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斋集卷二　　　　　　元　程端学　撰序

译《周以韶建县尉防诗序》。我年轻时经过鄞县县尉官署的旧址，那里一片荒凉，只看见荒草丛生，牛羊在那里放牧。而县尉常常寄居在百姓家中，早晨住东边，晚上住西边，一直没有固定住所。我曾说：“没有县尉还罢了，有了县尉就应当有他的住所。”有人讥笑我说：“官署没有钱出，百姓没有钱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我不敢争辩，但心里并不认为他说得对。后来我入朝做官，有一天南归，再次经过那里，只见房屋巍然耸立，围墙高大坚固。我惊讶地向邻人询问，邻人说：“这是我们县尉周公营建的。”周尉刚到任时，叹息说：“官职没有高低，如果不严肃，便会被轻慢。县尉的职责是查究盗贼，却没有自己的官署，这不是用来树立威严的办法。营建官署，难道不在我吗？”然而百姓还没有信任我，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访求民间疾苦，审理冤狱，铲除蠹虫、黜退奸邪，搜捕盗贼；不使用钩距之术，凡事都让他们自己如实招认，不牵连旁人。士人百姓都说：“有这样的县尉，难道可以没有住所吗？”出资服役的人，像儿子赶去听从父亲的命令一样。不久房屋便落成了。我听到这件事说：“唉，兴废在于上天，兴废也在于人，难道不是这样吗？”不过，兴废有两个条件：一是志向，二是形势。有志向而没有形势，事情不能成功；有形势而没有志向，也不会乐意替百姓办事。周君有能够施展作为的形势，又确实愿意劳苦百姓来办成此事，这就是周君的志向。志向和形势相互配合而成就事业，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我所说的“有县尉就应当有住所”，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于是翰林侍讲学士袁公刻石记载他的功绩，士大夫作歌诗歌咏这件事。我也很高兴先前的话得到了印证，便写在卷首。《游赤山诗序》。有些景境是人力营造的，有些景境是上天创造的。劳费心思，耗用人力，堆积石头仿造山岳，开凿地穴池塘沟壑，修筑红色宫庭、张设绛色帷幕，使金碧之色交相辉映；种植奇异花木，盘曲倒栽；笼养珍禽，圈禁异兽，随着人的兴废而兴废，这叫作人造的景境。自然形成的山，自然形成的水，远处有波澜，近处有水岸，可以远眺，也可以停留；风气自然清爽，闲云自然生成，幽鸟清猿时时自行鸣叫，与天地同始同终，这叫作天造的景境。人造的景境，富贵人喜欢；天造的景境，贫贱人喜欢。所以摆设宴席，陈列酒食，饮美酒、进佳肴，听荆地美女和赵地歌姬歌唱，在左右互相敬酒；饮酒时有丝竹伴奏，游览时乘坐銮驾舟船，这是富贵人借以享受景境的办法。浊酒装满酒壶，垂钓于水边、采掘于山中，二三位志趣相同的朋友，互相扶携着攀登；狂歌醉舞，乘兴往来，这是贫贱人借以享受景境的办法。大德八年腊月二十日，我向西行走到桐川，和朋友潘伯勉、自牧、节之一同登上赤山，得到很好的趣味。于是放开饮酒，赋诗吟咏，极力搜寻探究，竟坐看暮色从隔溪而来，忘记了离去。我感慨地回头对三位朋友说：“这不正是上天创造了它，而我们得以用来享受的吗？” 大家都计划砍伐丛生的荆棘，建造房屋来躲避风雨，作为从昏到晓的休息之所。计划尚未实现，有人却怀疑这是想要防备人来建造的。于是我向他解释说：“凡是万物，都是上天创造、土地设置的，但一定要通过人的作用才能完成。那些富贵人，是强行把原本没有的东西变成有；我只是凭借已有的条件，补益它不可缺少的部分。我用它来适合自己的心意，而他们却把心意留在这些外物上。劳逸得失之间，通达的人一定能够分辨。”所以把这番话写在《赤山诗》的前面。