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斋集卷三　　　　　　元　程端学　撰序

译送蒋远静山长序 人本来有同样出身于儒学，却采取不同教育方法的，不可以执着于一种方法来议论另一种方法。从前程不识、李广担任边郡太守时，程不识整顿部曲行伍，治理文书簿册，使人不得任意行动；李广行军没有严格的部曲行阵，人人都能自由行动，幕府也省略了文书。两人彼此不采用对方的方法，却都是汉代的名将。儒者施行教化，有的制定规程，使学生必须熟读、探究必须精细，经过辛劳困苦以后才有所获得；有的则诱导扶助、逐渐磨砺，激发学生的志向意趣，使他们自己努力。虽然各自根据人的才质不同而施教，但成功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程伯子性情和气融洽，学生自然受到感化；叔子严厉刚正，门人对他又敬又畏。这也仿佛是不同的道路，但世上的教师，除了效法二程之外便没有别的准则。果真可以执着一种方法去议论另一种吗？泰定初年，江淛行省选任教官，议论者说：百里之内的学校教师所在之处，应当选择人才；建康是台宪所在之地，更应当得到合适的人来副佐宣明教化。于是执政者周谧秘密访求有声望的人来充任。该郡有岂岩王君，创建江东书院，请求公署设置山长，于是蒋远静君接任此职。韩君以及我的兄长敬叔也参与了这次选任。敬叔首先开设讲席，为人敦厚谨慎而有所畏惧，整日端正地坐着与诸生相对，一定要求他们熟读精思，真正知晓并实践所学；以晦庵、西山教人的宗旨为根本，又酌量今日选取士人的方法，写成一部书在世上流行。遵循他的轨迹的人往往能够有所成就。韩君我还不认识，蒋君却是我兄长的朋友。四明是文献世家聚集之地，其中只有蒋氏最为久远，并且能够世代继承其家学。像蒋君这样的人，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两个。然而蒋君性情疏通旷达，见闻广博、记忆力强，擅长写文章，尤其长于诗歌。如今他前去接续我兄长的事业，我担心受业者未必能适应他的教法。因此先替他说明他的资质所接近的方向、心意所安适的所在，以及这些与我兄长的教法能够并行而不相违背之处，使他们起初不至于有所隔阂。即使如此，蒋君登堂召集诸生，看到他们恭敬谨慎地进退趋走；考察他们的学业，又看到其文采和实际功夫都清楚显著；如果他能够像萧何制定规章、曹参遵循旧制那样，我就无法预知了。赠潘氏二子序 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教化得以推行，风俗美好，乡国闾巷没有不设学校的；学校的教育无非是穷究义理、修养自身的实学。因此师友之间相互率领而从事学习，没有不以穷理修己为务的；即使到了官府选拔士人，也没有不考察德行和才艺来判定优劣的。在那时出生于其中的人，乡里用这些道理教育他们，师友用这些道理率领他们，官府也用这些道理选拔他们；于是能够循序渐进地自我约束，不荒废、不懈怠，这是众人容易做到的事。三代衰落以后，学校废弃，师友所从事的不再是同一种学问，选拔士人也没有固定的方法，但仍然能够尊奉三代之学，这是君子还容易做到的事。到了世道更加衰败，官府选士往往把对偶、俳优一类的辞句当作精工；于是师友都以迎合时尚为务，终于浮华靡丽的风气兴起，而实学废弃。间或有一两个喜好古道的人，从事实学，师友聚在一起反而嘲笑他，乡里因此侮辱他，官府也不因此提拔他。在这种时候，能够杰然特出、卓然不惑，独自想要追随古人而实行古道，大概就是君子仍然有所难以做到的事了。孟子说，等待文王出现才能奋发的是普通人，没有文王也能奋发的是豪杰，就是这个意思。大德庚子年，我来到桐川，潘氏二子来向我请教。我告诉他们说：古代的学问，就是穷理修己；如今的学问，就是讲求俳优辞章。你们将要跟从哪一种呢？两人叹息说：学习达到古代的境界，然后才可以称为学问。从此以后，我们相互辨析诘问，探究学问的源头，考察它的归宿，断绝向外追逐，返回内心；有时把世人所不趋向的道理告诉他们，两人只是笑而不答。唉！他们或许也有杰然特出、卓然不惑的志向吧。如今我将要回去，两人说：“先生为什么要留下我们呢？”我赞许他们想要实行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他们。二人中长者名谦，次者名贵，是和从兄弟。