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一】书

译近来，悲痛地得知已故郎中唐公孝廉的死讯。他年老而白发苍苍，却始终没有改变；如今将要入土了。如果没有海内有声望的大贤为他的墓题写文字，使士大夫共同传扬，那么唐君的情谊就会同露草一起埋没了。死者默默无闻，活着的人也会惶惶不安。士大夫出仕，谁不甘心追求富贵华服、池台歌舞，以装饰自己和子孙？又哪里会羡慕那种死后连棺材都没有、棺材也不能及时安葬的情形呢？我忝为县吏的后辈，因此采录他的情谊并将其事迹听闻于人。寻找海内有声望的大贤，本来就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借王生带着经书南来之便，写信请托。先生您这样说，莫非是过分看重我的鄙陋，而轻视抚恤唐氏义行这件事吗？况且唐君并没有过人的才智，只是当父亲被捕入狱时，服侍了三年，最终为父亲号哭悲痛，住在土屋中，蚊虫也在屋外聚集；父亲去世那天，他也是如此。从起家到任刑部郎中，掌管州县印绶，连同大夫以上的官职，至今已有二十年；但他去世时，竟没有一间屋子可以安放棺材。依我所说，即使未必能让您听闻此事，道义上说也非孝廉不可。先生还以没有见过面为托词，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有听到某人的遗风便去凭吊他的墓，也有得到某人遗留在道路上的事迹便为他作传的，往往悲歌慷慨，借助辞采流传给后世。先生只须考虑这个人是否值得这样做，哪里有空闲去选择见面或不见面呢？星星借月亮的光便能闪耀，铃铎借风的声响便能传远。唐君清白的情操，如果没有先生的文章就不能流传，即使流传也不能超过百年。士大夫带着学问出仕，仍会阅读这篇文章，思慕唐君其人，在唐氏墓草旁徘徊；有人或许因此不再羡慕富贵华服、池台歌舞，那就是先生的恩赐，也是我这个有司应尽的事。希望高明明察。另承蒙您寄示一卷文稿，并命茅坤稍加评论、编次在后。我惭愧自己并不善于作文，起初不敢妄自撰写；后来您又来信催促两次，我私下揣测先生的意思，或许是想让我这个不肖之人也略闻金石般的文章，从而使它有相应的声誉。因此谨忘自身鄙陋，略加商讨订正，请您另纸指教，幸甚。与何吉阳司封告别的信 我没有什么才能，却依附于贤者，和您结成深厚友谊。然而由于南北分途，梦中醒时都思念着江海，已经有好几年了。幸而得到知己推许，得以在仕途上同列，这或许是志同道合、共同奋发建立大业的缘分。上天如果稍微借给我们一些岁月，我一定不敢只把置身金紫官场当作目标。可惜羽翼刚刚展开，就遭到弓箭窥伺，使我翱翔四海的志向，终于不能施展丝毫功业和命运了。唉，宇宙自古以来也屡遭如此。不几日，我将向西指向太行，沿邯郸道而下，凭吊燕赵古迹以及悲歌慷慨的遗风；而您返回楚邓，进入衡山、湘水之间，临流作赋，遥望屈原沉溺的汨罗江深处，一定会有豁然大笑、泫然欲泣的时刻，来为我们两人相互印证。这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不过，通达之人洞察万物的道理，不会因细微之事而受挫；有志之士为百年之后的结果而献身，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毁掉志向。区区的纷华荣利，难道能任由越人来给予或夺取吗？至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志向，自然有火不能熔化、水不能消耗、也不能淹没的地方。愿从今以后不断淘洗锻炼，更加追求明白切实，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跟随您当面相见呢？妻子卧病在床尚未痊愈，孩子又出痘，正忙乱不堪，所以不能冒着冰雪前去为您送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近况如何？谨写这份草率的短启，代为表达我的诚挚心意。医者、卜者都在座，不能尽述所要说的话。与蔡白石太守讨论文章的信

译我私下想到，我和兄长一同从湖中起身，先后考中明天子甲乙科。当时我忘记自己的驽钝，推重并依附于兄长；兄长也怜惜我们声气相投，喜欢在缙绅大夫之间为我宣扬，于是我们得以并驾齐驱。然而我曾吟诵兄长的诗，阅读兄长的文章，私下怀疑您的官职不能匹配才华，地位不能配合见识；兄长也常常反过来对我嘲笑斥责，屡次不止。我在江海之间掌管县印绶，至今已经十年。渔石入朝任吏部尚书，大鹤任文选郎，恰好都是旧相识，我才得以解下县官印绶，列名郎署。兄长或许为我稍有进步而高兴，但也未必不怜惜我起步太晚。然而我终究不能在朝廷上安稳待一天，随即被指责为有病而离去。其中的时势机缘，固然是遭逢时运不好；不过，那些暗中构陷、竭力排挤我的人，实在是因同辈嫉妒而起，又因显贵交游的怨恨而来。他们最初的谋划，不过是想扼住人的喉咙，夺去他的食物；而他们彼此合谋散布谗言，竟至于产生耳目心思所不能预料的后果，真可悲啊，真可悲！我曾读古代《蜀道难》诗，认为诗人的旨意在于含悲忍泪，故而没有真实地写到极点。如今又有什么意思，要驱车结辔在这条道路上游走呢？不过，我又能责怪谁呢？自从我获罪受谴以来，认为进身时不能依附当世的名公巨卿，显扬功名；退居时也应当像园丘岩壑中的吟咏者那样，自己成就一家之言，留给世间；甚至想逃离世事，隐身于五湖烟雾之间，去追随自己的爱好。可是有人说，如今既然已经获罪遣退，不能马上强行这样做，所以姑且在洺、博、中山之间随波浮沉、混迹浊世。然而我白天醒着时思考，夜里睡梦中所想，早已逃离人世很久了。我曾想到，自春秋以来，那些贤人君子偶尔遭到废斥，没有不立即从自己的穷愁中写成文章，以在后世显露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心中有所明知为可耻，不愿同腐草一起湮没。然而技艺不能在两方面都精通，学问也不能在两方面都达到极致，为什么呢？《传》中不是说过吗？