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斋集卷四　　　　　　元　程端礼　撰序

译《送王伯华归永嘉序》子夏教导门人洒扫、应答、进退，子游认为这些若作为根本便没有更高的内容，门人问起交友之道，便转述子夏的话。子张认为这与自己所听到的不同。三人同样拜孔子为师，但他们用来教人的方法竟不能一致。所谓源头尚远而支流还没有分开，不必等到再传弟子，已经如此了。这样看来，在两位老师之间求学，却想让他们的教诲相同，是很难的。我和朋友在江东精舍读书时，李季和先生奉南台聘请，他的弟子从永嘉来，训导升学的学生和升地士人，跟随他的人如云。我在这里教导的方法，被李先生看见后说：‘这是采用朱子熟读精思的方法。’这正是我的老师临海方先生教导我的方法。李先生随即派弟子王生在我这里完成学业，并且让他全面接受读书的次序和讲解经书的著作。我说，王生的老师在学术上远远超过我，只是我坚守朱子的读书方法，持心坚定刻苦，经过岁月逐渐进步，粗略有些符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忘记了还有我这样的人罢了。年末王生将要归去，过了几天来请求赠言，只是我拿什么来勉励他呢？从前秦王询问攻取荆国要用多少人，李信说：‘不过二十万。’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秦王对王翦说：‘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怯呢？’ 秦王于是派李信出兵，李信大败而回，最终采用王翦的计策，才攻下荆国。唉！世上的读书人，谁不希望有所成就？朱子的读书方法，正如王翦的主张。不要因为我年老就说我胆怯啊！《送郭芥庵归永嘉序》我读韩退之的《送廖道士序》，喜爱他的文辞，私下思考他所说的话：‘衡山以南八九百里是郴州，郴州是中原清纯秀美之气汇聚的尽头。’这话已经错了。天下山川都从西南方向进入中原，这是后世地理家和卜葬者能够知道的。韩退之读过《禹贡》，却不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呢？至于他说水土所生、神气所感化而产生的白金、水银、丹砂、石英、千寻高大名材，不能单独承担重任，必定有杰出奇伟、忠诚守信、有才有德的人出生在那里；可惜他们沉溺于老子、佛教的学说而不能出仕，这些话却是名言。我又读沈存中的《梦溪笔谈》，其中说永嘉雁荡山奇特秀美，从前不曾见于图籍，直到宋真宗祥符年间，有一同入山伐木的人发现它，才开始闻名天下；又奇怪谢康乐那样善于游览，为什么没有到那里探访呢？永嘉的人物，如周、刘二人的学问品行，贝、薛二人的经学，陈、叶二人的文章才华，王龟龄的志向气节，正大光明，却也都出生在山川获得声名之后，这又是为什么呢？蜀地的山川奇异，直到汉代才与中原相通，受到文翁教化的浸润；司马相如东行接受七经，王褒、扬雄以文学著名，难道山川的灵气也要等到世人知道它以后，才在那里产生人才吗？既然如此，那么当今世上难道可以说没有人才吗？还是韩愈所说的那些沉溺其中而不能出来的人呢？我年轻时就有志于游历，如今老了，隐居在林下；四方奇异杰出的人来到这里，没有一个不曾与我交往的；既然交往了，也没有一个不曾向我询问山川胜景。去年冬天，永嘉的芥庵郭君来到鄞地，穿着道士服，断绝求利的一条途径，学习长生久视之术；同时又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尤其擅长卜葬。因此我知道他是永嘉杰出的奇士。我的朋友刘仲愚买山安葬父母，墓地吉凶难以判断，久久不能下葬，郭君替他确定了墓穴，众人都心悦诚服。我正想同他畅谈一番，他却已经动身了。永嘉的王伯华曾跟随我在江东精舍读书，又都是郭君所交游的人，并且很肯详细谈论本乡的贤士豪杰。过了廖师的访庐，他所交游而没有告诉我的人，就相距很远了。因此我写下这篇文章为他送行。为都事牟景阳代任浙东归去作的序 我读到陵阳牟景阳祖父清忠公的奏议，没有一次不感叹蜀人的文章竟美到了这样的地步。蜀地从汉代起就能凭文章名扬天下，司马、王、扬、闿开创了这一端，到了苏氏是一变，到了魏文靖公又是一变。文靖学习程朱之学，学问宏大光明，足以掩盖前代名家。清忠公则是文靖的学生，又能把自己亲身实行的道理用来匡正他的君主。从朝廷、宫掖，到贿赂权臣、奸佞、宦官和宫妾，他敢说别人不能说、不敢说的话，直到君主改过才停止。因此在理宗一朝终了时，宋朝还能转危为安；而且他从不空谈性命之理而忽略功业，也从不有意写作所谓文人的文章，文章却特别精妙。这难道就是所谓蜀地文章变化而更加优美吗？这难道就是有志之士愿意为他执鞭随从却求之不得的人吗？我的祖父常熟府君曾受清忠公知遇。我因为出生得晚，得以在霅地拜见景阳的父亲大理公，在溧地与他的兄长成甫交往。如今又得以同景阳交往。他的学问经过一两代传承而更加纯粹；他的著述、学业，任官和修身，都各有本末。二百年来的文献世家，谁能同他相比？景阳任浙东宣慰元帅府都事，人人都知道他器量见识高远；遇到事情，立即剖析治理方法和用兵谋略，行动如风，声势如雷，恩德深入人心，威势使人畏服，功绩非常显著。