止，天下糜烂不堪。从表面看，固然属于阴盛阳衰的时期，却不知道这也是阴极阳生的契机。为什么能看出这一点？比如当今西方的物质文明，发明了种种不可思议的机器，如飞行机、鱼雷艇、枪炮、炸弹，虽然借助它们来抵御强敌，但这都是不仁的技术，属于阴气极盛时的形下之器。可是从道运考察，如今这种形下之器已经几乎发泄殆尽，将要回归形上之道。譬如《易》的卦象，由一阴、二阴、三阴、四阴、五阴、六阴，六阴穷尽，就产生一阳，成为复卦，继而为临、泰、大壮、夬、乾；阳气产生于复卦，在乾卦达到极盛。又有一阳、二阳、三阳、四阳、五阳、六阳，六阳穷尽，就产生一阴，成为姤卦，继而为遁、否、观、剥、坤；阴气产生于姤卦，在坤卦达到极盛。这就是《易》卦的自然规律，也就是阴阳之道。因此圣人设立卦象，以穷尽事物的实情和虚伪，使人明白它并加以实行，从而趋向吉利、避开凶险，除去否运而达到泰运。天地之间，无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不具有反向攻克的力量：反面中有正面，正面中有反面。这也是道中自然的机理。必须如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业才能达到究竟之地。即使以尧、舜来说，他们都是圣人，尧为什么有不肖的丹朱，舜为什么遭遇家庭的不幸？究察到底，这都是上天用来成全尧、舜圣德的安排。为什么呢？假如尧有贤能的丹朱，就不会有访求舜的事情，也就不能显现出他以天下为公、选拔贤能的美德。这就是天道中的安排，暗中借丹朱的阴道来扩大尧的阳道。又如舜如果没有遭遇家庭的逆境，也不能显扬大孝的名声。舜处在顽固的父亲、昏暗的母亲和傲慢的弟弟的处境中，这也是阴气极盛的境地；而舜以孝来对待他们，听任事势自然发展，终于有一天阴气尽去，瞽瞍也诚信顺从了，并且舜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这难道不是阴极阳生、否去泰来的道理吗？由此看来，凡是一反一正，都是大道的自然规律，彼此相反却正好互相促成。因此孟子说：“道有两种，不过是仁与不仁罢了。” 不仁，是阴气极盛的道，但其中也有阳，也有仁；仁，是阳气产生的道，其中也有阴，也有不仁。因为从后天来说，道固然应当如此，不能一概而论。从先天来说，道浑然纯粹，无法用名称称说，只能勉强称为无极。无极发动而成为太极，太极之中阴阳都具备，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后天之道。道进入后天，于是有阴阳气数的不齐，善恶两界也由此分判。我们身处红尘之中，想超脱恶界而安住善界，如果不明白阴阳消长的道理，又怎么能够察知时机而行动，返回根本而复归于善呢？人道的最初基础 民国七年戊午正月十一日记

译宇宙之中，人人都说这是苦海，是消磨福分的地方。但在修持的人看来，不但不把它看作消磨福分的地方，反而认为是积累福分的地方；不但不把它看作苦海，反而认为是极乐世界。为什么说是极乐？试想大道产生万物，而人独自得到其中的精华，是天地之德、阴阳之灵、五行之秀、三才之贵，怎么能不称为极乐呢？只是人不知道，反而把一颗微妙光明的真心变成眼、耳、鼻、舌、身、意的奴隶，整天忙碌奔逐，完全被六根牵引，妄加分别，把盗贼认作儿子，以意识作主宰，千般事情劳累心神，万般事情劳累形体，从幼年到死亡，沉沦在忧悲苦海中，不能享受人生的乐趣，甚至轮转生死，业报相互循环，而本来觉悟的妙明真心如同重重乌云遮蔽天空，如同恶性眼翳障碍眼睛，越走越低下，堕入苦道，永远难以解脱，怎么能说不是苦海呢？然而人落在后天，处于这苦海之中，迷惑而不觉悟，随波逐流而忘记返回，习气与本性相互形成，放纵情欲的私心，图求形色的快乐，反而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形色的快乐正是众苦的根源。所以太上说：“五音使人耳聋，五色使人眼盲，五味使人口味败坏，纵情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只是身体外在的快乐总有尽头，快乐一尽，烦恼就兴起；烦恼一兴起，痛苦就随之而来。试看看世人的快乐，谁不是兴尽而悲来、快乐到了极点反而生出痛苦呢？人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本来就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快乐便安定，安定便长久，长久便合于天；达到天的极致而盘踞于地，在阴阳之间运行而与鬼神相通。这样的快乐，包括《论语》所说“不亦乐乎”的快乐，也包括长久快乐、永远安康的快乐。然而如果没有通达天德的天智，又有谁能够知道它呢？通达天德的人，就是明白大道的人。能够明白大道，前往哪里都有利，没有进入什么地方而不能自得其乐的。但近世以来，讲求明道的人总是穷究高远、驰骛遥远，喜好奇异而自夸不凡；有的烧丹炼汞，有的服食药物、采补精气，有的避开世间、避开人群，有的呆坐参禅，有的迷信扶乩降鸾，各种矫揉造作、盲目修炼，全都是大道的蛀虫。诸佛所说的“毕竟无”，被他们做成了“毕竟有”；哪里知道大道就在人的自身，求它就能得到它，却不在近处求取而到远处求，不在容易处求取而到困难处求。唉，怎么愚昧到了这种极点！《中庸》说：“道并不远离人。人以道为行，却反而远离人，就不能算作道。”为什么不把这句话反复思考呢？虽然说大道包含三方面，有天道、性道、人道的区别，但能够尽其本心的人，足以知晓自己的本性；知晓本性，就能知晓天。因此想要通达明白大道，必须从人道开始，而人道的正轨就在日常家庭生活之中。所以说，君子不走出家庭就能在国内成就教化。家庭日常的道理，又必须先从夫妻关系开始。夫妻，就是一阴一阳，是人道的最初基础。所以说，君子之道，发端于夫妻；因此《诗经》以《关雎》开篇，《礼》重视婚礼，《易》说：“女子在内居正位，男子在外居正位。男女各正其位，是天地的大义。”《诗经》说：“给自己的妻子作榜样，推广到兄弟，以治理家庭和国家。”我们既然公开宣扬人道主义，就必须先从夫妻关系推广实行。五伦之中，夫妻关系最为重要；只有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家庭之道才会端正；家庭端正，天下就可以安定。然而夫妻之间，尤其以妇女的关系最为密切。兴建家庭、创立事业、承继宗族、启迪后代，一个妇女一生的快乐，全在妇德。如果嫁给了不善的人，大则亡国覆宗，小则败家破产。夏桀、商纣、周幽王、唐明皇，就是清楚的鉴戒。从来英雄豪杰，大多因为一个妇人女子，以至于不能保持晚节、保全美名。所以孔子有“女子难养”的告诫。然而妇人贤德还是不贤德，追究到底，实在会随着丈夫而转变。夫妻本来就是前世的缘分，但有善缘，也有恶缘。善缘能够帮助丈夫建立事业，这自然不用说；如果遇到恶缘，应当怎样对待？就要运用通达天德的天智，以善意对待它，以大道改变它。世上有好人却不能感化悍妇，最终形成恶缘，这是没有通达天德的天智。妇女本属坤德，坤德极其柔顺，就是顺从丈夫。自身不实行大道，就不能使大道施行于妻子儿女；如果真能明白大道，恶缘就可以转变成善缘。大道包围天地而没有遗漏，曲折成就万物而无所遗弃，哪里只是能感化夫妻？即使世界众生，也都可以使应当建立的建立起来，使大道实行，使人安定归来，使行动和谐。何况夫妻是阴阳的配合，共同处在近身的内室中，我若能以道气相互感通，哪里有不能感化的人呢？这样，你的家庭就会和顺，你的妻子儿女就会快乐，这道理不用说也能明白。人只要明白大道，即使处在这纷扰的红尘、茫茫的苦海之中，也能身在尘世而超出尘世，身处世俗而超脱世俗，怎么会不能达到极乐呢？人能够弘扬大道 民国七年戊午正月十八日记

译在人类和万物出现以前，道存在于天地之间；有了人和万物以后，道就存在于人和万物之中。万物得到的是道的粗浅部分，而人承受了它的精华，这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的原因。道既然以它的精华产生人，那么弘扬大道的权力就已经全部交付给人，而不能由道自行拥有。人既然承受了道的精华，成为万物之灵，那么弘扬大道的资格唯独人具备，弘扬大道的责任又怎么能推给别人呢？只是人被气质拘束、被外物蒙蔽，不知道觉悟罢了。弘扬大道的责任固然是人人共有的，但有才智的人又比普通人的责任更重。常常看到有才智的人，不但不尽自己的责任，反而醉生梦死，不问这一生从哪里来，死后归宿何处；一味倒行逆施，内则沉溺酒色，外则争夺权利。欲望不能满足，就用阴谋诡计去经营；稍微得到一点，就又自以为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以为天下的事情本来就该如此，认为天地鬼神不存在，圣贤豪杰也不存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不能弘扬大道，反而与大道背道而驰，这就是自己放弃了弘扬大道的责任。弘扬大道的责任既然已经放弃，他们弘扬大道的资格 也必然会丧失。换句话说，就是自己与道隔绝，将永远堕入三恶道，与人道断绝。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呢？《诗经》说：“人人都说自己是圣人，谁知道乌鸦的雌雄？”《中庸》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却把自己驱赶投入罗网、捕获和陷阱之中，没有人知道躲避。”这些话都是为这类人而哀叹的。所谓“弘”，就是扩展并使它广大。大道之大已经难以形容，却还想把这难以形容的大道扩展广大，难道一句话就能穷尽它的范围吗？现在姑且就从最近而且有头绪可寻的地方说起，把它作为标准。《大学》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总结说：“从天子直到平民，一概都以修身为根本。”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在成圣的道路；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成王的道路。而且诚意属于天道，正心属于性道，为什么都用修身来概括呢？因为意是人的意，心是人的心；天下和国家都是人的积累，没有人，就无所谓天下和国家；没有人，心和意也都没有归属。所谓天道、性道，也无从表现。因此大道不能远离人而成为道。身体是人成就自身的凭借，而人道又是大道首先施行的地方，所以《大学》把修身作为根本。血肉之躯未必本身值得尊贵，但因为它是性命所依托的，所以不可轻视。《孝经》说：“身体、头发、皮肤，都是从父母那里接受来的，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开始。”意思是保全身体是行孝的第一步；身体不能保全，凭什么行孝？不过保全身体不只是保全躯壳。喜欢逞勇斗狠，沉溺赌博下棋、喜好饮酒，本来都是伤害生命的道路；只要有其中一项，就是有辱父母所生，而其中以损害本性、辜负恩德最为严重。所以孝以立身为终点。立身就是修身，修身则道在自身建立，道也由自身获得。把我自身的道推广施行到家庭，就是在家庭弘扬大道。家庭不能整齐，就用我自身的道使它整齐：父亲尽父道，儿子尽子道；兄长尽兄道，弟弟尽弟道；丈夫尽夫道，妻子尽妇道，家庭就整齐了；家庭整齐，道就弘扬于家庭。把我自身的道推广施行到国家，就是在国家弘扬大道。国家不能治理，就用我自身的道治理它：衣食充足，礼义兴起；君子尊重贤者并亲爱亲人，小人享受自己的快乐并得到自己的利益，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理好了，道就弘扬于国家。把我自身的道推广施行到天下，就是在天下弘扬大道。天下不能太平，就用我自身的道使它太平：选拔贤能，讲求诚信，修睦和亲；阴谋闭塞而不兴起，盗窃、叛乱、害人之事不发生，外门敞开也不必关闭，天下就太平了；天下太平，道就弘扬于天下。《大学》的道就是弘扬大道，以修身为根本，就是以人来弘扬大道。因此放开来观察，天下不能比喻它的广大，万世不能比喻它的长远；而就近处考察，实际上都存在于遥远而庄严的自身之中。它的次序，是给自己的妻子作榜样，推广到兄弟，以治理家庭和国家；它的终极，是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凡有血气的生灵，没有不尊敬亲爱的。大道的妙处如此，弘扬大道的作用如此，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才智既然不让于普通人，那么弘扬大道的资格本来就很特殊。务必要发起勇猛心、精进心，以大道为自己的责任，不要同大道分离，而要与大道合一。与大道合一，那么我就是道；我既然就是道，弘扬大道就是弘扬我自身。这个道理极其真实，功效也很容易看见，怎么可以放弃这项责任呢？求学的人必须有这样的心，然后他的学习才是真实的；实行的人必须有这样的气概，然后他的实行才会笃实。这项责任，就是君子自强不息、至诚不息、悠久无疆，能够与天地相配的境界。所以说，人能够弘扬大道。自强 民国七年戊午正月二十五日记

译天地万物之中，只有人最为尊贵。人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人是天地的中心、万物的灵长。人既然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就应当居位于天地之间，养育万物，这是人生本来就有的责任。然而，要尽到这种责任，必须在世上建立功业、在人群中树立德行，才足以成全人格，保全灵魂的真种子。但要保全人格、保全灵魂，不能不先自强；不自强便不能成就功业。因为自强是上天的法则，君子效法它，便能成就盛德大业。所以《易经》说：“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应当以自强不息。”其中的意义深远啊！如今看看世间的人，既不知道效法天道而自强，也不知道效法君子而勤勉办事，常常因循苟且，虚度时日，忙忙碌碌而平庸无为，一事无成。最终，甚至有父母不把他当儿子的，有妻妾不把他当丈夫的，有伯叔兄弟彼此仇视、不把对方当亲人的。住在家庭之中，却如同身处苦海，丝毫得不到做人的快乐，这些都是不自强造成的。太甲说：“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造下的罪孽就无法活下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假使能够自强以立身，实行大道以扩大自己的作用，那么在家中就会有家庭的快乐，把本来享有的福分积累成更多的福分；这样看来，行善就是最大的快乐，苦恼又从哪里产生呢？积累善行就会有福庆，恶事又怎么会产生呢？不过，自强的方法不止一种，所得的结果也各不相同。比如，努力治理家庭的人，就得到富裕丰厚的结果；努力求学的人，就得到士人的成就；努力从事农、工、商业的人，就得到农、工、商业方面的成果。再就个人来说，有时在身体方面努力，就得到身体事业的成果；有时在内心方面努力，就得到心灵事业的成果；有时在道德方面努力，就得到道德方面的成果。虽然所得的结果因自强的事情不同而有差别，但有怎样的事业就有怎样的结果，做什么事业便得什么结果，如影随形，如响应声，确实历历分明，丝毫不差，千万不要说不能一概而论。如今我们同道之人，幸而遇到大道广泛开展的时代，又都能够以大道为自己的责任，那么我们所要自强的，岂是那些区区所谓的自强所能同日而语的吗？自强有身体强健和心志坚强之分，在身体上强健还属于小的方面，在心志上坚强才是大的方面。但心又有人心、道心之分。只是一味强化人心，虽然看似强大却没有益处；如果能够在道心上自强，那才是最美、最善的境界。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在个人私欲之心上逞强，内在便难免造下恶业。比如争夺城池土地，杀人遍野、遍城，也不能说不是自强的一种。然而这种所谓的强，是血气之强。不仅把有用的精神用在无益的行动上，而且还会由此种下各种冤业，世世代代相互牵连。杀兄、杀父，报复无穷无尽。所以，血气之强，其中有小的所得，便有大的损失：所得的只是当时虚假的名声利益，失去的却是万世永恒的真实灵性。若是在道心上自强，就不是这样了。由此发出的事业，有善而没有恶；小则德行滋润自身，身体安泰，心胸宽广；大则与天地同其德，与日月同其光明。功德所归之处，万世不朽。像孔子周游列国，孟子辗转接受诸侯供养，奔波不安，只嫌每天的时间不够；即使遭遇断粮的困苦、戒惧忧患，也从未稍稍降低自己的志向，仍然讲道德、说仁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几十年如一日。因为他们具有自强不息的道心，常常想着在天下彰明、实行大道，为大同世界开创先声。所以，他们的志愿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却都成为万世的师表。他们与天地并列而为三，其自强的功德，哪里可以用数量来衡量呢？由此看来，可以知道以道德作为自强内容，才是真正的强中之强。何况自民国成立以来，动乱的机兆四处出现，正是英雄造就时势的时代。我们如果能够效法君子自强不息，以大道为己任，那么建造大同世界的功业，应当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如今天下的竞争十分激烈，人民所受的苦难已经到了极点。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如果不自强，就不能与人并立。然而即使能够自强，却不重视道德，也不过像如今那些争名夺利的人一样，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对灵魂的种子大为不利。这样说的强，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今天，如果能够以道德治理国家，那么无论舟车所能到达之处、人力所能通达之处，还是上天覆盖、土地承载、日月照耀、霜露降临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近的。自强的时义，实在重大啊！信与人的关系 民国七年戊午二月初一日记 世界上的众生凭借诚信而立足，天下的事业凭借诚信而成就。诚信的作用真是广大啊！诚信在天地间，是坤元之气，万物凭借它而生；在人身上，是生命根本的根基，是发挥本性功用的基础。人必须先确立这个生命根本，然后才能在世界上立身；在家则修养自身、整治家庭，出外则受到人的尊敬并得到朋友的信任。人格既然完整，根本确立了，道就随之产生。所谓“根本确立而道就产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人立身于天地之间，不能没有往来交际、办事建功等活动。人所依靠来成就这些种种作用的，都是诚信的力量。所谓诚信，从主观方面说，叫作自信心；从客观方面说，叫作使他人产生信任的力量。我必须先有自信心，然后才能使他人产生信任我的力量。所谓使他人产生信任的力量，就是他人感受到我的自信心，因而形成一种实际作用。就像我自己要信任一个人，必须这个人先有一种自信心，并在办事中表现出来，处处踏实可靠，然后我才会信任他。我信任的并不只是这个人，而是因为他的言语和事实能够相互符合，能够给我可信的依据；这就是由这个人的信任之因而产生信任之果。什么是信因？就是自信心。什么是信果？就是使他人产生的信任力。必须有自信心这个因，才能得到他人信任这个果。如果我不能种下自信的因，即使面对极其诚实、不虚伪的人，也很难让他信任我。因为不能自信的人，从来没有能够信任别人的；能够信任别人的人，也从来没有不自信的。由此看来，人与人彼此信任的真实关系，就可以知道了。

译不过，所谓自信心，究竟从哪里产生呢？回答说：自信心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从内在产生，一个是从外在产生。从外在产生的自信心，以眼、耳两个感官为缘；从内在产生的自信心，以心念为缘。对于自己的身体、心灵、本性、生命，没有不珍惜、重视、爱护、怜惜的。之所以珍重爱惜，是因为相信自己确实有一个“我”；也就是相信自己的身体是父母身体的延续，并且人是天地之心。爱惜父母给予的身体，不敢毁伤，同时相信自己能够成为父母的好儿女，成为天地之心，就应当代替上天宣扬教化；又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天地的功臣。像这样的自信心，都发端于一个念头，是从内在产生的。至于大禹听到有益的话就行礼，子路听到别人指出过错就高兴，这是从听闻中产生自信心。又如见到贤人就想着向他看齐，见到善行就唯恐赶不上，这些又是由看见善行而产生自信心。这就是自信心从外在产生的情形。总之，无论从内在产生还是从外在产生，无非是自信并信任他人而已。再简约地说，实际上只是一个“自信”。能够自信，就能够信任朋友；能够信任朋友，那么天下所有的人，大概就没有不信任他的了。不过，在自信和信任他人之间，还应当加上审慎，这样才能看见真正的诚信；否则，所信任的就不是真正的信任。比如受耳目欲望驱使，沉溺于声色之事，如果任凭这些欲望发展，就会伤害身体、败坏本性，这是不仁。凡是说话做事，都不审察是否合乎道义，轻易作出承诺，最终只是徒劳无功，这是不智。不仁不智，怎么能称为信呢？一定要使信接近于义，这样实行在自身，就不会造成损害；考察于各种事情，也都合宜。不过，既然合乎义，还必须对它坚定不移。所谓笃，就是深信而不疑，精进不止、勇往直前。比如修道的人，一旦听到真理，即使有千般艰苦，也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到达亲自证悟的境界，就不停止，这样才成为君子。否则，做任何事都只是相信而不坚定，没有恒心，也没有勇气，就看不出能够取得什么成就。然而，信而不笃，毕竟还有信，在待人处世方面尚不会造成大的损害。至于没有信的人，不但不相信圣人的言行，连交际往来中的信用也一并丧失。这样的人叫作自暴自弃，实在不能同他讲道理，也不能同他共事。孔子说：“一个人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 他凭什么能够在世上行事呢？这句话实在令人感慨。又听说，诚信之德存在于人身上，就像土德存在于天地之间一样；万物没有土就不能生长，人没有诚信也不能立身。孔子说：“百姓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这句话的旨意多么深刻啊！《大成礼拜杂志》（之一） 段正元著 第五礼拜 性命父母 民国元年三月初五日记 问：怎样才能成为老师呢？答：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知识，就可以成为老师了。所谓老师，是代替上天宣扬教化，传授道理、解除疑惑，做别人没有做到的表率，成为别人没有成为的典范。自己必须先具备这些，然后才能要求别人；自己没有这些，然后才可以责备别人。要根据人的资质施教，辅助、裁成而成就人才，既不失言，也不失人。就像撞钟一样，用小力敲它就发出小的声音，用大力敲它就发出大的声音。所以说，师道一旦树立，善人就会增多；又说，老师受到尊敬，道才会受到尊崇。因为人尊敬老师，正是为了重视道。问：重视道，为什么一定要尊敬老师呢？答：老师是道的代表，是上天使命所寄托的人。问：老师的地位本来应当受到尊重。可是如今做老师的人，往往一生贫苦，子孙也不成器，这是为什么呢？答：老师一生贫苦，大有原因，是因为他的教育方法不好，往往贻误别人一生，连累自己的家庭。天道喜欢回报，怎么会不使他终身贫苦，甚至连累子孙呢？所以孟子说：“人的祸患，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这句话是说，有些人只教别人读书看史、写诗作赋文章，以求博取功名，至于实际的行为和真实的德行，一概不讲究。这样，少年人无知，必然走向禽兽的道路，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其间的差别本来就很少；这点差别完全要依靠老师来维护。子弟一生的成败，也都随着老师的教导而改变。所以做父亲和兄长的，更应当选择老师并尊敬他。问：老师固然应当尊敬，那么父母又应当怎样报答呢？答：父母的恩德在于生育养育；没有父母，人的身体从哪里来？老师的恩德在于口头教授、心灵传授；没有老师的教诲，五官百骸的灵性怎么能够实现于人的形体之中？所以老师又是另一重性命父母，是不敢忘记的人。不忘记老师，便是重视道；重视道，也就是报答父母。问：什么叫旁门、左道、方士、异端呢？答：旁门，是大道的一个分支，虽然不能完全称善，却也没有损人利己的事情。比如某某等，看他们所立的规条，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如心斋、口斋，不妄想、不妄为。修炼到功行圆满时，如果果真得到明师传授，就可以成就正果，进入圣境、超越凡俗，这属于旁门中的君子。左道，是用邪说欺骗百姓，充斥、堵塞仁义；借用三教的经典传记，煽动迷惑人心。愚痴的人妄想长生，把邪淫当作房中妙药，讲究御女采战、配合阴阳，借此培育性命。这是妖狐的行为，久而久之必遭天谴；或者恶行满贯，活着遭受王法，死后接受阴间刑罚，永远堕入地狱。进入左道的人，应当痛切戒除。方士，是得到下乘法术的人，以此引诱愚人，表演吐火吞刀，喜好怪异奇巧，练习遁法，假称能够升天、入海求仙，以求长生不老；而且还借此收取钱财、聚敛物品，各有自己的图谋，奸盗邪淫也常常有所触犯，扰乱伦理纲常，荒废正当事业，流传到后世，罪行大到不容诛杀。学习方术的人，应当知道回头反省。至于其他异端之徒，不明白大道的道理，妄自阐释阴阳，高谈性命，拿彭祖、三峰、吕祖、黄帝等人，旁征博引、曲意牵引，以蛊惑人心；而且还把女子作为伴侣，声称精神交合而形体不交合，形体交合而气不交合，男子不解衣，女子不解带，对着影子忘掉形体，以为这样就能长生、可以成仙成佛。难道不想想礼义廉耻在哪里吗？这会败坏社会风气，招来严重的魔障；一旦被人识破，难道不感到羞惭吗？按照王法，有不可赦免的条文；按照阴间的律法，也属于变作畜生之列。如果得不到明师指点，始终不能明白《大学》《中庸》的道理；不明白这些道理，就难以听闻大道。所以不如学习正人，做实际的事情，建立实际的功德；学习善人，乐于施舍，暗中行善，保全天良，保全名誉，不玷污祖宗，对子孙有益，这才是更好的。（问谈录） 第六礼拜 神明畏性灵 民国元年三月十二日记 问：人为什么最尊贵、最宝贵呢？

译答：混沌尚未分开时，道就是无极；混沌分开以后，道就在太极之中。但道自有其道，如果没有人，就没有能够弘扬这种道的人。因此人在出生之初，上天赋予他气，使他形成形体，又赋予他本性。人既然具备这种本性，就有知识和行为；所谓人是万物之灵，就在这里。人之所以最尊贵、最宝贵，也在这里。如果能够在外修养身体，在内修养性命，一言一行都使道贯通内外，那么上至天子，下至百姓，幽冥中的神明，也没有不敬重、畏惧他的。这并不是敬畏他的凡俗形体，而是敬畏他的性灵和德性。问：神明为什么要畏惧人的性灵和德性呢？答：性命，就是人的虚灵而不昧的本性；在天上是无极，孔子所说的北辰就是它。它生育天地、养育万物，似乎无所作为，却没有什么不能作为；无为而无所不为，这就是天的本性、天的使命。落实在人身上就是太极，也就是人的性和命：不识不知，却无所不知；不看不听，却无所不见不闻；不生不死，也就无所谓生死。《中庸》所说的天命之性，就是内外都真实把握其中之道。积累义理所产生的力量，使盛大的德行和光辉向外显现，内在成为圣人，外在成为王者。至于血肉之身，不过是骷髅、臭皮囊而已。人以为它有知觉和能力，却不知道它其实毫无知觉和能力；人以为它有形体和作用，却不知道它其实毫无形体和作用。虚灵一旦离去，臭气便不堪闻，凡俗的身体也就化为乌有了。因此人的尊贵之处在于性灵，神明之所以畏惧人的地方也在于性灵。凡是言语、行动、作为，都不违背性灵，就是德行；使心就是神，使神就是心，二者合而为一，借凡俗的身体建立事业，由主人翁在其中主宰，代替上天宣扬教化，安抚人心，为人民建立功业，神明怎么能不敬畏呢？等到性命一同修养，达到天人合一，由圣人仰望上天，这就是至诚之道了。问：什么叫至诚之道呢？答：至诚，是圣人把道修养到了极点。所以至诚如神，能够预先知道未来、通晓过去；到了最高境界，便能洞察天地。孟子说：“圣明到不可知的境界，就叫作神。” 问：什么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呢？答：由贤人仰望圣人，就成为圣人；由圣人仰望上天，就成为神人。所谓圣神，就是至圣孔子。古今中外，没有比他更尊贵的，他是大成至圣，是万世师表；是圣人中的神、神人中的圣，已经获得了完整的大道。问：什么叫完整的大道呢？答：把儒、释、道三教的教义结合起来，通晓天地人的道理。名称虽然不同，但关键在于三教都归于道；由穷究道理、竭尽本性而达到明白天命，实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兼具整体和作用，这就是圣人顺应时势而行的境界。问：什么叫圣人顺应时势而行呢？答：处在什么地位就做什么事，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没有过分，也没有不足。这种中庸之道，适合古代，也适合今天；适合中国，也适合外部世界；不是故意标新立异，也不是故意隐居行怪，都是通过学习并时时实践而得到的。问：什么叫通过学习并时时实践而得到呢？答：学习并时时实践，是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是尽性立命的基础，是由下学而达到上达的功夫。因此君子自强不息，温习旧知、获得新知，以达到最高境界。其中也包括权宜变通的学问。问：什么叫权宜变通的学问呢？答：权，就是通达变化；宜，就是合乎道义。办事要适宜，礼制要顺应风俗；通权达变，人生绝不能拘泥执着。凡事都要根据情境产生相应的情感，顺着形势加以引导。即使事情千头万绪，其中总有一个最高的道理。委曲求全，用自己的心去推测别人，用别人的心来衡量自己，必定能找到妥善处理的方法。因人、因地、因势、因时而定，没有不合时宜的。由此，无论做一件事、建立一项功业，别人不肯做的，我独自去做；鼓足最大的力量不断追求，至死不变。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应当像这样。这是随着内心而变化，是真正的大学问；能够顺从人的大体，便成为大人了。问：什么叫顺从人的大体而成为大人呢？答：大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外王的大人。古代把国君称为大人，如“大人世及以为礼”之类；孟子说“游说大人就要藐视他”，也是这个意思。如今能够在身心上自我激励，热爱国家，勤于公益，成就伟大事业，享有一世盛名等，也属于外王的大人。内圣的大人，则是性命双修；得志时便和百姓一道实行自己的道，不得志时便独自实行自己的道，在天下和后世建立功业，使名声流传万古千载。问：怎样才能在后世建立功业、使名声流传千载呢？答：有的人做君主、宰相，有的人做老师、儒者，在世上建立功业，对人民有德；功业达到极高、德行达到极厚，成为百代的典范，自然会名留千载。事情如果不是急务，即使很小也不敢做；事情果真是急务，想要独自安稳也做不到，就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苦，只有圣人能够做到。问：为什么世俗之人不能做到，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呢？答：世俗之人就是凡夫，只知道权势、利益、财富和强盛。像立木、迁灰，凿山、煮海一样，揣度权势利益来行事，把能够使自己富强的办法看作上策。更差的人不顺应人情，不遵循天理，欺骗上级、谋求私利，危害国家、祸害百姓，只顾眼前的富贵显达，不管日后丧身亡家。这是因为福分和命运太浅薄，转眼便化为空无。只有圣人能够舍身成仁、舍生取义；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世道人心，所以功业显赫，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这是福分和命运广大深厚，求仁便得到仁。总而言之，成为圣人、贤人，都是从人的本性和天道中得来的。问：什么叫本性和天道呢？答：本性，在天上就是道，在人身上就是性。君子保存它，普通百姓却丢弃它。凡人一落入后天，就不明白先天；所谓先天，就是天命赋予的本性。失去这种天性，便迷惑而不自知，经过磨损也不能变得光明，原因在于把注意力放在外面而不在内心。问：为什么说本性在外而不在内呢？答：本性就是人的灵性；失去本性就会变得昏昧顽钝，本性也就不在内心了。普通人闲居无事时，天理良心全都合乎天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本性在内，表现出来的都是善心。到了施展机谋、处理事情时，被意气拘束、被外物蒙蔽，大大违背人情，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本性在外，表现出来的都是恶心。这就像房屋一样：打开门，车轮、屋宇都焕然一新；有时把门关上，即使日光很强，也绝不可能照进门闩以内，使黑暗的房间发出光明。由此可以知道，本性一旦昏暗，就会转而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的习染使彼此远离。”（问谈录） 第七礼拜 魔非外来 民国元年三月十九日记 问：天地间的事情都要靠人去做，为什么又说是魔障在作主呢？

译答：魔障迷惑人的本性、损害人的心灵，比虎狼更厉害。魔并不是从外面来的，就是前世所造的罪恶。人一旦落入红尘，历劫牵连，其中必定有造罪的时候；有罪就有阴气，阴气就是魔。阴气感应于神识，助长私欲情念；所喜好的是奸盗邪淫，所贪恋的是贪、嗔、痴、爱，由此种下地狱的种子。人迷昧而不知，反倒以为得意；等到家破身亡，才后悔是魔障侵害了自己。红尘滚滚，苦海茫茫，只恨当初没有遇到明师指破迷障。如果遇到明师指点，私心去除，道心生起，魔障自然消散。问：为什么得到明师指点后，私心就会去除，道心就会生起，魔障也就消失呢？答：人在先天时，浑然是一团元气，纯粹就是道心。一离开母腹，性情减少，情欲增多；最初还想行善，求得一个好名声；等到受到权势利益的逼迫，就把金钱看得最重，私心兴起，道心便微弱了。起初作恶还不自然，时间久了，阴气一天比一天旺盛，便自然成为习性。每天只知道顺从情欲，不知道行善，反而觉得作恶容易、行善困难。阴气就是魔障。俗话说：“宁可十年不读书，不可一日接近坏人。”坏人就是魔障。这种人的福分和命运浅薄，阴气从内部攻击，坏人从外部诱惑，内外夹攻，不到走投无路不会停止。即使遇到明师指教，也不醒悟。即使是祖上德行深厚、前途远大的人，等到福分耗尽、遭受困苦时，一经明师指示，过去的穷通得失，丝毫不差，便立即觉悟，道心顿时生起。道心就是仁心，仁心就是公心。人有仁心、公心，就会爱人如己，由真实本性作主，魔障自然不会侵害；恶鬼可以化为善神，三尸可以化为北斗。所以恶人能够转为善人，贫贱能够转为富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善恶的报应如影随形。. 问：天道既然没有意识去赏善罚恶，为什么善恶的报应又会如影随形呢？答：天地虽然没有意识去赏罚，却胜似有意识地赏罚。所以兴衰成败、寿夭穷通，在苍苍上天之中似乎没有谁主宰，却又好像有主宰。请再仔细考察一下：天地有阴阳，就有相对待；有相对待，就有生死、善恶、贵贱、男女、贤愚，又有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上等的人成为圣贤，成仙成佛；中等的人做官任职，得到爵位俸禄；下等的人遭受孤独贫困，成为坏人盗贼。这并不是上天赏罚不公平，而是人自己招来的。所以天网广大，虽然稀疏却不会遗漏；扶植者得到培育，倾覆者必遭覆亡。一个善念，其气清纯，便得到上天的福禄；一个恶念，其气污浊，便得到上天的灾祸。天道虽然以自然的方式显现，仍是人自己造作而招致的。问：为什么说是人自己造作而得到的呢？答：上天不能不断地亲口命令每一个人，一切都是人自己作、自己受。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只是喜爱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求取它。”颜子说：“有作为的人，也应当像这样。”人事做一分，就得到一分。常说人事可以胜过天命；有因必有果，种麻就得麻，种豆就得豆。所以人的力量可以夺取天地造化的功效。天地之间的一切事情和万物，如果没有人的力量，就不能取得。有志向的人，事情最终能够成功。世上有些人萎靡不振，甘愿居于人下，害怕困难、苟且求安，却假托听天由命，不知道天地间本来就有许多残害、失平的事情。问：天地有好生之德，没有人敢怨天恨地，为什么说天地有残害、失平的事情呢？答：我说天地有残害，其中自有至理。天地虽然有好生之德，但阴阳气化也常常不调和；战争、瘟疫、旱灾、水灾、冰雹、日蚀、月蚀、烈风、迅雷，虽然是上天显示警戒，也可见上天有残害、失平之处。人不怨天，是把罪责归到人心不善上，却不知道人心不善，也有天的气数造成的因素。所以说：“天地不仁，把万物看作刍狗。”天地如此广大，人仍然有所遗憾。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立于大地、头顶苍天，身体处在气数之中，心灵却可以超越气数之外；实行中和的功夫，充实天地的容量；由贤人仰望圣人，由圣人仰望上天。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吧！”这里的天，是苍苍高悬于上的天。人如果达到这种极乐世界，就不再受生死拘束了。所以仙佛超出苦海火坑，没有在这里居住，正是因为下界这个错杂的天，残害无比，只是气数所不能避免的。君子有傲视命运的学问，就是要傲视这种天数；圣贤怀有使天下太平的德行，就是要平治上天造成的错杂不齐；仙佛普遍救渡众生，就是要救渡这片土地上所有有血气的生命。俗人到临死时还不知道这些，而圣贤仙佛早已明白了。问：俗人为什么到临死还不知道呢？即使不知道，也不算过错，向神灵祷告，希望得到护佑不就可以了吗？圣贤仙佛早已明白的究竟是什么事呢？答：俗人的志向在于权势利益，每天经营谋划，把权衡计算当作本领，却不知道得失的由来，自己投入罪孽之网，像野鸡一样只顾眼前、不顾后果。他们怀着私心妄想，向神祈求护佑，却不知道神灵是正直聪明的，哪里会接受偏私的祷告呢？我只怕因此获罪于上天，连祷告也没有地方可作。只有仙佛圣贤预先知道盈亏消长，安于贫困而以道为乐，在心地上栽培善根，在本性中涵养天理，不让气数作主；得到时不足以自夸，失去时不足以忧虑，富贵不过浮云，哪里值得放在心上？不过，这必须从三生的品评考察，才能知道得失都由人事，而天事也在其中。问：为什么说得失由人事，而天事也在其中呢？答：把三生合起来考察，才能知道人事之中包含着天事。世上有尽了人事，却终身得不到富贵的人，那是天事还没有到；也有只尽了一点人事，便得到富贵的人，那是天事早已到来。一得一失，有的是报应前生的人事，也有的是报应今生的人事。前生和今生，在冥冥之中自有主宰。由此可知，没有天事，人事都不能完全实现；没有人事，天事也绝不会到来。天事就是人事，人事就是天事。如今的新学，中外都只说人事，以为富贵全在自己。如果富贵全在自己，那么天下就不应有强弱、贵贱之分。子夏为什么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释、道两家不贪求一时的富贵，而是求万世的富贵；性命双修，炼成不凭富贵而自然荣耀的境界。三教成功的道理是相同的。问：怎样才能贯通天地人，成为真正的儒者呢？

译答：真正的儒者，竭尽自己的本性，竭尽人的本性，也竭尽万物的本性，与天地并列而为三。他知道自己的身心性命与万物本为一体，即使昆虫草木也不忍伤害；对于跛脚、失明、疲弱、患病的人，总是悲悯地放在心上。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便时时认为这是自己的罪过。有时凭借政权，一定期望人人各得其所，共同达到仁爱长寿的境界。问：怎样才能使天下没有诉讼呢？答：审理诉讼时，内心要像明镜，性情要像神明的台座，看见人的内心就像看见他的肺肝一样。百姓即使有机谋巧诈，也没有缝隙可以隐藏。用道德整齐人心、用礼制约束行为，又严格禁止诬告，诬告者反坐，绝不宽免；法律确立，信用也就确立，人们知道羞耻并且归于正道。即使是女子和小人，也难以教养，先用善法约束他们的身体，再用善的教化改变他们的内心，使大家共同遨游在废除刑罚的天下，自然就没有诉讼了。（问谈录） 第八礼拜 三教同源 民国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记 问：三教同源，为什么佛教、道教的行为却与儒教不同呢？答：三教原本同出一体。儒教注重踏实实践，讲日常生活和伦理纲常，尽到人的责任而合乎天道；穷通得失由命而不由人，所以说君子处在平易的境地，以等待天命。就像用泥土制成器皿，可以供世间使用；但如果还没有用真火炼制，器皿就容易损坏。若修养达到至圣，从竭尽本性而达到天命，其功业万世不朽，与佛教、道教没有不同。佛教、道教则不仅制成器皿，又用真火炼制它，使它入水不沉，入火不烧；相信“我的命运由我而不由天”，炼成金刚不坏之身，这样的人千万个人中也难得一两个。问：为什么佛教、道教之中，千万个人里也难得一两个成功者呢？答：如今进入佛教、道教旁门的人很多，却难以得到正道。所以学道的人多如牛毛，成道的人却如兔角。即使是如今儒门所讲的日常伦理，又有谁能够踏实实行呢？人情不能通达，善恶不能明辨，谈何容易学成仙佛？论仙佛的入门，首先要遵守道规，把十恶八邪一刀斩断；一言一行都没有一点损害他人的事情，也没有丝毫利己的私心。大慈大悲，普遍救渡世人，才能脱胎换骨，在尘世中超脱尘世，在世俗中超越世俗。身体处在气数之中，心灵超越气数之外；经历千磨百折，富贵不能动摇心志，贫贱不能改变志向，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把一切空掉，炼成身心纯阳的体质，才成为仙佛。问：仙佛之道如此高深超越，为什么历代老师和儒者还要排斥佛教、道教呢？答：老师和儒者排斥佛教、道教，只知道佛、老的名义，没有见到佛、老的实际。宋儒朱子是理学名家，是世俗儒者中最上等的人；但他认为佛教废弃人伦，不管天下事务，只守着一个空心。如果佛教果真如此，怎么能够在中外流传两千多年呢？朱子早年进入佛门十八年，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儒道，只知道佛教、道教的外在，不知道其内在。佛教上可以治理天下，下可以安抚百姓；老子的道也不只是养护灵气、灵神。老子曾经是孔子的老师，如果老子不能治理天下、安定百姓，孔子为什么还要向他问礼？如今学习佛教、道教的人，借佛、老来养生，引出许多旁门左道，把佛、老误认为异端。如果不大力排斥、禁止，就会败坏社会风气，反而使佛、老的真正大道无法辨明。朱子虽然排斥佛、老，实际上并没有损害佛、老，因为佛、老之道是可以学习的，不是可以排斥的；只是想学习佛、老，必须先通晓儒教，然后才能进入佛、老之道。三教都精通，才可以立身行世。问：为什么三教都精通，才可以立身行世呢？答：如今元午居中，天道开放的时代已经到来，自然会有真正的儒者出现，把三教合而为一并发挥到极致。如果在外面实行一分善，内在就自然显现一分功；孟子说“集义所生”，子思说“至德凝成至道”，孔子说“我的道由一个根本贯通一切”。把三教贯通起来而归于儒教的宗旨，就是实际实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常道。如果有具有智、仁、勇的君主、宰相、老师和儒者，建立学堂，聚集中外学生，共同研究内外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安定百姓，就没有不能归于统一的。设立性命之学的科目，讲授德性的学问，将会看到《大学》所谓明明德由此产生，亲民、止于至善也由此产生；经过涵养、培育、熏陶，便会蔚然成长为具有智、仁、勇的才学之士。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就不能成为一家。问：天下成为一家，难道不是通过学堂就不能实现吗？答：治理政事取决于人才，学堂是人才的母体。有富强的教育，自然有富强的人才；有大同的教育，自然有大同的人才。过去的旧学堂，重视诗文辞赋；如今的新学堂，讲求富国强兵；这两者都不合乎中庸之道。所学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又不是所学的。如果有具有大德的君主、宰相、老师和儒者，同心同德，事事追求实际，研究性命的道理，扩展为内圣外王的学问：内在修养本性，外在修养自身，选拔具有智、仁、勇的贤才，弘扬明明德的治理教化。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就可以见到成效，一年便可以有所成就。”三年一定会成功。堂堂中国如此广大，难道会缺少贤才吗？有王者兴起，尊重贤人、重视大道，阐明千古未曾发明的道理，建立万世少有人说的功业；人人讲求心性，处处实行道德，保全家庭、国家和天下；四海之外、六合之内，都安抚并使其归附。用道德整齐秩序，天下不劳而治，不用武力便能使人信服，大同之世指日可待。（问谈录）问：所谓“允执厥中”，是说法则；所谓“一以贯之”，是说道理；所谓“性与天道”，是描述本体；所谓“在明明德”，是说道；明德，是自我修养；彰明自己的明德，是使他人安宁。在天下彰明明德，就是兼善天下，使天下成为一家。天下成为一家，所以重视德；中国归于一人，所以重视教；天下归于仁，所以说成效；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所以能够把握中道；立于中而不偏倚，所以能够一以贯之。君子的道没有别的，只是成为万物之首，使万国都安宁罢了。答：大道施行，首先要确立自己的天命；天命确立并接受使命，才足以扭转乾坤、使天下百姓安宁。所以君子随时处于中道，必定谨慎地独处自守。问：天地的道，不过是气罢了。有善气就有恶气，有正气就有邪气，有至真就有至假，有元阳就有凡阳。在善恶、邪正之中，又各有等级差别。感受善气的人得到吉祥，感受至善之气的人得到大吉祥；感受恶气的人遭遇凶恶，感受最恶之气的人罪大恶极。人又能做什么呢？不过是随着气的波动而荡漾罢了。所以说：“天地不仁，把万物看作刍狗。”

译答：人是万物之灵，能够弥补天地元气的就是人，所以人是天地之心。人感受到邪恶之气，就成为上帝所弃的孩子，因此遭到杀戮，是自己招来的死亡。所以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有人自己招来。圣贤教人谨慎言语行为，首先是为了预防过失。果真谨慎言行，就会感应天地的善气。善恶邪正的区别，就在于谨慎与不谨慎之间。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刍谈录》） 第九礼拜：伦礼重在亲身实行 民国元年四月初三日记 问：创设伦礼会，是党派吗，不是党派吗？答：伦礼会的宗旨，是把创办学堂作为起点，用来集中众人的思考，扩大众人的益处，使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是人伦中的人，人人都知道尽到自己的礼，那么天下就可以成为一家，中国就可以成为一个人。孔子说：“君子庄重而不争斗，合群而不结党。” 问：这样说来，伦礼会是在求贤，为什么不叫集贤会，却单取“伦礼”二字呢？答：“伦礼”二字，是上天的常经、大地的义理，也是人的行为，一时不能废弃，万世不能遗失。由此仰慕贤人，由此追求圣人。圣人并不是离开伦礼而成圣，哪里只是成为贤人而已。时代虽然万般变化，伦礼却没有变化。没有伦礼就没有人。所以人与人群之间的关系，没有比伦礼更大的。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 问：伦礼会这个名称，它的宗旨与各学堂的伦理科相同；但“礼”和“理”字面各不相同，是什么意思呢？答：这两个字虽然不同，意义原本是相互贯通的。讲伦理却不落实到礼，理就属于空虚；礼是理的发扬，是有实际痕迹可以寻求的。所以孔子到周朝，不说是去向老聃问道，而说是去向老聃问礼。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夏、商、周三王用道来治理天下，孔子说：“殷承袭夏的礼，周承袭殷的礼。”孔子是人伦的最高典范，是由于能够切实行礼而达到的。就认识来说，叫作穷理；就实行来说，叫作尽礼。孔子重视实际实行，所以《四书》《六经》中多讲礼，而讲理的并不多。问：如今有人想推倒孔子，而伦礼会独自尊崇孔子，难道不是与时势相反吗？答：孔子诞生以前，孔子寄托在天地之中；孔子诞生以后，天地寄托在孔子身上。孔子的道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没有产生也没有消灭。若从大的开始和大的终结、大的产生和大的消灭来说，十二万年才有一次混沌；孔子出生至今才二千余年，大道在这个世间的流传，不过刚刚萌芽，很快将大放光彩，开创万世太平。孔子大概就是天地的元气，能够使天地各得其位，使万物得到养育。凡是一切教育家、政治家，离开孔子就没有别的教育方法，也没有别的治理方法。试着亲身实行，才知道孔子是宇宙间的完人。如今想推倒孔子的人，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进入孔子之道的门径罢了。问：先生对于孔子，推崇尊奉到了极点；可是海外没有孔教，为什么也能富强？中国有孔教，反而文弱，这是为什么呢？答：我幼年丧父，不知道好学。读孔子的书，只是徒然背诵，完全不懂其中的意义，对孔子也没有感情。十五岁时遇到明师，才开始听闻性与道；后来对于释教、老教、耶稣教、回教等，也略有一些了解，便自高自大，轻视孔子之道。三十多年里，遗憾没有遇到知音。其间经历人情世故，千磨百折，艰苦备尝，于是深夜独自思考：人生处在天地之间，难道要长久这样忧患，而没有一件极乐之事吗？幸亏明师循循善诱，我又把《论语》反复思索，才恍然明白：孔子之道，浅近正是广大所由产生的，平常正是神奇所由出现的，忧惧正是安乐所由产生的。从前听闻的性道，都在孔子的范围之内。我之所以没有沉溺于苦海，实在是孔子暗中有所告诫我。无奈人们找不到进入孔子之道的门径，读了万卷书，便自以为是孔子的门徒，却不知道自己成了名教中的罪人；借文章求取功名，借仁义谋求富强，却全无公共道德之心。因此读书人虽然多，却不能保全自身，又怎能保全家庭、国家？然而我国的种族终究能够绵延不断，几千年来，虽然没有普遍实行孔子之道，还幸而有一两个实行的人，所以元气想要消散却没有完全消散，没有被列强吞并。列强虽然没有孔教，但它们的公共道德之心，偶尔也与孔子之道暗中相合；只是专门讲求功利，把元气损耗得太厉害，一变还不能达到大道。我国如果果真能够实行孔子之道，那么教化所到之处，外国自然不难一变而达到大道，使五洲合为一统。譬如北辰，居于自己的位置而众星共同拱卫它。（《问谈录》） 问：孔教包罗万有，伦礼二字只是孔教中的一个方面。与其各自建立门户，不如合而为一；人数多，力量也厚。如果能够同心合力共同办理，敝会和先生将要设立伦礼一科，怎么样？答：伦礼二字，重在亲身实行。问：孔教会也讲亲身实行，所以刊行杂志，兴办实业，启发民智，使民生获利。先生认为怎么样？答：伦礼会的宗旨在于兴办学堂。问：孔教会也要兴办学堂，冒昧请问贵会的学堂准备如何办理？答：分为四科。问：敝会的学堂也分为四科。可以听听详细情况吗？问：聘请一名讲经教员，代讲修身，担任德行科主教；聘请一名英语教员，担任言语科主教；聘请一名法学教员，担任政事科主教；聘请一名国文教员，担任文学科主教。只要四名教员，学堂就办成了。先生认为怎么样？答：先生真可算是孔教会中懂得经费经营的人。不过，伦礼会的宗旨，是针对世界的病症开药。如今人伦礼义值得忧虑，就叫伦礼会；将来道德值得忧虑，就叫人伦道德研究会；将来和平值得忧虑，就叫大成研究会；将来思求太平，就叫中和学堂。孔教会是为了尊崇孔子，伦礼会是为了实行孔子的道，二者虽然道路不同，归宿相同，不如各自分道而行，共同治理天下，成就太平盛世。问：孔教会中政界人士很多，有捐款，又有公款，所以办理容易。伦礼会无人、无势、无款，办理起来难道不困难吗？答：君子牺牲生命也可以成就仁德，何况私人捐款呢？君子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何况没有力量呢？君子的道，暗中积累而日益彰明，何必在乎人数多呢？（《刍谈录》） 第十礼拜：诸教的异同 民国元年四月初十日记

译问：儒门把孔子、孟子并称。如今读报，看到有人独尊孟子。孟子果真胜过孔子吗？答：孟子是愿意学习孔子的人。子贡、子有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孟子引用这话来称道孔子，可说推尊到了极点。孔子既然是孟子所推尊的人，如今人们还轻视孔子而推尊孟子，他们以为这样就是孟子的知己；但孟子一定会把他们赶出大门之外。问：既然设立了伦礼会，又有人伦道德会、大成研究会，名称是不是太复杂了？答：有了人就有伦，有伦就有礼。愚夫和智者、归者和能者，都尽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那么自身就能修养，家庭就能整齐，国家就能治理，天下就能太平。然而伦礼的发扬源自道德。道产生天地，天地最大的德就是生育。伦礼既然完全做到，又用道德来培育它的源头，就能存养精神、感化世俗，自然与天地同流。道德是人的归根复命，超然于生死之外，不受气数迁移。学问达到这个境界，就叫大成。孔子是集大成的人。伦礼、道德，都必须以孔子为宗主，所以这些会虽然有三个名称，实际上是一贯的。问：天下只有一个道，为什么有三教之分？究竟异同如何？答：君子的道，说大了，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说小了，天下没有什么能够破坏它。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有不能做到的事。所以自古以来，各教并不相同。但各种教派中，三教最为精微。道产生天地，天地产生人；儒教以人道为主，道教以天道为主。佛教把一切都归于空，无天无地、无人无我，只有道独自尊贵，似乎与各教不同；却不知道它实际上以性道为主。天道、性道、人道，分开说是三者，合起来是一个。所以三教合在一起，大道才完整。虽然只有一道，各自都得到正道，只是着重的方面不同罢了。但三教都是教人修身以求通达大道，不过长久达到不生不灭而已。问：孔子的仁，与释迦、耶稣的慈悲，都是以爱人为心。如今都流行于世，它们救济世人的作用究竟哪个更大？答：三者都以救正人心为主。但释教、耶教只在内心上讲，在世事方面则有所缺略。孔子则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下学而后上达来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改姓称王的政权不止一个，却都尊奉实行孔子之道；即使元朝来自蒙古，清朝来自满洲，种族虽然不同，实行孔子之道却没有不同。至于释迦的印度、耶稣的犹太，当时教义虽没有在本土实行，也未必远远逊于孔子。大概孔子之道是人不能离开的，所以救济世人的作用独大；至于最终成功，三者是一样的。问：三千六百旁门、九十六种外道，也有益处吗？答：道的广大无所不在。旁门外道得到其中一个方面，也不无小小的补益。但见效容易，成功困难；即使有所成就，也只是小成。其中若有违背义理、扰乱人伦的，若被它迷惑，就容易失去人的身份。总之，人贵在存心正大。邪人学习邪道，会害人害己，祸患无穷；正人学习邪道，也不免归于邪道。孟子说：“选择学术不可不谨慎，选择道路尤其不可不谨慎。” 问：道就是孔子，孔子就是道。道本来无所不能；而《春秋》的创作能够诛责已经发生过的乱臣贼子，却不能获得君位来实行道，不能在当时诛责乱臣贼子，这是什么缘故呢？答：孔子如果能够取得君位、实行大道，乱臣贼子就不敢妄动；一有妄动，必定惩治他们。小惩罚可以使人受到大警戒，这也是小人的福气，百姓也会因此受益。无奈小人的功德浅薄、罪恶满盈，必然到了杀身亡家的地步；百姓的罪孽也深重，应当遭受涂炭。所以孔子没有取得君位，并不是道到了穷困的尽头，而是这些人没有福德来承载它。这对孔子有什么损害？对道又有什么过错呢？问：善人要经过百年才能停止杀戮，孔子三年就能见成效，二者相差很远。究竟必须怎样用功，才能像孔子那样取得成效？答：做学问的功夫，不外乎遵循义理、涵养正气。善人果真由此不断精进，就达到孟子所说的境界：自身有仁德叫作真实，充实叫作美，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大而能够化育万物叫作圣，圣而不可测知叫作神。学问达到这个境界，如果得到一个国家，就会像孔子所说的：使人站立，人就站立；引导人前进，人就实行；安抚人，人就来归；发动人，人就和谐。问：外国把智慧放在首位，中国把仁德看得重要；中国竟然受到外国富强势力的压制，难道仁不如智吗？答：实行仁德的道理，圣经贤传记载得非常详细，这是从道德根本出发而发为文章。后世文人学士能够讲说，却不能实行，其中不仁的人到处都是。实际上中国哪里曾经真正仁爱？不过与外国相比，这方面比那方面好罢了。仁统摄四端，兼有万善，没有什么事情不能依次施行。中国如果果真重视仁德，就应当凌驾五洲之上，哪里还会有受压制的事？仁是智慧的根本，智慧是仁的枝叶。譬如树木，根本培植好了，枝叶自然茂盛；枝叶没有根本，生机自然消亡。谁说仁不如智呢？不过仁哪里是容易说的？孔子说：“实行仁德只要有一天能够克己复礼，天下就归于仁。”孟子说：“仁者无敌于天下。”确实因为仁是天地之心，天地由此各得其位，万物由此得到养育，哪里只是上帝的代表而已！诚心恭敬而天下太平，凡有血气的，没有不尊敬亲近他的。（《问谈录》） 问：您凭借盖世的大智慧却不做官，专门办理伦礼会，岂不可惜吗？答：伦礼，是有生命资质的人所仰慕的。问：如今尊崇孔教，成了不得志者的逃避之所；您并不是不得志的人。答：伦礼会并不是这样。得志时，就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伦礼；不得志时，就自行修养、讲习学问罢了。问：孔子是人人都抛弃的人，别人抛弃他而您尊崇他，岂不是违背众人吗？答：大道的实行，难道只是尊崇孔子而已吗？问：我见过沉迷酒色、沉迷名利的人，却没有见过沉迷于伦礼会的人。答：不但我如今沉迷于伦礼，也愿意你和我一同沉迷于伦礼。迷信这种志向久了，自然会一下子如雷般爆发，震惊天、震惊地，也震惊人。问：君子实行大道，有智慧而没有仁德，这叫真正的仁吗？答：真正的仁，就是代替上天实行大道。第十一礼拜：迷信的区别 民国元年四月十七日记 问：人生在世，什么是最切要、最急迫的事务呢？

译答：凡是我眼前所见所闻，对人心和世道有益，而上下四方都没有人承办；反复思考后，又确实是我不能不办的，就是最切要、最急迫的事务。假如必须经历几番困难才能达到目的，即使牺牲生命也要成就仁德，这正是谋划开创事业的君子所为。小人不是这样，只知道锦上添花，凡事贪图安逸、厌恶劳苦。孔子说：“见到合乎义的事却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甚至有君子承担大事业，在尚未成功时，普通人无不为他忧虑，仿佛是在替君子操心；却不知道君子最怕死后名声不能流传。所以听到合义之事就立即实行，有不善就立即改正。至于不修养德行、不讲习学问，听到合义之事不能实行，有不善不能改正，这才是值得忧虑的。世上反而有人诋毁议论君子，不知道君子所做的事，本来众人就不能认识。大概君子有特殊的见识，认识得明白，担当得坚定；凡做一件事，都全面筹划，先考虑结局再开始，虽遭百般挫折也不回头。表面看似迷信，实际上是心中安定而乐于去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先博学，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辨是非，然后才切实行持。研究这几句话，就能得到最切要、最急迫的事务。问：人有迷信好，还是没有迷信好？答：普通人没有迷信，不能自强，甘愿处在人下。有了迷信，就必须好学，选择善的跟从，不善的就改正。问：人人所迷信的都是名利，同样是迷信，怎么区别善与不善呢？答：君子在道德中迷信名利，所求的名声流传千古，利益惠及万世，光明正大，这是善的迷信。小人在情欲中迷信名利，只希望眼前富贵显达，日后身体死亡，所做的一切都归于空，这就是不善的迷信。问：如今中外交通，学术十分庞杂，到哪里去选择明师呢？答：天地这样广大，何必担忧没有明师？道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主、以善为师。明师不过是言行没有成见，不存他人之见，也不存自我之见，平心静气，以审察真理为主见；能够博学、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辨是非，然后切实行持的人，就是明师。至于初学者，正如孔子所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的老师的人。选择他的善处而跟从，不善处就改正。”孔子就是千古的明师。问：常说富贵穷通各有原因。讲命的人说莫非命中注定，讲相的人说相貌决定终身，讲地理的人说风水有权力，讲善的人说行善能够带来福报，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答：说法虽然不一样，道理却是一个。有善德必有善地，有善地必生善人，有善人必有善相，有善相必有善命。一句话概括，都归结于德。所以大德之人必然承受天命。正如孔子所说：必定得到他的职位，必定得到他的俸禄，必定得到他的声名，必定得到他的长寿。（《问谈录》） 问：先生组织这个伦礼会，对世界很有益处。如今吾女学堂的女生不涂头油、不搽面粉、不戴首饰、衣服不加纹饰，用来振作女子的志气，矫正以艳丽容貌诱导淫乱的嫌疑；而男子反而油头粉面，装饰奇异，形貌怪异，真是男女没有分别了。这种行为对伦礼有妨碍吗？答：男女没有分别，妨碍就大了。男女没有分别，就是混淆天地阴阳；夫妻没有区别，家庭之道就不能成立，人道也不能建立。如今男女婚姻自由，自由结合，必然也自由解除；结合容易，离散也容易，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上等社会如此，于是开启中等社会淫奔苟合的风气，使下等社会陷入无妻无夫的痛苦。防护的篱笆一旦溃决，人类就苦了。问：如今处在上位的人，容易热烈提倡党会；提倡伦礼会，难道还可以挽救衰败的风气、振兴衰微的世俗吗？答：伦礼二字与世道人心关系极大。有圣人出现，我知道他一定会在上位彰明人伦，那么小民自然会在下位亲爱彼此。哪里只是挽救衰败的世俗呢？问：如今人们对于人伦常道，还不敢公开扑灭，怎么能说在上位彰明人伦，使小民在下位亲爱彼此呢？答：“伦”字有广义和狭义两层意义。狭义的伦是五伦，五伦是天下的大经，亘古不变，也是天下共同遵行的正道，中外都相同。没有五伦，人类就不能繁衍。至于广义的伦，是《洪范》“彝伦攸叙”中的“伦”。天下国家的政治、宗教，人民日常生活的幸福，以及天地运行变化的气机，无不在其中相互关联。彰明人伦，就是治理国家、使天下遵行共同的人伦；在天下彰明人伦，就是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性，亲爱人民并爱护万物。小民哪里会有不彼此亲爱的吗？问：如今听到先生的话，真是闻所未闻；伦礼会在当今不可不设立，已经很明白了。为什么不把广义的伦拿去供给政府呢？答：有圣人出现，自然会在天下彰明人伦。问：“伦礼”的“礼”字，一般都用斜玉旁的“理”字；如今贵会使用礼乐的“礼”，这是为什么？