倕擅长制作弓箭，但谈到天下善于射箭的人，必定说后羿；奚仲擅长制造车辆，但谈到天下善于驾车的人，必定说造父。大概万物的情状各有各自的极致，人在其中运用聪明才智并加以学习，也各有所接近；必须专心一意以达到它的极致，然后才能在某一方面独擅其长并成就名声。所以世人都跟随孔子而非议达巷党人，我却独自认为孔子这句话讲的是圣人之学。如今人们不能学习圣人的道，却轻率议论达巷党人，都是迷惑的。屈原、宋玉在赋方面，李陵、苏武在五言诗方面，司马迁、刘向在文章和传记方面，都反而专擅自己的长处，以绝技留给后代；但最终不能兼有其他方面，并不是不想兼有，而是力量不足。因此李白、杜甫是诗中的圣人，韩愈、欧阳修是文章巨匠；在他们之间不自量力、踉踉跄跄向前赶的人，只有魏晋的曹氏、刘氏，二陆，以及唐代的元稹、白居易、柳宗元这一类人，稍稍有些奢望罢了，其中也有疲惫不堪的。假如柳宗元只凭文章同韩昌黎争雄，恐怕还不能分辨谁是刘邦、谁是项羽；假如曹氏、刘氏只纵情发挥诗歌声调于武陵之间，也未必会降为黄初时期的声调。因此说：人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我才力不足、思路艰涩，这两方面都没有能力。然而我间或曾跟兄长学习作诗，每次见兄长谈笑之间便吐露金石般的声调，喷吐出来的都是珠玑。近年来，大的学王维、孟浩然，小的学刘长卿、韦应物，我却独独不能窥视其中一二。属于中等的，不能超出兄长唾余；背道而驰的，则琐碎猥陋。唯独私下探究文章的宗旨，稍稍找到了它的堂门和锁钥而得以进入。自从获罪被黜以来，我担心有朝一日暴尸在茂草之中，谁来凭吊我的内心、怜悯我的见识？因此更加发愤写作文章，向上取法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班固，以及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苏氏兄弟和同时代附从兴起的各家文章，反复揣摩。大致说来，琴、瑟、柷、敔的声调虽然不同，但其中所遵循的音律是相同的。所谓音律，就是我先前所说的“万物的情状，各有各自的极致”。近代以来，学士大夫执笔作文，不下几十上百家；其中凭借云吻雾口、[疑字串：?翕虎囓鸷攫]般的才质，在文坛上扬名的，也接连出现。然而对于所谓“万物的情状，各有各自的极致”，有的人或许放置一旁而没有达到。近来我唯独同荆川唐司谏反复讨论，渐渐与我的想法相合。我年轻时喜欢作文，常说应当跌宕激射，像司马子长的文字那样；字要斟酌，句要推敲，如果一字一句不符合这种反复磨炼的标准，就感到惨恻悲凄。唐以后的人，如果说都浅薄不足取，唯独荆川大声疾呼说：‘唐代的韩愈，就像汉代的司马迁；宋代的欧阳修、曾巩、苏氏兄弟，就像唐代的韩愈。不能达到他们各自的极致，又怎么可以轻率议论呢？’我听到后感到疑惑，疑惑而不得其解，便把它藏在心中慢慢探求，如今已经三年了。近来我才取来百家文章中深厚的作品，反复考察，躺下也吟咏，吃饭时也因思考而哽咽，然后渐渐得到他所谓“万物的情状各有其极致”的意思，反省自身也有自己的极致，于是悟到过去所说的司马子长，不过是眉毛、头发而已。这样一来，唐司谏和我各自坚持的观点，才开始彼此印证，不再有相同和不同之争。如今我没有时间广泛譬喻，姑且只取司马子长文章中较大的方面来谈。现在的人读《游侠传》，便想轻生；读《屈原贾谊传》，便想流泪；读《庄周鲁仲连传》，便想超脱尘世；读《李广传》，便想奋勇作战；读《石建传》，便想低身恭谨；读《信陵平原君传》，便想喜爱贤士。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各自得到了所写对象的真实情状，并在心中充分发挥，所以才会如此；当然不只是靠区区字句的激射。古人曾说：善于作诗的人像画画，善于画画的人像作诗。我认为文章也是这样。如今天地之间，山川何以辽阔，日月何以升沉，神鬼何以幽深微妙，草木何以繁茂荫蔽，鼪鼯何以悲鸣长啸，九州岛何以形成声名文物，四方边裔何以椎髻披发，以及圣帝明王、忠臣贤士、孝子、羁旅中的寡妇、谗夫佞幸、幽人处士、僧侣仙人的行为各有不同；礼、乐、律、历，以及兵革、封禅、天官、十筮、农书、稗史等所用的方法各有不同；宴饮歌唱、游览观赏、行旅搜猎、问答释疑、讥讽嘲笑、咏物抒情、凭吊古迹感伤今事、感慨成败得失等所触发的情感各有不同，它们全都各有自己的极致，不能仅凭耳听眼见，任意混杂、增饰其中。

译求学的人如果各自得到事物的极致，把它同大道结合起来，在心中迎合其中正理，然后发而为文，那么万物就没有违逆其心的，内心也没有不能理解的事物。这就像佛教所说的佛法，种种形态、各种色相，越发玄妙，越发化育万物。唉，真是盛大啊！这就是自庖羲氏画卦以来代代相传的秘密，也就是所谓旨意深远、言辞文雅、说话曲折而能切中事理；如果不能专心一意达到事物的极致，就没有资格谈论它。近来我写信给浔阳，也大略讨论了文章，和写给兄长的信互相阐发其中的宗旨；但我还不敢立刻让兄长肯定我，只能拿着金钱去买酒，不敢不先到市场问清价钱。现一并附上给浔阳的信和我所作的几篇文章，希望兄长怜悯并加以裁正指教。感激之至，感激之至。与董浔阳内翰的信 我曾看到古人朋友远行离别，有的把玉佩托付给对方，有的赠送兰草香茝。分别久了，如果不能相合，就借山川寄托心情，向鸿雁诉说，以延续道路上的思念。他们回首远望、徒增忧愁，有时像儿女一样，我常常以此为可耻。难道说今天我对兄长，偏偏也是这样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人活在天地之间，同心同德的人很少，时常像参星、商星一样彼此错过，感情便更加叠加，所以才会如此。入秋以来露水增多，树叶渐渐脱落，四下顾望，孤独无依，想倾诉也没有途径。何况我是失职之人，又遇上虫声吟唱的时节；是忧虑谗言的人，又加上家室相隔的思念。正所谓夜越长，道路越长，我向南望着江流，忽然不知道眼泪已经沾湿衣裳。夏天皂隶从湖南来，我得到兄长所赠的亲笔信，上下几千字，大略都是讲避难的道理、处困的告诫。