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斋集卷七宋袁燮撰

译桓公在囚徒中得到管仲，放下管仲曾经射中衣带钩的仇怨，亲自到郊外迎接他，斋戒十天，在宗庙中以礼相待，饮了三杯酒便把政权交给他。所以孟子认为，桓公是先向管仲学习，然后才任用他为臣。在春秋时期，能够像桓公这样竭尽礼节尊重贤者的，大概很少。一再称管仲为仲父，而且得到君主如此专一的信任。然而他的功业却很卑下，游学孔门的人都以谈论他为羞耻。管仲为什么会在圣人门下获罪到这种地步呢？唉！管仲确实是一个智谋权术有余的人，却没有听闻先王的大道，迷失根本而勤劳于末节。他辅佐齐国时，荐举贤能，严明赏罚，政令在诸侯间通行；九次会合诸侯而不用兵车，使百姓摆脱了被迫改穿左衽服装的祸患，确实有大功。可惜他的器量狭小而容易满足。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啊。”管仲一生的情形，这一句话就全概括了。比如桓公问管仲实行霸业、运用军队的方法，管仲却说：“如果君主想整顿军队编制、修治铠甲兵器，那么大国也会这样做，就很难迅速在天下取得志愿。”于是他制定内政，却把军令寄托其中。唉！齐是大国，整顿军制，使诸侯都来取法，全都编定军队、修治铠甲兵器，就可以重新看到西周的盛况；这种规模难道不是很宏大吗？可是仲认为，如果这样做，功业就不可能很快成功，于是使前些日子的功业在一朝之间化为乌有了。这都是因为仲没有听闻大道；他的器量狭小，所以他的功业才像那样卑下。大体说来，内心端正的人，所运用的无不端正；而才智有余的人，反而足以成为内心的累赘。自东周以来，士大夫一天天趋于卑陋，像仲这样的才干，确实很难得到。然而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大概是才智有余而内心不正的人。古代负责听理诉讼的人，让百姓缴纳一束箭和一钩金，并不是为了谋利。仲仿效这种办法，也让百姓缴纳这些东西；他把金铸造成兵器，把弯曲的箭矫直制成箭，于是兵甲十分充足，竟又因此谋取利益，这与古代是多么不同啊！古代有撢人这一官职，负责向天下传播君王的德行和旨意。仲想谋求霸业，又担心天下人不服从，于是派八十名游士到诸侯之间宣扬自己的美名，这也只是他谋利之心的表现罢了。仲并不是不知道经典，只是因为机智有余，便窃取先王的方法来为自己谋利。仲的心术不正，已经明明白白，无法逃避了。仲如果确实有意于修治自己，那么心术上的毛病本来就应当痛下决心加以治疗，并努力铲除它。只是他胸中所期望的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功业，足以在诸侯之间显扬声名，来结束自己的一生罢了；至于自己的内心究竟正不正，并不是他急于关心的事情。可是管仲认为如果这样做，功业就不能迅速完成，于是使先前的功业在一朝之间全部毁掉了。这都是因为管仲没有听闻大道，他的器量狭小，所以功业才那样卑下。大体说来，内心端正的人，所使用的手段没有不端正的；而智谋有余的人，反而足以成为内心的负累。自东周以来，士大夫一天天趋向卑陋，像管仲这样的才干确实不容易得到。然而考察他的所作所为，他大概是智谋有余而内心不正的人。古代审理诉讼的人，命令百姓缴纳束矢和钩金，并不是为了谋利。管仲依照仿效这种办法，也让百姓缴纳这些物品，把金属铸成兵器，把箭杆制成箭，于是铠甲兵器非常充足，便借此谋利，这和古代相差多么远啊！古代有“撢人”这一官职，负责传达君王的德意。管仲想图谋霸业，又担心天下诸侯不服从，于是派八十名游士到诸侯间宣扬齐国的美德，这也只是他谋利之心的表现。管仲不是不知道经典，只是因为机智有余，便窃取先王的法度来谋求自己的利益。管仲心术不正，明明白白，无法逃避。管仲如果真有意于修治自己，那么心术上的毛病本应当痛下决心医治，竭力铲除。只是他胸中所期待的不过是小小的功业，足以在诸侯间显扬名声，终此一生罢了；至于自己的内心是否端正，并不是他急于考虑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万人、五人〕 他的心术既然已经偏差，又怎么能够端正君主的内心呢？这都是器量狭小的表现。从前左丘明最喜爱管仲，他的书中所记载的事，如辞谢子华的请求、接受下卿的礼遇等，大多都值得赞美。可是等到管仲改变古代的司马法而制定局促的内政时，他的用心是多么狭窄啊！这就是管仲被认为器量狭小的原因。管仲治理齐国，把士人、工匠和商人分别编为乡；士人所在的乡编成军队，工匠和商人所在的乡专门管理盐铁，在这里供养军队，从那里取得利益，他的谋划也算巧妙。然而他使用民力过多。古代司徒登记的士兵虽然很多，但由司马调发时人数却少。孙武说：“发动十万军队，宁可只从七十万户中征取。”这就是七家出一名士卒。如今管仲规定五家为一轨，一轨出五名士卒，这就是一家出一名士卒，为什么过分到这种地步呢？管仲的意思是，如果不这样做，霸业就不能很快成功；只顾一时的功业，却废弃先王经久长远的制度，这正是管仲器量狭小的地方。大臣的职责，没有比端正君主之心更重要的了。桓公自己说有三件大邪，而管仲却认为没有妨害；他认为妨害霸业的只是任用贤人的权力不专。可见管仲的意思，不过是想让君主专门任用自己，不要再参用别人，这样自己就能够实行想做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可是他不知道，君主的内心不正，治理国家的根本就不能建立，功业哪里能够达到长远呢？管仲经营霸业，八年以后才成功，也算勤劳了。然而功业刚刚确定，他的内心就骄纵起来，娶了三个姓氏的女子，政务不能统摄，宫室建有高台和门、反坫，使用国君的礼制，自己已经奢侈淫靡到这种地步，又怎么能够制止君主放纵欲望呢？君主的内心日益败坏，所以管仲一死，小人便掌握了政权。司马迁撰写《夷吾传》，专门抨击管仲的过失。例如桓公确实因为恼怒少姬而袭击蔡国，管仲便借此讨伐楚国，责问楚国不进贡包茅；桓公确实讨伐山戎，管仲便借此命令燕国修治召公的政教。他都是探究桓公内心的真实情况，深刻排斥桓公的说法。既然这样，后人凭什么相信这些记载呢？我起初也对此怀疑，读了孔子、孟子的书以后，才知道孔子虽然认为管仲器量小、又不懂礼，却从未不称许他的功劳，认为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惠，并且发出“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了”的感叹；孔子称许他到了这种程度。到了孟子却不是这样，说：“管仲做了曾西不肯做的事，你却要我来做，你愿意吗？”这是斥责、断绝的话，几乎一点宽贷也没有。孔子和孟子难道有不同的旨意吗？大概是因为管仲在周室衰微之际联合诸侯，抵御外族，有很大的功劳。孔子和左丘明确实都受到他的恩惠，不得不称许他的功劳。到了孟子的时候，距离管仲已经很远；到司马迁的时代，距离管仲又更加遥远，管仲留下的恩泽已经耗尽，而他的过失已经昭然，无法掩盖。端正地判定他的罪过并严厉斥绝他，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过，孔子作《春秋》，赞美桓公的盛德，而管仲却没有出现在经文中，难道不是因为桓公尊重贤人的诚意可以引导他走上正道，而管仲却凭借小小的智术使这种诚意受到损害，这正是圣人所贬斥的吗？唉！管仲的器量确实狭小，圣人的话确实足以概括他的一生啊！