译答：礼是道的光华，也就是道的精髓。道没有形体，而礼可以执持。道一发动就是理，再发动就是礼。理可以思考、可以言说，却不能完全实行；礼可以思考、可以言说，而且处处不能离开。所以孔子在雅言《诗》《书》之外，还教人执守礼。颜渊问仁，孔子告诉他要克制自己、恢复礼；不是礼不看，不是礼不听，不是礼不说，不是礼不动。广泛学习文献之后，还要用礼来约束自己。孟懿子问孝，孔子告诉他不要违背礼。《三礼》的书，都以“礼”命名。“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说明，以礼来示范，天下国家就可以得到匡正，这些都重在亲身实行。所以礼是圣人用来安定天下的工具。礼乐兴盛，刑罚就会适中；刑罚适中，人民的手脚就有地方安放；手脚有地方安放，人民就安定。人民安定就会快乐；人民快乐，就能立志于道、依循德，于是有廉耻。人民有廉耻，想引诱他们做坏事、犯法，就不可能了。所以说：“用德来引导他们，用礼来整齐他们，人民就会有羞耻心，并且归服。”在人伦之后接续以礼，是为了昌明人道，重在亲身实行；在人伦之后接续以理，是为了昌明科学，凭借研究。研究伦理，人民就会多有智慧而少有仁德。这样治理国家，流弊就在于逞强；逞强就会争斗，争斗就会灭亡。所以再崇尚政令，天下人都被政令引导；用刑罚整齐天下，天下人都被刑罚压服。崇尚政令、依赖刑罚，就会在气势上强大而内心不得安宁。所以说：“用政令引导他们，用刑罚整齐他们，人民只是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把无耻当作可耻，就等于无所谓羞耻；而要使人乐于实行人道就困难了。这是反常。反常必然乖戾。所以有圣人出现，我知道他一定会返回常经，使人民归于正道。天下的大经端正了，天下的大根本就建立了；天下的大根本建立了，人民就安定了。问：《中庸》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经纶天下的大经，建立天下的大本。”天下的大经，就是伦礼吗？答：不能说得这样确定。伦礼，大概也可以作为天下的大经。问：那么，天下的大本究竟是什么？答：《中庸》不是说过吗？“中，是天下的大本。”天下的大本建立了，三教就会合于同一源头，万教归于儒；中外、古今、新旧的学问，自然熔铸会通于其中，于是天下有教化而没有类别之分。没有类别之分的人民，哪有不安定的呢？从未有过。问：所谓“中”，是什么？答：君子时刻合于中道的“中”，尧舜“诚实地把握中道”的“中”，老子“抱守一而守中”的“中”，佛教“空中”的“中”，孔子“快乐就在其中”的“中”，耶稣以十字架作为中心的“中”，子思所作《中庸》的“中”。君子以此立足于自身，成为内圣；以此验证于百姓，成为外王。问：那么，先生所说的中和学堂，是当今天下的大本吗？答：不能说得这样确定。（《刍谈录》） 第十二礼拜：民国与专制 民国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记 问：有人说没有鬼神，这种说法对还是不对？答：世俗之人哪里知道鬼神？就是他自己这一身，还不知道是怎样构成的。鬼神在先天，是阴阳二气的精灵；在后天，凡人做事，光明正大就是神，昏暗暧昧就是鬼。孔子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我能够尽到自己的人事，我就是鬼神。鬼神有什么奇怪的？不过是天地精灵所汇聚的罢了。人是万物之灵，也是天地精灵所汇聚的。存心正大，就是神中之神，甚至还可以造就出来。问：如今民国信教自由，为什么政府却禁止青莲、白莲、红灯、黄羊、八卦等教派呢？答：凡是故意炫奇的，都是邪术而不是宗教。古今中外，没有邪术能够治理社会，只是借宗教煽动迷惑人心、扰乱治安。政府负有保护治安的责任，所以不得不禁止。有圣人出现，必定会使万教归于一统，使天下有教化而没有类别之分；到那时人心统一，天下太平，还谈什么信教自由呢？问：什么叫利己？什么叫害己？答：利己首先要明辨善恶，从道德中求取名利，一旦得到便永远得到，这才是真正的利己。不明白善的人，用诡计求取名利，使尽手段，得不到就忧愁，得到后又担心失去；越担心失去，越使用机谋，到头来杀身亡家，这才是真正害己。人生的名利，各有分定；用仁义取得它，是君子；用奸诈巧取，是小人。孔子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也就是明辨善恶、安守本分；为了自己，并不会发展到损害自己。（《问谈录》） 问：贵会的三生先生，留学多年，获得法学士的称号，新学精美，旧学也兼长；回国后在各部任职多年。如今民国建立，新学盛行，正是有志之士做官立业的时候，为什么却要办伦礼会呢？答：他自从读书以来，就不认为旧学正确；留学以后，也不认为新学就是正确的。只是想着调和新旧，使中外合一，开创万世太平的事业。问：既然有这样的心志，就是大英雄、大豪杰，为什么还要供奉孔子呢？答：孔子是万世太平的教主。问：这话多么荒谬！孔子是专制的教主，是民国的罪人；即使“伦”这个字，也已经不符合民国的体制。答：您的意思是说君臣吗？君就是主，臣就是承受、辅佐的人。在政权之中不能没有主，在政权之下不能没有承接的人。君臣，是国家的统属关系；国家，是人民的保障。所以君主抚爱我，就是我的君主；虐待我，就是我的仇敌。汤武革命，就是依据这个道理。孔子说：“君主按照礼来使用臣下，臣下按照忠来侍奉君主。”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国家就不是原来的国家了。试问，专制国家的主权者是君，民国的总统难道不是君吗？父亲难道不是亲人吗？母亲难道不是母亲吗？为什么迷惑得这样厉害呢？问：世界各国都不把总统称作君，只有您把他称作君吗？

译答：君和帝，哪个名称更尊贵？回答说帝更尊贵。君和皇，哪个名称更尊贵？回答说皇更尊贵。日本难道不是立宪国吗？仍然称天皇。英国和德国难道不是立宪国吗？仍然称皇帝。拿破仑难道不是大总统吗？为什么还图谋专制？尧、舜、禹、汤、文、武，难道不是专制的君主吗？为什么又称为圣世？孔子说：“治理政事在于用人；那个人还在，政事就能兴办；那个人亡故，政事就会停止。”所以，把天下交给一个人容易，为天下找到人才困难。专制未必不好，共和也未必一定好。专制依靠贤明的君主，苦的是君主，享福的是百姓；民国依靠公民，苦的是百姓，享福的是君主。君主贤明，哪里还有什么专制？不过是国家安泰、百姓安宁罢了。君主不贤明，哪里还有什么民国？不过是百姓动乱、国家疲敝罢了。专制，是因暴君而得名；民国，是因为没有贤君才形成的。所以说，专制与民国的区别，不在世袭和选举的差别，关键在于国家是国人的国家，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有道，贤能之才接连出现，选拔贤人、任用能人，是天下国家的幸运；天下无道，就会争夺权力、祸害百姓，那还不如世袭制度更好。: 问：照您的话说，立宪国这个名称，是因为国家没有贤君，出于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吗？答：是。问：那么您所赞成的，是专制吗？答：不是。如今天下舟车已经通达，人力也已经贯通，“天下”这个称呼由此才合适；不平等的景象，恐怕会一天比一天增加。大英雄称霸诸侯、平定天下，已经不是凭借战车兵力的时代了。问：冒昧请问，如今要凭什么平定天下，而不是凭兵车呢？答：用德来引导天下，用礼来整齐天下。问：您尊崇孔子，可孔子之道对当今社会一点也不合适，怎么能够实行呢？答：您不实行也就罢了；若说不合适，就不能这样说。请问民国讲学吗？回答说讲学。只讲学而不实践，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替人谋划却不忠诚，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与朋友交往却不守信用，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做人不孝顺父母、不敬爱兄长，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冒犯上级、发动叛乱，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那么孔子之道都适合民国，怎么能说不合适呢？问：您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了，为什么却迷信孔子呢？答：说我迷信道，可以；在当今世上，除了孔子，还有谁可以奉为宗主呢？问：你不相信我的话，我们之间的友谊就尽了。答：从前孔子在世时，有个叫互乡的地方很难与人交谈。一个童子来见孔子的门人，门人感到疑惑。孔子说：“赞成他进步，不赞成他退步。”君子按照德来爱人。问：难道我不是因为德而爱护您吗？答：您的心地值得爱护；但您爱好学问，不如我。问：那么道路不同，就不能共同谋划了吗？答：富裕，是人们所希望的；尊贵，是人们所追求的。学问优长就做官，我将要做官了。（《刍谈录》） 第十三礼拜：人情就是伦礼 民国元年五月初二日记 （有人前来推倒伦礼会） 问：什么叫伦？什么叫礼？答：人情就是伦礼。问：为什么不叫人情会？答：人情有善有恶；伦礼，就是人情恰到好处、最为适当的状态。问：什么叫恰到好处、最为适当？答：比如兄台前来参加会议，我就恭敬地迎接并亲切交谈。这是朋友之间的伦，也是宾主之间的礼。问：世界没有伦、没有礼，可以吗？答：没有人伦礼法，就是没有人情；没有人情，就是没有世界。人伦礼法，是扶植人情、维持世界的工具。问：世上有没有借人伦礼法来搜刮钱财、把人陷入坑阱，借此收取名声和利益的人呢？答：这种人是不讲人伦、不守礼法的人，是世界的害虫，天地所不能容。问：这个伦礼会，难道不是金钱主义吗？答：我虚度五十多年，东奔西走；如果是为了谋利，哪里没有钱财可图？如果是为了谋名，哪里没有官位可求？何必借成立伦礼会来谋求名利呢？（话说到这里，会中的人斥责来者无礼，把他赶出大门。那人出来后，对他的三生父母说：为什么不让您的儿子做官，安享尊荣，反而办这个伦礼会，耗费家财，有什么益处？三生父母说：在如今的世道，能讲明人伦礼法，就是祖宗的好子孙；又能设会劝人行善，可以说是挽救危局的中流砥柱。我的儿子做官，是使我的身体安稳；讲明人伦礼法，是使我的心安稳。我有一百个儿子都能这样，即使晚上死去也无遗憾了。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正元先生，先生说：杨氏有这样的儿子，是有来由的。）（《问谈录》） 问：伦礼会属于什么党派？答：伦礼会属于达巷党。问：达巷党办理什么事情？答：达巷党办理孔子的事业。问：有人说孔子属于宗教，有人说不属于宗教，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对？答：如果只谈文章，孔子不属于宗教；如果实行性与天道，孔子就是真正的宗教。问：真正的宗教有什么好处？答：真正的宗教，是天下共同的教化。有教化就没有类别之分，没有类别之分就能形成大同世界。问：孔子是大同教的教主吗？答：你怎么知道谁是大同教主？童子说：听了先生的话就知道了。先生说：这个孩子可以教导。童子说：我可以加入达巷党吗？先生说：你现在就是达巷党的人了。童子说：您允许我入党，我要去向孔子行敬礼。童子出去后说：我回去告诉父母，可以吗？先生说：可以。（《刍谈录》） 第十四个礼拜：明白教义，修养心性 民国元年五月初九日记 问：以前听先生讲过“明善修身”这一条。我们研究字面意思，还觉得平淡；如果真的实行，确实很难。请先生再讲两条，我们愿意听取详细说明。

译答：凡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比如读书，翻开书时明明白白，合上书就茫然无知；又比如写文章，落笔可以写万言，一挥而就，但要真正实行一件事，就十分艰难。比如规条这件事，并不标新立异，说出来人人都知道，可叫人实行，万人中也难找到一两个。凡是修持这条道路，谁没有真心？一转念就消失了；谁没有真意？一转念就丧失了。像我现在的门人，身在这堂中的，也都已经很熟悉这些道理；也有人发起勇猛心，愿意改过自新，实行圣道，维护圣道，保全真正的种子。等到他们有的回家，有的外出，每天接触的人、谈论的事情都是名利，久而久之便忘了圣道，也不知道修持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离开道太久，不能自己作主，耳濡目染，周围全是贪图利益的人。他们并不是真心忘掉圣道，而是被情欲遮蔽了；并不是真的不喜欢道，而是受前生牵连所制约。道家称之为魔鬼，儒家称之为情欲。人要讲修持，谁不知道这是好的？第一要观察他的祖德以及前世的根基种子；第二要观察他历劫以来的冤缘牵累；第三要观察他是否坚定、恒久而笃信。即使在六亲之中，也有善缘和恶缘的阻隔。第四要看他能否在动心时克制自己、磨炼性情。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如《孟子》中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一章所讲的苦楚，能不能承受得住是个问题。倘若既讲修持，又半途而废，还不如不讲修持，罪过反而小些。明知是道却背叛道，罪大恶极。俗话说“不吃斋，神不怪”；但背叛道，即使不遭遇奇祸，也会遭受极大的穷困。所以君子有规矩的性情，必定谨慎独处时的行为；必须经受得千磨百折。别人不肯做的事，我能够去做；那么别人不能享有的福，我也能够享有。这就是天道的自然规律。所以我们门中劝人为善、改过自新，并不劝人入门修道。“修道”二字，并不是学习做神仙；道就像大路，是叫人沿着正路行走。由日常伦常入手，下学便可以上达。无奈现在的人不知道正路，把邪路当成正路；如果教他走正路，他却觉得像被绳捆索绑，四肢都不得安宁。所以先教他明白善理、修养自身，由外而内；其中“明教修心”这一条，就是内圣之学。今天修心的方法，只有佛门和道门的弟子还知道讲求；而真正的修心，就是不自欺。凡事都以一颗诚心待人。所以明白就会诚实，诚实就会明白；因此极其真诚就如同神明。所谓明白教义，就像今天所讲的教化，是从三教中产生的千头万绪。如果不辨明正确与不正确，就随意信奉它，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谓明白，就是要知道什么是正宗：先从自身验证，在百姓中考察，参考三王的制度，建立于天地之理，以鬼神为质证，百世之后等待圣人也不会迷惑的，才是明白教义。能够明白一种教义，凡事就不敢欺骗自己的内心。心是本性的居所，是精神的收藏处，所以称为心性。要有心，才有性；性没有心便不能存在，心没有性便没有灵性。所以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方法。减少欲望就是明善修心的方法，但非有克制性情、安定心志的功夫不可。为什么教义必须明白？是怕误入旁门左道。如果不能辨明教义的邪正，进入异端，就是以邪说欺骗百姓，使仁义受到堵塞。怎样辨别教义的真假呢？不但没有损人利己的事情，而且连损人利己的心也没有，这就是真教。明白一种教义，就是明白道。因此孔子说：“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这就是孔子明白教义、修养心性的说法。否则，教义尚未明白就修心，心虽然是善的，教义却不善；教义不善，做事就不善；事情做得不善，灾祸就由此产生。所以修心就是锻炼本性的功夫。修心的功夫，就是要懂得培植心上的土地，涵养性中的天理。这两句话，就是修心的捷径和要诀。其中还包含穷究事理、充分发挥本性，以至于认识天命。为什么心需要修炼？凡人落入后天境界，心中都是恶念，所以要明白教义。教义就是以圣人为规范；有教化而没有类别之分，才是真正的教义。明白这种真教，才可以修心。修心就是淘洗、筛除自己的性情，去掉情欲的私心，把一颗血肉之心修炼得明亮清澈，如同高悬的明镜，万物来到都能照见。所以说：“身体像菩提树，心像明镜台，时时勤于擦拭，哪里会有尘埃。”不断修炼，修到后来就达到：“菩提本来没有树，明镜也不是台，本来没有一物，哪里会沾染尘埃。”这就是得到真人口诀、明白教义之后再修心的方法。（《问谈录》） 问：天地为什么不仁爱，把万物当作草扎的狗呢？答：天地本来只是浑然的一物，以人为心；人不能自己作主，随着气数动荡，于是显得不仁，自己陷入了草狗的境地。想要尽到人的道义，弥补天地的缺陷，挽回天地的气数，辅助天地化育万物，使天地都仁爱，不如克制自己、恢复礼法，以自己的位置参与天地化育万物。人本来具有灵性，有灵性就能够自己作主；能自己作主，就是仁道。人的视、听、言、动有不合礼的地方，就是不仁；不仁就是不能自主；不能自主，就会随着气数动荡；随着气数动荡，就是草狗。有灵性的人尚且会成为草狗，何况天地间的万物呢？所以佛法救度世人，教人从声闻、缘觉、菩萨三种圣位超脱，而进入佛的圣境。因为天地的形体随波流转、不能稳定，本来就是不仁。要脱离不仁的苦海，必须从自身施行仁爱开始。因此圣贤、仙人、佛陀无不把功德放在首位：对世间有功，对人有德，才可以上升天堂、配享上帝，归于极乐世界。所以至圣教人以修身为根本；能够修养自身，才能使他人安定，因为修身是确立生命根本的基础。人人修身，就是人道昌明，个个都能自爱。苦海就会变成极乐世界，不仁的人也都会成为仁人。（《刍谈录》） 第十五个礼拜：以礼行大孝 民国元年五月十六日记 问：上星期先生讲“明教修心”这一条，说它如此困难；如今人们讲信教自由，难道是不明白教义吗？答：所谓信教自由，正是因为不知道明白教义、修养心性的办法。所谓教，就是有教化而没有类别之分。人的心和情欲各不相同，但教义并没有不同。所谓不同，不过是教义的一个方面。真正的教义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所以修道就叫作教；明白这种修道的教义，才敢说是明白教义。问：规条中把以礼孝敬父母列为一条。人能够以礼孝敬父母，大孝是不是就在其中？

译答：以礼孝敬父母的道理，就是孔子说的：父母活着时要按礼侍奉，去世后要按礼安葬，按礼祭祀。所谓礼，就是实行道。所以孔子问礼，而不问道。行孝必须先懂礼，懂礼之后才能把孝道充分做到。假如父母有不善的心、有不善的行为，不能顺从；顺从他们就是不孝。因此必须用合乎礼的方式委婉劝谏；见父母的意志不接受，仍然恭敬而不违背，辛劳侍奉也不怨恨。父母爱护子女的心，是天然的礼；子女尽孝，也是天然的礼。如果子女不能以礼孝敬父母，就是违背天道。假如懂得运用礼，事情就都能恰当。凡是引导父母走向道，以礼孝敬父母，就是以道孝敬父母；礼能够完全做到，大孝也就在其中了。比如舜以礼孝敬父母，不能只从侍奉父母的事情上评判。如今早晚问安、替父母劳作、奉养父母等事，是用具体事务顺从父母；如果父母有不善，委婉劝谏而不听，仍然在事务上顺从，然后委曲求全，用礼孝敬他们，这才可以说是孝。孝子还必须爱惜、保重自己的身体，调养精神，使父母没有忧虑。人必须有充足的精神，才能办事。所以孟武伯问孝，孔子告诉他：父母只忧虑子女的疾病。凡人贪、嗔、痴、爱，不知道保养身体，都是不合礼的事情；大不孝也就在其中。孝子都能知礼、明礼，实行礼法，所以在家是孝子，出外是忠臣。不以礼孝敬父母，不但不敢说是孝，也不敢说是顺。顺，是顺从父母的心；礼，是使父母的心安定。只是顺从却不能使父母心安，又凭什么说是孝呢？孝，是天的常经、地的义理、人的行为，像日月的光明，是天地间的正气。只有明白礼、实行道的人，事事不违背礼，事事都依礼而行。以礼修身，就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以礼修心，就是报答父母爱护子女的心；以礼孝敬父母，就是亲身实行大道，扬名显亲；又能引导父母走向道，名留后世，这才是孝子贤孙。孔子告诉曾子，小杖责打可以接受，大杖责打就要逃走；又如舜没有告诉父母便娶妻，都是以礼孝敬父母。如今所谓孝，只是以具体事务孝敬父母：父母做得好就顺从，父母做得不好也顺从，自以为是孝，却不知道有时会使父母陷入不义；大不孝也就在其中了。孝子还要有智慧、仁爱和勇气。智慧、仁爱和勇气之中，就包含着礼。所以礼，是子女孝敬父母时用心的大事。子游问孝，孔子说：现在所谓孝，只是说能够供养父母；即使狗和马，也都能得到饲养，不恭敬又凭什么区别呢？恭敬之中就是真正的礼。孝并不只是拘泥于在家中日常侍奉父母。古今的英雄豪杰、圣贤仙佛，都是大孝子。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七岁时母亲去世，如今他的圣父圣母之名流传万世。孔子懂得礼，所以大孝就在其中。人能够懂礼而行孝，就是孝的最高境界。（《问谈录》） 问：伦礼会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答：中外成为一家。问：怎样才能成为一家？答：使新学和旧学合而为一。问：新学和旧学合一，就能成为一家吗？答：新学和旧学合一，就是万种教化归于儒学。问：万种教化怎么能归于儒学？答：在于三教合源。问：曾听说三教同源，敢问三教怎样合源呢？答：在于慎独。问：慎独是儒家的道理，为什么说它能使三教合源？答：慎独，是实行真儒之道的实际功夫，是三教共同的道理。君子谨慎地对待独处时的行为，万物的道理就都具备了。问：君子慎独，我相信了；天下一家，我不相信。答：多听取意见，对可疑之处存而不论；多观察，对危险之处存而不论。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暂且不谈。您没有听说过留音戏吗？只是听到它的声音，没有见到它的实物，谁会相信？可是确实有这种东西。您没有想过照相吗？善于绘画的人画一百幅也难以逼真，照相却在顷刻之间把细微之处全都显现出来。只是听到这件事，谁会相信？真正见到实物，才知道不是骗人的。您没有想过电灯吗？不用火，也不用油，却光明灿烂。只是听到这件事，谁会相信？您没有想过电报吗？顷刻之间可以传到万方。只是听到这件事，谁会相信？您没有见过火车吗？相距千里的地方，一天就能到达。只是听到这件事，谁会相信？您没有见过飞艇吗？在空中往来，天地仿佛成了一家。只是听到这件事，谁会相信？孟子不是说过吗？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方式欺骗他，却难以用不合道的方式蒙蔽他。您果真实行道，把上帝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天下就会成为一家，这就是人道的正道。三教合源，如果不真正实行《大学》的道理，就很难完全了解其中的深意。（《刍谈录》） 第十六个礼拜：爱国尽忠 民国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记 问：以前听先生讲规条，一个字里面似乎都有天壤之别；那么，进入《大学》的道路，不也是很难吗？答：《大学》的道理，达到最高境界时，极其神妙；其实却极其平常，人人都可以从它入门。孔子十五岁时进入《大学》的道路，七十岁时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看似困难，实际容易。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一定有像我这样忠诚守信的人，只是不如我好学。只要坚定而持久，有志向的人最终就能成功。《大学》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学习并经常温习，恢复我们天命所赋予的本性，有什么困难呢？比如规条中的修身、修心、孝亲、为人四条，是修身齐家的事情，已经讲明了。第五条爱国尽忠，“忠”字的意义，不是说忠于某一个人；尽忠就是爱国。有国家之后，家庭才能保全，个人才能修养；国家亡了，就成了别人的奴隶，还谈什么修身、齐家、爱国呢？比如现在革命家的说法，讲同胞，讲团体，人人都有忠心，热爱国家，国家怎么会不强大、不富裕呢？俗话说，一个人舍生忘死，万人也难以抵挡。岳武穆说：文官不贪钱，武官不怕死；这样精忠报国，谁敢侮辱他？所以孟子说：人一定先有自我侮辱，别人随后才会侮辱他；国家一定先自取攻伐，别人随后才会攻伐它。国家没有忠臣，百姓没有忠心，上下离心离德，各自抱着一种见解，就像一盘散沙，国家必然灭亡。国家灭亡，家庭必然灭亡；家庭灭亡，个人也必然毁灭。如果人人都忠心义胆，以国家为重，也就是以家庭和自身为重。不知道爱国尽忠，就是奸邪；只图个人荣耀，不过是迎合君主罢了，哪里懂得《大学》的道理？《大学》说，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先整顿自己的家庭；想整顿家庭，先修养自身；自身修养好了，国家就能治理。所以“爱国尽忠”这一条，就是《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问谈录》）

译问：先生说人伦礼法是天下的大经，是人道的正轨，敢问家庭中的人伦是什么？答：父子，兄弟，夫妻。问：社会中的人伦是什么？答：朋友，姻亲，乡党，长幼。问：国家中的人伦是什么？答：君臣，上下，同僚，友邦。问：天下的人伦是什么？答：天子，诸侯，大国、小国。问：大道中的人伦是什么？答：师生，道友，仁人。问：先生说人伦像经线，礼像纬线；只有人伦而没有礼，就像大车没有〔缺字〕、小车没有〔缺字〕。这是针对各类关系分别说的礼。先生又说礼是道的光华，道如同大路。敢问普遍实行、可以规范天下国家的礼是什么？答：就是本会现在倡导实行的万教大成礼拜。问：什么叫万教大成礼拜？答：各种教化，都是上帝所爱的儿女，代替上天宣扬教化，阐明大道来救度世人。问：万教各自开辟道路，普遍救度十方，分担弘扬大道的责任，难道不是很美好吗？为什么还要有这个万教大成礼拜？答：大道还没有彰明时，上天产生万教来教导人；大道将要施行时，万教归于本源而达到统一。天下都出于同一教化，同一教化而没有类别之分；没有类别之分就叫大同。大同，就是大道施行的时代，也是万教彰明的境界。所以称为万教大成礼拜。在交通发达的时代实行它，不是很适宜吗？问：不称为万教礼拜，却称为大成礼拜，莫非是孔子的礼拜吗？答：称为万教大成礼拜可以，称为孔子礼拜也可以。问：这是什么意思？答：大同的时代，以儒学为宗旨。问：从前孔子说“我的道一贯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吗？答：是的，在天下彰明光大品德，所以称为大成。问：那么，没有孔子就不能实现大同吗？答：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成为大同教主的原因。“明明德”三个字，就是性与天道。问：大成礼拜在名称前冠以上帝二字，就是这个意思吗？答：是的，这就是三教合源的原因，也是万教归于儒学、天下成为一家的原因。问：从前子贡说，孔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孔子关于本性和天道的言论却难以听闻；又以高达万仞的宫墙作比，以宗庙百官作比喻，这些说法都是有来由的。答：这正是孔子成为中和至圣、万教大成的原因。（《刍谈录》） 第十七个礼拜：以知行实行仁智 民国元年六月初一日记 问：第六条“知行仁智”是什么意思？答：所谓知，就是明白《大学》的宗旨：穷究事物而后知识充分，知识充分而后意念真诚，意念真诚而后心意端正，心意端正而后修养自身，自身修养而后家庭整齐，家庭整齐而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而后天下太平。在今天，平治天下就是统一全球、协和万邦。所以有知就必须实行。至于“智”“仁”二字，由智慧产生仁爱，这就是天德王道；由仁爱产生智慧，称为内圣外王。智慧和仁爱都具备，勇气自然就在其中。有了这三者，就是知行并进。“知行”二字之所以列在德智之上，是因为人做任何事都不求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难以实行。真正明白的，没有不实行的；真正实行的，也没有不明白的。能够知行合一的人，首先要明白智、仁、勇。把智、仁、勇放在知行上来说，就是孔子所说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知”。这里的“知”，是一定要实行的意思。但现在人所谓知行，大多是鲁莽做事、轻率妄动。俗话说，忙乱的人做不出好事。所以加上智、仁二字，才是真知真行。凡是实行一件事，必须有智慧和仁爱，然后使用勇气，这样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没有智慧和仁爱而使用勇气，就是轻浮的举动。所以“知行仁智”这一条，小而言之是修身齐家，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只是如今世上，运用智慧的人多，运用仁爱的人少；没有仁爱和智慧的人多，能够知行的人少。更严重的是，既不明白也不实行；即使有所知，也只是皮毛，实行起来也不踏实，因此百事无成。“仁智”二字，就是认识天命；所谓知行，就是顺从天命而行动。凡事顺从天命而行动，就能随时采取恰当措施，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上运转。而且不只是平治一时的天下，还可以平治万世的天下。比如孔子有仁有智，能够知行；处于困穷时便独善其身，作《春秋》，删定《诗》《书》，制定礼乐。虽然当时没有实行他的道，但时至今日，大道广泛开展，想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除了孔子，还有谁可以作为宗师呢？这一条，对内是成圣，对外是成王，是平治天下的根本。（《问谈录》） 问：法律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富国强兵就足够了。至于平治天下、统一全球、协和万邦，若没有道德就无法达到。答：用法律治理国家困难，用礼让治理国家容易。所以君子修养自己来使他人安定，也就是用礼来给人示范；天下的国家就可以得到端正。问：《大学》的道理开头说“在明明德”，就是用道德平治天下吗？答：道德，是天人合一的学问。所以说，道并不远离人；如果没有最高的德行，最高的道就不能凝聚。因此君子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戒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也恐惧；隐蔽处最容易显现，细微处最容易彰明，必须谨慎独处时的行为，因为道要由人来树立。人能够弘扬道，就是在天下彰明光大品德，也就是统一全球、协和万邦。（《刍谈录》） 第十八个礼拜：尊敬老师，有教无类 民国元年六月初八日记 问：为什么要尊师重道？

译答：尊敬老师不是尊敬老师这个人，而是尊敬他所传的道。因为他道德高尚、学问超过众人，是天下百姓中最先知先觉的人，所以称他为“先生”。“先生”二字，就是老师地位的体现。既然老师因道而尊贵，尊敬老师就是重视道。道，就是我的良知良能；想要保全这种良知良能，必须先求老师指示。所以重道尊师，就是尊重我自己。尊师，是在良心上尊崇老师；其中有敬畏之心，也有爱慕之心。又担心自己因循苟且，如果没有严厉的老师长久而恳切地教诲，就不能克除情欲的私心，丧失道德，最终等同于禽兽。如果得到老师的教导并切实奉行，有一天融会贯通，就能恢复本来的面目；这就是至诚之道，可以预知未来。师道难道不伟大吗？老师的地位难道不尊贵吗？学习《大学》的道理，必须知道有两重父母：生我养我的人是父母，教导我、成就我的人也是父母。所以师徒如同父子。接受老师的教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一身荣耀，光宗耀祖，成仙成圣，芳名流传万世，都是老师的力量。如果忘记老师、背叛大道，就是不知道道；不知道道，就是不知道有自己的身体，甚至会身死家亡，遭受奇祸和极度贫穷。永远堕入轮回。尊师重道的关系，难道是浅薄的吗？（《问谈录》） 问：什么是真儒？答：就是君子儒。问：有人说，君子实行《大学》的道理，通过学习达到道，这就是《大学》的道理；说它广大，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说它微小，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剖析；它代表上帝，哪里只是儒学呢？又有人说孔子不是儒者，因为他是以君子的身份实行儒道。君子实行佛教、道教的道理，由下学而上达。因此，君子是三教合源的承担者，是万教归儒所依靠的人。答：君子，就是大道的实行者。只要谨慎独处时的行为，天地就能各得其位，万物就能得到养育。问：智、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的德性；不但在人身上通达，天地万物无不通达。譬如树，根叫作仁，枝干叫作勇，花叶叫作智。智慧显现在枝干上，就是树皮和纹理；仁爱显现在枝干上，就是枝和叶；勇气显现在根和叶上，就是生长和成就。所以智慧就是生机，仁爱就是死亡，勇气就是正直。没有仁爱就不能生长；没有生机，仁爱就不能发动；没有生机，枝干就不能向上挺直。生机就是智慧。所以君子要运用智慧。答：上帝所体现的道，只是智慧而已。所以君子在天下彰明光大品德，代替上天实行大道；实行大道所依据的只有一个原则。问：四书六经，是本国文章的源头、道德的规范。如今有关部门把它废止，大概是因为它古奥深邃，不适合高等小学吧？答：六经，是圣人的本性和天道。性与天道在于亲身实行，不是用文章来装饰外表。从前通过文章选拔士人，读六经本来是应当的；如今既不重视它的文章，又不实行它的道理，废止它也合宜。您心中不能释怀的，不过是“存羊爱礼”的意思罢了；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呢？问：什么叫圣人的性与天道？答：就是您所说的道德规范，也就是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实际功夫，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事务。问：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如今正适合时代了。答：有适合时代的时机，却没有适合时机的人。问：各位君子难道不是合适的人吗？以先觉者启发后觉者，本来就是应尽的责任。答：这不正是伦礼会之所以设立的原因吗？问：仅凭“伦礼”二字，就足以治国平天下吗？答：伦，是人道的经；礼，是人道的实行。有圣人出现，我知道他一定会在上位议定礼制，也就是在上位彰明人伦，用德来引导天下；一定会用礼使天下整齐，使下层百姓亲近于礼，实行有教化而无类别之分。问：这样说来，“伦礼”二字不但能治国平天下，而且能使世界实现大同。答：是的，《礼运》一篇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不是天子就不能议定礼制”这句话，也可以由此领悟了。（《刍谈录》） 第十九个礼拜：唯有女子和小人 民国元年六月十五日记 问：尊师重道竟然如此严格吗？答：师道一旦确立，善人就会增多。如果人得不到老师，极难成为好人。问：只有守着一位老师的教导，才算尊师重道吗？答：凡是拜师学习，总在于尊重他的德行，并不拘泥于只以一个人为师，也不拘泥于必须以许多人为师。选择善的跟从，不善的就改正。比如孔子小时候以项橐为师，后来又向老聃请教礼，向苌弘请教音乐，向剡子请教官制。子贡说：老师有什么不学习的，又哪里有固定的老师呢？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从前黄帝向广成子求道，广成子问：你曾经拜过老师吗？黄帝说：已经拜过七十二位老师。广成子问：哪位老师有道？黄帝说：每位老师都有道。广成子说：既然知道每位老师都有道，就已经得道了。老师越多，知识见识就越高；但并不是拜的老师多，知识见识就一定高。如果见到不同事物就改变志向，喜爱新的而厌弃旧的，即使遇到千位万位老师，最终也必然一无所成。如果自己不知道道、不明白道，遇到真正的老师却不知道接受教导，反而把非真正的老师当作老师，那么即使谨守一位老师的教导，也不能说是尊师重道。问：贵会规条中所列的“谨言慎行”是什么意思？答：谨言，就是不说错话；但并不是教人什么都不说。要知道只有对知己才能说知己话，既不失掉别人，也不失掉自己的言语，这就是谨言。凡是言语之间，关系都不小。有时因为一句话伤害天地间的大和谐，导致国家、家庭和自身丧失；有时又因为一句话造下无边福泽，有利于自己、他人和万物。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因此子张学习求取俸禄的方法，孔子说：说话少过失，行为少后悔，俸禄就在其中。大概谨慎说话的人，才能谨慎行事；不谨慎说话，必然不能谨慎行事。慎行，就是先知道结果，然后才开始行动，这就是慎行的实际功夫。像诸葛亮那样谨慎，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如今的人能说不能做，希望用夸大的话欺骗人，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就开口。所以教人先谨言，谨言中还必须加上慎行。“慎”就是审察了又审察，思考了又思考，然后在事情将要发生的关头行动。否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所以这条谨言慎行，就是学道之人的首要功夫。凡人能否成事，能否承载大道，都可以从他的言语和行为中判断。问：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孔子为什么轻视女子呢？

译问：女子中有君子吗？答：有。女子中有小人吗？答：女子中的小人，尤其多于男子。问：既然知道如此，那么亲近她就会不逊，疏远她就会怨恨，这种事确实存在吗？答：有。问：孔子把女子和小人相提并论，所指的正是女子中的小人罢了，有什么轻蔑可言？女生说：我的疑惑解除了一些。她出去后，有位客人说：女子的性情接近小人的，确实很多。孔子这样说，是因为见识的人多了。答：是。问：亲近她，她就不逊；疏远她，她就怨恨，这将怎么办？答：与其使她不逊，宁可让她怨恨。问：如果不能疏远她，将怎么办？答：面对她时运用智慧。问：不如用德行感化她吗？答：德行是根本，智慧是作用。舜大概就是最有智慧的人吧！没有智慧，德行就无从施行。问：如果可以疏远她，难道宁可让她怨恨吗？答：不。有了智慧，怨恨和不逊就都没有了。问：那么，孔子确立这句话，是在教人运用智慧，而不是向人显示修养德行吗？答：有德的人必定有智慧。运用智慧，也就是运用德行。问：冒昧请问，什么叫德？答：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是天下共同的德行。问：智慧、仁爱、勇敢三个字，为什么把“智”放在前面？难道有智慧才有仁爱，有仁爱才有勇敢吗？答：是的。问：那么，是先有智慧而不迷惑，然后仁者才没有忧愁，勇者才没有恐惧吗？答：您已经可以和我谈论道了。问：小人为什么亲近他就不逊，疏远他就怨恨呢？答：君子的作为，本来众人就不能理解，何况小人呢？小人凭自己一己的见识，动辄妄断君子的行为。问：小人之所以不逊并发出怨言，是因为不了解君子的性情和道吗？答：是的。问：为什么不教导他们呢？答：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对他说上等的道理。问：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谈论上等道理，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夏虫不可与之谈冰、蟪蛄不可与之谈秋，以及曲士不可与之谈道吗？答：是的。最愚昧而不可改变的人，是受根性和禀赋限制的。问：这样说来，只能在面对他们时运用智慧了。答：在此前一次不运用智慧，后来有一百种智慧也不足以挽回。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独处时的念头和行为。君子慎独，本来就不会发生怨恨和不逊的事；即使发生了，三尸也会化为北斗，必定把怨恨化成爱慕之心，把不逊化成敬仰的行为。（《刍谈录》） 第二十次礼拜：凡事先责备自己 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记 问：我满腹冤屈，无人替我解释。今天特地来听讲，能不能解除我被人欺压的疑惑？答：您来得正好。今天正要讲凡事责备自己的规条。您可以把受人欺压的情形，大略说一两件。问：我满腹冤屈，千言万语也说不完。现在只说个大概，请先生指教。我们兄弟分家时，前娘后母，我父亲有两样心思，这是家庭伦理中的事，实在难以说清。只有我交往的一位朋友，他家富贵，我事事帮助他。后来我用了他一点钱，没有还给他，感情就受到伤害，随即打起官司。起初县知事判我多少还一些，因为我没有钱，他又继续追究案件，知事把我拘留，使我受到许多凌辱。这正是人善被人欺。依我想来，我对兄弟、朋友完全没有不是。如果先生只讲凡事责备自己，恐怕不合人情吧。答：天地间的事情，本来并不是事情太多，而是人自己喜欢多事。所以凡事都要责备自己。何况道理上没有他人全错，也没有自己全对。比如父子、兄弟不和，也不是父亲全错，也不是儿子全错。父子之间不要互相责求完美；一互相责求，就会离心。兄弟手足之情不可伤害，一伤害就会像兄弟阋墙那样产生争端，骨肉之道也就苦了。孔子删定《诗经》，保留《常棣》一篇，正是为了告诫后世的兄弟。亲人没有比骨肉更亲的，其中有不和睦的，有的是不明白大义，彼此欺骗；有的是因为小事而失去感情；有的是心存私念，想占便宜，于是日积月累而成为仇怨，都是因为不知道责备自己。假如能够用自己要求儿子侍奉父亲、却没有做到的心，来反省责备自己；用自己要求弟弟侍奉兄长、却没有做到的心，来反省责备自己，顺着事情的道理去做，就是顺应天命而行，自然能够安然无事。例如舜的父亲顽固，母亲〔原文缺字〕，弟弟傲慢，全是逆境；但他事事把罪过归于自己，以孝道使家庭和谐，最终使瞽叟心悦诚服。假如舜不能自我责备，又怎么能达到这样？您因为分家产不公平，损伤了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您说家人欺压您，家人也说您欺压他们。从此便失去了天伦之乐。您不知道，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一点田园产业，却赤手空拳成家，并且名留后世；也有得到父母万贯家财，转眼间却一贫如洗的。所以俗话说：“好儿子不接受遗留的田地，好女儿不穿出嫁时的衣服。”虽然是俗话，其中却有很深的道理。何况每个人各有福分和命运，能够承受福分的人，终究能承受福分；不能承受福分的人，即使靠机谋得到，也一定随得随失。由此看来，父母的钱财，兄弟所得多少有什么要紧？况且《阴骘文》说：“家富时扶助亲戚，年荒时救济邻朋。”何况是兄弟呢？要知道，因为前生有缘，今生才能结为手足。所以俗话说：“人生只有一世的兄弟。”您如果能够凡事责备自己，兄弟一定能够和好如初。至于朋友之间，有无本来应当互相帮助，但钱财一定要分明。凡事合乎义就对了。依您所说，您所交往的朋友，您和他在物资上互相接济，又在患难中互相扶持，这就是良友，怎么会发展到冲突、伤感情，甚至打官司呢？我听下来，虽然他有不对之处，其中恐怕您也有不对的地方。否则，就是您借钱时用了手段，或者您帮助他时存了机心；再不然，就是您借钱时手续不清、交接不明，后来没有钱还他时，又不能委曲求全，所以才有了钱财官司，长久争打不休。官府判您还一些钱，已经足以了结此事；您当时没有钱，也应该说几句合乎人情的话。何况确实欠他的钱，如果能够设法还他，也可以免得把债拖到来生。总之，您能够自我责备，万事都可以了结；谁还能欺压您？否则不知道责备自己，其实就是自己欺骗自己。（《问谈录》）

译问：人们常说，大同就是车同轨、书同文、行为同伦。这三者包含三世的意义：车同轨，是大同世以前的据乱世；书同文，是大同世以前的升平世；行为同伦，是大同世以前的太平世。三者各有广义和狭义，所以说“车同轨”，狭义是舟车所能到达之处，广义又包括乘坐殷代的车辂，是制度方面的名称；“书同文”，狭义是文字统一，广义是文字用来承载道、推行道，是考订文字的事情；“行为同伦”，狭义是通行于天下的五伦，广义是《洪范》九畴中的常伦，是议定礼制的事情。狭义的五伦以及舟车载道等，属于天道，自然显现于世界；广义的常伦以及乘殷代车辂、推行道等，属于人道，必须等待相应的人出现后才能实行。确实如此吗？答：这三者，是君子用来统治天下的根本。如果没有最高的德行，最高的道就不能凝聚成形。所以说：“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顺着本性而行叫作道，修明道叫作教。”这就是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刍谈录》） 第二十一次礼拜：国法与天律 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记 问：规条上说“将心比心”，是什么意思？答：将心比心，就是执两端而取中道的功夫，也是知己知彼的方法。譬如人的心像一杆秤，两只手像秤盘，各拿着一样东西，轻重不相等，心怎么会不知道比较衡量的道理？一定要到两只手平衡以后，心才安定。心安定，就像秤砣处在中点。又比如对待别人，凡事如果不能公平，利于自己就一定会损害别人，利于别人就一定会损害自己，这不是使人我相安的道理。所以在言语行为之间，心里怎么想、嘴上怎么说相一致，就是知己知彼的起点。又要把一个自己看作两个人：他就是我，我就是他，而处在中间作判断的心，就是知己知彼。佛家的慈悲、儒家的忠恕，说的就是这个。人能够有这种心，就是使人欲之心消退、道心生起，完全由天良来行事，显现出本来的面目。将这种心扩充开来，就是天下为公的心。问：为什么要谨慎遵守法规？答：法规有国法和天律的区别。国法有时还可以逃避，触犯天律却万万无法逃脱。因为国法只能诛罚人的身体，天律却能诛罚人的内心。诛身不过是身体死亡，诛心则是心灵死亡，灵魂的种子永远堕入三涂苦道，经历万劫也难以恢复。所以君子心存刑罚的畏惧，是为了谨慎遵守国法，保全身体和自由的快乐；他畏惧天命，是为了谨慎遵守天律，保全良心和自由的快乐。如果果真存着这样的心来行事，谨守天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那么国法即使严厉，也绝不会加在无罪的人身上。谨守天律，也就是借此守住国法。（《问谈录》） 问：至诚为什么能够像神一样？答：至诚可以承受上天的使命。承受使命的人，代替上天宣扬教化，这叫作天的代言者，是圣人而不是神。他的言行都能成为事实，看起来像神一样，所以说“如神”。（《刍谈录》） 第二十二次礼拜：尊敬神明就是尊敬自己 民国元年七月初六日记 问：为什么要敬礼神明？答：敬礼神明这一条，在《圣道发源》上已经解释清楚。“敬礼”二字不只是尊重神明，也是尊重自己的良心。这里的“神”不是指泥塑木雕的神，而是指无声无臭、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真上帝，也就是自身灵魂的真正种子。敬礼的意义，如儒家的存心养性、佛家的明心见性、道家的修真炼性，保全性灵，使其不生不灭，这是敬礼神明的上乘方法。若每天向虚空中的神明祷告，假设有十只眼、十只手，时时自我警惕，或者七日循环举行礼拜，以期改过向善、解除灾厄、消除罪愆，这是敬礼神明的中乘方法。至于修建寺观、礼拜偶像，一是把它们作为榜样，二是崇敬酬报古人的功德，三是使人见到形象而产生畏惧，不敢作恶，这是敬礼神明的下乘方法。世人烧香拜佛，专门为了求福，实际上大大违背了敬礼神明的本来意义。问：什么叫爱人如己、救济别人而有利于万物？答：爱人如己，就是《大学》所说的亲爱人民的功夫。推究人的来源，都是上帝所生，同出一源。人与我本为一体，所以爱别人就是爱自己，爱自己也必须爱别人。这一点在《圣道发源》中已经说明。总之，人只知道爱自己，不知道爱别人，必定是自己的私心还没有化除。所以颜子问仁，孔子告诉他要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使天下归于仁。因为人能够爱别人，就是仁人的心，也就是天地的心。人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人。救济别人、使万物获利，就是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意思。成全别人的美事，帮助别人的善行，救助别人的急难，都属于救济人的行为。使万物获利，就是体察天地好生的德性。凡物无论大小，都是天地所生，以天地的心为自己的心，怎么能不爱它们？佛家戒杀，孔子不设网捕鸟、不射夜宿之鸟，孟子所说按照时令进入山林、不用密网捕捞池中鱼类，都是出于有利于万物的仁心；《中庸》所说参与天地化育、使万物生长，则是有利于万物的最高境界。（《问谈录》） 问：如今的世界崇尚平等权利、重视自由，风气席卷一世。君不像君了，百姓都成了主宰；新的事物天天流行而不知回头，旧的事物天天庸俗却辱骂新的事物；审判不公平，议论全是党羽之争；国际上只看重强权，民间没有公正的舆论；男人穿女装，女人穿男装；女子在外而无所归属，男子像女子一样而没有界限。真可说是阴阳颠倒、乾坤昏乱。君子作为中流砥柱，将用什么办法来扭转这种局面？答：这就是伦礼会所以设立的原因吗？问：小小一个会，哪里足以扭转乾坤？答：安守自己的位置而行事，我愿意学习做君子。问：阴阳颠倒、乾坤昏乱，难道不是贤者的责任吗？答：贤者是上天的儿子。天地有了自己的儿子，大道大概将要实行了吧。（《刍谈录》） 第二十三次礼拜：志向可以挽回天命 民国元年七月十三日记 问：为什么学习首先要立志，以达到尽人事而合天道？

译答：“学习首先要立志”这句话，就像走路一样。志向在于走一百里，不走到一百里就不停。即使今天走一步，明天走一里，只要一直向前走，终究有到达的时候。只怕不肯走，今天说困难，明天也说困难，即使只有一里的距离，一生也不能到达。不是不能到达，而是因为没有立志。凡是大丈夫生在当今时代，不能成为当今时代应有的人，也是白白出生一世，难道不可惜吗？例如苏秦游说六国，多次出游却不能得志，知道自己学问不足、难以取得成效，于是悬梁刺股，立志求学，后来果然佩带六国相印。由此看来，凡是学业不成的人，一定是先没有立志。所以《中庸》说：“别人用一分努力就能做到，我用一百分努力；别人用十分努力就能做到，我用一千分努力。”果真有这种志向，即使愚笨也必定会聪明，即使柔弱也必定会刚强。至于尽人事而合天道的意义，是说人事已经尽到，命数和命运也就转化为天命，大德之人一定能够得到应有的成就。例如归有光读书时，有鬼呼唤他说：“归有光，归有光，你能把命运怎么样？”归有光始终没有退却自己的志向，只尽人事，听凭天命。忽然有一天，鬼又呼唤他说：“归有光，归有光，命运能把你怎么样？”后来他果然名列朝廷显贵。由此可知，人事足以挽回天命，也就是尽到人事而合乎天道。所以孟子说：“尽自己的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天道。保存自己的心，养护自己的本性，是用来侍奉上天的。”再说明白些，所谓尽人事，就是在人事上历经艰难磨炼，遭受百般挫折也不回头；所谓合天道，就是把原来的命数转化为天命，最高的德行必定能够获得成就。人如果依照这两条去做，希望成为贤人、圣人，进而与天合德，又有什么困难呢？（《问谈录》） 第二十四次礼拜：有私心的人容易作恶 民国元年七月二十日记 问：如果能够实行先生所讲的规条，也可以称为真正的儒者吗？答：我讲的规条，没有人不能实行。世人不实行，一是受到上天所定的恶劫数影响，人人随波逐流，不知道将要走向哪里；二是教育不良，德育不能和智育同时发展；三是儒门所讲的性与天道，以及佛、老所讲的修真炼性，后世儒者没有真正理解，因此排斥佛、老，失去了圣道的真传，以为日常伦理生活已经包括儒家的全部事业，却不知道能够贯通天地人，才算真正的儒者。如果能够谨慎遵守规条，那么所作所为自然与天地的德性相合，称为真正的儒者，实在是理所当然的。问：真正的儒者也以神道来设教吗？答：孔子是真正的儒者。他所说的无非是人的本性和天道，也就是以神道设教的宗旨。所以他说：“上天把德性赋予我，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又说：“鬼神的德性，我孔丘祈祷已经很久了。”乡里举行驱除疫鬼的傩礼时，他穿着朝服站在东阶上。圣人立教的精微义理，如果不是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理解呢？但世上处于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占多数，不能对他们谈论上等道理；只要他们能够遵守三纲五常，也可以从下学逐渐达到上达。这就是孔子所说“百姓可以让他们依从去做，却不必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即使只读孔子的文章，遵循朱子的注解，也可以亲身受到它的福泽。而且愚孝、愚忠之所以能够得到天地正气、名声流传千年，也总是承受了孔子文章的福泽。至于儒家的真正传承，在于性与天道，实际上不是朱子所认识的。《易经》说“天地闭塞，贤人隐遁”；老子说：“天地不仁，把万物当作刍狗；圣人不仁，把百姓当作刍狗。”这也像是有气数使然。如今正逢万国交通、人们能够弘扬大道的时代，世界平等、民族共和；如果不阐明圣道，实行真正儒者的性道，天下一定难以平治。我现在正提倡儒门关于性与天道的学说。我不顾惜世人的议论，不贪恋富贵，也不计较生死，一定要到能够发扬圣道才停止。现在的学问虽然分为中西、新旧，但能够平治天下的，终究不超出儒家《大学》所讲的性与天道。你若不相信，请看将来。问：什么叫大公无私？答：天道最为公正，没有一样东西不生长；日月最为公正，没有一样东西不照耀；圣贤最为公正，没有一个人不救济。我们既然讲求修养、实行性道，就应当把大公无私作为第一要义。能够大公无私，就能与天地的德性相合，与日月的光明相合；这样天地也不算大，自身也不算小了。孔子所说的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佛家所说的无人相、无我相、无寿者相、无众生相，都是因为完全由天良作主，除了天良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这就是止于至善的功夫。由此修养自身、整顿家庭、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都是大公无私的结果。问：人能够大公无私，才可以奉行一切善行吗？答：私心是沉重污浊的东西，也就是地狱的种子。如果能够大公无私，内心没有一点尘垢般的私心，轻清之气就向上浮升，作恶困难，行善容易。凡是还有一点善行没有完成，心神就会不安。所以奉行一切善行，正是因为善行不足就不足以成就名德。只要还有一丝一毫损人利己的欲念，就说明自己的大公还没有完全做到。大公完全，私心自然无从进入；他的心总是把维护社会道德、挽救端正人心作为自己的责任。这就像佛家普渡众生，儒家修养自己、使他人安宁、使百姓安定。这就是圣贤仙佛成就自己、成就他人，大公无私、奉行众善的真正含义。人能够实行这两条守规，真是《大学》中上等的君子：彰明光明的德性，亲爱民众，止于至善。（《问谈录》） 第二十五次礼拜：戒除口是心非 民国元年七月二十七日记 问：先生所讲的十八条守规，我已经听从教诲了；但要实行，恐怕不是容易的事。答：凡是学习圣道，不能只是空谈，把它当作欣赏文章的对象，谈天说地、议论道理，总要实际实行。即使不能完全实行，也要身体力行一两条。譬如演戏的人，演出忠孝节义、离合悲欢，俨然就是忠臣孝子、节妇义夫；演员把它当作戏，观众也把它当作戏，彼此只是放松心情、排遣烦闷，哪里知道古人演戏，原本是借古鉴今、现身说法、移风易俗，使人见到善行就选择它、跟随它，见到不善就改正它。今天的人却不是这样：唱的是疯癫之事，看的是呆傻之态，记住并模仿的全是奸盗邪淫、风花雪月之事，而忠孝节义真被当作戏来看。所以戏子往往流落失所，原因就在这里；人们肯听善言却不肯行善，原因也在这里。《尚书》说：“知道它不难，实行它才难。”但常言说天下没有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立定心志去实行，有什么困难呢？问：戒条把口是心非列在第一条，为什么？

译答：凡是口是心非的人，都是小人。他外表像君子，嘴上常常满口仁义道德，内心却充满奸盗邪淫。他很会揣摩人情，遇到文王那样的人就谈仁义，遇到韩信那样的人就谈战争，事事迎合别人的机心，顺应别人的情绪，只要使你落入他的圈套、进入他的罗网，就能让人倾家荡产，而受害者还不知道他的奸计。这类小人受到浑浊污秽的气习熏染，久而久之便成为自然习惯。他们哪里只是不能进入道，虽然身体活在世上，内心却已经死了。所以孔子诛斥少正卯，宣布他的罪状，说他“言语虚伪而善于辩说，行为邪僻而固执坚持”。这类人在朝廷一定是奸党，在乡里一定是乡愿；说话甜如蜜，内心黑如漆；亲近他就不逊，疏远他就怨恨。又如今天圆滑世故的一派人，做一件事时说得天花乱坠，合情合理，动人听闻；有时借用诗文，引古证今；有时谈论当今时务，旁敲侧引。嘴里句句说的是实话，句句说的是实事，心中却怀着嫉妒。这正是画虎容易画皮难画骨，了解人只能看到面貌而不能看透内心。这种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所以口是心非的人尤其不可不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起初这样做还不自然，时间久了就成了习惯。这样的人，内心已经死了，怎么还能谈论道呢？所以圣人教人远离奸佞，本会才把口是心非列为戒条的第一条。（《问谈录》） 第二十六次礼拜：邪淫是做人首先应戒的事 民国元年八月初五日记 问：口是心非的人全都是小人吗？而世上很难找到完全不口是心非的人，难道人人都是小人吗？答：如果天下都是小人，没有一点正气，也就没有天地了。口是心非的人中也有君子。为什么呢？君子的口是心非，是根据不同的人而作不同的回答，并不像小人的口是心非那样，内心怀着奸诈。遇到君子，就用君子的言行来回应；所以遇到真人不说假话。遇到小人，就用小人的言行来回应；也就是遇到假人不说真话。表面看似口是心非，实际上是非而又非，所以君子能够和谐相处而不随波逐流，行为合乎正道。常言说：“不要学习那种一味直来直去的人，还要防备别人不仁。”这就是君子的口是心非，并不是心怀欺诈。该说时就说，不该说时就停止。孔子说既不失言，也不失人，这就是有智慧的人。这是君子区别于小人的地方。只有小人的口是心非，内心全是损人利己，所以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讨好的人，很少有仁德。”缺少仁德的人，无恶不作，是天地间的大罪人，而是小人中最坏的一类。又如第二条所说的假仁假义，也接近口是心非，但用心又有所不同。假仁假义的人虽然属于小人一流，却还知道仁义二字是做人处世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假借圣人的仁义来顺应人的情感，不像真正的小人那样口是心非、背弃仁义，完全丧失天良。孟子说：“凭借力量而假借仁义的人称霸。”虽然是虚假的，但他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死亡，只是用心不是圣贤的用心。凡是讲修养、进入《大学》之道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出于一片真心。真心是为了成就真正的自己，欺骗自己的内心就是自欺。真正为了自己的人，不敢虚假，也就是不敢欺骗自己，这就是诚意的道路。所以说：“如果没有最高的德行，最高的道就不能凝聚成形。”如果内心不真实，仁义可以假装，其他事情也都可以假装，怎么能够进入《大学》之道呢？即使在社会上做人，也不过是外表像君子、内心是小人。何况《大学》之道要求除去一切虚假感情，即使在隐微处无人知道，也不敢虚假。如果在内心作假，我的心早已不安。因为人心不真，上天之心就不会顺应。所以君子慎独的功夫，开始于诚，结束于诚。诚，是上天的道；努力做到诚，是人的道。不诚，就不合于天；不合于天，就是没有人道；没有人道，就是自欺。假仁假义，欺骗了自己的良心，还谈什么入道修持？这就是使自己受委屈而背弃大道，既不合道，也不像人。所以讲修持的人，世人称他为真人。真人怎么能从虚假中产生呢？问：第三条“邪淫浪饮”的戒条是怎么说的？答：凡是夫妻之间的正当关系，就不属于邪；反过来就属于邪淫。邪淫是阴凝之气。人一旦犯邪淫，第一会遭受天地间不正之气，第二会遭受他人阴凝之气，第三会扰乱人道，第四会扰乱天地的阴阳；他的灵魂受到污染，最终堕入地狱，不能上升。而且天道还会报应循环，其中的危害实在说不尽。所以吕祖说：“罪孽之海茫茫，首要的恶因无非色欲；红尘纷扰，最容易犯的就是邪淫。”想要入道，首先要戒邪淫。至于纵情饮酒，第一有害身体健康，使凡身不得安宁；第二饮食不知节制，清浊不能分辨，容易染上污浊之气；第三有迷乱本性的危害。各种污秽物进入腹中，气不清，神也不清；精神昏乱、气息污浊，还谈什么修持，进入什么圣道？凡是真正讲修持的人，如佛、道两家，首先都要戒口：不伤害生命，不与牲畜结下冤仇；凡是伤生的食物、没有结果实的菜蔬都要戒除，何况污浊之物对修持大有危害呢？儒教重在亲身实行、建立功业和德行，对于这些事情，也无不各有节制。例如孔子说要戒除女色，曾子说身体和毛发皮肤承受自父母，不敢毁伤，何况邪淫呢？孔子又说不被酒所困，不吃市上买来的酒和干肉，难道会纵情饮酒吗？（《问谈录》） 问：您说中外合一，首先必须新旧合一。冒昧请问，新旧学说怎样合一？答：旧的，先使它成就其旧；在旧的基础上再使它更新；更新之后，再使新旧归于一体。问：这样说来，新旧学说就合一了吗？答：这是使中国新旧学说合一的起点。问：外国的新旧学说合一，又将怎么办？答：既然已经更新，就用旧的来诱导它；有了旧的，就用礼来约束它。问：仅仅“礼”这个字，就足以达到太平吗？答：礼，就是大道的实行。它广大、深厚而又源远流长，并且适时显现出来；无论放置在哪里都合宜，无论施行到哪里都顺当。问：贵会倡导实行的万教大成礼拜，是要用来规范中国和外国吗？答：是的。问：万教大成礼拜，在中国实行容易，用来规范外国却困难。答：先让中外都以天帝为一体。问：有了上帝，中外就是一家了。答：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整齐他们，这些道理就可以共同听闻并实行了。问：以道德引导、以礼制整齐之后，还必须再使它归于正吗？

译答：您的话是对的。内在端正了，外在就没有不端正的；外在端正，天下就太平。（《刍谈录》） 第二十七次礼拜：光阴是最宝贵的东西 民国元年八月十二日记 问：讲修持的人，固然不可犯邪淫；但在夫妻之外，可以纳妾吗？答：夫妻是乾坤的正当配偶，是人的大伦。邪淫会败坏世俗、扰乱伦理、伤害天德、损害太和，即使在人情方面尚且不可，何况是讲修道呢？要知道，“修道”二字，就是端正伦理，所以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典范。纳妾这件事，只看应不应该做。文王有一百个儿子，难道没有妃嫔吗？应当纳妾的情况，一是没有后代，无法完成孝德；二是身居大权而没有贤能的内助，不能维持盛德、使教化行于天下。除此以外，万万不可。问：讲修持的人，为什么也把不勤于职业作为戒条？答：不勤于职业，就是游手好闲，还谈什么修持入道？所以要先勤于职业，然后才能谈修心的方法。不勤于职业的人，是废人，白白受天地生养、父母抚养，每天游手好闲，没有任何职业；饱暖就想淫逸，饥寒就生盗心，反而不如猪、羊、牛、马对社会有益，怎么能称为万物之灵？要知道光阴像飞箭，日月如梭。能够勤于职业的人，就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当年还是骑竹马的孩子，转眼已成为白发老人。把光阴看作至宝：好学的人，担心学问不能超过众人；学艺的人，担心技艺不能胜过别人；只恨光阴催人老，白头时才后悔当初。只见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赶上旧人。可惜光阴又有什么用呢？我不能立定自己的命运，修养道德，白白活了一世，枉自做人。无常一到，肉身化作清风，骨骸化为泥土。所以古代圣贤战战兢兢，克制自己、修养身心，最终大道功成，光明长存。珍惜光阴，就能得到光阴，千万年长生不老。这是上等的惜光阴者，不虚度光阴。中等的惜光阴者，生活在尘世市井之中，做任何事都尽自己的义务，尽心竭力；只要办成一件事情，获得了名誉，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一样，也不算虚度光阴。下等的惜光阴者，学成一门技艺，上可以奉养父母，下可以养活妻儿，中间可以保全自己，也不算虚度光阴。只有最愚昧的人，日夜所想都是把作恶当本领，不知道什么叫职业，也不知道什么叫光阴，难道不可悲吗？常言说：“年轻力壮时不努力，年老时只能徒然悲伤。”想进入《大学》、讲求修持，就绝不能虚度光阴。（《问谈录》） 第二十八次礼拜：戒除逞勇好斗、凶狠争强 民国元年八月十九日记 问：请先生解释“好勇斗很”和“以恶为能”这两条戒规。答：“好勇斗很”，是逞弄自己的血气和强暴之心；“以恶为能”，是做事不遵循天理，说话不合乎人情，不知道什么叫天道、什么叫报应，只要一时能够逃脱国法，就认为强权就是公理，作恶的人就是能人，丝毫不讲道德，也根本不知道道德是什么。比如棒客凭借暴力逞勇，劫杀抢掠，无恶不作，眼中完全没有国法，心中完全没有天理，这就是小人中的小人，不值得一提。又有一类人，明明好勇斗狠、以恶为能，但心中还保有仁义之心，遇到恶人不害怕，遇到善人不欺负，常常为受欺压的人打抱不平，正所谓“大路不平旁人铲”。这类以恶为能，是豪侠的勇气、英雄的胆量。如果得到明白人的指教，把好勇之心加上仁爱和智慧，恶心就会转化为善心。人能够把这两条作为戒规，把从前的一切看作昨天已经死去，把以后的种种看作今天刚刚出生，前后判若两人，也就可以讲修持了。时间久了，内心纯熟，也可以进入《大学》。大学之道本来没有别的巧妙方法，只在亲身实行而已。亲身实行，就是身体力行。改正过错，天天更新。人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能够改正过错才可贵。若有过错却不改，这才叫真正的过错。所以颜回改过不再犯。即使古今的英雄豪杰，在不知道道理的时候，往往陷入好勇斗狠、把作恶当作能耐的境地；一旦听闻道理，便改过自新，而且不断更新自己，后来成就正果，成真作圣，这样的人并不少。因此，将好勇斗狠、把作恶当作能耐列入戒条之中。能够戒除它就是君子，不能戒除就是小人。所以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这极其细微的地方。有这种恶习的人应当戒除，这就是所谓‘惟狂克念作圣’。 （《问谈录》） 问：释迦佛为什么慈悲地普遍救度众生？答：凡是存在的事物，都是道。万物由道产生，宇宙中所能见到、听到的，以及心思所能涉及的，没有不是道中的事情。万物纷纷总总，鸢鸟飞翔、鱼儿跳跃，乃至一切有血气的生灵，都是道所生的。释氏以道为心，把万物看作一体，关系不只是有血缘的亲属关系。即使其中有悖逆者、邪恶者，也如慈父慈母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因此，他把人民看作同胞，把万物看作同类，胸怀普遍救度众生的广阔心量，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问：孔子作《春秋》，为什么在捕获麒麟时停笔？答：麒麟是祥瑞之物。韩愈不是说过吗：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问：既然如此，孔子已经成圣了，为什么还要哭泣呢？答：孔子有志于实现大同，却没有能够实现。所以他说：‘上天把德赋予我。’又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也就可以了，一年便能有所成就。’因此他周游列国，不怕风尘劳苦。到了老年仍未被任用，说明他的道没有实行，不得已才作《春秋》来治理世道。《春秋》完成，恰逢西行时捕获麒麟。上天的安排既然如此，说明道终究不能实行，他最终不能同这些人一起做事。实在是上天这样安排，又能说什么呢？孔子的眼泪，是悲悯上天、哀怜世人的眼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问：孟子的话，大概有‘充实之美、光辉之大’的境界；孔子的话，大概有‘大而化之之谓圣’的境界；老子的《道德经》，大概有‘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的境界。答：是这样。问：儒家的书多讲常道，释家的书多讲性道，道家的书多讲天道。答：明白这一点，就明白三教同出一源了。问：阴阳本来没有隔阂，以‘中’字来区分它们。守中而不偏不倚，是不是要每时每刻克制自己的私欲呢？答：这就是内圣的格物功夫。