其中有些，是杨辉在会宗那里没有听到的，也是魏其侯在高遂那里没有听到的，您是多么忠厚啊！我虽然不聪敏，也应当把这些话佩在衣带上，发誓永远不忘。然而兄长又责怪我不能远远引申孟子所说使内心动摇、使性情坚忍的道理，以此增进自己的德行，等待知己来任用，反而在壮年便想沉沦自弃，把性情志向固执地寄托在文章辞赋上，以至埋没自己的长处；您的意思似乎颇有不应当之处，也许是在责刺我。唉，兄长对我的爱护真是周全，我哪里敢这样做呢？我曾听古人说过：天地是供人暂住的旅舍，升沉浮沉不过是阴阳变化，荣誉名声如同蜕皮一样终会脱落，赞誉和毁谤不过是幻灭的劫数。人凭借自身游行于天地之间，能够同日月争辉、死后仍不朽的，只有这颗微小的心和其中的知觉罢了。至于古今贤能智慧之士，在荣誉名声、赞誉毁谤之间奔走，以此满足一生，从通达之人的眼光看，也不过是一瞥而已。我来不及向您远作说明，姑且从我近来游历赵郡的见闻说起：武灵王的霸业，廉颇、蔺相如的威名，平原公子喜爱宾客，当时难道不是自矜名声、以才能自喜，声名施于当世吗？如今却都消歇了。他们所称道的高台曲池、繁歌艳舞，连翩轻盈、绚丽显赫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所留下的一两座墓冢宫室，颓败地处在霜露荆棘之间，往往只是商贩和牧童相互指看，在上面放牧牛羊罢了。他们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更细小的人物呢？所以早晚刻苦修行，处境穷困却更加坚定，是哲人自得其适的原因；放纵追逐名声、迎合时俗，受到压抑便多有怨恨，是小人自我迷惑的原因。我先前送给兄长的信，是打算在一月之内请求辞官，隐迹岩穴，大概是感叹岁月容易流逝，伤感事情和机遇难以相逢；活着没有声名，死后也湮没无名，认为那就同枯萎的草木一样。这就是我有所寄托而想逃避尘世的原因。我在您左右如此说，而兄长的答复却希望我迟一些，等知己来得及任用我，难道不是相互矛盾吗？推想兄长的意思，难道不是认为圣明天子在上，贤能的公卿正在延揽人才，而海内有才艺、有谋略、有智慧的人都像龙腾虎跃般进身吗？况且我也曾偶然在当时取得过一点声名，那只是往年的事情恰好如此；时间久了，自然会有了解我的人。然而您不知道，士人生在世上各有适宜的道路，有的遇合，有的不遇合，这都是命运。兄长难道没有考察过董仲舒在元封、建元年间为什么受到逼迫困厄吗？汉武帝是汉代具有雄才大略、世间罕见的君主。公孙弘是有名的宰相。当公孙弘还是粗食布衣、屈己谦下，开设东阁广泛延请天下贤良茂才之士时，声势是多么盛大。而董仲舒号称笃行明经的儒者，却独独因为一点细微的嫌隙没有被录用。先后任江都相、迁为胶东相，直到身死才停止，为什么呢？所以说，遇合与不遇合，是命运。假如当时公孙弘偶然把他所推举的王臧、赵绾那样推举董仲舒，那么董仲舒也不敢有过高的期望。像汉武帝让他同朝廷大臣考订文章、改正朔、变更服色、起草封禅明堂礼仪，以文饰一代宏业等事情，董仲舒也早就以博古通今、见闻广博著称，难道只会默默无闻，不能在其中作出一点筹划赞助吗？然而如果没有遇合，也不过飘然远去罢了。所以说：君子遇到时机便奋飞，遇不到时机便像龙潜伏、蛇藏泥中。我曾广泛考察古今，隐居岩穴的人数不胜数。比如虞卿脱下万户侯、卿相的印绶，把它像破鞋一样丢弃，退居于梁，确实是因为内心有所作为。陶元亮只任过一次彭泽令，不能得志，便写下《归去来兮辞》回到五柳居，守全名节，安居环堵之室，是因为志向有所磨砺。嵇叔夜抱琴行走，在野外忍受饥饿，不愿穿着官服向上官行揖拜，是因为他的性情有所适宜。我虽不才，幸好有先人遗留下的一所住宅，近旁有几顷水田；后来又曾典卖内子玑缟一类的饰物，买了几千卷书，收藏在书箱中，足以宽裕地供我应付一年四时宾客和伏腊祭祀的费用，并同诸位弟子诵读讲说为乐。兄长认为这样对吗？不对吗？是要改变自己的道路，往来于朝廷内外，跟随诸位朋友随意交游以成就名声吗？还是怜悯叔夜不能忍受世俗，体察元亮有所寄托，知道自己的性情本来就有专一而不可改变的地方，便顺应它以成全自己的志向呢？这实在是我内心深处的隐微想法，只能同知己说，难以对别人谈起。听说兄长已经满期北上，我将要就进退之事向兄长作出决定，并在漕河之间等候您，所以不胜感伤，写下这些话，希望您为我稍稍停留官船。其余不尽。请您逐条裁正并指教，感激之至，感激之至。与马孟河太史讨论史学的信

译前些时候我从仪制司调任回来，归到湖上，时常承蒙您派人送来书札，我草草写信答谢。等到京城，随即被谴责贬谪，南北音讯隔绝、不相通达，已经超过一年了。今年春天，得到兄长在礼部的消息，十分高兴。不久又听说您被选入馆阁，更加高兴。这样高兴，并不是因为当今朋党宴游，私下庆幸您得到一等美官。只是因为我为曾巩长期不遇时而愤慨，一旦他遇到欧阳子，欧阳修便惊异其才而推荐他；天子又担心从前多有嫉妒人才的事，唯独兄长被选入馆阁，知情者一定深以为然。将来您应当在承明庐待诏，列为史官，国家后世的史书，或许可以得到您的帮助。因此我暗自欣喜雀跃，连续多日忘记睡眠和饮食，所以才敢写信向您说明。但是兄长既然成为史官，史学就是您的职责。我的一点进言，偶尔有所听闻，也不敢不详细向您筹画说明。我曾听说古代天子的史官，左史记载行动，右史记载言语，而且父子世代承袭其官职。凡是想记而没有得到记载的，父子便争死于职守，以求将其记录下来。因此上至宫寝燕息的细微之事，下至政务得失的大事，甚至贬斥损抑当世大人的事情，都能够依法记录。至于里巷山泽之间，或有隐士、幽居女子的品行，不能被朝廷听闻知晓的，每年又有采风之官把它们贡献给天子。因此史官所记载的，都称为实录。但自唐宋以来，这种传统大概渐渐衰微了。我曾读欧阳公上呈的《历日疏》，为之叹息、悲伤、愤慨了很久。至于本朝的史事，我没有参与听闻，但曾听参与馆职的人说，大体像故阁老守溪王公所拟定的罪言那样。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不仅天子燕寝的细节不能像古代史官那样听闻并记录，连宋代那样在历日中记载臣僚奏议、朝廷裁定以及各司供报的文章，也不能做到，只能等改朝换代以后，才在一月之内派官分曹，分别撰写其事。