赠国学生巴延归觐序 古代求学的人诵读《诗》《书》，学习礼乐的节文，学习射、御、书、数的知识，然后才能收束自己的情感，熏陶自己的性情，成就自己的才质。所以礼有经礼、曲礼，直到三百条大礼、三千条小礼，都必须举止容态、周旋进退，无不符合礼的规范，然后才可以说懂得礼。乐有五声、六律、八音，必须训练学习、审慎辨察，使各种声调不相侵夺、失去次序，然后才可以说懂得乐。至于射，必须内心端正、外表挺直，进退合宜，然后才能射中正鹄。御车必须训练奔驰驾驭，调节快慢，然后才能避免翻车。即使书、数的学问，也要深入研究源流始末，毫厘不差，然后才有实际用途，这样才称得上通晓六艺。唉！这是多么繁琐而艰难啊！然而如果在外在功夫上有平素的积累，那么内在的根基就更加坚固，所以成就才质也容易。如今的求学者处在六艺全部废弃之后，整日呆坐，诵读《四书》《五经》，似乎应当简便而容易，但要达到其中的深奥道理却很难。他们大概是接触六艺的事情少，而且一直学习到成年；一旦接触这些事情，便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人们乐意学习，也容易用力。《四书》《五经》包含圣贤的深意，诵读却不能领会其中的意义，内心就会困顿而懈怠；懈怠便最终放弃，难以取得功效，这是自然的道理。那么，如今的求学者终究不能有所成就吗？也只在于能不能坚持不停止罢了。礼制残缺，乐制败坏，射、御、书、数相继废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已经无法直接学习了。如果能够就《四书》《五经》专心钻研，详细辨析句读，审慎弄清训诂，从容涵泳来求取其中的意义，坚持不停止，就会逐渐熟练；熟练之后便能融会贯通，乐趣也会由此产生。学习达到有乐趣的境界，即使缺少六艺的具体形式，六艺的根本也已经在自己身上了。既然领会了其中的意义，知道了道理，又能够实行，我不相信还会有做不到的。国学生伯颜跟随我游学，勇于进取而专心致志，处于困境也不懈怠；在国学学习了三年，将要回去拜见父母，向我请求赠言。我赞许他专心学习，却担心他畏惧成才的困难，所以写下使学习变得容易的道理来勉励他。

译送吴友云序 甬东道士吴友云不经营产业，只以一壶酒、一篇诗作为事业罢了。他说：“难道方外之士，是因为餐食霞气、吞食灵芝，骑麒麟、乘凤凰，探寻奇异怪诞之事，去做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吗？”不是这样。“赏玩外物以调适性情，以自然为乐，用来养护自己的生命，这就够了。”所以凡是东南山水的胜景，他没有不穿着草鞋、挑着笠具前往游玩的。又认为这还不够，便将向北游历燕赵之地，观览上国的风光，尽情享受登临远眺的乐趣。一天，他来向我辞行，说：“先生有什么话勉励我吗？”我回答他：“你已经自己得到你的道路了，你还要我勉励什么呢？”我在天下行走很久了，大概已经是厌倦游历的人。正要放下行李、歇息肩膀，收敛锋芒、安于拙朴，每天向乡里的父老询问桑麻的消息，教子孙做乡村里的学究。燕赵的士人中有许多是我的旧友，如果有人问起我，请烦劳你把这些话告诉他们。送陈子敬序 武林人陈子敬由淛漕掾升任闽淛帅府掾，任期届满应当改授官职，将要出发，大夫士人为他的志愿有所成就而高兴，于是作诗来向我请求道：“先生为什么不写些话为他送行呢？”我便勉励他说：“一个人以吏胥身份入仕而获得一命之官的荣耀，实在很难啊！开始时，要把姓名登记在主管官府，通常要过几年才能领取俸禄；经过三次考核才能升一次官，又要经过三次考核才能改授职位。期间还要受到长官的喜怒、各种事务的增减、钱谷的盈亏、功过毁誉接连而来，以及利害祸福彼此相依的影响，处在侥幸求进的地位，然后才能获得预期。大概有人直到头发全白也不能如愿。子敬也是由此途径升进，却独独不同于他们吗？子敬仪表美好，谈论举止都具有儒者风度，书法、吟咏也超出同类。确实得到僚友的信任并受到上级赏识，未满二十岁便不再靠家中供养，未到四十岁就获得改授。历经的道路没有阻抑挫折的劳苦，像轻舟遇上顺风，转眼便行千里。假使世上人人都这样，由吏胥入仕也就没有困难了。然而君子处身立世，不敢把自己看得容易成功，反而总把事情看得困难，因此能够谨慎警戒、整饬畏惧，寻求少犯过错的境地，以成就光明盛大的事业。