译《商鞅论》商鞅被秦国任用，改变法令，制定新法。不久太子触犯了法律，商鞅说：“法令不能施行，是因为上面的人先触犯了它。”于是给太子的老师施加黥刑。太子是君主的继承人，老师受到杀戮和侮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商鞅却用严酷的法律约束他们，一点也不宽贷。他只知道有国家公家的利益，却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利害。看他的行为，好像没有徇私自利，可以称作忠臣。这样难道不可以吗？但君子却以谈论他为羞耻，为什么呢？商鞅并不是真正能够忠于国家的人。他表面上像不徇私，实际上却是最徇私的人。有人说：“商鞅使君主的继承人受到侮辱，却不顾及自身的利害，这难道不是徇私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商鞅的一举一动，没有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认为如果执行法令时不先触犯自己身边的人，政令就不能实行，也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欲望，所以他借公事来成就私利罢了。”商鞅是个刻薄寡恩的人。他早晚所谋划的，都是使国家富强的效果。然而富强不能突然达到，他就舍弃远大的正道而谋求它。先王治理百姓，只怕他们不能亲睦和谐。如今却规定百姓家中有两个男丁以上而不分家，就加倍征税，以此离散他们的欢乐和睦。这难道是先王的本意吗？有功劳的人得到显赫荣宠，没有功劳的人便没有光彩。甚至宗室成员如果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宗室名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他早晚都急切地追求功利，至于道理上的是非可否一概不问。行走超过六尺便要受罚，把灰丢在道路上便要受刑。使百姓惶恐不安，连手脚都不知道该如何放置。虽然一时取得了富强的效果，秦国的根本却被拔除了。商鞅难道不知道这违背道理吗？他认为如果法令禁令不严，就不能取得富强的效果；不能取得富强的效果，就无法满足君主的欲望，也无法稳固自己的宠信。为了巩固自己的私利而违背正道，以求功名利禄，这难道不是最严重的徇私吗？古代井田制度，从十夫之间有小径逐层扩展，成为畛、涂、道、路，一直到万夫为止，这是为了使车马通行、往来便利，所以不得不制定得这样详密。商鞅起来改变它，把千亩合并为一块，称为阡；把百亩合并为一块，称为陌。阡陌制度实行以后，道路减少，田地增加，粮食多得不可胜数；即使井田制度废除了，也不加以顾惜。古代五家设置一名比长，逐级扩展为闾、旅、党，都设置官员。官员虽然多，俸禄虽然耗费，但训诫告知百姓非常详尽。商鞅把乡、遂合并为县，五千户才设置一名县令，不到五千户的只设置县长。官职既然减少，俸禄也多归于公上；即使改变古代制度，也不加以顾虑。唉！古代先王治理天下，事事物物都安排得恰当，思虑极其周密；商鞅却径直改变这些制度，用来使国家富强，用威势制服诸侯，在天下显扬名声，以满足君主的欲望，并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商鞅的徇私，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天下的道理只有两种，就是公和私。公，是天理；私，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在胸中炽烈燃烧，凡是可以使自己获利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做，哪里还有天理呢？景监是君主宠幸的人，商鞅便通过他得到进用；他用帝王之道劝说君主，君主不接受，他就多次改变说法，最后用使国家富强的策略来推销自己的欺诈。商鞅急于求取进用，竟到了这种地步。后来秦国怨恨他的人很多，赵良劝他离开职位，他却不能听从；那么他的施政和举措，无论到哪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呢？唉！他对君主执行法令时，似乎不阿谀；他督促耕织时，似乎懂得治国根本；他的政令执行、禁令禁止，似乎有功劳。然而探究他的心术，便会发现人的欲望纷乱交集，从来没有片刻安宁。君子难道会只根据外在行为，就掩盖他的内心吗？路不拾遗、山中没有盗贼，人们便把这些视为商鞅的功劳。商鞅用严酷的法律约束百姓，不过是百姓被威势强行制服罢了，哪里称得上什么功劳？心术一旦偏差，万事都会颠倒败坏。因此君子知道，不能存有追逐私利之心。商鞅的用心，日夜只想着使自己获利；等到他逃亡时，竟到了无处安身的地步，最终被车裂示众，成为千古笑柄。商鞅这样做，对自己谋取利益又有什么好处呢？

译《诸葛孔明论》君子胸中的格局，绝不可以狭小。胸中有三代王佐之臣的格局，才会有三代王佐之臣的事业。王佐之臣的格局实在高远，不是见识浅陋的人所能窥见的。他们道德丰富，涵养深厚，胸中所蕴藏的东西没有人知道边际，哪里可以凭一件事情来称道、凭一种行为来命名呢？后世士人不能达到三代的境界，我知道原因了。他们自处得太卑下，认为有一件善行、一项才能足以自我标榜，内心便满足了，因此格局自然狭小，不足以与古人相比。春秋以来，如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都是贤能的卿大夫；但他们的格局已经不足以与三代士人相比，更何况秦汉以后的人呢？伟大啊，孔明生在两汉之后，却几乎具有三代王佐之臣的格局，这难道是只求一节一行的寻常士人吗？他高卧隆中，不求闻名显达，常常抱膝从容长啸；他用来涵养自己的东西，谁能够测量呢？先主刘备是帝室后裔，英才盖世，却屈驾草庐，三次前往才见到孔明，并不是因为孔明自我尊大，而是因为他胸怀的抱负很大，任用他时不敢轻率对待。先主不能降低身份、屈尊相访达到两三次，我只想独善其身罢了。当时世人都急切追求功名，而孔明却安然自处，仿佛没有这种意愿；他胸中所存究竟怎样，他的格局哪里容易估量呢？孔明辅佐先主管理蜀地，严明赏罚，核实名分与实际，抚恤百姓，树立礼仪规范，这些还不足以看出他的格局。