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二】

译又向福建的漳州、福州、泉州以及浙江的宁波等处下令：各贼犯的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邻居，有能自行首告的，不实行连坐；不能首告而被他人告发、查验属实的，就按他们所犯的罪治罪，并酌量用其所犯的赀财充作赏金。作为这些贼犯的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邻居，有能私下捆绑罪犯送来归顺的，也一律免死，赏赐如前。有能把姓名报告官府，借此诈入贼党，本来打算诱使罪犯归来；罪犯如果不听从，因而探知贼情，报告官府，使官兵击杀取胜，或者设法陷害贼人，或使贼人自焚、自沉其船而出来，赏赐也如同亲手杀死辅佐作乱的贼人。故意隐匿同党而不报告的，一律依律论罪。又下令向海岛各夷传示：有能亲手杀死首谋贼人，或者击灭其党数百、数千人以上，审讯俘获首领后上报的，赏赐万金，并加封爵位。愿意每年通贡、入市的，听凭其便。这样一来，做贼的人对外贪图官府除罪悬赏的利益，对内又猜疑同党暗中谋害叛变；做贼者的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既会受到连坐条例和赏赐办法的牵制，又不忍心看着亲党最终死在贼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海岛各夷也会认为跟随贼人的利益小而祸害相当，攻击贼人的利益大；如果世代都这样做，贼人自然会彼此惊乱，必定会响应命令出来投降，而他们的势力本来就不能长久等待。恭敬地请您裁决。第二，整顿军令。我听说海寇聚集，少的有数十、数百人，多的不过一二千人，并不像北虏动辄有数十万张弓的军队那样难以凭力量战胜。然而两三年以来，我军多次出战，六七次失败，甚至一个人跳起来呼喊一声，众人就退避溃乱，望风逃跑，彼此践踏而死。难道士兵的弱小竟到了这种程度吗？这是因为太平日子太久，使百姓不习惯看见兵革；而诸将出兵时又从来没有用军令整肃他们，所以士兵尚未交战，军气就不严整，将要交战时军气便容易怯弱，往往因此容易混乱。如今国家海内各处大量设置的军队，大体情况相同，祸患在于军令不严，而东南尤其严重。我曾经在粤中督率军队，所部署的诸将中，只有东兰、那地、丹州的狼兵，多次能够以少击众，十次出战九次取胜。为什么呢？三州土官治理军队，大体像从前秦人把斩获首级、俘获敌人作为最高功劳；他们部署军队的方法是：统率千人的将领，可以用军令管束统率百人的将领；统率百人的将领，可以用军令管束统率十人的将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凡有一人奔赴敌阵，左右的人就呼喊着夹击，整个伍都争相救援他；否则如果一人战死，而左右的人不夹击救援，临阵就斩杀这一伍的人，并按情节轻重定罪，严重的割去耳朵。凡有一伍奔赴敌阵，左右各伍就呼喊夹击，整个队都争相救援；否则如果一伍战死，而左右各伍不夹击救援，临阵就斩杀这一队的人，并按情节轻重定罪，严重的割去耳朵。不服从命令的斩，退缩的斩，逃跑的斩，散布谣言恐吓众人的斩，被敌人冲击而阵势混乱的斩；敌人已经败逃，假装把金帛遗留在地上，有人争相抢取而不追击的，也斩。一切科条和世间军政著作所记载的没有不同；至于事后论功行赏的方法，战死者受上等奖赏；临阵跃马向前搏斗，因而摧毁敌阵、突破阵势，即使没有取得首级而能挫败敌军士气的，也受上等奖赏；斩获首级的，按首级和俘虏的数量分等论功；斩获首级而又能压倒同伍之人的，立即让他统领原来同伍的人。因此那里的士兵可以战死，却不能失败。我曾带领一千人半夜渡河，下令说：‘众人各自衔枚、提衣渡河，凡是发出声音的，左右的人就把他捆起来带到前面。’将要天亮时，众人全都渡过了河，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又曾在半夜派出一百多人埋伏在草丛中，约定到中午以前引诱贼人经过草地，众人不得移动。后来贼众搜查道路向前走，众人都伏在那里不敢露面；等到逼近阵地，才跳起来呼喊而出。我的约束难道能一下达到这种程度吗？大概是因为他们平素已经习惯了这种训练。近来东南的军队，军门虽然设置了旗牌，却只监守、沿袭先年朱中丞公的旧例；所部署的诸将有失误军机的，从未在辕门斩杀一个将领；诸将督战所部军队时，士卒有临阵退缩的，也从未在阵前斩杀一个士卒。敌人还没有到，军伍就先混乱，简直像儿戏；敌人一到，众人全都不战而逃，简直像鱼群腐烂一样溃散。因此士兵怎么能死战，将领怎么能立功？我所以认为，今天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申明军令、整治军队更优先的了。不只是军门可以这样做，下至兵备参将以及各守备、指挥、千户、百户、队长和其他署理军务的官员，都应当遵奉军门的命令，按照军法办事。凡是团练操演不服从命令的，照例绑起来打一百棍；凡是临阵督战不服从命令的，各级将领都准许在阵前斩获首级，或者割下耳朵悬挂在旗上，以此号令军众。一切治理军队的条款，大体按照三州狼兵的办法。论功行赏时，一定先赏死战的士兵，其次赏冲破敌锋、突破包围的士兵，再其次才赏斩获首级的士兵。赏赐一定从士卒开始，惩罚一定从将领开始。这样一来，今天东南的军队就会成为古代吴越的军队。否则，设置旗牌却不使用，和没有设置一样；即使有百万军队，也无益于使用。恭敬地请您裁决。第三，改良兵器。兵法说：‘器械不锋利，就是把自己的士卒送给敌人。’兵家把铠甲头盔看作首要装备。我听说近来东南的军队，大半没有盔甲，而海寇也赤身作战；他们没有盔甲，和我们的士兵相同，但他们能够死战向前，我们的士兵却不能抵挡，所以我们的队伍容易逃跑。我从前在粤中时，只有田州的铠甲最好：从头盔以下都用坚韧的熟牛皮制成，并灌油处理；铠甲只包裹前后胸腹、头脑和背部，两肩、两臂、双手以及两股，另外用小牛角片制作，设置云肩、敌手等名称的装备，大概是取其伸缩自如、便于战斗的优点。可以试着召来田州的工匠，或者让广东中部能够仿制的人制作，由官府自行采购材料、制定规格。大致一套盔甲用二三金就可以办成。又听说海寇的兵器，强项只在舞刀，常常轻视我军不能射箭。我私下认为，要针对他们所轻视的地方，没有比训练弓弩更紧急的；

译而要破除他们所擅长的地方，没有比仿制狼兵燕尾牌的制度更紧急的。近来东南的盾牌都沉重，不利于进退；只有广东的燕尾牌用桐木或柁木制成，长度和人的身高相当，宽度不到一尺，背面像鲫鱼一样，所以可以侧着身体向前逼近；即使是锋利的刀刃，也不能砍断它的主体。因为轻便，运用起来像鸟翼一样灵活，各种箭矢和石块都可以遮挡。我曾见过广东狼兵中善于舞牌的人，他们临阵前进如同猛禽，不必依靠盔甲，而贼人即使列墙而立，也不能伤害他们；这是广东最为看重的装备。近来想在浙江寻访置办，只有温州盛产桐木、柁木，容易办成。他们的弓弩也一定要采买两广的毒药来浸灌箭头，箭头沾上血丝便会立即致死。但浙江人不习惯射箭，应当像两河以北那样，以悬赏射中银钱的利益来诱导他们，使他们练习。命弓师教会一百人善射，那么善射者可以一人兼领两人的口粮，弓师还赏赐一百金，并授任为百人之将。弩师教会一百人善用弩，那么善弩者也可以一人兼领两人的口粮，弩师还赏赐一百金，并授任为百人之将。这样不出几个月，全军就都能善于射击了。犬其他短兵器、枪棒，也大致依照这个办法。大体以一百人为编制，应当有三十人手持盾牌，像楼橹一样；各自拿着短兵器与敌接战，阵势要疏朗而不狭窄。另有三十人手持弓弩，张满弓弩，夹在持盾牌的人之间。三十人手持长刀、大斧，或者北方的闷棍一类兵器，配置在他们后面。其余十人只负责传达命令、供应柴薪饮水。这就是兵器编制的大概情形。至于火攻、神枪一类，是兵家第一要义，在海战中尤其是首要功劳。东南诸将应当已经督促训练了。我所以不再详说，不过这些只可以用于水师，陆战或许不是最优先的。恭敬地请您裁决。第四，分清战与守。我久居外地做官，不能详细了解浙江诸将战守的事务，只根据近来道路上传闻苏州、松江遭受海寇的事情推断，战守方略似乎还没有安排好次序。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海寇的船只首尾相望驶来时，必定从通海的门户进入，例如苏州的吴淞江、刘家港之类。古人说：守险的人，必须先在险要之外设置险阻来防守。所谓海战的重兵，如各参将所统领的福建、广东募兵之类，应当设置战舰，准备火攻，并谨慎设置侦候，在松江海面迎击他们。贼船还没有停泊上岸，就应当夹着水面列阵，拦截攻击；贼船已经靠岸，就应当随着贼船停泊的地方直接攻打。这是海上争利格斗的部队，应由最勇猛的将领和最精锐的士兵承担。州县的军队，则应当布置在海上门户以内：有时公开用木栅、树枝来阻塞渡口，有时暗中捆置铁索、木桩以及沉没的破船之类，来阻断河道；或者设置轻便锐利的快船，从侧面拦击；内里埋伏火攻，外面张设疑兵旗帜，排列营垒防守。这是守卫海上门户的军队，应由才干稍次的将领和较为强健的士兵承担。至于府、州、县之间，应当环绕城池防守，只在城内外的市民中选择有膂力的人加以编练，用来制造声势罢了，兵和将都没有实际战事可做。为什么呢？强兵在外，敌人一定不敢深入；即使深入，也会遭到前后夹击。近来听说海寇深入昆山，直到苏州城，有的从吴江转向卯湖而出，大概是因为各处军队都围绕城池挖壕防守，起初不能在海上迎击，接着又不能在刘家港通往太仓的地方拦击，所以贼人进入其中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才能够如此狼藉狂悖。我私下认为，这些全都是没有抓住战守形势实质的重大错误。就拿浙江中部的情势来说，浙江东部的宁波、绍兴各府，我不了解；浙江以西，应当在澉浦、乍浦之间屯驻重兵，向西南可以屏障海宁以北，向东北可以屏障海盐以南。大致应当选用像卢、俞二位这样的参将，率领数千兵，列舰防守；这应当严格训练海战，使他们往来追逐敌军，边战边追，这就是所谓统属者对重大战功负总责。至于把兵力分布到杭州、嘉兴之间，听说那里没有通潮的渡口，情势略与苏州、松江不同；因此就在府县以及各指挥中，衡量选取有才干且勇敢的人，分地防守，堵塞要津，坚固营垒，清空野外，或者联合乡兵作为声援，或者埋伏在山林麓地袭击敌人的意外之处，或者毁坏桥梁，把敌人陷入沼泽，这就是所谓分属者对较小战功负分责。可是各哨的兵力，还必须各自依据地图划定部署，譬如下棋的人分布棋子、筹划布局：敌人侵犯某处，就由某支兵力抵挡；某支兵攻击其左侧，某支兵攻击其右侧；敌人又深入某处，就由某支兵抵挡，某支兵迎击其前，某支兵跟踪其后；或者敌人失利退走，就由某支兵在某处张设疑兵旗帜，惊乱敌人而将其击溃。所有这些部署之中，都要计算道路，限定日期，轮流转换主客之势，彼此订立约束；有不遵守节制的，一并依军法处置。这样战与守既已分明，功与罪自然切实，也就不担心不能取得成功了。我是湖州人，拿湖州来说，敌人从海宁进入，就应当在石门防守；敌人从嘉兴进入，就应当在皂林、平望防守；敌人从苏州进入，就应当在平望以及吴江、太湖的湖口防守。然而总的说来，海寇带着重兵，势必不敢深入；所要担心的，只是那些乘船劫掠的敌人，内部有人乘乱窥伺我方防备空虚，替他们开辟深入的道路而进入；或者让贼人诈称是海寇，杀掠乡里，危急时又诈称官兵，使我军不能追踪。这就是有关官府的事情，应当严明号令，侦察奸细，预先督促搜捕。听说近来湖州境内也有聚集党徒数百人的，只怕海寇还未到，内部的祸乱已经潜伏了。我是湖州人，有些话不敢全部说尽，还请您裁夺。第五，选任官员。官员有两类：一类是将领，一类是郡县的有司。近来所任用的参将俞大猷、卢镗，我虽未曾同他们交往，却听说俞君过去在粤中，善于抚循士卒，所以士兵能够为他效死；卢君也曾亲手在闽海一带与贼搏斗，大小数十战，曾经有过声望，大概都是一时的俊杰。然而浙江的杭州、嘉兴与苏州、松江，都是彼此交错的州府，听说那里的将士利害彼此不相干，往往一方用矛、另一方用盾，海上的贼寇便得以避实击虚，扰乱他们原来的行动方向。

译我认为已故副总兵沈希仪可以担当当今东南的大将。沈君奇异诡谲、勇猛强悍，有古代名将的风范。他过去任淮阳总兵时，我恰好在丹徒任职，当时江上太平，沈君本来没有什么显著表现；我曾试探询问他，他的气息深沉内敛。后来他进入广东，曾听说沈君建立的战功以及使各蛮夷畏服的事，虽是传记所记载的，也有可能还不如实际情况。近来他虽已位极而退，但年仅六十岁；听说他回到广东以后，稍有不安于现状、想要出任的意思。把他比作归居蓝田的李广、回到颍上的王翦，一旦出任，必定会更加奋发。我私下认为，明公应当趁他愤懑之时上疏请求起用他；况且沈君是广东的宿将。朝廷如果允许他便宜行事，命令他亲自从籍部调取狼兵、柳州兵数千人，或者再由其他可用的将领率领兵力，从苍梧、豫章顺流而下，我知道其中有许多是沈君过去的部下，他们信服并爱戴他；乌合而成的戍卒，使用起来必然不同。至于各处守备以及江海诸卫掌事的将领，我私下认为也应当由督府会同上疏列名报告；大致应当遍选浙江卫所所属的各位将领，若不足，则南京、江西、湖广等处也都可以广泛访求而任用。应当要求他们取得成功，不因小挫而治罪；应当选取勇猛强悍的人，不要因为他们有短处就完全抛弃。这就是选择将领的大略。至于靠近海边的郡县有司，尤其应当另行讨论，为什么呢？国家没有鸡犬惊扰的警报时，廉洁安静、宽厚长者型的官吏，最适合治理；时常有紧急军书奔驰传递时，能够长途驾驭、远方控制局势的人，也正是急需任用的。因此古语说：宽缓时就宠用有名誉的人，危急时就任用披甲戴胄的武士。正当汉代匈奴大举入侵云中时，皇帝当时即使有龚遂、黄霸、卓茂、鲁恭那样的贤能，也无益于军事任用。所以汉武帝想要在云中、上党等郡与匈奴作战，便征发材官、骑士，让李广、程不识之类的人出任守尉。我私下认为，如今明公对于宁绍、杭嘉、湖州各个靠海的州县，也应如此。明公应当会同巡按，把几十个郡县的长吏及其佐贰都考察一遍，并按照他们的才干加以任用。大致说来，靠海而有忧患的地方，就选择强干、明智、精悍的人才，一概训练军实，修筑城堡，谨慎设置侦察哨，严密部署，把这些事项登记掌握，以备缓急；其余腹地郡县，则选择宽和柔静的人，明确出纳手续，谨慎管理门户钥匙，只以让百姓休养生息为务而已。这就是郡县有司的办法。明公如果不嫌弃，试着在朝廷上把这些话说出来，或许能够采纳施行，那么对于兴兵作战也稍有补益。谨请您裁夺。第六，登记兵伍。自从浙江遭受海寇以来，不知军门登记并使用的究竟是什么兵？有人说，就是杭州以及沿海卫所登记的军队；有人说，是调集各府、州、县的民壮以及贩盐的人；又有人说，是调集处州以及福州、漳州的兵；还有人说，是调集广西狼兵。我长期在外做官游历，不能完全知道实情。依我的愚见，各将领所部署的兵，似乎不可以只是把他们专门统领起来作为训练之兵。这样一来，恩惠不能专一地抚循，威令不能统一，必定不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难以取得战功。况且如今卫所的军队和有司登记的民壮，实际上只是空有名额而已；善于用兵的人把他们淘汰选用，或许十人中取一二人，就可以约束并使他们振作起来。听说处州守坑的军队，性情颇为强健好斗，但恐怕还没有严格训练过水战。福州、漳州的兵，过去应当已经训练过水战。听说其中有许多人跟随海寇从事奸利，所以在各兵之中，熟悉海寇作战方式的最为突出。只是如今调入浙江的究竟有多少，不知道。广西狼兵在当今国内尤其强悍，但真正的狼兵并不容易得到。真正的狼兵，必须由土官亲自部署带领；一出动，其余的恐怕不过是柳州水东岩的游民和广州新会的打手之类而已。如果是这样，也就没有什么超过我们嘉兴、湖州贩盐者一流的地方了。按照我的愚见，所有调来的客兵，只应根据缓急情况，作为声援、策应的兵力，这样就可以了；恐怕不能把他们当作常备军。沿海郡县自己部署、训练、作为常年戍守的兵，必须在本地居民中选择体力强健、勇猛剽悍的人，大致像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一带的公然海上贩盐的无赖、处州的矿工以及一切亡命之徒。大约杭州三千人、嘉兴三千人，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也各二三千人，人数多少按情势差等安排。费用应当从十一郡县的民壮、弓兵等项目中统一计算征取。对于腹地郡县，则替它们减去一半，或者三分之二，只估量留下二三成，供给城库、刑狱等事务而已；其余一并登记，将费用归入官府，令各兵备道亲自按历各州县，或者选择各州县长吏，打破常规招募。况且各州县民壮、弓兵所领取的粮饷，旧例每人七两二钱。然而民间私下转相招募，增加一倍、两倍的也有；追呼以及道路上的费用，更是无法计算。大致请按每名额征收十五两，登记两个人的粮饷来招募一个人，这样总数可以达到三十万两。私下认为，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如今吴越的兵力一定可以由弱变强。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对此感到为难，认为吴越人多半脆弱。我私下认为，项籍曾经凭八千江东子弟，在巨鹿之下与百万秦军作战，那地方就是今天的会稽。当年我高皇帝正与张士诚在苏州、湖州之间相抗，一时勇猛的将领如徐达、常遇春之流，大小数十战，也不能轻快地长驱直进。后来天下统一，称乱的人几乎都被消灭，然后才使他们灭亡；这也正像如今苏州、湖州遭海寇为患的情形。听说近来乡里中的年轻人往往乘隙暗中起事，抢劫作奸。有司如果能不惜重金，用相当于他们食禄的钱招诱他们，三江五湖之间未必没有轻捷而可用的人。只是恐怕费用无法支撑罢了。不要担心没有本地兵。我们浙江之中，取得一万多名本地兵，分别部署在沿海郡县，负责上下核定他们的粮饷，考核编伍。他们的辎重、粮饩、犒赏等费用，则统一由兵备道掌管；兵备道亲自擂鼓执旗，时时训练他们，共同服食、均分劳苦；统属权则交给将领。划定地域防守时，就责成本地兵分扎在外围各营；遇到紧急警报，然后调集招募来的客兵作为声援。这样将领有专属的兵，兵也有专门统辖的将领，主兵与客兵已经分开，缓急时便可以调用。

译这也许是一条办法。谨请您裁夺。第七，修筑城堡。海上的贼寇与北方的虏寇相同，都没有攻城屠邑的谋略，只是贪图子女、玉帛而已。吴越偏处海上，自古以来在改朝换代的时代，往往献上图籍、接受命令，从未有过竭力抵抗王师的事情，所以修筑城池很少。近来听说嘉善、平湖、萧山、余姚、慈溪等县都已经修缮城墙，然而桐乡、崇德还没有听说议论及此；这只是县城而已。至于市镇，如我们湖州府归安县的双林、菱湖、琏市，乌程县的乌镇、南浔，四周聚居的人口，小的有几千家，大的有万家；就其聚集的财力来说，也应当不低于中原州县的富饶之处。应当依据各市镇居住的田宅和积蓄，衡量其力量大小，替他们均分费用多寡，分别划定丈尺加以修筑。有司只须为此约束期限、考核进度、筹划分配，以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即可。至于财物不必登记归入官府；一旦入官，便容易产生隐漏出没的弊病。其他敌楼、城门以及水寨之类，不是民间能够照例办理的，就由官府酌量登记库藏来资助。至于大姓势族居住在野外田间的，有二三家、五七家，或一二十家，愿意随意筑堡的，也听凭他们。近来听说甘肃各边的总督杨公曾经全面推行这种办法，即使北虏有数万人张弓待发，他们也不敢窥伺、仰攻几家人共同修筑的堡垒，为什么呢？他们不过是贪图财利而已。一旦攻打堡垒，里面埋伏的火器和投下的石块，没有杀伤几十、上百人就不能攻下；他们所得不足以抵偿损失，所以不敢进攻。因此我私下认为，吴越之间凡是距离海边一二百里的地方，都应当命令有声望的居民普遍修筑排列相连的堡垒来防守。近来访求其制度，大致是：堡高一丈二尺，基部宽八尺或九尺，向上减去一半；围绕居所，依方圆大小修筑。邻近的人愿意一同加入、租屋居住，或者危急时想要带着子女进去的，可以把各自所有的土地财物合并起来共同修筑。这样民间随地兴建的城堡彼此相望，贼寇即使深入，也不能任意杀掠了。有人说这样势必会扰民。我私下认为，用安逸的方式役使百姓，即使劳苦，他们也不会怨恨；用他们的力量去防御自己无力承受的祸患，而且不愿意的人也听凭其意，怎么会有怨恨呢？谨请您裁夺。第八，训练乡兵。吴越江海之间绵延二三千里，绝不是朝廷的军队能够全部戍守的。汉朝忧虑匈奴，晁错曾请求迁徙富民充实边塞，大概就是让每家自行防守、每个人自行作战的意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如果是今天的吴越之间，就不必另行迁徙富民；这里本来就有田宅富足、财产达到千金、万金以上的人家，房屋相互连接。依我的愚见，应当仿照两广的制度：有才干和力量足以覆盖一里之地，并部署一百人上下的，就任命他为百长；百长有牌，分成若干队，分别登记。把他所部署的一百人的姓名、年龄、相貌，以及各人分持的兵器，登记在牌上，等待约束。有才干和力量足以覆盖一乡，并部署一千人上下的，就任命他为千长；千长有牌，分成若干哨，分别登记所属各百长及各哨兵的姓名、年龄、相貌，以及相互声援的办法，登记在牌上，等待约束。官府所做的，只是惩罚不遵守命令和分配不均的人，不得屡次派人传呼而扰乱他们。平时无事时，千长可以在一乡之中杀牛置酒、歃血订立盟约，以逐步申明声援的约定。等到贼寇已经逼近境内，千长可以举火、放炮为号，集合各百长的兵力，赶到敌人侵入的道路上援助，迎击敌人的到来，打击敌人的退路。有不遵守约定的，就听任千长、百长各自依军法将其捆绑，报告有司；有司立即依军法治罪。如果命令各乡的大姓大族，除按丁登记之外，还能自行招募体力强健、善于技击的人作为各乡兵的先导，就把他们的姓名登记在官府。平时无事时，令他们训练乡里的子弟，官府酌量给予犒赏，以鼓舞他们的士气；有警报时，就责成他们冲锋奋勇作战，作为乡兵的倡导者，赏赐一定加倍。我又暗中考察吴越之间，那些大户势族往往有不惜千金替子弟买一个官职的。如果替他们向朝廷上疏，请求规定：民间登记的乡兵，或大户势族各自招募的兵，能够勇猛剿贼的，凡斩获首级，赏金加倍于官兵；每个首级一百两。亲手斩获三个以上首级的，授予一级爵位，如两广试用巡检之类，而赏金仍减半。累积功劳达到五级以上的，授予世袭百户；累积功劳达到七级以上的，授予世袭千户。凡是他所统领的士兵斩获三个以上首级的，也酌量给予优待。已经取得冠带资格的人，有子弟愿意补为生员以及都、布、按三司承差、知印吏的，听凭其愿；达到五级以上的，准许按前例授一级爵位，或者准许送一名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原本是监生的，准许选任光禄监事、署丞。以及五城兵马等官，达到七级以上的，也可授世袭百户；愿意改任锦衣卫世袭总旗的，听凭其愿。达到九级、十级以上的，授世袭千户；愿意改任锦衣卫世袭百户的，听凭其愿。达到十一级、十二级以上的，授世袭指挥使；愿意改任锦衣卫千户的，听凭其愿。有的是监生，愿意补任内阁文华殿、武英殿等殿以及两房的中书舍人职位，也可以酌量按照先例办理。这样一来，吴越之间不仅人人都会想到保护自己的妻子、子女和房屋，也会更加羡慕、争取爵位、赏赐和恩宠俸禄的到来，争相各家自行防守、人人自行作战，士气就会增强百倍。与官府每年调来的客兵相比，他们所承担的利害和缓急，尤其有很大差别。谨请您裁夺。《与阮函峯中丞书》

译临别的时候，没想到这股贼寇突然大举而来。近日不能有一天跟随您驰骋于军旅之间，实在遗憾，实在遗憾。回家以后，我已经带着妻子儿女进入郡城。然而这就像藏在洞里的老鼠，不知道那边的向背虚实，也不知道您震动部署将士、伺机截击杀敌的具体办法；只是根据郡县哨探传来的消息：贼人包围乍浦八天，后来退散，四处溃逃。海宁、崇德之间，声称要向南进犯省城，又说贼人已经毁弃船只，改为徒步行动。而且贼势虽然人数众多，实际上多是中原人，十人中有七八人，乌合而来四处游走，并没有纪律。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兵法所说的可以用多种办法迷惑他们，趁他们混乱而取胜的时机就到了。他们之所以舍弃船只而进攻，是以为可以照去年旧事，一面焚烧劫掠省城，一面掳掠船只长驱南下。如今听说省城远近的居民都已经搬迁，大小船只和河港也都已断绝，那么这伙贼寇前面无法掠夺，必定会像蚂蚁一样蔓延到仁和、钱塘、海宁、德清之间，又不知是否还会蔓延转入湖州。万一果真进入湖州，从南面由塘栖而下，接着是大海漾，再是菱湖，再是湖趺漾，再是前山漾，再是碧浪湖，直到郡城之下向东延伸；随后是思溪、双林，再往东就是吴江的莺脰湖、澜溪等处，四面都是水泽深壑。您如果能与督府公同心协力，带兵相互配合，形成掎角之势，彼此相互声援，边战边追，大致对于水兵，就选择三府中轻捷精锐的兵，乘坐快船，在船中埋伏善于射箭的人，奔驰追逐并射击。若遇到贼人排列船舰向前推进，就使用[原文作“法矿”]、佛郎机等火器，横冲直击。对于陆兵，就选择广江土兵、处州兵、山东兵、直隶兵，分哨布置，依据地形利用壕沟、树林和险阻，不可轻易交战。或者等水兵蹂躏敌军之后，再乘势夹击；或者等敌人失利，再乘胜突击；或者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出兵，乘机掩击。这是万无一失可以取胜的办法。自塘栖以下，所谓五湖巨浸之间，也可以凭这一战取得胜利，建立百年功业；这是我不肖所翘首希望听到的。所有应办事宜，先前已经载在另一幅信中，我这里只等贼人经过塘栖以后，水战大致展开。至于贼人如果还在海宁、钱塘之间，又应当以陆战为策略，伺机分哨，不能一下子全部说尽，总的说有两种：迎敌时就严整阵势等待他们，不可轻易被贼兵诱骗；兵法所谓“其阻如林”，正是用来压制他们狡黠剽悍的气势。这是贼人众所周知的办法。伏击时则设置欺诈，乘机攻击，选择有利地形布置兵力。各路兵力横冲掩击，突然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兵法说，猛禽将要攻击时，一定先隐藏自己的形迹。这是为了夺取敌人的士气，扰乱他们的听觉和视线而将其击溃；这是贼人必定不能预知的办法。相隔遥远，既然彼此思念更加深切，我不胜惶恐匆促，奉上这些话，并附呈敝府守城的办法。十万生灵的性命都系于此，万望您赶快赐予施行。《与赵玉泉大巡书》