《易》所谓‘安定时不忘危险’，正是我对你的期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升〕 既然如此，那么子敬的仕途还有谁能阻挡呢？我既然看重他的请求，所以不写颂扬的话，而写规诫的话。送周以韶序 我在成均任教时，遇到鄞人，询问乡里的贤者，得知有三人：清廉而谦下待人的士人，人们称赞宣慰副使姜公元位；安详而善于治理繁剧事务的人，人们称赞鄞尹阮君申之；明察简约而能集中办理事务的人，人们称赞鄞尉周君一防。我虽然一向敬重三位君子，却还不认识他们。第二年南归，才都同他们交往。后来我在史院任官三年，归乡闲居，姜、阮二位仍未被替代离任，周君也被征召为淛东帅府掾。我在鄞地与他们往来不间断，因此完全了解了三人的为人，尤其喜爱周君的才干。古代做官的人，职位大时反而困难，职位小时容易；如今做官的人，职位小时困难，职位大时容易。古人道义不能在当时实行，便辞去尊贵而处于卑微，辞去富足而安于贫困，用俸禄来养活自己，只求内心无愧；如今俸禄微薄而事务更加繁多，事情琐碎而责任更加重大，这就是小官难做的原因。县尉是九品官，职责是查捕盗贼；鄞又临海，是事务繁剧的县，私盐和大奸常常突然发生，连续有一个盗犯不能捕获，县尉就会受到州府的谴责，因此县尉往往不能任满。自从周君到任，侦察揭发、搜集查取，都有一定方略，没有一件隐瞒，人人佩服他的明察；牵连的人一概不加追问，人人都感受到他的简约，因此犯法的人常常很少。他还利用余力创建官署，接受其他方面的委托，连帅喜爱他而征召他，辅佐府中事务，又因才能受到称誉，直到任期届满也没有一点龃龉。如今他的品秩应当可以得到县令之职，他的成效应当不止于县尉。凭借您的风度儒雅，再用道义来激励自己，即使治理一郡、主持一藩，也不会愧对古代的循吏。用严苛手段追究细微情由，哪里是您的心愿呢？我又因为您能够胜任困难的事情，推知您也一定能胜任容易的事情。喜欢称道别人的善行而不谄媚，是君子所愿意交往的人。我已经替阮君把功绩刻记在石碑上，姜公离任时也为他写了序；如今您将前往，大夫士都为您作诗。即使想停止说这些话，又怎么能够停止呢？送江声伯序 士人有可以任用的才干，却不被世间任用，后来的人便为他惋惜；有可以进身的机会，却不亲自进取，后来的人便相信他的操守。有的人不是可以任用便不求任用，没有进身机会便不求进身，直到形势穷困、力量屈竭才停止，那只是碌碌无为之徒罢了。句容江君声伯，是学问广博而见识通达的人，众人都说他可以出仕了，但还没有遇到机会。一天，他穿着草鞋、挑着笠具来到京师，有见识的人又说他一定会得到合适的任用。他已经稍作尝试了吗？不久，集贤大学士赵公一向敬重江君的为人，将要把他推荐给省部并授予爵位。江君不悦地说：“我是楚地出生的人，来京城观光，只是为了扩大见闻、壮大气概罢了。出仕求取俸禄，难道是士人的操守吗？”说完作长揖而去。于是朝廷中的大夫士都相信他的操守，又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于是作诗为他送行。您也乐于称道他的美德，便在诗卷的前面写下这篇文章。送应景茂序 明郡以东一百里有昌国，是明郡所属的州。这个州开山筑城，环海建郭，土地平坦广阔而肥沃，适宜耕种，也适宜居住。州人到郡里去，必定要登山渡海而来，好像同外界隔绝很远，因此百姓淳朴，事务简少。这里是仙佛汇聚之地，怪异之事交错出现，大概是因为土地灵异。曾经我说，这个地方所产生的，不能仅仅由仙物怪事来承担，一定有人能够承受并发扬它的秀美。可惜道路险阻、跋涉艰难，一直没有机会同这样的人交往。至治癸亥年，我与计吏一同赴京，在旅舍见到昌国人景茂应君。他气质清雅而和厚，学问广博而有才干，又是世家子弟，我很高兴便同他住在一起，感情十分深厚。第二年，我考中进士，任国子助教；应君也凭借擅长国语，担任建昌学正，将要奉檄回乡以荣耀他的父母，请求我说：‘先生用什么话为我送行呢？’我告诉他说：‘孟子说：“士人看重志向。”做官是为了实行义，而不是为了使自身和父母荣耀。您初次出仕，何不预先确定自己的趋向呢？趋向确定了，使自身和父母荣耀的道理就在其中了。世上那些忙忙碌碌经营自身的人，假如知道自己的趋向吗？如果不知道，那么这种荣耀自身的行为，正好是使父母受辱。秦地和越地相距很远，出门时车辕向东还是向西，只要走不到一会儿，秦、越的道路便已经分开了。您知道秦、越的道路在片刻之间便已分开，那么车辙环行天下，都可以成为荣耀自身和父母的道路。既然如此，昌国的秀美除了由您来承受并发扬，还能由谁呢？’我与应君同乡，曾一起居住；平日里想在百里之内见到他尚且不可得，如今却在数千里之外相遇，哪里敢推辞写这一句话。