大概读了《出师表》之后，才能知道这一点。从前周家的制度，朝廷内外本是一体，所以在君王左右掌管衣服饮食等事务的官员，都归天官统领，正因为内外是一体。自汉代以来，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如今孔明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处罚、褒奖、贬斥，不应有所不同。”他还具体说，臣下中善良诚实、忠诚纯正的人，宫中的事情应当全部向他们咨询；这难道不是深刻明白内外一体的道理吗？自古以来，大臣出征在外而国内安然无事的，只有周公是这样。如今孔明也连年出兵，却从未把国家根本当作忧患，并不是疏忽，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妥善安排。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早晚在朝廷内部辅佐；又有品性行为善良公正的向宠；还说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都是正直贤良、能够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希望先主亲近信任他们。国内有这样多的贤臣，谁还敢萌生窥伺觊觎之心？王佐之臣治理国家的谋略，难道又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吗？孔明不是先做官然后才学习的人，我猜想他还在田野乡间时，已经与庞德公、徐元直这一类人共同研习得很熟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 王通说，如果孔明没有早死，礼乐大概会兴起吧？根据他的筹划来探究他的内心，确实有足以兴起礼乐的地方；但我对此有疑问。刘璋本来就是喜好违逆的人，孔明却用诡计夺取了他的国家。刘璋本来就是汉朝的叛贼，孔明为汉朝除掉残贼，即使杀了他也可以。可是既然已经与他联合，又突然袭击他，难道不损害信用吗？孔明治理蜀地过于严厉，细小的罪恶也不宽恕；制定法令来约束人，人们不能遵从；而且抄录申不害、韩非、管仲、《六韬》等书授予后主，这也不是三代王佐之臣辅佐君主的方式，难道是时代不及古代，想追求更高的理想却无法做到，只好暂且采取次一等的办法吗？然而古人只求大道能够实行，不能实行便离去，从来没有稍微降低标准。孔明却姑且采取次一等的办法，难道是因为他的学问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吗？不过，王佐之臣的境界已经很久没有人能见到，能够接近见到它的人，就已经可以了。孔明的内心从未有片刻忘记汉室；从王佐之臣的总体格局看，他大概已经接近了。筹划、治理他的国家，绝不是两汉人物所能相比的。他将要北伐，又担心后方有人乘虚而入，于是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取得孟获后，七次释放、七次擒获，深深挫服他的内心，然后孔明才可以安心北征而无所顾忌。蜀军人数少，难以年年使用，于是实行十二番轮休，所以虽然多次出动，士兵却不会疲惫。他所创制的八阵法，深得古代用兵的精神；军队驻守时像山一样稳固，进退时像风一样迅疾。所到之处，营垒、井、灶都符合规矩尺度，确实可以称为善于治军的人。他行使国君的职权而人们不怀疑，李平、廖立直到老死都感念他的恩德。在三国土地分裂的局面之后，竟然出现了孔明这样的人，又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有人说：孔明是人中豪杰，君子应当用对待豪杰的标准来对待他。宽泛、略去细节、优容常人，是对待普通人的方式；施用于贤者却不能这样。指出他尚未达到的地方，并用王佐之臣的标准来要求他，正是爱护孔明。以孔明的格局，如果再充实以古代圣贤的学问，他将成为汉代的伊尹、周公。可惜他的学问和作为没有做到完整、彻底。开国立庙配享，而他所纳的却是刘焉的儿媳；身为宰相，却亲自校对簿书。孔明如果具有伊尹、周公的学问，难道会像这样不完整、不彻底吗？这就是我一再为孔明感到惋惜的原因。

译《陆宣公论》三代以前，天下有很多德才兼备的人；从秦汉以后，人才就偏于一面了。人才的不同，关系到国家的盛衰。三代以前，有闻名当世的君主，就有闻名当世的大臣；他们器量广博，所以施展作用周遍。对内辅佐君主，对外治理各种事务，宽广从容，无论处在什么事务上都恰当，这才叫全才，谁能够指出他的偏颇呢？我悲叹秦汉以后人物不如古人。这个方面虽有长处，那个方面必有短处，所以有以忠言正论、弥补缺失、纠正过错而以正直闻名于世的人；然而谋划治理天下的方略却很少。也有能够裁决各种事务、治理边疆、凭才干谋略超过常人的人；然而能够辅佐君主培育德行的，却没有听说。人才偏颇到这种程度，与三代的全才相比，差距遥远，不能相提并论。虽然如此，上天生育贤才，并没有古今之别，难道可以说三代以后终于再没有全才吗？只是人往往安于浅陋，不能充实自己并使才德广大，所以才赶不上古人。像唐代陆宣公，大概接近于全才了。德宗是一个欲望很多的君主，陆贽却用仁义引导他；德宗是一个刚强自负、喜欢自作聪明的君主，陆贽却劝他接受劝谏。他知道德宗好胜，又以听到自己的过错为耻；如果正面直指会违拂他的心意而没有益处，就放缓言辞、委婉曲折地表达意思，不怕反复劝说，希望暗中改变他的错误想法。他认为君主的言语一旦不诚实，内心就没有什么可以守持；一旦不守信用，言语就不能实行。因此他这样恳切悲悯地切磋规劝君心，即使三代盛世辅佐君主的大臣，也不能超过他。当时神策六军全都驻守关外，没有人替国家根本考虑，陆贽竭力进言，皇帝却不听。后来泾原军突然发生变乱，他的主张才得到验证。他议论秋季防边的利害，专门处理困难的事情而忽略容易的事情，勉励人的短处而略去人的长处，深刻切中当时的弊病；又详细陈述六种应当革除的弊端、八项可以兴办的利益。陆贽是儒生，却对边境事务如此熟悉，那么他胸中的经国谋略，哪里容易窥见呢？世上已经很久没有全才了；如今陆贽对内端正君主之心，对外谋划国家政务，纠正过失、匡正谬误的作用，开通事理、成就事业的谋略，都绰绰有余，从未听说有事情与他抵触而不能通达。陆贽究竟从哪里获得这种完备的才德呢？我知道了。他的学问和涵养，使他潜心修养到极深的程度；他谨慎而精纯，从来没有过失。有人规劝他太过严厉，他说：“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哪里还有闲暇顾及其他呢？”正因为他的学问有根源，所以他洞察事理极其明白，约束自己极其严格，用于实际事务时便无不周全。看他劝德宗舍弃自我而听从众人，违背欲望而遵循正道，远离奸邪小人而亲近忠直之臣，推行至诚而去除猜疑欺诈；这些道理很容易明白，也容易实行，不必耗费精神、劳苦力量，只在于把它约束落实到内心罢了。