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絜斋集》，（宋）袁燮。卷一，奏疏八篇。卷二，奏疏十一篇。卷三，奏疏五篇。卷四，奏疏四篇。卷五，奏状二十篇。卷六，策问十八篇。卷七，论十四篇，杂著九篇。卷八，序四篇，题跋四十七篇。卷九，记十一篇。卷十，记二十一篇。卷十一，行状一篇。卷十二，行状一篇。卷十三，行状一篇。卷十四，行状二篇。卷十五，行状二篇。卷十六，行状五篇。卷十七，墓表四篇，志铭三篇。卷十八，志铭五篇。卷十九，志铭九篇。卷二十，志铭十三篇。卷二十一，志铭七篇。卷二十二，《庙碑》一篇，祭文十三篇。卷二十三，古体诗五十七首。卷二十四，近体诗一百二十首。附：《絜斋集》书后一篇。《絜斋集》，宋代袁燮撰写。袁燮字和叔，是鄞县人，考中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宝文阁直学士，死后追谥正献，学者称他为絜斋先生，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袁燮起初与同乡沈焕、杨简、舒璘以道义相互切磋，后来拜陆九渊为师，得到他的指点，因而具有根本性的见识。他又从年轻时起就以名节自我期许，入朝后屡次进献正直的言论，所到之处的政绩都值得记述，在南宋诸儒中可以说是学问兼具体用的人。他一生著作有《絜斋集》二十六卷、《后集》十二卷，目录见于马氏《经籍考》，但早已散佚失传。厉鹗撰写《宋诗纪事》时搜求未得，于是连同此人也一并埋没了。如今只有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文字，将它们搜集编次，得到文章二百三十九篇、诗一百七十七首；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原书的篇目数量，但保存下来的也已经很丰富了。袁燮的诗文淳朴质直，不事雕饰，而真气流溢，很接近自然。他剖析义理、铺陈政事，也极其恳切详明，足以称为文辞通达、义理完备。大概儒者的言语没有枝蔓，本来不能因为它平实浅近就轻视它。只是《永乐大典》内前集、后集的标识不清，无法辨别，谨按类别排比编纂，厘定为二十四卷，并把袁燮之子袁甫所作的一篇后序附在后面，以保存它原来的面貌。袁甫考中嘉定七年进士第一名，官至兵部尚书，以才干谋略著称，也有传记载于《宋史》中。大概可以说他能够继承家学。《絜斋集》卷一，宋袁燮撰。奏疏。都官郎官上殿札子。臣恭敬地认为，仁圣陛下在上，涵养哺育天下众生，不分远近，同受天地覆盖承载。施加恩惠务必从厚，使用刑罚宁可过于宽轻，这在古代圣人的用心中也无愧了。孟轲说过：“用怜悯他人的心来施行怜悯他人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上运转东西一样容易。”陛下已经显示出明显的成效和巨大的验证，这是多么迅速啊！如今陛下求得治理不能说不久了，但考察它的成效，仍然这样迟缓，怎么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呢？臣听说古代那些大有作为的君主，用来作为治道根本的东西，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此心的精神”罢了。心的精神洞彻无碍，九州四海，没有照耀不到的地方。所以《尚书》说：“光辉遍及四方，上达于天，下及于地。”又说：“帝王的光辉照耀天下”，这是尧、舜二帝的精神。又说：“光明的先祖，是万邦的君主，德行日益更新，发扬连续不断的光辉”，这是夏、商、周三王的精神。二帝三王整天勤勉不懈，自强不息，所以能够保全这种精神，用来照临天下，光明与日月相并，不遗漏细微之处。至于后世所仰望的汉宣帝、唐太宗，虽然还没有达到纯美的境界，但能够勉力振作，兴起治功，成就灿然可观，史书都用“励精”来称说他们，也可以称为英主了。陛下看现在的治理措施，已经全部施展开了吗？还没有吗？百姓的生活已经普遍安定了吗？还没有吗？自从改革以来，招揽延请才俊，按照才能授予官职，要求他们取得成效，治理措施似乎已经铺开了；但衰败的纲纪还没有完全振举，积存的弊病也未免仍然存在，就难以说已经全部施展开了。都城之内，财货流通，米价非常平稳，民间安乐和畅，远远胜过往日，百姓生活似乎也安定了；但远方的百姓是否已经凋敝？财赋征收的烦扰是否使他们愁苦？刑罚杀戮的惨酷，即使在丰收年间，仍然使他们无法安生，就难以说已经普遍安定。陛下尊居帝位，统治天下，想做什么都可以，谁能阻挡您？如今虽然有仁爱之心和仁德声誉，但大有作为的成效还没有达到显明彰著的程度，岁月蹉跎，成就仅止于此，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臣希望陛下不要以宽裕温柔而自我安慰，而一定要以奋发刚毅来辅助它，早晚警戒策励自己，不敢荒废安逸，以磨炼自己的精神；考察往古，延请访问英俊豪杰，以发挥自己的精神，一天天进步而不停止，始终明亮而不昏暗，那么流行发见出来的，无不体现这种精神。谨慎决定所要发布的命令，命令一旦发出就一定实行，传告四方，使天下无不欢欣鼓舞，这就是号令的精神。褒奖一个有德之人，千万人都会喜悦；诛戮一个有罪之人，千万人都会恐惧，这是赏罚的精神。有正直而没有邪佞，有恭谨而没有偷惰，有清廉而没有贪浊，遍布朝廷内外，光明灿烂、相互辉映，这是人才的精神。民间那些无法催收的拖欠，全都免除。朝廷内外的冗余费用，凡是可以节省的，全都节约。财源经常疏浚，财物流通不竭，这是财用的精神。将要彰明恩惠和威严来驾驭众人，士卒拼死效力来保卫长官，勇敢而懂得义理，一人可以抵挡百人，这是军队的精神。百姓安乐地从事自己的产业，风俗因礼让而兴盛，五谷屡屡丰收，各种美好事物都得到成就，这是民众万物的精神。英明君主的精神存在于自身，运转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的一切事物，没有一样不焕发精神，这难道不是帝王的盛大功业吗？从前我朝艺祖，禀有上圣的资质，正当天下分裂之际，整顿天地，如同重新开辟世界；端门开阔通达，没有堵塞闭塞。他对左右的人说：“这就像我的心，稍有邪曲，人人都看得见。”圣人的谋略多么伟大啊！这就是二帝三王每天用力实践的道理吗？《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所承受的天命却不断更新。”所谓更新，就是说精神。陛下如果真能以艺祖为榜样，那么我宋的不断更新，也应当常常像创业初期那样。一元之气周遍流行、浩荡充沛，化育万物，每天更新而没有止息，这是天地的精神。希望陛下省察。轮对陈述君主效法上天札子。

译臣只是一个疏懒平庸的人，适逢盛世，错误地承蒙提拔，逐渐历任清贵显要的官职。臣每每想到没有什么可以称职报恩，只有竭尽愚诚，希望能够仰报上天的造就。臣听说君主的德行，没有比敬畏上天更大的，尤其没有比效法上天更大的。所谓效法上天，就是敬天的实际。处在上天所授的尊贵地位上，精神的运用和表现显现在天下，没有一处不是上天的体现，这就叫敬天的实际。只是说敬天，却不能效法上天，也就像心里仰慕一个人，却不知道效法他的作为，难道真能对自己有益吗？陛下光大继承宏伟基业，至今已将近二十年，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始终如一。即使古代帝王中笃实敬天的，大概也没有超过您的。然而古人敬天，从来没有不把上天作为法则的。陛下从内心衡量自己，难道都与上天没有间隔吗？还是仍有不相合的地方呢？上天如同父亲，君主如同儿子。儿子能够像父亲，父亲一定为他高兴，谴责恼怒就不会发生。君主能够配合上天，上天一定降下福佑，灾异变化就不会发生。陛下敬天的心意不能说不到位，但前年日食并不完全像钩子；去年大旱之后，飞蝗遮塞天空，星象异常，一夜之间出现两次；今年月食、日食又相继发生。这说明上天的意思仍未消解，难道效法上天的诚意还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吗？臣愚昧而不懂得避讳，谨慎地列举四件切合当今世务的事情，冒犯天威，惟愿陛下裁量宽赦并垂听。第一：臣听说天下是一个重大的器物，只有通达天德的人才能承担它。《易经·乾卦》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应当刚健却反而柔弱，就不是天德。所以君德柔弱就不能进取，纲纪柔弱就不能振举，法度柔弱就不能修明，号令柔弱就不能施行。治理内地而柔弱，中国就不受尊重；治理外部而柔弱，四方夷狄就不会畏服。统治天下的人，应当没有一时不强盛，怎么可以一天柔弱呢？况且金人衰弱，聪明人和愚笨人都知道。陛下爱惜百姓，遵循时势而暂作退让，似乎没有什么害处；然而揣摩迎合的人于是想苟且安于无事。有人说不可以这样做，他们就诋毁说：“这是想要用兵罢了。”给他加上这个名声，成为当时最忌讳的话，于是别人不敢再说，这实际上是封住了他们的嘴。却不知道我们能够自我奋发，威势声望自然会震动反复，完全可以不战而使敌军屈服；我们不自强而向别人显示柔弱，恰好足以招致战争，又怎么能使战争止息呢？北方敌人和西部边患，自古以来都很强盛，新近兴起的各部豪杰，兵力也很强，他们都知道中国柔弱，日夜垂涎，窥伺空隙而发动，我们将拿他们怎么办呢？臣私下恐怕战争的端绪会逐渐开启，而祸患不容易平息。陛下因此思考，难道可以不效法天道刚健、磨砺精神，破除庸人的议论，以增强中国的威势吗？第二：臣听说君主有两项大权，就是庆赏和刑威罢了。然而出于公心，天下就会服从；出于私心，公道就会废弃。皋陶陈述谋略说：“上天命令有德的人，用五种服制彰明他的德行；上天惩罚有罪的人，用五种刑罚施行惩罚。”奉行上天的意志而行，这就是所谓公心。陛下改革以来，招揽延请才俊，屏退邪曲，本来已经上合天心了。然而任用不合其才，就等于没有任用；说了却不实行，就等于没有说。忠良之士不能施展抱负，贤能明智之人不免沉郁埋没。上天任命有德之人，难道会是这样吗？有人凭借权势作威作福，敢于擅自杀人，却姑且宽容；有人结党依附权奸，罪不容诛，却暗中替他遮掩洗刷；有人贪污受贿名声显著，士人舆论不屑，却又让他复职并主持祠禄；有人统率军队却结交权势，公然行贿受贿，却隐瞒过失、包容污点。上天惩罚有罪之人，难道会是这样吗？掌握这两项大权却不推究上天的原则，那么朝廷纲纪就会废弛，国家形势就会衰败。陛下思考到这里，难道可以不大力彰明公道、努力挽救这些弊病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第三：臣听说只有上天惠爱百姓，只有君主奉行上天。君主仁爱百姓，必须像上天一样无所不爱才行。旱灾蝗灾接连发生，百姓极其饥困，陛下深深忧虑，多方赈济抚恤，可以说是仁爱了。然而管理百姓的官吏担心减免放宽太多，未必能够如实上报，所以饥民不可胜数，而救济和平价卖粮不能普遍惠及。有的流转到沟壑中饿死，有的轻易离开乡土，有的聚集起来借粮，有的公然抢劫掠夺；没有食物可得，形势本来就会这样。如今春季已经过去，粮食困难的人仍然很多，不知他们是因饥饿而死，还是有人因为受到虐待而怨恨上级、起来报仇呢？从前东晋末年，李雄、李特一类人起初不过是流民逐渐增多，后来竟能占据蜀地。鉴察往事，实在令人寒心。我朝内府的储蓄，本来是用来防备灾荒的，却耗费在奢侈用度上，确实可惜。应当特意作出圣明决断，重申命令给有关官司，停止断绝其他费用，专门把救荒作为当务之急，推广上天的仁心，大力施行仁政，那么将要断绝的百姓生命就能延续，作乱的萌芽也会被折断。第四：臣听说广泛谋划、听从众人，就合乎天心；聪明明察而又敬畏，也都来自民众。所以天向众人询问，圣人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如今侍从之臣，是用来帮助皇帝接受进言的，每天接近圣颜，却没有听说有所咨询访问；通进一司，是用来传达众官言论的，如今只剩下空名，却没有听说有所规劝劝谏。这就是说，朝廷所办的事情实际上没有同天下共同商议。天下这样广大，应当与天下共同谋划，怎么可以不向众人考察谋议呢？担忧人才难得，向众人询问，一定会有超卓出众的人才；担忧国家财计不充足，向众人询问，一定会有取用不尽的办法；担忧边防没有修治，向众人询问，一定会有防御敌人、制胜取胜的万全良策。由此类推，凡是关系利害的事情，都应广泛咨询、博采访问，这就是最公正的做法，这就是天心，难道还会有不恰当的吗？臣区区一片愚忠，陈述这四件事，根本都在于上天，大概就是如此。陛下天资纯美，圣心深沉宁静，实行这四件事易如转动圆环；可是臣仍担心陛下不能全部实行，是因为谄媚奉承的风气没有停止，蒙蔽壅塞的祸患正深。只顺从私心，就不知道有公道；只追逐利益，就不知道有义理。用诡诈随顺来求得意见相合，用柔媚圆滑来取得容纳，隔绝上下，使彼此互相欺骗。万一陛下稍微被他们的说法迷惑，那么一切忠直鲠切的言论，又从哪里能够实行呢？所以孔子说：“远离谄佞之人，谄佞之人就危险了。”

译孟轲也说：“同进谗言、谄媚、当面奉承的人相处，国家想要得到治理，可能吗？”崇宁、观、政和、宣和年间，这类人实在很多，所以靖康之祸达到极大极惨的程度，这是今天应当深深引以为戒的。去年秋天在明堂举行大飨礼，至诚之心显明而上达，和美之事宣告完成，群臣争相写诗归功赞美，极尽称颂。陛下深深想到旱灾蝗灾之后的情形，压下这些诗而不接受，这足以堵塞导向谄媚的源头了。臣希望陛下更加坚定这一志向，不要甘心听取谄佞之辞，只亲近正人，只听取忠言。这本来就是上天希望陛下做到的。奉行并承接它，用来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命，岂不是美善吗？尊崇异教，斋戒素食、祈祷祭祀，只是事奉上天的末节罢了，君子不取。因而臣始终以敬天的实际来辅助圣德，惟愿陛下努力思考臣的话，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请陛下裁定是否施行。轮对陈述君主任用人才札子。臣听说君子属于阳，小人属于阴。阴气足以侵害阳气，君子的道路就会消退；中国属于阳，四方夷狄属于阴。阴气足以侵害阳气，中国的形势就会衰弱。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使阳制约阴，不应当使阴侵害阳。如今淫雨成灾，连续十多天没有停止，这是阴盛而阳微的表现。君子之道消退，中国形势衰弱，这正是它的证明，难道是小事吗？陛下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敬畏上天的震怒，就应当寻求消除灾害、平息变异的办法。富弼说过：“天子没有具体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并使他们进退，这就是天子的职责。”人望所归的人就提升任用而不遗漏，公论所非难的人就排斥而不用。君子和小人，像黑白一样清楚分明，邪不能害正，阴不能侵阳，这确实是消灾弭变的上策。从前陛下奋发刚健，诛除元恶，收回威权，提升尊崇俊良，天下人都仰首等待观看日新月异的政局。一两年以来，正论渐渐微弱，正直仕途渐渐堵塞，贤者相继洁身离去，那些以宗社百姓为念而进献忠言嘉谋的人，逐渐不如改革初期；而谄媚奉承、沉默不言、把顺从当作正道、经营私利的人，却仍然很多。这难道是上天所希望的吗？《立政》一篇，实在是万世君主任用人才的法则。其中说：“赞叹俊杰，尊奉上帝。”又说：“能够了解三有之中的人心，明察三有之中的俊杰之心，以此恭敬地事奉上帝。”这样看来，君主尊天事天的实际，没有比任用贤能更紧要的了，道理非常明白。怀有杰出才能却沉埋在低级官署，滞留在远方，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长处，这不是上天生育贤才的本意。一个春天多雨，到夏天尤其严重，淫雨不停，蚕桑和麦子都受到损伤。现在还有余粮，今后必然不足，干旱枯竭将随之而来，饥荒也将接踵而至，我们的百姓会更加困苦，形势也更加危险。这都是因为没有合乎天心，所以灾变才这样发生。金国将要灭亡却还敢于侵犯，施展王道谋略毫无顾忌，都是因为君子之道消退，所以招来这样的轻侮。这是上天用来严重警告陛下的，难道可以不推究天意，在每一次举措和差错之间更加谨慎吗？《尚书》说：“敦厚德行，信任贤能，慎用任人唯亲者，蛮夷就会全都归服。”《传》也说：“进用英俊之士来强化国家根本，根本强固，精神就可以用来折冲御侮。”陛下如果一定想使今日的国势恢复张大、威名声望震动四方，也只有选择刚毅正直、不肯诡诈随从、为公论所归，而仍然沉埋于低级官署、滞留于远方的人，提拔他们并以礼尊敬，精神就会立即改变。谁敢侮辱我们？正直之士的言论鲠直恳切，所以君主容易疏远他们；谄媚之臣的言论柔软甜美，所以君主容易亲近他们。然而鲠直恳切的言论，好比良药，虽然苦口难以下咽，却足以治病；柔软甜美的言论，好比醇酒，虽然入口适意、令人喜悦，却足以扰乱德行。金人侵犯，是中国的大病，急切治理还恐怕来不及，又怎么可以迟缓呢？把忠言当作良药，赶快服用而不要疑虑，自然会使元气充实，外邪不能侵入。尧、舜那样的圣君，急于亲近贤人；汉高帝兴起时，接受善言好像生怕来不及；唐太宗听说马周贤能，召见他而他还没有到，便派四批人催促。古代圣贤君主大多都是这样。伏望陛下不要认为这件事可以稍稍拖延，明令二三位大臣，奖拔忠良贤能，做到如同饥渴求食饮一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请陛下裁定是否施行。轮对陈述君主应当采纳谏言札子。

译臣听说，天下有一天也不可不彰明的东西，就是正道；天下有一天也不可不用的人，就是正人。任用正人，正道就会显明；任用邪人，正道就会郁塞。正道显明，升降任免就有次序，治理的根本就能确立；正道郁塞，是非就会颠倒，权力和纲纪就会紊乱。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贤相，网罗天下正直之士，他们像鱼鳞般聚集于朝廷，众人的心情一致认为治理根本可以确立，太平可以实现。然而想要窃取威权的人从旁窥伺，因不利于自己而心怀嫉恨。彭龟年预先知道这样必将扰乱天下，曾因面对皇帝时公开说出他们的奸邪。陛下惊醒而接纳了他的意见，赐他座位，从容地让他把话全部说完。彭龟年也竭尽忠诚而没有隐瞒，退朝后称颂圣德宽厚明察、能够容纳正直的言论。臣当时任数学院官，亲自听到这件事，深深替天下庆贺。然而彭龟年随后因罪离去，权臣依旧盘踞，于是奸邪之心逐渐滋长，肆无忌惮。群邪附和他们，排斥善类，积累到最后竟无故兴兵，几乎危及社稷。当初如果陛下笃信彭龟年的忠诚，在奸邪刚萌发时就折断它，哪里会到这种地步呢？虽然过去的事情已经来不及挽回，但将来的事情还可以追改。现在正人端士并不缺少，只在于陛下是否任用他们罢了。《尚书》说：“有言论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考察它；有言论顺合你的心意，也一定要考察它是否合乎非道。”这是万世君主听取言论的法则。言论虽然违背心意却合乎道理，这就是忠言；言论虽然令人欢喜却违背义理，这就是不忠。从前彭龟年所进献的，是合乎道理的言论。今天如果又有人指陈朝廷过失，竭尽忠诚而没有隐瞒，那就是彭龟年的言论。陛下追念彭龟年，曾经临朝叹息，对辅臣说：“这个人如果还在，一定要重用他。”对他的褒赠超过通常的典制，荣誉名声冠于西清，又提拔他的后代，使他们列入朝班，这已经充分知道彭龟年的忠诚了。陛下当时的心，就是二帝三王敬贤纳谏的心。常存这种心意，急切地听取恳切的言论，尊崇奖赏朴实正直的士人，那么像彭龟年这样效忠的人就会接连而来。即使一个彭龟年已经去世，许多个彭龟年接连进言，还忧虑天下不能治理吗？从前天圣年间，御史曹修古论事鲠直恳切，违逆宫中意旨，被贬为小郡太守，不幸去世。后来仁宗深知他的忠诚，叹息没有充分任用他，优厚地追赠官职；他没有儿子，便授官给他的女婿，又考察像曹修古这样的人，恭敬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从此忠言谠论源源而来。孔道辅、范仲淹、包拯、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赵抃、范镇、司马光这一类人，在三四十年间都以端正明亮、恳切正直相继出现；因此君主的德行得到修明，朝廷纲纪得到清肃，深厚的仁德恩泽凝结在人心之中而不可解散。忠谏对国家的益处，难道还不够明显吗？伏望陛下体念忠臣爱护君主的心意，仰法仁宗，使士气经常得到伸张，正直的仕途经常开通，那么光明盛大的治理就会在今天重新出现。况且臣听说，风俗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只看上面怎样引导。用正直来引导，人心就都会趋向正直；用邪佞来引导，人心就都会趋向邪佞。这确实是风俗的关键，也是治乱安危由此分开的原因，能不谨慎吗？惟愿陛下留心省察，请陛下裁定是否施行。轮对陈述君主应当勤于好问札子。

