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一/家乘录】丹徒纪事府江纪事三黜纪事

译嘉靖庚子年春天，我出任青阳县令。青阳横跨九华山，县中的君子多长于文辞，而小人则喜欢玩弄机巧谋利，竭力争斗诉讼。我在六月二十四日赴任，路上迎面遇到前来诉讼的百姓共有一千人。我稍微与百姓约定法令：不许争讼，只应努力耕田，学习礼让，众人都道谢离去。后来我逐渐查清县中那些旧日豪强而好诉讼的人，以及奸黠地唆使百姓诉讼的人，陆续按法逮捕治罪。县中有许多冶炼金属、制造伪器并进行贸易的人，只有几百家，其中一半是冶炼户。我又查出其中造假最严重的人，逮捕治罪，其余全部驱逐出境。县里的人大为高兴。我治理县政只过了六十五天，就因先父南溪公病逝而奔丧回来。县中父老带着孩子们拦在道路上哭泣，为我送行的几乎有一千人。跟随我回来、伏在先父灵柩前号哭的，几乎有几十人，甚至有人呜咽得不能起身。后来先母孺人又病逝了。壬寅年服丧期满，癸卯年秋天才去参加谒选，补授丹徒县职。丹徒临江而建，县境十分重要，却也很疲敝。我当时因为哭悼先父和先母的丧事，过度消瘦，疾病缠身，心悸不安，甚至每天害怕死亡，本来已经想撕毁任命文书了。友人唐司谏来拜访我，强行劝我上任，并说：“您不是得了必死的病，只是耗损了心血，又因恐惧而已。庄子不是说过吗？用瓦铸成的器物，工艺反而巧；用金铸成的器物，工艺反而拙。丹徒向来名医很多，您姑且做官，同时行医；如果医治没有效果，再投递文书请求免职，也还不晚。我在第二年二月到任。那年夏天大旱，正当此时，火星进入斗宿而向南运行，从蜀汉一直到豫章，向北延伸到江淮、吴越，大约数千里，而吴越最为严重。百姓大为饥荒，幸而徐州以北的黍、稷、麦、菽还略有收成。然而江淮之间又一律禁止粮食外运，粮价日益上涨，每石达到千缗。我于是发文告知各司说：‘粮食转运，就像人身上的血脉一样，一旦不通，就会因瘀血而成病。五霸会盟尚且以不相通为耻，何况天下四海本是一家呢？我听说古代救灾的人，是提高价格来招徕商人，从未听说过禁止粮食外运。’各司于是都取消了禁令。不久，我认为救荒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预先大量买粮，于是清查县中财力雄厚的数百家，命令他们分头到各处买粮，并张榜说：‘某家买黍、稷、麦、菽共若干，某家买黍、稷、麦、菽共若干，听凭各家自行转买，官府不干预。’不久，县内转买并储存的粮食累计达到数万石，众人渐渐因此有所依靠而不再恐慌。我又清点库金共数千金，有盈余时便再次请求用来转买粮食，有时取得十分之二的利润，用来准备赈济。巡抚丁公一夔把这套办法下达到各州郡，于是粮价渐渐平稳。然而从沛县以下直到北方京师，粮价都降低了一半；听说京军用每月粮饷筹款转买，每石只要三钱。我建议说，连年饥荒，户部在漕粮中屡次吝惜，不肯多议减免。不如在请求减免之外，多议折价征收；多议折价后，每石只收五钱，连同损耗七斗七升也一并减免。朝廷不费什么钱，却能施惠于民。巡抚丁公非常高兴，便把这个建议上奏朝廷。于是江南各郡漕粮，获得减免的有四十万石，议定折价的又有八十多万石，而按原粮征运的只剩八十万石而已。我当时又听说南京仓储的粮食可以支用五年，便又向丁公建议减价平粜的办法。丁公于是转而咨文南户部，南户部也按建议上奏。江南虽然旱灾很严重，但粮价最终并不太贵，完全是因为这些谋划。丹徒的田地一半靠山，一半临江。靠山的田地，只有临近池塘低洼处的稍微收割到一些禾秆，其余全都因旱热而枯死；临江的田地还可以趁潮水上涨按时灌溉，所以独独没有灾患。我于是请求把减免的粮额，以及没有完全减免而议定折价的部分，都归给山田；其余则归给江田，于是山田百姓得以免除赋税。不久编定里甲时，我查阅旧有文书，户部、礼部、兵部每年摊派的项目，如袢袄、浅船、光禄寺所需的肥猪、肥鹅，以及岁贡和乡饮酒之类，都是每年不能取消的。至于工部摊派的二朱颜料、生熟铜、皮张之类，自嘉靖以来每年都暂缓征解，即使征解，也很少有能够领取批文并附入案卷的。大体说来，不过是县中奸猾之徒与吏胥相互侵吞谋利罢了。于是我清查县里每年的总额，共一万金，便议定取消五千金；另外五千金则归给江田，这样山田百姓便可以不再办理里甲差役。不久编定均徭，除巡司弓兵额数属于江防外，其他如铺兵、皂隶、甲首、门子、馆夫、渡夫之类，本来都可以裁减掉十分之五六。于是铺兵原有七十多人，议定裁去四十多人；皂隶原有二百人，议定裁去一百一十八人；甲首原有二百四十人，议定裁去一百六十人；门子、馆夫、渡夫以下也大都仿照办理。县中原定均徭总额五千金，我议定裁减的将近三千金；另外二千金则归给江田，山田百姓又得以免办均徭。不久又征收榷夫钱，按旧例每十亩田设置一名榷夫，计银五分七厘。大体说来，每年征收榷夫钱遍及全县，而且还往往重复征收，甚至征收两次；我于是取消了各种不应当供给夫役的项目，甚至士大夫携带厨役、传夫经过本县，也议定因灾免除其费用。