如果不是心地明白，怎么能够这样简明直接地启发引导君主呢？不过，曾经按照孔子、孟子的道理来看，受到任用就出来施行道义，不被任用就退隐自守；礼遇没有衰减，言语却不被实行，便离去。这是孔子、孟子用来垂示后世、建立教化的道理。陆贽告诫君主，不怕烦琐，而德宗却常常不能听从。既然知道时机，起来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也可以；可是陆贽却安然留下，暗中违背皇帝的心意，最终被贬谪而死。陆贽如果真有学问，为什么不以孔子、孟子为老师，赶快离去呢？唉！可以退而不退，陆宣公这样处理，一定有深刻的用意，不能轻易议论。政治清明、有道，就出来做官；政治昏乱、无道，就隐退，这虽然是天下通行的道理，但君子忧虑世事深切，把天下不能治理看作赤子陷于水火；即使知道大道将要废弃，难道忍心坐视而不救吗？一定要在事情尚未完全恶化之前尽力而为，只要能够做到，孔子、孟子也不以为可耻；这哪里是那些小丈夫劝谏君主而君主不听，便悻悻离去，非要把一整天的力气都用尽才肯停歇的人可以相比的呢？陆宣公之所以不忍心立即离去，我猜想用意就在这里，所以我说不能轻易议论。边防实情十事论 我私下认为，当今的急务，是把边防准备放在首位；可是军事机密和将帅谋略，并不是儒者所应当谈论的。所以孔子说：“军旅之事，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孟子也说：“善于作战的人，应受上等刑罚。”唉！如果相信这些话，难道不应当说“我一出战就能取胜”吗？君子应当不战；一旦作战，就一定要取胜吗？既然如此，军事机密和将帅谋略，正是君子所应当讲习的。我摘取简策中记载的内容，参照师友谈论的意见，分条陈述利害，只是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已，并不夸耀文辞修饰，所以称为“实言”。《司马法》说：“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备也必然危险。”这句话说的是国家的武备，不能有一天松弛。即使在长期安定、政治极为清明的时代，也不能忘记战备，何况在危机交相逼迫的时候呢？我私下估量今天的形势，必然会发展到交战的地步。战争并不是好事。不交战就使敌人的军队屈服，难道不是最好吗？然而观察时势、估量形势，即使想侥幸避免战争，也不可能做到。为什么呢？敌人失去了都城，暂且在河南喘息，豪强奸猾之徒又会一同起来逼迫它。军队一渡过黄河，汴京就会沸腾，局势逐渐蔓延而不能停止，侵扰突袭的祸患近在眼前，能不交战吗？从前绍兴年间议和，不过是与金人一国议和；和好既已相通，便没有其他后患。如今蒙古已经壮大，金人所占据的地方，必将四分五裂，和我们成为邻国；部落不一，其中必有强横好功而不愿同我们亲善的，能不交战吗？从前金人强盛，朝廷姑息迁就，勉强与它和好。如今金军屡遭败亡，气数将尽，却还敢傲然自大，要求我方派遣使者，索取岁币。若仓促答应他们，奸雄窥伺起来，就会说我们已经衰弱到极点，所以即使面对将要灭亡的敌寇，也奉承得极其谨慎；他们轻视我们，便会轻易来攻打，能不交战吗？金人是我们的深仇大恨，却敢驻扎汴京，是认为我们不能报仇，可以不必担忧南方。仓促同他们议和，必然会落入他们的计谋。若不想立即同他们断绝关系，姑且告诉他们：“等你们重新归还燕蓟之地，再像从前一样互相聘问。”委婉周旋，拖延时日，残余的敌寇必然灭亡。万一他们没有灭亡，认为我们失信，因而毒害我们，那时同他们交战，趁他们衰弱，战胜他们就容易了。大体说来，治理国家的人固然不应好战，也不可害怕战争。晋朝渡江南下时，国力并非不弱，却从未肯同敌人议和。石勒派使者来聘问，晋人总是烧掉他的币帛。祖逖出镇以后，河南又成为晋朝的土地。苻秦向南进犯，晋军一战便将它击退。这是因为强敌在前，晋人早晚都思虑取胜的策略，所以能够保全国家。我国中兴初年，多次同敌人交战，良将相继出现，王师屡次获胜；岳飞、韩世忠、刘琦、呉玠这些人，在绍兴年间功勋显赫。若不是秦桧加以阻挠，收复旧疆、洗雪国耻，完全可以确定能够实现。如今朝廷之上筹划边防，好像唯恐来不及，必定不会把战争当作可怕的事；这样人才便会共同奋发，又何必担忧不能取得成功呢？论防守

译自古以来有战争就有防守，战争是用来摧毁敌人的，防守是用来巩固边疆的，两者兼用才可以。因此陆宣公谈到进攻讨伐的军队时，就一定同时提到镇守的军队。保护亲属，然后人们才乐于生存；顾念家业，然后人们才会忘却死亡，这就是镇守的军队。如今想要巩固我们的疆界，使敌人不敢侵扰突袭，难道可以没有这样的军队吗？不过，有这样的军队，就会有这样的费用。民力已经耗尽，赋税又不能增加，将靠什么供给它呢？朝廷深思远虑，下令大军出现缺额后不再补充，把供养大军的资财转作镇守军队的费用。招募强壮勇敢的人充任边屯军，各自守护他们所负责的地方，以防备意外，可以说在谋划安排上非常高明了。但有人对此有疑问：听说我朝先前在西部边境用兵时，夏竦请求增加土兵，杨偕却进言说，古代军队有九种地势，士卒接近家乡的地方叫作“散地”，意思是士卒容易离散。杨偕这番话本出自孙武，孙武是谈论军事的大家，却深深把散地当作戒惧之处。既然如此，今天招募士兵屯驻边境，不离开乡里，敌人来临时，我们不能抵御，突然就四散逃走，果真足以承担保护边疆的责任吗？回答说：孙子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散地就不能作战，只是要使人知道警戒和畏惧罢了。这就好比渡过大河的人，应当担心容易溺水，而不是认为大河不能渡。要警戒，要警戒！深深防备他们离散，同时用恩德来使他们团结，用法度来整饬他们，这样就不会离散。古代善于驾驭军队的人，抚慰士卒像慈父，约束士卒像严师。他的恩德如雨露滋润，他的威严如霜雪凛然。感受恩德的人不忍离散，畏惧威严的人不敢离散，大家同心协力，拼死保卫君上，简直像保护头部和眼睛一样。这样以后，藩篱和城墙才坚固，门户才强盛。不过，如果不能明察间谍，军情也不容易掌握。国初名将镇守边境时，关市征收的钱财任由自己支用，厚重供给间谍，敌人的行动和休止没有不知道的，常常预先作好防备。因此敌寇入侵就必然失败。后来李允则担任主帅，终于有逃亡进入敌境的人；他发布檄文索取，敌人回答说不知道人在何处，他便告诉敌人：“人在某地。”敌人便不敢藏匿他。如果今天的边将也能这样，那么招募来的士兵便可以依靠而不必害怕，又何必担忧他们容易离散呢？请把这一点作为补助镇守之说。论招募 军队可以招募，但也非常困难。只有招募士兵的名义，却没有真正可供驱使的士兵，对武备有什么帮助呢？饥荒之年，百姓没有饭吃，所以容易招募；太平闲暇之时，做士兵的人尚未经历战争，所以也容易招募。今年粮食屡次丰收，边境事务却正紧急。正因为丰收，人们没有意愿当兵；正因为紧急，人们又害怕当兵。