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斋集卷三　　　　　　元　程端礼　撰序

译《孙先生诗集序》古诗三百篇，难道全都是圣贤所作吗？平庸男子和普通妇女的言辞，往往也夹杂在其中。然而经过千百年，没有作品能超过它们，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本于真情，得到了自然的妙处吗？古人的内心，容易正直而质朴坚定，所以表现在语言上，简淡而和平；忠厚而思虑深远，所以寄托在诗意中，委婉而悠长。他们不追求工巧，只是感情不得不发，于是遣词造句不费力便自然形成，不经思考便自然获得。感叹、抒发、讽谏和歌咏之间，善的能够使人兴起善心，恶的能够惩戒放纵的意志。因此从天子直到平民，都必须使用诗而不可缺少。孔子说：“兴起于诗。”又说：“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大概就是依赖诗的作用。后世的诗，文辞并非不端正，内容并非不深刻，旨趣并非不高远，但大多不过是剽窃陈旧的话语，拼缀华丽辞藻，以夸耀于一时并企求后世赞誉。甚至有人拥被而卧，三年才写成一句诗，耗尽一生的力量，最终成为没有用处的东西。话说得越多越使人眼花，事情写得越繁越使人心惑。邵雍所谓“删诗以后便没有诗了”，确实如此！我曾考察诗歌末流的弊病，认为诗一变而成为骚体，再变而成为五言，五言变为七言，后来又变为律诗，雕琢而成为词。所以诗发展到七言便衰落，发展为律诗便败坏，发展为词便断绝了。为什么呢？骚体由屈子创作，虽然其中有忧郁、愤懑、怨恨，违背中和之道，但都出自恳切悲悯的真诚。五言诗有梁昭明太子的选本，虽然其中出处取舍不够精当，香草臭草混杂栽种，仍然平易而接近古诗。至于七言，有的奔驰放纵，有的刻意雕巧而不醇厚；到了词，则轻浮浅薄、华丽淫荡，不但没有用处，反而会凿伤人的本性。所以说诗道断绝了。然而五言诗中接近古诗的，从陶渊明到李白、杜甫，也就只有这些人而已。凭韩愈、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的雄才，尚且不能脱离今人的语言，何况其他人呢？既然以文辞华美著称的士人所崇尚的竟是这样，而诗体的变化败坏又是这样，难怪越工巧便越没有诗意吧？过了一千多年，朱子出世，古诗遗留下来的意旨才重新显现。朱子的学问并不在于作诗，所以他的诗有自然的妙处，也有讽咏、劝善、惩恶的实效。朱子去世后几百年，后来有了孙先生。他的学问推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接续孟子的传统；从明白事理进到诚实，由孝悌来充分实现人的本性，以敬为主来求达到不愧不怍的境地。因此他的诗从容不迫，差不多有朱子的风范。我在孙先生之后六年出生，与他交往后又拜他为师，讲习诵读之余，以诗自娱，却仍然担心玩弄文辞而妨害志向。他作诗来讽刺我，因此我更加相信孙先生不是为了追求诗歌的工巧才作诗，而是出于本性吗？是为了对世间有所用吗？读者不能只用语言来求得答案。孙先生名叔防，字友仁，年三十二岁。《道士吴友云集序》我年轻时喜爱学习作诗，却不得其法。有人说：“应当像优孟学习孙叔敖那样，穿戴衣冠、拍掌谈说，处处都像孙叔敖才行。”于是我取来名家诗作，昼夜诵读，逐句摹拟，逐字仿效，来求得相似。这样过了几年，不但自己高兴，认为已经有所得，有些人也错误地称许我了。先生长者见到后说：“唉！这是三年刻削楮树的聪明，不也太固执了吗？古人各自一家，其篇章、句法、声韵、风度，年长年少本来就不能相似。谢灵运不像陶渊明，杜甫不像李白，建安、大历、元和诸家也各不相似。如今越想求得相似，便越不相似。即使完全相似了，把它还给古人，那么您自己就没有诗了，能够成为名家吗？”我茫然若失地说：“既然如此，那么该怎么办呢？”他说：“学习作诗就像学仙，时机到了自然会变化，关键只在于不停地做下去罢了。”我想到儒者的学问比诗大千万倍，哪里能够用一生去专心作诗？所以等待它自然变化，于是放弃了三十年，一句话也没有作。甬东的吴友云隐居修习道家灵仙飞化之术，把诗歌之外的各种事情都做了，却能够专心等待诗歌的变化，观察他的学问。过去与我同时学习作诗的人，诗才超过我十倍的，近十年来又全都因科举而荒废了，实在可惜，不能看到他们最终的成就。如今上天特别厚待友云的嗜好，使他能够专心而长久地坚持，以等待将来；假如有人读他的诗，仿佛听到钧天广乐、九奏万舞，那一定就是友云的诗了。《喜雨诗卷序》至正元年四月没有下雨，沟渠扬起尘土，田地裂开了缝隙，已经栽下的禾苗立即枯萎，尚未栽种的也错过了时节。四明郡守王公斋戒住宿，亲自率领僚属向神明祈祷，当天便得到昭明显应，阴云四面合拢，雷雨大作，枯萎的禾苗蓬勃复苏。郡人歌舞，都说：“今年有丰收的希望，是由于您的恩赐。”又说：“您到任办理政务，才六个月。”这是因为王公以廉洁为根本，施行仁慈和谐的政事；春季仲月按时劝农，首先兴修水利，严格做好蓄水泄水的准备。在此以前，暴风导致年成饥荒，王公已经替万民请求救济，便捐出俸禄劝导富户分财赈济；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只要知道，没有不去做的。这就是所谓先使百姓得到成就，然后才致力于神明，所以祈祷便立即得到回应，迅速得像击鼓槌一样。我说：“这固然是这样，但还没有探究感应相通的所以然。大概中和之气使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其养，天与人并无两种道理；何况郡守实在就是古代诸侯，肩负着治理千里人民和社稷的重大寄托，一个念头兴起，便能上通于天。如果确实能使自身中和之德的力量达到所能达到的地方，自然足以使封国内的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其养。别人对此昏昧不知，王公却能明白，所以功效才如此卓著。”众人都说是这样，学校里的士人作歌诗来记载喜悦。