译臣没有什么才能，四月六日，冒昧地凭借浅陋见识得以面见圣颜，陈述治道，劝陛下延请访问英俊之士。读完后，臣又口头奏报，申述延访的意义，说陛下想要全面知道是非得失的实际，关键在于勤于询问。陛下再三点头，圣谕说：“问就明白。”臣于是惊惧而深深折服。圣人的谋训竟然这样简约而切实。退朝后臣同朝士谈论，也无不称赞圣言简明扼要。陛下既然洞察这个道理，臣以为一定能每天与贤臣反复问答，开拓扩大见闻明察，期望在天下大有作为。然而臣侧耳听候一百天，陛下仍然端坐深默，还像从前一样，臣私下感到疑惑。难道圣意另有主张吗？臣听说《易经·乾卦》说：“君子通过学习来积聚知识，通过询问来辨明道理。”乾卦象征君主的德行。意思是，学问即使非常丰富，心中有所疑惑，如果不辨析就不能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可贵在于询问。《中庸》说：“舜大概是大智慧的人吧？舜喜好询问，而且善于审察浅近的话。”仲虺告诫成汤说：“喜好询问就会充裕自得，自以为是就会狭小。”由此可知，勤于好问实在是帝王的盛德。陛下既然知道这样做就是明，就应当知道反过来就是暗。明，就会光辉照耀四方，无所不通；暗，就会对是非得失懵然无所辨别，这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况且今天朝廷上的臣子，谁有什么长处？谁有什么才能？谁可以担当重任？谁可以办理一项职务？谁是众望所归？谁受到清议贬斥？陛下能够全部知道吗？当前的事务，什么是纲领？什么是细目？什么应当先办？什么应当后办？尚未建立的是什么事情？尚未革除的是什么弊病？陛下能够全部知道吗？官吏贵在廉洁，但贪污污浊的人很多；官吏贵在良善，但残酷苛暴的人很多。有的催逼多年积欠，鞭打责罚不停；有的借助朝廷威令，罗织无辜。这就是百姓无法忍受苦难的原因。陛下能够全部知道吗？将帅掌握兵权，固然有忠于为国的人，却有很多徇私者；固然有勇于建立功劳的人，却有很多怯懦者；固然有勤于训练检阅的人，却有很多苟且简慢者。侵削百姓、刻剥财利的情况日益严重，名册多有虚假，这就是缓急之际不能依靠他们的原因。陛下能够全部知道吗？以上这些事情，臣私下推测陛下未必都知道。以陛下圣德纯厚美盛，却在这些方面不能全部知道，原因是什么呢？也只是端坐深默，很少通过圣明的询问来了解罢了。如今宰执奏事，担忧临政已经很久而治理功效仍未建立，都是这个原因。有人认为，君主一句话说错，史官会记载，天下会议论，询问而问得不恰当，还不如不问。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自古帝王的言语，难道能没有错误吗？只是得到贤臣开陈意见、补救纠正，最终归于至善罢了，怎么可以害怕别人的讥议，终于不去询问呢？陛下如果从今以后有疑问就一定询问，咨询访问宰执，每天更加详细；至于侍从之臣的进言，台谏的奏陈，百官的轮对，以及监司、郡守入殿面见的人，人人都加以询问，探究他们所蕴含的见识，他们一定会披沥肝胆、献出忠诚，那么事情无论大小，难道还有陛下不知道的吗？臣又听说皇太子天资英秀纯粹，总是遵循善道，可以说是盛德了；但在接见应对官僚时，也很少有所询问。这大概不是不想问，而是认为圣父在上深默不言，儿子的行为也应当如此。臣曾见一个普通士人想要自立于世，若有所疑，也一定要咨询询问，何况太子承担国家根本的责任，关系极其重大，怎么可以不把这件事当作急务呢？这要靠陛下亲自率先实行。陛下亲自表现出喜好询问的诚意，在上面率领他，并把臣所奏之事宣示东宫，使他明白知道好问的益处；每月把同官僚谈论问答的话全部上报，这实在是宗社无穷的福庆。希望陛下不要忽视臣的话，臣就非常幸运了。轮对陈述君主应当崇尚大节札子。

译臣听说天下有大的纲体，君主有大的德行，先把大的方面做好，各种善行就会随之而来，那么天下就可以得到大治；如果对大的方面昏暗，却只在小事上明察，就很难达到治理。陛下看今天的治理成效怎么样呢？说到财计，还不充裕；说到兵力，还不强盛；说到人才，忠实可靠的人很少；说到民生，愁苦无聊赖的人很多。圣明之主在上，而这几方面仍未令人满意，人人因此疑惑。依臣浅见，或许作为君主的大节仍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吧？《易经》说：“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又说：“伟大啊，乾！刚健中正，纯粹精微。”《论语》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浩荡广大，百姓无法称说他的功德；巍峨崇高，他建立了这样的功业。”乾之所以伟大，所以能够居于万物之首；尧之所以伟大，所以能够光明显赫地居有天下。大的足以兼容小的，小的又怎么能够兼容大的呢？所以君子以崇尚大为可贵。古人有句话说：“大节不对，小节却对，我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小节难道也可以忽略吗？只是担心做君主的人安于小事而不以大事自我期许，所以抑扬文辞来拓展君主的心胸罢了。臣私下听说，近来宫禁中的银器颇有遗失，掌管的人不恭谨，加以责罚，按法律本来就是这样。然而陛下恻然怜悯，改用锡制的朴素器物代替，这样可以说是节俭了。不忍心因为器物而牵累他人，使贪婪的人息了贪心，掌管的人也不受责罚，可以说是仁爱了。臣希望陛下把它充实扩大：从自身一人的节俭推广到朝廷内外，所有冗费没有不节省的；从一念仁心推广到四海九州，都归于陛下的仁德，岂不是广大无边吗？齐宣王不忍看一头牛恐惧战栗，便用羊替换它，孟子勉励他说：“古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别人，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把自己已经做的推扩开来罢了。”所以推广恩德足以保有四海。唐代开成年间的皇帝举起衣袖给近臣看，说：“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柳公权劝诫他说：“尊贵如天子，富有四海，应当进用贤能、斥退不肖，采纳谏诤，明辨赏罚，这样才可以达到雍熙太平。穿洗过的衣服，只是末节罢了。”由此看来，君主对于大小的区别，能不严格对待吗？天下是一个重大的器物，只有大君主才能承担它。伏望陛下扩充宏大的志气，不要自我菲薄，笃信圣人的言语，努力实行先王的道路，建立宏大的规模，成就伟大的功业，以此巩固我宋不可动摇的根基，难道不是大君主应当做的事情吗？古人以君主不能赶上尧舜为耻，即使侍奉中等资质的君主，尚且想把他引导到正道上，何况陛下天资纯粹美好、圣心深沉宁静，足以同古代帝王相匹敌而共享美名，却还有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就是臣内心激愤、不能默然不言的原因。孔子说：“实行仁德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惟愿陛下自强不息，每天进步而没有止境，宗社就非常幸运，天下也非常幸运。请陛下裁定是否施行。轮对陈述君主应当结纳人心札子。臣听说，保卫国家的策略，威势声望在于防备抵御，根本则在于人心。人心如果坚固如胶似漆，国势就会安稳如嵩山泰山。何必忧虑外族不服？何必担心奸雄暗中窥伺？这是保卫国家的良策。所谓结纳人心，应当怎样做呢？孟子说：“得到百姓有方法，得到他们的心就得到百姓了。得到他们的心也有方法，他们所希望的，就替他们聚集；他们所厌恶的，不要施加给他们罢了。”政令从上面施行，而好恶依从百姓，没有什么触犯违逆，哪里会有不感动喜悦的人呢？感动喜悦越深，根本就越稳固。陛下看如今的百姓，果真都能安乐地从事自己的产业吗？如今的政令，果真都便利于百姓吗？朝廷的本意未尝不是以忠厚为主，但奉行政令的官吏往往多把苛刻当作能干。园田重新授给百姓，每亩缴纳一千钱，并不算过分。然而歉收年间粮价高涨，缴钱就便利；丰收年间粮食多得散落遍地，缴纳租粮才优便。如今一概征取钱财，百姓已经不高兴了。何况已经把钱缴到中都，州县却仍像从前一样催缴租粮，这就是缴纳两次，他们难道会服从吗？楮币法改革时，胆敢使楮币贬值的人就没收其财产，法令写得很明白。然而在似是而非的情况下，原本并非使楮币贬值，却立即按法惩处；已经标记拨出的财产，也一并登记没收。朝廷虽然已经发还了，但没有发还的人仍然失望，能不怨恨吗？罪行合于法律，依法判刑就可以了。有的严厉实行科罚，并借此牟利；拖欠官府财物，责令偿还就可以了。有的赦令已经免除，催督却不停；秋苗税的斛面日益增加，关市征税日益加重，这难道是百姓所希望的吗？百姓所不希望的事情，却日夜施加给他们，财物在下层枯竭，彼此没有办法供养，能不离散吗？陛下不要认为京城之内百姓和万物熙熙攘攘，就可以把它当作庆幸；应当知道从今以后会逐渐不如现在，实在值得忧虑。我太宗皇帝曾经因为登楼观看灯会，赞美京城车辇人物的盛况，宰臣吕蒙正回答说：“皇帝车驾所在，士人百姓奔走聚集，所以繁盛如此。都城方圆不过数里，饥寒而死的人却很多。”事情未必全都如此，但愿陛下从近处看到远处，先正大臣规劝匡正君主，恳切到了这种程度。臣也愚昧地希望陛下乐于听取忠言，以扩大视听。这样，哪些是百姓所希望的，哪些是百姓所厌恶的，就没有不知道的了。然后大力颁布明诏，广泛告知万国：不便利百姓的政令就改变它，官吏胆敢危害百姓的就罢黜他，无法催收办理的拖欠就免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长久干旱之后，用甘美的雨水滋润它，难道不足以使人心喜悦、招来和气，从而使太平盛世的教化更加融洽昌盛吗？先前的叹息、忧愁和怨恨，变成今天的歌唱、欢呼和鼓舞，只在于陛下一次转变之间。这样，人心既然稳固，国势就会日益强盛。孟子所说“对百姓施行仁政，可以使他们拿着木棍去打秦、楚的坚甲利兵”，将要在今天得到验证了。从前皇祐年间，范镇建议说：“防备契丹，不如宽待河北、河东的百姓；防备灵夏，不如宽待关陕的百姓；防备云南，不如宽待两川、湖岭的百姓；防备天下，不如宽待天下的百姓。”这是至理之论，惟愿陛下赶快谋划实行。轮对陈述君主应当通达民间隐情札子。

译臣听说子夏向孔子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呢？”孔子说：“四方有败坏的事情，一定首先知道它，这就叫作百姓的父母。”圣人的话实在高明！儿子有疾病痛苦，父母就会知道；百姓有疾病痛苦，君主就应当知道。因为知道得最早，所以救助得最急切。伟大的我朝艺祖具有把百姓当作子女父母般爱护的仁心，曾经下诏各州长吏，看到百姓田地受旱，就免除他们的租税，不必等待上报，大概是担心稍微迟缓，就有来不及救助的。唉，可以说是极其急切了！仁宗明道年间，江淮发生旱灾蝗灾，命令范仲淹前往安抚。当时有百姓吃乌昧草，范仲淹采来进呈皇帝，并请求把它展示给六宫和贵戚，用来戒除奢侈之心。他的话十分恳切，却没有因此触怒皇帝，难道不正是因为百姓粮食困难，本来就是君主想要急切听到的事情吗？君主即使节俭，但六宫贵戚有时奢侈，也足以损耗财物、伤害百姓，这就是范仲淹把它一并提及，而仁宗嘉许并采纳他的原因。如今陛下亲自实行俭约，诚心爱护百姓，与艺祖相合，同仁宗媲美了。然而不知道百姓的疾苦，果真能够全部传达到陛下的冕旒之前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八月〕 近处的京城，米价每斗一千钱，百姓没有买米的钱，哪里还能得到食物？本来就有饿死的人，也有一家中数人死亡的。远处的两淮、荆襄，米价每斗数千钱，强壮的人因情势紧急而做盗贼，弱者无法自己活下去；官府给他们粥喝，幸而还有能够存活的，但他们没有衣服和粗布短衣，禁受不住隆冬，有的因冻死。遗民仅仅剩下一口气，即使遇到春日和暖，哪里能立即恢复生机呢？淮西漕臣看到饥民瘦弱、困苦、死亡的情状，摹画成图，观看的人无不怜悯悲痛，却不知道他是否也曾像范仲淹进献乌昧草那样，把这些图进呈给皇帝？陆贽曾说：“流俗的弊病，大多顺从谄媚，揣度对方喜欢听什么，就把话说得夸大；估量对方厌恶听什么，就把事情说得轻微。”这是深切讥刺当时奏报灾荒不据实情。如今圣德宽仁，监司、郡守本来都应据实报告，但愿陛下再加以询问，使民间纤细详尽的情形，全都传达到御前的几案之间，如同亲自到每家亲眼看见一样，那么以百姓为子民的父母之心就更加深厚了。臣听说古代制定国家用度，一定在年末，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五谷收成多少，年终都完全显现出来，可以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因为歉收之年的用度不能同丰收之年相比。如今正当饥馑艰危之时，而朝廷内外的支出仍像丰收之年一样，这可以吗？小民嗷嗷待哺，眼看着他们受苦本来就令人不忍，可是赈济又没有足够的财力，只有裁减节省冗余费用，从皇帝的车舆服饰和御用物品，到各部门、各官府，没有什么不能节省，用来作为施惠的资财；这样或许还可以救济他们，否则还能指望什么呢？臣听说去年冬天陛下临朝，十分因下雪而高兴，同时又忧念饥民受寒，于是再出售粮食来救济，并且按原价直接给他们，圣意实在恳切。臣希望陛下再加以推广。凡是办理事情，贵在抓住要领，唯独救荒不能忽略。条目越详细，恩惠就越广。所以成周实行十二项荒政来聚集万民；当时天下储藏富足，百姓生活安乐，即使遭遇水旱灾害，也不至于面有菜色。赈济饥民的办法很多，正因为如此，才不敢不这样做。陛下应当深思这个道理，凡是可以增加对我百姓恩惠的办法，都把它做到极致，宁可安排得过于详细，也不要失之简略，希望恩意能够周遍融洽，使百姓得以活命。周世宗不过是五代的君主，尚且说百姓如同自己的孩子，哪里有孩子倒悬受苦而父亲不去解救的呢？如今圣主有如上天一般的仁慈，难道对百姓的抚慰养育还有所没有达到的吗？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只希望赶快救济他们；这岂只是百姓的幸运，实在也是国家社稷的幸运。请陛下裁定施行。《絜斋集》卷二，宋袁燮撰。奏疏。《轮对建隆三年诏陈时政阙失札子》。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诏令从今以后每五日，百官依次轮流奏对，并且都必须指陈时政的缺失和朝廷的急务；或者刑狱有冤屈滥用、百姓有疾苦，事情关系紧急迫切的，允许不按规定时间上奏章，不必等待轮到奏对。

译臣听说国家的事务有缓有急，紧急的应当优先，缓慢的应当置后，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如果不明白先后的次序，把本来应当紧急处理的事情放缓，就像救溺水、救火，却想从容等待，难道能够免于溺水和焚烧吗？太祖开始创建华夏，虚心听取采纳意见，凡是轮流奏对的臣僚，一定要他们指陈急务，而且允许不按规定时间上奏章。圣明的训示如此，当时群臣谁敢用浮泛而不切实际的话来冒犯圣听呢？孟子说：“有智慧的人没有什么不知道，只是应当把当前最要紧的事情作为急务。”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能把万事都周遍处理，是因为先处理急务。圣如尧舜，已经不能再增加了，却也不过是把应当紧急处理的事情放在首位。那么，事情缓急的次序怎么可以混乱呢？如今天下的事务本来有非常紧急的，但群臣进奏对答时，不能完全遵守皇祖的训示，有的陈说并不紧急的事务，只是勉强塞责于一时，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他们把爵禄的念头看得很重，指陈利害有时会违逆时势，妨碍自己的升迁，不如姑且举说一些细小的事情，下可以计算日子等待升迁，上可以得到破格提拔；这是替自己打算，因而不得不这样做。怀着这种心思来侍奉君主，难道能称作忠臣吗？正因为他们说话不能完全尽忠，所以刑狱中的冤屈滥刑、百姓的疾苦以及一切关系紧急的事情，明主不能完全知道。况且人的性命极其重要，杀害无罪的人，汉代法律规定得很严，即使有张敞那样的才能，也不能免于获罪罢免。如今仁圣的君主在上，而牧守却苛刻残酷，有的人罪不至死，却动辄施行腰斩；有的盗贼没有全部捕获，却把罪责牵连到主将身上，轻视朝廷，专横放纵而毫无顾忌。这就是太祖所谓刑狱冤屈滥用的情况，陛下也听说了吗？我们的百姓困于征收赋税，已经不是一天了，而近些年尤其严重，已经宽免的又重新催征，已经缴纳的又重新收取，盘剥深入肌肤骨髓，却没有地方申诉。这正是太祖所谓百姓疾苦的情况，陛下也听说了吗？北方大乱，群雄同时兴起，中原遗民都想相互率领归附我国。接纳他们，就没有供给安置的资财；拒绝他们，就会失去他们归向我国的心意。对此应当深思极虑，寻求两全的办法。然而江淮的将帅大臣竟敢实行一概而论的政策，到处张榜，规定流民一律遣送回去，盗贼一律加以剿杀。他们仰慕义理前来归附，不过就是这两类人罢了，而拒绝得如此严厉，怎么能不产生怨恨呢？古人说：“愚夫愚妇，也有一件事能够胜过我。”怨恨难道会显现在表面上吗？不看清这一点并加以谋划，怎么行呢？如今假使北方百姓全都同我们成为仇敌，全都将拼死与我们作战，不知我们的将帅将凭什么抵御他们？如果力量不足以抵御，假如竟被他们战胜，那么江陵就不能巩固，吴、蜀也会被截断而分成两部分，难道这是小事吗？这正是太祖所说的关系紧急、可以不按规定时间上奏的事情。陛下也听说了吗？臣希望陛下重申并严格执行太祖的训示，凡是轮流奏对的臣僚，只陈说急务。若有敢于沿袭旧态、只罗列琐碎小事的，罢黜责罚一两个，以此激励其余的人，那么谄媚之风就会改变为忠诚耿直。北方人前来归附，却严厉拒绝，这关系国家安危，不能不慎重。希望陛下明令大臣，广泛咨询、详细访求，寻找最为恰当、只有安定而没有危险的策略；这是今天最紧急的事务。只有希望圣明的君主赶快谋划它。《轮对干德三年内库金帛用度札子》。干德三年三月，太祖认为军旅和饥荒，应当预先做好准备，不能临时向百姓重征赋税，于是在讲武殿后面另设内库，储存金帛，号称“封桩”。每年年终用度的剩余数目，都收入其中。到景德四年十月，真宗对王旦等群臣说：“太祖以来有景福内库，太宗改名为内藏库，所储存的金帛是为军国之用准备的，不是供自己享用的。二圣平定荆湖、西蜀、岭表、江左、河东，耗费数以万计，全都从这里支出，没有向百姓征取。”并把陈彭年撰写的《内藏库记》给他们看。臣听说傅说告诫高宗说：“只有每件事情都预先做好准备，才会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本朝设置内帑，就是为了预先储备军旅和灾荒所需。年月越久，储蓄就越丰富。从太祖开始，到太宗时，财货堆积如山，每积存一千就用一根牙签作记号；名物不同，牙签的颜色也不同。制御敌人、救济灾荒的物资充足有余，这就是真宗所表示赞叹的原因。如今陛下亲自实行节俭，崇尚朴素，即使大禹节省饮食、厌恶华美衣服、降低宫室规格，又怎能超过这样呢？不知道内帑的积蓄是否足以作为军队和灾荒的储备呢？听道路上的传闻，陛下宫中的用度同先朝相比，仅仅达到一半，这是节俭到了极点。不知道节省下来的财物是否都归入内帑呢？七八年来，东内没有供给安置的费用，而房廊、宫庄的收入同过去没有不同，国家大农寺却不能参与支配。不知道是否全部输送到内库呢？淳熙年间，临安守臣开始把剩余的缗钱进献，每年十万，又增加数额，每季进献一次，终于达到四十万缗，全都收入禁中，用来充作博弈的费用；这是乾道以前所没有的。陛下心志淡泊，不亲近声色，宫中的女子和内廷之中已经不再有这种享乐，不知道这四十万缗又归到哪里去了呢？假如这些钱都归入内帑，日积月累，财计怎么会不充裕呢？神宗元丰年间所储存的剩余财物，共有三十二库，比三朝时还要多。神宗有志于有所作为，所以预先做好储备，不得不这样做。陛下难道不可以鉴察这里的情况吗？金人已经衰微，不久将要灭亡。金朝灭亡以后，群雄纷纷而起，都将同我国成为敌国，而我们用来对待他们的办法，也不过是议和、作战两端罢了。要同他们作战吗？哪里能得到这样强劲的兵力？要同他们议和吗？哪里能得到这样多的岁币？这实在不容易处理。那么，今天的内帑，难道可以不急急忙忙地预先储备，以应付缓急吗？艺祖曾说：“北方人的精兵不过十万，我用二十匹绢换取一个首级，耗费二百万匹绢，北方的后裔就全都消灭了。”英姿雄略多么伟大，他谋划大事就像把手指放在掌上一样清楚，只是因为能够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做好准备。陛下正处在今天这样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如果确实能够研究寻求可以实行的办法，又有什么方向会不能成功呢？这就是内帑的储备不可不爱惜的原因。又有人说：“堆积泥土可以成为山，为什么呢？因为不断积累而成。”又说：“江海也不能填满漏水的酒器，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地方不断向外泄漏。”所以储蓄就是最大的利益，渗漏就是最大的祸害。谨慎修筑堤防，明确规定约束，始终像先朝时那样做，那么内帑的丰足也应当不会同先朝有不同。只希望圣明的君主赶快谋划。《轮对咸平元年彗出营室北札子》。

