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斋集卷八宋袁燮撰

译天上有北辰，众星环绕着它；地上有泰岳，众山以它为宗主；人间有师表，后来的学者才有所归依。象山先生，莫非就是学问中的北辰和泰岳吗？他从刚刚懂得学习时起，就探求大道；没有获得就不停止，时间久了逐渐明白，又经过很久而大大明白。此心此理贯通融合，美德就在内心，不必劳神向外寻求。他向当时人揭示说：“学问的要领，不过是得其本心罢了。”人心的本来真性，从来没有不善的；有不善，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孟子曾说：“从前宁死也不接受的东西，如今却为了宫室的华美、妻妾的奉养、所认识的贫困者感激我而接受它，这就叫失去了本心。”孟子的话明白到了这种程度，但学者仍不能深信，以为道隐晦而不知道它显明，以为道遥远而不知道它就在身边。越是向外过分追求，道越被埋没阻塞。到了先生才把它充分阐发出来，像为迷路者指明道路，像给久病者服药；迷路的人醒悟，患病的人痊愈。这些道理并不超出日常生活，本心就在其中。学者亲自承受先生的教诲，从前仰望圣贤，仿佛相隔千万里，如今才知道自己和圣贤同一本心。培育灌溉它，都足以使它繁荣茂盛，这难道不是非常值得庆贺吗？唉！先生对于后学的恩惠，实在宏大。先生的言论，全都发自内心：上可以启发、滋养君主的心，下可以切磋砥砺志同道合者，再下可以开导百姓。至于其他各种著述，也都是出于这一本心。儒家与佛教所以有别，义与利所以分开，他剖析得极其精细，像辨别黑白一样清楚。他遏制世俗学说的横流，挽救天下于沉溺之中，我们儒道的统绪，难道不正在这里吗？我在行都认识先生，亲自多次接受他的博学与约取；有时从整天直到半夜，从未见他有昏昧懈怠的神色。他表里清明，神采照人，仅仅从接触感受中得到的教益，便已使我的鄙吝消除，何况那些警策人心的言语，字字都切合自身呢？先生去世，至今二十年；他的遗言仍然光明显著，精神仿佛还在。恭敬地读它，心神都肃然起敬，如同亲自接受教诲。临汝曾经刊行过此书，但仍有许多缺漏。先生的儿子持之，字伯微，搜集增补，合为二十卷，刊刻于仓司，流传日益广泛，书遍布天下，先生的精神也无处不在。言语浅近而旨意深远，即使古人复生，也不能改易它。唉！这就是他成为后学师表的原因吧！先生名讳九渊，字子静，是抚州金溪人。曾在象山讲学，学者尊称他为象山先生。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门人四明袁燮恭敬撰写。《浮光战守录序》自古评论兵家胜负，关键只在谋划多还是少。然而谋划的多寡，有相差极其悬殊的，也有相差不多的。赵括本来疏忽，却遇到白起；陈余本来迂阔，却遇到韩信。不等两军交锋，胜负已经分明了。曹孟德是一世雄杰，却败给周瑜；杜曾勇冠三军，却败给周访。曹操和杜曾难道能说没有谋划吗？只是某一时刻的智虑不如对手，便不能制服敌人，反被敌人制服。譬如下棋，棋子一着失误，就不能胜过对手。因此用兵最难，军队置身死地，怎么可以轻易谈论呢！从前孔子曾说：“我出战就能取胜。”但回答子路关于统率三军的问题时，却说：“临事要恐惧谨慎，善于谋划而后成功。”这说明他的谋虑精深，防范严密，已经没有遗漏的计策了。上天纵使孔子成为圣人，尚且不敢如此轻忽，何况其他人呢？如今看《浮光战守录》，太守柴侯以少数抵抗多数，三年之间，出战必胜，防守必固，威名显赫，震动当世。莫非他的谋虑精深严密，也有非同常人所能窥测之处吗？出战而没有谋略，叫作徒然作战；防守而没有策略，叫作徒然防守。柴侯的作为，难道是仓促行事、把胜负侥幸寄托在一次冒险上吗？他诚心为国，不顾个人利害。君子观察他的忠心，见他兼通群书，周遍了解兵家的机要；观察他的谋略，见他出奇制胜无穷，仿佛即墨守城；观察他的智慧，见他在城外作战，以昆阳之战为法；观察他的勇气，见他兼具这四方面，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他又能勤于寻求援助。王辛，名将。安昌之战，他冲入敌营，斩下统军首级，可以说胆略勇猛了。他与柴侯协力，以及其他才俊，一同鼓舞奋发，彼此竞争争先，共同谋求功业，都得以相连载入此书。《吴志》说：“同船渡海，只要有一件事不牢靠，大家都要一同遭受失败。”浮光的战守，难道真没有一件事是不牢靠的吗？这就是我反复阅读此录并深深赞美它的原因。《送右史将漕江左序》起居郎真舍人凭借精深广博的学问和端正方直的操守，站在螭坳之侧，进献正直的言论，忠诚直谏、敢于诤言，成为当世的砥柱，士大夫都倚重他，海内都仰望他的风采。唉，真可以说是正人君子了！边境战事正盛，他将出任江左漕运使，准备战舰，朝廷委以重任的用意也不轻。然而当时的公论，都深深惋惜他的离去。因为汲黯这样的忠直之士在朝廷，淮南王的谋反便停止；忠鲠之士的精神足以挫败敌人的锋芒，国家正依靠这种力量而安定强盛，怎么可以让他远离朝廷呢？不过，前朝旧例，凡是准备授予大任的人，都先历任河北都漕等官职，大概是要使他熟悉事务、积累一向的声望。如今选用他，或许也是这个意思吧？起居郎神色严正，敢于直言，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自身，只知有国家、宗庙和百姓而不知有自己的家庭；看待自身仕途的进退，不过像浮云来去，从未让其他念头混杂其中。像玉壶中的寒冰一样，内外都清澈透明，这就是起居郎的本心，并不是由外界强加而来的。从前大禹治水，在外八年，经过家门也不进去，儿子哭泣也不顾。片刻之间到家看一看，似乎也没有什么妨碍，但他连这点时间也无暇顾及，这正是圣人之心所以纯一的地方。《中庸》说：“天地之道，可以用一句话说尽。它自身专一不二，所以生养万物不可测度。”《大雅》说：“上帝正在注视你，不要使你的心有二。”守住这个根本，不必向别处寻求；卓然专一不二，各种善德都具备了。古人之所以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不敢稍有懈怠，是害怕自己的心有时会分裂。起居郎常常守持这颗心，仓促之间也不舍弃，只遵循正道，只顾念国家，努力扶持这个世道，这样国家就有希望了。《诗经》不是说过：“没有事情不是有开头的，很少有能够善终的。”善终实在困难，起居郎要好好思考它！题跋 《跋丁未御书》

译君臣、父子，是人的大伦。君主和父亲蒙受尘辱在外，臣子和儿子却安然坐视而不去救援，难道还具有人心吗？靖康之祸太惨烈了！公卿大臣平日献媚进谄，临到危难便抱头鼠窜；宗庙社稷倾覆危急，竟没有人加以忧虑。延康尚书何公独能激发忠义，联合同盟，在天下倡导大义。圣心记取了他，赐给他御笔书法；后来他把御书归还御府，又另行记录收藏在家。尚书的志向和思虑深远啊！从前穆王命令君牙说：“你的祖先和父亲，世代忠贞笃厚，尽力服务于王室。”孟子也说：“所谓故国，不是说有高大的古树，而是说有世代任职的臣子。”尚书的忠义如此，后代子孙如果真能继承而不断绝，才足以使他的家族世代延续。唉，这是多么伟大啊！《跋宣和六年御制赐沈晦》本朝取士之盛，以这一年为最。因为太平日久，才俊汇集。徽宗皇帝圣明宽宏，哪怕极细小的善处也搜罗无遗。殿试考阅时，将军另有圣旨，把御前特试的人列入五等，共七十多人，这不是旧例。或许圣上的心意另有所在吧？沈晦以万言策作正对，名列天下第一。后来他进入侍从之列，进退都遵循正道，成为著名大臣。他的曾孙、临川法曹燧，把闻喜宴所赐的御诗给我看，使我看到了当时恩宠荣光的盛况；又拿出他祖先的奏议一大编让我阅读，其中忠直恳切，都足以感动君心、振兴世道。我更加知道徽宗所以特别选拔真正人才，大概并不专门取法于象数之学。唉，真伟大啊！《跋云巢王公〈续雅〉》云巢王公，是名卿的儿子。他喜爱古书，才华优美，却淡泊荣誉利禄。世俗所喜欢的一切，都不能进入他的心中；山岩沟壑奇特绝妙的情趣，却片刻也不忘。胸襟如此，发而为诗，自然清新俊逸，超出尘俗污垢之外，本来就应当这样。《传》说：“不了解一个人，就看他所交的朋友。” 紫微张公，是一代杰出人物，却与云巢结为知心好友，彼此唱和，由此便可知道云巢的高雅情致了。我到临汝，才认识云巢的两个儿子；他们都修身谨慎，遵守家法。一天，他们拿先大夫的《续雅》一编给我看，我恭敬地读它，篇篇都是超越尘俗的绝妙言语。秋山诗说：“早晨倚着高栏，清爽之气真可以吞咽。”这不是食人间烟火的人所能说出的。两个儿子何不面对山建一座小亭，取名“咽爽”，以此不忘先君子的雅趣呢？《跋高公所书〈孝经〉》《孝经》一书，是各种德行的根源。赠特进、四明高公，曾亲自抄写此书传给孙子，流传至今。特进曾任春官贰卿，他的弟弟也任贰卿，以学问品行纯粹著称于绍兴年间；因与秦丞相意见不合，终身不再被任用，退居乡里。士人从亲自接受他的教诲中得到启发的很多，何况是同胞亲人呢？如今看他的遗墨，楷正而有法度，没有一点一画是仓促写成的。扬子云说：“书法是心灵的图画。”柳诚悬也说：“心正，笔就正。”心，是一个人的根本，也是家族传承的要道。谁不爱自己的子孙？给他们爵位俸禄，如果心术不正，就不能使财富继续丰厚；用心不正，也不能守住已有的一切。只有这种心的传承，精纯而不混杂，气脉不断，它大概会越久越昌盛吧？高公的曾孙、国子进士高指得到这一编，珍藏保护它，正是把这颗心当作珍宝。高氏家族的兴盛，希望还没有止息，所以我赞美这件事。《跋中丞陆公奏稿》陆中丞的名字缺失。然而根据《徽宗实录》，政和六年七月丙辰，大司成陆蕴被任命为中丞；七年五月甲午，盛章以宣和殿学士提举崇福宫；同月庚戌，中丞陆蕴以龙图阁待制出知福州。如今看这篇评论盛章的奏疏，原来是在盛章奉嗣之后，不久获准每月朔望入朝的时候写的。中丞厌恶他的行为不正，所以攻击他。当时士大夫柔弱谄媚成为风气，唯独陆蕴能够这样排斥奸邪，难道就是所谓“凤鸣朝阳”吗？不久他被补任外地官职，实在令人叹息。后来有一个陆德先也任中丞，却没有什么建树，不能和陆蕴相比。因此我特意把陆蕴表彰出来。《跋胡文恭草稿后》胡公外表和顺而内心刚正，平时温和，不动声色，谨慎持重而不轻易发言；一旦发言，也不可使他回转，这正是欧阳公所取重的地方。苏子由以直言应对策问，指陈朝政缺失，触犯君主而毫不顾忌，可以说是忠诚正直了，可胡公却坚持要贬黜他，为什么呢？不过，胡公并不是厌恶直言、憎恨正直的人。当时内侍杨怀敏的势力震动朝廷内外，已经因罪被斥退，不久又被召回复任旧官；胡公当时任知制诰，极力论说此事不可，却不肯为他草拟制书，也可以说是有操守了。评论人物，不应因为一个过失便遮蔽他其他的美德，这样才对。《跋李丞相论和议稿》汉代仲长统说过：“中世选任三公，只求清廉谨慎、畏惧小心，这不过是妇女的操守、偏僻乡里普通人的常态罢了。”确实如此！扶持危局、挽救倾覆，承担国家的重大托付，不是英伟奇杰之士，谁能胜任？像李公这样的人，足以承担这种责任了。看他的言语和字迹，尚且足以使人肃然起敬，何况亲自接受他的教诲呢？李公交友一定选择端正的人，那么常公也一定是正人。我因此把他们二人都视为贤者。《跋〈忠节传〉》

译李蕲州去世时，我已经为他写过墓志铭。如今又得到诸贤相继发表的正论，彼此发明，使大义更加光明。即使有不了解情况而妄加议论的人，对正人又有什么损害呢？但有一件事令人深恨：古代制度不明，守御的职责，竟糊里糊涂不知道在哪里，于是使忠臣义士白白遭受这种祸害。况且蕲州如今是次边，距离极边还很远，敌人却无所忌惮，动辄敢于冲破我们的藩篱，越过我们的内地，深入我们的次边，这是谁的过错呢？古人说，天子以四方夷狄为守卫；天子地位卑弱，便以诸侯为守卫；诸侯以四邻为守卫；诸侯地位卑弱，便以四境为守卫。可见守御之地，不能只说远近。处在极边的人不尽职，方伯、连帅又迟缓而不能及时处理，只有守次边的将领独自承受敌人锋芒，难道不艰难吗？这会助长敌人轻侮的念头，给边境造成无穷祸害。他们一旦达到目的，稍有空隙，又将乘机进攻，使我们奔走应付都来不及，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这都是守御职务苟且因循、不顾远方边防的缘故。如果真能得到李牧、赵奢一类的人，训练我们的军队，充足我们的财用，增加我们的犒赏，严密防备、坚固守御；他们有时侵犯疆界，我们就从后面追击，他们难道能没有回头顾虑吗？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老熊挡在道路上，卧着的貉子不敢通过”。即使藩篱尚且无法攻破，他们又怎么能越过我们的内地？又怎么能窥伺我们的近边？当今的事务，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忠于国家的人，何不替清明的时代赶紧把这件事说出来！《跋罗亨甫书写陈使者死节事》带着羞愧活着，不如无愧地死去。大义昭然，如同揭开遮蔽物便显现；日月一样明白，这就是人的良心。陈公为节义而死，并不是有意刻意这样做的。人的根本之心，显明得如同水之寒、火之热，本性本来如此罢了。唉，真值得崇尚啊！《跋〈相山正论〉》已故枢密使王公，淳熙年间被召任大宗伯，我曾进见拜谒他。他仪表丰伟，议论英发，当今海内有这样的人物，可以说十分罕见。如今读《相山正论》一编，才知道他的思想源流。艰难时期，他的忠愤鲠直恳切，见解明白精当，别人不敢说的话，他都能说出，对当世急务大有补益；由家教熏陶而成，难怪有这样的儿子了！等读到《尚书倪公表先待制之墓》，于是更加知道他的思想从哪里来。奸相窃取权力，妄自制造边境事端，没有人敢稍微违逆他的意旨，唯独王公竭力同他争辩，甚至无暇替自身打算，这难道不是相山教导他以义方的明证吗？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过在于义和利。因此说：“君子通晓义，小人通晓利。”义，是天下的公义；利，是一己的私利。忠臣的心中只有国家，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王氏一家，正人相继出现，于是成为世代显贵的家族。孟子说：“所谓故国，不是说有高大的古树，而是说有世代任职的臣子。”像伊尹有陟，周公有伯禽，召康公有虎，才可以说能够使家族世代延续。料院天资英迈，日夜思考这些道理，必定将竭尽忠诚，和他的先世走同一条道路。《诗经》不是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吗？唉，还要努力啊！《跋滕君〈勿斋记〉后》士君子立身于世，所以不同于普通人，是因为他懂得道。不学习就不懂得道，不懂得道就无法做人。因此圣人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即使当晚死去也心甘情愿，这是极其恳切的话。什么叫道？就是说，这件事对，那件事错，不过是两个方面；舍弃错误，遵从正确，道就在这里。皇极的教言说：“没有偏私，遵循王的正义；不要任意偏爱，遵循王的正道；不要任意作恶，遵循王的道路。”没有偏私、没有党援，王道广大；没有党援、没有偏私，王道平坦；不反常、不偏邪，王道正直。这些话的意义多么深啊！不要做不善之事，其中可以涵盖无穷的道理。孟子也说：“不要去做自己不该做的事，不要想要自己不该想要的东西。”不过如此罢了。古人明白而恳切的言论，大体就是这样。滕君用“勿名斋”作为斋名，含义极其简约，所包含的范围却很广，符合古人的本心，所以我赞美他。《跋子渊兄弟行实》士大夫要在当世有所建树，关键应以崇尚志向为根本。志向不宏大，却从早到晚思虑不出狭小形体的细微欲求，凭什么承担重任、达到远大目标呢？南城傅氏兄弟，天资都很高，又以笃实学习辅助，不满足于小小的成就，而在大道上用力；他们的见识明白清楚，没有丝毫差错。子渊从象山先生那里得到的学问，可以说真正把握了根本。两个弟弟继承下来，同出一源，都是人中的杰出人物。子渊教化方圆百里的地方，不劳烦过多施为，百姓自然受到感动。三年间，因罪受杖刑的才十六人，这难道是胸怀区区智术的小丈夫所能做到的吗？和父做官，也一向遵循这条道路。子野虽然老年仍是平民，但开禧年间所上的奏书，慨然流露出忧虑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心情。他的儿子正夫亲自接受慈湖先生的教诲，内心有所获得，气脉相承，没有间断。把古代先王盛世的人物作为目标，对汉代以来的人物有些不屑，这才可以说有大志。每天进步而没有止境，谁能阻挡他呢？有了某种善行却又丧失它，才智达到了却不能用仁德守住，即使得到也必然失去，那么这种智慧还不算宏大。唉，难道能不努力吗！《跋〈祖姑岁月记〉》我生于绍兴甲子年，还是孩童时，先母戴淑人多次对我说起六世祖姑的贤德。祖姑嫁给奉川蒋氏，她在辛未年春天去世，那时我已经八岁。奉川距离城里较远，她的儿子和孙子从未彼此来往。嘉定壬午年，才有来访的人；我询问他的家世，原来是祖姑的孙子。他把《祖姑岁月记》给我看，其中赞美的话与先母所说的完全相合。她面对生死关头安然不乱，仿佛有所领悟，难道不能说是贤德吗？可是她不能享尽天年，才三十一岁就去世了，实在令人长久叹惜。她的孙子名叫怿，也是优秀士人，是祖姑善行所积的余庆所聚集，难怪他的后代会这样好，家族正兴盛而未止息。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征兆了。《题魏丞相诗》

