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斋集卷五　　　　　　元　程端礼　撰记

译《弋阳县修建蓝山书院记》蓝山书院的殿堂低矮简陋，不相称而且已经毁坏。至元二年秋，宪使畅公巡视到此，郡守秦公恰好到任，看见后叹息不已，命县令牟公拆除重建。牟公恭谨地接受命令，立即捐出俸禄首先倡导，诸位儒者共同协助，选取木材，召集工匠。三个月后，大成殿建成；又过一个月，明伦堂建成。牟公不久调任离去，山长许公到任后，门、廊、斋舍、庭院、夹室和濯缨亭中尚未修缮的部分，又倡导劝募，尽力修理。涂饰丹青，铺砌砖石，绘制先圣、先师和十哲从祀的塑像，各种器用全都齐备，内外完整美观而宏敞。蓝山张先生的孙子某某也捐资修建先贤祠，又把富春园十亩多的土地归入书院，以每年租金供给祭祀事务，并由某人主持祠事。从这一年九月开始，到六年十月工程完毕。县里的士人都说：“如果不记载这次修建的成绩，后来的人就不会受到鼓励。”于是派人来请我作记，我推辞不掉，只得谨慎考察后记述：书院是蓝山先生讲学的地方。先生名卿弼，字希契，宋咸淳年间考中进士，官至太学博士。宋朝改易后隐居在本县水南，以经术和品行为全郡的师表。他的门人杨应桂、申益、章建创建了书院。前至元十七年，提刑签事王公勉励并促成此事，设置山长，前来求学的士人日益增多。先生的后代中，后来考中高等科第的人直到今天仍没有断绝。书院有田若干亩、地若干亩、山若干亩，每年租米若干石、钱若干缗。我认为，后世的教育和宾兴选士制度，已经完全不是先王所谓三物的旧制。州县学校的设置，即使有时像从前那样兴盛，主管官员用来劝勉督促、考核进程的办法，也不过是促使士人把文章辞藻做得工巧，以求取得官爵。因此所得的士人，不但德行功业无法达到古人的万分之一，而且离开正道、失去志向的人往往还有不少。所以前代有志于道的士人，宁可放弃科举功名，坚定地守护老师的学说，和志同道合者在闲暇之地讲学，使自己脱离主管官员的考核督促之外，这就是书院所以建立的原因。后来书院越来越多，但士人中有志向的越来越少，他们所学习的内容有时与州县学校所着意追求的并无不同，这是有见识的人深为叹息的。我们恭敬地想到，本朝自许文正公以朱子之学光大辅佐世祖皇帝，开创文运以来，百年之间，天下学者都知道尊重朱子所注的经书，并上溯孔子、孟子，其功劳很大。科举制度又采用朱子私人拟议的办法，明经科以程颐、朱熹的学说为主，同时采用古代注疏；经义写作不拘泥于固定格律，大概是想让学者读经时真正有沉潜体会、自得心得的功夫。他们所作的经义，能够分条列举程颐、朱熹以及古代注疏的学说，辨明汉代儒者传注的是非，一举洗除宋末反复空泛演说、以文章妖言败坏经学的弊病，使经术、理学和科举文章合而为一，以便利有志于道的士人。这难道是汉、唐、宋的科举所能比得上万分之一的吗？今天士人能够这样学习，难道不是幸运而又值得珍惜吗？宾兴选士虽有制度，但学校教育的法规尚未确立，所以学校所教、士人所学，不过随着学官的见识和能力而定，仍不免有从前浮泛涉猎、剽窃抄袭的弊病，没有沉潜自得的实效。所考试的经义，本来就固守反复空泛演说的旧格式，而考官又不能推究设立科举的深意，来挽救流弊。唉！孔子作经以来，已经把读书作为教育人的方法；假如用只求见闻浅小、急于求成、专务外在形式和取悦他人的心态去读书，这正是儒者中的君子和小人所以分开的原因，怎么能不反复省察并深切警戒呢？我私下认为，当今最适宜的办法，是以朱子《白鹿洞学规》端正宏大的纲领，以他所订立的程颐、董仲舒学校制度作为具体条目，再以辅氏所汇编的六条读书方法切实遵守，一条也不要遗漏。这样，大概学校才能有真正造就人才的实效，足以辅助宾兴选士制度；有志于道的士人也无需选择学院，处处都可以成为藏修、游息的场所。我既然为书院记下了兴修的年月，便趁机叙述古今学校的得失，并以朱子的读书方法来劝勉求学者。牟公名某，字某，是蜀人，在本县施行了许多善政。许公名某，字某，是番昜人。这一年十一月甲子日，鄞人程端礼记。

译《三一堂记》咸平的李侯希仁把堂命名为“三一”，大概是取自汉代马季良《忠经》中的话。有客人问我：“《忠经》说一心为忠，是什么意思？”我说：“所谓一，是心纯粹合乎义理，不夹杂私欲，也不懈怠的名称。一心，就是忠。”客人问：“说把自身统一起来、把家庭统一起来、把国家统一起来，三一是忠的起点、中段和终点，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就像《大学》所说的，要治理国家先整治家庭，要整治家庭先修养自身。”客人问：“所谓身一、家一、国一，是什么意思？”我说：“就像所说的自身修养、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客人问：“所谓百禄降临、六种感情和谐、万人得到治理，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说三一的功效。