译咸平元年正月甲申，有彗星出现在营室以北。三月甲午，诏令百官极力陈说政治的得失。皇上对辅臣说：“朕即位以来，不敢有片刻闲暇安逸。如今彗星出现得非常异常，怎么办呢？”宰臣吕端等说：“灾变发生在齐、鲁的分野。”皇上说：“朕把天下都当作忧患，难道只是一个地方吗？”参知政事李至说：“陛下这句话可以使妖变退却了。”丁酉，彗星消失。臣听说君主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凡是出现灾异，都应当恐惧、修身反省，更加修养自己的德行，哪里有这边那边的区别呢？比如人的身体有疾病，有的发于头目，有的发于胸腹，有的发于手足，虽然发病部位不同，却都是自己的身体，难道可以有的忧虑、有的不忧虑吗？彗星，是除去旧事、布置新事，是上天的大变异。分野的说法，古代虽然有，但天下本来是一个整体，齐鲁的灾异就是京师的灾异。平庸的君主姑且用分野的说法自我宽解，圣明的君主则只对灾异感到恐惧。真宗自称把天下作为忧患，难道只是一个地方吗？可以说是圣明君主的谋略和训诫了。从前宋景公说出符合君主的话，三颗荧惑星便为此退避。如今真宗敬畏上天的话说得这样深切明显，他受到的感悟应当是怎样呢？从甲午到丁酉，才三天而已，彗星就突然消失了，天人与人的感应相通，难道不是很迅速吗？圣明的君主遇到灾异便恐惧，这同周宣王相合；可是阴阳占验的说法仍然说什么某分某野，不能说没有回避忌讳的意思，这就是谄媚取悦的话，不可不察。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听信谄媚取悦的话更大的；谄媚的话一进用，正直的言论就停止了。只希望圣明的君主深思。《轮对熙宁三年太白昼见札子》。神宗熙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司天监说：“太白星白天出现；距九年冬天以来多次在白天出现，占卜者认为这主兵事。而河湟、湖南、安南正在用兵，这就是它的应验。” 臣听说星辰夜晚出现，白天隐藏，不敢同太阳争夺光明，这是星辰的常态。应当隐藏时却出现，同太阳争夺光明，就失去了常态。所以它的占兆主兵事，兵戈将要在下方发动，金星便先在上天发生变化，实在令人畏惧啊！我神宗皇帝愤恨北方势力强盛，所以先对西戎用兵，是为了截断匈奴的臂膀。于是收复洮、岷，攻克梅山，降服木征；南方又有交州之战，战事相连而没有停止，金星白天出现的应验，明白得不可欺罔。自陛下登基以来，星象变化已经多次出现，而太白星失去常态，没有像今年这样严重的。大概从五月二十一日直到现在，经历了五十天，天气晴朗就一定在白天出现，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史书也没有记载，有见识的人深深为国家忧虑。陛下诚心敬畏上天，每逢水旱灾害，就减少膳食、停止音乐，忧色显现在脸上，引咎责备自己，斋戒洁净来祈祷，凛然有如站在深渊薄冰上的恐惧。如今星象发生异常变化，它的占兆主兵事，正是边境将要骚动、事变正盛的征兆。然而宫禁深处却安然自若，不把它当作忧患，这是为什么呢？董仲舒说过：“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上天于是先出现灾异来谴责警告；如果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出现怪异来使人警戒恐惧；如果还不知道改变，祸患败亡就要到来了。” 由此可见，上天的心意是仁爱君主，希望阻止祸乱。金星在白天出现这么久，可以说是怪异了。这是上天仁爱陛下，想用这种大异常来警戒恐惧陛下。然而陛下竟然不把它当作忧患，等到祸患败亡到来，即使后悔又能挽回吗？臣仰观天象，俯察人事，私下估量今天的形势，即使想侥幸希望没有变故，也不可能得到。既然不能避免变故，而我们的将帅却庸碌怯懦，军队却畏惧胆怯，财用却匮乏，藩篱却疏漏，这果真可以抵御敌人吗？有的将领在外拥兵，却专门从事交结，多方搜刮来充作馈赠，军人忧愁困苦而无所事事，主将却安然不加体恤；名义上说是教练阅兵，却从来没有颁发赏赐，无法激励士气，谁还会振作呢？用没有训练的士卒让他们作战，也只会望风逃跑罢了，这是今天的大弊病。自古名将守卫边疆，财物都可以由自己支配，用来激励士卒，于是人人羡慕赏赐，争相为功名奋发；用财物派遣间谍，他们便冒死而不顾，秘密窥探敌人的动静。太祖任用边将，已经掌握了这个办法。中兴初年，岳飞、韩世忠这一类人，都有用之不尽的才能，这就是他们能够擒敌制胜的原因。如今任用将领，恐怕同这种情况不同吧？经营城墙本来是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但如果同时大兴土木，恐怕力量有所不及；不如选择最紧急的先做。集中数座城的力量修筑一座城，就不用担心不坚固；集中数座城的兵力守卫一座城，就不用担心兵力不足。以后如果还有剩余力量，再修筑次为紧急的城。至于公论都认为可以缓办的，就姑且停止。过去汉惠帝三年春天，征发长安六百里以内的男女十四万六千人，修筑长安城。六月，征发诸侯王、列侯的徒隶二万人，修筑长安城。五年，征发长安六百里以内的男女十四万五千人，修筑长安城。九月，长安城才建成。汉朝在全盛时期，修筑一座城本来是容易的事，却在三年之间三次兴起大规模劳役，才得以完成。如今边境像这样单薄虚弱，却想在一两年之内完成这些事情，难道能够做到吗？力量既然不足，装饰言辞欺骗皇上，势必会成为结果。我所说的藩篱疏漏，就是这个意思。陛下如果能因这次星变而慨然发愤，大力整顿武备：将帅、军队、财用、藩篱，都同过去大为改变，就可以防备意外变故了。否则，实在不知道最终会怎样。臣不能抑制忧国爱君之心，只希望圣明的君主明察。《轮对绍兴十一年高宗料敌札子》。绍兴十一年二月丙子，皇上对大臣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都担忧金人逼近长江。却不知道今天的形势同建炎年间不同。建炎年间，我军都退守江南，杜充只是书生，又派遣偏将轻率地同金人作战，所以敌人得以乘隙猖獗。如今韩世忠驻军淮东，刘锜驻军淮西，岳飞驻军上游，张俊正从建康进军，渡过长江。金人窥伺长江，我军都可以从后面袭击他们。如今即使镇江一路兵力空虚，假如用檄文召唤他们渡江，他们也不敢来。”后来事情终于被皇上料中了。

译臣听说英明的君主能够兴盛起来，能够折服强敌、使国势尊崇，只有因为他的经营谋划和处置安排抓住了要领罢了。捕捉鳣鲔一定要用网，捕捉虎豹一定要用陷阱。把网和陷阱设置在那里，使鳣鲔、虎豹落入其中，就足以控制它们的性命了。高宗制服强敌，用的就是这个办法。金人已经攻陷寿春，乘胜进兵，众人都以此为忧，而高宗竟然没有一点惧色，难道只是姑且用这种态度来安定众人的心吗？大概是因为他事先已经经营谋划，多方布置，极其严密。敌人如果逼近长江，王师都从后面跟随袭击。他们虽然凶猛强悍，哪里敢轻率妄动，把性命送给我们呢？高宗制御敌人，可以说抓住了要领。如今金朝的气数已经衰败，蒙古正在强盛，听说已经率兵渡过黄河，包围陈、蔡，进攻潼关。金人的势力更加窘迫，他们的灭亡指日可待。那么朝廷应当熟虑的，就不是金人而是蒙古。蒙古正处于兴盛之势，精锐无敌，怎么能不预先做好准备呢？如果确实能够得到中兴时期的诸将，把他们分别部署在江淮、襄汉之间，委以边外大权，听任他们施展：有的冲击敌人的胸腹，有的捣击敌人的脊背，有的攻击敌人的左右，使敌人犹豫不决、四处张望而不知道从哪里应对，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取胜了。虽然如此，良将并不容易得到。应当从公众舆论中选取，经过公众舆论推举的，一定是人才中杰出的人。纪律一定严明，教练阅兵一定精良，谋略方针一定审慎，威势声望一定震动四方，这样又何必担心大功不能成就呢？臣私下听说如今的边防疏略而没有完备，守御的诸将多半不得其人，而蒙古的势力渐渐逼近，实在令人恐惧。经营布置如果能够像高宗那样，也就可以像高宗一样不感到畏惧。只希望圣明的君主赶快谋划。《代武冈林守进治要札子》。臣只是一个平庸愚钝的人，没有丝毫长处可取，却错误地承蒙陛下提拔，交给我边地城垒。臣伏下心来思量，没有什么可以称职报答的，早晚都战战兢兢，不敢有片刻安闲。如今得以来到宫阙之前，近距离见到天颜，平生所见的管窥之见，能够借此贡献万分之一。天下的大事，本来不是疏远微末的小臣所敢越职议论的；然而圣明在上，千年难遇，若不能趁此时竭尽愚忠，仰报上天的造化，那么臣的罪过就大了。臣过去等待补授职位多年，退居田里，因而能够详细考察古今，颇能认识兴衰治乱的原因。臣曾认为万物有纲领，事务有统摄，用五寸长的矩尺，便足以量尽天下的方形，关键只在于掌握要领。治理国家而抓不住要领，就会艰苦劳顿而没有成效；谈论治理而不指出要领，就会散漫而没有统摄。因此臣叙述所听到的、诵读所学到的，写成十篇书，名为《治要》。篇目是：“一个朝代的兴起，自有其规模。”典籍称述成法，诗歌歌咏旧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能超过它的，从来没有。于是作《遵法言》。道路四通八达，下情就不会堵塞而不能上达。于是作《求言》。搜求选拔人才不遗漏，贤能之士就会争相在山林中奋发。于是作《举贤》。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于是作《安民》。风俗是国家的脉络，脉络没有疾病，即使身体瘦弱也没有害处。于是作《正俗》。官职是用来治理事务的，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要取多而繁杂。于是作《省官》。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家的，贵在能够使用，徒然增多没有益处。于是作《省兵》。官职和军队得到裁省，财用就不会匮乏。于是作《裕财》。刑罚，就是把形体固定下来，一经施行便不可改变。于是作《恤刑》。处在安定时想到危险，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这是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常法。于是作《制敌》。臣的区区之见，虽然不能完全知道天下的利害，但早晚思考，妄论天下的重要事务，没有超出这十项的。臣职位卑微而言论高远，哪里能够逃避罪责？伏望陛下宽赦我的狂妄愚昧，在处理万机的间隙，特意赐予省览。假如其中有可以采纳的，裁定后施行，岂只是对圣明的治理稍有帮助，而且微臣生逢圣明时代，即使死了也将永垂不朽。请陛下裁定施行。案：原目录有十篇，如今缺少《举贤》《安民》《恤刑》《制敌》四篇，另外《省兵》《裕财》两篇只剩下几句话，缺文也很多，如今无法考证补足。

译臣听说治理天下的道理，不能沉溺于卑近，也不能过分追求高远。三代以后，大多都趋向眼前的成效而没有长远的谋划，认为我们的纲纪大致建立，法度大致修明，百姓生活大致安定，这也就够了。难道一定要建立宏大长远的规模，成就帝王的最高功业吗？这叫作沉溺于卑近。间或有英明锐利的君主，认为治理的成效不应当如此琐碎，于是仰慕高远，向上古寻求，一定要使广大崇高的治理重新出现在今天。志向确实宏大，但成效却遥远难见。这叫作过分追求高远。沉溺于卑近固然不值得讨论，而过分追求高远只是徒劳无益。斟酌这两者，寻求最恰当的办法，难道不就是一个朝代自己的家法吗？自古帝王兴起，必定有自己的家法，在开创之初制定规模，在天下太平以后持守。世世代代的子孙遵循实行，自然足以治理国家，哪里一定要仰慕高远而向上古寻求呢？遵循祖先的事业可以使天下安定，沿用旧有章法可以巩固王业。纷纷改变高皇帝的约束，即使赞美唐尧、虞舜，喜爱商、周，也没有益处。得失是非黑白清楚地摆在眼前，那么当今的事务应当到哪里去寻求办法呢？臣私下认为，治理的关键所在，只要把我朝的成法作为训诫和法式，就可以不劳而取得成功。从前五代时期，四海混乱，百姓不得安宁。上帝怜悯他们，降生了我们的艺祖，以神圣英武的资质，首先铲除奸凶，光大开启宏伟的基业。王道废弃而重新兴起，人伦纲常混乱而重新端正，规模宏大，可以流传无穷。历代圣君承继它，没有什么改动。这就是我宋帝王的事业能够同天长存、无穷无尽的原因。从今以后，文子文孙舍弃祖宗还能以什么为法呢？如今一个有家业的人，祖父和父亲在前面制定规模，作为子孙尚且必须世代守护，何况天下这样广大，是神圣君主所建立的呢？大概我祖宗治理天下，以道德仁义作为根本，以法制纲纪作为工具。他们经历的事务多、遭遇的变故多，对事理的洞察明白，谋虑深远，所以制定的法令严密。损益前代制度，斟酌现实事务，根本出于圣心，发挥于事业，显然是大中至正的道路。拿它向百圣考问而不惭愧，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违背。正如大禹有典章法则留给子孙，文王、武王有谋略功业启发后人。圣上缉熙不已的学问日益进步，早已曾亲临经筵，命儒臣进读《宝训》，接着讲说正理，所以遵循祖宗事业、沿用旧有章法，已经达到极点、完备无遗了。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臣听李绛说过：“知道而不实行，没有益处；实行而不能达到彻底，也没有益处。”当时宪宗慨然追想贞观、开元的盛况，想要接近太宗、玄宗二祖的风烈，李绛用这句话劝告他，用心实在恳切。所以臣希望我们的君主即使已经圣明，也应当在本性所得到的圣明之上再加以圣心。臣又听说，有遵守法度的君主，一定要有奉行法度的臣子。君主倡导而臣下不响应，治理之道就有缺失了。崇尚宽大、以忠厚为根本，这是祖宗的心意，也是圣上的心意。然而下边奉承执行的人，未必不失之于严酷刻薄。放宽州县来使百姓的力量富裕，这是祖宗的心意，也是圣上的心意；然而下边奉承执行的人，未必不在向百姓征取方面过于厚重。其余各项事务，恐怕也都如此，那么就同祖宗的训示大相违背了，这难道是我们君主的心意吗？一定要对此加以详细考察，使朝廷内外的臣子没有不遵守成法的，这就可以了。臣所说的共有十项，都是治理的要领；而把《遵法言》列在篇首，它尤其是要领。只要首先实行它，其余九项就没有不相合的，难道不能重新看见祖宗时代的盛况吗？汉代魏相认为古今制度不同，当今的事务只在于奉行旧有故事罢了。他多次具列汉兴以来国家认为便利合宜、奏请施行的事情，难道就不能向前代更远处取法吗？只是认为沿用汉代的治理，就足以达到治理的成效罢了。由此说来，今天谈论治理之道的人，又何必一定说得过于高远呢？案：以上为《遵法篇》。

译臣听说下情是否通达，是国家安危、政治治乱区别的原因。天下如同人的整个身体，血气周流，就可以长久安定而没有疾病；上下沟通，就可以经常得到治理而不混乱。从前先王想要使上下情意相通，又担心下情不能自行上达，所以非常急切地寻求言论。上至公卿大夫，穿着黑色或有文采的衣服，没有谁不可以进谏。即使百工地位卑微，也各自执掌技艺来进谏，起初从未设置固定的名额。庶人在道路上诽谤议论，就有庶人进谏；商旅在市场上议论，就有商旅进谏。还担心这种心意不能使人信服，于是设置谏鼓、诽谤木、进善之旌。又担心勇敢的人虽然进谏，而胆怯的人有时不能进谏，于是制定法令说：“臣下不匡正君主，就施以墨刑。”遒人拿着木铎在道路上巡行，用不进谏的刑罚来警告他们。古人难道只是追求得到善于听取谏言的美名吗？也只是说：“如果听不到耿直恳切的话，幽隐的情况就不能传达。”君主深居九重宫禁，而海内是非利害的实际情形，没有办法全部知道，这不是小事。破除高峻的隔阂，去掉拘束，虚心来寻求意见，和颜悦色地接受意见，尚且担心忠告不能到达，何况压制、阻挠它，使臣民不能尽情表达呢？案：“不匡”原本避宋太祖讳作“不正”，今依经文改为“不匡”。臣曾读唐史，看见李绛回答宪宗的话，认为他起初想陈说十件事，不久删去五六件；等到将要把它上报，又害怕而删掉一半，所以最后上达的只有一两件，臣每每想到这里都深感悲痛。把忠言进献给君主，这是臣子的当然职责，可是竟然畏缩顾忌到这种地步；这没有别的原因，顺从就有利益随之而来，违逆就有祸害到来，利害之心占了上风，所以形势使他不得不害怕，并不是他本来胆怯。雷霆所击，万钧所压，也不能使人不害怕。假如使臣下有所畏惧而不敢说话，那么相互学习谄媚，渐渐成为风俗，君主就不能听到自己的缺失了。宫禁高大深邃，等级相隔遥远，耳目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即使是最大的事情、最迫切的情形，也无法知道，百姓的疾苦又从哪里得到伸张呢？从前我祖宗时期，询问访问群臣，唯恐来不及，白天不够用，夜里接着进行。朝臣轮流奏对，允许指陈缺失；负责言事的官员多到二十人。谏官队列因循怠惰，有时下诏警告他们；臣子有忠言，有时就用漆匣收藏。并不只是朝廷中的臣子能够尽力规谏。雍丘的一名县尉，妄自议论嫔妃，用平民服饰和黑色袋子装着奏书，文辞狂妄悖逆，却都没有加罪；这都是为了容纳正直的言论、保护培养良好的风俗，大体上都把冒犯君颜、敢于进谏看作忠诚。到了濮议和新法兴起时，争论它们的人虽然因获罪而离去，继任的人所说的话却更加危险。他们究竟凭借什么而不感到恐惧呢？或许是因为君主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接受谏言而不违逆，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和习惯吧？近年以来，饥荒和旱灾接连不断，星辰运行失常，天灾时变如此之多，可以进言的人也很多。然而朝廷内外的臣僚百姓，能够奋不顾身地用忠言规劝皇上，很少听说。这难道是因为有所畏惧而不敢说吗？还是另有原因。大概自中兴初年，掌权的大臣竭力主张和议，严厉使用刑罚，来钳制不依附自己的人的嘴；苟且求合、偷安取容，已经习惯而成为风俗。所以即使圣明的君主接连相承，急切地想听到恳切直率的话，士人的气节仍然没有得到伸展。要触动他们敢于进言的机缘，振作他们敢于进言的气概，使他们的心奋发而不能自已，这其中一定有办法。奇异珍贵的物品，产自遥远的异域，人们都能够得到并使用它们。事情本来没有不寻求就能得到的，也没有寻求了却得不到的。虽然如此，寻求进言容易，听从谏言困难。古人所说的听从谏言，并不只是说寻求意见罢了。忠言即使不违逆，也不采纳善意的意见，把规谏当作耳塞，这就叫堵塞耳朵。这种听取言论的做法，已经是最末等的了。只有懂得臣子进谏的困难，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虚心改正，才希望忠言能够全部说尽，使下情完全通达。这才是寻求进言的实际意义。案：以上为《求言篇》。

译臣听说风俗的弊病，有可以恢复的道理，所忧虑的是执政者不能把这件事当作急务罢了。文书簿册和期限会计、审断刑狱和听理诉讼，世人常常把这些当作急务；至于风俗流失、社会败坏，却因安然处之而不知道奇怪，这是为什么对前者急切、对后者缓慢呢？文书期限、刑狱诉讼一天不治理，其祸害立即显现；而风俗所在，即使有不善，尚未造成深重祸害。只看见它似乎可以缓办的样子，却没有看见它实际上不可缓办，既不加以培养，却任凭斧头继续砍伐。廉耻一天天丧失，忠信渐渐淡薄，颓废衰败、荒废残缺，以至于不可收拾。唉！风俗是国家的元气。元气空虚，身体就会随之衰弱；风俗已经败坏，国家就会随之败亡。即使秦国强盛、隋朝富足，但元气不存在，危险和灭亡也可以站着等待，这果真可以缓办吗？从前先王知道这件事极其紧急，所以考察观察风俗，只要有不善，就忧心切切地看作忧患；陶冶培养、造就民众，一定使他们纯粹醇厚，使人人有士君子的品行。作为替上天治理百姓的人，不使百姓失去本性，他的职责就应当如此。古人把这作为急务，后世却忽略它，教化不明，质朴一天天消失，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朝历代圣君相承，美好的教化流行，习俗发生巨大变化，已经可以同古代相媲美了。然而仔细观察，仍有应当端正的地方：太平日久，奢侈靡费已经成为风气；喜好末流习俗，同根本之道渐渐远离。富人争相表现骄傲夸耀，穷人倾尽财产来仿效他们，以羡慕艳羡形成风俗，以奢侈靡费互相争高下，天天夸耀这些东西，而根本的真实品性就微弱了。臣看汉文帝用敦厚朴素为天下先，海内听到风声便形成风俗，一致受到教化；唐太宗告诫人们不要喜好华靡珍奇，当时的风俗就质朴，衣服没有锦绣。这两位君主的道德还没有纯粹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但他们亲自在上面实行，风俗就在下面改变；源头清洁，水流就清，表木端正，影子就笔直，成效本来就是这样。圣上清静心志、端正根本，没有其他嗜好，车舆服御一概减省，这是亲自率先实行已经到了极点；可是考察民间习俗，却还没有看见成效。或许是亲自实行虽然努力，但法制还没有完备吧？如今诸侯王、公卿贵戚之家，宫室彩绘的装饰，器物雕刻的精巧，衣服刺绣的华丽，都极尽奢侈、穷尽豪华，使人心神动摇、眼目惊骇；公卿大夫之家，妇女的首饰动辄价值数万，宴饮器具的陈设极尽珍美食物，奢侈浪费到这种地步。等到追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就说：“我是有所仿效的。” 京城是四方的中心，古人用来追究根本、把握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而这里华靡尤其严重，后来的人没有可以取法的榜样，也只是仿效末流习俗罢了。所以近年以来，京城的奢侈遍及各郡，甚至传达到偏远乡村，这难道是小事而可以不加以纠正吗？唐代柳泽说过：“骄傲奢侈从亲近显贵的人那里兴起，纲纪混乱从受宠幸的人那里开始。”在亲近显贵者那里加以制止，天下就会跟从；在受宠幸者那里禁止，天下就会畏惧。真宗时，禁止销金服饰，禁令非常严厉，但屡次下达法令，违犯的人仍不断。所以宫中从中宫以下，宫外从大臣之家，都不许用黄金装饰衣服；又重申严禁，布告天下，从此便不再有人违犯。因为从近处开始，而且法禁明确。圣上恭敬节俭的教化，表现在宫廷，传闻于天下，已经很久了。但臣仍然担心贵戚大臣之家渐渐染上薄俗，互相以奢侈靡费为高尚。法令禁令的实行，应当从这里开始，先对一两家施行，以激励其余的人，风俗就可以改变。古人办事，一定要有足以使天下人心完全信服的办法，所以法令禁令才能施行。若对贵戚大臣宽容，却对士民之家严厉，人们就不会心服。为什么呢？他们本来就会认为这是压制刚强者、欺凌柔弱者。以亲自实行作为根本，以法令禁令作为工具，并且从贵戚大臣开始实行。贵戚大臣既然端正了，远近就没有不共同归于端正的。这就是端正风俗的关键。案：以上为《正俗篇》。