译东南几个郡自从开始遭受寇乱以来，州县听到风声便如同毁坏崩解，大概是太平日子已经延续太久，武备全都废弛，所以仓促之间陷于窘迫，本来就应当如此。至于朝廷命令将领、征调军队，已经有好几年了，最终却没有成功，我愚昧地猜想，是因为将领没有专权，形成十只羊九个牧羊人的局面，所以如此。古人任命将领时，要让将领到宗庙拜见，专门负责阃外之事；一切修缮军备、聚养士卒、生杀封拜，都不必回报中央复核，甚至只给空头诏敕，让他便宜行事；遇到敌国外夷，还给他厚重的贿赂，让他深入敌境进行离间；即使偶有小挫，也只责成他取得成功，往往宽免文书法令方面的过失，所以能够随缓急而如意行动。国家征伐的权力如今已经转移给巡抚，却没有专门授予将领，这已经与前代不同了。巡抚所能专掌的事务，不能越过千里之外；于是总督府总理其事。像总兵何卿、沈希仪这些人，都是川、广一带的名将。近来听说他们到达时，所部署的不过是随身携带的几十名家丁，加上本地一二百名乌合而成、游荡求食的士卒而已，再没有数千名专门由他们统领的兵。至于一切无法估算的费用，也没有让他们能够任意支配出入，使他们厚赏、收买间谍；而督府虽设置旗牌，往往训练时从未真正依军法办事，等到出师便望风溃散，也没有听说在军前杀戮一名偏将副将来整肃士气。如果确实如此，又怎么能有拼死作战的士兵并取得胜利呢？近来又设置重臣来监视察看他们，颇听说那边东进的总督、巡抚以及将领以下，往往一听风声便心怀猜忌，彼此疑惧；这种情形与唐代监军掌兵的旧事有什么不同？这是极难取得成功的地方。明公如今所办的事情，首先就应当建立这一点。其次是选调客兵这一项：今年调来的三州狼兵、永顺土兵最为骁勇强悍，不幸战机已经错失，未能取得全部功效，难以再次调来；近来抵达的川兵还没有听说如何处分。我独自认为，倭奴的长处在于锋利的刀刃，各兵不能同他们相抗；但他们没有盔甲，只有选择善于射箭的人才能压制他们。应当从河南、山东、北直隶的民兵、奇兵以及河间、保定达官所属的兵士中，酌量选取射术最精的一二千人作为前锋，再挑选体力超过常人的、善于使用闷棍的人辅助他们，大致不过三千人；这也许就是今天可以全胜的兵力。各兵都已经登记并由官府供养，不必另费巨资；而且今年十一月以后、明年五月以前，正是他们下操、团练的时候，酌情调发，使用一次也没有什么不可。其他种种事宜，我从前已经在寄给李汲泉中丞的信中略作详述，曾经呈给您阅览了。大体上，是为浙东及海上的马匹瘦弱而设的办法。各山中的战机，我不详细了解。至于嘉兴、湖州、苏州、松江，能够便宜行事的办法，我从前所说的那些，或许有许多近似之处。内部侦察贼情这一条，尤其紧要。近来听说海上各岛纷纷争相起事。军门兴兵数年，尚且不能掌握其中一二项要领，遇到缓急又凭什么谋划对付敌人？明公通达而熟悉当世事务，何况过去经历过闽海一带寇乱蜂起、蚁聚的初始，以及兵连祸结的长期情势，必定有洞察一切、明如日月的见解。只是山谷中的踪迹，没有机会亲自侍奉请教罢了。有人说：不打通海上贸易，就不能瓦解他们的党羽、侦察他们的情报，这是今天最急迫的事情。我从前曾当面谈过，不敢再议。至于敝府防备海寇，尤其与浙东海边诸郡的情势不同。湖州多大水泽，海寇从旁边的溪流夺船进入，难以追逐。况且湖中有很多贩盐的亡命之徒，以射虎、打猎捕生为业，都是使用强弩、勇猛好斗的人。如果按七个州县的山田、地荡、海亩，每年征收一分以上的银子，可以得到五六万两。就在归安、乌程、长兴各县招募盐徒二百、虎手五百、打生五百；把他们登记为凭借原来所熟悉的盐船进行水战的兵，在其中选择财力雄厚、势力众多而有智谋才略的人部署统领。大致每人每年发给工食银十五两，计算三千名兵，每年费用应为四万五千两。至于兵器，各人用自己的船、自己的弩、自己的枪炮，并不需要官府另行设置；偶尔修补，费用也不多。只是火器、火攻以及一切赏赐的费用，应当由明公从其他郡县的佐贰官中选择有特殊才干的人，酌情调来这里，专门负责这件事，名为“湖中水战之兵”。我私下估计，海寇的长处在于挥舞利刃；我们的兵只乘坐快船袭击他们，必定不与他们进行陆战，那么他们的利刃便无从施展。海寇的短处在于不能远距离作战而且赤身搏斗；我们在百步以外，选择虎手、打生中最精锐的人乘利地射击他们；距离已经接近到数步以内，就聚集盐徒中最剽悍的人，手持长篙、枪炮等器械冲击他们。他们绝不可能占到便宜而深入。这是我刚回乡时曾把这种办法告诉郡守公的。郡守公也召集各乡先生共同筹划并答应了，后来却没有实行；恐怕征取的钱财太多，容易引起其他议论，所以最终中止了。只是我不知道近来乌程各县所召集的粮长兵船、大户兵船、里长兵船这一项，费用很大，而且全是脆弱懒惰的丁壮，何况人和船、器械彼此不熟悉，十人中没有一个能用。至于有司借此机会加以科罚，早晚接连不断，上级官府不能控制其多少，百姓也无法查明其收支，这就是凭借虚声而滥用实际费用，实际上万无一用的做法。如果明公下令有司，停止粮长、里长一切征调兵夫的办法，而按照田地来供养士兵：一方面，各家按照财产多少，拿出百分之一来修治军备，费用就比较均匀；另一方面，官府能够登记那些强健好斗的士卒，乘坐原有的船只，使用原来熟悉的兵器，人和器械彼此熟悉，缓急时便能使用；再一方面，既然设置专门的官员统领专门的兵力，就以海寇平息消灭为期限；一年终了若仍未停止，就照旧按亩征取钱财，这一办法可以长久实行。我的看法就是这样。至于杭州、嘉兴、宁波、绍兴以北，又与本郡的情势不同，我不敢妄自涉及。但贼寇随着潮水往来，调来的客兵一定不能长期戍守；至于乡兵，则不可不及早训练。因此我私下担心，各府征取钱财、修治军备，大致也应当依照这个办法。谨请您裁夺。【卷之三／书三】《答董浔阳中允书》《复丹徒邑谕唐白野先生书》《与督学王敬所书》《答朱太学书》《与沈青霞塞上书》《与沈青霞塞上第二书》《复沈虹野书》《与喻吴皋中丞书》《与吕沃洲大理书》《与侯二谷宪副书》《与查近川太常书》《酉?州画士蒋晓山书》《与萧柱峯太学书》《与赵方厓中丞书》《与何吉阳司寇书》《与万枫潭中丞书》《上袁元峰相公书》《上杨虞坡大司马书》《白华楼藏稿》卷之三，归安茅坤顺甫著，邑人姚翼翔卿编。书。《答董浔阳中允书》

译使者来时带来您的亲笔信，还怜悯我免官以后又接着遭逢兵乱的困窘，认为我不能任情纵意地寄情于山水之间，来追随古代隐居岩壑的人，这是多么为我忧虑而又爱护我啊！然而我在这里也暗自稍稍懂得自我持守了。被放逐以来，我独自躺卧在山中，既然与世事隔绝，床榻之间只有下一局棋；古今的坟典以及诸子百家、《庄子》《老子》的言论，间或有几十卷；面对棋局，在劫争、破围以及双方胜负的地方，便感到爽然自得。读传记读到《庄子·马蹄》等篇章，就陶然欢喜；有时读到屈原《卜居》、贾谊《鵩鸟赋》，又潸然凄楚而流泪。从来没有不就着那些人所以得到的，来凭吊这些人所以失去的。山中没有别的宾客，偶尔有人带着金钱来请我写文章；他们来了以后，我既不能推辞，又不敢私自收下，就叫儿子把钱装入袋中拿到集市，买酒和鲜肉，与来人一起醉饮，尽情欢宴嬉游。正当我放声歌唱时，山鸟仿佛要应和，林花纷纷飞落，邻家的老人一边笑一边嘲弄，却没有人真正了解我。兄长您说，我这究竟算得到，还是算失去呢？这样说来，我虽然进身不能像兄长诸位那样翱翔四方，退居也比不上古代岩壑中的隐士，披着绿蓑在五湖垂钓；然而在干戈纷扰的时代，一间小屋，仍然可以凭借丰茂的草木，仰卧而吟哦。我的情怀和志向，从来没有因此摧折颓废。兄长何必对我说那些呜咽困顿的话，替我愤懑并哀悼呢？我希望兄长努力，在清明的时代同金马门、承明殿中的士人相互争胜。至于我在山中的功课，没有别的可以陈说的，只有像下面所说的这些而已；如果还有其他旧日相识的人怜悯问候，也烦请兄长把这封信给他们看看，如何？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复丹徒邑谕唐白野先生书》我解职向南归来，承蒙您寄来亲笔信，信中呜咽叹息，仿佛既在哀悼我这个不肖之人被夺去官职，又怜悯我并非因罪而遭此事。可是，您读古今传记，应该已经上下考察数千年了；其中可悲、可惊、可愤、可流泪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金山、焦山之下，大江岸边，难道还没有渔父摇橹唱歌经过那里吗？我回到山中，左手拿《南华经》，右手拿棋局，醉后就提笔写文章，稍稍写得淋漓尽致，便以宴饮嬉游来任意寄托丘壑之思，这也算是一种生活方式。幸望您暂且把这件事放下。您门下的士人以及过去任职时的旧日朋友，或者外乡先生问起我时，请替我回答说：“已经起草《北山移文》很久了。”这话似乎不够恭敬，不应当让您听到；只是担心您远方挂念，所以不得不把我自得其乐的情形说出来，使您一笑。《与督学王敬所书》自从在塘栖分别，已经超过一年了。兄长的道业一天天进步，学问一天天显著，地位一天天升高。古人所说的修养自身并在世上显现，这正是兄长的志向，也是兄长正在做的事。而我不自量力，偶尔私下依附在兄长声气相应、志趣相投之间，和您共同努力于此。然而进身时不能在当世正直地推行自己的道，退隐时又不能在山林修养自己的学业。一两年以来，丘壑隐居的踪迹与烽火警报交替出现，我每天只带着妻子儿女逃窜在山谷之间，想携书坐在树下，像鸣叶的蝉、吟草的虫那样自得于自己的爱好，竟然也做不到。唉！曾听古人说：“诗只有困穷之后才写得工巧。”我私下认为文章似乎也一样。如今用文章来遮蔽自己于干戈昏暗之中，即使有时想要追求精雕细琢，给人铭刻墓志，歌咏人的社祀，和古代那些因守道而困穷的人相互切磋，又已经疲惫而零落了。这样哪里还能因为困穷而更加工巧呢？豫章一带，罗念庵是当今南州的徐孺子。其他如东郭先生、善山先生、巾石先生，都传承阳明之学，在州郡之间振响黄钟大吕，与古人并肩而立。兄长今天经过鹅湖、白鹿这些地方，难道不会寻访二陆、晦翁、东莱诸位君子的遗业而加以修习吗？《传》中说：“师道一旦确立，善人就会增多；善人多了，贤能之才就会来辅佐，天下便得到治理。” 如今的世道，仿佛枯萎的树叶、残败的花草，处在穷困的山崖和横流的水波之间，一天天混浊，一天天沉沦，再也没有力量振作。所能依靠的只是各位志同道合的人，还像将要天亮时的星星，在人世间闪着微光罢了。希望您更加努力，希望您更加努力。至于我，本来确实有所不能。怎么样，怎么样？想要出仕用世的念头，我已经彻底割断了。前些时候当权者的推荐，大概是不知道我的旧事，不知道我获罪的缘由等等。有人想让我按照今人的局面，把自己拿到世上去出售，兄长怜悯我，您说我也能这样做吗？唉！在这里困穷而不敢不把文章写好，这或许就是我勉强依附在兄长声气相应、志趣相投之间的地方，您应当不会嫌弃我。仰仗兄长了解我的爱护，我又只在这封短笺中略说，不能把一切都说尽。《答朱太学书》承蒙您怜悯我的病体，数次用佛教静养的说法来劝告我，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只是我平素喜欢写文章，文辞之间也免不了时时应酬；又喜欢下棋，有客人来了就挽留不让他走，有时甚至直到过了一整天。然而我所说的“静”，与兄长所说的或许稍有不同。先儒曾说，有意追求寂静，本身就是动。假使达摩去统率三军，和人坐在栏槛旁观赏猎杀，胸中的景象也可以由此参照。所以佛教喜欢莲花，是因为它出于污泥而不被污染。怎么样，怎么样？《与沈青霞塞上书》

译兄长既然已经在上书中谈到国家的事情，独自住在塞上十多年，我睡梦和思念的魂魄，有一半都在楚辞《离骚》、宋玉《招魂》等篇章之中；因而想到兄长带着妻子儿女羁留在山谷之间，早晚所听见、看见的，只是烽火的颜色和战鼓的声音。秋天八月到来，草木已经凋落，大雁向南飞翔，兄长您是否也曾为此流下眼泪，沾湿衣襟呢？不过，我们从前曾共同读传记，读到朱云折断栏槛的地方，没有一次不是跃然而起、击掌赞叹，希望能亲眼见到那样的人；何况我曾经跟随兄长交游，平素以文章和意气同您相互抗衡，这难道也差不多可以算作古人所说的系带结交吗？更何况兄长亲自实行了像那样的人一样的行为，慷慨激烈，在上下之间周旋呢？过去从粤中写信进京时，我曾替六个人作诗咏赞兄长：翁太守迨山、莫提学中江、侯二谷王佥宪、东华和我，共六人。那首咏兄长的诗，我还记得四句：“做官不过执戟郎，谏书为何这样狂？难道没有眷恋妻子，只是为了报答君王。”当时有客人私下听到，也都流下眼泪。我曾间或拿出几两俸禄，连同前面的诗托陆锦衣寄给兄长，不知道是否送到？后来我调任大名兵备，巡视县境进入清丰，经过南将军祠，因而想起兄长从前托我记述此事，我还没有回复；望着南将军庙的形貌，仿佛还看见他跃马挥戈的地方，于是低回叹息了很久，便草草写成文章，命令他的县令温君名如春的人刻在石上，以此回复兄长。我又另发公文给温县令，让他征收罚金四十两，附在这件事中。不久，我便被罢官离去。后来温君派吏员来问候我，已经按照公文所说报明，并派使者送到塞上去了。不知这样也没有辜负兄长吗？唉，唉！从前我们同声相应，如今却身处异域；四时更替，头发已经衰颓而变白，难道这仍然有意于国家吗？愿兄长赶快回到内朝，与旧日朋友在清贵的朝廷、凤池之间相互联结；而我也将从山林丘壑中仿效古人写作歌颂圣德的诗篇，放声歌唱国家的盛事。万一愿望不能实现，希望兄长闭塞言路、积蓄精力，委曲忍耐，等待时机，不要因愤懑而哽咽。他日编写《名臣传》的人，一定会把兄长附列在朱云之后；希望兄长能够自信、自爱。张尚宝即将出发，匆忙附言；另外送上三金，略微帮助兄长补贴塞上的柴薪饮食。《与沈青霞塞上第二书》我年轻时依附着兄长的豪气，常常屡屡自我得意，希望请求缨绳出使北阙，在万里之外鞭挞敌兵；不然，就应当成为同那些折槛、牵裾进谏的人一样的一流人物，在当时做一名直臣，或许可以成为古代豪杰俊士那样的人，声名传到后世。后来兄长从下级官吏中上书进言，因言论不当而被贬出塞；当时那里正包裹创伤、携带妻子儿女，匍匐于朔漠之间，距离死亡十之八九，这是多么壮烈啊！我不肖，也跟随在郎署之后而被处置，粤南的官府同椎发卉服的夷人相互争斗，我没有料到竟手持符节置身蛮烟之中，期间跟在战鼓军阵之后，稍稍立下些微功劳，用来报效国家，也颇以为没有辜负当初的约定，或许可以奋力报答知己了。然而我不肖，最终仍因罪被废弃，近来又徘徊在山丘沟壑之间，同抱岩的雾气、鸣叫的候鸟朝夕相处，私下怜惜自己先前那种挺然赴死、斩断衣袖也要奋进的气概，大概已经摧残剥蚀、消磨殆尽了，就像已经醒来的梦，再也不能自我言说。如今兄长羁旅在外，听到清越的胡笳声，和着变征之曲，读着《离骚》的文章，参照《小雅》的诗篇，难道不会感到冷然自恨、爽然自失吗？士大夫从燕门来，还时时谈到兄长身材魁伟、意气自豪；如今您郁郁不平得很，并且散尽游士的资财，供养那些仗剑之士，多次想把踪迹寄托在边塞亭障之间，希望得到恰当的时机，像陈汤、傅介子一类人那样，在当时建立万世之业。唉！南北相隔数千里，不知道事情究竟会不会如愿。近来得到《鸣剑集》，读了其中文章，在那种沉郁激越、叱咤风云之间，也稍稍可以按察而加以验证。《传》说：“平素习惯于夷狄的生活，就在夷狄中行事；平素经历患难，就在患难中行事。君子面对君父的怒责，可以怨恨却不诽谤，难道能像古代节侠之士那样做吗？”皇上的年纪已经很高，圣德日益隆盛，近来下诏让被逐的臣子还朝，其中的事机远近，我们无法知道，希望兄长改变想法、平息意气来等待时机。《诗经》说：“还没有见到君子，我的心就忧惧不安。”希望不要因为这是远道传来的话，就置之不理。我的耿耿之情千言万语也说不尽。再复沈虹野书 使者带着我的稿子回去，已经向您报告了；后来又劳烦使者把您的亲笔信送来，其中所说的事情如此如此。我替兄长精心推敲、修改的文章，对于前稿中直露而过于傲慢的地方，已经全部删削涂抹了。像“庙见”二字，以及称作“长子位中子伟”的地方，都是所谓画工最费苦心之处，不知兄长能否体察并怜惜我的用心？来信还说要删去“杜”姓二字，依我的愚见，这正是古人所谓“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万万不应避讳的地方。兄长难道没有看过诗人歌咏商、周开端的原因吗？甚至“鸟卵”“巨迹”等处，也一并加以歌咏，并刻在宗庙庭院的鼎彝上，大概是有其道理的。太史公为卫青作传，写到“卫青没有本姓，卫媪生卫青”时，古人在这些地方，难道敢含糊丝毫吗？近来唐荆川为司谏施子羽撰墓志，在复姓一节尚且隐去；但谏诤的义理，正是如此。兄长是贤者，一切文章和品行，都努力同古人的最高标准相追逐。他日百年之后，能够使您在当时成名、在后世流传的，正应当同古人相吻合，难道一定要吞吞吐吐地效法世俗的眼光吗？不过我恐怕违背兄长会获罪，所以已经在另外呈上的稿子中把它删去了。假如依照古人的法则，按我的见解，请兄长直写“杜”姓二字，也不失为仁人不使亲人湮没的做法。使者回去时，我正从船中呵气取暖、握笔写信，匆匆写下答复，不能尽述。与喻吴皋中丞书

译我依附着公参加鹿鸣宴，至今已有多年，这正是古人所谓知己不可再得的人。不过在我还挂名仕籍时，南北东西相隔，不能相互往来；间或得到公的亲笔信以及所赠诗文，读来姑且用以慰藉我在江上束带为官时的思念罢了。等到我因罪被废之后，苕霅一带水路偏僻，又在吴地西南角，少有士大夫舟车往来，音信无法得到，简直像蛰伏的虫一样。近来有客人从京城来，得到《缙绅录》，才知道公已经出任大中丞，并且督理江防，我非常高兴。石城、钟山之间，吴、晋、六朝的风流文物，姑且不谈；何况我高皇帝曾经挖壕筑城并定都于此，在江流关下以百万大军击败伪汉，其战事即使古代所称的巨鹿、昆阳、赤壁、淝水之战也不能超过。况且城郭宫阙、图书武库，正是圣人用来统一天下、使四海臣服的所在，应当同公胸中的文采才思朝夕相映。公登临游览后，能否慨然作赋，并且续和班固、左太冲诸位君子的篇章呢？我在贬任南省佐官时，颇有意积蓄这种志向，后来却忽忽然没有完成。草草数年以来，国家多有变故，南方的局势也不振作了。近来听说禁军发生变乱，渐渐同唐末各藩镇的牙兵没有区别，恐怕不是盛世所应有的现象。希望公同深识远谋的人士，如沃洲公等，共同商议、挫败这种局面。乌有先生、亡是公子，往往在篇末借以揭示缺失、讽谏国家；这就是我为了成全公文章上的好意而尽的一点微薄心力。其余不敢全部说了。与吕沃洲大理书 近来在督府公那里，派来的使者带来了公的亲笔信，间或还附有便笺；所嘱托的事情，我的答复想来已经送达记室了。近来一切平安吗？公的才华和见识，是当今的管仲啊。您不甘心在闲散之地蹉跎，只是自怜多病，又没有嗣子，所以借着出仕游历随时沉浮。我的愚见是，圣人并不学习养生家的做法；然而养生家的道理，只有得道最深的人才能担当。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忘却生命本身。我为公忧虑的，只是嗣子和后嗣之事，所以曾经客游公门下时，以及公所赐的亲笔信中，我自己所忧虑的也只是嗣子。但恐怕终究难免有一道障碍。金陵有许多优美的山水，又是天朝的镐京；城郭宫阙、舆书武库，左太冲的赋也无法全部写尽，如今还保留着十分之五六。公以博通古今的学者身份，同二三位知己在其中游赏，正可以保全真性、完养元气，实在很能自得。忘却一切又忘却一切，每天都无所得，也无所失。古人所谓玄牝之门、万物之母，或许就在这里吧？我年轻时曾在官府中任职，偶尔喜欢学习用兵的诀要，也颇有驰骋四方的志向。等到因罪被废之后，一切挥戈跃马的气概，渐渐消磨殆尽。近来又多病，将要天天在林木藤萝、池塘草野之间萧瑟度日，简直不过像一只栖居土中的螺虫罢了。公难道不会怜悯我吗？恰好女婿金生要南游太学，特意写下这封短信，稍稍通达我耿耿的心意，不能尽述。与侯二谷宪副书 前些时经过荆川司谏家，遇到兄长派来的差役，得到亲笔信，匆匆写下几句话，让他回去答复，想来已经向您通报了。读到您精美的刻本，清新旷达、疏散飘逸，确实像所谓雁荡、赤城间的人物。遗憾的是未能得到全帙，纵览兄长的胸襟和内心。潘天泉远道索取大名志的草稿，我当时已经完成十九篇，其中还有几处需要一一订正。听说天泉兄马上就要报送刊刻，为什么这样匆促？难道是因为我迟缓，反而使天泉兄获罪，所以想用迅速办成此事来替我赎罪吗？其中草略的地方，烦劳兄长替我详细订正。南乐霍贯道，是我从前在河朔做官时提拔的人，曾任千人将。他忠勇壮伟，颇可比拟古代的南霁云；而且出身行伍，率领两三千人，部下两三千人感受他的恩威，不敢侵犯，有名将的气度。今天在兄长幕府中可以询问而知道这些事。他曾经过北塞，亲手搏杀胡人而归。等我解任南归时，他在黄河边哭泣送我，并且亲自请求，希望能够战死在倭奴手下，以报效国家。我罢官后拒绝了他的请求，但也告诫他不可轻率争斗。没想到不久，他承受国家选拔的六郡骑射之士的任用，于是率领部下南下，刚到松江也屡次立功。可惜在皂林之战中力竭而死。不过他所杀伤的倭奴，大体也与自身的损失相当。倭奴之所以不敢蹂躏太湖、威胁杭州，反而徘徊不进，想以此诱食督府的饵食，最终陷入困境而灭亡，也有他这一战的功劳。大略已经见于我前次寄去的《纪剿徐海本末》中。我曾想为贯道撰刻一篇墓铭，使他的事迹流传后世，草稿写到一半已经夹在其他稿件中，到现在也无法查找。贯道的儿子腾蛟回去得很急，因此匆匆把稿子送去，尚未能了结这件久负的事情。幸望兄长同天泉在郡志中记载他的事迹，并且让如今军队中的人也知道：忠勇之士即使战死，后世君子仍不会忘记他的情谊。如果能在南霁云祠旁题写几句话，并让贯道附祀在祠下，也是兄长盛德之事。他的身体虽然已经暴露在外、湮没无闻，但访求古人招魂而葬其衣冠，以及抚恤他的遗孤等各种事情，只有请兄长同郡守诸公努力办理了，其他不敢多说。与查近川太常书

译长期卧居山林，终于养成了懒散的习惯。加上春天以来读《岁书》，才知道虚浮的一生已经四十九岁了。于是想起解去印绶已有五六年，离开兄长在京城任职以来，又有八九年了。我自幼以来，像兄长这样的深交，能有几个人？离愁在不知不觉间逝去，忽然就像羽毛飞驰一样快。如今在这里抽出镜子面对自己，胡须虽然还没有完全白，已经一天天稀疏了；面色也渐渐黑黝而枯槁了。过去想依附兄长诸位驰骋四方，几次按阅古代名贤传记所载的当世功业，总自以为未必不能赶上他们，那时的气概多么盛大啊！而如今又在哪里呢？前些时等候董甥的使者从京城回来，得到兄长给施验封的信，大意也感叹我的岁月如流水、久困林壑，说一切书信问候不应当同中朝士大夫完全断绝。这若不是骨肉般、心肾般的深厚爱护，怎么会达到如此地步？更有一两位知己，有时像汉代人嘲笑扬子云那样，面对我斥责说：“某人如今是贤者。”那个人正处在内外权要的肘腋之间，是众人凭借以获得提拔的，事情像流水一样顺利；而我独自留滞在林中，大概只是因为天下人都崇尚黑色，唯独你一人是白色罢了。我笑笑没有回答。使者从兄长那里来，又转述兄长的口谕，说的也大致如此。唉，兄长是爱护我，却没有深入思考啊。我曾读韩退之所撰柳子厚墓志铭，为子厚一被斥退便不能复起、而中朝士大夫中又没有援助他的人而痛惜。如今有人因此责怪子厚，说他的气性过于峻峭，所以故交不肯援助他。依我的思考，那些大名士和卿相因为子厚不能圆滑柔媚、处世润泽，于是疏远并弃置他，原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唯独韩退之同子厚，文章在当时相互抗衡，他们如乳兄弟般的知己情谊不可谓不深。看他叙述子厚由柳州改任播州时，仿佛要在朋友之间欷歔流涕。退之由考功郎晋升为列卿，也曾经在朝廷显达。当时退之如果稍肯出些力气，在公卿之间奔走求援，像《三上宰相书》那样做其中十分之一二，子厚未必会困穷而死在粤地。退之不能在当时援助他，使他脱离困境，反而在墓草已宿之后才去凭吊，未免过分了。然而以子厚那样的才华和美质，假使像如今市井中为十金利益而奔走的人一样，像鸭子啄食、爬伏在地那样向当世献媚，即使没有韩退之那样深厚的交情和文章上的知己，也未必会最终被摈弃、零落到这种地步。如今他竟然如此，正是因为一寸有它独到的长处，一尺也有它独到的短处。子厚宁愿在钴鉧潭饮瘴气，也不肯派一个使者到执政者身边；宁愿以文章同椎髻卉服的夷人相交往，也不肯向二三位故知低头求援。像韩退之这一类人，也有他内心自持的缘故。后世的人难道能够全都嘲笑并非难他吗？所以我面对退之所撰子厚墓志铭，未尝不想把他用来吊唁子厚的话转过来，既慰问又责问退之。只是子厚在当时，同刘梦得交好，又依附王叔文等人，大概已经陷入世俗的公议之中了。后世有士人，文章的盛名虽然有时赶不上子厚，但他一生任职于州郡、佩印治理千里的期间，文武将吏没有不怜惜他的才干、为他罢官后无从施展而悲伤的。假如有当世的朋友像退之，官位不只做到考功，显达不只做到列卿，他所引荐提拔的天下士人接踵而来；难道他唯独责怪子厚所不能做到的，而替别人去做吗？是没有耳朵、没有眼睛吗？还是怜惜子厚的文章并没有立刻低于自己，所以同他并声而驰；他的仕途功业又仍然显明地留在人们耳目之中，不应当最终把他摈弃而使他枯萎湮没？或者只是怜悯他的愚拙，指出他的不能，而把原本用于提拔别人的力量转来帮助他吗？唉，我说到这里，也足以放下笔来嘲笑自己了，又何必等别人来嘲笑我呢？恰好我派使者护送小弟某到京城参加选官，他将经过兄长那里，问候起居，也想借机答复兄长口谕中所说的那些话。不知不觉竟吐露到这个地步。希望兄长同一两位知己估量我的一生交游，看看他们的文章深厚、气力充沛，有没有像子厚之于退之那样的关系；假如甚至超过这种关系，希望请他们不要只责怪子厚，而稍稍用委婉的话替我请求。韩退之如果有知觉，在九泉之下未必不会自己悔恨。您看如何？您看如何？致酉?州画士蒋晓山书 旧日属吏朱遂经过，得到您所画的《鹿门图》，于是把它作为屏障挂在草堂中。直到今天，图中的烟云泉壑仍然仿佛早晚萦绕在我的胸襟衣带之间。近来又得到您临摹的东坡像，展开绢帛面对它，只见他戴角巾、穿野服，肩背疏朗，姿态明秀，仿佛在西湖、赤壁之上向他作揖，同他一起载酒作赋、归去一样。东坡在当时忠诚信实、卓异豪放，最终不能被世所容；他的仕途所到之处，就像漂浮的断梗、枯萎的草木随江湖漂泊，他所遭受的困顿、压抑、摧折、排斥也很严重。然而他的文章和大节，直到今天仍然光明显赫在人们耳目之中。五七百年来，人们还把他的衣冠眉宇画成像，收藏在名山之中；像这样的事情，果真是由于他本人，还是由于后来的人呢？听说您擅长绘画，对于山川花鸟竹石，没有一样不能得其神韵。您不画山川花鸟竹石来赠给我，却偏偏画东坡，难道是认为我的气味和志趣、梦寐所想，或许同他有千百分之一相近吗？我虽然年轻时喜欢写文章，后来释褐考中进士，间或也不自量力，希望同那些以事业成名的古人并驾齐驱。如今已经衰颓得像一株腐朽的树木了，只是我三次被斥退的经历，在漂泊之中□□，稍稍同东坡相近；而我的身体虽然屡次受到世人的困顿、压抑、摧折、排斥，其中明亮坚定的见识却没有改变。我曾读东坡被贬惠州时和陶渊明的诗篇，未尝不欣然神游其中。人事有兴替，往来成古今。我面对您赠送的画像，酒喝到兴浓时便淋漓慷慨，于是洒酒祭奠，说：“您的赋中不是说过吗？他本来是一代的英雄，如今在哪里呢？我悲叹您能够逃脱宠荣和患难，却不能逃脱您的名声。画像至今还在流传，使今天的人仍然面对绢像凝望，牵引目光而欷歔叹息。”不知道您认为这话对不对？与萧柱峯太学书