译问：红尘好像大海，‘中’字好像船。如果想脱离苦海，究竟能不能脱离苦海？因为一阳初动，发动于红尘，这是常道。所以说：天地如果不是遵循常道，就不能长久；仙佛如果不遵循常道，就不能成就；圣贤如果不遵循常道，就不能成为圣贤。答：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性命必须双修了吧。 （《刍谈录》） 第二十九礼拜：欺人就是欺骗自己 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六日记 问：欺骗善良的人，是什么意思？答：这种人用心险恶奸诈，常常暗中窥察别人的言语、行动和动静。一旦把别人看透，便用欺骗之心，先来同你交往；交往之后就向你借东西。你若借给他，他便认为你确实可以欺骗。借贷往来中稍不合他的心意，便把你视同仇敌。有的人先拿一点便宜给你占，只要你落入他的圈套，他就生出毒辣的心肠，昧尽天良，骗取你的账物，甚至捏造黑白是非，企图抵赖。这就叫欺骗善良的人。俗话说，耍手段、用计谋，欺骗人、害人的，就是这一类人。如今中国文弱，列强逼迫而来，实行利益均沾；在世俗看来这是取胜，在圣道看来也就是欺骗。凡是进入我门中的人，都应以此为戒，才不愧为圣门中人。必须保全善良，保存这点善性，才是天地的好子孙、社会的正直之人。因为欺骗人就是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就是昧失天良、违背天命，不能容身于大同世界。所以说，顺应天命的生存，违背天命的灭亡。 （《问谈录》） 第三十礼拜：中生，中了 民国元年九月初四日记 问：人不欺骗善良的人，就是顺应天命吗？答：天地有好生之德，圣人有爱人如己之心。因此学习圣人的人，实际上就是效法上天。圣人教导人，无非是保全自己本有的良知良能，做到不自欺。不自欺，就能顺应天命，遵循道而行，安守本分。这样的人绝不会有欺骗善良之心。没有欺骗善良之心，便能由一善而达到百善；难道会有不顺天命却还能保全大善的吗？如果天良一旦丧失，就是违背天命；违背天命，百般灾祸就会一齐发生。顺应天命，百般福气便会接连到来。所以善人多福，是因为顺应天命；活着时成为明白事理的人，死后成为有灵的鬼。否则，活着时多受牢狱枷锁之苦，死后成为地狱中的饿鬼穷魂，或者变牛变马来偿还人的债。佛氏说因果，道家说报应，我们儒家说得失，难道是在欺骗人吗？问：把自以为聪明列为戒条，是为什么？答：孔子说：‘愚笨却喜欢自作主张，地位低下却喜欢独断专行，生在今天的时代，却反而奉行古代的道路，这样的人，灾祸一定会降临自身。’圣人早就告诫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多半是一些年轻人，有的拾取别人一点残余的见解，有的只是死记硬背，捕风捉影，便自以为正确。损害一家一身，罪还小；把这种做法推及天下，不但危害一时，还会祸及后世，罪就大了。因为他们的学问没有根基，任凭意识和聪明机巧作主，往往凭一孔之见，抹杀一切圣贤仙佛的道德仁义，自以为是，却不知道‘自满会招来损失’是什么意思；又自以为新奇，却不知道‘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认识’是什么意思。小聪明会坏小事，大聪明会坏大事。所谓小有才智，也足以毁掉自己的性命。为什么呢？因为有智慧却没有仁爱，有才能却没有德行，纯粹是一片虚假的聪明。因此真正聪明的人，做任何事都要谦逊，才能得到益处。所谓要以自身为依据，向百姓征询，考察三王的事迹，建立在天地之间，向鬼神质证，等待圣人评定；这种从本性中来的聪明，才是真聪明。怎么能自以为是呢？ （《问谈录》） 问：一阳初动就是红尘，红尘属阴，阳的根伏藏在阴中；人的身体中，无极属阳。然而邪念一动，阴气便立即凝聚而起，阴的根又伏藏在阳中。从心到一阳，俨然是太极的形象。人的身体中央之土，称为太极之门，又称为怀抱乾坤。一阳如同天地黎明时的生气；从一阳到中土，如同天地刚健明盛之气，是纯真之阳与凡俗之阳的分界处；从中土到心，如同天地中和之气。因此要守持自己的志向，不要猛烈损伤自己的气，这就是执守中道，也是培育太和。能够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得其位，万物就得到养育，这就是合内外之道。由内在可以推知外在。由心到日月，如同天地清虚之气；由日月到泥丸，如同天地虚无之气。这是形骸的身体、太极的天。人的一身有一阳来滋养，元气就充足；但必须知道日月运行，照临下土，它的气才能上升。天地的元阳是有限的，也要依靠一阳来弥补。天道降临之时，必定有人出面主持办理这件事，这就是办道。所以说，办道是为了弥补天地的元气。答：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天地并不算大，我身也不算小。问：中和之天、黎明之气，都存在于天地的气数之中。为什么只要心存清明的上天，就可以拔除劫运的根源呢？答：其中包含着立命的学问。问：人的身体有精、气、神，是人的三宝。天地有儒、释、道，是天地的三宝。儒家重视人道，如同人身之精；释家重视性道，如同人身之气；道家重视天道，如同人身之神。答：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大德承受天命；这样的道，一刻也不能离开。问：天元初午时，阴阳争相分判，霸道有所应验，而王道渐渐显明；天元正午时，阳气正盛，王道得以实行，而霸道自然收敛。答：君子的道，起初暗中积累，后来日益显明；君子的道增长，小人的道消退，这是天地的自然规律。天地闭塞时，贤人隐退，这是君子的智慧。《易经》说，行动只在适当的时机；君子藏好才能，等待时机。又说，被任用就出来做事，不被任用就退藏；既明智又通达，以保全自身。说的就是这个吧。问：天地万物凭什么产生？天地万物凭什么完成？答：由‘中’产生，因人的作用而完成。由中产生，是道的自然；完成于中，是人的功用。所以圣人严格区分其中的界限，担心完成之事不由中道而来；这正是圣人的责任。问：天地闭塞，君子自立，这是什么意思？答：就是立命。问：一阳初动，万物产生万物；如果不去格物，便会被外物牵引外物，什么都可能去做。答：圣人如果没有念头，也会变成狂人；狂人能够克制念头，也能成为圣人。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问：人心多懈怠放纵，强调守静；人心多放任纵欲，强调主动作为。答：这两种说法各有它的道理。

译问：人是假的人，谁能知道他是假？人是真人，谁能识得他的真？假人做假事，为真人做真事；真实地成为真人，仍然不能离开假事吗？答：如果真懂得‘了缘’的道理，那么假者大概全都可以转为真了。问：完全真实之中，不能出现一点虚假吗？同样，虚假之中也不能容纳一点真实吗？答：是。 （《刍谈录》） 第三十一礼拜：戒除自以为聪明 民国元年九月十一日记 问：自以为聪明的人，必定没有成事的希望吗？答：自以为聪明，就是自我夸耀、自满。凡事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人，多半只在表面上做事，只凭形式取悦人，实际上目中无人，诡诈多端，学识浅陋，根基薄弱，没有真正的见识。因此成事不足，坏事有余。所以舜有大智慧却像愚人，仍然喜欢询问、仔细考察；孔子是上天纵然造就的圣人，还说自己不是生来就知道，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奋地探求知识；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他并不自以为聪明，这正是他能够成就无为而治的功业、树立万世师表事业的原因。‘述而不作’，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后生呢？古代的君子有过错就改正，今天的君子有过错却顺着过错走。如今自以为聪明的人，有过错必定加以文饰，怎么能够成事？不但不能成事，凡事失败还总怪别人不对，毫无自我责备之心，这就是俗话所说的鬼聪明、小智识，所以不足以有所作为。自以为聪明，不仅不能成事，即使在求学中也一定没有进步，怎么能够讲求修持、进入《大学》的境界呢？所以孔子说：‘品德没有修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却不能迁就，遇到不善却不能改正，这些正是我的忧虑。’ 凡是《大学》中的人，都光明正大，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功夫，然后笃实行之。只要稍有自以为是的念头，向上通达的境界就会停滞。君子难道会这样吗？应当神清气爽，如同青天白日，没有一点自以为是的昏暗之心，这样求学向上通达的境界才能达到。自以为是的人，多半神志昏沉、气息浑浊，如痴如醉，做事颠三倒四，全由情欲作主；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这种人一向不懂善根，不知道修持；即使讲修持，又常常借道之名行事，等到事情稍微顺利，就奸谋百出。不但欺诈外人，连叛道忘师的事也一定做得出来，最终成为天地的罪人、地狱中的饿鬼。知道这些的人应当努力警戒。 （《问谈录》） 问：天地有主宰，就是道的元气；在人身上就是良心，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上帝。凡人都禀受这元神的一分光明，所以说人的身体可贵。道的广大，可以由人心充分体现。按照阴阳开合的道理来论，人不只是元神的投影。一阳初动，可以在自身得到验证，这是明白的证据。《易经》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就是这个意思吗？答：所以说，不懂得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顾念上天的明命，是返本的学问。问：在明处欺骗人，在暗处欺骗上天，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是这样吗？答：实际上是自欺，对上天和他人又有什么损害呢？问：天地、人与万物同是一股气。没有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的，也没有比细微之处更明显的。在外欺骗人，又以此欺骗上天；内心不能慎独，就会获罪于上天。欺骗人、欺骗上天，还可以说得过去；获罪于上天，就无法祈祷求免了。《易经》说，言语和行为可以撼动天地的关键，能不谨慎吗？答：我恐怕所谓关键，一念就可以撼动，哪里还要等到言语和行为呢？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这难道不严厉吗？孔子说：‘敬畏天命’，实在是有道理的。《尚书》说：‘圣人如果没有念头就会成为狂人’，难道是欺骗人的话吗？（《刍谈录》） 第三十二礼拜：戒除见利忘义 民国元年九月十八日记 问：奸谋诡诈的人，终身都不能入道吗？答：从前紫阳真人三次传道给不该传的人，三次遭受天谴。所以如今以师道自居的人，首先教弟子遵守戒律规矩；否则，教门中多一个这样的人，就多一个魔障。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用奸谋破坏，使道多一个仇敌。我们门中入道的人，起初未必都是笃诚信道的人；在还不知道道时，或许做过奸诈的事。但入道以后，知道道就去实行，实行道就能得道；痛改前非，也可以讲求修持。常言说，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见到善行要像赶不上那样努力。要把从前奸谋诡诈的心，换成道德仁义的心，尽力发挥自己本有的善性，充实本来具有的善，不被物欲蒙蔽，不被尘埃污染，这就是《大学》格物的实际功夫。否则，身体虽在道中，心却在道外，终身也不能真正入道。问：怎样解释‘见利忘义’这一戒条？答：富贵是人所希望的，贫贱是人所厌恶的。人的心思大体相同，欲望也大体相同。我曾说，天地之间的人很难同心，只有利益这件事，没有人不同心。因为人在尘世中，没有钱就寸步难行，所以‘利’这个字也不能一概抹杀。但是见到利益一定要想到义，更何况金钱是天地的元气，不能任意妄求。俗话说：三两黄铜，四两福。孔子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让我去做手执马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如果不可以求得，就按我的爱好去做。’可见富厚福泽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任凭你额外贪求，也丝毫不能多得到。世上虽然有忘义而得到利益的人，其中都有前世因缘；即使不忘义，也一定会得到，而且可以一得到便永远得到，不像忘义之人虽暂时得到却随即失去。纵然没有立即失去，后来也必定殃及子孙，不遭受奇祸，便遭受极度贫穷。这是天道确定不变的道理。还有一类人，未见利益时，和朋友交往如同同生共死，感情日益深厚；转眼见到利益，便负心卖友。这正是人心日益败坏、世道日益衰落、金钱主义流行的表现，所以见利忘义的人很多。‘利’这个字，使天下人受到伤害；他们从早到晚奔忙，到死也不醒悟。哪里知道生财自有正道？有多少败坏天良、损害名誉的人，能够永远做富家翁呢？所以，义与利的辨别，关系到人生的荣辱，能不戒备吗？（《问谈录》） 第三十三礼拜：戒除得到新的便忘掉旧的 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记 问：见利忘义的人，都不是君子吗？

译答：君子把富贵看得像浮云，何况是不义之财呢？所以见利忘义的人，必定不是君子。君子忧虑道而不忧虑贫穷；道是利益的来源，义是道理上所应当的。违背道、背弃理，见利忘义，必定是小人。小人已经丧失良心，在家中扰乱伦理，不孝敬父母、不敬爱兄长；在朝廷上扰乱纲纪，不忠不义；做官必定贪得无厌，危害国家、祸害百姓。这都是因为利欲熏心，只知道利益，不知道义。问：为什么把得到新的便忘掉旧的列入戒条？答：得到新的便忘掉旧的人，多半先表现得像君子，后来却成为小人，朝秦暮楚，没有廉耻。譬如娼妓一类人，顺从和违背没有定准，反复无常。常见世人谈论交友时，不是没有发誓同生共死、情义重如桃园结义；然而转眼之间，有的因为朋友遭遇不幸，便以白眼相待，转而亲近他人的势力；有的因为自己一旦富贵，便专门追求荣华、巩固宠幸，直到把贫贱时的朋友一概拒绝。甚至有不认贫贱时的妻子、不孝父母、不认六亲的人。这些人既有忘本负心的弊病，就是大道的污点，绝不可能进入《大学》讲求修持，所以应当严加戒除。（《问谈录》） 问：世界纷乱，一定会有君子出来维持秩序。究竟是君子为了乱世而出现，还是君子出现后世道才变乱呢？答：不是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道呢？问：‘中’字在先天是无极，在后天是中。无极是中的根，中是无极的花，具备道的元精，贯通天地人与一体。合于中，天人与一气相通；违背中，便判然成为两端。所以说，如果没有至高的德，至高的道就不能凝聚。至德就是立于中而不偏不倚。老子说‘不如守中’，这就是希望上合于天、与道相合。大概有不中，就不能返本；太极也就不能归于无极。由中充满扩展到外，叫作和；有和却不中是可能的，但从来没有有中却不和的。有不和，就说明有所不中。中与和不是两种东西，就像灯光一样，有灯自然有光。‘中’字本来充满天地的容量，‘和’字有养育众生的功用。所以说中产生万物并使万物完成。没有中，就没有天地人；没有和，就没有任何一件事物。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道路。达到中和，正是天地得以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生长的原因吗？答：中和是彰明德性的功夫。能够达到中和，就是彰明光明的德性；能够充分彰明崇高的德性，就是达到中和。所以说，《大学》的道，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刍谈录》） 第三十四礼拜：戒除贪图宴饮安逸 民国元年岁次壬子十月初二日记 问：畏惧困难、苟且求安，和偷生怕死有什么关系？答：畏惧困难、苟且求安的人，做任何事都萎靡不振，因循拖延而耽误自己，以为今天可以缓一缓，明天也可以缓一缓，结果终身不能成就一件事。为什么呢？凡是还没有做事时，他先就害怕困难，于是只求苟安。苟安就是所谓偷安；既然叫偷安，他内心终究不是不想办事，只是害怕困难罢了。所以偷安的人，内心实际上没有一天安宁。这种人必定陷入魔境，招来魔障，凡事不能自主自持，任凭情欲把暂时的安逸当作安稳，日夜焦虑劳心，反而不如亲身实践的人快乐。试看看畏惧困难的人，往往愁叹不止，觉得千难万难，完全没有一点振作精神。要知道大丈夫做事，应当光明磊落，见到合乎义的事就勇敢去做，不被一切魔障牵制；否则就是天地间无用的东西，白白活在人世，有什么趣味？甚至因为畏惧而懒惰，习惯于把宴饮安逸当作毒药般的安乐；不流落到沟死沟埋、路死路埋的穷困境地就不会停止。他对世间没有益处，反而还害了自己，也是可悲的。如果人人都这样，世界还成什么样子？至于偷生怕死之流，也同样是由畏惧困难引起，凡事都无心去做。只想吃现成的，捞便宜；既想活命，又想安逸，正是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种人活在世界上，不但对世界没有补益，还会助长社会上游手好闲、妄图侥幸苟活的习惯，对世风大有危害。所以这两条，是我们门中着重戒除的；凡是进入《大学》的人，都一定知道努力。（《问谈录》） 问：红尘中的事情，不能只凭人情来断定。红尘包含在气数之中，有天道来主宰，所以事实常常超出人情之外，看似不公平，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公平。答：明白这一点，佛氏三生的说法、道家先天的气数，也就不言自明了。问：‘中’就是道学，是中庸；它既是天道、人道，也是法。子思作《中庸》，是向天下显示道和法。所以说，‘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圣道开始于中，到了道有所成，也不能离开中。所以说‘不如守中’、‘允执厥中’。中，是贯通天道、人道而成为一体的；也是贯通天地人、万事万物而成为一体的。中就是一，就是一以贯之；贯通太极而成为一体，便是无极。太极没有中，太极就不能成为无极；无极没有中，无极就不能成为太极。中就是道。没有中，就没有无极；造化不能没有道，也就不能没有中。有了中，就有无极，无极又成为太极。中，就是太极；太极成为天地，也就是中；天地生出人，也就是中；由三才产生万事、发动万物，也就是中。所以说，天地、万事、万物，都是由中产生并由中完成的。孔子说：‘中庸作为德，达到最高境界了吧！百姓很少能够长久实行。’如今正值天元正午，希望学习至诚，树立天下最大的根本。答：实行中道的人，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能够从容地合乎中道，不学习也能做到。所以孔子说，得不到中行之人来交往，一定要找狂者和狷者。君子自强不息，是为了教导中行之人。问：大道实行起来，会使社会和家庭变得美好吗？答：这是大道教化的结果。大同的进化，难道会没有这种情形吗？问：释氏实行性道，所以把万物与自我看作平等，以慈悲为根本，普遍救度众生；道家以天道为主，所以用三生建立学说，认为天道有循环报应；儒家实行人道，所以以人情为根本，以现在的世情立说。君子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事，是以德报德、以正直回报怨恨吗？答：人情是性道的正当表现。感情如果不出于本性，就不能合乎正道；感情端正，身心就能修养。人就是仁，感情产生于仁；仁就是心。心有两端，象又变化为四端，四端如果失正，便不合乎道。所以要修养自身，必须先端正内心；内心不正，是意念造成的。意念产生于感情，根源在心中。所以要端正内心，必须先使意念真诚；意念真诚后内心才端正，内心端正后自身才修养。修身是人道，正心是性道，诚意是天道。三种道合在一起，大道才完整。因此三教合于一源，然后大道才能实行。（《刍谈录》） 第三十五礼拜：戒除不慎杀机 民国元年十月初九日记

译问：既不畏惧困难，又不怕死，做人岂不是很苦吗？答：做任何事都不畏惧困难、不怕死，苦中全是乐。古代圣人先贤，没有不是从艰苦中成就的。因为件件事情都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功成名就，苦中就有真正的快乐。畏惧困难、苟且偷生，什么事也成不了，苦才是真苦。所以孔子说：‘爱护一个人，难道能不让他劳苦吗？’凡是天地要成就人才，必先使他的心志受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挨饿，使他的身家贫乏，然后才能建立功德，声名流传百代，不失为大丈夫所应做的事。难道有畏惧困难、苟且求安、偷生怕死的圣贤豪杰吗？但不畏难、不怕死，必须走正道。盗窃的人何尝畏惧困难、害怕死亡？一旦犯法，便丧身破家，苦中也不能得到快乐。他是不知道《大学》的道理，所操持的事业不正，误入邪路。如果改变偷盗的心，转而讲求修持，即使是圣贤豪杰，也能够达到境界。问：什么叫戒慎杀机？答：戒慎杀机，是防止恶念的一种方法。恶念蕴藏在内，就会损伤心性中的太和；发作于外，就会激起人情中的恶感，以至发动杀机，十分危险。譬如钓鱼，刚开始想钓鱼，就生起了伤害生命的微小念头；准备鱼竿鱼钩时，杀机已经树立；鱼钩鱼竿准备好，杀机已经成熟；把钩竿投入水中，鱼来上钩，杀机已经到达；钓到鱼时，杀机已经完成；把鱼烹煮来吃，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最终结下恶缘。这件事虽小，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因此杀机一旦产生，恶念就会接连滋生；君子慎独，确实是有道理的。（《问谈录》） 第三十六礼拜：戒除嫉妒和破坏 民国元年岁次壬子十月十六日记 问：杀机这件事十分危险，我恭敬地听从教诲了。不过，用钓鱼作比喻，是不是太严厉了？答：任何事情都没有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也没有比细微处更明显。所以君子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仍戒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仍恐惧，就是为了在事情发生以前防止它，不要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后才后悔。上次的说法，如果不是到了释家的时代，达到广大慈悲、物我平等的境界，本来很难做到；但人不能不这样存心，恐怕因小失大。《尚书》说：‘不重视细小的行为，最终会累积而损害大的德行。’能不戒慎吗？问：先生把嫉妒和破坏列为戒条，它们有什么关系？答：凡人一有嫉妒之心，就会产生破坏的行为。例如在争名夺利的场合，一个想得到名声，一个想获得利益，于是嫉妒就产生了。有的人嫉妒别人的才能，嫉妒别人的品德学问，唯恐别人超过自己，于是想方设法活动，暗中破坏。这正是所谓只会作恶、不会成就美事的小人。难道不知道人有机谋，天有巧妙的报应吗？一旦奸谋暴露，害人反而害了自己。我们门中讲求修持的人，尤其要严戒‘嫉妒’二字。无论在家还是出外，存心都要端端正正、公公平平，这才是道心，才是本来的面目。万一有了嫉妒心，不但会败坏身体，还会败坏灵魂的种子；身体败坏还算小事，灵魂种子一旦败坏，经历万劫也难以恢复。何况一切事情在冥冥中自有主宰。即使嫉妒破坏，也只是白费心机。从前孔子受到匡人、桓▯、公伯寮等人的嫉妒，于是说：‘上天把德赋予我，桓▯能把我怎么样？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又说：‘道能否实行或废止，是由天命决定的，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所以常常见到世人嫉妒、破坏别人，反而帮助别人成功；小人白白做了小人，君子却乐于成为君子。难道能不戒慎吗？（《问谈录》） 问：天道循环，就是所谓‘小德川流’吗？答：是的。大周天界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三教同源的原因。问：世途奸险，道德昏暗，难道只靠政治和教化，以中道施用于百姓吗？答：不如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来整齐他们。问：儒家是踏实的，佛家是包容的，道家是混合的吗？答：三者其实只是一个道。问：道在后天分为天道、人道、法三者。佛氏从天道开始，儒家从人道开始，道家从法开始；等到功业成就，三者是相同的吗？答：释家从性道开始，道家从天道开始。天道贯穿始终，终究不离开它的法则；这正是它成为天道的原因。（《刍谈录》） 第三十七礼拜：保存恻隐之心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记 问：无故伤害生命的戒条，原本是佛家的口头禅，也可以实行于儒门吗？答：上天生育万物，本来是为了养活人；但人应当体会天地好生之德，存有爱护万物的心。无故伤害生命，就是暴殄天物。《礼记》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狗和猪。因为一切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所需要使用的牲畜，都是天理人情所不禁止的。比如子贡想废除告朔时供奉的活羊，按照佛家的说法，这接近于道；但儒家以人道主义为本，冠婚丧祭的礼绝不能废除。所以孔子说：‘赐啊，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那套礼。’因为人如果没有礼，天下就会混乱，甚至将要率领野兽来吃人，人也将互相残食，那还谈什么爱护万物？礼制存在，人人就知道道理，自然会由亲爱亲人发展到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不至于无故伤害生命。孟子说：‘恻隐之心，人人都有；看到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它死去；听到它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的肉。’圣贤爱护万物的心，是多么恳切！我们门中戒除无礼而伤害生命，正是为了保存儒教的真实精神。问：‘不作一切恶事’和‘奉行一切善事’的界限，应当怎样说明？答：‘不作一切恶事’这句话，是说无论事情大小，都要存心爱人利物，以天地之心作为自己的心，以《大学》中彰明德性的道理作为实践。不是德所要求的事不做，不是道所要求的事不行，内心时时与道德相合，还会有什么恶念，还会做什么恶事？不作恶事，自然会日益趋向善而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的戒规说‘诸恶不作’，守规又说‘众善奉行’。守与戒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这就是《大学》所说的‘先于天而行，天不违背；后于天而行，奉行天时；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的意思。进入我门中的人，不可因为它平易近人就忽视它。（《问谈录》）

译问：中就是道，是天道、人道，也是法。子思作《中庸》，向天下显示道法。所以说，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圣道开始于中，到了道成就的时候，也不离开中；所以说‘不如守中’、‘允执厥中’。中，是贯通天道、人道而成为一体的；也是贯通天地人、万事万物而成为一体的。中就是一，就是一以贯之；贯通太极而成为一体，就是无极。太极没有中，太极就不能成为无极；无极没有中，无极就不能成为太极。中就是道。没有中，就没有无极；造化不能没有道，也就不能没有中。有了中，就有无极，无极又成为太极。中，就是太极；太极成为天地，就是中；天地生出人，就是中；由三才产生万事、发动万物，也就是中。所以说，天地、万事、万物，都是中产生并由中完成的。孔子说：‘中庸作为德，达到最高境界了吧！百姓很少能够长久实行。’如今正值天元正午，希望学习至诚，树立天下最大的根本。答：树立天下最大的根本，就是大德承受天命，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呢？（《刍谈录》） 第三十八礼拜：社会依赖道德 民国元年十月三十日记 问：先生既说尊奉孔子，又说尊奉上帝，莫非与耶稣教的宗旨相似吗？答：不是这样。耶稣也是外国的圣人，他的教义也不能一概加以非难。假如耶稣的教义全无道理，怎么能流传一千九百多年之久？但我现在讲的是万教归于儒教，所以唯独尊奉孔子。至于所说的尊奉、侍奉上帝，并不是沿袭耶稣教的说法。原来“上帝”这两个字，是我国本来就有的，人人都知道，就是那位创造天地、创造人和万物、总管天地上下、无处不在的真神。所以《尚书》说：“惟皇上帝。”孔子说，郊祭和社祭的礼，可以用来祭祀上帝；孟子说，即使是有过错的人，只要斋戒沐浴，也可以侍奉上帝。我兴办大成礼拜，既尊奉孔子，又侍奉上帝，因为上帝就是孔子的本心，也是神。尊孔子就是尊上帝，尊上帝也就是尊孔子。我们不只是尊重孔子这个人，更是尊重孔子的道、孔子的德和孔子的言行；这些足以代替上帝立言施教，挽救世道、纠正人心。（《问谈录》） 问：彰明光明的德性、亲爱民众，是先天的本性；止于至善，是先天的天命；达到安定、宁静、安适，是后天的天命；思虑而有所获得，是后天的本性。贯通先天与后天的性命而使之合一，就是确实把握其中正之道。答：四象统属于一个“中”，这就是一以贯之的道。所以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这正是实行《大学》的道理。问：人们常说，彰明光明的德性，是儒家的；所以孔子向老聃问礼，独自阐明了“明明德”一句。古代想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就是这样。至于亲爱民众和止于至善，则保存下来而不加论述：亲民属于佛家，至善属于道家。所以《大学》是万教的纲领。然而，明明德是常道，是下学而上达。佛、老也不能离开常道，因此儒家可以统摄三教，这说法对吗？答：说这话的人，大概懂得万殊归于根本的道理吧。问：在据乱世，道存在于一身，以修身为根本；发达时便兼善天下，困穷时便独善其身。在小康世，道存在于家族，以孝悌为先，把教导和养育做得周全，再推及姻亲和乡党：有善行就互相劝勉，有过错就互相规劝，出入时互相帮助守望，生病时互相扶持。在升平世，道存在于国家，道德、礼乐都使人乐于和谐。在大同世，道存在于天下，天下成为一家，中国成为一人，经营天下的大经，树立天下的大本，使天下车辆行驶的轨道相同、文字相同、行为伦理相同，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使世界进入中庸之道。大同的进化，道在博爱，在万物同体，在普遍救度众生。答：我听说过：到了神化的时代，便归于真实、返璞归真。问：俗话说，子孙即使愚笨，也不能不读经书；子孙即使聪明，也不能不读经书。不读经书，终究难免流于世俗。文章只是末等的事，教化人应当做到这一点。答：圣人的文章，虽然可以说是糟粕，实际上却包含着本性和大道。亲身实行，就会懂得了。问：人少不了依赖父母，社会依赖道德，国家依赖五伦，天下依赖天子；听闻大道的人依赖道，未听闻大道的人只能听从自己的命运。听闻大道的人本来可以脱离社会；不脱离社会的，才是儒道。答：这是大道尚未实行时才如此。大道实行之后，人人都不能脱离社会；等到事业成功，人人又都超脱于社会。问：夫妇是依礼结合的吗？礼以和谐为贵，夫妇和睦，家道就兴盛。有人说是依德，假如没有德行，就会离异；又有人说是依情，假如没有感情，也会离异。若说依礼，就不计较情感和德行，而自然就能产生情感和德行。答：礼，是人道得以建立的依据，哪里只是夫妇关系如此呢？问：您难道是要使虚无变为真实，为苦海中的浮生创造现在的幸福吗？还是要把一切都空掉，为苦海中的浮生敲响警世之钟，打开普遍救度的门呢？答：君子的一句话可以使人认为他有智慧，另一句话也可以使人认为他没有智慧。我现在懂得做人了：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我现在把握住礼了。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天地闭塞，而大本确立。我现在懂得天命了。问：国家已经陷入混乱却察觉不到混乱，是家族制度造成的。答：这只是中土难以出生圣贤的一个方面罢了。问：天下教派的正宗有两种：一种是家族教，一种是国家教。二者都能流传千古。但家族教只能实行于家族国家，而不能实行于个人国家。答：大同教实行了，万教就都归于本源了。问：小人，是君子的工具；人，是天地的工具；天地，是大道的工具。答：君子学习，是为了达到大道；希望成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希望合于天道，正在于止于至善。问：上帝的真道，遵守礼就相合，顺从自己的私意就违背。所以没有比隐微处更容易被发现的，也没有比细微处更明显的。答：应当戒慎、恐惧以克制自己，以敦厚的态度来尊崇礼。（《刍谈录》） 第三十九礼拜：万教归儒 民国元年十一月初七日记 问：天下万教之中，究竟哪一种教可以使天下得到治理？

译答：如今万教纷争，各教徒都争持门户之见。有的人知道自己的教义并不完善，只因习惯已久而不能变通；有的人知道别的教派高明，却偏袒自己、排斥他人，任意指责；还有人执迷不悟，陷入旁门左道，固执得不可改变，根本不知道哪一种教完善。只有自古以来的哲学名家，考察各种教派，凭借良知作出判断，多半认为应以唯一无二的真教和有教无类的学问来治理天下。能够教育人达到中和的，只有至圣先师孔子。他使人下学而上达，因材施教，内修圣德而外行王道，一以贯之，可以说是能够集万教大成的人。问：听说先生游历多年，经验丰富，见闻广博。先生刚才的话，说明您心目中只有一个孔子。难道孔子一人就能压倒古今中外的教育吗？答：各种学说都要采纳诸子百家，才能博古通今，知道各教的利弊，好的就选择实行，不好的就加以改正。但我知道古今中外著名的教育，中国是儒、释、道三教，外国是耶、回两教；其他诸子百家以及各教中著名的，较少，人民奉行的更少。如今最昌明的，第一是耶教，第二是孔教，第三是佛教，第四是道教，第五是回教。这五教就像五方、五行。四海交通，有人倡导五种力量共和，难道教育就没有共和的道理吗？所以万教归于孔子，就像四方归于中央、五行相生一样，天下自然和平。因为孔子的教化是由文明走向大同。《礼记》说：“天下一家，中国一人。”难道是空话吗？问：世人称耶稣为神道设教，孔子不是神，而是人。他究竟有什么神通，能够协和万邦，使人人心悦诚服吗？答：耶稣不是神，孔子也不是神，都是人中的圣人，是上帝所爱的儿子，代替上帝挽救世道、端正人心的人。但耶教和佛教同属于慈悲主义，实行上乘法，固然高明超卓，作为存心养性的方法可以；至于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有许多不合适之处。因为世道处于据乱时期，君子少而小人多，不是仅凭慈爱主义就能救济的，必须等到大道广泛开展，人人都是君子，然后耶教才可以实行。孔教是中乘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合于实际应用。然而孔子并非不知道上乘法，只是因为大道已经隐没，真道不能实行，所以以伦常建立教化，使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使人人爱护自己的子女。试把“大同”这一节用心研究，才知道孔子删定《尚书》、制定礼制，都是对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说的。所以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夫子关于本性和天道的言论，不可听闻。”并不是听不到，而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能谈论上乘道理。我如今尊奉孔子。尊重他，是因为他达到了人伦的最高境界；侍奉上帝，将来使全球统一，就是实现万教共和的步骤。万教都是由上帝的道发扬出来的，孔子也是上帝的一次化身。侍奉上帝、尊奉孔子，不仅耶教、回教、佛教、道教都包含在其中，万教也都包含在其中。我尊奉孔子，实际上就是尊奉万教。尊奉万教而不以孔子为宗主，万教就无所依归，不能归于一统。难道只是区区一个教派吗？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一个根本分散为万种差别，万种差别最终仍归于一个根本。所以说，得到“一”，万事就完备了。天下哪里有什么单独的教可说？哪里又有什么万教可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我的存心，是用耶教、回教、佛教、道教的道理来存心养性，用孔子的道理来立己立人，不过如此。（《问谈录》） 问：仁属于内在，义属于外在；内外合起来就是一道。孟子说：“仁，就是人。”合起来说，就是道，也就是把外在的义合为一体。内外合一，就是仁义合一；仁义合一就是礼，礼就是道。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行归复于礼。”内外不能成为一体，仁义不能一致，是因为有一个“自己”。人之所以有自我，是后天形成的。告子说仁在内、义在外，这是知道后天的本性，却还没有认识先天的本性。孟子斥责这种说法，以先天本性而言，仁义没有内外之分；内外本来是一而分为二，二又归于一。恐怕天下后世把内外分成两截，却不知道圣门确实把握中道、一以贯之的道理。答：一以贯之的道理在于慎独。问：道分为先天和后天。先天明达，后天则闭塞昏暗。从先天来说道，极其平正而平常；从后天来说道，极其神妙。学习道的人应当不偏不倚，立于中道，所以说不如守住中道，确实把握其中正。答：不偏向先天，也不倚靠后天，只在性命的中正之中罢了。问：难道一切不是天命吗？这是先天之先天吗？天地没有偏爱，把万物都看作草扎的狗，这是先天之先天吗？答：所以说，天网广大，网眼虽稀却没有遗漏。它作为万物的根本，是不相分离的。先天之先天，大概就是极其光明的境界。所以说，今天的天，不过是许多明亮微小事物的积聚；等到它广大无穷时，日月星辰都系属于它，万物都由它覆盖。君子正是效法天的光明，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所以说，智慧谋略昂扬奋发。问：红尘难以处置，却胜过其他境界，最终仍归于消尽，所以称为苦海。答：圣贤、仙人、佛陀苦心教导世人，大概就在这里吧。问：性命的根源出于天，所以说“天命之谓性”。顺着本性去做叫作道，这是先天，是常道，也是外王之道，就是性。修养道叫作教，这是后天，是法，也是内圣之学，就是命。答：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关于本性和天道的道理，就可以听闻了。（《刍谈录》） 第四十礼拜：名教有贞乐 民国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记 问：有人说贵会讲学，是沽名钓利。这种说法对不对？

译答：讲修养实行这件事，知道它容易，实行它困难。“名利”二字，我在心中已经抛开多年了。真正讲修养实行的人，必须看透尘世上一切都是虚假的事情。佛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只是世人不明白真道，把虚假当真实，把假象当真相。一生为人，却没有办成一点实事。若真能明心见性，就会把富贵看作浮云，把名利看作草芥。仅仅是这种实行大道的快乐、明白大道的真实，其中就有不可言说的境界。《中庸》说，有至高的德行，至高的道自然凝聚；达到最高境界时，说大，天下没有什么能承载它；说小，天下也没有什么能破坏它。鸢鸟高飞，鱼儿跃动，触目所见都是真实的，这时才会感叹大道真伟大。天地并不算大，我自身也不算小，哪里还会有沽名钓利的心？就像顺治身为太平天子，还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由此想来，就知道君子的作为，众人本来就不能理解；对于名利，又有什么可在意的呢？问：修养实行中有这样的真正快乐，为什么世人大多贪图富贵，却不讲修养实行呢？答：这关系到人的根器，也关系到祖先的德行。假如他是地狱的种子，哪里知道天堂的快乐？譬如谈到物种，他是苦瓜，绝不可能变甜。所以修养实行要讲究根器。常言说，是什么虫，就蛀什么树。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慧者和下等的愚笨者是不会改变的。”只有真正懂得大修养的人，才把红尘看作苦海，把不义所得的富贵看作早晨所穿的衣冠；坐在污泥炭火之中，反而不如涵养自己的性灵。名教之中自有快乐的境地。因此我常常存着这样的心愿：只愿天下多生好人，人人多做善事；每天不怕费口舌，劝人向善。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这样。”佛说：“罪孽之海没有边际，回头就是岸。”怎么可以不省察呢？（《问谈录》） 问：自从进入社会三十年，纵然走过数万里路，却没有得到一个朋友，这是为什么？世途奸诈险恶啊。既然世途如此奸险，又是凭什么形成了这个延续数千年的世界呢？这是血族造成的。人不能不信任朋友，也不能不亲爱自己的亲人、把子女当作子女；正是凭借血族关系形成家族。家族，是血族的别称，是血族聚集居住的地方。然而血族的起源，缘于夫妇。夫妇是血族关系由此开始的，所以夫妇最为亲密。有了夫妇而后有父子，有了父子而后有兄弟。兄弟是血族中的对等关系。圣人顺着血族的自然关系，端正夫妇之伦，称为夫妇；端正夫妇之义，称为有别。由此家族的基础才确定，人道的基础也就建立了。伯、叔、兄、弟等称谓，都是依据血族关系确定的，合起来称为父族。父族之外，还有妻族、母族等名称，也同样是因为血族关系。虽然如此，一个家族与另一个家族相遇，不能没有竞争，于是共同推举杰出的人出来抵御外侮，这是国家的起点。人人供养这个杰出的人，这是纳税的起点。杰出的人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支撑。不得不借助他人，这是君臣关系的起点。众多家族之中，有志趣相投的人，便成为朋友关系的开端。这就是天地形成这个世界的过程，五伦把它概括尽了。五伦的源头在血族。血族属于后天；而后天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个身体，必定有先天的灵性存在其中。大道尚未开启时，人只遵循血族关系，亲爱自己的亲人，爱护自己的子女，只知道有家族，这就是后天之道。如今正值天元正午、大道广泛开展的时候，人人不只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只爱护自己的子女，还知道家之外有国，国之外有世界。全世界的人无不是从同一本源而来；虽然政治制度不同、风俗教化各异，却没有不彼此亲爱的人。这时，化生出来的分光各自回归本来；本来的本来，都是从同一个根本而来。他们彼此亲爱，已经由来很久了；来到下界，只像家人一同出游在外，怎么能不亲近而相爱呢？由此可知，后天的血族，是由先天的灵性形成的，这是实行先天之道。然而也有相似的情况，例如外国未经家族阶段便形成国家，这是先天之道吗？答：相似。问：是吗？答：不是，只是聚合与离散有所不同。这就像正龙的副结、支结一样。因此中土难以出生圣贤。答：先天的灵性必定要借助后天的血族，你以为这是上天用来开创世界的方式吗？这是大道的自然规律。关于《春秋》三世的学说，也是大道的自然规律。知道中土难以出生圣贤，可以说是读书明理之士；知道上帝是根本，才可以谈佛法。（《刍谈录》） 第四十一礼拜：论语是民国精神 民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记 问：人们说孔教是中国专制制度的祸根。如今民国实行共和，这种迂腐的教义，在今天还容得下吗？答：我从小读孔子的书，却也没有真正理解。后来出外考察释教、道教、耶教、回教以及诸子百家，研究了三十多年，时常把它们同孔教参照比较，才知道孔子真是一位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宗教家、大哲学家。他的革命思想见于《春秋》“春王正月”，不尊周天子而尊天下共主；他的政治主张，是轻视政刑而重视德礼；他的教育主张，鄙弃小康而崇尚大同；他的哲学探究到鬼神之德的盛大境界，下学而上达，说“知我者其天”。他不只是把人当作同类，也把天当作同类；不只是与人共和，还与天地并列参赞。说到广大，天下不能承载；说到细小，天下不能破坏，这是多么大的气量，哪里是专制呢？问：不管孔子是宗教家、政治家还是革命家，总而言之，《论语》这部书，民国人总不应该读；人人都要推倒孔子。贵会反而供奉孔子，真是民国的罪人。

译答：各位说民国人不宜读《论语》，请问民国人要不要学习？众人说：还是要学习。问：要不要温习？众人说：还是要温习。既然民国人要学习、要温习，那么《论语》第一章可以保存还是不可以保存？众人说：保存第一章没有害处。既然说可以保存，就不会危害民国，因此第一条理由不能推倒孔子。第二章说：“其为人也孝弟。”请问各位，民国人是孝悌好，还是不孝悌好？众人说：民国人还是要孝悌。既然要孝悌，第二条理由不能推倒孔子。第三章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民国要不要使用巧言令色？众人说：巧言令色不但不仁，而且会丧失民国的人格。问：民国不用巧言令色，第三条理由不能推倒孔子。第四章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民国人民可以不忠不信吗？众人说：民国极其需要讲忠信。问：民国既然需要忠信，第四条理由也不能推倒孔子。由此推论，《论语》正是民国的精神，是民国不可缺少的书。众人又说：孔教有尊君的言论。答：有人说这适合专制、不适合共和。我说不是这样。孔子的教化真正是共和的，本来没有专制的弊病。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还说：“君君臣臣。”这些都极其平等、极其共和。过去君尊臣卑的局面，是被叔孙通迎合、谄媚高祖、企图求取富贵而败坏的，于是开启了专制的趋势。哪里知道孔子删定《诗》《礼》，其中的词意都出自人的本性。大同的教育、太平的礼制，正符合民国的国体。从前赵普凭半部《论语》治理天下，我则认为，只要人人能实行《论语》中的一章，也都可以治理天下。如今天下不太平，除了昌明孔子平治天下的道理，没有什么能够挽救。人又何必自行断绝同孔子的联系，而使天下混乱呢？（《问谈录》） 第四十二礼拜：世界有礼则安 民国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 问：如今万教争鸣，孔教关于人伦日用的道理，难道足以穷尽学习的全部事业吗？答：我国是数千年的礼义之邦，大圣大贤无不从《大学》中产生。所以孔子说：“喜好仁德却不好学，它的弊病是愚昧；喜好智慧却不好学，它的弊病是放荡；喜好诚信却不好学，它的弊病是伤害别人；喜好直率却不好学，它的弊病是尖刻；喜好勇敢却不好学，它的弊病是作乱；喜好刚强却不好学，它的弊病是狂妄。”《大学》正是用来成就个人、成就世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如此。那些标新立异、偏好奇异的人，不懂得儒家关于人伦日用的道理正是成真作圣的基础，反而暗中盗用佛、老的名义，混淆真假；有的甚至不分男女，扰乱纲常，迷惑世人，诬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哪里知道，只要三纲端正、五常明白，行为不违背国法，举止不违背天律，圣贤仙佛所能做的事就完成了。（《问谈录》） 问：人伦礼法是人群中自然的常道。凡是做人却不讲人伦礼法的，就不能成其为人；家庭不讲人伦礼法，就不能成其为家；国家不讲人伦礼法，就不能成其为国；天下不讲人伦礼法，天下就不能得到治理。所谓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夫不像夫、妇不像妇；凡天下国家能够讲人伦礼法的，就是所谓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夫尽夫道、妇尽妇道。孟子说：“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人伦礼法的功用，就是如此。不过，中国的国体尤其适合人伦礼法，因为中国立国的实质在农业，精神在礼，所以称为礼义之邦。衣食充足而后礼义兴盛。因此农业是礼的实质，礼是农业的文饰；文质相称，然后才是君子之国。假如偏重农业，却不推进礼乐，就是所谓吃饱喝足、安逸居处却没有教化，这就接近禽兽了。古代周公制定礼、制作乐，用来传给后世，却一定先从井田制度做起。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就信任国家。”孟子说：“没有农夫，就没有人供养君子；没有君子，就没有人治理农夫。用心思考的人治理别人，出力劳动的人受别人治理。” 问：想要安抚百姓而称王，必须先实行井田制度；在住宅墙下种桑，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不要违背农时；细密的渔网不要投入池塘等话，都有明确的文献可以考察。舜是大圣人，在不得志的时候，也从事制陶、捕鱼、耕种；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由此来乐于尧舜之道。由此看来，中国的国体就可以知道了。答：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天。哪里只是中国应当重视农业呢？世界有礼，天下明白人伦，就将使百姓归于农事和物产；这样以后，才能安定四海的百姓。因此“勤俭”两个字，可以协调各国，可以使天下人安定。问：世界这样广大，人类这样众多，谁算是人，谁又不算是人？答：我听说过：十万八千，世界就文明了。问：凡是讨论一件事，想得到它的真理，必须先不存人相、不存我相、不存众生相、不存寿者相，不存一切相；正如孔子所说的“不意、不必、不固、不我”。把一切都空掉，然后情欲完全清净，本性才成为主宰，随后事理的真谛才显现。这叫真理，也叫天理。否则讲道理，仍不免拘泥于道理，这叫受到理障。所谓物理，就是这种理；理想之理，出自人的意念，不是天理，也不是真理。天理、真理，是自然的道理。礼乐之礼，如果不是以先天本性为主宰，哪里足以谈礼？情感作主，就只谈情感；欲望作主，就只谈欲望；后天本性作主，就会说理而陷入理障；先天本性作主，真理才会显现。答：这就是君子穷究事理、穷尽本性，然后达到明白天命的原因。（《刍谈录》） 第四十三礼拜：执两用中 民国元年十二月初六日记 问：听先生的说法，尊奉孔子当然不错。但这是一个时代，那是另一个时代。如今全球共和，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处处都是可以学习的材料。哲学有百家，宗教有百家，政治有百家，格致有百家；如果不学通中外、道冠古今，怎么能使天下悦服？假如只知道孔子一人的学问，就像太仓中的一粒米罢了，多么渺小啊！

译答：中外古今，万教虽然很多，一句话就可以判定：不过是执两端而用中罢了。凡是教育不能达到中正的，只是大道的一个方面；只有孔教才是大道的整体，是随时处中之圣。事情依照适宜的情况办理，礼依照风俗制定，无论士、农、工、商，无论聪明愚笨、贤能不肖，都不能离开这种日用人伦之道。概括地说，如今的列强虽然没有公开实行孔道，但文明进化、法律自由，实际上暗合孔子的政刑之教；道德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暗合孔子的大同之教。因此，舍弃孔子而谈教育，真可以说是不知时务。如果真懂得孔教，那么万教就可以一以贯之。所以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问谈录》） 第四十四礼拜：道贵身体力行 民国元年十二月十三日记 问：听说先生讲《论语》，正合民国的需要。但先生是读书人，像我们这些没有读过书的人，也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吗？答：我是在读书以后才有所体会，但小时候不知道好学，年轻时少读孔子的文章，却喜爱孔子的本性和道理。因此跟随老师游学，只略知圣道的万分之一。圣道广大，像元气生生不息，不可测度；元气生生不息，无所不包；至诚浩大，无所不能。至诚，是圣人达到极致的境界（就是说孔子）；鬼神也不能测知他的奥妙（圣人是天地的心，天地是圣人的本性，所以孔子关于本性和天道的言论，是无法听闻的）。天德无言，全靠鬼神体现其德（鬼神就是阴阳；有阴阳就有善恶，有善恶就有阴阳善恶的报应，如影随形。任凭有千般机谋、万种巧变，都丝毫不能逃脱）。大道无声，全靠圣人建立教化（“修道之谓教”，由至圣孔子阐明；前代圣人没有孔子，大道就无法传布；后代圣人不是孔子，大道就不能明白）。圣贤千言万语（圣人的教化与释、道相同：道教超越一切，归于虚无清净；佛教空掉一切，慈悲普度；儒教脚踏实地地面对一切，困穷时独善其身，发达时兼善天下）。无非是教人明白善道、修养自身（“明”就是彰明光明的德性；“善”就是至善，也就是先天本有的道理。落入后天之后，有明白的，也有不明白的；果真能够不断彰明，就能自己获得最高的道理。修身，是知道人的身体难以获得，不可虚度光阴；要立身行道，实行五伦八德。至于身体毛发皮肤，都是承受父母而来，不敢毁伤；有始有终地保全自身，才算是修身之道），以至于穷尽本性、确立天命（性，就是先天无极而虚灵不昧的本性、良知良能，是本来的面目；命，就是后天所禀受的太极，是运行全身的精、气、神。所以性命双修，穷究事理、穷尽本性而达到天命；经历无量劫数，身体常存而不灭）。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这是完备道德仁义的实学。人小时候不学习，成年后不实行，上不能好好侍奉父母长辈，下不能正确对待万物，年老之后空自悲伤，实在可惜。儒学是终身的至宝（儒学就是立功立德、修善修福，极其平正而平常，培养性命的根源，能够与天地并列参赞；大概由希望成为贤人、圣人、合于天道，而达到极其灵妙神奇的境界，所以圣而不可知就叫作神）。《论语》的第一章，本源在《大学》。《大学》的根本在先天：无极生太极，太极包含三者，万种差别由此产生。所以天下万事万物，其道理是一个；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所知是一个；安然实行、为了利益而实行、勉强实行，成功也是一个。因为后天万物参差不齐，却无不归于一个根本（一，就是河图洛书的开端，能生天、生地、生万物；得到一画，便可以成就开始和结束）。如今天下正值元午当中，正是剥落到了极点而复兴、否塞到了极点而转为泰通的时会。表面上像是丧失了斯文，实际上却是在振兴斯文。只是异教纷纷兴起，儒道也失去了真实传承。人们都向宫墙外面张望，却看不见其中百官的丰富、宗庙的壮美，实在可悲可怜。然而先天大道包含在《论语》中，并不是只靠背诵就能掌握，贵在身体力行；视、听、言、动，各有各的用功之处。如今进入释、道门中的人，把身体之外当作先天，把身体之内当作后天（身体之外不是先天，身体之内也不是先天；儒门以日用人伦为实际、认真践行，这就是先天。佛、道只求独善其身，就难以兼善天下；他们空掉一切，忘却身家，一尘不染、一丝不挂，这是圣神功化的极致。要凭此兼善天下，所以很难。如今学习佛、老的人，借此为口实，以为出家就可以不认家人，却不知道佛、老之人全都是忠臣孝子，都是从人伦中做出来的；只是半在立功，半在修炼，不像儒门那样脚踏实地面对一切，下学而上达。进入儒门的人，有一半都是后天的学问，不明白先天大人的道理（借圣人的学问为名，假借圣人的学问谋取利益；读经史、作诗文、逞雄辩、发表高谈，全都自称忠臣、孝子、节妇、义夫，等到遭遇大难，却畏惧困难、苟且求安、贪生怕死。后天的学问大多如此。还有十分狂悖的人，以作恶为能事，以标新立异为目标；这是儒门的罪魁，他们还自鸣得意，因而使斯文丧失）。然而，能够得到后天的实学而不失其正，就享有人爵（在势利场中几十年，虚名虚利，父母妻子，转眼都归于空；自身最终也被蛆虫啃食，化为乌有，却没有彰明光明德性的功夫）；能够得到先天的实学而不失其真，就享有天爵（一生为人，得道之后万世流芳；上可以超度九族，下可以救济众生。平日的言语行为与众人相似，只有面临重大节义时，才不与众人相同。他的身体重如泰山，不至于轻如鸿毛。这就像《大学》所说止于至善的功夫，培养先天浩然之气，具有彰明光明德性的功夫。人落入后天而能够返还先天，就像沉溺苦海而登上彼岸。大丈夫有志向，最终一定能够成功，天下还有什么难事呢？孔子说：“十室之邑，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这样。”孔子至今已经两千多年，真正实行《论语》的有几个人？不过是体会圣人万分之一罢了。因为《论语》是天地元气的流行，所以如今圣道将要在五洲万国昌明，人人共同登上道岸，一同走出迷津。这不是我的能力能够叙述的，只是大道流传而不衰，有某种力量在默默启发人罢了。

译问：孔教虽然好，却没有什么神妙之说，果真能够同耶教、回教、佛教、道教抗衡吗？答：孔教关于人伦日用的道理，虽然极其平正而平常，实际上却极其神妙。况且孔子并非不知道神奇之事，只是对于那些探索隐秘、故作怪异的行为，后世会有所记述，所以说：“我不做这种事。”耶教、回教、佛教、道教的教义，虽然看起来似乎更优胜，就像锦衣轻裘，冬天穿了很可爱；但如今已是夏天，就不适宜。孔子的教化虽然平常，却像粗布棉衣，四时都可以穿，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片刻都不能离开的道理。（圣人使用神奇之术，是不得已才使用的法术，例如耶稣死而复活，是因为犹太人崇奉多神教、不信上帝，耶稣想显明上帝的真道，于是舍身成仁；佛、道的变化无穷，不过是为了显明大道的玄妙。只有孔子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常道，一刻也不能缺少。古往今来，从未听说有人靠邪术治理天下，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问谈录》） 第四十五礼拜：圣人真乐为何 民国二年正月十八日记 问：先生所讲的讲义，像劝诫世人的文章一样，这些我已经听到了。那么，孔子的本性和大道又是怎样的呢？答：我哪里敢妄谈孔子的本性和大道？只是因为游历了三十多年，从经验中意会到一二，姑且明白说出来，只是不敢欺骗自己罢了。问：本性和大道高远，本来就不容易明白。但请问，人承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出生，承受父母的精血而形成；他的本来面目究竟怎样？到底怎样做才可以成为一个人？答：人人都是父母所养育的，天地所生的。这里面的道理，用万句话也难以说尽。诸位要问，我姑且略说它的大概。天地虽然广大，不过是浑然一体的一个东西；人的身体虽然微小，却是万物之灵。超出常人之上的，只有孔圣人。他博通古今，删定《书经》，订正礼制，学问综合诸圣，道德冠绝历代君王。到了《论语》，只保存了其中的大概，在平常广大之中显出精微。儒家圣人并不夸耀奇异，也不好尚怪异，即使愚夫愚妇也能知道、能够实行。如今的人对于儒书，只是一味背诵，应用到事情上，却完全与圣人相反。虽然从事学习，却没有明白《论语》中正之道，不能亲身实行。即使稍有实行，也不过是知道文章的表面，享受人间富贵罢了。即使高人一等，以道学自我夸耀，若要说永远脱离轮回，虽死犹生，获得孔子的真正快乐，那还没有做到。大概如今的学者，仍未深刻明白孔子的文章；谁听闻过性与天道呢？所谓性与天道，就是竭尽自己的心，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本性，就知道天道了。保存自己的心，养护自己的本性，这就是奉事上天。若能得到这种真正的传授，就能使天地人与我贯通为一气；一动一静，便是我觉悟，也是天地；天地便是我。只是具有最高的德，最高的道才会凝聚。所谓尽完人的事情来完成天的事情。人间的爵位不足以论说；舍弃人间爵位而享有天爵，其中的快乐是无法用语言说出的。大道是性命的根源：性就是无极，命就是太极。凡人的出生，是由无极形成太极。无极发动，太极产生；无极居于上，太极居于中；无极临照于中，太极产生于上。两极相互作用，在母腹中形成形体；无为而无所不为，变化出五官百骸，十个月后分娩，脱离母腹。先天太极仍归于身体之外的无极，孔子所说的北辰就是它。后天太极仍藏在身体内部的中位。（这里，只有人独自形成太极，禽兽则没有。）这就是承受天地之中的缘故。因此，人的太极是后天的命；而先天的无极也未曾不在其中。不过，真正的本性在无极之中。（这里就是那一点玄关，又是灵明的一窍，也就是元气。）真正的命在太极之中。无极、太极各居其位，其中性与命彼此不能亲近，而心一上一下，从此隔绝如天渊。所以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只有这一点罢了。这一点是什么？圣人一旦无念便会成为狂人，狂人能够存念便可成为圣人；这就是人身中的太极。它正处在将要合一而尚未合一的状态。不知道这个太极内外合一，即使有天纵的聪明才智，也不过知道圣人的文章，不能知道圣人的本性和天道，哪里知道圣人的真正快乐在什么地方呢？圣人的书，字字清楚明白；唯独没有真正的儒者口传心授、接受一贯之道的传授，终究隔着天渊。若得到这一画，天得到“一”便清明，地得到“一”便安宁，人得到“一”便真实，万物得到“一”便生长。各种宗教不能归于一，便不能成就真实；万国不能归于一，便不能实现太平。懂得这个“一”的人，知道一本分散为万殊，万殊归于一本，这就是一贯之道。这个道并不是与常道不同的道，就是常道。若专门在静中求它，求不到；专门在身体中求它，求不到；专门在身体之外求它，也求不到。并不是没有，而是譬如孔子的墙有几仞高，只是没有找到门而进入。得到这个“一”，就应当守住这个“一”。静时守住它，不如动时守住它；用身体内部的“一”寻找身体外部的“一”，再用身体外部的“一”返回身体内部的“一”。果真能一以贯之，就是在空中求实，在实中求全。（道并不远离人，就应当在伦理日用中求其真实踏实，处处都是道。）《大学》说“明明德”。明白这个“一”，就是所谓“亲民”；亲近、体察这个“一”，就是所谓“亲民”。所谓“止于至善”，就是止于这个“一”。“一”并不奇特，而是极其平常、极其恒常；在无形之中做出有形的形象。这就是说无极形成太极。得到这个诀窍的人，开始时把它具备于自身叫作信；继而充实它叫作美；充实而发出光辉叫作大；最终达到大化叫作圣；圣而不可测知叫作神。学习达到这里，就是以真空炼形的妙道，也就是“至诚如神”的真正神妙境界。凡俗之身化为元身，元身化为元气。天地依赖元气而存在，万物依赖元气而生长。我的身体既然成为天地的元气，那么天崩溃我也不崩溃，地裂开我也不裂开，这快乐该是怎样啊！有志于此道的人，希望你们努力。问：孔子的教导既然不过是日常伦理而已，如果不知道天道，怎么能够神奇变化呢？