谁又知道他这种根本，其实来自这样的家学呢？当年大理公因为不能谄媚权臣，长期任职于外地，曾审理浙东的案件，德行留在人心。如今景阳又在这里任职共六年，他离去时，众人更加不舍。浙东士人都作歌诗来颂扬他的美德。我因此为他的文献家学作序，使世人知道他的声望和令人钦慕之处都有遥远的根源，并把这篇序写在卷首。为贡有源回宣城作的序 奉化的蒋申之带着本乡长老的请求来对我说：“很久了，我们州的学校废弛，教育松懈。自从贡有源君到来，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教育和培养都得到落实。他惠及我们许多士人，却又迫于任期届满即将离去，大家把心中的思念写在诗歌里。先生曾经记述过他修治学校的事，希望您在卷首写几句话。”我对诸位说：“你们知道有源初次任学官时，就已经能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你们佩服他的才华和德行，感激他的恩惠。哪里知道，他治理政务的本领在家庭中早有传承，并不是等到任职办事以后才有的呢？他的曾曾祖父秘书大监南漪公积累德行、开创福庆，传到一代，便有人凭文学显名，任国子监学官、翰林院直学士；再传一代，出仕内外，知名于一时的有近十人。如今有源兄弟又渐渐进入仕途，而且从不以门第自夸，只崇尚德义。贡氏家族的兴盛，大概难以估量。由此更加相信南漪公积德深厚。”有源怀抱卓越才能，接受显要提拔，将要施展济世救民的志向。有人说：“怎么知道他不会再次来治理我们郡、惠及诸位呢？”《易经》说：“有诚信而惠及内心，不必占问，也是大吉。”假如有源果真怀有诚信、存有惠及诸位的心，那么不必占问，也可以知道他一定大吉。申之说：“是，是。”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序。

译为娄行所回吉安作的序 古代的学校制度设在二十五家组成的闾中，条目规定得特别详细。所谓庠、序，是按时召集百姓的地方。大概越接近百姓，施行教育就越周密。州长召集百姓宣读法令，每年不过四次；下至党正，管理七族，每年十四次；而闾胥则没有固定时间。因此可以知道，百姓平常就在塾中受教，按时到序中学习，并不像后世那样离开亲人、越过乡里，聚居而共同饮食；邻里无法考察他们的品行，州党也无法施行教育。自从学校制度和井田制度败坏以后，士人开始贫困，只得离开农、工、商、贾的身份；下至偏僻乡里，晚年求学的人，没有书可读，也没有老师可以亲近。所以子游从吴地到北方求学，相如向东学习七经，韩愈在江南读书；有志的士人，势必要游历并求学。虽然如此，士人有幸生在今天，又与从前不同：程子、朱子出现以后，四书六经的道理大为彰明，书籍遍布天下，只要闭门垂帘读书，熟读精思，反求于自身而达到诚实罢了。这难道是求学而得不到，非要依靠游历吗？假如家中衣食勉强够用，生长在有读书风气的地方，又有父兄师友可以凭借，不是有极不得已的事情，又何必荒废晨昏定省、耗费时日和精力，冒着道路风尘的劳苦呢？吉安的娄行所厌倦了游学将要回去，拿出他的老师草庐吴先生的《游说》给我看，并且请求我写几句话。草庐先生已经把该说的话说尽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行所努力学习，能够写文章，生长在有读书风气的地方，家世世代为官，诗书的恩泽十分深厚；家中又设有学校，他若不是有不得已的原因，本来不必外出。如今他回去，难道不是作了正确的打算吗？因此我陈述古代的制度，实际上是赞成草庐先生的说法，以此应付他的请求。为刘宗道回夷门作的序 自从古代的田制和学制败坏，士人开始贫困，只得离开农、工、商、贾的身份；下则违背亲人、越过乡里，邻里无法考察他的品行，州党无法施行教育，即使有志向的人，也不得不游历并求学。可是有志向的人很少，游历而不学习的人却很多。凡是说游学的，世俗常常厌恶它。唉！子游从吴地到北方求学，长卿向东学习七经，韩愈在江南读书，游学难道可以缺少吗？夷门的刘宗道奉父母之命到江南游学，在明道精舍学习多年，如今回去参加乡试。我为他立志不变、能够努力学习以回去慰藉父母而高兴。正值大比之年，他又将同本乡贤能之士一起应试，大家都作歌诗为他饯行，并向我求赠言。我说，宗道凡是从学问中得到的东西，都足以自我勉励，哪里还需要等我的话呢？我私下认为，自从朱子汇集诸儒的成就以来，讲学的方法已经都有定论。假如回去后取出那些书熟读精思，在穷究事理、反省自身方面同时用力，并落实在侍奉父母、敬爱兄长的实际行动中，这难道是求学而得不到，必须等待游学吗？宗道有志于学，所以把这些告诉他，并写下来为他送别。为副使王公作的序 至元三年春，中顺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佥元帅府事郓城王公任满代任，将要离开浙东七路，士人百姓依恋他，攀住他、卧在道路上，仿佛失去了父母。大家已经作诗歌颂王公的美德，又请庐江况君肩吾撰文，立了一块去思碑。尤其庆元作为治理之地，所受到的感化更加详实。我私下认为，王公能够得到百姓拥戴，难道还有别的道理吗？不过是他一向修养真实的德行，他的政治措施都是德行的表现，所以政令传播如风、声势如雷，善行得到彰明，恶行受到憎恶，潜移默化，不必表现在声色之间，便能培植长治久安的根基，消除尚未萌发的奸邪，他的功劳非常大。