译《庆元乡饮小录序》唐尧、虞舜以孝悌为根本，成就和乐光明的治理，在学校中奉养老人，乡饮之礼已经开始。到了周代，举行乡饮、射礼和读法，以周公的圣明，礼制制作十分完备。遭逢秦朝焚书，反而使上天启发我民，乡饮酒礼得以保存于《仪礼》十七篇之中。汉、晋、唐都知道应当在郡县举行，大概以道德整齐礼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废弃衰落很久以后，宋淳化年间，四明独能恢复举行，朝廷于是把它推广到天下。绍兴以后，贤能的太守相继而来，修订礼制更加精密，并且置办恒产供给经费，于是风俗之美、文献之盛，便超过其他郡。旧日记录可以考察。如今废止又有七十九年了，每年年初仅仅保留拜贺之礼，苟且简略、迁就习俗，渐渐失去了经书所说的本意，连租税收入也被侵吞。太守蠡吾王公元恭到任后，敦厚教化，发文咨询礼制，于至正二年正月在郡学举行乡饮。参加者将近千人，按年龄和德行先后有序，献酒酬答、作揖谦让都有礼仪；《鹿鸣》《鱼丽》《关雎》《鹊巢》合奏，间以歌唱，乐声和谐有序，礼仪完备，礼成之后，没有人不感动叹息，都认为自有耳目以来从未见过听过这样的盛礼；回去后彼此传说，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唉！孔子说：“我观看乡饮礼，便知道王道是很容易实行的。” 《礼记》说：“乡饮酒礼废弃，那么长幼尊卑的次序就会丧失，争斗诉讼的案件就会增多。”王公可以说懂得治理政事的根本了。我见识浅陋，有幸参与这次礼仪活动的末尾，谨把这篇小录写在卷首。《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至正十一年春，天下各地乡贡进士云集京师，一同到礼部参加考试。当时江浙行省与计偕同行的有四十三人，前次科举中取中的有二人，由胄监出身的有六人。考试结束后，在朝任职以及客居京师的江浙人士，相继拿出钱财，准备牢牲美酒，在国子监西门内咸宜里的荣春堂设宴慰劳他们。这是庆贺国家得到贤才，喜爱郡县士人众多，敦厚交情，彰明斯文。于是二月九日，春日和暖，阳光明亮，道路没有浮尘；穿着整齐衣裳、戴着高冠的人，车马来往拥挤。主人宾客登堂，作揖谦让合乎礼仪；头发斑白的长者在上，俊秀贤能的人依次列席。酒杯传行，音乐奏起，气氛酣畅，情意真挚。穿着轩冕服饰的人不因地位崇高而自我矜夸，穿布衣的人能够以德义相互推重。气氛和谐愉快，情意诚恳深厚，颇有古代乡饮酒礼的遗风。到傍晚众人离席时，都说：“我国自设科举以来，声教遍及天下。江浙一省，每年应诏而起的人不下三四千人，能够贡送到礼部的却只有四十三人。这四十三人是从三四千人中选出来，列在这四十三人的行列里，虽然他们的才智得失有时并非偶然，大概也确实很难。正因为难，所以值得庆贺；正因为值得庆贺，所以要为他们设宴欢乐。用真情接待他们，用宴飨礼仪表达辞意，以爵禄期待他们，以功勋事业寄望他们。这难道只是乡里的荣耀，还是国家的光彩呢？”这次聚会不可没有记载，于是把当时众人的姓名、字、籍贯全部叙录在册，作为《江浙进士乡会小录》。《燕台啸咏序》吴君仲雄刚来到京师时，住在佛寺里，冷落地独居一室，没有人知道他。有一次他作墨龙，墙壁之间转眼便生出风云，白昼中兴起雷电，看见的人都惊异，以为真龙窥入了房间。因此京师人盛传吴君画墨龙的本领，而吴君自己并不认为这是才能。我听说他的名声很久了，便和四明倪子静一起去拜访他；他取琴为我弹奏《樵歌》，声音细微而清越，泠泠然如太古之音，深沉得仿佛有所思，忽然又像有所遗忘；转而奏成宫调，舒缓浑厚而沉重迟缓，那就是清都之曲了。在座宾客十分高兴，于是又知道吴君善于弹琴。我私下很欣赏，请求向他学习。吴君教我《忘机》，但我早已衰老，心与手互不协调，虽然能够发出声音，终究不能得到其中妙处。当时京师的公卿大夫、四方宾客以及贵游子弟来访者，都只听琴，不知道他还会作诗。有一天我在几案上得到几首小诗，询问后才知道是吴君所作，求取其他诗稿时，他却都已经弃掉了。吴中士君子大多擅长诗歌，吴君自认为比不上他们，所以随意作诗，并不认真对待；却不知道诗本来就是性情的流露，正不以雕琢、组织、华丽为工巧，而正因为如此才算得到诗的本质。这怎么能够赶得上呢？于是我搜集他的稿子，得到若干篇，拿给豫章的涂叔良看。叔良称许他的才能，既依韵唱和他的古诗十首，又亲手抄录一份，题名为《燕台啸咏》交给他。我为此作序。唉！一个人有一项才能、一种技艺，却不自我夸耀炫示、不求在世间获得知名，已经很少见了，何况有多种才能呢？我和吴君交游三年，始终不知道他会作诗，那么他胸中所积蓄、超过诗歌的才能，我更实在无从知道。不知道这些，即使他才多艺广，又凭什么了解吴君呢？假如吴君将来得以在当世推行道义，面对百姓施行政务，他不迎合声誉以求取名声，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叙述他的诗并加以评论，用来告诉那些想了解吴君的人。吴君是苏州嘉定人，名元英，如今承袭父祖爵位，任海道千户。”