译答：凡是所谓神奇的，其实就是不神奇。孔子明明知道天道就是常道，所以不谈怪异、暴力、悖乱和鬼神。他的教导，是成就他人也就是成就自己。夫妇中愚笨而没有才能的人，也能知道、能够实行；但到了最高境界，即使圣人也有不知道、不能做到的地方。孔子所说“从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就是至诚之道，可以预知未来；说到广大，天下没有什么能承载它；说到微小，天下没有什么能破坏它。鸢鸟飞翔，鱼儿跃动，映入眼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越仰望越觉得高，越钻研越觉得坚；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因此子贡感叹，关于本性和天道，是无法听闻得到的。《中庸》说，如果不是本来就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道它呢？所以孔子自己感叹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吧。又如乡人举行驱除疫鬼的仪式，孔子穿着朝服站在东阶；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我已经祈祷很久了。”郊祭、社祭的礼，是用来奉事上帝的；陪臣掌握国家政权，三代之后很少有不失去政权的，等等，这些话难道不是孔子明显谈论天道的话吗？况且孔子的真正道理，是最高乘的宗教，不只是哲学、政治、技艺或教育中的一家，也不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是无不包容其中。所以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推论，才知道孔子的真正道理。用孔教治理天下，人民享有幸福，延续了二千多年。孟子以后，谁是孔子的知音呢？因为宋儒解释明白了孔子的文章，所以朝廷用文章来取得功名，人民也用文章来求取功名。取得功名的人把它当作收服人心的手段，得到功名的人把它当作侥幸。至于本性与天道，不但不求实行，也不求认识。并不是不知道，而是无法听闻得到，哪里能够知道孔子的真正教导呢？连教导尚且不知道，真正的道理更不用说了。（《问谈录》） 问：利是后天才有的，纯粹属于情欲之事，所以孔子很少谈它。仁，就是人的本性；把天道、性道、人道合而为一，才叫作仁。仁的范围就是这样广大，所以孔子也很少谈它。义，就是合宜，是天道、人道的运用。礼，是自然而然的节度文饰，把天道、人道、性道和物理合起来说。智，就是知道这些道理；信，就是知道这些道理的真实。知道得真实，实行才能笃实；知与行这样才能合一。答：您的话有一定道理。所谓知行合一，是用诚把它们合为一体。诚，就是不停止。诚存于内，表现在外；顺从本性就叫作道。问：自由就是礼。西方所谓自由，就是中国所谓礼。西方哲学家使人服从法律，才有自由；自由又受到法律规定。因此，法律是维持自由的工具，同时又限制自由，由此可知他们的自由并不充分、也不完备。所以西方学者采用归纳法。我国圣人用礼治理国家，周公制定礼乐传给后世，自由既多又完备，比西方人高出万万倍。所以说，我国的学派是演绎的。整齐合宜地实行礼时，就可以说是自由。自由这个词，也包含快乐的意思。因此讲礼之后又接着讲乐，也是这个意思。答：您大概已经认识自由的真正含义了吧？礼，是人道；乐，是性道。君子顺从本性，这就叫作道，也是礼产生的根源。问：仁就是人，仁是性，人是命。仁与人相合，就是性命合一；性命同时修养，就是内外合一，也就是天人合一吧？这样一来，对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对自己又有什么可说的？觉悟到天地就是我，我就是天地，所谓天地并不大，我身并不小，只是抱守一、守住中罢了。中，是天下的大本，也就是天下的大经大法、天下的大道。所以说，合起来说就是道；仁与人合一，就叫作仁。答：只有圣人才能充分实现人的形体和本性。至于合一，并不是容易说清楚的。（《刍谈录》） 第四十六礼拜：无所不用其极 民国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记 问：《论语》每一章中，孔子说话的上面都有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取的是什么意义？请先生详细讲一讲。而且您前面讲的内容，其中有官话，也有文话，倒不如说白话最好。答：前面所讲的，略微带有官话中的文话。今后分为三种说法：一是白话，二是官话，三是文话。这个圆圈名叫无极，一半白、一半黑，叫作阴阳。所以说，一阴一阳就叫作道。周子说“无极而太极”，就是这个意思。凡事在天上形成的是象，在地上形成的是形；在天上成象就是太极，在地上成形就是中。孔子说头顶上有一个太极，是圣人根据天象设立教化。所以说“知我其天”。中，是道的法则；圣人根据形体设立教化，所以说“乐在其中”。如今人们画孔子的形象，又画他手抱太极、怀中插着宝剑，就是抱守一、守住中，斩断红尘中一切贪、嗔、痴、爱之意。圣人知道头顶上有一个太极，身体中有一个太极，心中有一个太极，所以孔子三十岁而立。“立”，就是立太极，立于中而不偏倚。七十岁能够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是太极与中化合为一，处处都是道。又有一个圆圈画在“子曰”之上，这就是太极。太极本于无极，而圣人身中的太极必须能够与上天空中的无极合一，所以情感发出都合乎节度。这就是性与天道。世人无法给它命名，所以画一个太极在上面，让学习的人自己领悟。如果真能如此，那么凡是说话、行动、静止，都必须求得与天地的太极相合，也就是使我身中的太极与无极两者化合为一。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大学》所说的“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圣人的言语行为，全都由身体内的太极发出，并与身体外的无极相合，所以记述者画一个圆圈来表示形象，使人能够理解这个道理。这个旨意推广开来，可以充满天地四方而有余；收拢起来，则退藏于幽密之处而仿佛全无。所以圣人的道，达到广大而又穷尽精微，极其高明而又归于中庸。它的妙处究竟是怎样啊！问：孔子的教导既然是真道，为什么中国实行它，却文弱到了这种地步？

译答：孔子的道，就像一条大路，人人共同行走而安稳，只是忘记了修路的人。如今的人迷失了道路，如同逆水行舟，却不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里。假如没有孔子的道，恐怕如今连想求得文弱也求不到。世上有略知德道的人，借用孔子的言辞和意思，假借仁义来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也有假借孔子的谦恭，行险侥幸，钻营名利富贵的人。若能真正实行孔子的道，哪里只是获得虚名假利而已？成就真人、成为圣人，也可以计算日子而达到。即使不能成真作圣，每个人也都是君子；再退一步说，终究也不失为好人。不但外人佩服，天神也会保佑他。孟子说，人一定先自己侮辱自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国家一定先自己讨伐自己，然后别人才讨伐它。自己侮辱自己、自己讨伐自己，都是因为不懂孔子的道。如果懂得它并实行它，自强不息，就将由文明走向大同，又怎么会文弱呢？（《问谈录》） 问：有仁然后才有义，仁的发动就是义；有义然后才有礼，义的外在表现就是礼。仁静止在内就是幽，发动于外就是明；明就是智。明了便有礼乐，这就是所谓信。仁是本体，而义、礼、智、信四者是作用；仁是根本，四者是末端。有仁然后才会推演出四者，四者由一本分化为万殊。颜渊问怎样实行仁，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这是由外而内，归纳到根本，也就是万殊归一本的意思。所以说“穷尽事理，充分发挥本性，以达到命”。穷理，是智、信的事情；尽性，是礼、义的事情；命，是仁的事情。这时，人才能与仁相合，这就是所谓道。因此说，仁者先经历困难而后获得成果。答：孟子说：“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给这个人，一定先使他的心志困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饥饿，使他身受贫困，使他的所作所为受到扰乱；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忍他的性情，增加他原来所没有的能力。”这是仁者所做的事情。所以说，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于仁。问：仁根源于天，在人就是本性；命孕育于其中，发动而显现为象的，叫作义、礼、智、信。学习仁的人，先从智、信入手，再进到礼。因此颜渊问仁，并请问实行仁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实行礼，义便发动；实行义，礼便产生。义足以养育仁，仁依靠义而生存。所以说，仁是积累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袭取而得到的。守持自己的志向，不要损害自己的气，用义来养护它，用义来培育它。要实行仁，一日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于仁。仁与人本来就是一体的。仁离不开命，命归一于仁；尽完人的本分而合于天，天人合一，包容天地，贯通古今。天地并不大，我身并不小；放开来充满六合，收拢来藏于幽密。天地因此各安其位，万物因此得到养育。所以说天下归于仁。答：仁者就是天子。天子承受天命，居中于天下而建立秩序，以德引导天下，以礼整齐天下。所以说，不是天子就不能议定礼制。能够议定礼制的天子，又必须是具有大德的人。因此，大德之人一定会承受天命。《中庸》说：即使有天子的地位，如果没有相应的德行，也不敢制定礼乐；即使有德行，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也不敢制定礼乐。大德者承受天命，一定要得到相应的地位；所以要议定礼制，制定制度，考订文字，端正君位来凝聚天命。议定礼制、制定制度、考订文字，是天子用来统治天下的办法。因此，天子为天下增进幸福，是因为他有德。在大同时代，选拔贤能，是为了尊重德行。所以君子以德来爱护人，因为有地位而受到尊重。问：世人熙熙攘攘，天下都是普通人；真正磊落坦荡的人，天下还有几个呢？答：所以说，儒者是席上的珍宝。（《刍谈录》） 第四十七礼拜：人非道不成其为人 民国二年二月初二日记 问：先生常讲《论语》，请问“论语”两个字，取的是什么意义？答：“论语”两个字，是确立言论、垂示训诫的意思，也就是法语、谦逊之语。它是孔子周游列国、传播道义、挽救世道时，师生讲学的言辞，以及谈论道理、治理国家、挽回社会风气和人心的话。弟子们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叫作《论语》。《论语》一书也是天命：顺从它就生存，违背它就灭亡；它是各种教化的常道，是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学说，是天地的元气，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它虽然极其平常、极其恒常，但最神妙、最精微的道理也在其中，是天地的精华、人民的正道。因此开头一章就说“学而时习之”，因为不学习就不足以成人。孔子生来就喜爱学习，亲自实行真实的德行；他一生的精华，全在这部书中。所以他奉承天命、宣扬教化，顾念上天的明命，为后世确立言论。（《问谈录》） 问：后天是先天所产生的，而损害先天的又是后天。道德是先天的事情，名利是后天的事情。人谁不想富贵，却为什么轻视道德呢？万殊的根本虽然在“一”，但“一”所产生的生气又在万殊之中。后天正是生气所在的地方，所以君子在这里知道自己应当止于何处。能够止住，便能克制自己；克制自己，生气就会回转；生气回转，礼自然恢复。礼恢复了，天下便归于仁；尽完人的本分而合于天，就是万殊归一本，就是太极而归于无极，就是后天而合于先天，就是天人合一，也是先天后天成为一体。大而能化就叫作圣，圣而不可测知就叫作神。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小德像河流一样不断流行，大德则敦厚地化育万物。所以至诚没有止息。《诗经》说：“啊，深厚美盛，没有止息。”这是说文王的德行纯粹，也就是纯粹而不停止。孔子说：“上天说过什么呢？四时照常运行，百物照常生长；上天说过什么呢？”这是仰慕上天而合于道的言语，是一以贯之的。因此说，中庸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君子实行中庸，君子能够时时合乎中道；君子为什么一定首先要慎独呢？答：君子慎独，片刻也不能离开。因为学习并且时时温习，君子自我奋发而不停止，敦厚诚实而崇尚礼制。问：天道谨慎严肃，天命令人敬畏。从今以后，大概应当懂得勉励自己了吧。答：上天的作为，无声无息；没有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的，也没有比细微处更明显的。所以君子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戒备谨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恐惧警惕；存养本心、涵养本性，以奉事上天来尽完人的本分。问：世上有不顾君臣大义、各自树立党羽来争夺政权的人；也有人把专制说成君臣关系，从而废弃人伦大义。这是什么缘故呢？

译答：君主的道义只在于保护百姓，能够保护就保护，不能保护就离开他。这就是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饿死的原因。孔子称赞他们说：“求仁而得仁。”并不是他们的百姓不让他们实行仁义。君主的道义在于保护百姓，所以君主安抚我，我就奉他为君主；君主虐待我，我就把他当作仇敌。这是草野之臣、平民之臣的道义。况且臣子的道义在于辅助君主，意见相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开，不侍奉不合义的君主也是可以的。何必只争夺政权，却不顾君臣之义呢？《左传》说，君臣之间有义；没有义，君臣关系就不能成立，大伦便乱了。大伦一乱，世道也因此混乱。所以说君臣各自尽到自己的义，政治就会兴盛。君臣之义不可废弃。君臣的名称可以改变，礼制可以改变，但义不能改变。中外都是如此，古今也都是如此，怎么可以废弃人伦大义呢？问：天下和国家可以治理得公平，好名声的人也能做到；爵位俸禄可以辞掉，佛陀舍弃太子之位而悟道，尧、舜禅让，以及后世辞去官职，都是这种情况。锋利的刀刃可以踏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舍弃自身来拯救世人，以杀身成仁，也都是这种情况。中庸是儒道，是常道。天地如果不是常道，就不能长久；人如果不是常道，就不能成其为人。人不能成其为人，就没有世界；没有世界，就没有天地；没有天地，也就没有道。天地不能没有道，所以常道最可贵，儒道最尊贵，儒道可以统摄各种宗教。这样说来，即使说天地就是儒家的世界，也可以。难道《中庸》所说“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是假话吗？所以儒道是大道的典范，确实有益于世道和人心，是万世的师表，除了儒道还能是什么？所以说，中庸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道家的成就，历历可数；佛家的成就，多如恒河沙数；儒家的成就，至今却没有多少。这是因为佛、道舍弃世界而修行，儒道则进入世界来建设世界的缘故。答：君子只是听从天命，安于自己的命运罢了。我们儒家的道，一以贯之，是道的自然本性。中庸之道，就是大道在日常下学层面的表现。难道下学就是我们儒家的全部道理吗？所以说，关于本性和天道，是无法听闻得到的。（《刍谈录》） 第四十八礼拜：“子”是圣门中的尊称 民国二年二月初九日记 问：孔子的道尽善尽美，为什么没有人提倡并实行呢？答：因为我国长期处于专制之下，只知道臣子应当以忠心侍奉君主，却不知道君主应当以礼对待臣子；人人只知道修身、齐家，不敢有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思想，所以没有人实行。也是由于天道尚未完全显现所造成的。如今正值天元正午，大道广泛开启，人人都有爱国、爱民、爱天下的思想，也都应当以孔子一视同仁、天下一家、大同极乐的宗旨为根本，实行他的道。问：《论语》首章“学而”的“学”，取的是什么意义？答：所谓学，是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实际事情；“而”字又使意义进了一层。“学而”两个字有始有终。学，就是以老师为榜样，体会孔子的话，实行孔子的道。《论语》首章，是孔子平日教人学习的次第。弟子们把它列在篇首，因为古今中外的学习都不超出这个范围。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如果自身没有这种学问，身体就不能修养；家中没有这种学问，家庭就不能整齐；国家没有这种学问，国家就不能治理；天下没有这种学问，天下就不能太平。只有尊崇孔圣人，由勉强努力逐渐接近自然境界，才可以由下学达到上达。浅近地说，后天的学习是富贵功名，所学的容易得到；深入地说，先天的学习是参与天地化育，所学的难以成就。因为这些都是务本的学问；本，就是先天的真实本性，不是后天的凡俗情感。得到明师口传心授，知道天人与我同一气息存在于日常伦理中，并努力实行这种学问，道并不远离人，而最神妙的道理就在其中。学习的人明白这一点，才可以成为天地的好子弟、天地事业的功臣。人怎么可以不好学呢？问：孔子为什么一定要称作“子”？虽然说是尊称，它的意义在哪里？《论语》中不称“孔子曰”，只称“子曰”，又取的是什么意义？答：“子”是人中至高之人，是圣人中超群的人，是至尊的称呼。“子”字的意义，好像天在子时开启，时序在子时开始，万物在子时滋长；终结中又有开始，生生不息。入门学习的人尊称老师为“子”，因为他是万世之师；师道建立，生生不息的教化便得以延续，使人都能够不断进步。不加“孔”字，是因为孔子是上天纵任的圣人，为百千万亿姓而生，不能被一家私有。至于“曰”字从“口”从“一”，是说孔子的话本来出自亲身实行和内心体会，承接过去、开启未来，像上天的口，代替上天宣扬教化；不说则已，一说便为万世确定太平之道。开口说话，简直如同一画开天。在后天的道德、仁义和日常伦理方面，他至高无上、没有对等者，所以世人尊称“子曰”，其意义像日月的光明一样清楚。（《问谈录》） 问：智谋是用来端正国家的，奋发勇进是用来统一天下的。答：运用智谋、奋发勇进，就是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性。问：忠信是儒教的下学，中和是大道的下学。道达到中和，世界就大同了；世上的君主以忠信为本，大同就开始奠基了。当今时代，应当以忠信为宜，还是应当以中和为宜？答：忠信就是内外合一。曾子说：“替别人谋划事情，难道不忠诚吗？”所以说，大道流行时，人不必只为自己。又说：“同朋友交往，难道不诚信吗？”人民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凡是用忠信教导别人，必须先自己学习实行，所以说：“老师传授的学问，自己是否还没有温习？”自己先具备了，才能要求别人具备。现在的时代应以忠信为主，以勤俭为用。世上有忠信，就有仁；人能够勤俭，就能富强；各国都能勤俭，就能够达到道。由道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得到养育。（《刍谈录》） 《大成礼拜杂志》（之二） 段正元著 第四十九礼拜：公有之学而 民国二年二月十六日记 问：《学而》全章，又应当怎样理解？

译答：孔子小时候跟随项橐学习，获得了文章方面的学问；后来向老聃请教礼，得以听闻大道，所以有“早晨听闻道，晚上死去也可以”的感叹。他知道《大学》的道理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说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大学》的先天之道化合为一，写成《论语》，开头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明明德完全实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亲民完全实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止于至善完全实现。这三节，小而言之是日常伦理，大而言之是希望成为贤人、圣人、与天合一。各宗教、各圣贤，如果没有这三节，实际上不能成就任何一件完整的事业。这三节“不亦说”“不亦乐”“不亦君子”，统摄群体真理的妙法，是各种教化的纲领。无论是中国学问还是外国学问、新学还是旧学，离开它就没有教化。【文话解】“子曰”两个字的意义，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学”，是《大学》的学，是先天的道；近在身心，远则包容天地，没有什么不包括在其中。不知道而求得知道，不能做到而求得做到，也是学。“习”，是已经知道还要再求知道，已经能做到还要再求做到。“说”，就是喜悦，指点学习中的旨趣，使人自己领会，觉察到后天的事情没有什么能像这样令人喜悦，而且学习本身也有不能停止的地方。“朋”是同类，也是群体。意思是我的学问已经成就，同类的人成群结队地来跟随学习；人的学问越推行越广大，我的学问越尊贵越光明。本性的真实舒展畅达，自然有不能抑制的地方，所以叫作乐。圣人的道，对内是存养本心，对外是视、听、言、动；善与人相同，本来平常。然而平常做到恰到好处，就能通达神明、参赞天地，反而又显得奇妙。不知道的人像好奇的人一样，因为圣道平常而忽视它；平常的人又不知道圣道的奇妙。“不愠”，是说我只涵养心性，与天地合德，尊敬先圣先贤；心中常有真正的快乐。别人不了解我，也不能损害我真实本性的一丝一毫。“君子”是对人的尊称。我有学问而别人不了解我，别人就卑微得不足以论说；我却以谦卑自我约束，于是能够成为君子。这样，别人虽然人多却卑下，我虽然独自一人却尊贵。人怎么能只贪图快乐而不好学呢？问：道家的经典，由天说到人，由无说出有；释迦的经典，由性说到天，由空说出实；儒家的经典，由实体现神，由人说到天。超越没有比道家更高的，空寂没有比佛家更空的，真实没有比儒家更真实的。只有《学而》一章，空与超越已经达到极点。《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仍然只是说到道、德、民、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仍然只是说到性、道、教。唯独《学而》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学的是什么？时时温习的是什么？“之”指什么？“说”喜悦的是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为什么来？来了为什么快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知道的是什么？不愠的是什么？君子是怎样的人？这样就可以了，为什么又说“不亦君子”呢？孔子说出这样空灵超越的话，难道不是儒家吗？为什么弟子记录下来并列在篇首呢？

译答：《学而》一章，是把《大学》和《中庸》合而为一的书。穷尽事理，充分发挥本性，以达到天命；把人道、性道、天道贯通为一。各种宗教的经典、大道的神妙，没有不包括在其中的；不是至圣之人，谁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儒家是三教的宗主、各种教化的统领；从下学达到上达，完整的大道，在这一章中就足以看见。什么叫学？就是《大学》的学。成为圣贤才叫学，成佛成仙才叫学，成真作圣才叫学，成就自己、成就他人才叫学。学，是下学，用来穷理。（“穷理”还有言外之意。）将要借此尽心。（尽心是内在的事情。）尽心就可以知性；穷理就可以尽性；下学就可以上达。所以题作“学而”。“而”，是由后天进到先天，尽完人的事情来合于天道，天人合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些意义都包含在“而”字中。（“而”字极其虚灵而又极其珍贵；一个字兼有后天，一个字兼有先天，简约概括到了极点，眉目清楚，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以说“时习”。时习，就是时时守住中道，顾念上天的明命，顺从本性，在人民中建立中道，修治大道而使天下达到和谐。道就在我身上，我就是道。所以说，道片刻也不能离开，这就是“时习”的意义。《大学》“明明德”一句，也包含在“而”字中。明明德，就是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性；以自身为根本，在百姓中得到验证，所以说“时习”。（高处说，即使是善行，如果没有验证，也不会取信；不取信，百姓就不会跟从。低处说，即使是善行，如果不受尊重，也不会取信；不取信，百姓就不会跟从。这些都包含时习的意义。）习而称为“时”，是说不待刻意学习而自然学习，本性和道就是如此。因此时习便会快乐，丝毫没有苦趣，所以说“不亦说乎”。“说”是内在的喜悦；不刻意喜悦却自然喜悦，喜悦而又不自以为喜悦，所以说“不亦说”。在百姓中得到验证，百姓就会跟从；修养自己来安定百姓，所以说“不亦说”。喜悦而说“乎”，是因为性道的验证有共同的感应，所以用“乎”。这一节是穷理的极致、尽性的阶梯。“学”一个字包罗佛经的道，“而”一个字包罗佛经的方法，“时习”两个字包罗佛经的功夫，“不亦说乎”一句包罗佛经的妙处。儒、佛的学问，都在这里穷尽了，这就叫至德；至德能够凝聚至道。所以说“有朋自远方来”，而不说君臣父子。而说朋友，是因为彼此都没有厌恶，近处的人喜悦，远处的人来归。不是说“朋友”，而说“有朋”，是从后天的伦理关系说到先天的境界。所谓朋，在四海之外、六合之内，在玄妙无穷的上方，在一切空无之中，都同享上帝的光明，共有一道的德性，是有缘的圣者，是有关系的真人；从清爽达到纯白，历经劫难而成为亲缘，无不聚集在一起，往来于同一厅堂、同一室内，所以说“自远方来”。所谓远，是广大周遍的世界；所谓来，是千呼千应。朋友而说“有”，是因为本性与天道感应而通达。有朋自远方来，就是神灵降临，与天为伴，所以说“乐”。乐，是考察三王的制度而不谬误，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悖逆，向鬼神质问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不说“乐乎”，而说“不亦乐乎”，是因为快乐表现在外，神诚存于内；不以快乐为快乐，却自然快乐，同时保持戒慎恐惧，这才是真正的快乐。（“不亦乐乎”一句中，还包含克己复礼的功夫。）所以说“不亦乐乎”。“乎”表示顺应天命；顺应时就俨然与天命一体，违背时则如同隔着天渊。没有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的，没有比细微处更明显的，诚实是无法掩盖的，所以用“乎”字。这一节是尽性的通达，是亲民而达到亲仁的阶梯；一旦觉悟光明，人与天便相互会见，所以说“人不知而不愠”。所谓人不知，是君子所做的事，本来众人就不能认识。（暗含儒家。）而不愠，是以慈悲为怀，使冤亲平等。（暗含佛家。）人不知而不愠，是以上帝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以上帝的道作为自己的道；栽培还是倾覆，都由人自己取得。（上帝顺从人的愿望，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都是人自己招来的；善恶的报应，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在这些事情之间，心中不存私意。（这就是“而”字的实际意义：因为别人不知道，所以自己不恼怒；这句话暗含道家，三教都包含在其中。）所以说“不亦君子乎”。君，是人中的主人，是大道的依托。（哪里还有所依托呢？）子，是万教归宿之处，是上帝的表征。君子，谈到广大，天下没有什么能承载；谈到微小，天下没有什么能破坏。（这里的君子，是道成德备、功业教化达到圣神境界的人。）不说圣贤仙佛，而说君子，是因为大同时代以儒家为宗旨。（大同是万殊归一本的时代，所以说万教归于儒家。一以贯之。）君子而说“不亦”，是因为上配上帝，下育众生，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参赞天地而使万物合一。所谓“不亦君子”，是说君子之中的君子；君子之所以不是普通君子，只在于下学而达到上达，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光明，与四时合其秩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所以说“乎”。“乎”，就是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给它命名，这就是一以贯之的境界。这一节是尽性的极致，是达到天命的开始，是亲民的圣境，是止于至善的正道。首章由人道达到性道，由性道达到天道。“学而时习”一句，是儒家进入佛家。（这是进入德境的门径，德中包含佛家义理，参阅《人伦道德研究会启》。）“有朋自远方来”一句，是儒佛一体；“人不知而不愠”一句，是上达之道；“不亦君子”一句，是三教同源、万教归儒、一以贯之，代表上帝，也是儒道的中庸。因此说：“后进于礼乐，野人也；万世之师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大德受命也。”大德而没有承受天命，即使有德，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也不敢制定礼乐。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如果不能适当，百姓就会手脚无所措置，不知如何是好；百姓手脚无所措置，就是百姓不得安宁。上天果真希望大道施行，就应当以深厚的德行来平治天下，使“学而”一章的学说明白于天下、施行于万世；用道德引导天下，用礼来整齐天下，将借此使天下百姓安定。君子的学问，以“学”字开始，也以“学”字终结；学习是为了达到道，并且是实行之学。这就是“学而”一章的真实含义。至于性与天道的说法，是不可轻易听闻的。本章所包含的意义，不是言语能够穷尽的；只要反复玩味探索而有所领会，终身运用也不会有穷尽。（“学”字起，“学”字落；括号内原文为注文。） 问：“不亦说乎”的“说”字，本来是说话的“说”，各家却都解释为“悦”字，难道不是错了吗？

译答：论说“说”字，本来确实是说话的“说”。这里说的是天命所赋予的本性；把它神妙地体察明白，神妙之处就在这个“说”字中。“说”是无声的，听也听不见；虽不说话却自有言说，是性灵自己在表达，接受天命的意义。这样能够不喜悦吗？把“说”解释为“悦”，是文章上的解释；说而有悦，是内在圣人的快乐。儒家的经典有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至通达天命三层解释，能够包罗各种教法而贯通为一。至于修养自身并知晓天命的人，只能由自己去探寻。（《问谈录》） 问：读书只是为了明白后天的道理，存心养性才能明白先天的道吗？答：所以君子的道，根本在自身。如果不能明白善，不能使自身真诚，便不行了。问：红尘是上帝的倒影，倒影必定会收回，所以说它是假相，也是苦海。但人们没有察觉它的苦，是因为那里有生气。说红尘是生气所化成的，可以吗？《易》说：“蒙以养正，是圣人的功业。”红尘就是道的蒙昧状态，养正是儒家的事情；由正而向上，是佛家的事情；由上而发生变化，是道家的事情。所以儒家重视人道，功用在于平治天下；佛教重视性道，范围在于普遍救度人物；道家重视天道，权限涉及天地、人和神。这三教之所以有分别，也正是三教之所以能够合一的地方吗？答：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岂不是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吗？问：刀山地狱，是仙、佛、圣贤慈悲的表现；牢狱枷锁，是帝王将相仁政的表现。孔子说：“只有仁者，能够喜爱人，也能够憎恶人。”难道仁慈要像妇人的仁慈吗？所以说，爱护一个人，难道能不使他劳苦磨炼吗？世人嘲笑佛教所谓慈悲普渡，却不知道地狱之说。儒家按照人的现实处境来实行，在现世立说，所以以正直回报正直，现世就能了结，不必等待死后，也不必等待来生。仁心仁政，是人们能够看见的；佛教依据因果立说，以三世来品评，报应清楚显著，却是人们所不能看见的。答：儒家和佛教虽然道路不同，最终归宿却相同；而儒家是进入德行之门。问：儒家根据人的资质因材施教，能够栽培的就培育，已经倾覆的就任其覆亡，这是人道的道理。佛教以慈悲为根本，认为人与万物、自己与他人平等，普遍救度众生，这是性道的道理。答：人道遵循本性，本性出于天；天道就是人性两条道路的共同归宿。这就是天道成为道祖的原因。问：把“伦礼会”称作“礼”，它的意义在哪里？答：道的运动表现为理，理的形象表现为礼。理就是思考；礼是可以思考、可以言说，并且可以实行的。儒家讲的是人道，所以孔子谈礼，常常多指礼乐之礼。《易》说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达到天命。说“穷理”，是说穷究明白以后才能实行；尽明本性，就是遵循礼。也就是广泛学习，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别，然后切实实行。（《刍谈录》） 第五十一次礼拜：释、道两教的“学而”。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记。问：听先生讲解“学而”一章，足以看出儒门重视伦常日用。但它是否也与佛教、道教相合呢？答：儒教可以统摄佛教和道教，所以万教都应当归于儒教。“学而”首章，对外包罗天地万物的形象，对内是脚踏实地的功夫。问：我现在不问脚踏实地的功夫，只愿听您说明包罗天地的形象。这与性和天道相合不相合？答：“学而时习之”，是空灵广大、无所不包的学问，其中就是性道；“时习”就是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达到天命的功夫，也就是“道不可片刻离开”的道理。“不亦说乎”，是明白了这个道。 “有朋自远方来”，是精、气、神三宝合而为一，是天地人与一理贯通，是阴阳同一理而没有阻隔。所以孔子梦见周公，常常与圣贤往来，普遍知道鬼神的情状，阴阳之间没有阻隔，难道不是快乐吗？上通天、下达地，能出入幽冥；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也不怨恨，道就是我，我就是道。仰面对天不惭愧，俯视他人不羞惭，只须反问自己的内心；事情如果不是知己，因别人不理解而怨恨又有什么益处？这不就是君子吗？这就是通达性与天道的君子，包罗天地万物的形象。说到广大，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说到细微，天下也没有什么能够剖破。这是对中等资质以上的人所说的道理。问：有人说，我不是追求性道的人，我所尊崇的是朱子。请您讲讲圣人的文章以及理学中的实际事情，看看是否与“学而时习之”一章相合。答：学习者无论动静所下的功夫、言语行为中的事情，始终都离不开学习，所以说“时习”。得到孔子传授的，如颜回、曾参、子思、孟子，都是这种学问。时机啊，时机啊，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怎么可以学习了却不加以省察呢？“不亦……乎”是反复发问的语气，用来点醒人自己领会。“说”是从本性中得到的，只有得到真实快乐的人才知道。下面两个“乎”字，意思相同。“朋”是同类。学问超过众人，声名震动远方；“自远方来”，就是今天游学的意思，学习自己尚未学到的，又能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阐发前人还未阐发的道理，使人没有不得道而离去。这就是修道而教人的意义。自己已经明白“学而”，又使人人共同明白；五德五性，各自返回本初；俯仰无愧，这当然不是世俗的快乐所能相比的。至于上天将重大责任降给一个人时所遇到的逆境，正好可以检验其学问是否纯正、涵养是否达到程度。知晓天命，忘却得失，不因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怨恨，就是《中庸》所说的隐遁于世、不被人知也不悔恨的意思。道学纯正而德行完备，称为君子；这就是所谓“君子说到大，天下没有什么能承载；说到小，天下没有什么能剖破”。（《问谈录》） 问：先天之道与后天的红尘，难道相差很远吗？儒家的道，是用来平治天下的。天爵与人爵贯通为一，所以说“大德必受命”；修养自己的天爵，以顺从人爵，等待有合适的人以后再实行。在尚未实行的时候，即使曲着手臂饮水，住在简陋的箪瓢陋巷，甚至像孔子“在陈绝粮”，也仍然如此。等到实行的时候，就是上天要让夫子成为宣扬道义的木铎。上天把重大责任降给这个人，必先使他的心志困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饥饿，使他的生活贫乏，使他的所作所为受到阻挠扰乱，先经历艰难而后获得成功。所以我奔走风尘以后，常常自我宽解并勉励别人说：“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安逸；君子忧虑道而不忧虑贫穷；君子谋求道而不谋求食物。”不过，享有天爵的人，恐怕很难同时享有人爵。“元午未中”，先天与后天很难贯通为一啊。答：君子只是遵循道而已。大道尚未施行时，便悲悯天道人类；大道将要施行时，便修养自己、使他人安宁。没有一件不是道，也没有一件不是天命；等到成功时，归根结底是同一个道理。无论大行于世还是困穷居处，处境虽异，道理都一样。问：“只有仁者，才能爱人，也才能憎人”，这是顺应天道而尽人事吗？答：仁者，是天地的本心。能够栽培的就培育，已经倾覆的就任其覆亡，是根据各自的资质而定。

译问：道家的时代，是天地初开、阴阳形成的时代；归根复命，是纯真的阳气；佛家的时代，是纯阳；儒家的时代，是半阴半阳。为什么又说“只有仁者，才能爱人，也才能憎人”？答：在德行盛行的时代，有这样的说法。最初就是这样吗？（《刍谈录》） 第五十一次礼拜：工艺的“学而”。民国二年二月三十日记。问：听先生讲“学而”，最适合上等人。我们这些从事工艺的人，不懂圣人的性道，也不懂理学，不知道“学而”是否适合我们？答：（白话解）圣门的学问，是立志于道，以德为依据，依循仁，游心于六艺。各种工艺，都包含在《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中。跟从老师学习技术，所以叫作“学”；时时留心，所以叫作“时习”；时时思考，能够超过别人，不也是喜悦吗？技艺已经精湛，声誉日益提高，于是有朋友从远方来，或从中国各地来，或从外国来，有的前来欢迎，有的前来求学，天下人都知道我，我因此能够成就别人的美好事业，也获得报酬的利益，名利两全，难道不快乐吗？我的技艺精巧，有人或许还不知道；我不去求别人，别人自然会来求我。何况技术高强，能够巧夺天工，就是对世界有功，也可以留名后世，所以说“不亦君子乎”。这仿佛是个君子，难道只是寻常的君子吗？他的名声超过鲁班，是百工中的魁首，关系难道不重大吗？（《文话解》）学问落实到较低层面就是器物；器物，就是格物致知之学。必须先选择良师，明白物理，然后不断练习。熟练到极点便能生巧，技巧达到极点便能生精，精益求精，心得于心而应验于手。没有一种器物不能用来扩充自己的兴趣，这难道不喜悦吗？器物做得精巧，超过一切，足以供国家天下使用；世上谋求富强的人，近处的都一同前来，远处的也不惜千里而来。别人不能做的我能做，别人难以传授的我能传授，自己和别人都得到美名与利益，难道不快乐吗？器物精巧，方便世间使用，精通这一行业的人，应当没有不知道的。然而天道有盈有虚，人事有困穷有通达；器物虽然精巧，却没有人购买，别人不知道自己，自己也不因此怨恨。只要善于利用器物、善于办事，藏起本领等待时机，那么技艺就进入了道的境界，难道不是君子吗？问：先生先前给他们讲“学而”，我们刚进小学堂，也可以懂得“学而”吗？答：“学而”一章，确实是蒙童和士子入学的道路。士人居四民之首，治理国家、安定邦国，都在《论语》之中；舍弃这部书，再没有别的教育了。你们这些蒙童，必须先懂得《论语》首章，即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学问，内修圣德、外施王道的道理；这样将来安定国家、治理邦国，一定会成为英雄豪杰和君子。舍弃这条路，就会危害国家、祸害百姓，成为贪图利益的人，任凭利益驱使而行事，使民间多有怨恨，那与市井小人有什么不同？“学而时习之”，刚进学堂，首先必须学习礼，所以叫作“学”；“时习”，就是时时不离圣人的道，以圣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谓习，就是凡事都要反复思考，明白孔子为什么成为孔子。我们作为后学，就要学习孔子的道，存有孔子的心，实行孔子的事情，不也是喜悦吗？我懂得礼仪，懂得仁义道德，这是求学中的快乐。“有朋自远方来”，我有学问，别人来亲近我，我也亲近别人，不是很快乐吗？回到家庭，父母彼此相爱，六亲前来相迎，难道不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而我不怨恨；学问贯通源流，我不求别人知道，别人自然会知道我。即使有人不知道，我也不怨恨，这不就是君子吗？大概麝香自身就会散发香气，内在有的东西必定会显现在外表。不求富贵，福禄自然由上天降下；修养天爵，人爵也会随之而来。使父母显贵，使自己的名声扬播，才是真正超越世人的君子。问：从性道来讲“学而”，又是怎样的呢？答：（《文话解》）天理的善，人得到它就是本性。本性本来是善的，但后来有了不善，是因为落入后天，情感在内心发动，不再是先天真实的善。所以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后天的习染使彼此相远。”孔子完全通达性与天道，于是代替上天创立教化，以亲身实行和内心体会为根本，把它刻写在书中，用来弥补造化生成的遗憾，于是才有了学习。学习本来就是人自身分内的事情，用来保全天命所赋予的本性。但一定要加上时时学习，是因为要在艰苦中寻找真实的快乐。内心与天理融合，身体与事情安适，天性自然的真实趣味，天天显现而没有穷尽，这难道不喜悦吗？先从自身做起，使自己的天德完整；同类朋友中想要完善自己德行的人，听到风声便前来，于是我的学问影响别人，别人的学习又增益我的学问。学问越推行越广大，由近及远，使人人都能知道天性的善，世界自然达到太平。这就是返归与人为善、把善与人共同分享的意思，难道不快乐吗？道学统一于身心，人人未必都知道；有人不知道，而我不怨恨。即使困穷居处，也不损害自己的分量；仁义礼智从内心生发出光彩，快乐而自足。一时虽不能建立大功、显扬大名，但真实达到极点，名声自然归附，流传到后世。没有不歌颂他的功勋和名声的。那些不能留下名声的人，一定不是君子。大概君子终究不会湮没无闻，难道只是寻常的君子吗？（《问谈录》）

译问：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属于公众。属于公众就公平，公平就和谐，和谐就安定，安定就快乐。“公”就是忠，“平”就是信，“和”就是恕，“安”就是忠恕，“乐”就是中，快乐就在其中，这就是中和之道。中和，是大同的终点；忠信，是大同的起点。所以说，大道施行时天下为公。公就能平；想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首先要使天下公平，这是忠信之道。正因为忠，所以公；选拔贤能，是公，也是忠；讲求信用，是公，也是信；修养和睦，是公，也是忠；替别人谋划而尽心，是忠。所以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抚养自己的子女；使老人有善终、幼儿有成长，是公，也是忠；壮年人有施展才力的机会，是公，也是信；男子有职业，女子有归宿，是公，也是信；财物厌恶被弃置在地上，却不一定收藏在自己手里，是公，也是忠；力量厌恶不从自己身上发挥出来，是公，也是忠。这样一来，阴谋就不会兴起，盗窃、叛乱和害人之事也不会发生，所以出门不用关闭门户。这是公，也是忠信。这就叫大同，也可以说是大同；所谓大同，就是人道的开始。人道开始于忠信。这是大道的自然状态。所以说，以忠信为主，就是倡导实行人道；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人，是尊重德行；有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是实际实行礼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就不会牢固”，因为如果不能达到至德，至高的道就不能凝聚。君子说：忠信，是儒道中较低的一乘。以忠信为主，必须以勤俭作为功用。正因为勤劳，所以财物厌恶被弃置在地上，力量厌恶不从自己身上发挥，壮年人有用武之地，盗窃叛乱和害人之事不发生，门户不必关闭。正因为节俭，所以阴谋不兴，老人有善终，幼儿有成长，鳏寡孤独、废疾的人都得到供养。当今时代，舍弃忠信主义和勤俭主义，凭什么平治天下呢？答：忠信如同中流砥柱。不是达到中和的君子，谁能谈到这个道理？问：道德只是口头禅，只是外貌上的表现。真正的道德与虚假的道德，有什么区别呢？答：道存于内心，表现出来就叫德。德是道的孩子，道是德的母亲。道德如同阴阳，子母相生，阴阳相配，无处不合宜，无时不顺畅。有道的人必有德，所以说“天命所赋予的叫作性”；有德的人必有道，所以说“遵循本性叫作道”；有德就必有行动，所以说“修明道叫作教”。这就叫德行。真正的道德，就是安于自己的处境而行事。处在富贵地位，就按富贵的方式行事，尊贵而不骄傲，富有而爱好礼；处在贫贱地位，就按贫贱的方式行事，贫穷而快乐，卑贱而不僭越；处在夷狄之地，就按夷狄之地的处境行事，说话忠信，行为笃厚恭敬；处在患难之中，就按应对患难的方式行事，面对患难能够随机应变，遇到危难不苟且逃避。所以君子即使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仓促时如此，颠沛困顿时也如此；穷困时独善其身，通达时兼善天下，所以说“确实把握其中正”。这不是虚假道德者的样子：只要求别人而不要求自己，富有时不骄傲，贫穷时却怨恨；穷困时喜欢行善，通达时也兼善天下，只会人云亦云，兴致尽了就停止。尧舜是出于本性而行善，谁不知道呢？五霸是假借仁义，谁不知道呢？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假装；真实的自然真实。如果想知道它真实，就用事实来验证；如果想知道它虚假，也用事实来验证。所以说，到了岁寒时节，才知道松柏最后凋零。至于君子，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加以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加以考察。要看他所凭借的是什么，观察他所经过的道路，考察他安于什么。怎么能识别人呢？怎么能识别人呢？古时候荀子、孟子并称，最终仍能知道孟子是正道。难道其中有丝毫虚假吗？难道竟有真假不能辨别的吗？问：儒家觉悟之后便厌恶人而离去，佛教觉悟之后众生归附，道家觉悟之后天地归于灰灭，这些说法的意义是什么？答：乾坤合而为一，三教归于本源，本来就是这样。问：人生的负累，没有超过妻子儿女的；人生的亲近，也没有超过妻子儿女的。然而终身都不能舍弃他们，圣人也顺应这种自然关系来端正名分，称为夫妇、父子、君臣，这是什么道理呢？答：五伦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三纲是五伦的正当准则。夫妇是三纲的起源。所以说，君子的道，开始于夫妇；男子在外端正自己的位置，女子在内端正自己的位置，这是天地的大义。（《刍谈录》） 第五十二次礼拜：农、商的“学而”。民国二年三月初七日记。问：我们这些农民，可以适合学习“学而”吗？答：耕田读书，是传家立业的根本，也是人间的正业。天下最大的利益都归于农业，所以没有乡野农民，就没有人能够供养君子。《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一句，也包含农家的正业之学。比如学习播种百谷，总要勤劳节俭，披星戴月；所谓“时习”，就是要懂得四时八节，时时留心，恐怕错过农时。不懂耕作锄耨的方法，庄稼就不能长好，所以必须不断学习。既然懂得了，就可以丰收、积粮，不也是喜悦吗？“有朋自远方来”，我的仓粮已经充盈，衣食富足，礼义兴盛，六亲往来，家道和睦，万事兴旺；夫妻儿女每天亲近，亲家、宾客、朋友往来问候，不也是快乐吗？父亲锄地、儿子除草，外有田间劳作的快乐；以菽水奉养父母使他们欢喜，内有家庭日常的快乐。别人不了解我而我不怨恨；春天夏天播种，秋天有所收获，养生送死都没有遗憾，我有什么可怨恨的？我家中有金银，像皇帝身边有秤可以称量，何必求别人知道？我不虚张声势，全家安守本分，不做坏事，不也是君子吗？古今英雄豪杰中，舜在历山耕作，并不求别人知道；娥皇、女英下嫁给他，舜由匹夫成为天子。这是君子中的君子。问：我们是商人，也可以适合“学而”第一章吗？

译答：流动经营货物叫商，坐店经营货物叫贾。商贾从事迁移货物、调剂有无，使货物流通四方，维持世间的日常用度；沟通各种行业、交换彼此所需，是正当职业，正合于“学而”第一章。学习者，有的做学徒，有的做东家，都需要学习。常说十年可以学成一个举子，十年却难以学成一个商人。“时习之”，就是时时要会计算，要通达人情，要知道生意的来源和去向，知道各种货物产自何处、存放在哪里，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自有主宰，不也是喜悦吗？我精通生意中的道理，自然懂得买卖的时机，比别人高明一着；即使凭估计决策，也常常应验，不也是喜悦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是快乐吗？我既知道生意的命脉，又爱惜招牌，货真价实；虽然赚取别人的钱，却见利思义，问心无愧。上下四方都知道我公平，不卖假货，不用奸计，大家都来照顾我的生意，按照大道生财，不也是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而我不怨恨。我有货，卖不卖呢？卖也许卖吧；我是等待合适价格的人。我不卖不合礼法的钱财，不买虚假的货物，始终价格低廉而品质优良。何必求什么人知道？我又怨恨什么？不也是君子吗？就像端木赐留下的商业遗风。这是圣门中的贤才，是真正的君子。问：先生讲解“学而”一章，没有人不适合。孔子之所以成为至圣、成为万世之师，正是这一章所起的作用吗？答：（《文话解》）夫子以爱人为本心，看见尘世上的人争名夺利，每天谋求富贵；即使侥幸获得富贵，也终究会有穷困的时候。只有学习，所受用的才没有穷尽。首先成就自己，其次成就别人，由贤人达到圣人；不穿华美的刺绣却自然华美，不吃肥甘厚味却自然饱足，这些道理难道不是从学习中得到的吗？然而学习有大学之学，大学之本在先天，先天之道在真儒，真儒之纯正只有孔子。孔子知道人生处在这个世界上，时机不会再来，岁月不会等待我；要及时学习，学习这种学问，不能让时光空过，也不能荒废学习。学成以后心中安泰，心中安泰以后滋味无穷，这就是喜悦。到了这一步，对内知道天命，对外得到人心，千里之外的朋友前来，一堂之中相互会见，所以快乐。于是隐藏踪迹、消除声名，不求闻达；即使朝廷没有征聘的文书，也自有出仕或退处的快乐。若不是道全德备的君子，谁能做到这样呢？（《问谈录》） 问：即使有德行，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就不敢制作礼乐；有时能够制作礼乐的，是天子。孔子编作《春秋》就是这样，《春秋》是天子的事情。不是天子，就不议论礼；即使有地位，如果没有德行，也不敢制作礼乐。不但不敢制作，古人已经成就的礼乐，也不敢擅自行用，更不敢废弃，这是天道。孔子说：“礼乐不兴，刑罚就不能适当，百姓便无所措手足。”君子修养自身来使百姓安定；如果不通过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来成为天子，他的道路从哪里来呢？答：天王不出现，没有比现在更久的时期；百姓因暴政而憔悴，也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时期。天王大概将要出现了吧？问：清静无为、虚静寂灭这些合于道的学问，合一的秘诀，是无极之道吗？答：元始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吧？若不是这样，怎么足以成为道祖？问：事情尚未发动以前必须谨慎独处，事情发动以后应当自我责备，这是君子克制自己的心法吗？答：求学问道没有别的，不过是把放纵失散的本心找回来罢了。君子的道，即使不超出腰带以下的日常事情，道也存在其中。问：外国人的性情，言语一定守信，行为一定坚决，注重外在表现，用法律治理其形式，这样才合乎体制，称为法制。中国人的性情，言语未必守信，行为未必坚决，注重内在，必须用道德端正其内心，才合乎体制，称为礼制。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各自依据自身的自然情况加以治理，如同石头投入水中自然产生作用。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治理国家的方针了吗？答：小康之世确实如此。至于大同之世，就都是以道德整齐礼制了。问：儒道中，实行人道就是效法天道；实行人道，是把人道作为实际行动；效法天道，是把天道作为遵守的准则。这就是确实把握其中正的学问吗？答：君子的道，始终只有一个“诚”。问：伦礼是会聚真儒的地方吗？答：是。问：至诚而受天命成为大人。大人就是端正自己而使万物端正的人。端正自己，就有所依凭；有所依凭，行动便有归宿；有归宿，万物各自得到正位，彼此共同生长而不互相伤害，都完成自己的生成。这就是所谓赞助天地的化育，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吗？答：这是仁者的事情，向上通达乾道。问：人伦道德研究会，是三教合源的团体吗？答：是。问：三教合源、儒家统摄三教，这个人伦道德研究会的宗旨，正是为了阐明这两个道理吗？答：三教同出一源，三教本来就统摄于儒家；也就是说，万教都归于儒家，这是道的自然。问：修道作为教化，是德教，是人道，是天人合一。性道也是天人合一，所以说“天命所赋予的叫作性”。天道也是天人合一，所以说“人是天地的本心”；天地并不广大到不可比，我身也并不渺小。答：道由人来建立，所以说人最为尊贵。知道自己的尊贵，不就是君子吗？（《刍谈录》） 第五十三次礼拜：忠信的“学而”。民国二年三月十四日记。问：我既不是士、农、工、商中的一类，愿意学习成为忠信的人，可以与《论语》首章相合吗？答：人能存有忠信，就是圣人的门徒，正合于“学而时习之”。凡事都要笃信并且好学。笃信还必须好学，是因为笃信之中有可以相信的，也有不可以相信的，所以要使信近于义；学习，就是为了明白权宜变通，否则就会像尾生抱桥而死，是愚蠢的守信；廉来帮助纣王作恶，是愚蠢的尽忠。“时习”，就是要细心地再三思考，以古代为参照来衡量今天，能够与前人相合，可以给后人效法，不也是喜悦吗？把事情看明白了，非我尽忠不可；我即使一死，也能芳名传百代，虽死犹生，不也是喜悦吗？“有朋自远方来”，凡是忠义之士，千古留名，难道只有一时的人知道，万世的人也会知道；难道只有一国的人知道，万国的人也会知道？他们把我作为言论和榜样，都是我的朋友，不也是快乐吗？这种快乐，是一世人的身体虽死，而忠肝义胆千古不朽；天下后世的人以我为模范，难道不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而我不怨恨。譬如岳武穆、关夫子，当日尽忠尽信，即使别人不了解，他们有什么可怨恨的？直到今天仍被奉为武圣人，人人称颂，难道只是君子而已吗？:

译问：听先生讲“学而”，几乎没有人不适合，也没有哪种学问不能奉为进阶的阶梯。请问上士、中士、下士分别讲“学而时习之”，又是怎样的呢？答：上士学习并时时实践，完全做到道德仁义，修养自己而使他人受益；中士学习并时时实践，不忘五伦八德，与人共同为善；下士学习并时时实践，勤勉于职业，修养心术，守住本分，重视名誉，不也是喜悦吗？“有朋自远方来”：上士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他们，中士得到一国的人才而培养他们，下士得到一方的善良之人而辅助增益他们，不也是快乐吗？“人不知而不愠”：上士学道成功而归于真实，是不拘泥于一器一技的君子；中士明白善而修养自身，是崇尚德行的君子；下士知足而不受辱，是心怀刑法戒惧的君子。这三种都是君子，都因时时学习而喜悦，因朋友前来而快乐，因无人知晓而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问：讲孝道的人，能够与“学而”一章相合吗？答：学习就是学习有益的事情，尽到伦常的道理。孝是百种行为的先导、五伦之首，也是天地间的正气。“时习”，就是时时体会父母爱我的心，我也用这样的心来爱父母；早晚问安，不可疏忽。能够得到父母的欢心，真是天伦的快乐，不也是喜悦吗？孝德声名远播，近处则一方人尊敬仰慕，远处则受到朝廷表彰；暗中则神灵钦敬、鬼神服从。仰面不愧对上天，俯身不愧对他人，难道不快乐吗？纯粹孝顺的人，绝没有沽名钓誉的心，只是每天尽到自己的道，求得无愧于天良；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罢了。这正是乾坤的正气、天地间完美的人，不也是君子吗？问：“学而”一章，是圣人创立教化的根本道理，人人都可以适用，没有不广泛应对、恰当合宜的。请问内修成圣的人，也适合学习“学而”吗？答：（《文话解》）夫子创立教化，首先列出“学而时习”，这是最平常也是最神妙的道理。“时习”，就是格除物欲，除去后天的人心，返回先天的道心；性命双修，觉悟到天地并不广大到不可比，而自身也并不渺小，不也是喜悦吗？由此朋友从远方而来，因为人人同有此心，心同此理，都来学习我的学问，使我的学问广大。浩然之气充盈于背，施行于全身，充塞天地，贯通古今；人人共同得到真实的快乐，把这种爱人如己的心推广开来，不也是快乐吗？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有人不知道，又何必怨恨？大德之人深藏而不显露，他的教化如及时雨，他的话语如春风；别人知道它，就能得到益处，别人不知道，也不能损害自己。俯仰之间都宽裕自在，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不怨天，不责怪人，学得中和，功业足以参与天地的化育，不就是成就德行的君子吗？（《问谈录》） 问：有智慧谋略的人必有所得，智慧谋略奋发活跃的人所得更多。所得多，就是大德；大德必定受命。所以智慧谋略奋发活跃，就是大德受命吗？答：君子接受天命，必先创造自己的命运；命运确立以后，才能谈智慧谋略。智慧谋略奋发活跃：第一，得到智慧，是大智慧；大智慧奋发。第二，得到仁，是天赐之仁；天仁奋发。第三，得到勇，是真正的勇；真勇健全。得到这些的人，足以居中而出于天地之间，代表上帝，使天地各得其位而养育万物，以委曲求全。问：第一项“得到智慧”是什么意思？答：接受儒家的使命，得到儒家的道，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行，天下自然成为一家，世界自然达到大同。问：第二项“得到仁”是什么意思？答：接受佛教的使命，得到佛道，使天下归于仁，统一众生共同的真气，普遍救度有血气的生命；天上与地下，宛然就是一己。问：第三项“得到勇”是什么意思？答：接受道家的使命，得到道家的法，代表上帝，使道与法同时施行，平治天下，以扭转乾坤。问：至高的道就是天道，是道家的使命；儒、佛共同施行才是至德。如果没有至德，至高的道就不能凝聚。儒、佛是尽人事，道家是承天命；使天地各安其位，是道家的事情；使万物得到养育，是佛家的事情；使天地各安其位并养育万物，是纯正儒家的职分。这里把佛、道称为大道，把真儒称为大德；又说一个人学习三教的学问，在一身中得到三教的道，这样接受三教使命的人就是大德。大德受命，将要接受上帝明确的命令。请问上帝明确的命令是什么？答：天地以外、六合之内，没有一处不存在，也没有一点细微之处不被察知。智慧足以实行道的人，看见它时最为明白，这就是《中庸》所说的道。问：古今以来的英雄豪杰、忠臣义士，以及奸雄小人，或者普通男女，行善或作恶，天道终究循环不息，因果报应的说法确实没有欺骗吗？答：君子傲视命数，就不是这样了。问：君子一天之间面对万端事务，能够不因饮食少、事务繁多而导致疾病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答：君子所把握的微妙关键，是顺应上天的命令；道与天齐同，有什么疾病呢？问：君子建立自己的命运，凭借人事；君子接受天命，法则占一半，道占一半，自然又占一半。答：道与法一同施行，也要凭借自然。问：天下的事情大都归结于德。有德的人就有福命；有福命的人，不论事情善不善、学问好不好，都应当享福。把这个道理考察于古今，没有不是如此的。天下福命最大的人，没有超过圣贤、仙、佛。请问圣贤仙佛从前的功业和祖德，为什么这样深厚广大呢？答：天下事情大都归于德，是普通人的说法。圣贤仙佛的福命，不在于从前的功业和祖德，而在于学习。有这样的学习，就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智慧，就能通达天德，知道天道的关键，顺应天时，承受天命，挽回天数，宣扬天的教化。所以说，有一分智慧见识，就有一分福命，这是对君子的说法。君子的智慧有多么广大，仁就有多么广大，勇就有多么广大，福命也就有多么广大。这种君子的德，是由学习造成的。问：不能挽回命数，就不能称为人才；能够挽回命数，是圣贤仙佛的能事。挽回天地的恶气，弥补天地的元气，在无形之中创造幸福，这正是圣贤仙佛高出英雄豪杰、忠贞节义之士万万倍的地方。答：圣贤仙佛如果不能挽回命数，就与普通人没有不同。君子之所以不同于常人，差别极其微小，就只在这里。

译问：法，是用来克制阴的；道，是用来彰显阳的。道与法并行，才能平衡天地的气数，扭转乾坤。答：要平衡天地之气，必须先在自身克制自己；要在天下推行道，必须先在自己身上恢复礼。君子立身行道，代替上帝挽救末劫。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天下便归于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问：建立功业、树立德行，虽然在于勇猛进取之心，却也应当把握时机。事情做得不合时宜，即使辛苦也没有功效；事情若合乎时机，功德便无量。答：山梁上的雌雉，子路同它相处，是因为顺应了时机。孔子说：“停留时要知道应停留的地方；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所以君子虽然有道，也要等待时机再行动。问：言语和行为即使显得聪明，也不能傲慢地违逆气数；君子不取这种做法。答：言语和行为不合乎道，君子不取。（《刍谈录》） 第五十四讲：礼拜“女子之学而”。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记。问：女子的节操，是否与《学而》第一章相合？答：圣人的道不分男女，所以说，即使愚夫愚妇，能够知晓并实行，才算是圣贤经典。《学而时习之》，女子尤其要学习，将来才能帮助丈夫、教育子女。小到学习针线，大到孝顺公婆、保全名节，都要学习并经常实践，以防名誉受损、妇女的职责做不好。所谓“时习”，就是时时知道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把三从四德处处放在心上，做到宜室宜家，难道不快乐吗？有朋友从远方来，就是我才德兼备，成为窈窕淑女而为君子所爱，夫妻相敬如宾，姑嫂和睦，六亲尊敬仰慕，难道不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而我不恼怒，是因为我才德兼备、节操孝行俱全，并不求别人知道；别人自然会了解我，将来盖棺定论，一生没有一点瑕疵。这样的淑德可以保佑子孙富贵，而性灵又不生不灭，难道不是君子吗？这是女子中的尧舜，哪里是寻常的君子呢？问：《学而》第一章，确实是好学而有深造之志的人不可不读的书。如果能够照此实行，哪里还担心不能成才？孔子说“下愚不移”，这是不是因为不学习？下愚之人究竟能不能实行《学而》？答：【文话解】学习，是自己不知道却求知，不会做却求能；必须时时温习实践。别人一分努力能做到的，自己用百分努力；别人十分努力能做到的，自己用千分努力。这样，愚昧必能变得明智，柔弱必能变得刚强，这是人力可以胜过天性的地方。难道不快乐吗？他的学问贯通古今，声名震动天下；以道引导，以德教化，以礼整齐，天下人人都信服，不惜走千里前来。善于与人同乐，人快乐自己也快乐；智、仁、勇都完备，达到精微境界，别人连其中万分之一也无法窥见。然而他的学问并不因别人不了解而稍有损减，所以不恼怒。这不就是成就德行的君子吗？颜子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像这样。”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只是人们不去做罢了。”所以生来就知、学习后才知、困顿后才学习而知，等到获得知识时是一样的。（《问谈录》） 问：人先天地而生，一旦天性流动便成为情；情，是生气凝聚的地方，所以表现为五花八门，而识神也存在其中。君子守住中道，那么情受气质役使、受外在习染影响而形成的种种“物”便会自行去除，这就是所谓“物格”。物格之后天理自然明白，人的欲望在黑暗中便无处躲藏；天理极其公正，人的私欲便无处遁形，这就是所谓“知至”。物格而后知至，情便不被气质和外在习染所乘，不再虚浮，这就是所谓“意诚”。所以物格、知至、意诚，实际上是一件事。因此儒门的学问以诚意为开始；诚意之中存在守中的学问，所以君子要慎独吗？答：君子得到一个“诚”字，万事就都具备了。问：民国之道，以民为贵，以民所看重的事情为重。饮食、丧葬、祭祀，饮食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而天，是礼制开始显现的地方。所以使人民生有所养、死有所葬，是王道的开端。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就会信服。孟子说：“假使粮食多得像水火一样，人民哪里还有不仁的呢？”丧礼，是慎重地办理生命终了之事；祭礼，是追念远祖。慎重办理丧事、追念远祖，人民的德行就会归于厚重。所以说，明白郊祀、社祀的礼和尝祭的意义，治理国家岂不是就像把手掌上的东西指给人看一样容易吗？答：重视人民，是圣明君主的事情；如果人民自己自我尊重，反而就不能说是重视人民了。问：尽到人的职责，就是尽到天的职责；把人的职责包容培育在天道之中，尽到人的职责才可以与天相合。如今谈人的职责的人，往往不谈天的职责，不知道尽到人的职责就是天的职责；不知道这一点，哪里足以谈论人呢？这就像农夫秋天耕地、冬天播种，难道可以吗？谈天的职责的人，往往不谈人的职责，不知道天没有动作，必定要借人的手来完成。天要借人的手，必定先借可以借用的人，然后才借助他。人若不能尽到人的职责以合于天，那么天即使【缺字/疑文】于人，也没有办法把职责交付给他。所以说，虽说是天的职责，难道不也是人的职责吗？因此君子自强不息，举止周旋都合乎礼。孟子说：“哭死者而哀痛，并不是为了活着的人；说话一定守信，并不是为了矫正行为；遵循德行而不违背，并不是为了求取俸禄；安于平易之道而实行法则，来等待天命罢了。” 答：等待天命，必须有确立天命的学问。尽到人的职责而与天相合的君子，哪里还有别的，不过是厚重地尊崇礼罢了。问：依据天道，治理人情，明白物理，这三者是一回事，是一以贯之的。天道就是中；中是天下的大根本。依据天道，就是依据中。治理人情，就是依据中来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人的性灵便不受生来气质拘束，本体自然明白；明白便能照见事物，所以对物理的认识逐渐明了，所知也逐渐达到。圣门的学问，首先在于致知；致知在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曾子作《大学》传，不从格物开始，却从诚意开始，其中有守中的学问。慎独就是守中，依据中来诚意。意就是人的情感，依据中来诚意，就是依据天道来治理人情；人情得到治理，意就诚了；意诚而物已经格了。物格之后，知识还有不能达到的吗？这样以后才可以谈博学于文、约束于礼。真诚的情感和礼，可以用来激励自己的行为；虚伪的情感和礼，可以增加自己的智慧。先儒补写《格物致知》一章，只知道理，却不知道允执厥中的学问。答：道学与理学的区别，大概就在这里吧。