自身统一，意念诚实、心地端正、自身修养，那么行动无不吉祥，百禄就会降临；家庭统一，能够孝顺、友爱、慈爱，那么父子兄弟夫妇三者亲密，六情就会和谐；国家统一，能够兴起仁爱、兴起谦让，那么万人就会得到治理。”客人问：“三一与《大学》相合，确实如此。那么忠为什么表现为一，而又能把这三方面统一起来呢？”我说：“孔子说：‘我的道由一个根本贯穿始终。’曾子说：‘夫子的道，不过是忠和恕罢了。’这样看来，忠就是一，而贯通就是恕。” 既然每一件事物都由这个“一”贯通，即使说有万事万物，也都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忠经》说三一，也只是特别举出与人最切近、最重大的方面来说罢了。”客人问：“一又有天地、圣人和学者的区别，是什么意思？”我说：“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至诚无息，是道的本体，是万种差异所以共同出于一个根本的原因；万物各得其所，是道的作用，是一个根本所以表现为万种差异的原因。天的一，是‘于穆不已’；圣人的一，是‘纯亦不已’。天和圣人的一，是自然而然的统一；学者的一，则有待于敬，必须以专一之心而无所旁骛，之后才能达到统一。”客人问：“那么学者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吗？”我说：“可以。周子说：‘圣人是可以学习的，以专一为要。’所谓一，就是没有私欲。程子说：‘要点只在慎独，以敬和义相互扶持，径直上达天德，这就是希望成为圣人的功夫。’”客人问：“经书又引用《尚书》所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上古圣人传承道统的关键要旨。人心危险而难以安定，道心隐微而难以显明；只有精细地辨察它，才能不混杂形气私欲；以专一来守持它，使它纯粹合乎义理的正道，那么无论动静、言语和行为，都不会过度或不及，确实能够把握中道。” 其中说“执中”，是说明随着时势取得中道，正是获得“一”的原因；不说“执一”，是怕它有时流于子莫那种不知权变的固执，那就不是真正的“一”了。”客人问：“‘一’作为德行，可以详细说明吗？”我说：“一，是道体的纯粹完整，是圣人功业的最高境界；是精纯而没有杂质，是始终没有间断，是包罗万物，是贯通古今、通达上下、万物的本源、万事的根干。说到它的道理，就是没有两个；说到它的运行，就是没有停息；说到它的本体，就是包容一切而无所遗漏。鲁、邹的圣贤以及濂、洛、闽、湘的先儒，对它的赞述已经明白而完备，哪里还需要等待我这种浅陋之人的说明呢？如今李侯题写‘三一’二字来警戒自己，若能始终守持专一而又每日更新，那么德行功业的崇高广大，谁能阻挡呢？”客人说：“希望把您所说的内容记在堂壁上。”我说：“好。”至正四年闰二月壬午日，甬东程端礼记。

译《铅山州修缮学校记》至元四年六月辛卯日，暴雨下了三天三夜，大水猛涨，低处的民房水已齐到屋檐；学校地势虽高，水也淹到房屋半墙。因年代久远，木料腐朽虫蛀，过去前后修缮只徒然注重外表装饰，所以有十六七成已经毁坏。知州奉议李侯看见后叹息不已，立即捐出俸禄首先倡导，州学和宗文书院的学生欣然协助，筹得若干缗钱，又增加学校廪给，召集工匠，购买材料，把书楼、讲堂、两廊、斋舍、仪门的瓦和木料全部更换，修筑墙垣，铺砌道路，从祀乡贤的祠堂也整修严肃。贡士费君刚中独自重新修建棂星门，使内外都完整美观。朝廷派来的王侯继而任职，更把兴办学校作为要务。州长瑚緷、承务通守布达、锡哩承务张侯承务、判官鼐玛岱从仕都给予赞助。工程始于这一年七月壬子日，到六年十月乙未日完工。端礼任职学校，因而每天用朱子读书法严格督促学生，以求实际成效。李侯在年初便遍行乡社，劝勉士人，命优秀士子入学；每月朔日、望日亲自讲解考试，使大家都知道奋发自勉。正在商议修学校时，水灾恰好造成毁坏，于是更加努力，终于完成。州里的士人都说：“如果不记载侯君的功绩，后来的人就不会受到鼓励。”于是把写作的事托付给我。我私下认为，铅山是朱子和诸位贤人讲道的地方，记载学校的碑文上说：“求学者在日常起居饮食之间，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在他们群居、藏修、游息的场所，也没有一件学习不是实际事务。”这对后学的警戒，已经极其深切而完备了。又认为，读书虽是所学事务中的一项，但只有读书能够有自得的实效，所学习的每件事才都会有所收获。李侯名荣祖，字茂先，是广平肥乡人。王侯名元纲，字彦常，是霸州文安人。