《括苍尹仲明〈玉井樵唱〉序》。杜少陵进献三篇赋的时候，正是太平安定、没有事情的时代。到了至德以后，天下动乱、漂泊离散，他指着潼关下马，望着曲江一路哭泣；怜悯石壕的老妇，感叹空谷中的佳人；奔走到凤翔，逃到同谷，客居锦里，渡过防门。时势变迁、境遇转换，触景便悲哀吟咏，读诗的人也为之落泪。到建炎年间，陈去非为躲避寇乱逃到房陵，半夜在茅屋中听见山涧水声，追忆少陵的诗句，才后悔自己平生没有理解它们，反而轻率地诵读。事情有相隔百世却彼此感应的，也许正是因为遭遇相同的缘故吧？括苍尹君是和靖的诸孙，世代登仕籍，唯独尹君漂泊失意、怀才不遇。因此，他面对故乡家园毁于兵火，面对信安风雨中的床榻，想起奕山燕雀的巢穴，凭吊防稽的陵墓，记录钱塘的旧梦。慷慨怀古的情怀、沉郁不平的气概，全都在诗歌中抒发出来。然而他的诗有怨而不诽谤，婉转而能成章，完全没有迎合时俗的姿态。假如杜子美重新活过来，也一定会欣赏他的诗句。只是我并不是懂诗的人，但我的遭遇恰好与君相似，所以唯独能够深切理解他的心意并为之悲伤。年轻的贵人未必能够理解。唉，我和君都已经老了。我年老而且笨拙，不合于时宜；君正要向北游历，想前往宫阙之下进献如杜子美三赋那样的作品，难道最终也要漂泊失意、怀才不遇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升〕 不过我曾考察过，和靖与去非同时居住在洛阳：一个手执经书站在程门外，冒雪立于门下而不知疲倦；一个却在午桥花影之下饮酒吹笛。人的品格本来就不同。京西发生变乱，尹君抛弃家产进入蜀地，陈去非带着妻子儿女南来。陈去非很快参与大政，却碌碌无为，没有补益；尹君被德远提拔引荐，却又被秦桧排斥退却。晚年进入经筵，多次上疏不合时宜，便坚持气节离去。经学上的成就，难道能和诗学相提并论吗？君精通经世之学，世代传承家学，又寄托兴致于诗，是因为仍然有意于出仕。因此我以祖业来期望你。或者，过去有人讥讽去非在受到重用之后便不再作诗，说还不如不受重用而多作好诗更好。这又是另一种说法，你姑且评议一下。君名某，字某。”

译《朱溪里家传序》。同郡溪里朱君拿出他的家传给我看，说：“我的祖父和父亲积累德行，才传到我这一代；他们的名字没有登上仕籍，我很惭愧，又没有办法显扬他们，您能替我阐发出来吗？”我俯身读那篇家传，看见他的高祖兄弟分割财产时，弟弟拿了十三头耕牛，哥哥只得到一头，其他财物也都如此，完全不与弟弟计较。他的祖父替父亲到朝廷申诉冤屈，九年没有得到解决，最终领悟皇上的意旨，才获得昭雪。他的父亲长大后才开始学习，白天读书，夜里思考，终于取得成就；用礼义教育子弟，教化还影响到宗族姻亲；替兄长承受刑罚，官吏怜悯他而将他免罪。他的母亲教育子女，一句话也不欺骗。像这样几件事，举步之间都足以垂范后世、劝导风俗。我反复读了三遍，叹息说：“谁不想显扬自己的父母？但是否知道显扬他们的办法呢？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古今人物如此众多，他们的美好言语和善良行为哪里记载得完？可是史传所记载的，不过万分之一二，这是因为他们的子孙不能知道祖父的志向，也不能把它说出来。有能够说出来的人，往往自己的言行又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别人也不相信。所以修养自身，是显扬父母的方法，并不是说要取得爵位。爵位能使人在一时受到仰慕，却不能使人在后世受到敬重。一个人修养自身，别人一定会说：‘某人竟有这样的儿子。’于是便会敬重他的儿子以及他的父亲。何况爵位由命运决定，而修养自身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说，修养自身就是显扬父母的方法。”