译问：孔子之道不能推行，于是想把它传给能够实行中道、等待后世的学者。找不到实行中道的人而与之交往，那就一定是狂者、狷者吧。狂者又不可得，所以想求其次，那就是狷者。狷者有所不为，因此应当努力实行恕道；由努力实行恕道达到忠恕，由忠恕进一步达到中和。狂者积极进取，志向【缺字/疑文】地说：“古人啊，古人啊！”考察他的行为，却不能与言论相称。所以应当用忠恕的方法来合于中和之道。中行，就是依中道而行；从容地合于中道，是圣人。依循中庸，举止周旋都合乎礼，是盛德的极致，可以达到中和之道，赞助天地化育，使天地之道合而为一。子思说：“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人，是中行之人；学习后才知道的，次一等，是狂者；困顿后才学习，又次一等，是狷者；困顿却不学习，百姓就成为下等人。”所谓下等人，是中等人以下，不能与他谈论上等的道理。因此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却无法听闻。”所谓无法听闻，并不是夫子失言。如今实行道的人，都是狷者，所以必须有智谋并积极奋发，否则…… 就不足以推进道；但积极奋发又有时会过度，所以还必须委婉曲折地谋求周全。这两句话，应当铭刻在盘上，书写在衣带上，落实于心，运用于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过错了。答：努力实行恕道，就是以忠信为主旨。把忠、恕、中和合起来，是儒门三乘的教法，用来教导中行、狂、狷三类人。这三类人本来都是中等人以上的资质，可以接受道；而中行之人也有陷落而居于狷者，困顿却不学习，百姓就成为下等人。即使狷者也不可得，仍可通过困顿中的学习返回中行。凡是困顿而学习的狷者，都是本来具有生知之明的中行之人。（《刍谈录》） 第五十五讲：礼拜“好义之学而”。民国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记。问：喜好义的人，与《学而》第一章相合吗？答：义，就是事情所应当采取的适宜做法。所以孟子说：“也不过是仁义罢了。”学习，就是学习仁义；时时实践，就是反省仁是否合乎义、是否不合乎义。人能够怀有义心，就没有嫉妒心、私曲心和损人利己之心，凡事都坦荡荡，难道不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如孟尝君喜好义，门下常有三千宾客；刘备、关羽、张飞结义，直到今天人民还称颂他们。在义中得到美名，难道不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而不恼怒，尽自己的本分，不怨天，不责怪人，合乎儒家的忠恕之道，也合乎佛家的精进波罗蜜，难道不是君子吗？问：《学而》一章，竟有这样总括一切、妙用无穷的意义。孔子的学问，是不是由学习《学而》而得到的？答：【文话解】夫子好古而勤奋求知，是圣人中能够顺应时势的人。吃粗饭、喝清水，仍以道为乐，难道不快乐吗？然而他的道从身心中获得，与天命合而为一。“有朋自远方来”，就如同周公生在西方，而孔子在梦中见到他。孔子是东方人，论地域相隔数千里；论时代又相隔数百年。道学既已成就，竟然与古代圣贤往来不绝，难道不快乐吗？这不是世俗人的快乐，而是身心性命的快乐。穷究事理、尽其本性以达到天命，而别人不了解，是因为我处在后天，却能知道先天；人处在后天，却竟然不知道先天，这也实在可悲可怜，又有什么可恼怒的呢？学问完备、道德完备，至诚而不止息，难道不是君子吗？（《问谈录》）问：君子安居于平易之道来等待天命。“易”，是天地敦厚化育的常道。安居于平易之道等待天命，就是安于自己的处境而行，自强不息，以《易》为准则。依照法则行事来等待天命，就是安居于平易之道等待天命。孔子学习《易》，年长之后仍加功，只求不犯过错，也就是安居于平易之道而做到不任意、不固执、不坚持己见、不自以为是，达到空空无执的境界，寄托希求与天相合、与道相合的宗旨吗？答：孔子的《易》，就是代替上天推行道。问：礼制，是依据天道来治理人的情感。孔子说：“礼是先王用来承接天道、治理人的情感的。” 答：儒者所说的人道，就是天人合一；否则就只是人的事务而已。问：性，是上天所赋予的；心，是主持性的主体。心专一于性，就会希望成为贤人、圣人；心背离性，就会顺从情感而行，伤害自己的本性，却又不能脱离本性。情，是性的流动，是天命发动时的气，是生气凝聚的地方。要使情感转化而归于性，没有比依据天道来治理它更好的了。所以君子诚意慎独，尽自己的心，就是知道自己的性。尽心，就是收回放纵的心。心不乘驾情感，情感就会转化而服从本性，所以说尽心就是知性；知性就是知天。性与天道，是一以贯之的。性命的源头出自天，天人与同一气。所以保存自己的心，是为了养护自己的性；存心养性，是为了奉事上天。答：性的道理，不过是一个“诚”字罢了。所以说，反求自身而达到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问：依礼孝敬父母，其中包含委婉劝谏；侍奉父母而顺从父母，所谓顺从父母只是侍奉的事情，并不一定合乎礼。事情若只是顺从父母，却不合礼，也不能算孝，只能说是顺从父母。答：舜大概可以称得上孝吧？能够孝，就能够顺。

译问：仁，是人的元神。人而有仁，就是仁与人合而为一。仁与人能够合一，就是智、仁、勇三者都完备。所以只有仁人能够爱人，也能够憎恶不仁之人，因为智、仁、勇都存在于其中。因此仁是天地的心；所谓天地之心，就是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个人的意思。大道的推行有它的时机，所以孔子很少谈仁。他告诉言偃说：“大道推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英杰，我孔丘都有志于此，却还没有达到。”颜渊问仁，孔子告诉他要克制自己、恢复礼。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就归于仁；天下归仁，就是大道推行，就是大同之世，并不是春秋时代。所以说“一旦”。又说：“我没有见过喜好仁的人，也没有见过憎恶不仁的人。憎恶不仁，这就可以算仁了。有谁能有一天把力量用在仁上吗？我没有见过力量不足的人。”所谓“一天”，是说大道尚未逢其时，不能推行。喜好仁的人还不是真正的仁人，所以说喜好仁的人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若耶稣、颜回、佛陀，博爱、普渡众生，都还不是仁人，只是喜好仁的人。喜好仁的人不会做憎恶不仁者所做的事，所以耶稣便为敌人祷告。颜回不看重土地权利；佛教则主张物我平等、普渡众生。憎恶不仁，这就可以算仁了；能够爱人、能够憎恶不仁之人，才是仁人，也就是儒家。儒家的仁，是天地之心。即使有地位，如果没有德行，也不敢制定礼乐；即使有德行，如果没有地位，也不敢制定礼乐。有德有位的仁人，就是天子，是至诚而接受天命的人，是大德之人、大人。所以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答：仁，就是天地之一体。所以太上说：“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儿子，似乎在上帝之前就已经存在。” 问：先有大同，然后才有进化；先有人道，然后才有人性之道；先从下学起，然后才能上达。所以说：“伟大的上帝，把中正之性降给下民。” 答：下民，就是具有大德的人。所以大德之人必定得到相应的地位、俸禄、名声和寿命。大德之人接受天命，天命所赋予的就叫作性。问：自以为聪明的人，才智过于直接，动不动就招致祸患；聪明却还没有成材，所以直到老死也没有被任用。答：所以君子不能得到中和，往往要自我责备。问：君子要得道，为什么这样困难？答：容易得到的道，成就就小。问：君子确立自己的天命后，形体清明，精神明察。《礼记》说：“清明在身。”仁与人合而为一，身与内在的性命合而为一，内外合而为一，这是至诚的功效。所以说“志气如神”，也就是至诚如神。答：至诚才能接受天命；反过来，就不能接受上天光明的命令。问：有人说，希望达到天的境界，是道教的境界；希望成为圣人，是佛教的境界；希望成为贤人，是儒家的境界。是这样吗？答：三教对于天地来说，虽有分别而又没有分别。（《刍谈录》） 第五十六讲：礼拜“好礼之学而”。民国二年四月初六日记。问：喜好礼的人，与《学而》第一章相合吗？答：凡是喜好礼的人，必定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学而时习之》，就是敦厚自己来尊崇礼。学习的人，譬如只有恭敬而没有礼，就还没有学习；正直而没有礼，也还没有学习。不但要学习，还要时时实践。比如视、听、言、动，都完全以礼为准；外在有礼，内心自然快乐，难道不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就是礼的作用，以和为贵。知道和谐而只求和谐，却不用礼来节制，就是流于放纵的和谐。所以谦谦君子，和谐而不流于放纵，合群而不结党，这是得到了人和，难道不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而不恼怒，是说礼施行于君子，不可把礼施行到小人身上。因此礼必须因人而施，才不会陷于卑鄙；把礼藏在庄严之中，端正衣冠，使目光庄重，仪态严肃，让人望见便敬畏，难道不是君子吗？问：做官的人，可以用《学而》来实践吗？答：（文话解）阅读圣人的书，明白圣人的道，学问优长便出来做官，处理事务宽裕自如，难道不快乐吗？有朋友从远方来，就是学问深厚纯正、至诚如神，得到执掌政权的权柄，使百姓没有争讼，做百姓的父母官，赏罚适宜，百姓都有羞耻心并归于正道，背负婴儿前来归附，难道不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而不恼怒，就是把天理、国法、人情都看得透彻，以清正、谨慎、勤勉为国为民；在守分尽职之时，即使忠心却遭诽谤、诚信却被怀疑，功成后便退处，难道不是君子吗？（《问谈录》） 第五十七讲：礼拜“却欲在学”。民国二年四月十三日记。问：近来听先生讲《学而》第一章，确实有包罗天地的气象。圣人说下这几句话，流传给后世，就是为了教人尽到人的职责而与天相合，亲身实行君子之道吗？答：夫子为天道不能彰明而悲，为人事不能整齐而忧，必定要使不明的明白、不齐的整齐。这些终究不外乎立身向学；学习并时时实践，一旦贯通，所以说是快乐。道在自身得到，声名在外传播，远方的人一同前来，是快乐。学习是为了成就自己，本来不是为了别人，这就是君子。问：刚强的人，不向外物屈服；外物虽然诱引，却不能引动他；内在的事物虽然扰乱蒙蔽，却不能扰乱蒙蔽他；能够自强不息。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不息而达到真诚，真诚便能明白。所以孔子大概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吧？答：刚强，是乾健之气；刚强就能明察，明察则物欲难以侵入；物欲一旦侵入，就会流于狂妄。人不可能没有欲望，必须在学习中排除不正当的欲望。所以说：“喜好刚强却不好学，它的弊病就是狂妄。”然而刚强的人不多，好学的人也少，所以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 问：正直却没有礼，就会刻薄急切；刻薄急切的人，不能同他谈论。既然不能同他谈论，还能同他一起做事吗？答：学习对于人的作用很大。正直却不学习，恰恰会使自己丧失性命。问：忠恕，是后天的道，是内外合一，也是后天性命合一，可以用来谈中和之道。中和，是先天的道，是天人合一，也是先天性命合一，是性与天道；这样以后，后天之性才自然合一。答：君子的中庸，就是君子时时处处合乎中道；极其高明而又实行中庸，这就是天人合一。所以说，要敦厚自己来尊崇礼。

译问：才，是天然所赋；学，是人的努力。所以学有时不如才。才能在这件事上行而不能在那件事上行；学习的人能在那件事上行，又能在这件事上行，所以才又不如学。学习能够随时变化而不受拘束，是大人的学问；小人的学习，只不过辅助自己的才罢了。所以圣人根据人的资质施教。至于传道，找不到实行中道的人而与之交往，就一定是狂者、狷者吧。这三种人，是孟子所说的英才。中行是全才；狂者、狷者本可以成为全才，却被局限而未成。再往下等，只能加以辅助、匡正、成全，使他成材、成器罢了，还不能与他谈传道。大概也有这种人，但那只是小道。至于君子之道，却还没有见到。所以说，中等人以下，不可以跟他谈上等道理，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而是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一旦形成便不会改变。因此人承受天地之中而生，没有不能成为尧舜的；但能成为尧舜的一部分的人有，真正求得像尧舜那样的人却没有，大概是因为资质不够。不是这样的资质，就不足以谈大学之道。答：大学，就是大道。在天叫大道，在人叫大学。天未逢其时，大道不能推行；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大学不能传授。所以说，三百条礼仪、三千条威仪，都要等待合适的人然后才能实行。若不是合适的人，德行就有达不到之处，大道也不能凝聚。问：仁而似乎不仁，上等智慧的人反而像愚人；愚久了，就会成为刚强、坚毅、质朴、讷言的人。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于仁。”想要为天地确立心，为万物确立命，使世界达到大同，开启万世太平，必须以至诚接受天命，尤其应当有智谋并积极奋发，委婉曲折地谋求周全；一定要经过一世，然后仁道才会实现。答：君子知道天命，就会真正行仁而成就仁德。问：《楞严经》说：心地平等，世界大地上的一切也都平等。这是什么意思？答：这是仁人的学问，也就是克制自己、恢复礼，天下都归于仁。问：至诚为什么能够如神？答：至诚是天的道。人能够至诚，就是尽到天道而与人道相合。所以至诚可以接受天命；接受天命，就是接受上天的命令，代替上天宣扬教化，用来推行道、保护人民，做上帝的代表。别人还不知道的，他先知道；所说的都是道的精华。时机尚未成熟而不能推行的，最终一定会推行；所建立的都是天的德、人的极致。身体虽不是神，却能使神与上帝相通，所以说“如神”。问：天下的事情，最难办理的，转而会变得最容易；最难的是人的事务，最容易的是天与人共同归附。答：君子推行道，必定思虑之后才能成功。虽然说是天命，但修养道才能把它作为教化，哪里容易呢？问：《中庸》说：“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顺着本性，就是顺着本性而行；把它实行于外，就能在百姓中得到验证，这就是大道的推行。所以说顺着本性叫作道。道，就是王道。既然说顺着本性叫作道，为什么又说修养道叫作教呢？所谓王道，是深入人心；君王有道，道传达到百姓，就是天下有道。王道还需要修养后再用来教导百姓吗？答：浅近地说，顺着本性叫作道，是修养自己；修养道叫作教，是治理别人。深一层说，君子清明在身，志气如神，有修己的学问和立命的功业，成为天地的命根；接受天命而使它成为自己的本性，顺着天命来言语行动，敦厚自己来尊崇礼，大道就在一身之中。大道刚开始推行，大同尚未实现，必须把自己的道拿出来教导百姓。百姓的水土、遗俗各不相同，必须修养自己的道，因时因地加以教导，才能广泛应对而处处恰当。所以说“修”。您所说的，是从外王方面解释“顺着本性叫作道”。按说，大道刚开始推行，顺性之道固然是王道，但道只在一国；修道之教固然是王教，但教化面向万国。万国的水土、遗俗不同，所以也说“修”。大道已经推行，顺性之道仍是王道，道行于天下；修道之教，教化流传万世，是向百姓示范教化。向百姓示范教化，就是大同之后应当尊奉什么教；必须修养此道以合于彼道，或者先依照彼方所奉的宗派、乘法来延续此道，也仍叫作“修”。正当大同之时，顺着本性叫作道，这就是大道。所谓大道，就是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天下都归于仁。修养道的教化，就叫大教。所谓大教，就是大一统的教化，使天下人都立志于道，这就是万教归于儒、天下成为一家。这是君子修养自己来安定他人的意义。君子有道，道安住在自身；他代表上帝，以身作则，必须修养自己的道来教导别人。天下人实行它，天下人就安定。所以修养道的道，是人道；修养道的教，是安定他人。君子虽然爱人如己，人难道都能与君子相等吗？想实行君子之道，不修养就不能实行，所以也说“修”。《中庸》一书，是为大道的推行而作；开头三句又是全书的总纲。道的变化没有固定方式，必须总括其意义，不能执着于一个意义解释道，也不能执着于一个意义解释经典。所以君子之道，说它大，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说它小，天下没有什么能够破坏。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宜，也没有什么适宜之处不精妙。不是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道呢？一切经典都是天德所化，就如“修”这个字，也是天德凝聚其中。它看似拘泥而实际通达，看似着实而实际神妙。这与《大学》的“虑”字有什么不同？安定之后才能思虑；人人都说既然安定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有思虑就不是安定。不知道不安定便不能思虑，所以经过思虑才说是有所获得。问：“虑”这个字，我心中也有疑问，冒昧请问它是什么意思？

译答：知道应止的地方，才会有定；定之后才能静；静之后才能安。定、静、安，是内圣；虑、得，是外王。知道应止的地方，就是君子慎独。不知道应止，便无所谓内圣；没有内圣，也无所谓外王。所以君子必定慎独。虑，就是君子慎独的作用；得，就是慎独的结果；定、静、安，就是慎独的本体。《中庸》的慎独，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在听不见的地方恐惧；戒慎恐惧，就是“虑”的状态。君子忧虑什么？忧虑道。道极其精微，若不思虑便不能得到。就像孔子忧虑道而不忧虑贫穷，忧虑便能得到，不忧虑便得不到。所以君子的内圣，是将要大有作为；内圣便安，有作为便思虑，思虑而有所获得便快乐。像楚狂接舆、长沮、桀溺、晨门、荷篑等人，并不是不知道道，而是知道道却不知道实行道，苟且安于乱世，自以为守护着道，所以不思虑；不思虑就不能得到，哪里还有什么道呢？君子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就在这个“虑”字。所以君子的学问才叫大学，君子之道…… 才叫大道。从前尧传给舜说：“确实把握其中。”舜传给禹说：“确实把握那个中道。”“允执”二字已经包含“虑”字的意义。思虑中道，就能有所获得；有所获得，就达到至乐和至中。道法自然，所以叫中庸。有所得就是道，中就是法；由中道进行思虑，没有不得到的，所以说“允执”。“允执”二字已经包含《大学》《中庸》的功夫，也已经显出真正儒者的尊贵。因此孔子首先祖述尧舜之道。问：儒者是求其完备、责求一切的学问，是天地间完美的人。答：“伟大的上帝，把中正之性降给下民。”这哪里只是上帝的代表呢？问：为天地确立心，为万物确立命，使世界达到大同，开启万世太平的，是当今的仁人吗？答：仁人以德行施政，就像北极星，安居其位而众星都环绕归向它。问：使用勇力有穷尽，使用仁德也有尽头，只有运用智慧越用越宏大。但智慧用得不正，就会成为奸诈诡谲。君子的智慧以仁为根本，以勇来实行，所以有智谋并积极奋发，是三种通达德行中的一种，用来付诸实践。答：君子之道不过是明与诚。智慧生于诚，诚就能明；明又能生诚，这样才得到它的作用。第五十八讲：礼拜“大学之学而”。民国二年四月二十日记。问：讲廉耻的人，又与《论语》首章相合吗？答：人要知足而常足，终身不受辱；知道止步而常常止步，终身不感到羞耻。《学而时习之》，学习的人要有羞耻心，才能成为像样的人；又担心羞耻心不坚定，所以要时时实践。人常存廉耻心，不做不合礼的事，难道不快乐吗？有朋友从远方来，就是人能够顾念廉耻，便到处受到欢迎；把它施用于政治，使百姓有羞耻心而归于正道，赞颂之声遍于道路，百姓背负婴儿前来归附，难道不快乐吗？我有羞耻心而别人没有羞耻心，我便隐恶扬善，成全别人的美德，使无耻之辈自己知道惭愧、改正过错；舜大概就是这样的大智慧吧？隐恶扬善，把握两端而取其中用于百姓，这就是即使别人不了解也不恼怒的大君子。问：听先生讲《学而》十多个星期，似乎万事都适宜，人人都能实行。那么《学而》的学问就是《大学》的学问吗？为什么能在一切事情上都合乎道、在各方面都能得到来源呢？有人说：“明明德，是穷理；亲民，是尽性；止于至善，是达到天命。”冒昧请问，实际实行《大学》的学问，又是怎样的呢？答：学习，就是穷究事理、尽其本性以达到天命。学习后便做而不厌倦；时时观察，观察时思考如何明察；时时听闻，听闻时思考如何聪敏；时时言语行动，说话时思考如何少招怨尤，行动时思考如何少留悔恨。有时连视、听、言、行都泯除，或者以睿智之思通达幽微，或者无思无虑以守中；行动只在合宜的时机，安静时也不失去时机。“时”兼指每日的时刻、四时和终身的时机：不先于时，不后于时，因时而行，都包含在其中。每前进一步，便有当时的困难相互质疑，也自然有当时的趣味相互吸引。学习久了，理极其明白而不迷惑；本性已经复明，便不忧不惧；天命已经确立，于是天地不再显得广大，自身不再显得渺小，阴阳气数不能制约自己，身体和精神得以自由。受到外物感应时，变化没有固定方式；否则便寂然不动，独自保持太和。学到这种地步，难道不会心胸开阔、身体舒泰而快乐吗？“朋”，是共同有志于此道的人，也有群体之意。凡是求学之道，有些事情身在其中便能知、能行；有些若没有高明的讲解，便不能知、不能行。因此学问将近大成的人，近处的人亲身受教而不厌倦，远方的人也闻风而成群前来；从西从东、从南从北，就像水流向湿处，火趋向干燥处，云跟随龙。风跟随虎，不约而自然来到。朋友与我同声相应、同气相投，曲学不能扰乱他，正学而尚未达到大中之道的人也不能与他抗衡。他足以满足众人前来求学的愿望，也足以使众人满足自己求学的愿望；并且彼此转相传授。往大处说，功业惠及天下，实际上是以天下来满足自己求学的愿望；时间久了，声名流传后世，实际上是以后世来满足自己求学的愿望，所以快乐。这就是真理与人情相通，圣人并不故意标新立异来显示高明。所谓“人”，包括朝廷与民间、上层与下层的所有人。圣人的学问，内在是存养，外在是省察；善于与人相同，本来平常。但把平常做到至善之处，又显得神奇。喜好奇异的人，因为圣学平常而忽略它；安于平常的人，又难以窥见圣学的神奇，有的人因此加以毁谤。然而学问在自己身上已经充足，万物都具备于心，古今天地都包容在方寸之中。别人知不知道，都是身外偶然到来的荣辱；知道不能给我命分增加一分，不知道也不能给我命分减少一毫。也只不过把它拿来质问鬼神，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罢了。知道既不足以欢喜，不知道又有什么可恼怒的呢？君子，是对人的尊称。普通人则遍天下都是，卑下平庸，不值得说道。以尊贵的君子作为例子来对照卑下之人，谁不愿意做君子，而甘愿同众人争论毁誉呢？用这番话赞叹德行的成就，就是说学习的人应当从自己身上求取，不向别人求取。即使是羡慕虚名的人，也会知道学问的可贵，求取它的实际益处，或许反而得到真正的名声。这一章所说的君子，大概是圣而不可知的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企及的，是学问的最高境界。

译问：有人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商朝的车辂，穿戴周朝的冕服。”这三项是在议论礼制、制度和考察人文。礼本于天，所以说实行夏时，夏时是天元；乘坐商辂，是制度的条目，端正地上的阳气，是地元；穿戴周冕，是人文中的事务，是人元。三元会合，大道就推行了。答：君子之道有三项：智、仁、勇，是天下共同的德行；使它们得以实行的根本却只有一个。问：说在口头上，不如实行在自身；实行在自身，不如在心中彻底做到。说在口头，是知晓道；实行在自身，是知晓人；在心中彻底做到，是知晓天。答：使它们得以实行的根本只有一个。所以说穷究事理、尽其本性，以达到天命。性命的学问没有别的，只是求得尽心罢了。问：邵子说：“口上无愧，不如自身无愧；自身无愧，不如心中无愧。”没有口过容易，没有身过困难；没有身过容易，没有心过困难。既然没有心过，还有什么困难呢？唉，哪里能找到没有心过的人来同他谈论心呢？孟子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减少欲望，就是减少心中过错。所以君子慎独，抬头不愧对屋漏之神，这是自治的极致。能够自治，才足以治理别人；治理别人没有比悔过更好的。所以君子笃实恭敬，天下就太平。虽说如此，悔过容易，改过困难，少犯过错尤其困难。所以说有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颜回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子路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这就是其中的意义。三种过错之外，还有天过。天过，就是大过。三种过错是依据天道来治理人情，较小而且容易；天过则是实行天道而期望不犯过错，重大而且困难，又极其微妙而显著。孔子说：“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说的就是这个吗？答：君子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求少犯过错罢了。治理天下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难道不是为了少犯过错吗？如果不是能够改过且不重复犯错的君子，又凭什么谈论天过呢？问：凭什么能够谈论天过？答：天命降临于身，大概就差不多了吧？接受天命的人，才可以这样做吗？问：虚其心、使精神灵明，是谦虚而受益的修养。答：尽到人的职责而与天相合，大概就在这里吧？天人合一，就可以知道它了。问：立志于道，是以无极为根本；依据德，是面对太极；依靠仁，是治理人的情感；游心于六艺，是顺应情感的正道。答：收心与放心，是立志于道的修养；存心，是依据德的修养；凝、安、虚，是依靠仁的修养。至于游心于六艺，又是用来涵养心中萌发的端绪的。问：所谓内外合一，是指后天的性与命合一，也就是后天之道、人事之道，只是忠恕罢了。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先天的性与命合一，也就是先天之道，即性与天道，只是中和罢了。所谓“允执厥中”，是先天与后天合一，以一理贯通始终；性命双修，道与法并行；以贤人为希望，以圣人为希望，以天为希望，达到由升堂而入室的大成境界。经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由儒而释而道，由下学而上达，贯通天地人物、古今中外，以一理贯穿始终。像川流不息而敦厚化育，所过之处使人受到感化，存养精神而神明不失；在“中”中生出更高的“中”，从无而有，又从有而无，这就是“中”。所以说“允执”。答：执守中道，不如守住本中；守住本中，不如使一切合一。所以说：“至上者不自以为有德，因此才是真有德；大德之人不失其德，因此可以说是无德。”问：如今天下由法治发展到礼治，那么天下就大同了。大同，是儒家的事业。由礼治进一步发展到自治，那么天下就进化了。进化，是释家的事业。到那时，国家和五伦都不再值得重视，以师道为上。由自治达到无治而无所不治，那么天下就归化了。归化，是道家的事业。答：儒教是万教的起点；不是儒教，就不足以开创万世太平，这才是真儒的区别。问：天地不喜欢多生，而喜欢长生。长生，是先天的德；多生，是后天的德。答：先天与后天若能一以贯之，那么多生者就会止息，长生者就能长寿。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能够享有长寿。具备先天与后天之德的，称为大德。问：孟子说：“君子有终身的忧虑，却没有一时的祸患。”孔子说：“君子担忧死后自己的名声不能被称道。”君子的志向，首先应当归向大道。所以孟子说要尊尚志向，《礼记》说要先立志，孔子说志向在于道。同样都是人，有志向就尊贵，没有志向就平庸。请问，一个人怎样才能有大志？答：人人都是上帝所生，都可以实行上帝之道，以上帝的心作为自己的心。这样，志向自然会宏大起来，也就能担当大道。问：钱财为什么是公共的财物？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是由真儒倡导的。答：天下的财帛，是元气所化成的。积德的人，能感召元气进入自身；元气与元气相投，自然能够聚集财富而日益富裕。积聚一分元气，就能得到一定数量的财富。德尽而气散，气散而财耗。钱财是上帝所化生，用来供人使用的。人不知道修德来招致财富，富者才能得到使用，贫者就会困苦。所以《大学》说：“德是根本，财是末节。”君子修德以聚财，散财以养民，这就是财富的根本道理，也是上帝的心意。从前子贡说：“贫穷却不谄媚，富贵却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还不如贫穷却快乐，富贵却喜好礼。”贫者，只求足够供自己食用，没有违背天命的忧患；所谓快乐，是足以消除前世的罪孽。富者，是上帝把财富寄托在他家中，借此弘扬他行善积德的心志，使他成就大德，再次承受天命。喜好礼的人，能够周济六亲、赈济邻里朋友，不辜负上帝把财富寄托给他的使命。如果富有却不仁，把财富当作私有物，就是违背天命，得罪上帝。所以孔子说：“君子周济急难，不接济富者。”当年原思做宰，孔子给他粟九百，他推辞不受。孔子说：“不要推辞，可以拿去给你的邻里乡党吗？”把钱财看作公共财物，正是真儒的实践。怎么能说这是今天才开始倡导的道理呢？问：妄自菲薄，引用譬喻而失当，是少年的弊病；妄自尊大，引用譬喻而失当，是不通晓事理的名士的弊病。这两种人，都没有听闻君子之道。答：谦谦君子，才能在智谋上傲视众人。谦谦的样子，是慎独的表现。君子谨慎言语、慎重行动，不拘泥于古代，也不泥守于今日，只根据事物的细微征兆而行动；充分运用智谋，然后才能切合实际，胜过他人。这哪里是两种可以相提并论的情况呢？问：拘泥古法，不如顺应时势，这样对实际事务有所帮助。答：不如先慎重思考、明辨是非，然后认真实行。

译问：先有内在的圣德，然后才可以谈智谋。智谋活跃的人，真正明白上帝在天下的大道，才能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吗？答：上帝之道极其崇高、深远，极其精微、细密。如果不积极地思考它，就不能止于至善；对于止息之处有所认识，知道应当止在哪里，就能得到上帝之道。得到此道的人，才可以接受上天严峻的使命，代表上帝在天下实行大道。问：慈悲没有比上帝更大的。圣贤仙佛的慈悲，都是以上帝的心为自己的心。上帝如果不慈悲，就不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答：人的良心，是上帝所赐予的。不违背良心，就是上帝的心。因此不违背上帝之心的人，没有不亲爱亲族、仁爱百姓并爱护万物的。问：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心。万物以上帝的心为心，就可以成为人；人以上帝的心为心，就可以成真。所以大道没有别的，只是不忘上帝的心罢了。答：君子以上帝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实行上帝的大道，把万物看作自己一样，因此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养育万物；把万国看作一体、把天下看作一家，因此可以统一全球、协和万邦。所以君子谈到大的方面，天下不能承载；谈到小的方面，天下不能剖破，正是因为以上帝的心为心，实行上帝的大道。问：上帝的大道，应当怎样实行？答：实行《大学》的道理罢了。问：大同以事奉上帝为根本。像上帝那样行事，就是大顺；实行上帝的真道，就是大同；知道人人都可以成为上帝，就是大化；如果能够配享上帝祭祀，就是神化。答：君子致力于根本，没有什么比隐微处更能显现，也没有什么比细微处更明显。树立天下的根本，那么人人都会知道上帝；道与法也就并行了。人人都会悦服上帝。问：从天道来说，元午居中，大道在人；从人道来说，就是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代表上帝，使人人都具有同一的德。这是上帝所赐予的，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众生都可以成佛，都可以配享上帝。上帝有子，普渡众生，就是上帝的心；委曲求全，就是上帝的事业。上帝之道得以实行，就是万渡归于本源。君子代上帝阐明大教，就是万教大成。能够大成，才能达到大同，所以说一以贯之。大同必定从平治天下开始，所以说万教归儒。儒者，代替万教实行上帝之道，讨论礼制、制定制度、考订文字，只是为了减少过失罢了。答：从人道的善道出发，可以直达圣道，这就是下学而上达。儒家是人道所长，所以上帝之道以儒家为开始。问：释迦佛普渡众生，并传授宗教戒律。学习佛法的人，也说要普渡众生。众生不断堕入恶道，普渡众生是上帝的事业，慈悲是上帝的心，佛就是上帝的代表。佛哪里是容易谈论的，众生哪里是容易普渡的呢？答：上帝在我的心中，我依据良心行事，我就是上帝。既然代表上帝，就应当普渡众生。想要渡化天地间的众生，必须先渡化自身的众生。自身的言语、行动和念头，如果仍然堕在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连自己都不能修治，怎么能渡化众生？能够渡化自身的众生，就能渡化天地的众生。修治自己，才足以使他人安定。问：至诚为什么能够通达上天？答：至诚，是性与道的纯粹状态。性与道出于上天，诚意一生就会有所感通；有所感就能通达，通达就会有快乐。所以孟子说：“反身而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何况是至诚呢？人能够达到至诚，性与天道就显然成为一体。因此至诚就是天人合一的学问。问：实行诚的办法怎样？答：在于端正内心，在于使意念真诚。端正内心，是体察并践行天道；使意念真诚，是尽到人道。尽到人道，才可以与天道合一。所以诚意是起点。要使意念真诚，必须慎独。独，是“中”树立极点的地方，是道的根本，因此能够克制意念、恢复意念，使性道从下流回转，逆行而上以合于天道。这是君子树立根本的学问，也是确立天命的基础，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问：修养德行时，人都感到遗憾；运用德行时，又暗自遗憾积德不够深厚，所以孟子说：“不过是勉力行善罢了。” 答：明白天道的人，就没有遗憾了。人如果知道因果之说，就会明白一饮一啄，没有不是前定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文钱也不会落入虚空，一句话都有循环，一念都能造成影响，于是就会勇于积德。问：仁和勇可以假装，智慧却不能假装。想要得到真正的智慧，必须有真正的仁；想要相信真正的仁，就要勇于建立功德。智慧是福禄寿命的源头，仁是福禄寿命的根本。君子居于仁、依循义，由仁义而行，并不是刻意去行仁义；那么他的福禄寿命应当怎样呢？答：君子实行应当实行的事，福分也就是他应当得到的福分。第五十九次礼拜：平息怨恨在于实行学问 民国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记 问：讲解“弟”的人，是否与《论语》首章相符合？答：子女、臣下、弟弟、朋友，都属于人伦常道。兄长有兄长之道，弟弟有弟弟之道，凡事各自尽到自己的道，就是学习。所谓时时学习，是要求弟弟以侍奉兄长；只是时时担心自己还做不到。兄弟和睦，和谐快乐而且沉醉其中，难道不令人喜悦吗？有朋友从远方来，四海之内、四海之外，都是兄弟。凡是把对方当作朋友的，就应当尽到弟弟之道。朋友如同桃园结义的兄弟，难道不是快乐吗？朋友列在五伦之中，应当如兄如弟，劝善规过，互相勉励，彼此没有疑忌；不求别人了解自己，却能真正相知；患难时互相照顾，能够托付妻子儿女。别人不知道而上天知道，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这不就是君子吗？异姓之人胜过同胞，哪里只是君子，简直就是圣贤了。问：真儒之道，是尽到人道而与天合一。若不是生而知之、安然实行的君子，除了学习，还凭什么尽人合天？孔子把学习的方法讲给人听，是不是就是教人尽人合天呢？

译答：“学”这个字，是圣人平息造化所产生的遗憾。造化之所以有遗憾，是因为坠入了后天；能够平息遗憾，是因为返回先天。圣人处在先天而天不能违背他，处在后天而奉行天时，所以他所说的学习，可以使人由后天返回先天。人难道可以违背这一点而不学习吗？无论形而上的道还是形而下的器，都是学习的事情；无论君臣还是平民，都是学习的人；无论邦国还是家庭，都是学习的地方；无论困穷还是显达，都是学习的时机。而且无论什么人、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都必须把好学作为事务的主宰，然后才能有所成就。这一章全是为己之学。“有朋”一句，讲解家多指成人而言；朋友来求学，本身就足以成人，不必再说。然而这里不说学习以至于他人，却说朋友来，是针对下文“人不知”一节说的：一方面表示学习有成便自然获得顺境，另一方面表示学习有成便自然能够处在逆境之中。这是学习以后自然出现的效验，有这两层意思。“说”“乐”“君子”，都是人人所希望的。本来是圣贤所讲的正当义理，却有人把它说成引诱世俗、满足个人私情的学习；实际上，它正是感动世俗、使人学习的真实情感。三个“不亦”字，是说喜悦、快乐以及成为君子。不只是生而知之、安然实行的人，不学习也自然能达到这种境界；即使是学习而不厌倦的人，也能达到这种境界。一种解释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世时，大学之道盛行，本来就有这种境界。另一种解释是：我孔子生在末世，立志学习以后，好古而勤奋求学，也有这种境界。又一种解释是：把自己首先得到的东西用来诱导别人进学；人人都有同样的心，心都有同样的道理，只要能够实行这条道，也没有谁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再一种解释是：合并以上三种解释，“亦”字的神妙活泼完全显现，“亦”字的意义也没有遗漏。问：人谁不想要富贵呢？富贵，是后天的人爵；师位，是后天的天爵。想要富贵，是人的情欲；想要富贵并得到富贵，是只知情欲而不知道人的道理。不要富贵却得到富贵，是只知人道而不知道天道。拥有富贵却不把富贵看作富贵，是知道天道而能够尽人道。尽了人道又得到富贵，是天爵。尽了人道而没有富贵，是没有人爵而有天爵。天爵，就是后天的天爵也仍然存在。既有天爵又有人爵，是时运；既有人爵又有天爵，也同样是时运。答：元午居中，上天并不吝惜大道，事情本来就是这样。问：士大夫自身的根本尚未树立，却急于施用，说明任用人才的道路还没有端正。答：天下的根本没有树立，天下就难以端正；根本一旦树立，就没有什么不能端正。还谈什么任用人才呢？根本没有树立，就没有什么是端正的；还谈什么任用人才呢？问：天子，是有德而又有地位的人。德有三种：一是祖德，二是前德，三是功德。具备其中两种德的，称为天子；具备三种德的，称为圣天子。答：实行《大学》的道理罢了。问：一是伦礼，二是人伦道德，三是大成，四是中和学堂。这四项，是当今的礼。有志于大道的人，应当知道凭借它们来树立根本。孔子说：“不懂礼，就无法立身。”这四项是天时所赋予的使命。遵循使命而行，才是君子；不懂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如今天下车轨相同、文字相同、行为合乎同一人伦，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要等待合适的人来实行。它广大盛美，生长养育万物，高峻直达于天，仁厚而真挚，深沉而幽远，广大如天；那么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之处，凡有血气的，没有不尊敬亲近它的。生在当今时代，却反过来实行古代的道路，像这样的人，灾祸会降临自身。这是圣人的微言。不懂圣人的言论，就无法了解人；不了解人，又凭什么代表天道而成为天子，讨论礼制来规范人呢？答：这正是智谋应当积极运用的原因。君子以人的方式治理人，直到改变为止，所以说要委曲求全。问：君子立志于道，必须依据德、依靠仁；智慧达到那里，仁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所以提问应当切实，思考应当从近处开始。“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神？还不知道活着的道理，怎么能知道死后的道理？”这是说提问不切实。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是从近处思考。子夏说：“提出切实的问题，作切近的思考，仁就在其中了。” 答：君子实行大道，根本在仁，作用在智。智慧的人从自己所见到的说它是智慧，仁者从自己所见到的说它是仁。大道的实行，不过是仁和智罢了。问：人能够合于大道，往往是逆着通常的情况而行；能够顺着自然情感而合于大道的，必定是在亲人去世时。亲人去世而致哀，是人情的自然。孟子说：“哭死者而悲哀，并不是为了活着的人。”所以曾子说：“我听夫子说过，人没有能够自己充分表现真情的，必定是在亲人去世的时候吧。”子游说：“居丧充分表现哀痛就够了。”所谓哀痛有止，是说悲哀却不伤害自身。悲哀而不伤身，是居丧的道，也就是居丧的礼。因此居丧过度悲哀，以致损伤身体，并不是孝，也就是不合礼。答：圣王以孝道治理天下，谨慎办理丧事，追念远祖，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敦厚。所以说：“明白郊祭、社祭的礼，明白尝祭的意义，治理国家大概就像把东西放在手掌上看那么容易吧。” 问：读中外古今的历史，如果没有相应的德行，不但不敢创制礼乐，连惯例性的礼也不敢实行，反而要毁弃它。这确实是小人反对中庸：他的行为会成为后世天下人的警戒，他的言论会成为后世天下人的诅咒，他的举动会受到后世天下人的辱骂。这样的人，灾祸会降临自身。答：天地所形成的气，随着人的行为而呈现善恶。所以培植者，天地就培育他；倾覆者，天地就覆灭他，这是大道的自然规律。问：名称叫“道德研究会”可以吗？为什么要叫“人伦道德”呢？

译答：人伦，是天下最大的常经；没有人伦，就不足以显明道德。道德，是人伦的实际根源；没有道德，就不足以端正人伦。所谓人伦道德研究会，就是要治理天下最大的常经。例如君臣之伦：过去君臣关系属于私，既然是私，就把权位传给儿子；今天的君臣关系，大道在于公，既然是公，就应当选拔贤能。这是上天的道、人的德；不懂道德，就不足以治理君臣之伦。又如父子之伦：过去的道在家庭、宗族；今天的德，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也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兄弟之伦，过去的道在于枝叶相扶，共同成就祖先的德；如今天下交通相通，都以一个上帝为本，四海之内都是兄弟。过去朋友之道在于劝善规过；如今则应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阐明人道，成就大同世界。又如夫妇之伦：过去在于承继先人、启迪后代；如今则是人道的发端，要从天地之道来考察。人伦虽然是天下最大的常经和大法，亘古不变，但其范围的广狭，必须看大道、天德所在何处。若不能得到正道，即使讲人伦，也仍会遭到指责；如果得到正道，那么平民自然兴起，邪恶自然止息。人伦道德研究会，是用来彰明上天至高之道、树立人类至高之德的。本会虽然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但会名既称研究，愿意与君子共同商量研讨。问：研究道德，就是为了治理和整顿天下吗？答：道德包罗天地、万物和万教在内。所以在人伦道德研究会之后，又有大成研究会这个名称，并设立中和学堂，都是为了辅助人伦的大经，彰明人道而成就大同。问：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神？儒家以现实的人道立说，却不能普渡众生，岂不是比佛教小吗？答：儒家以现实的人道立说，就是安守本位而实行。人能够安守本位而行事，从下学就可以上达，由近处可以达到远处。人道的快乐，没有比安守本位、各自实行自己的道更快乐的了。以现实的人道立说，正是用来普渡众生，使人人自己渡化自己的方法；虽然不说普渡，普渡的实际已经包含在其中。佛法讲普渡，渡化在于有缘；有缘的人已经先自我渡化了。儒家则不论有缘无缘，实行自己的道就安定，违背自己的道就痛苦。君子修治自己以使他人安定，正是普渡众生；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正是普渡众生；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于仁，也是普渡众生。达到中和，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有大德而承受天命，代表上帝，所谈大的方面天下不能承载，所谈小的方面天下不能剖破；天地万物，哪怕细微之物，都全部得到渡化，无不把它们渡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谁能说不能普渡众生？又谁能说儒道浅小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问：道家持守心念，是戒惧并谨慎杀机；佛家持守心念，是说结善缘；儒家持守心念，必定慎独。为什么？答：因为不能忘记大道。问：大道是最大的快乐。文王慎独，为什么说是小心谨慎、恭敬戒惧？曾子慎独，为什么说是战战兢兢？《中庸》说君子慎独，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戒惧谨慎，在别人听不见的地方恐惧警惕，这是什么意思？答：因为不能忘记法则。问：道与法并行。君子之所以达到别人不能企及的境界，是因为他的作为处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吗？答：道与法并行，君子因此超出气数、挽回气数、承受天德而实行王道。君子所敬畏的，正是君子所快乐的。问：爱护人没有比佛更好的，使人安定没有比儒更好的。这两种教都以人为对象，为人正是上帝的心意。各种教同心而德行不同，德行虽不同而归宿相同。答：各种教都是大道的作用。教法越相合，大道就越完整。三教同源，万教自然归于上帝。问：万教的难处，在于修身。儒家说修己可以治理他人，修己可以使他人安定，树立自己可以树立他人，成就自己可以成就他人。佛教普渡众生，能够渡化自身的众生，就能渡化天下的众生：没有嗔恨、杀害、邪淫的念头，就能渡化自身地狱中的众生；没有悭吝、贪欲和不肯施舍的心，就能渡化自身饿鬼界中的众生；没有愚痴、蒙蔽的行为，就能渡化自身畜生界中的众生；实行三皈五戒，就能渡化自身人善界中的众生；修习十善而获得成果，就能渡化自身天善界中的众生；有善恶混杂的因，就能渡化自身修罗界中的众生；修习四谛因缘的功德，就能渡化自身声闻界中的众生；具备空除十二因缘的德行，就能渡化自身缘觉界中的众生；修习六度万行的功德，就能渡化自身菩萨界中的众生。普渡自身内部的众生，才能常常觉悟而不昏昧，这叫内在成佛而对外施行慈悲。耶稣能够舍身成就自己的志愿，然后他的教说才能在天下实行。孔子说：“从天子直到平民，一律都把修身作为根本。”有子说：“根本树立了，道就产生。”孟子说：“自身不实行道……” 不在妻子儿女身上实行；自身不正，却能教导别人，这种人是没有的。所以君子困穷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答：万教的意义，不过是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罢了。成就自己，是学习；成就他人，是大道。用学习来达到大道，这叫大道之学。所以《大学》的道理说，在于彰明光明的德，在于亲爱民众，在于止于至善。能够在自身彰明光明之德，然后才能在天下彰明光明之德；能够亲爱自身内部的民众，然后才能亲爱天下的民众；能够使自身止于至善，然后才能使天下止于至善。因此君子的道，以自身为根本，在平民中得到验证，考察夏、商、周三王也不错误，建立在天地之间也不悖谬，质询鬼神也没有疑问，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迷惑。这样，万教才能归于儒。问：想知道万教归儒的意义，必须知道真儒之道；想知道真儒之道，在于实行《大学》的功夫。《大学》一书，道与法都载在其中。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道；止、定、静、安、虑、得，是法。道，是用来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法，是用来达到道的。道就是《大学》的道，法就是大道之学。从外王方面说叫作学，从内圣方面说叫作法。君子以学习来达到道，就是以法来得到道。这一道，人人都可以得到并成就它吗？答：有志向最终就能成功。志向所在，就是道所在；法是用来实行志向的，也就是用来成就道的。所以孟子说“士人应当尊尚志向”，孔子说“志向在于道”。没有志向的人，哪里值得与他谈论呢？问：儒家的礼，使活着的人获得快乐；释教和道教的教法，使灵魂获得安宁；性命双修，确实不容易吧？

译答：大道实行起来，万教就归于儒了。由下学可以上达，三教大概就同源合流了吧？第六十次礼拜：大道比治理之法更为严厉 民国二年五月初四日记 问：我来参加星期礼拜十多次了。先生讲《学而》第一章，讲得头头是道。我这才知道孔子之道包罗万象。过去赵普说，半部《论语》可以辅佐太平，半部《论语》可以治理天下。现在听先生讲来，只要《学而》一章，就可以修身、治理天下，真是圣人之道大如天。我们哪里敢妄加评论？只是听世人说，《论语》这部书，蒙童不可以读。依我听来，如果不把圣经作为实行的教科书，就绝不能实现自治。今天普通的蒙童，日后都可能成为普通的英雄，都是从《论语》中出来的。我看如今的新学，不读圣经，不讲圣道，总是讲阴谋手段；在家不知道人伦常道，一到学堂，就讲欺骗、诈取、争夺，弄得一般青年子弟野心勃勃，回家就讲家庭革命；在外面学着假装有学问、装阔气，鼓吹男女平权和自由。今天自由结婚，明天自由离婚，世风日下，廉耻丧尽了。人面兽心，实在是教育造成的。如今民国想要谋求富强，如果不改变不良教育，先讲道德，然后再讲学说，就很难收拾人心。现在先生把这种学说阐明出来，功德无量了。答：本会兴办大成礼拜，每星期不辞劳苦地讲说，不过是尽我国民的职责罢了，哪里敢说是在阐明学说？不是天子，就不应当议论礼制；即使有德，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也不敢创制礼制；即使有地位，如果没有相应的德，也同样不敢创制礼制。必须是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才可以做这件事。但如今人人都有五洲共和的说法，天道开启，贤人自然会出现。我现在不过是开启圣道的一线道路，等待合适的人来实行。鞠躬尽瘁，完全尽到自己的力量，就足够了。问：请先生把《学而》首章切实地加以注明。文字用来承载大道，也可以流传后世，这样好吗？答：孔子只是述说而不创作。我这点微薄的学说，哪里敢拿出来问世？不过门人把它记录成书，传告同道，也只是作为增广见闻、扩大认识的一点帮助罢了。（问谈录） 问：孔子说：“君子的道有三项，我一项也不能做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如今君子的实行又有四项：一是伦礼，二是道德，三是大成，四是学堂，都是使天下万世上达的。这样还有什么可忧、可惑、可惧的呢？答：这样做，是为了建立下学的基础。哪里足以谈到上达呢？问：礼，是上天的道；乐，是人的道；礼乐，是天人合一的道。答：以仁来修养大道，所以说后来学习礼乐的，是君子。问：我厌恶那些凭借花言巧语而覆亡国家的人。百姓就是民众，如同水一样：从东方决口，就向东流；从西方决口，就向西流。百姓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只看牧养、引导他们的人怎样罢了。所以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过草，草必定倒伏。因此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去做，却不能使他们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尧舜时代的百姓，只是每天迁向善处而自己不知道，正是这个缘故。花言巧语的人徒有言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百姓听了就会坏事，国家任用他们就会覆亡，灾害一齐到来，即使有善人，也无法挽救了。古人不轻易说话，君子先实行自己所说的话，然后才说出来，因为以自己的行动赶不上言语为可耻。君子厌恶那种明明说“我想要”，却一定要为自己的欲望寻找借口的人。圣门厌恶那些巧言谄媚的人，所以要听他的言论而观察他的行动，留下警戒万世的话，确实是有原因的。如今若不是有祝某的谄佞，而有宋朝的美名，也很难在今天这个时代免祸。花言巧语覆亡国家，固然可恶；我担心谄佞之人生活在今天，却反而实行古代相反的道路，灾祸会降临自身。圣人的话令人畏惧，怎么能不努力呢？答：从前文王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到伤害一样忧虑；他仰望大道，却还没有真正看见它。天下有道，平民就不会议论了，哪里还会有所谓花言巧语呢？问：言语和行为不谨慎，就会触动天地运行的枢机。如果不慎独，就无从寄托天地的关键枢纽，难道可以不慎独吗？所以君子谨慎言语、慎重行动，必定慎独。从今以后，大概知道可以免于过失了吧。答：《诗经》说：“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说的就是这个。问：儒家有三乘，说的是忠信、忠恕、中和。忠信，是自己有这种德行，才叫信；自己有了，然后要求别人做到，是恕。这是推演。孟子说：“努力实行恕，求仁没有比这更近的了。”努力实行恕，就是竭力实行而接近仁，这是归纳。由恕来求忠，所以努力实行恕，是忠信的具体条目。答：三乘都是用来成就仁的。问：遵行大道，是天下所有人的事；办理大道，是中等以上人的事。中等以上的人有三种：生而知之的，是中行；学习而知之的，是狂者；困苦而后学习的，是狷者。困苦而不学习，普通人就降为下等了。下等人是中等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们谈上乘之道；连谈论上乘之道尚且不可以，何况说让他们办理大道呢？所以办理事务，即使是细小事务，同一件事，告诫三次仍不改正，就应当退去。颜子不犯同样的过错，子路喜欢听取自己的过错；告诫三次仍不悔改，难道不就是困苦而不学习吗？答：孔子不是说过吗？德行不修养，学问不讲习，听到义却不能向它迁移，不善却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以德爱人，就是教导他；难道能不这样做吗？问：三教如同太极，儒与释如同两仪，道居于其中。释教承继内圣，长于性；儒家专长于外王，实行人道；道教顺应时势，像无极的形象。合起来称为乾，就是天；说到道，是第二，属于地；说到释，是第三，属于人；说到儒，也是人道。所以大德称为乾，天子归于乾；乾生万物，以一理贯穿始终。由下学而上达，下，是儒，是学；上，是释，是教；上达，是道，是德。所以说：“至上者不自以为有德，因此才是真有德。” 答：天子，是三教之一。万教归于儒，万教的代表就是上帝之心。因此道与法并行，用来安定天下百姓。问：治理之法的严厉，没有比道德更严的。仰头不愧对上天，低头不愧对人；独居时不愧对屋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戒慎恐惧，在别人听不见的地方戒惧警惕。曾子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难道不是说它的严厉吗？治理之法的宽松，没有比法律更宽的。证据确凿以后才定罪，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不算犯罪。所以说法律治理的是行为，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以后纠正它，难道不是宽松吗？法律尚且可以让奸恶侥幸逃脱，只有道德使人不敢欺骗自己。

译答：所以说，生活在法制中的人，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生活在礼制中的人，有羞耻心而且能归于正道；生活在道德中的人，不敢欺骗自己。问：所谓“中”，是显示大道的方法；所谓“空”，是描绘大道的形态；所谓“无”，是追溯大道的由来。答：其实是一回事。君子不过是由下学而上达罢了。所以说，登高一定从低处开始；懂得远处是由近处推及的，懂得风是从哪里产生的，懂得细微如何显现为明显，就进入德的境界了。问：天下纷纷扰扰，谁是人呢？天下熙熙攘攘，谁不是人呢？答：有人而不仁的情况吗？人和禽兽相区别的地方，实在是很少。问：君子是天地之心，是人的表率。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也为他们设立老师。答：大道存在于君主、辅相、师长和儒者之中，本来就是这样。问：天数的气运没有一刻不处在不平衡之中；不平衡就会相互争持而发生混乱。如果有超出气数之上的力量，就一定能统一而不乱。详细考察古今中外的变迁史，没有不是这样的。答：所以说：“出于万物之上，各国都得到安宁。” 问：名分所在之处，实际必定归于那里。古今以来，奸雄拥立某人，自以为得计；小人结盟结义，意在把人笼络起来，却不知道弄巧成拙，最终遭受果报。答：天道看重名分。人如果不能履行与名分相应的实际，就是人道有所亏缺；居有名分却没有智慧，也是走向受人愚弄的道路。问：人们说：“谋划事情在人，事情成功在天。”这句话只知道有天数，却不知道有天命。天命并不恒常；行道而善，就能得到天命，不善就会失去天命。所以君子慎独以约束自己，以大德来接受天命；得到一项善德，就牢牢记在心中而不失去，顾念上天光明的命令，敬畏天命。答：天命，是用来挽回气数的。必须天人合一，然后天命才能实行。所以君子整日勤勉不懈，增进德行、修治事业，竭尽人事，奉承上天以承受天命。问：人们说，中行之人，是内外合一的人才；听闻大道，就可以接受天命而实行大道，所以孔子得不到中行之人，就思考其次的人。狂者行为常常超过言语，内外不能合一，必须听闻大道、喜好学习以后，才可以接受天命。狷者把道守在内心，却不能充实推广到四海，也有接受大道的资质，所以孔子也愿意与他们交往。这三种人，是上天降生的人才，只是资质各有不同；都是能够听闻大道的人才。请问，这种说法应当怎样理解？答：君子的学问没有别的，不过是使内在与外在合而为一罢了。君子的道也没有别的，不过是使天与人合而为一罢了。所谓狷者，有忠信的实际，这是诚意的征验。学习始终以诚为本，所以可以听闻大道。教导他以道，使他把道存于心中，就可以以忠信为主而进至忠恕，以忠恕推行到底而达到中和。所谓狂者，只在外表上实行恕，却不知道守住忠；表面上有端正内心的迹象，而内心实际上已经放纵了。教导他谨慎，在说话上谨慎，在行为上慎重；收回放纵的心，使他在独处时也谨慎。忠恕的根基建立起来，就能接受中和的使命。所谓中行者，是依中道而行，从容地合于中道；坐着听闻大道，起来便实行它，具有中和的智慧和修身的美德。逆境到来时可以顺受，委曲求全也足以保全自身；智慧谋略充分发挥，就能使自己的德行与天地相合，使自己的光明与日月相合。古代这样的人只有舜罢了，所以他从平民成为天子。圣门中还有颜子，孔子悲痛地说这是上天丧失了人才。三种人都能接受大道，但各有区别：中行者是大德，忠恕是至德。守护大道，具备忠信就够了；传承大道，实行忠恕就能够做到。大道要施行，没有中行者参与就不足以成功。所以说，礼仪有三百项，威仪有三千项，都要等待合适的人才能实行。又如果不是具备至德，连至高的道尚且不能凝聚，何况没有大德，怎么能够接受天命呢？懂得这句话，就可以谈论天命、仁和利了。问：这是什么意思？答：所谓命，就是天命、立命和明命。不知天命，就无法成为仁者；不能立定自己的命，就无法接受天命；不能明白天命，就无法穷尽精微。仁，是天地的本心，是万物的命运，是大道的德性。所谓利，就是一定得到相应的地位、俸禄、名声和寿命，德性广大深厚而且时时流露出来，这种利益没有比它更大的了。这就叫作仁者安处于仁，智慧广大；智者以仁为利，福分由此产生。生命生生不息，把这种利益施予天下。曾子说：‘生财有大道。’不是具备大德的人，谁能谈到这些呢？所以孔子很少谈它。问：有人说：‘孔子很少谈利、命、仁。仁是儒家的事，利是佛家的事，命是道家的事。这一章含有三教同源的意义。孔子很少谈，是留待有缘有待之人来领会。是真的吗？’ 答：这三者，都是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的事。孔子很少谈论它们，所以后人无法听闻到。问：君子行道，先实行刚，后实行仁。刚可以平定天下，仁可以彰明光明的德性。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礼仪有三百项，威仪有三千项，尚且要等待合适的人才实行，哪里见得到刚呢？‘没有见过’的意思，也如同‘君子的道有三项，我没有能力做到’的意思，是说有志向却还没有达到，成就了道却不能亲身实行它。所以说：‘亲身实行君子之道，我还没有做到。’ 答：孔子固然是大道的老师，但所谓刚，是没有欲望的称谓。没有欲望，命运才能由自己掌握，这就是君子立命。能够克制自己，在一身之内克制自己，才能在天下成为中流砥柱。所以说，克己叫作刚，恢复礼叫作仁。问：刚，是实行法；仁，是实行道。道没有形迹，而法有实际验证；法，是用来显明道的。答：君子平定天下，是在实行帝王之道。如果没有法，帝王之道就不能彰明。所以君子使道与法并行，才能挽救末劫，使天下达到盛世。问：常说大道在人身上，人为什么不能实行大道呢？答：尧、舜以仁率领天下，百姓便跟从他们；桀、纣以暴力率领天下，百姓也跟从他们。关键只在于君子的德行究竟如何罢了。问：天地并不以仁为意，把万物看作草扎的狗。凡是被当作草狗的人，一定是不仁的人。人没有仁心，就会感受天地的恶气而漂泊流离；人有仁心，就会感受天地的善气而有所主宰。这是说天地不仁的气息愚弄万物罢了，并不是天地真的不仁。假如天地果真不仁，又怎么会生出万物来供养人呢？懂得这一点，就懂得先天之道，也能挽回后天的命数。所以君子充分发挥人的本性，以合于先天之道。天人合一，就能傲然面对后天的命数，成为中流砥柱，以挽救末劫罢了。问：所谓至德，就是佛家所说的慈悲、儒家所说的言行吗？请问什么叫至德？答：儒家与佛家同出一宗，就是内在与外在合而为一。问：明白善就可以使自身真诚；自身不真诚就会记下过错，为什么呢？答：这是天的法则本来如此。

译问：伦常、礼制、道德，都是用来修养自己，同时也用来寻求朋友的。达到大成之后，以文章会聚朋友，以朋友来辅助仁德。实行仁，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就算修养自己了；这样就可以治理他人。中和学堂，就是用来治理人的。修养自己、治理他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工作。所以说，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得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仁，就是人，也是天地的本心。接受天命而成为天子，向人实行大道而成为大人。所以孔子很少谈利、命、仁。实行仁就有天命，其利益无穷。因此大德之人一定接受天命，一定得到地位、俸禄、名声和寿命。有人说：‘君子不断自我奋发，至诚的人接受天命，站立在天下中央，使四海的百姓安定。’这是说人的本性和职分已经确定，天下成为一家，中国如同一个人，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答：生活在今天的时代，却实行古代的大道，天下就都安定了。问：总爱称说功德，得到钱财却难以舍弃，这是贫穷积累形成的势态。答：这是因为还不知道上天的命意。问：凡是研究丹经的人，都必须先知道建立功劳、建立德行，然后才可以吗？答：人们常说，万卷丹经没有口诀。三教的经文都是口诀。所谓诀，是用来实行大道的；否则就会偏重于内在而失之片面。第六十一礼拜孝弟章解释 民国二年五月十一日记 问：现在看您讲解《学而》第一章，分为白话、官话、文话，正合时宜，真是根据时代采取适宜的方法、根据人的资质施教。先生为什么不把第二章也用这样的讲法来讲，使上等智慧、中等智慧、下等智慧的人一看就明白呢？答：《论语》是孔子的门人记录的，本来都是圣人的文章。但其中精微深奥的道理，我现在不过阐发了万分之一，是浅显内容中最粗略的部分。至于《论语》第二章，是有子作的，其中的精微，也如同孔子的学说一样。问：有子所说的《其为人也》一章，开头的‘人’是人的人，结尾的‘仁’是仁爱的仁。这是经文的错误，还是传写造成的错误？

译答：（白话解）开头说的是‘为人’，结尾说的是‘为仁’。两个字不同，其中有极其深远的渊源。他作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位者的人很少。这是伦常中的实际情形，是后天中的道。凡是有孝悌之心的人，内心纯良，性情喜爱善行，所以绝不可能冒犯上位者。冒犯上位者，是忤逆不孝的人才会做的事。古今凡是忠臣，都出自孝子的家庭。不能冒犯上位者，却能够作乱的人，从来没有。‘作乱’两个字，就是今天所说的捣乱，从来没有这种事。可以断定，这种事情一定不会有。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就是根基，也就是人的良心。根本建立了，道就产生了。道就是天道。懂得天道而讲求孝悌，是返回先天元气。所以天道产生，人道也就确立了。再推进一层来说，‘孝悌也者’中的‘也者’二字，是回转天道的笔法，也就是由人道返回天道，由人道合于天道。天道是什么？就是还没有进入母腹以前，光明灿烂的一点仁的灵光，混入父母的精血而形成形体。十个月胎儿孕育期满，离开母腹，就成为后天的人，而忘记了先天的仁。只有懂得孝悌的人，才具有仁爱之仁。所以说，孝悌大概就是实行仁的根本吧。孟子说：‘仁就是人。’把两者合起来说，就是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孔门弟子中，只有有子所说的像孔子；《其为人也》这一章，文思如游龙，笔意矫健敏捷，推进一层又翻出一层，翻出一层又推进一层：由后天说到先天，又由先天说到后天。先天的根本，是人的性灵；后天的根本，是人的身心。这是把先天、后天合起来说。其中有孔门一贯的心传，也有天人合一的玄妙；从伦常日用返回先天的大道，这就是由下学而上达的实学。‘始终’二字，道家称为真人，儒家称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明白的人以为前后不相合，其实正符合通常所说的仁人君子。（官话解其一）有子是孔子的弟子，姓有，名若。他的智慧超过曾子，得到孔子的真传，知道天人同出一气的道理，学问有始有终。所以他阐明先天时说‘其为人也’，意思是说：有这样一个人，不论他多么好学，多么喜爱大道…… 都离不开孝悌二字。孝，就是善于侍奉父母，没有一件事不依循道义来尽孝；悌，就是善于侍奉兄长，没有一件事不依循道义来尽悌。人能够孝悌，内心就和平；至于喜欢冒犯上位者，是说用无理的事情违逆上位者，这种人很少。‘鲜’就是少。不喜欢冒犯上位者，却喜欢作乱，是说灭绝天理、放纵人的欲望，这种人从来没有，意思是没有这种事。君子有仁德之心，所以致力于根本。所谓致力，就是能够明白先天的学问，专心致力于此。根本就是人在出生以前所禀受的天理真性，至虚至灵，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主宰，这就是先天的性命。然而如果没有父母，就没有后天的形体；既然有了形体，就应知道父母是我形体的根本。致力于此，根本就建立；根本建立，道就产生。道就是忠恕、仁爱的道。所以说，孝悌大概就是实行仁的根本吧。仁，就是上天赋予人的至善良知。能够孝悌，就是返回先天的元气和元神，保全天理良心，充分发挥本性而达到天命。（官话解其二）有子是真正的儒者，是亚圣。孔子去世后，曾子和门人编撰记录。有子明白先天之后，知道世俗的人情一切都是空幻。而曾子是谨慎小心、慎微自守的人，与有子不很相合。为什么这样说呢？孔子去世后，门人认为有若很像圣人，想像侍奉孔子那样侍奉他，便强迫曾子同意。曾子说：‘不可以。’所以有关有子的记载独少。《其为人也》这一章，知道天地之间以人为贵，人的可贵在于性灵，但必须知道根本，先从孝悌做起，才能保全先天本来的仁心。知道自己的身体从哪里来，就绝不可忘本。所以提出‘其为人也孝悌’。孝，就是恢复后天的凡常性命，以报答父母生养的恩德。人的元气在于父母；然而没有天地，就没有父母；没有父母，就没有我的身体。知道有我的身体，就知道有父母；知道有父母，就知道有天地；知道有天地，就知道有性命。要保全性命，必须从伦常开始。所以想与天地合一、保守自身，怎么能不孝，怎么能不悌呢？孝悌达到极致，就能通达神明，光照四海。除了孝悌，没有真实的大道。能够孝悌，天性慈善良厚，做事都遵循道理，哪里还会冒犯上位者呢？所以说‘很少有’。不能冒犯上位者，已经是有道德、有仁心的君子，却还作乱的人，从来没有；意思是断断不会有这种事。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就是我身中应当发动的灵机，是先天的真性，是天人一气、复归天命、返回根本。根本如果败坏，凭什么做人？不知道致力于根本，就是人面兽心。所以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建立，道就产生，生生不息；日常的伦常事务，无不处处合乎大道。那么，孝悌大概就是实行仁的根本吧？尽到人伦的根本，就是返回先天一气的根本。人道尽到，天道就彰明。所以《大学》说：‘万物都有根本和末节，事情都有终点和起点。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