译《东岩王公集后序》以上是《东岩先生王公文集》若干卷。我替它校正，又从私箧中得到王公的五首诗，把集子中遗漏的补入其中。叙述如下：大德四年春，王公任广德建平县令，我有幸充任县学员额。凡是他以学道爱人的政绩，我亲眼看到的最为详细。王公没有什么书不读，才华见识高明而刚正，志向操守公廉而仁厚。施政把洗雪冤屈、恩泽万物放在首位，立教把明白伦理、学习礼仪作为重点。在此以前，户籍没有固定名称，田地没有固定数目；他命令百姓把实际情况粉刷在墙上，随即收取草拟的核查册登记，百姓不敢欺骗，从此赋税徭役得以均平。他察觉诉讼案件在胥吏手中被篡改，积年不能判决的，王公下判词命令相关人员自下至上勾稽核验，便立即剖断；公堂没有滞留的案件，监狱因此空了。他实行开垦荒地的条例，劝百姓把湖滨土地筑成圩田，使贫民能够耕种，成为自己的产业。遇到旱灾，禁止淫祀祈祷，严格举行社稷祭祀，有所祈求便得到回应。士兵放鹰牧马，乡村小民受到他们横行征敛却无处申诉；王公发给官印和空白账簿，交给社长，命令凡是向百姓取用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记载，每月报告一次。士兵看见账簿，闻风远去，百姓得以安宁。即使古代奉公守法的良吏施政，也不能超过这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篇〕 当地老人都说，一百二十年间，真正留在百姓心中的县宰只有两位：前有施德懋公，后来就是您。士人长期习惯于浮华剽窃的文章，您劝告他们明白经学、遵行圣道，一定以朱子之学为宗，风俗因此大为改变。三十年间，后来的学子都知道读书的方法。休假之日，您带领文雅而爱好修业的士人，泛舟郎溪，登临赤山，饮酒赋诗，往往汇成卷轴。民间把您的书画诗文称为三绝，得到一张片纸也拿走，传为珍宝。唉！建平是江南左近的小县，赤山、郎溪也不曾闻名四方，大概是因为您的流风余韵，和煦地遍及此县。您离开这里三十年后，思念您的人更加深切；考察旧事，溪山之名也因此得以显著。邹湛所说羊叔子的声名应当同岘山一起流传，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您的官位与德行不相称便去世了，如今您的小儿子元戴任职于整顿吏治、澄清政治的岗位，继承您洗雪冤屈、施惠于民的志向。上天用来报答您的方式，难道一定要等到种下三槐之后才显验吗？我承蒙您知遇爱护最深，又有幸和元戴在赤山精舍读书多年。俯仰之间，已经成为今昔之事。幸而又能读到您的遗稿，不能不产生如登临岘山般的感慨。难道不只是您的仪表风范再也不能见到，像我这样当年能够在酒席前充当邹湛的人，也已经老了。唉！《宝林编》后序 宝林是越地著名的寺院。它依傍山岭，毗连湖泊，雄踞一郡。飞来峰上有数层高塔，高耸直入云汉。远望江海，神灵的遗迹、奇诡的景观，照耀着人的耳目。四方士人没有不来游览的。如今御史府迁治于越，而主持山中僧众的讲师别峰同公，又有道德、能文章、喜好宾客，所以游览的人更加多了。去年冬天，我因公事经过越地，望见那座塔，心里暗自喜爱，却没有时间登临。不久我退居江边，师父用小船邀请我到方丈室留宿。正逢脚有疾病，又不能登这座塔、探看鳗井、在槃翠轩长啸歌唱，以满足游览观赏的愿望。后来得到师父的弟子泰来所编录的《宝林编》，读它时，先前想游览却未能去的景物，历历如在眼前。不只是看见了当时的盛况，简直像亲眼看见古人携着杖、穿着鞋，和他们一起登山。不只是看到文辞丰富，佛教的深奥玄妙、精微作用，以及经、律、论、疏中所载的深广而简密的义理，也可以略略听闻了。所以我曾认为，天下的名山大川、前代帝王的宫殿、先贤的住宅，不归于佛教，便归于道教。因此两家得以借此增重声望，文人才子又相互铺陈夸饰，为它们助成声势。佛门弟子大多是杰出卓异之士，能够有所凭借而奋发，于是佛道也因此长久流传，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何况许元度、房次律的事，难道是偶然的吗？我虽然没有能够登临游览越地的山川，实在以此为遗憾，却又庆幸宝林有这部编录。所以写下这些话，告诉那些想游览而不能去的人：看这部编录，就如同游览宝林一样。至正戊戌二月十五日。《张克宽义聚序》从前圣人制定五服，礼制有亲疏、厚薄、尊卑的区别，但亲情却是无穷的。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孙子传给曾孙，曾孙传给玄孙，直到来孙、昆孙，犹如树的根、干、枝、叶，同出于一个根本。然而五代以后丧服关系便尽了，并不是圣人薄情，而是用礼义来截断恩情，使人能够继续相传；这并不是说人的感情在丧服关系终止时也随之穷尽。圣人担心人的感情会随着丧服关系终止，于是制定大宗、小宗的制度来联结宗族。自从大宗、小宗的制度实行以后，人们知道自己的根源，即使关系疏远仍视为亲近，即使相隔遥远仍视为近邻，风俗也就淳厚了。