朱君祖父的品行，本来就足以显扬；朱君本人敦厚笃实而且有文才，又足以使人敬重并信服他。将来手执史笔、观察民风的人，一定不会遗漏他们。朱君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家传后面还给他。《送张大方之任序》。朝廷因为关陕、江浙各郡遭遇大灾荒，招募百姓缴纳粮食来补授爵位；我们乡里的绍兴学录张大方因此调任福清牛田管勾。将要出发时，他向我辞行说：“我放弃儒官而承担这个差事，每天和亭户计较极细小的钱粮，这次出行能不惭愧吗？”我说：“去吧。古代煮海制盐以求利，不只是为了使国家富裕，也是要使百姓生活富足，让国家依靠百姓而富裕。如今利益归公有一定的章程，而百姓承受的祸害却没有止境，难道不是因为法令还有没有完备的地方吗？亭户、灶户无所依靠已经很久了；富裕的人破产来输纳公粮，贫困的人焦虑劳苦、困顿憔悴，最后成为沟中的枯骨，这些弊病不容易革除。如果能得到良好的官吏，弥补其中的缺失，把将要沉溺的人从重灾中救出，把将要衰竭的人扶助起来，那么也就差不多了。”程子说，一个最低等的官员，如果存心爱护百姓，一定能够有所救济；所以他严厉批评王氏的新法，而自己担任条例司官，大概是因为新法的危害势力一时难以除去。我们就在其中替百姓寻求生存之道，挽救一分弊病，百姓就得到一分利益；减缓一分征敛，百姓就免除一分痛苦。君子的作为，诚恳而悲悯，正是如此。大方也能这样把百姓放在心上，就不能说毫无补益。如果说‘我姑且借此作为求取进身之阶’，那么可惭愧的地方就在这里，而不在于那个差事了。大方努力吧！牛田县丞是前礼部侍郎胡君，也是我们的乡人。请你替我问候他，并把这些话告诉他，他应当会对我的话有所感触。《送黄心道之任序》。我读《宋史》读到宋高宗时期，看到给事中黄公龟年弹劾秦桧奸邪专权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收敛容色、更加肃敬。秦桧掌权时，忠臣良将战战兢兢，害怕不能逃出虎口；唯独黄公弹劾秦桧，丝毫不宽贷，朝廷不得已终于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后来秦桧又重新掌权任用，人们替黄公担忧，黄公却面不改色，最终退隐沉沦，保全自身而终老。这不就是所谓实行义、通达道理、明智地保全自身吗？大丈夫到了这个地步，也足以慰藉一生，不会和万物一起腐朽了。他的八世孙名叫传孙，跟随我学习，我常常用你祖先的常训来勉励他。他也能够谨慎自持、端雅整饬，担心不能光大前人的功业，并以儒业自立。如今他将要出任临海教谕，临行前辞别我并请求说：“先生为什么要以我祖先的事来勉励传孙呢？”我告诉他说：“你知道你祖先的功业值得敬仰、值得羡慕吗？还是知道你祖先积累功劳、累积德行，并非一日之功吗？要谨慎对待细小的事情，才能形成宏大的事业；要在开始时用力，最终也不能懈怠。时间久了便会显现出来，弹劾秦桧的功绩被记录在青史上，与日月争光。假使一个人平日里骄纵自满，只在一时受到激发，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能够使皇上听取意见、使众人心悦诚服，能够经历艰险而脱离祸患。官职没有高低，俸禄没有贫富，有志之士不敢懈怠，是因为他们把每件事都看作事业的开端。” 志向确定以后，无论艰险平易、甘甜苦涩，都不懈怠、不改变，最终便能取得成功。所以大海汇合百川而成为巨大的水域，众人汇集各种善行而建立伟大的事业。你这次前往任职，难道不在于敬慎地开始吗？” 《送薛州判归治所序》。我读《汉循吏传》，私下奇怪班孟坚没有把儿宽列在六位大臣的次序中，只叙述了他任官时值得记载的事情。儿宽任内史，劝导农业，治理刑罚，审理狱讼，降低身份礼敬士人，致力于取得民心；征收租税时根据宽严情况调节，与百姓互相借贷。