译我竭力对此加以减免革除。因此我任丹徒县令共二年，榷夫钱只在全县征收了一遍而已，每年省下的也不下数千金；然而这些钱也都归给了江田，所以山田百姓也没有得到【疑文】。当时江田百姓不增加赋税，山田百姓也稍稍可以免除官府的摊派，大家共同以煮野草、剥树皮为食。不久又开始分散赈济。我查阅旧有文书，结合里胥掌握的户籍而已。我审阅后发现，里胥私自隐匿或侵占的占十分之七八；再核查一次，仍有一半是伪造的。有一天，我把各乡负责征赋的人全部召来，对他们说：‘今年大饥荒，不能缴纳赋税的人很多，现在还不得不替他们代为缴纳，怎么办？’众人都泪流满面地哭起来，我也哭了。于是我拿出真实的征收册籍，扔到众人面前说：‘你们分别把各户中最贫困、不能缴纳赋税的人另行标记出来。’一共查得数千户。他们正以代为缴纳赋税为苦，所以特别卖力地查出那些最贫困的人上报官府，却没有想到我是在核查饥民户口。我得到名单后，便逐渐按户查核，把它作为分散赈济时复核里胥名册的依据。不过，这只是官府已有的户籍；那些原本没有登记在官府名下、流落并受雇于山谷乡里的百姓，人数还很多。所以当时发放赈济粮，往往把人集中在城中，远的要走一百到二百里，近的也不下五七十里；聚集后又不能按期前往的，常常饥饿并染病而死，接连不断。偶尔得到赈济，也往往要守候领取很久，回去时钱袋已经空了。我于是骑一匹马走遍全县；此前我清查出的县内富户，允许他们互相转买粮食，分散储存库金购粮的粮仓也几乎遍布各乡。于是我根据各乡的储粮情况，替他们分别安排公开赈济，约定某日到达某乡。某乡的饥民，凡是已经登记在官府名下的，以及尚未登记而来申报的，都允许查核；查核属实后，人人先以粥供食，再发给印符，说：‘某饥民户应得粮若干，听凭持符自行领取。’储粮的人则各自按户收取印符，作为凭券。不久，山谷中携带瞽者、残废者、患瘿瘤和恶疾的人接连不断地出现在道路上，我一一安抚询问并赈济。接受赈济的共一万八千户，而用这种方法复核里胥登记的，只占十分之二三而已。我分散赈济遍及两个月，虽然患心悸病，也不敢厌倦。凡是穷山深谷，没有不扶老携病前来接受查核、按户领食而活下来的人，共有数万人。但最终因为沿乡储粮、沿乡发放，大都免除了守候领取以及人群聚集而导致疫病的祸患。当时长江以南饥饿而等待赈济的有数十个州县，巡按吕公洵下令分散赈济说：‘灾情有不同等级，人有不同资质，地方有不同适宜的办法，各郡县应当分别上报……’ 各自施行的赈济办法。我按：分散赈济的办法，以曾巩、赵汴所说的最为高明。然而那只是纸面上的言论罢了。等到考察县中实际情况，又不能不根据所看到的情形来规划施行；我于是无论大小事务，一概随时【疑文】安排。巡抚、巡按诸公又认为我的建议超过常规，并且切中机宜。每提出一项建议，不仅在本地巡行施行，还把建议下达到数十个州郡。数十个州郡，有的采纳，有的不采纳；但大体上采用我的建议并据此施行的，占十分之七八。不久，天子命令各巡抚、巡按：各郡县中救灾有特殊政绩的官吏，应当上报。巡抚、巡按二公便把我列为江南各郡县中首位上报朝廷。我不久也得以入朝任礼部仪制，后来又调任吏部司勋。这只是议定灾政、施行赈济的大略。其他如亲自做到俭约，询问百姓疾苦，凡受理诉讼不以期限强求其结案；双方愿意输纳而了结的，便予以停止，不愿招供定拟而要求审讯的，听其自便。因此一百个诉讼案件中，真正追究罪责而定罪的不过五七人，严重的也只有一二人，其余都当面劝谕后结案。于是人人自觉【疑文】。征收赋税时，也不以鞭打作为和百姓约定期限的手段；县中有时竟一整天看不到人影。乡大夫唐公侃，原是孝廉，任南京刑部郎中时死在任上，却没有钱办理殓葬。我便解开囊中钱财替他办理殓葬，送还灵柩，又为他买了八十亩肥沃田地来供养他的家人。我请唐司谏为他撰写墓志铭，把他供奉在学宫中，并让他的孙子取得生员身份来奉祀祖先。我尤其以做庸俗的官吏为耻，勤勉不倦地把移风易俗、简约法令、便利百姓作为职责。闲暇时便召集生员，和他们讲解经书、讨论疑难，寒暑都不停止。御史曾经乘驿车来巡察县中最奸猾而犯法的人，我总是亲自弹劾自己说：‘我治理官府没有成绩。’但如果没有其他违法之事，御史便为我收敛威势而作罢。御史又曾经议论劝导富户分财赈济，我上前说：‘古代劝导富户分财的政令，好比割下自己的肉来给别人吃。’县中只有勋戚之家，例如魏国公以下，侵占洲田而拖欠官租的，几乎有数万。依法追缴他们的租赋，就不必再劝导他们分财，而准备赈济的粮食已经有一半了。御史大为高兴，又想把他们一并治罪。