由此说来，将来圣明天子的宏大功业，所能记载的不过是诏令批答、名公巨卿的嘉谋善行；所能凭借的不过是章奏、墓表等文章，而其中隐秘的道理，有的不能流传，有的流传后发生讹误；有时忠直之士遭谗言而被贬黜，受到压抑而不能显扬；有时偏远州县的孝子、悌弟、顺孙、贞妇，贫困而不能向有司表明；有时公卿的后代屡屡做到大官，反而凭借势力请人撰写谥号、铭文来掩盖先人的功业。改朝换代以后，所谓名声、毁誉、名实，都出自众犬的吠声余波，曲直是非的隐情，茫然没有可以参照验证的依据，也就无法考察记录了。如果没有志向和才能，又恰好身居史官之职的人，默默地在朝廷内外雷同、蚊负般的传闻之间采择曲直是非，并留待将来分曹撰写，以补当时记录所不能达到之处，那么国家凭什么修史，凭什么取信于后世呢？唉，实在可悲啊。然而今天的事情，还有一两点可以说。天下才华丰富、见闻广博的人，如果不能入选馆阁，那就算了；假如能够入选，便不会像唐宋那样早晨领受任命、晚上就调迁，必定要二三十年以后才出任侍从尚书，有时还兼任翰林职务，这样就是终身以史官为官。这或许足以称为保留了古代世袭史官的一点遗意。因此我认为，如今天下有志于史学的人，不能像古代那样每天在天子禁中侍奉、供职起居注，就应当从初次做官时开始，遍访天下见闻广博、正直诚实的人，同他们交游，询问朝廷内外，务必获得朝廷隐情以及公卿大夫贤能与否、是非曲直的实情。四海九州岛街谈巷议、民间风俗和野史中可以采录的内容，都应当日积月累地记录并收藏起来。大致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某人贤善，所以得以听闻如此如此；我认为某人的儿子、某人的孙子贤善，又曾经过某地，听见长老某某说如此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十年〕 都必须依据真实情况记录并收藏，以备史馆采用。这就是不完全相信简册，而相信耳目见闻；不只是听凭各司上报，而是广泛咨询天下的公议。将来或许可以把其中一些遗留在名山大谷之间，用来编成一代的史书。这就是我的看法。《左传》不是说过吗：“礼制失传了，就到民间去寻求。” 我私下认为，对于今天的修史也是这样。近来士大夫之间大多不谈论此事，唯独曾听说某人想仿效汉代班固撰写《百官表》，按照差等评定当世贤士大夫的得失；他所采集的各州县志、百家志、墓志、世家传乘以及褒扬积累的材料很多，却不知道究竟是否如此。我曾私下想请求观看，恰好获罪被斥退，所以没有来得及；又有人说，某人大多把材料秘密收藏，不让别人知道。大概孔子去世以后，左丘明之辈相互阐述《春秋》的旨意，用来传给司马迁；司马迁去世几十年以后，直到他的外孙杨辉，《史记》的文章才渐渐流传出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其中所讥刺指斥的对象涉及当世权力，就难免遭祸。他们确实是有所取舍的。这种人志向深沉而见闻丰富，正是可以私下接纳、共同办事的人。唉，我私下有志于此，却惭愧没有这样的才能，又不能成为京朝官，同四方贤者反复讨论这些见解；区区饮恨蓄愤，大概也只能如此了。偶尔有旧友担任史官，我想同他谈论，又怕被嘲笑，说我不该如此狂妄，所以一直压抑不说；如今恰好兄长成为史官，难道能不让我像苏长公那样食不下咽，把满腹肠胃之中的话全部倾吐出来吗？我不胜恳切，伏望您加以体察并留意，幸甚。答谢张龙湖少宰的信

译我曾听说古代有大臣，身处朝廷之中，而朝廷内外的人都暗中根据他的进退出处来占卜国家安危。那时天下士人争相到他门下作客，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的心意只在广泛招揽天下士人，熟悉国家事务，以辅佐君上，所以爱才如饥似渴，求贤唯恐来不及。因此《诗经》说：‘黑色衣服合身啊，破了我又替你改做啊。请到你的馆舍啊，回来我再给你美食啊。’这是说他爱好贤才十分深厚。贤者在位，若不幸被宦官贵人厌恶，同进之人又嫉妒他，于是众口一词的谗毁天天构成并传来，他便替贤者察明黑白的踪迹，截断众多疑惑的来源。然而仍然不能胜过内心的郁抑愤恨，所以《诗经》又说：‘凄凉啊，菲薄啊，织成了这样的贝锦。那些进谗言的人，也实在太过分了。’又说：‘抓住那些进谗言的人，把他们投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不吃，就把他们投到北方寒地。’这是说他厌恶谗言到了极点。等到贤者承受不住谗言而退去，他又为其离去而悲伤，希望他重新回来，所以《诗经》说：‘洁白的白马啊，在我田场吃苗。’又说：‘一束新鲜的青草，那个人品德如玉。’这是说贤者虽然不在职位上，却仍然没有忘记他。唉！古代的大臣对于天下士人如此，那么做士人的谁敢不感念恩德、仰慕义理，竭尽力量和智慧，奔赴国家的急难，以报答知己呢？所以天下歌颂他的盛德，功业流传后世。我朝孝宗皇帝时，二三位元老往往还保有古代盛世怜惜人才的遗意。到了武皇帝以来，合乎自己心意的人就引荐任用，不合心意的人就削除抛弃。担心不符合外廷的议论，便让私人煽动细微的嫌隙，制造谗言来攻击刺探；其他设网罗、张弓弋的事情，也有很多令人不忍目睹。这样一来，诗人的风旨几乎完全消灭，再也不能在天下看到了。我私下想到，我是浙江的鄙陋之士，上不能秉持仁义，下不能广泛学习国家典故以及熟悉古今成败得失的关键；再其次，不能仿作古代词赋，让侍从之臣传播为乐歌，把声诗荐献于郊庙，奏之钟磬；再其次，不能具备才智、机辩以及九九等微末技能，以辅助一时的政命；不过凭借所学去应试撰写制科文字，窃取天子甲第和升斗之禄而已。而且我家世多微贱，朝廷中从未有可以相互援引的朋友；在初次脱去布衣时，便承蒙先生在帷帐诵读之下提拔我，同我交游，并且在士大夫之间为我收纳声誉，还说：‘某人精通文辞，资质性情颇为明达，熟悉吏事，将来本来可以任用。’ 这些话我从朋友那里听说过多次。当时我这个不肖之人又自量，认为前面两点只是先生过分奖掖引导后辈的话，并不符合实际，所以私下偶尔写一些文章。