译送赵仲玉序 内心刚强而外表柔和，是君子；外表刚强而内心柔弱，是小人。内心刚强、外表柔和，并不是故意做作，而是君子的道理本来如此。和谐而不苟同，正是内心刚强，难道不是君子吗？外表刚强而内心柔弱，说的不是矫饰欺诈吗？脸色严厉而内心怯弱，圣人把这种人比作钻洞偷窃的盗贼，难道不是小人吗？然而具有内心刚强资质的人，一定要通过学习才能成就；学习与资质相互资助，然后才能宏大充盈、光明正大，使外物欲望不能引诱我的内心，所以年老反而更加坚定，这叫作义理之刚。一般人能够在壮年时运用刚强，到了老年却发生变化，那是血气之刚，是随着人的盛衰而变化的。永嘉人仲玉赵君担任淛东帅府从事，曾到甬东精舍来拜访我。我看他的容貌，谦逊而有所收敛；听他的言论，讲理畅达；询问他的行事，方正却不伤害别人。他难道是内心刚强、外表柔和的君子吗？这是他的资质本来美好呢，还是学习的力量呢？所以我就根据他所接近的方面，乐意同他谈论刚柔之道；等到他任期届满将要离去时，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他。送道士卓无为住持虚白观序 孟子说，古人修养上天所赋予的爵位，人的爵位便随之而来；今人修养天爵，是为了求取人爵。处在战国时代，风俗虽然已经浅薄，却还没有后世这样严重，而孟子的话中已经有古今的不同。何况后世求取人爵的人应当更多呢？然而仍然有敦厚笃实、不向外物羡慕追求的人，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仁义忠信存在于人心中，自有人类以来直到今天，一直如此。所以虽然时代有变迁，风俗有厚薄，本心却从来没有随之消亡。这就是所谓十室之邑，也一定有像圣人一样忠信的人。我从卓君无为身上更加相信这一点。无为本是儒家子弟，他的父亲鄮山翁，学问深厚而谦恭，杰然成为乡里的先生。无为虽然离开尘世成为道士，但他的愿望真诚，勤恳厚重，有他父亲的风范，安然自得，仿佛对世间没有什么羡慕追求。于是主事者和他的门徒都爱重他，把他推荐给两教，令他主持奉化的虚白观。无为也没有露出喜色。道家这一流派虽然不同于我们儒家的学问，但他们的内心同样都具备天爵。虽然没有公卿大夫的荣耀，但接受檄令来统领一方道众，也属于人爵。他不曾求取却得到它，难道不就是所谓‘人爵随天爵而来’吗？况且佛氏以寂灭为快乐，老氏以清净为宗旨，但他们的门徒却争相成为长者，在世间接连不断；严重时甚至互相殴打、争斗诉讼，纷纷扰扰不停止。像无为这样的人，也可以作为道家门徒的劝勉。如今果真有人修养自己的忠信仁义，并由此类推而穷究其余德行，达到有所造诣的境界，难道会没有自然产生的成效吗？所担心的只是持守得不够有力罢了。我因此对他的离去有所感触，大夫士都为他作诗。无为是我祖父一族的外亲，我也把自己从他身上得到的体会写在诗卷前面。至顺三年六月既望序。潘伯勉名字序 名由父亲取，字由朋友取。朋友所取的字，没有不好的；父亲所取的名，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为什么呢？人出生后，父亲为他命名，有时依据他的资质，有时就取自当时的事情。殷代的君主以甲子命名，孔子以丘命名，孟子名轲，郑伯名寤生。古人对于名字，哪里容得下自己的思虑选择呢？所以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至于字，则开始于加冠。古人重视成人的开始，于是举行冠礼，召集宾友为他取字。宾友为他取字，是希望他成就德行。既然希望他成就德行而为他取字，怎么会不取善字呢？我曾说：德，是名字和字的实际内容；名字和字，是德的表征。使他的德行美好而名字和字不美好，可以；使他的名字和字美好而德行不美好，难道可以吗？唉！冠礼已经废弃，人们在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便疼爱他而替他加字。等他长大后，甚至有人擅自改换父亲所取的名。因此，世上接连不断出现名字和字很杰出却没有相应德行的人；而名字、字和德行兼备的人，大概隔世才偶然有一个。建平潘氏之子，以贵勤为名。他的父亲能够恢复古代冠礼，召集宾友，于是根据他的名字替他取字为伯勉。