又因为学校廪给少而不足供给，追究经费困乏的原因：如果按照通行的学校制度和法令，田地广而租税轻的，必须使其恢复原有定额；革除豪强人家役使佃户代耕的弊病，命他们亲自耕种；小民把租粮交到那里，就应当交纳到这里，有的竟增加恢复到原来的三四倍。西邻徐氏侵入学校宫墙以内，占用并出租井亭、厨房地基，还搭建民房；便依据主管官员的登记令其拆除，将土地归还学校，以恢复《永平志书》的旧制。又从中拨出二十亩多田地，归入学校，每年收米十石，用来抵交租地钱；取宗文书院被佃户占用的鱼湖，作为公有之地养士，禁止出租，以杜绝后患。聚集官府书籍数千卷，选择其中重要的，加以圈点、删抹和标注句读，以便利求学者。把田地、山林、池塘和钱粮恢复的数目，以及按租收取的收入作为经费；制定留给师生的廪膳，以革除所供养的人不是所教之人的弊病。全部刻在石碑上，流传久远，其他事情也都类似。即使在他们群居、藏修、游息的地方，也没有一处不是学习的场所、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的事情。”他这样警诫后来的学者，真是周全而彻底了。又说，读书虽然是所学之事中的一项，但只有读书确实有所自得，所学的每一件事才都会有所得。李侯名叫荣祖，字茂先，是广平府肥乡县人。王侯名叫元纲，字彦常，是霸州文安县人。又因为学校的廪粮很少，不能满足需要，便查究经费困乏的原因：如果按照通行的制度和学校法令，凡田地多而租额轻的，必须使其恢复原定租额；革除豪强人家役使仆人佃种的做法，命令他们亲自耕种；百姓原先把租粮交给他们的，改为交到这里，以至于有的租额增加、恢复到原来的三四倍。西邻徐氏侵占学校宫墙以内的地方，强行佃占井亭、厨房基址并搭建民屋的，按照主管官府的册籍，命令他们拆除，把土地归还学校，以恢复《永平志书》原有的旧制。又从中拨给田地二十亩有余，交入学校，每年收米十石，用来抵充租地的钱；取宗文所佃占的鱼湖，作为公产留存，用来供养士人，禁止再行出租，以杜绝后来的【“▯”疑为“弊”】端。聚集官府藏书数千卷，选取其中重要的，对其【“防抹”疑有讹误】处加以句读标识，以便利学者。把田地、山林、池塘、钱粮等收复的数额以及按量征收的租入作为经费，规定并留足教师和学生的廪粮膳食，以革除供养了人却没有施教的弊端。把这些全都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久远；其他事情也大多如此。《枣强县学修缮两廊及从祀先贤像记》孔子庙遍布天下，各地的制度沿革多有不同，但都是为了尊崇圣人、阐明圣人的道，使君子和小人有所瞻仰并受到感化，共同归向学校教育；这一点是相同的。因此殿堂、庭院、廊庑、门的规制有一定标准，容貌、服饰、佩带有一定礼仪，尊、罍、簠、簋等祭器有一定数目，老师和弟子有一定员额，祭祀有一定礼仪。凡是奉天子之命、承担治理百姓责任的人，都必须有志于此。冀州枣强县过去有孔子庙和学校，位于东城一角，自宋代历经金代，建筑壮丽宏敞；但两廊没有修缮，从祀的先贤也很有缺失。至正十二年，某官丹珠尔策任县达鲁花赤，刚到任便拜谒孔庙，感慨地把兴办学校作为首要事务，立即捐出若干俸钱首先倡导；好事者竞相拿出私财来帮助，召集工匠、测量材料，修缮两廊及旁舍中毁坏的部分，装塑历代先儒一百六人的塑像，给他们戴冠帽、穿鞋履，彩绘鲜明灿烂，端正地拱手排列而坐，庄严得仿佛仍然活着。这样以后，孔子庙内外完好，不失典章制度，足以大大开启士民尊敬之心，使他们深切理解监县承宣朝廷文德的意义，于是都一致从事于学校教育而不能自已。教谕庞君元德叙述这件事前来，请我作记。治理方圆百里的地方而以礼乐施政，圣人本来就认为这是好的；但在当时，像子游在武城那样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何况在千年之后呢？如今枣强大夫能够创建更新学校，把它置于官府政务之先；这件事虽然只是小事，而圣人的道确实系于此，礼乐之治也确实由此发端，这项功劳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庞君说：“和学生们弦歌、讲习，亲自作他们的仪范，使声教得以传播，使人心受到教化，使大家不忘县大夫的恩德；他的志向有值得崇尚之处，所以我写下此事并记载它。”然而我私下还有一点看法：圣贤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唯有他们的言语和道理还存在。学者诵读他们的言语、寻求他们的道理，必须探究他们的心意；如果拘泥于表面事迹，即使学习也没有什么可取。后世君子对此也应有所省察。至正十四年十二月记。《三瑞图记》宁海县达鲁花赤瑞斋公任政第二年，正值至顺三年戊申。县城东边老子宫的铁棱树，已有二百多年；父老相传，这棵树开花，年成就会丰收。夏季五月，树上开出灿烂的花，县中果然获得丰年。六月，县城北面浮溪北岸的粟长出两穗；八月，县城南面龙山山麓生出九茎灵芝。