译（文话解）有子说：‘一个人的为人如果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位者，这种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位者，却喜欢作乱的人，从来没有。’人如果不是父亲所生、母亲所养，就没有这个身体。对于父母来说，这个身体与他们的情感最亲，所以有爱；他们的地位最尊严，所以有敬。爱和敬都尽到，就是孝。至于在‘孝’下面连接‘弟’字，不能把它和孝友混为一谈：爱兄弟叫作友，敬爱兄长叫作悌。然而天下没有没有父母的人，却不是人人都有兄弟，所以友不完全只指同胞兄弟。例如孔子有兄长而没有弟弟，却说‘友于兄弟’，由此可以推知。可是天下有弟弟的人，也不是人人都有兄长，所以悌也不完全只指同胞兄弟。例如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尧有兄长，可以说是悌；尧没有兄长，也仍然说是悌。孔子说‘出则弟’，乡党中也称人为弟，由此可以推知。这样，友悌的意义，除了兄弟之外，还总括那些朝夕亲近相处的人。这里不说孝友而说孝悌，是因为普通人出生以后，对待年幼者，难免有时刚强直率；对待年长者，却容易充分表现谦逊顺从。孝悌就是先培养谦逊顺从的心，使暴躁乖戾消除而归于谦逊顺从，自然会尊重德高、年长、地位尊贵的人。凡是在自己之上的人，没有不谦逊顺从的；即使偶尔因为感情疏远而稍有不逊，冒犯上位者，也只是极少的。天下的动乱，起因在争斗和悖逆；谦逊就不会争斗，顺从就不会悖逆。连稍有不逊不顺都不肯做，却还要争斗悖逆、喜欢作乱而祸及上下，绝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从来没有’。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建立，道就产生。孝悌大概就是实行仁的根本吧？‘君子’以下两句，是推开来说，并引出下面两句。君子兼有德行，并承担政治教化的作用。天下万事万物，都一定有它由此开始的地方，这叫作根本。不把力量用在别处，而专心致力于根本，时间久了便形成习惯，根本就稳固了；道由此日益充实而不断更新，这叫作产生。根本就像树根，致力就像栽培灌溉，建立就像坚固不动；于是从根本长出树干、枝条、叶子、花朵和果实，这就是‘道产生’的比喻。这个‘道’字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都在其中。‘仁’字也在其中。仁，是心的完整德性；它作为器量很重，作为道路很远，举起它没有人能承担，实行它没有人能达到。本章的‘仁’字，专指敬爱这种良善之情，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上节说不冒犯上位者。不作乱，是从仁的作用受到损害来说的；本节的‘仁’字又进了一层，是说没有了损害，利益才开始兴起。一切亲睦姻亲、任用贤能、救济困乏的仁德，都由此产生。所谓‘为仁’，就是追求仁并努力实行它。抛弃仁而不去实行，就不是人。实行仁却不从孝悌开始，即使是劳苦奉献的恩德、手足之间的情谊，也还会隔膜相待；不爱自己的亲人，却去爱别人；不敬自己的亲人，却去敬别人，不是为了求取别人的赞誉，就是因为别人的才力聪明、声色货财，借着敬爱来加深交往，哪里是因为彼此本来一体相通，爱敬自然流露、不能自已呢？只是用人的欲望去取得仁，天理之仁就会日益消亡。由人的欲望袭取而来的仁，最终必然归于消灭，这是圣门深深告诫的。但世上有孝悌却不能实行仁的人，是因为孝悌有所偏失，并不是真正的孝子悌弟。又应当以实行仁来完善孝悌，不能把小孝小悌当作范围来束缚自己。（余谈附记）古往今来，太平的日子少，动乱的日子多。尚未发生动乱而能见微知著，依靠的是智慧；遇到动乱而勇往直前，依靠的是勇气；最终能够平定祸乱，则依靠智慧和勇气兼备的人才。人才之所以应当培养，就是这个缘故。然而培养人才，首先在于实行仁，而不能只重智慧和勇气。智慧和勇气虽然能够平定动乱，但没有仁来树立根基，发挥的是诡诈的智慧，逞的是血气之勇，制造动乱的端由不外乎这两种。仁就是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使人人都有仁，哪里还会有动乱？何况人没有私欲，安静到了极点就会产生明智，这就是智；道理正直、气势充足，这就是勇。一种仁可以兼有万种善德。圣贤的学问，所以急切地以仁为重。有子谈仁，还没有达到仁的全部境界；由孝悌酝酿成慈爱和顺，上下相亲，这叫作仁。在家里就能使家庭整齐，在国家就能使国家治理，在天下就能使天下太平。这虽然不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事情，但要在未乱之前制止动乱，只有仁让的道理确实是确定不移的。仁已经成熟，再加上智勇，智就使仁不流于愚钝，勇就使仁不流于柔弱；由明白道理而达到真诚，自强不息，就可以由后天的常伦返回先天的性命。有子为人坚强而博闻，喜好古道。圣人游历求学时，凭借自己性情所接近的方面，得以听闻《大学》先天之道。他的智慧超过曾子，足以认识圣人，从他能够辨析‘速朽’‘速贫’之类的话就可以证明；但他的身体力行不及曾子。圣人去世以后，子夏、子张、子游都是贤人，因为有子很早便契合先天之道，略微像圣人，便想以老师的礼节侍奉他。曾子用江汉秋阳来晓谕他们，说其光明洁白，是无法超过的，这也就是先天的本体；推尊孔子独自 完全发挥了先天之道的分量，不是有子所能达到的。然而有子长期跟随圣人，默默接受圣人的裁成，因此知道要达到上达，必定要从下学开始。所以他所说的都是切实可行的实践。《其为人》一章尤其以先务为根本，是下学由此开始修习的地方。问：人为什么能够修养自身？答：必须先爱护自身。能够爱护自身，就能够自己治理自身、修养自身。人没有不爱护自身的。圣人顺着人的自然本性来教导他，所以说：从天子一直到平民，一概都把修身作为根本。人的身体出自父母，所以孝是各种行为的首要。推扩孝敬父母的道理，就有侍奉子女、臣事君主、敬爱兄长、交友等礼法，施行都从亲亲开始。人的身体有性灵，性禀受于天；人没有天就不能出生，所以还应当仰望上天而无愧，存养本性来侍奉上天。孔子说：明白郊祭、社祭的礼，以及秋尝祭祀的意义，治理国家就像把它摆在手掌上看一样容易。这就是教人各自修养自身。问：孝悌的道理，是内外合一的学问，人容易做到；性命的学问，是天人合一的道理，人却难以做到。答：君子的道一以贯之。孝悌，就是后天的性命；性命，就是先天的孝悌。至于它的实行，各有适当的时机。所以说，礼仪有三百项，威仪有三千项，等待合适的人以后才能实行，也就是等待适当的时机以后才能实行。大道不能流行时，守护先王之道以等待后世求学的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孝悌罢了。第六十二礼拜巧言章解释 民国二年五月十八日记 问：上星期我们听讲《其为人也》一章，分成三种解释，其中的道理十分明白。今天请先生再讲第三章，也分成三种解释，使我们茅塞顿开，怎么样？

译答：（白话解）只要各位新学、旧学先生肯听，我也不推辞口舌上的劳苦。不过其中恐怕有不恰当的地方，请不要吝惜指教。我再说一番自己的见解。《论语》第三章中，孔子一生重视仁。巧言令色：巧，就是接近逢迎，顺着人的心意，说顺情的话，或者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好像一只狗对着影子叫，百只狗听见声音也跟着叫。不论别人的是非，只迎合别人的喜好来说话，所以叫巧言。令色，就是假意欢迎，装出和气、言语悦耳、脸色和善的样子，实际上却是鄙俗不堪，如同娼妓优伶之流，意图只在取悦人的内心，这是没有羞耻。这样的人的令色，就是小人的令色。至于伪君子的巧言令色，外表庄严，趋炎附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背着这个人说那个人的是非，内心狠毒，外表慈祥，满口仁义道德，满腔却是恶念私心。这就是巧言令色，仁德很少。这种人的道心还没有完全死亡，多少还保留一点人心，所以说‘仁德很少’，因为他还有一点仁心没有完全死尽。（官话解）巧，是好、妙；令，是美、善；鲜，是少；仁，是有德的君子。巧言的人内心没有真实的学问，只是用谄媚的话来震动人的听闻；令色的人外表没有威严，只是装出容貌来供人取悦。他的内心已经不纯了。所以孔子告诫说，所谓仁德很少，就是说他不是有真实德行的人。他以为自己是在欺骗别人，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内心狠毒、外表慈祥，道心已经丧失。道心丧失，就容易作恶、难以行善。做任何事都不求真实，绝不是仁人君子。仁人君子的言语和脸色，并不是不巧、不美，而是确实发自内心，不只是外表粉饰。只要有粉饰之心，就不合天理人情。巧言令色，是后天的人心；先天的道心怎么会巧言令色呢？巧言令色，就是失去了先天的正道。所以孔子说这些，是用来告诫后世那些只在巧言令色上下功夫的人。（文话解）巧，是好；令，是善。各家解释相同。言，指对人谈论；色，指全身的容貌。《礼记》说，色容要庄重，色是容貌，容也是容貌，可以分开说，也可以合起来说。大凡形貌中眼睛所能看见的，都叫作色。仁，是心的德性，是道理真实诚正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本章所说的巧言令色，总是存心装作美好、彰显善行，以求别人喜欢自己。言语和脸色既然不是出自真诚，天理虽然还没有完全消灭，却混杂了人的欲望，本心的德性已经不完整，所以说仁德很少。只有仁者把道理存于心中，说话有法度，德性自然显现在脸上，充盈于背部。言语并不是不好，脸色也不是不善；只是他知道道理所适宜的事情，尽到自己的本分，原本不是借此取悦别人，但别人自然没有不喜欢他的。人人有同样的心，内心有同样的道理；自己的内心安定，所以别人的内心也安定。把仁存养在言语和脸色之前，巧言善色无非是仁的流露，内心的德性也越来越完整。至于还没有达到仁而追求仁的人，只想使内心的德性完整，没有闲暇在外表上修饰来取悦别人，所以说话木讷而不巧，脸色质朴而不美；心神不向外奔逐，便接近仁了。值得奇怪的是，他既不知道安静地存养这种仁，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又担心不能把它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于是便假借言语和脸色来迎合世俗的喜好，仿佛有宏大的美好谋略，内容充足得无法挑剔，仪态威严而美好，无法选择。反而觉得仁者的言语和脸色不如这种人周详。虽然还不像用利口倾覆国家、勾肩搭背谄媚嬉笑那样，但他不从道理的真实处要求自己，只用言语和脸色来取得仁的名声。在外表上多一分粉饰，在内心里就少一分真诚；长久假借仁的名义而不归于真实，一切都成为以虚伪为主的主张，却哪里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仁了？那些不善于观察言语和脸色的人，也同样把这种人奉为仁人；名声得到了，实际德行却没有达到。世俗之人结交朋友、求取声誉，甚至追求富贵、利益和通达，很容易使人倾倒于耳目所见，又称赞他善于应酬，而自己也不难顺从他人，大多就是这样。羞耻和厌恶之心逐渐丧失，积累虚妄而产生恶行，仁必定由少而至于全无。求学的人应当在开始时就谨慎。有子章的‘仁’字，说的是仁的作用；本章的‘仁’字，说的是仁的本体。然而说到言语、脸色，也同样涉及仁的作用。只有在寂静中存养尚未发出的本心，才是仁的本体；由静存而向内反省，是仁的本体；由内省而在行动中观察，是仁的作用。本体完整，作用才广大，仁于是生生不息。这就是修养自身的学问。孔子告诫仁者的为人，以巧言令色作为例子来推及其他，以‘仁德很少’揭示其中隐伏的弊病。追求仁的人，难道还不知道应当从哪里下功夫吗？问：仁，是天地的本心，也是人的神明。所以有天地之仁，也有个人之仁。孔子说：‘如果有圣王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之后，仁政才能形成。’孟子说：‘凭德行实行仁政的可以称王；实行仁政而称王，没有人能够抵御他。’这是天地之仁。天地的本心，就是人的王道。孔子说：‘以道为志，依据德，依靠仁。’这是个人之仁。孟子说：‘仁就是人，把人和仁合起来说就是道。’人与仁合而为一，就是践行人的形体、实现人的本性，也就是天人合一。天地之仁与个人之仁合为一体，就是大人，可以代替上天宣扬教化，代替上天实行大道，成为君主、成为老师，就是天子。老子说：天地并不算大，我的身体也不算小。仁者可以包容天地，养育众生，这是仁者的器量，也是仁者的功业。所以孟子说：仁是上天所尊贵的爵位，是人的安居之宅。没有人能抵挡仁却不实行仁，这是不明智的。因此说智慧谋略奔涌而出，就像江河决堤一样，浩大充沛，谁能抵挡呢？答：仁是本体，智是作用。君子的仁，只不过是一种智慧罢了。问：孟子说：‘人们常说，都是说天下、国家。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的根本在自身。’如今又听说，身体的根本在心，心的根本在中。中，是天下的大根本，以天地之中来协调我身之中。这是以天道来治理人情，那么还会有意念不真诚、事物不能穷究、认识不能充分达到的情况吗？事物穷究之后，认识才能达到；认识达到之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之后，心才能端正；心端正之后，身体才能修养；身体修养之后，家庭才能整齐；家庭整齐之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之后，天下才能太平。答：中，就是平。君子把握两端而运用中道，万物就各自得到平衡。问：仁就是人，是人的心，是先天的元神；人则是身体形骸，是后天的人。孟子说，把仁和人合起来说就是道。先天的仁与后天的人合成一体，就是性命合一，就是践行形体，就是圣人、仁人。只有后天的人而没有先天的仁，是由精怪变化成人身，不能同他谈论仁。所以孔子很少谈利、命、仁，这是关于性与天道的事；子贡所说的，就是无法听闻到这些。命，是上天所赋予的。有先天之命，即‘天命之谓性’；有后天之命，即世俗的命、傲慢的命；还有先后天合一的命，即天命，是圣人所敬畏的。君子处在平易的境地等待天命，这就是立命。不知命就无法立身；知道天命而遵循它，遵循天命而实行它，就是仁者。至于利，是后天的人所依赖供给的东西，也容易使人困顿；困顿就不能进入德，也不能有所作为。所以孔子很少谈它。即使如此，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只是不知道是否真能做到。太上说：世上有由精怪修炼成人身的，也能建立功业；但一旦魔心发作，作恶便始终没有回头的机会，即使到了杀身亡家也不悔改。

译也有由人道重新成为人的，可以行善，也可以不行善。只有从上天降生、归入后天的人，不可能只有善而没有恶；一经受到挫折和侮辱，悔悟之心容易萌发，一回头便能登上道的彼岸。人们应当对此反省。由此看来，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所以这件事很难。我听到过这种说法，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像这样。’我见到过这样的人，那是中等资质以上的人。至于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大概也有，但我没有见过。答：人的毛病只在于不去做罢了。前后判若两人，栽培的人就培养他。 （问谈录） 第六十三礼拜吾日三省新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民国二年五月廿五日记 问：有子的聪明胜过曾子，为什么圣门一贯之道的传授不传给有子，却只传给曾子？圣人教导弟子，难道有私心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五月、廿五日〕 答：（白话解）圣人全都大公无私。有子的知识见识超过三千门徒之上。凡是知识见识太高的人，多半不好学；而曾子忠实老诚，笃信孔子的道，又喜好学习。所以孔子说曾参鲁钝。曾子虽然鲁钝，却能够学习并时时温习，把孔子的道落实在行住坐卧、视听言动之中，一刻也不离开。孔子见他好学而真诚，所以告诉他说：‘我的道一以贯之。’但曾子的道只能用来处常，可以用来面对君子；有子的言论可以用来处变。处变是圣人的能事。所以常道传给曾子。看《吾日三省》一章，每天反省自身，担心有一个念头不能对得起别人，所以三次反省。‘为人谋而不忠乎’：担心今天有人把事情托付给我，而我没有办到，对不起别人，自己的内心也不得安宁。‘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无论是什么话，我都应当当面承认，不能对别人失信，这就是以真诚之心待人。‘传不习乎’：比如我能够教导别人，必须自己已经具备，然后才能要求别人；要亲身验证。耽误自己一个人还算小事，耽误别人就是大罪。既然能够传授给别人，难道自己反而不学习吗？不忠吗？不诚信吗？不温习吗？学习孔子的教诲，不也是喜悦吗？不也是快乐吗？不也是君子吗？曾子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尊敬老师、重视大道，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所以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欺。因此曾子应当得到一贯之道的传授。（官话解其一）曾子是孔子的弟子，名参，字子舆，为人诚实不虚伪，是个好学的人。他得到孔子先天一贯之道的传授，每天三次反省自身。这大贤的心，是希望与人人共同享受快乐。替别人谋划，就是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人身既然难得，什么时候才能共同知道大道？人的身体难得，什么时候才能共同体会大道？这就是天下一家、中外一人的心。当今时代，各人都怀着一颗私心，所以替别人谋划不能尽忠，与朋友交往不能守信，得到传授而不先行温习，这三件事是天下人人共同的弊病。如果能够替别人谋划而尽忠，交朋友而守信，得到传授而加以温习，就能由后天返回先天，人人共同享受太平。世上有能够做到这三次反省的人吗？有，就要更加努力；没有，就要勉励自己。这样的学习，可以由贤者进而希望达到圣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官话解其二）曾子一生好学，兢兢业业，怎么会有替别人谋划而不尽忠、与朋友交往而不守信、传授给别人而自己不温习的道理呢？这是曾子现身说法，出于悲天悯人的心。一个人如果不忠、不信、不温习，就不是使自身真诚的学问。能够反省这三件事，先天之道就已经得到，天人合一，这才是修身最切要的学问。人有忠信，再加上学习，即使在蛮夷之邦也能实行；如果不忠、不信、不温习，即使在州里乡党之间也难以实行。所以曾子用这三点来反省自己，以此警戒世人。（文话解其一）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曾子的志向在《大学》，不敢自欺。自身已经修养，又想着使别人成为人；但修养自己从不欺骗自己开始，使人成为人也从不欺骗别人开始。下面三句都是使人成为人的事。不忠、不信、不温习，就是欺骗别人。一旦涉及欺骗别人，绝不可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何况欺骗别人实际上也是欺骗自己。所以他唯恐稍有欺骗，每天多次反省自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为，是帮助；谋，是用计策；忠，是尽自己的心；人，包括远近各种人。只是人与人有亲疏远近，内心常常难以尽到，所以特别说忠。对疏远的人尚且忠诚，对亲近的人就可想而知。替别人谋划而尽忠，有时是别人向我有所请求，有时是我自然想到别人；对于一切事情，都替他安排妥当，一定要使他万无一失才停止。这不是把别人看得如同自己一样的人做不到。‘不’是自我责备的词，‘乎’是自我询问的词。这一句泛指对人，那么所成就的人就很广了。‘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是和、及；朋，是凡同道的人；友，是凡志同道合的人；交，是往来结交；信，是以诚实相待，内外如一，始终不二。既然是同道、同志的人，时常聚会，相比于泛泛替人谋划，感情更加专注；用财力帮助他解除匮乏，用规劝辅助他成就仁德，那么别人因我而得到的成就就更加深切了。‘传不习乎’：传，是我把大道传授给别人；习，是自己已经知道、已经实行的事情，担心其中还有没有完全完善的地方，所以时时加以体察，以求达到至善。这句话比前两句关系更大。替别人谋划，可能只是当时的事情；与朋友交往，是相互学习、互相比较，还可以彼此辨析诘难。至于老师传授大道，别人因为不知道、不能做到，才来跟随我学习，那么我所传授的，就会被别人当作真实准则。如果自己没有温习，却妄自传说，上则会扰乱往圣的道统，下则会贻害后世的人心。因此曾子用‘不习’来反省自己。传授必须以亲自学习为根本，得到人心共同认可的道理，恢复天理本来的道理。这样传授，自然可以广大而长久。综合三句来看，成就他人的道路极其广大深厚，又能够长久不衰，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官话解第二）曾子一生勤奋好学，做事谨慎勤勉。哪里会有替别人谋划却不尽心、同朋友交往却不讲信用、把道理传授给别人却不亲自学习的道理呢？这是曾子以自身的行为来说明道理，表现出他悲悯天下、怜恤他人的心意。一个人如果不尽忠、不守信、不学习，就不是诚实修身的学问。能够反省这三件事，就是先天所具的道理已经得到，也是达到天人合一、修养自身最切要的学问。一个人有了忠信，再加以学习，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够行得通；如果不忠、不信、不学习，即使在州里乡党之间也难以行得通。所以曾子反省自身，以此来警诫世人。

译（文话解第一）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曾子的志向在于《大学》，不敢欺骗自己。自身已经修养好，又想到要使他人成为有德之人。然而，修养自己要从不欺骗自己做起，使他人成为有德之人也要从不欺骗别人做起。下面三句都是使他人成为有德之人的事情。不忠、不信、不学习，就是欺骗别人之事。一旦涉及欺骗别人，就绝不可能使人成为有德之人，何况欺骗别人实际上也是欺骗自己。因此，他唯恐自己稍有欺骗，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身。替别人谋划，有没有不尽心呢？“为”，是帮助的意思；“谋”，是运用计策的意思；“忠”，就是竭尽自己的心力；“人”，包括关系远近的各种人。只是人与人之间有亲疏远近，对关系疏远的人，内心往往难以完全尽到，所以特别用“忠”来说明。对关系疏远的人尚且尽忠，那么对关系亲近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替别人谋划而尽心，是说别人有事求助于我，或者我自然想到别人；对于各种事情和事物，都代替他安排妥当，一定要使事情万无一失才停止。这不是把别人当作自己一样爱护的人做不到的。“不”字，是自我责问的话；“乎”字，是自我询问的话。这句话概括地说到所有的人，那么所要成就的人就非常广泛了。和朋友交往，有没有不讲信用呢？“与”就是“及”的意思；“朋”，泛指志趣相同的人；“友”，泛指志向相同的人；“交”，是往来结交。所谓信，就是以诚实的态度相待，内外如一，始终不变。既然人与人之间志趣相同、志向相同，就会时常聚集交往。与替一般人谋划相比，这里的感情更为专注：用财力帮助他解除困乏，用规劝辅助他培养仁德，那么别人因我的帮助而得到的成就就更加深切了。传授给别人的道理，有没有自己未曾实践学习呢？所谓“传”，是我把道理传授给别人；所谓“习”，是对自己所知道、所实行的事情，担心其中还有没有完全妥善之处，便时时加以体察实践，以求达到至善。这句话比前两句关系更大。替别人谋划，有时只是属于一时的事情；同朋友交往，是在学问上彼此比较高下，还可以互相辨析诘难。至于老师传授道理，别人因为不知道、不能够做到，才来跟随学习，那么我所传授的内容，别人就会把它当作真实可靠的准则。如果凭借自己没有实践学习过的东西，妄自传说，上则会扰乱往圣相传的道统，下则会贻害后世人的心性。因此曾子以自己是否实践学习来反省。传授道理一定要以实践学习为根本，取得人心共同认可的道理，再恢复天理本来的状态。这样来传授，自然可以发扬广大而长久流传。综合这三句话来看，使人成就的作用既广泛又深厚，并且还能长久保持而不衰落。使人成为有德之人的道理，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文话解第二）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这一章所讲曾子的学问，在于不自欺。他唯恐自己稍有欺骗自己之处，所以说“我每天反省自身”。反省自身，是成就自己；成就自己，才能成就别人。每天三次反省，是每天在三个阶段反省：一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二是在言语行为将要发出之时，三是在与人交往应对之后。“为”是帮助的意思；“谋”是谋划；“人”兼指远近之人；“忠”是尽自己的心，必定要使别人的事情完全妥善后才停止。“朋”是同门的人，“友”是志趣相同的人；“与”是由此及彼；“交”是往来接触、结合。“信”是以诚实相待，内外如一，始终不二。“传”是把道传授给别人，或著书流传给后世。“习”是自己所知道、所实行的事情，恐怕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所以时时加以实践体察；这不是老师传授的，而是自己时时学习实践。“乎”字正是“省”字的精神。这是由成就自己而达到成就别人的学问。圣贤之道，不过是成就自己、成就别人而已。没有什么人比朝廷中的人更尊贵，因为我的身体靠他们来养活；没有什么人比家庭中的人更亲近，因为我的身体由他们生育。别人用生养和教诲成就了我，我就应当有所成就他们；这还不能算成就别人，更何况成就朝廷中的人是在自己得志之后，成就家庭中的人…… 都可以包括在成就自己之内。即使把他们同自己区别开来称作“人”，而且人也没有多少，不过是成就别人的起始基础罢了，哪里足以穷尽成就别人的全部意义？这一章讲的才是成就别人的全部意义。说“替别人谋划”，是广泛地说。别人无论相识还是不相识，只要是凭此心此理可以推及的人，就没有不竭尽自己的聪明才力，使人共同安享太平无事生活的。这样说成就别人，范围多么广博啊！然而，爱得广博，感情就难以专一，势必难以普遍施行；那么所成就的必然浅薄。要找感情能够专注、力量又能够遍施的人，只有朋友吧？彼此聚集的时间较多，一个人的遭遇可以取彼之长来补此之短；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借此增长善处、挽救过失。终身如同一日，这样熏陶变化，自然深厚。并不是薄待别人而厚待朋友，而是朋友是人中与我最亲近的。假如对所有人都能交往，那么曲折成就他们，也同样如此。说“为人”，说“交友”，是为了说明成就别人的次第，由浅入深，并不专指交友的情谊而言。不过，广博深厚而不能悠久，所成就的仍不免留下遗憾。学问又有传授；传授与替人谋划、与朋友交往相比，关系尤其重大。替人谋划，或许只属于一时；与朋友交往，学问还可以彼此切磋。至于说传授道，时人因启蒙而来求学，后人依照古人来读书，那么我所传授的东西，人们便会据此当作真实。假如把自己没有学习过的东西妄加传说，上则会导致往圣道统断乱，下则会给后世人心留下祸害。因此，传授必须以学习实践为根本。学习实践，比忠信还要深入。孔子说：“忠信不如好学。”好学就是学习实践。学习实践，才能获得人心共同的自然本性，恢复天理本来的面目。这样来传授，自然可以扩大并长久流传。总括三句来解释，成就别人，既要广博、宏大、深厚，又要持久不坠、无边无际。成就别人的道理，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这一章若解释为讲不自欺的学问，当然也可以；也就是说，欺骗别人其实就是自欺。但那只是从自我修治的诚意来讲，从由静到动来讲，从初学入德来讲，从人们容易忽略的地方来讲。这样解释，总觉得曾子的话杂乱无章，意义也有许多遗漏。只有从成就别人的宗旨来解释，对照白文才顺畅，在义理上才精细圆满。如此才恍然明白，圣贤的话无不意味深长。（问谈录） 第六十四礼拜《道治千乘》新义 民国二年六月初三日记 问：看了先生这五种解释，曾子可以传授“一贯”之道，确实没有错误。不过如今各国交通往来，如果拿曾子的话来办理外交：你讲忠信，别人却不讲忠信，最终还是会被别人欺骗，这该怎么办？

译答：讲“忠信”二字，孔子也说得很明白：“说话忠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行得通。”其实外国上等社会的人极讲忠信。他们的国家能够富强，也是因为重视忠信。世界各国交涉时，常常公开宣称忠信；稍有争执，就讲优劣，以强力冒充公理，这就是失去了忠信，伤害了天地间的大和，损害了国家的元气，不过是冒险侥幸的小人行为，不是君子之国。一旦改变，就不可能达到正道，所以圣人不以此为然。太上说：“强者是死亡的一类。”这就是“自满会招来损害”。忠信就是谦逊会得到益处。天地的正气、人民的共和，正是太平世界的基础。如今中外交通，而大道还没有实行，天地尚未各得其位，人心又奸诈，就要采用有子的话：“守信必须合乎义。”这体现了孔子的智慧：既不说错话，也不使人失望。如今我国，礼要顺应时宜，办事要顺从风俗，才可以保全家庭、国家和天下。问：听先生的话，凡事都要因人而施，因时制宜；若不权宜变通，就不能处理内政外交。请问《道千乘之国》这一章，它的意义又是什么？答：（白话解）各位的话，可以说是知己之言。遇到知己却不说，是失去知己。只要各位愿意听，我哪里敢推辞？《论语》第五章“道千乘之国”。“千乘”在春秋时期是大国；“道”是有道德的国家，是由有道德的人掌管国家。敬慎地办事而守信：“敬”是谦和的气象；“信”是凡事不朝令夕改，言出法随，上行下效，使人民信服，于是人民同心同德。节省费用而爱护人民，知道农事的艰难，爱民如子，按照时令役使人民，不轻举妄动。凡是采取一项行动，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安乐，必定要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与人民同乐。这样才敢说是在治理千乘之国。治国的人如果真能按照这一章去做，哪里只是千乘之国？即使万乘、万万乘，也同样能够治理。一个人有道，万国就能共和。（官话解）孔子说：“治理千乘之国，要敬慎地办事而守信，节省费用而爱护人民，按照时令役使人民。”“道”是至理；“国”是土地的界限；“千乘之国”是大国。国家有道，国家就强，人民就富。然而至理必须在事情上体现出来；事情，就是礼乐刑政。事情能够通达道理，必须先从敬慎开始。“敬”是诚意正心，使每一件事都不偏不倚，发出之后都合乎节度。这就是“敬事而信”。“信”是真实而不欺骗，是道心。节省费用而爱护人民，是说国家的一切开支都要知道民间农事的艰难，量入为出。节省并不是吝啬；爱人，就是爱民如子。按照时令役使人民。“使”是使用，也就是使用人民的力量；“使”也是教导，即以善道教化人民。这样才能保全自身、国家和天下。但这不是容易的事，关键在于不违背时令。按照时令使用民力，人民就有余暇，劳作也不怨恨；按照时令施行善教，人民的智慧容易开启，就会知耻而归正。若不是有道之人，自己尚且不能实行道，甚至在妻子儿女身上也行不通，哪里能治理千乘之国呢？（附解）这里的“道”不是治理的方法，而是道德之道，也就是顺应本性所说的道。若失去本性，就是没有本性；没有本性，心中的生机就灭亡，绝不可能治理千乘之国。即使国家没有立即灭亡，也只是冒险侥幸，不能长久。君主有道，人民就归于统一；人民有道，天下就太平。君民都有道，上面的意旨能够传达到下面，下面的实情能够通达到上面；上下相互关联，千乘、万乘之国，治理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又何必忧虑外患呢？（文话解）孔子说：“道”是《大学》所说的道，是王道。“道”字单独成句；“千乘之国”是富强的大国。“千乘”可参考包氏、马氏的两种解释。“敬事而信”，是敬心不放逸，也就是程子所说的专心一意而不旁骛。“事”包括视、听、言、动，是修身之事；礼乐刑政，是治理世间之事。敬慎，就唯恐有所缺失；守信，就是求得内心真实无疑，果断勇敢地向前。敬慎办事而不守信，就会积累疑虑、败坏谋划，事情不能成功；守信而不先敬慎，事情就不能达到完善，最终也会无成。敬事而信，就没有一件事不能成功。虽然没有夸大地谈富强，但富强的根基已经建立了。“节用而爱人”，“节”是不太过分；“用”兼指君主和国家的费用。节省费用，就是重视天产、地产，珍惜人力、物力，量入为出，国家就常常富足。“爱”是亲爱；“人”兼指朝廷内外的人。群臣如同我的股肱，百姓如同我的赤子；合并群体的谋略和力量，联结成一股气，相互保卫，国家就强大而无敌。“使民以时”，“使”不是使用的意思。《正义》说，是命令，也是教导；即使只用“命令”来解释“使”字，也包括命令百姓努力务农，命令百姓努力学习；教导的意义也包括在其中。“民”有昏昧之意，是人中没有多少知觉和知识的人。“时”是耕种的时节、入学的时节。要在农忙时节让百姓用力于农业，在教育时节让百姓用力于学习；讲习武备的时节也包括在内。这样人才就会不断涌现，富强一旦振兴，便不再衰颓。国家能够使福泽延续到无穷，都是因为这种平荡正直的王道，不是霸道者追求富强的方法。而富强也不在这以外。这是孔子挽救时局的高明方法。谁说王道迂腐空疏而不肯实行呢？

译（附解）道先于天地而产生，所以道生天地。天地开始产生人，天地人共同得到这一道。然而人是三才之主；有能够明白天地之道、建立人道的人，于是起来居于万人之上。用万人奉养有道之人，国家便建立；用有道之人驾驭万人，国家便兴盛。这就是国家与道合而为一的原因。自从世道衰败，道与国家分离：有道的人没有国家，有国家的人没有道。相沿既久，便形成流弊。学习道的人没有实际用途，讲求实际用途的人又不遵循正道。孔子想设法挽回这种局面，说：“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自身凭它修养，家庭凭它整齐，国家也凭它治理。像千乘之国能够敬慎办事等等，就是道，也就是有道的国家。国家有道，小国可以变大，大国可以成为王者。有人说：“道，就是通往治理之路。”古往今来谈功利的人，没有哪个国家不想富强；然而小国因此灭亡，大国最终也相继沦亡，有的不是把宴乐、懈怠、傲慢当作事业，就是把侵伐、兼并当作事业。国事日益废弛，国用日益空虚，国人日益离心，国民日益顽固。即使不发生外患，也会产生内忧，于是国家就无法保全。知道国家为什么贫弱，也就知道它为什么富强。这一章所说的，虽然没有“富强”的名称，却有富强的实质。只是以道为本来治理国家，不是让贫困的人来使自己富有，不是让弱小的人来使自己强大；以义为利，富自然成为真正的富；以德建立功业，强自然成为真正的强。一般人即使不知道爱好道，却没有不想富强的。顺应他们追求富强的契机来引导他们，然后才知道儒者之道并不是真的迂腐空疏、远离实际，而且除了这个道理之外，确实没有别的治理方法。即使世上谈道的人，也不能只用空话了事。大道的事情，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也没有一个人不应该遵循。谈道而忽然讲到千乘之国，是因为道必须借助形势才能实行；大国借此保全福泽，小国借此免除灾祸。这是有作为的话。万世保全国家的方法，无论大小，都不超出这个道理。（问谈录） 问：有人说，中庸是天人合一的道。中是天道，庸是人道。君子实行中庸，确实把握那个中，安于自己的身份去行事。正因为确实把握那个中，所以战战兢兢，戒慎于看不见的地方，恐惧于听不见的地方，这是敬畏天命。正因为安于自己的身份去行事，所以不忧不惧，乐趣就在其中，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心胸坦荡。小人却相反。小人所实行的中庸，是小人而毫无忌惮，所以总是忧愁不安，最终死于忧患。答：中庸是君子的道。超过了就不是中，不足也不是中，更何况还要达到庸呢？所以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了吧！普通人很少能够长久实行。”天下和国家可以治理得公平，爵位俸禄可以辞去，白刃可以踩踏而过，但中庸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君子尚且以为困难，哪里还值得谈小人呢？（刍谈录） 《大成礼拜杂志》（之三） 段正元著 第六十五礼拜《入孝出弟》新义 民国二年六月初十日记 问：《论语》第五章的意义，请先生详细解释。答：（白话解）《论语》第五章说：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一个人在家庭中能够孝顺父母，将来走出家门，必定能够忠于君主、爱护国家。出外就敬爱兄长，对外人也像对兄弟手足一样，以免伤害感情。谨慎而守信，凡事兢兢业业，言语、行为、动静都唯恐失信于人。广泛地爱众人，就是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并且亲近仁德之人，遇到真正的人就不说假话，亲近有德之人。这样做事还有余力，就有如此平和的性情，凡言语行为都自然流露，凡事坦荡，不损伤精神，也不损伤力量，事事从本性中流露出来，发出后都合乎节度；那么再来学习文章，又何必读书而书自会来读，何必远游求学而学问自然明白？这就是不学而学。（官话解其一）孔子说：“弟子在家就孝顺。”小的方面是奉养父母、代父母劳作；中等方面是使父母显荣、使自己的名声显扬；大的方面是立身行道，使父母成为仁德君子。“出则弟”，小的方面是敬重尊长；中等方面是尊重年长者和有爵位者；大的方面是侍奉君主。“谨而信”，就是谨小慎微，一诺千金，不失信于人。“泛爱众而亲仁”，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伴。然而众人之中善恶不齐，所以要在众人中亲近有仁德的人。做到“行有余力”时，弟子已经都依循先天之道，实行得纯熟，不觉得困难，自然有充足的余力；然后才学习文章。能够知道什么是先天、什么是后天，才可以从根本上用功。只是文章有经学和技艺；由六经精研而通达，都是后天的事情，是在天地之间实行的；学问优长、品德精纯，由六艺精研而通达，也是后天的事情，是在国家之内实行的。等到财富充足、兵力强盛，学习文章才开始有实际用途。（官话解其二）在家孝顺、出外敬兄，爱众人、亲仁德，其中包含先天的学问。先天的学问寄寓在后天之中，不容易被人听闻；至于后天的学问，即文章之事，人人都可以听闻。假如一个人在家能孝顺，出外能敬兄，那么根本已经立定了。谨慎言语，是为了保存诚意；爱众人，是为了成就别人；亲近仁德，是为了成就自己；学习文章，是为了扩大见闻、坚守道心。人心没有主宰，道心却有主宰；道心由隐微而能显现，人便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圣人的境界。这就是纯全的意义。教导弟子的人，应当懂得这一点。（文话解）孔子说“弟子在家就孝顺”这一章：对兄长称弟，对父亲称子，对师长也称弟子。说“弟子”，是用来要求父兄和师表承担成就弟子的责任。不过归根结底，这是对年幼者的称呼，并不局限于父亲在场才称子、兄长在场才称弟。孝、悌、谨、信、爱亲，都是用来培养恭敬之心、化除暴躁傲慢之气，使人一天天进于诚实。其中自然有轻重次第。“行有余力”，就是诚实的根基已经建立；“学文”，则由诚实而明白，循序渐进地深入，才德自然兼备。有德而才不至于偏颇，有才而德不至于无用，这就是儒学可贵的地方。

译（附解）“亲仁”的“仁”字，可以作为全章的主旨。圣贤的学问，不在仁之外；何况身为弟子，更是仁的开端。天地的仁，开始于冬，生发于春；到了夏天，光明显著而智慧出现，承担事务而力量产生，这是由仁而生出智慧和力量。滋养它、成长它，秋天收敛，冬天收藏，于是仁已经成熟，归根复命；这又是由智慧和力量来成全仁的道理。从开始到结束，始终都是一个仁在起作用，循环不停。人的诞生本于天地，由精而气而形，其中生机完全具备，又浑然深奥而不可测，这就是仁的本体，如同树根中含有生命的本性。自从离开母腹以后，凭借这个仁，耳目因此聪明，身体因此发育，这是由仁而生出智慧和力量的时期，如同树从根部生长出枝干、垂下叶子。孝、悌、谨、信、亲、爱，都是用来涵养仁的，如同培土补养树根。到了智慧和力量成长时，应任其自然，原本不能强求，如同枝叶任其开放，不可拔苗助长，否则反而有害。虽然教育中也涉及一些技能，如学习书写、计算，练习舞象、勺舞，学习射箭、驾车，智慧和力量并非不略微显示端倪，这就像除去树的遮蔽、清除树的蛀虫。而圣人归根到底以实行仁为主。力量有余之后再学习文章，格物致知；凡是平常与变故、常道与权变，没有不曲折深入探究其中奥妙的，就像树木已经长大，自然应当繁茂。竭尽自己的智慧力量去实行，仁道虽然广大，也不必担心不能成就；又由智慧和力量来完善仁的道理，就像树有枝干花叶，树根便得以完成其生长本性。这是兼顾本末的学问。《四教章》先说文章后说实践，是大学的学问；这一章先说实践后说文章，是由小学进入大学。“行有余力”，弟子在家，父兄教他实行；在私塾，师长教他实行。所听到、所看到的就在这里，那么身体所做的也就在这里。用力既久，自然不觉得实行困难，这就是所谓“有余力”。把“余力”解释成闲暇时间，是不对的。“学文”的“文”，不是浅显的文章。浅显的文字，在小学阶段，边读边解释；凡是与身心切实相关的，就教导学生努力实行。这个时候重点在实行，所以略说文章而概括归于实践。既然能够实行，学习才有基础；博大精深的文章不可缺少。文章之所以博大，是因为它承载天地万物的道理，以及古往今来的事情；近则在日常生活和伦理常情，远则在治理天下、使天地万物各得其宜。这就是它的用途。学习深入探求其中的道理，开始先在实行上用力，接着又在文章上用力；文章和实践都做到，文章就不是空谈，实践能够通达大道，从这里进入圣贤神明的境界也就不难了。（问谈录） 问：孔子说：“操持它就存在，舍弃它就消亡；它出入没有定时，没有人知道它的所在。”这只是说心吧？孟子说：“有把心放失了却不知道寻找的。”可悲啊！人丢失了鸡狗，尚且知道寻找；有放失之心却不知道寻找。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心找回来罢了。寻找放失之心，就是操持它使它存在；仁与人合一，性与命合一，确实把握那个中。答：所以说：“不合礼的事不要看，不合礼的声音不要听，不合礼的话不要说，不合礼的事不要做。” 问：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这是因为天道最公正。可惜人还没有充分与天道共同有所作为。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像他一样。”孔子说：“譬如填平地面，虽然只倒下一筐土，继续前进，是我自己前进；譬如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却停止了，是我自己停止。求取就能得到，舍弃就会失去，一切都在自己，不是别人所能替代的。”《易》说：“君子以自强不息。”答：祸福没有固定的门路，都是人自己招来的。只要圣人一念不存，就会变成狂人；只要狂人能够存念，就能成为圣人。放下屠刀，可以成佛。大道没有私心，三教都是这样。问：道由德而取得；如果德行没有达到最高境界，最高的道就不能凝聚成就。既然说“志于道，据于德”，又说“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因为智慧虽能达到它，仁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也一定会失去。所以说应当依靠仁。仁是礼尚未恢复时的依凭；不能长久而不违背仁，与其违背，不如在技艺中游息，所以说“游于艺”，是这样吗？答：儒门是完整的科学，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君子的广泛学习，是为了实行仁。问：孔子说：“君子有三件要戒除的事。年轻时，血气还没有稳定，要戒除的是女色；到了壮年，血气正强盛，要戒除的是争斗；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退，要戒除的是贪得。”人的少年、壮年、老年，本来只是一个人经历的阶段；君子的少年、壮年、老年，却有多个层次。所谓“多”，是什么？是周天的数。所谓“戒”，是什么？是依靠仁的学问。守持自己的志向，不要任意伤害自己的气；必须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期求结果，内心不要忘记。克制自己，恢复礼；不合礼的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因此君子诚意正心，尤其在独处时谨慎；性与命兼修，重点在功德善行。慎独，是在最初就戒慎；功善，是在事先就戒慎。君子依靠仁而行，唯恐仁不能守住，反被自己的私欲乘虚而入；即使得到仁，也一定会失去。所以依靠仁，必须先据守德。假如德行没有达到最高境界，最高的道就不能凝聚成就。因此尧传给舜说：“确实把握其中。”舜传给禹说：“确实把握那个中。” 答：知道了这个道理，才可以同你谈仁。问：孟子对万章说：“一乡的善士，就同一乡的善士交朋友；一国的善士，就同一国的善士交朋友；天下的善士，就同天下的善士交朋友。”以同天下的善士交朋友还以为不足，又上溯评论古人，吟诵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不知道他们本人可以吗？所以要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这就是尊尚古人、同古人交友。又听说：把古人作为朋友还以为不足，穷困时独善其身，隐居以求实现志向；避开世俗而不被人知道也不悔恨，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恼怒，不怨天，不责怪人，从下学而上达，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不得志时与天为伴，得志时兼善天下；从平民百姓中验证自己的道，实行义来通达自己的道，这就是得志时与人为伴。这样的人是君子。我若不与这种人同道，又同谁同道呢？这就是君子。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要经过一代之后，仁政才会形成。”孟子说：“上天还不想使天下太平。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今天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我听老师说过：“君子的道有三项：仁德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恐惧。实行这三项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中。中是天下的大本。在天下的中正之处立身，安定四海的百姓，因为名分和秩序已经确定了。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忧愁、迷惑、恐惧的呢？答：所以能够实行这些道的，是智慧。问：生在今天的时代，做今天的人，走今天的道路，不改变今天的习俗，即使把天下给他，他也一天都不能安居。

译答：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凭大德接受天命，建立大德之后又归还天命，天下就归于仁，万世也归于仁。（刍谈录） 第六十六礼拜《贤贤易色》新义 民国二年六月十七日记 问：先生所讲的《论语》，分为白话、官话、文话。白话一听就明白，官话略加思考也能明白，只有这文话，想了三遍仍不得其解，这是为什么？我们从小学到高等学校再到中学，每天学习的科学知识又多，不能专心研究经学。先生费心用文话解释，我们看起来总觉得沉闷，不如直接讲白话，使我们容易明白。或者把先生游历时所见所闻讲给我们听，对世道人心也有益，使我们知道善恶。不知道先生认为可以不可以。答：（白话解）现在听了各位的话，知道各位都是好学之士。《论语》这部书，讲的都是人的本性和天道，深的人见到深意，浅的人见到浅意。我现在已经作了三种解释，应当履行先前的诺言。至于我游历时的见闻，也可以作为闲谈。子夏这一章说“贤贤易色”。“贤贤”，就是彰明道德、明白道德的人。真正贤德的人能够知道人的容貌，人也能知道他的容貌。为什么？内在有什么，必定会表现在外面。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力量，而且并不勉强，自然而然；不必说他孝，也不必说他顺，这是做人子女本分内的事。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身，他爱国爱民，即使要牺牲生命，也要保全国家和君主。与朋友交往，说话守信；不把他认作朋友也就罢了，既然认作朋友，一句话既已确定，终身都不改变。即使说他没有学习过，也就是没有进过学堂，却胜过进过学堂的人。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了。这类君子，都有诚实之心，丝毫没有虚假感情，所以说：“我也一定说他已经学习了。”（附载对学生讲话）我去年在荣县程家场，遇到一位云游的道士。他谈到接引佛的前身，是一头金狮麒麟。它的毛发发出金色光芒，声音像巨雷一样。在喜马拉雅山中，它外貌凶恶而内心慈善。凡是见到凶恶的强人，它就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因此方圆数千里之内没有抢劫。后来有一个凶恶的人，看见它的毛发祥光灿烂，就想谋杀它。他心里暗想：这头野兽凶猛，凶恶的人都不敢靠近它，我怎样才能上前杀死它呢？于是想出一个诡计，假装慈善，暗中藏着药刀，等它亲近我时，我就用刀刺死它，岂不是可以得到它的皮？他打定主意，就庄严起来，走三步低一次头，走两步拜一次。金狮麒麟一见此人，连忙下山迎接。那人假装慈悲，抚摸麒麟的咽喉，突然一刀刺去。麒麟当下恶念涌上心头，暗想：我来亲近你，你反而刺杀我，不如一口把他吞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行：我是确实亲近他，他却假装慈悲对待我；如果我把他吃了，他固然会死，我也会死。后来不明真相的人还会骂我是虚假慈悲，嘴上爱人却吃人。它又想到：这一切都是我先前的错误，因为没有察看他的内心，只看他的外貌，就同他交往、信任他。如果吃了他，人们岂不是会说我失信了吗？我虽然不能说话，也同人间的朋友一样，交往就要守信。既然已经同他交往，也就像侍奉他一样；即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成全他的美意、满足他的愿望，我也就实现了善良守信的目的。它的心念一正，便闭气而死。那个人拿着它的皮去进贡，得到一个“进宝状元”的称号。他每天暗自想着：若不是我假情假意，怎么能得到今天的富贵？自以为洋洋得意。那天国王看见这张麒麟皮，毫光直射斗牛，心里想：这头麒麟若不是圣人出世，怎么会出现？我这个小小的国君，怎么能得到这张麒麟皮？于是才叫“进宝状元”入宫，追问得到麒麟皮的来历。状元说：“臣不敢说这件事，必须请皇上赦免我的罪，我才敢详细说明。”国王说：“赦你无罪。”状元便一一说明。国王说：“你胆大妄为，野兽都有仁义，你却假情假意，还不如野兽守信。”于是把他绑起来，活祭麒麟。国王不敢接受这张皮，便一同到山中，看见那头野兽虽然没有皮，身体仍凛凛然充满生气，满面慈容。将要斩首状元时，把麒麟皮搭在麒麟背上。麒麟披上皮飞升，后来投生修道，成为接引佛。从这件事看来，真心与假心最终的结果不同：真心的野兽转为活佛，不生不灭，芳名流传万世；欺骗内心的恶人则臭名流传千载。这个故事中人物的姓名虽然记不清楚，但其中的情理确实可以感化人，使人辨明真心和假心。交朋友的人应当自己想一想：交友而不守信，难道还不如野兽吗？（官话解）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姓卜，名商。“贤贤”是以贤为贤，贤而又贤，也就是圣人；具有明明之德，是先天的大道。“易色”并不是外在的美色，而是内在明白天性，外在明白天道；说善言，行善行，主意一旦确定，百折不改，千磨不退，平易近人。无论什么美色，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心。这里举最难做到的事情来概括其余：一切富贵都视如浮云，而心常在伦理常道之中。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力量；所谓竭力，就是顺从、孝敬父母。父母如果不仁，就委婉劝谏；见父母心意不接受，仍然恭敬而不违背，劳苦也不怨恨，必定要侍奉父母，使他们成为仁德之亲才停止。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身；君主仁义，就辅佐君主成为圣明之主；君主没有仁义，就陈述善道、闭塞邪恶，鞠躬尽瘁，必定要侍奉君主，使其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才停止。否则就退隐不做官。与朋友交往，说话守信。朋友本来就在五伦之中，有了信用，交接往来才能长久。即使说没有学习过，也就是没有广泛学习文章，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了，因为他已经获得先天之道，在伦理常道中无愧，这就是《大学》的学问。

译（文话解其一）“贤贤”，上一个“贤”字指喜好，下一个“贤”字指德。“易”是反转、改变；“色”是美色。把喜好美色的心，反过来用作喜好德行。用喜好美色的心来喜好德行，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天下的德行，没有比侍奉父母、侍奉君主、交朋友、喜好有德之人更大的。知道报答父母的深恩，凡事都认为是自己分内应当做的，所以能够竭尽力量。知道享受君主的俸禄，应当报答君主的恩德，即使遭到斩杀、牺牲生命，也要代替君主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献出自身而不悔。凡是同等的人，都是朋友；“交”就是同心同德，所以说话守信。这三件事都能尽到人伦之道，美德就在其中。即使说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了。这是用抑扬来说明人应当学习。（文话解其二）“贤贤”，上一个“贤”字，是知道后天的学问；下一个“贤”字，是知道先天的学问。能够知道先天，就是明明德的真性；知道后天，就是明明德的真命。“色”不是女色，也不是外在的色相，而是心性中恍恍惚惚、杳杳冥冥的色相。“易”就是容易。先天、后天合而为一，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种色便容易显现。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力量，就是恢复我的真实本性和生命。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身；君主是天子，是万民之主，要借助君主的权势建立天下的大本，实行天下的大道，与人民共同遵循。“其身”是指凡人的身体；人心消退，道心生发，所以能够献出自身。“朋”是同类，“友”是志同道合；“交”是共同明白先天、后天，尽性立命，说话没有一句虚假，所以说“说话守信”。有了这种真实的德行，便明白先天、后天的真实学问，言语行为全都是大道。即使说没有学习过，世俗儒者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子夏说：“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了。”这是赞美之辞，反复称赞而不能停止。（问谈录） 第六十七礼拜《君子不重》新义 民国二年二十四日记 问：人们把圣贤经典写成文章，用来猎取功名。如今所讲的是实行和实用，请先生再讲一讲《君子不重》这一章的精义，究竟是怎样的？答：（白话解）《论语》每一章都有实际用途，每一个字都要求实行。因为后来写文章的人只在纸上空谈，真正实行道德的人很少。我们应当知道，读书以实行最为重要。知道容易，实行困难；但如果真能知道，也没有不实行的。所以能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人，必定能够笃实行持。如孔子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一章，凡是君子都懂得自重；自重就是自爱，也是道德上的自由。人有道德行为，不触犯国家法律，难道不自由吗？哪里有君子不自重的道理？这其实是对初学做君子的小人说的：如果不自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能牢固。所谓不牢固，就是没有程度。想以忠信为主而成为君子，就要以忠信为根本；不要同不理解自己的人交友，要选择人来交往，亲近有德之人，远离凶恶之人。俗话说，宁可十年不读书，不可一日亲近坏人。圣人因材施教，唯恐人刚开始学做君子时，信奉道理还不深，立足未稳，随波逐流，长久接近鲍鱼而不知道它的臭味，习染成性。犯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知道过错就一定改正，知道善事就立即去做。这句话正是君子和小人趋向不同的分界点。《尚书》说：“能够存念就成为圣人，不能存念就成为狂人。”一切都在这里。（官话解）君子，是对有德之人的尊称，是知道修养自身真实学问的人。学习真实学问的君子，有时也不知道自重。不自重，就是外表轻浮，内心没有真实学问，不是真正的君子；于是就没有威严，没有庄重严肃的气象足以使人信服，学习也随得随失，功夫忽疏忽密。“学则不固”，是舍本逐末，没有坚定之心。“主忠信”，就是具有诚实的德行。“主”是主宰，专心守持正道，片刻也不离开。“忠”是内心，一言一动，即使在不被看见、不被听见时，内心也正直而不偏。“信”是实行，真诚不欺，完全由天理起作用，这就是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天下之人中不能与自己同类的，就是不如自己的人；不知道真实学问，便不是朋友，只是路人。所以一定要选择善良的人同他交往。不善的交往没有益处，只有损害。宁可十年不读书，不可一日亲近坏人；坏人不能劝人行善、规正过错，反而会引人做坏事，君子不能不戒备。“过则勿惮改”，无心造成的过失叫作过；知道有过错，立即改正最可贵。知道过错却不改，就会成为恶。君子选择朋友交往，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德行。这样还有什么过错呢？然而人不是圣贤，谁能没有过错？有过错就改，不畏艰难而苟且求安；反躬自省而达到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学习做君子的人，应当懂得这一点。（文话解）君子如果不庄重，就不是真正的君子，而是势利之人。这是因为不知道先天之道和身内之学，所以不能庄重；不能庄重，就没有威严，所学也不能坚固。然而，若想求得威严，使学问坚固，就必须以忠信为主。“主”就是确定、守持：内在守忠，外在守信，一切邪念都不能进入；言语和行为都忠信，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人”，凡不是知音的人，就不能与他同道。为什么呢？一个在后天，一个在先天。不如自己的人，怎能与你共同选择善行而遵从、对不善之处加以改正，彼此切磋琢磨，以成就我的德性呢？何况过失不如自己的人，便不能改正自己的过错。不过，过错也不全是由于结交不如自己的人；一个念头的差错，就会造成相距千里的失误。有失误就是过错，有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改正过错，就能由君子进而成为圣贤，否则必然背弃圣贤之道而不能成为君子。初学做君子的人，不可不谨慎。（问谈录） 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诗经》说：“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水上。”曾子说：“众多眼睛在看着，众多手指在指着。”子思说：“没有比隐蔽处更容易被看见的，没有比细微处更容易显露的。”先生说：“在内心守中，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吗？” 答：是的。问：孟子说：“不做自己不应做的事，不想要自己不应想要的东西，如此而已。”不做自己不应做的事，我已经听到了您的教诲；不想要自己不应想要的东西，我还不能做到。答：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问：人如果能够不把饥渴造成的伤害当作内心的伤害，君子本来就能安于穷困。所以说，即使比不上别人，也不必忧愁。不如贫穷却能快乐。颜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别人不能忍受这种忧苦，颜子却不改变他的快乐。所以说：“贤德啊，颜回！” 答：君子忧虑的是道，不忧虑贫穷；有忧虑就谋划，有谋划就能成功，成功了就会快乐。

译问：孟子说：“君子如果不能守信，还能坚持什么呢？”君子的志向在于道；没有达到一定的文理成章，就不能通达。极其诚实却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不诚实却能够感动人的，也从来没有。如今我知道如何免除这种过失了。答：君子不能只凭小事来了解，却可以承受重大的责任。太上老君说：“道以自然为法。”君子学习道，起初要勉强用力，后来才能达到自然；不过是克制自己、恢复礼罢了。问：孟子说：“操守什么最重要？操守自身最重要。”君子的操守，是修养自身而使天下太平。孔子说：“从天子直到普通百姓，一概都把修身作为根本。”孟子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这难道不是说“从天子直到普通百姓，一概都把修身作为根本”吗？守身就是修身，修身就是自治，自治是为了治理他人，又何必等待别人来治理呢？孔子说，以道德教化、以礼整齐，是用善来培养人；把治理之道授予人，人就会自我治理。若只用政令治理、用刑罚整齐，是用强制使人服从，从来没有真正使人心服的。所以说：“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 答：这就是性命之学得以昌明，然后礼制才能施行。问：所谓四科，是用文章学问使人广博；所谓一贯，是用礼使人有所约束。答：所以说，天下的学问没有别的，只是性命之学罢了。问：居于天下的中心而建立起来，使四海百姓安定，这是作为君主；站在中道上，能做到的人便跟随他，这是作为老师。《尚书》说：“上天降生百姓，给他们设置君主，给他们设置老师，只是要他们帮助上帝。伟大的上帝把中正之性降给百姓，百姓禀受天地之中而生，能够守住这个中，自然没有什么不和谐；和谐就安定，安定就快乐。”知道快乐却不知道守中，便应当建立中和的君主，建立中和的老师。尧、舜把中道施用于百姓，商汤、周武王把中道建立于百姓之间，孔子、孟子阐明中和的教诲，子思作《中庸》来显示应当遵守的法则。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自古以来，君主与老师有时分立，君政与师教有时分治；那是一个时代，现在又是一个时代。如今天元正午，大道广泛开显，君主与老师同时存在，政治与教化合在一起治理，这是我们百姓的幸运，应当知道所要跟从的方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却反而奉行古代的道路，这样的人灾祸会殃及自身；这是我们百姓的不幸，应当知道所要戒惧的事情。答：君子不过是端正自己的德性罢了。德性端正，天下就安定了。问：用道治理天下的是道家，用德治理天下的是释氏，用礼治理天下的是儒家。道、德、礼其实是一回事：道发动就是德，德发动就是礼。礼制的源头在尧舜，文王、武王时达到小康，孔子时大成，如今正在实行。今世以前，是用法制治理天下；今世以后，是用礼制治理天下。礼制，是儒家的天下；儒家的天下，用德来引导，用礼来整齐。礼制不断进化，就叫德制；德制，是释氏的世界。释氏的世界，以道来引导，以德来整齐；德制归于教化，就叫道制。道制，是道家的天下。道家的天下，用道来整齐，归于道、合于道、化于道、统一于道。三者总称为道。较早进入道的是儒家，后来进入道的是释家和道家。如今要实行它，是否应当从礼制开始呢？答：所以说，三教同源，本来三教就是同一个根源。（刍谈录） 第六十八礼拜：慎终追远新义 民国二年七月初二日记 问：“慎终追远”这一章虽然属于人情，恐怕不免近于迷信吧？答：（白话解）凡是圣人经典，都是人情中的真实事情。常说，彻底看透人情就是仙。曾子说慎终追远，是说做人子女的不能忘本。就先天大道而言，每个人本来都有灵魂；父母祖宗虽然身体死了，灵魂却不会死。所以孔子称武王、周公为通达孝道的人。他们修整宗庙，用来侍奉先人；由此可知，人是有灵魂的。佛教有天堂地狱的说法，也可以作为证明。百姓的德性归于淳厚，能够慎终追远的人，必然是奉行道德、懂得因果的人，也就是厚德而承受福报的人。我们四川省双流县刘止唐先生，人们称他为通天教主；他还著有《十三经恒解》，主张三教同源、阴阳一理，又编有《发源会纂》，常教人超度先灵。去年颜紫南先生讲说幽冥一体，门下也有几位能够通达幽冥的道士。每次办理超度，恰好都能看见一方之中凶死、善死的人一同到场。凡是善恶报应，说出来一点也没有差错。我也曾亲自去考证，件件清楚而没有差错。足见慎终追远，是子女报答根本、不可缺少的事情。（官话解）凡做人子女的，都以孝为根本。开始是在父母生前尽孝，临终时依礼安葬，这就是慎终。死后修整宗庙，陈设祭器，摆设衣裳，进献时令食物；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者。大概前人的气脉与后人相通，追念远祖的诚心，是仁人孝子的用心。百姓也同有这种心，心同理也同，以此率领他们，百姓的德性哪有不由浅薄返归淳厚的呢？（文话解）曾子极其孝顺，只是担心后世的人，有的在父母生前能够知道尽孝，父母死后却把他们当作脱离凡体、与自己无关的存在。临死时不能慎终，死后又怎能追远？忘记根本，先天的元气就断绝了。慎终追远，至死都不忘，就是返还先天的元气。以自身作出榜样，一旦亲自居于百姓之上，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必然倒伏。百姓的德性哪有不归于淳厚的呢？问：先生说幽冥是一体的，可是如今只看见活人受罪，没有看见死鬼戴着枷锁。答：（白话解）这是对知己才说知己的话，道不同就不能共同谋划。如果不知道阴阳，这一章“慎终追远”的书也可以废弃，各处的宗庙也都可以废弃。常言说，相信它就有，不相信它就没有；各自尽自己的道就是了。（问谈录） 问：人道治理自身，以道德人伦为主旨，以法律扶助偏差、挽救弊病；性道治理内心，以慈悲普遍救度为准则，以天堂地狱来挽救弊病；天道治理精神，以抱守一、守中来涵养它，以合一来保存它。答：这就是天地的性命之学。所以说，从下学起而通达上天；儒家是各种教化的开端。