我任国子助教时，国子监伴读张生克宽和他的侄子汝遴一同跟随我学习。我曾问起他的家世，他说：‘即使出了缌麻服的范围，我们仍然同住、共同防守，家中一百多人没有一句隔阂的话。’我惊叹说：‘这就是知道同出一根的人吗？这就是知道丧服有尽而亲情无穷的人吗？’我听说，培育树根，枝叶就会更加繁茂；厚实根本，枝梢就会更加伸展。张氏这样自我敦厚，我知道它一定会在你们二人身上发扬。不过我还有话劝告你们。古书说：‘上天生养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材质而加以厚待；能够栽培的就培育它，已经倾覆的就使它覆灭。’你们的祖父和父亲已经在上面培植了根基，继承他们的志向、流传他们的恩泽，不就在你们二人身上吗？你们二人要努力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译《送宋主簿诗卷序》泰定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吉安朱元礼任江宁主簿期满，获得替代将要离任，大夫、士人出城饯行，作歌诗称颂他的美德，对我说：‘江宁县号称难治。您来任职时，县长因贪赃败露，县令也望风解印离去，唯独您坚持守职更加坚定，政务更加振作，威望施行、仁爱得到信服，县里因此以治理有方著称。’我说：‘你们还不知道他在建平的政绩。延祐年间，他通过儒生考试进入吏职，任建平县尉，以自己不愿做的事来禁止民间盗贼，百姓几乎夜不闭户。他既尽到了职守，又能把自己的意见充分进谏，辅佐县令朱仁父，并把美名归于朱仁父。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先儒说，主簿如果能用侍奉父兄的道理侍奉县令，办得好的事唯恐不能归功于县令，哪里会有不能得到人才的道理？看朱公治理建平的政绩，正是如此。’我由此不只知道他能做主簿，也知道他能做县令。他做县尉能够尽职，这无需多说；他能向江宁县令和县长充分进言，也可以由此看出。若采用他的意见，怎么会失败呢？从前王尊任益州刺史，呵斥驾车者驶过九折坂；后来镇守东郡，黄河决口堤坝毁坏，官吏百姓四处奔走，只有一位主簿站在王尊身旁纹丝不动。观察朱公治理江宁的情况，也有这种气象。我由此不只知道他能做县令，也知道他能做郡守、刺史。他做主簿能够自保其职，这无需多说。如今世上那些只会讲章句的儒生，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文法之吏，往往说：‘儒者不能任用，世俗败坏不可教化，州县的参佐官也不能胜任。’唉！朱公不正是以儒者身份担任难治县的参佐官吗？所以我高兴地叙说他的事迹，并把它写在诗卷后面。《送乌尔图赴慈溪尉诗卷序》唐代《选举志》中，李德裕说朝廷的显要官职，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因为他们年少时就学习这类事务，熟悉其中的规矩，台阁礼仪不用教便自然形成。寒门士人即使有超出常人的才能，本来就难以熟习这些。史书认为这话偏颇奇异，我认为并不偏颇奇异，只是话没有说尽罢了。公卿子弟，只应当考察他有无才能；如果没有才能，即使小官也不能任用，哪里敢拿他同寒门士人相比？如果确有才能，想到他的祖父、父亲勤劳于国家，建立了功勋，一定能够继承先业、成就美德，振兴家声；任用他做显官，将来还可能成为伊陟、君陈那样的人，难道只是熟悉所学、熟悉事务、熟习礼仪而已吗？这难道是寒门士人能够相比的吗？我每每感叹李德裕的话有所未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乌尔图的曾祖父、祖父侍奉世祖皇帝，扫荡六合，战胜攻取，功绩载入国史。他的祖父曾在朝廷掌握兵权，又在湖南、江西任风宪之职，声望、谋略、风操、气节至今令人敬畏。如今乌尔图承继三代人的传承，耳濡目染，先人的美德没有泯灭，这不就是所谓熟习其业、熟悉其事、娴熟其仪吗？如今他任慈溪县尉，要继承家族美德、振兴家声，难道不是从这一步开始吗？鄞地与他交游而了解他才能的人，都这样期望他。他出发之日，大家吟诗歌咏他的志向为他饯行，请我为诗卷作序。《送建平顿县尉任满诗卷序》清平顿谦父任建平县尉期满，得到替代，县中大夫、士人出城饯行，作诗称颂他。大家都说：‘公治理政事以无私欲为原则，平息田野间的盗贼，使地方安宁；廉洁耿介的操守三年始终如一。如今离开，县民都为此惋惜。’程某对众人说：‘公并不是想凭一项操守自我标榜，廉介只是称赞公的末节。我家在浙东，对公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当初至元年间，各道提刑按察使改为肃政廉访使，公任浙东海右道幕僚，当时声望震动官场，选任也很隆重。掌权者把遇事声势凌厉当作能干，唯独公正直坚定、沉着坚毅，不迎合，也不激烈，而以忠厚使全府信服。公如今的廉介，正如从前的忠厚。因为风宪官中并非人人都像公，所以公从前以忠厚著称；因为州县官中并非人人都像公，所以公如今以廉介著称。公对此有什么特别追求呢？只是知道守住自己所以成为公的本色罢了。’从前魏国的徐景山，当时正改变车服来求取清素的名声，人们称赞他通达；后来人们相互仿效，风气转为奢靡，他又以耿介著称。