百姓听说考核时要因为拖欠租税受罚，便背着孩子接连不断地来缴纳。考核时他每次都列为最优，能够做到这六件事，不称作循吏是不可以的。那六位大臣中有谁能超过这些呢？没有。儿宽即使不能和龚遂、黄霸、朱邑、邵信臣相比，难道会低于王成吗？难道是因为汉孝武帝热衷奢侈、轻视百姓功劳，所以儿宽在当时不能被称为循吏吗？仲杰薛侯任奉化州判时，我恰好回到鄞州，奉化距离鄞州八十里，也算近了。从南方来的人，无不谈到薛侯的实际政绩；他在农业、刑罚、狱讼、礼敬士人、取得民心等方面，比儿宽也毫不逊色。远近上下已经都信服他了。如今他督促各县向防府输纳物资而来到鄞州，薛侯查验百姓路程远近、运输时间长短，张贴一张纸说明约定；一个差役也不派，一鞭子也不施，按期输纳的人全都在期限前办完。官府限期考核，他在各州县中名列第一；而且往年输租的差役常常借机侵吞掠夺，薛侯事先防范，细致周密，像梳理头发一样，不留下任何奸弊。这又是我亲眼见到的，所以人们更加信服他。世人说古今之人不能相及，观察薛侯的政绩，果真不能相及吗？薛侯不过是一州的佐官，权力不能和内史相比；而且距离汉代已经一千五百年，时势也越来越难治理。他一旦开诚布公，成效就已经如此；假如将来职位更加显贵而志向不改变，那么他所成就的事业哪里能够估量呢？如今的制度也以五件事作为提升太守、县令的标准。凡是任期届满把公文上报吏部，五件事没有不具备的，像王成那样虚假增加政绩的人就不少了。薛侯的政绩有特别突出的地方，倘若在公文中被看见，有关官署或许也不会认为它特殊了。唉，如果只是为了造成一种成法，而百姓的疾苦不能痊愈，那就难怪会如此了！薛侯将要回到治所，鄞地士人作诗为他饯行，我也把他的实际政绩写成序，等待将来传述循吏的人来考察。

译《送张治中回任序》。治中统管郡中事务，但上面有监守，下面有佐官署，身边又有僚属，彼此各有法度。凡是处理公事，自下而上，先由僚属拟成文牍上报，判官署名，治中再署名，并且总裁于太守或监守之下。担任治中的人，即使没有什么可以裁决，也可以如此。因此，即使有仁心善政，也不能立即使它通行四方、惠及远近；而能力低下、迂腐疏阔的人，更不能在其中施展一项谋划。若不是刚柔相济、中正和悦的人才，就不能调和补救，使政事协调。所以能够完全尽到职责，非常困难。广平张侯大卿来任明州治中，刚到任便因为赈济饥民而取得民心。他处理郡中事务，一点也不苟且；涵养温煦、抚摩整治，务必使事情公平。百姓蒙受他的恩惠，却不知道这是他的功劳。他不正是所谓刚柔相济、中正和悦的人才吗？张侯精于诗词，又擅长翻译语言，援引同类事物押韵成篇，流传于世。他的治理成效，不只是由于才华优美，也是由于考察古代的功力。人们说，张侯能够做好这件困难的事；将来如果得到一郡之地，专门施展自己的作为，就会把它当作容易的事。他的治理成效，难道只会如此吗？如今他任满替代而离去，我们乡里的士人百姓舍不得他，都作歌诗赠送他。于是大家一同来请我作序。我的先世和张侯是乡人，如今我与他的交往亲密、意气相合，即使没有人请我，我难道能够停止不说吗？何况众人不断地讲述他的德政实绩，所以我采择这些内容写在卷首。《送王汉卿典史秩满序》。人要在世上发挥作用，不可以没有才能。然而才能合乎规矩，就是高尚；才能流于放纵淫逸，就是低下。曾子说，君子可以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他，可以把百里之地的政命寄托给他。蜀先主称诸葛孔明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这是才能合乎规矩的例子。孟子说盆成括只有一点才智，结果却以为智瑶凭五位贤人便能凌驾于众人之上，这是才能流于放纵淫逸的例子。由此看来，难道是才能本身有罪吗？只是它所趋向的方向不同罢了。