译臣听说，唐尧、虞舜时期设置的官职有一百个，夏、商两代的官职增加了一倍，成周六卿所属的官职有三百六十个；这样看来，周代设置官职已经十分简略了。按照设置官职如此简略的情况，本应有许多事务无人办理，可是从最细微、最详尽的事务起，竟没有一件不被举办公务所涵盖。夏、商的制度，臣不能详细考知；至于成周的制度，则有《周官》保存下来，今天可以据此复核。从衣服、饮食这些细小事务，到羽毛、兽角、茶叶、炭末这些细微物品，从关于阴阳的巫祝之术，到驱除蛙类、消灭虫害、射杀妖鸟等事务，大多都有专门的职掌，而当时并不认为官职繁冗。古代设置官职，是根据事务的需要而设立的，是因为治理这些事务不可没有相应的官职。《尚书》说：“不要使众多官职空缺，天的事业要由人来代行。”所谓天，难道会远离人吗？所谓天，就是合乎事理、理所当然的意思。有这样的道理，就有这样的事务；有这样的事务，就有这样的官职。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只要合乎事理，那么即使官职繁多，实际上也非常简约。为什么呢？因为事理已经穷尽，设置到此为止，不能容许再有多余的官职。三代以前，公卿和各级执事的职掌一经确定，就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不过是通晓并遵循这个道理罢了。两汉以后，官职设置逐渐繁多，到隋、唐两代更为严重；官制体统不明，官职混乱，于是裁省官职的议论便兴起了。流弊已经发展到极点之后，难道可以没有变通的办法吗？但所谓变通，并不是容易说清楚的。裁省官职如果能够合乎正确的原则，那么人心就会安定，谁敢不服？如果裁省官职违背事理，那么怨言和诽谤就会从四面八方而来；弊病还没有革除，人心却先不满意了。这一点不能不深入考察。过去张延赏曾经裁省官职，结果道路上都是非议；柳仲郢也曾经裁省官职，议论此事的人却心悦诚服。同样是裁省官职，而人心的反应竟如此不同。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张延赏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而柳仲郢能够合乎事理罢了。对于合乎事理、不可不裁省的官职，人们都会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还会不服呢？裁省官职的主张，在今天确实不可迟缓；但什么是理所当然，也不可不讲明。某个机构事务极其简少，官员却非常多，可以裁省；某个机构事务极其繁剧，官员也很多，就不应裁省。有的官制出自先王创立，有的出自末世设置，应当沿用的就沿用，应当革除的就革除，用事理来概括判断就可以了。办事以事理为准，而不让个人私意行于其中，人心必然会服从；即使有人不服，事情日久之后议论自会确定，他们也会跟从。虽然如此，这还只是治理流弊；要堵住水流，不如疏通源头。今天官职之所以冗滥，难道不是因为进入官场的途径太多了吗？把进入官场的途径加以裁减，这就是疏通源头。过去艺祖制定的法令规定：台省六品、五品以及各司的官员，每经过一次郊祀就任用一人；两制以上的官员，每年任用一人。到了仁宗时期，又减少了这些名额。至于神宗初年，宗室中属于袒免范围之外的，不再推行恩荫；属于袒免范围之内的，也要通过考试出任官职。圣人难道喜欢这样拂逆人情吗？只是认为，如果不加以节制，那么后来进入官场的人就会一天天增多，官职不够安置他们，官员也会日益冗滥。绍兴初年，一个官员兼任数种职务；如今却是一个官职分给数个人。闲散的官署和冗余的机构，可以裁省的很多。追究这种情况的根源，怎么会发展到今天呢？近来陛下果断作出圣断，从宰执以下，凡是通过任子取得官职的，无不削减名额，这本来已经是在疏通源头了。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确实做到不改变。延阁、秘殿的职务，以及由任子出任的官职，不应轻易授予。外戚亲属所享受的过滥恩泽，可以削减的就削减；府中属吏、史役和胥徒的名额，可以淘汰的就淘汰。凡是对国家没有益处，却白白消耗俸禄的官员，都应裁减。这样再加以裁省，冗官的弊病就革除了。办事如果违拗人情，本来就是圣人所不做的；但只要合乎事理，又能疏通源头，弊病自然会消除，而人们也不会惊扰，又怎么会发展到怨恨呢？《易经》说：“通达地调整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神妙地施行教化，使百姓感到适宜。”臣认为，裁省官职的方法，必定应当出自这个原则才可以。[编者按：以上为《省官篇》。]自古以来，只担忧没有优秀的将领，并不担忧没有精锐的士兵。得到优秀的将领来统率军队，用正确的方法驾驭军队，用法令约束军队；怯懦的人可以使他勇敢，弱小的军队可以使它强大。[编者按：以上为《省兵篇》。]冗余的官员还没有裁省，冗余的士兵还没有淘汰，所有政事都无从谈起。这是损耗财力的最大弊病。[编者按：以上为《裕财篇》。]《絜斋集》第三卷，宋代袁燮撰。奏疏。论述建立国家应当端正根本的奏札。

译臣天生愚钝，不懂得避讳。臣常想到古人有句话说：“侍奉君主，应当有所犯颜直谏而不能有所隐瞒，这是臣子应尽的职责。”何况臣忝列参与谋议、进言纳谏的行列，就更应当把这作为自己的职责了。臣听说，天下就像一只大船，出现漏洞便堵住它，这样才不会沉没；天下又像一座高大的房屋，倾斜了便扶正它，这样才不会倒塌。陛下看看今天的形势，是安定呢，还是危险呢？是强盛呢，还是衰弱呢？如果国家安定而且强盛，即使面对正处于强盛时期的邻国，也会使它仰慕风范、向往义理。如今只是一个小小的残余敌寇，尚且敢于肆意欺凌侵犯，那么中国不安定、不强盛，也已经严重到极点了。船漏了却不堵住，房屋倾斜了却不扶正，那么将要怎么办呢？这正是臣早晚都战战兢兢、吃饭没有滋味、睡觉不能安席的原因。陛下难道可以不对此深思吗？臣听说，大小臣僚都怀有忠诚善良之心，朝廷的声势就会尊盛；邪正混杂，忠臣和谗臣一同进用，君主的势力就会孤立。凭借如此广大的疆土、如此众多的百姓和万物，共同拥戴陛下为君，似乎可以说并不孤立。然而，能够辅佐陛下的忠臣良士很少，又怎么能够独自运转天下呢？过去嘉祐年间，张昪担任御史中丞，弹劾官员时不回避权贵。仁宗慰劳他说：“你孤直特立，竟能做到这样。” 张昪回答说：“臣只是朴实地学习古道而愚诚尽忠，托身于圣明的君主，不能说是孤立。”如今陛下的臣子，持禄养交的人多，真心为国谋划的人少，陛下似乎处于孤立之中。仁宗因此深受感动。唉，一句话使君主醒悟，由此可以看见，真可称为最忠诚、最恳切了。陛下看看今天朝廷上的臣子，他们都是一片赤心为国谋划的人吗？还是也有些只是保住俸禄、培植私交的人呢？君主譬如心腹，臣子譬如手足，彼此同为一体，休戚利害没有不同。国家形势正艰难，应当寻求使国家安定救济的策略；国威尚未振作，应当思考扩大振兴国势的办法。痛心疾首，不敢稍有闲暇，是做臣子的道义。如今却不是这样，只以柔媚之事为娱乐，只爱珍奇之物，彼此以奢淫侈靡相互夸耀，宴饮享乐没有节制，同堂共席，听不到规谏，只是相互安然嬉游罢了。真心为国谋划的人，难道会这样吗？贤能人才对于国家，就如同御寒的衣裘、养生的谷粟。选拔引荐善类，不论亲疏；对于奇伟卓异、难以合群而自重的士人，更应竭力推举任用，使他们为当世所用，这就是臣子报效国家的办法。如今推举贤才、表彰善人，固然不缺少这样的人；但挟带私心、损害正道的，也有一些。与自己相合，就掩盖他的大过错；与自己不合，就挑剔他的小毛病。毁谤或赞誉都出于私情，真正的人才便无法施展。真心为国谋划的人，难道会这样吗？星象屡次发生变化，占验说将有战争，实在令人畏惧，却不把它当作忧患。京城之下，公然发生抢掠，这不是小事，却不觉得奇怪。旱灾水灾之后，征税征发仍和往常一样，这是残害百姓的大事，却不认为不对。引导谄谀、进献佞言，苟且迎合、勉强容身，把获取宠爱和俸禄作为进身的阶梯，这样的人又岂是真心为国谋划者呢？这只是其中两三项罢了。其余积久的弊病，本应是君主急切想听到的，却是臣子不敢完全说出的，恐怕难以一一列举。臣子之所以不敢说，是因为一说就会严重违背人情，不利于培植交情；交情不牢固，又不利于自己安身。培植私党的人多，真心为国的人少，君主能够凭借的人很少，又凭什么使朝廷受到尊重呢？一个普通士人，利害关系还只在自身，尚且以没有人帮助为戒，必定要寻求能够互相切磋的朋友；何况君主关系到国家宗社的安危，事情并非轻微，如果没有许多人帮助，又凭什么治理国家？这正是今天最深的忧患。不过，挽回局面，难道不在于我们自己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出自内心，广开言路；采纳意见要期望它能治病，不嫌它苦口；取用言论要看它是否有益，不厌恶它犯颜直谏；只任用真正的人才，只施行公正的原则，如同天地覆盖承载万物而无私，如同日月照临天下而无私。圣明的君主居于朝廷正位，贤能俊杰布列朝廷，辅翼、护卫君主，共同谋求治理这个时代。国势既已安定强盛，皇威自然震慑四方，区区残余敌人连称藩臣、面见朝廷都不配，在内部将被消灭殆尽，又怎么能成为中国的祸患呢？古语说：“端正根本，万事就会治理。”臣不胜恳切，惟愿陛下留心省察，决定是否采纳。（按：取进止，意为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 论国家应当明确政令刑法札子

译臣近来恭敬地看到陛下大规模颁布明诏，抚慰晓谕军民，详细说明我方正义、金方非正义，军队应当因正义而取胜，以此开导人心、振作士气，可以说是义举。然而臣私下认为，事情有关键，万物有根本；从来没有国家内部不能治理，却可以排除困难、抗拒敌人的。因而孟轲说：“使本国政令刑法严明，即使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又说：“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它？”现在我们国家的政令刑法，难道都已经严明了吗？还是仍有不明之处？臣愚昧无能，蒙陛下提拔，置于论思献纳的行列，却隐瞒实情、闭口不言，不是忠臣。因此斗胆把今天政令刑法仍有不明之处向陛下陈说。臣听说，天下的大势有安危，也有存亡。关系到安危的，还可以谈论；关系到存亡的，则不能隐讳。谁不知道存亡的分界极其可怕？只是没有及早辨明罢了。自从更化以来，不是人才不用，凡是通达敏捷、令人喜爱的人，没有不加以甄别提拔的，给予高爵重禄也不吝惜，本应像谷粟一定能够解除饥饿、衣裘一定能够抵御寒冷一样发挥作用。然而考察实际功效，却遥遥未见，国势逐渐衰弱，敌人的野心于是被激发。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那就是今天所任用的人才并非不多，但真正的人才很少罢了。他们似乎奋发有为，实际却怯弱；似乎多才多能，实际却浅陋。他们不在仁义上勤勉奋发，却在荣华俸禄上急切追求；自己尚且不自重，又怎么能使国家受到尊重呢？本国人都不服从，又怎么能使外域服从呢？如今的儒将，固然有些德望巍然、举世推重的人；把他们分派到泸南掌管军事，并不是没有任用，但那里不是紧要之地，不足以观察他们的施政作为。如今的忠臣贤士，也有慷慨论事、名闻中外的人，本应召回朝廷，增加国势的分量，却让他们远守支郡，不能发挥所长；这是舍弃莫邪宝剑而使用铅刀，抛弃周鼎而把康瓠当作宝物。是非颠倒，凭什么建立国家？这是政令刑法不明的第一点。臣听说，国家凭百姓安宁而安定，百姓凭财物积聚而安生；培养厚待他们，他们就都能安居乐业；不断削弱掠夺，他们就不愿继续生活。今天百姓的困苦极其严重，征收赋税太繁重，已经缴纳的还责令再次缴纳；拖欠的负担日益积累，已经蠲免的仍免不了再次催缴。有追捕差役的骚扰，有鞭打责罚的严酷，只知服从命令，百姓的财产怎么能不匮乏？再加上贪官肆意虐害，政务靠贿赂办理，监司、牧守彼此馈赠，戎帅驻扎之处相互行贿尤其丰厚，而各司中事情最多的地方又更加严重。见利忘义，竟然习以成风，于是从前富足宽裕的郡，如今都凋敝了；从前欢乐的百姓，如今都忧愁叹息了。九重宫阙深邃，难道也完全知道这些情况吗？民间的疾苦没有传到皇帝的耳前，官吏贪婪残暴，在法律之外肆意妄为，虐害我们的百姓，国家的根本动摇，却很少听到有什么谴责。这是政令刑法不明的第二点。臣听说，王畿是天下的根本，京城是王畿的根本。古代贤明的君王虽一视同仁，但《周官》所记载的制度对王国尤其优厚，正是为了巩固根本。行都建立以来将近九十年，人口虽然繁多，衣食却还不富足，原因是什么呢？大概自从楮币改制以来，积蓄财物较多的人一下子耗尽；自从盐法屡次变更以来，长期储藏纸币的人突然贫困。近年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百姓没有余财，货物积压，商旅不通，所以大户人家困乏枯竭，小民焦急号呼，市场萧条，官府也贫乏，这是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又有一些因循旧习而没有革除的事情：淳熙年间，京城守臣另外向宫中进献缗钱，每年以十万计，后来又增加到一季十万，每年总共四十万。先朝全盛时、炎兴隆干年间，从未有过这种事，如今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多方督促，提前进献；借用酒本来充数，计算米麦的价钱却不按时偿付，商人都怨恨，后来前来的人更加少了。酒政既已败坏，专卖的酒又卖不出去，靠什么来补助治理国家的费用呢？京城之下人心不得安宁，大概正是孔子所说的：“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自己的萧墙之内。”这是政令刑法不明的第三点。臣听说，朝廷之上，一举一动都为人所瞻仰，不可不谨慎。罪行本应从重，却动辄从轻；禁令本应严格，却动辄放松，这都不是至公无私的原则。迎合权奸的意图，请求斩杀一代儒学宗师，这种恶名百世不能磨灭，众人共同鄙弃；一旦却为他洗清罪名，这哪里还算公道？科场请人代笔的惩罚，先朝规定极严，罪至鞭打背部，终身不得参加科举。自从禁防逐渐衰败以来，代笔之事肆行无忌；今年春天才开始依法严办，却仍然减轻其罪，只追究到降一秩，那些贪鄙而倚仗获利的人，有什么顾忌而不犯法呢？任子参加铨试极容易通过，而连一句话也不能写的人，往往请别人代作；所费不过千缗，却可以终身凭俸禄做官。法律并非没有规定，只是官府徒具文书，始终没有实际效果。国家不自重，凭人而受尊重；忠良布列，重如九鼎；奸佞一同进用，轻如鸿毛。政令徒具而不能施行，只有这些横暴之徒不断加重对百姓的祸害，日积月累，国家的存亡就要系于此了，难道不可悲吗？这是政令刑法不明的第四点。臣听说，赦免小过、举用贤才，是圣人对待万物的心意十分宽恕；但倚仗过错而最终不改，贼害国家，故意犯罪，罪行再小也要惩处，这是圣人惩罚邪恶的意旨十分严厉。只是也要察看具体情状罢了。开禧年间用兵，当时那些抵御患难、守卫城池的将帅，也不能说没有功劳；事情平定以后，却拿廉洁谨慎来责备他们，难道符合汉朝宽宥李广利、赦免陈汤的用意吗？如今已经逐渐录用他们了，却还没有安排任使。近年也有从朝廷官员中出任盱眙守臣的人，筹划安排很有方略，功效逐渐显著；不久却因罪被斥退，边地人深深惋惜他的离去。臣私下认为，台谏根据传闻弹劾他的罪行并罢免他，是公正；明主念及他的辛劳，赦免并重新任用他，也同样是公正。各有适当之处，彼此并不冲突，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至于选锋统制，欺骗北方人来归附，假装接受他们投降，掠夺他们的财物，又把他们捆绑起来交给敌人，使他们被置于死地，从而断绝中原百姓归向王化的心。依照实情定罪，这是先王所不赦免的行为；他却安然自若，惩罚丝毫没有伤及自身，岂不是太宽纵了吗？这是政令刑法不明的第五点。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政令刑法如果严明，强大的邻国也不值得畏惧；政令刑法不明，微弱的敌人也不可忽视。

译如今我方虽然遵循正道，边地臣僚却不能体察圣意，把那些贫困到来求食的人赶走，于是饥民没有不怨恨我方的；把那些仰慕义理而来归附的人杀掉，于是豪强百姓没有不怨恨我方的。金虽然衰弱，但能够招纳群盗并封爵，赦免叛臣而重新任用，也不能说没有谋略。如果煽动聚集的怨恨，发生侵扰越界，我们将怎样对付呢？唉，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怎么可以一时一刻不把边防之事放在心上呢？正当应当早起晚睡、忧劳国事、卧薪尝胆的时候，却安闲游乐，仿佛四方没有忧患的日子；等到从容去救溺水者、作揖谦让去救火，灾祸很快就要来了，难道不可畏惧吗？《尚书》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四方夷狄就会前来朝王。”陛下清心寡欲，早朝晚退，不让声色货利扰乱自己的聪明，也可以说是没有懈怠、没有荒废了。然而古人所谓的“不怠不荒”，恐怕不只是这些。应当做的事却不赶紧做，也是懈怠荒废。兢兢业业，从早到晚考虑万事，是帝王盛德所在；从早朝到太阳偏西，顾不上闲暇和饮食，是君王显明之处。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遵循古训，明诏大臣，没有一天不熟议边防事务，没有一天不延请朝廷群臣相见，汇集众人的智慧，谋求经国济世的策略，扫除奸邪蠹虫，修明政令刑法，这样国势自然安定强盛，威名声势震动四方，敌人就无能为力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诸葛亮制定八阵法，敌人无法击败他，可以说是一代豪杰。然而贾诩不称赞他用兵的才能，却赞美他治理国家的长处，大概是因为治理军队和治理国家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理，长于治国，正是善于用兵的原因。孟轲所说“使政令刑法严明，即使大国也一定畏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惟愿陛下赶快谋划施行，请裁决是否采纳。论修治战备与防守札子 臣怀着微薄的愚忠，在二月、三月间有幸面见陛下，详细陈说正月雷雪异常变化，认为应当进一步修治边防，谋划战守。臣并非凭空妄说。查考《春秋》，鲁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并有雷电；庚辰，大雨下雪。周历三月，就是夏历正月。孔子认为八天之内两次发生重大变异，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臣又恭敬地查阅国史，绍兴三十一年正月丁亥，风、雷、雨、雪一夜之间交替发生，侍御史汪澈、殿中御史陈俊卿都认为这是阴气强盛、阳气衰微，外族窥伺中国的征象。这年冬天，金亮果然带兵大举入侵。如今残余敌人虽然衰弱，不能与金亮相比，但雷雪造成的灾异与过去没有不同，所以臣不得不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进言。几个月以来，淮、襄之间幸而稍稍安宁，但敌人心性变诈多端，哪里知道他们不会养精蓄锐，伺机发动呢？蜀地已经遭受他们的祸害，所经过的地方成为废墟；雷雪的变异既然已经明显，到了秋冬之间又将怎么办呢？如果平时有充分的防备，即使强大的敌人也不值得过分畏惧；如果苟且偷安而没有对策，即使仅存的小国，敌人也能肆意施毒。然而有人却说：“我朝兼爱南北之间的百姓，间或不得不用兵，但最终总会归于和好；如今也只要讲和罢了，何必另作打算呢？” 臣认为不是这样。从前金人离中国很远，粮食运输难以接续，所以不敢轻易发动进攻，和约因此可以长久。如今他们休养生息的地方靠近我国，只要有利可图，突然就能来到，哪里还会顾念盟约和友好关系呢？这是不可讲和的第一点。汴都四面平坦，难以凭此立国，他们想夺取我国的险要之地作为立足处，首先侵犯浮光，肆意波及襄、汉，渐渐就会到达蜀地。看他们的志向，并不只是为了每年的岁赐。他们没有求和的意思，我们却强行想同他们讲和，他们提出许多索取，我们怎么承受得了？这是第二点不可讲和。况且之所以想讲和，只是为了图省费用。往年四月聘使返回，刚刚进入我国境内，侵犯边境的敌军也在当天进入；如此不可信，和约可以依靠吗？戍守可以撤除吗？运输费用、生券费用仍然照旧，究竟省下了什么？这是第三点不可讲和。忠义之士排除困难、解决纷争，实在要依靠他们的力量；既然已经同敌人成为仇敌，敌人正在仇视他们，我们却同敌人讲和，他们一旦倒戈反噬，就没有人能够抵御。这是第四点不可讲和。堂堂大朝廷，却用卑下的言辞、丰厚的礼物，恭谨地奉承一个将要灭亡的国家，自己显示出削弱的样子，谁不会侮辱我们？这是第五点不可讲和。由此推论，不可讲和的理由还很多。既然不能讲和，那么将采取什么办法呢？答道：自古建立国家，本来就有始终不与外族通好的。石勒派使者来聘问，晋朝烧掉了他的礼物；苻坚虽然强盛，晋朝也没有稍稍屈服，最终成就了淝水之战的功业，为什么偏偏今天要想同外族通好呢？不要沉溺于宴饮安逸，而应当常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虑；不要以顺从为乐，而应急切听取像药石一样的忠言。要想到天象变化的可畏，害怕国势将要危险。没有一天不修治进攻和作战的器械，没有一天敢忘记受侵侮的耻辱。选择将帅，唯恐来不及；训练士卒，常常如同敌寇已经到来，并且绝口不谈通和。这就是帝王的雄才大略。唉，财用不足，兵力不强，暂且依从和好，似乎是为国家着想；把通和作为戒备，好像又不是为国家着想。究其实而言，如果求和而不确保对方将来遵守和约，必将留下无穷的悔恨。完全不与其通和，事情虽然难办，却是长久安定的策略。这样看来，臣的愚忠，对国家的考虑实在深远。不过，少数人谋划，不如众人共同谋划。臣希望陛下广泛颁布明诏，广泛征求群臣意见，凡是可以制服敌国的办法，都陈列在陛下面前，然后选择最为恰当的立即施行。古代国家有重大疑难，先同卿士谋议，直到普通百姓也参与，这是为了扩大君主的聪明见识。普通百姓尚且要让他们参与，更何况朝廷上的臣子呢？惟愿陛下留心，这将是天下的大幸。论消除灾异应当戒除安逸享乐札子

译臣听说，《洪范》所说的各种征兆，是古人用来阐明天人相通道理的。说到吉祥征兆，就说“明智而且适时，温暖和顺”；说到灾异征兆，就说“安于逸乐，常常过于温暖”。什么叫“明智”？就是明辨是非。什么叫“逸乐”？就是安于安逸享乐。“适时”，是说合乎时宜；“常常”，是说偏过了头。君主明辨是非，如同辨别黑白，一定能够忧劳于政治，一定能够总揽权纲；贤能的人一定任用而不疑二心，邪恶的人一定斥退而不迟疑；有利于百姓的事一定兴办，有害于百姓的事一定革除。这样，和气受到感应，吉祥必然应验，这就是所谓“适时而温暖”所顺应的。君主安于逸乐，昏暗而不能明察，闭塞而不能通达，宽缓而不严肃，宽柔而没有决断；朝廷政事不能自行有所规划，天下人才不能自行有所进退，国家没有确定的论断，人们产生离心，乖戾之气受到感召，灾祸必然发生，这就是所谓“常常温暖”所应验的。天人本是一理，随着感应而回应，难道不可畏惧吗？陛下临朝处理政务、谋求治理，时间不能说不长，但和气仍未充足，灾异还没有消除。去年长期旱灾，河流断绝，麦子还没有来得及播种，田地已经扬起尘土，再也不能播种了。人们都忧虑地说：“以后还能接续粮食来吃吗？” 祈求降雪却没有应验，人心惶惶，又都说：“疫病将要发生吗？螟虫蝗虫将要猖獗吗？”常常温暖造成的危害就是这样。到了冬季深处，雨虽然降下了，麦苗却仍未出土；雪已经下了，却一会儿就停止，这说明常常温暖遗留下来的毒害还没有停止。陛下早朝晚退，不受货利声色诱惑，不沉溺于游猎田野，没有安逸享乐的过失，却有安逸享乐带来的灾害，这难道可以不推究它的原因吗？依臣所见，所谓安逸享乐，不一定专指贪恋货色、游猎田野。当边境烽火尚未熄灭、军务正繁忙之时，却优游安闲、恬静快乐，仿佛四方没有忧患的日子；真正的人才未必能够任用，积久的弊病未必能够革除，逐渐一天天陷入衰败的境地，军民忧愁怨恨，却没有地方申诉，这难道不是安逸享乐造成的吗？病已经很深，事情已经很紧迫，急切谋划还唯恐来不及，又怎么可以慢慢悠悠呢？不要因为吉祥征兆略有应验就感到高兴，却应当因为余下的灾害还存在而感到恐惧。广泛颁布明诏，归罪自己、责备自身，说：“天下大概允许朕自我更新，改弦更张，勇于坚决实行。”君主在上面振作兴起，臣子在下面震动警醒，没有人敢骄奢，没有人敢沉溺享乐；早晚思虑国事，辅佐赞助圣明的君主，共同把宗社和百姓的安危作为忧患，还担心什么灾异不能消除呢？臣听说，君主只怕没有志向，不怕没有功业。臣私下观察陛下天资纯美，圣德深厚，足以超过群伦，足以施展远大谋略；所以每次有幸面见陛下，没有一次不陈说二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每次侍奉经筵，没有一次不进献忧国爱民的言论。臣诚愿陛下不要自我菲薄，扩大振作志气，卓然成为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今天常常温暖造成的灾害，人人都认为是安逸享乐导致的。臣日夜忧虑思考，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为什么呢？安逸享乐的过失，是君主最大的戒惧。区区残余敌人不过暂时休养、寄居他处，我方已有防备，何愁不能取胜？如果因循放纵、松弛懈怠，没有奋发之心，只把自守作为主张，那么防守也不能牢固，国势逐渐衰微、逐渐削弱，最终发展到通和的地步，大事就完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堂堂大朝廷却萎靡到这种程度，难道不可痛心吗？这就是臣恳切不已的原因。《诗经》不是说过吗：“敬畏上天的怒意，不敢嬉戏逸乐。”惟愿陛下深思这句话，常以安逸享乐为戒，宗社幸甚，百姓幸甚。论消除灾异应当广开言路札子