把这两种情形合在一起，颁布招募士兵的命令，只能得到骄惰、怯弱、听到风声就逃跑的人，要他们有什么用呢？那么应当怎么办？听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赐真实可靠，利益丰厚，用这些来激励他们，他们就会踊跃奔赴，只是未必招募得到罢了。晋朝平定凉州时，马隆招募能拉开四钧弓、三十六钧弩的人，不问他们来自哪里，立即立标考选，从早晨到中午，得到三千五百人。弓弩如此强劲，应募又如此迅速，他究竟用什么办法驱使他们呢？等到凉州平定以后，朝廷想给马隆及其将士增加功勋赏赐，有司认为马隆及其将士的功勋赏赐都已经先行授予显贵爵位，不应再授。杨珧驳斥了这种意见，于是又赐予爵位、增加俸秩。由此可知，这些人开始应募时，还没有出征，功勋赏赐就已经颁发了。这样，怎么会不受鼓励呢？从春天到冬天，取得成功归来，不过一年，却给他们三年的军需资用，所受的赏赐已经很多了。这样又怎么会不受鼓励呢？如今的招募，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样呢？我曾听说国初边将拥有的财利和权力非常专一，并不是为了私利，而是想让他们广泛招募勇猛强健的人作为爪牙。中兴初年，背嵬军最为勇猛强健，人人手持巨斧，上面刺入敌人胸膛，下面砍断马腿，北方敌人非常畏惧他们。这大概就是李牧所说的百金之士，哪里只是用二三千钱就能招募来的？又哪里是每天供给一二百钱就能养成的？现在财力尚未充足，确实难以大量招募，但抵御敌人、应战迎敌，有些事是不能不做的。只能从中央到地方，痛切节省冗余费用，专门把边境事务作为急务，希望这样才可以办成。《书》不是说过吗：“不要说不能做到，关键在于已经尽了自己的心力；如果能够竭尽心力，事情就没有不能做的。” 论横烽 严格做好防守的准备，招募勇猛强健的士兵，国家大事就果真能办成了吗？回答说：还不能。兵力虽强，援助少了就会变弱；主将虽贤明，孤立无援就会危险。自古如此的事很多。毛寳镇守邾城，因为旁边没有援军而失败；张巡守卫睢阳，因为援兵没有到达而覆亡。毛寳、张巡并不是没有智慧和勇气，只是困守孤城，抵抗强敌，本来力量就敌不过。手足互相配合，身体就安稳；邻里互相帮助，家庭就可以保全。何况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难的了，怎么可以没有援助呢？沿边的精锐士卒分驻在要害之地，看起来似乎很强大。然而各处利害不相同，左右不相联系，首尾不能相互配合，声势不能彼此接应，那么又凭什么抵御正要到来的敌寇呢？并不是敌寇不可抵御，只是单独用一支军队抵挡，所以困难罢了。从前元佑初年，范纯仁任环庆经略使，请求各路修行横烽传警的办法。敌兵侵犯时，各处一同举起横烽，传报邻近各路；同时请求交给经略司选拔负责策应的兵马将领和副使臣，分为两班，告诫并训谕士卒，整修器械。凡是军队出征不可缺少的物资，平时一一准备齐全，常常作突然出动的打算。一看见横烽，立即相互赶去援助。这话说得多么伟大！它不是常山蛇的阵势吗？攻击它的头，尾巴就来救援；攻击它的尾，头就来救援；攻击它的中部，头尾就一同赶来。范纯仁深深懂得兵法，得到父亲范仲淹的传授，所以能如此切合实际。如今遗留下来的制度全都还在，明白清楚，完全可以实行。凡是边界相接的地方，都明白在患难中互相援助的道理，那么即使有强敌，也没有谁能够肆意施加祸害。李崇任兖州刺史时，担心当地盗贼太多，便在每个村庄设置一座楼，楼上都有鼓。盗贼一旦发动袭击，就依次击鼓，不一会儿声音便传到百里之外；守住险要之处，没有不把盗贼擒获的。这种做法与横烽相近，尚且立即见效，何况规模更大的横烽呢？古人说：“同船遇到风浪，吴国和越国的人也会互相救助。”用这句话来启发人心，使人们合力而没有间隔，是今天的急务。朝廷应当赶紧筹划这件事。论军阵

译横烽的道理已经说过了，请再用古代的阵法来说明。五个人编为一伍，伍有伍长；积伍为两、为卒、为旅、为师、为军，总计一万二千五百人。军队人数也很多，等级上下相承，职务越尊贵，所统属的人就越多。上级发令而率领下级，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秩序井然，即使人数繁多也不混乱。所以说：“治理众多的人如同治理少数人，关键在于分队和编制已经确定。”编制既已确定，彼此交相配合，即使变化没有固定方式，整体体制也始终稳定。所以说：“纷纷纭纭，战斗混乱而法度不乱；浑浑沌沌，阵形圆转而不可击败。”诸葛亮精通这个道理，制定八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四面为头，八面为尾，接触到哪里哪里就是阵首；敌人冲入中间，首尾都来救援。这是古代的阵法。这样布阵，谁能战胜它？这就是诸葛亮已经擒获孟获后，即使再次交战，也能七擒七纵的原因。渭南之战，司马懿同诸葛亮长期相持而不敢交战，大概是知道不能战胜他。史书说司马懿常派兵牵制诸葛亮的后方，也颇有杀伤俘获，但那只是小规模行动，整体形势实际上从未动摇。军队达到不可战败的程度，就能天下无敌；作战达到不可战败的程度，即使撤退也不会被追上。诸葛亮死后军队撤回，司马懿曾经跟踪追赶。杨仪调转旗帜，击鼓示威，司马懿却不敢追赶，大概是知道无法追上。深奥啊，深奥啊，这难道不是用兵出神入化吗？马隆在凉州战役中运用了这种方法。树机能率领数以万计的人马，有的凭借险要拦截前路，有的设下埋伏截断后路，自以为谋划没有遗漏。马隆依照八阵法制造偏箱车，一面作战一面前进，奇谋不断施展，最终取得全胜，这就是孔明旧有的智谋。唐太宗自称：“我攻击弱小的敌人，曾经突然冲到他们后面，回头反攻，因此必然取胜，可以说是很难做到的。”但他遇到的只是脆弱的敌人，如果用八阵法来抵御他，他还能从前面突破、从后面进攻吗？所以没有比古法更精妙的，也没有比古法更完备的。善于用兵的人，应当以古法为根本；不以古法为根本而任意作战的，叫作冒险作战，即使获胜也只是侥幸。张巡用兵不依照古法，但他说：“我只是使士兵懂得将领的意图，使将领了解士卒的情况，驱使他们前进，就像手臂支配手指。”这就是古法。有志于治理当今世事的人，应当精心研究它啊！论训练 有军队却不训练，和没有军队一样；训练却不精细，和没有训练一样。人没有不可训练的，胆怯的人可以使他勇敢，软弱的人可以使他强健，何况天生强壮勇敢的人呢？孙武训练宫女时，规章已经讲明，命令已经反复说明，斩杀了两名队长以后，很快就使深宫中的女子在左右前后、跪下起立等动作上都合乎规矩法度。马燧任河东节度使时，因为骑兵单薄弱小，便把牧马和杂役全部召来，训练几个月，都成为精锐骑兵。人难道有不可训练的吗？古人知道这个道理，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时之中，没有不训练的时候。眼睛熟悉旌旗，耳朵熟悉金鼓，手熟悉器械，脚熟悉奔驰，坐下、起立、前进、后退，没有不熟练的。