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集卷五

译天下的人才，从来没有一天会断绝。当世道太平时，英雄隐藏在草野，白天坐着睡觉，穿着铠甲却任虱子滋生。到了天下溃乱之时，勇者施展力量，智者献出谋略，进退迟速都有成算，最初并不是临事才商议，而是可以在片刻之间验证。大丞相统率军队攻下江南，万公元信在行阵之中，勇健而以智勇著称。第二年开设行省，公凭借文书才干协助处理省中事务，丞相认为他贤能。又过一年，枢密行院迁置于兴安，丞相认为非公不可，便让他和佥院邓公共同议论处理事务，丞相更加认为他贤能，赐给织金纹一端。今年江淮知府缺员，按治理政绩和官秩，丞相为三品官，便让公前往就任。择日催促整装时，我和白发父老以及山泽间的农民，扶老携幼，带着数百个平日不识城市的人，拥到马首，拿着送别酒。我向众人宣告说：“你们知道公怎样治理政事吗？军旅匆忙，容易暴横；公用法令严加约束，又以威武申明法纪，该生擒的生擒，该处死的处死，各自恰当地承担罪责。因此军中吐舌相互告诫说：‘不敢让公知道。’每天早晨，在城门西南邻近盗贼的地方，凡有出入都使用不同暗号，以防止奸细。” 每逢严重旱灾，公便斋戒沐浴，虔诚祭祀祈求感应。百姓有不平之事，直率地来申诉；公一定和颜悦色，听尽他们内心的话。比如夏税征收丝绸，而丝绸并非当地物产，公便替百姓转达上报，行省于是允许折纳米粮，以便百姓。官署修整完毕，重建大成殿；两庑以下，直到衣甲鲜明、炮矢储备等事，不能全部说完。”父老拜谢公，公便下马回拜。唉，丞相正当任用人才之时，文武人才济济，选拔才干授予官职，可以说毫无愧色。公先治理行省而后治理行院，把治理行省的方法移来治理行院，要求内政治理不好可以吗？如今先治理行院而后治理郡府，把治理行院的方法移来治理郡府，要求外任治理不好可以吗？由此更加感叹丞相知人之明，也感叹公能够胜任这次选任。公以廉洁自持，尤其长于诗歌，我得以登上龙门，和他有一日的交谊。他这次离去，因此不能不叙述事情的原委。《赠汪德玄序》我朝大丞相吴国公天赋卓异，恢复疆土，不到五年便完全占有东南各郡。辛丑年冬十月，他率兵声讨，攻破九江、湖湘之间的地区，敌军望风奔溃。因此陈友谅畏缩得像一只孤兽。虽然如此，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内可以保卫，外可以抵御，能在万里之外挫败敌人，从来不把文臣武将看作两条道路。我国公从梦寐中发现人才，唯恐求取人才却不能得到。此前行省责令守令，按惯例各举荐一位所知人才。休宁左万户汪德玄被举荐出来，在殿祈门境上驻守；程知县深知他的才能，便上表荐举。不久有符召到来，授予他治理百姓的职务。德玄择日出发，请求我写一句话赠送。我说：“您从前驻守乡邑时，柳营肃清，月光照满弓弦，听不到百姓喘息之声。白天坐在堂上，几名老校尉摸着虱子贪睡，不肯下乡接受私人的馈赠。偶尔有人拿酒浆来，也只是挥手辞谢。如今舍弃矛槊而从事笔砚，离开军垒而治理民政，钱粮堆积，诉讼文书纷纷而来。世上的守令有六件政务，必定把开辟田野、增加户口、平均赋役作为治理的开端，把兴办学校、简省诉讼、屏除邪恶作为治理的成效。昏昧的人遭逢创伤残破的时代，一上任往往不加用心，却总在男学、官馆中全都修饰一新；百姓力量尚未恢复，建筑已经破败，怎能不令人感慨！” 德玄出身于忠烈王之后，幼年跟随缙绅先生游学，大体懂得治理国家的体制。鲍伯原父子都是儒林中的贤良之士，全都为他歌咏。唐仲又为他作序。这一年是日南至。《紫阳读书图序》紫阳山距离城约一里多，高不过数百仞，溪水在山下澎湃流过，另有石梁高峻险绝。吏部朱公任尤溪县尉时便在此安家，建造房屋于桑梓之地，从未不殷切寄托心意，题匾为“紫阳书堂”。文公先生的女婿刘公屏山之门在崇安五夫里，也建楼以紫阳为题。因此这座山因人而受重视，显赫闻名传遍天下，几乎与鲁国的鳬绎山相当，难道是偶然的吗？同乡朱全智，字士良，他的太祖亨叔，以及太伯祖可大、太叔祖君实，都是以年长有德著称的前辈。考察他们的谱牒，大概都同出于吏部朱公的宗族源流。一日全智来拜访我，请求说：“全智幼年失去父亲，几代从事儒业，却困顿不振，不能读父亲留下的书。长大以后，又长期学习外家姚氏救治活人的医术，咀嚼人参、茯苓的滋味。相台杨君鉴泉绘制《紫阳读书图》，将要游历四方求取名家文辞；您和我的祖父、父亲有交往，颇知事情始末，希望不要吝惜一句话。”我说：“孔子道统的传承，从来没有不以三皇为根本的。后世医家一流，通常祭祀三皇，儒者却不参与，难道这就是设教的本意吗？” 儒者把《易》《书》《诗》《礼》《春秋》称为经，医者把《难经》《素问》也称为经。玩味它们的文辞旨意，大都像先秦文章；儒学和医学虽然分属不同学科，但仁慈恻隐都希望救济世人。《难经》《素问》，士良已经详细研究了。古代流传、往昔验证过的良方，士良难道不应更加求取吗？”文公对于五经和群书，没有不精心研究的，甚至下至《参同契》，还托付邹忻来阐发其中奥秘，唯独对于医术缺少讲习，这是为什么呢？我偶然住在京城，见外国使者购买戎王子，才知道杜甫诗中“万里戎王子”原来是药名。药物尚且不容易辨识，竟是这样吗？士良要游历四方，儒林中的优秀人才，必定会纷纷脱颖而出，让士良刮目相看。去吧，去吧！” 《黄宪佥槐塘倡酬诗序》

译大丞相担任冢宰的第二年，重新考虑大江以南地域广大、物产人口众多，不是一双耳目能够完全了解的。于是黄德芳公由行省照磨提升为提刑按察司佥事，表彰清廉、惩治贪浊，能够称职。冬十月，派公巡视兴安郡。兴安处在万山之中，自壬辰年以来，多次遭逢溃乱，呻吟的人还没有恢复，受创伤的人还没有站起，百姓的困苦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寨米横暴征取，营造杂乱繁多，吏胥贪婪卑劣，也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公于是斥退土官，禁止寨米过量征收，停止不急迫的营造。对有税粮、佣役、禄食的家庭，称为徒御，又下令让某某等人一起召集工匠，以减轻营造费用。公仍认为不够，休假时亲自从溪门出发，上灵山，经过稠墅，在槐塘树荫下休息，作七言近体诗一首。登进父老，殷勤询问他们的劳苦，百姓都感动流泪，争相拿酒肉来献，公不肯接受，百姓更加欢喜。唉，大丞相承受君王深厚的恩宠，担负方面重任，奔驰于战争之中，起初就是为了百姓。公清白自守，勤勉治理政务，恐怕会辜负大丞相的期望，谁不称他贤能呢？不过，槐塘、稠墅是乡里丞相程先生和提刑汪先生的故乡，他们都凭诗书起家而显贵，又先后相继为官，直到今天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韵还没有消失。只是大丞相开天辟地般创立功业，不能容许过多谦让；而公如严霜烈日般的威严，英名显赫，难道不可以继承提刑公的美好事迹吗？将来人们读到他的诗，想象他的风采，会说：“这是两位提刑教化所经过的地方。”难道不伟大吗？难道不伟大吗？我退居槐塘养老，恰好看见这件事，于是为它作序。诸位作诗歌咏，我又依次唱和。这时是庚子年冬至。《送程宪佥序》我家世代学习诗歌，每当诵读《皇皇者华》，便知道君王派遣使臣，是为了让使臣代行君命，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后世君臣不能尽职，因而上下之情不通，所以彼此都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合肥人程公以儒学起家。起初圣上兴起之时，潜龙渡河，建立帝业；程公因荐举者的言语，遂任中书省都事，直言敢谏，很有骨鲠之风。当时国公在南方开设行省，声誉远播，借此资助自己，程公被提升为执法谏议官，早晚匡正辅弼，从不稍有懈怠。洪武六年，特授提刑按察司佥事。第二年，巡行兴安，正值战事纷扰的时期，便与百姓一起革新政事，不苛刻，不偏私，也不忍心借故罗织罪名陷害他们。有空闲时，他拜谒孔子庙，经过紫阳精舍，久久瞻仰朱文公。