勤，是天地和圣人的德行。日月星辰之所以运行，风雷霜雪之所以交替，是上天勤于生养万物；江河之所以流动，鸟兽草木之所以繁盛，是大地勤于成就万物。二帝三王之所以相承相继，孔子、孟子之所以忙忙碌碌地奔走，是圣人勤于养育万物。人既然禀受形体，天地又具备圣人的德行，难道唯独人不同吗？所以孜孜不倦、勤奋努力，不到圣人的境界便不停止，是君子勤于修养自己的表现。《易》不是说过吗？‘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那么以‘勤’为名，以‘勉’为字，难道不是兼备美善了吗？即便如此，名由父亲所取，字由朋友所取；要修养德行来符合名字和字的实际意义，却只在于伯勉自己努力。伯勉才思清俊，喜好修养自己，我还有什么可勉励的呢？我只是深以为忧，世上赠言的人往往只用赞誉而不用规诫，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你。王氏女贞节诗序 我读《孟子》读到‘由此道便可以生存却有不采用的，由此道便可以避开祸患却有不去做的’时，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叹息。既然有可以求生的道路却不采用，有可以避祸的形势却不去做，难道是他不明白利害祸福吗？只是内心有所坚持，所爱所憎有比生死更重要的罢了。大概只要我知道实行我的义，实行义到了极点，死生尚且不足以动摇内心，何况荣辱得失这些小事呢？所以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烈女不改嫁两个丈夫，确实是有原因的。清风张君荣祖的母亲王氏，十九岁出嫁，不到一年便守寡，当时怀孕才五个月，还不知道是男是女。王氏发誓不改嫁，后来生下男孩，抚养他、教育他，使他成才，直到他登上仕籍。于是郡县把这件事上报，春官为她旌表门户。唉！当她丈夫去世、发誓不改嫁时，哪里知道将来会看见儿子出仕以及受到旌表的特殊荣耀呢？只是因为我知道实行我的义，而外界到来的荣辱得失全都不足挂齿；上天的报偿施与又像符契相合，这就够了。于是士大夫咏唱她的事迹，我把她能够获得这种荣耀的原因写在诗卷前面。

译鲜于必仁割股后序 鲜于必仁十七岁时，割下自己的股肉来治母亲的病。士人朋友歌咏这件事，有人说：‘母亲，是身体自然应当爱护的人；他为了母亲忘记自己的身体，难道不是孝吗？’有人说：‘身体，是母亲遗留下来的爱；他却损伤自己的身体，难道不是不孝吗？’他的老师薛景文叙述了这件事，拿他的诗给我看，说：‘您也说几句话吧？’我说：‘圣人的道理如同正鹄，学习的人如同射箭；超过了，不及了，能够正中靶心的人很难得。所以说：“中庸不是容易做到的。”圣人设置教化，有抑扬进退，使人达到适中而止。子夏服丧三年期满，拿起琴来奏乐，说：“先王制定礼制，我不敢不达到规定。”闵子骞服丧三年期满，拿起琴来仍然悲哀，说：“先生制定礼制，我不敢超过规定。”孔子都说他们是君子。门人对此感到疑惑，孔子说：“三年之丧，是贤者认为还轻的，不肖者努力才能做到的，所以圣人的门下没有可以抛弃的人。”必仁所做的，或许是孝心超过了爱护身体吧？然而我还有所期待。孝是仁的发端，而且最先在开始处显现；发出而合宜就是义，合乎节度就是礼。具备礼和义，才是成人的完整德行。必仁还是个童子，真诚恳切、哀痛怜悯，已经足以使浇薄的风俗敦厚，使顽劣的人醒悟；何况他的学习还没有停止，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从容地达到礼义之中、正中靶心的境界呢？把这些诗歌一并收藏起来，等必仁成年那一天，再看看他将会怎样吧。书 与单良能论学书 昨天承蒙您同我谈论了一整天，我非常高兴。那些格言和深奥的义理，我已经恭敬地牢记在心。其中有一两处疑义，冒昧向您请教。我听说孔子教人的道理就是仁。当时只有颜子差不多能够达到，所以他问仁时，孔子直接告诉他要克制自己、恢复礼；等他请求说明具体条目时，孔子直接回答他四个‘不要’罢了。对于次一等的人，则告诉他实行仁的方法。实行仁的方法，就是敬和恕。敬是用来存养仁的，恕是用来推行仁的。所以孔子对仲弓说：‘出门如同去会见贵宾，使唤百姓如同承办大祭祀。