我对于宣城王君汉卿，喜爱他的才能；观察他的行事久了，又喜爱他是有实际用处的才能。处理文案的职务已经很难，辅佐鄞县尤其困难。鄞县靠近元帅的大府，从县令、县丞到僚属，鸡鸣便起床，既要接受大府的命令，又要接受防府的命令，迎送日期相互交错，每天都没有空闲；其中抵触、阻挠事务施行的事情也不少。汉卿在这种时候从容安排筹划，仿佛毫不经意，却能使众多事务全部完成，难道不是凭借他的才能吗？然而他辅佐县邑，合乎法律的事情一定执行，不合乎法律的事情一定辨明；美好的事情乐于去做，败坏政事的事情务必除去。因此，上级看出了他的才能，吏员畏惧他的明察，百姓感念他的恩惠，这难道不是有实际用处的才能吗？他任满替代而离去时，士人百姓感念他的德行，都作诗来称述他的功绩，于是一起请我作序。我也高兴地把这些话写在卷首。《送陈教授之任序》。四明的人物胜过其他郡，具有德行、技艺、才能的人，文武将相之才，接连不断，代代都不缺少。即使天文、地理、医药、卜筮之学，也都精通而超绝，可以为世人表率。大概是因为这里山川秀美，蜿蜒盘曲、气脉停蓄，不出产其他地方的奇材，所以草木金石之物都没有闻名天下的，而山川的清美灵秀独独归于人。像东野陈君，便是阴阳星象之学中卓越的人。东野本来学习儒业，又从父亲那里传承这种术数，并用它来教养他的两个儿子天祐、天裕。父子三人都凭这种学问取得声名，都受到显贵者的知遇，彼此荐举引进，受命担任郡教授。乡人不只喜爱他们的术数，也以他们父子都得到任用为荣。东野年过七十，还要跋涉数千里到中山去任教，有人替他的出行感到为难，东野却说：“君主命令我去，不敢选择。虽然年老，也不应安然自图逸乐，还是应当恭敬地前往。”士大夫都认为他的志气壮盛，争相作诗来称述此事，请我为诗卷作序。我认为天地之间，除了理和数以外没有别的事物；然而儒者只以义理为准，有些人不承认数，认为理有定准而数没有常规，恐怕他们拘泥于一端而遗弃另一端。如今东野的学问，对于阴阳交参、错综变化以及吉凶悔吝的数理，讲解得很详细；但他言谈之间又急切地强调不能废弃君臣大义，这正是没有因为数而遗弃义理。义理和数术，是儒者难以兼顾的；而东野想要兼顾它们，所以他把数千里看得如同几步之近，虽然年老也不疲倦。我本想停止说这些话，哪里能够停止呢？《送周教授回任序》。传记说，家庭中的难处多而天下的事情容易，因为家庭亲近而天下疏远。父子凭恩情相处，君臣凭义理相处；恩情难以处理，义理反而容易裁断。哪里知道师友关系的困难呢？师友处在恩情与义理之间，把疏远合成亲近，过于严厉便会离散，过于和缓便会轻慢；要使他们既不离散也不轻慢，既畏惧又爱戴，既亲近又尊敬，难道不困难吗？这还只是彼此自行求学、互相为师的情况。哪里知道学校官员尤其困难呢？学校官员与士人，是凭借职位权势结合的。一个人接受一命之职，成为百里之地的老师，他的年龄未必大，学问未必充足，品行未必修养，声名未必显著，却突然站在六馆之上，讲说道理、施行教化，作为六馆士人的表率。六馆士人不惊讶、不讥笑、不侮辱他的，恐怕很少。这就是尤其困难的地方。吉安周君似周在瑞阳任教，却不是这样。他年长而声望高，学问广博而文章优秀；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服从他的教导，无论远近，都愿意来接受学业。教官凭职位权势使士人聚合，却能让他们像朋友一样从内心信服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三年任满替代，士人朋友舍不得他，都作歌诗称述他的行迹，于是来请我作序。我认为周君能在最困难的地方施行教化，那么他在容易的地方取得成效就可以推知了。可惜他已经到了应当退休的年纪，不能把这种才能施用于政事了。本朝的制度，只有集贤院、翰林院的官员以及精力尚未衰退的人，不受退休年限限制。周君精神矍铄到如此程度，还能够再任职一次，希望不要推辞。