译公匆匆东渡，为什么相见这样困难，而分别又这样仓促呢？青霞兄以忠孝廉节闻名天下，只因性情慷慨激烈，竟被世人构陷而遭极刑。天下士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尚且为他鼻酸流泪，何况我们这些同他有交游的人呢？近来听说朝廷已经减轻他的罪名，放出他的妻子儿女，使他们能够回来。然而最令人痛心的是，青霞的骸骨还不能运回若耶、秦望之间安葬，而他一生所写的文章，在事变发生时又被当事者收缴。青霞的身体可以被杀死，但他的文章精华，正是写出他忠孝廉节修养的东西，千百年之后仍然不可磨灭；能够使它消失的，正是目前这种处置。听说柱峰少时同他有肺腑之交，难道不会为此悲伤呜咽吗？主父偃死后，孔仅的车子出来收葬他的尸体，汉天子称孔仅为长者；他的遗文还得以载入史册，直到今天仍然保存，是因为当时的故知好友共同搜集编纂而没有忘记旧情。我虽然浅薄低劣，愿意同公一起承担此事。如今听说他的妻子儿女回来时，除了包裹行囊之外一文钱也没有，寒冷时没有衣服穿，饥饿时没有食物吃；他祖父过去遗留下来的田地房屋，又已经荒废了十分之六七，更不知道能否供给他们日常生活。希望公赶快替他们筹划安排。至于他的骸骨如今还不能立即运回，请仿照古人葬衣冠的办法，略写一篇文字，收藏在名山之中；而他的遗文已经散失，也希望在四方朋友中逐渐搜集记录，积累几年，假如能够得到十分之四五，也足以留给后世，并慰藉青霞在九泉之下耿耿不平的心了。写到这里已经面对纸张流泪，不能按次序尽情陈说。与赵方厓中丞书 我跟随公参加鹿鸣宴，至今已有三十年。这期间彼此声气相应，很想把自己附在贤者之后；然而仕途坎坷，不能有一天同公同朝交游。等到因罪被废回来，简直像伏蛰的虫一样。昨天在西湖之上，又稍稍向公倾吐心事，其中实在令人兴奋；两夜相见之后，忽然之间公又要远行千里、进入金陵。各位名公硕卿以及台谏官议论公的过失时，公曾经谈到东南的事情吗？我从前已经同公共同讨论过，对此颇为熟悉。我们浙江直隶数十州郡横遭倭夷惨害，这种祸患，即使汉代以来西北所承受的胡虏侵扰，以及云中、上党、渔阳的变乱，也没有可以相比的。几年来依赖圣天子的威灵，任命胡公掌握方面军政，所以能够剿除群凶，东南地区稍稍安定；然而海上的烽火仍未熄灭。八闽之中，盗寇像蚂蚁一样聚集并攻破州县城邑的地方，距离温州合特南北州不远；他们内心畏惧胡公的威名，却又在旁边窥伺，早晚都可能发动。况且西北的胡虏入境成为中国的祸患，必定要带着数万弓骑，在深秋入侵，边境大臣尚且能够按照日期驻屯防守。若是我东海一带，春季二三月、夏季四五月、秋季九十月，他们乘着汛期往来，就像闪电掣过而风雨随即到来一样。这两种情况之间，形势发生的迟速并不相同，就是如此。圣天子怜悯我们东南数十州郡，所以胡公在待次期间积累的劳绩，本来早就应当调入中朝；只是特意为他增加品秩、赐给玺书，让他长久留在这里。圣上的考虑深远，不是众人所能及的。近来因为南广发生动乱，中外官员题奏覆核，忽然想请求胡公提兵会合进剿。万一海上乘汛期南下的倭寇、在闽中多年盘踞并从旁窥伺的盗寇，稍微听到胡公调动节制的消息；再加上嘉湖、苏州、松江因饥荒而陷于死亡的百姓不下数十万户，各州郡之间若乘机而起，远近骚动，将靠什么来支撑呢？不过这一?姑且放下不谈；即使只说会剿一事，我私下认为万万不可。兵法说：“形势险要，节奏短促。”意思是用兵贵在迅速进击。所以自古说用兵难以遥相筹划，是因为两军营垒相近，远的不过四五百里，近的二三百里，我们可以深入察知其中虚实、向背，然后用自己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从未听说一军在粤南、一军在钱塘，相隔八千里会师用兵而能够成功。如今南广的祸患就在南赣的襟带之间，我认为此事只有南赣提督应当独自承担；福建、广东、湖南各地，只须把自己的军队听从南赣指挥罢了。假如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南北延绵不下万里，却突然想要筹划那里山川的形势、险易，并在其中作出部署，我私下恐怕我们进攻时，只能在千里之外相互制造形势和声势，部署约束之间难免有彼此矛盾之处；而敌人防守时，反而能够在万山之中暗中联合实情，连接竹林、壕堑和壁垒，形成同心协力的形势。古人所谓兵连祸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张琏等盗寇，大体都逼近南赣的肘腋一带，不过他们的力量也同先前的浰头、桶冈相差不远。当时部中题奏覆核，已经请求调动三省的军队，想分路深入。只有阳明王公认为不必等三省戍兵到来，而应提前在夜间突入袭击，于是能够立功；这件事就是明白的验证。从前六国的军队仰攻函谷关以攻秦，却不能向西窥伺函谷关一尺之地，失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正德年间都御史陈金的旧事，至今仍被南方各州当作谈资。公是当世重臣，假如我的话稍微有合于公的筹划，为什么不与诸公共同折衷商议呢？目前的计策，应当把十分之六交给南赣军门，十分之四交给两广总督。至于浙江直隶总督衙门，似乎应当派遣将领和军队，帮助福建军门从内部平定叛乱，并截断从外部前来的敌人。至于湖南，也只应作为南赣的声援罢了，恐怕万万不能同它分担功劳。广东中曾有歌谣说：“朝廷十万兵，我有十万山头。”这话虽然粗俗，却非常切合实际。南方的军情您不清楚，公认为这样说对吗？我过去在粤南任职，很了解那里的情况；又因为这件事关系国家利害，而公位列大臣，同国家休戚与共，所以才敢这样把心里话全部告诉您。部中虽然已经题奏覆核，我仍庆幸还没有钦降明确圣旨；而胡公的看法也同我的愚见相合，只是他不便自己上疏请求罢了。公如果认为我的意见并非过度谋划，只要在片言之间加以转达，对朝廷所带来的福益就很多了。究竟如何，实在焦急悬念到了极点。与何吉阳司寇书

译侄子和女婿们回来，颇多谈到公同我家的交情，以及公对他们饮食起居和训诲携带的一切照顾。又蒙公怜悯我近年来踪迹疏远，想召我到都亭相见，共同握手畅谈胸襟。唉！金陵路上，是我过去随公出仕游历的地方。我虽然卧居山林已经很久，但朝廷宫阙的旧事、年初燕矶的胜景，以及过去依附公吟咏山川、唱和溪壑的情形，未尝不在梦中思念。何况克斋、方厓、象冈、濯溪诸位名公巨人，都是我师友中最为知己的人，如今共同出入卿贰之列，联袂同游，难道不是欧阳公所说的洛阳一时之盛吗？我偶尔穿着野服、戴着箨冠，置身于他们席间，也非常欢乐。不过深思起来，我既然因罪被废，譬如伏蛰的虫，便不应当再暴露在外、迎风吟啸了。古人所谓进入山中山就越深，进入树林休息处就越幽密；这就是我们这些人混迹在野鸡野兔的洞穴中、在薜荔女萝丛中长啸高歌，以等待年老、头发变白罢了。公难道不会有平生故旧之思吗？写到这里，不觉惘然。虽然如此，公不久应当奉召回到中朝，我自己料定此生同公即将成为永别；但最终还是想骑一头驴，冒着秋寒经过那里，暂且同公长夜畅谈一次，也是可以的。恰好新昌的吕友来到，在钱塘路上偶然遇到他，特意托他带上一句话，稍稍伸达我的鄙陋心意，不能尽述，不能尽述。与万枫潭中丞书 公在同年进士中，是我蒙受知己之爱最深的人。不过仕途所到之处，既不能同公共乘一车、佩印交游；等到因罪被废之后，我已经远远逃窜到山谷，公又遍历闽、楚、青、徐之间，彼此遥不可及，实在令人欷歔。还承蒙公屡屡记挂我，时时从看相的人那里询问我的起居，稍稍给我以远方的慰藉。公极力称赞看相人的术数最奇妙，我看他却有很多错误。为什么呢？我因罪被废归来后，山中正是蓬头垢面，同樵夫、渔翁混杂在泉石山壑之间，早晚如此；他却茫然地指着我的下巴说：“这是燕颔之相。”又指着我的声音说：“这是洪钟之声。”还说日后应当封侯，否则也会得到上大夫的印绶。他不过是把用来相公的那些说法，拿来相我罢了。我虽然同公分别已久，但我的面色枯槁、筋骨衰颓，应当已经同往日不能相比。至于下巴是不是燕颔、声音是不是洪钟，公如今还能够像他所说的那样，把这些相貌挂在眉睫之间、听在耳边吗？我笑着辞谢了他。等到分别后，他很窘迫，却又对我说：“您的山林之骨已经显露，难道将同海蟾一类的人一样，脱离尘世的罗网吗？” 这话或许有些接近事实，但我私下恐怕自己仍然是尘世罗网中的人，不能立即抛下妻子儿女、辟谷不食，以验证他的相术。分别已远，公来不及同我追欢，于是特意倚着席子提笔写下这些话，好让公身边的人大笑一场。究竟如何呢？上袁元峰相公书

译近来得到翁写给浔阳的信，以及其他一两位知己口头转述的话，知道翁没有忘记旧日知交，并且再三为我推举。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人，竟使翁如此把我记在心里、挂在口头，并且称誉我呢？难道不是周公做宰相时，九成以上的人都让他吐出口中食物、握住头发来接见，而不忍遗漏任何一个吗？近来又听说进言者上疏议论，督府因为同我向来有交游往来，也一并受到讥讽，甚至有人放肆诋毁，吹毛求疵。唉！这可以看出我在清明的朝廷获罪、受到群体攻击，譬如驱赶劣马登上陡坡，翁虽想用力援助它前进，而旁边又有人不断推挤，使它倾倒、跌倒、困顿，不能忘记左右还有这些阻力罢了。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坎坷艰难、困窘阻滞到了极点。即使如此，我不足以说；只是想到督府公所遭受的处境，私下不能不仰天欷歔。如今东南数十州郡所遭受的倭奴祸患，即使汉代七国之乱、唐代黄巾之变，也不过如此。攻城破邑、覆军杀将，没有一年没有；天子也因此震怒，征召天下勇士和宿将来面对他们，却总是败退而去，从未听说俘获过一个军旅、摧毁过一座敌阵。为什么呢？他们都选择精锐突击之兵，又越过海洋作战，人人拼死争斗，所以能够以一当百、以十当千；而我们的官军上前同他们作战，正如古人所说，是驱赶羊猪投入饿虎之口。当时，盗寇把东南数十州郡的子女看作案板上的肉，把所有绫罗、玉帛看作外库中的财物；东南数十州郡惊恐不安，家不能保全到第二天，户不能保全到第二晚。胡公从御史任上来，便承受圣天子的选拔任用，接受玺书，拿起武器作战；其他俘获、斩杀的数目来不及全部统计。他在王江泾打败敌人一次，在龛山打败敌人两次，在沈庄打败敌人三次，所取得的首级和俘虏不下数万。至于麻叶、陈东、徐海、王直等海上的枭雄宿猾，朝廷过去题奏覆核，甚至不惜以通侯之爵、万金之赏悬赏捉拿他们；胡公却对内不顾身家祸患，对外不顾流言诬谤，远处在风涛中派遣间谍，近处在肘腋之间使用离间，于是一个接一个将他们擒获捆绑，数十州郡才安定下来，不再听到烽火。唉，这也真是雄伟啊！当他辛勤督战时，往往听说他半夜穿着草鞋、带着简陋衣物奔走，箭石四面飞来，完全不顾自身安危；其中最为孤危、九死一生的一次，是徐海攻围同乡之时。他所统率的军队分路入侵，南面掠夺慈溪，北面牵制柘林，东面合并吴淞江，西面逼近浦，不下数万人，而且最为凶悍的是徐海亲自统率的部众同陈东两路，在桐乡交战。而原来督府的士卒不过一千人，胡公不得已采取以身作饵诱敌的策略，等待戍兵到来再攻击他们。当时我还拘泥于文法，畏惧名义上的责难，竭力劝他说：“与其冒犯内外的诽谤，招来覆灭全家的灾祸，不如死战一场，希望取得十分之一的胜利。”胡公却瞪大眼睛，倚着席子，剖开冠帽，奋力呼喊说：“盗贼万万不能放任！我这样做，祸患只会止于我一家；如果像他们那样，就会给国家留下数十年东南无穷的祸患。”又向左看着一把佩刀说：“万一天不保佑我，我只有用这把刀自尽来报答皇上罢了。”唉！我和身边的人当时都为此流泪。后来军队从四面会合，盗寇最终被杀。胡公大概是发誓以死殉国，所以能够凭借孤危的身躯，顶住众人的百般非议，从万死之后取得一朝的功业。盗寇覆灭之后，朝廷才免除南顾之忧；而诽谤讥刺的大臣却接连起来攻击他。幸承圣天子独自怜悯悲痛，曲意加以保全。如今竟然因为有人多次诬告，终于使人不能不投杼而起。听说公已经被逮捕拘禁，我实在痛心。如果想要按察评论公的罪过，说他嗜好杯酒、放纵不羁、自我得意，大致就是汉代列侯将军、唐代藩镇节度使的作风。至于他所表现出的声色方面的偏好、衣冠方面的不谨慎，是众人不能不拿来指责他的地方；然而说到他才干宏大、谋略深远、雄心猛智，能够面对敌人、乘着危势，把失败转为成功，也同样是众人无法掩盖的事实。所以若用庄重士人的品行来衡量他，世人或许不赞同；若用保卫国家的强悍功勋来考核他，世间却不能没有这样的人。《传》说：“马有踢人咬人的毛病，必定善于奔跑。” 朝廷之上，怎么忍心因为一点小小的朽败，就自行毁掉这样的栋梁之材呢？圣天子在上面独自明察，贤公卿在下面为他调护，必定不会让马援陷入薏苡之疑，不会让曹彬覆没于箧书之谤，也不会让狄青因军情危急而受到惑乱。可痛惜的是，世道险恶，公论不明；开始时悬出通侯的爵位、万金的赏赐，以激发他捐弃自身、奔赴危难的气概；最后却拿他的杯酒之过、文法之绳来诛罚他平定祸乱、安定危难的功劳。恐怕以后国家遇到急事、处在危疑之际，再也没有人敢挺身而出向前了。从前汉代李陵投降胡虏，司马迁还没有忘记他敢于作战、深入敌境的苦劳；甘延寿、陈汤矫诏诛杀郅支，刘向还为他们万里扬威的功劳申辩，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我所请求的，也不是敢借此把自己附会成榜样、偏袒私情，只是因为事情关系国家的大义，出于内心的痛切，不忍不替公提出公议，以等待后世评断。面对秋风北望，哽咽之情实在难以承受。上杨虞坡大司马书

译我私下认为公的功勋事业和道德，是古代传记所称的名世之人。当公在辽蓟开镇时，我曾有幸在河魏任职，凭借处理文书的事情进入公的幕府；不幸没过多久，因受到别人的讥刺攻击而离开。也只是以处理文书的身份事奉公，却远远没有机会跟随公出入亭障、筹划山川，来见识公吐露胸中奇谋。回到林谷以来，已经整整八年了。公出将入相，本来已经把汉代博陆侯、唐代汾阳王的功业都兼具于一身。如今海内的儿童牧童、田夫里妇，没有不记得公的姓名、功勋和爵位，并指着说“大司马杨公”。这是当代唯一的人，即使异代的人看见公刻在鼎彝上的铭文、载入竹帛的事迹，也应当读着这些文字想见其人，愿意替您执鞭。何况我曾经列在公属吏的末席，如今却躺卧在薜荔女萝深处、岩穴幽僻之中，不再写一纸一字来表达殷勤，为什么呢？大概也有道理：君子得志时，如云气飞翔、景物相从；他的踪迹既然微薄，在日月将尽之时，不能不依附世间的名望。公是巨卿，正要使自己的道德显著、功施声名远扬。君子遭到谗毁、因讥刺获罪时，就会离群独行；自身处在泥涂之中，不能不共同避开世间迷乱曲折的道路，希望从虚名中逃脱、隐藏自己的声名。近来得到友人浔阳吏部、白石司马的信，都说公曾经品评天下士人，往往也提到不肖，并且认为我或许可以稍稍担当缓急之事，派遣我去办事。我私下惭愧自己如蝼蚁之末，没有机会来到虬龙之前；像鹪鹩的羽毛，也没有机会接近鹍鹏身旁。难道公只是根据过去我在公幕府所报的文书而过分赞许我吗？还是在那些文书之外，间或也考察到我仕途所到之处，略有尺寸之功呢？我自己惭愧，这两方面都不足以描绘在公所记挂我的内容之中。否则，就是公喜爱士人的声名传遍天下；公大概喜爱真正的龙，而别人却因画龙而闻名于公。即使如此，既然公已经对我有所怜悯，我虽然被废，也不敢不把自己仰望如林、俯视如壑所见的事情，一一陈列在公左右。近代以来，以功勋名声闻于世的人有两类：一类以辅弼光明、正直无私闻名，大多拥有清白的声誉，正如《诗经》所咏“素丝纰之羔羊”一类的人；这种人可以作为百官的表率，却不能让他驰骋于疆场险地。另一类以卓异豪放、奇伟不凡闻名，多有嫖姚将军般的气概，正如《诗经》所咏“武夫虎臣”一类的人；这种人可以用来镇守边疆，却不能…… 不能用来处在枢机宫禁近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上天造就人才，不能让一个人同时具备两种才能；而风气作用于人，也使各人习惯于自己所接近的方面、擅长于自己所接近的事情。唯独公不是这样。当公身处外任时，一旦持节到边镇，就使渔阳、上谷、云中、上党之间穿着毡裘的胡虏为之迁徙营幕、躲避锋芒；等到身处内廷，又能弹压中朝、坐镇国家，即使那些凭借权势、依恃宠幸的显贵，也因公而收敛踪迹、藏起羽翼，不敢发声。这种力量在其中，不是可以用口舌争论的，也不是可以凭形势和武力攫取的；即使公自己，也有尚且不能完全知道的地方。《传》不是说过：“即使同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 我过去曾说，□公大概兼有汉代博陆侯、唐代郭汾阳的才能和功业于一身，如今已经老了。这不只是我的话，也是天下人的话。何况存翁相公执掌国政以来，只有您同他共同参与朝廷帷幄谋议，把政务交归六部，把公论交给台谏，以邪正来分别士人的风气；几十年间，内外洗涤清除贪滥、偷惰、安逸等弊病，一旦之间便刻削殆尽。听说都市之间，士大夫洗净衣服、涤濯冠帽，甚至不敢拿着名刺到府上拜见，啊，这是多么盛大的局面！然而，您或许也考察过医家的道理吧？病人内受饮食不节之困，外受用药者不加察辨之害，天天昏闷阻塞，甚至因此死亡。等到越人仓公来到，才替他洗涤肠胃；到那时，病势也已经缓解了。然而，难道可以不察明他的阴阳虚实，再慢慢地收治调理吗？近来听说两都卿寺之间，被调换职位的已占一半；因罪被夺职的，有的被拘系，有的被剥夺官职，有的被降黜品秩，前后相接；其余百官都战栗惶恐、疑惧不安，不敢自信能够保全。古代君子未尝不希望国家屏退谗邪、抑制邪曲，但唯独不愿意被以党名相称，难道是因为其中有深切的忧虑吗？我曾读传记，读到汉代元帝、成帝和宋代熙宁、元祐年间，看到其中君子小人的进退得失，我固然未尝不仰天而喜，却也未尝不抚胸而忧伤。这些情况，是我反复熟虑、甚至过分忧虑的；但又不敢指明说出，是因为您以自身关系着天下安危，心中也切实忧念天下安危，所以我这点微薄的心意，不敢不把尺寸之间的见识附带禀告给您。伏望我公留意，实在幸甚。【卷之四／序一】《送沈令序》《顾远斋复河南佥事别序》《赠牛昆溪同知广平序》《赠陈孔目序》《叙丹徒县洲田志后》《送吕芹谷出守襄阳序》《陈情录序》《送陈佥事序》《寿东吾谭先生序》《赠栗佥宪序》《周氏族谱序》【代韩苑洛公作】《赠王两洲大宗伯给由序》《白华楼藏稿卷之四〈归安茅坤顺甫著〉邑人姚翼翔卿编序》《送沈令序》

译古代做官的人，不离开自己父母所属的国家。偶尔有志趣不合而离去、到别国游历做官的，大致也只是鲁、卫、韩、魏、中山等相邻诸国之间，彼此聘请而来，距离也不过几百里。因此，同朝为官、佩带印绶共事的人，不是父兄姻亲故旧，就是乡里先生曾经交游过的人。即使逢年过节，州里之间有伏腊宴饮、吊问、赈济、庆贺、抚恤等习俗，也常常往来，如同乡里的农夫和商人一样。所以做官的人甚至以官职作为氏号，感到非常快乐舒适，没有所谓客居异乡的思念。秦汉以来，天下统一而设置郡县。有的京城和畿甸的士人，出任到岭海、蛮夷戍守、语言如鸟鸣而服饰不同的地方；有的岭海边远地区的士人，进入中州任职，大多交错调换而来。远的相距万里，近的也有数千里。各地山川不同、土壤有异，衣食适宜不同，寒暖时令不同，干湿条件也不同。不仅一年四时、州里乡俗不能相通，甚至父子骨肉的声音，也有被阻隔超过时日而无法传到的。于是做官的人开始急切地希望调任离去，而所到之处往往多有羁旅的萧瑟、酸楚悲恻和慷慨感伤，以及遥远隔绝的思乡之情。有时感触于时令风土，以及春日鸣禽、四时花木、山河环抱、池台宴赏，仿佛与故乡平日所见的景物相差不远，便同骚人墨客一起赋诗歌咏；无不唏嘘，就像草木低吟、虫声凄切而悲伤。偶尔有同乡人与自己在异地同游，那么无论认识不认识，都会欣喜亲近，仿佛彼此相悦。为什么呢？孤鸟在异林中游飞，听到相同的叫声便会欣然欢喜，有时鸣叫不止，这是人情。古今以来士人都有这种共同感受，而对于当时被贬谪、被迫客居、因获罪而来到异地的人，更是如此。我是吴地人。吴地房屋门窗之间，山川彼此环绕交结，以水为居处，以粳稻、雁鸭、鱼鳖、菱角、芡实为食；距离燕赵有数千里，正是所谓五方山川、服食、寒暑、燥湿各不相同的地方，而我正寄居在这里。恰好我的同乡沈君大衡担任永年令；即使是当地人所谓的陌生人，尚且会欣然相悦，更何况沈君的贤能，尤其是乡人一向敬慕称誉的呢？沈君多次因田地公事来郡署，率领群吏拜见，我总是撤去台参的旧例，同君退食后一起作为吴人交谈，讨论本地百姓所忧患和不满的事情。偶尔在岁时节令中从容谈论乡土旧事，又怡然如同游于苕霅、檇李之间，听采莲歌和吴趋曲，忘记自己身在异乡。这样也算相互契合了。古代迁臣逐客的情怀，我将借着您寄托出来，可是您又突然要离去了。您因为考核优异而调任，治理政事不追求声名，只以清廉自守，恭谨谦和，颇有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之风。我知道您这次离任，按惯例会留在京署升迁；否则也一定会改调到别的州郡而离开，不会再回来。唉！您一旦离去，我同您坐在一起作为吴人交谈、向身边人说吴地话的情景，就再也不会有了。我怎么能不把郁结闷塞在心中呢？所以在您告别时，写下这篇文章来挽留您的行程。《顾远斋复河南佥事别序》公调任大名同知，三个月后又恢复为河南佥事。因为公要离去，您是我们众人所称的乡先生；所属各县的九位长吏盛情备办酒食车马，为您在卫水边设祖道饯行，请我写文章记述这件事。我于是起草，三次改稿，累积数百字，却不能描摹出心情而叩问其旨意，写得呜咽寥落、恍惚徘徊，仿佛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于是又把稿子毁掉了。有一位属吏举杯上前说：‘您与公的乡谊，是诸位大夫积久于心的旧情。公来到大名虽然不久，我们为他饮酒饯行，却像听到南风之弦一样自然。您这位大夫也恰好调任广平，到了这里，就像东西两州之间的来往一样。写文章本来很容易，为什么早晨命童子拿着缣帛和墨侍奉左右，到晚上却还不能交付呢？’难道是因为两位君子都因获罪被调到这里，如今又要离别而去，所以悲伤得不能接连抽泣，呻吟得不能长声叹息吗？我笑着说：‘难道说的是这个吗？’我曾详细阅读传记，考察古代贤人志士出仕和退处之际，自屈原、贾谊以下，哪里说得完！其中有复出也有不能复出，有已经复出又被放逐的，也有再次放逐经过很久后又复出的，都无暇细论。因此，士人处在这种境遇中，就像江海中的浮沤，显达或沉晦、离别或聚合，只随着它所漂向的方向而已。我对于公又有什么取舍呢？只是如今我跟随诸位在这水边引导送行，远眺数千百年间迁臣逐客所走的道路，沿着这里迁徙渡过的人，不知有多少。国家以来，因为这里郡地富饶而偏僻，因获罪迁徙到此的人，车毂相接。然而其中在本地建立功德、与那些只是暂时来到便离去而没有功德的人相比，能够被人采录其名、流传在书册中，成为祠祀者伏腊祭祀、游宴歌赏的遗址，并让山民野夫指着谈说、至今仍赫赫如昨的，只有文潞公彦博、韩魏公琦、欧阳文忠公修、苏侍郎辙，以及韩绛、刘挚、陈执中等五七位，清楚可数。其余人都已在烟波雾泽之间逐渐零落，无法寻求了。由此说来，古代贤人志士迁徙而暂时寄居留下的，是事迹；他们离去之后仍有某种东西长久留存的，是道德和功名。所谓显达沉晦、离合可喜可悲，究竟又在哪里呢？我们一同指点眺望河山草莽，只要看上一眼，难道能不悲歌感慨，仿佛古人所说的茫然自失吗？我知道公并不把世间的显晦离合放在心上，所以对于公的离去，我有些闭口不能言，大概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彼。公点头大笑，欣然大笑畅饮，以此作别。《赠牛昆溪同知广平序》