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至于告诫其他弟子，虽然根据他们资质的高下、深浅而分别对症下药，大体也没有超出敬与恕的范围。所以他对樊迟说：‘平日居处恭敬，办理事务严肃认真，与人交往忠诚。’对子贡说：‘自己想要立身，也要使别人立身；自己想要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能够从自身近处设身处地去比拟，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虽然他设置教化的方法很多，不过都是要使人恢复自己的本心罢了。至于观察实行仁的工具，也不过是《诗》《书》、礼、乐而已。射、御、书、数，是末端。所以说：‘兴起于《诗》，立身于礼，成就于乐。’《礼记》说：‘十三岁学习乐、诵读《诗》。’虽然在童年时学习乐，却正是用来作为终身成就仁德的基础，而《诗》和礼本来就是开始学习的事情。所以说：‘不学习《诗》，就无法说话；不学习礼，就无法立身。’又说：‘孔子平常所说的，是《诗》《书》和执守礼。’不只是孔子如此，成周时代也是如此。《礼记》说：‘乐正推崇四种学术，确立四项教育，顺着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士人。’春天、秋天教礼乐，冬天、夏天教《诗》《书》。又说：‘春天诵读，夏天弹弦，秋天学习礼，冬天读书。’这种传统第一次毁坏于秦代焚书，第二次毁坏于汉代儒生的训诂，第三次毁坏于老、佛异说，第四次毁坏于文章和记诵。虽然《诗》《书》仍然存在，但它们的作用已经消失了。然而幸好孔子的书还存在于世，幸好曾子、子思、孟子等人诵读并加以阐述，幸好程朱等人整理其湮没之处、探究其深奥之处，使其中的言论已经明白。如今的学习者如果能够凭借程朱来探求孔孟的学说，再凭借孔孟来探求《诗》《书》的作用，或许就能知道尧、舜、禹、汤、文、武

译、周公相传的道理是这样，孔子教人的方法也是这样。衡量是非的标准和规矩次序，全都清楚地存在于自己心中。还要用身体去实践，靠敬来存养，靠恕来推行。接触外物时，合乎圣人的方法就实行；不合乎圣人的方法就改变。长期积累用力，自然达到一贯的境界。这样，即使礼废了、乐坏了，实行仁的工具有所缺失，实行仁的方法仍然有所凭借。至于不勉强、不思虑而从容自得，那是生而知之者的事情，是学习者功夫的最高境界，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的。所以说：‘先经历艰难，后来才有收获。’近世的学者喜好简易、厌恶烦琐，喜欢追求上达而厌弃下学，乐于登高而忘记从低处开始。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立身，四十岁不再疑惑，五十岁知道天命，六十岁听到一切都能顺理，七十岁能够随心所欲。’道德的增进难道没有渐进的过程吗？谢显道曾对朱子说：‘天下还有什么可思考、可忧虑的呢？’程子说：‘这话本身是对的，只是说得太早了。’那么，程朱教人的方法同孔子并不相违背吗？这些都是天下熟知的道理，而我所陈述的反而成了多余。如今您说：‘我只尊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朱都是秋天肃杀之气，各自得到孔子的一部分。’礼已经废了，乐已经坏了，好比十间房屋坏了九间，得到其中一间，难道就能把十间说成一间吗？您又说：‘朱子认为曾子、子思、孟子传道过于孔子。’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圣贤有所不同，是说他们在教化和守持方面有所不同。他们心胸旷达、公正无私，不让私意牵累本心，这一点是相同的。所以说：‘有的人生来就知道，有的人学习后才知道，等到知道时，结果是一样的；有的人安然地实行，有的人因追求利益而实行，等到取得成功时，结果是一样的。’得到圣人一部分的人，可以同子贡、宰我、子游、子夏一类人谈论。至于曾子、子思、孟子，则是具备圣人全部体而规模较小的人。传记中记载曾子、子思有过失的事情，那是他们中年时的事；他们晚年的造诣大概并不止于此。况且曾子传道的说法，难道没有根据吗？孔子的弟子颜子早死，关于一以贯之的道理，孔子只告诉了曾子。看他临死前更换席子的言论说：‘得到正道而死去，难道不是所谓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吗？’