我特意抱着案卷不上交，把这件事告诉勋戚之家，让他们赶快向官府缴纳租赋，并免去罪名；同时让他们到御史衙门说明情况，再请求缴纳租赋。等他们到了以后，便请求不要互相牵连治罪。三天三夜，江面上运米的船只鱼贯不绝，共有一万多斛。这件事中，上面多是强硬命令，下面凭威势办事，却没有完全依法处理，大都如此。可惜，他的志向虽然勤勉，然而经术疏浅，不足以仿效古代循吏的遗风。这正是至今仍使我深感惭愧的地方。唉，假如我现在再任县令、做官，哪里还敢说以前的话，像从前那样做呢？时在隆庆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撰写。附录：《丹徒县政记》，祭酒姜宝撰。

译嘉靖甲辰年，鹿门茅公自青阳服丧期满，前来掌管丹徒县政务。这一年正好江南因旱灾受灾，其他县令都在讲论救荒政务，却没有人知道应当从何处着手。茅公认为江淮、吴越之间绵延数千里，虽然饥荒严重，但徐州、沛县以北当年收成颇好。于是他曾经发文给各司，请求解除禁止粮食外运的禁令，开放商路。他又听说京师因为徐州、沛县以北当年收成颇好，米价并未大幅上涨，于是议定除请求减免之外，还请求折价征收；折价并不会损害每年的额数，而且每石可以节省三分之二的损耗费用。这样给百姓的恩惠，大体上与减免相当。巡抚丁公赞同这个建议，并上疏施行。当时江南每年的漕粮，获准减免的有四十万石，折价征收的数量是减免数的两倍，按原粮征运的仅有十分之三四而已。茅公替丹徒请求，并把这一办法推广到江南。又因为丹徒临江靠山而耕种的田地大约各占一半，山田旱灾而变成赤地，幸而临江的洲田可以借潮水灌溉，稍稍有些收成，于是制定通融酌情处理的办法上报；获得减免的，以及没有完全减免而改为折价征收的，都归给山田，山田百姓得以免税。又把里甲、均徭、夫差三项，都援引过去因灾减轻赋役的旧例，请求院司、府司减免一半，把这些负担归给江田；这样山田百姓得以免办里甲、均徭，即使是夫差也不用承担。因此江田不增加赋税，山田百姓则因税役得到宽免，人人都能够谋生，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茅公又认为，这样做只施及有田的人；至于无田的人，以及虽有田但田少、属于最下等户的人，还没有普遍得到救济。于是便议定先行赈济。茅公因为徐州、沛县一带当年收成颇好，才请求解除禁止粮食外运的禁令；又清点库金共五千多，作为官府买粮的本钱。对民间财产丰厚的人，则任凭他们自行到外地买粮，官府不加禁止，也好像不参与其中；只是命令把买来的粮食分散储存在各乡，以等待施行赈济。不久又担心里胥登记饥民户口时常常欺骗，于是把各乡负责征赋的人全部召来，给他们真实的征收册籍，命令他们查出最贫困的下等户上报。表面上说如果查出有遗漏，就责令他们代为缴纳赋税。他们正苦于代缴赋税，所以全部认真查找并上报，却不知道茅公是要借此核查饥民户口。官府登记的饥民户籍取得以后，茅公又认为那些原本没有登记在官府名下、流落并受雇于山谷乡里的百姓还没有全部查到。于是又议定沿乡逐户审核、分散发放的办法，骑一匹马走遍全县；每到一个乡，凡是曾经登记在官府名下的，以及尚未来得及登记而前来申报的，都允许查核。核实可信后，便都给粥吃，并发给印符，让饥民持符领取粮食；负责赈济的人则按户收取印符作为凭证。此前那些富户家中储存的私买粮食，只命令他们让饥饿的下等户互相转买，或者借给他们日后偿还罢了。茅公大概把这作为辅助赈济的一种办法，并没有夺取富户的粮食，全部拿来供应饥饿的下等户。全县接受赈济的共有一万八千户，因赈济而得以保全性命的有数万人。在此以前，饥饿的下等户等待审核、守候领取粮食，聚集在城市中，既劳苦又耗费，而且还会形成疫病的祸患；这些都因茅公而得以避免，里胥也没有机会施展奸诈欺骗，贫困者得到恩惠，富户也不至于失去利益。又如山田得到救济，江田也从未因此增加赋税，这些都是其他县令救荒时所没有做到的。唉，茅公可以说对丹徒有大功了！所以茅公离开丹徒已经二十六年，士人和百姓思念他仍如同一日。前来请求我撰写此记的，有玉山严公等数十人，他们所说的话也像出自同一张嘴。唉，真难啊，真难啊！我曾经说过，救荒就像治病；然而医生靠的是心思和判断，心思有独到之处，才能在诊治上神妙贯通。卢扁诊察病人，能够完全看见五脏的病症和结滞；人们说卢扁不是寻常人，竟能如此通神，却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通神，正是因为心思达到了。茅公处理丹徒的荒政，难道也是所谓心思独到、能够通神吗？不然，事情到了极难处理的地步，也很难成功，他为什么能够处理得这样好，而且兼顾各方呢？