如今称赞公的人，难道也类似这种情况吗？君子的志向专一而操行独立，气量宏大而施用周全，本来不曾标举某一种操守来钓取名声、牟取利益。人人舍弃的我偏偏取用，事情又是矫揉造作的，即使可以暂时做到，又怎么能够坚持三年始终如一呢？’ 声音宏大的乐器，器量也大。公前后所到之处，都留下名声和实际政绩，难道不是因为志向专一、气量宏大，以此作为根本吗？如果将来官位更高、职权更广，别人对他的称颂，难道还会只是这些吗？’众人说：‘是的。’于是请您把这些话写成送行诗卷的序，我不能以文才不足为理由推辞。《送巡盐万户郝公序》古代天子由六卿统率六军，诸侯由三卿统率三军。孔子辅佐鲁国时，国君防备文事，必定同时准备武备。鲁国与齐国交战，冉有使用长矛，樊迟担任车右。大概士人从小学就学习射箭、驾车，舞勺、舞象，文武兼备。诗书礼乐是用来造就士人的，也是用来谋划军旅的，并不像后世把兵、农分成不同官职而彼此不能协调，弊病发展到互不体恤。镇守平江的十字翼万户郝侯，自从曾祖父元帅公跟随太祖皇帝平定河南，祖父襄靖公平定江南，父亲明威公继承武职、镇守吴地以来，承袭了几代人的功业。太平日久，他读书勤学，凡是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要领，都像醇厚的儒者一样讨论磨炼，因此他的治理方法和军事谋略，无论施行什么都合宜。他调发军队时纪律严明，赏罚清楚，士卒不喧哗，桑树果树下面没有留下一个脚印，可与古代名将相比。他奉檄到浙东巡察盐禁，表彰善行、惩戒恶行，威严使人畏惧，恩惠使人信服，所到之处的成绩难以一一记载。今年夏天又任职四明，声名和实际政绩更加显著。郡中八种德行齐备，正举行乡饮酒礼，郝侯担任僎宾，揖让、升降、举止、周旋都合乎礼仪；礼仪完成，音乐齐备，观看感受的人都喜悦敬服。郝侯返回时，士人作歌诗为他送行，我为此作序。

译《送刘谦父海运所得代归序》周代由冢宰掌管国家财用，《洪范》把货财列为八政之首，这是古代的制度。自从陈平说钱粮不是宰相职责以后，后世便以治理财务为可耻。王介父辅佐君主推行尧舜之道，把理财作为政事之首，以至于和反对者互相诋毁。介父说：‘诸位只是坐着不读书。’反对者说：‘皋陶、后稷、契读的是什么书？况且法制开始于伏羲而在尧时形成，孔子整理《尚书》，上溯断定自唐尧、虞舜，说他们读了什么书，难道不是诬妄吗？’程伯子起初替介父任三司条例司，以至诚之心接纳意见，后来意见不合，便离开了。他对介父说：‘您谈论道理，正像站在塔外对着塔说相轮；像我这样的人，则是直接进入塔中，登上去寻找相轮，并坐在相轮里面。’这话深刻击中了介父误国的弊病。然而难道读书一定要像程子这样才可以评断吗？刘谦父到庆绍任职，负责海运，把数百万斛粮食运往京师；船只航行万里，经历惊涛骇浪，三年之中没有一粒一撮粮食不是按时运达。过去刘晏竭尽心力才能做到的事，公做起来却轻而易举。去年秋天公任满，邀请我同游鄞地的湖山之间，二十多天里，我在船中听他纵论古今得失，上下数千年，贯通精密，仿佛昨日之事；这大概就是他以读书为根本的缘故。孔子说：‘诵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通达，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像公这样读书，不能说是不通达。他日后无论任职内朝还是外任，都将适宜，不只是能够理财而已。鄞地了解公的士人作诗为他送行，我于是选取他在船中谈论的内容为此作序。《送任怀可赴铅山务官序》任君怀可，是先父次山公的故交。宋宝祐年间，他与先父同榜中进士。正当公登第、将要飞黄腾达之时，宋朝归附了元朝。当时乡郡的守臣实际上是宋朝宗室。在危疑关头，公能够从旁辅佐他，使他作出应天顺人的决定，从刀兵之中保全了全郡的百姓。公当时任郡丞，后来便退职读书、教育子女，成为乡人取法的榜样。先父见怀可学业日有长进，回家后便用他来教诲不肖兄弟，并说：‘救活一千人的人必定受封；如今次山岂止救活一千人而已？’他的儿子又能努力学习，任氏的兴盛一定可以预期。两家在忧患之后，怀可从防调至四方，任海滨游徼；我也奔走四方，只求得到微薄俸禄，因此分别已经超过三年。今年秋天怀可来访我，惊讶于我的衰老多病。我看怀可，虽然胸中的浩然之气没有衰减，但胡须鬓发已经白了。我们相对惆怅了很久，他说：‘如今我要到铅山征收商税，和您告别。’我说：‘管理仓库的小吏，也是圣人尽心去做的事；筦库之士赵文子曾被举荐为大夫。自后世君子以理财为耻，百姓便更加困苦。怀可尽心于自己的职务，哪里需要等我来劝说？如今世上难道没有赵文子这样的人吗？怀可经历艰难之后而通达，或许就在这次出行吧？’ 怀可有儿子，又能努力学习、守持家法。任氏的兴盛，如果不在怀可身上，难道就在他的儿子身上吗？《送赵悦道经历致仕归序》做官未满七十岁便辞职，是高尚的节操。获准辞职归乡，感到快乐，从汉代二疏到宋代范仲淹、欧阳修，历历辉映史册，是人人都知道仰慕的事。可是人们往往不能自己作决定，以至于留下不肯离职的讥讽。从前朱子发询问出仕和退处怎样才合宜，胡康侯说：‘出仕还是退处，不应询问别人，况且这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吗？’这话确实有道理。