这怎么能同那些只懂文书法令的官吏，以簿书期限的完成来比较得失相提并论呢？至于王公平反冤狱，把旱灾化为甘霖，始终廉正自守，地位尊贵却能甘于俭朴，犀角明珠般的才德光彩夺目，却丝毫不为之动心；别人做到这些会认为是奇异之事，在王公那里却只是实际德行中的一两件事罢了。追溯他的德行来源，大概是因为他的母亲太原郡君马氏，守着共姜那样的节操，遵循孟母那样的教育；兄弟之间笃于孝友，一门的盛美功烈，朝廷加以表彰，这些都是外界共同听闻的。所以他所到之处，还没有施政，百姓就已经感化、服从并仿效他，这是理所当然的。过去君陈治理东郊，凭借孝友施行政教；毕公以美德自勉，正色率领下属。世人说古今人物不能相提并论，看看王公的政绩，果真不能相提并论吗？乡校的士人作歌颂扬他，程端礼为此作了序。为郎中朶君出使归来作的序 天子任命左右丞相，更新国家政务。五月二十二日，颁布诏书，向天下发布告示。因为江南三省长期遭受兵乱，便派六位使者前往传达皇帝的德意。于是朶君仲容由翰林待制提拔为兵部郎中；我以南台监察御史的身份充任礼部员外郎，奉命前往江浙海道。我们乘快帆船疾行，一昼夜奔驰数百千里。到达以后，丞相、大夫、两府百官、有司和百姓，没有不鼓舞欢呼、奔走听诏的；他们面向北方叩首，沐浴圣德，认为使者是从天而降的，还说天子派遣曹官亲自来到这里，礼遇格外隆重，远非其他使者可比。朶君是皇室宗族，世代簪缨，又是辛卯年进士第一名。他年少而熟悉礼仪，和顺谦恭，以端正的态度处理进退应对，自始至终没有违失；别人赠送的财物，他全都推辞不受。我虽然想提出意见、补救缺漏，最终却找不到这样的机会，只能束手仰赖他完成任务，沾光邀宠而已。后来我同朶君到四明，在天妃祠奉献御赐香。那时省臣有人在海上治理军事，于是我们从四明赶往奉化，经过海宁，进入天台，抵达黄岩南监，传达赏赐。退下来后，我们观览朱文公的石牐，远望桐柏宫，沿着剡溪，经过谢太傅东山，上会稽，泛舟镜水而回。一路都因山路和阴雨而耽搁，我的疾病发作，便卧在越地郊外的僧舍，而朶君已经进入杭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朶君的先父曾任黄岩州监，后来起用为御史。如今我们经过的地方，认识他的父老说：“这是我们县贤能大夫的儿子。”他的门人和旧日属吏迎拜说：“这是我们御史公的英杰后嗣。”缙绅先生相互说道：“这是今天子门生、状元郎。”朶君从不凭借名位凌驾于人，但人们对他的敬重和称誉竟到了如此地步。国家兴办科举，是为了网罗天下贤能俊杰，本来就是想同他们共享天禄、共同治理国家的职事。唯独蒙古人可以考取状元，是为了尊重国人。然而科举制度设立以来，能够才华卓异、不辜负所学，承担辅佐君主、惠泽百姓的责任而无愧的人，实在不多。难道是富贵改变了人吗？还是明白经义只够用来取得青紫之服罢了？我希望朶君能够扫除世俗的末流习气，超越古人的高尚足迹，建立不朽的功业，把声名流传到无穷无尽。我对朶君寄予希望。朶君回朝时，我卧病不能参加他的送别，所以写下这些话来记述此事。虽然如此，我已经老了，东南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您回去拜见丞相时，政治上有应当施行的措施，事务上有适宜办理的事情，贤能人才中有一定要举荐的人，希望您替我把这些全部陈说出来。至正十八年，岁在戊戌，四月甲申作序。

译为浙东帅府属官朱子中任满考核作的序 我说，古代的士人，从起居饮食、侍奉父母、养育子女开始，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至于礼乐、刑政、兵甲、钱谷，也没有一项学问不是为了办事。因此他们做官时，入朝能够治理，出外能够领导，所学都适合使用，真正儒者的功效才开始显现。后世关于三物的教育不能彰明，士人于是把办事同求学分离，浮华苟且虚伪成为风气，士人中很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然而士人生在今天，能够懂得阐明根本、适合实用，任用他办事而事情能够治理，这难道不能称为贤能吗？至元五年，我在铅山任教。来自闽地的朋友能够谈到朱子中的才华。当时闽地盗寇兴起，甚至调动官军，过了一年仍然没有把他们拘捕诛杀。闽帅旺扎勒公选朱君随军，他冒犯烟瘴，冒着箭石，日夜处理文书，凡是用兵谋略，将帅筹划，大多出自他。盗寇剿除后，幕府上报功劳，并连续向台省推荐他，他于是调任浙东帅府。我开始认识朱君时，只见他儒雅而沉静，每天读书，事情一来便能应对，无不周详恰当。倭商长期没有到来，去年文舟进入定海。元帅米公刚明公正，有才略而不轻易认可别人，统率军队镇守防御，却唯独选朱君前往。他惩戒往年官吏接受堆积的金珠、受到收买而导致激成事变的弊端，全部革除旧弊，彻底更新禁令；法令得到执行，禁止事项无人违犯，贸易流通，百姓安宁，仁德使人亲近，威势使人畏服，海岛夷人也心悦诚服，深得安抚远方的体要，其中许多措施都是朱君提出的。朱君的名声和实际功绩正越来越得到信任，正要专门委以重任，却已经任满得以代任了。七郡都惋惜他离去，鄞地士人尤其不忍分别，作歌诗为他送行。