司马迁说：‘人们所忧患的，是疾病太多；医生所忧患的，是治病的方法太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今年正好发生大水灾，正是疾病很多而治病方法很少的时候，丹徒的士人和百姓怎么能不思念茅公呢？我又怎么能不替茅公记述这件事呢？不过，我替茅公记述此事，其实就像替卢扁传写他的医方一样。水灾与旱灾不同，江田被水冲没与山田成为赤地也不同；还要靠后来治理百姓的县令按照这部‘方书’善于运用其中的心意，百姓的病苦或许才能因茅公通神般的治理而痊愈，或许也才能得到他的心传。茅公名坤，字顺甫，是湖州归安人，嘉靖成戌进士。他在世上可以见到的事迹不止这些，而我所记述的是他的荒政，所以荒政之外的事就不涉及了。《府江纪事》。

译嘉靖辛亥年春二月，我由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升任广西佥事，当时常常听说执政者在构陷我，私下怜惜自己，愿意弃官投递文书离去。到了七月，恰逢应警庵公槚总督两广，他屡次派官吏发文强行召我前去，而且不止一次。我于是于壬子年入粤。广西各道中，只有府江最为险要。两岸山势壁立，绵延盘踞六七百里；又有丛生的树木和幽深的竹林，各部猺、獞常常出没，劫掠杀害官民。正德年间，陈公金大规模征讨而没有成功，府江一带兵威也不能施行，最终只能凭借孤立的营垒与各部猺、獞相互牵制罢了。阳朔县尤其严重。阳朔县环抱江水而筑城，是扼守府江咽喉的地方。数十年来，古田各部落劫掠杀害官民，逐渐侵吞各州县，有时甚至捆绑阳朔县令和巡哨江面的百户，将他们杀死。督府欧阳公等人曾上疏请求三省夹击围剿，没有成功。不久应公到任，阳朔官民早晚都哭泣着请求发兵。等我到达时，应公便以办理贺万寿函笺的事务，发文给府江道兵备副使阳公；又故意以署理府江道的名义发檄文给我，并把大规模征讨的一切军务交给我办理。我持檄文巡视所属地区，逐渐查阅过去的文书，并询问帐下熟悉军务的吏士；大体说来，治理南粤各少数族群，没有比分散突袭更好的，也没有比大规模征讨更坏的。为什么呢？这些夷人虽然是丑类，但其中凶悍、乖戾而勇猛的，不过十人中有一人、百人中有一人罢了。选择其中的首领加以突袭，其余的不波及，诸部落的罪责便可以分清，人人都会知道畏惧。大规模征讨却要焚烧山林、开凿山谷，连同部落一起斩杀；这种做法取得的功劳没有比分散突袭更真实的，也没有比大规模征讨更虚假的。分散突袭，是军队不必迁延时日，忽然进入，忽然退出，就像鹰搏兔一样，所以功效最为真实。大规模征讨则不同，征集军队、筹备粮饷要超过一年才能办成；军队尚未集结，贼人已经逃入险要之地。开始时兵连祸结，后来往往斩杀别人的首级来冒充战功，以减轻罪责，所以功劳多属虚假。然而当权者往往以附和大征为有利，而不肯推行分散突袭。大征的军势如泰山压卵，奏捷以后便立即获得爵位赏赐；而分散突袭的办法稍有不利，便要获罪，甚至牵连治罪。我因此深感忧虑。我又查考过去，当权者也知道分散突袭的好处，却不敢立即施行，有三条原因：一是将士没有严格训练，二是对道路方向不熟悉，三是军事机密不能保守。我于是核查部署下的各处戍兵，共五千人，淘汰年老体弱的，清除那些只有空名而登记在军籍中的人；然后严格实行古代什伍编制的办法，使他们早晚严格操练战斗，并分为上、中、下三等发给粮食。上等的，就授给他们摧锋、设伏等任务，并由骁勇强悍的将领统率；次等的，就让他们列阵击鼓、手持盾牌迎战，并由老练的将领统率；下等的，就让他们承担供应兵马、储备粮饷的差事罢了。又每天拿出钱财，分给各位将领，让他们各自率领所部署的士兵互相配合射击，以及施展枪牌等各种技艺。这样一来，人人都很愿意亲自作战。过去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对道路并不熟悉，而且各个猺獞都凭借山谷险要、悬崖飞栈、深山密林来阻挡我们。因此，我军的侦察人员既然无法进入，又怎能测知他们已经熟悉地形和彼此的向背，并窥察其缓急呢？于是另外招募敢死之士组成缉事军，并且命令每人带着擅长绘图的人进入其中，夜间行走，白天隐藏，分路深入。到达之后，各自绘制山川道路图出来：某个贼巢在左边，某个贼巢在右边；某巢依托某个隘口，某巢控制某条江；某巢与某巢结为姻亲同党，应当另派人员从中离间；某巢与某巢互相仇杀，可以赠送钱财，让它们彼此夹击。只是又担心图被巡逻者搜查发现，便用药笔写在纸上，完全看不出字迹。出来之后，又按照图纸另行用沙土摹画山谷形势。不到两三个月，府江所辖各夷寨中，最狡猾险要的八十二处，稍次的也不下百余处，大体都已经了然如掌股之间了。