都赵公悦道凭借高才厚德，读书学古，任职州郡和风宪部门，所到之处都有值得记载的政绩。前些年任浙东宣慰元帅府经历，正以精明干练受到期望；在一府官员中年仅六十六岁，忽然辞职离去。唉！公的高尚节操可与古人相配，难道不是因为他平日早已决定好了出仕退处的原则吗？况且公能够教育两个儿子，他们都以文章学问和品行义节闻名。已经赐同进士出身、授泰州判官的长子，竟以父亲的荫官资格让给弟弟；一门之内诗礼教化浓厚如此。那么公归乡之后，就可以实现穿野服、拄杖着履，在水竹田陌之间与故人游赏饮宴的快乐，这是所有获准辞职者共同拥有的快乐。至于年老而有所传承，有所传承而感到快乐，又有贤子，这难道又是公独有的收获吗？鄞地能作诗的士人歌咏这件事，我在卷首作了叙述。《送张县尹致仕序》礼制称七十岁退休，大概是因为人的气血已经衰弱，可以告老而安排休息，这只是根据个人所处的情况来论定罢了。后世沿用它作为惯例，凡是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便停止任用，不再为世所用。可是当一个人的年龄和德行都受到尊重时，正可以用来解决重大疑难、决定重大谋略；若按惯例让他离职，国家就没有老成之人了。因此本朝只有翰林、集贤以及其他官员中精力尚未衰退的人，不受退休年龄限制，实在是有道理的。然而翰林、集贤并不是没有功勋资历的人便可以担任，别人不能参与；所谓精力未衰的人，也未必全是甘心退隐之士，甚至有人隐瞒年龄，苟且求禄。大丈夫生来就具有廉耻，廉耻一旦亏损，还凭什么侍奉君上、治理百姓呢？博平仁甫张君任鄞县县尹时，致力于宽厚，去除矫饰虚伪，官吏百姓都安定地拥护他。县城邻近浙东帅府，事务繁多紧迫，张君应付自如而不知疲倦，面色、言谈、举止都像壮年一样。他在县中任职两年，便以退休告知众人，大家惊讶地说：‘张君精力如此充沛，却极力请求按年龄退休，难道是因为他看重廉耻、对自己要求厚重吗？’古人即使年老也不忘君主，但在出仕退处之间必定遵循正道。如果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处，正是我所说的无耻之人。他对自己的处置厚重，并不是对君主薄情，只有这样才可以侍奉君主。如此说来，张君大概是合乎道义的吧？那些隐瞒年龄、苟且求禄的人，听到张君的风范，难道不会稍感惭愧吗？张君出行时，大夫、士人都作诗，我也把他在自我处置方面所得的道理写在卷首。

译《送卫县尉致仕序》我读韩退之上表论孔戣退休的文章，认为朝廷的旧例是：年纪即使八九十岁，只要视力、听力、心智思虑没有昏乱错谬，即使请求退职，也无不殷勤挽留，以此表明尊贤敬老的道理。他认为当时准许孔戣离去是不对的。又读他为杨巨源所作的送行序，认为中世士大夫一旦罢官便无处归宿，杨巨源年满七十岁，向宰相说明请求离职，又援引二疏的事来夸赞他。这样看来，退休是臣子的节操，挽留臣子则是国家的礼制。后世以来，有人昏聩衰老、误事贪禄而不肯停止，所以制定了退休条文；这固然是国家待人的礼遇薄了，也是他们自身造成的。如今太平日子已久，俸禄资给有定额，士人即使获得一命之官，也不是马上就能得到；如果升迁稍微迟缓，等到做主簿、县尉时，已经满头白发。入仕既然与古代不同，似乎不容易用古代退休制度来约束。如今人们且以七十岁退休为礼制，只说大夫应当如此，却未曾说士人也应如此。建平县尉、涿郡人卫公正父到任一年，政事平顺，盗贼止息，县中百姓正享受他的治理。一天忽然上奏告老，解下印绶离去。大家都说：‘我所见到的在本县任职的人，除非因贪赃污秽被罢免，即使十分老迈，也没有不任满三年才离职的。像公这样主动离去，三十年间从未听说过，大家无不赞叹、惊异。’ 县中长老轮流上前挽留公，说：‘退休虽然自汉、唐以来就是臣子的伟大节操，像二疏、孔戣这一类人，都是年轻时入仕，长期在朝廷担任大夫，有的因为预见先机，有的因为懂得适可而止，获准辞职离去；朝廷还因此赏赐金钱，并终身给他们俸禄。如今公从巡检调任此职，辛勤劳苦很久，才得到一命之官；年纪虽然到了，精力却还强健，家中仰赖您养活的将近二百人，贫穷得没有资金置办田园，似乎不应忘掉俸禄而毅然离去。’公笑而不答。将要出发时，县中士人仿效杨巨源的旧事，作歌诗称颂他，我为此作序。《送奉化吏目陆千里序》我的朋友朱景陆来叙述说，云屋孙千里曾说：‘我因家境贫困而读书，急于奉养双亲，不能守住祖先的事业，只能凭刀笔小吏的身份进身；日积月累，如今将要担任奉化吏目。只是因为不学无术，便无法侍奉贤明的大夫、辅佐循吏的治理，这是我所担心的。我的祖父的朋友程先生幸而归乡，我希望您替我请求，请他说一句话，使我能够自我勉励，所以冒昧请求您。’我说：云屋陆君读书而未遇时，他把才思全部寄托在诗歌上，苦心吟咏，已经深入诗人的境界，能够和秋岩葛君齐名。他游历婺地时，我曾作诗送他；如今又看到他的孙子做官，俯仰之间已经四十年，因此感叹不已。我老了，已经没有能力，还有什么话可以赠给他呢？况且做官终究要看所作所为如何。千里因为凭刀笔进入仕途而感到惭愧，这是非常迷惑的。周代的府史与下士享有同样的俸禄，选用士人的途径很多，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汉代的尹翁归、王尊从狱吏起身，朱邑、鲍宣从啬夫起身，赵广汉、龚胜从郡吏起身，他们的功业辉映史册，距今千年仍使人羡慕，不过在于他们用治理取得民心罢了，何必在意从什么途径入仕呢？