我当时正以紫阳祠吏的身份告老，他从容地对我说：“学校兴办起来了，却听不到读书声，不过是空虚的文饰罢了。”唉！刘邦、项羽交战之时，鲁国仍然弦歌不绝，所以说曲阜是圣人教化之地。何况如今的紫阳，难道不就是鲁国的曲阜吗？学校荒废，学生们便会作《子衿》之诗，难道没有像倚席而不讲学那样的羞耻吗？世上的庸俗官吏，只想把宫室修饰得华丽，用来作为陈列祭器、举行祭祀的地方，大概不知道以教化为职的人对此能不感慨万分吗！程公字嘉贞，文章瑰丽，句子杰出，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儒者。我在序中论述古今遣使的道理，认为这也是为了使上下之情相通，然后才能成为善治。诗共若干首，于是唐仲推究其意，为它作序。《赠张子荣序》　我 我曾经翻阅朱、蔡二位先生的地理图，图中把昆仑山作为祖山，把泰山、华山作为案山，把黄河作为衣带。因此，蜿蜒扶舆、磅礴郁积的地气聚集在中州，便产生帝王、圣贤以及建立文治武功的杰出人物。至于偏远僻壤，阳和之德虽能显现灵气，却不产生伟人，只产生金、珠、犀、象、玳瑁等奇珍异物。柳子说楚地南部人少石多，难道确实如此吗？我由此推及天下，哪里只是这样呢？方圆千里的疆域、百里的城郭，必定山川盘旋，风气融聚；而有见识的人营造房屋、选择葬地，随着地势各有不同，也就是一物各具一个太极的道理。虽然如此，最奇特的事，《易经》说“龙血玄黄”，又说“日中见斗”，又说“载鬼一车”，众人不认为这是虚妄，君子也不认为这是怪诞，因为它们有相应的象，而不是真有其事。如今拿着《青囊经》说“像鸾像凤，像狮像虎，像铃像铎，像矛像戟，像仙人像释子，像侍女像将军”，千姿百态、千状万形，有其象而没有其实，难道可以吗？休宁张子荣，自幼喜爱山水，长大后专门学习地理，成为名家。每当遇到山势活动、水势静止的地方，他必定凝神注目，深入思索。因为山本来是静止的，运动之后才产生生机；水本来是流动的，静止之后才显出生机。他游历江西，奇妙地得到布衣杨救贫的地理术，其山川支脉络理全都记在胸中。回来以后，各家争相用车来请他，从没有空闲的一天；某地吉、某地凶，历历都能得到验证而没有差错。壬寅年春天，您经过藤原，在先父墓前拜祭，退下来后在孝思堂休息，读到我祭奠先父的文章，欣喜地说：“这不是世俗的文章，一定是我仲实所作。”于是偶尔托程志亨来请我作序。我说：“谈论天文的人要向天体实测，讨论地理的人要考察大地。古代贤人亲口传授、亲自指画，详尽地记载在各部书中，并不只是凭空臆说。世人只看见山水，便任凭愚见加以裁断，难怪不能深入探究其中的奥秘，迅速招来祸患，终身也不醒悟。琐屑浅陋之人又跟着附和，固执得不可改变，难道不是更加可惜吗？”我按次序整理其中的旨意，希望人们知道子荣的长处在这里，而不在那些方面。壬寅年五月五日，唐仲作序。《潇湘八景图序》

译天下奇异的山水，以八景著称的很多，却没有像潇湘这样盛传于世的，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那里有优胜的地势，又得到杰出人物；既有杰出人物，又有优美诗篇。这样三者相互资助，地与人、人和诗交相辉映，声名一同显著并流传于世，这就清楚而确实了。我乡前代名士方史君万里，学问广博，声望很高，前无古人。他登上岳阳楼，看见墙壁上题满了诗，史君在左边题下杜子美的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在右边题下孟浩然的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从此以后游览者都搁笔不写，相信地方优胜，人物不可不优胜；人物优胜，诗也不可不优胜。我小时候亲手抄录施公必达的八景诗，音韵铿锵，神思洒脱清爽，有超然脱俗的意趣，便珍藏起来，不肯轻易给人看。等到长大，在江湖间的士大夫中，没有人不口头传诵这些诗的优美；它们不求世人传扬，世人却自然不能不传扬。河间丁公子东，年轻时参加礼部会试，成为著名进士，历任显要职务，不久又升任郡中从事。他清廉自守，治理百姓，各项事务都得到整治。公事退下用饭时，他独处一室，重新想到二十多年间乘舟风行、行踪缥缈，经过鸥鸟栖息的沙滩、鸿雁停留的水洲，秋风夕照，不知有多少次了，既欣喜又惊愕，仿佛从梦中醒来。于是命婺源胡贯道绘制《潇湘八景图》，装裱成大幅画轴，又让唐仲为它作序。唐仲考察《汉广》诗，十三国风以《周南》为开端，它大概是诗歌的祖源。诗之后有《离骚》，屈原是楚国大夫，而湘地又是《离骚》产生的根本之地。评论近体诗，如果不以《周南》为根本，不考察楚辞，难道可以吗？您把《江汉》的诗置于群经之首，把绣衣使者的赋列为众士之魁，怎么知道前日的进士不能成为暴胜之那样的御史，今日的从事不能成为必达那样的宰辅呢？您只管安静等待吧。《送俞子常举教官序》古代施行教育，都是为了适应实际用途；后世施行教育，大多流于空虚的文饰。因此风俗和人心，大概远不如古代。评论者认为孔子申明教育的条文，可以作为万世的老师。追溯教育的始祖，是契教人明白人伦。孔子也说：“我是殷人。”然而当时伯夷掌管礼仪，夔掌管音乐，皋陶明察刑法，这些无不属于教育。隋唐以来，以辞章取士，渐渐失去了古法。宋、元设置明经科，宋代又把经文割裂破碎来命题，各自任意解释，甚至侮慢圣人的言语，尤其严重。元代在四书五经疑义之外，又杂考古赋，仍不免沿袭重辞章的旧习。本朝平定天下之后，朝廷大臣进言，学校设置礼乐、书律两科，用来规范诸生。皇帝圣明独断，巍然超越往古，形成一代制度，不是空虚的文饰，而是接近实际用途的教育。洪武二年冬，省部的公文下达到郡县，各自推举教官以响应诏旨。洪武三年冬，歙县令程承事选拔众多士人中的贤者，得到了俞君。俞君名彝，字子常，勤奋读书，深通义理。三十年前，他凭诗文在学校中夺魁。近来太守王公、胡公按照惯例加以荐举，子常却坚卧山林，一点也不在意。程承事带着财帛诚心相邀，他才勇于出仕。我认为子常学问积累深厚，年龄又正当壮年，处在明君贤臣相遇的时代，正逢风云际会，他一旦出仕，谁能阻挡呢？唉！伊尹在莘野，诸葛亮在南阳，他们出仕后建立功业，把谋划成事的方略都藏在胸中，并不是学习之后才被君主任用的那类人。多么幸运，圣明君主树立宏大的规范，文风大为改变；有这样的君主在上，怎么忍心辜负他呢？礼乐要靠人才来施行，我正注目等待子常的表现。洪武三年仲冬，紫阳唐仲实作序送别。《送时县丞序》时习之君任金陵时，因调任歙县县丞而交出官印，百姓感动哭泣，都推许他的贤能，有人叹息，认为不忍与他分别。一天，太守王公在公堂召见我，说：“时习之在金陵任职时，向来同你友善，为什么不看在我的面子上，写一篇充盛的文章送给他呢？”我说：“唐人有话说：‘歙是大州，刺史是尊贵的官职。’现在一个州有五个县，以及所属官吏和各部门办事人员，都是刺史所统辖治理的。做属吏三年，刺史考核他的政绩，如果最优，必定写入文章来褒奖他；这是为了表明地方长官公议的依据，又将等待上级考核确认，以便显著地提拔他，并不是托之于空话而已。”唉！激励磨炼人的方法，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当初时习之来任职时，正逢纷乱混杂的时期，赋税事务千头万绪，即使要稍作安抚、让百姓喘息，也没有空闲。时君对己谦逊，待人和善，不显露怒骂，也不施行鞭打。百姓都把他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不敢萌生欺骗、隐瞒和懈怠来连累他的政务。时君先后两次治理百姓，开始任南陵主簿，后来调任歙县县丞。南陵山水壮丽巨大，歙县则以景色极佳著称。时君虽任美官，却清贫而坚定地守持田园，不因官位增长一分自己的志气；他是为了奉养父母而出仕，退职用饭时仍在家中，抱着幼孙，享受膝下亲情，有时拄杖穿鞋出入街巷之间。人们看见他便说：“这是县丞父亲啊。”可见他们并不以他的美好官职为荣耀，而是仰慕他的孝养。虽然如此，五年巡守一次，群臣四次入朝奏报、考核政绩，从来没有不以五年为期限的。后世官员以三年为任满，但其中有父子相继任职的，有百姓请求借留的，也有一句话使君主醒悟、越级升迁的。时习之辅佐歙县三年，在南陵则大约六年；两县相邻于东南，彼此的喜乐忧患相互关联，慰劳问候从未中断。将来桐乡百姓爱戴我，难道会从这件事中征验吗？太守在席前说：“您的话说完了。”于是我把这些写下来。《伯礼雨笠图序》