这三种祥瑞，明明白白，不可欺罔。谨考宋政和年间，番昜忠宣洪公任本县主簿，确实以德惠及百姓。当时池中有并蒂莲，树上有连理枝，并且恰好生下儿子。后来洪公因异科而升任宰辅，县人便以三瑞命名他的堂，郡志记载了此事，传为盛事。距今二百二十多年，三种祥瑞又在瑞斋公任内出现，县中人士应当把它们绘成图画、写成歌咏、载入文字，实在不能自已。县人叙述公的政绩说：劝农兴学，打击暴徒、揭发奸邪，治理百姓而没有苛政横征，约束自己而断绝馈赠请托。猛虎为害、雨旸失时，向神祈祷后便消除，而且很快得到应验。人们说公之所以招致祥瑞就在这些地方。我认为这当然说得对，但考察和引申公的德行，还不止于此。《洪范》所说的各种征兆，从草木繁茂，到卿士、师尹以及百姓的尊卑，都各自有其征兆。《中庸》说，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生长。解释的人说，感应贯通的道理，也只达到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为止。如今以三种祥瑞作为公德行的征兆：公治理方圆百里，祥瑞也都出现在百里之内，那么公恭敬地行用五事，戒慎恐惧而谨慎独处，必定是这些祥瑞的根本。公虽然不自己说出来，上天本来已经知道了。凡是公在外部政事上表现出的善政，虽然都是这颗心的发用，但至于体察诚信、通达顺理的实际功夫，却在内心而不在外在事迹。我的听闻是，天与人相互感应，形势虽然相隔遥远，感应却不会虚妄。假使公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而不生出骄侈之心，日后升任为守，像渔阳的麦子、颍川的禾苗那样的祥瑞，并不难以招致；再升任为调和天地的宰辅之职，四灵也可以出现在郊野、角落和宫苑池沼之中。关键只在更加谨慎，以此充实自己罢了。我既记下公为本县招致祥瑞的美德，又勉励他更加谨慎以充实这种德行，于是作此记。

译《镜波亭记》道广到德至有八十里，沿途全是荒田和平坦的田垄，没有亭台楼阁和驿站可以供游人休息、游览、眺望。因此当地百姓质朴简陋、俭朴吝啬，勤于耕田养蚕和各种劳作，不懂得从事浮华奢靡之事，具有古代雍土的风气。经过道路的人常常感叹没有地方休息劳累。劳作的人，希望得到的正是休息；使百姓能够游息，是牧民者的职责。这就是镜波亭建造的原因。王君起宗代理县令第二年八月，在治所南面建亭，临近桐溪。七天后亭子建成。于是跋涉道路的人有地方休息，渡溪时遇到风雨寒暑的人有地方躲避，所以大家都为这座亭子的建成而高兴。王君说：“我也要和客人在这里饮酒，共同享受这种快乐吗？”这时正值秋天，霜已降落，溪水像镜子一样平静；扶桑升起太阳，微风忽然吹来，水面浩荡明亮，流动的光彩不停闪烁，荡漾的水光照射到衣襟、席面、椽子和屋脊，仿佛进入广寒宫，坐在琼台上与列仙相迎。客人醉后放声歌唱，孤独的歌声随流水飞扬而下，微弱的波浪向上接近太清，又仿佛驾着飘风凌越清气，徘徊于九霄之上，听天上的韶乐。王君说：“这里应当命名为‘镜波’。”于是命客人程端礼记述，并说：“治理之道有两点：严厉和谐。” 公刚到任时，断绝馈赠请托，谨守法度，厘正田界，平均赋役，百姓中困苦的人渐渐得到苏息，官吏中奸邪的人则惶恐沮丧。这不就是先用严厉来开创新局面吗？教令已经明确，纲纪已经布置，又建亭让百姓休息劳作，并同本县士民及四方宾客饮酒交谈，以沟通上下的情意、询问政事的得失。这不就是最后用和谐来完成治理吗？严和相互配合，难道不是治理的道理吗？自古以来，善政少而苛政多，难道没有什么可以拿来给继任者看的吗？于是把这些话刻在亭子的左边。《重修灵慈庙记》至正元年冬十月庚申日，灵慈庙重修完成。庙史叙述鄞人的意愿，带着事情的经过来告诉我说：“本朝每年漕运米三百万石，供应京畿的一千艘船。龙骧行驶于鲸波之中，航行万里，狂风有时骤起，海面仿佛翻覆天宇，船工呼号求援，神明便回应鼓声。神灵的光明一经照耀，就能转危为安。除了依靠天妃护国庇民、广施济助和福惠之外，还能依靠谁呢？所以每年天子都派遣使者前来致祭，祭祀等级与五岳、镇山、四海、四渎相等。又屡次加封神号，恩宠赐予庙额。庙宇损坏，官府便负责修葺。凡是神明护国以及国家报答神明的事情，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只是位于鄞县东角的这座庙，年久未修，门、堂、室、寝，木料腐朽、瓦片破碎，神像模糊不清，实在不是用来表达虔诚、安妥神灵的样子。”庆元绍兴海运千户所朱侯奉直到任办事，拜谒庙宇后环顾叹息，想到官府没有储备钱财，便首先捐出俸禄倡导修缮；同僚及市舶官吏欣然相助，漕运户也共同出力，召集工匠、购买材料，剔除腐朽、更换坚固材料，铺瓦砌石、涂饰丹彩，内外焕然一新。朱侯每日安排工程、督促进度，没有人敢于苟且从事；虽说是修缮，实际等于重新建造。