然而也不敢立即采用按举雕剿的办法，只是每天派戍兵在山谷间巡逻，又常常刺探熟悉情况的猺獞，把他们带出来，稍稍用牛肉和酒慰劳他们，甚至任由他们索取钱财、绮绣、针线和货物。不久，各个熟悉情况的猺獞又因为我以诚意推心置腹地安抚他们，也常常把党羽内部的隐秘事情，或彼此仇杀的情况，以及险要和平坦之处，随时指给我看。我总是厚厚地赠送财物给他们，让他们回去。又过了不久，其他原本惯于劫掠杀人的猺獞，担心我会出兵按察并加以围剿，也开始常常跟随那些熟悉情况的猺獞出来拜见我。我也厚赠财物后遣送他们回去。间或选择其中罪行最为显著的，例如大桐江一伙劫杀官吏百姓很多，我只刺瞎一个首领的眼睛，便放他回去。当时，我虽然还没有正式采用按举剿灭的办法，但那些惯于劫掠杀人的夷人首领，夜间就带着妻子儿女逃入山谷，白天又带着他们返回原来的巢穴；无论风雨、严寒、饥饿，他们都从早到晚惶恐不安。不久，我进入监临乡试的事务，事情办完后，阳朔的官吏百姓又来告急。应公又下檄文召我，当面告诉我说：‘大举征讨阳朔的事情，已经托付给你很久了，你打算怎样谋划？’我上前回答说：‘大举征讨一事，不出动十万兵力就不能成功。《兵志》说：“兴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在道路上奔波疲惫的有数十万家。”’ 况且阳朔的各部獞人，本来就是古田的部落，他们的遗裔不下数万人。如果三省夹击征讨，那么战争连年不断，祸患实在不轻。在我看来，治理夷人就像攻击狐狸：它一出来，就迅速刺杀；它不出来，就任凭它藏在洞穴中罢了。至于毁坏城池、焚烧社庙，并不是办法。假如听从雕剿的办法，不劳烦军门一名士卒，不耗费一文钱，阳朔县就可以保全，江上道路也可以畅通。应公又说：‘雕剿恐怕不能多斩首级；斩首少了，贼人就不会害怕，那又怎么办？’我又上前说：‘阳朔县隔江而立，县城左边有金宝顶等三十余寨，右边有石则、鬼子等十七寨，彼此互为表里。自从鬼子等贼杀死县令张士毅以来，不只是官府和吏民愤恨他们，就连他们党羽中的各个部落也十分嫉恨怨愤。为什么呢？因为督府一定会征讨他们。某个部落如果宣布他们的罪行，带领雕剿之兵按照大举征讨的办法行动，那么他们党羽内部也会感到恐惧，并且谋求自保，不敢调兵抵抗。况且鬼子寨前面临江，背后倚靠恭城；如果扼守江道，各贼必然逃往恭城，而恭城远近各处早已因他们的劫杀而仇恨他们，便可以把他们全部俘获。’应公说：‘好。’我回来后，汇总所部署的戍兵，共得五千人，先派一千人隶属于都指挥锺坤秀，驻扎在擂鼓岩，正好控制金宝顶的旧地，以截断敌人的右臂。

译各个獞人部落每天都派党羽侦察我军的动静，即使我身边的吏员书办，也有人时常私下收受他们的钱财；而且鬼子寨也猜知吏民多次请求出兵，所以约定在十月赛神时起兵作乱。我于是把所部署的兵力分为七路，各自按照预定日期和时刻行动：有的假装渡过荔浦向东，有的越过富川向南，有的扼守阳朔江并加以威胁，有的从恭城方向绕到背后，有的从平乐方向突袭；夜间则【原文有缺损：口???亍枚】，白天就隐藏在山洞中。军队所经过的道路，都竖立旗帜，并且张榜说：‘军门将进兵十万，讨伐某个贼寨！’其他各寨都关闭寨门自行防守，不得擅自出动；凡是出兵相向的，便立即调兵将其夷平。当时，我的戍兵只有五千人，不过是分路迅速进入，又派兵扼守江道，使江的东西两面断绝为二。各夷人首领全都胆落，四面望去，旗帜布满山谷，根本无法测知官兵究竟有多少。即使各位将领也只是各自按文书分兵进攻，并不知道官兵总数究竟有多少。不到一天早晨，就连续攻破十七寨；我又把恭城各乡的民兵以及其他熟悉情况的猺兵埋伏在贼人的险隘处，于是扎营搜索，前后俘获、斩杀及生擒共二百二十人，连同被掳来的幼童，共一千人，全部带回。这次战事，军门于是没有派出一名士卒，也没有耗费一文钱，却夺回了百姓被占的田地，每月达十余万亩。军队回师那天，欢呼声震动大地。不只是阳朔这座孤城得以稍稍保全，其他州县凡是被夷人占据、侵没的田地房屋，以及被劫掠的牛羊男女，也都接连归来，来往的人多得像集市一样。应公开始把这件事上奏朝廷。天子因此给应公加授兵部尚书、平蛮将军，并对镇远侯以下按等级赏赐；我也和都指挥锺坤秀一同升了两级。提学王宗沐把这件事写在阳朔江边，乡里的大夫苏公【原文缺字】等人共同率领吏民采石刻碑，并在县中为应公、我和锺坤秀三人建祠。这就是我任职兵府江事务的始末。《军门志》也记载了大概情形，大体上说，以雕剿的方式实行大举征讨的办法，是古今以来的创举；用猺人作为向导，俘获斩杀人数多达一千人以上，也实在是古今未曾见过的事。休【疑为人名或词语，原文如此】想要修筑广运、足滩两座堡垒来屯驻戍兵，并且在府江两岸的山上修筑栈道；又仿照唐宋旧例，命令夷人首领各自拿出竹木、香、蜡等物品，与官府互相交易鱼盐，从中获利。