我看到世上的议论者，大多赞同倪宽以儒学修饰吏事的说法，唯独我认为还不对，应当说以儒术办理吏事，不应说是修饰。修饰，就是文饰它。假如说是修饰吏事，那么凭张汤深文周纳的手段，早已能够使博士弟子员充任廷尉狱吏了，哪里还要等到倪宽？唉，这种说法只是没有免除把儒者的章句当作文法辅助的看法。我因此看到子中办事合乎事理，知道他平日并不是脱离事务来求学，所以高兴地为他作了这篇序。为教授郑景尹赴浮梁任职作的序 我和景尹住在甬东，是同乡。我的先人请老师来教导我们兄弟这些不成材的人，景尹到我家塾中求学，和我们成为同门。我们感情相投，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景尹迁居故相城，居住的乡里才开始不同。景尹以樗园刘公友伯为师，以袁公为友，专心于治学和作文，声名一天天增长。我们兄弟则以果斋史先生为师，学业没有更加进步，而师友关系也开始不同。过了很久，景尹和我都在江左学校任教，出仕和退居又相同。景尹能够刊刻紫阳精舍朱子所著的各种书籍，以使理学传承久远；又竭力恢复朱子祖墓、宅第、乡里的土地被豪民侵占二十年、子孙不能收回的旧业，表彰并修建祠祀，以端正后学的方向和仰望。至于我和他分别所到之处，尽心于教育培养，教育一定采用朱子的读书方法，诵读朱子所注释的经书；培养方面一定恢复田租，使来求学的士人日夜都能像在家一样诵习，我们所担任的职业又相同。景尹和我的弟弟时叔同年，我比他年长七岁。我从铅山学校因早衰而辞去职务，至正元年回去；明州守臣真定王居敬选我任训导，我竭力推辞，却不能获准。我便和景尹一同进入斋舍，同守朱子读书法六条，刊定每日课程，督促诸生学习，大家都知道奋发自励。四书五经的传注，能够通读、背诵、理解和分析清楚，明州学校才有真正教育培养的成效。我因衰老多病辞职离去，凡是我教过的诸生都不肯跟从其他老师，全都归到景尹门下完成学业。今年景尹又因为任教浮梁而离去，诸生不肯跟从其他老师，直到痛哭着散去。《礼记》说：“一年考察学生能否断句离经、辨明志向。”唉，求学的人先要立定志向，然后才能看见读经的成效；朱子的读书方法难道欺骗了我们吗？我为此感慨叹息，不能自已。唉，学校长久以来得不到好老师，景尹的离去实在可惜；而浮梁得到他，则值得庆贺。景尹到那个州任教，一定会先慎重选择能够采用朱子读书方法的训导，哪里还需要我多说一句？我在延祐年间曾经教池州的建德，那里同浮梁接壤。当时知州文卿郭公兴办学校，能够聘请吴方两位先生教导诸生，从此人才不断涌现。建德当时正是我教洪允文、冯勉、汪增、汪培等人。两地弦歌诵读的声音彼此相闻，也算一时盛事。回顾二十年，士人的风气哪里会突然衰败，关键只在于兴起教育的人做得如何罢了。因此趁景尹出行，叙述我和他出仕、退居及任教职业相同的地方，以此赠给他。为自怡公作的序 余干监州台巴哈哈公即将出行，浙东帅府的长官、副长官、属官、郡县守令以及各位交游之士聚集为他送行，作歌诗为他饯别。程端礼举杯祝寿，说：“从前李文饶凭唐朝宰相之子的身份，认为朝廷显贵官职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大概是因为他们从小熟悉这门事业，看惯其中事务，台阁的礼仪不用教就能学会。寒门士人即使有超群的才能，最终也总有不能熟习这些礼仪的地方。有人怀疑他这样说是以家世自夸，我因观察自怡公，才相信这确实是正确的议论。自怡公的父亲巩国武惠公，在至元十三年江南初次归附、恢复版图时，庆元是沿海重镇，他任招讨元帅、宣慰。因为百姓把安宁归功于他，朝廷增加他的官秩，留镇庆元将近三十年；仁德遍及各郡，威势震慑九夷，功劳载入国史。自怡公早年以明威将军身份佩虎符，继而任沿海万户多年；既已凭才略显露声望，家族声名更加振作。有一天，他把官职让给兄长的儿子，自己归来，在月湖之上读书，把自己的居室题名为‘自怡’；每天请名儒讨论修身治人、古今得失等问题，小至篇章，也同寒士争较工巧。朝廷征召他参与太尉府军事，正当他在朝廷内外传播声望和实际功绩时，却忽然奉一道命令出任余干太守。” 这不就是所谓从小熟悉本业、看惯事务、熟习礼仪吗？如今公要前往任职，帅府中负责咨询边疆事务的人，谁来同他谈论山川险要？守令中负责询问安抚百姓的人，谁来同他谈论田间百姓的疾苦？乡里的先生，谁还会带着酒到他的住处行礼？后进的士人，谁还会教导训诫他们遵守从政、求学、拜师的礼节？所以众人惋惜同他分别，感叹这里失去了一位贤者，同时又庆贺那里得到了一位贤者。”客人中有阮受益说：“韩愈说过，拿水来比喻，它难道只能成为湖泽而不能成为河流吗？天将下雨时，水气上升，并不选择河流还是湖泽。湖泽之道，难道也有施展的地方吗？如今您舍不得分别，只是私下的言语；既然不能阻止公成为湖泽而不成为河流，湖泽化为雨水施惠天下，又怎么能够阻止它不降到我这里呢？”众人都说是这样。