译古人作诗，就像天籁自然鸣响一样。志向达到哪里，诗也达到哪里。直抒己意便发之于诗，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又哪里有空闲去追求语言工巧呢？所以圣人断定说：“思想没有邪念，内心没有邪念，所思所说的一言一句自然精纯。”这就是可以垂范百世的法则。魏晋诸贤的作品虽然不及古人，却还有从容恬淡的风气，其中陶靖节最为突出。他不烦琢磨，情理意味深长，不是其他人所能比的。所以东坡苏公说：“陶渊明不是刻意作诗，只是写出胸中的妙处罢了。”唐人最擅长作诗，为此苦心劳神地搜求；诗句越新巧，距离古道越遥远。只有杜少陵雄健豪放，兼具各种优点，可以说很难做到。然而他说自己“性情偏僻，沉溺于佳句；语不惊人，死不罢休”，这是子美自己的话。诗本来是表达志向的，如今却把惊动世人当作才能，这已经不同于古人了。后代人承袭这种风气，积久成习，更有甚者，连“推敲”两个字也反复计较，细微差别都不放过；有人甚至担心母亲，说这个孩子一定要把心呕出来才肯罢休。雕琢锻炼到了这种地步，谁知道古人的诗是吟咏性情、浑然天成的呢？丞相寿春魏公以诗名闻天下，清新雄健，丰赡飘逸，而归结于正确的义理。他的诗有源头，所以流传不竭。大概魏公曾出使北方，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戈矛兵器布满眼前，却丝毫没有屈服动摇，最终确定了敌国应有的礼节，辅佐阜陵，使朝廷内外安定统一。他去世并下葬时，故相陈申公作诗挽悼，其中有“正直的言论显现，排斥奸邪”的句子，由此可知当时被魏公阻止的邪佞小人不少。正直到了这种程度，诗律的严谨也就可以推知了。我来到临汝，魏公的孙子任郡丞，拿出魏公的遗稿给我看，并请我作序。我并不擅长诗歌，又哪里能够评论诗呢？但古代《国风》《雅》《颂》的微妙旨意，我曾经探求过，得到大略，足以据此衡量后世作诗者的品格高下，这一点清楚可见。因此我对魏公恭敬地整理衣襟起身致敬。敬重他的诗，就是敬重他本人。魏公的名声和德行，即使死去也不会朽灭；他的诗篇，也将流传到无穷无尽。唉，真值得敬重啊！《题宋教授诗册后》我看擅长作诗的人，各代都不缺，但能够使诗才在家族中世代相传的，极少。只有杜审言的孙子杜甫，最为显赫。苏东坡的后代苏过，也有不少佳句，但距离他的父亲远得多，不足以继承父业。如今西园公阮以诗闻名，而谦甫的诗伟丽清奇，极像他父亲的风格，这就是所谓“本来拥有这种品德，所以才像他”吧？然而西园的官位与德行不相称，寿命也不长，知情者都为此伤感。谦甫年纪和精力正盛，志气挺拔特出，议论坚正，风骨长存，他日一定会光大门庭；考中一科进士，哪里值得一提呢？这就是我知道宋氏家族正兴盛而不会衰落的原因。《跋陈宜州诗》嘉定年间，我任成均官，才认识陈宜州的儿子森；我喜爱他的风度洒脱，志向操守坚定正直，因此知道他的品行有根源。如今看宜州亲笔写的这首诗，真是有这样的父亲，才有这样的儿子啊！人的内心最为灵明，是非善恶没有不知道的。因为边功而侥幸受赏的缘故，竟要把六十四人置于死地，这难道是人的本心吗？只是被利欲诱惑，不能自我克制罢了。宜州竭力争辩，宁肯获罪离职，也不忍让六十四人无罪而死，终于保全了他们的生命。他不是有意安排才这样做，而是本心明白，自然不能停止。从这里看，士君子平日讲学究竟是为了什么？一句话概括，就是不要埋没自己的本心罢了。万种善行的源头，都由此产生。唉，难道不伟大吗！《跋东坡词》裕陵可以说是英明的君主了。他痛恨外域强盛，想用威势制服他们，于是对西羌用兵；这是为了斩断匈奴的右臂，作为收复燕南的阶梯。圣明的谋略深远啊！鬼章、青宜结战役取胜，攻取了他们的根本，于是把功劳归于裕陵。告祭裕陵的词，是苏公所写，和这首歌的主旨相同；铭刻温公墓道也说：“四方夷狄前来归服，这是神考的功劳。”那么，以威势制服外族、安定中原，本来就是帝王长远的谋略和伟大功业。唉！丑类正强盛时，尚且想要制服他们，何况在他们极其衰弱、容易对付的时候呢？《跋八箴》《八箴》的创作，可以说是忠诚的劝告、良善的教导，深厚地体现了朋友之义。临川使君确实佩服它，仓促之间也不忘记，可以说是有志于此道了。然而我认为，这八条虽然名称不同，根本却是一个。人的本心具备万种善德；突然看见一个孩子将要掉进井里，人人都有惊惧怜悯之心；对“嗟来之食”，宁可饿死也不接受，这就叫本心。那么，公正、廉洁、勤勉、谨慎、忠诚、守信、平和、宽缓，难道不是人的本心吗？根本光明融通，用一个道理贯穿它们就可以了。《跋先仓部戏贺何端明得子诗》喜庆之家昨夜梦见熊罴，早晨得知明珠照耀凤池。又想起刘郎的诗句写得好，海中仙果结子竟然这么迟。端明尚书何公娶我高祖父光禄公的女儿为越国夫人。丁未年，尚书率军勤王；后来暂住甬东，我的曾祖父奉命镇守泗州，等待任命而居家，因此得以和尚书交往。这些小诗彼此唱和，虽然只是一时的戏谑之语，但字字精确妥当，前辈人物风流含蓄的气度，也足以从中窥见一斑。尚书的曾孙处权拿出这卷诗给我看，我感叹了很久，恭敬地写在卷后，以表达两位老人深厚的情谊，也是后代不可忘记的事情。《题孙吉甫游东山跋》评论者多半非难晋人崇尚清谈，即使谢太傅这样的贤者，也免不了被讥讽。唉！谢公岂是容易赶得上的人吗？淝水之战时，苻秦率百万军队逼临长江，京城震恐，不知如何应对；谢公却从容应付，丝毫没有惧色，难道只是姑且装出镇定来安定众人吗？回答说：不是。谢公对事情的谋划十分周密。平日闲暇时，在家庭之中，他和弟弟、兄长的儿子早晚切磋，已经讲论得十分熟悉。制胜的方法，他胸中早已明白；谈笑之间指挥军队，挫败强敌，使敌人最终再也振作不起来。谢公岂是容易赶得上的人吗？我的朋友孙君吉甫，学问贯通古今，把东山经过、居住和停留的地方记述得很详尽。他并不是爱东山，而是爱谢公。从前召伯的教化在南国显著，他休息过的地方，后人追思他，不肯砍伐那里的树木，于是有了《甘棠》诗；这不是爱甘棠，而是爱召伯。吉甫的用意，或许也是由此而来。《跋西园诗集》

译欧阳公的文章妙绝天下，浑然精纯，其中没有一句半句错乱驳杂，可以说达到了极致。然而他把文章张挂在墙壁上，反复观看，发现一个字不妥，就改到妥当为止；譬如美玉，也要经过极精细的雕琢，才光润得值得观赏。如今看西园公的诗也是如此：精致华丽而高雅，没有辛苦迫切的姿态，仿佛并未十分用心；但看他的诗稿，却发现删改订定之处很多。大体上这和他的为人相似：自我约束极严，细微之处也必定计较；他以廉洁清白的操守著称于一时，难怪表现在笔端的也如此。我因此深深赞美他。《题彭君筑象山室》义理之学在干道、淳熙年间讲求切实而尤其精密，当时成为后世宗师的博学之士，清楚可见。而切近根本、端正明确、平实明白的，只有象山先生最为如此。有人说先生的学问像禅宗一流，只是单独传授心印；这不是了解先生的人。先生阐明本心，像日月高悬一样明白，怎么会是恍惚昏暗、故意把学说说得神秘的人呢？彭君贫穷到了骨子里，却能在山中建屋，招致贤明的老师，可以说知道尊崇什么了。“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仰慕大道而实行它，就像仰望高山而亲自登上山顶一样。还要努力啊！《跋二王帖》穆王命令君牙说，你的祖先和父亲世代忠贞笃厚；又说：“继承你祖先的旧职，不要辱没祖先。”宣王命令召穆公，也以康公期望他，说：“召公是国家的屏障。”这里指康公；又说：“召公能够像他。”是希望穆公像他的祖先。太平盛世所看重世家，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如今看二王世代相继，声名德行巍然，可以说很盛大了。作为他们的后代，难道能不自我勉励吗？《题王逸少帖》钟鼎上的古篆，庄重而有法则，如同面对正人端士，使人不由得肃然起敬。篆书演变为隶书，还可以说接近古法。自东晋以来，推重王逸少为第一，不知他是否保留了篆书、隶书的遗法？还是王逸少自己创造了新的写法？精通书法的人，应当能够辨别。《跋范文正公环庆帖》范文正公凭借英迈宏伟的才略震动照耀当世，安排西部事务，完全具有方略；看这封帖，就可以推知一二。人的才能气度如此伟大，而表现在字迹上却这样精细谨慎，为什么呢？志气应当舒展宏大，修养则务必戒慎勤勉，缺一不可。勤勉而不舒展宏大，志向就狭小；舒展宏大而不勤勉，修养就亏缺。古人说：“胆量要大，内心要小，公兼有这两点。”这大概就是他成为一代杰出的原因吧！《跋杜正献公帖》身居百官之上，承担天下重任的人，什么是最优先的事务？保持公心，实行正道罢了。杜公任宰相的时间很短，功业也没有多少明显可见的，但直到今天天下仍推许他为正人。看他的遗墨，尚且使人整理衣襟起身而肃然起敬，何况亲自接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呢？唉，正人之所以可贵，就是这样。《题杨省元泌所藏东坡帖》苏公的才华冠绝一世，却从没有自负轻视他人的心。看这几封帖，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快乐平易、慈祥和善的气息。虽然如此，苏公并不是苟且附和的人；即使面对荆公，也不肯稍稍屈服，彼此取舍不同，应对如榫头和卯眼不合；但他对杨子却如此亲厚，看来是因为内心彼此契合吧。《跋林叔全所藏东坡帖》古代君子没有一个念头不在国家，从不替自身打算。大义所在，即使死九次也不顾惜，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看苏公这封帖，足以知道他一生的志向不在于小小的口腹身体享受；他的高尚名声和完整节操至今仍光明显著，确实不是偶然。我的同乡清敏丰公，做到常伯，屡次镇守大藩，而家产只有七十亩田；他和苏公同为元祐名臣，志向相同。龚彦和被远远贬到荒僻之地，行囊中没有一文钱，手拿纸扇，沿途乞讨，才到达贬所。陈后山坚守道义、安于贫困，受不了饥饿寒冷，以至于死亡。像这两位公，哪怕一亩田也没有。我私下悲叹末世风俗的鄙陋，追想前辈的高尚行迹，于是恭敬地写下这些话。《跋涪翁帖》涪翁是一代人杰，他的言论足为世人准则，没有什么可以非议。这卷中说：“士人一天也不能不学习，百姓一天也不能没有教化。”这话是正确的。然而他论说为人父母，如果不是指审理诉讼、搜捕盗贼，那就是我还没有理解。审理案件得到真实情况，盗贼出现便立即捕获，并不是小事；它作为急务，和劝学养士一样重要，却这样抑扬不同，难道不是偏颇吗？不过，先圣说：“兵器和粮食可以去掉，信用不能去掉。”难道是说兵器粮食真的可以缺少吗？只是要极力说明百姓信任的重要，不得不这样说。因此说：“不要被文辞损害意义，要用自己的理解去迎合作者的志意，这才算真正理解。”这样看来，涪翁的话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了。《跋涪翁帖后》涪翁的书法大多豪放奔逸，不完全使用古人的法度。他常引用杜周的话：“三尺法令在哪里呢？前代君王认为正确的，写成法律；后代君王认为正确的，分条写成命令。”东坡用这句话评论他的书法，笑得前仰后合；涪翁高雅的用意在于不流俗，笔势有戈戟纵横的形状，是不得已才如此。如今看这封帖，他竟能收敛笔势而合于规矩，这是本心的显现，实在值得珍藏。《跋江谏议民望与超然居士帖》谏议江公凭借正直的言论得到徽宗皇帝的知遇，天下人都推许他为正人君子。后来他流落失意，梁师成看到柱子上刻着江公的姓名，原来是徽宗的御笔，于是请示皇帝，想知道为什么要特别记载此事。因此皇帝称赞他的忠诚，梁师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他呢？”皇帝说：“如果我任用这个人，你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地方容身呢？”到了宣和年间，江公为躲避寇乱来到京师，在郊外游览佛寺，与禅僧交谈。梁师成嘱咐寺僧准备素食请他赴宴，当时梁师成的一个后生也在场。江公知道他是梁氏的儿子，立即起身，寺僧坚决挽留他。梁氏之子于是上前详细说明自己父亲归附江公的心意非常恳切。饭后，江公对他说：“请代我转告令尊，燕云之役千万不可参与。”江公难道是为梁师成着想吗？当时梁师成正受宠掌权，足以用权力阻止主战建议，使这场战事停止，所以江公用这句话来提醒他。可惜，他只能使梁师成不参与，却不能使他阻止这场战争。然而江公的忠诚没有丝毫愧怍，这就是超然居士因此心悦诚服地敬佩他的贤德、并且同他交情深厚的缘故吧？《论语》说：“不了解这个人，就看他的朋友。” 仅凭这一点，也足以知道超然居士的贤德了。题写赵华阁的法帖