译我看孔氏门下被称为有特殊才能的士人很多，但在颜子以下，能够每天侍立左右并欣然自得的，只有闵子、冉有、子贡、季路几位君子门人。孔门描摹他们衣冠、言语、容貌的相似之处，只说闵子骞‘誾誾’而已；其余如冉有、子贡，像是侃侃而谈；记载季路，则用‘行行’来形容；总之，都是在记他们刚强正直的表现。我曾诵读他们的言论，经过阙里，遥望孔氏庙宫，想象他们，大概都以魁梧峻拔的气概自得；假如让他们同今人交游，今人多半不喜欢他们。后来谈到交友，孔子说：‘朋友正直，就会有所裨益。’又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这些人，正是三代之所以能够遵循正道而行的人。孔子唯独屡屡称道并向往他们，为什么呢？不是有话说吗？刚强像火，正直像木；它们的材质干燥，向上燃烧，不会因外物而胶结折断，所以外物不能侵害、斗折它们。大概不这样，就不足以接近道吧。我同年进士河南牛君，身长七尺，下颔宽、额头丰隆，须髯美好，穿着宽袍博带，胸襟豁达。我偶尔同他讨论古今事，谈论利害、成败、得失，他多次称述先贤的旨意；对于应当还是不应当，他判断清楚，声音铿锵，仿佛敲击金石而发出，没有一点迟疑。即使当面批评别人也毫不顾忌，当时人们远远看见他的容貌，无论认识不认识，都会相互指着说：‘牛君是刚强正直的人。’这大概像孔门所说的侃侃、行行之士。我看来，史书称魏地风俗刚勇、崇尚力量，子贡、季路都是魏人，也是您所称的乡先生。君莫非是这种遗风的后裔吗？为什么我先前看孔氏庙宫中门人衣冠言貌的画像，竟同如今看到君一样，几乎难以分辨呢？像不像，我不讨论；世人是否大多喜欢君，我也不讨论。虽然如此，孔子所赞许的，并不是侃侃、行行本身，而是侃侃、行行能够接近圣人之道而不止步。行行是刚直最外露的表现，侃侃则稍微坚忍一些。但总的说来，倚仗意气而不能以道胜过意气的人，必须达到像闵子那样誾誾的境界，或许才符合《书》所说的‘正直而温和，刚强而不暴虐’，才接近道。孔子后来又说：‘喜好正直却不好学，它的弊病是急切刻薄；喜好刚强却不好学，它的弊病是狂妄。’这些话都是为了挫抑季路魁梧峻拔的气概，使它归入道中，达到闵子那样的境界。我是南方人，气质多柔弱迟缓，比不上君；但唯独常以正直自许，因而深深喜爱君。听说君将来担任广平同知，我又兴奋地多次自我警惕，正因为不能不对君有所规劝。应诸位属吏之请，我详细写下缘由来告诫君。君能够不因我的正直而感到忤逆吗？恐怕不能。《赠陈孔目序》从周王室衰微以后，在诸侯国做官的人，不是公族的子弟，就是从四方客居游历而来的士人。古代先王盛盛之时，养士的方法，学士大夫都认为迂远，排斥而废弃了。如今那些遗留下来的制度都载在《礼经》中：所记的德行道艺，会集百姓读习法令，乡射、养老，献俘问囚，钥舞弦歌，以及军旅、俎豆等所用来考察学习的大概内容，都是隋唐以来博士弟子不再讲习的。如今一旦把这些学说讲给众人听，市场上的孩童也一定会喧闹嬉笑、群起讥讽。我相信古代的道理不能在当今世上骤然施行，但私下认为，若想接近先王之意，勉强可行的办法没有比尊师更好的。为什么呢？古代太学的礼制由天子颁诏，学生不向老师北面行臣礼，这是为了尊师。州党乡里还有所谓乡老，他们辅佐乡大夫，把贤能之人的事迹记录下来献给君主；对内寄托部分权力，对外又以不臣之礼优待尊显他们，大概是为了严肃百姓敬事的心志、振兴古道。到了汉代兴起，天子仍多次下诏让有才学的人接受教育；国家有重大疑难，就交给太常，会同公卿百官，各自陈述老师的学说来答复。诸生到博士那里登堂诵习礼法，必定庄严；有的人诵说得有法度，天子一定惊问：‘你师从谁？’ 于是恭敬地回答：‘以某人为师。’他们尊严地奉师、侍奉老师，就是如此。所以当时贤能之士虽然不能全都达到古代盛世的宏大规模，但明经洁行、孝廉朴茂之士，从高等科第入仕，成为列卿、二千石而在当时声名显著的，史书从未断绝记载。我看近来国家内外州县的老师，大多只是登记州县中按年龄选取、贡举的人；弟子能够领受任命、置于官学之间，或者由乡里举荐、到天子庭中参加进士考试而来的人，不过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罢了。因此，州县长官和刺史到任时，大多把他们看作只会处理升斗簿书的小吏，厌恶地对待，不肯厚加尊宠；有时上报称誉他们，往往又拘泥旧例，过了很久才接待，接受州县小吏的礼遇便算了事。果真如此，那么众人还有什么可受鼓励的？又凭什么扩大、激励学官，兴起教化？这时，学士大夫屡屡看到世间有许多被称为豪杰、特殊、奇伟的人才在其中显名，便说：‘事情这样就够了，似乎不必拘拘然仰慕古道。’却不知道，若不是按照古代盛世的方式养育人才，世间所谓豪杰奇伟之才本来会彻底断绝，只是因为尚未完全断绝，才逐渐出现。我希望国家废除州县师的制度，大略仿效古代乡老遗留下来的意义，选择经学造诣杰出的人，以宾客之礼尊敬他们。稍有声誉，便引荐、提升州县官吏以上而列为异等，大体应当考察宋代诸臣中胡瑗的旧例；然后使四海之内都能逐渐看到古人所谓尊师的大概，羡慕这种义理而不懈怠。我的朋友王君汝修有志于古道，听到我的话而赞同，于是告诉我：浚县的老师陈君，是陕西以西博学多识的君子，常常把古道讲给弟子听。我对此感到奇异，藏在心中已经很久了。不久前我负责起草郡志，陈君前来协助我；考察之后，果然证明王君的话没有错，但不久他便因调任翰林孔目而离去。按陈君的职务，就是古代掌管文学典故一类的官职，不是世间杰出的人才不能担任。难道各家都将上采古代故事，准备以尊礼来褒奖、显扬君的道吗？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尊重老师、严肃侍奉老师吗？还是因为君的贤能偶然在当世特别卓绝，不只是世间所谓千人一人、百人一人的罕见人才呢？君要出发了，进入承明之庐等待诏命，早晚同世间名公巨卿交游，请试着用我的话去质正他们，看是否合乎道理。《叙丹徒县洲田志后》

译郡太守巽峯先生所制定的洲田法，把河川、低湿地、江海沃野的利益开发出来，收入官府；豪门大族便没有机会从中额外攫取，以此滋生诉讼争斗。卿大夫经过道路的，郡县每年计算其收入，用来储备积存，因此寺观的供应、宴饮、车马、馈赠，一概没有额外征取。那些剥削百姓脂膏、用来填补交际结纳之深渊的做法，也全都废除了。司谏荆川先生已经记载其施行经过，写下并藏在名山之中。先生又请乡大夫自山吴公作志，因为事情必须记载详尽。起初要显明事情的实情，所以制作公文；因为田地的沟渠界限不分，百姓有血气，不能没有争心，所以绘制图册；因为财物出入没有定式，盈亏收缩没有定式，主管费用的人有时会起意侵夺，这不是用来约束郡县账籍、使其长期执行的办法，所以制定条例；因为法令必须经过公议，后来者才可以遵守，采风者也才有依据，所以撰成记、议、赋、颂、书，共若干卷。刻本完成后，隶属本县的吏员茅坤又阅读全书，在后面题写，告诫今后继任的有司说：‘这个法令规定洲田收入归入公府，所有支出收入都由掌管财务的人总管，记录下来，以备年终考核。郡县若不是公费，不得记入；属于公费但不是郡县事务的，也不得记入；若是郡县事务，而上官命令记入，以备年终考核，便可以记入。’ 如果上官想要支出某项费用，命令有司办理，却不愿让有司记账，也不得记入；不得记入，就不得从这笔财物中支出。因此，曾经查核账簿中登记的项目，来考察过去里甲的费用，郡县佐贰、僚属和幕僚自行供奉、应付上级的费用，减少了十分之九；超过卿大夫借此作为款待、润泽，络绎于道路之间的费用，减少了十分之六七；至于上官官司所管辖、每年到来而用来奔走供给的常例费用，减少了十分之四五。将来郡县长吏若能据此约束自己、治理官府职守，百世都可以实行。可是，如果稍稍使内廷不满足其子女童婢的欲望，不再用这些钱财供奉应付；外面又阻断那些连骑结驷之人的宽纵索求，不再把钱纳入款待润泽之中；而只供上官所垂涎、吞吐侵夺的款项用来奔走供给，那么他们就会把这项法令看作赘疣，认为有司非常不合心意，喧嚷散布讹言，动摇并废除它，唯恐废除得不够早、不够有力。好比柴薪等待点燃，推行几年尚且未必能实现，何况还希望它长久存在呢？《易》说：‘穷则变，变则通。’延迟到数十年以后，洲田有的保存、有的湮没、有的又恢复；随着时代沿革、财物增减以及掌管财务者是否庸碌而相应施行，便可以不失去今天制定此法的本意。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这就是巽峯先生对有司的期望。因此我特意把它表彰出来，留待后世志同道合的人。又题写这些话告诫郡中的豪门大族说：‘这项法令一旦施行，齐地百姓便能恢复旧有产业。凡是凭借势力强行榨取郡县、以此谋生的人，既不能再攫取江海的利益，也不能争逐钟鸣鼎食的富贵，应当共同为此感到痛苦。然而齐人死于盐法，粤人死于珠玉，正因为利益所在，百姓共同迷惑而去触犯它。所以圣王禁止争逐利益来安定四海，诸侯禁止争逐利益来保全境内，何况郡县大夫猎取本地收入、用来应付支出，原本全是为了百姓呢？借用公家的库藏，来减轻什一之税，这难道不是你们乡党、邻里、朋友、姻亲吗？’古语说：‘君子富裕，喜欢施行自己的德行；小人富裕，只是为了放纵自己的力量。’这说的终究只是人的不同。我因此把它表彰出来，留待郡中那些富有而又依附仁义的人。【按：洲田法所涉及的里甲规定十分完善，可惜县中每年费用仅有百金，所以此法不能长久施行。并附跋。】《送吕芹谷出守襄阳序》古代有人在当地建立功德，史官便把他们记在竹帛上。等到他们去世以后，近的经过百余年，远的经过一千多年，他们当时所施行的政事，大概早已在烟波陵谷之间剥蚀殆尽，没有人能够条理分辨了。但当地人仍然共同为他们塑像、立祠，有时就在他们曾经作诗歌、宴饮游赏的荒宫废宅之处；听到他们的姓名，便凄然唏嘘、悲伤感慨，俯身凭吊。像这样的人，难道只是近世所习惯看待的、谨慎处理簿书管钥以及廉洁敏干而已，就能在这里建立功名吗？他们的德行深深浸入普通男女的心中，不刻意作为却自然产生影响，这就叫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我私下奇怪，如今天下州郡的能吏，往往以功名自得、以此震耀当世的原因，有的却不在这里而在别处，为什么呢？襄阳处在江汉之上，是所称中州最雄伟的地方。自汉代以来，历代常有侯王发动战争，多次带重兵驻守于此。承平日久之后，又有许多以文儒身份掌持二千石印绶，出来任守臣的人，他们能够卓然显露才能的，也不知有多少。唯独羊叔子的门第流风和文物，在江汉之间灿然显耀；至于杜元凯以下的人，欧阳子尚且只承认他们的功业而不承认他们的仁德，更不能同羊叔子并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当时襄阳人书写祠碑、经过时流泪的情形，直到今天，骚人和画工仍能摹写歌咏，使其形象鲜明地留在人们耳目之中。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德行深入人心，有一种无法从心中解除的感受吗？我的同年朋友吕子芹谷，如今将要出任这里的守臣，请他到任后就地采集民风、询问百姓，看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唉，世人所追求的功名在别处，而我反复向吕子称说、欣喜谈论的，却正在这里，难道不是近于迂腐吗？但吕子确实忧勤而有志于古道，假如逢年过节、伏腊之时经过羊叔子祠下，一定会深深体会我的话而踊跃实行。《陈情录序》

译《陈情录》所收录的，是右都御史南渠王公尹任应天时请求回家奉养母亲的奏疏，以及他历任南京刑部侍郎时因奉养母亲而再次上疏请求归乡的文章。当时，圣明的天子怜悯他而准许了请求，缙绅和百官共同怜惜并以此为荣，各自作诗唱和，共有若干首。把这部文集的题额写作‘陈情’，是因为公的门生故吏考察他的始末，认为与汉代李密的故事相合，于是共同仰慕这种义举而题写的。刻本完成后，我接受阅读，因而私下叹息说：人年少时爱慕父母，做官后爱慕君主，这种由长期习惯积累而成的情感由来已久。我因此考察古今传记，私下奇怪世间所称山林泽野中的隐逸之士，能够傲然放意于江湖之上的人固然有；但既已登记入朝、接受官职，还能把奉养父母看作忧患，飘然如脱壳而退去的，却很难见到。像汉代那些孝廉，起初以平民身份被天子征召，乘蒲车入朝；有时还听说有人以大义为由辞谢使命，但到官位稍稍显达、历任公卿以后，史传中记载的就寥寥无几了。难道是因为古今位至公卿的人，大多等候资历已久，年岁又高，来不及等到父母仍然在世吗？还是因为自身既然显贵，靠近天子，屡受恩宠，而形势使他们无法请退呢？为什么从前有人能够做到，而这些人最终却不能做到呢？难道也是因为山林空旷，起初在野外的麋鹿、猿、兕本来彼此亲近；一旦进入有围栏的园囿、吃到丰美的草料，便有所羁绊而不能离开吗？我偶尔考察王公两次上疏的日期，他当时年纪刚过四十，按礼制仍在任职；家中还有兄长，也不符合制度所说‘只有一个儿子而父母年老者可以回家奉养’的条件。王公却独自抗疏，援引传记中少见的事例，做了古礼和现行制度都未规定的事，安然以身处天子恩宠之时而远离朝廷、迁居山林，把自己看作与山泽一行之士没有差别，这是多么壮烈啊！等到太夫人去世，有司上疏请求他重新出仕；王公当时略有升迁，终究不能久留，便交还天子的印绶，请求退休离去，也可以称为贤者了。唉，大臣是国家的表率。当父母需要奉养时，如果能像那位平民一样，安然置身于世俗利禄之外，请求退身，果断决绝而不顾虑，那么这种流风和蕴含的义理，难道只是乡里所称道的孝顺谨慎、品行笃厚而已吗？天子如果有请求退休的公卿在下面，就一定会用特别的礼遇对待他；其内心本来是说：大臣能够如此孝顺廉洁，不能用俸禄把他羁绊拘束；既然如此，也不忍心使他受辱。百官如果有请求退休的公卿在上面，也会怜惜并赞美他；他们心里本来是说：天子如此嘉奖大臣的孝顺廉洁，尚且不忍心用俸禄羁绊他，自己也不愿因贪恋禄位而辱没自身。这样一来，大臣受到尊重，小臣保持清白，朝廷尊严，天下就能治理好。否则，大臣本来就可以被辱骂驱使；像近年以来责问诸公卿、列举他们所牵涉的国家得失那样，难道是小事吗？唉！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见识的人考察王公的旧事，读他的奏疏，想见他的为人，难道能不为之泪流、抽泣流涕吗？因此我恭敬地为公记述此事，不只是像过去史官所记的李密一类人的一次义行而已。公名爌，黄岩人，学者共同尊称他为‘南渠先生’。他任谏官时，多次上书劝止武皇帝巡游临幸，并弹劾宦官近臣，其中许多是近世难以说出口的话。后来任应天府尹，官吏百姓在他离任时，共同为他塑像立祠。我曾经过他的祠庙，刺探询问吏民，吏民说起他时都满面自得、争相称颂，说他有两汉京兆尹遗留下来的风范。《送陈佥事序》大理寺左寺正陈君升任广东按察司佥事，管辖高肇以西地区。右寺正颜君以下的同僚谋求请我写赠言，为他的出行助兴。唉，我能帮助陈君吗？高肇偏处百粤南部边地，距离京师万里。按图经和传记所说，那里的人梳椎髻、赤脚，先王的正朔也不能在那里施行。自汉代以来才逐渐设置郡县，经过上下数十、数百年，负责登记输纳、治理租赋的小吏也更换过很多。听说那里夷獠的习俗彼此杂错，喧嚣混杂，至今仍有五分之一没有改变。难道是当地人与中州本来不相适合吗？譬如寒暖燥湿一样，区区说鸟语的后裔，本来就不能用中州的方式强行整治吗？还是中州的能吏有时不能到那里去游历，到达的人又只会拘守簿书和法令，没有用先王之道去引导他们呢？我私下感到奇怪，吴越在春秋时期，齐、鲁、宋、卫、曹、郑、中山的君主曾经把它当作夷地，不让它参与盟会；即便如此，也未必有今天高肇地区的一半那么广大。子游从那里以平民身份崛起，向北到中原求学，很快便能阐发孔氏诗书的旨意，修饰改变当地风俗，这是吴越教化至今的首功。何况陈君是当世能吏，持天子的玺书，监察数十州县的百姓，与有司早晚相接，使他们能够凭子游那样的学问，面向南方整肃衣冠而治理，吴越之地又有什么难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经过南海时，甘泉先生正在那里；他就是所谓得到南方学术精华的人。君如果能拜访并向他学习，一定会对君有所帮助。《寿东吾谭先生序》

译当初东吾先生在湖地施教时，我列在众弟子之中；先生的次子谭纶当时还是童年，偶尔也带着他一同来。我们两人都是先生器重、命令彼此结交的学生。十年以后，谭纶任南祠部，我也调任兵部郎，于是按次序就坐。祠部君问我：‘先生离开我们湖地，是为什么？’我说：‘升迁了。’《顺昌王传》中多次采录古代王吉、龚遂劝谏的义理，用以说明职守；但那并不是先生所喜好，于是便弃官离去，回乡养老了。问他如何养老，他说：‘先生性情淡泊，自得自乐，世人所热衷的驰逐、酣战、争斗，不能进入他的内心，这是君所知道的。他每天只是闭门诵读老氏的书来自娱。劝诫我的兄长和弟弟，校订文几上的功课，教两个童仆，种树、种韭菜。有空便召集乡里有才艺的人，让家中准备器具和酒，毫无限量地饮酒，投壶唱雅歌，仰天自得其乐。他本来不懂别的事情。车子不经过城市，逢年过节乡饮、读法时，有司偶尔召请他，有时去，有时不去。’我问：‘身体还强健有力吗？’他说：‘年纪将近七十岁了，每天还吃得下几碗饱饭、一碗鱼、两碗蔬菜水果。鬓发和胡须，从前像漆一样黑、像深黛一样黑，如今已经变成苍色，但还没有全白。’ 他面色润泽、两颊丰满，谈论古今图籍史书的得失，滔滔不绝，仍然像从前同君交游时那样。我问：‘还能够游览山水吗？’他说：‘不觉得厌倦。’过了一会儿，祠部君封好一轴缣帛，送到我住处，请求说：‘某月某日，是先生的生日，今年又将到日期了。制度规定有兄弟而父母年老的人，不能陪侍我们的兄长和弟弟，几次奉酒祝寿；唯独我不能在其中俯仰应酬，怎么能使自己心情舒畅呢？《诗经》说：“难道不想回去吗？因此作歌。”只有请君作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我题写道：‘听说古代有乡先生，任官时清廉，退休归乡后便在乡里扶杖行走，以孝悌、努力务农来教导子孙，称作三老。国家有重大变故，还多次赐帛慰问。像我们的先生，莫非就是这样的人吗？莫非就是这样的人吗？’金陵有许多优美的山水，以及古代隐士和道术之士的遗迹；先生如果不厌倦，希望带他向东游览。我和祠部君也将告假休沐，出门后每天侍奉在他的几杖旁边，就像在湖地时一样，这样就可以了。《赠栗佥宪序》圣王治理天下，就像医生治疗疾病一样。只要能够救活人，即使是山谷中的草木、蛮海中的小虫，产在穷山绝域、鸟语花服的地方，也会采来煎煮使用；何况锺乳、乌喙出产于中原和民间呢？从未听说因为误用药物曾经杀过人，便一概阻止、遗弃这种药材。我阅读太祖取法三代义理、交错分封同姓诸国的事迹：从临淄、辽代以西，经过太行、云中，向南到汝汉、长沙、豫章，直到连接蜀地边境，叔伯兄弟冠带之国占了天下一半。后来又鉴于汉代诸侯王成为世世子孙的祸患，所以有名的河川、大泽和赋税丰厚之地不拿来分封，也不让他们参与政事。历代有时还颇为疑惑：舜做天子，却把象封在有庳，让官吏替象治理其国，难道是因为象不仁吗？殷代微子与周代虢叔的事，周公旦以及毛、卫诸国的事，距离上古很近，姑且不论。即使是汉代刘德、刘歆、刘向父子，唐代李德裕、李谷，宋代赵鼎、赵汝愚一类人，他们出入将相、事迹载在史册上的，仍然清清楚楚。我因此偶尔读魏国陈思王所作《求自试表》，每每至今抽泣流泪。然而考察本朝以来，国家深深惩戒广泛谋议的做法，世世代代都没有祸患。到了中期以后，又逐渐规定诸王的辅导官属也不得转调，妃嫔以下以及县主的子孙、支庶，都不得取得朝署名籍。我私下认为，同姓之人是骨肉至亲的臣属。假如诸王辅导官属和外戚之家的子弟、支庶中，有汉代周昌、贾谊、董仲舒、邹阳、枚叔、王吉、张敞以及冯野王父子兄弟那样的人才出现，却只因法令而弃置他们，这与中原民间出产的、能够救活人的药材，最终因为误医者曾经杀人，便一概阻止遗弃，有什么不同？况且自古以来，典籍所记同姓诸国成为祸患的，只有汉代最严重。汉代的祸患在于诸侯强大，擅自煮盐煮海，能够自行设置官属、治理租赋而作乱，并不是由于辅导官属可以转调、外戚子弟和支庶可以入朝供职所造成的。又有谁知道近来诸王国之间有的骄纵而不奉法，有司不能制服，也许正是因为诸官属和外戚之家左右无状，才使制度发生变化？如果现在内外一体，允许像贾谊、邹阳、枚叔一类的人担任陪乘，出入兔苑之间，怎么知道不会像从前那样流泪劝谏，甚至死于职守呢？因此我收束激愤之情，想把一点建议贡献给主上，只是尚未遇到合适机会。如今我看上党栗公慷慨而有大略，具有古代豪杰俊士的风度，常常自许：假如生逢汉武皇帝时代，一定能举为茂材异等，成为将相。即使派往极远的国家，我壮年时考察过的人才，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不正是世人所仰慕的锺乳、乌喙一类人才吗？只是因为母亲是桂平县主，考中进士，又因国家旧例，出任陈州太守。此后蹉跎二十年，如今才上疏调任陕西佥事。有些士人庆幸公仕途迟滞而终于得到任用，而我却怜惜公的才华超群，担心他仍不能充分用于当世。虽然如此，西北连年多有虏寇，我乡总督曾公正在草拟河套之议；公如果能够施展平素积蓄的抱负，便可以开拓河朔土地。圣明天子正如转动圆环一样拔擢人才，集议也像流水一样迅速，怎么知道世上没有为功业进言的人出来针对时务提出建议，增损旧例，从而充分发挥公的才能呢？能不能做到，不能预先确定；只希望公谨慎地自我勉励，等待时机。我知道，锺乳、乌喙一类的真正人才，世间一定不会遗弃。《周氏族谱序》【代韩苑洛公作】

译我的门人杨君汝修曾经和给事中周君顺之一起被拘系在狱中，后来蒙天子仁圣之恩获释。汝修出狱后同我谈论，我对于给事君的为人和他待罪的情状，一直耿耿于怀。过了很久，给事君亲手编成族谱，便写信送给我说：‘古代天子把土地赐给诸侯、公卿、大夫、士，就分别给他们命氏。诸侯、公卿、大夫、士之家各自按照氏族世系，以宗法实行世禄制度。至于比闾、州党中的百姓，不能享受世禄的，也凭借口传的技艺在当地传授给子孙，使子孙长久居住于本土；太宰又常常用九两之法安抚教化他们。因此族人彼此联结而不离散，上面的教化兴盛，下面的风俗美好，是有道理的。中世以来，诸侯、公卿、大夫、士家世代不能继承禄位，宗族崩离分散，枝蔓散布于中原。又逢改朝换代之际，战火兵灾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相继而来，死于道路山谷、流亡迁徙的人数不胜数。因此各州郡之间，连唐宋以来的族属都难以考察，更何况古代氏族世系的源流呢？甚至传到两代以后便遥远得不可考，伯叔兄弟之间如同秦地、粤地那样相隔，彼此把对方当作奴隶牛马的，也有这种情况。这正是学士大夫所以抽泣饮泣，也是族谱所以编纂的原因。’ ‘我不才，周氏居住在太平某里的，八世以上已经不可考。考察福四，是我能够考知的祖系起点；从福四传到端庆，端庆就是我的高祖。高祖以下，才查得我的曾祖这一辈有两人，其中一人绝后。祖父这一辈有五人，其中一人绝后。父亲这一辈有十六人，其中两人绝后。我这一辈兄弟有四十六人，他们是否绝后，以及子侄一辈的情况，都还来不及记录。唉，我这四十六人到如今还能够互相称字呼名，几代之后，或许遭逢兵火和饥荒的困厄，怎么能保证不再像从前八世以上那样无法考察？他们的伯叔兄弟之间，又怎么能不变成世人眼中的秦粤异域，彼此互相奴役呢？更何况还希望其中有人能够传承所谓古代的族训吗？我私下对此感到恐惧。’‘幸而蒙圣明天子放归田里，才得以仿照欧阳氏族谱的体例亲手编次如下；至于族约数条，则采录古代族食制度的遗意，留给后人。我希望先生赐下一句话，我恭敬阅读后题写道：古代著名姓氏的公族，必定因获得贤者而昌盛。周代开始建立姓氏以来，以氏族姓名光耀于传记之间的人很多。’然而给事君感叹世代久远、无法考察，不愿牵强附会地把自己依附于他们；他由此所感到的自伤，已经很深远了。如今给事君以自身进谏侍奉君主，在天子朝廷上抗疏直言，濒临死亡也不顾惜；退居之后便修明自己的道义，以此首倡并率领乡里人。这不正是古代公族所称的笃行君子吗？假使后代子孙读到他的家谱，共同守护他的约言，恭敬地记下说：“某某以下，是先生的后裔。”某某先生的始祖以下，分别是高祖一支、曾祖一支、父亲一支，以及各旁支亲属。先生首先推重首屃者的情谊，以此光大他的宗族；而他用来供养并教导族人的方法，又是如此。周氏流传下来的风尚和深厚情谊，到今天渐渐昌盛起来了。这或许就是给事君的用意吧？己酉年秋九月十五日，某作序。赠王两洲大宗伯给由序 公卿将要远行，便由属官以下百司各部门相互协作，在郊外办理供应和帐幕等事；又选择擅长诗歌文辞的人作诗文，为他饯行，这是旧例。近代以来，大体都喜欢夸耀地陈述自己的才干谋略，以及任官期间显赫于人们耳目的功勋、爵位和声望，其他方面有时反而不如这些。依我看来，这似乎不合《诗》《书》的宗旨。从前周成王选拔百官，临镇东都时说：“君陈对兄弟孝友，能够把这种德行施于政事。”尹吉甫北伐玁狁，归来朝见天子，天子赐给他宴饮和喜庆，于是诗人歌咏他说：“张仲孝友。”古人称颂赞美大臣，不以他的才干谋略、功勋声望为根本，却唯独孜孜不倦地称道他在家庭中对父子兄弟所尽的情谊，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孝友是君子所称的神明般的德性：用它在家中修养自己的道德，家庭便和睦而吉祥；用它在朝廷施行并传播，声名便显著而政教便融洽。三代以前，大臣所以能把这些德行施于天下国家，以辅佐天子，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两汉时期，丞相、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渐渐凭孝廉而进用。如今南京礼部尚书安福王公，自武皇帝时期起家，前后几十次调任官职，直到今天，无论内外士人，不问聪明还是愚钝，只要考察他的爵位、籍贯和姓名，都能称他说：“这是当今闻名的大臣。” 我忝居属官之列，后来有机会拜谒王公，特别觉得他的相貌气度不像今人，于是退下后向他的弟弟司务君询问。司务君详细告诉我，王公作为人子，遵循孝道；作为兄长，遵循友爱弟弟之道；至于他所居处的宗族亲属，即使从柴米油盐、细小琐碎的事情起，也没有一件不亲自料理。唉，真是盛美啊！像我王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因为早已在家庭中修养自己的道德，所以出仕以后便能在当世显著地传播声名吗？王公此次以考核优等出行，属官以下的人都按照旧例作诗唱和，共写了若干首，在都门右边为他饯行。我并不擅长华丽文辞，司务君又把先前的嘱托加在我身上，我惶恐害怕，推辞说不敢承担。我私下认为，王公的道德确实符合古代《诗》《书》中所说的大臣的根本，不可以没有文字记述。于是又根据王公弟弟的叙述为他作此文，所以不去铺陈众人所共同见闻的事情。王公本来有才干谋略、功勋声望，我却专门详述他在家庭中所做的细事，并且要让天下的士大夫听见后思考说：“古代所称的君陈、张仲一类大臣，他们的根本道德在这里而不在那里。”这样或许可以使人知道根本所在，并在心中共同仰慕。谨作此序。【卷之五／序二】赠朱射陂考最序 寿乌程尹钱君序 赠画像者蔡少壑序 赠张御史出守顺德序 送华补庵郎中还山序 广西乡试录序【草稿写成而未刊刻】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叙沈道升《四书意》赠左通判受奖序 赠笠江潘公巡抚河南序 贺宫保胡公序 赠萧学谕石潭序 《筹海图编》刻本序 《白华楼藏稿》卷之五《归安茅坤顺甫著》，邑人姚翼翔卿编序 赠朱射陂考最序