译事情合乎常理，人们就认为平常；出于偶然，人们就认为奇怪。衣帽是用来确定贵贱的。穿着皮衣、束着宽带，是公子通常的装束；披蓑衣、戴斗笠，是乡野人的通常装束。如果轻视皮衣和宽带而羡慕蓑衣斗笠，难道不认为奇怪吗？然而普通人认为奇怪的事，君子却认为高尚。至正十年夏五月，我租屋住在三槐山中，仿效庞德公的故事，几个月没有进入城府。伯礼每天对人说：“唐先生从闽南回来，第二年句容杜氏以厚礼聘请他，先生因为不能完成奉养父母的心愿而推辞。如今先生不幸，父母相继去世，内心悲痛，独自弃居山中，我们这些人难道可以不去看望他吗？”当时暴雨连绵，溪水澎湃，很快涨到寻丈多高。第十一天，泥沙堵塞，水势退缩，晴日从云隙间透出。于是伯礼邀请吴君裕卿、潘君信卿、周君彦明，共四人一起到山中。我洒扫树荫，准备瓜果，饮了三巡酒，骑马离去。不久，信卿寄信来说，伯礼冒雨而来，借农家一顶斗笠戴在头上。市民笑道：“伯礼是万户侯家的公子，面容白皙，须眉如画，平时穿轻裘束宽带，却反而羡慕乡野人的装束，这是为什么呢？” 洪舜民把这件事画成图，朱侯克用题写引首，伯礼全都不知道。我听说后说：“读书人稍稍明白内外之别，就会看重内在而轻视外在。伯礼读书好古，举止雍容谦让，他的诗思宏大丰富而典雅，即使儒生平素的学问也赶不上他，所以穿皮衣束宽带可以，戴斗笠披蓑衣也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羞耻的，恰恰足以称为高尚。世上的人容貌虚饰，言语浮薄，粉饰姿态，却嘲笑并认为他奇怪，本来就是应该的。”有人说：“苏东坡被贬儋耳，遇雨披蓑戴笠，别人笑他，狗也对他叫。苏轼说：‘人笑的是奇怪的事，狗叫的也是奇怪的事。’伯礼是放任自己而这样做的吗？”我说：“苏轼凭大才而不被世俗容纳，流离放逐，几乎想借用乡野人的姓名也不可得。伯礼是沙卜珠的后裔，处在文明昌盛的时代，事情出于偶然而被人嘲笑，也只是偶然而已，他起初哪里把它放在心上呢？”朱侯是名士，能写古文；他题写引首，不知是否与我的看法相合？姑且写下这番话寄给他。诗共若干首。《赠陈生自新序》我从小有志于科举学习。我先父学问广博，声名远播，求学者纷纷来到，所以我幼年便学习科举文章。耳熟能详的，便是父亲在庭前的教诲；先父对我的期望，始终深切而恳切。当时陈定宇先生以经学闻名乡里，他对于文章从不轻易许可。先父命我拜见他，先生并不因为我是无知童子而敷衍，反而说：“刚满十五岁，就有这样的文章，尤其值得嘉奖；想来你是求取进益，而不是求取奉承吧。”唉！经历离乱和死生，忧愁压抑，黑发变成斑白，坚固的牙齿变得松动，坚强的精神忽然衰败，过去能牢牢记住的事如今多半遗忘了，怎能不老呢？唉！在生死离乱中上下经历了几十多年，即使想继承先父的志业而不愧对先师，志向还在，力量却跟不上，已是日薄西山，孤独地对着自己的身影。若能得到先师的后人，与我共同倾诉胸怀，用来抚慰往日情怀，难道不是令人欣喜吗？自新是先生的孙子。今年春天，他带着琴和剑寄居在郑翰林家，翰林为守节而死，他的弟弟希贡也不幸相继病死。自新刻苦攻读，安于清苦寂寞，挥笔作文；与一个六尺高的孤儿朝夕相处，互相磨砺培育，希望有所成就。今年年末停讲回乡，又请求我写一句话相赠，对我说：“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人有彼此之分，而道没有彼此之分。过去先生教给我的，是道；如今我想告诉您的，并不是把我所有的东西分给您，而是因您本来所有的东西而加以推进。”既然如此，那么我应该怎样告诉您呢？先生汇集注释的九经都在，您回去后求取它们，就有多位老师了。我还记得编修杨公何弘凭诗文显名，高足平章喀喇公子山得到杨公的学问而使它更加显著。编修去世后，平章把家学全部传给他的儿子遵道；凡是经书的指点讲解，口头讲授都有法度可观，都是平章的力量。我唐仲困顿衰颓，说话不能取得世人的信任，姑且叙述这番反复的道理，也借此叹息自己已经老了。这就是序。《学易正言序》张子说：“两者不能并立，就无法显现为一。”天地之间相互对待而流行变化，这就是所谓在卦画之前的《易》。上古伏羲画一条奇爻象征阳，画一条偶爻象征阴。有卦画而没有文辞，至高的道理已经显现。文王、周公、孔子的著作，都是用来阐明这个道理的。六经在秦代遭受厄运，《易》因为用于卜筮而独自保存下来。如今看它分章析句，简册错乱参差，这是汉代儒者的过错。各守一门而训诂，谨守本师学说，这是汉代儒者的功劳。有见识的人知道什么该取、什么该舍，这就好了。程子的传授，是真知而又实践，衡量《易》理，能够见到实际功效。朱子的《本义》推崇卜筮，考察各经而有依据，可见《易》的义理实在不能用一种方法来求取。然而《说卦》中有乾为马、坤为牛之类的说法；如果把这些解释得如此详尽，那么舍弃卦象来阐明《易》，难道可以吗？近世吴幼清编纂成书，细微处全不遗漏，《易》的道理大概差不多没有遗留的深意了。婺源汪强，字彦中。他沉潜研读这部书十年，义例中若有尚未领悟的地方，便闭门思考。上至《太极图说》，下至卦辞、爻辞及凡例，再下至九位老师以及各家注释，凡是有关四位圣人《易》学的内容，都具注写成，共三十篇，名为《学易正言》。书写成后，请我题写在书的卷首。我说：“关起门来造车，出门时车轮仍然能合乎道路的轨辙。城门的车辙，难道是两匹马的力量造成的吗？贵在车辙相同，不贵在车迹各异。《易》从奇偶二爻产生八卦，圣人各自寄托了不同的象。孔子说：‘《易》就是象。’如果舍弃象来谈《易》，抛弃卦象而只求卦辞，那么人人都自行造作一部《易》，家家都自行造作一本书；不求不同而《易》自然不同，更何况还希望它能自行达到正确境界吗？彦中选择精要而解释详尽，坚定相信自己的见解，可以说是出门而车辙相合；取其相同而略去差异，道理本来没有二致。我早年接受先人的家庭教诲，私下曾从事这部经书的研究，也大致看过汉魏以来各家的注疏。如今年过七十，眼睛越发昏盲，仍然惭愧于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玩味卜占，都还没有做到精熟。哪里能够听到彦中完成的著述，从而进一步深思呢？” 《紫阳书院开讲序》

译我们的文公先生在东南倡导道学，阐明伊洛之学，以继承洙泗的传统，评论者说他的人品不在孟子之下，这话确实可信！上世家族居住在歙县黄墩，他的父亲吏部韦斋公任尤溪县尉，先生出生在崇安五夫里所建的楼中，题匾为“紫阳”，表示不忘根本。何况歙县是他的桑梓之邦，衣冠人物和文化遗风、先贤遗泽，难道还不能考察吗？起初书院坐落在城南溪边，面对紫阳山，巍然耸立；后来洪水侵蚀，三次迁到南阜，不幸在壬辰年夏天毁坏殆尽。龙凤六年庚子冬，佥宪黄公巡行所属地区，我才开始谋划把它迁建到东门外。于是知府魏公均、祥县丞胡君子微从旁协助，终于共同促成此事。辛丑年冬，指挥王公年少而才华秀发，凭文武才干受到恩宠任用，来到这里镇守。壬寅年四月初一，举行释菜礼祭祀文公，退下后坐在西廊下，诸生拜揖，讲说四书，又命令他们命题作赋写诗。后来我当面赞叹说：“卫灵公问军阵，孔子以学习礼乐来推辞回答，而没有谈到军旅。军旅和礼乐本来就是不同道路吗？”王公在军旅之中，却穿轻裘、束宽带，态度恭敬谦逊，实际上沉迷吟咏、勤奋读书，用双钩法写方尺大的字，笔力遒劲，令人喜爱。他出门骑上马，显示出铠甲兵仗鲜明整肃、号令严明，即使古代名将也难以和他相比。大概是因为资质高明、学习笃实，不拘泥于寻常谋略，把一片赤诚之心置于别人心中，所以能这样从容兼通文武。虽然如此，在上位者所仰慕的，也就是在下位者所应当效法的榜样。本朝所归附的城郭，没有不首先致力于兴学的。三老堂用来使老人安逸、培养人才，设在博士院。王公到达歙县后，斥退奸邪盗贼，任用贤良，平定赋税，始终把兴办学校作为要务。他这样贤能而有道，难道不是能够承接皇恩、宣扬教化的人吗？