译《送花教授秩满序》。士人凭借学校官员的身份逐步升迁，最终接受一命之职的恩宠，实在困难啊！按法令，二十五岁才可以出仕；由乡校推荐到郡里，郡里考察他的文章，转送宪司复核，通常经过二三年才任直学，掌管廪饩的出纳；又经过二三年上报行省或大府，行省或大府排列他的姓名，再过三四年授予一谕或录；近的要五六年，远的要十多年，然后才能掌管事务；任满三年，再经历同样的过程；又过十多年，升为正或长正；三年后才上报都省部；又过三年，才授予一命，成为州教授；州教授任三年，才升为郡教授；郡教授任三年，才入仕流，成为县主簿。士人做到州教授，年龄将近退休。因此得到州教授的，大约十人中有三四人；得到郡教授的，大约十人中有二三人；得到县主簿的，十人中不到一二人；还有终身也得不到的。一个人奔波于尘俗杂务，忙碌劳苦三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不过如此，难道不是困难吗？濡须花梅村由教官逐步升任明郡教授，正是所谓难以得到这种职位的人。任满三年后归去，正要退休。梅村家中有田园，有儿子服劳奉养；从此远离尘俗杂务，辞去忙碌劳苦，离开艰难的职位，选择容易的生活，每天和乡邻父老带着酒互相来往，询问桑麻的消息；登上八公山，访求神仙遗迹，平生的快乐就在这里。然而朝廷只有集贤、翰林两院，是用来养老尊贤的地方；如果在通常法令之外，用安车蒲轮礼敬地亲自登门，那么快乐将会在他那里，这又不是我所说的情形了。至顺三年二月十六日作序。《送张起潜直学诗卷序》。依靠这种道理学习，依靠这种道理进身，是君子；依靠这种道理学习，却不依靠这种道理进身，是普通人。人谁不想把自己当作君子，却最终以普通人的方式进身呢？难道不是受制于制度吗？学校官员的职责，道理已经十分充足，正是端坐讲席等待人来问学的职位；但由直学担任学校官员，却是按照普通人的道路进身。张君起潜以儒业为事业，又以道为事业，儒家之言能够承担事务，如今要到岱山任职，有人或许怀疑他的行为。我说不是这样。委吏、乘田这些职务，孔子虽然没有把它们作为进身的阶梯，却也不推辞，因为钱粮事务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之事。假如张君更加修养自己的学业，使自身没有不足，也知道钱粮事务是分内之事，只是姑且借此来符合当今的制度，我哪里能预先知道他此行的用意呢？朋友们都作诗赞美他，又一同来请我说几句话，我写下这些话来勉励他。《送姜子明平反序》。史书称张释之担任廷尉，天下没有冤民；于定国担任廷尉，百姓自己认为没有受到冤屈。这两个人都不使百姓被判为无罪之人。可是张释之多次争辩，皇上面前所坚持的事情公平，所以他的恩泽及于百姓很广；于定国任职十八年，哀怜而谨慎地审理案件，所以百姓对他的信任很深。世人说史官写作言辞有体裁和要旨。子明姜君任杭州司狱七年，遇到有疑问的罪案，便旁征博访、远处查访，一定要核实事实。宪使周善长推荐他到南曹，于是有了担任昆山州判官的任命。后来调任瑞安，有慈溪百姓胡某被人为了财物杀害，案情始终不能查明。有司验尸审理、拷问讯问，胡乱逼成口供，具成案卷；上报后，连率大府对此产生疑问。听说子明很有才能，便移文让他审理。子明除去刑讯鞭打，另设方法推究审判，杀人者原先的诬服被揭破，牵连进来的几十人，一时全部释放。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感到痛快满足，称赞歌颂之声不绝于口。士大夫把这件事写入诗歌，又一同来请我叙述其事。我认为如今的刑部尚书，就如同汉代的廷尉。假使子明担任这样的职位，让他专断审理并且任职长久，他将不会愧对古今的贤人。人才从来不会因为处在不同朝代就有所不同，关键只在于能否让他们各自得到合适的职位，这要看掌握黜陟大权的人如何行事。