译古代作诗，从王公大人直到农夫村妇，家家学习，户户吟诵，所以《兔罝》《鸡鸣》一类的诗歌，虽然内容极其细微，但它们的音节达到极致，足以配合管弦乐，使天地震动，感动鬼神。在那个时代，太学的教育以及天子考察士人、任用士人的方法，都以《诗经》为根本。所以说：“乐工用诗来传达意见，按时宣扬它；合于法度的便承受它，并加以任用。”又说：“诵读《诗》三百篇，授给他政事，他是有根据的。”汉代以来，诗道衰亡了。能够凭音节在当时称雄的，不是隐居山泽、寄情丘壑、远离尘世、留下幽隐踪迹的人，便是被贬的臣子和漂泊异乡的旅人，他们往往以贤豪放达、超逸不羁的气概自我欣赏；只是受困于燕雀般的环境，感到凄凉压抑、忧郁不得志。于是作大篇嘲讽、小篇赋文，啸傲于日月之间，长叹今古。他们的言辞穷尽而又凭技巧求胜；至于像前代盛世所说的王公大人那样，以近于大道的言论来表达，实在很难得到。间或有些学士大夫，天生具有高妙的音节，又很擅长作诗歌，出仕以后系上印绶做官，凭借他们的才干，往往把贤豪放达、超逸不羁的气概充分发挥在政事中。他们所到之处，有时搜寻幽隐、揭发隐伏，整治强暴、剪除奸邪，其中常常有奇伟峻拔、令人惊叹又令人仰慕的政绩。然而，同科进士嫉妒他，权势人家和显贵中曾经与他结怨的，又从旁窥伺，伺机借诋毁、谩骂和罗织罪名的机会，一有举动便能获得声誉，而诽谤也随之而来。自古以来，士大夫先生们常据此观察诗歌的命运，见诗人不被世所用，便说“诗能使人困穷”，或者说“诗人一定要穷困之后才能写得精工”，其实都不是说到了极致。《尚书》不是说过：“诗是表达志意的，所谓志，就是心之所向。”受到外物感动而有所发动，形成于声音，发自情感，又止于礼义，所以它的声调温柔敦厚，而用来施政也能通达。古代太学的教育，以及天子考察士人并授予政事，大概就在于此。我的朋友射陂朱君，天生具有音律节奏，又很擅长写诗作歌；他出任乌程县令后，唯独能够自行抑制近代士大夫自我炫耀的气势，而仿佛古代诗人的最高境界，大体上是政务亲近百姓，根本不追求世俗所称道的奇丽险峻之名。朱君为人特别淡泊自守，同科进士并不嫉恨他。我又是乌程邻县的人，乌程百姓也安然信服朱君的施政，完全没有受到世人所称的诋毁、谩骂和罗织罪名之事，这正是他善于谦下待人，所以人们归附他的缘故。我本来就知道诗歌不能使朱君困穷。如今他将因考核成绩优异而调任，天子正在招选词赋侍从之职；朱君既然以诗歌闻名当世，他入朝后不做翰林学士，也一定会做谏官，必定会献上古代雅颂遗留下来的作品，进献给英明的天子。就是这样。《为乌程县令钱君祝寿序》世间养生家说：“精神对于人的形体，就像国家拥有君主一样。”精神在内躁动，形体在外耗损，这种情势很少能够获得长生。因此，自上古以来，偶有禀受特殊气运而独具天赋的人，才能开始符合自然之道；其次则没有比修养形体、锻炼心性来巩固精神更好的办法，然后才可以学习成为神仙。神仙之说，是六经和孔孟没有谈到的，我本来并不相信，只是喜欢其中淡泊自适、接近道的一面。我很厌恶世俗不能称心如意，便渐渐到深山盘谷之间，暗中寻找那样的人同他交游。山谷之间不时出现身形清瘦、面色如漆、头发如蛩的人，两只眼睛隐约如碧水中的峙石。他颓然仰卧在自己的居所里，叩问他却不肯说话。他所为未必完全符合养生家的宗旨，但总之，他在那里忘却岁月，学习服食之术，似乎有所收获，所以我更加觉得奇异。传记中所说山谷里的人大多长寿，并非毫无道理。山谷里的人既然远离尘世，世人沉溺其中的战争杀伐、纵情艳冶等欲望，无法进入他们的内心，于是形体得以坚固，精神得以保全，所以大多长寿。又何况吴郡是水波山壑之乡，它占有东南鱼、盐、橘、柚、稻、蒲、鳬、雁等物产的利益，所以丝织品、绮罗、文绣如泉水般流通于天下；富人和大族往往习惯于购置田地住宅、蓄养歌儿舞女、经营园林、设置钟鼓来使自己适意，大概是当地风俗造成的。《尚书》说：“活着便放纵安逸，只知道沉溺享乐，没有谁能够长寿。” 似乎确实如此。海上钱氏尤其是吴郡所称富人巨族中最显著的一家。按照山谷之人的情形，本来应当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而使其达到这种地步，但京兆君却告诉我：“他年纪已经将近五十岁了。”他的父亲乌程君年满七十岁，祖父年过九十岁。两年前，祖父还没有患病；乌程君常常亲手抚着白胡须，戴着高高的冠、穿着礼服，拄杖让众孙列在面前，俯身捧酒祝寿；在几席之间，已经相隔五代人了。如今却再也见不到这种情景。我这次回去，希望姑且用当年为祖父祝寿的话来为乌程君祝寿。我听到这些，私下疑惑：钱氏家族难道是因为田园、钟鼓、歌舞、纨绮的华美，只把它们当作世间幻化的享受，而内心却没有受到污染吗？或者养生家的话和《尚书》所传的道理最终都没有应验吗？不然，为什么他们世世代代都能享有长寿呢？还是上世所说偶有禀受特殊气运而独具天赋的人，并不选择山谷之地而居呢？或者不是这样吗？这些事我都无法知道。我一向认识乌程君，他治理乌程时，特别让我怀疑他似乎是有道之士。因此，趁京兆君回去为他祝寿，我写信询问此事。希望您幸而替我说明，不要像那山谷之人一样，叩问他却不肯说话。《赠给画像者蔡少壑的序》

译阳明先生去世后，天下各地的门生、旧日属吏，以及他曾经带兵经过的州县和蛮夷居所，都争相为他画像并奉祀他。当时，阳明先生的画像遍布天下，而豫章一带流传的画像尤其相像。我回到金陵后，一天，考功何君吉阳带着那个画像的作者来拜访我，并且说：“这就是豫章一带最擅长为阳明先生画像、因而闻名的人。”我觉得奇异，便设酒款待他，趁着酒意，强令他为我画一幅阳明先生的像。他酒喝到一半，起身倚着席子索要白绢，左手拿着酒杯，右手蘸墨，嬉笑着淋漓尽兴地摹画起来。点染勾勒如飞，并不特别用心经营。然而不久画作将成，我偶然带着它，拿出来给曾经和先生交游过的人看，有时遮住一半，露出一半，他们竟能根据形貌辨认出来，喊道：“这是某某先生啊。”唉，真是精工啊。我曾经仰慕先生和他的门弟子讲诵其道，常常因为没有来得及跟随先生交游，只能看到他所穿的衣冠和容貌而感到遗憾。如今竟能依凭这幅极其相像的先生画像来保存形象并行礼拜见，真是幸运啊。画像只是技艺的一种；假如不是与先生交游深厚、寻求先生神韵十分深入，朝夕共同起居、同坐几席，把先生铭刻在心中，独自领会到先生超越衣冠容貌的神韵，又怎么能够把他的衣冠容貌画得这样精妙呢？竟然如此精工。阳明先生去世，不知已经有几十年了，或者说，他究竟凭什么还能这样任意下笔、亲手描画得如此相像呢？画像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同道弟子诵说他的学说，假如不能专心致志地喜爱它，像画画像的人那样追寻先生，难道能够偶然窃取到先生的一点相似之处吗？更何况还希望达到超越衣冠容貌之外的境界吗？唉，我感叹您独能做到这一点，却特别以您不能更进一步为遗憾。这就是我在您回去时写下来送给您的原因，也借此警戒自己。您姓蔡，名世新，是南康人，别号少壑。《赠张御史出任顺德知府序》我曾经查考古代的舆地图和历代传记所记载的内容，河北各州县自秦以来一千八百年间，所经历的诸侯、王侯战争和兵革遗迹，多得数不清。像巨鹿，就是古代的战场。我因获罪迁徙到广平时，经过顺德南界，曾稍稍勒马拄杖，凭吊这些古战场。乡野老人都默然不能说出兵革之事，他们所熟悉的，只是小吏办理租赋，岁时伏腊的宴饮祭祀，以及乡里庆贺、吊丧、赈济贫贱、斗鸡、驰马、蹴踘、游荡寻欢之类的游戏罢了。询问过去侯王伏尸流血的地方，大概已经安然长满禾黍桑麻，境内人烟、市肆、房舍密密相连，而能够指着它们说出旧事的人也许已经很少了。这难道不是因为明朝兴起后，把这里登记为天子的辇毂郡县，历代圣主相承，使京畿四郊之间不识兵垒，所以百姓人口繁盛而风俗不断变迁，才达到这种地步吗？自有书籍以来直到今天，文化典籍的兴盛也达到了最高程度。虽然如此，我有时观察各州县的百姓，大多不致力于积聚财产；每逢水灾、旱灾和荒年，就容易迁徙，因此世代居住当地的家族并不多。按乡里户口计算，已经不能和过去相比了。然而诗书教化还不普及，危急时便习惯于持椎行劫，拿弓箭刀刃彼此相向，粗野强悍的遗风仍同过去一样。[“母亦”原文疑有讹误，语义未明。]如今那些担任二千石的官员，出任地方长官，掌握印绶，在当地做官；但他们的权力太轻，又屡屡因为考核叙迁等事而离职，所以不能在职位上既有足够权威又任职长久，以致力于使民生不断滋长。这是天子的德化造成的吗？还是因为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我的同年寒泉张公，过去曾任洛阳令，以才能著称，后来入朝担任侍御史。如今他出任地方长官，我不知道执政者仓促之间能否改变现今的制度，使张公的任职权力更加重大并且长久。[“易今戈制”原文疑有讹误，语义未明。]但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他施行于郡中的政绩，一定会有古代贤能二千石官员所逐项陈述、彰显的那些成效。不将只是我从前经过此地时凭吊并记下的景象而已。我谨慎地把这些写下来，等待将来采风的人加以考核。《送华补庵郎中归隐山林序》中古以来，士大夫弃官离去，能够颓然自得、淡泊势利，以山林丘壑为满足的，大概很少。偶尔有这样的人，一定是因为任职时间长而且久，经常郁郁不得志；或者愤然憎恶世俗、断绝尘俗交往，有些事情不能容忍于当时；不然，就是过去曾经得罪当世的显贵大人物，害怕他们因一点小怨便陷害报复；再不然，就是官位已经达到满限，年纪也将超过规定，按惯例应当自行请求离职。这些人内心都有所牵系，只是因为遭遇困顿、厌倦和窘迫，不得不借离职来解脱，并不是所谓颓然自得、淡泊势利而以山林丘壑为满足的人。因此离职时间一久，往往渐渐有人后悔。唉！名位对于世人的束缚，已经很久了。假如不是超然物外，确有所脱离，并且专心谋求内心的愉悦，他怎么能够坚定不移、无缘无故地离职呢？我的朋友南京刑部郎中、毘陵人华君，到现在考中进士已经九年了；他因父亲去世服丧而离官数年，后来授官，又调任南方，这样算来，他列入朝廷请谒官员的行列，实际只有一半时间。华君又一向喜好古道，能写诗歌，在当时颇有名声；听说中朝士人正等待任期届满，大家都推举援引他，他却毅然不愿等待，再次上疏，拂衣而去。华君不正是所谓坚定自持、无故离职的人吗？既然如此，那么华君淡泊势利、以山林丘壑为满足已经由来很久了，所以我知道他能够长久坚持而不会再后悔。有人说：古代史书记载士人屡次离开职位、功名未能在当时显著的人，却都推重他们的义行。我不是史官，只是写下这篇文字，把它作为喜好修身者的传记，同时也私下惭愧自己有所牵累而不能离去，借此警戒自己。《广西乡试录序》【草稿写成，未曾刊刻】

译嘉靖三十一年，巡按御史朱某主持广西乡试事务，于是从千里之外送来书信和礼物，聘请某人和学正某人为考试官，教谕某某为同考试官。当时负责提调的是右布政使刘某、左参政张某；负责监试的是按察使魏某、佥事茅某，以及众位办事官员。他们共同把提学佥事王某选取的一千二百多人召集来，经过三次考核，得到五十五人，选录其中文章最优秀的献上。这是制度规定，并且嘱托我把这篇序写在试录卷首。我私下认为，桂林是百粤之地，方圆二千里，其中佩带官印的城邑，错落分布在名山大川之间，数量有几百处，也是古代的都会。明朝兴起一百八十年以来，天子每次在朝廷策试士人，而粤地与录取姓名有关的，连五十分之一都不到。总括粤地自行编录的士人，按照姓名核对最终是否中选，其中能够达到十分之一的，也许都没有。难道是因为距离英明天子遥远，诗书教化没有普及，所以势力上不能同中原那些冠带之国相比吗？我对几位同人说：古代豪杰，往往有人出自四方边远之地，或隐居海岛，何况粤地虽处最西南的偏远边疆，仍然属于当今天子封域之内呢？关键只在于上面的主管官员和下面的读书人究竟怎样罢了。况且如今的吴越、闽、蜀，在古代本是诸侯所排斥、不让他们参加中原征伐会盟的地方。那里鸟语般的语言和椎髻的风俗，应当同粤地彼此相近。然而汉唐时期，在闽蜀之间，主管官员能够从上面得到文翁、常衮这样的人才，于是直到今天，闽蜀所培养出来的士人常常达到中原士人的十分之一、二分之一。吴越之间，在春秋末期，读书人能够在下面出现季札、言偃这类人物，于是直到今天，吴越所培养出来的士人常常达到中原士人的十分之二、三。起初我进入粤地，听说如今御史和提学官到任后，便一起在先贤祠中举行祭祀，召集粤地士人到祠宫中，又跋涉数千里聘请名士来教导他们，其他悉心筹划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那么上面的官员大概已经仰承英明天子的德意，逐渐依照文翁、常衮的旧例，接连兴办教育了。既然如此，下面的读书人又怎么知道世间不会有季札、言偃一类的人，在他们中间共同崛起，以回应英明天子呢？唉！从前唐代陆贽主持贡举而选得韩愈，宋代欧阳修主持贡举而选得苏轼、曾巩，学者直到今天仍以此为荣。假使诸位能够不辜负各位执事官员所怀有的文翁、常衮的用心，推举并实行季札、言偃那样的道义，谋划并学习它，日后出仕。便能同吴越、闽、蜀诗书教化的成果相互激发、奋发争先，这就是今天这件事的幸运。我不才，也能够分享这份荣耀罢了。否则，难道不会令人害怕吗？这时，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应某、平蛮将军镇远侯顾某，正都以天子重臣的身份出任外地，手持竹节旄旗，临镇此地。石参政王某、副使公某、佥事赵某，以及副总兵张某、参将王某、朱某，都司王某、锺某，则共同在外部协助考试事务。其他如参政夏某、副使杨某、都司李某，当时正带着万寿表赴京师；左布政使韩某、副使沈某，则因考核任满而出行。有人说按惯例可以作书记载此事，所以我便写下它。谨作序。天子重臣出任外地，手持竹旄，镇守这片土地。石参政王某、副使公某、佥事赵某，以及副总兵张某、参将王某、朱某、都司王某、锺某，共同在外协助考试事务。其他如参政夏某、副使杨某、都司李某，当时正带着万寿表前往京师；左布政使韩某、副使沈某，则因考满而出行。有人说按惯例可以用文字记载这些事情，所以我便写了下来。谨作序。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近代以来，二千石官员的治理以考核优等闻名，大多是凭才干谋略，凭学问的却很少。为什么呢？古代士人致力于学问，学问明白以后出仕做官，深厚的仁爱便扎根于内心，顺应时势、适合风俗的通达政务便表现在施政中；他们之所以深深地进入百姓心中，换了时代也不会被遗忘，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世士人的学问已经散失，他们系上印绶做官，往往不到三四年就调任离去；如果不急于以才干谋略相互夸耀，便不能在众人和上级面前显示自己而获得任用，于是对众人便修饰声名，对上级便修饰外表。因此两汉以下，最著名的地方官，如东郡、颖川、南阳、渤海等地的长官，往往把才干所达到的成绩写在竹帛上流传下来，有的以灌溉田地著书，有的以种植树木著书，有的以击盗治狱著书；这些当然都是吏治显著可考的表现。至于孔门弟子、单父县令一类的人，偶然考察他们，完全没有其他可以用来显示自己、留给世人的事迹；然而他们的风流文物历经一千数百年，祭祀供奉仍未衰绝，只不过是弹琴而不走下堂罢了。唉，由此推论，圣门所致力的事情本来就在这里，而从未在于那里，这一点也可以看清了。湖郡太守李公，是晋地人。晋地士人大多慷慨自负，而李公到任时，刚一下车，官吏百姓便共同仰望他；他温和地具有君子容貌，大概是学问改变了当地风俗。等到他处理政务时，其他郡县因海上紧急军情文书飞驰而骚动、受到兵革影响的很多，李公一概摒弃那些做法，只凭和乐平易的德性，同郡中官吏百姓相互抚慰、切磋，大概从未像南阳、颖川一类地方那样，寻求所谓惊人骇目的政绩来炫耀官吏百姓的耳目。官吏百姓进来向李公听取政事时，也像喝了醇酒一样，精神舒畅地离去，同样没有什么惊人骇目的事情可以传到口头、指点于乡里。然而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共同称他说：“他是子产，是众人的母亲。”郡中的士人和大夫，以及车夫、仆役、优伶、奴隶等卑贱之人，甚至那些头发已经斑白、拄杖行走于山谷、几十年不曾进入郡府的老人，也都这样说。唉，李公难道不是前面所说深深进入百姓心中、即使过了几代仍会受到祭祀的人吗？难道如今的官吏大都各自致力于以才干谋略相互夸耀，而李公独自采取孔门弟子、单父令一类人的遗风，在其中以礼让相处吗？李公将满三年，因考核优等而出行。我听说汉代二千石官员以政绩优异闻名，天子便赐给他玺书和黄金，并表荐他为列卿。如今国家的旧例也偶尔有实行的，不知现在的执政者上奏时，能否不像采用那种做法，而采用我所说的这种做法呢？执政者又能否因我的话有所改变，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天子听呢？叙沈道升《四书意》

译我的朋友沈君道升编集《四书意》二卷，一卷叫《笔记》，一卷叫《口授》。《口授》是沈君曾经口头传授门人《孟子》章句，门人杂录后流传下来的。口授本流出后，其他州县的学者便私下相互抄写，未曾停止。于是沈君取来复核，却自己惭愧认为并非最精到的内容，更有门人改换韵脚、删取拼合而附会其中意义的地方。第二年，他便研究《大学》《中庸》，每天把自己心中所得进一步引申出来，作下注记。其中以朱考亭氏传注以及蔡虚斋等名家的学说为依据并深入探究的地方，已经条理分明。又过一年，他经过我白华楼，和我的儿子积等人一起读《论语》。当时沈君致力于解释、脱离传注和诸名家学说而追究其根本的内容，大约占十分之二三；不必完全依靠传注和诸名家学说、而独自领会到精微之处的，大约占十分之六七。有时还涉及诸名家没有窥见、或传注有所涉及却没有说到的地方，往往把关键处解释得通透明白，仿佛同子游、子夏等人在阙里相互揖让、敲击金石般讨论。因此，这些内容是沈君自己最为欣赏的；但学者中能够理解并喜爱它的却很少。沈君的长兄道立氏听说学者们相互传说沈君不以那些内容为自得，又怜悯沈君自得的内容世人有时不了解，于是把它刻印流传，派使者来请我在卷首题辞。我笑着写道：“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从前杨子云年轻时曾经模仿司马相如作词赋，等到看见其中讥刺的内容，才知道那些作品本来就是自我哀叹、又自以为浅陋的。汉代士人喜欢他的文章，把他推荐给天子；后来他作《法言》，众人半信半疑，其中最为奇特、最有构思的作品是《太玄》，可是世上没有人喜爱它，反而把它用来覆盖酱瓿。唉！君的学问正日益进步而没有停止，你所著的作品将来应当有日渐深入大道、不可估量的内容。老子不是说过：‘了解我的人很少，正因为少，所以可贵’吗？君本来就坚定地相信自己，又何必希求世人不把你的书当作覆盖酱瓿之物呢？君难道会成为覆盖酱瓿的书吗？君啊！君名伟，字道升，号虹野，号云。” 赠左通判受奖序 嘉靖丙辰年，豫章左君来到本郡任通判，才十天，监临使者便观察到他的相貌与才能，认为他有才干，发文命他代理乌程县令。代理乌程不满几个月，士人在学校中喜悦，百姓在乡里间喜悦，他身材高大，声誉显著，监临使者更加器重他。不久，监临使者入朝向天子报告，按照任职日期计算，仍按惯例不能用奏疏正式上报他的姓名，于是便发文加以奖励。左君的同僚、桂阳蔡君，率领各州县长吏，请我记述此事。唉，这难道值得为君作传吗？古代以吏治著称的时代，只有两汉最为兴盛。我考察两汉，像颖川、南阳、渤海等地，长官佩带二千石印绶时，任期长的二三十年，短的也不低于十多年；各属官都可以自行辟用任命。他们权力重而任期长，所以能够充分发挥才干；政绩之所以形成，也各自能够根据其所长以及当地适宜的条件，为百姓兴办利益。当时天子多次赐给他们玺书，以表彰才能；离任后史官便记述并流传他们的事迹，有的写成种树书，有的写成灌溉田地书，有的写成治盗书，到今天仍然清楚可考。像我们左君这样，气质和顺而面色仁厚，熟悉法令而办事练达，才干畅达而宏大，假使授予他州郡一方的重任，并使他长期任职，一定能够像古人那样为百姓兴办利益，哪里只是得到监临使者一纸文书的奖赏而已？如果国家采用汉代旧例，将来赐予玺书以及史官的记载，也都可以亲手指点出来了。但如今的官职不过相当于古代功曹一类，所代理的县令职位只延续几个月。左君的一切才干谋略，都困在低级属官的职位中，没有专门负责的事务，权力不足以施展十分之一；他所接受公文而处理政事，就像驿站传递文书一样，也不足以发挥千分之一、百分之一。这哪里足以穷尽地考察君的施政呢？我本来就深知君的才能，又怎么敢把君尚未能够充分施展、监临使者也不能上报的部分，描摹出千分之一、百分之一，附在古代史官记述流传的事业之后呢？有人说：“君这样迅速得到百姓拥护，诗中不是说过吗？这一定是有缘故的。”盛大的监临使者虽然不能按常规上报，采风者却不可以不记述。我于是写下这些，等待后来考察。赠笠江潘公巡抚河南序 乙卯年冬十一月，左布政使笠江潘公入朝觐见时，按照旧例，各位属官在北郭道路上办理供应和饮酒饯行的事，并请擅长文辞的人编次记述，大概是仿照古人歌咏《四牡》诗来相互劝勉慰劳。当时浙江东西正被倭奴逼迫，紧急军书日夜送达，而潘公从烽火军情中驿马奔驰而来，所以各位属官不能按照旧例向他致送饯行礼。第二年春天，左参政任丘郭公和各位属官联名写信来请我作序。不久回报说，潘公改任副都御史，出巡抚河南。我于是对各位公说：“诸位难道不知道朝廷急于任用潘公、派遣他出任此职的用意吗？中原好比腹心，南面连接吴越，北面越过云中、朔方，东面连接辽阳，好比四肢。近年来北方受胡人困扰，南方受倭寇困扰，那些应当深入作战、浴血厮杀、遭受蹂躏的地方数不胜数，而南方尤其严重。朝廷本来已经怜悯它了，但祸患毕竟只在四肢；难道没有听说古代医生折断手臂后，诊察到血气渐渐耗损，便反过来赶紧察看腹心，以便堵塞漏洞、保卫根本吗？”我曾经跟随官吏在黄河以南、以北一带任职，多次询问当地长老；长老们都说，乡里百姓一是被藩府的供给耗损，二是被供应军需疲惫，三是被戍守丘垒之役拖累。何况近来奸逆之徒仍在诏令所说的地方活动，军队经过后荆棘丛生，往往遍布千里州郡之间；逃亡百姓达到十分之二三，满眼都是黯淡不堪的废墟荒凉景象，渐渐已经难以支撑了。潘公刚刚经过浙江，所有转运和筹划的事情，本来就承蒙潘公在手臂折断之处施用砭石来治理。如今他佩带天子的玺书、手持符节进入中原，对于藩府供给军需、戍守士兵的数目和情况，以及如何疏通积滞、振作弊病、察明阴阳、畅通荣卫，使国家的腹心更加厚实，潘公难道会不放在心上吗？古人曾经把吴楚七国比作瓦解，把平民陈涉乱秦比作土崩。古往今来，平民拿起锄头而首先扰乱天下的地方，东方有芒砀，北方有邺，南方有南阳、成皋、汝、邓，都在潘公的要害范围之内，幸望潘公能够考虑到这些。我过去曾跟随潘公交游，知道他正直通达，明晓法令而清廉，所到之处多有善政，在当时享有厚重声誉。听说天子已经空出卿公的职位等待潘公，我本来就知道潘公一定能够有所作为，向天子复命。贺宫保胡公序

译古代两军对垒交战，在箭石交锋中击败敌军将领容易，在帷幄谋划中夺取敌军将领的心却很难。为什么呢？在箭石交锋时，可以凭力量抓取，可以凭气势威慑；而在帷幄之中，如果不是我善于作战，能够使对方抱定必死之心而不与我抗拒，对方就一定不会听从我；如果不是我胸襟气度宽广，能够使对方抱定必死之心而不背叛我，对方就一定不会信任我。我曾经考察传记，像汉高皇帝经历百战而取得天下，当时跟随他的将领如绛侯、灌婴一类，他们在箭石交锋中击败的敌将不可胜数。后来唯有韩王信、中行说二人，日日教导单于，窥伺汉朝利害所在以及汉朝应当忧虑的地方，于是与高皇帝、孝文帝始终相抗。当时汉朝如果有将领能在毡裘之庭夺取韩王信和中行说，使他们归返中国，汉朝便可以没有后患了。近来王直、徐海二人引导海上诸夷蹂躏我国，圣明天子赫然震怒，向天下各地的名将以及素来号称敢战的士人发檄文征讨他们，却总是失败退走。于是特意采纳百官意见，以通侯爵位和万金赏赐悬赏他们。诏令内外，情势也十分紧急了，而我总督胡公毅然起身，去处置此事。我曾经比较王直、徐海二人的始末，考察胡公捉拿二人的方法，认为其中有两个关键。大概徐海的资质强悍，王直的资质狡黠。徐海强悍，所以凭敢战善斗领先于诸夷，最终成为首先作乱的人；王直狡黠，所以能够以忠信慷慨的气概约束诸夷，使他们像属国一样。然而烽火所向，他还没有被冠以叛逆的名义。现在推算，当徐海拥有人数众多的夷族首领，分裂州郡作战时，胡公的戈矛和士卒还不到一千人，却想在他们中间纵横，其危险本来就很大。然而这好比同猛虎搏斗，拿羊猪诱饵去引诱它，有时就能把它关起来捆住。当时胡公以王直为媒介，所以捕捉徐海还比较容易。等徐海已经被捉，王直的资质又一向狡黠，这就好比受惊的猿猴。当时胡公把徐海作为诱饵，所以捕捉王直尤其困难。然而胡公在这一过程中，独能先后捉住二人，把他们献给天子。唉，胡公当时难道只是凭借寄托于掘魁垒的气力，突然袭击而俘获他们吗？大概是自从在海上经历大小几十、上百次战斗以来，胡公已经有办法使徐海和王直都抱定必死之心；而且他敞开胸襟所向无敌，杀徐海而不使王直怨恨自己，所以后来能够一并捉住王直而不使他猜忌。唉，这其中的关键真是微妙，绛侯、灌婴一类将领连一条计谋也没有来得及替汉朝谋划，胡公却独能两次擒获他们，以报答天子。可是世上喜欢诋毁的人仍然喧嚣不止。他们在朝廷内外纷纷制造汹汹议论，最终幸赖天子圣明，特地下令有关部门评议，于是册立胡公为元勋。唉，真是盛大啊！胡公的功劳已经载入石室，郡太守张君征求我的文章来道贺；我只是怜惜胡公怀有盖世之气、捍卫国家，却仍然遭到当时人的嫉恨，所以特意叙述事情的始末，把它留给后世，像这样而已。赠萧学谕石潭序 今天要寻求圣人之道，必定从孔子开始。孔子阐明唐虞三代的德行，用来教导天下。他所交游、在身旁共同弦歌祭祀的人，几乎有三千人。如今他们的姓名虽然不能全部看到并记载，大体都是天下杰出豪迈的人才。其中《鲁论》和《史记·世家》所记载的，尤其卓异突出。论辩没有胜过子贡的，文章没有胜过子夏的，大概杰出的人很多。孔子都不称许他们，却唯独多次称赞区区颜回的愚钝。颜氏去世后，道统几乎断绝。后来又得到一个以鲁国声名著称的曾参，孔子才渐渐出来删定、撰述《易》《诗》《书》《春秋》以及一以贯之的宗旨，把它们传到今天。像这样的情况是为什么呢？唐虞三代的德行，必须由那些愚钝质朴、不被外物改变内心的士人来承受，然后才可以同他们共同进行祭祀弦歌的雅正活动。总之，要在内修养心性，在外学习见识，并逐渐使自己浸润于道。我们县的学谕石潭萧君，是粤地人。粤地本来偏僻，在西南万里之外的极远边疆，没有中原冠带地区那种经过教化而形成的风俗，也没有靠外在技巧来装饰自己；但他的气质端正质朴，穿着木鞋也不觉得难行，真是一个渺然出众的儒者。我起初远远看见并观察他的相貌，私下已经觉得惊异了。后来探问他的深处，才知道他不肯随今人浮沉，也不屑于被今人所左右，只和两三个朋友诵读、学习世人认为迂阔而厌烦的学问，希望探求其中的精微，以便不愧于自己的职责。这个人，难道不像前面所说的愚钝质朴之士，正是孔子屡屡称赞并深深赞许的人吗？唉！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各自把自己的学问分授给诸侯之国。子贡在卫国施教，子夏在河西施教，有的后来成为商鞅，有的成为庄周；田子方一脉后来又成为荀卿、李斯一类的人，于是孔子的道统就这样在天下毁裂、崩缺了。没有断绝的，也只剩下一线。教导别人的人选择对象时不可不慎，实在太重要了。我怎能不对萧君深有感慨呢？于是写下此文送给他。《筹海图编》刻本序