我在开讲之初，论述并整理这些事情，以彰显并歌颂他。自程和贵以下，得到诗若干首。唐仲作序。《重刊溪南吴氏族谱序》古代大宗的制度，施行在有俸禄的家族中还可以；没有俸禄的家族则不同，但幸好仍有族谱可以理清亲疏，明白长幼。族谱对于世代教化有功，并不是没有帮助。考察史传，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与弟弟仲雍都有谦让的美德，一同奔往荆蛮，以躲避季历，号称勾吴。泰伯死后仲雍继立，现在的族谱从仲雍开始。长沙王芮任番阳县令，号为番君，他的子孙散居在饶州、歙州；歙州吴氏子孙的由来，也从长沙王开始。一天，寿祖拿溪南族谱来，请我写一篇话放在卷首。族谱把宣义公、讳光的九世孙、讳翼作为开端；其兄弟六人资财雄厚于东南，以乐善好施著称。讳振的后代独以显贵闻名，他的曾孙讳遇辰，遇辰的儿子讳梦炎，前元时任铜陵县丞、婺源州同知，后来因年老退职，遇辰得到追赠府判。孙子讳万里，曾任贵池县尹，退职后任徽州路府判；而寿祖是讳光的第十八世孙。唉！泰伯突然离开豳、岐，出奔荆蛮，可以说是柔弱了。然而柔弱正是强盛的根本，谦让是天下最美的德行；他们的后代应当像瓜蔓一样茂盛，长久不衰，看来上天暗中厚待泰伯太多了。韩文公在《徐偃王庙碑》中说：“秦地的杰出人物以徐由逊让而绵延为徐氏，区区僭窃的后裔尚且如此繁衍，何况泰伯是具有最高道德的人呢？二者不能相提并论。”族谱中有乡相吉国公的序，其珍贵不亚于合抱的大璧；他的母亲是鲁国夫人，妻子是周国夫人，都是吴氏，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的尊贵。寿祖渐渐喜好礼仪，知道族谱的重要性，又将要刻版印刷，希望使它永久流传；哪里能不以大宗的制度同他商量确定呢？《文公生日祭礼序》大贤在自己的乡里出生，死后也葬在自己的乡里，并在乡里受到祭祀，这就是所谓的乡先生。因此，钟灵于崧岳而生的甫、申，曾祷告于泰山；孔子出生于趵突泉；二程出生之地有紫气从井中升起；文公出生时有神异之人的征兆，与常人不同，大概是有缘故的吧。文公本是歙县人，他的八世祖讳环从黄墩迁到婺源，于是成为婺源人。他的父亲讳松，字乔年，号韦斋，任尤溪县尉。文公出生在闽地，韦斋把文公托付给刘屏山，并招赘为女婿，于是得以听闻师友的学术源流。向上追溯，刘屏山是杨龟山、程伊川的高足，所以说“我们的道学已经传到南方了”。我唐仲曾在崇安任教，穿岩凿谷；当地称为五夫里，有文公的外馆。至于武夷的易室、考亭的书院，每当雷声震动、白昼昏暗，大贤不再出现时，我没有一次不对此再三致意。洪武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恭逢齐国文公诞辰，歙县知县陈侯则威、主簿王惟义，举行完备的祭祀典礼，提前洒扫祠宇，斋戒洁净。第二天东方尚未发白，烛火明亮，祭牲和菜肴肥美，衣襟冠带的官员进退有序。文公虽在闽南，但感应到这次祭祀而降临，恍恍惚惚，精魂不可测度。陈侯行初献礼，拜了又起身；主簿随后升阶，敬畏而恭敬地承奉祭礼；撤去祭器，设宴款待。讲堂不奢侈，也不亵慢，德行高尚的人将不会沉醉；香气浮动在醽醁酒上，间或歌唱《鹿鸣》，声音清越悠扬。斯文的长久传承，陈侯大概能够承担吧。唐仲拱手上前说：“过去崇安乡贤祠祭祀文公，韦斋是他的父亲，屏山是他的岳父；道所寄托的内容，不超出人伦纲常之间。如今紫阳设专祠，如果追溯它的由来，建造几间屋舍，安置韦斋的神灵，推及他的父族，再推及他的母族；外祖父母祝氏的墓地也相距很近。举行一件祭祀之事而汇集众多善行，难道不伟大吗？何况陈侯学问深厚广博，声名如海，曾被称为名进士；治理政事又如秋霜烈日，担任一县长官。将来同韩思轩、魏靖斋一起传名于世，不也可以吗？”我特意写下这件事，乐于同天下人共同阐明道理。唐仲作序。《移建师山书院引》

译师山书院，是隐士郑子美先生讲学的地方。当初，贞白先生任太平府弦歌乡巡检时，郑先生刚出生，祥光照满房间，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奇异的征兆。长大后，他在祥符寺南山观读书，振奋自立，希望取得显达。三十多岁时，他壮游燕赵，带着所作古文拜见翰林诸公。虞公邵庵、欧阳公圭斋、揭公曼硕都感叹赞赏，彼此推举扶持；他不肯接受，最终向南归去。晚年求学者日益增多，便在师山选择地点建筑居所，中书省题名为“师山书院”。至正末年，大臣上奏，天子授予他奉议大夫、翰林待制，派使者驰马前来召见，皇太子又赐给他织有尚尊字样的锦文。他因病推辞。壬辰年初发生动乱，天下土崩瓦解。丁酉年，徽州于是归入职方氏的版图。卫国邓公命先生到庭下拜见，先生出言慷慨，邓公宽容接纳。第二天，邓公以守节而死于国事，这些事情都详细记载在《元史》中。一天，先生的后裔以孝说：“师山如今荆棘纵横，被樵夫牧人践踏，无法使废弃的书院重新兴起。郑村有令君祠，空地平坦，不如在那里迁建几间房屋，也许可以保存遗迹、寄托怀念。”乡人汪自铭已经商议同意，不知先生以为如何？从前我在闽南遇到乌克逊公干，他被任命为平江郡守；隐士杜青碧先生曾托付我说：“范文正公的书院还没有建成，难道不是礼制上的缺典吗？”后来乌克逊公没有成行，我把这件事列入学校官员的议论中。子孙中贤能的人，像静翁那样宽厚长者，春秋祭祀时，祭牲肥美；主管官员和百官进退行礼、举杯奠酒，简直不亚于师生之间。郑氏子孙中的贤者，难道没有轻视钱财、重视道义、互相劝勉的人吗？我虽然老了，还能拿笔为此作记。洪武十三年冬十月某日，乡人唐仲书写。《兰溪渔者序》古人出生时，悬弧与置矢，是为了表明将来志在四方。后世的制度，必须到四十岁才开始出仕。出仕的人劳心服役，往往有怀才不遇的叹息。年老退休时，有可以隐居的时机，却没有可以隐居的资财；有可以隐居的资财，却没有可以隐居的地方。怎样才可以呢？所以说“吏隐”：做官可以借此办理公务，隐居可以保全高尚品格，在两者之间从容自得，也是可以的。我的侄子伯和在江湖间浮沉三十多年了。壬辰年战乱，又回到乡里。有关部门以他的姓名荐给吏部，得以选任湖官。鱼味的美，没有超过丙穴所产的。大的如岳阳洞庭，小的如兰溪，都是鱼类聚集的地方。他在溪边结茅为屋，食案上有蟹，匡壶中有酒，浆水旁有书可读，有棋可下。香气氤氲浓郁，兰花香充满房间。他自认为做官清廉谨慎，虽地位低微而令人凛然，俸禄微薄却容易守持。地位低便容易称职，俸禄薄便容易守住清廉。从别人那里取得的有限，向公家输送的却没有穷尽。商人聚集，税额不断增加，他也就成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有用之才了。于是号称“兰溪渔者”，他是陆龟蒙一类的人吗？是张志和一类的人吗？有人怀疑他如果不是做官，气色便会愉悦饱满；如果不是隐士，行迹虽近而情趣却远。我说：怀藏珍奇的人，将等到未仕之时才显露幽深精粹；也会惊讶于他已经隐居在寂寞之处，却仍不忘城市。世人共同居处于纷扰争斗之中，却不忘山林，这正是我独自通达的地方。显达和隐晦遍及四方，而拘泥于出仕或退处的一端。说他是隐士而做官可以，说他是做官而隐居也可以。只想象伯和的为人，吟诗论道，豪爽英俊。在他看来，九点齐州不过是掌中之物，沧海不过是一杯水，那么兰溪也只不过像几张书案之间的一方砚池罢了。与王右军的墨池低洼深广，果然有些相似；至于临池学习书法而池水尽黑，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的侄孙善于书法。即使说桃花浪暖可以垂钓，苹花被雨打湿可以撒网，秋风起时可以切鱼生，夜雪时可以烹鱼羹，也不过是小试身手罢了。他的名声一旦成就，百姓能够取得的好处，哪里可以估量呢？《送令狐县尹后序》梅花是天下最清高的花，浓霜暴雪不足以改变它的操守，茅屋屋檐和玉堂高阁也不足以改变它的心志。评论者说，林和靖咏梅的许多作品，都不如“暗香疏影”两句。“暗香疏影”涉及虚幻境界，必须借水中月、镜中花才显出它的妙处，这是诗人传神的手法。西蜀令狐公精通儒学而敏于政事，任县尹三年，百姓和睦，风俗诚厚，歙县号称大治。