后来渐渐想到圣朝内外政事有所缺失，也不敢拿这些去请教先生。后来我出任县吏，而先生当时升任南京吏部侍郎，后来再次入朝任北吏部侍郎，又掌管翰林院事务；这样相继五七年，我不敢用一尺信笺、片纸文字向您表达殷勤问候，难道是敢有一天忘记您吗？只是因为初入仕途的士人不敢过分求教于公卿大夫门下。近来当权者因为我两次任县吏，稍稍致力于清白自守，私下得到百姓称誉，曾被巡行使者推荐十多人次；上级考察我的政绩，认为我有才能，又因为朋友把从前传说的我精通文辞的声誉一并误投给当权者，所以当权者误听误信，三个月内便破格调任。这全是执事者只采纳名声而失察实情的过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我所任职的地方在京畿以内，士人职位空缺；我既在外面因而愤愤不平，又因平日治理官务没有成绩，得罪了一两个显贵交游，于是又在朝内受到谗言构陷；时势艰难，内外交相钳制，正像没有缆绳和船楫却漂流在急流冲击的波涛中。近来有客人经过我这里，对我说：‘您调任吏部时，起初我正好侍奉在张公席上。张公看了任命文书，高兴地说：“这次任命确实使士人舆论称快，没有力量的人在铨曹中是做不到的。”就是这样。后来祸事蔓延，又听说当权者责怪先生，先生也稍稍出言替您求情。等到听到一两个宦官亲信的谗言后，先生又根据您平日刚直倔强的行迹，反复论说，为您加以佐证。虽然当权者没有因此察明真相，但先生始终忠诚爱护您的情意，上承诗人的风旨，下又没有失去弘治年间二三位元老的遗意，实在可悲啊，实在可悲！’我起初没有可以援引的朋友，后来已经承蒙先生以礼相待、提拔进用；我在远方宦游，又没有殷勤拜谒的人替我向您通报；祸难发生以来，我也不敢说一句卑伏求请的话。先生为什么唯独对我这个微贱之人关心到这种地步呢？俯首思量，岁月如流水，我活着没有什么可以称颂先生，死后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又何必再说呢？又何必再说呢！不过我曾听说，古代君子才疏而违逆时俗时，往往招来嗔怒、留下诟骂，不能在朝廷求得一天安稳；等到遭受贬谪流放以后，便更加发愤自励，改正自己、磨炼品行，悔过避罪，学习适应当世；又间或把穷愁郁闷之余的感受写成文章，使自己在后世显露。这也可以算是竭尽力量、彰明时世、报答知己的一种方式，只是还没有估量自己将来能不能做到。广平府署没有名山大川，但僻处古赵南部，没有舟车和厨传供给，也没有士大夫奔走往来的劳苦；城郭四周之外，多有陂渠、粳稻、鱼雁、荷花、菱芰的美景。大体说来，这里的风土略近江南，也许可以寄托羁臣孽子的踪迹，并歌咏圣朝，因此不胜感动流泪。谨借随从官吏返回部中的便利，写信陈述谢意。伏望您垂察，并稍加怜悯。与李中麓太常的信

译我这个不肖之人一脱去布衣，就受到您的知遇，至今已有十年了。因为做官的踪迹漂泊于江海之间，没能跟随明公同朝为官、相游相从。明公自任太常以后，也请求辞去姓名官籍，归隐于山林岩穴之间，不再出仕。因此我们两人的踪迹相隔，音信往来稀疏。我在丹徒时，曾蒙您寄来一封手书和一篇文章，只因没有便利的传递途径，没能裁书回报，实在惭愧遗憾，惭愧遗憾。我私下常想，自圣朝以来，从弘治年间直到当今皇上，在天下文人学士中，真是文采斐然、人才鼎盛的时代了。可是当今皇上丙戌、己丑之间，尤其卓异杰出的人才很多，往往却不能得到提拔任用；偶尔被任用的，又不能通达显贵，有的甚至任职不久便罢，其余被弃置、获罪、废黜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明公大概也曾思考过其中的原因吧？我曾为古代那些豪杰贤能、俊伟之士感到悲伤，遗憾他们没有生逢盛世，却又受到这样的羁绊摧折。如今天下士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您，都说李太常驰骋于百家学说，博通群书，可以和汉代的刘向、扬雄相提并论；如今竟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这另有与仕途有关的说法吗？这实在是古今天下共同的道路。过去秦朝焚烧《诗》《书》，坑杀学士，孔氏之道几乎断绝。后来汉武皇帝出现而怜悯这种情形，被称为雄才大略，喜好文章、尊重贤才，长久地君临一时。像田蚡这样的宰相，排斥道家学说，致力于推崇儒术，他所荐举叙用的人有一百多人。公孙弘自以为已经位列通侯，也兴建宾客馆舍，开设东阁来延请贤士大夫。当时，天下士人纷纷奋发进用。然而董仲舒的醇厚谨慎、申公的笃实行持，以及韩婴、辕固、欧阳生通晓经学、博览古事的才能，都不能被推举；有的虽被推举，也不能显达；而他们所推荐的人，却有的出自王臧、赵绾一类，为什么呢？大概人情喜欢柔顺圆熟而忌惮奇异伟岸，喜欢随声附和而厌恶激昂直率；偶尔有名贤独自得到机会，能够薄视日月、建立功名，不是偶然遭逢机遇，就是能够暗中取用黄老之术的长短，以便于应付世故。像我们太常，您自己估量一下，能不能做到呢？我私下曾观察太常，不能成为柔顺圆熟之人，而所追求的是奇伟；不能习惯随声附和，而自己所喜爱的是激昂。莫非世人所喜欢的在那一边，而明公所坚持的在这一边？由此说来，以明公的声誉和声望，却不能免于退居山林岩穴之间，也是形势使然，本来没有什么可疑惑的。然而我区区心中又有一件不能忘记明公的事，那就是我未尝不认为，明公所失的很小，而所得的很大。为什么呢？尊贵的官位，不过是荣誉名声的标志；乘坐官车这样的外在短处，反而是著述这种圣贤事业的长处所寄托之处。所以司马迁曾感慨虞卿，说不是处于穷愁之中，不能著书来自我显现；昌黎韩愈也说柳柳州，如果让他一时做将相，他未必愿意用那一件事去交换这一件事。上天让明公拥有这样的才干和见识，又使您受到这样的羁绊摧折，难道不是因为另有厚重的寄托才这样吗？明公回到齐地以来，将近五七年了，不知所著的书已经多到不可胜数，和汉代的刘向、扬雄相比又怎样呢？