工程始于至元五年夏六月，经过三个寒暑才完成。鄞县的老年人都说：“如果不记载侯君的功绩，后来的人就不会受到鼓励。” 他们派人来请我作记。我认为，《易经》谈到涉渡大河的占辞，前后共有十三处涉及其他占辞，却从来没有像这件事这样反复详说。难道不是因为危险没有比渡河更大的了吗？圣人借助蓍草和卦象的神明，为百姓预先作出指示，大概是想让他们观察占卜所显示的利与不利，以决定前进或停止。所谓大河的危险，不过是说江河罢了，还没有说到大海的危险。其他事情可以观察占卜来决定进退，逐年漕运却不能以进退来决定。所以前代不敢断绝大海漕运，《禹贡》可以考见。当时帝都在冀州，东、西、南三面靠近黄河，各州的贡赋运到黄河就算抵达。书中说“夹在碣石右边”，是因为北方边境的水流中间地势高，不能与黄河相通，所以一定是从北海进入河口。书中说“沿着江海”，是因为当时江水和淮水尚未贯通，所以一定要沿江海进入淮水、泗水，才能抵达黄河。那时并没有海运漕粮。后来汉、唐通过黄河、淮河等河道漕运，以供给关中，风浪的险恶、砥柱的危险，使十次运输有七八次损失。水陆转运搬卸，日常人力有限，史书记载运十钟才能到达一石，运一石只得到一斗，其中的艰难阻滞，哪里说得尽呢？恭敬地想到本朝定都燕京，圣明的谋划独自决断，创立海运漕粮。装载万斛的船只，在吉祥的风中扬帆，一眨眼便行驶千里，不到十天就全部抵达京畿。不仅前代不能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利益，也从未听说有哪位神明能在如此巨大的危险中显现灵验功绩，帮助成就这样的大顺利，像今天这样明白显著。唉！这难道不是天意就无法解释了。过去越裳氏因为海上不起波浪，知道中国有圣人；如今这句话更加可信。《易经》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既然说“上天保佑他”，那么渡水获利的吉祥，果然有不必占卜便能够应验的事情了。所以我因而记下重修庙宇的年月，并考察古今漕运的不同，把大略记述如下。《重建宝梵教寺三门记》至正元年十二月己卯日，宝梵教寺的三门建成。住山居朗师带着县学教谕叶君桐所写的事情经过来告诉我说：“明州象山县的宝梵寺，距县城东北一百三十步，创建于宋建隆年间，原名东禅院；治平年间改为今天的匾额，至今已经四百多年了。过去法智大师凭借至高的德行和简约的言语，阐扬佛教教法，在两浙广泛流行。南城延庆寺确实是祖庭，所以明州各县近郊的丈室中，学习这种教法的人很多；其中博学善辩、才华秀异的人，像居朗师就是这样。居朗师主持此山已经超过十二年，每住一天，就修补木料、石头、砖瓦，日积月累。县宰穆公承务、里中儒学学录史公德晖，首先出力相助。士民中捐钱出力的人纷纷响应，于是三门建成，飞檐高翘，宏伟华丽，十分壮观。本县的居朗师又拿出自己的衣资，倡导率领乡里老人，重新开垦废田一百亩，新修轮藏。寺院居住和供养既然充裕，教法日益兴盛，都是居朗师的功劳。”他来请我作记，我多次推辞，但他的请求更加殷切。我说：“我们儒者主持学校，有司以官爵、秩禄来整饬勉励、考核奖劝，领取俸禄却懈怠职事，房屋栋宇颓败，教养之事日益松弛的，十之常有八九。听到居朗师这样的事迹，也应该稍稍感到惭愧了。” 二十年前，我曾看见居朗师在延庆寺前堂讲习，昼夜勤苦，多年不出门；他的骨骼高耸奇异，目光逼人。我当时已经认为他非同寻常，知道他日后必能有所作为。唉！世上的人才被佛教、道教得到的很多，所以它们的教法应当兴盛。我既然为他记下这件事，也记下我的感叹，用来警戒我们儒者。至正三年三月某日，鄞人程端礼书。

译《元代兴建天僖慈恩教寺记》世祖皇帝凭借神武统一天下，治理功业大定，正准备让百姓休养；因百姓风俗趋向善良，求福的人都归向佛教。由于慈恩教法尚未在南方流行，便选取三十名僧人担任教师，分布到江南各路，选择名山开讲。至元二十五年，召见并赐给衣服，郑重派遣佛光大师德公前来。到天僖三十一年，成宗皇帝恩宠赐予师号。有关官员又担心常产不足供养，于是把旌忠废寺的田地增加进来。皇帝即位第一年，赐给寺院现在的匾额。起初，吴主感到舍利和金像神异，迎请僧人兴建塔寺，历代崇奉不断增加。等到佛光师恭敬接受明诏，发挥平日所积的学问，开设讲席、聚集徒众，大力阐扬教法。慈恩宗的传承，有的口耳相传，有的心领神会，各自有所成就，近四十年从早到晚，寒暑不停；清净修行、苦行自持，时间越久越加虔诚。饮食起居，全都合乎礼节。最初到这里时，墙垣倾颓、屋宇毁坏，屋顶漏雨，几乎倒塌；后来又能一点一滴积累余财，拆除旧屋重新建造。千间房屋、百堵墙垣，比过去宏伟宽敞一倍，金碧辉煌、飞檐高翘，内外如一。各种所需之物，全都修备完美。比较他的功德，是江南各位法师中最突出的。圆寂四年后，宗派弟子继承教法，遵循一贯遗留下来的规矩，可以永远流传。他的继承者某人追述这件事，前来请我作记。