译华阁赵公，是人物中的杰出者。他有家传的学问，有老师朋友的教诲，志向操守挺拔奇特，才器事业宏大伟岸，完全可以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然而他平素喜好安静退处，不把入朝做官当作荣耀，反而想凭在外任职来显露自己的才能。他平生所蕴藏的才德，表现在施政上的，不过达到一州一路而已，这岂不是太局促了吗？虽然如此，贤者所做的事，足以成为世人的准则。假使士大夫听到赵公难于求进、容易退处的作风，便能磨炼自己的廉耻方正，养成特立独行的操守；担任州守、老师的人听到赵公政事的美善，便加以取法仿效，建立值得记载的功绩，那么他的影响所及，不是已经很广了吗？我当初有幸随从赵公任职，他就写信教导我说：“听说我先父在这里任职时，专门以论议政事、进献意见为职责，奏章很多，凡是当世的利害，只要知道而没有不说的。”我自从听到这番话，便铭记在心，始终不敢忘记。两三年间，我竭尽恳切忠诚，有所触犯也不隐瞒，实在是赵公教导我的。由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推知，就可以知道受到赵公教诲、因而受到激发的人很多，谁还说他的影响狭小呢？唉，真值得敬重啊！题唐子西与游公的法帖 我的先父喜爱古物、爱好书籍，对于唐子西遗留下来的文编，尤其喜爱深厚，曾亲手抄成一大卷。想来一定是内心深有契合吧？他所写的与游公的法帖中说：“不喜欢，使君得到循州；喜欢循州，再得到使君，读来很有意味。”所以游氏子孙至今仍把它珍藏。我由此知道游公的贤德，同时又怀念先父，因此一并题记下来。跋林户曹的法帖 建炎年间金人扰乱中原的灾祸，四明受害最为惨重，玉石俱焚。户曹林公带着全家漂海逃难，独自得以免祸，似乎冥冥中有力量在帮助他。人们都称赞林公仁厚，喜欢施行义举，凡是应该给与的，他总是倾囊相助，毫不吝惜。他的这种心意深厚恳切，感通了神明，这就是他得到行善回报的原因。他的财富雄厚冠于一州，但后人所能凭借的财用仅仅够用，大概是因为他散施得太多了。如今观看他的遗墨，清雅可爱，心灵澄澈，不被世俗的尘氛污染，流露出来的书法气韵自然如此。我的先祖朝奉，确实是林公的女婿，也因喜好施舍而在乡里著名，大概是受林公熏陶所致。林公的曾孙叔全，也是清廉谨慎的士人，他拿出这卷墨迹给我看，因此一并记述此事。题杨诚斋的法帖 杨公从不轻易认可别人，而他的书信中说：“我平生所得的朋友和议论，以及志向趣味、印证契合，没有比得上您二位的；由此便可知道你们的贤德了。”这大概是家庭中传授的合宜教诲所造成的。题诚斋法帖 诚斋杨公尚未考中进士时，曾经遭受小小挫折。他自认为具有日行千里的资质，必定能够达到远大的成就，后来果然如他自己所说。历任内外官职，处处显著，值得记载。及早抽身退隐，晚年的节操更加高尚。这就是他一生的志愿吧？跋傅给事的法帖 杨应诚的主张错误而且容易看出，以高宗皇帝的聪明，难道会不知道这一点吗？二圣远在沙漠，朝夕思念，悲痛迫切到了极点。凡是有人进献策略，皇帝没有不接纳的，希望其中万一有可行之策罢了。这正是圣人的心意。给事傅公难道也不知道杨应诚的主张是错误的吗？然而他仍写长信给杨应诚，反复激切地劝说，希望他能够有所醒悟；这是为国家谋划，不得不这样做。他有一颗忠臣的心吗？心是根源。高宗绍开中兴，傅公成为有名的侍从大臣，都是根源于这颗心。观看这卷法帖的人，难道不应由此来思考吗？跋正言杨公的法帖 君子的出仕或退处，只是随着时势而已。有道就出仕，无道就隐退，这就是顺应时势的意思。正言杨公离开朝廷，确实是在元祐二年，可以说正是有道之时，为什么果断离去呢？或许像疏广、疏受在汉朝中兴之日辞官归休一样吧？二疏归乡是在元康三年。东坡苏公赞美他们说：“杀盖杨韩，盖三良臣；先生怜惜他们，振衣脱屣而去。”考察寛饶、延寿、恽三人被诛杀，是在神爵、五鳯年间，已经在二疏归乡之后。既然如此，诗中说“先生怜惜他们”，又是什么意思呢？只有赵广汉是在元康二年被诛杀，过了一年，二疏便完成了归退之事，也可以说是看见事变的苗头便采取行动了。至于元祐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正人虽然满朝都是，但矫正弊端的人有时又超过了正当限度，当时的舆论稍有偏颇，其中一定有与杨公不相契合的地方。杨公果断请求归退，求仁而得仁；后来奉守陵墓，又受到皇帝亲笔书翰的恩宠，光耀无穷。和那些贪图进取、始终不止，最后湮没无闻的人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我因此深深赞美他。跋寺丞杨公的法帖 贤人在朝廷，国家就显得重要；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也可以说是有爱惜贤才之心了。我认为，能够使国家显得重要，实在不必拘泥于是否在朝廷任职。能够看得长远、识察细微，保全自身而退处，以这种道义作为国家的屏障，难道不能使国家显得重要吗？涪翁的《钓台诗》说：“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严子陵不过是一个平民，却能使东汉的士大夫磨炼名节，挫败奸雄的野心，这实在是严子陵造成的，难道一定要身居其位吗？这样看来，寺丞杨公在权臣掌权的日子里不屈服，可以说是刚强坚毅而有所操守了。我听说古人看重世家，是取其源流相继不断。杨公的伯父正言公，在元祐二年请求退职归养，天下人都推重他的节操，已经无愧于古人了。杨公又继承了伯父的志节，也无愧于伯父；继杨公而起的人，难道可以有愧于杨公吗？如果确实无愧，那么就足以使他的家世世代代相继了，难道不应当勉励吗？题吕子约的法帖 吕氏连续两代担任宰辅，正献公的儿子原明又非常贤能，所以他们家门最为兴盛。右丞遭遇伪楚之变，虽然没有以死殉国，但他以大义开导、晓谕僭逆之人，迎奉昭慈太后，使她垂帘听政，也不能说没有功劳。然而议论此事的人始终对他存有疑问。子约和他的兄长礼部[原文此处“口”字疑为人名缺字]虽然不说，却常有为前人遮盖过失的意思。礼部去世后，子约独自承担家门的责任，更加发愤自励，最终因触犯权贵而获罪，贬谪至死。当彭忠肃公攻击韩氏时，子约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后来却又亲自攻击韩氏。友人石应之问他缘故，子约说：“他是从臣，可以从容地进献意见；我是小官，幸而获得进见的机会，怎么敢不赶快尽忠呢？”他的气节就是这样，家门也因此增添了光彩。子约刚正耿介，很少与人合得来，但对曾君道夫的书信问候却从不间断，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气味就像草木一样相投吧。题晦翁法帖

译淳熙己丑年，四明发生大饥荒，我在乡里等待候补任职。晦翁写信给郡守谢侯，说救济灾荒的办法，应当和我共同商议；我虽然心中敬仰晦翁，却还没有见过他。过了很久，吕子约担任仓官，晦翁多次写信给他，对我这个愚钝不肖之人从未不恳切关怀。我私下想，自己凭什么得到这样的待遇，难道是他误听了什么，以为我可以教导吗？后来七年，子约担任大府丞，上奏答对正直激切，权臣厌恶他，便将他贬谪至死；晦翁为此非常悲痛，在给曾君道夫的法帖中反复谈到此事。君子赞美善人、憎恶恶人，难道会有私意吗？天下有益，他便高兴；国家衰败灭亡，他便忧虑；这些感情根植于内心，表现在笔墨之间。道夫把这卷法帖珍藏起来，时时观看，便有所感发，这大概就是他在这种道义上用力的表现吧？跋《家藏顾宏所临王摩诘雪江图》后世通常认为临摹的画不足为奇，只有真迹才值得珍贵。然而韩退之《画记》中说：“得到阎立本的画本，冒着断绝人事的危险摹取得来，这难道不是真迹吗？”画失落在闽中，却一直萦绕在心中，不能自行排遣，为什么会如此牵挂呢？王初寮生在极盛之时，见过的名画很多，却称这幅图为珍玩，并不因为它是临本就轻视它，难道是因为其中的风流余韵有值得珍贵之处吗？题臧敬甫所收藏的李伯时所画《观音佛》观音入定时，一念也不起，龙眠把这种境界画出来，浑然如同天然生成。或许观音的心境至简至易，不高深玄妙，画家与观音神意相交、默契相通，所以画中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寻觅的间隙吧？跋林郎中的韩干画马 我曾看杜少陵《丹青引》，其中说：“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这是用来赞咏曹将军画马技艺精湛的。真正的马反而没有得到一点赏赐，画马的人却得到黄金，颠倒到了这种程度，马夫和太仆感到惆怅本来就是应该的。由此想来，真实胜不过虚假，大体上往往如此，也如同忠厚诚实的人不被世俗容纳一样。虽然如此，曹将军的技艺已经接近道了，连他的弟子韩干尚且不能赶上，何况一般人呢？展开画卷观看，凛然有生气，令人心动目惊，实在可贵啊！跋林郎中的巨然三轴画 我曾说，技艺精湛的作品，没有不与人心相契合的。庖丁解牛、轮扁砍削车轮、痀瘘老人捕蝉，实质上是同一个道理。如今观看这间轩中收藏的巨然墨妙，共有三轴，趣味无穷，没有一点俗气，浑然天成，刻画的痕迹不露，深深契合人心，可以说是精妙了。因此林公把它视为珍宝。跋林郎中的惠崇画 惠崇的笔迹偶尔还能见到，但大多是赝品，所以即使得到与他相似的作品，最终也不足以使人确信。只有这一卷最为真实，没有一点遗憾，实在值得珍藏。跋赵侍郎的三件器物 我看古人制作的东西，无论一件器具还是一件物品，没有不精巧细致的，都是诚心诚意的表现，不是随便制作的。如今的器物与全盛时期相比，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何况距离那个时代更远的呢？由此就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了。《絜斋集》卷九，宋袁燮撰 记 唐十六卫记

译苍圆的天空垂示星象，星宿环绕排列，位于氐宿角部的，是骑官星；而羽林天军列阵于营室，旄头、钩陈拱卫分布在帝座周围，都是天子的勇士，用来值宿护卫、辅佐保护天子的。君王仰观天文，所以车驾所在之处，便设置这些爪牙卫士。《周礼》说宫正掌管王宫的戒令、纠察和禁令，夜晚击柝并编次巡察。秦朝设置卫尉，汉朝有甘泉、建章、未央、长乐等宫的卿，各自统领所属官职；又在京师设置南、北军，环绕宫室的宿卫排列千列，巡逻道路交错分布，树立兵器、悬挂旌旗，夜间警戒、白天巡行，郎官交叉执戟，都是大臣的子弟，以此加重其责任。汉武帝又设置长水、胡骑八校、宣曲、屯骑等卫。唐朝统一天下后，锐意经营军政，起初沿用隋朝制度，开设十六卫。武德五年，于是把左右翊卫改为左右卫府[按：《唐书》没有“府”字]，把骁骑卫改为骁骑卫府[按：《唐书》说唐初沿用隋朝旧制，称骁卫府，不称骁骑]，把屯御二卫改为威卫[按：《唐书》说将屯卫改为威卫，是龙朔二年的事]，把领军卫、备身改为左右府[按：《唐书》说唐初沿用隋朝旧名，设置领军卫，没有改为左右府的事]。显庆三年[按：《唐书》为显庆五年]，把左右府改为千牛[按：《唐书》说显庆五年，以左右领左右府为千牛府；“左右府”上疑脱“左右领”三字]。龙朔二年，卫、骁、武三卫各省去“府”字[按：《唐书》说这一年去掉骁卫府的“府”字，左右卫、武卫原来就不称府]，把监门府改为卫，把威卫改为武威[按：《唐书》说这一年把屯卫改为威卫，没有再次改制的事情]，把武候卫改为金吾，把千牛改为奉宸，后来又恢复称为千牛卫。光宅元年，又把骁、武、威三卫所统领的四卫改为武威、鹰扬、豹韬、玉钤卫。中宗即位，才确定制度而不再改变，称为左右卫，掌管宫禁宿卫，凡五府以及外府都由它们总领。折冲府中轮番上京的骁骑，接受其名册，按名册配置职务，分别称骁卫、武卫、威卫、领军卫，分掌翊卫和外府，以及豹骑、熊骑、羽林等士卒。金吾卫掌管宫中和京城的巡逻警戒、烽火候望，以及道路、水草等事；出师田猎时，掌管左右营的禁令，遇到大规模工程和劳役，便与御史一同巡行。监门卫掌管各门的禁卫；九品以上官员的门籍，每月送交卫府；朝参、奏对以及仪仗出入，都必须查验人数；携带器物进入宫中，则登记门籍并加以判验。千牛卫掌管侍卫、仆从和兵器仪仗；朝会登殿时列队侍立，射猎时率领属下随从；卫分左右两部。上将军、大将军各一人，专门裁决卫府事务；将军二人，作为副职。属官有长吏、录事，分任仓、兵、骑、胄四曹参军。武官有中候、司阶、戈戟、长上，共五百二十四人。中郎、郎将、三卫校尉、旅师、队正，共七千六百二十六人。至于士卒，则没有列出。唉，也可以说是完备了！当时天下的折冲府超过八百所，全都各自掌管本府政务，轮流休息、交替驻守。平时就护卫皇帝的法驾，预先消除内外尚未发生的变乱。四方有警，便任命将帅出征，事情结束后立即撤除。这是高祖、太宗实现太平治理的根本，也是防微杜患的用意。从前晋文公回国时没有卫士，逐渐导致吕、却两家作乱。如果没有勃鞮的劝说，晋国就不成其为国家了。等到秦伯送来掌管纪纲的仆役，国势已经振作，城濮一战便成为霸主。晋国不过是一个诸侯国，凭三千士卒便能使成败如此分明。何况赫赫天子，难道可以没有军队环卫在京城之下，以壮大国家的体制吗？只是十六卫的设置，意义重大、体制重要。有唐一代文人学士接连不断，却没有听说有人援引片言只字来说明它的起源始末，实在是文献的缺漏。谨慎地按次序叙述旧有文献，追述写成这篇记。至于官制的沿革，材料冗长而且特别繁复，事情的记载已经完备，不能不加以论述。所以又采录周、汉的事迹写在这里，以示后世。颜苏二公祠记