译臣恭敬地听说，绍熙二年仲春月初一，雷声猛烈震动，接着下了大雪。光宗皇帝惊惧警醒，过了六天，下诏命侍从、台谏、两省郎官、馆职分别列举朝政的缺失上报。一时忠臣良士进献言论的人很多，当时的急务没有不上达的，可以说是真正有应顺天意的行动。灾异虽然已经显现，国家根本却因此稳固，奸邪没有发生，边疆没有震动，难道不是把灾变转化为祥瑞的明显证明吗？如今陛下宽仁恭俭，不敢荒废安逸，敬畏上天的心也已经深厚了。然而正月二十四日，天气非常温暖；到了夜半以后，天空在都邑上空大响雷电。二十六日，霰不停地聚集，整夜飞雪，积在平地上，过了很久才消融。雷是发出声响、蛰虫开启门户的现象，按《月令》应当在仲春出现；如今提前发生，已经不合时令。雷属阳，中国也属阳；雪属阴，外族也属阴。春天降雪本来未必有害，但它发生在雷震之后，阳气已经发舒，阴气却突然掌权；本不宜积聚却积聚起来，阴盛阳微，这是外族侵侮中国的征象，难道是小事吗？大概自从残余金人逃窜潜伏于汴都，陛下不忍心拒绝他们，仍然同他们通好；那些群盗归附的人，陛下拒绝接纳；那些逃避死亡而来的流民，也拒绝收留。因此这些人都只怨恨我方，而金人认为我方怯弱，便纠合群怨，拼死来攻，侵犯王朝疆域，没有一天停止。陛下登上至尊之位，却被一个将要灭亡的国家轻视，这是最大的耻辱，难道可以不奋发自强吗？《虞书》说：“元首振作起来吧！”所谓“振作”，就是奋发。君主奋发，国人没有不奋发的。深切惩戒过去的过失，努力谋求日新之功，扩大整顿纲纪，振兴衰颓懒惰，以伸张中国的威势，挫败外族的胆气，这才叫奋发。臣不暇远引古事，姑且用近代的事情来说明：金亮侵犯淮河时，兵力非常强大，自以为长江顷刻之间就可以渡过。我高宗皇帝曾经毫不畏惧，下诏亲自出征，发布奏报彰显他的勇气，同时更加修治国内政事。王继先医术精湛，少有能与之相比的，这是因为他能够保卫圣躬。台谏大力排斥他的奸邪，并没收他的家产。刘婕妤宠冠后宫，这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她只说了一句话为王继先解脱，便立即被斥退。张去为是宦官的首领，骄横已久，也因台谏的进言被投置到闲散之地。这三件事，都发生在金亮侵犯国境之日。敌势虽然凶猛，但圣断明决，所以国威得以重新振作，金亮也因此退却。君主所作所为，不必琐琐计较细小事情，只要能够举出两三件足以震动天下的大事，奋发而努力实行，那么即使尊居九重，威势也能震动四海，不过是在反掌之间罢了。雷雪的变异，人人都认为是阴盛阳微造成的；这其实是皇天启发佑助上圣，想要用刚强救济柔弱，用威势辅助德行，成就以阳制阴的功业。陛下难道可以不仰体上天的意旨吗？光宗亲自遭遇这种变异，便广泛求取正直的言论。陛下如果希望消除灾变、招致祥瑞，也应当开辟忠直进言的道路，以沟通天下的情意。古代孟春之月，遒人手持木铎在道路上巡行宣告，官长之间彼此规劝，百工各自拿着技艺来进谏。求取言论如此迫切，大概不这样就无法听到自己的过错、修治政务的缺失。天灾固然可怕，但君主修身反省，便会有灾异的征象而没有灾祸的应验。过去阴盛阳微，如今要用阳气制服阴气。区区残余金人，哪里能够同中国抗衡？太阳和月亮高悬中天，微小的火炬自然熄灭。臣不胜恳切，惟愿陛下留心，裁决是否采纳。《絜斋集》第四卷，宋袁燮撰 奏疏 论蜀札子一

译臣私下观察当今的事务，只有边防最为紧要，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容易说清楚。从淮甸直到蜀地，都是边防地区，地势范围极其广阔，不能全部防备，必须斟酌时宜妥善处理。淮甸逼近中都，议论者都认为那里紧急；但依臣看来，近处固然不可缓，远处尤其不可忽视。臣请先谈蜀中的利害，可以吗？从前张浚丧失五路以后，力量不足以养兵，于是把五路的财赋平均分摊给西蜀，增设名目，称为折估，蜀人因此更加困苦，逐渐延续到今天，军需财用耗尽，人心已经岌岌可危。往年金人来到边境，淮、襄之间天天发生战争，唯独这一地区仍然照常互市，于是引发敌人的野心，乘机深入，杀戮多得无法计算。忠义之士痛心于自己的家园被敌人毁碎，穿着丧服报仇，按义理本来应当如此；可是我军追赶他们，又把他们赶回来，金人跟在后面，他们无处逃生而死，怎么能不怨恨？怨言和诽谤一同兴起，担心难以控制，便把他们全部遣散去务农，又怎么能不叛乱？敌人窥见他们的心意，便乘机诱使他们；他们幸而还以忠义自许，始终不甘心替敌人效力。在他们的心志尚未坚定以前，急忙招集他们，本来也是可以的；但事权不集中于一人，各部门各行其意，于是纲纪混乱，奸邪盗贼一同发生，关外四郡终于荒芜成为盗贼的废墟。这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正如救治头部着火一般；即使危险也还可以安定，错过今天不谋划，后悔又哪里来得及？万一四郡失守，西蜀的人心就会动摇。蜀与楚相互依靠才能建立，蜀人发生叛乱，楚地将怎么办？唇亡齿寒的忧患，已经近在眼前。淮甸还能自行安定吗？中都难道不会震动吗？这实在令人寒心，令人痛哭。这其中的利害，哪里只是安危而已呢？有智慧的人谋划事情，能够因祸得福、转败为功；推究纷扰的原因，寻求使民众安定的策略，把赤诚之心放在别人心中，那么铜马一类的人没有不感动喜悦的；释放盗贼首领并采用他的谋略，那么李佑一类的人也都能成就功业，不猜疑外物，外物也会真诚相待。古人的这些论述，可以说已经讲得十分明白。淮西、山东的豪杰之所以为我方尽力，正是因为以诚心相待。蜀地应当承担这一任务的人，如果真能效法他们的做法，向他们展示最大的信任，坚固得像金石一样，谁不愿意为我所用？边地各处的忠义之士声势相连，如同左右手相互援助，如同兄弟共同抵御外侮；如果谋略不断出现，残余敌人就无法支撑。这就是所谓因祸得福、转败为功。扬雄说过：“驾驭得法，天下善于狡诈的人都可以成为使者；驾驭失当，天下善于狡诈的人都会成为祸害。”驾驭敌人，要用恩信联结他们，用法度约束他们，不急躁而从容，善于调和制服，既有使远方归服的能力，又没有驾驭不住的祸患。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谁来承担这件事？应当排斥罢黜那些庸弱无能的人，改用声望和实际才能早已显著的人，使号令焕然一新，精神面貌全部改变。国家元气已经充足，外来的邪气便会消退，把蜀地从纷扰之中扶持出来，安置到安全的境地。哪里只是蜀地安定，天下也会一同安定。事情的关键，明明就在这里。惟愿陛下赶快谋划。论蜀札子二

译臣没有什么才能，去年六月八日，有幸面见陛下，竭力陈说蜀中的利害，亲耳听到陛下的教诲，并得到称许忠直的褒奖，足以仰窥圣心如此重视西南地区。这个地方距离京城万里，安危休戚难以上达，形势如何互相联结，警报和紧急事务如何前往救援，都不是其他各路可以相比的。因此圣心深深忧虑，残余敌寇积久作恶，时常侵犯；今年春天大举入侵，经过兴元，侵扰金洋，终于到达大安。我军进剿他们，几乎没有留下同党，威名声势已经震动四方。然而敌人性情变诈，善于窥伺探察；万一趁我方稍有懈怠，夺取我方江源，顺流而下，声势震动东南，将怎么办呢？不可不加以考虑。藩篱严密，他们怎么能够窥伺我方？根本坚固强盛，他们怎么能够动摇我方？从前孝宗皇帝亲临万寓，内外已经安定，却仍然切切忧虑，唯独担心蜀地；命执政大臣接连前往宣扬威势，达到三四次，又下诏命制置司会同各位帅臣，选拔淘汰兵将中庸弱而不可依仗的人，再行调换安置。宣扬威势的设置，不在其他各路，唯独在蜀地；兵将的调换，也不施行于其他各路，唯独施行于蜀地。圣明贤哲的心意，深知天下安危实在系于这里；重视这一地区，就是重视国家的形势。陛下难道可以不继承祖宗的事业，反而在这方面更加严厉吗？大概今天蜀地的急务有六件，请允许臣为陛下略加陈述。阶、成、和、鳯，是蜀地的屏障城垣。那里地势险绝，作为我们的屏蔽，那么关内各郡即使不修筑城壁，也自然安固。自从焚烧荡平以来，外面没有可以依靠的城垣，里面没有可以凭借的城壁，内外都空虚，寇贼难道不会更加肆意作恶吗？人心惶惶，逃难的人不再有归来的意愿，这不是小事。不要害怕费用巨大，应当赶快谋划此事；可以度僧、鬻爵，费用广泛支出而不要吝惜，并责成郡邑办理，按照多少决定考核优劣，经过岁月积累，希望可以逐渐恢复。这是第一件急务。自古巴蜀号称人才众多，诸葛亮在隆中奋起，豪杰归附他如水流奔向深谷，功名显赫，前后相接，难道今天可以没有这样的人才吗？近来沔帅察知其奸诈欺骗，片刻之间就断然处理了这件大事，这固然是蜀中的儒者英才。像这样的人物，应当搜求、表彰、选拔，推诚相待而任用他，怎么会有办不成的事？这是第二件急务。自古建立国家，赏赐一定要守信，何况那些舍弃生命、冒犯危难的人，尤其值得怜惜呢？所以说：军功赏赐不超过时限，是想让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利益。但议论的人有人说：这种人不应当厚赏；厚赏就会使人贪功而惹事，于是以宋璟不赏边功为说，却不知道时代不同。在多难之秋，正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怎么可以压抑呢？大安之战，功劳非常大，用厚赏来激励其余将士，实在不过分。这是第三件急务。巴蜀地势险要，百姓生活在那里，大多强悍勇武，勇于战斗是他们的天性。然而聚集起来却不训练，就和没有兵一样；训练却没有区别，也和没有训练一样。应当选择其中杰出的人，丰厚犒赏，养足他们的力量，精炼他们的技艺，再用忠义的节操激励他们，这样就会既勇敢又懂得道义。推广到田野之间，利用农闲练习战斗，像雄边子弟那样，因此在唐代著名，那么民兵也会精锐。这是第四件急务。蜀地边境与各群蛮相邻，他们不是我们的同族，不容易调服。如今残寇竟敢这样侵凌，怎么知道蛮人不会窥伺我们呢？从前李徳裕任剑南节度使时，修建筹边楼来绘制地形，又修复卭峡关以夺取险要，威望显赫，几年之内，连狗叫都没有惊扰。那些措施一定有深深折服蛮人之心的地方。已经取得的成效足以作为法式，这是第五件急务。蜀地本来是富饶之地，自从折估法严厉实行，财力越来越匮乏，百姓越来越贫困，又加上金人的侵扰，困苦不堪、无所依靠，还能到哪里去申诉呢？应当选用贤良的官吏，抚慰爱护百姓，像保护婴儿一样，像烹煮小鱼一样，仁爱百姓的政务一定要实行。对拖欠的财物，应当予以蠲免，以宽解民力，凝聚人心，使百姓成为捍卫国家的手足、守护国家的头目，这不是很好吗？这是第六件急务。把这六件事一并实行并推广，那么今天的蜀地仍然可以成为从前的蜀地。如果不是这样，四处溃裂，就无法再救治了。从前我艺祖开创天下，先攻取荆南来打通进入蜀地的道路，接着攻取全蜀来谋求混一天下的功业，早起晚睡、废寝忘食，辛勤劳苦到了极点。陛下继承守护这一伟大基业，难道不应当想到当时攻取蜀地的艰难，而谋划今天保全蜀地的策略吗？因此，国家大事中值得忧虑的，没有比蜀地更严重的；外部屏障中难以防备的，也没有比蜀地更难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距离很远。有才干却没有见识的人，不足以担任蜀帅；有勇气却没有谋略的人，也不足以担任蜀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任职责任太重。先朝从众人中慎重选拔，一定任用张咏这一类的人；中兴以后，吴玠、吴璘兄弟实际承担了这项责任。他们才气雄伟、智略宏大，立于千万人之上，抵御敌寇、解除侮辱，只在谈笑之间。那么今天主持方面、镇守全蜀的人，难道可以不以前代贤臣自我激励吗？把众人不敢承担的事情交给他，以众人不能成就的功业要求他，同时总管四路，专门负责所委托的事务，那么威望会日益隆盛；优选属官作为他的有力辅佐，那么谋划会日益广博。这样，蜀地的病患或许可以得到医治吧？西部边境安定以后，东南就可以依靠它而无所恐惧。臣之所以披肝沥胆向君父陈述，不只是为蜀地谋划，也是为天下谋划，为宗社谋划。寡妇不顾织布，却忧虑宗周的安危。臣这片恳切的忠心，惟愿陛下明察。请陛下裁决。《论备边札子》第一

译臣私下认为，当今的事务中有一件一天也不能拖延的，就是边防。自从陛下改革政治以来，已经十年了。修筑城壁，疏浚濠沟，修缮铠甲兵器，积储草料粮食，操练武艺，申明军法，没有一天不在谋划防御。勤勉地修治整顿到今天，本应十全十美、没有缺失，各项物资都可以依靠；边疆也应当有令人不可抵御的威势，强邻安然服帖，不敢产生入寇的意图。这按道理本来是当然的。近来臣私下听说，将要灭亡的寇敌，竟敢率领残余部众侵犯我国边境，掠夺我国百姓，焚烧我国房舍，安然自得地有了轻视中原的心意。陛下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既然这样，我们所做的边防未必真的可以依靠。将帅，是三军的性命所系。从前稍有劳绩的人，大多因罪被罢免，如今所任用的多是新进之人。谁有智慧，谁有勇气，朝廷不知道；谁是杰出人才，谁是中等资质，朝廷也不知道。四处看去缺少可用之人，只得姑且任用他们，这叫作试用任职。对试用的将领，却要求他们承担真正需要才干能力的事情，难道不困难吗？那么怎样才能得到良将？回答说：朝廷之上改变弦路，振作怠惰苟安的风气，那么良将就会出现。敌人虽然微弱，但互相聘问的关系没有停止，所以还敢桀骜不驯。一旦断绝这种关系，出其不意地攻击他们，难道不会使他们震惊畏惧吗？如果他们仍然侵犯，就用军队驱逐他们，观察他们的战斗，那么智勇杰出的人才就会因此显露出来；抵御敌寇、解除侮辱，不必担心没有人。这才是边防的首要事务。讲和誓书以天地为证，请鬼神作证，违背约定就使其国家灭亡，可以说非常严厉了，谁敢违背它？可是敌人动辄背弃盟约，难道不知道自己不对吗？他们只是想索取我们的岁币，所以故意制造这点骚扰罢了。我们反而顺从他们，这是害怕他们的威势，也是向他们显示我们的软弱。堂堂大朝廷，却被衰残的小敌所胁迫，任凭他们索取，丝毫不敢计较，这就是极大的耻辱。假使他们还在燕山，他们的国家仍然强盛，且没有抛弃和好，即使与他们讲和也可以。如今他们失去险阻，国势危急如一缕将断的丝线，又已经背弃盟约，怎么还可以与他们讲和？考察公众舆论，万人同声，都说不应讲和；只有浅谋少识的人，或许认为应当讲和。一旦同意讲和，我方的气势先行衰竭，凭什么立国？如今鞑靼最强，此外在北方兴起的豪杰也很多，他们看到我们如此怯弱，将会产生吞并我们的心思，难道不更加值得忧虑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从前绍兴年间，北方强盛，而徽皇梓宫还没有归来，太母隔在沙漠，高宗不得不与他们讲和；所给岁币比全盛时期减少了一半，但当时的忠臣义士仍然以死相争。等到金亮背弃盟约，亲自率领重兵大举进入淮甸，而完颜雍已经进入北方，金亮不久死于非命，完颜雍完全改变了他的做法；他的国家重新安定，想恢复旧日的和好，所以孝宗减少岁币而与他讲和。如今的残寇，与他们强盛的时候相比，当然相差万万；可是我们给的岁币比隆兴年间还增加，竟与绍兴年间的数额一样，难道不是太不相称了吗？难道不是太卑微屈辱了吗？借兵给寇、送粮给盗，是古人深深戒惧的事情。他们既然背弃盟约，就是敌国，我们却用重额财物资助他们。衰弱残余的国家一旦得到这些财物，用来激励他们的部众，又哪里是中原的利益呢？善于建立大事的人，能够反过来利用这种形势，不用这些财物资助敌人，反而用来制服敌人。如今我们所忧虑的，是财用还不充足；然而岁币数额并非不厚，足以招募勇敢之士，足以表彰战功。从今以后，边防可以靠此筹办，国威也由此重新伸张，这是上天用来保佑我国的。敌人弱小，容易兼并；昏昧无知，容易进攻。摧枯拉朽，不费余力，这是上天赐给陛下报仇雪耻的机会。残寇一旦挫败而归附我国，蒙古以及各方豪雄知道中原有人，都会屏息警惕；这是上天用来开启我国昌盛运数的机会。陛下在内心衡量，明白看出岁币不可给予，坚定守持这一立场，就可以顺应天意。臣听孔子说过：“做君主困难，为什么困难呢？因为要决断重大的疑难，确定重大的谋略，使国家处于泰山般安稳的境地，天下没有敌手；这就是困难所在。”形势不强，威势不振，担忧被人欺凌，就用重金财物求得免祸，这是中等才智的人也能做的，哪里值得圣明君主来做呢？希望陛下审慎思考。臣不胜恳切，听候裁决。《论备边札子》第二

译臣私下认为，当今的事务中，准备边防最为急要，应当精心讲求、周密谋划。吴吕范曾说：“同船渡海，只要有一样东西不牢固，大家都会受到它的祸害。”这话极其正确。那么今天的边防，怎么可以有一件事没有准备呢？臣的职责在于进献言论，不敢沉默，谨将今天六件公众舆论认为没有准备好的事情上奏，来使陛下听闻。臣听说古代建立大事的人，一定先确定规模，再等待并利用机会。譬如农事，日夜思考，思考开始并谋划结束，行动不超过思虑，这就是规模。开始时像处女，敌人打开门户；后来像脱逃的兔子，敌人来不及抵抗，这就是机会。只有把规模预先确定在胸中，缓急先后都像王朴平定边境的策略那样清楚，所以防守不是徒然防守，作战也不是冒险作战。机会没有到来，就从容等待可以行动的时机；机会可以利用，就果断奋发施行有为的谋略，这是大功成就的由来。如今防备边境也果真能够这样吗？这是公众舆论认为没有准备好的第一件事。臣听说古代善于判断敌情的人，一定考察敌人的虚实并知道其强弱，避开坚实处而攻击空虚处，避开强处而攻击弱处，就容易用力。如今探查询问本来就不明白，懵然不知道敌人要向哪里去；不攻击敌人的空虚处，反而攻击其坚实处；不攻其弱处，反而攻其强处，难道不但没有益处，还必将自取灭亡吗？又凭什么决定胜负呢？这是公众舆论认为没有准备好的第二件事。臣听说古代百将一心，三军同力，像腹心和手足相互配合使用，像父子兄弟之间没有隔阂。《泰誓》说：“受有亿万臣子，却有亿万颗心；我有三千臣子，却只有一条心。”这就是兴亡不同的原因。如今人人各怀心思，异论纷纷兴起，不把国事放在心上，只逞强满足自己的私意。更严重的是，别人有才能，自己就嫉妒他，编造浮言，散布在朝廷道路之间，使有功的人不能安心，这难道是忠于侍奉君主的人吗？这是公众舆论认为没有准备好的第三件事。臣听说军队不在于多，贵在精锐。国初兵籍不过十五万，却四处征伐，没有不如意的，正因为精锐。自秦桧执掌国政，暗中与金人结交，沿边不驻扎重兵，所以大军屯驻江山，有紧急情况就出戍并发给生券，数量并非不多。然而他们都习惯于骄惰，不能承受战斗攻击，所以议论的人认为，不如让他们回到旧日驻地，把他们的生券发给沿边勇武之士；官府支出不增加于从前，而守御能够用得其人，远胜过去，既有安居的乐趣，又没有出戍的劳苦。新兵列营相望以后，大军就可以逐渐减少，缺额不再补充，用这种办法逐渐消除，实在是强兵省费、长久无穷的好处。这样的好处，却没有听说施行，这是公众舆论认为没有准备好的第四件事。臣听说善于统驭军队的人，一定严格军纪。刀刃已经在面前，仍不敢不踩踏而前进；把退却当作退缩而必死的人，勇于前进，反而还可以希望或许生存。所以只知道主将可怕，却不知道敌人可怕；出兵那天，坐着的人眼泪沾湿衣襟，躺着的人眼泪交错流过面颊，这是因为一死将要来临，所以悲伤罢了。如今军人遇到敌人，望见风声就逃跑，大概认为前进多半会死，后退却有幸免的可能。军纪不严，竟到了这个地步吗？这是公众舆论认为没有准备好的第五件事。臣听说善于养兵的人，一定厚待其财物。国初沿边各将，长期任职，关市的征税都可以自行支用，用来招募勇士、表彰赏赐有功之人、资助间谍，财用宽裕有余，从未匮乏。中兴时大将所积蓄的财物，也多得数不清；绍兴末年，内帑赏赐犒军的缗钱，多到千万，没有丝毫吝惜。如今军用不充足，既没有办法丰厚犒赏战士，又有主将削减侵夺，军人更加贫困，平时憔悴困顿，遇到危难怎么能拼死抵敌？这是公众舆论认为没有准备好的第六件事。由这六件事推论，其他没有准备好的事情也很多。区区残寇，竟敢抗拒天威，如果不能战胜他们，将成为千百年的笑柄。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严令内外大臣，大力整顿军政，把臣所陈述的六件事全部改变施行，以充实边防、增强国势，这是当今的急务。惟愿陛下赶快谋划。请陛下裁决。《絜斋集》卷五，宋袁燮撰 奏状 《江州乞祠状》某是一个平庸疏陋的人，又加上年老衰朽，错误地承蒙朝廷差遣，常常惭愧自己没有丝毫补益。今年春天患病，长期缠绵，经过七十天、百般医疗，才得以痊愈；气血从此耗损，体力常常困倦乏力，勉强支撑自己，每每担心荒废职事。虽然任官贵在长期任职，然而多病而难以白白享受俸禄，如果不知道退让，怎么能逃脱责备？如今时令和顺、年成丰收，百姓安居，官务稀少简易，自然可以稍稍安定。难道我这个愚拙之人还会有什么规避呢？只是因为衰弱疲惫，不得不陈述。伏乞朝廷特许把我的请求上奏，给我一次祠禄，使我能够悠闲地居住在乡里，休养精神，实在是我余生的大幸。《辞免除都官状》某本月一日接到尚书省札子，得知正月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任命袁某为都官郎官，限期立即前来供职；江西提举的职事，命江公亮暂时兼任，等正式官员到任后再照旧办理。这样的宠遇超过了我的身份，我反复省察，实在不应当承受。伏念某才能低劣，见识平庸。从前暂任九江职务，起初没有什么良好政绩；后来又滥承隆重圣旨，更惭愧自己没有功劳。加上年事已高，牙齿头发衰败，筋力疲惫，老态完全显露，难以再玷污朝廷官列。况且七十岁退休，载在《礼经》；如果不知道知足止步，就有损廉耻。正想披露心情，援引年老请求归退，忽然承蒙错误的恩命，哪里适宜厚颜接受？伏乞朝廷特许把我的请求上奏，收回已经发布的成命，使我得以退居闲处，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所有省札，某不敢接受。《辞免兼国子祭酒状》某在三月间曾上申朝廷，请求免去兼任祭酒一职。不久接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准，仍旧兼领。至今已经数月。臣私下考虑，国子监学的职务，专门负责教导诸生。从前以秘书少监兼领馆中职务，空闲无事时又能到馆，往往多次进入学中，能够专心同诸生讲习，颇为得到他们的信任和向往。自从兼任经筵讲说以后，每多三日才能到学中一次，同诸生讲习的时间很少，诸生对我的信任和向往渐渐不如从前，我常常暗自惭愧，不敢安心任职，因此想请求朝廷特许把我的请求上奏。《辞免升兼同修国史实録院同修撰状》。