译问：学习道在人自身。我们儒家的学问始于尧舜，尧、舜、禹相传，只说守中；它表现在事情上，就是用中、建立中。文王、武王、周公也以此学为根本。文王的谋略多么光明，武王的功业多么伟大；周公制定礼、创作乐，用来传给后世。孔子汇集其大成，说“时中”，就是随心所欲而不超过规矩的意思。曾子继承它，只说忠恕而已；传到子思，确立中和为宗旨；孟子实行它，说立于中而不偏倚，站在中道上，有能力的人便跟随他。如今先生建立中、达到中而已。达到中，就是中和。答：中是天下的大根本。端正这个根本，万事就会得到治理。问：勉力实行恕道，是忠信的具体表现；忠信是人道；忠恕是后天的性道；中和是先天的性道。中是道的正体，是发动时的光华；空是静中最初的发动，是道的形状；无是道的本体，是发动中的静。由无而空，由空而中，由中而生出天地人物，这是由静而动，是从无极到太极。由人物返归天地之中，由中而空，由空而无，这是由动而静，是从太极到无极。这就是天地敦厚化育的作用，也是大道如河流般的运行。若说大道的敦厚化育，难道只限于这一方天地，难道只限于此时的天地吗？它将使万万大千世界的天地、万古未来的天地，都以同一道而归于一致。可惜世间的人不能参与听闻，也没有人看见。这是大道最深厚的德，难道仅仅可以说是天德的大德吗？大道最深厚的德，是大道的发动；至于大道的静，就不能用语言来谈了。大道的无无，难道还可以用语言来谈吗？先生说：大道的无无，也是我所说的无无。无无，就是我心中隐藏的中。我所说的中，是无无的光华。若要与无无相合，没有比守中更好的；若要运用无无，没有比执中更好的；若要实行无无，没有比达到中更好的；若要推进无无，没有比明了中更好的；若要使无无合一，没有比时中更好的。时中，用大的方面说，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用小的方面说，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剖析它。随心所欲而不超过规矩，处处都是道，也就是无无。守中，是老子；执中，是尧舜；致中，是大德；明中，是释迦；时中，是孔子。老子的守中，历经检验而没有差错，所以说，老而不老，不老而老。尧舜的执中，是我们儒家所继承的道路；大德的致中，将要付诸实行；释氏的明中，继承我们而兴起；孔子的时中，至今没有止息。《诗经》说：“这就是上天的命令，深远美好而永不止息。”大概说的是上天之所以成为上天的道理。圣人所经过的地方，教化就随之改变；圣人所存留之处，神妙就在那里。孟子说，圣而不可知，就叫作神。答：圣人的道广大伟大，浩浩荡荡地化育万物，高峻得直达上天，宽裕而广大。礼仪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项，广大深厚如深泉，随时流露出来。它的仁厚真挚，深沉如渊，浩大如天。《中庸》说：“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修明道叫作教。”太上老君说：“道空虚而运行它，似乎永远不会充满；它深远啊，仿佛是万物的宗主；挫去锋芒，消解纷争，调和光芒，混同尘俗；深沉啊，仿佛若有若无。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子孙，似乎在上帝之前。”这正是当今的时势。问：请问它的作用是什么？答：把虚空的内在转化为实在，在精巧的内里生出莲花。问：这就是所谓智谋踊跃、委曲求全吗？答：您的话是对的。（刍谈录） 第六十九礼拜：至于此邦新义 民国二年七月初九日记 问：“孔子到了一个国家，必定听闻那里的政事”这一章，子禽、子贡同是孔门弟子，为什么子禽会有这样的疑问呢？答：（白话解）子禽不知道孔子至诚之道的境界，不但能够了解一个国家，也能了解万国；不但能够了解一个时代，也能了解万世。所以子贡就顺着人的情况来说明，用人情向他解释：夫子是凭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而得到这些信息的。夫子求取它的方法，与常人求取它的方法大不相同，难道是不同于常人的求取方式吗？这不像一般人的求取。我平日对别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不过是言语行为都合乎人情；常常游历时遇到自己不了解的事，就有人向我说明，遇到办不到的事，也有人替我办成。我只有这一点公心，出门在外就没有人欺侮我，反而能有所见闻。何况孔子天生就是至圣，道德与天地相配，学问贯通古今，哪里还必定要先求取信息才知道呢？世人如果学习孔子，万事不必求取也可以明白，因为具有至诚之道。所以说，至诚如神。温良恭俭让，就是至诚的表现。（官话解）子禽姓陈，名亢，是陈国人；子贡姓端木，名赐，是卫国人，都是孔子的弟子。“夫子”指孔子，弟子称老师为夫子。“至于此邦”，是说孔子游历各国；“必闻其政”，是一定听闻治国治民的事情。是孔子求取这些信息，还是别人给予他的呢？有时是国君主动告诉他，有时是国君和他谈论。子贡知道孔子具有大德。温，是和，如春风；良，是善，是慈爱淑美；恭，是敬，根于内心而流露于外；俭，是节制，庄严而不放肆；让，是谦逊，丝毫不自以为是。孔子五种大德都具备，盛大的德性光辉照耀，上天护佑他，福禄随之而来，众邪避开他，神明护卫他，所以国君内心确实受到感动，夫子便由此得到信息。即使说夫子有所求，也都是出于爱护百姓的心；这同世人的求取方式大不相同。因为夫子的求取，与世人求富贵功名有很大区别。问：人有温良恭俭让，就可以了解国家政事；如今的学者却必须游学，这是什么道理？答：（白话解）如今正值天元正午，大地彼此贯通，天下将成为一家，世界趋向共和，不能不互相往来，取长补短，融合各地的风俗、教化、政治和技艺；这样以后才知道，物质文明虽然使外表华美，还必须由道德文明在后面支撑，才能形成大同世界。（问谈录） 问：如今天下不平，大道不能实行，是因为大道不能实行，天时还没有到。天时一到，学校建立；学校建立，人才增多，天下就太平了。答：大德建立起来，天下本来就会太平；大德出现，天下也会太平。

译问：静时善，动时却有邪，这是大道的动静。大道发动而出现邪偏，流入小道，就叫作障碍；发动而有恶，静时却不能全善，这是小道的动静。小道发动而为恶，在人是被气禀拘束、被物欲蒙蔽。正因为小道的发动会产生恶，所以周子说要慎动，这是后天的性道。又因为大道的发动也可能有邪偏，所以君子一定先要慎独，这是先天的性道。慎独，就是不等到发动才防备，用来避开大千世界的障碍，端正后天的发动。所以说，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中是天下的大根本，是贯通先天、后天的一贯法则。因此，处于后天而不被后天的恶所蒙蔽，就要诚实地守住中；处于先天而不陷入先天的障碍，没有比守中更好。执中的最高境界叫时中。时中，没有恶，也没有障碍；它是小道的总宗，也是大道的正宗。至于情感发出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是后天的性道，是外王之道。所以说，礼的作用以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此为美。情感发出而都合乎节度，是因为有先天之中作主宰；先天之中能够居中，是用慎独的方法涵养出来的。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慎独，是涵养先天的本体，端正后天的作用；避开先天中的先天障碍之气，合于先天中的先天大道。答：凡事一定有达到至善的方法；如果得到这个方法，就能从一件事贯通一切，得到“一”而万事俱备。孔子说：“我的道是一以贯之。”《大学》说：“要止于至善。”知道应当止在哪里，就能一以贯之。所以说，实行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刍谈录） 第七十礼拜：父在观志新义 民国二年七月十六日记 问：“父在观其志”这一章，圣人谈孝，为什么重点在于不改变父亲的道路呢？答：（白话解）这是夫子针对贪恋女色、放荡轻浮、违背圣人之道、不听父兄教诲的人所说的话。“父”字指有道德的父亲。“父在观其志”，是看做儿子的是否具有父亲那样以道德仁义为志向；“父没观其行”，则是针对中等之人、略受严父管束的人来说的。父亲死后，也要像父亲在世时那样遵循他的言行，才是能够承继家业的好儿子。即使想按照自己的作为行事，凡是改变而不损害道德家风的事情，也必须等到三年以后再做。父亲去世三年后，自己也已有了经验；以父亲的德性作为自己的德性，充实父亲的道路来完成自己的道路，言语行为都合于道，才可以说是孝。我讲到这里，想起满清入关以来，洪承畴与清廷划定国政，其中有一条是不增加民间钱粮，顺治把它永远垂示为训。不仅康熙、乾隆遵守，直到宣统，二百多年都没有改变制度。去年隆裕太后以义让位，如今成立民国，大总统保全他的宗族；这就是二百多年不改变先王之道，可以说是“孝矣”的良好结果。（官话解）志存在内心，行为表现在外面，指的是子女的心性和行为。若要观察子女孝与不孝是否纯正，父亲在世时还不能据此定论；父亲死后仍然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路，才可以据此论定一生。所以说，可以称为孝了。（文话解）“父在观其志”，是说志向存于心中，尚未表现在事情上。父亲在世时，做儿子的不能独自决定，志向或善或恶，还难以确定。等父亲去世后，才可以由他自己作主，考察他的言语行为是善是恶。所以说：“父没观其行。”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路，是指父亲的言语行为。能够守住父亲的道路三年，才可以说是孝。世上有人在父亲活着时不能遵从教诲，父亲死后甚至忘掉父亲的形貌，哪里还谈得上三年不改？即使后世帝王，还有灵柩尚未下葬就观灯大宴的，怎么能称为孝？必须等到三年之久，无人教训，仍然能够坚守善道，才可以断定他终身不改变父亲的道路。这就是仁人孝子始终如一的表现。问：满清不改变先王的道路，可以称为孝；假如改变了，那么今天又该怎样说呢？答：不改变先王的道路，并不是说拘泥于旧制而一概不改，也要看哪些可以改、哪些不可以改。关系到道德伦理纲常的事情，善的就不可改变；但又要因时制宜。所以孔子说：“殷因袭夏的礼制，其中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比前人的见识更高，道德又超出众人，那么还有什么一成不变、绝对不能改的呢？孔子虽然继承尧舜，效法文王、武王，但他删定《尚书》、制定礼制，何尝不是改变古代圣人的道路？只是孔子不是任性妄改，而是从仁义道德中加以改革，这才是可贵的。（问谈录） 问：时中是小道的总宗、大道的正宗。小道在后天而达到一中，是小道的圣者；圣而清、圣而和，小道在后天而达到时中，是小道的圣人；小道在先天而达到时中，是小道的至圣；小道在万万方面都达到时中，是小道的大圣。小道在后天而达到一中，是大道的百姓；小道在后天而达到时中，是大道的士人；小道在先天而达到时中，是大道的贤人；小道在万万方面都达到时中，是大道的圣人。至于大道的至圣、大圣，大概还没有听说过。所以说，由士人仰慕贤人，由贤人仰慕圣人，由圣人仰慕上天，仰慕上天永无止境。答：鸿钧一气传下三教，大君一气化育大千世界。孔德的容貌，只有道可以遵从；大德的实行，只有天命可以承受。君子不过是遵循道罢了，思想不超出自己的位置。

译问：《通书》说：“吉、凶、悔、吝由行动产生。”唉，吉只有一种，行动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慎动是行为的根本。不合礼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就是诚实守住中。慎独是慎动的根本；仰头不愧对上天，低头不愧对他人，内心反省而没有惭愧，志向没有恶念；即使处在近处的屋室，也不愧对屋漏，这就是守中。执中，是先天的太极、后天的性道，是慎动的根本要领；守中，是先天的无极、先天的性道。守中才能执中，执中而不守中就没有权变。尧舜的执中，是因为尧舜能够守中；执中还要有权变，这就是尧舜的执中，也是尧舜运用中道。颜子克制自己也是这样。周子的慎动，尚且不能执中，更何况谈守中？子莫的执中，也不如周子的慎动。《诗经》说：“奏告于神而无言，时时没有争执。”所以君子不必奖赏，百姓也会受到劝勉；不必发怒，百姓也会敬畏如同畏惧斧钺；不行动，人们就敬重；不说话，人们也信服。君子建立什么，人们就立于什么；引导他们，他们就会实行；安抚他们，他们就会来归；发动他们，他们就会和谐。无为而没有什么不能做。恭敬笃厚而天下太平。不忧虑没有地位，只忧虑凭什么立身；不忧虑没有人了解自己，只求成为值得了解的人。别人不了解自己却不恼怒，退隐于世而不被了解也不后悔。不怨天，不责怪人，由下学而通达上天。天下有道就出来做事，无道就隐退；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被任用就实行自己的道，被舍弃就收藏自己的道。这就是时中。时中，是不必先谨慎行动而行动自然合于中，不必刻意守中却没有一处不中；不思考便能得到，不勉强便能合中，从容而合乎中道，这就是圣人。答：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通过学习才知道的，次一等；遇到困惑才学习的，又次一等。但等到取得成功，结果是一样的。问：请问所谓“一样”，是什么意思？答：困惑之后学习，也就是生来就知道。第七十一礼拜：和为贵新义 民国二年七月廿三日记 问：有子说“礼的作用”这一章，既然说以和为贵，知道和而一味求和，为什么又不可实行呢？答：（白话解）凡事都要运用礼。有子由礼说出“和”字。先王之道从古至今都以此为美，就是选择善道而遵从。大小事情都由此实行，还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变通，由小推到大，达到恰当合适。有些事情之所以不能实行，是因为只知道和而一味求和；这样没有礼的和就会流于放纵，也不能实行。有子重视礼而以和为贵，写到末尾又重视和而以礼为贵。和，是礼的谦逊恭敬；礼是和的本体。有体有用，这是有子精华的发挥：由礼想到和，内在成圣、外在成王，就是儒家执两端而用中道。若不是有子，哪里能说出这些话呢？（官话解）礼，在天叫天文，在地叫地文，在人叫人文，而实质就是“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性发出来成为情，这就是礼的作用；人情彼此融洽，所以称为和，以和为贵。古代先圣先王治理世间的道路，以和为美；美就是没有丝毫弊病。大概先王制定礼，是根据天理中的自然、人情中的当然，由此酿成天下的大和。世上有人知道和，但大小事情实行起来却不得当，为什么呢？因为只知道和而一味求和，没有得到中和；和就会流于放纵。只有用礼来节制它才行。礼不可过分严厉，也不可过分宽松，这样才可以实行。若不用礼节制，父子没有尊卑，君臣没有上下，兄弟没有敬让，夫妻没有分别，朋友没有规劝，怎么能实行呢？（文话解）这一章是有子教人必须先懂得礼的意义。礼过于严厉，人就难以实行；过于宽松，人就会任意妄行。必须做到不过分也无不足，所以说以和为贵。有子又担心人不遵循古礼，所以说先王之道以此为美。“先王”指古代成为天子的圣人；“斯”指和。它尽善尽美，使人遵循道理，并有上下尊卑的区别。大小事情都以此为准，再根据情况权宜变通，取得中和，礼的整体作用就能推行而使一切便利。反过来就不能实行。（问谈录） 问：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慧者和下等的愚昧者不会改变。”大德之人必定承受天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答：是的。问：“所经过的地方就受到教化”，是两方面的变化，也就是阴阳；“所存留之处就显现神妙”，是合一而神妙，也就是阴阳合璧。一阴一阳叫作道。所过而教化，是川流；所存而神妙，是敦化。答：由无而成为有，由有而归于无；真正的空并不是空，不空而归于空。上天的承载和运行，无声无臭，达到极致。问：儒家执中、用中、建中、致中；释家存中、空中、明中；道家守中、合中、一中、化中。这就是三教的根本。答：中，是上帝的作用。问：上天以仁爱养育万民，代替上天保护百姓的人，周全成就万物而不损害仁，这样君主之道就得到了。答：只有仁者才能保护百姓；只有保护百姓，百姓才不会减少、失散。问：那么，仁者是奉天之民作为道，奉天之罚作为讨伐吗？答：仁者是上帝的儿子；天下都有这样的儿子，天下就归于仁了。问：天下归于仁，天下的人就都仁了吗？答：上面有仁德的人，哪有可能还会用罗网陷害百姓呢？问：涵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减少欲望没有比守中更好的。人心与道心的危险、幽微，是阴阳；理在阳中发动，欲在阴中兴起。阳气盛而阴气顺从，就是守中的功效。中之慎独，是先行克己；中之慎动，是在行动中克己。慎独属于先天，慎动属于后天；诚实地守住中，就是先天、后天一以贯通。答：所以说，居中而一定能和，有本体自然就有作用；内在能成圣，自然就能外在成王。

译问：我曾听说，天地有开有合，三教也有两种形态。羲皇以前的三教，由道到释，由释到儒；道教治理天地，释教治理人物，儒教治理人群，这叫神治。羲皇以后的三教，由儒到释，由释到道；儒家治理天下，尊重人而抑制万物，安守自己的位置而行事；释教进入社会，主张物我平等，普遍救度众生，也安守自己的位置而行事；道教返归真朴，统摄天地人，也安守自己的位置而行事，这叫人治。神治属于动、生、发、分、开，用来生成天地、养育万物；人治属于静、化、归、一、合，用来使天地各安其位、养育万物，使天地归一、使万物平等，使天地化育、使万物变化。历法纪年以羲皇为前后分界，枢纽以天元正午为转机。生逢这样的时代，应当做什么呢？效法自然，拨乱反正，进入文明，进入升平，进入太平，这就叫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所谓人身难得、中土难生，归根结底就是儒道罢了。来时如此，归来也如此，确实如此吗？答：君子不过是相信道罢了。问：穷究事理，是先天的小道；穷尽本性，是先天的大道；达到天命，则属于后天。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处在后天来谈先天，通过尽人事来合于天道。天与它，人也与它；这是处在先天来谈后天。答：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问：尊崇孔子而排斥佛、道的人，读圣人的文章，却没有听闻性与天道；尊崇佛教而轻视孔子的人，不知道从下学起；尊崇老子而遗弃各种教化的人，不懂得中庸；尊崇耶教而排斥儒教的人，不能与他谈论施行教化；尊崇回教而不舍弃自我成见的人，不能容纳大同世界。孔子说“有教无类”，就是一以贯之；修明道叫作教。上帝作为代表，各种教化都归于儒家。答：各种教化各有其时代，适合的才实行。万教归儒，就是大道的实行；三教同源了。（刍谈录） 第七十二礼拜：信近于义新义 民国二年七月三十日记 问：这样看来，有子是圣门中的狡猾之人了。答：（白话解）凡是圣道中人，不过是有智慧见识罢了，怎么能说狡猾？所谓内在成圣、外在成王，就是面对事情处理事情，比常人高明一步。没有大智慧，也不是圣门弟子。常说，害人的心不可有，防人的心不可没有。君子与君子相对，是心灵相通的至交；君子对小人，只是表面交往、口头应酬。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亲近他们，他们就不谦逊；疏远他们，他们就怨恨。”不过，圣人有奸诈谋略却不使用。人有奸诈谋略，也许正是先觉察到危险，只是不使用奸谋，所以才能照见奸邪。比如有子说“信近于义”：凡事都要守信，但要看是否接近义；接近义，所说的话才可以兑现，一句话定下之后，终身不改变。“恭近于礼”：人应当恭敬，但要看是否合礼，不合礼就不算恭敬。比如见到文王应谈仁义，遇到韩信应谈战争，这样才可以远离耻辱。“因不失其亲”：初次相见就如同旧识，长久相处也如初见，不怀二心，这样的人可以作为所宗仰、可以共事并服从的人；否则今天像红花，明天像枯草，处在平常时不同，处在变化时又不同，暂时不同，久而久之又不同，常常怀有二心。有子教人守信而合乎义，恭敬而接近礼，依靠他人而不失去亲近。这些都是人情中的事情。否则，你学习做一个正直的人，他却不讲仁义；这就是儒教对内对外的完整体用：以道德为本体，以人事为作用，所以内在成圣、外在成王，无处不恰当。如今根本不讲内圣外王，只讲凭借武力而假借仁义来称霸，这是没有根基的学问，我就不说了。（官话解）信、恭、因这三者，人不可缺少；义、礼、亲这三者，又不可不明白。义，是事情的适宜；信接近义，就能用于世间而没有弊病，所以说所说的话可以兑现。恭敬接近礼，就不会卑下或亢慢。礼是人事的规矩，反省自身和内心而觉得安宁的事情，就应当去做，所以说可以远离耻辱。依靠他人而不失去亲近，是因为对我有益；所谓亲近，是指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人。即使一时选择结交没有差错，终身也可以结交；他有真实的德性和实际的行为，可以作为我的宗仰，所以说也可以宗仰。（文话解）孔子教人，以信为重。信是真诚实在的心，没有丝毫欺骗虚伪。有信，即使到了蛮貊之地也行得通；没有信，在乡里也难以行得通。有信的人，一句话定下，终身不违背。有子又担心人守信太过愚直，如尾生抱桥而死；不是“信”这个字误了人，而是人自己误解了它。必须明白道德，通达权变。所以说信要接近义。义，是衡量事情和道理；合于义才相互约定，不合于义就不应相约。信接近义，所说的话必定可以兑现；兑现，就是实际践行，不失信。恭敬的心人人都有；不合礼的恭敬，就是谄媚。礼，是恭敬的节度文饰，上合天理，下合人情，所以说可以远离耻辱。“远”就是去除；耻从内心产生，辱从外界到来。该合礼时恭敬，耻辱就能去除。“因不失其亲”，是说一时相遇相合，必定是初见如故，再见仍然如此；富贵时如此，贫贱时也如此。开始并非有意依附，却能够长久守约而不忘，所以说也可以宗仰。“宗”就是以他为主。这是君子权宜变通的事情。（问谈录） 问：要使百姓遵守法律，必须使百姓尊崇道德；要使百姓尊崇道德，必须使百姓知道天道；要使百姓知道天道，必须使百姓懂得自爱。自爱的具体表现，在于维护善良风俗，崇尚古代先贤的言论，使百姓知道生命、死亡和人的身体都很可贵，也知道血缘家族的家训值得尊重。答：三教同源，万事就都具备了。问：先天平等而后天不平等，君子就使政治公平，以先天之道来驾驭后天。所以老子说：“天道，难道不像拉开弓吗？高的压低，低的抬高；有余的减少，不足的补充。天道是减少有余来补足不足；人的道路却不是这样，反而减少不足来供奉有余。”（冉有做季氏的家宰，替季氏聚敛财物，又从中加以增益，所以孔子教人击鼓声讨他，因为这不是圣门效法天道、使政治公平的意思。）谁能拿有余来供奉天下？只有有道的人能够做到。答：君子效法天道而尊敬人，将要以此使天下公平。

译问：到了大同之世，天下成为一家，中国只有一个人，这叫作“中国”。到了进化之世，天下只有一人，万物与我平等，这叫作“中土”。到了归化之世，天与人合为一体，天地共同归于一处，这叫作“中无”。答：神能够预知未来，只是不能像这样确知其中的微妙端倪。问：至善，是众妙汇聚之处、元始元终的根由吗？至善，是道义的门户、本末始终的所在吗？答：所以说，不止于至善，就不能生；不止于至善，就不能明了。止于至善，是天地人神所以产生、所以明了的根本，还是它们所以遵循的法则吗？问：夫妇有别，是用来端正根本、清理源流、巩固家族基础并维护其独立的吗？答：夫妇确立，阴阳便各自互为根本；夫妇有别，阴阳便达到极致；男女有别，阴阳便得以确立。确立就清正，清正就吉祥，吉祥以后，行动便无往而不利。问：家族是王道施行的基础，夫妇是家族的起源。端正夫妇之伦，方法有两种：一是礼法，二是感情。所谓礼，如夫妇有别、婚姻由男方亲自迎娶、嫡妻庶妻不能有丝毫混淆，以及夫妻之间、夫党与妻党之间所遵行的丧服制度。所谓法，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对义夫、节妇、烈女加以表彰；婚姻不能轻易离异。所谓感情，如丈夫倡导、妻子随从；彼此相敬如宾、如友，相爱如兄如弟；又如男女内外有别，男女授受不亲，七岁以后不共食、不共席，八岁的女子不得走出中庭。这些都是为了防止闲杂情欲，保全完璧，使夫妇感情圆满。这样以后，夫妇才端正，家道才能建立，血族才能受到尊重，孝悌才能确立，王道也才能赖以施行。我们儒家把它贯通于内圣之学，说家之根本在于自身；自身修养好了，家才能整齐。内圣才能发为外王，外王圆满成就，内圣才可以希望达到天道。这就是中土成为道法源头的原因，所以重视家族、端正夫妇、防范男女，以淫欲为万恶之首，以孝为百行之先。并不像四方夷裔之地那样，道术分散而各不相同，与天道的元中没有密切关系。男女关系不清，夫妇关系不正，家道不能成立，却仍然淡漠无动于衷，心中不加以悲痛。如果长久如此，这就是中土与外域所以有区别的地方。答：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天下就是一家，又有什么区别呢？问：家道建立了，内圣与外王便一以贯之；孝道确立了，先天与后天也便一以贯之。答：这是仁者的时代。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要经过一代，然后仁政才能形成。假如有人任用我，一年便可以见效，三年便可以成功。任用我，我就出来施行；不用我，我就退藏起来罢了。” 问：道存在于后天，吉凶悔吝之中，喜事只有一项，忧患却有三项，所以说是红尘苦海。圣人以道救济天下，普遍渡化众生。答：圣人爱人，也就只是这样罢了。难道人反而不应当自爱吗？问：天地，是“中”的上下两端；人，是上下之间的中间。所以至高无上的上帝把正中的本性降给百姓，百姓承受天地之中而出生。天地与人，是“中”的精华；人，是“中”的心。因此人是天地之心。上天生出万物来养育人。《易》说：“至于杂取万物、撰述其德、辨别是非，那么不是处在中位的爻就不能完备。”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历代圣人相承，都真实地把持中道，儒学可以统摄各种教派。答：儒学是三教的终点，因为它承受了这个使命；儒学又是万教的开端，因为它居于这个“中”。问：后天的福分，先天已经确定；先天的福分，则从今生开始造作。答：用福分来造作福分，若不是君子，谁能做到呢？问：穷究事理的事情很多，但明白善最为重要。不明白善，就不能使自身真诚。天下事物极其繁杂，而穷究事理最为重要。君子知道根本，却不一定知道变化；知道大的方面，却不一定知道细微之处。所以普通男女所知道的，圣人也有不知道的；普通男女所能做到的，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因此说，要亲近博学多闻的人；多闻之后仍保留疑问。要亲近见识广博的人；见识广博之后仍留意其中可能的危险。《易》说：“君子多多认识前人的言论和往行，知道天地的变化、民众与万物的繁多，以此蓄养自己的德性。”子思先生说：“尊崇德性而以问学为道路，使认识达到广大而穷尽精微。”所以圣人排列《易》卦，推究开端而概括终结，以穷尽其中的变化。《易》是圣人用来探究深奥、研察微妙端倪的。穷究事理而穷尽本性，以至于认识天命，这正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不断向天道靠拢的原因。答：中庸并不是不可能做到的。没有进入任何境地而不能使自己高尚的，所以说“超出众物之上，万国都安宁”。人爵与天爵，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刍谈录》） 第七十三礼拜：饮食不求饱的新义 民国二年八月初七日记。问：君子饮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那么君子有什么乐趣呢？答：（白话解）君子饮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就是随缘而遇、顺势而处，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自得。做事敏捷，言语谨慎；凡是做一件事，都把知和行一同运用，不随便发言；亲近有道德的人，请他来匡正自己；亲近仁者，把他当作老师，接受他的指引，以免误入迷途。这一章讲的是真君子的行为。有这样的行为，就是好学的人。好学的人合乎天道、顺应人情，做事不苟且，可以说是真正好学了。（官话解）君子就是真正的儒者。饮食不求饱，并不是一定不要吃饱，只是不贪求美味罢了，因为饮食只能养育凡俗的身体，不能养育真实的本性。居住不求安，并不是一定不要安居，只是不贪求华丽罢了，因为住所只能容纳凡俗的身体，不能安顿真实的心。做事敏捷，敏捷就是勤勤恳恳、没有止息，没有丝毫向外物追求的心，只专注于穷究事理、穷尽本性；言语谨慎，不应当说的便不说，即使应当说，也不轻易说。所以有智慧的人既不失去该交往的人，也不失去该说的话。亲近有道之人而使自己归正，是担心自身不合于道，因而就近请他匡正自己。这样，所勤勉的事情、所谨慎的话语才不至于错误，才能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询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感到迷惑。这样的人，才真正可以说是好学。对内要求自己，对外求教于人；所学的是大的道理，所归依的是正道。夫子先天之道，已经有传承之人了。（白话解）饮食不求饱，居住不求安，必定是因为获得了先天的真实快乐，所以忘却了世俗所认为的美食和华美居所。吃饱、住安，是人人共同喜爱的，夫子难道不知道吗？只是《大学》的道理一旦明白，美味便无穷，安宅也就有了所在。世俗的儒者内外都没有真实学问，始终不能得到真正的美味和广大的居所，得到的只是虚名虚利，转眼便全部成空。哪里比得上真正儒者以求学为乐，在事情上勤勉，在言语上谨慎；修养自身，可以成为别人的法则，千年以后仍然没有人不为之馨香、崇敬和礼拜呢？（《问谈录》）

译问：想穿狐貉皮衣，是后天的常情；穿着破旧的▯袍，与穿狐貉皮衣的人站在一起却不感到羞耻，是先天的真性。答：子路大概可以进入孔子的内室了吧？可惜还没有达到。后来不得善终，说明他还不能同他谈权变。问：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是谨慎行动的学问。因为内心还有不合于中的地方，恐怕不能达到和，所以要辅助、调节、成全，以补养其中。答：以忠信为主罢了。问：自强不息，是立身行道。自身不能实行道义，连妻子儿女也不能使其实行。一天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天下就归于仁。答：这是说仁者运用它，就称为仁。问：从天子直到平民，一概都以修养自身为根本。修养自身，德行才真实；天下的根本在国，国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自身。自身修养好了，家才能整齐；根本确立，道就产生。所以修养于家，德行才有余；修养于乡，德行才增长；修养于国，德行才丰厚；修养于天下，德行才能普遍。因此自我修养，就是以自身观察自身：心在自身，道就在自身；以家观察家：心在一家，道就在一家；以乡观察乡：心在一乡，道就在一乡；以国观察国：心在一国，道就在一国；以天下观察天下：心在天下，道就在天下。心是道的统摄，道是心的广大作用。若要穷尽它的广大作用，还必须使心存于万古以前和万古以后；也就是使道存于万古以前和万古以后。自我修养，就是尽心罢了。心是自身的主宰，又是天下国家的主宰。所以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求回那颗放失的心罢了。求回放失的心，就是无处不用心；无处不用心，就是大一统的意义。大一统，就是一以贯之的意义。这种道理，并不是说我们儒家的道只在于天下太平而已。使天下太平，是我们儒者应尽的职责。所以说“下学而上达，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答：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在天地之间亲爱人民，在悬空的至善处止息，这些都是一以贯之的。问：孔子在河边说：“流逝的时光像这样啊！昼夜不停。”这说明道像水一样，只是没有外在的边界。小德如同河水流行不息；大德如同万水朝宗，周而复始，循环无端，不知道它的端始，所以说“无端”。不知道它的开始，却自然而然地开始，所以说“道法自然”。答：天下最为刚健的阳，根源在最为柔顺的阴，所以说“一阴一阳叫作道”。道因而公正广大，没有边际。（《刍谈录》） 第七十四礼拜：贫穷却不谄媚的新义 民国二年八月十四日记。问：子贡问“贫穷却不谄媚，富有却不骄傲”这一章，应当怎样解释？答：（白话解）贫穷却不谄媚，富贵却不骄傲。我即使贫穷，也不做低头下贱的事，不向人求取；我即使富贵，也不骄奢淫逸，不轻视别人。这样如何？这是问这样做是否恰当。孔子说：“可以。”这样也可以，只是还不如贫穷却能快乐。贫穷而能快乐，君子本来就能安于困穷；即使喝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在其中；生活在简陋的巷子里，饮食简陋，也不改变自己的快乐。不怨天，不责怪人。富有却喜好礼，凡事还要谦让，言语行为毫无不当；见到富贵不能使他迷乱，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总是以礼自持，敦厚而崇尚礼。子贡听了孔子的话，于是引用《诗》说：“如同切磋，如同琢磨。”我原以为贫穷不谄媚、富有不骄傲就是君子，却不知道贫穷还要能快乐、富有还要喜好礼，才算是君子，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同你谈论《诗》了。你已经能从我说的过去之事，推知将来的道理。”告诉他已经说过的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好礼，子贡便领悟到切磋琢磨的功夫。这一章说明，夫子知道贫富之中人心并不相同：有人能守住贫穷，一旦得到富贵却胡作非为。有人能守住富贵，一旦陷入贫贱，却无恶不作。所以必须经过切磋琢磨，要知道富贵贫贱都是从因果、善恶中来的，何况顺境逆境又只是身外的遭遇。君子实行道义，只是安于天命罢了。去年我邻近有一家富户，他的父亲还知道喜好礼。到了年老时，把家务交给儿子管理；儿子常常阻止父亲行善。父亲去世后，不到几个月，接连遭遇不幸，他反而责怪别人不对，来告诉我。我于是暗中点醒他，说凡事都要归罪于自己，厚重的德行才能承载福分；尊显亲人、扬名于世，帮助父亲行善，才可以保全前人的基业。陷亲于不仁，阻止亲人行善，恐怕德行耗尽，家业必定灭亡。不要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就可以承载福分；必须富有而喜好礼，才能长久守住富贵。（官话解）贫，就是穷苦；不谄媚，就是不向人求取，也不以贫穷为耻。富，就是财物充足；不骄，就是不自夸放纵。即使家里富比封君，也只是暂时的福分罢了，有什么可骄傲的？“如何”是请夫子评定的话。孔子说“可以”，意思是这也可以作为处世的常道。但还不如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好礼。贫穷而快乐，是以乐道而忘记贫穷；富有而好礼，礼就是先天之礼，以喜好礼而忘记富有。贫富都是身外之物，不如成为忘却贫富的人，那就远远超出不谄媚、不骄傲了。子贡以为不谄媚、不骄傲已经达到极点，却不知道在这之外还有最高的一层，可见学问没有止境，所以他心有所感而领悟了。如同切磋，如同琢磨，细处还求更细，精处还求更精，这是做学问的宗旨，《诗》已经明白说出来了。“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是他对夫子的话恍然领悟。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同你谈《诗》了”，是称许他明白《诗》的道理。可以同他谈《诗》，是因为告诉他过去的道理，他便知道将来的道理：告诉他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好礼，他便领悟到切磋琢磨的功夫；因而知道夫子已经说出的道理，也知道夫子尚未说出的道理。这样，就可以由后天的学习而进入先天的道了。（文话解）子贡先贫穷后富有，知道时运与命运的得失有一定，所以贫穷时不谄媚，富有时不骄傲，这是君子坦荡的胸怀，也可以说是善于处置贫富。然而他还没有忘掉贫富的迹象；至于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好礼，是获得先天真实学问之后才有的境界。这样看来，贫与富不过是石火电光，而身心性命才是真正恒常的学问。等到子贡引用《诗》而领悟到切磋琢磨的功夫，孔子便称许他，称许他渐渐可以进入精微的境域了。

译问：先生上星期讲，富有却不好礼，不能承载福分。这种说法恐怕人们不会认为正确。我看如今大多是富有而不仁，却反而得到富贵，这是什么缘故？答：（白话解）他富贵而不仁，却还能承载福分，是因为祖先还有余德。如果他又能喜好礼，他的富贵就会长久无穷。所以说：“用富贵来积累福分，若不是君子，谁能做到呢？”（《问谈录》） 问：《诗》说：“我怀念光明的德行，不以声势和脸色来感化人。”孔子说，声色用于教化百姓，是末等的方法；用政令引导他们，用刑罚整齐他们，都是声色一类的事情。答：哪里只是政令和刑罚呢？君子笃实恭敬，天下就能太平，这才是其中的关键。问：喜怒哀乐，是识神发动于外在表现的情感，也是人的常情。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叫作“中”，是以天道为根本来治理人的情感，以元神为主而使识神从属。因此情感发出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不合乎节度，是识神发动并流于欲神。答：立志于道，依循仁，你已经知道了；以德为依据，遨游于六艺，你还不知道。问：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答：以德为依据，就是牢牢记在心中而不丧失；还必须用学习文章来验证它，这才是好学。遨游于六艺，就是通过学习文章来使知识广博。以德为依据，还要用礼的要旨来约束自己。真正能够据守德行的人，必须学习并游习六艺，以此来崇高自己的德行。问：天命不可倚仗，君子贵在自强。人能自强，没有命的也会有命，所以说物竞天择，栽培者得到培育。君子安处平易之境以等待天命；如果不自强，有命的人也会失去它，倾斜的终将覆倒。因此说要尽人事以合天道。朋友不可依靠，君子贵在自立。人能自立，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如果不能自立，夫妻也会反目。所以说君子自强不息，自立之后才足以依靠别人。答：只是天命并非恒常不变；合于善道就得到它，不合于善道就失去它。孟子说：“君子只是努力行善罢了。” 问：时中，是天道。孔子合乎时中，是天道的表率、立人的极则、万物的命脉。答：能够实行时中的方法，只在于真诚地把握事物的微妙端倪。问：中和学堂设置观过室、观察员、纠察员，是用礼来整齐规范学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由此产生。学堂有三大讲堂，不时讲论道理，是用德来引导学生。所以中和学堂，是大同时中的根本，用来汇聚古今中外各种教派的学问，熔铸为一体，彼此并行而不相违背，共同协调于“中”，层出不穷，并且随时施行，这就是所谓“时中”，所以取名为“中”。它聚集全球的学生、天下的英才，根据各人的才性加以笃实培养，全才由此产生；国家由此得到治理，天下由此得到太平；世界由此得到教化，天地由此归于一体。所以取名为“和”。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中，是天下最根本的根本。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得到养育。学堂是中和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够统摄中外，广大、博厚、深邃如泉，并且随时施行，所以叫作“时中”。时中就是天道。天道合乎时中而有孔子，孔子在前代实行时中，今天在后代实行时中。因此学堂是天道的表率、人道的极则、万物的命脉、天地的位置，是天人合一的所在，是万物归于无的道路；也就是“中”由此显现、发扬而又归于隐微的地方。所以不说它“大”，而说“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它包容在天地之外，又立于天地之中，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呢？因此，中是无极之母、太极之根、阴阳的道理、万物的产生、天地人神的了悟、宇宙的存在，也是大道的名称。所以中和学堂的建立，就是“中”的建立，也是大道由此彰明、圣道由此实行、天下由此太平。只是要看见中道并站立其上：有能力的人跟随它，能力低劣的人则因它而失败。答：中和学堂就是大道的门户。大道如同大路，人人共同行走；但如果找不到门户进入，终身走在其中，也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孔子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道走，却不能让他们知道道理。”那是一个时代的情形；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中和学堂，是要使百姓知道道理，并且从这扇门户出入吗？（《刍谈录》） 第七十五礼拜：忧虑不能识人的新义 民国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记。问：圣人为什么说，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却忧虑自己不能了解别人？答：凡事若想使别人不知道，除非自己根本不做。有这样的内在，必定会显露于外在；所以别人看自己，就像看见自己的肺肝一样。何况人间的私下言语，到了天上就像雷声，不只是人能知道，鬼神也会先知道。凡事总应忧虑自己不能了解别人，所以说，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就能百战百胜。而且人一生中，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心中的善与恶，自己总会先知道。由了解自己推及了解别人，将心比心，就能知道别人。忧虑不能了解别人，是因为不能了解自己。所以孔子又说，不可以不知人。（官话解）“患”就是忧虑。我有道德、学问和事业，即使别人不了解我，对我也没有损害，所以不把这当作忧虑。如果不能了解别人，是因为自己不能穷究事理，那么交朋友、任用人，就不知道对方是否贤能；小则伤害自身，大则危害国家，还有什么忧虑比这更严重呢？所以说，忧虑的是不能了解别人。（文话解）圣人能够了解君子，君子能够了解小人；小人不能了解君子，君子也很难了解圣人。即使有所了解，也只是了解其粗浅之处罢了；精微深奥的地方，谁能了解呢？所以别人不了解自己，有什么可忧虑的？自己不能了解别人，就不能辨别他人的是非邪正，这是克己的功夫还没有达到，因此很难达到了解人的智慧。所以说，忧虑的是不能了解别人。学习的人怎么可以不努力于先天之道呢？（《问谈录》） 问：天下的根本在国，国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自身，自身的根本在心，心的根本在中。所以中是天下的根本。用中来治理心，心就能得到治理；用中来修养自身，自身就能得到修养；用中来整齐家庭，家庭就能整齐；用中来治理国家，国家就能治理；用中来平定天下，天下就能太平。因此，中可以一以贯通万事，一旦得到中，万事都完备了。所以说，中产生中，中有中也有无。答：所以说，君子之道广大而又隐微。没有什么比微小处更显著的，道心虽然微妙，也没有什么比微小处更显著的。把它放开，可以充满六合；把它收卷起来，就退藏在隐密之处。问：中是和的根本，和是中的通达；所谓通达，就是通达于天下。通达天下，也就是使天下和谐。天下的人怎么能够和谐呢？

译答：知道根本就能和谐。兄弟之所以和睦，是因为同出于父母；彼此争斗，是因为昧于根本。士人使宗族和睦，是因为同出一宗。君子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是因为知道天下人都是上天的子民。佛家的物我平等、普渡众生，是因为万物由同一本根而来。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因为万物由同一元气化生。所以知道根本就能和谐；知道得浅，和谐就小；知道得深广，和谐就大。和谐就亲近，亲近就仁爱，仁爱就能体察，体察就产生爱，爱就能平等，平等就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浑然一体，浑然一体就归于中；中就没有不完备的，完备就无所不有，有就无所不生，生就无所不化，化就无所不归于无。无，就是无；无却并非不无，不无其无，则其无也没有无；没有无的无，才是中。中，就是无无。因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天下最大的根本，就是天下最大的存在；天下最大的存在，就是天下最大的虚无；天下最大的虚无，就是天下最大的中；天下最大的中，就是天下最大的根本。你难道没有看见人吗？人，是天地的全体；天地，是中的完整体现。天地不能只等同于一个人，中难道只能等同于一个天地吗？所以说，大道就是中的精华。天地，是中的结果。一片叶子是一个世界，一朵花也是一个世界。中如同菩提树，但菩提难道只是树吗？这说的是中的作用。中的大作用，由大德承受；中的大本体，由上帝使它完整。所以说：天元正午，大道广泛开启；至高无上的上帝，把正中的本性降给下民。问：学习并且时时温习，为什么学习一定要时时温习？每天不忘记已经知道的，逐月不忘记已经能做到的，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何必还要时时温习？答：所谓“学而”的学，不是记诵问答的学，也不是技艺的学，而是《大学》的学。对内谨慎独处，对外谨慎行事，是内外合一的学问。所谓时时温习，就是行住坐卧都不离开《大学》的道理：可以看时才看，不合礼的不要看；可以听时才听，不合礼的不要听；可以说时才说，不合礼的不要说；可以行动时才行动，不合礼的不要行动。头部有头部的仪态，头部姿势要正直；足部有足部的仪态，足部姿势要端正；吃饭时不说话，睡觉时不言语。所以《学而》说要时时温习，是担心实行《大学》的学问却不能合于《大学》的道理，因此处处留心，凡有所作为，都必须慎重思考、明辨是非，然后笃实行之，使万事没有错误，全都处在道中。这样做，难道不值得喜悦吗？如果能够时时温习，即使还没有完全合于中，也不会违背中道。这就是君子真实把持中道的功夫。人若能真正实行“学习而时时温习”这一句话，即使说不上贤，也已经接近贤了。问：命为什么要建立？立命有什么好处？答：立命，就是建立根本。命建立以后，才能承受上天的命令。必须穷究事理，才能勇于行善；必须穷尽本性，命才能作主。自己能够作主，就是克己；克己，礼自然会复归。礼复归，天的正性就会降临。所以君子命立之后，道才能实行。问：什么叫作天命？答：天命就是本性。所谓命立，就是自身有了命。有了命以后，才可以谈本性。所以本性与天道本来是一体的；不是立命的君子，就不能听闻这个道理。问：有人说中和学堂是君子立命的学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答：中和学堂，是建立天地之命的地方；不是立命的君子，哪里能够谈论这件事呢？问：自己能够作主，就不会把自己的贼当作儿子；自己能够挽回自身的命数，然后才能承受天命，代表上帝来挽回天地的气数吗？答：你的话可以说是有智慧了。必须这样以后，才可以说建立了德、功、言三方面的事业。问：君子敦厚而崇尚礼，是所谓后来在礼乐上有所造诣的君子吗？答：礼乐出自君子，所以他的行动可以世世成为天下的道路，他的实践可以世世成为天下的法则，他的言语可以世世成为天下的准则。问：人事为什么能够胜过天命？答：上天会顺从人的愿望。天命并不恒常不变，合于善道就得到它，不合于善道就失去它。没有一件事、没有一种物不包含天命。君子顺应天命而行动，所以处在任何地方都恰当，进入任何境地都能自得。因此君子没有一个时候不能胜过天命。问：在今天的时代，如果不是万教归于儒学，天下就不能太平。想使万教归儒，必须先使三教在自身合于同一本源；想使三教在自身合源，就要实行《大学》的道；想实行《大学》的道，就必须知道大道的学问；想听闻大道的学问，就应当寻求中和之师。太上说，人身难得，是因为人能够立志于《大学》的道；中土难生，是因为各种道的源头都归于这里；大道难闻，是因为中和之师不容易得到。答：师道不能建立，已经很久了。师道建立，天下就能太平。问：中和之道为什么能够使天地各安其位、使万物得到养育？答：中，是天地的道；和，是人与万物的道。天下有中和之道，天就安，地就泰，百姓丰足，万物繁盛。人实行中和大道，道便由自身发出；使天地各安其位而使人安宁，使万物得到养育而使人成长，这是君子的职责。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个道理在办事时最容易看见。不知道平时的一言一笑、一动一静，是不是也无不如此？答：所以君子戒慎恐惧，慎独以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问：孔子说中庸，是大道的实行。实行道的人必须先立命，命立以后才可以承受天命。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答：《中庸》开头就说天命。天命，就是把命赋予人。同样都是人，有的能够承受天命，有的不能，为什么？只是因为他的命立或不立罢了。立命，是建立自己的命，不是建立上天的命。自己的命是根本，有了根本才能承载道；也就是命立以后才能承受天命。这就是有子所说的“根本确立，道就产生”。问：有子说“他做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一章，推究它的意义，孝悌二字是立命的方法。世上的人孝悌的并不少，却没有见到他们因此立命而实行道，这是为什么？

译答：有子所说的孝，不只是孝敬后天的父母，即生养身体的父母；还要孝敬先天的父母，也就是自己的性灵。先天的父母就是上帝。道出于天，也就是出自上帝。上帝是天地万物的父母，也就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孝，就是以上帝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这才叫作孝。悌，不只是敬爱年长的人，还要尽悌道而寻求老师。老师传授上帝的道，使人成为人，代上帝辅助仁德。君子敬师以求学，用学习来尽孝，这是君子的本分。因此尽孝就是尽性，尽性就可以达到命。达到命，就是克制自己而恢复礼，使命能够由自己作主。美色欲望不能动摇他的情感，财帛不能使他的内心迷乱，这就是根本建立、命建立了。命立以后能够承受天命，这就叫礼复归。所以《礼》说：“礼本于天而成于人。”上天的命是末，自己的命是本；有本才有末。所以说“根本确立，道就产生”，也就是《大学》所谓“万物有本有末”是在说这个道理。它不说“道有本末”，而说“物有本末”，是因为上天的命与人的命相合而成为一体。这就叫天人合一。在儒家称为人道，在佛家称为性道，在道家称为天道。所以说万物有本有末。“物”字，是贯通三教的总义。问：既然说万物有本有末，又说事情有终有始，这是什么意思？答：事情，是人事。事情有终有始，就是士人先立志。志向所在，就是事情所在；事情尚未开始，终局已经先确定了。以上帝之心为自己之心的人，才能立志于大道；立志于大道的人，才能代天行道。即使千磨百折，也没有悔恨之心。因为先确立终点，然后才开始尽人事来实行自己的志向，这样才能遵循大道而行，不至于半途而废。这句话说的是君子立命的学问：尽人事以合天道，也就是立命以承受天命。问：根本建立而承受天命，就是所谓“天命之谓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话，是实行道的表现。请问它们的意义是什么？答：天命，就是上天的大道。大道在人身上。道虽然出自上帝，但上帝没有形体，于是化生万圣，使道有了形体。万圣建立教化，就是代上帝实行他的道。因此上帝之道存在于万圣之中，而万圣也是人，所以称为天人。因此不说“圣命”而说“天命”。“天”是万圣的总称。上天把命赋予下民，称为世人；世人承受天命而成为本性，所以说“天命之谓性”。世人依循天命而把它作为法则，这就是行动可以世世成为天下的道路，实行可以世世成为天下的法则，言语可以世世成为天下的准则，所以说“率性之谓道”。这句话说的是君子以道修养自身，敦厚而崇尚礼，把上天的明命实行于自身，以自身作出榜样，这是君子内圣的学问。“修道之谓教”，是因为世人的程度各不相同，必须上合天时，下顺水土，因时因地实行教化，所以说“修”。修，就是使长处与短处相合，顺应形势加以引导，使百姓每天迁向善处却不自知，这就是修的功效。以修养自身之道来教导别人，就是修养自己以治理人、以使人安宁。所以说“修道之谓教”。这句话说的是君子外王的道路，也就是彰明上天的明命，以保全四海。天命就是道。把天命赋予人，就是失去道。太上说：“失去道以后才讲德。”天命所说的性，就是德。道得到于心叫作德；自身承受上天的明命，叫作明德；把上天的明命彰明于天下，叫作明明德。《中庸》是儒家实行道的书，所以“明明德”一句专指儒家而言。问：《大学》是承载大道的著作，这本来毫无疑问。请问“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两句话应当怎样解释？答：这里的“道”字，就是“率性之谓道”的道。道不能片刻离开，也就是天命不能片刻离开。天命，是实行道的关键。君子每天、每两天乃至万事万物的关键，都奉承上天而承受天命。君子是天命的代表，离开天命，就不能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命，就不能成为君子。”这就是不知道立命的学问，不能承受天命而把它作为道，也不能承受天命来教导人。所以说，可离开的就不是道。离开天命，就没有可以守持的法则；视、听、言、动全都成为情欲的私念，还有什么道可言？何况天机有无数，离开它就会失去关键。君子知晓关键，就接近神妙；如果失去关键，就说明本分尚未尽到，不能彰显天道而使它达到圆满，这就叫作过错。“道不可须臾离”这句话，就是君子减少过错的学问、守持中道的功夫。问：所以君子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恐惧；没有什么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没有什么比细微处更容易彰显。因此君子谨慎自己的独处。这几句话又是什么意思？答：“戒慎恐惧”两句，是说明道不可片刻离开的功夫。“不睹不闻”，说的是上天的作为无声无臭。“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中的“隐”“微”二字，说明天命的状态。天命隐微，最容易被人丧失，所以君子要戒慎恐惧。“隐”“微”二字，又说明为什么要戒慎恐惧。“莫见”“莫显”四字，是说天命虽然无声无臭，却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凡天地万物的形象，都是天命的彰显。所以说“没有什么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没有什么比细微处更容易彰显”，这就是明命。君子在没有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没有听见的地方恐惧，就是顾念上天的明命。戒慎恐惧，就是君子慎独的状态。“独”是人身隐微的地方，也就是承受隐微天命的所在。“慎”就是不自欺，不以自欺来欺骗上天和他人；这正是克己的实际功夫、诚意的实际行动，也是实行仁德的基础。所以“君子慎其独”一句，就是君子存心以事奉上天、竭尽心力以奉承上天，安处平易之境以等待天命。问：“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发出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译答：天命，就是大道赋予人的命。大道在天叫作“衷”，所以说“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在人叫作“中”，就是效法天道来持守自己，也就是根据天道来制约情感。所以说，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无不合乎天道，因此称为“中”。“中”不是性，性是从天承受而尚未发动的本性；也不是率性之道，所谓道，是发于自身而表现为“和”。中，是把天命蕴藏在身内，运用天命克制自己，恢复自身合礼的本性，使自己符合天命，这叫作内圣。“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是说喜怒哀乐发于外，都像符节相合一样，即视、听、言、动全都合乎礼：可以说时才说，可以停止时便停止，快乐之后才笑，使人不厌恶他的笑；合乎义才取，使人不厌恶他的取。君子时时处于中，内能得到自身的和，外能得到人与人之间的和。所以说称为“和”。中，是仁者用来在自己身上恢复礼、在自身之中恢复天礼的东西；和，是把天礼张扬于自身，这叫修身；把天礼张扬于世人，这叫施教。所以说，礼的作用以和为贵。问：“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这两句话又是什么意思？答：中，就是君子承受天命、运用天命、实行天命。天命是大道产生的地方。没有人承受天命，就没有深厚真切的仁，也不能达到深沉广大的境界；大道便无所依凭。道无所依凭，天地万物也就没有归依。所以说，要等待那样的人出现以后，道才能实行。人实行大道，必先从中开始。所以说，中是天下的大根本。所谓天下，上指天之上、众真诸圣以及上天所承载的事物，下指天之下，即舟车所到、人力所通之处；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降的一切，无不以君子的中道为根本。所以说是“大本”。“本”也就是心，所以说仁是天地之心。君子在自己身上守中，将它贯彻到自身，自身便安；贯彻到家，家便齐；贯彻到国，国便治；贯彻到天下，天下便太平；贯彻到天，天便安泰；贯彻到地，地便成就；贯彻到万物，万物便丰盛；贯彻到万世，万世便同一。所以说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所谓达道，是天地万物若不依靠它便不能成就。这就是“天下归仁”的真正含义。问：“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得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这是在说中和的功效吗？答：是，是，也不是，是在说中和的容量，显示大道的重要，也尊重君子这种人。自身有一分中，就有一分中和；一分中不如万分中，万分中又不如完全的中。使自身合于中，不如使中合于天地；使自身合于中，是在天下实行大道，使天下成为一家；使天地合于中，是建立中和学堂，开创万世太平的根基。所以说“达到中和”。所谓达到，就是把中道根植于自身，以此感化庶民；庶民跟从它，这就叫大同。用三王的事来考察而没有错误，是通达三王的和；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相悖，是与天地同其德；拿来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是与鬼神同其吉凶；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而不迷惑，先圣后圣，他们的准则是同一的。君子能够达到中和，就是不断地把天命贯彻出来。天地的权柄寄托在君子身上，万物的生命由君子养育。君子执守中道来使天地各得其位，以达到和的容量来养育万物。达到中和的人，就是上帝的代表；使天地各得其位、养育万物，简直就等同于上帝了。此时的天命，便从君子那里发出了。问：君子确立天命、实行大道，竟有这样大的关系吗？答：确立天命的开始，是天地因君子而各得其位，万物因君子而成就。君子自身有一分中，天命便在君子身上有十分的中。君子由一件事推知十件事，天命把大德赋予君子，君子把光明的德性推及天下，使天下人都有同一的德，天下不失德，君子不失道。所以君子谈到大的事，天下没有东西能够承载；谈到小的事，天下没有东西能够破坏。不能承载，是因为天地各得其位；不能破坏，是因为万物得到养育。这时的君子，就是天下唯一的人。问：君子凭什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答：得到一种善，就始终诚心诚意地牢记在心，绝不失去它。“拳拳服膺”，就是守中来克制自己；“不失”，就是整天勤勉不懈。有人说：正因为不失去善，所以不重复犯错；正因为不重复犯错，所以不迁怒；正因为整天勤勉，所以整天少说话，显得像愚人一样。像愚人，是为了增进德性、修治事业。整天少说话而像愚人，是不断进步而不停止。所以君子学习是为了达到自己的道，只不过是笃信而好学罢了。问：这种学是什么学？这种道是什么道？答：是内外合一的学问，也就是《大学》的学问；是天人合一的道，也就是《大学》的道。问：实行《大学》的道，竟有这样美好吗？答：君子实行《大学》的道，就是确立天命、承受天命，以此实行天命。问：这样说来，君子的学问以老师为根本，君子内圣的道以天为根本，君子外王的道以自身为根本；天下只有一个老师，古今只有一种学问，天地只有一条道。君子敬重老师、喜爱学问，为什么偏偏只有他能听闻这个道呢？答：君子的智慧足以知道事情的先后。先，是先天的命；后，是后天的命。知道先后，就知道确立天命、承受天命来实行天命。所以说，这就接近道了。又说，不知道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问：“命”这个字，至圣孔子很少谈到；如果不是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道它呢？看来《中庸》的道，确实不是君子便不可能做到。答：不是这样。君子所看重的是学习。不学习，不能达到自己的道；不学习，不能成就自己的才能。所以《大学》的道开头就说学习，《论语》开头也说学习。《中庸》不是说过吗：“别人用一分力能做到的，我用一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能做到的，我用一千分力。”果真能实行这条道路，即使愚笨也一定会明白，即使柔弱也一定会坚强。人的毛病，只是不好学罢了。好学就接近智慧，接近智慧就接近道。（《刍谈录》） 第七十六个礼拜：《为政以德》新义 民国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记 问：“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是什么意思？

译答：（白话解）北辰，是天地的枢纽；政德，是治理天下的枢纽。只有以德行政的人，才真正是奉天承命、代天宣化。所谓北辰有两个：在天上是七星宫，在人身上是性灵府，这就是天人一贯的道。《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作中；这个中，就是人身中的北辰。人依靠这个北辰，保存于内就是内圣，发于外就是外王。政就是德，德就是政，万民都沾受恩德，所以说众星拱卫它。众星拱卫的不是那个人，而是他的德政。即使像尧舜的德政，过了几千多年，人民仍然在拱卫它。孔子辅佐鲁国，三个月便大治，也是这个道理。（官话解）政，就是端正；德，就是道落实于身心。天下的福祉，大体都归于德。君主有德来端正万国，诸侯便拱卫他；宰相有德来端正万民，百官便拱卫他。居于高位驾驭下属，四海都会归附。譬如北辰处在自己的位置，众星环绕拱卫它。北辰，是上天的枢机、众星的主人，是无极的作用、太极的本体，所以称为北辰。没有北辰作为主宰，恐怕星星也不能成为星星。然而北辰是产生天、地产生人、产生万物的母体；子母相生，远则高高在上，无声无臭，近则一动一念都在眼前。北辰虽然没有可以指认的星，却是众星的主宰，人难道可以不慎独来彰明光明的德吗？（文话解）北辰，是天地的根、万物的母、人生的根本、太初的本源。《尚书》说的就是“惟皇上帝”。它虽然无声无臭，但万事万物的主宰都在其中。孔子单独说北辰，是因为它在天上是太空的精华，在人身上是性命的灵机；落实到万物上，则生生不息。看不见它，听不见它；无中生有，有又归于无；元气混沌浑然。只有大德之人才能贯通到北辰宫，与它化为一体。天心顺遂，民心安定。所以圣人奉天承命、代天宣化，万物都归于这个北辰，这就是“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问谈录》） 问：道阳在人身上，来自先天之前的先天、发动之前的发动；应当先觉察，觉察后知道它不合礼，便不让它发动。发动的时候，要用“无名之朴”镇住它；无名之朴，是先天的诀窍。它壮盛时，也将做到“不欲”；不欲便能安静，自身自然端正。道阳在天地间也是如此：来自先天之前的先天，万物将自然化育；化育而欲发动时，应当用无名之朴镇住它。无名之朴也将使它不欲，不欲便能安静，天下自然端正。所以说，仁深厚真切；上下都应当如此。因此说，要委曲求全。答：仁者先经历困难而后获得成果。太上说：“众人都兴高采烈，像参加太牢祭祀，像登上春台；只有我淡泊啊，像一切尚未显现的婴儿。飘荡啊，仿佛无所归依。众人都有余裕，唯独我像有所遗失。我真是有一颗愚人的心啊！混沌不明，而世俗之人都清楚明白；唯独我昏昧。世俗之人明察细辨，唯独我闷然。淡淡然，像昏暗不明；漂浮啊，像无所停留。众人都有所凭借，唯独我顽钝而鄙陋。我独自与众人不同，却珍视养育万物的根本。”所以天下的人不能同他们谋划创始之事。承受天赋本性的民众，只有大德、只有大道才能引导。问：“深沉啊，像深渊；广大啊，像上天。”道阳来自先天之前的先天，是根植于命，还是由性照耀出来的呢？答：是的。这就是君子确立天命的原因，也就是把后天的天命称作性。问：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也是祸乱的开端。所以荀卿说，礼用来兴起人为造作；用礼来整齐人群，是忠信的道路；用德来引导，是忠恕的道路；用道来引导、用德来整齐，是中和的道路；用天来引导、用道来整齐，是中的道路。答：所以说，鸿钧的一气传下三教，我们儒家的一命也回归三教。问：圣人不专门知道大的，只遵循中，所以能够成就大；不专门知道易，只遵循中，所以不会有太多艰难；不专门知道细微，只遵循中，所以细小的行为也可观；不专门知道困难，只遵循中，所以能够处置患难。因此君子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事，无论处于什么境遇都能自得，快乐就在其中了。答：君子行道，在于止于至善；对于止，要知道自己应止的地方。问：平，是对中的形容；公，是中的心性。中的外在形态，舒展从容；中的内在本体，空空如也。真空并不空。不空而有，有而又不是实有；不执著于有而能容纳万有。这就是“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吗？答：是的。仰望它，越仰望越觉得高；钻研它，越钻研越觉得坚；看它仿佛在前面，忽然又像在后面；仿佛有所树立而高峻卓然。所以说，中是天下的大根本。问：老子说：“道冲虚无形而作用不尽，深远啊，像万物的宗主；挫去它的锐气，解除它的纷乱，调和它的光芒，使它与尘俗相同；深沉啊，似乎存在。我不知道它是谁的后代，仿佛在上帝之前。”孔子说：“冉雍可以让他面向南方治理天下；即使想不用他，山川难道会舍弃他吗？”所以大德之人一定会承受天命，一定能得到职位、俸禄、名声和长寿。上天生育万物，必定依据它们的材质而厚待它们；能栽培的就培育它，倾倒的就覆灭它。《易》说，君子自强不息。譬如堆山，还差一筐土，停止，是我自己停止；譬如填平洼地，即使只倒下一筐土，前进，是我自己前往。行善却没有昌盛，是因为善没有积累到足以成名。君子处在平易之地等待天命，只是勉力行善罢了。答：我听说，天下的事情有一半以上是人为不善造成的。上天难道会吝惜大道吗？孔子说，仁者先经历困难而后获得成果。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问：有人说，大同以前，天道是虚的，人道是实的；大同时代，天道是实的，人道也是实的；大同进一步进化，天道是实的，人道是虚的；到了归化时代，天和人都是虚的，只有我们的道是实的。这是真的吗？答：道啊，道啊，道啊，不是通常所说的道；名啊，名啊，名啊，不是通常所说的名。无名，是万物的开始；有名，是万物的母体。太上说：“我常常无欲，以观察它的奥妙；有欲，以观察它的端倪。”这两者同出一源而名称不同，都叫作玄；玄之又玄，是众多玄妙的门户。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达到极致吧。所谓至，就是至善；至善，就是大道在人身上的体现。所以说，君子的道以自身为根本。问：儒家的“人道”，是顺着本性而行；佛家的“性道”，是追溯到天；道家的“天道”，是说无中之无吗？答：所以说，大道包含三教；三教合起来才得到正道。万教开始于道，终结于儒；说终结于儒，也就是从儒重新开始。万教归于儒，都以三教为正。