译自古以来，人才中有卓然能够关系世道的，大概只有重节义的人吧？水必定有堤防，堤防决口，水就无法控制；房屋必定有栋梁，栋梁折断，房屋就无法站立。人也是这样，必须有节义之士坚定不移地作为标准，人心才会受到激发，公道才会显明；否则就会相反。他们所起的作用难道不是很大吗？唉！像唐朝的颜鲁公、本朝的苏长公，身历险境、遭逢危难，终身从未稍有屈服，真是节义之士啊！安禄山叛乱时，颜公忠诚激愤，首先倡导大义，激发了一时士大夫的正义之心，最终能够摧毁奸凶，重新安定唐室。面对李希烈的使者，他明知此行危险，仍冒死而不顾，他的刚毅特立就是如此。苏公竭力争论新法，于是以忠诚耿直著名，群邪嫉恨他，把他贬到偏远之地。元祐年间，他与诸贤一同进用，志向稍得伸展，却仍不能长久安居朝廷。绍圣、元符年间，他被远远贬谪到荒僻之地，气节不受震慑，他磨炼节操、勉励德行，无愧于颜公。所以直到今天谈论人物的人，都推崇尊敬他。当初，吴兴在庙中祭祀颜公，又在庙的廊庑祭祀苏公。郡守陈侯汶开始在宝积院建立祠堂奉祀颜公，杨侯长孺开始在黄龙洞建立祠堂奉祀苏公。二位公都是这个地方的贤能长官，是当地人心中不能忘记的人。然而黄龙洞的祠堂虽然由杨侯创建，实际上是陈侯接续完成的。到了如今太守赵侯希苍到任，他回头看这座祠堂，见它占据高爽干燥的地方，想到前人创建它的艰难，便谋划使它永久不坏，更加用心经营。建筑轮奂之美、工程坚固的程度，都超过往日，于是把颜公、苏公二人合为一祠。祠堂前面正对震泽，水波浩渺，广阔到可以吞纳三郡；旁边拱对卞山，山势高峻突兀，雄踞一方。登堂远望，苍翠的山色与深广澄澈的光辉上下交相映照，使人的心情和形体都感到舒畅。凭二公的贤德而在此享受祭祀，确实没有辱没他们。发表正直的言论，二人同心同德；行走在正道上，二人步调一致。这就是赵侯把他们合并祭祀的原因。唉！周公和管、蔡不能同谋，禹、稷和颜子却可以同道。内心一旦偏差，即使同时出生，也难免背离；内心没有间隔，即使有先有后，也自然契合。颜公、苏公的节义，是时代不同而心志相同吧？表彰先贤的盛德懿行，树立今日的伟大典范，使苕霅地区的人取法仿效，洗涤背公营私的习气，振作守节循义的心志，那么即使出生在颜公、苏公之后，他们坚定正直、永不改易的操守，也一定会有能够继承的人。《论语》说：“有作为的人也应当这样。” 这是说仰慕、评论古人的道理。善友，这正是赵侯对郡中人的期望。他写信嘱托我为这件事作记。这项举措实在关系到风俗教化，我不敢以浅陋推辞，于是恭敬地把它写下来。濂溪先生祠堂记 儒者获得正大之道的传承，这是人道赖以建立的根本。人和万物一同生长在天地覆载之间，而人之所以独为尊贵，只是因为人具有道罢了。道对于人的切身关系超过饥渴；如果把它放在一旁而不去通晓，一生糊里糊涂地行走，与禽兽有什么区别？所以必定要有出类拔萃的贤者，阐发精微的道理，断然向天下宣告：“这样才是道。”使人心明白地知道应当归向哪里，这样以后，三纲五常才不会坠失断绝。从前孔氏门下，只有曾子、颜子最懂得道。颜子早死，孔子哭得极为悲痛，是痛惜此道无人托付。幸而曾子获得了它，把它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使正大光明的道统显赫流传，清楚明白，没有疑惑，丝毫不差。这就是我们的道能够与天地同流、与日月同样光明的原因。此后，难道没有儒学宗师吗？然而他们虽然有求道之心，却没有真正得道的事实，只是揣摩义理，所以不能没有疑惑；依循仿效前人的学说，所以不能没有偏差。所谓儒学宗师，只是比其他人优长罢了。圣人的堂奥，他们哪里能够深入达到呢？于是道统渐渐衰微，延续得像一条丝线，寥落地到了我宋，才开始有像濂溪先生这样的人，精心思考、细密考察，窥见道的真实，获得颜氏之子的快乐；潜心涵养既深，践履实行已经熟练，于是把它写进书中，又体现在行事上。二程氏的学问，渊源于濂溪先生，于是以这种道义作为后辈的师表。直到今天，求学的人趋向不至于迷失，这是谁的力量？实在是先生重新开启了这个端绪，难道可以忘记自己的来源吗？先生曾任理掾，有囚犯罪不至死，但转运使想杀他，先生极力争辩而不合，于是弃官准备归去。使者受到感悟，囚犯最终没有死。先生两次持节出任岭表，荒僻的山崖、绝远的海岛几乎都走遍了，专心为民办事，忘记了自己会受到瘴毒侵害。唉！先生这样的心，可以上对天帝，下无愧于古人了。赵清献公起初曾怀疑他，后来才极为佩服地说：“这是天下的士人。”吕正献公深知他的贤德，极力向朝廷推荐他。东坡苏公从不轻易认可别人，但写《濂溪诗》时说：“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这样的声名不是容易得到的。太史黄公又用“光风霁月”来比喻他，想见他超然尘外、表里融明，能够使当代人物如此整肃衣襟起身敬仰，这实在值得尊崇。先生任零陵通守时，我作了一篇拙赋来表明心志。绍兴年间，赣川曾君迪任副职，也创建一座祠堂，用我的赋名为拙堂。嘉定八年，郡丞吴兴臧君辛伯才开始绘制先生的像，把它供奉在厅事西侧。济南吕君昭亮，是丞相忠穆公的孙子，来接任此职后，想要表彰先贤以激励浅薄的风俗，于是在拙堂左边开辟土地，重新修建屋梁。特意设置庄严的塑像，实际是在嘉定九年闰七月十一日。这是俗吏没有空闲顾及的事，他却急切地去做，而且比旧制更加完备，可以说是通达风俗教化的根本了。后来居此官职的人，不要忘记这番心意，稍有破损就修葺它，使先生的道德永远成为本地人的敬仰和准则，不也很好吗？这就是吕君的志向，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记。故节士詹公祠堂记

译死生的变化，是人情最为畏惧的事。然而大义所在，也有人冒死而不顾，因为大义比死亡更重要。即便如此，还应当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当时世道崇尚严厉，失守职责的人必定处死而不赦。与其保全躯体却仍然死去，哪里比得上保全节操而死？这样看来，走向死亡也不十分困难，因为形势逼迫他如此。至于宽厚仁慈的朝代，不仅守节的人受到褒奖，失守的人也得到宽宥。侬智高叛乱时，放弃州城逃走的人，没有按失守之罪处罚，因为怜悯他们没有坚固的城池，何况小官呢？家法相传，前后始终如一。宣和年间，睦州盗贼猖獗，凡是在下位任职的人，即使不能战死，难道会马上被杀吗？而有的人挺然特立，坚守自己的节操，不因所任官职卑微而自轻，也不计较所处时代，即使本可免死却不肯独自保全，这一定是天性忠义，没有丝毫趋利避害的念头，因此不需勉强，不用思量议论，大节就自然伟岸如山。严陵詹公，名良臣，正是这样的人。缙云一县的县尉，是百官中最末等的职位。詹公年已七十，筋力衰弱，却面对正锐利进攻的叛逆同党，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有人劝他离去，詹公说：“追捕叛贼是我的职责，怎么能舍弃我的职业，到草野间求活呢？我不过一死罢了。”他被捕后遭到胁迫投降，却不恐惧、不屈服，愤怒地破口大骂，骂到最后而死。朝廷推重他的节操，追赠通直郎；后来因为儿子显贵，又追赠光禄大夫。唉！普通人最爱惜的是自己的身体，却实际上不能真正爱护自身。君子让身体面对锋利的刀刃，似乎是不爱惜自身，实际上却真正爱惜自身。为什么呢？合乎义而死，虽死也荣耀；不合乎义而活，虽生也耻辱。荣耀的才是爱惜自己吗？耻辱的才是爱惜自己吗？这不必剖析判断，黑白自然分明。自从詹公为节义而死，大义一经倡导，谁不会受到激发？有志于行善的人，难道不会更加勉励自己吗？操守不坚定的人，难道不会感到惭愧吗？公道因此明朗，正道因此延续，对世间教化有很深的补益。他的官位如此卑微，志向如此刚烈，声名却如此高大，像秋霜一样严峻，像砥柱一样壮伟，像金城一样坚固；这就叫真正的男子，这就叫人中的豪杰，这就叫不失去本心。即使百世之后，精神光明也不会消灭，和那些苟且偷安、与草木一同腐朽的人相比，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如今括苍郡丞是詹公的曾孙，出仕游宦于詹公为节而死的地方，追念先祖的壮烈，于是建造祠堂，使本地人知道前辈的典范，仰慕高山，景仰盛德，牢记在心而不厌倦。他嘱托我为此作记，我也因此得以借此寄托，使他的事迹流传不朽，这也是我的心愿。于是写下这篇记。元城、横浦刘张二先生祠堂记 乡友蒋君德循任安南通守，并代理郡事，开始建立元城刘公、横浦张公二祠，因为二位曾经寓居在这个地方。他写信给我，嘱托我有幸为此事作记。我听说，长官治理百姓的职责，首先在于教化，用来启发良心、形成美好的风俗。然而告诫诏令即使恳切，人们也未必明白。取前辈的典范，仿照古人在学校祭祀先贤的做法，尊崇他们、奉祀他们，使瞻仰塑像的人肃然敬畏，听闻他们风范的人受到激励，这才是教化中最重大的事情。刘公任谏大夫时，正直有德，发表正直言论而无所避忌；被贬居南方荒远之地，几乎九死一生，却坚定不移。他说：“我想做一个元祐年间的完人。年老闲居时，有人问我：‘先生怎样打发日子？’我严肃地说：‘君子进德修业，只怕每天时间都不够，怎么可以说打发日子呢？’”这话的旨意深远啊！用力于仁德，一刻也不舍弃，难怪他能够成为完人。张公进献万言正对，都是当世最切要的事情；在经筵劝讲时，言语极其精微，思陵深为赞美他，权臣却排斥他。他长期被贬而不悔，也属于刘公一类的人。二位都是天下的伟人，一言一行都可以成为世人的准则；德循尊敬他们、仰慕他们，仰望高山，景仰盛德，又率领本地人同心致敬，如同面对严厉的老师，不敢怠慢轻忽，用以激发善心、挽救过失，这确实是前代贤人的用心啊！贾生说过：“移风易俗，使天下改变心志而归向正道，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德循就是超出流俗的人吧？他的气度仪容温和，说话似乎不多，但内心坚定刚正，以廉洁要求自己，以公正处理政务，能够明辨善恶、忠邪。看看这两位先生的祠堂，就可以看出他崇尚德行的心意了。德循名紃，是故吏部尚书、名猷的曾孙。崇宁初年，尚书任太常少卿，因为违背执政者的意旨，被调出任此邦副职；德循又继承祖父的职位，祖孙相继，都有美好的声誉，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能够继承发扬家业”吧？我既然深知他的贤德，又赞美他有这样的才能，能够取法先贤，于是写下这篇记。丰清敏公祠记

译践行天下的大道，树立天下的大节，只有豪杰之士能够做到。豪杰之士天资高明，学力坚定，不会被世俗的气息和嗜好诱惑恐惧，这就是他们大大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唉！像尚书清敏丰公这样的人，真是所谓豪杰之士吧？他历事三朝，以道义自任，巍然如泰山华山般高大，坚定如金石般坚固，凛然如冰霜般洁白，无论平安还是险难都一样，始终不改变。公道依靠他得以维持，善人依靠他得以立足，直到今天，天下人都推崇尊敬他。我曾诵读丰公的诗，其中说：“日来月往无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后来才知道，丰公之所以特立独行，只是因为根源在这颗心罢了。心多么伟大啊！它与天地同一本源；精心思考而获得它，戒慎勤勉而守住它，也就可以与天地相似。即使是一箪饭、一豆羹，能不能得到它，也关系到死生。吆喝着给他，他不接受；用脚踢着给他，他也不屑接受。人的本心，何尝不刚强呢？只是物欲摇动它，不能不有所动摇，于是本来刚强的心便转为软弱。软弱而不回归本心，把顺从当作正道，自己同于妾妇，难道不可悲吗？丰公出使绝域，渡过大海，狂风震撼、折断船桅，形势仿佛要倾覆，他却安然自若，毫不恐惧。他神色严正地立于朝廷，辨明宣仁太后的诬陷，排斥章惇、蔡京的奸邪，议论熙宁年间的法度，认为应当改革；宁可违逆时势，也不替自己打算。若不是内心有所得，能够这样吗？在内，退朝之后；在外，公务之余，他独处一室，安静而没有其他嗜好，只以图书史籍自娱，不奢侈供养，不蓄养妾媵，清冷得像山林中求道的士人。他的名位清贵显达三十多年，所得俸禄赏赐都分送给亲友故旧，家中没有多余财产。晚年回到乡里，田地只有十亩，破旧的房屋不过十多间，却安然自得。年过从心之年，须发仍未变白。陈忠肃公被贬居鄞地时，丰公已经得病且病势危重，却仍和陈公相对交谈，神清气爽如同平日，由此可以看出他涵养功夫的深厚。丰公的四世孙有俊，名牧仪，真正崇尚风俗教化。因为丰公在熙宁年间曾任六合主簿，于是就在县学里为他绘像立祠；牧仪见到祖先的高尚风范和刚劲节操，嘱托我记述这件事。丰公美好的言行难以一一列举，但它们的根源在这颗心，是后来的学者应当知道的。把这些表彰宣扬出来，使观看的人悚然警醒，洗涤磨炼旧有习气，踮足仰慕前代贤人，并知道立身的关键就在于此，希望能够有所裨益吧。虽然如此，丰公的践履并不是有意刻意去做的，而是长期真实积累、用力不懈，德性盛大、仁心成熟，从头到脚全体都精明通透；顺着本性去行动，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根本的事物就是这样；内心没有根本，只从外部袭取模仿，即使有一点小善，也不过是表面上明显可见罢了。哪里能够每天不断进步，直到年老反而更加笃实呢？观看的人难道不应当对此深思吗？舒元质祠堂记 士人生活在世上，应当以笃实不欺为根本。面对上帝而没有可惭愧之处，拿自己同古人相比也不感到羞惭。稍有偏差，就痛切地自我惩戒，不再有丝毫矫饰虚伪，这就叫笃实。唉！像我的乡友舒君元质，真是这样的人吧？元质的相貌身材不超过常人，却平素怀有大志，以仅有一项善行便自我标榜为耻。他常常自我反省，认为如果听闻不到道，就没有资格做人，急切追求它，不亚于饥饿的人贪食、寒冷的人寻找皮衣。他在太学求学，结交的都是良友。当时张宣公在中都任职，元质向他请教，得到启发和警醒。后来又同他的兄长西美、弟弟元英一起亲近象山先生，西美、元英都顿然有所省悟，元质却说：“我不能一步就进入那个境界；我只愿意早晚坚持，刻苦磨炼，改正过错、趋向善行，每天都有新的功效，也就可以不背离道了。”这句话是我亲耳听元质说的。他亲身践行更加努力，德性越来越明朗，和他的兄弟居家讲习贯通，彼此像符契相合，没有差别。此后公论一致，大家并称他们。徽学一向以人才众多著称，但由于自我规范废弛，渐渐不如从前。前任官员常有“此事无法作为”的叹息，等到元质主持此地教务时，却奋然说：“士人的美好与丑恶，难道唯独不在于我吗？” 于是他以身作则。当时他还在候选调任期间，同僚中有人替他奔走经营、推荐举荐，元质极力制止说：“这不是我的志向。”后来他的美好声誉广泛传播，诸位公卿争相推举，唯恐落后；元质这才接受，却不称他们为门生，也不用骈俪文辞来道谢。他信奉道义非常笃实，利禄的念头截然不曾萌发，所以诸位公卿也深深理解并赞许他。他用亲身实践来教导人，学生们知道了努力的方向。又加上他不怕辛劳，每天都到学校，严冬酷暑从未稍有懈怠。夜深时也偶尔前往，又修筑风雩亭，在那里聚会，使学生每天都有讲求、涵泳的功夫。学生资质或许不美，不必因此愤怒憎恨；端正自己的规矩法度，等待他们自我更新，久而久之，便有勇猛精进、不可遏止的人出现。当地人至今追念他，都说：“我们乡里学问的源流，原本阻塞而后来重新畅通，实在是先生开启了它。”原来学校中的祠堂低矮简陋到了极点，跪拜都容不下一席之地，祭献也不能共同举行，不足以表达尊崇他的心意。校官李君以制度为依据，和诸位学生向郡中请求，于是营建新的基地，修建三间祠堂，宽敞明亮而整洁，远非从前可比，用来表示永不忘怀。唉！人心之所以不能忘记，难道只是有德的君子吗？才干、智慧、谋略，无论事情复杂还是简单，都能办理，并不是不值得喜爱。像鸟鸣高飞、沟渠积满水那样的声势，凭什么能够长久？哪里比得上有德之人的可贵呢？元质贤德的行为，可以称述的很多，但总要以笃实不欺为根本。这种根本，是一切善行的根基；自己诚信不疑，然后别人也信任他。就像圭、璋、璧、琮，人们相信它们是美玉；像麒麟、凤凰，人们相信它们是吉祥的征兆。考察元质的一生，他从言论中表现出来的，大多出自内心，从未见过他说过一句妄言。这就是《易经》所说的“有孚盈缶”，难道不能说是有德吗？元质去世后，几个儿子全都遵循先父的教训，秩序井然，长幼有序，互相勉励遵行善道。乡里人把他们看作典范；如果不是有德之人的后代，先人的典型尚在，能够这样吗？在家中行事尚且如此，难怪新安的教化深入人心，即使时间很久也不能忘记。祠堂已经建成，李君写信给我说：“这件事关系到风俗教化，希望您为我作记。”我不敢推辞。镇江都统司题名记