译某本月十一日接到尚书省札子，得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袁某兼任同修国史实録院同修撰。屡次承受特殊恩典，使我难以安心于自己的身份。伏念某自从忝任史职，已经多年，怜惜自己五种技能都已穷尽，叹息自己三种长处一项也没有，日夜担心显著地被罢黜，哪里敢希望升迁？伏乞朝廷特许把我的请求上奏，允许我仍然任居低职，希望多少能够符合老师的教诲。所有恩命，某不敢接受。伏候指示。《辞免专一编类孝宗寳训状》臣本月十六日恭敬地接到尚书省札子，备知奉圣旨，命臣专门编纂《孝宗皇帝寳训》。臣私下认为，圣明君主的重大典章，实在是治理之道的宏大纲领；要想总括群书，必定要参照考核众多俊才。像臣这样的人，见闻浅陋，学术荒疏，自知不能补益圣明时代，多次请求回归故里，却没有得到允许，常常担心超过自己的身份。何况汇集先祖的明智谋略，实在可称为盛明朝代的盛举；跟随在士大夫之后，或许还可以贡献微小的长处，但专掌编削之权，实在难以担当这样的重任。倘若冒昧承担，必定很快招来悔恨和责罚。伏望圣慈收回已经发布的成命，改授给超群的贤才，使垂示后世的法则更加显明。臣祈求上天，恳切至极。《乞归田里状》某本来是孤陋之人，从江右来到这里，再次列身朝廷，尸位素餐而没有丝毫补益。三年之间，多次请求退居闲处，却没有得到允许，每每不得安心。伏念某学术迂疏，才能浅薄，长期玷污清贵官籍，忧愁日积月累、熏灼内心。如今疾病侵袭，精神恍惚，颠倒错乱，像痴又像醉。古人所说“年老将至而老昏也随之而来”，某既然已经老昏，还能做什么呢？自己估量余生所剩日子不多，某自身并不值得珍惜，只是离开祖先坟墓至今已经九年，不能再见一面，死后也不能瞑目。伏望陛下恻然生怜，特许把请求上奏，允许我回归田里，使我得以稍稍延长岁月，实在是再生之恩。伏候指示。又 某近来因为年老多病，想回归田里，已经具文申报朝廷，请求允许把请求上奏。恭敬地接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准。某私下考虑，《礼经》规定，大夫七十岁退休；如果不准辞谢，就赐给他几杖，大概一定是因为这个人德行高大、声望厚重，足以作为士大夫的表率，言论宏大，足以补救时政的缺失。他请求退职的意愿虽然坚定，但朝廷借重他，所以不许他辞事，而赐给几杖使他安居，这种礼遇很厚重。像某这样的人，过去没有一丝长处，却滥居官列，像车载斗量一样的人多得数不清，怎么能够胜任？既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难免受到腐儒的讥诮；我的去留无关轻重，尸位素餐，只会更加增添惭愧恐惧，这就是我不得不离去的原因。欧阳修、范镇是人物中的佼佼者，然而欧阳修六十五岁，范镇六十三岁，都请求退休，先朝也听从了他们。某比不上这两位贤者，而如今已经七十三岁，如果还留恋官位，公论会怎样说呢？伏乞朝廷再次允许把我的请求上奏，使我实现归田的请求，也许可以逃脱贪恋官位的讥讽。伏候指示。《乞归田里第一状》臣以卑陋浅薄的资质，越级处在清贵显要之位，丝毫没有补益，却常常为尸位素餐而自惭。像临近深渊，像在市朝受鞭打。感叹当初的志愿，本来期望有所超越成就，怎么适宜到了晚年反而不顾廉隅？多次上陈告老的奏章，却没有实现退居闲处的愿望。有见识的人都嘲笑我固守官位，后生也讥讽我只为自身谋划。既然公论都不能容忍，何况衰年又多疾病？微小的身体只剩一点残存，顽然如同枯树。知道来日不多，痛惜美名未能树立。仰求圣明鉴察，俯察臣的愚诚。与其等到接近危险困顿时才听许我归退，不如趁还能够支撑时赶快答应我的请求。使我得以稍稍延长岁月，实在全靠陛下再生之恩。臣祈求上天，恳切至极，请陛下裁决。《乞归田里第二奏》臣近来因为年老衰病，具奏请求回归田里。随后接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准。伏念臣的学问不足以探究古人的精微，品行不足以成为当世的标准，琐碎浅陋，不能精于谋划国家大事；但一片恳切之心，只在于爱戴君主，多次陈述逆耳之言，每每忧惧触犯龙颜。圣恩宽大，本来无所不容；但臣根基薄弱、孤立危险，终究难以自立。又加上年事已高，不能承受疾病侵袭，名义上虽称老成，实际上自己惭愧已经昏耄。如果还贪恋官位，必定导致颠仆，反而触犯违抗诏命之罪，所以再次陈述由衷的请求。一句话不真实，就是欺君；三尺之法明明存在，哪里能逃脱罪责？若能立即安居故里，实在全靠陛下深厚的仁德。臣祈求上天，恳切至极。《再乞归田里状》某近来曾披露肝胆，请求回归田里。随后接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准。某私下认为，义与利的辨别，古人看得非常严格。士大夫之所以可贵，只因为他们看见利益时能想到义。如果贪求进用而不知满足，苟且求取而不知羞耻，这正是平庸鄙陋的小人所为，哪里还称得上士大夫？所以孔子说：“吃粗食，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在其中。不合乎义而得到的富贵，对我来说如同浮云。”某曾经牢记这条教诲，才知道人生自有快乐之处。这颗心没有惭愧，即使贫穷卑贱，也自有真正的快乐；这颗心有所亏欠，即使富贵，也承受不住忧愁。所以不合乎义的事情，圣人深深告诫。义的意思，就是适宜。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却得到，不是自己应该处在的位置却处在，都是不能称为义的。某已经七十四岁，一生安于命运，不求荣达。如今到了晚年末路，来日无多，却贪恋荣誉、冒求利益而不顾廉耻，难道不是辜负了最初的志愿吗？这是应当离去的第一个理由。任职成均三年半，未能使士类焕然更新，反而陷入恶习，尸位素餐，已经深深惭愧。升任禁近清贵之职，哪里承受得起？这是应当离去的第二个理由。自嘉定初年离家离乡，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对祖坟松楸的思念一天比一天深切。如果忽然先于朝露消散而死去，将抱恨于黄泉之下。这是应当离去的第三个理由。疾病交相侵袭，气血消耗，眼睛昏花而不明，心中怔忡而不安，行走艰难，常常担心跌倒。这是应当离去的第四个理由。如今宰执大臣在朝，没有同姓亲属，表示公正至极。某只是微小的臣子，却父子同朝，承受宠荣实属侥幸，公论会怎样说呢？这是应当离去的第五个理由。从前孔戣背负两个应当离去的理由，韩愈因此不能挽留他。如今某有五个应当离去的理由，却还贪恋官位而不停止，罪过太大了。伏乞朝廷特许把请求上奏，保全我的余生，使我能够归田，实在是天地生成之大恩。伏候指示。《辞免升兼侍讲状》

译某本月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袁某升任兼侍讲。连续承受恩光，更加感到震惊恐惧。经筵职务亲近而重要，用来辅助圣学不断光明进步；回头省察自己的平庸愚钝，不能称职充任。讲诵解说已经超过最初的期望，讲明经义更难冒受这种特殊恩宠。伏乞朝廷特许把请求上奏，使我仍任旧职，也许可以避免烦扰议论。所有恩命，某不敢接受。伏候指示。《辞免除权礼部侍郎状》臣本月初七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任袁某为权礼部侍郎。上天既有命令，我无处安置自身。臣私下认为，亲近皇帝、在禁近之地参与议论思考，都是朝廷的高级选任，实在是贤士的荣耀道路。何况暂代春官副职，掌管国家礼仪，必须得到清正贤能的人，才可以避免旷废职守的讥讽。像臣这样的人，才干比不上别人，学问尚未闻得大道，器识功业不足，而且疏陋平庸已到了极点；年纪又已老，衰朽迟钝，实在不能胜任。多次陈述诚恳的辞情，请求回归故里，却没有得到允许，因此更加惭愧。想到神武殿挂冠归隐，正是为了保全晚节；如果还在甘泉宫簪笔供职，又怎能称得上报答特殊恩典？自己揣度实在不合适，确实难以冒昧任职。伏望收回恩命，改授给名流，使我回到蓬荜之居，稍稍延长桑榆晚景。所有恩命，臣不敢接受。谨录此奏闻，伏候敕旨。《再乞归田里第一奏》臣冒昧竭尽愚诚，仰面惊扰圣听。臣资质鄙陋，学术迂疏，遭逢圣明朝廷，被擢升到皇帝亲近之职，并非不想鞭策自己这个疲弱无能的人，稍稍图求称职；但默默反省自身，实在没有一丝长处。说到才干，不足以排除困难、解决纷争；说到德行，不足以感动人、感化万物。承受的官位实在太过，惭愧越来越多。所以数年之间，多次上奏请求退居闲处，却没有得到允许，实在不能安心。忽然又有意外之事牵连，想到孤立的行迹难以立足，只能反省自己，哪里敢责怪别人？既然不能容身于清贵亲近的官班，何不自行放归宽闲的乡野？伏乞圣慈察看臣的节操，再次请求归田，恳请迅速施行。臣祈求上天，恳切至极。《再乞归田里第二奏》臣近来冒昧陈述诚恳的辞情，请求归田；随后接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准。臣只是一个疏陋平庸的人，却滥承任用，并非不知道侍奉君主的道义在于献身。如今正是国家多事的时期，不是臣子归休的日子。只是因为年龄老迈，体力衰败，勉强上朝供职，名分和实际都已经丧失。自己既不能自重，别人也会随之轻视我。处在议论思考的职位，参与劝讲的清贵职务，如果苟且容身其中，朝廷也会因此被轻视。这就是臣不得不离去的原因。伏乞圣慈怜念臣孤立的处境，允许我归田，以安度余生，以保全晚节。臣祈求上天，恳切至极。《辞免正除礼部状》臣本月初四日恭敬地接到尚书省札子，备知奉圣旨，任命臣为礼部侍郎。上天既有命令，我无处安置自身。臣私下认为，担任秩宗副职，是朝廷的高级选任，必须得到清正贤能的人，才能充分尽到进言纳谏的忠诚。像臣这样疏陋平庸的人，哪里值得与之相比？暂且代理官职以承当空缺，尚且担心不能胜任；如果任满一年而正式任命，又怎么能称职？况且臣年事已高，心志昏荒，多次上奏告老，却没有实现归休的愿望。正想再次陈述内心诚意，哪里适宜冒昧处在清贵显要之职？伏望圣慈俯察愚诚，收回已经发布的成命，仍请查考臣前后请求归田的奏章，赶快施行，以保全晚节。所有恩命，臣不敢接受。谨录上奏，伏候敕旨。《再辞状》承受皇帝的诏命，恐惧得如临深渊薄冰。臣私下认为，参与议论思考、进献意见的官班，必须有德高望重、光明正大的贤才。何况春官的副职，实在是上天所设、负责掌管礼仪的职位。如果不是穷究制作礼法的根源，怎么能够举明规范防范的要旨？而臣偶然遇到机会，滥被选拔。代理任职虽然已经历多年，衰朽迟钝却不能补益国政，深深担心被淘汰斥退，哪里敢希望受到褒奖升迁？正在恳切请求退居闲处的时候，却正式接受了清正贤能之职。早就应当离去了，还可以贪恋荣宠吗？这大大辜负最初的志愿，必然难逃清议。与其包藏羞惭而列身官位，不如衡量自己的身份而赶快归去。所有恩命，臣不敢接受。伏乞圣慈赦免我违抗诏命的罪过，改授给当时的俊彦，使我回归故里，实在是天地再生之恩。《辞免正除礼部再申尚书省状》某近来第二次上奏辞免新授礼部侍郎的恩命，请求归田。随后接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准，不得再行陈请。某虽极其愚昧，难道不知道君父至尊、臣子至卑，违抗诏命的罪过即使死万次也不能赎回吗？然而内心反省，实在有不能自已的地方。某听说尽自己的力量就任职，不能胜任就停止，这是臣子的重大义理；缺少廉耻、贪恋官位、羡慕俸禄，是臣子的重大罪过。大义如同平坦大道，大罪如同深谷，怎么可以舍弃平坦大道而踏入深谷呢？某已经七十五岁，牙齿头发已经衰败，筋力已经疲惫，精神恍惚，如醉如痴；如果不顾知止知足的戒训，忝居议论思考的官班，荒废官职，势必如此。心里知道不可为，所以恳切请求归休，这是大义所在。代理官职满一年，升为正式官员，虽然自古有这种情况，但某在请求退职之时，却承受升任清贵之命；如果不顾廉耻，毫无疑虑地接受，公论一定会说：“这是见到利益就高兴，这是得到升迁就留下。”某虽然没有这样的心思，但行为迹象或许像这样，即使把家中每个人的嘴都用来辩解，又怎么能够自我解脱？在白首将死的年纪，留下贪恋官位、羡慕俸禄的讥讽，那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舍弃大义而不遵循，触犯大罪而不顾惜，臣子这样做，朝廷又何必要任用他呢？这就是某不能自已的原因。伏乞朝廷特许把请求上奏，收回已经发布的成命，允许我回归故乡，实在是千万种幸运。《又乞归田里第一奏》臣只是一个疏陋平庸的人，却忝居清贵官籍，丝毫没有补益，如同背负芒刺。因此数年之间多次请求退居闲处，并不是装饰性的辞说。名分和道义极其重要，这颗心不能欺骗自己。既然深知自己不应当任职，却还勉强就列，这就是缺少廉耻。即使愚昧无知，尚且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的贤士大夫呢？公论不能容我，士友交相责备，都认为我是名教的罪人。臣实在害怕。伏乞圣慈念及臣衰老多病，放归田里，保全晚节。臣祈求上天，恳切至极。《又乞归田里第二奏》

译臣本月初九日恭敬地承蒙圣恩，因为臣请求归田，特地下诏不准。臣反复思量，自己资质平庸鄙陋，长期玷污官班，本来早就不应当任职，却一直到现在还两次惊扰圣听。臣听说士君子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明白出仕、退处、进用、退让的义理。如果琐碎碌碌，不能补益功业，公论认为应当离去，却还贪恋荣华、羡慕俸禄，安然不知道休止，还能称为士君子吗？自从圣朝改革政治，臣首次被召用，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历任内外官职，时间不能说不长；岁月越久，忧虑惭愧越积越多。说到参与议论思考，不能极力陈述天下的利害；说到讲读经书，不能仰助圣学的高明。臣如今七十五岁，形容憔悴，行走艰难，眼睛昏花不明，气力衰弱不振。每逢朝会，战战兢兢，常常担心失去仪态。自知来日不多，必将忽然死去，离开祖先坟墓，不能再在黄泉之下相见，抱恨无穷。这是微臣最为痛切的地方。伏惟圣慈体察臣所陈，无非出于内心的实话，放归田里，使我休养余生。臣冒犯天威，内心激切惶恐至极，谨录上奏，伏候敕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辞免除焕章阁学士状》本月初五日，接到尚书省札子，得知正月初一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任命袁某为焕章阁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任便居住。这样的褒奖升迁过于厚重，臣震惊恐惧而不能安宁。臣私下认为，正式任命学士，确实是朝廷的高级选任，必须学问足以探究古人的深奥，品行足以成为当世的楷模；论器识功业则宏大，论声名则光辉显耀。这样的人承受精妙的选拔，才符合众人的议论。像某这样的人，资质平庸，年纪已经到了耋耄之年，官班渐渐靠近清贵亲近之处，内心每每害怕盈满招损。本来就应当断绝对荣显仕途的念头，哪里敢希望升任深阁？如果冒昧接受，必定会招致祸患。伏乞朝廷特许把请求上奏，曲加怜悯我这衰朽的资质，赶快停止这项错误的恩命，姑且改授给有名望的贤流，也许可以使我的愚拙身份获得安全。所有恩命，某不敢接受。现寄居庆元府军资库，伏候指示。《絜斋集》卷六，宋袁燮撰 策问 祖宗家法 《尚书》说“以成法为鉴”，《诗经》说“全都遵循旧有章法”，实在是因为祖宗的家法，后代子孙应当遵守实行，不可以违背。汉宣帝时，宰臣魏相喜欢考察汉家的旧事，多次分条列举汉兴以来国家认为便利适宜的事情，请求施行。唐代的君主也把太宗作为法式，《贞观政要》一书甚至有人正襟危坐、拱手阅读。古代圣明君主可以作为法式的事情很多，为什么不取法他们，而只把自己的祖宗作为法则和榜样，难道是认为“这才是我家的家法”吗？恭敬地想，我艺祖皇帝承受天命，光耀地居有四海，继之以太宗、真宗能够继承先祖的功业，圣德神功光辉灿烂，与二帝三王相比也同样隆盛美好，汉、唐的君主都不足与之并列。庆歴年间，枢密臣富弼编成《寳训》一书，三朝制度纲纪的法则，在其中灿然完备，实在是我国的旧章成法。《寳训》历代都在经筵进读，用来作为鉴戒，难道不是万世都可以遵守而不应改变的大法吗？虽然如此，事物有本末，事情有始终，自古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没有不把君主的德行作为根本的；可是《寳训》却首先讲赏罚，把并非应当首先讲的内容放在最前面，难道其中本来有深意吗？求谏是帝王盛大的美德。此书到末尾才开始谈到它，难道是因为书中所记都是急务，不一定按照先后次序来说吗？三朝建立国家的规模，虽然不是小智小谋所能窥见的，但从这部书中寻求，大概可以看见。当五代末年，天下分裂，不容易统一。我国祖宗兴起以后，终于能够削平祸乱，巩固基业，传之无穷，这究竟经过了怎样的修治经营才达到呢？对上，君主的威势振作，朝廷尊严；对下，百姓生活富足，风俗美善；对内，以大统率小，如同手臂指挥手指；对外，边疆安宁，四方异族宾服，功绩光明显著。这些成就的根源，也可以从这部书中寻求吗？至于用人、考核官员、任用将帅、制约藩臣、谨慎刑罚、管理国用、抵御戎敌，传示给后世，都可以作为法式。考察前代，这些也都符合今天的治理，本来应当以三朝为法式。然而因时制宜，其中或许有不能完全相合的地方，所以称颂尧舜的人说：“若稽古”；“若”是顺从而实行，“稽”是参照而考察，随时而行的道理不能完全拘泥古法。那么《寳训》所记载的事情，是不是每一件都应遵行呢？还是选择其中适合今天的来使用呢？请一并说明。宗法