公事清闲，他从容推敲字句，以梅花为题咏诗将近百首。在他看来，林和靖上下搜罗，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意蕴；他不只是梅花的知己，也可以说是林和靖的忠臣了。当初，令狐公初次占卜出仕，按资历应当授任郡博士，可吏部却错误地以年龄评定；其实令狐公并不该退休。所谓退休，是被困于通常的选调制度。部使者不能明察人的贤能与否；对于荐举贤能、挽留为民的事情，反而在百姓攀辕卧辙挽留之际恋恋不舍，仿佛有些不忍放手。我于是公开说道：“四十岁壮年出仕，七十岁退休，这是古代的制度。如今做官的人未必等到四十岁才出仕，却一定要等到七十岁才退休，这是为什么？出仕不等到四十岁，本来令人悲哀；七十岁才限定退休，这关系到廉耻，也是保全自己的办法。汉代贾谊年少时就拜为中大夫，从未按年龄来排定资历。像冯唐一类人，白头仍只是郎官，终身不得志，又为什么不退休离去呢？”考察丞相退休，始于韦贤；太傅疏广散尽钱财、置办酒宴，荣耀地回到乡里；那么在此之前，一定还没有像疏广、疏受这样贤能的人了。假使有，史书为什么还要如此勤恳地记载呢？唉！慎重地任用人才，本来就不止一个标准。才华优异的，想迅速提拔；熟悉政务的老人，想坚定地挽留；都不能被通常的选调制度拘束。韩愈也说：“孔戣才七十岁，筋力耳目还没有显出衰老，不应当姑且顺从他的请求，留在官位上以供自己使用。”这就更清楚地说明不能拘泥于通常制度。如今各地郡县未必没有像这个县一样的地方，郡守县令也未必超过令狐公。尸位素餐的人，十之常有八九。部使者不能察明实际情况，百姓也不能实现挽留他的请求，怎么能不更加深切地思念他的离去呢？虽然如此，令狐公清白自守，以梅花为知己，已经显露出将进入玉堂清贵之地的征兆。翰林黄公晋卿曾经告老，圣主不允许他离去，便让他任职于可以从容作文的清贵之地。令狐公此行，难道没有可能援引如今的先例，召他入朝吗？那样，他的百首梅花诗将盛传当时，也可以庆贺令狐公得到际遇了。这就是后序。《送万都司赴行省序》

译佥院邓公收复兴安的第二年，万公元信奉丞相之命，在幕府中参与谋划。公务繁杂琐碎，每天都没有空闲。万公谈笑之间便把它治理好，像解开发结、梳理头发一样，小事大事都不紊乱；又像镜子照见万物，美丑没有遗漏。因此人心和顺，政令得到信服，所有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又过了一年，丞相赏赐一端织纹，以表彰他的勤劳。今年乘快车受宠召见，将返回行省。百姓叹息抱怨，都认为他不应当离去。我说：“丞相统辖一方，凡是兵甲强弱、钱粮多少、山川险夷、官吏政绩优劣，难道没有用鱼目混珠、珷玞扰乱璞玉的情况吗？丞相在上面巡察，百官在下面尽职，只怕细微的情形难以知道，幽暗的事情容易被蒙蔽。万公到任后，一定会说‘某人贤能’，便提拔任用他；‘某人愚昧’，便排斥黜退他。这样丞相的聪明日益增长，而天下能办的事情也就全都办成了。虽然如此，凭您的才干，能够裁断繁杂、治理棘手事务；凭您的德行，能够使顽劣者廉洁、使懦弱者立志；文才可以兼任制作文章，武略又兼具威严，也已经可以无愧了。想来丞相在梦中都寻求贤才，左右有许多文雅之士。当初您是为了百姓而任职，如今百姓攀辕挽留、眷恋不舍，就像从前百姓借寇恂之义、不愿让他离去一样，丞相也未必会马上把您夺走。你们百姓不要忧愁，在东上门外望见他的车尘便拜，等候万公，也还不算晚。”退下后，我唐某推究其中的意思，把它写成送行序。《蔡齐贤桃洞遗音序》古代瑰丽的辞藻、华美的言语，足以流传后世，必定先要有相应的人，然后才有相应的地方；有了相应的地方，然后才有相应的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南阳蔡君名省，字齐贤，幼年随父亲在江南做官游历，来到武陵，喜爱那里山川的奇峭，于是在桃花流水之间选择居处，那是古代避秦人所开的洞穴。我曾认为，桃源的说法从陶渊明开始；这些踪迹诡异奇特，与武夷山中籛铿的后裔一样，都是在躲避秦朝暴政之后，于是被人视为神仙之地。陶渊明作赋吟咏，后来又有韩退之、王介甫等人的作品，大都夸赞它的秀丽美好，极力振扬腾跃，却来不及真正进入它的境界。像齐贤这样写来，寻求其意境虽然仿佛相近，却不如亲自接触那样亲切。齐贤的诗，岂只是写迁居桃洞而已；它法度周密，细腻润泽，值得赞美。他的《豫章八景》清新秀拔；《江山万里图》浩瀚奔放；《荡子吟》《白纻词》《采莲曲》以及杂诗十首，深沉而幽远，幽深却有光彩，飘逸而不放纵，悲哀而不怨恨；古人借物寄托兴致，往往接近这种境界。虽然如此，自从圣人删定古诗以后，世道越来越衰落，而诗歌也越来越低下。我们乡里的朱子，人品道学不在孟子之下；胡邦衡很早就曾以诗人身份被荐举。宋朝末年，虚谷方史君纵论上下千百年，创立了诗格有高有卑的说法；评论诗歌时，他把格调低下的诗判定为四灵、江湖一派的习气，认为它们委靡纤弱，像脂膏、柔韧的蒲苇一样，不具备古诗的气骨。齐贤的足迹逐渐广远，诗才也日益进步，更应当认真选择而不可苟且。追究他最初获得武陵山川的情趣，弘大丰富，正如所谓仿佛带有一分仙气，难道不是这样吗？齐贤寄居新安很久，我退居山中，早已知道他的姓名，却没有机会相识。昨天进城，府君又催促他整理行装；正在同士人们并肩告别，他便离去了。以后怎能不使人兴起千里之外的思念呢？唉！金陵是帝王之州，从前谪仙人登上凤凰台，石刻至今还在；如今经过兵火之后，难道没有缺损剥蚀吗？您此行若能诗酒豪饮，酒量如鲸鱼吸水，将会在金陵捉住酒星；只希望不要说“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您笑，我也笑，于是编集这些话，作为《桃洞遗音序》。《洪氏宗谱序》洪氏是歙县的著姓，他们的先祖出自共工氏，世代居住在河内共城。战国时有一支为躲避仇敌，因为上世治水有功，于是加“水”旁改为洪氏。到两汉时迁居炖煌，后代有人在东晋做官，又从炖煌迁到淮阳、下邳。经纶公在唐代做官，从下邳迁到古歙的婺源，经过十六代又迁到洪源，如今成为洪源人。子孙繁盛，多达数千人，都学习诗书，敦厚守礼谦让，登上仕籍的接连不断。到了本朝，有一位以年高德劭著称、号洪厓老人的人，担心支派后裔离散、族谱残缺，于是根据亲疏关系重新加以厘正，名为《水木根源》，大概是要借此警戒族人，使他们都知道自我勉励。上古时代，教化容易施行，风俗淳厚；这虽然由于在上的统治兴盛，也在于下民各自知道亲爱自己的亲人，敦厚和睦的风气兴盛，维系亲族的办法保存下来，于是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因此君子中善于和睦宗族的人，总是把族谱作为首要事务。起初只是一个人的出处，后来分散成为成百上千的人；起初同居共灶而食，庆贺、吊丧、喜悦、忧患彼此相关，取舍好恶也志趣相同；后来分散开来，离开水井各自耕种，住在不同地方，近的相距几百里，远的相距几千里，遥远得像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瘦。如果不整理清楚族谱来说明这些关系，宗族后代最终发展到彼此残害也不是不可能。因此，想使宗族相亲而不至于相残，必须先说明各自的身世来源，使他们在熟悉地观看、注视族谱之时，森然生出孝敬之心，充分笃厚亲睦之情。做一件不义之事，唯恐本宗族的人听见而斥黜自己；做一件不合正道的事，唯恐玷污本族，不能光耀前人。假使天下人都能如此，那么比屋而封的盛世难道还难以出现吗？只是因为宗族支离涣散，以至亲情疏薄、争斗内讧，最终没有办法匡正维系，所以民俗越来越苟且，人情越来越丧失。如今洪厓老人请我写开头的话，因此我为此说几句；这不只是告诫洪氏，也将借此告诫天下尚未和合的宗族。《江东行卷序》