我认为，佛教日益兴盛，虽然它的教法善于诱导人向善，但也是因为主持事务的人得到了合适的人选。我们儒家学校的教育，有司勉励敦促，也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可是近世担任教育职务的人，有的每月只同学生见面一两次，作一番演说、讲解，便认为尽到了职守。学生的经学和品行一概不问，师生甚至从未相识，任期已经结束离去了。能够奋然以教师之道自任的人，大概很少。难道世人所说的‘老师’，是让佛道两家得到，而让儒家失去了吗？还是选择儒师的方法尚未达到应有程度，所以才造成这样呢？我为此记下事情，也顺便写下自己的感受。《著存庵田记》桐汭子有位王君对程端礼说：“我和妻子的墓地，已经择定在镇山南面王村的原野。您既然把我的屋子命名为‘著存之庵’，使我知道要尽心尽意地表达爱敬，实在幸运。我承继祖父留下的户籍，有民田若干亩、官府的二税田和营田若干亩。只是这些官田贫瘠，容易旱涝，收入极少，而所缴赋税很重；每年都必须用民田的收入来补助缴纳官田的赋税，才能免受官府追逼、鞭打的祸害。我想到将来子孙贫富无常，民田容易出售，官田却难以除去负担，那祸患将没有穷尽。趁今天还勉强能够维持，预先把某处若干亩民田拨入‘著存庵’作为产业，使子孙即使贫穷也不能卖掉，永远作为帮助官田缴纳赋税的财产。我用它供给祭祀，每年让一个儿子掌管。周围又另外把某处若干亩民田用来供养守坟的人和焚修的费用，担心日久之后他们偷懒怠惰。请您替我记下这件事。”我说：“父亲对于儿子，既生育了他，又把全部家业交给他，还审察利害预先替他作好安排；这样遗留给他的心意，是没有穷尽的。儿子对于父亲，应当想到承继家业的责任十分重大，永远继承父亲的志向、述行父亲的事业。” 可是往往有人只顾眼前，苟且求得自身解脱，反而拔除自己所依赖的、赖以生养的根本，即使祸害及身也不顾惜，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忘记了自身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假如知道竭尽爱心和诚意，始终把祖先存念在心，那么就会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就是爱护父母，存念自己的心就是存念父母。何况像这些田产，正是父亲遗留给子孙、用来避免眼前祸害的呢？凡是应当继承和述行父志的人，将没有不努力的；不使父母的遗志死亡，不过是在推行‘著存’的意义罢了。”儿子说：“是，是。”于是写下这篇记文。碑 《监抽庆元市舶右丞资德约苏穆尔公去思碑》至正三年冬，资德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约苏穆尔公负责庆元市舶司的抽分事务。公离任后，郡中老人转述舶户王良臣的话说：“我们做舶户已有多年，历任监抽官中，廉洁明察、革除弊病的，从未见过像公这样的人。公的实际恩德留在人们心中，不能忘记。希望把这些事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作为后来者的法式。”谨考本朝沿袭唐、宋旧制，在庆元、泉州、广州设置

译市舶司，设立提举官，斟酌古今情况制定适宜办法，颁行市舶法二十二条。抽分时由省官亲自到场，已有完整的制度。只是近年有时委派其他官员，选择不够精当，法令之外滋生弊端，舶户深受其苦。恭敬地想到当今皇帝登临大位，任用内外官员只取贤能和才干，大纲小纪都遵守成法，恩德重重累积、政教和谐，太平功业上达皇天。于是至正二年十一月，预料外国商船将要返航，行省奉命再行申报，而我公正好来到这里。公从礼部员外郎升为郎中，历任内台经历、侍郎，礼部、刑部侍御，西台郎中，中书左司尚书，刑部、兵部侍讲，集贤宣慰湖南，监理江浙、淮地财赋，集贤侍读、廉使，淮西治书，南台参政，湖广留守，上都使，行宣政等职，先后升迁二十次，最终任江浙行省右丞。他为国家处理繁杂政务、治理艰难事务，裁决重大议论、成就重大功业，哪里能够一一列举完呢？如今监抽市舶这一件事，还不足以赞扬公的才干和美德。然而公具有如玉如雪的操守、如金石般的节操，长期使朝廷内外信服；他神色严正，以身率下，不用命令，人们也会服从；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人敢欺骗他。这正是没有公不能做到的。公刚到任，便宣示皇帝的德意，抚恤海上商人，依据法令办事，不作拖延和犹豫，不耽误一时一刻；巡防检查严密，没有可以钻的空子，积存的弊病全部革除。至于变卖货物的价格、怜悯孤儿寡妇，更是特别尽心。政令施行取得实效，又选派委任官员拘束管理、巡逻查验，得到佥帅朝请鄂勒哲的协助。他依照公的治理办法办事，在朝廷官列中向来以廉洁有节著称，和公同心协力地帮助。事情办完的当晚，便乘驿传车离去。