我时时向士大夫询问那些曾在您门下交游的人，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您近来多在注疏古代六经，有的说您近来常招待宾客，以歌舞、饮酒、下棋自娱，而您所著的文章，只是喜欢写戏谑之词，不知是否如此？有客人因此认为这是您的毛病，但我私下却笑这些客人浅陋，因为他们没有揣摩贤者深微的心思。上天生成人才，人才处世，各有适宜之处。既然不能显达施展，就好比千里马困在马槽和马厩之下，志向常在奋发报效，不得已便咬自己的脚而悲鸣。因此古代贤能豪杰、俊伟之士，往往有所寄托，以发泄他们内心的悲伤、流泪、慷慨、抑郁和不平：有的隐居垂钓，有的困穷到击刀为业，有的击筑乞食于市，有的歌唱，有的长啸，有的沉默不语，有的从事医卜，有的诙谐戏谑，有的从事驳杂的技艺。这些难道不是他们故意随时俯仰、与世浮沉的表现吗？而他们内心所坚持的，本来有许多超出世俗耳目所能见闻的东西，并不是世人所能看见、听见的。我是南海的卑微士人，近来因为得到知己，后来又看到明公进入名郎署任职，不久便被放逐离去。大概我和明公出仕先后不同年，贤愚不同调，但我不能成为柔顺圆熟、随声附和之人，这一点恰好和贤者相同。如今我受到羁绊摧折，似乎也是自己招致的结果。我不知道上天是否另有所属意，而我所饮恨、蓄积的愤懑，以及对高山仰止般贤德的私意，确实都悬系在您门下，不知您将用什么来安慰我、教导我。人生百年，日月如流水；我白天有时不能进食，晚上有时不能入睡。现在借永阳山人的便利，写下这封信呈上，另外附上拙作数首，冒昧请求您删削指正。恭敬地希望您稍加怜悯并赐予教诲，实在荣幸，实在荣幸。《与陆篑斋论〈左氏春秋〉书》

译昨天承蒙您屈驾来访，我偶然拿出旧日所注关于鲁隐公元年不书即位的说法。说隐公不能称为摄政，并不是我的话，而是欧阳永叔的话。公羊、谷梁二传是在卜子夏之后传了几代、以口授相传的，或许杂有不合经义之处；左丘明是鲁国人，又亲自受业于孔氏，我却偏要强行贬抑他的说法，而特别听从欧阳先生，凭什么呢？从传文中寻求经义，好比要从囚犯的供词中探求法律，用它来审理案件；如果反复核验而不相符合，就不得不回头谨慎考察。左氏说：‘公子翚请求杀掉桓公，以求得太宰之位。隐公说：“这是因为他年少的缘故，我将把君位授给他。”于是派人营建菟裘，说：“我将在那里养老。”’公子翚害怕了，反过来在桓公那里诬陷隐公，便杀害了隐公。这是鲁国自桓公以来流传的旧说，难道不正说明隐公不是摄政吗？公子翚为什么要在桓公尚未即位时请求杀他？隐公如果确实想自立，为什么又要等桓公长大后把君位授给他？所以左氏说隐公不书即位，是因为他只是摄政，正是这个缘故。《春秋》记事，是为了严肃地提出对乱臣贼子的警戒。鲁国以下，凡诸侯死去，只记作‘卒’，而不记作‘薨’，这是孔子厌恶他们没有向天子请命，所以断绝他们作为诸侯的资格。即使实际是诸侯，尚且要论定他的罪过，记载下来并断绝其诸侯身份，何况隐公只是摄政之主呢？如果在会盟、游观等事情中屡屡称他为公，死后又记作‘薨’并给他谥号吗？这正是欧阳先生不能没有疑问的地方。欧阳先生当时所接触到的，只是经文所记‘公’和‘薨’这一个说法，并没有涉及事情的详细情况。鲁人把隐公看作摄政，是说惠公曾立仲子为夫人；立君要立嫡而不论年长，所以隐公不应当即位，只是暂代君位以等待桓公。如今考察礼制，诸侯不能有两个嫡妻，元妃去世后，就由次妃暂代主持内事，古人所谓以侄女、姐姐作媵妾就是这样。惠公的元妃孟子去世后，仲子和声子都属于媵妾一类，不得立为夫人。惠公只是特别宠爱仲子并受她迷惑。鲁国的父兄、百官和国人应当并不认可这件事。所以孔子记载仲子死时周王室宰官咺前往吊丧，说‘归惠公仲子’，大概就是不承认她是夫人。妾不能与嫡夫人合葬，也不敢在宗庙中以她配享惠公，所以另建宫室来祭祀她，记作‘考仲子之宫’。初次献舞用六羽，解释者说这是‘考察开始举行的礼事’，是讥刺她不应当被立为夫人，也是记载礼制的失误。声子死时，因为她的儿子已经成为国君，所以记作‘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这是推而尊崇她。经文的编次，大体已经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了。只是左氏内心接受了隐公是摄位者的说法，所以在鲁隐公二年记夫人子氏去世，而关于此事的传文没有流传到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去世时，仍把文字错写成‘君氏卒’。声子也没有记姓，因为是国君的母亲，所以称作‘君氏’，大概借‘君氏’来说明夫人就是仲子。然而如果把二年的夫人子氏之死说成仲子，那么元年七月宰咺赠送丧礼一事就无从解释，所以传文说‘预先办理凶事’。杜元凯的疏说：‘仲子还在世时，宰咺就来赠送丧礼。’从今天看来，赠送死者的礼物没有送到，哀悼活人又没有亲临尸前，古人尚且会讥刺这种做法。天子向诸侯的妾赠送礼物，是为了使她们亲附于诸侯。仲子尚未去世，却以凶丧之事前往吊临，难道合乎人情吗？如果夫人之死是仲子，那么关于赠礼也应当按同一体例记载，说‘把夫人某氏的赠礼送到她所祭祀的宫中’，也应记作‘考夫人子氏之宫’；为什么同一个人却偏偏改变体例来记载呢？如果把尹氏称为君氏，难道只听说过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却没有听说过儿子能够用自己的氏来命名母亲吗？这又是更加严重的混乱亵渎。我因此还没有看到您所订正赵昉、刘原道等人的说法，却私下怀疑左丘明当时大概是因为鲁人自桓公以来不断倡说隐公是摄政，以此文饰隐公被杀之事；这种说法并非一日形成，他已经听惯了，也就熟悉了。等到读到孔子《春秋》开篇所系的元年之事，隐去了隐公即位而不作记载，我想孔子一定因为这个缘故，不再怀疑其他相互抵牾之处，于是便牵强附会地加以粉饰来证明这一说法，结果说法越来越支离，义理也因此越来越晦暗。却不知道孔子不承认仲子为夫人，早已错综地表现在经文的记载中；隐公不是摄政，也早已可以从彼此参照中看出来了。《与陆东湖太保论国事书》