译江东有六个郡，兴安的风俗最为淳厚美好。这里的人不吝惜财力供养家口，却勤于耕种。奇峰秀谷，往往都载入典籍。公卿大夫和士人十分喜爱到这里游览。从前踈斋卢先生出使江东，巡察来到此地。士绅们每天与他吟诗饮酒，很少办理实事，不知道咨询访问。积累百年的弊病顷刻之间便发生了变化，直到今天，诗文刻在石上，读来仍不止于令人流泪。近来，雪林佥宪公以北庭贵族的身份、南台闲居官员的身份，承担监察纲纪、充当耳目的职责。他骑着骢马来到这里，风霜凛凛，无不摧折邪弊。所到之处都清扫整治，焚香洁除污秽。他百般思虑，有时草书弈棋，有时画兰、木、竹、石；又擅长写五言、七言诗，大都清新俊伟。偶然给我看江东行卷，并且说：“您同我素来交情雅厚，应当为它作序。”我遍观古今人物，如果品德、时代和地位相称，那么事业和文章便可以一同流传。房玄龄、杜如晦不见长于文章，刘禹锡、柳宗元不显著于事业，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地位和时机有遇合与不遇合，文章和事业也有能成与不能成。俯仰古今，不禁暗自契合、醒悟而叹息。公与踈斋先生都担任掌管风纪的官职，而卢先生起初凭谈棋得到圣主知遇，被称为国手。公在棋局黑白的较量上，比卢先生高出一着。卢先生的诗与公的五言、七言诗不相上下。公的草书类似王羲之、王献之，卢先生却在黄庭经方面功力不足，颤抖拘谨，稍逊一筹。至于绘画与不绘画，就不必谈了。唉！时代和地位相称，事业与文章一同流传，除了这两位先生还能有谁呢？兴安所辖州县中，只有歙县的赋税加倍增加，起初是陶雅妄自增收来讨好杨行密，遗留下来的毒害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我因读公的行卷而想到，以踈斋先生的善政来为公劝勉的人寥寥无几，几十年间只有两位绣衣使者。这大概是因为兴安的山水格外出色。诗共若干首。赠郑碧岩序 充满天地的全都是山。山的脉络、水的支流，都起源于昆仑。所以中原厚重的地气孕育出奇异人物；闽、蜀的山，是天地之气在这里极其稀少的地方，聚集到人身上，万物便多有瑰奇之处；吴、越的山，是天地之气在这里较为稀薄的地方，有时聚集到人身上，但风俗多务于工巧。歙山最雄伟的，叫作天都峰，山势像赑屃般隆起、又如刀削，共有三十六座，正如澄心堂纸、李廷珪墨一样，名满天下。那里有文章和德行的人，大多并不少见。近来的徽州师山郑翰林以节操而死，也可以说是承受了山水的雄气。翰林的从孙郑椿拿着“碧岩”两个大字来拜访我，我还记得至正初年从金陵回来时，他的大篇短章已经请人品评题识。无奈昆炎海变之后，文章书翰散失殆尽，我想尽力深入思考，来偿还从前的愿望。十年来眼力昏暗，而我又潦倒，郑椿的鬓发也已斑白；但郑椿请求更加勤恳，我哪里敢用肤浅的说辞推辞呢？山的高大，是它的形；山的幽黑青碧，是它的色。难道山只是颓然高耸而已吗？山中空虚，所以山泽之气能够相通，万物生长繁育不息。人的内心虚静，才能应对万般变化，神明由此显现。郑椿擅长绘画，能够摹写人的形貌以及鬼神的神态。他曾认为鬼神处在幽冥之中，任凭想象，也还可以大致摹拟。人的大小、美丑、嬉笑、愤怒和责骂，一定会在作画时显露出来；有时一经看见，便令人睁目惊骇，甚至弟子认不出父兄，奴仆不知道所画的是主人。郑椿常常脱去上衣，盘腿而坐，苦心构思；无论是人还是鬼物，一旦涌现于笔下，稍加点染，就已经十分逼真了。唉！捕蝉、弄丸，都是机巧的妙用；宰牛、贯虱，则达到了精微的极致。唐代《艺文志》所说的装潢，就是今天的裱褙。欧阳公说：“唐人收藏书籍，通常做成卷轴。”郑椿洗涤污渍，修补破损，几乎看不见糨糊的痕迹，卷起展开都平整妥帖，容易拿来赏玩，他的装裱大致就是这样。虽然如此，郑虔把诗、书法和绘画称为“三绝”。郑椿家在歙县，曾客居吴越一带，可惜没有从事诗歌和书法，只凭绘画成名。他晚年仰慕先生长者，诚恳地交游，并以这篇文章相请，其中仍有翰林遗留下来的教诲。送魏君祥序 循吏这一称号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了。传记所说的循吏是：居住的地方受到教化，离去后人们仍然思念他。起初并不在于声势显赫、惊动世俗。寿阳魏公君祥被提升为行省管勾，第二年授任兴安府知府。魏公只乘一条船，带着一个仆人，选定日期赴任。当时兴安刚从焚烧和水灾中恢复，如果只讲法律加以束缚、鞭打责罚，混乱就会随之更容易发生。因此他斥退一切苛刻严酷的做法，务求保存大体。白天坐在堂上，吏员差役像雁鸭一样接连进来。魏公谨慎端庄，少有言笑。有人因争讼而来，他揭示隐情、查明事实，使他们都不至于受冤。有时修筑城壕，一定坚固而深；制定赋税，一定公平。把木材揉制、竹子削成箭镞，整治羽毛；铸造金属器具，军需用品都预备齐全。运送麦子和稻米，先晒干以免虫害。督管机局以红色染料织造丝帛，没有差错和丝疵。建造府署、官仓，都颇为壮丽；又为文公祠堂塑像。以师弟子辅翼孔道，同时又不铺张饮食，不以私下馈送来借机博取过客的称誉。退朝回到关门之内，清闲自在，完全不像二千石官员的家居气派。本地豪强从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曾说：“凡是营造和征收赋税，只遵从并谨慎执行上级命令，不可妄自增添丝毫事务来拖累百姓。”这就是魏公的政事，也是魏公的心意。任期届满，侍吏江某等人希望请文章记述他的政绩。我说：西汉的循吏有六人，东汉有十二人，考察他们的善政，多的不过几件，少的也只一两件罢了。像魏公这样，不刻薄，也不阿谀，务求保存大体，也差不多可以称为循吏了。我作为紫阳祠的属吏，受到他的知遇最深。魏公任期届满时，我也已经老了，所以不推辞，为他作此序记。送程仲庸序

译我家收藏书籍万卷，壬辰年战乱，斯文濒临灭绝，即使邻里和旧交，也没有一本保存下来。回想过去，互相借书阅读的情景，哪里还能够得到呢？只有《王无功传》我默记在心，于是抄写在屋壁上。程仲庸告别我的隐居处，问我说：“王绩为人简率倨傲，不喜欢拜揖，又沉溺饮酒而不能任事，先生为什么对他爱慕得这样深呢？”我说：“自古贤达不得志，没有不饮食糟醨来放纵自己的。你看所谓凤凰不嫌栖息山林，蛟龙不以盘曲泥中为羞；君子如果因为洁身而招致祸患，避开污秽来保养精神，难道不是因为有道而这样吗？”我每次进城，都伏地拜谒一斋幕府。他是宽厚的长者，勤于政务、通晓事理，声名为士大夫所称道；退下后与仲庸行揖让之礼，姿态如美玉白雪，十分配得上他的家世。督促仲庸不要整日操劳，只要偶尔来客舍下棋，黑白子下一两局。我生性爱酒，不懂棋局，仲庸知道这个缘故，照例设置酒杯勺，我也不推辞，纵谈古今，放声吟咏上下古今，于是成了常事。不久，幕府任期届满，将调往京口。仲庸孝行美好，已经详载于《爱日轩记》中。我正要依靠仲庸来安度晚年，如今相隔江山千里，怎能不使人更加惆怅呢？仲庸勉强依照我的意思节制饮酒，不太像平时的样子；但他援引邴原的故事，在临别之际饮了几斗酒，昏沉沉地分别了。送胡子微序 我是江湖上的闲散之人，性情懒散拙劣，不进入城府。时人喜欢圆滑柔熟的话，我往往因此受到告诫，门前也断绝了来往。戊戌年春天，我偶然遇到胡君子微。他徒步走了千里，素来不喜欢骑马，当时正用竹轿抬着母亲。胡夫人在兴安府任歙县县丞。我问他说：“凭您的才干，完全可以辅佐省府，参与台幕事务。一个县丞的官职局促，为什么要做它呢？”胡君说：“做官没有大小之分，只看施政如何罢了。从前毛义捧着任命文书，为了母亲而屈身做官；我离家千里，恰逢时运不济，如果没有俸禄来奉养母亲，那只是白白死去，没有益处。但既然做官，如果不清廉谨慎，就会使自己的德行污秽、声名腥臭，不仅辱没自己，又会给母亲带来忧虑。”因此他以和气而少有孤高自许著称。每当听理诉讼时，吏员差役环绕堂上，进退往来十分忙乱；胡君坐在那里，吏员差役都畏惧退缩，堂上清静无事；有时传来清越的长啸声，一定就是我的胡君。他分配赋税，整顿军需，建造府署，这些都还不足以写在给他的文章中；他代理县令单独出任时，已经创办紫阳书院，塑造文公师弟子的像，这些关系教化的事尤其值得记载。任期届满，他升任镇江府丹阳县令，大夫和士人各作古乐府一首，请我为诗集作序。我认为人与人分别时，高兴的会跺脚，愤怒的会咬牙，这都是感情无法自已的表现。如今您的离别也是这样。推究您的贤能，百姓舍不得您离去，于是截断桥梁、拥塞道路，想留您片刻，您这才得以离开。