译京口自晋代以来就是东南的重要军事重镇。王苏之变时，正是依靠丹阳，最终安定了晋室。南宋渡江以后，朝廷尤其倚重这里，所以掌握精锐军队的都是一时名将。自蕲忠武王开始，蕲王的功勋声名与鄂武穆王相同，直到今天，天下人还把韩世忠、岳飞并称为忠勇名将，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淳熙年间，带御器械刘公担任统军将领，共三年。孝宗对主帅的选择极为慎重，却如此任用刘公，可见他也是才器卓异的人。嘉定五年，贤能的儿子吉州刺史君又任旧职，荣宠显赫。将要书写他的姓名并题刻的人已经遍及此处，再没有空余位置了，于是续刻此碑。前碑以蕲王为首，而此碑以刘侯为首；或许将来他手执旌节，分封土地，与蕲王相并列，都会成为第一等的功臣吧？刘侯守卫边境时，困守孤城，抵御强敌，能够使敌人徘徊退却。江湖一带和山洞中的盗寇作乱，他奉诏讨伐，并不只把杀戮殆尽作为功劳，而是多方阻挠、破坏他们的谋划，使凶恶的首领震恐畏惧，相继屈膝投降。天子嘉奖他，从副职升为长官，提拔到南徐担任重要统帅，以此增强国威、震慑邻敌。众人都说：“这真是公正恰当的任命！”于是把他的姓名刻在这里，使观看的人肃然起敬。刘侯应当更加自我勉励。古人有训言说：“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劳。”刘侯的功业已经显著了，应当用志向使它更加崇高，用勤劳使它更加广大；将来铭刻在旗常上的功勋，以及绘于云台、凌烟阁中的画像，都会光辉灿烂而没有穷尽。这正是刘侯对自己的期望，所以我也这样期望他。《江阴尉司新建营记》江阴旧有东西两尉，大概因为这里是控制扼守之地，所以不得不这样设置。东尉撤省以后，事务合并，专门承担这些责任就更加繁重了。弓兵曾经设置二百人，比邻近各县为多，供养他们也更加优厚，这是为了消除奸盗、安定良民，作为江边的保障。我当初任江阴县尉时，有人说这里隔着江，盗贼很多，我十分忧虑。到任以后考察弓兵名册，发现缺额很多却没有补充；询问武艺训练，也已经废止很久，于是多方招募弓兵，修建营房和射亭，严格按照训练法考核，但前来操习的人总是先后不齐。我查问原因，原来远的住在几里以外，近的也在二三里外，而住在尉司附近的才只有几个人。我叹息说：“设置尉司，本来就是为了防备意外。聚集居住尚且担心来不及，分散而不聚集，遇到缓急又怎么办呢？”想选择方便的地方建营，但工程浩大、费用艰难，始终无法开工。于是向常平使者罗公请求，取得前几年尚未发放的佣钱一千七百余缗，以及官府所有的田地，用来作为营地。罗公欣然同意。田地分散而不相连接，便用它交换民田，扩大到三十亩，邻近训练场，地势明爽高燥、宽阔平坦，占卜说这是吉地。于是召集工匠、筹备财物，详细考察并确定了方位。正好御史吴公极力陈说弓兵的利害，认为应当把他们拘集到营中，以革除分散居住的弊端，皇上便下令施行。太守侯公谨慎地奉行诏命，于是停止郡中其他开支，拿出钱二百缗、米二百石、木材三百章来帮助工程费用。罗公巡视各部到这里察看，又拨给钱三十万，帮助完成工程。工程开始于丁未年仲春，到这一年季冬便告完工。共建房屋一百七十六间，其中有供奉神灵的厅宇、供士兵住宿的房屋和用来观看工程的亭子。每名分到房屋的人占一间，有功劳的增加半间或一间；监督工程而有劳绩的人给三间；没有房屋的两人合住一间。这样一来，原先分散住在外面的弓兵合并为一处，等级相承，上下有序。又开渠蓄水，足以防备灾害；凿石架桥，不再有人为涉水而苦。乡里有几户重义之家，又把土地借给我们，于是砍除荆棘、开通道路，营垒就完备了。凡是兴办工程，谋划之后没有人阻挠已经很难，谋划没有阻挠而又能取得成效，更是困难。这项工程所兴办的各项设施，都仿照军营制度，瓦、木、竹、苇的费用也都预先发给。事情终于办成了，而且没有扰民，难道不是因为阻挠的人少、帮助的人多吗？然而仍然有所忧惧。自古以来，无论事业大小，能够长久流传的，都是前人筹划经营于先，后人继续维护于后的。我是一个浅陋的人，已经耗尽精力、困竭心思，却不敢把劳苦告诉别人，只是为了防备意外，姑且尽我的心力罢了。至于如果有人能够承继这项事业，加以修饰润色，使居住其中的人总是聚集而不分散，使听闻这种风气的人畏惧而不敢作乱，后人难道不会对此有所期待吗？这就是我为它作记的原因。《江阴军司法厅壁记》司法官作为郡府属官，位列纠察属官和审理官之下，品秩低微。然而律令所在，职责自有一定的守则。郡守凭借二千石的权势，临制境内，像古代诸侯一样，可以说地位尊贵重要了。至于审断狱讼、处理诉讼，却不敢独断专行，必须取得公平。官职虽然卑微，若由贤者担任，就能使郡政像秤一样公平，这难道可以忽视吗？虽然如此，长久保持公平实在太难了。世事变迁，条文日益严密，而疑似难辨的情形很多，沿着条文解释，轻重出入都可以任意，于是有玩弄法律的官吏。风俗浇薄诈伪，机巧变化层出不穷，而又侥幸希望有时能够逃脱，于是有轻玩法令的百姓。当初设置官职时，谨慎遵守职责，不因权势地位而有所区别；这种本意渐渐丧失了。下级承接上级，取舍全在上级意旨，不是凭力量可以抗拒的，于是忠厚清廉谨慎的人，志向不能伸展的很多。唉，这真难啊！上面用尊贵地位压制我，下面用智巧欺骗我，而我想在其中保持公平，公平本来就不容易守持。若能反过来检讨自身，发现行为有所不得当，就推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大概才可以做到吧？姑苏李君梦闻，对此很有志向。过去能够凭明习法律而进用的人，可以在中都任官；近年以来，不经过司法部门任职，就不能担任评刑官。李君来到澄江任职，是遵循近来的制度。他不以自己的官职卑微而自弃，公正勤勉地约束自己，对上承接上级，对下治理属吏。遇到不合适的事情，就说：“是我还没有做到。”到任后大修官署，把《吕刑》写在屏风上，每天用古人的法律言论和重要训诫来激励自己。推究他的用心，难道只是想凭一项善行来为自己求名吗？我感叹保持公平很难，想到前代曾经办理这一职务的人，想把他们都记录下来；但这个军府的官职设置废置不常，无法完整记载。从绍兴三十一年起，和各郡一样重新设置这一官职，能够居此职的共有十一人，于是把他们刻在石上，嵌在墙壁之间，请我为此作记。我认为，书写姓名、列出年代，是作记的通常体例；但要保存这些人的事迹，他们的嘉言善行，难道可以不记录吗？过去的人我不能全都了解，如今从亲眼所见的人中得到的事迹，难道可以不流传吗？所以一并叙述下来，让后来的人观看，知道保持公平的根本在于端正自己，而不要向别人苛求；这样法律就会得到施行，政事也会良善。这大概就是李君的志向。《四明支盐仓厅壁记》

译国家依靠盐业收入来补助财政用度，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浙江以东，只有四明的盐利最为丰厚。景德四年设置都盐场，政和三年改名为支盐仓。每年支取发放的盐以袋计算，共五万一千八百六十五袋；商人拿凭券来申请，缴纳钱财以资助盐政。缴纳得越多，盐本钱就越丰厚，盐课也会不断增加，成为无穷的利益。如果官吏横征求取，商人就很少到来；再加上侵吞渔利，本钱日益减少，又凭什么补助国用呢？这就是盐仓官员贵在得到合适人选的原因。只有勤勉，出纳才会谨慎；只有公正，官吏的奸弊才会收敛；只有上级能够率先倡导，激发人心，下面的人才能履行职责。如今监察御史章公出使浙东，勇于办成事情，不怕改革，又和幕下英才精心讨论、迅速谋划。严禁横征求取，谨慎防止侵吞渔利，革除盐本钱不能按时发放的弊端，按照盐户出售的盐价计算并发给本钱。这样随取随给，商人欣然乐意，愿意同官府交易，于是盐本大量积聚。这一年超过定额的盐有二万六千余袋；一经转变，成效和证明立即显现。事情果真有不能办成的吗？括苍何君担任出纳这一职务，恰逢这个时机，也能够凭才干事业奋发有为，又得到同僚王君瑑共同尽心筹划，查核奸诈欺骗，使盐课更加增加。于是又用余力修缮官署，整修钱库，开辟休息之所，题名为“和轩”，两侧建有两室，左边叫“枝安”，右边叫“如艓”。下面吏舍、厨房、浴室之类也都齐备，防火设备也修整完好。后来感慨任职官员人数并不少，却没有留下记载，于是广泛询问、详细考察，把那些可以按次序排列的姓名事迹汇集起来，记录在墙壁上。这些都是职务上本应做的事情，只是以前没有听说有人这样做，今天才开始，难道不是内心受到激发而不能自已吗？上级率领属吏，下面履行职责，于是都值得记载。正当朝廷开始改革时，首先选用章公来振兴台纲；推行他从前毅然革除弊端的心志，努力扶持公道，谁不会奋发有为呢？何君才华俊秀而志向坚定，充实他恭敬奉行这一志向的心意，又怎么能估量呢？我已经深深赞美他们，又深切期待他们，所以详细记载下来。何君名处顺，是庆元年间参政知枢密院事的从侄。《絜斋集》卷十，宋袁燮撰 记 《通州州学直舍记》读书人只怕没有美好的资质罢了；资质既然美好，再用学习来充实它，还有谁能阻挡他呢？我从前暂任成均职务，每天接待四方俊秀，同他们亲切交谈，发现资质美好的人很多，这才知道人才的产生，哪个时代会没有呢？只是先王盛世，教导启迪有方，人的良知显著明白，所以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如今虽然教养没有达到理想，士人一天天沉沦，但美好的资质仍然存在，没有不能启发的。何况长淮一带土地深厚，靠近京畿，风俗声望和人的气质习性，大多正直诚信而淳厚，他们的资质尤其美好，难道不应该更加自我磨砺，追求日益进步的功夫吗？乡友王君主持通州教育，把养育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修建学宫，郡太守林侯确实帮助他完成了这件事，于是能够和诸生朝夕从容地以道义相互切磋。郡中有学校，是风俗教化的源头；学校有直舍，是师生讲习的场所。他们讲习的究竟是什么？也只是要成就他们美好的资质罢了。上天赋予人的本性英明纯粹，本来没有一丝杂质；良知良能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一丝虚伪。见到值得尊敬的人，不待约定自然就恭敬；见到值得怜悯的人，不用约束自然就产生怜悯之心。符合义理的事情，人人都认为应当如此；违背道理的事情，人人都认为不对。像这些情况，究竟从哪里来？是因为美善存在于人的内心，所以自然会这样。人的先天禀赋明白显著、无可怀疑；但后天积累的习惯却使人昏昧，无法辨别。道心微妙，我和圣人同出于一个根本，这是值得庆幸的；人心危险，稍不加以治理，便会沦为下流，这也是值得畏惧的。既然如此，学习可以停止吗？虽然说致力于学习，但如果没有达到自我领悟，仍然等于没有学习。精心思考、细密观察，连半步也不忘记，道心豁然明朗，人的整体本性完全显现；这不是智巧所能揣摩的，也不是口耳所能传授的，这就叫作自得。和顽劣愚昧的人相处，友爱像傲、象那样的人，困难到了极点却忘了困难；大禹三次经过家门而不进去，孩子手脚磨出老茧也不知道劳苦；孔子困厄于陈国、蔡国之间，七天没有生火煮饭，却仍然不断弦歌；这些难道是靠揣摩和传授能够获得的吗？水的寒冷、火的炎热，本性本来就是这样。背对着山停立，不得到自身的形迹；在庭院中行走，却看不见他人，浑然无间，内外两忘，这就是自得的功夫。手捧玉器、拿着盛满的东西，不敢有丝毫失坠；改正过错、迁向善行，丝毫不差，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得的全部。啊，多么美好！啊，多么伟大！《建宁府重修学记》