这说的是古人，再请允许我用今天众所周知的人来说明。我的家乡大嵩里有个黄良辅，从刀笔吏起身，前两年任溧水都目，廉洁而有威严，州中百姓像依靠亲生父母一样依靠他，远近上下都称赞他。他白天所办理的州中事务，夜里一定一件件亲手记录；焚香向上天禀告，平时穿的焚香衣服，缝有百衲，已经穿了四十年，年近七十。有人劝他说：‘应当稍微取些钱作为置办田园的资本。’他没有回答。我留在金陵时亲眼见过他，他的高尚风操和艰苦守节无愧于古人，这些都足以成为千里的榜样。景陆说：‘是，是。’ 《送薛学正归永嘉序》我在至元年间教授铅山学时，朋友祝志道从独峰归来，对我说起尽心尽职的学官，说永嘉薛君在心就是其中一人。他登记整理学舍的缺失，带领长官讲学劝导，以改变士人的习气；庙学狭窄又破坏，便拓宽修建，使它高大宏整；学田十余顷被僧人侵占，他诉讼而收回；粮仓充实，储藏、修习、游息的人越来越多，士人的舆论都归向他。第二年，志道又回来，说在心如今正在整顿明学。来往的人都说他像在括地时一样尽心。我认为志道的话可信，却还不能详细了解。又过一年冬天，我返回明地，还未到家，在心已经奉太守王侯之命，邀我进入学校。我询问之后，才知道他对于我乡里有文学、重品行义理的人，没有不主动结交的，唯恐有所遗漏；而且从不以学问自高。王侯兴办学校、革除积弊，寻求教养士人的实效，在心的赞助最多。有关官府集合浙东七学的力量，刊刻乡先生《玉海》若干卷，两年完成；在心每天严格督促进度，竭尽心力。这些是我亲自见到的情形，起初由志道的话得知，如今更加确信了。我认为士人只谈诗书而忽略功业，由来已久，于是使庸俗的官吏讥笑儒者不足任用。看在心稍稍试任学校官职，作为他人的辅佐就已经如此；如果让他为世所用，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成效将会怎样呢？我年轻时读薛常州的行状，私下十分欣赏仰慕他，因为他的学问以濂洛之学为根本，他自己领会所得的实质在经书中没有不相合的，在事务上没有不能实行的。他任文武官职时，能够随机应变处理变化，政事无论大小，没有不恰当周全的。即使是董仲舒管理土地、诸葛亮治理军队，大概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他。属官们不知道他是儒者；在心实际上是常州的同类，难怪他不使前人的美德在当代昏暗，并且将要离任时，明士作歌诗为他饯行，我在卷首作序。《送集庆学正梅仲蕃秩满归广德序》仲蕃的从祖父大卿艮岩公，在宋宝祐年间主持鄞学。诸生的经学、文章，经过他的讲授指点，都成为知名士人。我的祖父与他结为金石般的交情，先父当时也在他的学生行列。大德年间，我来到桐汭，结交了仲蕃的父亲味道，以及他的伯父仁父和哥哥君锡，每天都把读书讲学、亲近老师、选择朋友作为急务。当时像巴西邓善之、眉山刘至善、卢山曹士弘等人，都聚集在桐汭。武林人仲蕃和他的兄弟也常来往，在门下接受学业。十年以后，我回到鄞地，仲蕃正主持鄞学。鄞地的子弟说：‘这是我们父兄老师的孙子。’因为敬爱艮岩公，也就敬爱仲蕃。后来我来到升地，仲蕃主持升学的空缺，主持学校事务，竭力教养学生，弦歌诵读每日兴盛；那里风俗纪律所及之处，向来号称难以治理，却都一致称赞他，交相上书推荐他。如今他任满得到替代，升地士人舍不得他离去，作歌诗为他饯行。他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是升地士人所知道的；至于他的学术、仕宦成就从家世和师友那里得到的影响，没有谁比我更全面地了解仲蕃。因此为诗卷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升〕

译《送浙东元帅府阮照磨序》宛陵阮君受益，世代在鄞地做官，我有幸与他交往，彼此了解很深。他的父亲奉政公，泰定年间任鄞县县宰，为受益选择老师，得到了东发黄先生子彦实。彦实和我一同归依果斋史先生，两位先生都得到朱子门人的正传。考察奉政公选择老师的用心、彦实教导的方法、受益学习的态度，可以说都达到极致。当时鄞地的许多老先生还在，见受益的学业造诣，没有不惊叹赞许的，都认为他将来必定成为著名进士；即使奉政公，也惊异于他能够继承祖父秘书公世代科举的传统。受益又亲眼见到奉政公六年抚育百姓，兴利除害、表彰善人、惩戒恶人，夜里思考、白天实行，像古代循吏一样有效。他开始接触实际事务，越发领悟朱子所说理不在事外、事无非学的教诲，并非虚言。于是深入考察数千年来治国之道的得失、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大节，对我说：‘选择善道如果不精审，却固执己见而使自己陷入错误，从前的大贤尚且不能避免，我哪里敢自以为是呢？’不久遭逢父丧，服丧期满后，又说：‘科举功名是世人所荣耀的事。通过言论来选士，我怎能保证符合主考官的好恶？于是因为父亲的任职而调任浙东帅府照磨，事务简少，反而更能用来学习。’如今任期将满，仍然感到不足，不敢把它当作谋求进取的凭借。凡是了解受益的人，都更加认为他贤能，何况我承蒙与他交往最深呢？从前杨次公与叔明兄弟，以文学知名，都因父亲的任职成为京官，不能通过科举进身，始终心中不能释然。王介父甚至写了近千字的《进说》来开导他。