大概因为您侍奉亲人孝顺，所以人们受到感化，也像您敬爱父母那样敬重您。新安在秦、汉时是黟县、歙县二县，汉末从丹阳分出设置为郡；您任歙县县丞的地方，正是古代丹阳郡的属地。天下事物的名称竟如此偶然相合：您隶属丹阳，又熟悉丹阳的事务，难道是偶然的吗？二者郁然相互扶助，光彩彼此映照。新安在前面吟咏，京口在后面承继，我知道您的才华成为朝廷仪表，已经不会遥远了。大夫和士人倾壶作歌，退下后由唐仲推究其中的意思为之作序。赠郭彦仁序 春秋时，晋国饥荒，秦国运粮给它；秦国饥荒，晋国却阻止粮食买入。君子因此认为秦国是有德的。睦州和歙州东西相邻，犬牙交错，几乎不能与秦、晋相比。有歙州而没有睦州，就无法窥伺婺女、向下通达浙东；有婺州而没有歙州，就无法沿番湖上溯、向上通达江西。因此二者包容周遍，不可以彼此分开论说。己亥年夏，睦州军粮匮乏断绝，行枢密院上报行省。行省核查其收入簿籍，划拨若干斛麦子，让歙州百姓用船运送到睦州，并定为法令。庚子年照此办理，壬寅年又照此办理。唉！从睦州到歙州要经过三百六十处险滩，按数目计算，每处滩高一丈，几乎有三百六十丈左右；道路迂回曲折，形势好像登天。篙工拉船，稍微碰到石头，船就破碎沉没，无法救援。如果侥幸平安无事，还要分酒互相庆贺，更何况漕运责任重大、往来又频繁呢？太守郭公彦仁知道其中艰难，以慰劳和亲切的话语迎接运粮之人，慈祥之意显露在面容上。交粮时，他校验斛量，铲平斛面的粮食，不多不少，使公私双方都便利。歙州父老兄长回去后啧啧称颂，几乎说个不停。座中有程仁仲，是个端正的人，他说：“郭公廉洁耿介，自我约束，不仅使他的吏员差役受到感化，连他们也战栗着缩手，不敢有丝毫侵害百姓。” 守晨门的老校卒有几个人，百姓害怕他们在开门关门时过于谨慎，不肯改变规矩私下赠送麦子给他们；老校卒叹息说：“你们这些歙地百姓，旅▯如此困苦，我怎么忍心接受呢？”他们又说：“郭公治理政事，我们不敢欺骗。”唉！守晨门的老校卒强悍粗暴的习气还没有消除，渔猎谋利的念头仍然存在，哪怕刀锯鼎镬摆在面前，也未必能使他们改恶从善；郭公却凛然有不可掩盖的德行，那么其他方面如彰明礼义、整饬纲纪，以及使人心悦诚服而被人视为贤良二千石的情形，也就可以想见了。我虽是歙县人，曾经经过邻境，却没有机会趋拜于他的门下、承受他的余泽；听说他的善政，不能不详细叙述，并且用来劝勉各位二千石官员。汪母许寿旦诗序

译我曾读《王制》说：“八十岁的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从政。”宋代旧例说：“百岁的男子授官，妇人受封。”做官而父母九十岁，官府给的封赏就如同百岁之民。这些制度有所改变，为什么前后不相一致呢？其实大概并不是这样：有官职的人辞去职务来奉养老人，没有官职的人需要俸禄来奉养父母，这难道不是仁政所及吗？龙集壬寅年五月六日，汪母孺人许氏七十有九岁，儿齿已落、背已驼，但身体康健，没有疾病。内孙许仁杰、许仲杰从唐模到稠墅，奔走相贺。于是汪仲诚、季浩遇到母亲孺人的长寿和亲族的喜庆聚会，宰羊斟酒，盛情招待宾客使她快乐。我想到古人范式、张劭有登堂拜母的礼节，如今浅薄的风俗使礼节废弃。婺源俞志道作诗，我口头即兴作一首，交给许仁杰拿酒杯奉上，寄托美好祝颂的意思。不久仲诚、季浩拜谢宾客，也向宾客行礼。仲诚有侄子叫积庆，季浩有儿子叫绵庆，各自联句唱和，渐渐汇成一卷。仲诚说：“先生如果赐下一句话，用来记载事情的始末，可以吗？”我认为百岁是上寿，八十是中寿，六十是下寿。在战乱纷扰、人物离散的时候，正是《陟岵》诗所以作成的原因。仲诚和季浩既是母子，又是兄弟，和乐地聚在一堂，白发相互辉映，正充分享有上天所赋予的尊荣，仿佛与世道的困厄阻塞毫不相干。若不是提刑公深厚的仁德恩泽，广阔流布，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地呢？我的双亲也都已登八十之寿，曾获得先朝赐予金衣大帛的恩宠，因此因仲诚的请求而私下有所感慨。诗共若干首。吕左史谏草序 士君子勤苦读书、探索深奥的道理，没有不把天下国家作为志向的。无奈有才干却没有地位，有地位却没有时机，不能施展光明正大之学和瑰奇俊伟之言，来适应时代、酬答地位，使上面获得明主的知遇，下面布施百姓的恩泽，载入简册，收藏在国史中。事情能否成功，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而是天意。竹坡吕先生的《谏草》一编，由他的六世孙吕旭装潢编次，请我为卷首作序。我是本乡末学，见识如以蠡测海、以管窥天，哪里知道先生万分之一呢？但吕旭早年曾向我求学，按道义不能推辞。先生的嘉言美行，已经全部列入《新安续志》。先生早年考中高科，在州县间辗转任职；两次进入察院，尤其是由理宗亲自选拔。起初，史弥远设置人才簿，记录人才姓名以备任用，先生的政绩也列在簿中，但仍不能超越常规升迁。绍定癸巳年，史弥远去世。嘉熙丁酉年，先生被授为监察御史。当时郑清之任宰相，京湖、淮西都危急，只有赵葵所在的淮东没有遭受兵祸，却坐视淮西被围。先生上奏说边地将帅各自对立，没有同舟遇风时相互扶助的心，而史嵩之、赵葵也没有不因此怨恨先生的。先生因这件事被调出朝廷，随后守郡七年。淳祐癸卯年，先生仍任监察御史。史嵩之虽然一向得到史弥远人才簿的帮助，内心知道先生应当敬重爱护，却又对他畏惧忌恨，曾唆使王瓒先生与他交恶；先生于是与史嵩之不合。他论说台谏不得接受短小的奏疏，认为这是堵塞台谏的耳目，并非天子把耳目寄托在台谏身上的本意。不久，他弹劾史嵩之的堂弟史宾之贪婪猥琐、行为无状，与史嵩之更加不合，已经十分明显。掌握国政的人一向把他看作史嵩之所任用的人，不再召用，却不知道他其实并非史嵩之的门客。可悲啊！即使才能与地位相称、地位与时机相遇，仍然辗转困顿，被权要夺去机会、被形势牵制，不能充分施展抱负；而他稍微留下的一点成绩，也大致可以看见。《谏草》的字画秀拔，可以比拟苏文忠公；文章言辞严正，依据经史，比陆宣公的奏议也不相上下。《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有典章法度。”先生可以说既老成，又足为法度。虽然如此，国家的兴废成败，自古以来本来就有。有元太祖即位之年，在宁宗开禧二年丙寅。宁宗因为太子人选迟迟不能决定，开禧六年庚辰闰八月乙未，史弥远和杨皇后的谋划导致变故发生。魏了翁入内聆听遗诏，悲痛哭泣，昏厥而死。真德秀当时寄居长沙，仓促颁布遗诏，却不知道事情的缘由。上饶韩滂哭泣流泪而死，人心当时是什么样子呢？于是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中原衰微，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天命的去留，不必等到争夺九鼎之后才知道；国家的成败兴废，都是自己先行自弃，之后上天才不再顾念它。史弥远、杨皇后的罪过固然滔天，而理宗虽然未必有意，却得到天下弑君之贼而不加讨伐，反而从中获利，可惜啊！假如先生在嗣位之初担任谏诤之责，诛杀过去的奸雄，一定会按照臣下弑君的罪名，凡在官任者一概处死而不赦。他沐浴后入朝说：“史弥远、杨皇后弑君的罪行，请求加以正法；那么理宗上天所降的讨伐，应当怎样呢？”有人说：“鲁桓公在位时没有周王主持，十年仍记作‘春王正月’；殊不知十年再次书写‘王’，正是表明弑君之贼即使本人已经死去，法令也不能赦免他，所以连同追究。”吕旭字德昭，能作诗而清廉谨慎，观察他所崇尚的事物，就可以验证他的为人。黄山图经诗集序