译问：古代建立宗法，是为了使亲族关系更加笃厚、使风俗更加淳厚。大宗和四个小宗合起来，就是五宗。大概诸侯的庶子不敢把自己的父亲作为祭祀的祖先，而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这就是所谓“别子为祖”；继承别子的，就是宗子，百世都不迁移。别子的庶子又不能把别子作为祭祀的祖先，而让自己的嫡子继承别子；这就是所谓“继祢”的小宗，五世以后就迁移。这样的制度不只适用于诸侯的别子，异姓中由平民起家而成为大夫的人也一样。嫡子一代代相承，每遇事情都来咨询告知；有大宗作为小宗的统属，又有小宗作为众弟的倡导。小宗虽然亲族关系穷尽后便迁移，大宗却始终保持正统，所以即使百世之后，亲亲之恩也未曾断绝，风俗怎么会不淳厚呢？然而我曾考察各家学说，关于“别子”的解释并不一致：有人说是君主嫡妻的儿子、长子的同母弟；有人说公的儿子全都是别子；有人说诸侯的同母弟不全都能成为祖；有人说始封之君另选一人为祖。从今天看来，难道也有明确而不可改变的说法吗？别子的嫡子称为“继别”，这是可以的；但礼书中有“继别子之所自出”的说法，那么所谓“继”究竟指谁呢？别子的正统既然已经成为大宗，大宗有庶子和庶孙时，他们的兄弟又各自成为宗吗？还是成为小宗呢？古代宗族将要办事时，族人都侍奉在旁，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由宗主处理的。既然应当由嫡子继立，假如嫡子不是合适的人，违背道理、扰乱常规，又有谁能超过他的宗族而另立宗主呢？祖先在上面迁移，宗族在下面更换，这是说亲族关系已经尽了。亲族关系既尽，便不再互相作为宗族，于是将它更换，这样五世之外就另立宗族了。上面没有可以继承的宗子，下面却自行成为宗族，这可以吗？把人们用姓氏联系起来而不加区别，用共同的祭食联结起来而不分离，即使百世之后也不通婚，古人记载说这是周代的制度。这样看来，宗法没有比周代更详备的了。有人说夏、商的制度与周代不同，那么如果上面的庶姓已经分开，下面的亲族关系又已经疏远，婚姻便可以相通，这又怎么能算盛世的制度呢？过去熟悉五宗制度的人，如毛苌、杜预、贺循、薛综一类，他们的说法已经很详细了，究竟谁对谁错呢？东坡苏氏认为，如今没有世袭卿大夫，大宗不能恢复建立，想恢复小宗来收拢天下彼此不相亲属之人的心，他的说法似乎有道理。然而自古以来，哪有舍弃大宗而只建立小宗的呢？只建立小宗，五世以后就会逐渐离散而无所归属，亲亲之道怎么能够长久呢？请试着梳理这些问题来说明。历象一 问：古代圣人仰观上天，认为日月星辰悬垂着天象；即使天象明白，运行度数却极其细微，不可以不加以观察。因此，《尚书》中有观测天象、运用璇玑玉衡的记载，《周官》中有冯相、保章，至于《月令》所记载的尤其详细。天向左旋转，日月星辰向右运行，这是礼经中的说法。但有人说天向右旋转而沉入海中，太阳随天运行，这就与经文相违了。太阳照耀白昼，月亮照耀黑夜，阴阳的精气发出光辉，它们的类别相同。但又有人说太阳落入海中，月亮隔着海水映照太阳，所受光的多少随着太阳的远近而变化；这样就是月亮要依靠太阳才能发光。月亮不能自己发光，而群星灿烂，难道它们独自能够发光吗？史书称太阳有中道，月亮有九条运行轨道。中道就是黄道。太阳离北极有时远、有时近，但总不离开黄道；月亮运行于黄道的南北东西，常常偏离中道。箕宿多风、毕宿多雨，都是月亮运行偏离中道造成的。按道理推求，这果真可信吗？太平时代太阳运行在上道，升平时代太阳运行在次道，衰乱时代太阳运行在下道，这是汉代儒者已有的说法。不知这三种运行轨道的区别，都是黄道吗，还是不是？根据分野星宿来观察妖祥，大概是周代保章氏的职责。春秋时有星星孛入大辰，便知道诸侯将有火灾；岁星运行到星纪，侵入玄枵，便知道宋、郑将发生饥荒。星宿分野的验证，大概就是这样。然而周都处于天下中央，柳宿却是南方星宿，怎么能作为周的分野？齐国背靠东海，虚宿、危宿却是北方星宿，怎么能作为齐的分野？汉元年十月，五星聚集在东井，懂得星象的人知道汉将拥有天下；但后人非难这种说法，认为金星、水星不应背着太阳运行，那么《汉书》所记载的事，果真足以作为受命的符瑞吗？越国获得岁星，吴国便攻打它，但越国最终灭了吴国；燕国获得岁星，秦国便灭了它，但燕国最终又被秦国灭掉。福德所在之处，确实不是出兵者有利。可是有人说，周武王违背岁星运行的方向而讨伐纣王，这是为什么？五星出现在东方，为什么就能作为有利于中国的征兆？月亮运行遮掩昴宿，为什么就能攻破旄头所代表的国家？荧惑星守在岁星所在的位置而退去，为什么能说是行动迅速？用兵者昌盛，天道幽深难测。自从郑国的裨灶被子产阻止后，他的话最终没有应验，难道还能说后人能够彻底测知天道吗？星家的学说，多取用官职名称，所谓中执法、柱下史、尚书从官、谒者、郎将之类，都是后世的官称。不知三代以前也有这些名称吗？如果有，为什么经书中没有见到？如果没有，却自行这样命名，可以吗？班氏《汉志》记载经星一百一十八名，合计七百八十三颗[案：八十三，原本误作三十八，今据《汉志》改正]；后世数术家有的说是二千五百颗，但海上居民所占测的星宿没有保存下来；有的说是二百八十三万一千四百六十四颗。星辰古今本来相同，但数量却如此不相符合。有人在交州海中看见南极以下有许多星，都是古人从未命名的，那么甘德、石申、巫咸果真能没有遗漏吗？谈论天体的三家学说，以浑天说较为优越；但用来推验七曜的仪器如果只沿着赤道运行而没有黄道，那仪器也太粗疏简略了。果真凭什么进行推验呢？观察历代史书，有的先列五宫、次列五星，有的先说五星、后说五宫，有的详细说明中宫、次说二十八宿，这些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大概一定有其用意。儒者所应当讲求的，应把这些全部说明。历象二

译问：从前帝尧首先命令羲氏、和氏观测日月星辰，推算历法的数理，观测天象并占验其征象。大舜继承此事，协调四时、月份，校正日期，治理历法；又通过璇玑玉衡观察天象。历法的数理既已明白，再参考天象，天道于是不会有差错。汉代历法没有比太初历更精密的，日月如同合璧，五星如同联珠，清台所考察的天象，没有能够超过它的；如果长久施行，应当可以没有差错。然而到了建武年间，才一百多年，分度已经出现差异；元和年间，距离天象更加遥远，难道不是太初历起初也有尚未尽善之处吗？汉代的浑仪，是古代璇玑玉衡的遗制。洛下闳、贾逵都制作过浑仪，而张衡尤其精妙，所谓技艺和数术穷尽天地，制作与造化相当，本应尽善尽美，无可非议。但李淳风讥讽它推验七曜时全都依据赤道，这就是说没有黄道；黄道尚且没有明白，怎么能够推测造化呢？一行说过：“六家的学说彼此交相矛盾：如果认为天是覆盖状的，那么南方的度数会逐渐狭窄；如果认为天是浑圆的，那么北方的极点会逐渐升高；而且还有不属于浑天、盖天而另论是非的说法。”这样看来，浑仪也不足以使用了吗？历法即使精密，也不能完全没有误差；仪器即使精良，也难以完全可信，那么应当怎样推步和占验天道呢？又怎样才能恭敬地把历法和时令授予百姓呢？孟子说：“天空那么高，星辰那么远，如果肯探求其中的道理，那么千年以后冬至的日期也可以坐着推算出来。”但司马迁却说，天运三十年有一次小变化，百年有一次中变化，五百年有一次大变化。既然说有变化，那么从五百年以前算起，变化就会多得无法穷尽；千年以后的冬至日期，究竟凭什么推知呢？璇玑玉衡，自古以来都认为是观察天象的器具，但司马迁却说：“北斗七星，可以用斗柄确定四时。”这样说难道不可以吗？他却把北斗说成璇玑玉衡，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为什么不把这些一并陈述出来呢？历代国运 问：我曾考察历代取得成败、盛衰变化的原因，自三代以后，像汉、唐两代，学者大都能够谈论。至于三国鼎立、南北分裂、晋隋统一、五代更迭禅让的时代，往往没有深入考察，所以希望彼此共同讲明。魏氏占有中原，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吴大帝、蜀昭烈帝处在偏远地区，各自较量智谋和力量，最终能够与魏抗衡，排列为三国。他们做了什么、经营了什么，竟然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天下已经分裂，重新统一实在困难。晋武帝时代，竟能把天下混合统一起来，这功劳很高。然而不过传了两代，神州赤县便沦陷在刘渊、石勒之间。[“闗渡江”原文疑有脱误]不久之后，势力微弱的东晋渡江南迁，几年之内便建立中兴的事业。王敦、苏峻之变后，国势又岌岌可危。以弱小之力制伏强敌，最终清除了大恶。苻坚、石勒的雄强，不是晋所能敌的；但晋在淝水取胜，焚烧敌方聘使所带的礼币，丝毫没有表现出中原的弱势。即使桓温挟有震慑君主的威势，怀有不臣之心，最终也不能改变晋的国运。正当国势强盛时，谁也没有料到它会突然衰败，而衰败很快就接踵而来；到了衰败时，几乎不足以立国，却又绵延不绝、长久没有灭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刘聪、石勒、苻秦、拓跋氏一类，占据中原，所向无敌，有的传了几代反而更加强盛。宋武帝出身平民，没有凭借一尺一寸的权柄起家，但兵威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最终取代晋氏而登上尊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北方诸侯，没有比泰和年间的君主更强盛的；江左诸君，没有比元嘉时期更强盛的。他们施政、建设置办，能够造成盛强局面的原因，也可以听闻吗？萧氏、陈氏在南方相继兴起，高氏、宇文氏在北方称雄；它们兴起迅速，灭亡也突然，也可以推究其原因吗？以宋武帝的英武杰出，取得长安后又旋即失去，终身的疆域不过江左。隋氏究竟做了什么，竟能攻取梁、灭掉陈，在天下中央建立政权；统一天下的功业，足以成为子孙万世的基业，却只传了一代便不能继续，这又是什么原因？唐代庄宗、明宗，大体都是一代英主；周世宗威武的声名震慑夷夏，尤其伟大杰出，但都不足以流传久远。他们的形势如同狂风暴雨，突然到来，又骤然停止，为什么得到它如此容易，失去它也不困难呢？成就一定有成因，失败也一定有缘由，儒者难道可以不加以考察论述吗？为什么不把这些详细陈述出来，不要有所省略。边防

译问：古代中国非常尊贵，外族非常卑下，这是辽代以前上下尊卑不相等的情形。管仲不过是霸主的辅佐，却还能排斥荆楚、尊崇中原，匡正天下一次，圣人都赞美他。魏绛劝晋悼公开始实行与戎族和好的五项好处，虽然能在八年之间多次会合诸侯，但中原的地位也稍稍降低了。汉朝与匈奴和亲，送给他们黄金、丝絮、彩帛，贾谊为此感到羞耻，认为这就像脚反而处在上面、头却处在下面，极言其颠倒。但当时中国安定，百姓物产繁盛，也不能说不是和亲的力量。汉武帝穷兵远征，使天下空虚、民力耗损，祸害十分惨烈。然而匈奴受到震慑，到宣帝时，呼韩邪单于到渭水北岸朝见皇帝，上下尊卑的位置于是重新端正，也不能说不是用兵的功劳。权衡这两种做法，对于今天的事务，应当采取哪一种呢？我曾奇怪，晋室东迁以后，江左可以说十分弱小，却不曾轻易与敌人议和。石勒派使者来聘问，晋人立即焚烧他的礼币，不知凭借什么竟敢这样做？难道当时守御、作战、进攻的器械本来完备，没有缺陷吗？唐太宗用兵如神，也不免屈己求和于突厥；后来突厥君长都被唐军擒获，难道这是把和好作为权宜之计，也就是所谓“将要取得它，必先暂且给予它”吗？本朝历代圣主相继，兼爱南北。澶渊之战中，契丹已经退败，精锐兵甲又在后面追击，眼看可以将其全部消灭，却反而与它议和，莫非是出于上天覆盖万物的仁爱，不屑于同它计较胜负吗？绍兴年间，宰相独自主持和议，忠臣义士以死相争；假如当时最终没有议和，神州赤县果真能够全部收复吗？自辛巳年冬天，金人背叛盟约，双方和好于是离散；直到甲申年，天子独自施展英武，发誓洗雪仇耻，却最终没有交战，聘问使者又重新往来，敌人也畏惧威势、感怀恩德，不再侵扰边境。两淮、荆襄之间，耕田养蚕遍布原野，百姓安居乐业，难道不也是和好的明显证明吗？如今边境的嫌隙已经产生，筹划处置实在困难。要同它和好吗？敌人的欲望没有满足，提出不合道理的索取，难以答应的请求，又怎样堵塞它的要求？要同它作战吗？国用正困难，兵力已经疲敝，即使侥幸获胜，又怎样继续下去？是要把和好作为权宜之计，同时不忘记战守的准备吗？沿边屯兵戍守不容易立即撤去；我有吞并它的志向，它便有怀疑我的心思，这样又怎么能突然和好呢？自古对待外族，不是和就是战，不是战就是守。想要建立一个确定的论断，制定长久的计策，究竟应当怎样才可以呢？请把这些详细地说明出来。官制 问：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是代替上天完成事务。尊卑先后各有次序，不能改变；天道自然如此，并不是人凭私意制定的。我曾看《尚书》，说帝尧首先命令羲氏、和氏负责历法和天象，把他们分为四人，各按方位任职，并且设置闰月、确定时令，以此治理百官、振兴各项事业，这些都由此而出。可见羲和的地位如此重要。然而考察他们的职务，也不过相当于周代的冯相、保章之类。周代他们属于春官，以中士担任；而帝尧的命令却把羲和置于“若时登庸”“若予采”之前，这样尊卑先后的次序为什么彼此相反呢？周代天地四时的官，各自统属本类官员，与羲和四子大体相似；但他们的职责却不是“鸟火虚昴作讹成易”所说的那些。私下怀疑太古时代设置官职，大多是依据天象来详细安排的。像郑国子产所说“阏伯主管辰宿，实沈主管参宿”，晋国史官蔡墨所说“五行之官，祝融、蓐收之属”，无不是把天象和阴阳作为职掌。尧离太古还不远，所以也把羲和放在前面吗？周代六卿分掌职务，较为详细地依据人事；但以天地四时命名官职，大概也有其根源。我曾拿《舜典》的九官来参照，百揆的职任本来与冢宰没有不同；但稷官排在它之后，却居于司徒之前；士官又排在后面；还有共工、虞、秩宗、典乐、纳言，数量多于成周，先后次序也很不相同。究竟应当依从哪一种制度呢？《周官》的大体不过是六卿，但周公作《立政》，又有常伯、常任、牧夫，这些是卿吗？还是卿的属官呢？《礼记》说“天子设置天官，先设六大，又设五官、六府、六工”，与虞、周两代都不相合。有人说这是商代制度，可信吗？周代六卿统领属官，按理各类官职应当分别归属，但职方、土方不归地官，而归司马所属；冯相、保章不归天官，而归宗伯所属；司仪掌管宾客和傧相，却不归春官；司服掌管君王衣服，却不归天官。像这一类不止一例，哪里看得出是统领属官呢？古代天子有九卿，周代把孤卿合计为九卿，汉代也有九卿；它们所掌管的职务，果真与古代相合吗？其中偶尔列在九卿之中的，究竟是卿本身，还是另有其他卿呢？《百官公卿表》中有所谓“加官”，古代没有听说过，实在是从汉代才开始的。当时设置这种官职，究竟是为了什么？《周官》记载三百六十种官职，这是定制。按礼制考察，五家设一名比长，由下士担任，这样的官员多得数不清，难道三百六十种官职就到此为止吗？汉代从佐史到丞相有二万二百多人，数量如此之多，和成周制度相比，不知道多了多少倍。然而当时没有听说有官员冗余的弊病。自晋代到唐代，裁省官员的说法在史书中屡屡出现，为什么与汉代不同呢？御史在周代不过是中士；到了汉代，御史大夫的地位仅次于丞相。侍中本来只是秦代丞相的属官史；中书令本来只是汉代宫禁中的臣属；但后世都成为辅佐宰相的重臣。像这样的情况也不止一例，它们究竟因何而形成呢？古代宫中任用士大夫，大概从掌管王宫内的次舍、膳食、衣服、酒浆等官职起，都是由士大夫担任。到了后世，内廷和外朝截然分成两处，宫中任用的人便大不相同。把二者合而为一，可以吗？唐代三省相互沟通，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审查复核，尚书省奉行执行，至今仍被认为是良法。考察周代制度，这种做法与周制相合吗？还是不相合？请把详情回答出来。官禄

译问：古代设置官职、制定俸禄，从来不是没有一定的制度。官员数量多少、俸禄厚薄，都根据事务而定、与实际需要相称，各有不可改变之处。我曾看《尚书》说：“唐虞时代官员一百人，夏商时代增加一倍。”每当想到古代盛世设置官员如此简约，而各种事务没有不办成的，总不免感叹。官员少，俸禄也少，供给费用容易办成，财用怎么会不充足呢？成周有三百六十官职，与古代相比虽有所增加，但同后世相比仍然简略。然而我曾怀疑设置比长，五家一人，由下士担任；合六乡计算，官员多得数不清，俸禄也多得无法计算，即使后世官员冗多的时候，也不如这样多。或者这是理所当然的制度，虽然繁多却没有弊病吗？孟子说：“卿以下的官员一定有圭田；载师以士田供给近郊土地。”解释者说，这就是所谓圭田。近郊的土地，疆界和面积有多大？又有所谓宅田、贾田，圭田所占的地方也很狭小。卿以下的官员，究竟怎样供给他们呢？《王制》说：“三公的田地比照公侯，卿比照伯，大夫比照子男。”孟子却认为：“卿的田地比照侯，大夫比照伯，元士比照子男。”官员任职于王朝，而俸禄却按诸侯国的等级区别，不能说不优厚。俸禄优厚，本来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责任。当时孟子的说法为什么不同？或者这不是同一时代的制度吗？汉代根据官员俸禄的等级计算官府用度，向百姓征收并从山东转运粮食，供给中都的官府，每年不过数十万石；但当时从佐史到丞相共有十三万多人，不知道转运粮食的数量果真足以供给他们吗？裁省官员的说法，自晋代以来就有，而汉代却没有听说，这一定是因为汉代没有虚设官职，俸禄也不轻易发放，制度的完善大概接近古代了。元康年间，认为小吏勤劳而俸禄微薄，于是增加百石以下官员的俸禄十五；这种磨炼廉正操守的用意很明显。这样看来，汉景帝、汉武帝以前的官吏俸禄制度，果真能够满足他们的用度吗？谏大夫的秩禄为八百石，俸钱每月九千多；光禄大夫的秩禄为二千石，俸钱每月只到一万二千，微薄到这种程度，想来是俸禄米粮丰厚吗？从中二千石到百石，一共十二个等级，它们数量和差别同三代相比怎么样？唐初制定官制，才有七百三十名官员，比汉代少得多；但每年转运的粮食却是汉代的两倍。官员少而俸禄厚，也是一种美好的用意。后来有俸禄一千缗的，也有九千缗的，为什么汉代俸钱那样微薄，而唐代却这样丰厚，这其中也有道理吗？常衮的裁减和限额，李吉甫、李泌的建议请求，果真都恰当吗？请把最终的结论详细说明。功臣 问：汉、唐之间，臣下有功业功烈的，一定要表彰并宣扬他们。麒麟阁、云台、凌烟阁为功臣画像，就是这种做法。麒麟阁所画像的只有十一人，而黄霸、于定国一类的人却没有列入，选取功臣实在困难。韩增、刘德、梁丘贺一类的人，并没有什么功绩显著于世，反而能够列入中兴辅佐者之中，这是为什么？云台二十八将，以邓禹建立的功劳为首；从此以下，也应当按照功劳大小排列。寇恂平定齐地，冯彭守卫河内，彭宠攻克延岑，冯异击破赤眉，都是当时卓越而值得称道的人，却排在王梁、杜茂、传俊、坚镡、任光、李忠、万修、邳彤、刘植、耿纯、陈俊、臧宫、刘隆等人之后；那几个人究竟有什么功劳呢？这是什么先后失当呢？马援因为是椒房亲属，不能列入云台；凌烟阁却把长孙无忌列为第一。即使说他贤能而有功，考察他的辅佐功劳，哪里比得上房玄龄、杜如晦？论他的战功，又怎么比得上李靖、李勣？只因为是椒房亲属就把他列在上面，可以吗？尉迟敬德、李宏基、李开山、段志玄、韦顺德一类，琐碎平庸，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侯君集又是叛臣，却竟然能够同元勋大功之臣并列。唐太宗当然不是随意这样做的，难道也有自己的深意吗？唐德宗把功臣分为二等，人数多到一百八十七人；大中年间又增加三十二人，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纷纷扰扰的众多功臣呢？详细考察这些人，真正有功的有多少？名义上称为功臣而实际上没有功劳的，又有多少？请把这些全部告诉我。封驳 问：朝廷是命令产生的地方。设置给事中、舍人、御史、谏官等职，让他们封还诏令、驳正错误、论列政事，把这些作为职责，是为了弥补缺失、纠正错误，使事情归于最恰当。然而考察上古盛世，天子和公卿大臣在上面谋划，各级官吏在下面奉行，如同一家之内父兄下命令、子弟恭敬承受，不敢稍有违背，并没有听说有封驳论列的官职。或许龙所担任的纳言、仲山甫所担任的喉舌，就是后世所谓封驳之官吗？但还不敢认为确实如此。周官司徒的属官有司谏，掌管的只是纠正万民的邪恶；宗伯的属官有御史，掌管的只是诸侯国、都邑和万民的治理法令，也没有把论列政事作为职责。上古的君主谨慎勤勉地处理万事，唯恐臣下不能充分尽忠，封驳论列的职务反而还不如后世，难道本来就有深意吗？而从后世来看，担任给事中、舍人的人，有的论事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有的批驳诏敕能够使局势在一夕之间转变，有的揭露来俊臣陷害狄仁杰的冤枉，有的阻止卢杞任命刺史到饶州的诏命，有的进献规劝如药石般有益的话，有的制止对猫鼠同穴进行庆贺；他们确实坚守正道，不肯诡诈趋附，大多如此。担任台谏官的，有人说必须明目张胆，有人说应当撼动山岳；有人想毁掉白麻诏书，有人叩击额头于龙阶之下；有人斥责裴延龄奸邪谄佞而彰明陆贽的忠诚。他们刚正严肃、敢于当面犯颜、毫不隐瞒，又是如此。不知道上古时代是否也这样呢？比如说“我的行为有违失，你们要辅弼我，不要当面顺从”，又比如说“百官彼此规劝，工匠执掌技艺来进谏”，这就是古人虚心求言的盛德。不知道后世所谓封驳论列，也是否如此呢？君主有恒定的尊贵，臣下有固定的卑下，朝堂阶陛的等级形势明显不相等；上面的人推行，下面的人却非议，这恐怕不是尊崇君主威严、加重朝廷权威的做法吧？又考察历代，封驳论列的官职，开始时名位都很低，后来权力职责逐渐尊重。大概给事中、常侍、黄门一类官职，以及中书舍人起初不过是八品官，只是从这里开始，后来都成为天子的近侍法从。谏大夫本来是郎中令的属官，后来成为谏省的长官；中丞本来是御史大夫的属官，后来成为御史台的长官。为什么开始地位低下，后来却尊贵起来呢？其中一定有原因。为什么不把这些一并告诉我呢？革除弊端