译为冯彦思作的序 我年轻时在甬东跟随果斋史先生求学，接受朱子读书法六条，即所谓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我的才识虽然浅陋，也大体知道谨慎敬畏，坚定守持而不敢废弃其中任何一条。皇庆年间，我在池州建德学校任教，洪允文、汪务能等诸生跟随我学习，求学者有四十多人。其中有冯彦思，年纪很小，资质聪敏而志向坚定；诸生中追求实际收益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过了两年，改元延祐，设科取士的制度实行了；我很高兴地发现，它同我教的明经作义方法大体相同。科举考试所取的贡士，私下参照汉代左雄关于明经守家法的说法：某一经以某家的学说为主，同时采用古代注疏；作义不拘泥于固定格律，分条列举所主张、所采用的学说，阐明它们在经义上的得失，然后加以论断。将要代替我任教时，我首先遵循科举制度，参照朱子的读书方法，按先后、本末、条目分门编排，按年安排课程、按日规定进度，全部著录成册，作为学校的教学方法，收藏在六经阁。彦思说：‘我怎敢不确实遵守？’后来彦思在学校任训导，我那时主持江东书院，他常常带着文章同我往来。彦思不久在江浙乡试中名列左榜第一，考中后向南归去，任常州录事，以谨慎自守、不欺侮人为原则。当时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凡是赈济、巡视核查的事情，彦思挨家挨户、逐亩逐地亲自承担劳苦；那些做官已久的人都笑他笨拙。到风宪官复核实际情况时，唯独推举彦思为最优。他所管辖的官吏中，接受吏胥成案而因贪赃败露被罢免的，有十分之七八。彦思又用所刊行的教学方法训导诸生，因此凡是登门向他求学的人，都知道务必从根本上下功夫。我听说后十分高兴。彦思调任其他官职，名声和实际功绩更加显著。我自延祐三年同彦思分别至今已有二十九年，不能再次见面，书信往来中，常常以不能相见为遗憾。后来听说彦思的门人卨哲、台舜臣在乡试中分别名列江浙右榜第一；这一年科举停止，不能参加会试。舜臣随父亲在慈溪任官，和他的朋友忻都舜俞来甬东林庐拜访我。我观察舜臣信奉道义坚定，并不因为科举停止就一天废弃学习；舜俞与他共同学习，勤奋刻苦，严格辨别义利，不苟且附和；他的朋友徐生立本，随父亲在鄞县幕府任职，每天读书不止，能够辅助父亲施行儒者的政务，不混同于世俗之流去做伤害百姓的事。我虽然没有见尽彦思的朋友，但见到这三个人，便知道彦思交友一定端正，仿佛见到了彦思本人。今年舜臣再次参加考试，又再次名列右榜第一；舜俞、立本又来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能够向彦思学习，自己很高兴能够进入他的门下。’彦思的教导没有错；我又为舜臣的品行高兴，因为他正在接续冯先生的脚步。想来冯先生听到这件事，也一定会为之高兴；我也借此向先生道贺。我说，这并不是彦思和我的教导，完全是朱子的读书方法。假如能够守住这一方法，勤勉不懈、循序渐进，还有什么古代贤者的成就不能达到呢？无奈世俗的学问虽然每天读那些书，志向却在于剽窃词句来写应试文章，不过是拿讲求正义、阐明道理的书，来帮助自己谋求私利、计较功名罢了。严重的甚至围绕题目作义，整部经书尚且不能读完，何况传注呢？士人的习气日益趋向于见识短浅、急于求成、务求外在、取悦他人，终身陷于小人之儒而自己不知道。读书既然没有真正知晓、自得其理的实际功效，穷困时不能独善其身，显达时又怎能指望兼善天下？他们任职州县时，背离道义、失去操守，贪婪残酷、苟且软弱，自己还不知道羞愧，实在是理所当然。世俗之流滚滚而来，有谁考虑这些问题？难怪武夫和庸俗官吏讥笑鄙视儒者，认为儒者没有用。儒者之道，难道果真如此吗？古代大司徒用乡三物教育万民，并从中选拔宾兴人才；从来没有不受教育却可以被宾兴选拔的人。如今宾兴已有制度，而学校的教学方法没有确立，弊端如此，正是理所当然。因此两位学生来访时，我已经为他们高兴；如今他们回去，我又把重新删定的《分年日程》一书赠给他们，勉励他们守持其中的原则，同时又不能不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唉！想到我的固陋，没有别的技能，在江左学校任职教书四十多年，想到自己的职责和忧虑，认为教育的根本在于朱子的读书方法，培养士人的根本在于归还被侵占的田地、用田租供养学校，使学校日益富足。我辞去铅山学校的职务，回到林下养老，甘愿安贫乐道，丝毫没有遗憾。今年我七十三岁，哪里知道自己不会死去，却还能见到彦思、舜臣、舜俞、立本这些师友的再传弟子成长到如此能够自立的地步，也足以用来安慰自己一生岁月没有白白虚度。这样看来，史先生的学问可以向上接续彦思先生而无愧，向下传行于后世而没有弊害。对于两位学生的出行，所以分别写下这些话为他们送行。将来彦思见到这篇文章，也一定会为此感慨一番吧。