译国家与各夷族交界的边疆，东起辽、蓟，经过云中、上谷，西接陇、蜀，南达苍梧、象郡、百越之地，都依山开堑、凭谷设险作为边界。自秦汉以来，设置亭障，修缮戍守；各种险要关塞的地形优劣、虚实向背，世代都有图籍来分类说明这些事情。过去发生的事情可以借鉴，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可以作为镜鉴。所以士大夫一旦拿起鼓槌出征，便逐渐陈述得失和地形利害来参与军事事务。至于海上，则在闽广、浙直、登莱之间，沿海设州，南北绵延一万多里。各岛既不能依附冠带之国以自行通达，有时进贡，有时断绝，有时侵入内地，大多几十年出现一次，或一百多年出现一次。而中国用来设置烽火、侦候敌情、守卫海疆的设施，也逐渐微弱了。到我朝建立后，才开始派遣信国公经营治理这一带。然而自历代圣主以来，几十个州郡安然无事，没有看见兵革。近来有两三个狂妄奸逆之徒在内地作乱，往往使远近地区都难以支撑；英明的天子于是开始下诏征调有才干的官兵骑士，又选拔宿将共同作战，内外都骚动起来。然而大的全军覆没，小的陷入敌阵，迟疑狼狈，所到之处没有取得尺寸之功。为什么呢？因为将领不能审察敌情，士兵也不熟悉战法。少保胡公到来后，经历大小几十、上百次战斗，逐渐铲除群凶，于是填平了东南的战乱。我曾私下观察过公所擅长处理的事务，大概世间有些人的气度，本来就像是上天赋予的那样。当军书告急、一天有几十份送到时，公仍举杯谈笑，往往事后验证成败，几乎百无一失。这是因为公自幼入仕，勤学熟习军事，又在我浙江任职游宦已久，对于敌我双方的关隘险要、地形优劣、虚实向背，全都了然于胸，所以能够谋划到这种程度。一天，公听说昆山郑伯鲁君跟随诸生学习之后，喜好谈论兵事，并且痛恨诸将校不能审察敌情，动辄亲身冒险迎敌，便把各夷入寇的路线以及其将士应当取胜或可能失败的地方，详细记录下来。郑君忽然说：“战争兴起至今十多年，竟没有片言只字用来记载往事；我们这些人将要离开战阵，这些战事的踪迹也将随之逐渐散佚，那么后世举烽火飞驰传报时，不仍然会像今天一样吗？”于是公用礼物聘请郑君到幕府，汇集编次这些事情。郑君便首先把各道中环绕海面而设的州，以及错落在海中耸立的各岛绘成地图。各岛有的进贡，有的断绝往来，有的侵入内地；中国派出的使者与他们的部署、文书、器物以及作战习惯，都不能不逐项显示出来。于是又编成事略。然而各道山川的平险形势不同，所训练、适用的战阵也各不相同。于是分别列出广东、福建、浙江、直隶、登莱，又各自绘图，并附上兵防事宜。分开则容易散乱，散乱便无法考察，于是按月日编次排列。各夷入寇，以及他们有时分离、有时联合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弄清其情势，之后才可以乘机派遣侦探、安插间谍。于是又编成年表和寇踪分合谱；其中记载应当斩获数十、数百级以上的情形，这就是古人所说筑京观以威慑敌人的做法。于是又编成大捷，考察战死的烈士，以及为丈夫殉死的妇女，所谓战事的惨烈，也一并记录。又编成遇难殉节考。军队将领在攻守、粮饷、行伍之间，如果不与士大夫共同讲习、操练，便不能明白法度而建立功绩。最后以经略一篇结束。我恭敬地读了这些内容，悲悯地叹道：“您的用心也真是广博而勤勉啊！从王公大人直到处士布衣中的侠士，从朝廷的谋划部署直到将帅部属的史实，只要有一句话关系到当世，没有不逐句搜集、逐字编排的。可是您大概也知道，其中仍有许多繁复庞杂之处，书中所称述、评论、排列的内容也彼此有异同，似乎还不能立即全部拿来施行。不过您如今正热心于聚集箭石来捍卫国家，广泛搜寻幽隐、考察细节，本来就应当如此。” 书稿编完后，您于是亲自题名为《筹海图编》，还曾亲手拿给我看，笑着说：“我编这部书，就像医家编纂古代方书一样。神农尝遍百草，以及方外之人所说的牛溲马勃，我都一并借来，等待越人、仓公那样的人出现后自行选择使用；除此之外，哪里还有闲暇顾及呢？”您年轻时很有逸气，想凭功名使自己得意；后来仕途不遇，恰逢国家外患频仍，终于把胸中奇异的见识发抒成这样。唉！像您这样的人，难道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虞卿那种非有穷愁、便不能著书以向世人显示自己的人吗？【第六卷／序三】《送按察使汪青峰序》《赠穆明府序》《寿郡太守云屏张公序》《再赠宫保胡公序》《赠范中方参政河南序》《赠归少参赴滇南序》【脱稿后，来不及投赠，弃置在箱中】《赠陈宪使赴赣序》《赠荆乌程序》《赠萧石潭擢令江浦序》《青霞先生文集序》《赠黄丞擢甘肃行太仆主簿序》《赠林金坛给由序》《送沈迫子赴塞上，辇其父参军公遗骼返葬序》《白华楼藏稿》卷之六，《归安茅坤顺甫著》，邑人姚翼翔卿编。序。《送按察使汪青峰序》我年轻时听说安期生曾向项羽献策，项羽没有采用，他便避开离去；而黄石公是秦代的隐士，却常常把兵法传授给子房，最终成为皇帝的老师。我本来就对此感到奇怪。后来考中进士，在长安旅舍中观察同年好友青峰汪君。当时宰相认为您的才干非凡，想让您迅速显达，唯独您推辞谢绝，不肯接受，还常常称病闭门，放下帘子，诵读养生家的著作。又常常跟随养生家寻找异人，能把丹砂煮炼成黄金的人，您都同他们深入交往；至于究竟有没有所得，我本来就无法知道。偶尔以此询问您，您每每自以为奇。您的身体虽然沉沦在金马门之间，心却未尝不在终南山、少室山的幽深处游历。因此我曾为您画像；您的双眼凝然，像碧水耸立，几缕烟雾从中升起，即使是我也不能不觉得您奇异。后来您在郎署中沉浮十多年，一出任便做了广东按察副使，手持兵权印信攻打海上贼寇，于是以知兵闻名。不久您来参与治理浙江藩司，又能吐露胸中的奇谋，辅佐总督胡公，最终元凶授首，吴越因而安宁。这难道是您把《韬钤》与《参同契》的道理融会贯通，使它们彼此表里相应吗？那河上公所说的开合、取予，能够徒手排除万难而无敌于天下。您本来能够忽然把它取来作为养生诀，忽然又取来作为兵家的符验，因而出任将领、统率军队吗？总督胡公上疏陈述您的功劳，提升您为广东按察使，让您赴任。我于是对您说：安期生、黄石公这两个人，既然已经羽化成仙而离去，世间固然无法再求得子房从黄石公那里得到的秘方。安期生灭亡暴秦、诛灭项王，汉皇便与他剖符封为列侯，他于是借托赤松子之名自行逃避。您难道仍有飘然自得的心情吗？国家还多有艰难，您只管前去；将来等候您在东海之滨功成受爵，我本来应当顺从您的爱好，但私下还希望能有所请教。《赠穆明府序》

译世人批评州郡官吏，难道同孔子的旨意有时相同、有时不同吗？孔子的众多弟子中，那些凭才干被选拔为官、在诸侯间显名的人很多，孔子却都不赞许；而柴的愚笨，孔子反而怜悯；宪贫困得厉害，衣冠破旧，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孔子便爱护他；周有若求的技艺，有时替季氏重重收敛赋税，孔子便排斥他，又带领几位弟子击鼓共同攻讦他。孔子难道不知道，在赋税、诉讼、兵甲之间，有些人能够处理事务而另一些人不能吗？只是他不忍心看见清廉和贪墨之人都随波浮沉、任意妄为，不得不辨别黑白、端正人心，以等待天下后世罢了。我们郡的穆君，大概是承袭先正文恪公的教诲，用来修饰自身的人。他来治理我们郡，已经三年了。其他事情我不知道；至于郡中百姓，不敢把一钱一缯一蔬一鱼送进他的庭院，君也不敢因郡中一钱一缯一蔬一鱼而玷污自己的名声。他谨慎自守，大概接近古代清廉无欲之人，也接近前面所说的愚笨而贫困者。如今最终因政绩不称职而获罪，调任别处离去。唉！孔子是您的同乡。您回去时经过孔子的庙宫，希望替我洒酒祭奠，并凭吊、占问说：“难道是为了那个吗？” “是为了这个吗？”听说孔氏的礼器还在堂上，您虽然不能免于刺史、州县官吏的讥刺，大概还可以免受孔氏的责罚吧。《寿郡太守云屏张公序》当初闽中张公曾经佩县令印绶，任职于乌程，他抚爱、教化县中百姓，十分勤勉。后来入朝任户部尚书郎；此后接替他佩县令印绶的人来任职，有些渐渐比不上他。何况自从战争兴起，海上的烽火多次逼近内地，县中也已萧条冷落。于是人们黯然思念张公，深深追念他过去勤勉爱民的作为，低头徘徊，流泪叹息，彼此凿石刻记这件事。碑立在县驿亭下，已经很久了。天子怜悯湖州郡濒临海边，百姓非常困苦，认为应当得到贤良的二千石官来安抚治理。特意察知尚书郎张公，过去曾任湖州下属县令并以能干著称，于是让他佩带二千石的印绶，出任郡太守。张公的公文檄令到达时，县中的官吏和百姓走了几百里，拦在道路上迎接他。邻近各州县既然已经归属管辖，原乌程县令公便来慰劳；乌程人又因为过去蒙受过张公的恩爱，人人都为张公到来而高兴。张公看到过去的官吏百姓，也欣然开怀，有些人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高兴。过了一段时间，恰逢张公的诞辰，各州郡都率领官吏百姓举杯进府祝寿。乌程令荆君察知乌程官民对张公的感情深厚，又认为不应当与其他州县按同样的例办理，于是独自谋划如何为张公祝寿，并来征询我。我告诉他说：“您将要同各州县一起进献酒食，照例堆叠陈列，实行华封三祝了吗？还是要按着县令的印绶，也就是张公过去佩带的地方，特意条理规划他的政绩，补充整理他的政务，并且把这些置于其他州县之前，以申明张公遗留下来的恩德呢？苕水、卞山，与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过去的乡里温暖安宁，仍像身边有厚被一样；虽然那时还没有烽火逼近，但张公安抚教化百姓的情形就是如此。如今的乡里却颓败不堪，到处可见交换孩子、烧骨煮食的人；虽然这是因为烽火已经到来，但张公之后的官吏安抚教化百姓的情形却成了这样。张公离去时，官民彼此忧愁地记住他、思念他；他再次到来，官民又彼此欢跃喜悦。这其中一定有某种东西幽深地进入肌肤，逐渐深入脏腑，不是声音笑貌之间零碎牵合所能说明的。古人珍爱一条好的政道，甚至爱护到树上的树木都不肯砍伐；何况您是继承张公政务的人呢？汉人歌咏南阳时说过：‘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大概说的是前后政令一脉相承。您看县吏抱着文牍经过张公过去巡行按察之处，那些事仿佛仍一一留在您的衣带之间。您难道没有这个打算吗？您若能做到，张公的恩爱就不只留在乌程，各州县也将从您身上看到良好的政风。” 后来有客人把这些话告诉张公，张公说：“好。”于是把它写了下来。《再赠宫保胡公序》

译总督胡公擒获王直后，圣明的天子怜悯他的功劳，特地下令有关官署议定此事，加授胡公太子太保，并按等级加授参与此事的诸将校。我应郡太守张君某的请求，记述这件事。曾考察胡公擒获王直的缘由，以及当初俘获徐海的经过，都是在帷幄中运筹谋划而取得战斗功劳，有些地方甚至是古代名将也比不上的。有见识的人听说后都点头称许，胡公自己也颇为得意。然而这只是略述胡公夺旗斩敌的概况，至于胡公舍身报国的隐微心迹，却没有涉及。自古大臣以自身捍卫国家，常常要权衡个人与国家的利害。如果把自身利害和国家利害放在同等位置，个人安全国家就安全，个人危险国家就危险，这还只是浅层的道理。至于另一种情形，则是自己即使被俘，国家也可以无恙；如此一来，个人或许可以免祸，而国家的灾难却几乎会像土崩鱼烂一样发生。所谓事机紧要之际，间隙不能容纳一根头发；在这种时候，必须把自身置于荣辱名声、生死存亡之外，然后气度才能安闲，行动才能专一而不乱。当时海上势力遍布，诸岛夷人联合起来入寇，分派其他首领劫掠吴越、江淮各州郡，自己则带领部下最凶悍的一支，都是曾经与中国军队交战的数万人，突袭乍浦，威胁钱塘，震动金陵。胡公当时收集的士卒不到一千人，却想仓促起兵抵挡。胡公谋划认为，若交战则兵力不足，若拖延以等待戍兵到来又远远来不及，于是不得已重金赠送使者，让他直接进入海盗所在之处，在歌妓舞姬之间羁留、诱骗王直，又从内部早晚反复纵横离间，以分化他的党羽。这里面的情势实在极其微妙，但内外士人有的并未察觉，猜疑者、忌妒者和进谗言者却一天比一天多，四面滋生。我当时经过胡公的营垒，只见他左手筹划军务，右手饮醇酒，好像忘了敌人。我偶尔从神色上替他担忧，他却独自拔剑在地上划着，呼喊说：“只要国家的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考虑的只是我用这件事报答朝廷罢了，您忧虑什么？”唉！这样看来，胡公献身国家的心志已经十分明确了。气势达到极点，可以劈开金石，贯穿虹霓。胡公心中有一个愿意独自承担的目标，已经忘却荣名和生死之外的一切。这就是敌人纷乱纠缠而不能超出我方谋算，最终反被我军俘获的原因。唉！古今以来，击败敌人的将领容易，舍身殉国的士人却难得。像胡公擒获王直、俘获徐海，这是有关官署可以取得并据此议赏的功劳，日后史官还可以记录；至于胡公区区以身殉国的隐微心迹，只同王直、徐海被杀而不因此怨恨一样，即使鬼神也未必能窥见其中细微之处，何况世间的学士大夫呢？何况这是有关官署能够奏请并议定赏赐的事情呢？时间一久，胡公这种忠义或许会在好议论者的口中零落湮没。不仅史官不知道，便是稗官野史的议论，也可能来不及记载。我因此感到悲哀。私下因德清令沈君某的请求，姑且说这些话。并且用它告诫后来想凭功业自我显耀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气节专注于荣名、生死之外，像胡公一样为国家献身，然后才可以。《赠范中方参政河南序》中方范公督学我浙江时，对一切文章经术，都采纳两汉以来宏深典雅的旨趣，用来激励学士。范公为人，表面谦和而内心刚强，庄重而善于思考，缙绅大夫都乐意同他交游、相互切磋。等到他升任河南参政，藩司、按察司的诸位君子彼此叹息感慨，也不忍心看他离去。按照旧例，督学大夫以政绩最优闻名的，通常可以入朝补任卿寺官。公既然凭治理政绩闻名当世，众人共同推举援引，本应渐次进入执政之列，却没有补任卿寺而补任河南参政，大家颇感疑惑。我考察国家舆地图，并附带说道：“听说公管辖南阳。南阳是天下的咽喉要地：西面窥视武关，南面直达襄阳、邓州，北面直到宛、叶和成皋之间，所以楚汉以来，侯王在这里经历了百余场战争。四方若没有大事便罢了，否则鼓鼙之声、烽燧的踪迹将从四面传来。国家如果没有重臣亲临镇守，难道不会有南顾之忧吗？何况那里土地深厚，世人称说有怀抱道术、如龙潜卧其中的人，又有许多强弓劲弩、淬炼的铠甲和锋利的宝剑，正是古人所说韩国的强劲兵力、一人可当百人的地方。”公经过那里，不妨暂时停车远望；云雾草泽之间，一定会有奇异杰出、超迈不凡、纵横豪放的人士出来跟随公交游。公如果把他们招致麾下并加以羁留，苏文忠公大概也就不必担心丰沛一带的人才了吧？同领卿寺各曹相比，这又孰得孰失呢？有人说确实如此，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赠归少参赴滇南序》【脱稿后，来不及投赠，弃置在箱中】近代以来，学士大夫在朝廷任职的，往往从取得通籍直到衰老白头，都不愿有一天离开京城。轮到补任藩司、按察司或郡县官职时，又多选择便利之地来经营交结；稍微调到边远地区，不是被贬，就是孤高自守、没有厚援的人。偶尔独自考察古代传记，那些所谓以奇节自我欣赏的人，有的主动请求出使绝域；他们飘忽如魁山般的气概，若不是世间乡里儿女的情感所能羁绊、濡染，何其壮烈啊！我多次因此暗中寻访天下士人，近来听说长洲归公到来。当您由给事中上书论事、出任佥事前往浙江时，我颇怀疑您是孤高而倔强的人。过了三年，您又出任滇南参政而将要离去。滇南偏处象郡、百越最南的边界，距京师万里，是士大夫不乐意游历的地方。公出发那天，脸上没有离别的忧色；我在钱塘道上设酒为您饯行，并对您说：“听说汉武皇帝曾在长安上林苑中命水衡都尉凿池仿照昆明池，以训练水战。他当时的气势就是这样，所以能够鞭挞四夷。您如今进入滇南，应当经过那一带，尽览山川道路的胜景，偶尔看见伏波将军奋勇建立战功的地方，难道不会有昂然自得之心吗？” 唉！公如果把滇南山川道路的胜景绘制下来带回来，让世上那些原本任官却不肯离开长安的人看见，并指着地图讲解，我又知道他们一定会爽然自失，羞惭得脸红汗出，头发沾湿衣服了。《赠陈宪使赴赣序》

译赣地的贼寇盘踞在闽、广和江西各省州县之间，又有大山长谷阻隔，悬崖深堑、峭壁密林遮蔽，山峰高险、沟壑交错；他们自以为这是猿猴也难以越过、飞鸟也不能渡过的地方，所有戍兵都无法深入猛烈攻击。即使深入其中，我军是客军而敌人是主人，势必不能久留；敌人还可以在西面表面筑垒抵挡我军，在东面暗中挖穴躲避我军。因此首级还没有悬挂出来，军队已经疲惫，只得收起铠甲退兵。没过多久，邻近边界燃起烽火传来警报，接踵而至，有人便共同为此忧虑。后来我曾读阳明王公征剿浰头、横水、桶冈等地的奏疏，常常看到他侦察敌人内部的向背，扰乱其中的耳目，攻击他们来不及防备的地方；敌人有的依石据险、列栅与我军作战，有的像鹰一样盘旋突袭，有的像虎一样蹲伏等待，有的围着火堆突然冲出，有的携带干粮潜伏窥伺。当时，赣地远近的洞窟本来就是祸患之源，敌人像鸟飞、鱼游一样四散逃去，千里之间连续震动恐惧，不敢出声。可是几十年来，过去一向作乱、如鼪鼯在风雨之夜啸叫般的贼寇，又渐渐兴起。唉！赣地还是原来的赣地，难道不在于守御它的人能干还是不能干吗？杭州太守陈君治理郡政，执法严明而办事熟练，刚正而温厚；他曾经击败、惩治治下的县邑，有古代渤海太守遗留下来的作风，久而久之便以能干闻名。天子怜悯赣地盗贼众多，特意调任他为按察副使，佩带印绶前往。我在他离开时到钱塘江边为他饯行，并告诉他说：“您进入赣地后，就到了阳明先生过去曾经持戈作战的地方。您察看他的旧营垒，访求他的遗事，难道不会早晚受到启发而有所作为吗？”我私下写下这些话，等待您回来，不知道将来您经过那里时，会认为这些话说得怎样。《赠荆乌程序》云洲荆侯到乌程任职后，不久便有了声誉；但属下的使者按月日考核，仍未能把他的贤能写入文书上报朝廷，于是只好发檄文加以褒奖。他的同僚黄君等人以及县中的父老，因为深入了解荆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便一同请求我写文章来彰明此事。我答应了很久，只是草稿还没有写成。有人怀疑我故意拖延，我私下想，古代史官写史，对于名公硕辅，如果不是为国家建立大功、抵御大患，便不会把他们在众多官吏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写下来；而对于韩信、彭越的战事，如果不是攻破赵国、平定齐国、击败魏国、灭亡楚国、使千里城邑受损这样的功绩，也不会记载；至于绛侯、灌婴之类的人，只要亲自夺得一面旗、斩获一个首级以上，便全都记录。这样做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名公硕辅之后便只亲近众多官吏的勤劳，而是因为名公硕辅贤能巨大且事迹众多，如果一一为他们写下来就写不胜写；众官以下的人贤能较微小，如果不为他们记录其事，他们便无从被记载。古代有名的循吏也是如此：终身以郡县政绩显名的，便按郡县政绩记载，但也要选择事情来写。像灌溉田地、种植树木、治理盗贼，只有施行时间长、对百姓功德很大，才会记载，其他事情便不记。如果功业巨大，后来又被表彰为九卿、封为列侯，并且还有功勋德业载入国家典册、列在鼎彝之上，那么另行立传，并附带记载其郡县政绩；不会再琐琐屑屑地只按郡县事务来写。古人对于有才有德之士，根据其善行的大小来记载，有时勤于记载，有时稍后记载；有时详写，有时略写，本来就是如此。如今郡县之间，那些才干优良、按月日考核最先出众的人，不过由监察使者先发檄文加以奖赏罢了。任职满一年以上的，便上疏奏闻；其中尤其卓异、远超常人的，天子有时下玺书召见；再进一步，便为他们立像建祠、凿石作记。我看荆侯，才干完备而气度舒展，任事敏捷而熟练，又有勇悍的资质和豪迈伟岸的气概，不到几个月，百姓就像对父母一样长期依赖他，像对神明一样敬畏他。几十年来偶尔见到的人才中，凭他的才干，将来游处于列卿之中，必定成为明主麾下的名公硕辅，抵御大患、建立大功，从而闻名当世；那么，他的风流人物足以光耀天下、流传后世，前途还很长远。如今部使者所发的檄文，只是说他初到任时施政的情形；以后将有人按次上疏把他的事迹奏闻天子，天子或许下玺书召见，而县邑也会因为不忍忘记他的功德，共同为他建祠、凿石立碑。我略去细小的事情，概括其中重大的事情，把它写下来，以备采风者记录，并附在史官的列传之中。对于这些请求，我都无法拒绝；我也不忍心始终默然不言，又何必只因今天区区部使者的檄文便夸张铺陈、郑重记载呢？有人说：这也可以看出荆侯刚开始取得民心的情形，所以一并为他作序。《赠萧石潭擢令江浦序》江浦是京城脚下的县邑。许多中贵、权势人物的产业，以及金吾卫巡逻的士卒，杂处其间。这里又是南北舟车、水陆交通的要冲，早晚都要整治厨传、准备供应和陈设，把奔走办事当作能干。有人说石潭先生是质朴守行的君子，不应当让这些事务烦扰他。我对他说：“萧君，您难道没有听过老子所说的‘宁静胜过躁动，柔弱胜过刚强，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吗？世上的士人常常凭意气耗损自己。凭意气耗损自己的人容易受到蒙蔽，所以他的智慧在内被毁誉、利害、爱憎、情欲所困，在外又被狱讼、赋役、簿书、米盐等事务所疲惫，各种市井交际、炫耀名声的私心，都能乘机迷惑他。因此县邑事务繁剧而处在要冲，有时就会成为祸患。您是凭道义战胜自己的人。凭道义战胜自己的人通达明彻，他的智慧总是在世俗的缴矰、网罟、弓弋之外游行；那些使常人劳苦形体、憔悴精神的事情，都不能撼动您、扰乱您。您独自超然旷达，安然佩带印绶面向南方；入内便治理文书，出外便采集民情、询问风俗。到了郊外，前面所说的中贵、权势人物以及厨传供张之事，早晚都在您的掌握之中，我本来就知道您应付起来会十分从容。”所以我曾说，宓子贱弹琴与巫马期戴星办事，劳逸虽不同，但孔子以来的学士大夫所取的折中之道，有时并不以宓子贱为高、以巫马期为低，大概是有道理的。县邑倚靠大江，多有山水胜景；都城宫阙的华丽，以及我高皇帝开国留下的功业，往往都在那里。您能否把治理公事的空闲用来替我把这些写成文章？如果写成后寄到山中，我收到后阅读，当然可以借此观察您的政绩。《青霞先生文集序》

译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斥责宰执，宰执深深憎恨他，正竭力罗织他的罪名，幸亏明圣的天子仁慈，特意减轻对他的惩罚，只把他调往塞上。当时，沈君直言进谏的名声传遍天下。后来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妻子儿女出发到塞上居住。适逢北方胡虏多次入侵内地，而帅府以下束手无策，关闭营垒，任凭胡虏出没，甚至没有射出一支箭来抵抗。更有甚者，等胡虏退去，便割取中原战死者和野外行人的首级充作功劳；父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兄长哭弟弟的情形，到处都是，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沈君上面痛恨边疆防务日益松弛，下面又悲痛诸将士日益残害百姓、蒙骗国家，于是多次呜咽叹息，把心中郁积的愤懑发泄在诗歌文章中，以排遣情怀，这就是文集中所收的那些作品。沈君原来因直言进谏而在当时受到重视，他所写的诗歌文章又多有讥刺，渐渐传播开来，上下震惊恐惧，这才有人拼死互相煽动、罗织罪名，沈君的灾祸由此发生。沈君死后，一时掌握军政的那些共同诬陷他的人，不久也因罪获罪罢职。又过了不久，原来的宰执中那些陷害沈君的人也受到惩罚罢免，而沈君的门人、给谏俞君于是汇辑他一生所著的若干卷，刊刻流传。他的儿子以敬来请我为书稿开头作序。茅子读完后题写道：“像沈君这样的人，不正是古代忠志之士的遗民吗？”孔子删定《诗经》，从《小弁》的怨恨，到亲自取录《巷伯》讥刺谗言之作以下，忠臣、寡妇、幽人、怨士的诗篇，一并列为《国风》，疏理为《雅》，数量多得不可胜数，难道全都是古代合乎中和声律的作品吗？然而孔子没有轻易抛弃它们，只是怜悯那些人，体恤他们的志向，还说‘感情由内心发出，止于礼义’，‘写诗的人没有罪，读到它的人足以引以为戒’罢了。我曾按次考察春秋以来的作品：屈原的《离骚》似乎近于怨恨，伍子胥的谏言似乎近于胁迫，贾谊的奏疏似乎近于激烈，叔夜的诗似乎近于愤怒，刘蒉的对策似乎近于亢直；但推究孔子删诗的宗旨，把它们汇集编次起来，或许也未必没有值得收录的。沈君虽然已经去世，但海内缙绅大夫至今谈到他，无不鼻酸流泪。唉！文集中所载《鸣剑》《筹边》等篇，假如让后人读到，必定足以使贼臣胆寒，使塞垣战士的战马跃起，激发他们的愤慨，这是毫无疑问的。将来国家派采风使者出来阅览，这些作品难道能够被遗漏吗？我谨慎地把这些话记下。至于文辞写得好不好，以及是否符合古代作者的宗旨，并不是评价沈君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不加论述。以上是我为《青霞序》以及他的诗文若干卷所作的序。我大概只看到他所作的《小言》《鸣剑》和《筹边》等刻本，便为之作序。后来读完了全套书，发现其中有许多残简和讹字。拿它同青霞过去寄给我的稿本覆核，有的已经亡佚，有的也多不相合。我因此先前询问伯子敬，敬又哭着说：“这只不过是先大夫旧稿的十分之一罢了。”我年轻时曾随侍先大夫在座侧作文，先大夫每次落笔便自己得意，嘱咐敬抄写，累计有四十卷。我从塞上回到浙江时，书稿已经汇辑编次成帙，准备带回去刊刻，但先大夫却出了事，书稿最终留在箱中。等我回来，先大夫的祸难已经开始；督府以下原本受宰执指使，想罗织其他罪名来邀功，此外，先大夫在塞垣筹划军务时，对一切权宜缓急的处理，大多同诸将帅以下的意见不合。尤其是对他们关闭营垒、养寇自重、谎报斩首邀功的事情，常常在文章中揭露。当时他们最忌惮的是方大同、右卫被围，先大夫多次写信催促督府乘机整顿兵力，出兵袭击胡虏、解救围城。督府已经答应按约行动，后来督府公然怯懦畏缩，竟不敢出兵，城池被围达六重，几个月中多次几乎陷落。有三名戍卒从被围的城中突围逃出，其中两人名为某某，进城向督府报告，督府立即把他们杖打死在杖下。另一人名为某，惊恐之中乘机逃走，在路上乞食，有人问他，他便流泪诉说先前的情形。先大夫稍稍前去询问他，越发愤激呜咽，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告知督府，大略同时指陈胡虏的虚实以及我军伺机袭击的办法，希望激励督府公出兵。文章中又略微侵削、诋毁督府，督府更加窘迫不安，又害怕先大夫把这些事情上报朝廷。于是便同某御史互相散布流言，上疏罗织罪名，想置先大夫于死地；又害怕先大夫所著文章逐渐流传，其中记载的事实会同他们奏疏中罗织的内容不相符合。将来士大夫有人考察此事并加以核实，灾祸便不可预测。于是当天就籍没我家，趁机把先大夫箱中留下的旧稿全部搜出烧毁。又因为先大夫帷幕中原有许多弟子，认为弟子们一定各自在家藏有副本，便再次在市中张榜：凡藏有某遗稿片纸只字的人，都按同样的罪名逮捕治罪。于是先大夫门下的弟子们彼此惊愕，双腿发抖，便把稿本全都毁掉。如今仅存的，只有已经刊刻的《小言》《鸣剑》《筹边》等稿；《兵说》八十一首以及其他诗篇，还有写给苏司马以下人物的书信，则是众弟子中武国忠一人拼死抗拒搜查、私下收藏的。然而武国忠也已经十分窘迫，他拿出亲手抄写的稿本，正要焚烧，才点香祷告，便感到心肠像被刀刺一样。忽然大地仿佛下坠，梦见先大夫穿着绯衣，持剑斥责说：‘你也要毁掉我的遗文来讨好帅府吗？’于是惊醒，极为恐惧，便挖地做成地窖，把稿本藏进去，所以稍微得以不被毁掉。但督府又因为□□□□□□□□□，恐怕先大夫会把这些事情告到朝廷，便发檄文越过浙江，连同我也一并逮捕。等我被押解经过督府时，我哭泣申诉自己没有其他罪状，督府说：‘你父亲喜欢写文章诋毁当世，你把那些文章全部交出来，我还可以把你当作货物买卖，以此向上级如实报告。’督府更加发怒，厉声喝斥，不停地杖打我。第二天把我送到御史台，御史台又按督府的说法审问，不停地杖打，并告诫看守狱卒，三日之内要把我已经绝无生还可能的情形上报。当时，我也料定自己必死了。