译嘉定四年夏季六月，前吏部侍郎倪公奉天子之命，到建宁开府任职。刚到任，便拜谒先圣，周遍察看郡学，感慨地生出修缮整治、振兴学校的想法。冬季十月，召集工匠、安排役夫，于是大规模修缮学校。第二年暮春，工程完成，倪公告诉肄业的士人，德之这一属官记录了此事。德之认为，学校的建立，是为了保存人的本心。人的本心极其尊贵、灵妙，超然不同于万物。天的高明、地的博厚，也都同出于这一本心。本心常存，善事就去实行，如同走在宽阔平坦的大路上；不善的事就避开，如同躲避坑谷。本心放纵逸散，舍弃大路而不走，坠入坑谷却不知觉。从古到今，智者和愚者走向不同道路，正道和邪道处于不同位置，君子和小人截然分成两类，根源都在这里罢了。选择师儒和众多俊秀，朝夕讲论切磋，阐发其中精微，使人的秉常之美像揭示日月一样明白，人心难道还会有不能保存的吗？这就是学校的建立不能迟缓的原因。学校建立以后，年代久了必然败坏，这是事物的常理；修缮恢复，使它轮奂壮丽，经常如同最初一样，确实有助于风俗教化。如果因循拖延、不加修缮，破败就会日益严重，谋求衣食的人苟且住在里面，喜欢学习的人则郁闷地离开，这样凭什么崇尚教化、激励风俗呢？这就是修缮学校不能迟缓的原因。建宁如今是大州，自古以来就以人才众多著称。倪公是讲殿词林中的杰出人物，来这里任州牧，振兴、崇重学校，振作儒学风气，士人本来就把这些寄望于倪公。倪公也说：“这是我应当首先做的事情。”节省冗余费用来充实财力，选择属官来管理工程；为官府服役的人每日发给工钱，在官府出售物品的人随即得到货款。费用虽多也不吝惜，而且没有扰民。从收藏御笔墨迹的地方和先圣先师的祠庙，到两廊、重门；从讲堂和直舍，到诸生居住的房屋，倾斜的加以扶正，朽坏蛀蚀的加以更换，装饰不鲜明的加以润色，破断的瓦片拆掉换新。又砌成十二斋，添置几案和床榻，数量都在一百件以上。修整祭器，又制作祭服，以激发恭敬之心；制作冠带，以使出入庄肃。又增加购买各种书籍，每斋都放置一份，以便翻阅。修筑园圃和亭子，教习射箭技艺，用来观察德行。大略建立小学，训导告诫儿童，又是为了慎重对待教育的开端。耗费钱四百余万，而关于教养、切合人心的设施都已具备规模，学校也更加扩大了。倪公于是多次到学校，召集诸生教育督导他们，考核他们的学业，用规矩约束他们；在学校用餐却不居住的人有禁令，犯过错而不改正的人有惩罚。把《礼记·儒行》一篇大字书写出来，悬挂在明伦堂上，明白告示学习的人，要专心实行于自身，以古代纯正的儒者为榜样。又作《劝学诗》，勉励他们诚实笃厚、忠孝坚定、坚守素志、辨明义利，诗中所说十分完备。这样恳切的心意，哪里会有终止呢？上面尊崇儒学，下面推广善教，于是良知显著，美好风俗形成；即使强悍的人不愿亲近，也终将受到感化。在此以前，这个地方的风俗崇尚意气、喜欢争斗，白天在城市中忽然发生斗殴，有时甚至造成杀伤；而生下孩子不抚养的风气尤其盛行。自从倪公到任，教化从士人开始，陶然改变，进而影响普通百姓。直到现在，民间互相劝勉，不触犯官府法令，强悍暴戾的风俗一天天消解。这种成效已经可以看见了。时间久了，教化会更加深入，还将有进一步的成效。过去鲁僖公修治泮宫以后，风化广泛施行，群丑都屈服了。当时有“怀我好音”的歌谣，百代之后，人们还可以凭此仰望他的高尚足迹。那么今天修缮学校、感化百姓的成效，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吗？倪公任成均官时，我还是诸生，敬佩并接受他的典范，已经很久了。如今又看到他的善政和急于办理首要事务的作为，真是一个州的盛事。即使想不写下来，又怎么能够不写呢？倪公名思，字正甫，是吴兴人。负责这项工程的，是知建安县事郑君俌，从开始到结束，实际上都是由他专门主持的。《韶州重修学记》唐人有话说：“中州清美淳厚的气质到了岭南就穷尽了。”这话可信吗？越过山岭向南，那里气候都昏浊乖戾吗？由这种气质所生成的人，也不如中州人可贵吗？天地的德性、阴阳的交合、鬼神的会合、五行的秀美精气，正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人的本性没有不善，清美淳厚的气质应当周遍流行而不会穷尽，却能截然成为疆界，这可以吗？韶州作为一个州，偏远地处岭外，出生在这里的士人，也有奇伟出众的人。所以唐代有名宰相张九龄，本朝有著名侍从余靖。现在和过去一样，难道唯独这里不会有人才吗？毗陵张君篪主持此地教育，知道才长而秀美的百姓并不少，想成就他们；但学宫十分简陋，朽坏蛀蚀、倾斜欲倒，仿佛将要压塌。学宫大概建立于庆历年间，元祐年间完备，绍兴年间修缮治理，之后五十三年缺少修理。想拆掉重建，但工程浩大、费用广泛，力量无法承担，于是选择最急迫的部分向郡府报告，请求从大成殿开始。恰逢侯信儒赶快捐钱倡导，过了两个月，大殿巍然屹立，恢复如初。经略廖公德明听说后送来资助，第二年准备修缮其余部分，张君率领诸生再次向郡府请求。张侯欣然出力，帮助完成工程。学宫建成后，又用饩廪的节余加以增益。于是从讲堂、两廊直到师生居住的地方，重门、墙垣、仓廪、厨房、浴室，以及一切有关供养士人的设施，全都齐备。共建房屋八十余间，材料良好、工艺坚固，规模制度宏伟壮丽。这不只是为了给士人观赏美好景象，更是要让学习的人群居于此，讲论切磋、互相磨砺，追求日益进步的功夫。道就在近处，不必向远处寻求；事情有容易的办法，不必专求困难。规矩自然有方圆，准绳自然有平直。上帝赋予人的本性有自然的纯粹精华，只要守护它而不使其丧失，根本就树立了。万种善行都从这里产生；不以此为根本而向外寻求，似乎正确，实际上却不对。直躬的正直、申枨的刚强、仲子的廉洁、乡原的忠信、杨朱和墨子的仁义，都免不了受到君子的讥评，只是因为没有以本心为根本罢了。天下没有心外之道，哪里有不根于内心却可以称为道的东西呢？因此，儒者应当急切地学习，学习如同赶不上一般；使本心显明，或许才不会辜负圣天子设置学校、修明人伦的本意。这就是贤能师儒对诸生的期望，所以嘱托我记载此事，也借此告诉他们。《盱眙军新学记》

译边境战火尚未平息的时候，却兴办、振兴学校，这可以说是懂得当前事务吗？回答说：这正是懂得时务中最重要的事情。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只在于这颗心灵明，知道有义理。义理对于人，比饥渴更加重要。饥渴造成的伤害，不过损伤生命；忘记义理，就将无法做人，还有什么危害比这更大呢？设置学校，就是为了阐明这些义理。这样做就是忠、就是孝；那样做就是奸、就是恶，分别十分清楚，不只是黑白之别，这是天地间最大的界限。军事虽然繁忙，这条界限也不能废弃，因为人道由此建立，难道能说这是不急迫的事务吗？盱眙的学校创建于绍熙癸亥年，到如今辛巳年，代马南牧，学校已经成为废墟。干道二年重新建造，又在开禧年间因战争毁坏。嘉定二年再次修建，到现在已经多年了。正逢太守葛侯洪把郡治迁到山城，学宫也将随之迁移。于是校官陈君德林寻找可以作为新校址的地方，在玻璃门内找到一处，面积五十亩。高君熙绩接续主持，开始营建殿宇地基。余君元廙又接续其事，急切想要谋划重建，但力量还不能做到。起初只能依靠旧学教育诸生。己卯年春天，抵御北方敌军，各军将其击退，学校因而更加狼藉。统帅刘侯琸虽然身在军旅，却没有忘记礼乐祭祀；开始代理职务、举行祭奠拜谒后，环顾四周，感慨叹息，立即命令专职官员主管新学的工程。校址地势端正平坦，殿宇高大宽敞，重门复廊，一座讲堂、四所斋舍，还有职掌人员的房舍和储藏物资的地方。夏季开始动工，初秋便告完成。取用郡府经费很少，从军府库藏中取得的很多；粮仓没有多余粮食，又帮助诸生脱离低矮狭窄的旧处而迁到高敞明亮的地方，弦歌诵读没有中断，学业和品行日益进步。居住和供养条件本来就有改变人的气质体貌的作用。刘侯于是欣慰地说：我们的道大概兴盛了吧？古代军队从学校接受成法，在泮宫献上俘获的敌人；军队的设置，学校实际上是始终贯通的根脉，道理本来就相互关联。何况平民出身的俊彦，生长在边境，天性慷慨，熟悉军旅事务，足以成为克敌制胜、抵御侮辱的助力，正是学校中应当收罗培养的人才吧？况且三代的学校，只是为了阐明人伦；君臣、父子，是人的大伦。聚集俊杰来互相磨砺，彰明大伦，使他们都竭尽忠诚、舍生忘死，以保卫君王和父亲，尤其是今天守卫疆土、巩固边防的臣子不可迟缓的责任。刘侯赶快兴办这件事，正是应当如此。唉，这真正是时务中最重要的事情。《四明教授厅续壁记》本朝设置学校，遍布全国。自庆历年间开始，到隆兴、乾道以来，直至康定年间，另外只有所谓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嵩阳、茅山之类。那些卓然可以作为后学师表的，如南都的戚氏、泰山的孙氏、海陵的胡氏、徂徕的石氏，聚集一时俊秀，共同讲学涵养，成就人才的功劳已经很深了。但问到他们乡里的学校，只有兖州、颍州有这种学校，其余地方没有听说。等到庆历兴学以后，即使偏僻小邑，也能听到弦歌诵读之声；但考察实际成效，却反而比不上那些私下仰慕学习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相互以道义交往，根本在于内心的真诚；如果只是依照法令办事，就和有司没有区别，本末本来就不相同。虽然如此，在法令严密完备的时候，能够以道义为根本，而不完全仿效有司的作为，也就不会大大违背古人了。中兴以来，各地校官厅的墙壁上都有记文，其中姓名光彩显著、直到今天仍受称赞的人，一定都是以道义为根本的君子。前碑已经刻满，不能再写。如今郡博士李君又接着重新刻写。李君是著名侍从忠肃公的曾孙，努力实行古道，不使家声坠落，勤于职务，又不能用私情来干预他；他大概也是以道义为根本的人吧？他的品行既然高尚，列在新碑最前面，似乎不是偶然的，所以借作记之机也把这件事写下来。《东湖书院记》秘阁胡公以江西计使兼任隆兴镇守，疏通教化源流，礼遇英俊人才，唯恐来不及。通守丰君有俊说：“古代学校设置以后，又有泽宫。如今长沙有岳麓书院，衡阳有石鼓书院，武夷有精舍，星渚有白鹿书院，众人聚居在一起，以朋友相助、共同受教，遵奉古训，都足以弥补学校的不足。这里是如今的都会，却不能招来四方名流，讲诵切磋，恐怕不是用来辅助成就风教的办法，请建一所书院吧。”胡公非常赞同。东湖疏浚后，他在橘亭遗址上徘徊，远望徐孺子亭及其祠宇和三李堂，追想前贤的高尚足迹，内心有所契合，又喜爱这里优美的风景。长堤回环，柳荫四合，水光闪耀，荷花舒展红色花朵，灿烂如云锦。再加上古树森然排列，飞桥之外美景无穷。这本来就是超脱世俗的人想在这里藏修、休息、游览的地方。计台和郡丞都说：“这景色多美啊！”于是营建房屋，聚集书籍，以便贤能俊秀的人翻阅，并题名为“东湖书院”。大家都认为这样最合适，众议一致同意。郡博士刘君余庆慨然亲自承担这件事，于是用学宫每年的结余，加上湖边土地，增建东西十余间、南北十九间；门庭堂宇宏伟华丽、高大深远，厨房、浴室和器用全部齐备，没有缺少。耗费钱二百万、米一百余石，完成了工程，规模更加扩大，共有三十四间。工程开始于辛未年仲秋，到仲冬便告完备，这些设施是为了使人能够安居。至于日常供给的费用，胡公已经用湖泊的岁入供给，东面由二台负责，西面由门亭负责。我于是接受丰君的请求，又增加公田的租税，这也是为了供养士人。安排周详完备，宾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英俊人才和亲密朋友聚集于此，汇集十一郡的书籍，纵览博采，选取其中精华，所得非常丰富。然而，君子的学习，难道只是把心力琐碎地用在记诵末节上吗？当然是要寻求这种道。什么叫道？回答说：就是我们的本心。没有偏私、没有党同，王道广大坦荡；没有党同、没有偏私，王道平正宽广。除去不善，善自然保存，不借助外物寻求，这就是道。志向达到哪里，诗就达到哪里；诗达到哪里，礼就达到哪里；礼达到哪里，乐就达到哪里；乐达到哪里，哀就达到哪里。哀与乐相互产生，是天理自然，不夹杂一丝人为私意，这就叫道。儒者相互讲习，有志于此，以此涵养自己的内心，立身处世，扩大自己的才器和事业。这座书院的建立，本来就是对此有所期待，难道不是急务吗？我担心后人不能明白这个意思，或许会把它废弃而成为游览宴饮的场所，所以写下这些话。” 用来告诫他们。《洪都府社仓记》

译汉代耿寿昌建议在边郡修筑粮仓，粮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粮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称为常平仓。这一主张非常美好，汉宣帝立即听从了。可是萧望之独自说这不是好办法。史书说萧望之反对耿寿昌，却没有明确记载他的话，所以无法考察。但耿寿昌确实经常收购关内的粮食。萧望之认为，这不过是习惯于商贾斤斤计较的事情；想来常平仓受到讥议，也大概是这个原因。考察汉元帝时诸儒所说，认为常平仓可以废除，不要同百姓争利，那么萧望之的话就更可信了。我们大宋朝以仁德养育百姓，即使设置常平仓沿袭前代的旧迹，但其中保存的德意和前代不同。百姓有困难，就赶快前往救济，像救自己的孩子一样，哪里有时间借机牟利呢？虽然如此，广泛施舍、救济众人，连尧舜都以为困难。如今打开粮仓来救济困穷，只在大饥荒之年实行，并不因为道路遥远而停止；如果不是遇到时令灾害而赈济抚恤，只救济耳目所能接触到的地方，难道不是因为力量不足而不能远及吗？那么应该怎样处理呢？回答说：自古制定法令，本来就有不能靠一种办法独自实行的。常平的恩惠还不够广，就精心思考、反复讲求，寻找可以互相辅助的办法，兼而实行，恩惠就广泛了。设置社仓，大概就是常平仓的辅助吧？有余粮就收聚，不足时就发放，和常平仓没有不同。但常平仓集中在州县，社仓则分布在田野乡里，官府没有远途运输的劳苦，百姓有就近买粮的便利，足以推广常平仓赈济贫穷的意旨，这就是所谓辅助。洪都如今是大府，但土地并不肥沃，百姓很少有积蓄，丰年也仅够供给，歉年就会流离饿死，地方人对此十分忧患。郡丞丰君有俊请求恢复社仓，从南昌、新建二县开始。郡府捐钱一千万，嘱托乡里有贤德的人，联合江宰陶君武泉、幕友裘君万顷，选择值得信任的人，分头收购粮食，以等待来年使用。将漕胡公听说后认为可行，运来二千斛米，帮助完成这件事。把粮食储藏在佛寺、道观的，共有十一处，已经开始有了头绪。办成后再推广到其他县，可以依次实行。遇到粮价昂贵时，立即降低估价，同百姓交易；价格低时再收购，如同圆环循环不止，为百姓谋便利，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天下最不利于百姓的有两种人：敢于作奸害民的，有狡猾的官吏，善于巧取利益；还有豪强百姓。如今设置这座仓，交给士人管理，使收支公开，那么狡猾官吏就无法施展奸计。年成不好时，只要米价不太贵，豪强百姓就不能囤积不卖、抬高价格；要增加粮食，就使仓储更加充实；要维持仓储，就使它能够长久。等到进一步实行这种办法，不只是减价出售，而且直接按照收购价出售，完全以为百姓谋利为原则，没有牟利之心，难道不能说是仁政吗？从前周官大司徒属下有遗人，专门以施惠为职责。乡里、关隘、郊野、县都，都有储积的粮食，彼此相望，供给供应十分谨慎。今天的社仓，难道不是仿效这种制度吗？根据时势收聚、发放粮食，使所有人均能受到恩惠而没有遗漏，膏泽浸润，既优厚又充足，以此维系民心、培植国家根本。唉！这真是良法，可以作为常平仓的辅助了。《建昌军药局记》阴、阳、风、雨、晦、明，是上天的六种气候。它们过度就会成为灾害。人凭着微小的身体，经常同这六气相遇；调护保养不到位，受到异常气候的感触，能够不生病的人就很少了。古代先民想到百姓受病痛折磨的苦楚，认为非用药不能去除。药物的性质有温、热、寒、平，品类各不相同，于是把药称为君、臣、使，互相辅助来制定药方，精密细致，微妙严谨，丝毫不差。随着病情施治，有的补益，有的泻下，抑制过盛，补助不足，使身体恢复平和。这是完全救济众生的大作用。那些不顾市场利益的人，难道可以任凭琐碎的私意来增减剂量吗？如今建昌太守丰侯廉洁正直，以此自持，果断地行善。他以祖父清敏公在洪都任副职时的作为约束自己。正逢年岁发生大疫，他带着医生巡视询问，遍及偏僻小巷和贫穷里巷之间，察看致病的根源，授给百姓应当使用的药物。药物又十分精良，救活的人很多。郡中百姓非常感激他。等他来到盱江，仁爱之心和恻隐之情，仍如在南昌时一样。他感念祖父曾在这里治理此邦，像古代奉公守法的良吏，于是追述祖父的志向并恭敬地实行。捐出钱三百万，创建两个区域，汇集优良药材，只求真实可靠，不计较价格。贤良的人主持药局，完全遵照医方，不掺杂自己的意见，准备齐全后才施用；缺少一味药就停止配制，治愈疾病的效果立即可以看见。人们争相前来，却不取赢利。丰侯写信嘱托我记载设置药局的原因，说明这不是谋利的意思，以此告诉后人。我认为，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孩子，是牧守的职责。孩子生病，父母为他治疗，真情流露出来，自然不能自已，哪里是为了谋利呢？周成王时医师的职务，统属于天官。国家有疾病，就分派医师救治百姓，只是为了百姓罢了，公家没有从中获利。丰侯本来有志于古代的做法，愿意直接发给药物，难道不愿意这样吗？只是药物有限，难以持续；即使不能直接发放，进行买卖也必须使药物接续不断。丰侯于是采取了后者。药物既然优良，又不责求利润，也不算违背古法。丰侯救济百姓，不只是使你的身体健康，也还要使你的内心康健。人的秉常之美如果被物欲伤害，就不应鄙弃它。以善教导百姓、用药物治疗疾病，都是使你内心康健的办法。身心都康健，这就是所说的国家将要痊愈了吗？至于斤斤计较、急于牟利，药物不够精良，和市肆中出售的没有区别；即使年年百姓生病，也不能治愈，又怎么能使你的内心康健呢？君子因此知道丰侯是贤能的人。丰侯名有俊，字宅之，是四明人。《绍兴报恩光孝四庄记》