对此我感叹受益能够自己领悟，学问功力远远超过叔明。介父的《进说》说：‘如今没有古代教养、选举人才的制度，所以士人的处境不得不靠自己进取，即使孔子也曾经做季氏的官吏。’他说叔明已经有可以自我满足的条件，却还不能安于自身，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我对他这话深有感触。然而介父替叔明谋划是对的，我又感叹介父以使君主成为尧舜自任，得到君主专一而长久的信任，却致力于财用，任用小人去做桑弘羊、孔仅的事，和一朝君子竭力争辩，还自以为是在施行周官的法度，这又是为什么呢？不只是介父，欧阳公的濮议、苏公的南北郊礼、司马公的役法，所谓选择善道不精审、固执己见而使自己误入歧途的，不也是这些吗？所以君子以大处居于敬慎，重视穷究事理。唉！漆雕开可以出仕，还说‘我对这个还不能确信’，受益也有这种态度。若不是立志于道德，就不能懂得这一点。受益出行已有日期，所以我叙述他曾经用来警醒我的话为他送行，也借此勉励他。《送田推官代归序》保定田侯思温任四明推官时，只凭忠厚立身，以勤勉修养自己，以和善待人。凡是州县审理完毕、作为定案上报郡侯的案件，他只以查明事实和法理为重，必定反复详细审察，以求找出冤屈。他平反的案件不知有多少；既查明实情，又一定要求情理和法令轻重相当，然后才作出判决。一概把美名归给长官、僚属，自己从不专断。长官、僚属有时意见不一致，他恳切说明，直到意见公正合理才停止；即使多次说明，也语气更加和缓，没有抵触的脸色。他任职八年，对案件谨慎怜悯的诚心始终如一。政事平稳，讼案得到治理，盗贼销声匿迹，百姓能够在田里安乐生活，所以像戴父母一样拥戴田侯。唉！治理政事的困难，没有比审理案件更难的；审理案件的困难，没有比谨慎怜悯更难的。我见过世上有人任官一两年，平反一两件案件，便树立名声的很多；能够三年善始善终，固然很难；能够八年长久坚持，更加困难。我也见过许多人凭独到见解审理、平反冤狱，因而与长官、僚属相互抵触。至于对每件事都寻求情理与法律的恰当，曲折周全而又不失和气，更是困难。侯任职时，我七年未曾替代他，直到他称病离去。如今他再次请求有人接替，明地的士人百姓，无论远近都迎接慰劳，欢欣鼓舞，依依恋恋，敬爱更加深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老人和儿童挡在道路上，万人异口同声称颂他。这样看来，侯能够得到民心，难道是偶然的吗？有人或许说鄞人气量狭小、风俗浅薄；如今看他们能够如此不忘田侯的恩德，风俗果真浅薄吗？《尚书》说：‘从前司法官苏公式敬慎于你的职事，由于审理案件而使我们的王国兴盛。’田侯正有这种品德。《易经》说：‘心怀诚信，惠爱我的德行。’明地人也有这种表现。士人作诗为他饯行，我为此作序。《送铅山州判官吴大任代归序》我在泰定年间于金陵结识大任，他在草庐吴公门下受学，是高足弟子。我的弟弟时叔从国子学回来，说才华优美的人以大任为第一。不久他通过春秋科考试进入高等，调任铅山州判官。至元三年八月，我来到州中任教授；大任任职四个月后，士人百姓相互谈论说：‘某人的冤屈得到伸张，某人的冤案得到洗雪，某件事没有受到骚扰、没有被强取，盗贼和伪钞没有成为境内的祸害。’大家都说：‘全靠吴公，全靠吴公。’当时州长是楚什勒特穆尔公，守是茂先李公，他们能够听取大任的意见。两年之间，善政声名远播，台臣、宪臣都称赞他。两位长官相继被替代离去，从此政事不再上达廷议，治理一天比一天混乱。大任据理争辩而无人听从，正称病闭门。恰好行省发檄文让他到浙右核查仓储，回来时替代者已经到任。所以州人感念大任尤其深厚。如今他将要离去，祖帐设满道路，老人儿童攀附留恋，甚至不能与他告别。我说：如今世上难道没有像岑彭、范式那样能够辅佐成就长官的人吗？只是并不常有。假使守、长能够完全听取大任的意见，大任能够完全施行自己所知的道理，治理成效又哪里会只达到这样呢？我正辞去职务，归老海滨，希望还能看见大任得到显达的仕途，能够专断通达地施展事业，追踪匹配古人，以安慰我晚年的愿望。钦定《四库全书》《畏斋集》卷四　元·程端礼撰序 《送虞诚原夹浦代归序》我往年经过霅地时，和朋友在船中谈到虞彦高君的贤能，他们说：‘彦高任湖学教授，申明推行胡先生的教法，以真诚实行，多数士人都喜悦信服。’还把他刻印的教法石碑拓本给我看。我说：学官不知道教导学生，已经很久了，如今竟有这样的人吗？后来从朋友那里听说得更多，越发相信这件事，只遗憾往来西州时不能见彦高一面。去年夏天回到鄞地，才知道彦高的儿子诚原来夹浦务任职。朋友又说，诚原承继诗书世家的恩泽，努力学习，喜好修身；江浙是人才汇聚之地，他参加进士考试，名列次榜，如今却不以清贵门第自高，愿意接受荫调，担任征税司官，而且能够尽心尽职。我说：晋代管理仓库的官吏可以做到大夫，汉代仓库吏的子孙甚至以此为姓；任用官员、选择人才，是古代的制度。职位无论大小，都只考虑做好本职，不越出自己的职分，所以能够使政绩兴盛、百姓富足，就像上天一定要积累日月时光才能成就一年之功。后世士人轻视小官，鄙视理财，小人掌权，百姓生活于是困苦；因此我又感叹诚原贤能而有智慧，彦高的教诲也在他的家庭中实行了。诚原任满后调任海防府，来拜访我，于是我为鄞地士人送行诗卷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