译第二天忽然听说给事中吴公时来弹劾督府和御史台的罪状，诏令逮捕督府以及御史台以下的人，我才得以出狱。出狱时，家产已经散失，于是我遍访先大夫的弟子，哭泣请求旧稿，最终仍没有得到。后来只得到武君挖地藏起来的这些稿本，其中残缺的简篇和脱落的字，又有些是武君旧稿中没有记载、而由其他弟子私下熟记后口头传下来的。至于《令溧阳》《令茌平》《令清丰》以及锦衣诸稿，则是出狱以后，我遍访先大夫交游之人，从他们那里转录来的。敬所口述的事情始末就是这样。我听后又写下这些话说：‘唉！古代贤人志士遭受谗毁陷害，因罪被夺官，或者自身死亡、妻子儿女受困的，确实有过；但从未听说有人连同他的文章也被一并毁掉。宋代欧阳文忠公曾经痛惜苏子美被宰执攻击而罢官，便为他的文章作序，认为世上那些忌恨苏子美、排斥摧折他，使他流离困穷的人，仇家陷害者甚至已经出面把他逼入死地；然而他的文章早已流行天下，不能稍稍毁坏、遮蔽它。唉！青霞所遭遇的灾祸，既诛杀了他本人，籍没了他的家产，拘系连累了他的妻子儿女，又把他一生的文章全部拿去焚烧；这种惨酷竟达到如此地步，又怎么能说不能毁掉他的文章呢？’ 唉！这件事也可以用来观察世道的变迁了。” 《赠黄丞擢甘肃行太仆主簿序》我曾考察秦汉以来，正当天下困于战争、离合动荡之际，世间那些聪明才智、能言善辩、奇伟豪迈的人，都能够乘机安排、施展所长，来向世人显示自己。传记中所说从小吏中奋起、由屠刀旁起身的人，哪里能说得尽呢？天下稍微安定、无事可做，上面的人便依据品级资历、遵循成规，来隔绝天下士人。天下士人不列入品级便不能任官，不按次序排列便不能进用；即使有异能突出的人，也共同让他在下级官署中困顿沉浮，不敢再希求上位者破格任用。除去品级、割断绳墨而任用人才，也就罢了。如今的时代，四海统一，车轨书体会同一致，然而北方困于胡虏，南方困于夷寇，海边、福建、广东各州，拿着武器战斗的人数不胜数。这大概就是表面安定，实际上内心从未脱离烽火警报、鼓鼙奔驰的状态。可是世上有像歙州蒲江黄君这样的才士，却仍然只因出资捐纳而做郎官，来到我们乌程任县丞。唉，您不是千里之鹄，却混在成群啄食、唼喋不休的鸡鸭中吗？您面色丰润、长着美髯，机敏颖悟无与伦比；每次同您谈到当世政务，都像干将、莫邪斩断犀牛、猛兽，截断鲸鱼、大鲵一样锋利。我很看重您。又过了三年，您才凭能力改任甘肃行太仆寺主簿。唉，甘肃在陕西以西，正是汉代敦煌所在的地区，也就是武皇帝筑城设防、用来截断匈奴右臂的地方。您平生经过州县，喜欢观察山川形势、城邑险要，并指点古今利害得失；如今您跃马经过那里，难道不会意气昂扬、自我欣赏，显露出您所拥有的聪明才智、能言善辩、奇伟豪迈之才，像古代边郡那些设置边塞、以功名闻名的人一样吗？天子年事已高，厌恶动乱、思求治理已经很久了；或许早晚会颁下明诏，征召非常之士而迅速显用。至于是否会轮到您，还未可知。《赠林金坛给由序》我的友人金坛县主簿施君，正逢县令林君考核成绩优异、将要离任之时，便把从前林君任溧阳县令时所作的碑文抄录下来，又写信告诉我说：“这通碑，就是已故司寇南垣刘公亲手编次、记述他在溧阳施行德政的碑。刘公同你是至交，他从不轻易许可、称许别人；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他所称许的侯明法、濂厚吏民，以至于离任时百姓不忍忘怀的人，就是这样。从这里便可以知道林君是什么样的人了。你难道没有什么想法吗？”他又告诉我说：“林侯任溧阳令，只是因为他初次脱去布衣、佩带天子印绶，出任此地官吏，何况任期不过一月而已。他第二次到金坛时，熟悉国家法令的程度日益加深，对于当地风俗能够因势调节、宽严得宜的地方也日益周密。这两三年来，金坛多次遭遇严重旱灾和水涝，林侯之所以日夜废寝忘食，在其中抵御、救济灾患，即使是《两汉循吏传》所载桐乡令以下的循吏，也没有超过他的。从前溧阳只是因为县城靠近京城，所应当整治奸邪、惩治狡猾之徒的政务较多，所以他离任后百姓总是思念他罢了。至于我们金坛，林侯用仁爱抚育吏民，往往超出世俗官吏所处理的簿书、期限、审判、徭役和赋税之外；吏民共同感念林侯，也常常不是簿书、期限、审判、徭役和赋税所能完全表达的，而是从内心深处感动，亲切地联系到父子兄弟、骨肉手足之间，因此不能阻止他离去。” 林侯尚未出行，吏民的思念之情便已经使他们共同挽住车子、拦在道路上；等到砍取石头、刻立碑文时，事情已经传遍远近了。林侯平日施恩于百姓，就是这样。施君喜爱文章，天下许多著名贤士学者因为施君评定人物得失而更加受到当时人的看重。施君难道也肯在其中为林侯引荐赞誉，使他的事迹留传后世吗？不久，恰好我过去任丹徒县令时的吏民来访，我便把施君的话拿来询问他们。丹徒与金坛土地相接、犬牙交错，他们所称述的林侯，大体上也同施君的话相合。我因此徘徊沉思了很久，写下这些话回复施君：“从刘司空所作碑文的记载来看，便可知道林侯治理溧阳，以及溧阳人记住他的恩惠、始终不忘的情形了。从丹徒百姓口中的话来看，便又可知道林侯治理金坛，以及金坛人记住他的恩惠、始终不忘的情形了。考察林侯的政绩，应当同《两汉循吏传》所载的循吏没有差别。我虽然没有来得及亲自见到林侯，然而古代有人读到某人的著作、听闻某人的遗事，便愿意给他执鞭随从；何况生逢其时，幸而与林侯同时呢？幸望替我告诉林侯：他这次离任，应当入朝成为圣明天子的耳目侍从。”这样看来，臣下将要按次第跻身公卿之列了。然而他所应当乘着朱轮车驰骋，我虽不能跟随，难道不能在梦中思念着、仿佛陪乘其间吗？林侯会想到我吗？不会。送沈迫子赴塞上、载运他父亲参军公的遗骨回乡安葬序

译我的朋友参军沈公上书触犯宰执，幸赖圣明仁慈的天子，只从轻处罚，调往塞上。宰执既已深深怨恨沈公，等他迁往塞上后，又唆使诸将帅以下相互散布流言来陷害他。沈公终于因此获罪被杀，他的妻子儿女也一同被拘系，以至于不能[原文缺字]安葬。当时，天下的士大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都共同叹息流泪，悲痛他因忠诚而遭杀戮；只是没有人敢在朝廷申诉此事，而沈公的遗骨也就枯朽覆盖在塞垣之下，直到如今还未能运回来。不久，构陷沈公的人因获罪离职；又过了若干年，原来的宰执也被罢免，沈公的儿子沈敬长久隐姓埋名逃窜山谷，这才穿上丧服出来，逐一拜访沈公的朋友、门人、旧日属吏和将领，谋划如何把父亲的遗骨运回安葬。我于是拿出囊中钱财资助他，并告诉他说：“屈原忠于楚国，所以把自身投进汨罗江而不悔；伍子胥忠于吴国，所以把自身做成鸱夷投入江中而不腐。先参军以忠诚殉国，他同屈原、伍子胥没有不同；他把死看得就像生一样，塞上既是他的葬身之地，便会同塞土一起覆埋。我听说季子安葬儿子时，还只是把尸体寄葬在嬴、博之间；所以参军难道肯让被沙土遮蔽、被蚂蚁牵引的遗骨，面对儿女在树木上凿成的棺椁、用削开的藤条缚成的棺盖，累累然地一定要运回故乡山丘吗？” 于是沈敬听了这话哭泣，我也哭泣，便解下所佩的剑挂在他左肘上，又对他说：“参军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忠义之魂应当还会凭借塞垣上的战马，在阵中嘶鸣；它能不能跃起，拿我赠给他的剑横击敌人的骑兵呢？”虽然如此，死者最终仍要归于生命终结、万物归宿之处，所以狐狸死了还要把头朝向自己的山丘，何况圣明天子已经觉悟，近来已把过去诬陷参军、迷惑国家的宰执一概罢黜，改弦更张、听取正道，海内外士人都纷纷向慕风教。参军能否赶上这个清明时代，带着遗骨回到中原？他虽然失去了生命，难道还不能惠及身后的自己吗？”沈敬听了又哭泣，我也哭泣，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卷之七／记】季子庙记 读易轩记 浚县学题名记 沃洲记 灌园室记 皆可园记 绩溪县学默林胡公生祠记 《白华楼藏稿》卷之七，归安茅坤顺甫著，邑人姚翼翔卿编。记。季子庙记

译季子庙在丹徒的这座，我不清楚它最初是怎样建成的。考察司马迁编撰《史记·世家》说：“季子受封于延陵，那么延陵就是季子在吴国受食禄的采邑。延陵就是今天的毘陵，距离丹徒县二百里。当地人并不是他的故主，却特意建庙奉祀他，难道是爱慕他的道义吗？然而也没有把他附祀在郡邑的祭祀中。”乡里父老每逢春秋伏腊等时节，争相前往祈禳年成、求取福田。这座庙址旧日隶属于乡大夫吴公所营造的别业，山势险隘而且十分倾颓。吴公偶然请求有关官府把庙迁到山上最高处。我经过那里拜谒，环顾江流、金焦、北固等胜景，仿佛分列在衣襟腰带之间，可以登高眺望、宴饮游赏。于是请我在庙前增建亭子，并为此事作记。他问我说：“季子让国，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解释《春秋》的人却说孔子厌恶他辞让国位而造成祸乱？”季子出使鲁国时，《春秋》记作‘吴子使札来聘’，不称‘公子’，这是表示贬抑。我回答说：“不是这样。季札出使鲁国是在余祭在位第四年，后来夷昧在位十七年去世，这以后才开始把君位交给季札。季札辞让离开，于是吴国人谋立夷昧的儿子僚。” 又过了十二年，公子阖闾杀死了他。由此说来，当初他出使鲁国，是奉国君之命，并不是因为要把国家让给别人而逃走。他出使鲁国时，陈述诗歌来考察各国的存亡，辨别国势的大小，大概已经渐渐懂得礼了。杀君之事当时还没有征兆。《春秋》以忠恕来阐明王道，圣人怎么能因为他二十年以后离开吴国所发生的乱事，就预先归罪于他呢？」有人说：「那么，孔子难道是赞许他的吗？」回答说：「《春秋》所记的时代，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以武力互相争夺而成为篡夺、杀戮之事的，接连不断。在这些人中，能够把国家让给兄弟的，商代有太伯、仲雍；又过了一百年，才有伯夷；又过了五百年，季札才出现，继承并彰明太伯的风范。他连鞋子都不顾惜，却看待拥有千乘的国家，以及世人所称的分封土地、赐予采邑、享有声名和文饰称号等荣宠，淡然得不让这些东西沾染内心，清冷自守，仿佛蝉饮露水一般，然后才能全身而退。他处在《春秋》的时代，表现又怎么样呢？孔子怎么会不赞许他呢？假如孔子不赞许他，那么为什么要为他的死哭泣，并在他的墓上题字呢？」那么，传述《春秋》的人是妄说吗？回答说：「大概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明白季札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又怎么能使自己的心服从这一道理呢？」 太王把君位传给季历时，泰伯、仲雍兄弟相互约定逃往荆蛮之地，剪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表示不再被任用，这样国人才得以推知太王的心意，拥立季历。季历于是能够把君位传给儿子昌，昌就是周文王。假如当时泰伯、仲雍只是勉强留在国内，那么国君死后由他的儿子继位，就是制度规定。季历难道能够让泰伯、仲雍朝见自己一天，然后自己在他们上方南面而立吗？又怎么能够把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呢？寿梦死后，诸樊代理处理政事，等待季札。季札在这个时候，本应像叔齐那样逃走离去，或者剃发受刑，以表明自己已经被废弃，这样诸樊才不得不自行即位。假如诸樊又像伯夷那样让位，国人也不得不按照孤竹国拥立其中子的道理，依次拥立余祭，之后国家才会有确定的君主。季子只要有一天留在吴国，诸樊就会把父亲的遗命当作依据；这件事大概已经在先君的宗庙里告知过，写在简册上，也公布给国人，是大家共同听闻的，怎么能不倡导兄终弟及的道理，按次序把君位传给季札呢？诸樊死后，余祭即位；余祭死后，夷昧即位。兄弟相继即位的道理，国人本来已经亲眼看见、内心习惯了。到了夷昧死时，却没有人拥立季札，季札这才走投无路而逃走。阖闾难道会甘心让公子僚自行即位吗？」 胡亥杀死公子扶苏而自行即位，陈胜便假称自己是公子扶苏，一声号召，天下就大乱了。况且阖闾虽然不说话，国人仍然暗中拱手议论此事；何况阖闾性情强悍凶狠，把公子僚看得像鼠一样卑贱，像狗一样轻视。他谋划任用伍子胥、提拔专诸，篡位杀君的意图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只是吴国当时没有内外的祸患，而季札还处在公子僚身边，所以不敢急于施展罢了。吴国人正在为楚国的丧事而动荡，季札又出使晋国，以观察诸侯的变化。在这个时候，阖闾已经在他的左右夸耀张扬，难道能不有所行动吗？所以他说：“吴国正被楚国从外部困扰，而国内没有刚直敢言的大臣。”这正是庆幸季札出使在外的话。然而他仍然不敢擅自即位，只说：“即使季子回来，也不会废黜我。”说“不废黜我”，这句话的含义，是表明他内心其实有所畏惧。季子回来后，说：“只要先君的祭祀没有废止，那就是我的君主。”那么，阖闾大概早已明白季札的态度了。季札究竟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在诸樊还没有除服以前，就应当先行离开以避开这件事。若不离开，就应当劝说诸樊立公子阖闾为太子。诸樊如果不听，就一定要离开。假如又来不及离开，那么夷昧即位时，就一定应当以阖闾的死相争。” 如果在诸樊在位时这样劝说，还应该说：“这个国家本来就是阖闾所有的；如果他也不听从我，我将向东、西、南、北各方离去。”这等于是在教导诸位公子日后互相篡位杀戮。夷昧难道能不听从这些话吗？季札在国内没有安排可以交给夷昧的办法，在国外也没有安排可以用来对待阖闾的办法，却想默默地离去。唉，已经太晚了！所以我私下认为，季子并不是不应该让出国家而离去，只可惜他离去时的处置方式不够妥当。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或许还没有完全处理周全。虽然如此，他回国复命后却到墓前哭祭，并且终身不再进入吴国的市集。季札从始至终，还是能够使自己安定下来，以维持局势、消弭乱事。他大概是践行了古代仁义的遗风吧？公认为这些话是对的，于是把它写成记，来质问那些经过公墓而前来拜谒的士大夫。《读易轩记》

译我的同年朋友、衢州人徐君可绳，借助郡守李公所遗留的宋代浮屠氏废宫——名叫桃溪的地方——就在那处旧址上建了几间房屋，用来从事诗书方面的学业。他又因为家世传习《易》，便在房屋左边题匾为“读易轩”，派人来请我写一篇记。我曾经见到那些拥有六经学问的学士大夫，他们痛惜秦朝焚毁经籍，使《诗》《书》《礼》《乐》《春秋》有一半以上散失；有的经书并不完整，有的只是偶然在诸家所献的书中发现一些篇章，却被当作全经；又有许多当时散处各地的儒生，各自凭私意附会，形成枝蔓之说，其中《诗》的补遗和《春秋》的五种传就是这样。只有《易》用于卜筮，不在秦朝禁止之列，所以能够和《礼》以及农家关于种树的书一同保存下来。汉朝兴起后，首先设立学官；直到今天，传承、阐明《易》的人很多，所以《易》的传授已经完备了。然而考察汉朝在残缺散佚的经籍之间兴起的情况，昭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学士大夫不能完全通晓六经；能够通晓一经以上的人，才得以补任文学、掌故等职。至于所说的“一经”，《诗》有的只通《雅》，有的只通《颂》；《书》有的只通《说命》，有的只通《洪范五行》；《礼》有的只通礼服一类的内容。国家遇到重大疑难时，公卿各自都可以依据自己所受的经书大义，依次入朝应对。宋代以来，程氏、朱氏等儒者广泛为六经作注疏，并以孔氏之说作为折中标准，成就十分盛大，其中《易》最为显著。然而，学士大夫在这些经书中阐明经义，如今考察他们实际运用经义的情况，反而不如当年汉代；那时有明确可见、可以写入简册并流传后世的成果，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太史公所说的“博杂却少有要领，劳苦却功效很少”的过失吗？回答说：不只是这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由来已久。六经并不是从外界凭空传来的。《易》就是变化；圣人观察天地阴阳刚柔的变化，考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及上下、内外的名位，参验天下国家治乱得失的缘故，用来阐明君子小人、吉凶消长、进退存亡的作用。伏羲氏画出卦象，文王作爻辞、卦辞，周公作象辞，孔子作系辞。《易》的功用虽各不相同，但它在深微之处所归结的要旨是“守正则吉”。孔子闲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辞，并说：“再给我几年时间，最终用来学习《易》，就不会犯大错了。”这就是《易》的旨意。自从鲁国的商瞿去世以后，《易》失去了真正的传授，幸而没有被秦朝焚毁，却在百家学者的言说中变得喧嚣混乱、繁杂芜杂；这种衰败延续到今天，阐明《易》义的人越来越多而没有穷尽，他们的言说在宗旨上越来越接近正道，却越来越失去《易》的实际功用，《易》的学问也可能因此断绝。大概秦、汉之间的各家，有的用阴阳推步、月令、灾异来谈《易》；有的用风角、遁甲、六日七分、逢占等方术来谈《易》；还有的专门讲须臾、孤虚一类的术数，把这些说成《易》，这种说法非常荒谬。然而这些说法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后来又有一些人承袭??公、老氏的旨意，以达到虚静自守为宗旨来谈《易》；还有人把《易》作为养生家的根本，以坎离、内外、金丹、黄冶变化等学说来谈《易》。其他亵渎、扰乱《易》义的说法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人都自称各自掌握了《易》的一门一户，实际上都不是《易》的正道。不过，其中略微能够借此守住他们所说的“静”，并达到虚静境界的，对圣人深微的道理也有相合之处。周敦颐、二程以来，如今传下来的注疏义旨都还完整存在，可以说《易》的道理已经灿然明白，再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近代学士大夫又沿袭这种风气，形成了科举之学。如今三尺高的儿童，拿着笔在官府考试的门前作文应试，喋喋不休地回答考试要求，自以为如果不是圣人之道，就不会存在于自己的思考中；如果不是圣人之言，就不会落在纸上。其中稍微通晓文辞的人，一参加考试往往就能考中，于是放纵地以为自己可以侥幸取得明经科的资格。然而追究实际情况，不过是听进耳朵、从口中说出，真正没有失传的东西已经没有多少了。所以说，周朝灭亡，是因为文饰超过了实际而造成的弊病无法胜任。古人所说的“秦人焚烧经书而经义反而保存，汉人穷究经书而经义反而断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那些说汉代儒者尚且如此的人，何况今天呢？只是学习《易》的人应当怎样探求它呢？我看《易》的道理没有什么不完备的，但这部书起源于中古时代，深切关注忧患，大体上是要审察君子小人、吉凶消长、进退存亡之间的情形，并使这些道理发挥作用。因此卦爻辞说“厉”，说“无所往则不利”，说“元亨”，说“悔亡”，说“无咎”，都是为了彰明对吉凶悔吝的戒惧。我所以说，《易》的功用虽各不相同，但在深微之处所归结的要旨是“守正则吉”。“贞”就是正。我自从获罪被贬斥以来，所忧虑、所担心的事情一天比一天深重，因此《易》中关于凶、厉、悔、吝的戒诫，也一天比一天使我心中警惕、畏惧、戒慎。归结到变化和占筮的大要，不过是说不要失去正道而已。学习《易》的人如果能够由此反观自身并守住正道，那么从开始出仕做官直到终其一生，无论处在富贵之中，还是贫贱之中；无论身处夷狄之地，还是遭遇患难，都可以如同超然于世俗风波之外，从而达到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的境界。这与孔子读《易》的宗旨较为接近，也与周敦颐、二程等诸位君子的学说没有很大差异，或许不是秦、汉、晋、魏之间儒生所说的那一套。我朋友徐君精通《易》，并不是只靠科举之学来应付官府考试的人，所以我不敢隐瞒自己所学《易》的见解，因而写下这些话，请他加以评议。《浚县学题名记》

译浚县教谕陈君绶升任翰林而离去时，我曾作文章赠给他，大致推论三代盛世尊重教师的所得，以及隋唐以来不能如此的失误，并且庆贺陈君破格升迁，颇为接近古制。陈君将要启程，又看到学宫过去没有题名，担心自己离开后便无人传述，于是采集县志中的记载，并搜罗学宫所属书房、廊庑、楹柱、文牍之间的文字。自明朝兴起以来一百八十年，仅仅得到若干人的姓名；但他们的年代次序、籍贯地理有的可以考察，有的无法考察，其余已经全部零落，而县中的学生也再不能说出他们的事迹。陈君于是叹息徘徊了很久，买来一块石头刻字，放在明伦堂左边的墙壁上，把先前搜集到的人的姓名写在石头正面，并请我作记。他还说：“我听说所谓教师，就是把孔子、孟轲的道传授给学生、同学生共同学习的人。国家废除了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晋魏时期招纳游士和公族子弟的做法，采用隋唐以来明经、进士的制度，又稍加折中；不是经过学宫学习而来的，便不得录用。这样一来，高等科第兴盛了，只是学官的品秩低下，不能同州县的百石小吏并列，因此天下豪杰中那些特别看重名声的人，都不愿担任这种官职。那些求官而来的人，大多困于衣食，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为贫而仕、为养而仕。” 担任教师的人把自己看成领取微薄俸禄的小吏，根本无暇考究孔子、孟轲的道理来履行职务；做学生的也厌视自己的老师，把老师看作领取微薄俸禄的小吏，不再知道谋求孔子、孟轲的道理来修习自己的学业。间或有志向的人，便共同讥笑他，认为他迂腐空疏。他们相互结伴游处，所做的不过是核查聚散簿书，以及按时发放、收纳廪米，陈设祭祀用的菜肴、笾豆等日常事务，勉强维持朝夕而已，哪里有空闲顾及身后的名声，彼此在这些事情中感慨指点呢？我偶然看见如今天下内外的官员，从州县小吏以上，大多凿石记载姓名、任职年代和籍贯地理，刻在厅堂背面。那些人离任甚至去世以后，后人往往还能据此排列次序、考察事迹；也不一定非要有像古人那样的巨大功勋和盛大德行，才值得歌咏、陈述其形貌，虽说未必完全相称，却还能指明叙说。因而过去有留下记载的地方，后来来任职的人多能得到借鉴。只是为什么我们这里独独没有可以考见的记载？难道世上来求任这种官职的人，大多都没有像那些小吏一样以阐明孔孟之道为职志、以政务成绩求传后世吗？为什么寂寥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悲哀而又奇怪。茅坤听后续写道：“陈君以前，没有人在墙上题写姓名，没有可以称述的人，也就罢了；陈君以后，留下姓名在墙上的人将会一个接一个。” “假使最终仍然没有可以称述的名声。”唉，人啊，这难道不值得畏惧吗！沃洲记 沃洲侍御吕公因称病请假、入越游览时，写信给我说：“会稽是天下山水秀美的地方。古人称它山环海、江水如带，是东南最美之处。而沃洲则曲折蜿蜒，绵延深远，迂回盘绕，跨越剡溪，连接太白山，插入会稽东南一百八十里。四明山枕卧在它的北面，天台、华顶、赤城横贯其南面。它的左右有天姥、石桥、金庭、石鼓、支遁岭等名胜，有的像虎蹲伏而拱卫，有的像鸟啄食而俯首，有的忽然出现，有的忽然隐伏。山色葱茏，时有遮蔽，景物吞吐隐现、姿态婉约，仿佛高堂曲池上的宴会，显贵宾客、华服歌舞、琴瑟燕歌、赵舞，无数景物都收入案几和车驾之间。山越深，泉水越清冽；往往在高峻山岭、陡峭石壁、重叠丘陵、盘曲山谷之处，夏天却寒冷，冬天反而温暖；云气归聚便昏暗，白雪覆盖便洁白。又有前朝遗留下来的树木、顺应时令而鸣的鸟禽，在丛生的竹林、摇曳的藤萝之间显露奇异景物，在猿啼鼯叫之间呈现怪异声息。这里四时早晚的景色，连变化多端的鸟类也有时同人间大不相同。因此沃洲又特别被称为会稽东南最美的地方。不过正因为它幽深，达官贵人往往不能到达，必定是逃避名声、甘居寂寞的人，以及诗人和放浪之士，才能摸索偏僻之处、登临幽深之境，得到栖居和游览的乐趣。” 于是，我便在这里侍奉随从。” 圣明的天子即位，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入朝后有时忘却自身，冒死竭尽忠诚于时政，却常常不能得到施展；有时奉持符节、乘驿车巡行各地，察访风俗，打击铲除大奸大猾之吏，却又渐渐招来怨恨，因细小的嫌隙而遭到谗言，祸机暗中袭来，从旁倾覆。我本来就不适合这样的世道。我家在沃洲山下，如今又多病，将要回去隐居其中，每天取老氏的书来吟咏，希望以不求名声为务。你答应我吗？并且替我记下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答复，吕公因上疏推荐，得到推选，任仪制郎，后来又调任司勋。不久因被他人构陷获罪，调任洺州判官，最终才得以归去。我写信问吕公说：‘如今沃洲公游历到哪里了？是在从前所说的天姥、石鼓之间采药，在那里宴饮歌唱、[原文缺字]箕踞而坐吗？’我本来认为吕公的才智在当时极受重视，却又不能不说，正因为吕公的才智，反而在当时招来责难。假如我早能审察时势、顺应形势，跟随吕公游览，那么沃洲山川早晚的烟云花鸟之景，正可以饱览于我的眼中；泉声鸟鸣的奇异悦耳之音，也可以饱听于我的耳中；至于所谓逃避名声、甘居寂寞以及诗人放士寄托身心的地方，我将纵情徜徉，使它充满我的心神胸臆。况且那位老氏认为，世间的是非不必听闻，世人所构陷的事情也不能牵连我、给我制造罪名；如今又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唉，我也要离去了！于是我把他的话依次整理出来回复吕公，并且邀请吕公在沃洲远近买田筑庐，我也将在那里选择邻居。灌园室记