穿上铠甲不知道它沉重，走在险阻之地不知道它危险，都是训练造成的。不过，训练他们却没有办法激励磨炼他们，那就等于没有训练。如今国家所依靠的是大军，虽然说训练了他们，却缺少激励磨炼的办法，也不加以讲求；州郡也是这样。禁军和厢军，名义上说是训练，却没有任何激励磨炼，仍然等于没有训练。人的性情，谁不趋向利益？大军的财用本来就有余，主帅应当看士卒技艺的精熟程度，每月赏赐一二千缗钱，一年不过一二万缗。州郡的财用也并不是非常匮乏，郡将应当看士卒技艺的精熟程度，每月给他们数百缗钱，一年不过数千缗。这样的费用并不算多，却能使各地的士卒都成为精兵，难道不是国家极大的利益吗？我曾看李牧替赵国守边时，每天杀数头牛犒劳士卒，按一年计算，费用多得不可胜计，但他毫不吝惜，因为振作士气是义所当然的。何况技艺已经精熟，却没有办法加以表彰区别，怎么可以呢？不过，技艺精良只是末节，心术端正才是根本。古人教导人，难道只是取得他们的能力罢了？用忠孝引导他们，用诚信勉励他们，即使是勇武的士卒，也足以成为心腹。众多骑卒和驾车的人都懂得礼义，这才是可贵的。《泰誓》说：“受有亿万臣民，却有亿万条心；我有三千臣民，却只有一条心。”教导训诫日久，这颗心纯一不二，人人都可以依靠，这就是王者的军队，谁能抵挡呢？唉！如今做军帅、做郡将的，为什么不也在这件事上尽心研究呢？论民兵

译养兵的费用，极其损耗财力，但军队又不能不养，因为百姓没有办法自卫，国家也就无法立足。唉！为什么不寻求一种既不耗损财力、又能自行供给，以保护百姓、建立国家的办法呢？古代军队出自百姓，作战、进攻、防守、抵御的器具，全都在人们手中。使用耒耜耕作的人，所用的便是行马、蒺藜；饲养马牛、制造车辆的人，所用的便是营垒、蔽橹；锄和耰，就是矛和戟；蓑衣、薜衣、簦、笠，就是铠甲、头盔、盾牌；锅、铚、斧、锯、杵、臼，就是攻城器械。这是太公回答武王的话。按照这类事物推而广泛说明，还说：“田里的人编为伍，这是他们的约束和符信；乡里有官吏，官府有长官，这就是他们的将帅。”这难道不是兵民合一的良法美意吗？选择可以训练的人来训练他们，军队中的事情，一个人学习作战，训练成十个人；十个人学习作战，训练成一百个人；从一百到一千，从一千到一万，即使达到一百万人，也可以做到。还担忧没有精兵吗？如今沿边的郡邑，有弓弩手，有山水寨，有义勇，有保捷，都是百姓中能够当兵的人。他们生长在边境，体力坚强强悍，本来就已经具备可用的实际条件。何况其中还有特别杰出的人，世人称作“土豪”；他们声势所到之处，众人纷纷归附，全都成为部曲。以真诚的心对待他们，用恩惠和礼遇团结他们；平时减免他们的租税，遇到事情就给他们资财装备，难道会有不愿为我们所用的人吗？周亚夫讨伐七国时，得到剧孟，非常高兴地说：“呉楚发动大事却不寻求剧孟，我知道他们没有能力成事。剧孟不过是一个侠士罢了，呉楚失去他便轻视他，周亚夫得到他却看重他。”众人中的杰出人物，不是其他人可以相比的。既然如此，今天的土豪难道不应厚待吗？厚待的不过几个人，但跟随他们的人却多得数不清。荀卿所说的“就像提着衣服的领子，只要弯曲五指提起它，顺着衣领而来的衣服便数不清”，说到了处理事情的关键。利用他们的徒众，教他们武艺，区别他们能力的高下，加以奖赏或惩罚，他们就全都能成为精兵。从前李抱真登记百姓作为士兵，免除他们的租税徭役，足以成为农民的利益；给他们弓箭，不用私人家庭的费用；在农闲时练习射箭，不妨碍农事；在都试时实行赏罚，便有办法惩罚和奖励；三丁抽选一人，符合成周时期百姓可以任兵的数额。等到三年，得到精兵二万，不耗费仓廪供给，便足以雄视山东。唉！哪里才能得到像这样的人来办成这样的事呢？论军法 《司马法》说：“国家的仪容礼制不能带入军队，军队的仪容法制不能带入国家。国家的仪容礼制进入军队，百姓的德性就会变弱；军队的仪容法制进入国家，百姓的德性就会败坏。”这话说得深刻！宽和与严厉有不同的用途，应当随着所适宜的情况施行，不能彼此混杂。军队崇尚严厉，不严厉，军法就无法树立。为什么呢？战场是死亡之地。人的常情，谁不贪生怕死？怕死的心越重，遵循义理的念头就越轻。危急逼迫到来时，就只有逃跑罢了。古人对此深思，所以制定严厉的军法，使人心里明白，都知道前进还有可能求生，后退必定免不了被杀。即使刀刃如林、箭石如雨，也没有人敢后退，这是军法使然。夏、商誓师时，敢有不恭敬的，就连他的妻子儿女也一并杀戮。周人举行大阅兵时，杀牲后向左右两边巡行军阵，说：“不听从命令的人杀掉。”严厉到这种程度。因为不这样，士卒就不听命令，便无法取胜。从前国家强盛的时代，以严厉为崇尚，难道不是军队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如今各地军队云集，兵力并非不多，但大军骄傲懒惰，遇到紧急情况难以依靠，想来是主将不严厉的缘故吧？主将之所以不严厉，难道不是搜刮克扣的过错吗？难道不是虚报军籍太多吗？奸弊日益滋长，却没有办法使士卒心服吗？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得不宽松。宽纵松弛日久，驱使他们上战场，谁肯尽力？况且债帅的弊端由来已久，到更化以后才革除。刚开始选用将帅时，本来没有什么问题；日子渐久，常常担心失去他们。用财物结交请托，仍然像从前以贿赂结交将帅一样。结交请托依旧，搜刮克扣也就依旧。上面虐待下面，下面怠慢上面，即使想用法令整齐他们，能做到吗？拔除根本，堵塞源头，痛切革除这种弊端，这是希望朝廷办到的事。军队的情势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畏惧将领，就不畏惧敌人；畏惧敌人，就不畏惧将领。古代做将领的人，接受命令后就忘记自己的家庭，临阵时就忘记自己的亲人，拿起鼓槌击鼓时就忘记自身。命令发布的那天，坐着的人泪水沾湿衣襟，躺着的人泪流满面。将军有拼死的决心，士卒没有苟生的念头，所以他们畏惧将领而不畏惧敌人，勇气增加百倍，所向便能立功。今天人的心和古人的心是一样的。做将帅的如果真能从自身开始树立法度，那么三军士卒也将畏惧将领而不畏惧敌人。史书称卫青勇于迎击敌人，常常冲在士卒前面；霍去病也常常让勇士冲在大军前面。作为主帅的元戎都不顾患难，以自身率先示范，谁敢不拼死效力？这大概就是他们成为名将的原因吧。论将帅