舶户们当然额手称庆，歌颂公的德行而不能忘记。《易经》说：“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坏事，这叫义。”舶商通行于九夷之间，凭借国家的威势和神灵的护佑，必须戒慎，不可滋生事端。中国所珍视的货物，必须截留禁止出口，这叫禁止；并不是征收商税、轻微取入，或随意给予、取用，这叫端正言辞。治理财货的道理，既已详细写入各项法令，以义为利，可以说已经尽善尽美。若不是大人君子，能够敬畏‘四知’，面对珍货而目不眩乱，很少有人不动心。何况商人远渡鲸波，往返往往以年计算，还可能遇到疫病、盗寇等意外，舍弃生命来求取利益，期望偿还借贷，怎么忍心在法令之外搜刮掠取他们呢？” 所以，任用法令和任用官员，两方面都应当重视，应该由皇帝亲自审慎选择。过去唐代外国商船到达广州，有抛锚税和验货宴，犀角、珍珠堆积，贿赂甚至送到仆役手中。后来孔戣以廉洁著称，从右丞出任镇守，一切革除这些弊端，韩愈曾记载此事。如今公也以右丞身份来到这里，革除庆元的弊病，难道是偶然的吗？可惜我的文笔不足以相称。我既为此作记，又作颂诗三章，让舶商歌唱，以助行船划桨。颂曰：元德与上天相配，覆盖天下；不把远方珍物当作宝物，以百姓安康为富有。圣明的子孙，能够相似并继承先德；太平的功业，光明地上达天听。光明地上达天听，厚重地生出贤才，永远共同承担一心；培植国家的根基。天子的仁德，怜悯我们这些商人。治理财货的义理，宰相能够勤勉奉行；宰相能够勤勉奉行，施德于民，启发君心，如及时雨。赶快执掌国家权柄，使海上不起波浪；越裳前来进贡，祝愿天子万年。郊野和泽薮之间出现麒麟凤凰。《庆元路总管沙木思迪音公去思碑》大元朝统辖天下，四海内外全都设置为郡县。郡中有郡守，郡守的职权相当于列侯，责任极其重大。明州是浙东的大郡，南面临着大海，远近各地的物产、夷人商旅的贸易往来、风帆海舶，都从万里之外汇集于此，政务比其他郡尤其繁剧。治理此地的人，必须亲自率领属下，以廉洁施政，把握大体，宽严适度，才称得上胜任。至顺三年，沙木思迪音公以吏部侍郎的身份来任此郡郡守，政绩有成，不久便离任。父老们写下公遗爱于民的事状，来请我作记，说：“公饮冰食蘗，始终如一；犀珠般珍贵的财物堆积在面前，也不能动摇他的心。待人宽厚，不以个人喜

译怒待人；隐藏恶行而宣扬善行，使人自己迁善改过。治理以有司为先，不急于处理琐碎事务，因此教化推行，百姓安宁，如春雨滋润万物却看不出痕迹。公对我们的恩惠，大略就在这些方面。至于揭发奸恶、查访隐伏，像问乌鸦夺取肉食一样争功，并不是公所致力的事情。二州四县的长官、副职以及郡中各有司，无不听从命令。水渠陂塘得到修筑，田地没有荒芜，人口繁衍增多，盗贼很快平息，诉讼案件减少，学校兴办起来。从前富商海舶把货物运往江浙行省各地，派属官监督征税，侵吞剥削的办法层出不穷；公奉丞相之命，一再监督此事，制定方略，防范和计谋全都妥当。”

译每年漕运粮米等物有十几万斛，管理仓廪的人有时与漕运户不相协调，纷纷惹出事端；公把粮物按原数交出，大家都服从并认为这样便利。去年夏天稍有旱情，今年秋天淫雨连绵，公祈祷都得到应验，这也是公任外职之外的余事罢了。田野乡里从早到晚都在赞叹公的恩德！公如今离去了，怎敢忘记呢？希望留下记载。我认为，公治理政事，不凭个人意气求取名声，为什么竟能如此深得民心呢？从前汉代太守羊续、刘宽治理南阳，以廉洁和宽厚得到百姓拥戴，公难道不是接近他们吗？我既记述了这些事情，又为他作诗，使百姓歌唱来长久表达思念。诗说：“高尚光明的我公，起初从京城而来；有谋略治理政事，使百姓安定。如今这里究竟怎样？全都出自您的德行；廉洁谨慎始终如一，宽厚而不过度。时雨和风，风调雨顺，桑树谷物茂盛畅达；百姓都说，这是公的福泽。五匹马驾着高盖车，来到我们的田间；教导我们、告诫我们，庄重而自有常法。我们欢喜地击鼓歌唱，回去彼此相告；不要颠倒错乱、纵情散漫而自寻忧患。召父般贤能的公啊，人人都来依靠；公马不能拴留，怎么就要回去呢？公已经回去了，我怎能不思念？思念而不能放下，我歌唱我的诗。” 《庆元、绍兴等处海运千户朱奉直去思碑》奉直大夫朱公彦文，于至元二年十一月担任庆元、绍兴等处海运千户。公刚毅而有才略，凡是职责所在及急需优先办理的事务，不避艰险和利害，凡应兴办、革除而知道的，没有不做的；凡要做的，没有不尽力的。起初，皇庆二年冬十月，省部奏准：温州、台州、庆元每石脚价钱十一两五钱，浙西绍兴每石十一两，这是按照道路远近而定差别。此规定实行已久，没有人敢改变。至元三年、四年，浙东年成歉收，没有粮食，于是调拨温州、台州、庆元的运户驾空船前往浙西刘家港停泊，听候运输。这样增加了数千里的路程，遇到逆风往往一个多月不能到达，又要经历沙滩、礁岛的险阻，修补船只器具和支付工食的费用，是平时的两倍。行省却认为空船前往浙西是容易的事，只按浙西脚价支付，每石减去五钱。