又议论说，永安、修仁一带，当年韩襄毅公剿杀得太多，虽然设置了五个屯千户所驻守其中，但到了今天实际上已经成了多余的赘疣。不如招募东兰、那池、丹州等地人口众多而土地狭窄的子孙，听任他们分兵驻守，同时耕种、同时作战。愿意取得这些土地并登记入册的，听凭其意；如果在五个屯之间设置一个夷州，仿照东兰等州设置土目的旧例，也就是古人所谓以夷治夷的办法。恰逢我第二年改任大名道副使，这件事虽然还来不及施行，但广东人直到今天仍有人按照这个主张传述它。隆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记。附录：《阳朔纪事碑》（山西布政使、前广西提学佥事王宗沐撰） 广西阳朔县治处在盗贼出没的区域，而胡北的獞人尤其以逼近放肆著称。他们与古田相互联络，自弘治年间官兵征讨未能取胜，反而使总兵、参议等官战败覆没，于是更加桀骜，逃散迁徙，进入并占据鬼子、庄头等巢穴，时常出来抢掠杀人，杀害县令张士毅，占据百姓的田地房屋，使百姓无法耕种放牧。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提督府才命令都指挥锺君坤秀统领一千人戍守那里，同时佥事归安茅公坤前来巡视府江的兵备事务。这年八月，贼人出来抢掠，茅公带领五百兵增援锺君，在擂鼓山歼灭五十三人。十月，戍兵又突然袭击捕获四名贼人首领，贼党更加窘急，杀牛向众人盟誓，谋划大举行动。茅公秘密请求督府下发符令，获准相机行事。这月十二日，茅公部署七哨，与狼柳军兵三千人会合，约定锺君秘密捣毁贼巢；另派知县王弼率领水师在江上往来，阻止贼人向西渡江；百户李爵率堡兵驻守石井，防止贼人向东逃逸；刘宗武率乡兵守在贼巢后方，而独自让千户陈袭带领一千人，扬言要从荔浦江渡过，绕道迷惑贼人。言【原文缺字】者回来报告后，贼人稍稍松懈。十五日夜间，官兵在各处集结，分别攻打各自负责的地方：指挥吴国威攻克庄头、马蹄，千户孔继宗攻克木罗、水鸡，刘承绪攻克马骟、外祚，百户李环攻克炉岩、义勇，严琏攻克新桥、倒龙，千户刘积沧攻克刀山、强布。只有陈袭等人所进攻的鬼子巢穴，竹木深密，地势险要，贼人从高处和低处投掷木石抵抗，第二天才攻克。总共斩首一百六十七颗，擒获俘虏三百八十七人，缴获的牛马以及逃走、死亡的贼人，数量也与此相当。声威震动远近，凯旋回来后按等级给予赏赐。这次战事，实际上是督府遂昌应公文武兼施，依照法令申明赏罚，并且允许部属相机行事；茅公又才略宏大、志向壮烈，筹划其中的机宜。正值交战那天雨势很大，茅公焚香祈祷上天，愿意用自己两年的寿命换取两天晴朗天气，以保佑将士，他勤勉到这种程度。因此能够约束兵力、节省费用，却取得斩获奇捷，确实是传记史籍所记载的雕剿战事中从未有过的。阳朔的里甲百姓、妇女和孩子，从此才知道可以安心生活，每天安卧在平整的席子上。三次被贬的纪事

译嘉靖戊戌年，我考中进士。有人错误地把我擅长古文辞的名声告诉了执政者。又过了三年，恰逢方士把祷告祭祀的方术献给天子，而执政贵溪公想要响应皇帝的明诏，大规模搜罗那些负有文名的年轻人入选词臣。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同年进士陈君昌经过我这里，稍稍透露了消息，并屈指说出某某某等人的名字，一共有八人。我和翁君大立也在其中。我非常惊骇。不久，翁君从外面回来，我便私下跪请翁君商议说：‘您莫非因为执政者登记我们这些人作为词臣，就要经过他那一关吗？这正是俗话所说的宰相奴才。’翁君愤然说：‘正是这样，那又怎么办呢？’我说：‘您是怎样得到贵溪公赏识的？’翁君说：‘各人都有私下的关系。我曾把自己的文章给翟石门看过，所以执政者在内廷闭门谋划时，事情便牵连到我了。’我说：‘贵溪公大概还不认识我，那么我又凭什么列在诸位之中呢？’翁君说：‘诏令选拔庶吉士时，听说同乡唐渔、石、张甬川两位先生，曾经一起把您的姓名推荐给贵溪公。后来事情虽然搁置了，但他仍然一向看重您的才华。最近又听说同年吴君舂特别不停地称赞您。我将要到翟公那里去辞谢，您只管去请求他，吴君就可以免除这件事了。’ 第二天，吏部有人来抄录本人的姓名，消息转相传告，十分急迫。听说翁君已经被免除，我愤懑郁结得厉害，于是写了数千字的信，焚烧后以此辞谢吴君舂；信中的话又稍稍触犯了吴君，并责怪他不应当以这种方式玷污我。吴君是执政者的女婿，也很恼怒，便把我的信投给贵溪公。贵溪公满腹怨恨，又告诫吏部把我任命到边远地区。恰好文选郎中李公开先，过去一向以文章同我友善，极力替我解释，于是我才被任命为青阳县令。然而，青阳县令一职已经很久没有由甲科进士担任了，我是第一个。后来我因父丧回乡。