译孙膑谋划庞涓夜行至马陵，后来果然如此。李光弼料定高晖、李百越会投降雍希颢，后来果然投降。英杰和卓越的见识能够洞察事物的情状，超出常人的智虑，所以他们建立的功业特别卓异。李牧把百姓收进堡垒，用计谋对付匈奴；周亚夫坚守营垒不战，以此挫败呉楚。他们养威持重，等待时机而发动，这就是兵家所说的开始时像处女，敌人打开门户；后来像脱逃的兔子，敌人来不及抵抗吗？韩信有举兵夺取燕、赵，进攻齐国，截断楚军粮道，会师荥阳的建议；诸葛亮有跨据荆、益，守住险要，安抚和联系戎、越，与孙权结好的谋略。宏大的规划和深远的谋略，始终没有违背原来的部署，不是小才小智的人所能达到的。赵充国不用交战就使敌军屈服，且很少轻易发动战争；晋朝羊祜降低姿态，修养德行、建立信义来安抚呉人，陆抗也从内心信服；从容不迫，有古人的风范。唉！一定像这样，然后才可以做将领。不过，这样的人难道常常有吗？实在不得已时，舍弃他们的短处，取用他们的长处，也足以成就功业。人本来就有绝对不能任用的：反复无常而难以相信，骄横跋扈而不恭敬；即使终身弃置不用，也不算过分。有的人只是偶然犯错，但才智超过常人，难道可以永远废弃吗？况且孟明曾经被晋国擒获，李广曾经被敌人擒获，然而尚且没有因此废弃不用，何况没有被擒获的人呢？邓禹的军队曾在赤眉军那里遭受挫败，郭子仪的军队曾在相州溃败，然而尚且得到宽宥，何况没有导致军队丧失的人呢？美玉有瑕疵，并不妨碍它成为珍宝；良马偶尔踢人，并不妨碍它成为骏马。人才难得，正不可以因为一次过失就将他彻底废弃。况且任用将帅取的是他们的才能，不必要求他们廉洁谨慎，所以兵法中有使用贪利之人的说法。国初委任各位将领，方法是对的。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有人因为使用公使钱而获罪；法令既然过于严密，所以武功赶不上从前，这是值得警戒的！拘谨于小节、廉洁谨慎的人，虽然没有听说有明显过错，实际上却难以任用；才器卓异、胸襟磊落的人，虽然不修饰细小的品行，却可以同他共同成就事业。如今的形势也十分紧急，做将帅的正应当超越拘束，收罗人才俊杰，作为自己的心腹和爪牙来使用。从前赵奢做将领时，给他送饭的有数百人，他所结交的有数千人；如此对待士人，供给费用的多少可以想见。如今各位将领如果能遵循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很好吗？不过供给既然繁多，支出的费用必然很大，不要用严格的法度去绳束他们，希望这样才可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何承矩修筑堤塘蓄水，大力兴办屯田，借此设置险阻，作为限制战马的屏障，他的功劳很大。然而他动辄改变诏书的规定，却因此获罪，这是很严重的事。先朝考虑到他有功，而且宽容优待他，这正是鼓舞豪杰的关键，难道不是今天应当取法的吗？论重镇 自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有可以凭借的地方，也一定有可以凭借的人，所以广泛分封诸侯，又设置方伯、连帅。才略宏大、德行深厚，巍然成为一时众望的人，各诸侯国把他看作准则，王室依靠他而安定强盛，所以古人特别重视这件事。如今的帅阃，就是古代的方伯；各地都会之地，都成为重镇。然而边境事务正盛之时，各个重镇中还有尤其重要的。不知道这些地方都能胜任职责吗？还是其中仍有声望未能取信于人的呢？重镇就像大户人家一样，生计所需都齐备，取用不缺，可以传给子孙，这叫作家计。建立规模，培植根本，足以辅佐成就宏大的基业，难道不是家计中最大的事情吗？从前高帝在外征战而得到萧何，在关中为他经营家计；光武也在外征战而得到寇恂，在河内为他经营家计。这两位大臣谋虑深远，经营周密，国家一切急需之物都样样齐备，所以两位君主依靠他们成就帝业。如今我们所凭借的，果真怎么样呢？敌人已有将要灭亡的形势，却还敢用虚张的声势压迫我们；我们有可以乘取的时机，却还不能用重兵压制他们。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向内反省自己，仍然不能没有惭愧。那么应当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选用真正贤能的人，把镇守方面的重任交给他，并且建立他所说的家计，这就可以了。什么叫真正贤能的人？回答说：朝廷内外一致称许，没有不同意见，这就是公论所归的人，才是真贤。如今各个重镇本来就想得到这样的人，但仍担心未必能够做到，所以希望朝廷更加仔细考察。选取人才，分别安置在要地，尊崇他的地位，增加他的俸禄，授予他权力；财赋都可以自行支用，属官都可以自行任命，让他充分施展才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人难以办成的事，依次办理。这样以后，中原才有可以凭借的力量。即使是刚刚崛起、势力正盛的敌人，也将畏惧它，何况将要灭亡的国家呢？从前晋室南渡，方伯的任职中，没有比荆州、徐州更重要的。荆州是国家西面的门户，刺史常常统辖七八州，独自强盛，所以即使祸乱发生，不久也能重新安定，实在是依靠重镇的缘故。由此看来，选择真正贤能的人，让他据守都会之地，难道不是今天的要务吗？杂著 权大安军杨震仲谥节毅谥议

译议论说：生与死，是天下共同的常理；忠与义，是臣子最大的界限。有志之士宁可杀身，也不肯苟且求免，不敢因为这是通常的道理而越过最大的界限。不过，死亡有容易和困难之分，也要看当时法令是严厉还是宽松。法令严厉时，稍微失去臣节就一定诛杀而不赦免，等同于死亡，死守节义反而更好，所以走向死亡容易；法令宽松时，有罪未必被杀，忍受耻辱、贪恋活命，也可以侥幸逃脱，所以走向死亡就困难。唉！不因宽松或严厉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在大义所在之处视死如归的，难道只有刚烈的大丈夫吗？杨公震仲起初以兴元倅的身份权知大安军，逆贼曦发布檄文让他回兴元，并且派人来召见他。被召见固然不可以，离开这里难道就可以吗？我朝法令非常宽松，他只要保全自身离开，不跟从叛逆，朝廷一定会怜悯而宽赦他。杨公心里本来知道这一点。只是想到从兴元返回去，贼人是想借助我来驱逐他的主帅，主帅可以被驱逐吗？我一旦失去节操，人们必定仿效我；郡县都会替贼人守卫，蜀地就不再属于国家了。节操可以屈服吗？节操如果不屈服，那么这个身体即使死了，也仍然是不死的。屈辱节操、玷辱身体，苟且活在世上，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士大夫呢？况且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正在于有这颗良心。如果不明白君臣的大义，反而砍削丧失自己的良心，那么同禽兽有什么区别？孔子说：“有志之士和仁人，不会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即使杀身也要成全仁。”孟子说：“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但有比生命更想要的东西，所以不肯苟且取得；死亡也是我所厌恶的，但有比死亡更厌恶的事情，所以有些祸患也不躲避。”圣贤立论，严正到了这种程度。后世做臣子的，难道可以求取名声、触犯大义，自甘堕入小人之列吗？难道可以舍弃顺从正道而去顺从叛逆，只为保全自己微小的生命吗？这就是杨公死节的原因。