译恭敬地想，明公身居政府，是《诗经》所说寄托王室心腹、辅弼和爪牙重任的人。十多年以来，您用来弹压奸邪、表率镇守国家的作为，入朝则辅助裁决重大政议，出朝则拥护善类。您的威名所到之处，近自宫禁和京城，远至夷虏椎髻跣足之地，无论列侯贵人，还是车夫、皂隶以及岩穴中的卑贱之人，全都称说：‘某公是天子的社稷之臣。’海内外贤能明智之士，在明公门下整顿衣冠、准备求见的人，肩挨肩都快来了。幸而我出生在明公的乡里，鸡犬之声相闻；仰望声威、倾慕恩谊，对您的关注尤其深切。我自景年被遣谪时，得以承接您的容颜。收年间，承蒙明公赐信，略有唱和往来，也不过一两次；我不敢进入门下，与帷幄中的诸位士人争先后。明公是否也曾察知并怜悯我呢？《诗经》不是说‘必定是有缘故的’吗？近来我写信入朝，正好是在粤州时，略以微薄的尺寸之功、箭石之劳，被督府上疏论列。自分是孤独困顿之士，本来不敢贸然希望跻身中朝，而之所以被记取，是依靠明公以及二三位知己振奋精神、替我极力申辩；执政者也考虑到国家内外多事，正急需武备之士，于是按例引荐录用。这实在是明公在我没有请求的情况下，出面给予深厚知遇的援助；所谓信陵君对于夷门侯生、燕太子对于田光，也不过如此。既然这样，我感恩仰慕、趋向声望、报答恩谊之心没有穷尽，即使我性情狷洁、自守自爱，难道敢不深交于明公，向您倾吐衷情吗？私下想到明公捍卫国家的事情，其他暂且不论，就拿揭发故??丸将军奸恶罪状这一件事来说：??丸将军在内挟持皇上的宠信，在外诱引强虏，擅自逞威，扰乱朝政；他死后，幸赖明公和一两位执政大臣共同揭发他的奸恶，暴露他的罪过，使天子赫然震怒，戮杀其遗尸并把罪状张榜示众于四方。朝廷内外的人欢欣鼓舞，朝堂上喧腾，市井间雀跃，都认为故将军应当得到这样的下场。这固然是当今学士大夫能够谈论的，也是日后史官、稗官野史所会记载的；但我的愚见却认为，这只是表面显见的事情。明公的盛大功业不在这里，而在另一处。为什么呢？汉代有汲长孺，淮南王因此停止谋划；故将军作为权势强大的近臣而身居君主肘腋之侧。他那种像猛禽般凶猛、飘忽迅疾、奋发猛烈的气势，肆意横行，欺凌压制内外，甚至在宫禁之间调集军队、饮马，并自行请求充任宿卫；他所企望的非同寻常，想要效法董卓、桓温的故事，已经不是一天了。上赖天子的威灵，下靠明公诸位当政执掌政府，所以自收年间以来，他的所作所为便受到压制【疑文】。叱咤之声没有断绝，外虏固然不可测，而他只能盘旋窥伺、侧目观望、犹豫不决，终于不敢暗中发难。不久他因郁结志愿、积蓄愤恨，竟因生疮患病而死。由此说来，折服已经形成的奸谋，禁锢尚未显露的祸患，暗中护卫日月、匡正社稷，使天下安置在泰山般稳固的安全之中，这难道不是明公的功劳吗？诛杀他死后的奸党，顺手而容易；想要夺去他受宠势盛时的逼逆之势，却困难。揭明已经共同激愤的罪行，明显而容易；想要摧毁尚未发作的隐祸，却困难。因此，今天学士大夫所谈论的，未必能知道这些；日后史官、稗官所传述的，也未必能详细涉及。甚至在朝廷之上，也有许多功劳不能论定、不能赏赐的地方。我的愚见所以说：明公的盛大功业不在这里，而在另一处。不过，我对明公的期望，还希望更进一步。我不敢议论今日之事，姑且拿汉代来作比喻。汉武皇帝的英风大略，是数千百年来不世出的君主。然而当时海内多事，神仙、土木、祠祀、征伐等事情，已经纷扰不安。不久又发生江充巫蛊之变，国家政事颓败崩坏，几乎无法收拾。当时执政者难道没有深谋远虑、辅佐左右的人吗？只是汉武帝凭借英风大略的资质，在上面掌握长驾远驭的权力，使大小臣工都凛然不敢自以为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元朔、元封年间，国家虽然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情，隐藏的祸患尚未显形，最终却因为畏惧威势、姑息养祸而陷入动乱。后来有轮台之悔时，已经太晚了。到了晚年，幸亏博陆侯掌管君主肘腋之任，天下不久也安定下来，得以享有拥立昭帝、建立宣帝之治的成果，汉朝也因此没有发生祸患。从今天看来，武皇帝临终托付大事，不把它交给文成将军、五利将军等受宠幸的人，也不交给平津侯、武安侯等有才辩、能任事的大臣，却特意交给像博陆侯那样刚强坚毅而质朴少言的人。博陆侯也依靠忠义之士，竭尽内廷辅弼之力，在内赞助帷幄谋划、调理寝宫宿卫；在外广泛求取正直之士，分别安排在政府各处。所有纲纪和措施，都像善于下棋的人按着棋局布置，观察远近、辨察虚实，分布棋子、筹划计策，逐步取得胜利。在这其中，博陆侯挺身而出、不顾自身，深谋远虑、反复顾念，徘徊周旋，所以只在心中独自谋划而不与众人谋议，只同一两个肘腋近臣谋划而不向朝廷左右群臣公开商议；他因此建立万世事业并流传无穷的情形，如今仍可想见。这真是看得见的事实，唉，也真是雄伟啊！假使汉武帝早些宠信任用博陆侯一类的人，他们也能够在巫蛊之祸发生以前，把后来拥立昭帝、建立宣帝的做法提前用来作准备，那么汉朝的大计就可以默默坐收成功，又何至于像从前那样颠踬跌倒、错乱分裂、使皇帝迷惑呢？今天的事情，大略和汉代相互类似。在朝诸臣，除了明公，没有谁敢另有指望。所谓博陆侯，主上圣明，臣下无人能够比及；万世的大事，本来不可预料。明公是国家世代的重臣，十几年来上承主上的简拔任用，下系海内外的期望，尤其关系重大。明公将要奋然挺身而出，是否能在日月交替之际及时匡正辅弼，做到博陆侯所没有来得及做到的事呢？还是姑且随波浮沉，只是按照棋局布置，观察远近虚实，分布筹算在其中，如汉代旧事那样，等事情败坏后再来收拾呢？其中利害如何权衡，难易相差多么悬殊，即使三尺童子，也能预先知道必定应当在这里而不在那边；明公想必早已筹划得很熟，考虑得很周密，已经很久了。千万不要让我们这些外廷士人喋喋不休地从旁传话、随声阿谀。然而我私下心中不安，不敢始终隐忍不说。