壬寅年服丧期满，癸卯年到吏部参加选官，恰逢执政分宜公因为其属地缺少县令，派遣办事人员来任职，而当时掌管文选的郎中是我的同乡郑端简公晓。我急忙前去向郑公辞谢，郑公也多次替我向分宜公解释，但最终还是不能改变决定。后来探查其中的缘故，原来友人员外郎朱公某曾经把我过去所作的诗篇抄录下来，夸赞着拿给彭内翰某看；彭内翰某是分宜公的同乡，于是辗转相传，分宜公便因此器重认可我。我既然已经陷入困境，又按照惯例请求补任教职，郑公也渐渐听说了这件事。又有另一位同年进士暗中对分宜公的儿子太常君说：‘某人就是过去在湖中以狂妄而又执拗闻名的那个人，您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 ‘假使分宜公只是不便任用我，那也就罢了。’后来彭内翰另行请求让同年江君应选补任，而我于是得以免除这次任命。我虽然免除了此事，但分宜父子深深怨恨我并把我视为仇敌，想要借机陷害我、使我遭受灾祸的情况，已经多次发生。我补任丹徒县令时，正逢年成歉收，天子下诏征求救灾和实行善政的办法，巡抚、巡按都把我列为江南各郡县的首位上报。其他使君又按照惯例把贤能之人上报，共有十多人。又恰好唐渔石公担任吏部尚书，入主吏部三天，我就被提升为仪制司官员，不久又将调任司勋司。当时，吏部侍郎徐公正在提拔天下有才干、有声望的人士，有志于当世事业的士人，都以没能出自他的门下为遗憾。而我本来就是他的门生，只是他居丧期间我曾特意前往吊唁，恰好后来因其他阻碍而归来，我的罪过和嫌隙也渐渐挂在徐公的口边。不久，文选司郎中高公简因为其他罪过被贬谪戍边，尚书唐公被削籍，我和司封何君迁也一同被调到外地。过了两年，调任南京车驾司，又调任精膳司。当时，徐侍郎已经升任宗伯，声誉威望极高，朝廷内外的士人无不希望他入朝任宰相。天子恰好因为他的儿子以科场事件被任命为监试御史，而有人在朝廷上弹劾揭露此事；那时已经是己酉年秋八月十五日。不久，给事中万君文彩又附和弹劾此事，过了很久仍没有得到答复。九月二十五日，我从省署退下后，私下去拜访某某；他也是徐公的门生，而且上前对我说：‘听说两位御史已经把这件事弹劾揭露了，他们本来就是掌管考试的官员，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科道中的万君不应当又说了那些话罢了，而且不知道奏疏究竟弹劾了什么情况。听说万君是您的同年进士，您如果愿意私下替我探问一下，可以吗？’我为难地说：‘他将要上疏抗辩、弹劾大臣，哪里肯轻易拿给别人看？’某某又说：‘您只管去，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再过不到十天，邸报就要到了；我只是急于想先知道一个大概罢了。’我本来是个热心的人，况且与某某一向以文章相交友善，于是答应了他。某某便请我吃饭，又派了一个吏员，陪我一同去拜访万君。万君过去在士大夫中多病，几乎不与其他人往来，而且住在西阙门一名宦官的家里。我递上名帖进去，守门人说：‘他病了很久，一向不接见宾客。’我又问守门人：‘我是他的同年进士，知道我不是其他人可比；况且只需通报一顿饭的工夫。’万君出来，在我面前作揖说：‘我们久未见面了。刚才听说您有重大的建言，情况怎样？’万君说：‘惭愧，惭愧。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坏，冒昧上了一道弹劾奏疏，已经让青衣小吏在这里等候治罪了，哪里敢称作建言呢？’ 他又上前拉着我的衣袖说：‘您这次来得太好了。我是滇地人，身在万里之外的孤臣，而且母亲已经八十岁，儿子还年幼；如果我被带走，早晚或许会发生其他变故，只希望您和各位同年进士共同设法，把他们带回故乡滇地，那我就没有遗憾了。’我捋着胡须笑道：‘您的事情哪里会突然严重到这个地步？还是请您先拿出奏疏草稿让我看看。’万君仍然再三推辞，不肯答应。后来我说：‘您既然托付我和同年进士们，为您的母亲和儿子设法跋涉万里，区区一份奏疏草稿，难道就不能拿出来让我当面看看吗？’万君这才口头背诵奏疏中朱笔批语十多个字。我说：‘您只管拿出奏疏，我当替您筹划这件事。如果您所说的确实正确，那么您从今以后本来就应当以直言的声名闻名天下；如果所说不对，您的事情或许会遭遇不测，我只管按照您所托付的事情，一一替您妥善谋划。’万君这才按照奏疏的首尾口头背诵出来，因此我得知他除了弹劾科场之事以外，又涉及弹劾徐公的那些话。我脸色忧惧地变了，万君也惊愕地说：‘我恐怕要免不了被逮捕拘禁了吧？’我笑着说：‘科场之事，台中的两位御史已经弹劾揭露过了；您只是在后面附带谈到此事罢了，怎么会马上就被逮捕拘禁呢？’万君说：‘您为什么变了脸色？’