译为王季方作的序 从前吕东莱认为学习时文开始破坏了学业，几代人把六经三传抄注圈点的家法传承下来，因此朱子有‘近来真正读书的人太少’的感叹。我认为朱子的感叹固然应该，但东莱难道是轻易改变家法吗？大概是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同家法相违，有不得已的苦衷罢了。如今的制度本来依据朱子《贡举私议》的意思，明经传注所主张、所参取、所采用的性理、制度、训诂全部具备，把汉、唐、宋的陋习一洗而尽；不是认真读书就不足以应对它，实在是有志之士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只是历次取中的文章中，还没有见到能够像刘道原那样，卓然列举传注的文辞并作出判断的。冒原讲证结，正是宋末剽窃敷演、所谓经贼的弊病，不能完全革除。文章一经刊行，家家传抄、人人诵读，便成为固定格式。宁可违背科举制度，也不敢稍微违背时尚，因此教的人和学的人都利用见识短浅、急于求成的心得，认为多年诵读的劳苦迂拙无用；这并不是今天的科举制度造成的。唉，学术和人才的盛衰、治理之道的兴替、风俗的厚薄，都系于此。挽救弊病的方法，应当推行现行科举制度，明白昭示以经书和德行为根本、为重要之事，用功应当把它放在先，按年限规定次序。建立学校教学方法；考试时不是列举所参取的注文并加以判断的文章，一概不取；建立考文的格式。这样的主张提出很久了，却为什么还没有人谈论它呢？将来只怕读书遵循东莱家法，也免不了为了随时势而改变。至大年间我在建德任教，开始认识戚君子实；他在池州时读《易》，朱子的《本义》以及启蒙、发挥等书，都是亲手抄写后用来教导诸生的。他按照荀子读书的方法授课，这就是所谓真正读书的方法。后来我来到升之的江东，子实已经先于我教书院诸生。不久郡守聘他入学教导诸生，有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我得到一个叫王季方的学生，来自安西，守持他的家法，读书有条理，以精熟为务，没有读完一部书就不兼读别的。’有人想用作文来诱导他提前学习，他说：‘我还不能做到性情沉静而敏捷、志向高远而勤奋；我将一边抄写一边读书，无论寒暑昼夜都始终如一。’子实又让他来向我求教，因此我把辅汉卿汇集的朱子读书法六条给他，用来辅助他的志向。仅仅两年，《四书》《易经》的传注，他都能通读、背诵、理解、分析，同学们远远不能赶上。升士正为此羡慕他；后来他因为侍奉父母北归，来向我告别。我说，北方士人到南方求学，往往学习浮夸无用的词语，因而白白耽误读书岁月的很多。像季方这样的人，真是贤能啊！我既赞赏季方的学业，又担忧子实的教育；季方离开以后，人们把这种学习方法看作迂拙，没有人愿意跟从。因此我认为，正是学校的教学方法和考试定式没有确立所造成的弊病。像这样的事情，我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希望有人能够看见这些问题，并把它们向上陈说。为陈元弼作的序 我在铅山学校同陈元弼交往，他的才气和文学，没有人能超过他。他拿数百篇诗文给我看，寄托的情趣清雅深远，剖析的义理明白纯净，都很有法度。我非常惋惜他屡次参加有司考试却没有考中；科举停止后，我没有一次不感叹他长期困顿、没有机会奋发自立。元弼不久随父亲耐轩翁到明州任录事，三年后分别；我也回到明州。明州士人都称颂他的父亲平易近民，施行和乐仁厚的政务，而且爱护学校中的士人如同合抱的璧玉。元弼在旁协助，功劳很多；我又感叹元弼善于处理政务，却没有机会施展。今年他的父亲任期届满，恰好科举恢复，元弼将要前往秋闱较量才艺。明州认识元弼、像我这样的人已经很多，那么为元弼高兴的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看看楚军破釜沉舟的战斗，能够以一当百的人，难道就是元弼吗？积蓄到了极点便会通达，为什么不在天上的通衢大路上亨通？难道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吗？难道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吗？为宋铉翁送行诗作的序 自从程子、朱子出现，真正儒者的学问重新彰明；自从许文贞公用程朱之学辅佐世祖皇帝，真正儒者的功效重新显著；自从近年以程朱之学设科取士，真正儒者之道逐渐显现在吏治中。唉，不认为这是上天所助是不可以的。宋公铉翁学习程朱之学，在江浙参加考试，达到贡士资格后赴闽宪辟召，不久调任御史府属官，声誉和实际功绩已经流传开来。泰定三年，他任郡守；郡中报告水旱灾害，宋公辅佐长官，巡视各地、考核实情，亲自竭尽劳苦，细微情况都查得真实，百姓的疾苦上达官府，流离的人因此得到安定。第二年春天，有司办理赈济，宋公又负责此事，家家户户都得到实际恩惠，饥困疲惫的百姓因而苏醒。这不能说不是儒者治理政务的实际成效。科举实行十年，有人怀疑还没有看见卓著的效果，这大概是没有考察那些考中的士人，分散任职于内外各部门；如今略计正在任职掌政的人已有几人，理想尚未推行、成效尚未显著，也是应该的。如今宋公任属官，治理的成效已经如此，将来如果能够独当一面，当然可以预见。我怎么能不高兴地称道这件事，并把它宣扬开来呢？为孙以成送行诗作的序 四明山远在东南边际，地处大海之滨；山有二百八十峰，周回一百八十里；山上有四道门，通达日月星辰的光辉。自古以来，这里产生过许多杰出奇异、才德兼备的士人，如左元放之类，很多隐居于此，往往还留有遗迹。自从雷谷陈君修炼、存养精神，深沉默然却声如雷鸣，世祖皇帝召他侍从车驾多年；他说晴便晴，说雨便雨，神异的事迹显著，历代朝廷都给予特别恩宠。雷谷的后代名叫德初，张君今名以成；孙君又是德初的后代。他奉皇帝诏命出任四明悟真观主持，道行戒律坚定严明，外物不能侵夺；积累力量，兴复废弛，扩大并恢复旧有规制。道观修治完毕后，他将北上探望自己的老师，四明同他交游的士人作歌诗为他饯行。我看韩愈送廖道士时说，衡山是最高的山，郴州正处于中州清美之气聚集的地方；神气感应之处，一定会产生杰出奇异、才德兼备的人，并且廖师也不是沉溺于道教而不能出仕的那类人。这难道不是四明清美之气所聚集的人吗？我因孙君出行而有所感触，于是题写在卷首。