我因此有所感触，写下这些话送他赴任。《送鄞尉周居性序》。括苍周君居性来鄞县任县尉时，带着八十岁的父亲同行；他勤勉于职务，又谨慎地侍奉父亲。他曾来拜访我，询问自己的职责。任满三年接受替代，却遭逢父亲丧事，贫困得没有办法回去安葬。有人劝他遵从佛家的茶毗法火化父亲，周君不肯，说：“我父亲做官做到男爵，骨肉还没有冷，难道忍心把他放在灰飞烟灭的地方吗？”后来他又来拜访我，询问丧葬礼仪。到这时，他将要奉着灵柩还乡，来向我辞行，请我说一句话来勉励自己，也可以说是谦虚好问的人了。于是我告诉他说：“我没有别的事情可以比喻，就拿你所做的事情作为准则。人没有什么比得到俸禄奉养父母更快乐，也没有什么比抬着棺柩归葬更悲哀。在这一悲一喜之间，子女的道理就在其中了。然而孔子说到丧葬，与其礼节简易，不如悲哀宁可过度，这并不只是说悲哀罢了。大概礼要以适中为标准，不能达到适中，那么过度悲哀也仍然胜过过于简易。内心本来悲哀，再用礼来节制举止容貌和周旋往来，使丝毫不差，这才不愧于送葬的道理。送葬的道理尽到了，侍奉父母的道理也就尽到了，而侍奉君主的道理也不在此之外。你能够不怕千里之远来奉养父亲，又不怕千里之远将他送回安葬；仍然不感到满足，还多次来向我询问，以充实你的善良本心，并谨慎遵守礼制，那么无论到哪里，怎么会不能成为忠臣孝子呢？我的朋友，努力吧！”

译《送郑极心序》。广信郑极心带着数术来甬东精舍拜访我。我追问他的学术依据，他说是从《河图》推演出来的，用来推知人的富贵贫贱、寿命长短、灾祸吉祥，明白得如同烛火照见、龟甲灼卜一样，大小事情都不遗漏；见到他的人往往惊讶地离去。后来他请我说几句话，我再三推辞，他请求更加坚决，我便告诉他说：“《河图》是《易经》所由产生的。大衍之数大概出自《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的数目，并由此成为揲蓍的方法。自从揲蓍法流行于世，人们懂得趋吉避凶，圣人借此开明万物、成就事务，《易》的作用可以说很大了。后世不寻求这种根本，却取用它旁出的支流末派，用天干地支的生克来求取人的吉凶祸福；虽然有时能够应验，但其中往往掺杂人为因素，并非出自自然的道理，何况它取用有浅有深，认识和志趣有短有长，它的结果怎么一定会相合呢？”极心的探索，能够追本溯源，从根本上求取，又兼有广博熟悉的见闻，比诸家更为灵验。然而《易》虽然出自《河图》奇偶之数，圣人却为它系辞，因此只是谈论《易》的义理；义理得到，数便包含在其中，只举数而遗弃义理，是君子所不取的。《易经》的创作，对于人伦关系、君子小人的区别，以及扶助阳道、抑制阴道的意旨，已经尽心尽力了。所以，事情可以前往，也可以不前往，正是犹豫进退的关节点，可以用蓍草来占问；但关于君臣、父子的根本道理，以及善恶的取舍，要看我的义理所在，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借助蓍草占问的。推进义理，即使生死祸福也不去计较，这是君子的心；如果用数术来搀杂其中，便对生死祸福犹豫不决，这难道是君子的心吗？所以说：“王臣蹇蹇，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极心在《河图》上用心研究，对于《易》的道理，大概也窥见了古人的境界；他也应该是把义理放在前面、把数术放在后面吧？这样说来，极心不只是演绎《易》的数，也将阐明《易》的道；不只是阐明《易》的道，也将扩大《易》的作用。有人能够扩大《易》的作用却不显扬名声，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这些话哪里足以增加或减损极心的声望呢？钦定四库全书。《积斋集》卷三，元代程端学撰写的序文。《送帅府经历白君诗序》。