译会稽郡城东南有一座佛寺，高明宏伟，坐落在山脚，名叫报恩光孝寺。朝廷赐给它田地十顷，科派和徭役全部免除。这大概是因为我朝高皇帝孝思无穷，为先祖庄严佛像、设置供养，把这里作为为先祖追祈福佑的地方，所以不同于其他寺院。田地本来是山阴的肥沃土地，僧人像云一样聚集，供给没有缺乏；但自从田籍图册漫漶不清，农民习惯于欺骗，即使租赋丰厚也不能如数缴纳，更何况遇到荒年呢？官府督责负责缴纳的人，他们必然要偿还，但那些顽民仍然像以前一样，因此每年的收入大为减少，只能一点一点乞求粮食来糊口，僧众为此忧苦。绍熙年间，长老惠公住持此山，寻求核查奸欺、充实粮仓的办法，深思后得到一个策略。他同耕种的人约定平分田租：我和你平均分配，你不欺骗我，我也不控告你，彼此欢洽如同一家，这将成为无穷的利益。众人都说：“是，是。”果然如长老所说，约定确定以后，就筑建四座庄院，每庄七楹房屋，用来接收农民交纳的收入。梅市的叫宝盆，感凤的叫宝林，温泉的叫阮社，承务的叫木栅。秋风飒然，庄稼收割运到场上，分割恰好均等，储备逐渐增加，并且每天修葺增建。那里有园圃、篱笆、水闸、船只和度僧局，又聚集钱一百四十万，用多余的钱购买度牒。耕夫家中也都有储藏的粮食，田野里还有遗落的谷穗，喜悦之情显现在脸上；双方都充足，客人与主人相安，即使遇到歉收之年也没有遗憾。和那种彼此欺骗、互相诉讼、彼此伤害的情形相比，哪一种更好呢？事情应当还是不应当，明白清楚到了这种程度，而认真审慎地作出决断，确实是从现在才开始。惠公的见识超过常人。一天，他来拜访我，讲述事情的始末，请我为此作记。我认为佛教显著流行，僧徒一天天增多，高堂深屋，不耕作却享用粮食，这是古代盛世所没有的。我们这些做儒者的，即使不能让他们建屋居住、供给粮食，却又为他们记录称美，以助长这种风气，可以吗？不过，这座寺院是君主寄托孝思的地方，尊崇到了极点，供给理应丰厚，不是其他寺院能够相比的，因此应该记载。惠公起初从事艰苦劳苦的事务，两次把文章托付给别人，都被他们掉头不顾；如今他却勇于成就事业，使自己富足，也使众人得到利益，大家都称赞他，不同于其他人，也应该记载。合计这两个应当记载的理由，即使想不写，又怎么能够不写呢？读到我这些话的人，仔细体察其中意思就可以了。《廉清阁记》我任职浙东时，有幸和孟君达父同僚。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在厅事旁边建了一座阁，还没有给它命名，请替我命名吧。”我登上去，环视四周的胜景：背靠高峻的秦望山，俯瞰奇秀的卧龙山，重重山冈、层层峰峦争奇竞秀，映照在几案席前。蓬莱、丽谯以及邦君的居所，巍然高耸，翼然伸展，更增添了这里的佳趣。阁旁俯临街市，房屋鳞次栉比，却听不见市井喧声；这里空旷幽静、轩敞开阔，世俗的尘气远远被隔绝，仿佛高人贤士，持守节操、砥砺品行，卓然自立。《楚辞》说：“宁可廉洁正直来使自己清白吗？”这是古人的本心。这座阁的建造，正寄托着这种心意，请以“廉清”为名，也借此表彰达父的心志。达父说：“古代修身洁行的士人，唯恐别人知道；如今把这个名字揭示在这里，不是我所敢当的。”我说：“这是士人的常态罢了。一箪饭、一豆羹，如果用脚踢给他、施舍给乞丐，他都不屑接受，何况对士人呢？极其廉洁而不贪，极其清白而不受污染，良心本来如此，哪里会考虑别人知不知道呢？达父又有什么疑虑呢？”达父以掌管茶盐为职，这是财货汇集的枢纽，是全路的人都趋赴谋求的地方，而他能够奉公守洁，任何一丝一毫不合义理的馈赠都进不了他的门。他检察、核查吏员的奸邪，号称能够胜任职守，这不就是所谓廉洁清白吗？廉清只是士人的一种节操，但孟子谈到伯夷的风范时，听到的人都受到激励，把他视为百世师表，这也实在伟大。达父努力学习、崇尚志向，勇于增进德行，充实他的内心，将来一定会像冰一样清洁、像玉一样纯净，始终不改变，期望达到古人的境界，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贤者所做的事，即使非常细微，也一定超出世俗，所以这座阁的胜概超然尘世之外，题名为“廉清”，它的名称很恰当；像达父这样的贤者，他的德行也配得上这个名称。达父确实无愧于此。后来任职此官、登临此阁的人，回望这个名称，便警惕地自我反省，努力实行修身洁行的行为，这又是我的希望。达父说：“是，是。”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记。静斋记 我的朋友临川人黄君申之，品行洁正，爱好古道，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静”。他对我说：“这是先父留下的训诫，希望您替我详细说明它。”我认为，求学的要旨，不过是获得自己的本心罢了。在念头尚未萌发、喜怒哀乐尚未表现出来时，内外精纯，没有一丝杂质，这就是极静的状态。起初如此，就应当保持它、涵养它，无时无刻不如此。即使应酬交往而面对万般变化，仍然安静自如，本心也就不会丧失。譬如雷从地下发出，震动惊骇百里，可以说声势壮大了，但它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所以即使震动惊骇到了极点，实际上也未尝不静。又如大风刮起，万孔怒号，可以说猛烈了，但也不是有意如此。所以即使怒号到这种程度，也未尝不静。太阳运行过去，月亮运行过来；月亮运行过去，太阳运行过来，这是天象的自然规律。寒冷过去，暑热到来；暑热过去，寒冷到来，这是天时的自然规律。难道它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吗？人也是这样，眼睛看、耳朵听，手抬起、脚迈步，是天机发动，自然而然地应和，并不是预先期待的。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日常生活之间，哪一样不是自然的？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并非有意要停止；时机应当前进就前进，并非有意要前进。这就是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这就是所谓“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唉！不是天下至极的静，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求学者专心体察这条道路，方向已经端正，体会已经明白，也不能因此自满。这一道理与这颗心彼此合为一体，就像水天然寒冷、火天然炽热一样，本性本来如此，并不是凭借外在因素。即使仓促匆忙、颠沛流离，也未尝不静；这难道就是我的本心、与上天没有间隔的状态吗？至于异端邪说和偏曲的学问，把自己弄得像枯木、死灰一样，一同归于寂灭的境域，并不是我圣门所说的静。申之，你应当谨慎选择。咽爽亭记

译云巢居士王公，是临川人物中的英杰。他曾经出仕游宦，但平素喜好清静退处，以放怀于山林沟壑为乐。云巢是王公的别墅，所以紫微舍人于湖张公亲自为它命名。嘉定五年，我到临川时，居士已经去世很久了，但我结识了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修身谨慎、恪守礼法，颇有世代仕宦人家的风度，于是同他们交游。一天，他们拿出先父的诗篇给我看，我反复诵读而不觉厌倦。其中有清新警策的句子，说“爽气真可咽”，类似餐食朝霞、饮用沆瀣之类的话，我击节赞赏其声律意趣。又看到他先友苏侯记述云巢的佳趣，更加知道居士摆脱尘世牵累，沉醉于书籍史册，栽种花竹，玩赏图画，登高临深，洒脱而奇逸，真是令人敬重的人。他说“爽气可以咽下”，难道是空话吗？于是我对两个儿子说，何不就在别墅中建一座亭子，命名为“咽爽”，以便永远不忘先大夫的高雅情趣。嘉定七年春天，我任职成均，长子写信说：“咽爽亭已经营建，将要完工，请您为它写篇记。”天地之间清新爽朗的气息，周流不息、无穷无尽，和人的清爽本心原本没有隔阂；只是人被利欲昏蒙，所以它抵触而不能进入。应当疏通洗涤、涤除尘垢，去掉使我昏蒙的东西。耳目所接触到的山川、风雪和四时佳景，进入我的胸怀，难道不会使人澄澈明净、舒展快乐，产生无边无际的乐趣吗？爽气并不是吝惜让人咽下，而人却不能咽下它，那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被轻率地置之不顾了。爽气实在太可贵了！古代君子心境虚明、通达透彻，天下万理都清楚融会；至于兴衰治乱的缘故，没有不精细察知的。周公说：“使国家清明，靠的是明哲之人。”这正是说的这种道理。那些与此相反的人，在是非的分别上迷惑不明，一身之内，错误的行为日积月累。子产说：“这颗心不清明，却昏乱地处理各种政务。”泾水、渭水的清浊，也由此区别。有志于道的人，应当在哪里作出取舍呢？晋人崇尚清谈，任官却不办理职事，有人问他，他用手板支着脸说：“西山早晨送来了爽气。”看似十分旷达，实际却时时玷污自己的品行；又有人嘴上不谈钱财，品格峻洁如山，仿佛峭壁高耸千仞，但遇到羯胡刘石之乱，却怕死求饶，不知惭愧羞耻。这些人都没有得到古人真正的清爽，却自以为超脱世俗，实际上没有比他们更俗的了。云巢所谓“咽爽”，本来就和这些人不同。两个儿子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把这些话一并告诉他们。耐轩记 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丞相向公被授任仆射时，真宗自称即位以来还没有任命端揆，于是首先想到向公，认为他一定会高兴，便派李宗谔去观察。李宗谔到了那里，只见门庭寂静；向公听到祝贺，只是唯唯应答，宾客亲戚也没有设宴饮酒。李宗谔回来复命后，皇上称赞向公非常能耐得住官职，向公的德行气度可以说很宏大了。然而，从咸平、祥符年间到向公在天禧元年任职，拜为仆射的共有六人，李宗谔去世已经四年了。沈括所记竟然如此，这就是使读者产生疑问、进而连圣上的褒奖也怀疑的原因。唉，这难道可以说是诬妄吗？元老大臣受到明主知遇，褒美嘉奖的话洋洋盛美，与二帝三王的典谟相互表里，确实是圣人的言语。难道可以因为沈括的记载未必完全符合事实，就连同它一起怀疑吗？所以君子应当深信不疑。向公的后代震之，在私宅旁建了一座轩，来向我求取名称，并告诉我说：“命名为‘耐’，可以吗？”这是你们家族的旧事。先正的德行和器量，不因大官大职而动摇内心；不断充实涵养并亲身践行，足以和古代王佐相比，后代子孙以此为准则就可以了。从前伊尹认为不合道义的俸禄，即使以天下相许也不顾；即使拴着四千匹马，也不屑一看。周公自身地位尊贵却更加恭敬，家中富有却更加节俭。他的德行宏大刚毅，像大海一样深沉包容，像高山一样巍然屹立，不会被富贵所惊动。荣耀还是困顿，我都不因此喜悦或忧戚；仕途通达还是阻塞，我都不因此增加或减损。万般变化交错呈现在面前，而我的内心始终如一。唉，真是伟大的人啊！那些小丈夫不知道这种境界值得崇尚，而人本有的心大多不明。富贵不能使他淫乱，贫贱不能使他改变，这是人的本心。羡慕富贵而苟且迎合，厌恶贫贱而轻率逃离，便丧失了本心。正因为本心不明，眼睛被美色诱惑，耳朵被声音诱惑，嘴巴被滋味诱惑，四肢被安逸诱惑；诱惑无穷无尽，如果不是高爵厚禄就无法满足欲望，于是丧失操守、委屈心意去求取，急切奔忙，唯恐得不到它。得到便跳跃欢喜，得不到便忧愁悲伤，早晚的思虑都不超出耳目口腹和四肢身体之间，又怎么能够承担天下的重任呢？人的器量相互之间相差得如此遥远。皇上称赞向公‘大耐官职’，确实说明他是一个时代的宗臣。震之建造乐山堂，已经有志于使内心不动摇，如今又以“耐”命名此轩，每天观看这个字，以它警醒自己、针砭自己，以古代王佐和先正为榜样，以沉溺于流俗、耽恋富贵的人为戒，或许会有所裨益吧。震之说：“是的，何不替我写下来！”于是我写下这篇记。止善堂记