译我说：‘您这次举动将要严重违背天下人的公论了，这可怎么办呢？’万君说：‘我刚才错误地写了这道奏疏，台谏诸位大人都认为我所说的尤其壮烈，您为什么偏偏这样说呢？’我说：‘如今执政的分宜公长期以来扰乱朝廷内外，朝廷内外的士大夫没有一个不是日夜盼望他离职的，也都盼望您和茶陵公同心协力主持政务。如今您所说的话，难道是认为分宜公本来就应当长期任宰相、有利于国家吗？然而您作为天子的耳目之臣，上疏弹劾论列，却不涉及分宜公，反而涉及某人，我私下认为您这样做不可取。’万君又说：‘分宜公，天下士大夫过去已经弹劾论列他很久了，我只是说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话罢了。’我又敞开衣襟站起来说：‘古话确实有世人不说而独自说出来的情况，但那是因为他所说的本来就是天下人的公论，只不过是触犯宫廷权贵、冒犯受宠幸之人，别人不敢说而他独自说出来罢了。您今天所说的，却是天下人不忍说、只是没有说出来的话，您竟然独自说出来，这可以吗？’万君这才闷闷不乐，心中不安，又上前说：‘如今该怎么办呢？’我说：‘您从今以后，仕途恐怕要很不顺利了。’万君说：‘他们将要借考察之机暗中打击我，把我罢免吗？’ 我说：“南京的耳目最为公正，他们哪里能考察到您呢？”他又说：“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说不利呢？”我说：“您只不过调任边疆任一个佥事，或许考核期满后，应当按照旧例领受一个参议的职务回来；否则恐怕就免不了穆生所说的那种结局了。”我们两人笑着告别，他便带着随从的官吏，把从万君那里听到的事情一一转告给某人，大约是在当天申时以后。他的随从官吏只忘了姓名，其他一一都能说清。至于当面向某人回报的人，那时我哪里知道呢？某人因为我先前没有来吊丧，彼此有所猜疑，所以设下诡计欺骗我，特意侦察事情的始末，准备拿这些去讨好执政者。不久，我辞别离去，某人便一直抄写到半夜，把这些话写好，派使者骑快马飞驰，将事情报告给公。公起初大为震怒，多次把此事遍告朝中的士大夫，并且说我竟然如此险恶奸诈、阴险狠毒。南京卿贰以下的官员中，那些因考核期满或递送寿笺，以及因其他公务差遣进京后返回的人，往往私下把这些话转告给我。我没有办法为自己辩白，不过听说从万致斋尚书公以下，有人公开替我争辩。然而某人既已先通过邸报把我托他探问万君的事情私下报告给公，公怎么能不相信呢？公既然相信了，又怎么会不因为一点嫌隙而把我深深嫉恨、刻骨刺伤呢？我的罪名从此便胶着得牢不可破，最终再也无法为自己解脱了。不久，我调任广西佥事。后来，我渐渐因运输箭石的劳绩而得到间或叙功录用；又过了不久，却立即因获罪受牵连，被削去官籍而离去。我所叹息呜咽的苦楚，哪里说得尽呢？即便如此，我仍然庆幸公有深厚的德行，海内的学士大夫也共同指称他富有欧阳修、韩愈、范仲淹那样的品德，不忍心深深中伤我而使我遭受祸患，因此我还得以稍稍延续残余的生命直到今天。即使不能到四方施展才华、竭力为当世效劳，至少还来得及遵守当初的志向，亲近麋鹿，躺卧在泉石之间，这些全都是仁厚之人的恩赐。唉！我于是把这件事写下来，并告诫子侄和族人说：“我过去曾三次因执政者获罪，祖父亲手教给我的诗书，以及他期望我成为的样子和我平生自以为可自负的操守，如今恐怕已经全都毁弃了。先前大力主持刊刻文章、撰写辞词，臣下辞别严嵩，虽然没有达到士人中正不阿的境界，但他的过失还算轻。况且过去与词垣同列的人，有的改任其他郎署官职，有的以病辞职而没有赴任，都能平安无事。其余的人都败落而去。即使是担任严嵩门下职务的人，虽然调任其他官职，祸患最终也不能避免。为什么呢？人情和言语[原文疑有讹缺]，彼此附和诋毁，很难保全名声啊。”我对于先前触犯两位公卿，并不后悔。至于后来所触犯的那一位，我本是他的师弟，只是经过他的州里时哭吊他的丧事，没能来得及完成侍奉他的事情；猜疑和牵累日积月累，最终被谗人离间，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难道全都是谗人构陷的吗？《诗经》不是说过：“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逃避；自己造成的罪孽，就无法活命。”这就是我仰天痛心哭泣，直到今天仍然不禁汗流沾衣的原因。李中丞克斋曾经对我说得好：“凭您的才华，触犯其他执政者，还算可以；可是触犯这个人，可以说是两位贤者彼此扼制了。”唉，实在可悲啊！隆庆元年春二月，写于三黜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