有的运户甚至耗尽家产仍不足以供给费用。杨义等人陈诉，有司不予准理，悲苦无从申诉。公替他们向漕运都府申请，漕运都府立即命公骑驿马赶赴中书省禀告。公陈述详细明白，宰相认为他说得正确，便送交部下架阁库保存。根据元定脚价，全文清楚明白，行文告知行省并下达都府。从此，温州、台州、庆元运户中被调去装运浙西粮食的，得以恢复按奏准的定例支给，运户的困苦因而得到缓解。这是公的功劳。如今公已经离任，百姓思念公而不能忘，于是来请我作记。我认为，京畿聚集着四面八方的百姓，粮食用度需求很大，加上六军的军粮和百官的俸禄，正是要靠东南漕运来供给经费，事务极其重大。汉、唐时从三河漕运，经过底柱等处的险阻，困难千端，十次往往损失七八次，甚至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艰难。又因为官府制造运输船，要求它们坚固，便加倍支付价钱；以裴耀卿、刘晏的才智，难道不知道其中劳费吗？大概是因为这件事终究不能停止罢了。既然本朝蒙受上天神灵保佑，圣明谋划、睿智决断，创立海运，使数百万石粮食不到十天半月便全部运达京畿，其功效和省力程度，与汉、唐相比何止相差万倍？难道还在于削减已经确定的脚价中那一点点费用吗？如果没有我公的仁心，能够使下情上达，三路运户岂不是要遭受无穷的祸害？所以应当刻石来记载公的姓名。额森巴哈是保定武遂人，祖父凭借深厚学问和纯正品行在乡里教授学生，两次被征召都没有出仕。父亲以才德出众被荐举，历任清要之职。公由膳珍司克埒穆尔齐入仕，逐步升官至现任职务。公尊崇礼法，按赏赐延及亲属的制度本可得到官职，却让给弟弟宗颜。他的为官和求学，大概就是这样得益于家传的。公在任时兴修灵慈庙，我已经另作记载，这里不再书写。《庆元路推官胡公去思碑》至元三年夏天，胡公代理且将离任的教谕，屠远拿着事状来对我说：“孔子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张氏认为，所谓为了自己，就是没有任何外在企求而去做。我们这些人藏身修学于闲暇之中，小心谨慎，每天用这件事反省自己；可是到了临事之时，仍有时会失去它。我私下观察胡公所任刑狱事务繁重，他待己接物，能够严格分辨利义，整肃从容，详慎周密，内心和行为始终如一，三年不变。这难道不是无所企求而这样做的吗？大概可以算是实行了为己之学吧。”人们称赞他孝顺，称赞他廉洁，称赞他审理案件公平允当，远近上下都没有异议。鄞地士人见到他的德行，尤其详细，不能忘怀，希望有所记载，来劝勉那些学习古道而入仕的人。公名润祖，字敬先，是广平永年人。公奉母亲来到鄞地，量入为出，以俸禄供养母亲；虽然滋味不够兼有珍馐，但和婉的容貌、愉悦的神色，极尽使母亲欢喜之道。自己生活极其俭朴，常人难以忍受。公退朝后就闭门教子；士人不是端雅整饬的便不交往，官吏不是谨慎厚重的便不用；馈赠礼物和私下求见没有门路可以通达。即便如此，他还自认为不足，每天比一天更加谨慎。公刚来时，正值积弊达到极点，囚犯充满监狱，有的案件拖延十年，或四五年。公早晚审理记录，不避寒暑，他平反纠正的案件无法一一记载。洗雪冤屈、施惠于人的心情，比饥渴还迫切；对于死狱中的案件，一定要设法使罪犯获得生路，实在做不到才停止。有时有人徇私改变是非，甚至制造诬谤，公始终不因这些而改变，也没有把这些事情夸耀为自己的能耐。他任期届满，没有什么可以带回去的。公性情操守耿介清白，早年由吏部省部入仕，因为不能媚事权贵，安于按资历升迁。从前任职永嘉郡幕，也因廉洁谨慎、遵守法令而有声誉。我认为，公的内心只是懂得探求事理为什么如此、应当如此，并要求自己一定做到如此罢了，哪里还有别的企求呢？从前万石君一家不多言而亲身实行，即使齐、鲁两地那些重视质朴品行的儒者，也都自认为赶不上他们；像公这样的人，难道很多吗？如今鄞地士人对公的思念，也只是说他有真实可信的仁惠之心，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地方罢了。因此我不敢以文辞不佳推辞，记述这件事，并系以诗说：“圣门的学问说，只有为了自己；所谓自己，是什么？就是这颗心和这条理。以天理作为心的主宰，它的善无可比拟。在利与善之间，细微差别也不能错；明白善而使自身诚实，这才叫为了自己。为了博取声誉而行善，即使是善也带有利欲；这叫为了别人，并不是为了自己。侃侃而谈的胡公，操守端正纯粹；母亲年老而出仕，最大的喜悦在于奉养母亲的心志。他的母亲每天都问：平反案件如今有多少？案件等候公来审理，不计其数；清廉而害怕别人知道，家法十分严肃。” 这种学习古道而入仕的士人，如今已经见到了；遗留下来的德行在鄞地，刻石显示出来，永远不止。钦定《四库全书》《畏斋集》卷六　元·程端礼撰，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