译问：三教分开，各有三乘教法。三教合一，儒就是下乘教，所以说圣人不偏爱仁，以百姓为刍狗；佛教是中乘教，所以说物我平等、普渡众生；道教是上乘教，所以说清静无为、无所不为。答：三教本是一道。由下学而上达，认识我就是认识天。只有仁者才能爱人，也才能憎恶不善之人。天地有好生之德，上帝有使万物生生不息的心。仁是天地之心，所以代替天行道，辅助天地裁成万物。因此仁是天下的大德。问：监狱、枷锁，天堂、地狱，都是帝王将相、圣贤仙佛专门为恶人设置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大道广泛施行，人人都是君子，那么政府也就无事可做了。答：这是佛家的时代，还需要等待。问：中和学堂就是天地的太极吗？答：《洪范》说：“只有皇帝建立极。”君子无论什么事都不放弃达到极致，说的就是这个。问：“七日来复”，是天地阴阳五行循环的数目。所以天有七星，圣王有七政，万教大成有礼拜。君子斋戒沐浴，静心反省、补过失，日新又新；这就是所谓由远知近、由风知其所自、由隐微知显著，可以进入修养德性的境界。应当就在这里实行。答：用礼来整齐人群，是儒家的时代。问：由据乱世可以上升到升平世，靠的是家族；由升平世可以上升到太平世，靠的是学堂。家族叫小康，学堂叫大同。答：君子的德性如同风。用德来引导天下，天下便都有同一的德；一切只依德而行，人人都建立在德上。问：圣贤立言，穷究事理、尽明本性直到天命，有三个层次。比如曾子说，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从事理说，不在那个职位就不谋划那个职位的政事；言语超出职位，必定遭遇不合礼，所以应当谨慎言语。从本性说，安于自己的职位而行事；行为超出职位，必定遭遇不合规法，所以说要慎重行事。从天命说，必定谨慎独处；思想超出自己的职位，必定遭到天谴，所以说要真实地把握其中。君子说，没有比隐藏处更容易显现的，没有比细微处更明显的。太上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都是人自己招来的；善恶的报应，如同影子跟随形体。红尘之中处处是逆境，这是苦；处在合宜的时机中，处处都是顺境，这是乐。所以说，快乐就在其中。君子时时处于中，胸怀坦荡。说话少过失，做事少后悔，俸禄也在其中。有人说，经天纬地才称为言，所以说立言是圣贤的事业，哪里是容易的事！儒家的言论是经、传；释家的言论是经、律、论。孟子说，完全相信书，不如没有书。书只是记录事情，不能据此妄言。孔子作《春秋》，子游、子夏也不敢增加一个字，这是上天之口。所以说，考订文字是天子的事情。君临天下有三件重要的事，端正言论就是其中之一。答：因此，礼应当议定，制度应当制定，文字文献应当考订。不是天子，不能议定礼、制定制度、考订文字。天子就是天人合一，所以能够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达到天命。（《刍谈录》） 第七十七个礼拜：《诗三百》新义 民国二年九月初六日记 问：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是什么意思？答：（白话解）《诗经》三百篇，是孔子编纂整理的，都有益于人心和世道，各有其志，并不是淫奔之诗。孔子怕人误解，所以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是告诉后来的学习者不要胡乱猜测、胡乱解释。《诗》虽然有万言也难以穷尽，但一句话就可以定其宗旨，不能把它看作淫奔的邪念。即使是《桑间》《濮上》，其中也有很深的含义。孔子删定《尚书》，从唐虞开始，是什么意思？是尊述尧舜。删定《诗》，从《关雎》开始，又是什么意思？是以文王、武王为法。难道会以淫奔之事为法吗？孟子说，不要因辞句而妨害意义，每首诗各有自己的志趣。孔子删存三百篇，是为了显示礼仪三百篇中的微妙义理。礼要依时宜、顺风俗，唯恐人们误会，所以又说明诗的志趣，说“思无邪”，以免后学有所误解。世上仍有人把它解释成淫奔之诗，未免太不肯思考了。（官话解）《诗》原有三千篇，孔子删定后，还剩三百多篇。说“三百”，是说大概的数目。三百篇数量很多，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是因为一句话能够包摄三百篇的大义。这一句是什么？诗的正道可以纠正人的邪念，其中即使有讥刺之意，也无非是为了纠正人的邪念。邪，是后天的欲望。情欲没有节制，近处表现为夫妇关系，远处表现为君臣关系，无不是以邪相合，人心怎能不败坏，风俗怎能不衰薄？孔子删定以后，担心人们不把“无邪”作为戒律，反而被诗中内容触动情欲，所以用一句话显示主旨，说“思无邪”。这些诗都有现实关系：用先天的本性制约人的情感，用先天的道理制约人的欲望。后天的情欲除去以后，人心自然恢复古朴，风俗自然纯正。学习者为什么不对三百篇诗歌击鼓、歌唱、奏弦、诵读呢？（文话解）孔子是人伦的极致。他所删定的诗，是周天子采集来的；他保存它们作为后世的法则，内容全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或劝勉或告诫的话。其中虽然不全是圣贤所作，但大概都确实有精深的义理。因为良知良能是人人都有的，所以便用人人都有的东西来警戒后世。因此，《诗》之所以成为诗，难道不是既正大又美丽吗？（《问谈录》） 第七十八个礼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新义 民国二年九月十三日记 问：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用德引导他们，用礼整齐他们，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归于正道。”这是什么意思？答：（白话解）“道之以政”这一章，是说圣人忧虑大道不能实行，于是用法律弥补道德的不足。圣人谈政，先说用政令引导百姓，因为只有从道中发出的政，才算王政。王政无法感化他们，才用刑罚整治，实在不能归于王化，才用刑来治理。这样虽然能使百姓身体有所畏惧，却只能改变身体，不能改变内心；表面上虽然有所畏惧，心中仍不明白，所以没有羞耻心。必须用德引导，用礼整齐，和百姓同乐，君民一体，上下相安。人民心悦诚服，深深感受恩德，心中的天良便显现出来。如果忘恩负义，不以德报德，就不是人了。这样才叫有羞耻心并归于正道。

译（官话解）用政令引导。政，就是周礼中悬挂法令、宣读法规；道，就是引导他们趋向善。用刑罚整齐。齐，就是使他们共同归于一条道路。用刑罚驱使他们，使他们不敢犯法。百姓畏惧法律，只是苟且求得免罚；身体虽然服从政令，内心却不服，反而运用奸诈机巧来逃脱法网，心中完全不知道羞耻。用德引导。德，就是先天之道；所谓以德，首先要由自身实行道，再用政令辅助，这样政令无不属于德。用礼整齐。礼是依据天理形成的节文，也是人事的规范。百姓受到天良本善的感动，便真心改过，所以既有羞耻心又能归于正道，自然归于一致，每天迁善而自己还不知道。（文话解）先王的教化依据天理、国法和人情来治理百姓。它的法令虽然严厉，却是帝王将相仁德的表现。所以君子心怀德，小人心怀刑；各守本分、安于天命，共同成为良民。刑罚被搁置而百姓没有争讼，天下臣民互相勉励行善，共享太平。（《问谈录》） 第七十九个礼拜：《十五岁立志于学》新义 民国二年九月二十日记 问：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立身，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知道天命，六十岁听到什么都能通达，七十岁随心所欲而不超越规矩。”是什么意思？答：（白话解）“我十五岁”这一章，是孔子以身作则、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十五岁时立下志向，才知道学问的好处。好学十五年，到三十岁才站立起来：我确立了志向，专心致志研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四十岁而不惑，是说到四十岁时，我的学问已经纯熟，一切事理是非立即能够判断。又学习十年，到五十岁才知道天命，明白凡事都有天命。六十岁而耳顺，听到什么便能明白。七十岁而随心所欲不越规矩，是说到了七十岁，言语行为都不超出规矩。这样讲，是圣门的理学和伦常日用之道，是对一般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说的。其实孔子这一章原本说的是性道，不是日常应用之道。如果是日用之道，那么我在少年、中年时就不能做事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世上有几个人能办事？这是孔子在说性道，显明性道的艰难，不是普通人可以知道的，也不是一时能够学到的。我十五岁以前，学习的都是伦常之学；我现在十五岁进入大学，我的志向在大学，而大学并不容易。十五年后才略微知道一些，仍然是一知半解，所以三十岁才能站立，确立方针，经历千磨百折而立于中、不偏不倚。三十岁虽然立定主意，其中仍有疑惑；学习到四十岁，才彻底明白，打破疑团。又学习十年，到五十岁才知道天命之性，明白天人一贯，所以说“知天命”。又学习十年，达到入耳而心通，参与天地化育，天地也不算大，明白了就能诚。佛道说这是打开觉悟、见到如来；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达到天命，至诚不息。又学习十年，到七十岁便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道就是我，我就是道，至诚达到神妙境界。功业完成、道已成就，所以不越规矩，处处都是道。（官话解）人到八岁进入小学，讲求实行；到十五岁进入大学，也就是学习先天之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人的学问。人到十五岁，正处于人与禽兽的关口，能成为圣人还是成为狂妄之人，就在这里。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直向前进，有进无退；学问尚未明白就发愤，学问已经得到就牢记在心而不失去，唯恐自己有所厌倦。由前十五年到三十岁，志向更加坚定，外物不能动摇，有卓然自立、不与众同的气概。任凭千磨百折，富贵不能使他迷乱，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学问从此更加进步。到四十岁，涵养更加深厚，知识更加增长，言语行为合乎中庸，心性明亮如镜，万物来到都能照见，先觉先知，彰明光明德性的功夫更加进步，所以说四十岁不惑。五十岁知天命，这个天不是专指上天，而是人身中涵养形成的性天；这个命也不是普通的命，而是穷理尽性以达到天命。人在后天，不能完全明了先天；所谓知天命，是知道生死、知道来去，达到天人合一。成就自身也就是了结自身。孔子说，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学习《易》。《易》就是取坎填离的功夫，去除凡气，保全元气，判定吉凶，通达神明。这就是达到大衍之数、由此知道天命的方法。到了六十岁，道理更加融洽，声音一入耳心中便通，真正透入无声无臭之中，不思考便能得到，不勉强便能合中，所以说六十岁而耳顺。到了七十岁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就是随遇而安，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心性浑然一体，纯粹是天理，浩然刚大，由彰明光明德、亲爱民众而止于至善。先天和后天、无极和太极，合成一个乾坤的本体，恢复我本来的面目。学到这里，就是达到极点、完成一切。（文话解）人的性灵禀受于天地、承受于父母，得到中而出生，是先天明亮的本性。一落入后天，便昏暗而不明；先天的精、气、神不能合而为一，于是被凡俗的精气神耗散。人的元精、元气、元神，顺着它就生成人，逆着它就成为圣人；发于四肢便畅达，显现在事业上便成为善，这就是先天之道。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所谓学习，就是学习先天。也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执守中的学问、精一的道理，是天下古今都不能脱离的。又过十五年到三十岁，由勉强渐渐达到自然，所以能够立。又过十年到四十岁，知道自身的性与命彼此相连，所以不惑。又过十年到五十岁，知道性与天道是二而一。又过十年到六十岁，知道自身并不小，天地也并不大，有六通的验证，所以耳顺。又过十年到七十岁，念念都是理，事事都是道；自身就是天地的本体，自己的心就是天地的心，自己的性就是天地的性，自己的命就是天地的命，上下同流，所以随心而行却不越规矩。孔子成就自身、成就大道，到此就完成了。这是孔子现身说法，一一指明，使人人知道学问无穷，必须亲身实践，才能成道。有志于修道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问谈录》） 第八十个礼拜：《无违》新义 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记 问：孟懿子问孝这一章，是什么意思？

译答：（白话解）孟懿子问孝，孔子说“不要违背”。孟懿子本来不愿意跟从孔子，是他的父亲逼他跟从孔子，他不得不从，心里却不高兴，所以拿孝来问孔子。孔子也知道他的心意，教他不要违背父亲的命令，孝也就在其中了。孟懿子听了孔子一句话，以为不违背父命就是孝，却不知道孔子是在对症下药。孔子看见懿子不能再问，又担心他误解“无违”二字，反而帮助父亲作恶，那样不孝也在其中了。孔子爱弟子的心如同父子；老师话中的深意弟子不知道，不是弟子的过错，而是老师没有善于教导的过错。所以樊迟为孔子驾车时，孔子知道樊迟凡事都要追究根源，于是告诉他说：“昨天孟孙来向我问孝，我回答他说‘无违’。”樊迟是处处追究根源的人，听了马上问孔子：“是什么意思？”也就是问“无违”应当怎样解释。孔子这才把侍奉父母要依礼、父母死后要依礼安葬、祭祀要依礼这三件事告诉他，详细说了一遍，使樊迟听明白。这正显示孔子教人的心思细密、爱护弟子的情意深厚，担心弟子没有听清一句话。孔子的师道还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于是旁敲侧引，使樊迟主动来问；即使弟子不来问，也要设法让别人告诉他。这样的老师，才真正能解除人的疑惑、排解人的忧愁、把和的道理传给别人。孔子对于师徒感情，有让人百世不忘的深厚情谊，怎么能不成为万世师表？今天的人如果能学习孔子教导门徒的用心，即使是顽石也会点头。常说，师道建立起来，善人就会增多，这话确实不假。（官话解）孟懿子问孝。孔子说：“不要违背。”孟懿子是鲁国大夫，仲孙氏，名何忌。他问孝的道理，孔子说“不要违背”，即能顺从父母，就是孝敬父母。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向我问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活着时按礼侍奉，去世后按礼安葬，按礼祭祀。”樊迟是孔子的弟子，名须，当时在鲁国为孔子驾车。孔子考虑到懿子刚进入道门，恐怕误会自己的意思，所以告诉樊迟：“无违，就是不违背礼；活着按礼侍奉，死后按礼安葬，按礼祭祀。这三件事合乎礼，做人儿子的孝便完整了。” （文话解）懿子是孟僖子的儿子。僖子喜好礼，当时生病，不能主持礼仪，所以让懿子向孔子学习礼。懿子内心有违背父亲意愿之处，所以来问孝。孔子先知道他的心意，告诉他说“无违”。懿子以为不违背父亲就是孝，所以听完便离开了。孔子又担心他顺从父亲而违背礼，反而用不义陷害父亲，那也是不孝。世人不明白礼，都是因为不明白天理；天理就是人的良心，是先天的无极。它变化而成为作用，就是太极；太极就是天理的正当作用。先王之道以和为美，以礼为节，是合乎中道的孝。世袭俸禄之家，能够依礼行事的很少。孔子借樊迟告诉他生、死、祭祀的礼，是给孟孙作规范，也是给万世作规范。今天做老师的人，如果真能像孔子那样教人，才不愧为人师。（《问谈录》） 第八十一个礼拜：《惟其疾之忧》新义 民国二年十月初五日记 问：孟武伯问孝这一章，是什么意思？答：（白话解）孟武伯做人不讲卫生，饮食和衣服奢侈浮华，酒色过度，性情刚烈，常患不洁之病。孔子知道这一点，所以告诉他说，父母只是忧虑他的疾病。凡是做父母的，爱孩子的心无所不至，最怕孩子患病。人要尽孝，首先必须保重身体。人没有疾病，父母心里安宁，孝就在其中。像今天善书上所讲的曹安杀子、郭巨埋儿、割肝奉母等所谓孝行，都是愚孝。他们的心意未必不好，但事情本身太不善了。从这一章来看，儿女患病，父母都会忧心；伤害父母的心就是不孝。何况埋儿、杀子，伤害祖宗的血脉后代，我不知道这种孝在哪里。曾子说过，身体和毛发皮肤都承受自父母，不敢毁伤。孔子说，小杖责打就接受，大杖责打就逃走。作为孝子，对此可以深思。（官话解）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唯独忧虑他的疾病。”武伯是懿子的儿子，名彘。“唯”是独、只是的意思。父母爱孩子的心无所不至，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依靠。武伯不保重身体而得病，他问侍奉父母的道理，孔子不直接用孝来回答，而是说父母爱孩子的心，其中有很深的意义。儿女有病，必定牵动父母的心；不知道保重身体，怎么能谈孝呢？（文话解）儿女以父母爱孩子的心反过来爱父母，就是最大的孝。谁不是儿女，谁没有父母，怎么可以让亲人忧虑呢？人的身体很难得到，身体、毛发、皮肤都承受自父母，不敢毁伤，所以侍奉父母首先以保全身体为大。六欲七情一旦放纵，就会形成疾病；有病，父母便为之忧虑，这是大不孝。如果不能解除亲人的忧虑，怎么能说是孝？所以武伯问孝，孔子不说通常意义上的孝，只说父母唯独忧虑他的疾病，足见父母爱子之心确实关切。儿女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保全，哪里还谈得上孝？不能孝，怎么能自强？不能自强，又怎么能自立？须知自立自强首先在于守护自身；守身而无病，万事都能成就，孝就在这里。孔子借武伯来说明这一点，可以作为对所有做儿女的人的告诫。（《问谈录》） 第八十二个礼拜：《有养而无敬》新义 民国二年十月十二日记 问：子游问孝这一章，是什么意思？

译答：（白话解）子游平日奉养父母，认为有衣穿、有饭吃就是尽孝，却没有尊敬之心。替父母劳作、奉养父母，是子女报答父母万分之一恩德的本分，不能仅列入孝的范围。要知道，所谓孝，就是亲爱父母，常用礼使父母心安；父母的年岁不能不知道，一方面因此欣喜，另一方面又因此忧惧，尤其害怕一时使父母不安。若没有敬意，做任何事都只是勉强敷衍，哪里称得上孝？孔子先已知道他的心情，所以告诉他说：“如今所谓的孝，只是能够奉养。”意思是，当今人们以为供养父母的身体就是孝，却不知道即使犬马也都能得到饲养；没有敬意，凭什么区别于犬马呢？人由亲近亲人而推及疏远者，由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再由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子女奉养父母若没有至诚之心，就如同请客时别人看出你并不诚心，虽然吃了你的饭菜，日后也不会有什么感情。圣人所说的孝，重在人的真诚、亲爱与敬意。子女奉养父母，就像父母爱子女一样出于天然，这就是特别的敬意，大孝就在其中。古今真正的孝子，没有比舜更好的了；他的父母和兄弟却以恶意对待他。他用诚心感化他们，用德行教化他们，后来全家和睦相处，使父母显耀、自己的名声彰显。所以孔子称赞他说：“舜真是大孝啊！德行成为圣人，尊贵成为天子，财富拥有四海，宗庙享受祭祀，子孙世代保守基业；孝的收获果报，难道不伟大吗？” （官话解）子游问孝。孔子说：“如今所谓的孝，只是能够奉养父母。即使犬马也都能得到饲养；若没有敬意，凭什么区别于它们呢？”子游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是吴地人。所谓“如今的孝”，是指当时的人不懂先天之道，只把奉养父母的身体当作孝；所谓“不敬”，就是失去了亲爱父母的真诚，忘记了根本，哪里还有天伦？只能奉养而不能尊敬，和禽兽没有区别，又凭什么分别呢？这就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已经很少了。（文话解）子游奉养父母的口腹身体，便以为是孝，却不知道尊敬父母才是真孝。孔子先说明这个宗旨，所以子游问孝时，特意从奉养父母并致以敬意的意义来说明：如今的世俗之人，只在后天奉养父母，却不知道先天敬爱父母，严重违背人伦。所谓奉养，是连犬马也能做到的事；犬能守卫，马能代人劳作。人本来就应当奉养父母，因为子女承受父母的大恩，怎么可以只奉养而不尊敬？子女孝敬父母，先要有至诚之心，然后才有至诚的奉养，这才是恢复先天真性的表现。如果没有至诚，就不是仁人孝子；把敬意贯彻到奉养之中，孝就在这里了。（问谈录） 问：孔子删定《书经》，从唐尧、虞舜开始。汉代儒者说，唐尧、虞舜以前荒诞不经，无法考察。是这样，还是不是？答：直到今天，典籍仍然清楚可见，并不是从来就无法考察。问：那么唐尧、虞舜以前都是野蛮时代，不值得记载吗？答：我国文明，确实从伏羲开始奠基。所以孔子说：“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上的现象，低头观察大地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土地适宜的情况；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于是开始创制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分类万物的情状。包牺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砍削木头做成耒和耜，弯曲木头做成耒，用耒耜的便利教导天下人，这是取法《益》卦。正午设置市场，招来天下百姓，聚集天下货物，互相交易后离开，各自得到所需，这是取法《噬嗑》卦。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氏兴起，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以神妙的变化教化他们，使他们各得其宜。黄帝、尧、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由此看来，论述得最详尽的莫过于孔子的《系辞》。说这些事无法考察，说它们是野蛮而不足记载，怎么可以呢？问：请问，孔子把记载截断在唐尧、虞舜，究竟是什么说法？答：孔子是我们儒家的集大成者。什么叫集大成？就是合乎时宜而守中。“中”这一心传，源自唐尧、虞舜。尧传给舜说：“诚实地把握其中。”舜传给禹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纯专一，诚实地把握那个中。”所以仲尼祖述尧舜之中，效法诸圣人的大成而合乎时宜地守中。删定《书经》从唐尧、虞舜开始，是为了叙述道统的脉络。问：儒家的心传只有这一个“中”。那么“中”就是道吗？

译答：“中”是无极之母、太极之根，是阴阳的道理和万物的生成。虚空中有中，所以生成天地；天地中有中，所以生成万物和人。人能够达到中，就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养育万物。所以说，中是天下的大本。中国与道法关系密切，所以称为“中土”。（儒道都产生于中国并在中国流传；佛教产生于印度，却不在印度流传；回教产生于蒙古，却不在蒙古流传；耶稣教产生于犹太，却不在犹太流传。中国在尧舜以前，有包牺、神农、黄帝在前面倡导道；尧舜以后，又有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思、孟继承传播，所以说与道法密切相关。）尧舜以中建立国家，所以称为“中国”；（中国政治的基础，到尧舜时才开始奠定。）以中治理国家，和睦各邦，所以称为“中华”。（史书说黄帝时有华国，到尧舜时将其平定，才开始称为中华；也有人说舜“重华协于帝”，所以称为中华、华夏。总之，中是道的光华，“华”字含有显现“中”的意义，因此沿用为名称。）刘子说：“人民承受天地之中而出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子思说：“天所赋予的叫作性。”性是中所依托之处，命是中显现的门户。性与命合而为一，成就并保存本性，人的身中之中便显现了。以人身之中配合天地之中，就是天人合一的中，也就是尧舜所说的诚实把握那个中。孔子所说的虚心探究两端，以及欲望不越过规矩，都是君子随着时宜而守中。中最容易、最简约，所以《易经》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下的道理既已获得，天下的秩序就建立在其中；天地确立位置，《易》就在其中运行。天地毁灭，就无法看见中。因此，中包容天下、开启万物、成就事业。所以说：“八卦排列完成，卦象就在其中；由此重叠八卦，爻就在其中；刚柔相互推移，变化就在其中；系上文辞加以命名，运动就在其中。”因此，中是变化运动而不固定，周流于六虚；没有时间、没有地方、没有事情能够离开中。所以说，杂取万物、撰述德性、辨别是非，若不是中，各爻就不完备；这就是中生成万物的意义。中在《易》中体现为乾卦；乾卦三画相连，是成数，所以说“三生万物”，没有三就不能生，也就是没有中就不能生。因此《易》先说乾，乾之后是坤，这是中生成万物；乾坤之后有八卦，也是中生成；八卦相互推移，仍是中生成。整个《易经》无非都是中的光华。天地万物也无不都是中的光华。因此，中以一贯通万物。圣人能够知道幽明的缘故、死生的道理、鬼神的情状，就是因为这个中。他以中范围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分，曲尽万物的生成而无所遗漏；使自己的德性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相合，秩序与四时相合，吉凶与鬼神相合，也都是因为这个中。孔子说：“君子的道很多吗？并不多。天地的道，只是中而已；君子的学问，也只是中而已。” 问：听了您的话，知道“中”是君子学习道、达到道的方法，即使说中就是道也可以。然而，中生成天地，既然已经是道的最大形象，是无形之形，其中早已存在“中”的意义；却说“中”这个字的兴起源于尧舜，这是什么意思？答：大道世代相传而不断，能够清楚显明于天下后世，确实从尧舜开始。儒家重视人道，所以这样说；这也是儒家所说的中。问：您说儒家的中重在人道，那么佛教和道教的中在哪里？答：佛教的中在于性道。性与天道相通，所以佛教经典论说性道而达到天道。（《论语》说，孔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话，却无法听闻。孔子确立人的准则，所以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用文章流传后世。至于性与天道，不是合适的人不能传授，书中也很少谈及，这是因为三教各有分工、各有范围。）性不离命，所以佛经的道理通达于自身；性的范围包容人与万物，人与万物本来同源，所以人与物平等，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伴，因此以慈悲为根本，普遍救渡众生。道教的中在于天道。天道包容一切，所以《道德经》谈性命的根源、性命的法则、人与万物的形象、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以及天地所有、万物所无；无所不有，极其平正恒常，又无所不无，极其神妙。（若说到道教以外的丹经以及小传、《铜符铁券》《参同契》等，无非是道教流绪的余波。）天地间有三教，大道才完整；有了三教，才可以穷尽大道的范围。三教是天地的三宝、大道的主宰，都同出于中。所以三教同出一源，在中道上相互成就，因此三教合在一起就是同源。三教分立，大道得以建立；三教合一，大道得以教化。不过必定先由儒家实行，然后是佛教，最后是道教；这又是天地进化的中道。问：那么天地具有三教，就是天地之中吗？答：是的。这样就可以谈论中了。问：中显现在人道之中，能详细讲给我听吗？

译答：难以说尽。中道的意义极其平正、极其平常，所以叫作中庸；又极其神妙，所以说不可勉强做到。作为君主止于仁，仁就是君主的中；作为臣子止于敬，敬就是臣子的中；作为子女止于孝，孝就是子女的中；作为父亲止于慈，慈就是父亲的中；同国人交往止于信，信就是交友的中。父子有亲，是父子的中；君臣有义，是君臣的中；君主用礼对待臣子，是君使臣的中；臣子以忠事奉君主，是臣事君的中。君主如果不用礼对待臣子，臣子也可以不以忠事奉君主，这是“君为臣纲”中的中。因此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把君主看作普通人；君主把臣子看作泥土草芥，臣子就把君主看作仇敌。”这就是君臣大义的中。因此汤、武革命，是顺应天命、响应民心，是汤、武的时中；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是大义灭亲的中；伊尹放逐太甲，是师保寄托责任的中。文王在位时，天下三分，他占有其中的二分。却仍然臣服于殷。孔子说：“周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最高的德行，就是周所达到的最高之中。纣王时代是小康之世，小康重视家族，家族重在祭祀延续。比干凭宗室亲属的身份进谏而死，却不足以匡正君主、保全国家；微子凭宗室亲属的身份，竭力也不能改变局势，于是离去以保存先祖祭祀；箕子凭宗室亲属的身份，不忍远避，便假装为奴以等待纣王醒悟。这些都是当时贵戚所处的中。所以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孔子奉行中道，上承天时，下顺水土；知道大道不能实行，便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流传后世，以等待后来的学者，这就是孔子的中。再进一步说，言语应当谨慎，行为应当慎重，这是言行的中。所以说话要有信用，答应的事必须守信。但有子说，信用接近义，所说的话可以根据义而变更；是否一定要守信，要看中道所在。汉代儒者因此区分经与权，却不知道君子处事只是遵从中道。所以说君子依照所处的位置去行动：处于富贵就按富贵的方式行动，处于贫贱就按贫贱的方式行动，处于夷狄就按夷狄的方式行动，处于患难就按患难的方式行动。因此君子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这是安于中的快乐。所以，中可以成为天下的法则，传给后世；不合乎中，就会成为天下后世的警戒。因此说，中是天下的大本。中在人道中有三乘的教法：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断，坚持忠信，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是忠信之道；忠信是中的下乘。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自己不想要的，不施加给别人，这是忠恕之道；忠恕是中的中乘。话不一定都要守信，事不一定都要做到底，只看义理所在，这是中和之道；中和是中的上乘。教法有三乘，是因为人有三种资质。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属于中行；学习后才知道的，次一等，属于狂者；困顿之后才学习的，又次一等，属于狷者。三种人都是中人以上，可以向他们讲授高深的道理。所以孔子说，不能得到奉行中道的人来交往，就一定选择狂者和狷者。这是中道在人道中的大概。（刍谈录） 第八十三章：礼拜——色难新义 民国二年十月十九日记 问：子夏问孝。孔子说：“脸色最难做到。有事情，弟子替长者效劳；有酒有饭，让先生享用，难道这就可以算孝吗？”应当怎样解释？答：（白话解）子夏平日尽孝，只是在外表上事事顺从父母的意思，内心却稍有勉强，因此缺少愉悦的表情。所以孔子告诉他说：“脸色最难做到。”外表虽然顺从，内心若有不快，必然会表现在脸色上。脸色是从内心发于外在的；脸色不端正，身体虽尽孝，内心却还没有尽孝，也不是子女孝敬父母应有的心态。有事情，弟子替长者效劳：凡是父亲、兄长、老师、长辈等处在自己之上的人有事，都必须代替他们劳作；能够替他们劳作，内心才有孝。有酒有饭，让先生享用：酒饭是招待宾客的事。先生，凡是比自己高明、能够替自己排难解纷、辨析疑难的人，都称为先生，即先知先觉的人。馔，就是恭敬地奉献。常存敬老尊贤之心，难道这就可以算孝吗？这里是针对以酒食奉养、替人劳作而言，用来说明为什么脸色最难做到。（官话解）所谓色，是至诚的真实神色，从内心发于外，是先天的形色。所以孔子说“色难”。“有事”指父亲、兄长等的事情；“服其劳”就是亲身代替他们劳作。“有酒食”包括宴会在内；“先生”指父亲、兄长、老师、长辈；“馔”就是奉养。“难道这就算孝吗”指代替长者劳作的事。有力量可以去做，有物品可以供奉，本来并不难；唯有脸色必须先有最真挚的敬爱，才会有愉悦的脸色、柔和的容貌，所以说难。（文话解）子夏侍奉老师，如同侍奉神明，能够严肃恭敬，却在外表上少有平和。一天他问孝，孔子告诉他“色难”：内心有某种情感，必然会表现在外表上。有事情，劳作由弟子承担；有酒有饭，则由先生享用。至于侍奉父母，应当以温和恭敬为本，难道只是以严肃威严为本吗？孝是百行的根源，是恢复本来的元气元神；只要有一丝向外追求的心，就与本来的性情不相合，不是纯粹的孝。外表顺从事务，内心却没有真实的敬意，事情顺从而心意未顺，所以脸色难以做到。能够做到不难，是因为孝从先天的真性中显发出来，觉得天下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解除忧愁，只有顺从父母才能解除忧愁。纯孝的人一定有深厚的爱；有深厚的爱，一定有和气；有和气，一定有愉悦的脸色；有愉悦的脸色，一定有柔和的容貌。但这些都来自先天元气，与天心相合；若落入后天、被情欲污染，就很难做到。（问谈录）

译问：上星期已经听到您讲“中”在人道中的意义。请问儒家的中，能详细讲一讲吗？答：孔子向老聃请教礼，老聃告诉他：“大学之道，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所谓彰明光明的德性，是儒家的分工；“亲爱百姓”，是佛教的分工；“止于至善”，是道家的分工。孔子是我们儒家的大统领、 人道的代表，所以就“明明德”一句，阐发出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宗旨。（修身以上属于内圣，齐家以下属于外王；诚意、正心、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一贯地贯通内圣外王。）所谓明明德，就是使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平治天下，是人道的最高轨则，论述得非常详细。亲民和止于至善，暂且保存而不论，这是人道确实的内容。人道以安于本位为根本，所以做君主就尽君主之道，做臣子就尽臣子之道。曾子所说的“思想不超出自己的职位”，就是安于本位而行动。孔子说自己“跟在大夫后面”，说“不可以徒步行走”，说“不敢不报告”，又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谋划那职位的政事”等，都是安于本位而行动最明显的例子。安于本位而行动，是从现实处境立论，不像佛教那样讨论三生的品级。所以季路问侍奉鬼神的事，孔子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呢？”又说：“祭祀祖先就如同祖先在面前，祭祀神就如同神在面前；敬畏鬼神而远离它们。”季路大胆问死后的事，孔子说：“还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从现实立论，确实如此。）这也不同于道家所说天道循环、法网虽疏却不会遗漏。所以有人问：“用恩德报答怨恨怎么样？”孔子说：“那么用什么报答恩德呢？用正直报答怨恨，用恩德报答恩德。”这些都是人道区别于性道、天道的地方，也都是人道之中的原则。问：既然天地之道只有一个中，三教之道也只有一个中，那么没有人不是中，没有物不是中，没有事不是中，没有时不是中。请问，如今天下的中在哪里？答：在大同之中。问：“大同”二字，是今天文明各国的口头禅，是表达希望的话。究竟有谁是真心希望大同、立志于此呢？恐怕未免迂阔，未免好高骛远，只是寄托在空话上吧？答：我们儒家的本性分工在人道，大同正是人道的正轨。所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并不是凭空想象。大同，就是大道实行的时代。孔子说：“大道实行时，天下属于公众；选拔贤能，讲求信用，修养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使老人能够安享晚年，壮年人有发挥才能的机会，幼年人能够成长；鳏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以及残疾人，都得到供养。男子各有职分，女子有合适的归宿。对于财货，人们厌恶它被丢在地上，却不一定收藏在自己手里；对于力量，人们厌恶它不从自身发挥，却不一定只为自己效力。因此阴谋闭塞而不起，盗窃、叛乱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所以门从外面关上也不必关闭。这叫作大同。”《大学》所说的“明明德”，就是使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也就是平治天下，大同就是如此。《春秋》所说的太平世、大一统，也是大同的别名。孔子、孟子的时代，全球尚未交通，所以他们奔走不安、辗转求食，只能在后世树立功业、德行和言论，算是发出了大同的先声。所以说：“大道实行，我孔丘是有志于此的，却还没有做到。大道恐怕不能实行了吧！大道不能实行，我是知道原因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要等待有德之人出现后才能实行。” 孟子说：“上天还不想使天下太平。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今天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我在家孝敬父母，出外敬爱兄长；守护先王之道，用来等待后世的学者罢了。”如今船车所能到达、人力所能通行的地方，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爱父母的，这就是大同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人，知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诚实地把握中，站立在天下之中，建立天下的大本，治理天下的大经，仁厚真诚，那么他的仁德将深广如渊，广大如天；他就将把天下推进到大同时代，难道不美好吗？问：战争既然不是大同时代应有的事，为什么不提倡停止战争、禁止火炮呢？答：如今海禁完全开放，水陆都能通行，已经有了通向大同的形势；海牙和平、仲裁裁判的出现，已经有了通向大同的契机。圣人的道理不明，大道不能实行，是因为没有大同的学问，所以没有大同的时代。虽然如此，如今天时、地利、人事三方面，都在日益趋向大同。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元同”。元同，是将要拨乱反正，超过小康、升平而达到大同吗？（《道德经》说：“挫去锐气，解除纷争，调和光芒，与尘俗混同。”这叫作元同。）战争要取消火炮，是先治理表面现象，也符合人道主义的本义。问：学制本来是天下国家治理教化的根本，请问大同的学问是什么学问？答：天下的治乱在于人心，挽救并端正人心在于圣道。圣道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如今提倡佛教、回教、耶稣教等宗教，对人心有所补益，却无助于政治；只有孔教所讲的仁心仁政，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中等资质以上的人，用道德引导，用礼仪整齐；对于中等资质以下的人，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治，因材施教。大概没有孔教就不能实现大同。问：您说治理政事在于人才。中和学堂是培养人才的根本；依我看来，它不只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也是天下大同的根本、万世太平的根本，甚至是天地敦厚化育的根本。而“中”在科学上的显现，又随时变化，层出不穷，确实是天下的大本，也就是所谓广大、博厚、深邃如泉源而随时显现。君子的道隐约不显，却日日彰明，是这样吗？答：是的。天道随着时宜守中，于是产生孔子；孔子随着时宜守中，代表天道。天道敦厚化育，首先从大同开始，所以大同不过是使人性尽量与天道相合，是在下学中上达天道罢了。能够实现大同，才能进化；天地人三才也因此才能归于化育。所以孔子说“下学而上达”。谁了解我？大概只有上天。如今天下已经在鼓吹大同，应当以孔子的时中为根本，建立学堂。学堂是时中的场所，是大同的熔炉；把宇宙间的学问聚集在一炉中冶炼，使它们并行而不相悖、在中道上相互协调；集合万国的人在同一堂中共同受教化，走出门便彼此相同，同守一道、同受教化。这就是所谓性命的根源都同出于天，同心同德，天下如一家、人民如一人。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大同还有什么困难呢？问：中和学堂确实是一所世界性的大学，为什么不叫“中和大学”，而叫“中和学堂”？

译答：中是天下的大本。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的根本在自身，自身的根本在心，心的根本在诚意，诚意的根本在把握中。因此中是天下的大本。进一步说，天下的大本，就是天下最大的“有”；天下最大的“有”，就是天下最大的“无”；天下最大的“无”，就是天下最大的中；天下最大的中，就是天下的大本。所以取名为“中”。把天下的学问汇集起来，以中道加以裁量；把天下的人聚集起来，按照资质施教。全才由中道培养出来，国家由中道治理，天下由中道平治，世界由中道教化，天地由中道安泰，所以取名为“和”。和，是中道在人身上的实行。人和，才足以弥纶天地的元气，庆贺万物生成；然而最终又与太和之天相忘。因此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得其位。学堂是实行中和的地方，用来彰明天道、确立人的准则、端正天下的位置、调和阴阳，所以不是说它“大”就能概括；天地都不能承载它，它包容天地之外，立在天地之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刍谈录） 第八十四章：礼拜——终日不违新义 民国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记 问：孔子说：“我整天和颜回谈话，他从不提出异议，像个愚笨的人。退下后我考察他私下的言行，也足以阐发我所说的道理。颜回并不愚笨。”这是什么意思？答：（白话解）“我与回谈了一整天”这一章，是说孔子与颜子讲论道理。终日，就是一整天；颜回也不发问。“如愚”，如同没有听懂。其实颜回能闻一知十，声音一入耳，心里便贯通了；孔子所说的话，颜回都听到并悟透，所以表面上不提出异议，像个愚笨的人。孔子退下后考察他的私下言行，看见他在言语、行为、沉默之间都合乎道理，特意说明这一点，作为颜回并不愚笨的证据。孔子的道很大，即使子贡那样聪明，也说无法听闻，如同面对万仞宫墙而找不到门进入。颜回的聪明，也是圣门的光辉；但他整天不提出异议，也算圣门中的一件遗憾。假如颜回有所疑问，便会有问答，孔子一定会阐明性道的精微，或许也能开启后世讨论性道的风气，岂不是儒门的幸事吗？因此孔子特意说出这件事，是为了启发门人辨析疑难的心。（官话解）颜子是孔子的弟子，姓颜，名回，字子渊，是鲁国人。“与回谈了一整天”，是说和颜回谈论道德；虽然谈了一整天，孔子见他不提出异议，就是没有一句话不听从。“如愚”就是像痴笨的人。“退而省其私”，是颜回退下后，孔子考察他私居时的表现。“也足以阐发”，是看见他的视、听、言、动都合乎先天之道，身体力行，处处都合乎道。“颜回并不愚笨”，是孔子赞美颜回，所谓大智若愚，确实没有错。（文话解）颜子天性聪明，能够闻一知十。孔子整天谈道，颜子没有疑问，所以不提出异议，这是大智若愚。孔子退下后考察他私居时的表现，没有不合乎义的地方；内外相符，已经得到中和的功夫。最隐蔽处也没有什么不能显现，最细微处也没有什么不能彰明，这正合乎天人一气的至理。一本散为万殊，万殊仍归于一本；性与天道，可以通过他们的相知而听闻。孔子与颜子正是知音，是知己对知己。颜回虽然不说话，心中却豁然贯通，如同孔子呼唤曾参而传授一贯之道，曾参只回答“是”而已。“如愚”并非真愚笨。孔子在赞美之余，也悠然神往了。（问谈录） 问：天理流行，人欲旺盛，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答：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慎独，是用来克制自己的，也是用来减少过错的。统治天下有三件重要的事，其中大概就是少犯过错吧。问：请问什么叫慎独？答：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在别人听不见的地方恐惧，这就是慎独的表现。超出万物、成为万物之首，是慎独的方法。君子之所以一定慎独，是因为道片刻也不能离开；这也是为了接受上天的明命。所谓明命，就是幽深的天机。最隐蔽处也没有什么不能显现，最细微处也没有什么不能彰明，所以叫明命，也就是“天命叫作性”。如果不是通达天德的人，谁能够承受它？所以大德之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能够使天地各得其位、养育万物，扭转乾坤；这些都在慎独之中。因此君子笃实恭敬，天下就能太平；克制自己、恢复礼，天下就归于仁。问：道家之人不修饰外表，重视内在而不重视外在；儒家之人奔逐外在而不重视内在，所以道士多是好人，俗人多是坏人；佛教弟子内外兼修，或许才合乎中庸之道吧？答：三教已经很久没有真正传承了。大道实行之后，各种教派都会归于中庸。问：阴法感通于性，阳法感通于命；性命各有法则，道便由此产生。答：道与法并行，这就是君子用来平治天下的原因。问：佛法讲无妄。无妄就是不自欺；无妄便是真诚，真诚便能明达。佛教的明心见性，儒家的存心养性、诚意正心，本来就是一家。答：大道实行，天下就成为一家，万物就成为一体。您把不同的事物比并为相同，却不知道还要联合同类、区分族类、辨别万物。问：那么佛教的性在天，儒家的性在人吗？所以说佛是人间和天上的老师，儒是中和的至圣。答：所以说下学而上达，了解我的大概是上天吧。天是圣人的老师。君子效法天而自强，等待有德之人出现后才能实行。如今正值天元正午，应当实行《大学》之道；想使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的人，就已经知道三教同源了。问：《大学》讲正心的一章，是儒家养心的上乘方法。答：哪里只是这样？只要端正心，中的地位就确立了。问：尊崇德性而以问学为道路，使道德广大而又穷尽精微，使道德极其高明而又合乎中庸，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知识，以敦厚的态度崇尚礼，这些就是中和学堂所做的事。答：君子的道以自身为根本。中和学堂，难道不是要在百姓中得到验证吗？问：恍恍惚惚，正是当今世界的情形；其中有某种实物，是理想的情形；渺渺冥冥，是学说的情形；其中有精微，是著作的情形；其中的精微最为真实，是学堂的情形。答：您说得为什么这样接近要旨呢？问：礼拜就是改过自新，日日更新；诚意正心，养气修心，明心见性，内外合一，天人合一，诚实把握中；性与天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在其中。这就是所谓身心性命之学、内圣的实质、孔道的真谛吗？答：中是人人的根本。天下人都实行这种礼拜，就都在心中确立了中。

译问：有所依仗必然失败，越是强大越不可依仗。因此君子有大道，必定以忠信取得它，以骄傲自大失去它。答：所以说谦逊才会受益。心中空空如也，然后才可以把握两端而运用中道。问：世界是充满障碍之气的世界，能够排除一分障碍，就有一分福气。答：排除障碍是智慧，是君子的学问，也是仁者的事业。问：道本来是一体，却分为儒教和佛教。天地初开以及后来闭合，都是道的作用。若从开合来说，开始开辟是道家的阳，后来闭合是道家的阴；若从进化来说，后来闭合是阳，开始开辟是阴。大同以前，是佛教的阴；大同以后，是儒家的阳。大同以前，是佛教的小阳，也就是佛教的阴；进化以后，是佛教的正阴；等到归化以后，儒佛二教就合而归于道的一体。答：天道一统而光明显著，是三教分源的契机；《春秋》所说“春王正月”，是三教合源的开始。问：三教合源的开始，是天王，为什么说是“春王”呢？答：天王，是数理完成的状态；春王，是数理将成的契机。所谓契机，不过在于仁与不仁。天王的不幸，也是人类的不幸。君子难道将要凭自己的傲慢抗拒数理吗？问：有了形象以后形成文字，是经；有了道理而形成文字，是文章。答：经与文的区别，只在于实行还是不实行罢了。以文章广博自己，更应当用礼来约束自己。问：每天不忘记已经知道的，每月不忘记已经会做的，这样气质就改变了。所谓学习并且时时温习，不也令人喜悦吗？喜爱道了，气质哪里会有不改变的呢？答：喜悦，是彰明德性；快乐，是使光明的德性更加彰明。喜悦和快乐，都是性命之学。所以说，即使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恼怒，这就是君子依循中庸。问：格物的“物”是障碍；有人说是事物，但事物不足以完全概括它；又说是人欲，人欲也不足以完全概括它。答：哪个人没有障碍呢？没有障碍就是圣贤。所以君子反求自身而使内心真诚；真诚了，光明就照耀四方。问：船车所能到达、人力所能通行，是元午居中的时代；凡有血气的，没有不尊敬亲爱的，这是人道昌明的时代。君子在野，小人在上，是千古人民的不幸。人民有什么罪过？我为中外人民悲哀。仁者不出，万民还能有什么希望？还是人民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道吗？君子的德行如风，小人的德行如草；若不倡导实行这种大成礼拜，人民又凭什么仰望并获得安乐呢？答：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要等待有德之人出现后才能实行。不是天子，不能议定礼制；即使有天子的地位，如果没有天子的德行，又怎么敢制定礼乐呢？礼乐不能兴起，百姓怎么安乐？百姓果真希望天下太平，上天就会顺应人的愿望。问：孝悌是仁的根本。所谓孝，是用来孝敬先天的父母，后天的孝也包含在其中。然而如果没有得到老师教导，就不能和他谈孝，所以又说“悌”。答：孝就是道；悌是用来达到这个道的方法。五伦是后天的人伦，师生之伦是先天的人伦。大同时代，师儒统摄君主和宰相，把先天与后天一以贯通。问：万物由气运转，色由空产生，实体是由虚无显现，形体由形象形成，所以说一切事物都由事物产生。（“物”有本末之物，也有混重之物。） 答：周而复始，变化流行，因果轮回，这就是道吧。问：范围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分，是三教合源；曲尽万物的生成而无所遗漏，是万教归于儒家。范围而不过分，是中，是内圣，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曲尽而无遗漏，是和，是外王，可以养育万物。答：这就是新旧合一、中外合一的原因吗？问：人伦是天下的大经。动乱之世，说夫妇，说父子，说兄弟；升平之世，说朋友，说君臣；太平之世，说师生。答：人伦有五种，以夫妇为开始；人伦有六种，以师生为开始。五种最终归于五种，六种也返回五种，这个道理你听说过吗？不过是政教合一罢了。问：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妻之间有分别，兄弟之间有敬爱，朋友之间有信实，师生之间有礼节。答：是这样。问：有了熟食，文明便兴起；有了宫室，定居生活便兴起；有了播种，社会便形成；有了家族，纷乱便得到安定；有了国家，太平便有了征兆；有了学堂，大同便得以实现。答：不知道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知道天命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论最高深的道理。问：红尘是消耗福分的地方，这是从后天来说的；红尘是创造福分的地方，这是从先天来说的；天堂是创造福分的地方，这是从先天之后的后天来说的；天堂是消耗福分的地方，这是从先天之中的先天来说的。答：圣贤、仙人、佛，都把红尘看作苦处；圣贤、仙人、佛，也都把红尘看作乐处。苦中有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传》说：“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这就是他们成为圣贤、仙人、佛的原因。问：中和学堂成立后，将统一全球而不用兵车；礼仪、威仪都由此产生；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天下成为一家，世界实现大同。《易》说：“群龙无首。”指的就是师儒。答：师儒就是天子。《易》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说的不就是仁吗？问：道德属于阴、静、本、天事；法政属于阳、动、末、人事。按照前一种说法，应当恳切而厚重地行仁；按照后一种说法，则应当步步设防、稳扎稳打。答：虽然说是天事，难道不也是人事吗？也不过是人道罢了。第八十五次礼拜：“视其所以”新义。民国二年十一月初三日记。问：孔子说：“看他所做的事情，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心安于什么。”这样，人怎么能……呢？人怎么能……呢？这是什么意思？

译答：（白话解）这一章讲的是孔子了解人、任用人的细致用心。“看他所做的事情”，就是随着事情观察事情；“观察他所走的道路”，就是看他的行为是否正当；“考察他所安”，就是详细考察他的心意和爱好。凡是一个人的言语和行为，都要看他的心思在哪里、性情偏向何处，观察他是安心去做，还是勉强去做。孔子要褒贬一个人，不愿轻易评定他的是非、决定他的一生，所以有观察、考察的三种方法。这样评价，万无一失，所以反复说“人怎么能……呢”。这就是孔子教人，无论交友，还是托付别人办事，都要采用这种方法。智者既不误用人，也不误听言。即便如此，这套方法适用于长期、大用的人，必须这样长期观察；临时用人，则一定要学习孟子所说的：“胸中正，眸子就正。”凡是内心正直的人，眼神自然端正，黑白分明；内心不正，眼神就会……，斜视、左视、上视、下视。所以说，向上看的人傲慢，向下看的人奸诈，斜视的人像盗贼。凡是驼背、蛇腰，眉毛相交、额头狭窄，鼻子像鹰嘴，嘴唇薄、牙齿杂乱，眉毛粗、眼睛大的人，不但不可任用，更绝对不可交往。这一章讲的是任用人、结交人的好方法。圣人都这样用心，何况今天的人呢？（官话解）“视”，是略加察看；“以”，是他所做的事情，无论善恶，看他的言语行为就可以知道。“观”，是用心窥察；“由”，是他所经过的道路，做善事还是做恶事，观察他的真诚还是虚伪就可以知道。“察”，是仔细审察隐微之处；“安”，是他所安处的居所，喜爱善还是喜爱恶，考察他的心性就可以知道。“人”，是世俗之人。“人怎么能……呢”这两句，是说人很难逃脱视、观、察这三种方法，所以反复说出来加以断定。（文话解）人活在世上，不能不与人交往、任用人。孔子说：“看他所做的事情，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所安。”世人如果掌握这三点，一生就不会受人欺骗。而且在众人所喜爱、所厌恶的事情中，还必须兼用审慎的观察和考察，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然而自古以来，郑声扰乱雅乐，乡愿扰乱德行，这种情况比比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才德不完备，见识理解未通，随声附和，同流合污；对上不能侍奉君主，对下不能治理百姓，被人欺骗还不知道。祸害到自己一身还算小，祸害到天下就严重了。一事无成，都是因为不明白圣学先天的道理。先天之学穷尽事理和本性，视、观、察都包含在其中，所以万物一来便能完全照见，世人怎么能……呢？反复吟咏感叹，是断定人不能逃过明察的鉴照。处世任用人，难道可以不审慎这三种方法吗？（问谈录） 问：孔教尊重上天，是因为人没有上天便不能出生，万物都本源于天，所以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亲爱亲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使万物成为一体，这是先天的孝。人的身体如果没有父母便不能形成，所以父母生前以礼奉养，死后以礼安葬，以礼祭祀。推而至上，对祖先和宗族表示敬意；推而至下，承继先人、启发后代。生前奉养的实质，是养护身体、安慰心志，继承先人的志向、承述先人的事业；死后安葬的实质，就是坟墓；祭礼的实质，就是祠堂。把祠堂和坟墓作为传承身体、延续孝道的形式，是后天的孝。答：孝，是君子实行仁德的方式，也就是治理天下的根本。问：选择朋友来交往，就是选择阴阳、成就德行，也是在排除障碍之气。大道开始施行时，只有这样。至于大道已经施行，就应当“泛爱众，而亲仁”。所以，选择朋友只是童子的道理，不能拿来同成人谈论。削弱锋芒、解开纷乱，其余的道理也可以由此知道。违背古道，灾祸就会降临自身；这就是交友应当选择的原因。答：当今之世，只应尊崇德行。选择朋友，是尊崇德行的一个方面。德行，就是忠信。中和君子以德爱人，那么天下人都会立足于德；以德治理人，那么天下人都会具有同一种德行。小德受大德役使，那么天下只实行德，社会就会端正。问：贵会主张万教归儒，这是当今时代的中道。孔子生在犹太，也就是耶稣；耶稣生在东鲁，也就是孔子。佛祖生在蒙古，也就是摩哈墨达；摩哈墨达生在印度，也就是佛祖。反过来说，圣贤创立教法，上合天时，下适应水土；古代圣人如果生在今天，也一定会主张万教归儒。这些话可以对万教中真正的信徒说，却不能对只承袭名号的人讲。答：道只有一个。失去道以后才有德，失去德以后才有教。教，是使不同归于齐一；把本来不齐的引导到统一，最终成功时也是归于一。我们儒家的道理，是以一贯通万事。大道施行时，万教归儒，就是万教归于本源，也就是万教的光明。这不是很合宜吗？问：“学而时习”，是自我修养；“不亦说乎”，是成就德行；“有朋自远方来”，如同有人来向老聃请教礼，是来拜师，所以不说朋友；又如梦见周公，出于幽暗而进入光明，没有什么不是朋友，所以不说其他伦常，而单独说朋友。这难道不是快乐吗？天与人同一气息，心中的君主安泰平和；别人不了解自己却不因此怨恨，这是君子的作为，众人本来就不能认识。道已成、德已备，能够与天为同类，这就是君子。避开世俗、不得人知却不悔恨，是圣人。与人同为同类，便会悲悯上天、怜悯众人，这是君子的心。圣人的话，仁者看见仁，智者看见智，而其中自然有真实的形象。它通达天地鬼神以及一切万物，这就是它能够立言的原因。君子实行道，通过学习来达到它；一定先做到敬悌，然后才懂得学习；懂得学习以后才能尽到为人的本分；尽到人的本分以后才能与天相合；天人合一以后才成为君子。所以君子谈论大的道理，天下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这是与天地并立；谈论小的道理，天下没有什么能够破坏它，这是养育万物。它包容天地而不过度，使万物各得其成而无所遗漏，代表天道；合乎德、明以及吉凶之理，达到教化流行而神妙长存。学习并时时温习，以敬悌来成就自己的学业，难道不是适宜的吗？问：学问是宇宙共同的财富，不是一个人私有的。因此，教化是为天下而兴起的，不是为一个国家而设立的。答：这大概就是中和学堂所以成为天下根本的原因吧。问：每天忘掉自己已有的知识，每月忘掉自己已有的技能，是不是学习没有按时温习？有时思考超出了自己的位置，想入非非，是不是只思考而不学习？有时墨守成章、不知道创新，智慧局限在一隅、不知道普遍，是不是学习还不够广博？有时有仁德之人却不愿亲近，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是不是孤陋寡闻？有时听闻很多仍然疑惑，见识很多仍然危险，是不是轻视近处的言语而没有谨慎思考？有时习惯于某事却不能察觉，说到某事却不详尽，是不是还不能穷究事物、获得知识，做到左右逢源？有时见到正义却不去做，实行了却不彰明，亲身实行君子之道，是否还没有取得成效？答：智慧和谋略应当积极施展。实行这一句话，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译问：我们的礼还没有恢复吗？自己还有没有不能克制的地方？不合礼的事情，有没有看？不合礼的声音，有没有听？不合礼的话，有没有说？不合礼的行为，有没有做？为什么天下还有不归附的呢？反省自身时，难道不知道惭愧吗？这就是心志中还存有恶。答：君子只在于真诚。要使自身真诚，必须先使意念真诚；要使意念真诚，应当知道使内心真诚。问：在家有没有不孝，出外有没有不敬兄长？言语、行动、起居、静止，有没有不谨慎、不诚信？凡是与我同类的人，以及禽兽、草木，有没有不爱护的？有道德、有恩惠的君子和仁人，有没有没有亲近的？有没有一句话表现聪明，另一句话却表现不聪明？答：改正过错只在细微之处；细微之处出于谨慎。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问：尽心就是忠，敬慎地做事就是信，以忠信为主，就是内外同时实行。答：内外同时实行，是内外合一的基础。问：忠信就是内外同时实行，就是尽心竭力；在内心涵养，在外实行；使内外合而为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就是尽心；见到正义便笃实行之，就是信。忠恕的忠，是蕴含忠信而具有它；恕，是推己及人。忠恕就是修养自己以治理他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功夫。尽到人的本分就可以与天相合。所以说“忠恕离道不远”。孟子所说的“勉力实行恕”，就是忠恕中克制自己的方面。因此子贡说：“我不愿别人把事情加在我身上，我也不愿把事情加在别人身上。”孔子勉励他说，这不是你所能达到的；能够做到，就是忠恕，也就是以忠信为主的最高准则，是内外如一的自然境界。孔门之中，只有曾子能做到这一点。中和则消除忠恕的外在痕迹，使天人与我合而为一。所以达到中和，就可以与天地并立、养育万物。答：忠恕，是中和的基础；中和，是大道的使命。君子立定自己的天命，天下就安定了。问：仁，就是人；合起来说，就是道。仁与人合一，内外合一，就是实践人的本性。视、听、言、动都不违背礼，以尽到人道；元神与身体不是二而是同一。尽到人的本分就可以合于天，下学就可以上达。本来的灵性又与下方的元身合而为一，达到天人合一，这就是性与天道。合内外来说，是人道；合天人与人来说，是天道；把天道和人道合而为一，就是确实守住那个中。答：懂得性命之学的人，就知道我们的道理是以一贯通万事，这确实没有说错吧？问：内外合一就是中，是性之道，是本性的德，也是贯通内外的道；是性命双修，是内圣的真正要诀，是天道与性道的一体，是内圣与外王的一贯。天人合一就是中，是天道与人道的一贯。内外、天人与人贯通为一，是天元合一的中，可以确实守住它，所以又称为“确实守住的中”，也就是三教合一的本源。答：三教合一的本源就是内圣，也就是三教共同的本源。还要说什么内圣呢？内圣外王，是儒家的事情；佛教是内在成佛、外在慈悲；道教是内在真实、外在顺应时宜。问：“太上立德”属于道家，“其次立功”属于释家，“其次立言”属于儒家。所以太上所说的道不能离开德，没有德就不足以显明道，故称《道德五千言》。释家普遍救度众生，对众生有德，这是天地间的大功，所以说这是释家的存心。儒家谨慎言行，所说的话成为世世代代天下的准则，所做的事成为世世代代天下的法则。儒家的言行，这三方面就是三教合一的本源，以一贯通万事，正是大道施行。天下通行的教法有三种，但实行它们的根本只有一个，所以说万教归儒。答：万教归儒，就是万教的实行。实行于人，都可以称为儒；儒就是人道，就是下学。所以孔子说：“下学而上达。知道我的，大概只有天吧。”孔子不只是儒，万教都是儒。诋毁儒家、只把儒家说成孔子的人，还没有听闻大道，也不是万教的信徒。问：言语行为如果违背道，就是逆道。所以君子的道应当从自身建立；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成就自己以后才能成就他人。答：上帝正在注视你，不要有二心。所以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谨慎言语行为；君子一定要慎独。问：用具体事情顺从父母，是后天的孝；依照礼来孝敬父母，是先天的孝。先天的孝是教导君子的，后天的孝是教导常人的。有人问孝，孔子就告诉他“不要违背”；“不要违背”，就是用事情顺从父母的意思。孔子告诉门人“不要违背”的范围，包括父母生前奉养、死后安葬、祭祀三件事，都要依礼孝敬父母。舜修补粮仓、疏通水井，是用事情孝敬父母；知道瞽叟毁掉梯子、掩埋水井后离开，是依礼孝敬父母。由此可知，舜凡是可以顺从父母的事情，没有不顺从的；凡是可以孝敬父母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他兼有先天和后天的孝，所以孔子说：“舜大概是最孝的人吧！”他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也是舜依礼孝敬父母。曾子遭遇父亲用大杖击打而不逃避，是不应当顺从却顺从，在礼上有所不合，所以孔子责备他。答：孝是仁的根本，是实行道的实际内容。问：天道的闭合与开通，最初由道来治理；失去道以后用德治理，失去德以后用礼治理，失去礼以后用政治理，失去政以后用法治理，失去法以后发生混乱，再用兵来治理；失去兵以后就荒乱不堪，灭亡很快便会到来。我们凭什么知道这些？所以要读国史。答：用智慧来保存、总结过去，确实如此；但大道德敦厚地化育万物的道理，你还没有知道。问：有大乱必然有大同，有大逆必然有大顺，这是天道。答：天道的运行，剥落到了极点就会复生。所以说，事物声势越大，反而会转为小；只是人不知道大的运势即将施行。问：天下归于仁时，天上、天下和土地上的一切，没有不归附的；以神威感化而不杀戮，四海都来朝见。答：统治天下的，难道只是人吗？还将统领天国中的众位真人。（刍谈录） 第八十六次礼拜：“温故知新”新义。民国二年十一月初十日记。问：孔子说：“温习旧知识而知道新道理，就可以做老师了。”应当怎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