译俗话说：‘士人愿为知己者死，言语愿为知己者倾尽。’我是个困顿浅陋、没有什么才干的人，私下庆幸遇到明公像信陵君、燕丹那样的知遇，那么在夷门侯生、田光之后死在您门下，都是我应尽的事情。从前我已经仰仗明公像汉代汲长孺那样，在事情初起时捍卫国家；所以今天我之所以对明公寄予厚望，是希望您取得博陆侯的权力，安享他成就的全部功业，谋划大概就在这里。因此不敢不竭尽心力、详尽思考，把这些意见献给您。恭敬地希望明公怜悯我的愚拙，明察我的心意，特别赐予俯察采纳。实在荣幸，实在荣幸。【卷二】【书二】《与李汲泉中丞议论海寇事宜书》《与阮函峯中丞书》《与赵玉泉大巡抚书》《白华楼藏稿》卷二，归安茅坤顺甫著，邑人姚翼翔卿编书。《与李汲泉中丞议论海寇事宜书》夏日收到澹泉郑公所上的奏疏，得知明公破除海寇的谋略，我不胜欢喜。不久又听说明公将要奉命治理我浙江、福建一带，我更不胜欢喜。起初我私下仰慕明公有经略之才，稍稍以治兵之能显露出来，料想不久将会受到重用，所以先为我公感到高兴。后来我私下忧虑吴越之间：自高皇帝平定海内一百多年以后，这里大概已经安宁地生活在鱼稻荷菱之间，很久没有习惯兵革了。如今一旦被一两个酋奴煽动诱骗，便与一群亡命之徒一起蹂躏百姓，焚烧劫掠房屋，攻打毁坏城邑。国家命令巡抚大臣督率将领处理此事，在海上招募士兵，至今已有三年。然而各州县之间屡屡震恐不安，仍没有取得成功，为什么呢？大概是祸患突然发生，又藏匿在江海波涛之间，不是官吏、百姓和士大夫所熟悉的缘故。吴越一带本来就是明公按节驻守之处，凭明公的才干在那里经营筹划，根本不必按图谋划、召集长老商议，各个酋奴玩弄兵力的情势，拍掌之间就可以平定了。我私下有家室、兵事和祖坟方面的忧虑，难道能不听到檄文便又歌又舞吗？所以再次大为欢喜。不过，我又有更值得替明公忧虑的地方，为什么呢？先前海海之间来的，不过是余孽随潮漂来罢了，明公稍稍出兵就可以剪除荡平，使他们惊惧丧气；他们既然得不到利益，就不应当再来。若是我福建、浙江一带，却是各个酋奴蜂拥聚集、蚂蚁般引来，世代出没的门户。若不是明公亲自披甲击鼓督战，亲自和诸将分担功劳、浴血奋战，决定他们的死命，他们一定不会震恐而死、畏缩退却；若不是明公在内巩固州县，在外分化党羽，使我们的气势一天天增强，使他们的气势一天天衰落，他们也一定不会悔过认罪。因此我私下反复辗转，审慎思考、仔细处置，间或有几条意见，是根据一二年间所占据的乡邑中传闻的海寇劫掠大略，略加编缀成的民间议论。不过我久在外地做官，路途遥远，不能立即详知地方事务的次序，只是偶然想到这些，不能不说。不知其中是否有一两条能符合明公的谋划，稍稍获赐施行吗？谨派使者奔驰致贺，并把想说的逐条写在下面。恭敬地希望您阅览并指教，幸甚，幸甚。第一，侦察贼情。吴越之间，自从考察传记以来，海寇为患极少。国初时，也只是由于方谷珍、张士诚的残党逃入海岛，因而煽动诱使倭奴共同作乱。高皇帝多次命将出师，数年没有功效，后来把他们招降，张榜赦免罪人，过了很久才平定。因此自古以来盗寇兴起，一定有造成祸患的原因；当权者出来削平他们，也一定要找到他们酿成事端的原因，才容易治理。比如齐国田横曾聚集五百人，在东海上作乱，汉高皇帝派使者劝说田横前来，大的封王，小的封侯。不久田横乘驿车到雒阳，齐地于是安定了。南粤王曾攻打长沙边邑，汉文皇帝因为他的祖坟在真定，特意设置守墓邑，按时奉祀，又召见他的兄弟，给以尊贵官职和优厚宠遇。不久南粤王便取消帝号，称藩入贡。即使说到近年黄岩以来，众人都称是倭奴入寇；但“倭”只是东海诸夷的总称，并没有听说是哪一个岛屿首先作乱、因哪一件事开始结怨。有人说诱导他们的是海商汪五峰、徐碧溪等人，但总的说来，海商只是为了谋求厚利而出海，并不是想让子孙世代住在海岛上。如今长久不归，必定另有原因。两三年以来，当权者彼此抵牾，早晨奉朝命派将，晚上又勒令守戍；而奏疏所议、道路上传闻的内容，也没有听说谋划涉及这一点。按我的愚见，国家的力量已经有大半被北方虏寇拖累了。北虏虽然强大，但他们所面对的各边山川遥远阻隔，每年需要防备的只是秋深马肥的八九月间，不满百日而已，而且还可以设置烽火侦候来防守。海上的寇盗却乘潮往来，从温台、宁绍直到杭嘉、苏松、淮扬之间，几乎三千里；东边防备，西边就遭攻击，南边防备，北边就遭攻击，绝不是国家戍守的兵力所能平定的。近来听说乡里有一个男子，从昆山被海寇俘获，在贼中共五十天才逃出；他回来后说，海寇大约共有船二百艘，其各个酋长及随从中，有福建人和我方温台、宁波人，也有徽州人，而福建人所占的比例有六七成。所谓剃发梳椎髻的倭人，只有十几个人罢了。这可见各路寇盗只是挟持倭人的名号而已，实际上全是中州人。既然全是我中州人，他们起初本来是携带资本、谋取厚利而来，后来却相互劫掠，害怕重罪而不能脱身。他们心中或许还存有思念父母、妻子、儿女、祖坟和房屋的感情。我认为，应当详细侦察海上寇盗，查明某人是首谋，某人是辅佐，某人是被胁迫加入的；又在福建的漳州、福州、泉州以及浙江的宁波等地，责令有关官司严格实行保甲法，逐一登记本里居民的姓名，加以查验考核；不过负责查考，也不是要立即登记定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人〕 这样做，只是要让现今居住本地的土著百姓不能望风煽动他人入海。已经成群结伙入海的人多了，就下令招抚劝谕，宽缓他们的罪过，使他们出来。并且大致可以下这样的命令：贼众中以下级身份自我捆绑归来的，一律免死；有能亲手杀死同党归来的，仍按等级赏银三十两，功劳达到三级以上的，再授爵一级；有能诱使众人当面捆绑归来的，也一样；有能亲手杀死所谓辅佐作乱的凶贼，如某某者，赏银五百两，并世袭千户。曾经辅佐凶贼作乱而能率领所属归来的，少则数十人，多则一百人以上，赏赐也相同；其所属之人免死，并按等级优厚抚恤。亲手杀死首谋某某归来的，赏银一千两，并世袭指挥使。作为首谋而能自行归来的，也除去罪名、免其死刑；能率领所属二三百人以上自行捆绑归来的，赏赐也相同，其所属之人也免罪，并按等级优厚抚恤。贼众中有能自行捆绑归来并报告贼人所在，引导官兵击杀取胜的，每两个首级按亲手杀死一级论功，爵位和赏赐也照此办理。有能焚烧、沉溺贼船及其辎重兵器归来，并报告官府、查验属实的，也按亲手杀死辅佐作乱的贼人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