韩愈也说：‘诸子的学问都出自圣人，后来距离圣人越远，越失去真意，唯独曾子得到它的宗旨。’又说：‘孟子是醇厚而纯粹的人，孟轲死后没有得到传承，所以《大学》《中庸》《孟子》三篇，是三位先贤忧虑后世之心的体现，是他们传述学问来辅翼圣人的著作。’如今根据他们的言论来探求他们的内心，他们同孔子相违背的地方少之又少。即使处在礼废乐坏之后，圣贤修己治人的大原则、大法则，本来仍然因他们而保存着，怎么能就说没有传承呢？至于程朱的言论，又是对圣贤遗意的发挥。史果斋曾说：‘程朱门人阐述孔孟的意思，不敢在其中有丝毫增减，这就是真正得到他们的本心了。’ 况且房屋虽然有损坏，只要厅堂和房室还保存着，难道就可以不修理、不居住，也不留给子孙吗？礼乐在千年以前废弃以后，程朱一派在沦丧破碎的余迹中竭尽力量，在毫厘得失之间剖析辨明，探求圣贤的本心并亲身实践，鞠躬尽瘁直到死亡，他们也已经很勤勉了。虽然他们立论辨析、纵横驰骋，不如孔子那样浑然简易，但那是不得已而挽救弊病的言辞，所以说是衰世的志向。从前孔子处在三代兴盛之时，《春秋》也没有写成。韩愈说：‘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我对程朱也这样说。您又说，假如圣人再生，难道只能做到这些吗？我认为圣人即使再生，也不过是不失去自己的本心罢了。如果他获得地位，一定会斟酌古今得失，制定礼乐，端正人心；但六经的大原则不会改变。如果不能获得地位，也会像孔子一样补缀残缺，保存圣人的轨道，裁正后学，告诫后世罢了。曾子、子思、孟子、程朱的言论，有些也不会

译被废弃。所以说：‘即使具有那样的德行，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也不敢制定礼乐。’您又说，假如圣人再生，一定不会拘泥于先读《大学》，再读《论语》《孟子》，再读《中庸》，最后只诵读五经。

译我认为圣人如果再生，一定会采用孔子教人的方法，绝不会把《大学》放在一边而另立一套方法；一定不会先读五经后读四书，也不会先学《春秋》后学《诗》《书》，更不会先实行后求知。所以说：‘阐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道。’傅说也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就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道理。’姑且就求取知识来说，读书难道也没有次序吗？譬如人的一生，先是幼儿，幼儿之后成为儿童，儿童之后加冠，加冠之后娶妻，娶妻之后做官，这是自然的次序。幼儿便加冠不合礼，儿童便娶妻就会夭折。所以子夏说：‘哪一样应当先传授，哪一样应当后学习而疲倦？怎么可以颠倒欺骗呢？’您说读书是学习者的一项事情，这话是对的。我认为读书是求知中的一项事情，而求知本身不止于读书。何况求知正是努力实行的基础吗？程子对这件事已经论述得很完备了。然而求知的开始，除了读书又应当从事什么呢？如今礼乐已经败坏，射、御、书、数也没有相应的方法。处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只有循序读书来明白道理；道理明白以后，才能辨别古人的得失，察知事物的是非，然后可以通过敬与恕来涵养本心。况且礼乐既然已经败坏，本心难道就没有不败坏的地方吗？《大学》之所以先讲求知而后讲诚意，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还没有知识却想实行，就像不知道南方却要游历越地，不知道北方却要游历燕地。《大学》就是指示燕、越道路的书。如果一定要等圣人再生、制定礼制、创作乐章以后才学习，我恐怕到死也来不及了。您谈论朱陆之争时，往往多赞许陆氏而少赞许朱子，说陆氏门人亲身实行的人多，朱子门人辨论的人过多。我认为人应当观察他们的道理，不应当只看他们的表面行迹。《中庸》说：‘尊崇天性之德而以问学为道路。’所谓尊崇天性之德，就是诚意正心；所谓以问学为道路，就是致知格物。就《大学》来说，致知格物在先，诚意正心在后；以问学为道路，是为尊崇天性之德准备基础。