译干道、淳熙年间，象山陆先生凭借深造自得的学问，成为后辈的师表。他的道理纯粹而明白，言语平实而恳切。凡是启发告诫学者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行的礼法，丝毫没有差错，清楚明白而没有疑惑。所以天下人一致推重他，而他的教化在他所居住的金溪尤其显著，直到今天，金溪县里仍有许多贤善之士，志向趋向不迷失。有志于这条道路而以成为世俗之人为耻的人，所学习的，大概其源流已经很久远了。嘉定年间，萧君禹平任这个县的县令，新建学宫中讲习的厅堂，并把它命名为“止善”，希望让学者探求《大学》的要旨，接续象山的学术气脉，他的训诫告语十分恳切。他曾对我说：“这是我用心研究而不能忘怀的事情，希望您替我记下来。”我听说道理没有穷尽，充满天下，无处不是这条道；但必须有归宿，然后才能归于一处而确定。所以《易经》说：“艮卦的止，是止在它所应止的地方。”《尚书》说：“安定你所当止的地方。”又说：“敬慎对待你所当止的地方。”《诗经》说：“不断光明，敬慎地止于应止之处。”凡是《易》《诗》《书》所称述的，都是纯粹正大、没有一丝差错的。所以一旦确定就不可改变，《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大概也是丝毫没有差错的境界吧？就像金子达到最精纯的程度，玉达到最纯粹的程度，规矩用来确定方圆达到最准确的程度，准绳用来确定平直达到最准确的程度，是否就是这样呢？止在这里，才算真正得到应止之处。伯夷止于清白，伊尹止于担当，柳下惠止于平和，并不是不好；但孟子所愿意学习的，唯独是集大成的孔夫子。大概一定要像孔夫子，才可以称为至善。射箭一定要射中靶心，技艺才算精湛；接近靶心却不能射中，也就不精湛。道也是如此：道理藏在心中而安定，拿来质问圣人而相合，才可以作为依据；如果有细微差别，就在道上走岔了。禹平命名厅堂的意思，对诸位学生的期望，大概就是这样。虽然如此，拿着柯来砍伐柯，斜着眼看它，仍然觉得有所距离；看见至善所在，便跟随它止在那里，可以说没有差错了。但如果还不能和它合而为一，仍然不能算完善。全体浑然融会，完全没有间隔，这才是善的极致吧？学者对此怎么能不深入思考呢？发愤努力学习，期望达到自得的境界，或许可以接续象山的传承，不辜负禹平对大家的期望。禹平名舜咨，是昭武人，现在任太学博士。” 德斋记 《诗经》说：“砍伐斧柄啊砍伐斧柄，所依据的标准并不遥远。”《中庸》记载先圣的话说：“拿着斧柄去砍伐斧柄，斜着眼看它，仍然觉得有距离。”这是说，践行道不能没有间隔。这样来修道，我遵循它去实行，难道不好吗？然而不能没有间隔，所以虽然近，仍然显得遥远。唉！圣人启发告诫学者，是多么精微啊！舜处在做人儿子最困难的处境中，却能够以孝顺使父母和谐；孔夫子曾七天没有生火做饭，却不断弦歌；颜子住在简陋小巷，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曾子主持父亲的丧事，七天水浆都没有入口。这些是常人的情感所做不到的，圣贤却不需要勉强，这是为什么呢？水的寒冷、火的炽热，本性就是如此罢了。那么，德可以学习而达到吗？回答说：天下没有两样的道，人都具有它，为什么不能学习达到呢？早晚思考它，仓促之际也不舍弃，忽然有一天豁然开朗，清明之德存于自身，无论出仕、退处、说话、沉默，都没有间隔，明明白白而不可欺骗。这就叫自得。德就是得。从此存养它、践履它，使它表现在运用中、发显在事业上，无论到哪里，哪一样不是这颗心呢？番阳冯君圣与，是有志于此道的人。他既以“德”命名书斋，于是我申述这些话来告诫他。敬义立斋记 起初我在乡里的社学收徒，汪氏的儿子名敏中、字耐翁，正跟随我学习。他的天性资质端正善良，爱好读书而不知疲倦，我只知道他是个优秀子弟，却不知道他的志向与众不同。后来耐翁通过占卜选定任官，任户掾；南徐太守耿公，是奉行循吏之道的人，一见他便气类相合，立即把他视为知己。等到耐翁任总属宰、壮县县丞和名邦县的县丞时，持守本心始终如一，职务办理得更加出色，公论也更加归向他。耿公曾对人说：“我从前读《易经》，对‘敬义立而德不孤’这句话有所感悟，从此牢记在心，拳拳不忘，不敢丢失。修持自身、任职为官，没有大的惭愧和不安，都是由此而来。”我这才知道，耐翁用心专一地求学，培植根本、疏浚源流，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行为方正，这是圣人用来赞美坤德的话。坤的本体柔顺，但用正直方正来说明它，这不同于世俗所谓的柔顺。小心谨慎、勤勉戒惧叫作敬，敬就不会欺骗自己和别人，所以内心正直；决断裁制叫作义，义就不会屈服，所以行为方正。内外相合叫作道，哪里还会有所偏倚呢？所以德不孤立。上天生下人来，谁没有这种敬义？但真正能立住的，实在很少见。善理不明白，就会对自己所立的原则感到迷惑；信道不笃定，虽然立下原则也不牢固；受到诱惑就动摇，受到扰乱就软弱，受到震撼就倾覆，这样就不能谈论立身了。因此，修养自身，道就能立住；树立爱心，首先在于亲爱亲人；树立敬意，首先在于尊敬长者；立人的道理，就叫作仁和义。古人之所以对此反复用心，贵在根本牢固罢了。耐翁任南丰县令时，写信给我说：“人戴着天、踏着地，在万物中最有灵性，应当超群拔萃，和古人结为同道。”我赞赏他这番话，也知道他胸中的期望有不可估量的高度。他既然以经书训诫命名书斋，又请求我写些话来阐发它，准备每天借此省察自己，更加勤勉地增进德行，可以说是有明确主旨了。鲁国穆叔曾说：“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次是树立言论；即使历时长久也不会废弃，这就叫不朽。”只有以不朽为目标，即使经历万般变化，敬义也不亏损，仿佛先立于面前、又倚于车衡，处处都不离开这条道；这就是耐翁的志向。我因此赞许他。直清亭记

译嘉定十四年，我开始开辟西塾，在丛竹之间建了一座小亭，命名为“直清”。这是君子的德行，而竹子确实很像它。竹子刚开始生长时，破土而出，不到十天，已经有凌云的气势；它俊秀敏捷、超群出众，几乎无法遏制。起初不过种了几丛，它的竹鞭横向蔓延，瓦石也不能阻挡；不久便长成竹林，茂盛地立于各种植物之中。得地利之便、成效如此迅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难道是上天赋予它生命时，本来就使它特别不同吗？竹子内部空虚，像君子使心胸虚明；竹节坚劲，像君子守持节操。竹身端正、气象肃然，又像君子一样，远望令人尊敬，接近也不会厌烦，能使人的胸襟洒脱开朗，使世俗尘气无法进入。“直清”这个名称，在这里确实没有辱没。竹子有这样的德行，所以受到重视；人难道可以还不如它吗？《尚书》说：“正直而且清明，正直就是天德。”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本心善良，没有不正直的；后来曲折缠绕、变化多端，不能胜数，并不是本来的状态。顺着本性行事，不费心机巧智，难道不能说是直吗？内外明彻融通，没有丝毫隔阂，难道不能说是清吗？正直就能清明，清明就不会背离最初的本性。这座亭子之所以这样命名，难道不是想借观赏它来警戒自己吗？美与丑各不相同，爱与憎也随之而来，这是人情常态。凤凰、灵芝，贤人和愚人都认为是美好的祥瑞，于是没有爱憎的分别。竹子的正直清明也是这样，无论贤与不肖，都会用同样的话称赞它。我在这里培植竹子，不只是供耳目玩赏，也是爱它为公论所归，因此借此勉励自己，每天增进德行。人人都心悦诚服，我对竹子又有什么惭愧呢？如果做不到，就像射箭没有射中正鹄，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也就可以了。这确实是君子立身的要旨，凡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何不共同努力呢？是亦楼记 我在破旧的住宅东边建了一座小楼，把它命名为“是亦楼”。有人对此感到疑惑，我告诉他说：“只是它不高、不大罢了，也是一座楼。人生在天地之间，欲望没有穷尽，必定要设法满足欲望；如果不循正道而取，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只顾养护小的方面而丧失大的方面，沉沦到不仁不义的境地，难道不可悲吗？”这是我最害怕而不敢做的事。楼的深度和宽度各有五尺，高度接近宽度而略微收窄，材料很小，但楼的形体相当完备，所以说：“只是它不高、不大罢了，也是一座楼。”楼前堆叠石块作山，高不过一丈多；虽没有奇异雄伟的景观，也是一座山。靠山种了六株丹桂，楼的右边又有一株桂树攀架着酴醿与它相接，此外还有几株杂花杂木；品种虽然不多，也算是花木。推广来说，对于一身衣服、饮食、钱财以及供人使唤的仆役，也都是如此。甚至对于做官的心思，我也很淡薄，常说：“只是不高显罢了，也算是做官。”自己享用的很少，从世上取得的也很廉薄；内心安闲满足，没有什么羡慕，自己享受自己的适意。虽然头发牙齿已经衰老，而精神不衰，姑且以此自我安慰。不过，身外之物可以少求而容易满足；至于我自身与天地一样广大高明的本性，本来就拥有它，只要早晚磨炼自己，善行就改进，过错就改正，追赶古人而达到他们的境界就可以了，难道只能和庸常之人同列而说“也不过是一个人”吗？这也是我用来警戒自己、并且教诲子孙的原因，所以写下来作为记载。愿丰楼记 君主应为君主，臣子应为臣子，这是天地间最大的常道。即使身处田野，也不忘记君主，这是臣子最深厚的感情。时令和顺、年成丰收，是国家最大的祥瑞；年成凶歉、发生饥荒，是天下最大的灾祸。尊卑虽然不同，祸福忧乐却是一体；朝廷和民间虽然有别，忠诚爱护之心却相同。所以年成丰收，君臣共同庆贺；年成歉收，就共同忧虑。忠臣事奉君主，始终如一，没有一天不把国家放在心上，也就没有一天不期望年成丰登。难道敢因为出仕或退处、距离朝廷远近不同而改变自己的心吗？我旧有足疾，嘉定年间被系留在朝廷任职，归乡的心情十分迫切。想到我的房屋不够养病，想找一个远离低湿之地而又便于安闲休息的地方，只有楼居最合适。于是让孩子们在住宅旁营建，等我回到故里，这座楼恰好建成。要为它取名时，我说：“臣子在家居住，万般忧虑都像冰一样消释，唯独不能忘记的，必定是年成丰收吧？”于是取老杜“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的诗句，便以“愿丰”为名。这座楼的东面是太白山，西面是四明山，南面是金峨等山，重重山冈、层层峰峦历历可见。从北面到东面，鄞江环抱着这里。眺望城中，郡治的雄伟建筑高高耸立、相对可望；学宫幽深宏敞，与这里相邻。其他宏伟壮丽的屋宇，也鳞次栉比地连接在一起，足以舒展胸怀，足以陶养性情，足以聚集宾客朋友；藏书数千卷，又足以供人翻阅。四季风景，没有不令人称心的。我本来是一个贫寒的儒生，晚年得到这些，安然愉悦、自得其乐，可以忘记自己已经老了。然而我这颗忠贞不二的心，却把年成丰歉当作自己的喜忧；并没有官职和谏诤责任，却像在朝廷任职时一样忧虑国事，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吗？我曾听说，大义所在之处，应当思考便思考，这就是我的职位。自从我承蒙任献纳之职时，进献苦口的谏言，仁圣之君宽容，不以此为忤逆，而且多次称赞我的忠直。离开国都以后，君主的简札记忆仍未衰减，可以说是深深了解我了。臣子的心，难道能有一天忘记自己的君主吗？寡妇无力纺织，却忧虑周王朝的覆亡；女子居住在漆室，却挂念嗣君年幼。这是天地间的常道，是人心的灵明所不能自我克制的，何况曾经身受恩宠、任职供职的人呢？《易经》中有这样的话：“拔除茅草，守正则吉，志向在于君主。”《尚书》说：“即使你的身体在外，你的心没有不在王室。”我的心既然如此，我所处的职位也就是如此，怎么能说什么出仕或退处呢？那些把越出职位范围作为戒惧的人，只是因为道义上不应当思考罢了。一年的丰歉，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和祸害。没有三年的储蓄，就说不上是一个国家；盗贼猖獗、四邻侵扰欺侮，都是年成歉收、百姓不安造成的。这难道是小事，可以不放在思虑之中吗？普通人的思虑不超出自身，君子的思虑则一定周遍天下。生长在天地无私覆盖承载之中，却琐琐屑屑地从早到晚思虑，只局限于一己私利，这不也太狭隘了吗？君子一视同仁，天下之大，犹如自己的身体。一定要使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达到连续三年丰收、天下太平的盛况，难道会因为怕越出职位范围而有所顾忌吗？于是写下这篇记作为记录。是亦园记

译开禧年间，我在旧住宅东边建了一座小楼，并把它命名为“是亦楼”。其中的说法是：只是它不高、不大罢了，也是一座楼。嘉定年间，我又在新居旁建楼，既高大宏阔，便不能再说“是亦”了。于是取杜子美“忧国愿年丰”的诗句，命名为“愿丰楼”。楼的左右前后有山有水，有竹有花，渐渐形成一些情趣。但这块地方才两亩多一点，勉强称作“园”，仍然以“是亦”命名，说：“只是它不深、不宽罢了，也是一座园。”有客人对我说：“您的见识实在太狭隘了！君子建造园圃，必定要宽敞闲适、幽深曲折，回环婉转、争奇竞秀，可以观赏，可以游览，可以怡悦精神、陶养性情。良辰美景，在其中周旋游赏，不厌倦、不疲惫，然后才有无边无际的乐趣。所以陶靖节可以说淡泊了，他想到田园荒芜，写《归去来辞》，其中说‘窈窕而寻壑，崎岖而经丘’，可见园地并不小。司马公可以说简约了，他记载独乐园，也说园地有二十亩，大概不是这样就不足以为乐。如今您的规模，岂不是太小了吗？起初您本来还说：‘我将要在这里放开脚步散步。’ 脚步还没有来得及放开，地方已经走到尽头了，还说什么乐趣呢？我私下认为您这样做不可取。”我告诉他说：“这不是客人所能了解的。我听说有世俗之乐，也有君子之乐。耳目接触外物，一时感到欣喜，却不再有余味，这是世俗之乐。反省自身没有惭愧，油然而生喜悦，而且每天都有新的收获、没有穷尽，这是君子之乐。世俗之人以外物为乐，君子以自己的内心为乐。快乐存在于我的心中，清明之气四面通达，无论到哪里都不违背道，也就无论到哪里都不是没有快乐。那些池台苑囿，得到或得不到，对我都没有增加或减少，又何必羡慕呢？颜子住在简陋小巷，身边没有供耳目娱乐的器物，却能不迁怒、不重犯过错，于是有说不尽的快乐。如今不从这里取得快乐，却引导人去追逐世俗所玩赏的东西，不是舍本逐末吗？况且我听说，庆历年间人物兴盛，范公确实居于首位。他的子弟曾请求在洛阳修治园圃，范公说：‘洛阳城中名园相望，难道谁能独自阻挡我游览吗？’道义修养真是高卓啊，内心充实有余，根本不需要依赖外物。”客人说：“这样说确实有道理。但陶公和司马公，难道不是真正的贤人吗？”我说：“陶公徘徊于三条小径之间，顾盼庭院中的树木，抚摸孤松，他所享受的乐趣不过如此而已。司马公的花木虽然秀美，但野牡丹、红药花各自不过两株，他的节俭就是这样。考察两位公的内心，难道也是被外物役使的吗？”客人无法反驳。“是亦”的名称，于是就不再更改。这就是我的一贯心愿，正如从前给楼命名时的本意，哪里敢忘记呢。秀野园记 从前资政范公镇守杭州时，他的子弟请求在洛阳置办土地，于是开辟园圃作为安逸养老之所。范公说：“人如果有道义之乐，连身体都可以置之度外，何况居室呢？况且西都的名园彼此相望，谁能独自阻挡我游览呢？俸禄赏赐有余，用来赡养宗族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园圃呢？”子弟恭敬地遵从他的命令，再不敢说什么。姑苏义庄于是成为无穷的利益。司马丞相也是与范公同时代的人，创建独乐园来充分享受闲居的适意，并亲自为它作记。园子实际有二十亩，而东坡苏公赋诗说：“其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这又是为什么呢？不过，司马公也不是把游览观赏当作乐趣，培植名花往往不过一两株，说：“我只记下它们的品种罢了。”他自己说，独自徘徊，心情洋溢，不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什么快乐可以替代这种快乐。这难道是把游观当作乐趣吗？如此看来，前代两位正直贤臣的心意，实际上未尝不同。我家一向清贫，从出仕游宦至今，田地不过四百亩；想到族人贫困，想设法周济他们，却力量达不到，常常引以为恨。又想到先父健在时，家中十分贫困，但住宅旁还有三亩园子，种着花和竹子，每天和儿孙在其中往来，考察德行、询问学业，忘记了自己贫穷。后来因为把园子留给儿子，这件事便废弃了。这是我家不可缺少的东西；与其增加几十亩肥沃田地传给后代，哪如恢复三亩园子而不使我家的优良传统失坠呢？于是我决意营建园子，命名为“怡颜”“蒙养”“观妙”“含清”，都是用来作为增进德行的地方。平生非常喜爱泉石，筑山而让水环绕，虽然秀美却保持野趣，不追求华丽装饰。园子通向西塾，面积是它的两倍，但不再扩大园圃。稍有盈余，便让宗族共同享用。这当然是君子所乐的，难道只是游览观赏而已吗？从前樊迟、子张同在圣人门下，都以崇尚德行、辨明疑惑为问题。孔夫子对樊迟称赞“好啊”，对张却没有这样称赞。在师长席前，圣师亲临，弟子侍立，切身相关的问题不约而同地提出。在舞雩台下，风景虽然可喜，但这颗心凝定如同侍立师长席前，这就是樊迟受到称许的原因。读书人经过这个园子，应当思考樊迟为什么这样发问、圣师为什么这样回答，并在心中有所契合。唉，这确实是增进德行的契机啊！《絜斋集》卷十一，宋袁燮撰 行状 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 曾祖常，官朝议大夫，追赠太师；曾祖母翁氏，追赠陈国夫人。祖父异，官徽猷阁学士、朝议大夫，追赠太师，追封楚国公；祖母冯氏。父亲姓名已佚，无法考知，追赠兖国公；母亲江氏，追赠兖国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