译为道士啬斋吕君作的序 至正元年，浙东发生旱灾，明州郡尤其严重。从二月到五月没有下雨，秧苗不能插种，已经插下的也随即枯槁。到处祈祷都没有效果，官府和百姓忧惧不安。郡守真定王公居敬同郡人商议，以礼聘请大瀛海宫主啬斋吕君到郡治祈祷。吕君登坛行法，叱咤之间，黑云聚散，仿佛有神物拥护，雷电交作，大雨随即到来。观看的人围得像墙一样，又害怕又欢喜。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四境都得到充足的雨水，这一年便大获丰收。郡中士人作歌诗为他送行。我的朋友王舜宾说：‘道家这一流派，凭什么能够掌握降雨和晴天的权柄？这种道理究竟有没有，我还不能知道。’我说：‘有的，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达到中和，天地因此各安其位，万物因此生长。达到中和，是圣人神明的能事，也是求学者的最高功夫。假如儒者具有这种学问，小则治理一个县，大则担任治理变乱的职务，随着所任职务和学力所达到的程度，都能取得达到中和、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的效果，在灾害尚未形成时就消除它。因此在三代兴盛之时，这是真正儒者分内的事情。后世有这种学问的人没有这种职务，有这种职务的人又没有这种学问；所以水旱灾害已经形成后，道家一流因为把长生久视作为学问，炼养精气神以求符合他们的道术，长期积累功力，一旦扩充身心的作用，来回应万民向上天祈求的愿望，于是上天也因此为他改变灾害为祥瑞，所以也能达到这样的感应。’ 他所具有的这种偏于自私的小聪明，虽然还不能马上把它同儒者的能事和最高功夫等同起来；但这也不是平日没有存养、省察的实际，而只是靠符箓就能达到的。我听说吕君年轻时所到之处，祈祷总是有效，并不只是今天如此。我又曾私下考察过他的戒行，十分严谨；凡是斋醮，都必定诚敬；所得礼物，一铢一寸地积累起来，用于兴建四明福地宫、供养众人。他对于我们儒者中有学问却贫穷、没有机遇的人，也都供给食宿，经过一两年仍不厌倦，一定竭力推荐，使他们各得其所才停止。他平日用来求得内心满足的事情，大多类似这些。不仅是我们乡里的黄冠道士很少能比得上他，就是如今读章句的儒者，也未必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他在人与天之间能够产生这样的感应。舜宾说：‘对。’ 为慈济朽石游山作的序 贵师本是仕宦家族出身，同我有亲戚关系；他童年时就出家为僧，来向我的弟弟时叔求学。时叔让他读四书，用我们儒家的道理详细教导他。贵师聪明异常，时叔常常惋惜他不做儒者来服务世间。如今他主持慈济寺，凡是兴修、训导、培养等事，无不办得完善，条理清楚，而且戒行十分严谨，接近于我们儒家慎独的学问；在他的众人中，大家也都推许自己远远比不上他。今年春天，他将要游历四方以扩大见闻，请我赠言。我说：‘我的话难道能超出四方之外吗？这些都是贵师已经知道的。’如今我即使再把韩愈告诫文畅的话来烦琐地告诉他，受限于他的教法，最终也不能实行。现在他出游，将拜访当世有名的有道之士，遍历名山大川，访求上古圣人的遗迹。到了京师，见到君主、百姓和各种人物，看到礼乐刑政以及明白人伦、辅助教化的严整明晰；看到五方不同的风俗却共同尊君爱亲；默默观察天地、日月、山川、人物的运行、停留、往来和代谢，实在的道理和真实的本心贯通万古而不息，能够使万物各得其所。贵师从亲眼所见、内心所思中自然会有所领悟，哪里还需要语言呢？四明鹿鸣宴序 延祐甲寅年，诏令天下设科取士，革除前代的陋习，一概以德行和经术为根本，以程朱学派为宗旨。行省举行乡试，各乡大致合数十郡；郡中选举一人，合数十州进行通考，有一个郡选出数人的，也有连续数郡不能推荐一名士人的。这种制度非常好，而名额也很严格。四明从甲寅到丁巳得到两名中式者，名叫塔海、图哩；从丁巳到庚申又得到一人，名叫翁传心；从庚申到癸亥又得到四人，名叫讷古伯、薛观、史駉孙。只是像我这样的人，竟也参与了这次选拔。那一年，浙帅马公铸命郡守斟酌古今礼制，在学校举行盛大的宴享，以宾礼兴举士人；方伯、连帅、文武僚佐以及学校中的老成德行之士都在场。乐工歌唱《鹿鸣》，琴瑟笙磬和谐有序，具有三代遗风。观看的人啧啧称异，说数十年来没有这样的盛举，其他郡也没有礼仪像这样隆重的。丙寅年，翁君再次举行这种礼仪，后来便废止了。有人为此惋惜。壬寅年，又录取了两人，名叫摩哩齐、刘希贤。于是帅府都事牟公应复感慨地说：‘凡是礼，有过举行，就怎么可以废止呢？’ 于是他同郡守商议，全部按照最初的礼仪举行。我从翰林回到四明，这天宴席上的礼仪结束后，士人朋友都请求我为这件事作序。周人贡举贤才，受书时一定行拜礼；乡中以三种德行教育完成后，便用宾礼兴举他们。古代这样对待士人，士人也不敢轻视自己，而想着报答上级。