译我被贬为广平判官时，因为当地秔稻、菽麦、鱼盐、[原文缺字]系枲等物产丰饶，可以用来供养百姓，又催促缴纳上缴的赋税，不习惯诉讼争斗，所以号称事务简少而容易治理。因此我每天卯时出门，在太守的厅堂听政；辰时作揖退下，整天很少见到吏员，有时连续十天、数月也没有什么文书政务可处理。我便趁空闲日在私署左边，找到一块约有一亩的空地，剪去茅草、整治低洼之处，设置菜畦，仿照古人种植园圃的方法。每畦纵长六尺，取九这个数；横宽四尺，也取九这个数；总共八十一畦，全部种植适合当地土壤的东西：茹菜、葵、瓜、菽、姜、韭、芋、菜之类，交错分种。土地干旱，不靠近泉水，于是又凿井取水，设置桔槔汲水。我常常亲自汲水，再疏导水流灌溉。菜畦上原有三间房屋，只是墙壁萧条坍塌，不能居住诵读。我逐渐修葺建造，前面又扎苇子建了一座轩，数量同原来的楹柱相同。于是把我所携带的峄山石鼓籀篆、分隶，以及仙传、树书、释经、道言、诗人和史家的遗文若干卷，分别陈列在室内两旁。灌溉久了感到疲倦时，我便进入室中仰卧，吟咏诗文来使自己舒适；间或阅读《小雅·巷伯》一组诗，以及楚国屈原的《卜居》《渔父》等篇章，为之泪下叹息，长声呼啸而歌。” 歌唱完毕，又继续去灌园；有时让童仆带着酒来帮助自己，这大概也是欣然快乐的事。回头看，童仆也常常来帮我灌园，但他们自己并没有谁知道我这样做的用意。于是我便把房屋题名为“灌园室”。有位客人对我说：“从前尚书吏部郎，因为你长久以来享有天下士大夫的声誉，错误地把你推荐给天子，天子便认为你是他的私人，不可如此，所以震怒，把你放逐到这里。你身为大夫，不致力于辅佐二千石长官，早晚接受考核警戒，纠正法令、勤勉施政，以宣扬主上的德意；反而做这种小小的灌园之事，这是古代逃避社会、自我放纵的人所做的事。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佩带印绶却弯腰效劳，岂不是使志向远离、使身体受辱；逃避自己的影子，岂不是使形体衰颓？为什么不早早自行了断，却故意在这混浊世间徘徊呢？”我回答说：“确实如此。然而我今天在这里任官，并不是因为做官而获罪；如果说这是谴责，那么我还能到哪里去自得呢？我私下看到圣明天子正在任用贤能的二千石长官，以仁德滋润天下，使百姓休养生息；太守小谭唐唐，政务亲近百姓，百姓能够种植作物而不轻易犯法，所以田野没有狗叫般的警报，百姓甚至有不认识长官、丞贰以下官员的；只是太守安宁自守、保持淡泊，没有什么可以特意进献来效力。” 我私下认为，这就是我的职分。”总理各州县的赋税，这种官职正是古代田畯一类职事的遗存。我稍稍利用处理簿册文书的空闲，亲自率领拿着畚箕和锄插的人，同园丁分担劳动。即使不能像从前那样，接受尚书的请求以此在当世显名，姑且潜沉于世、淡薄地采行田畯、先农一流的遗风，用来附属于长官之后，希望这样可以不在彼处获得的东西，在此处得到补偿。难道我又怎敢像你所说的那样，立即使自己蒙受污辱、形体衰颓，以此自我放纵呢？等满一年以后，我的罪状已经上报，我便在这时向天子交还印绶。天子应当不会加罪于我；湖水之上，我还有几亩园庐，四周环绕着水、竹、花、木，比这里稍微好些。只要把那里所用的桔槔修整好，回去灌溉园圃，这或许可以使我忘掉世人把我当作牛马驱使的处境。”客人说：“可以。”我于是退下，在石头上刻写这篇文章，记在灌园室左边的墙壁上。皆可园记 沃洲位于天姥、石桥之间，有许多高大的树林和秀美的山谷，是古代隐逸君子寄托身心、逃避世俗的地方。中丞吕公常常称道它，用来给自己的居所命名；我从前已经替他作过记。过了很久，吕公又选择林谷中最美的地方，架起一座高阁，题名为“可仰”。高阁背面向下建有收藏图书史籍的房间，题名为“可玩”。左边是宾客多次来访的地方，有时长啸，有时歌唱，投壶、博弈，尽情饮酒，欢乐而舒适，题名为“可游”。右边则使客人流连忘返，有时枕石而卧，题名为“可休”。前面覆盖着兰花小径，栏杆排列着名花，又穿竹建亭，间隔点缀以自我欣赏，题名为“可君”。高阁西面又纵向延伸千百若干尺，横向延伸千百若干尺，分成菜畦，种植椒、桂、橘、柚、柰、李、栌、梨、枇杷、橪、杮、丹栗、玄枣、绯桃、绛梅、石榴、黄杨、金樱、银杏之类，各种奇花异果如同衣带一般连缀，题名为“可圃”。园圃中俯视有曲折的池塘，引泉入池养鱼，又在池上建亭，题名为“可泳”。亭子北面另建一座小亭，宾客有时选择林麓，分组练习射箭，题名为“可观”。再往北则又以田地为屏障，建仓储存百谷之类，题名为“可稼”。四时景色各有胜处，幽香袭人、浓荫蔽日，露水凝结、严霜降临，没有什么景物不是可赏的。于是合起来命名为“皆可园”。大体上是仿效柳宗元把冉溪、山谷、丘陵、泉水、池塘、岛屿等胜景取名为“愚”的做法。吕公写信给我，嘱托我也为此作记。我私下疑惑，士人的志趣不能同时适应两种处境：当王室多难、四方沸腾时，名公大卿早晨处理朝廷政务，晚上面对烽火警报。至于幽深的树林、深邃的山谷、飞流的泉水、削立的石壁，只有那些沉寂枯槁、在当世不得志的人才会以此为适意之所。吕公的地位日益高，他所承当的朝廷内外期望日益重要，怎么能把柳宗元因自污而困顿的处境移来附会自己呢？所以我很久没有答复吕公，后来有客人来访。我对客人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通达之人只是适应自己所适应的事物，并不是适应他所处的环境吗？古代豪杰中，曾有人跻身军伍，却有赤松子相随；有人悲叹时局沉沦，却在金马门执戟，以此自我排遣。打个比方，蝉正在抱树鸣叫，但它体内的蜕壳其实已经旧了。吕公所处的位置在这里，而他引以为寄托、梦中思念的地方却在那里；大概正是借助自己能够拥有的东西，来游心于自己不能拥有的地方。” 吕公所存的志趣是深远的。”客人说：“对。”于是我为此作记。绩溪县学默林胡公生祠记

译大司马胡公督率浙海军务，多次把功劳上报朝廷。天子几次颁下诏书，表彰他的劳绩和才干，赐给他若干金。胡公又听说故乡县学长久没有修葺，孔氏庙的寝殿以下逐渐荒芜废弃，科举人才也渐渐中断。于是私下思考，古代出兵必在学宫举行，成功归来后献俘、报告胜捷也一定在学宫进行，并且在那里歌凯、举行释奠礼；这样既是为了彰明武事，也是为了不忘根本。我本是儒家子弟，从前曾进入学宫，在其中行俎豆礼、诵读诗书，依赖先圣的教诲直到今天，怎么敢忘记自己的根源呢？于是拿出囊中多年积存的天子赏赐若干金，发文告知县大夫林君某，叫他逐步购买材料、运输石料，率领县中百姓共同施工。工程完成后，林君同县学诸生不忍使胡公的德行湮没，便共同在学宫附设祠堂，奉祀胡公，派使者赶路写信给我，请我把事情及年月日记在牲石左边。我告诉他们说：“诸位难道只是感念胡公没有把天子赏赐的金钱据为己有，才使县大夫能够购买材料、运送石料来修缮学宫吗？还是也在探求胡公脱去布衣、出仕以来，在当时建立功业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古代州里、族党以及天子的国都，各自都设立学校，并不是用利禄来教人；而是借助诗书六艺的宗旨，使人通达见识，消除邪念，培养忠信豪迈的气概，再把这些用于实践。而学习者出仕、面对官职时，也不是为了把利禄据为己有，而是要阐明自己先前学习、服膺的诗书六艺之旨，用它坚定心志，施展才干和见识，为国家建立大功，在当时抵御大患。因此得到这样的人，便能竭尽力量于四方，像云飞、火聚一样迅速奔赴；得不到这样的人，国家就会土崩瓦解、像瓦片一样摧毁，并不是一根椽子、一座屋厦所能支撑的。得到这样的人，功劳显扬于朝廷，恩泽施及百姓，铭刻在鼎彝之上，载入太常之典；这本来就是天下豪俊、卓越茂盛之士共同守护孔氏学宫的墙垣，以等待后世之人的事业。否则，也不过是传记所说的毁坏瓦片、涂画墙面的事情罢了。况且自明朝兴起以来，天下隶属于县、州、郡以及更高行政区的学校，不知有几十上百处。那些县、州、郡中任事的官吏，所到之处能够修缮而不毁坏的，大概十处有八九处；但他们能否把施工年月日全部记下，向当时上报呢？学士大夫游学于学宫，以及脱去布衣后出仕天子朝廷的，接连不断；但寻求他们功勋事业卓著、声名恩泽无愧于国家的人，难道也能像胡公这样清楚显著吗？又为什么如此寥寥无几呢？唉！这样看来，胡公对于学宫的功劳，正有所谓取彼而不取此的意义了。于是写下这篇文字，回复林君，作为记。【卷之八／碑】冉子祠堂碑 南将军庙碑 桐乡令金公生祠碑 广东按察司佥事、赠太仆寺少卿东华王公祠碑 碑 冉子祠堂碑 冉子是郓地人，距离临洺五百里。他曾经侍奉孔子，却终身没有求取在临洺做官的机会，因此最终不能符合古人所谓乡先生的身份；死后只在自己的乡里受到祭祀，也没有什么功德可言。既然如此，临洺土地上的人为什么还要建庙祭祀他呢？临洺以西五里有冉子的墓，难道是孔子的门人各自把所学传授给诸侯之国，而冉子死在这里吗？然而冉子去世时，孔子曾同他诀别。考察《史记》曾说，孔子从卫国向西去见赵简子，听说窦鸣犊、舜华被杀，便来到黄河边叹息流泪而返回；因此孔子终身没有进入赵国。那么冉子大概死在郓地。难道冉子曾经在这里传授学问？他返回以后，门人中有人得到他遗留下来的衣冠，于是爱慕他的道义，哀悼他的死亡，便共同谋划把他安葬；后人又依着墓地建庙吗？我又曾疑惑，孔子当时天下的士人游学于他的门墙之内，其中杰出的人很多。像季路代理治理千乘之国，子贡在齐、鲁郊外车骑相连，平定齐国、保存鲁国；卜子夏疏通编次《雅》《颂》，这些都是所谓政事、文章方面声名显著的人。其余像虎一样注视、像鱼鳞一样跃动、翱翔于儒林中的人，更是数不胜数。然而他们都不能列入高等弟子的行列；至于当时同孔子一起奔走于陈、蔡之间的人，[原文未完]只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些人以德行著称。他们都没有什么文章、政事可以用来显扬自己。然而仲弓还曾任季氏的家宰；闵子骞虽然没有担任季氏家宰，但母亲去世后，也能以苦行尽孝，在内外兄弟之间受到称誉。颜渊才华很高，孔子唯独与他整日交谈而不感到违逆；孔子谈到仁、治理国家以及箪食瓢饮、居处陋巷等事时，屡次称赞他而不停止。至于冉伯牛，在齐、鲁诸家所传的《论语》《家语》以及稗官野史中，竟没有留下一言一行，只有孔子哀叹他疾病的话而已。依我看，冉子是有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口，真是一位渺然自守的儒者；但他在乡党、朋友之间也没有什么奇特的节操和特殊的行为可以自我炫耀，所以后世无从叙述他。汉代以来，从天子到州郡守令，凡是祭祀孔子，乃至以弟子之礼亲自奔走、盛设笾豆，凡入学、合射、养老、献馘之类，无不入庙拜谒以致告；而冉子能够与颜渊、闵子骞等人并列，位居配享之首。赵地自古被称为多有悲歌慷慨、仰慕义气的名士侠客：武灵王的霸业，廉颇、蔺相如的功勋，乐毅的事业，平原公子礼贤爱士；唐代的宋璟，宋代的李沆，他们都是所谓盖世的贤人。然而这些人都已经衰败湮没，再也看不到、记不起了；他们遗留下来的墓、宫室，往往成了乡里儿童砍柴嬉游的地方，也不再有人禁止。可是像冉子这样不露锋芒的人，数千百年以后，人们仍然共同守护他的衣冠葬而祭祀他，这是什么缘故呢？唉！《左传》不是说过吗？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立言论。因此，士人喜爱修养自己，不一定要以文采著述、以声名施于国家，把姓名和著作载入竹帛、鼎彝之中；即使只是自处于沟壑山谷之间，安然寄身于隐士君子的行列，百世以后，也一定会有人听到他的遗风而设俎豆祭祀他。郡守小潭唐君来拜谒冉子的墓，又在墓碑旁增建亭子，并重新修葺旧庙，嘱托我写记。大概是想借孔门把德行列为首要的意义，来教导郡中的士人。唉！我并不擅长文辞，而且自觉性情多迂拙疏懒，稍稍接近薜荔、藤萝、麋鹿那样的资质，不足以在世间交游。总之，功业和言论都不是我能够勉强求得的；我只愿求退入山，学习做一个像我冉子那样的隐士君子，以此附和郡守的教化，这或许还可以努力做到。不知他愿不愿意让我与他同游呢？我既然已经把这些详细写在下面，于是又作了一章乐歌，系在碑阴，让乡里人学习歌唱并祭祀他。歌词说：用桂树做旗子啊，用篱笆高举起来做车。还没有见到君子啊，我的心就像饥饿一样。炮炙牲畜、斟酒醴来进献啊，把清酒盛在祭器里。君子到来啊，就在这里宴饮相处。活着时已经听不到他了啊，死后也无法追寻。君子离去啊，洺水之上没有堤岸。《南将军庙碑》

译我曾考察唐代安禄山作乱时，两河之间被安禄山践踏而败亡的人和事，多得数不清。唯独中丞张公巡以及将军南霁云等人，率领数十、数百名弱兵，与他抗争，并且在睢、陈一带与之相持，安禄山于是不能越过江淮，唐朝也因此没有灭亡，我未曾不为此感到壮烈。又读昌黎韩愈所记载的事：南将军急忙去找贺兰，贺兰不肯听从，南将军便抽出佩刀斩断手指，鲜血淋漓地流在席上，随后怏怏辞去，用箭射向佛塔，使箭插入砖中一半，发誓要攻破贼军。后来他与人一起击灭贺兰，唉，将军屡次遭遇奇险而未能成功，直到今天还使人读到韩愈的文章，想见他的遗事，为之泪流叹息，眼泪落下沾湿衣襟。这实在太令人悲痛了。他死去将近七百年时，恰逢会稽沈君炼来任清丰县令，经过将军故里，特意为他塑像并建祠。我偶然巡行县境，拜谒将军，只见将军的塑像山??然，像熊蹲虎踞，仿佛要跃马上阵、挥戈与安禄山交战，使鲜血洒满战场；他瞪裂的眼睛、紧闭的嘴唇、下颌胡须和头发都向上竖起，又仿佛仍在向贺兰饮恨。唉！难道是将军在生时未能来得及击灭贼军，死后又有口???亍之故，所以塑像才呈现出这个样子吗？还是因为将军的忠义，像江河之所以流淌、日月之所以照临一样，本来就有一种幽深无形的力量运行其中，不需人为而自然发生呢？沈君为将军建祠之后，被提拔到锦衣卫任职，最终因上呈封事而获罪，被流放到塞外，直到今天还没有回来。我谨慎地凿刻石碑，记下这件事。唉！百年以后，主管官员在春秋两季祭祀将军，必定会有采集民情的人，把沈君附祀在将军祠旁。我作诗系在后面说：安禄山擅自用兵，饮马于河，使十州郡成为废墟，像鲵鱼截断、犀牛剖裂一般。威武的中丞，排列营垒坚守，又有虎将作为辅翼。南霁云经历大小百战，贼军受阻而不能支撑；他扶着创伤、带着残疾起身，多次击毁贼军旗帜。战事拖延日久，援军没有到来，力量耗尽而死。河山为之流泪，中丞被擒；他重新召集众人，一声呼喊，回头一看，众人都笑着跟随。当时中原沸腾，唐军凭一座孤城牵制敌军，贼军疲惫而死，唐室没有灭亡，这是谁的功劳？忠义如高耸的石峰，光芒贯通太阳；沈君来到这里，凭吊将军故里，看到祭祀早已废缺，悲叹哭泣不能停止，于是率领乡人，才开始为将军塑像并奉祀。庙貌堂堂，万世千秋都将祭祀。《桐乡令金公生祠碑》

译桐乡原来是一个处在荒野中的县邑。近来，海岛夷人多次劫掠吴越腹地，县令金公才开始挖土筑城。城修成不过几个月，第二年丙辰夏四月，海岛夷人分五路进入，其中号称最强的一路，首领叫徐海，带着几万人，从乍浦焚船上山，劫掠峡石道、皂林，窥伺湖中河朔一带。将领宗礼跟踪在他们后面，贼军回兵交战三次，终于被击溃。于是提督阮公率帐下散兵进入桐乡城，贼军又合兵包围桐乡。当时，徐海把桐乡看作砧板上的肉，吴越人也为桐乡担忧，认为它早晚会被攻下。我乘小船经过督府，督府拿剑在地上比画说：‘贼军凶悍，锋芒不可抵挡。您难道没有听说周亚夫放弃梁地、以此困住吴楚的事吗？桐乡城虽小却坚固，县令才能众多而且勇悍，各种盾牌、橹楯、兵器、火药、柴薪、灯烛、干粮之类，在各州县中最为充足。又听说他曾测量城内空地，遍召县中富户，把他们迁入其中填充。提督公如果从中登记征发并统率他们，可以得到一千名士卒，列营坚守几十天，等永保的援兵到达，就可以从容击破贼军。否则，我若用兵试探，稍有不利，就好比抱着石头自沉。’ 东南地区本来就已经像鱼肉腐烂一样了。后来贼势大盛，制造云楼和撞竿来攻打桐乡城，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我也日益恐惧，偶尔把情况报告给督府，督府却置之不顾。等到满一个月，桐乡的包围果然解除了。城中人出来，说桐乡令守城，城池得以完整保全，大体正如督府当初的谋划；而督府最终征用了他，拖延到永保的援兵到达，才击破贼军。唉！吴、楚之所以困窘而没有向西与汉争夺利益，是因为梁地替它们抵挡了敌人。徐海之所以迟疑狼狈，不能逼近湖边、威胁杭州来窥伺三吴，也是因为桐乡替它们抵挡了敌人。然而梁地最终以首功论赏，桐乡县令却始终没有人替他说话。他离任时，乡人怜惜他，共同叹息流泪，争相为他画像、建祠祭祀。请我记下这件事。我考察《祭法》说：‘能够抵御大患的，就应当祭祀他。’像金公这样的人，说他对国家有功是可以的，难道只有桐乡才如此吗？我既惊异督府谋划任用金公，以及金公守卫桐乡的事，又私下怜惜金公不能像梁地那样得到应有的待遇，于是把这些事疏列上报天子。又把这件事刻在牲石左边，并作诗系在后面，共四百八十字。金公名燕，字某，是安庆人。歌词说：赫赫的尹君啊，系着绶带治理这个县邑。县邑过去没有城墙，房屋像鱼鳞一样排列。几年来，军书使驿道骚动：在郊外，野兽逃窜；在田野，鸟雀飞散。县尹于是向各城请教，却连一文钱也没有，我靠什么来驱使众人？于是下令县中百姓，分头赶赴各处修筑城墙；富人运送石头，穷人提供柴草。十天一个月之间，扛土器具来往不绝。回头看城墙啊，坚固如金；回头看护城河啊，水深如汤。迁来粮仓百座，设在皂林之南；有干粮，有粮食，有积储，有仓库。又说城中没有人，不能守城，于是测量空隙之地，开井、放牧、耕种田亩。富家大姓从外地迁来，有的带臼，有的带杵，扶老携幼而来。居住没有多久，丑陋的夷人突然来到，消灭了那里的大将，使轻骑兵惊惧；他们乘胜逼近，排列营垒对峙，仿佛老虎吞噬城中之人，破鸡蛋一般容易。我们的县尹谋略很多、筹策周密，辅佐中丞，披甲磨矛。二人同心，散财如流水，于是招募敢死之士，来破坏贼军的谋略。贼军制造飞车，高得可以架到云上；我们连夜夺取，共有三百辆。贼军制造战楼，错落如星辰屯聚；我们熔化汁液灌下去，一击便使它们溃逃。有的人听说督府以诱饵麻痹贼军，像猛禽抓取、猛虎吞噬一样攻击；徐海甘心受诱，气势稍稍受挫，但仍有党羽，咆哮放纵。贼军用战楼撞击城墙，撞竿粗大到十围，猛烈冲击三次，城墙震动如雷，几乎要坍塌。在这个时候，几乎已经无法支撑。守城士兵的妻子们在城上向战士们呼喊，个个瞪裂双眼。忽然有一个人，偏??旦前呼喊说：‘我能用绳子拉住撞竿，杀死贼军！’贼军的欺诈手段已经用尽，只剩下鼪鼯一类的鼠辈，开始萌生悔意，于是解除包围、放下武器。中丞出城以后，百姓极其喜悦。父亲抱着儿子欢笑，姑母牵着媳妇哭泣，一边流泪一边唱道：‘这是谁的力量啊？是县尹成为国家的柱石！’贼军刚来时，气势如怒风，撞破栅栏、焚烧桅杆，自比蚩尤。这样一座小小的孤城，却牵制住了那些丑类，使他们拖着车轮、沾湿尾巴，未曾交战便逃走。督府乘势追击，贼党于是溃散；有的像羊猪一样被宰割，有的像鲸鲵一样被截杀。战事成功之日，把俘获献给天子，元帅传达凯旋之声；然而在万里之外，仍只把我们县尹当作微不足道的小臣，说斥候虽谨慎，箭石却没有亲自接触。略略议论他的功劳，记入幕府，拿库银犒赏他，把他列在末等。乡人怜惜他，流下眼泪。拿什么来报答他呢？在伏日、腊日祭祀他，剖分圭璧、裂帛致祭，可是赏赐没有达到延续庙貌的程度，怎么办？愿万万年长存。《广东按察司佥事、赠太仆寺少卿东华王公祠碑》

译我的朋友王君战死后，大司马胡公曾经上疏朝廷说明他的事迹。天子怜悯他，追赠太仆寺少卿，荫封他的儿子，并按制度赐建祠堂。我听到后为之哭泣悲哀，海内士人也共同发文凭吊，并且为他铭刻墓碑。然而大体上只是悲叹王君的才华如虬龙，不应当死在蜥蜴般的灾难中；又想到君子做官，为社稷而死就死，为边疆而死就死。王君是乡里的大夫，为什么要奔赴击鼓之地，与将帅之士一同死在军队中呢？我听后又为之哭泣悲哀，私下怀疑君一定是贤者，必然有处理死亡的道理。不久，副使凌公在海上整顿军队，终于为王君完成祠祀之事，于是派他的儿子如圭来请我撰写墓志。我带着如圭再次哭泣，如圭也号哭说：‘您难道知道先父为什么而死吗？’我家住在海上永喜场，祖宗以来世代的坟墓和天子赐给的诏书都在那里。海夷入侵时，郡县的军队已经环城防守，先父却伏在庙中哭泣，于是向族中大父、名叫沛的人请求，召集本族丁壮和乡里的丁壮，大约一千人，略仿古代乡兵之法编登记册。海上其他戍兵遇敌往往败退，只有族中大父率领按照先父部署训练的士兵，在上金抵御敌人，斩杀敌酋以下十六人，俘获十四人，夺得旗帜、战鼓以及二十五匹战马，又救回被敌人掳去的男女一百多人。当时，夷人几乎被消灭，我家的坟墓也得以安然无恙。海上各处的戍兵于是都依靠永喜场作为边疆营垒。第二年，族中大父沛又在梅头抵御敌人，像先前一样交战，却战死了。先父非常悲痛，流着眼泪说：‘唉，我的父亲死了，我怎么能不为他而死呢？’于是经过庙宇便哭泣，又召集本族丁壮和乡里的丁壮，在金奥与敌交战多次，又俘获、斩杀十多人。恰好其他贼寇突然来到，先父奋力作战而不能支撑，终于战死。唉！我听说古代君子遇到宗庙倒塌就要服丧，是说不敢死在祖先之前。而先父是为了守护祖坟而死；当他做官时，就应当为边疆、为社稷而死；士人和平民则应当死于宗庙之事，这都是合乎义的。您难道不能怜悯他吗？况且古代士人的死各不相同，有的重于九鼎，有的轻于鸿毛，大概幸运与不幸就在其中，但他们不肯苟且偷生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因此，鉏麑作赋后自杀，公孙杵臼和程婴为了扶立朋友的后代而死，屈原向君主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投汨罗江而死。数千百年来，学士大夫读到他们的文章、想到他们的事迹，没有不流泪叹息、投书凭吊他们的。古人有时替他们考订文章并写下来，说：‘推究他们的志向，即使说可以同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先父的死，大概在屈原、程婴之上，也差不多接近这些君子了。我听说豫让赴智氏的灾难时，他的妻子不认识他，朋友却认识他。您与先父是亲密交往的朋友，难道能不写一句话挂在他的祠堂上，来安慰经过祠堂哭泣的族人与乡里人吗？我听了他的话流泪说：‘我先前本来就怀疑令尊一定有处理死亡的道理，您这番话足以让我在九泉之下报答他了。’王君名德，字汝修，年轻时慷慨而有大志，和我是同年进士。初次授官时，曾读肃愍公的传记，总回头说：‘这是我们乡里的烈士大夫啊。’他任东昌推官、任大名推官以及任给事中，后来出任广东佥事，都卓然有古代名臣的风范。唉！假使王君能够实现志愿，那么他在国家所建立的功业和声名，本来应当与肃愍公一样流传久远。可惜没有完成。然而他死去时，最终也是因为勤勉办事，这也十分奇异了。我特意记下天子为他建祠的缘由，其他事情不再详述，系以乐章，让乡里人在春秋祭祀时学习它，吹奏乐器歌唱。歌词说：您的才质啊，郁然如虬龙，喷吐云雾啊，而今却埋没在坟丘之中。您的才能啊，强劲如干将宝剑，翱翔万里啊，而今却埋没在一个乡里。谁说这不是死啊？为宗庙而死，也是士人的义。唉，肃愍公啊，这正是您所发誓要坚持的志向，确实没有相似的人。《白华楼藏稿》卷之八 墓志 墓表 祭文 【墓志】姚大母圹志铭 乡进士唐君墓志铭 邻溪施处士墓志铭 太学沈君墓志铭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泽山张公墓志铭 传孺人墓志铭 太平府知府小陵吴公墓志铭 《白华楼藏稿》卷之八。归安茅坤顺甫著。邑人姚翼翔卿编。墓志。姚大母圹志铭 姚大母，是我外祖父高邮州判官姚公旭的母亲。她姓陆，十九岁嫁给我的外祖父悦闲公玘。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就是高邮公，次子是旻，三子是昊。四十五岁时去世。去世后葬在称字圩阻阡山脚下，没有来得及写墓志和铭文，这一年是弘治六年癸丑。又过了二十七年，悦闲公去世，将要选择墓地合葬时，占卜者认为旧祖坟所在的墓道不合堪舆家所说的吉兆，于是改葬到悦鸿里。这时高邮公还只是儒生，年届中年而赋税困窘，家境更加衰落，贫穷得无力迁改母亲的墓封。后来他出任高邮官，罢官归来，不久也去世了。他去世那天，几次睁眼看着儿子翼，把来不及与母亲合葬、也来不及为她题铭看作遗憾。从母亲开始下葬直到现在，大约已经过了六十年。近来继大母徐氏去世，翼已经请求董太史份撰铭，把她合葬在新的墓道，又为父亲高邮公去世时的遗憾感到悲痛，于是哭着向我商议，说：‘从前季子到齐国去，把儿子葬在赢、博之间，回来后号哭说：“魂气无所不往。”我的大母归葬祖先墓道已经很久了，又何必把她从这里挖出来运到那里去呢？只是当初下葬时没有来得及写墓志和铭文，如果不能完成这件请求，又凭什么报答先父、消解他的悲痛呢？’ 我怜悯他，便对他说：‘为墓作铭并不是古制。孔子把母亲葬在防地，只筑了四尺高的坟，没有写铭文。况且妇女佩笄珥、守节的行为，如果不是遇到宋姬、许穆那样的危难，也没有什么可以彰显她的节操、增高她的声誉。世间的墓铭，大多不合古代铭文的体例，不过是把烹醢、纫缋、佩瑀等琐事，以及图籍史传中的概略，彼此夸耀奇巧罢了。总的说来，这并不是古人从江汉一带采集歌谣、记录下来附入《国风》的用意。像令大母去世后下葬，下葬而没有来得及合葬，以及如今才开始为她作铭，这些事情都不能没有记载。’于是依次写下铭文说：癸丑之年啊，岁时又复；墓上的树木凋落啊，铭文才开始筹划。把这些告诉后代啊，坟墓封土独自高起。乡进士唐君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