本朝统治四海，在各道之间划定疆界，设置宣慰使来控制险要之地。东南是强盛的藩镇，又兼设都元帅来镇守。淛东所辖的郡只有七个，东北临海，南面连接瓯闽；海外岛夷乘船前来朝贡，若能安抚得当，一方就会安宁，因此这里的责任比其他各道更加重大。凡是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都是朝廷重臣；他的参佐僚属，也一定选拔才干与声望兼备、能够胜任的人充任。贵清白侯由省中掾史而知名，执政者来任都事时，他负责上承长官、下御属吏，抚理军队、治理百姓，调和处置各项事务，全都适宜。主帅有所依赖，守令有所奉行，他的名声也传到了朝廷。任期届满后，他又升任经历，熟悉事务而专心办理，功绩尤其显著。任期再次届满时，接替的人还没有到，众人正为此感到庆幸。恰好遭逢母夫人丧事，将扶柩北归，大夫士认为若不作诗歌，便无法略表其政绩的万分之一；有人说这应当暂时停止，但身穿丧服期间，难道是侯爷所愿意听到的吗？回答说：诗是用来咏唱人的得失的，《诗经》三百零五篇，有歌颂，也有讥刺，并不是为了让这个人高兴或害怕才作的，而是感情有所不能自已的流露，也是用来劝勉后来者的。侯爷的恩泽不可以最终湮没，诗的创作，难道不也是人寄托在言语中的心意吗？于是众人都在西门外执持他母亲灵柩的绳索，并为他作诗，等待那些观察民风的人来采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送李晋仲落第南归序 从前选拔士人，在州里选取；如今选拔士人，在省里选取。行省统辖几十个州，而登名录取的人数还抵不上一个州的人数，因此一个州中往往有人连续经过几个州都不能被录取。从前研究一经的人，只求合乎自己的意思，不一定依据经文来建立义理；宏辞另设为一科。如今却一定要通晓经文深奥的义理，恪守儒家先贤已经形成的说法。所谓经义，又往往出人意料，要钻研幽深的义理、阐明隐微之处，以求得圣贤的旨意。古赋、诏诰、章表，就是从前所谓的宏辞，如今也兼考这些。不能携带片纸，全靠记忆背诵；士人能够参加这种选试，实在太难了！然而有的人才有所长，命运又有所遇合，他取得成功却又似乎很容易。士人所应当看重的，只是懂得义理和命运并安于其中罢了。懂得义理和命运而安于其中，那么穷困、通达、得失就不能扰乱他的内心；这似乎容易做到，实际上却很难。这样的人是什么样呢？进士考试百人取一人，历经各种考核后才在行省中选取；奔走数千里来到京师，又是三人取一人，其中两人还不能如愿。如果平日没有涵养，不只是把科举当作学问，那么谁能免除计较得失的私心呢？由此看来，被选中虽然困难，却容易使人得到；内心不为得失所动，似乎容易，实际上却很难做到。能把困难的事看得容易，我在晋仲李君身上见到了。晋仲是个沉静谨慎的人，家在建康，任教谕。上饶人，在江淛省参加进士考试。他乘船渡过彭蠡湖，横渡大江，逆流经过黄河的险要之处，途经鲁、赵两地的郊野，行程五千里来到京师，却没有得到主管官员的录取。他的同伴有的忧愁悲伤，甚至感动落泪，而晋仲的脸色一点也没有改变，并且说：“我的学问还不充足，只是命运还没有遇合罢了。君子只求自己能够做到的事，外界所带来的事情不在议论之列。”若不是平素已有涵养，而且不只是学习科举之学，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我怎能不为晋仲高兴呢！我的兄长敬叔先同晋仲结交，总是不停地向我称道晋仲的美德。如今晋仲以同年身份与我在京师相会，我同他交游了三个月，听他的言谈，考察他的内心，终于完全了解了他美德的真实情况。到这时，晋仲向我辞别，准备南归，所以我写下从晋仲那里得到的体会赠给他，同时也记下我的兄长并没有随便结交人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