国朝选取有德行、通经术的士人，将要在这个时代大有作为；从乡里被举荐的士人，这礼仪难道可以不隆重吗？何况礼制废弛、音乐败坏，雅正的声音已经很久听不到了。有志于治理天下的人，应当借宾兴之时，举出一两件事作为先声：对上彰明圣德，对下激励英才，并不只是为了装点观瞻。因此我记述这件事的始末，用来劝勉后来的人。宴请贡氏所作诗歌的序 皇帝即位第九年，改年号为至正，又下诏举行宾兴之举。四明郡守王侯政首先兴办学校，教养士子，勉励备至。五月二十三日，召集二州四县的士人，在学校举行考试。录取优等十人，连同考官及次等十四人，一同在学校设宴。礼意优厚，当即席以《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太阳尚未西斜，便分韵作诗，以记载侯君劝勉士子应试的辛劳。《宴请在倪氏园池赋诗序》从前竹屿高公的园池，胜景冠绝鄞城；荒废了七十年，如今成为倪君济亨隐居的地方。他才华足以用于世，却早早退隐，修治其中的亭、楼、轩、槛、池沼、岛屿、园圃和小径，布局安排都很得宜，足以游赏。花竹幽美深邃，云烟由此生起；水面空阔，鹓鹭聚集，使游览的人流连忘返。只是不了解它与高公所经营的园池相比，究竟哪一个更胜？可惜遗老已经全都不在了，无法向他们询问。元统二年，岁次甲戌，仲春五日，济亨宴请乡里士人二十八名。酒喝到一半，音乐奏起，主人和宾客都感到景物与情思相互契合，于是各自作诗记述这件事。诗成后，程端礼为它作序。

译《为赵中丞祝寿诗序》皇帝即位第三年，下诏任命光禄大夫赵中丞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升士德公的教谕说：“上天大概是要借公来使我们私受恩惠吧。”我说：“公凭借宏大的才华和端正的学问，做国家的重要辅弼；居宰辅之位而分陕治理，任侍从、执法之职，出入朝廷内外，功勋关系宗庙社稷，恩德施及百姓，哪里是升士能够私自占有的呢？”他说：“不是这样。只是升士有幸曾在公治理的地方任学校官，公亲自到来，提携我们这些学生，亲自教诲、当面指点，使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得到启发，强行督促我们站立不止。前二十年公任治书，又前三十年任都事，前后三次到这里，使我们的教化日益兴盛。而且公喜爱清溪的美景，买宅居住。日后公辞官归洛，享受洛下耆英会聚的盛况，还将重新在这里看见公；若说这不是把公当作私恩，我不能接受。”于是大家都发誓作歌为公祝寿。我无法阻止他们，私下认为这正是“永锡难老”之诗，是圣人所记录的，于是为它作序。《江东书院为王岂岩祝寿诗序》《易经》说：“泽水在地上，叫作临；君子由此体会教化之思没有穷尽。”这是说，君子的教化如同水泽滋润大地，永无穷尽。上天能够生养人，却不能教化人；契的教化功劳很大，所以特意厚重地生下他的后代孔子。孔子不得其位，却把教化之心发扬到无穷。《诗经》说：“后稷开创了农业，有神明辅助他的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天所辅助的，难道只是后稷的农业吗？升士德公，即王岂岩，他的学问得自敖、吴二位先生的传授，既广博又精深，阐明本体而通达实用，一切都适宜。对于这种道理，如果还没有得到人们的信任，他便更加重视自守。他自身的德行已经足以改善风俗，何况又扩充他的父亲仁斋翁的志愿，竭力创建江东精舍，把它公之于朝廷，以辅助教化，树立准则。凡是接受他教诲的学生，今后都将人人修养德行而获得吉祥。接受教化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施教的人呢？《易经》说：“井水已经淘清，却没有人饮用，使我的心感到悲伤；可以汲取。”王道光明的人和大家都将共同受到它的福泽。这样看来，公的施惠根本不必等待有人来汲取。上天用来福佑公、辅助其教化之心达到无穷的原因，难道还要等待祝祷吗？正月十六日，是我公的生日，学生们作歌赋诗，佐助祝寿的酒宴，端礼为此作序。《为平章中丞迂轩赵公祝寿序》我私下读到李邺侯的话说：“天命，别人可以谈论；只有君主和宰相不能随意谈论。君主和宰相是创造天命的人，也就是建立皇极。从五行到各种征兆，各得其顺序，把五种福赐给百姓。五福虽说是上天所赐，实际上是由创造天命的人赐予的。有能够创造天命的君主，必然有能够创造天命的宰相。”《周官》说：“官职不一定全备，只取用合适的人。”难道不正是因为这样的人难得吗？今年平章中丞迂轩公凭借真正儒者的学问，居于百官之首，辅弼六朝皇帝，是国家的元老，主管南台监察。人们只看见他身备五福而且福泽尚未衰减，却不知道他是上天生出的贤哲，承担创造天命的责任极其重大。自古以来，有贤人却没有职位，有职位却不是贤人；有贤人也有职位，却没有适逢其时。如今公以自己的学问处在相应的职位，辅佐圣明而极其盛大的时代，实在不是偶然。儒者迫切希望实行的所谓“扩充开拓，使其凭借职位来养育天下”，大概将在公身上看到。江东书院的学生受到公乐育人才的恩惠，作歌赋诗为公祝寿。鄞人程端礼作序。钦定《四库全书》《畏斋集》卷五　元代程端礼撰写的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