译问：革除天下的弊病，必须遵循天下的道理，即使天下人的怨言，也不必容忍顾虑，这样才可以。从前盘庚迁都时，百姓全都怨恨叹息，盘庚不顾这些而一定要实行。都城建成后，百姓安定了居处，终于成为商朝无穷的利益。由此看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何必顾虑纷纷的浮议呢？圣上兴起，治理功业扫除长期积弊，天下人无不洗心革虑，期待德化成就。铜器的弊病很严重，于是全部销毁，即使王公贵戚之家，敢有私自铸造的，也一定严罚不赦。围田的弊病也已经很久，于是全部开掘决水，即使经过多年已经成为肥沃良田，也不吝惜。至于会稽的和买，又听从近臣的请求，按田亩征税，以消除奸民欺诈的念头。这三件事都是道理上当然如此，却是人情所不愿意的。顺应道理施行政令，坚如金石，守信如四时运行，显然是帝王的盛大举措；斟酌而达到最恰当的程度，谁敢不服？虽然如此，人心追逐利益一天天增长，势头炽盛，几乎无法遏制。如今严加约束，向天下下令说：“不许冶炼铜，不许围田。”听到命令的人都惊惧，没有谁敢违犯我。不知道时间久了以后还能这样吗？自绍兴年间铜禁严厉以来，令人凛然畏惧，但不过几年，私自铸铜钱的现象便照旧发生。淳熙以来，贤能的监司、郡守也曾向朝廷提出请求，决开围田。决开不久，围田又恢复原状，难道不是逐利之心难以遏制，暂时停止后又重新兴起吗？如果一定要断绝逐利之心，非严刑峻法不可；但严刑峻法不是太平时代所崇尚的。那么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人心惊惧畏服，始终像今天这样呢？按田亩征税，本来是为了平均公平；但过去确实属于下户、依法应当免税的人，如今也被包括在内，能没有损害吗？豪强大族从前把大田析分为小田，得以同下户一起免税；如今按田亩征税后，他们缴纳的必然更多，能不怨恨、诽谤吗？这些也可以不必顾虑。不知道今天实行的制度，果真能够长久而没有弊端吗？如果不能做到没有弊端，施行在百姓身上，使他们仍然心怀怨恨，那还不如完全没有怨恨更好。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人心甘情愿地服从而不怨恨呢？请把这些详细说明。田制 问：古代井田制度，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大概岐山一带有平土的制度，而小司徒的职责中有井牧的制度。所谓平土制度，是三屋组成一井，积井成为通，积通成为成，积成成为终，积终成为同。所谓井牧制度，是九夫为一井，积井成为邑，积邑成为丘，积丘成为甸，积甸成为县，积县成为都。名称和数目都不相同，还是随着时代有所损益，不能完全相同吗？还是旁加的解释确实存在呢？井田制度在“同”这一层已经完备，而司徒的职掌只到“都”为止。“都”果真足以包括全部井田制度吗？宅田、士田、贾田，为什么划在近郊？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为什么划在远郊？像这些类别，一定都有可以说明的道理，能详细说说吗？一百亩的田，所供养的不过八口，其余成年男子作为余夫，也按人口授田。这样看来，在最初授田时，丈量土地、设置邑里、安排居民，本来已经没有空闲土地了。不知道余夫所受的田从哪里来？若取近处的田，就没有剩余土地；若取远处的田，就会使父子分居，这不是先王厚待人伦的道理。周代授田，以不易、一易、再易为等级；又有所谓莱地，即田地最终荒芜为莱，诗人曾对此加以讥刺。周代强盛时，理应没有遗漏的利益，但田地仍有荒莱，难道竟肯废弃而不治理吗？杜佑《通典》说，九州的土地中，已经确定开垦的有九百万余顷。九州的疆域可以说极其广大，如果确如杜佑所说，那么一州之内才一百多万顷，这可信吗？《禹贡》所说荆州、扬州的田地，大概是等级最低的；但唐代却把江淮地区作为财赋的渊薮，古今之间土地的利益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呢？秦人废除井田、开通阡陌，天下人本应承受不尽的祸害；然而不过几年，便出现国家富裕、军队强大的巨大好处，于是使先王制度一旦废弃便不能恢复。秦难道反而超过古代吗？汉朝兴起，本来可以恢复古制，却因循简陋、迁就现状，最终没有恢复。公家、私人积蓄本应匮乏，但鸡鸣犬吠、烟火绵延达万里。田租轻到三十税一，最轻时甚至全部免除，竟有三代不能做到的事情。汉代果真超过三代了吗？赵过实行代田法，一亩分为三条畎沟，每年轮换耕作，大概是古代的制度。不知道所谓三条畎沟，是周代不易、一易的制度，还是赵过自己创制的？耕作其中一条，废置另外两条，收益似乎很少；但考核所得粮食却常常超过漫田，每亩一斛以上，难道是轮流休耕以保存土地肥力而达到这种效果吗？如果想使土地肥力有余，只要增加培育就可以了；如今却把土地废置不治，不治理反而能够获得利益，这种办法果真可以通行天下吗？王莽时期，王田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买卖；受田的人全都按照制度授田。后来农民、商人都失去职业，粮食和货物流通也都废坏了，难道是想恢复旧制度，却用错了人吗？荀悦著论，认为井田制度不适合人口众多的时代，他的话似乎有道理。然而考察北魏兴起，到了太和年间的君主时，大概已经传了几代；当时号称极盛，户口众多，却能够大致依照古制，把天下土地平均分配。隋朝开皇年间，垦田达一千九百万顷，户口逐年增加，号称繁盛富庶，竟能派遣使者四处出行，平均分配天下土地。已经出现的成效，由此可以看见。既然这样，说井田制“不适合人口众多的时代”，可以吗？北魏有露田、桑田、麻田；隋代有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它们的法度哪一种符合古制？唐代的口分田、世业田，无论尊卑贵贱都各有分配，残疾、疾病、孤儿、寡妇也没有不受供养；只要守持而不失去，完全可以传之久远。然而贫困得无钱安葬的人，允许卖掉永业田；愿意迁往宽乡的人，允许卖掉口分田。以唐太宗的英明，尚且不能讲求先王维持制度长久不变的用意；而在立法之初，已经打开了变更、毁坏制度的端绪。难道古代的道理难以实行，即使想使它长久流传也做不到吗？请把这些全部告诉我。学制

译问：古代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没有比兴办学校更优先的。五帝时代已经有“成均”这个名称。经书记载，有虞氏为老人养老，设有上庠、下庠之别。夏代称东序、西序，殷代称右学、左学，周代称东胶、虞庠，这是四代不同的名称。然而《礼记》把虞代称作庠，孟子却说周代称庠；《礼记》把夏代称作序，孟子却说殷代称序，为什么彼此相反到这种地步？《礼记》说“天子称为辟雍”，《诗经》说“于乐辟雍”，那么辟雍是学校的名称；有人却把它解释为音乐之所，难道是因为考察《周官》而没有见到所谓辟雍吗？建造灵台时，周还没有成为天子，所建立的学校不过是诸侯的泮宫，怎么能僭越而成为天子的学校呢？《大戴礼》有东西南北四学，又有太学，皇帝都曾进入其中；但考察《周官》《礼记》都没有看到这些，不知这五种学校究竟是哪一代的学校？周家教育世子的办法，是在瞽宗学习礼，在上庠学习书，在东序由大司成讲论，大概兼有虞、夏、商三代学校的制度。《王制》说：“考核不遵守教令的人，先从右乡迁到左乡，从左乡迁到郊，又从郊迁到遂，都让他们在学校学习礼。” 这样看来，乡、遂以及郊都没有不设学校的。《学记》又记载家塾、党庠、术序、国学，大概学校制度兴盛到了这种程度，而《周官》却略而不载。掌管师儒的官员，把那些凭借贤德和道术取得民心的人归属司徒，但不参与学校政务。只有大司乐掌管成均的制度，以治理王国的学校政务，并在瞽宗祭祀乐祖。解释者说：“成均，是五帝的学校；瞽宗，是殷代的学校。”周代学校的兴盛，在《周礼》中所见也不过如此；作为太平时代的典章，细微事务都完备，却唯独把教化的根本略写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呢？从灵台开始营建时，就已有辟雍学校；到周武王时，镐京又有辟雍，却偏偏不见于《周官》，难道所谓成均就是辟雍的别名吗？汉朝兴起，太学设置博士，太常从百姓中选择仪表端正的人补为弟子；郡国也派遣学生到太常学习，把教导学生的职责同掌管礼乐的机构相联系，难道也是周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吗？东汉洛阳建立三雍，桥门之内戴冠束带的学生多到亿万计；又有四姓小侯之学。到了东汉末年，太学学生达到三万人，大概比西汉京师的太学还兴盛。唐代扩建学校，达到一千二百区；当时有国子学、太学，又有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比东汉更多。这些学校的建立制度和教养学生的方法，果真能够接近古代吗？请把它们一并陈述出来。礼仪 问：从前有虞氏命令伯夷掌管三礼，巡视四岳，修明五礼。解释者说：“三礼，是天地人三者的礼；五礼，是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到考察成周大宗伯的职责，掌管天神、地祇、人鬼的礼仪，而五礼的条目无不具备，这就是有虞氏遗留下来的制度。成周所谓“天神、地祇、人鬼的礼”，就是有虞氏的三礼吗？然而说“神”、说“祇”、说“鬼”，不过是祭祀的礼罢了。用吉礼侍奉诸侯国的鬼神，仅这一句话就已经概括无余。有虞氏的三礼，也只是祭祀之礼吗？这是学者应当深入考察的。周代借鉴夏、商二代，制定经常施行的礼三百条、细小礼节三千条。周公制作礼制，见于《周官》的，已经纤细详尽；但太宰建立六典时，又有所谓礼典，这是什么书呢？是经过秦火而湮没了吗？还是今天流行的《仪礼》就是礼典呢？礼具有仪式，就像树木具有枝叶一样。到了春秋时期，礼与仪分裂为二，从郊外慰劳直到赠送财物，能够没有违失的很难；却说“这是仪式”，便不能称为礼。问：揖让、进退、周旋的礼，也说“这是仪式”，而不是礼吗？礼仪如果不足以构成礼，那么礼仪中的枝叶部分就不足以称为木了吗？韩宣子到鲁国去，看到了《易》《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都在鲁国了。”解释的人说：“韩宣子所看到的，大概是周代旧有的典章礼经。”从今天看来，《春秋》辨析名分、区别嫌疑，把它称作周礼还可以；可是《易》《象》为什么也称作礼呢？揖让进退、周旋应对、郊外慰劳以及赠送财物，不能称为礼；却把《易》《象》当作礼，这实在无法解释。汉朝兴起，叔孙通创立一套帝王的仪礼，鲁国的两位老儒生非难他，说：“礼乐要经过百年积累德政之后才可以兴起。”朝廷召他们来，他们却不能前来；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不合古制，这也就可以知道了。把这套礼仪施行于当时，能够使群臣肃然无声，高祖也懂得做皇帝的尊贵，其明显效果竟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一心专门致力于德化的君主，认为繁琐的礼仪和外在的仪容对治理没有益处，于是罢除了主管官员想要制定礼仪的做法。当时礼教似乎应当完全废弃了，可是社会上却兴起了礼义之风，难道获得礼的根本，果真不在于外在仪容这些末节吗？整个西汉时期，学者不能明白地看清这一点，只是把士人的礼制推行到天子。中兴以后，章帝认为群臣受到礼仪拘束，单独让曹襃尽心搜集编定礼制，于是依据旧典编撰冠礼、婚礼、吉礼、凶礼以及始终各项制度；可是议论的人却认为这会破坏、扰乱经学而非难他。汉代的礼制从此不能实行，一代的大典竟荒废到这种地步，那么究竟凭借什么来治理国家呢？唐太宗想要兴起礼乐，贤能的辅佐大臣却不能回答他；所谓《贞观礼》，究竟好不好呢？不好。后来又有《显庆礼》《开元礼》，以及《郊祀录》《礼阁新仪》《续曲台诸礼》等书。唐代的礼书，明白完备，似乎不是前代所能相比；但它们果真符合先王的制度吗？也不符合。制定礼制却不合先王之道，就和没有礼一样。考察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以来所制定的礼制，其中哪些事情合于先王之道？哪些说法违背圣人经典？我都将在篇中写明，以便考察所学。服制

译请问：从前有虞氏观察天象制定服饰，上面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绘在上衣上；下面的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绣在下裳上。认为天的大数不过十二。等到考察成周的制度，却减损为九章：日、月、星辰绘在旌旗上，龙提升到山章的位置，火提升到宗彝章的位置。这是随着时代沿革而变化，不得不这样。从今天来看，有虞氏的十二章，从东汉、魏、晋、宋、齐、梁、陈以来，往往沿用；而周代的六种服制，只有唐朝初年使用，不久又废止了。有虞氏和周公都是圣人，他们制定的服饰也都是圣人制定的，可是后世取舍竟然如此不同，难道也有什么道理吗？有虞氏所制定的只有这十二章，而成周从衮冕以下，又有鷩冕、毳冕、希冕、玄冕。难道这就是《虞书》所说的“五服五章”吗？还是不是呢？周人鉴于前代礼制，制度明备，从祭祀先王、先公，一直到祭祀各种小祀，都根据礼仪大小制定服饰等级，这个道理本来应当如此。然而这五种服饰，公、侯、伯、子、男以及孤、卿、大夫，也可以随着爵位高低而穿用。只是不能知道他们在辅佐天子祭祀时，是按照自己原来所穿的服饰，还是另有规定呢？还是要有所减等呢？如果说按照他们自己原来所穿的服饰，那么其中本来就有与天子相同的，也有比天子更隆重的。况且在祭祀社稷和五祀时，天子只穿三章之服，而公穿九章，侯、伯穿七章，子、男穿五章，这可以吗？尊卑混乱，礼制难道会这样吗？如果说辅祭时服饰比经典规定的天子服饰低一等，那么经典中没有明文可见；只有解释《三礼义宗》的人认为应比天子降一等，这个说法似乎有道理，却还不够完备，不能拿来作为依据。郑玄注释《周礼》，把鷩解释为华虫，这个道理或许还接近；至于把毳解释为宗彝，知道二者不相类似，便说是虎、蜼；把希解释为粉米，知道二者没有关系，便说是刺绣。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过去有人怀疑，认为鷩、毳、希、玄在当时一定各自有专门的服饰，未必就是华虫以下七章、宗彝以下五章这一类服制。天子和群臣的服饰不应混乱。比如衮冕，天子和公都可以穿，但龙升降的形态不同；这也足以区别尊卑、明辨细微之处。其他服饰也应当都是这样。《司服》所记载的，从祭祀昊天上帝开始，到祭祀各种小祀结束，各自都有相应服饰，唯独祭祀地神完全没有提到。不知道夏至那天，在泽中的方丘举行祭祀完毕时，应当穿什么服饰呢？如果说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礼制不分隆盛和减杀，那么在暑气炎热的时候，却穿隆冬严寒时的服饰，难道人情会这样吗？汉明帝时，皇帝乘舆穿十二章服，三公、诸侯穿山龙九章服，九卿以下穿华虫七章服，大体上兼用了虞、周两代的制度，却没有完全实行。唐武德初年，天子的服饰有大裘、衮冕、鷩冕、毳冕、绣冕、玄冕，大概是周代制度。到了显庆年间，礼官无忌、志宁等人上奏非难，认为《月令》说孟冬天子才开始穿裘服，显然是为了御寒，按道理不适合在暑天穿。又依据《郊特牲》所说周代郊祭穿衮服、象征天的说法，以及汉明帝穿十二章服祭祀天地的制度，请求郊祭天地都穿衮冕，停止使用大裘；他们的说法虽能讲通，可是《司服》中大裘的礼制于是废止了，这可以吗？《郊特牲》固然是礼经，《周礼》也是周公所作，周公是圣人。不相信圣人的话，还能相信谁呢？夏至祭祀地神时所穿的服饰，一定有可以考见的依据。应当依据经典来说明它。经生家学 请问：汉代东西两汉再次拥有天下，经学家和学者纷纷见于史册，也可以说是盛况了。然而列入《儒林传》的，大多是专门治学、以一家之学著名的人，他们结党同异、攻击异己，难道真正把握了学问的大根本吗？如今取来仔细考察，便会发现有人告诫公孙子务必从事正学，不要阿谀世俗；有人认为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言，用来规劝武帝的过失；有人为人精悍，处事分明，连董仲舒也无法驳难；有人说应当修行先王之道，不可委曲自己去顺从世俗；有人父子自称盲人，不肯在王莽朝廷做官；有人把这些道理施用于政事，能够使反向的风止息、火灾熄灭、老虎向北渡过黄河；这些人都在当时闻名，并为后世所表彰。这难道可以因为他们专门治学就轻视吗？专门的学问，果真使他们获得了圣人经典的精微吗？如果能阐发幽深隐微的道理，本来应当可以流传久远。然而流传到今天的，还有几个人呢？《书》只有孔安国，《诗》只有毛亨、郑玄，《礼》只有戴氏而已；其余都散失湮灭，百份之中连两三份也保存不下来。专门治学的价值不足以过分看重，大概就是这样。可是西汉时期，大师传授弟子多到千人；中兴以后，著录在册的有数千人，还有多到一万人。对此我曾经感到疑惑：以孔子的圣德，跟随他学习的人也只有三千人，汉代儒生难道还能比孔子更贤吗？为什么他们的门生会这样多呢？《唐史》记载儒学的情况，仍然像汉代的《儒林传》。三百年之久，以儒者著称的人很多，却没有听说有像汉代儒生那样专门治学、著名一家、讲经授业的盛况。也有以炫耀聪明来规劝君主的人；有搜集编次经史和诸子百家，向皇帝进献帝王兴衰之道的人；有陈述阴气强盛、阳气衰微，并驳斥姚崇关于太庙屋顶毁坏之回答的人；其他博古通今、著名于世的人，也大多有不少。若问他们的师承究竟从哪里来呢？可是他们以向老师学习为可耻，竟有像韩退之那样的说法；不知道当时的学问源流究竟又是从哪里来的？请把这些情况一并陈述出来。离骚

译请问：王道的踪迹断绝，诗也随之衰亡；忠臣义士忧虑国家、爱护君主的心情十分迫切，却没有办法表现自己，于是发为感激悲叹的声音，像屈原的《离骚》就是这样。屈原被君主遗弃，寄居山泽之间，却始终牵挂君主而不能忘怀，可以说是忠诚了。然而我曾经疑惑：道合就跟随，道不合就离去，这是古人侍奉君主的大体原则。胸中有所蓄积，却在当时不被任用，即使古代圣人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施展，屈原又怎么能一定使君主觉悟呢？不被理解却不忧闷，不被知遇却不悔恨，古人自处的态度，大概就是这样。屈原因为被弃，终于悲愁愤闷而不能自我排遣；《远游》大概是无处申诉，于是想寄托于仙人，与他们一同游玩，周游天地之间。又自述自己的忠信与上天的尺度相合，于是创作《九章》，寄托于祭祀神灵，借此进行讽谏，《九歌》接着出现。甚至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地步，便决定用蓍草和龟甲占卜自己应当处在什么地方；忧虑思索纷乱，精神涣散，又招来自己的魂魄。古人进退出处之际，难道会像这样惊惧急迫吗？他说飘风、云霓，是用来比喻小人；指斥恶鸟、荒草，是用来斥责谗佞之人。他愤恨世道、嫉恶如仇的心情无法抑制，难道符合古人收敛才华、藏在心中，舍弃外在功名便隐居的道理吗？所以班孟坚认为《离骚》是显露才华、张扬自己，使精神忧愁、思虑苦痛，勉强去非难并不适合这样做的人，大概是在讥刺它不合于古人的道理。然而其中有古诗那种缠绵深厚的情意，为什么又被人称许呢？《九辩》《七谏》以及《哀时命》《招隐士》等篇，大体上都是受屈原影响而作；如果屈原果真不合古道，为什么当时和后世的人还这样深切地推重他呢？有人称赞他的义理兼有《国风》《大雅》的特点，可以与日月争辉；有人称赞他遵循正道、直行无曲，竭尽忠诚和智慧；有人责骂他何必沉身投水而作反骚之辞，可是《旁骚》《广骚》又相继出现，这终究是不敢真正诋毁屈原。屈原确实是忠臣用心的体现吗？不过，昆仑山、天帝门阙、倾倒大地、击毙太阳、九个头、三只眼睛等说法，大多荒诞不实；男女混杂而坐，饮酒作乐也不停止，又不是正当的法度，这难道不也是一时寄托寓意的传说吗？从屈原以后，像宋玉、景差、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子云这一类人，也足以窥见屈原作品的境界吗？请把这些问题彻底说明。太玄 请问：从前扬雄深入思考《易经》，创作《太玄》作为模拟，共分为三方、九州岛、二十七部、八十一首，并为它们系以七百二十九赞，也可以说精微了。它的首篇从“中”开始，模拟《易》的中孚卦；接着是“周”，模拟《易》的复卦。冬至这一天，阳气刚刚萌发，经过七天便得到“周”的第四爻，大概取七日来复的意义。然而《易》所说的“七日”，就像《豳诗》所说的“一之日”，指的是月份，并不是日数。《太玄》把一首当作四日半，那么它所说的七日，难道可以当作七个月吗？如果把它解释为日而不是月，也就严重违背《易》“七日来复”的意思了，哪里还谈得上模拟《易》呢？孟喜“六日七分”的说法，除去坎、离、震、兑，只取六十卦，用来对应三百六十天的数目，再加上七分推算，才开始与周天的度数相合。扬雄的《太玄》把六十四卦增加为八十一首，每首对应四日半，共计三百六十四日半，再加上奇赢二赞，才开始与“六日七分”的说法相合。所谓得到《易》的道理、完备历法的数目，大概就是这样。它所使用的数目既然就是孟氏的“六日七分”，而它的首数又比《易》卦多十七个，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孟氏的《易》虽然自称一家之学，可是赵宾把箕子解释成万物萌芽滋生的根本，荒诞不合经典，却自称是从孟喜那里接受的；他的欺罔竟然如此，而“六日七分”的说法《太玄》却确实采用了，这是为什么呢？眉山苏氏也对奇赢二赞有所怀疑，并且说：“每四年增加一分，千年以后，我恐怕大冬会变成大夏。”这话果真足以纠正《太玄》的错误吗？《太玄》的九赞模拟《易》的六爻；六爻把金、木、水、火合为一类，土为二类；九赞却把金、木、水、火分为二类，土为一类，为什么不相类似呢？《太玄》的揲法用于阳家时，一、三、五、七、九为昼，二、四、六、八为夜；用于阴家时，一、三、五、七、九为夜，二、四、六、八为昼，为什么要有所区别呢？《易》的蓍策以大衍之数为根本，虚去一数；《太玄》的蓍策以天地之数为根本，虚去三数；既然差别如此之大，还能说它是模拟《易》吗？“六日七分”的说法，一行非难它；“牵牛起度”的说法，刘洪等人又加以责斥，难道这些说法果真还有不完备之处吗？司马温公的《潜虚》，大概就是模拟《太玄》而作的。冬至之气从“元”开始，就像《太玄》的七日来复；转而经历三百六十四种变化，每一变当一日，于是传授给“余”而结束，就像《太玄》的奇赢。然而以空虚为根本的学说，是六经所没有的，也是儒者不谈的；现在却说一切都以虚为祖本，这可信是真的吗？既然从虚产生气、体、质、名、行、命，又从虚产生形、性、动、情、事、德、家、国、政、功、业，为什么头绪这样多呢？“余”为什么没有变化？“齐”为什么没有位置？性十纯为什么又要与其他事物相配列在其中？从“裒”到“散”，凭什么确定先后次序？从王到庶人，凭什么表示尊卑的形象？扬雄和司马光都是一代大儒，著书立说、垂示训诫，按理说应当平坦明白、容易理解，如今却难懂到这种程度。请把这些问题彻底说明。《絜斋集》卷七，宋代袁燮撰 论 《管仲器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