译我曾读《禹贡》一篇，难道它可以同后世的舆地图、山水经相比吗？看它的规模次第和治水曲折，哪里一定要研磨丹砂、吮吸墨汁，然后才称为图呢？儒家先贤认为，经文像造化之工，史文像绘画之工。况且大禹已经告成他的功勋，凡是执笔记录在他身边的人，也都是圣人的门徒。所以尊称它为“经”，那么说史文是画工，也没有错。天下的山，气势磅礴、绵延不断，起于昆仑，暗中伏流于地下，泛滥、停蓄之后，溢出而成为黄河。这也就是水的源流终始。江南众山中大的有天台山、天目山；天目山高一万八千丈，而黄山仅高一千一百七十丈，为什么反而向黄山仰望呢？从地势推究，钱塘江曲折向上游延伸，尾部盘曲、颈部转折，形成三百六十处石滩，险石像刀剑戟矛一样尖利。黄山最雄伟高峻之处，浙东、浙西、宣州、歙州、池州、饶州、江州、信州各郡的山，蜿蜒相连，几乎都像小土丘。汤泉蕴藏灵气，孕育秀美而清澈的水流，香溪、滑溪分支派别：向东南流入歙州，向北通达宣州，向南蓄积于钱塘，又向南汇入睦州，经过大鳙山流入衢州。从衢州以西，水流浮行于饶州，到举根西北越过贵池，这就是它的余波。有见识的人认为黄山是小昆仑。黄帝公孙氏建都于涿鹿，计算涿鹿与黄山相距数千里左右，未必会放下万机政务，特意远行登临来问道。广成子从容成子那里接受胎息之术，大概出自《周书》的奇异记载；这种说法不合经义，但直到今天，丹灶、棋局、驾鹤之洞、涔蹄之石仍然宛然存在。只是从望仙峰顶乘龙升天，与鼎湖、天山的故事不同。难道不是世人喜欢奇异、嗜好诡谲，所以把黟山传称为黄山吗？这样的道理或许是对的。吴君名华祖，字子庸，号庸窝，勤苦读书，乐于行善，平素志趣高雅闲适。他汇集《八岩十二洞二十四溪峯如源》，总数都是三十六，各自有名称，名称各有实际所指，编缀成一部山水志。洪君舜民把它绘成图，供大夫和士人赏玩，这些也大概可以看见了。他又收集李太白、贾岛以后人的诗作，称为《题咏前续集》。一天，他的孙子把这部集子装在囊中来请我作序。我还记得童年时，得到乡先生吴公古梅、鲍公鲁斋等几位前辈游黄山的记文。战乱之时，精神衰耗，那三位先生我都已经失去了。当时天下安宁，人物兴盛，而诸位先生旷达放逸，有韩退之登华山的雅趣；带着干粮肉脯，每到悬崖峭壁，必定用长绳牵引攀登，携带被褥，几个月也不肯离去。天都峰上有云，铁笛一声时天还没有破晓，便吹散了三十六峰的云雾；何况子庸与古梅先生同时，又同出一个谱系，推重贤者、喜爱山水的志趣彼此相同，他们大概一定会闻风而起吧？只是已经无法查考了。我把先公筠轩先生的旧作交给吴汇，让他再加搜集整理，冒昧作此序。集子的开头用来充作别集，吴汇字德渊，勤学有力，也有诗名；将来还可以同山灵相诘问，共同吟赋。黄山采药图序 山色光辉而滋润，水流动而清澈，这正是珠玉所在的地方。在山中采玉，要曲折深入，点火照亮幽暗迷路之处，用绳子标识险阻；在深渊中采珠，要有善于潜水的人，蛟龙杂处其中，螺蚌群居其内。厚重的财货足以资助自身，却起初并不有利于他人。奇异的药物必定独自生长在悬崖上，蔓延于绝远之地；灵异的根株、奇特的品种，有的出于蓬莱方壶等海岛。人如果得到一匕一箸那么多，就可以使枯木复活、使干槁复苏，不但足以资助自身，而且有利于他人。其功效真是无可计算。我们郡的黄山，号称新安的巨大镇山，有三十六座峰，水源也有三十六处，溪二十四条，洞十二个，岩八处，又有汤泉暗中沸煮，冬夏都不枯竭。每当丹砂发出，水波便涌动沸腾，用小罂接取后，经过很久仍甘美芳香，完全不坏。黄精、黄连、细辛、甘草、苍术、茯苓，都可以咀嚼■〈口父〉。世间传说黄帝曾命驾与容成子、浮丘公讲论道术，于是特意把黟山改名为黄山。后来曹、阮一类人相继成仙离去，山中凿刻的石碑都记载了这些实情。同乡汪氏之子，名仁，字景荣，经营优良药材，士大夫题写他的居室为“种德”，稍稍拿宋清的事迹来比况他。一天，他把《黄山采药行卷》藏在袖中，来请当代擅长文章的人作序。我认为景荣摹画这幅图，便可以知道他的志趣高远。他将前往浙东，再转往天台；在那里切食麒麟肉，煮食胡麻屑，在石桥上吟诗，应当不比无本上人所说“言师采药去”逊色。景荣起身拜谢说：“我在名山采药，幸而没有使自己的事业落空。” 朱氏族图序

译天地初创时，只有六个姓氏；后来因出生而赐姓，分封土地而命名各氏，于是姓氏纷纷繁衍。我文公先生注释《参同契》，把自己的姓氏托于邹氏；邹本是《春秋》中邾子的国家，曹姓，子爵，出自陆终第五子晏安的后裔。周武王灭商后，将曹侠封在邹地，就是今天鲁国的邹县。新安朱氏因姓氏而显赫：奉使朱公名弁，字少章；吏部朱公名松，字乔年。奉使是文公的三从伯父，吏部是文公的父亲。相传阙里有一口井，吏部出生时有白气从井中升起，文公出生时井中有紫气如云。唉！芙蓉山绣水，储藏精华、孕育秀气，贤人接连出生，正如鳧绎、洙泗之间。文公把姓氏托于邹地，难道是偶然的吗？文公的先世居住在歙县黄墩，莫非是遭逢巢寇之乱，凭借“黄墩”这个地名来避祸？如唐德宗的诸孙德鹏、德鸿、德鸾，也都是以黄墩为根基开始的。尚书文简程公名大昌，曾认为黄墩地势狭窄，贵族大姓繁衍盛大，似乎不能容纳，大概只是暂时聚居罢了。闲暇时，方外交友奇、公瑞、远偕、继荣来访，拿出《堨田朱氏流芳图》请我作序。根据图谱，十四世祖名崇道，听说他的先祖居住在番阳朱家村，后来以万户侯的身份戍守歙州，于是凭财产富强起来。十一世祖名希声，迁居古溪王村。九世祖名汝霖，又迁到堨田。五世祖名伯凤，字仪之，赠官迪功郎。四世祖名瓒，字君玉，娶程氏为妻，封孺人，是丞相吉国程公的从孙女。三世祖名斌，号晓山，入元后授任休宁、歙县潜口务副使。能够见到的，大概只有这些。虽然如此，世代有远近，事情有得失，本来不能凭空臆说。经史散失，而求学者看不到全书，这是我们学术之道的不幸；谱系散失，而子孙看不到完整的谱册，这是宗庙祭祀的不幸。韩魏公说：“谨慎保存宗族文牒而不忘记先人的坟墓，是孝道中最大的事情。”像朱氏这样记载十四世祖先，某人名讳、生死年月日、葬在某山某原，都完整记录而没有遗漏，比韩魏公所说的只记到八世，差不多可以了。《诗经》说：“早早起床，晚晚睡觉，不要辱没你的父母。”那么做子孙的，不妨用这句话来思考。《白云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白云集》卷六 （明）唐桂芳撰 记 重修兴安府孔子庙记（兴安就是徽州） 制作礼乐，没有比周公更盛大的；但孔子只凭空言与他相配，岂不是过分了吗？周公去世后，没有善治；孟子去世后，没有真正的儒者。人们却未尝不把他们和孔子的门徒并称。从前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后来升孔子为先圣，群弟子为先师。贞观年间制定祭祀等级，庆历年间设置学校，几乎遍及天下。唉，真盛大啊！龙凤元年，大丞相统率军队攻下太平，攻克应天，首先拜谒孔子庙，举行释菜礼。第二年，建立三老堂来尊崇遗逸之士，建立博士院来蓄养英才。凡是讲明治国之道，都借助他们匡正辅弼。郡县署令知府、知县官员主管庙学事务，凛然不敢废弛。龙凤六年冬，佥事黄公巡视兴安，所到之处学校荆棘丛生，神灵无处安顿，祭祀没有牲畜供奉。黄公慨然决意振兴崇奉。起初，府学大成殿前由教授陆德原主持建造，木材从西蜀征集，砖块从姑苏运输，殿宇高敞雄伟，屹立如山，是东南最壮观的建筑；似乎天意另有安排，竟独自巍然保存下来。两庑和三门遭灾，某月某日开工，某月某日落成。屋宇高大整齐，丹红白垩色彩飞动，观览者都精神振奋。又整修孔子像，以及四配、国公、十哲，依次共十四人；他们身穿华美礼服，手持端正的圭玉，庄严地相对而坐。又迁建紫阳书院，许多士人都依依恋慕。规划建亭，题名“思贤”，用来寄托不忘之意。鲁地是圣人父母的邦国，即使处在刘邦、项羽战争的时代，弦歌诵读也没有断绝，所以称为曲阜阙里。如今紫阳文公的专祠所在，婺源就是他的阙里。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将近十余■〈礻冀〉，在大山深谷之中，往往有人穿着儒服，学习规矩步行，亲自修习治国齐家的学问，明白进退的时机，从不因为生死祸患而丧失操守。先生遗留下来的风尚余韵，或许还可以在这里看见吧？进入乡里街巷，看见行路时相互让道、耕田时相互让出田界；白眉长者整治俎豆，雍容地举行乡饮礼，用来歌咏教化取得成效，那么思贤之心难道会有尽头吗？黄公名某，字德芳，执政刚强正直，坚定而不可侵犯。这次工程中，知府魏公均祥善于劝导协助，确实应当联缀成文来记载。溪山一览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