陆氏的学说，是舍弃问学而尊崇天性之德；朱子的学说，是尊崇天性之德而以问学为道路。生而知之的人称为由诚而明，学习而知之的人称为由明而诚。陆氏的学说，是想由诚而明，把自己置于圣人的位置，但实际上很难达到；朱子的学说，是由明而诚，从学习入手达到诚，这是一切人都可以达到的。佛教说一旦觉悟便彻底了结；儒家则说经过劳苦学习以后才能通达。朱、陆两家门人的情形，大致就是这样。您又说周子的太极、无极之说，完全出自佛、老两家，《通书》的话也有很多浅近之处。朱子解释太极，是勉强加以调和。我认为这件事可以用心去体会，却难以用言语争辩。用心体会，应当自己有所领悟；若用言语争辩，那么朱子、陆九渊已经辩论得很详细了，不必再画蛇添足。您说程朱之学是当时所崇尚的，所以我教人不得不如此，这一点尤其让我不能安心。王安石说：“时代认为应当如此便如此，是众人；明知已经如此仍如此，是君子。”您如果确实知道程朱的错误，就应当自己另立一套方法来教人。教人，应当以自己的内心为根本，表现在仪容举止上，形成于议论之中，诚恳地引导他们，还担心他们不能明白，何况不是出于自己的本心，只是姑且顺从您的说法？我恐怕受业的人会疑惑究竟应当听从谁。我和您有着同样的心。您喜好义理、乐于行善，并不是喜欢争胜的人。以前的议论，之所以对世人有所激发，是因为抬高孔孟，贬低程朱，逞口才、铺辞藻，像陆九渊那样做的人还少。因此我担心听到您这些话的人，将会认为曾子、子思、孟子、程朱都不值得学习；又认为孔子生而知之，自己又不能容易地增进德行，最终便无法进入圣学之门。我的浅见如此，愿您最终仍能教诲我。钦定《四库全书》《积斋集》卷四　元代程端学撰写的记 《东湖书院记》鄞城以东三十里有一座湖，群山环绕，呈现秀美景色；湖水明净发光，泛舟而行，仿佛乘着云气凌空而上，竟不知道自己还在人间。湖边有一处山谷叫鄮麓，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居民像鱼鳞一样密集。我年轻时曾跟随友仁孙先生在那里讲学，想要在那里结屋居住、读书，以领略湖山的美景，只是南北奔波，未能如愿。池阳阮侯申之任鄞县尹时，以兴办学校、尊重老师作为治理之道。陆天祐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某，一个叫某，他们感念阮尹的教化，又想到父亲遗命，便在此地修建义塾，供奉紫阳朱子的塑像，来教导一乡的子弟。讲学有讲席，休息有床榻，以及厨房、浴室等处，饮食器具虽然简略却很齐全。后来又划出一百五十亩田地，作为报答祭祀和供给廪饩的费用。浙帅王公给它命名为“东湖书院”，正堂叫“育英堂”，并亲自书写大字悬挂在堂上，以嘉奖他们的志向。于是阮侯邀请吴思永君主持讲席，设坛讲学；又招来贤能的训导陈君某专门负责教育，并托我的朋友赵君垕、孙君俞叔来拜访我，又把这件事告诉那些正在学习和教导别人的人，使他们知道应当勉励自己。我认为世人拥有千金财产，拿出盈利来崇奉佛、老，以此换取福田利益；如今陆氏还没有达到中等人家的财产，却能竭尽力量来造福乡人，这种志向实在不能和时俗同日而语。而且这件事使我内心有所感触，所以记下它的始末并告诉大家：古今的学问并没有不同，但今天的成效不如古代，为什么不想一想其中的原因呢？古代每二十五家便有两所塾，党有庠序，国家又有学校，百姓无论贵贱都可以接受教育。如今州县学校和书院，不是士人一类便不能进入，农、工、商、贾都没有地方学习。古代从洒扫、应对开始，一直到穷究义理、存养心性，大小都有次序；饮食、休息、起居没有一件不是学习，在家庭中的修养，都是后来出仕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根本。如今的学者，连句读还没有分清，就已经养成把事情割裂开来、拼缀辞藻、竞相夸耀的习气，放肆地夸大自己的长处，却不知道根本无处施用。唉！义与利不能分明，为他人还是为自己也不能辨别，于是天下便没有完整的人才了。老师用这种方式教学生，父兄用这种方式要求子弟，人一出生便被蒙蔽、误入歧途，心智也被堵塞，怎么可能有所成就呢？那么，凡是来这所义塾学习的人，都必须洗去自己的鄙陋，努力谋求更新；学习朱子的学问，而不能只把塑像陈设在那里作为尊师的工具。这样做，难道只是一个乡里的幸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