太常议定谥号，能够坚守操守叫作“节”，刚强而有决断叫作“毅”，可以说没有辱没他了。自从杨公死后，大义更加显明，人心奋发起来，蓬勃得不可遏止，扫除妖氛，清肃我们的西土。论定他的功劳时，以亲手斩除逆臣为首要功劳；但君子认为杨公首先倡导大义，功劳不在诛杀逆臣的人之下。这就是奉常议定谥号的根本意旨。现在不敢违背，谨此议定。读《管子》《管子》不是一个人写成的，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书，不知道究竟是谁写的。根据其中说“毛嫱、西施，呉王喜好剑术”等话推断，应当是春秋末年。又有“保持盈满、安定倾危”“不做别人的宾客”等话，也正是种、蠡所尊崇和采用的说法。当时本来就有师徒传授，而汉初学者的讲习尤其显著。贾谊、晁错把它当作经典的根本，所以司马迁说：“读管氏的书，他的言论详尽啊！”篇目次序非常整齐，这应当是汉代流行的书。到了成帝、哀帝年间，刘向、刘歆评定群书，古文日益兴盛。学者虽然对它的真伪还没有明确的判断，但《管子》、申不害、韩非的学说由此渐渐受到贬抑。然而从前代代相承，只是直说这是齐桓公、管仲共同谋议时的应答言辞。我常常惋惜晋人编集诸葛亮事迹而如今已经失传；假如管仲亲自施行的制度果真流传于世，浅陋的读书人即使不能达到周公、孔子的境界，按照各人的才分，也足以有所建立。那么管仲亲自经营过的事情，难道不能成为他们的指引吗？只是山林中的隐士妄自揣测，借此自称懂得帝王之术，开始改变原意，后世竟相信了它，又互相搜剔幽深小路曲径，最终同正道隔绝。于是这部书反而成为申不害、韩非的先驱，商鞅、李斯的开端，使百姓受到它的祸害，却没有得到它的福泽。悲哀啊！张鲁川字说 庐陵张君名洙，请我为他取字，我恭敬地为他取字叫“鲁川”。并且告诉他说：“你的名字，就是我们夫子教育英才的地方。凭借天生纵横的圣人资质，统领并会合这条道，使万世以后人的心性明白显著，使三纲五常不致泯灭坠落的，难道不是夫子吗？这个名字不绝于口，这条道就不会忘在心中。又加上这个字，人们因此称呼你，进入耳中，铭刻心里，夫子的道将使你终身不忘。”孟子说：“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说孔子集大成，是说这颗心、这条道没有一丝偏差，达到最中正、最广大、最精微的境界，是万世学者的准则。有志于此，就会日益进步、日益更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你要努力啊！” 呉晦夫字说 呉生炎请我为他取字，我为他取字叫“晦夫”。《中庸》说：“君子的道幽暗不显，却一天天彰明；小人的道显耀明白，却一天天消亡。”这话的含义深刻啊！古人修养自己，下的工夫精细、严密、深厚、踏实，只求对得起自己的内心罢了。晦夫，你要努力啊！郑徳源字说 友人郑君名清之，请我为他取字，我恭敬地为他取字叫“徳源”。水最清澈，而它之所以清澈，是因为有源头。源头刚开始流出时，没有什么使它混浊，怎么会有不清澈的呢？人也是这样，纯粹而不杂，是上天所赋予的。所有善行都从这里产生，所以称作源头。源头微小而难以明察，哪怕有一丝差错，就不是它的源头了。只有最精细的人才能察知它，早晚思考，不能得到它就不停止，这就是寻求源头。幸而得到它，就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不敢放纵逸乐，这就是涵养源头。天地人三才同出一源，涵养它而不使它受到损害，就能同天地相似。如果没有源头，即使努力行善，也离正道很远。乡原看似忠信、看似廉洁，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杨朱、墨子看似仁爱、看似正义，最终却踏入无父无君的境地。源头啊，源头啊，难道可以不精心讲求并实际得到它吗？突然看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人们都会产生惊惧怜悯之心；一小筐饭、一小碗羹，即使得不到，也会死而不肯接受用脚踢来的食物，这中间难道经过了什么计较思虑吗？它从内心流露出来，不待预期便自然应发，这就是天性的自然。立身的根源，就在这里。它流动而不停息，谁能抵挡它呢？徳源难道可以不在这件事上坚定志向吗！” 书赠傅正夫

译学习以能自己有所领悟为可贵，学习却不能自己有所领悟，就等于没有学习。如今看《论语》一书，其中有许多是六经从未说过的；孟子一书，又有许多是《论语》从未说过的。大圣人、大贤人难道故意要同别人不同吗？只是心中有所领悟，便发之于言，也不知道自己所说的竟与别人不同。这才叫作自得之学。唉，这个道理微妙啊！自从陆九渊去世以后，自得之学开始在慈湖大为兴盛。慈湖起初虽从陆九渊那里有所获得，但每天用力实践，超然独见，启发明朗人心，对后来的学者有很大功劳，难道不能说是自得吗？不过，慈湖的学问，是慈湖自己所有的。学习慈湖的人，应当怎么办呢？早晚思考，寻求能够心领神会、默默认识的道理，改正过错、迁向善行，每天进步而不停，一定会有很大的发挥。难道一定要一一踩着他的足迹走吗？这样，才可以说是善于学习。正夫本来有志于此，所以我特意借此告诉他。书赠张伯常 只是口头传授、耳朵接受，即使知道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应当发愤努力实行，不达到目的就不停止。过错即使很小，也一定改正；善行即使很小，也一定去做。立志贵在放开拓展，保持德行务必谨慎戒惧。哪怕有一丝一毫疑惑，也不能说是在学习。纯粹明白而不三心二意，这才叫作盛大。书赠呉定夫 南城的呉定夫穿着布衣草鞋走遍天下，想遍访当世的贤人。他带着一个布袋，袋子用八尺布折叠缝制，末端横向缝合，中间空着以便取放东西；掂量轻重长短，使它从肩上中间分开。丁亥年，他来到金坛拜访我和王去非。今年春天，王去非奉命镇守昭武，当时昭武盗贼正盛，而去非出发很快，亲友来不及同行，也没有人能同他同行。定夫当时到了中都，慨然说：“王君遇到事情不推辞困难，这是君臣之义；难道我们独独没有朋友之义吗？”于是背起布袋，睡卧起居都跟随着他，饮食一定亲自先尝过才端上去。凡是去非平日的亲友，知道定夫在那里，心里才安定。唉，定夫难道只是懂得朋友之义而已吗？如今的士大夫，义气不能胜过利益，公心不能胜过私心，只知道剥取百姓的脂膏来封厚自己；一旦听到战争的消息，便心摇胆战，嘴里冒出冷汗，即使驱赶他们也不肯前进。盗贼敢于横行，祸端就是由此而来的。像王君去非，虽然不敢自许为平定祸乱、保全国家的全才，但他的至公之心和热诚血性直达上天，目前没有见过能同他相比的人。假如盗贼已经心如禽兽，那么也不过同普通人一样；难道能不被去非感动吗？” 定夫确实深知这些道理，所以奋然而前往，难道只是懂得朋友之义而已吗？当初定夫来访我时，我住在社仓，仓前居民中的贫困者大多受到救济。有一个人因操舟失业，已经将要乞讨，定夫便从袋中拿出钱买船给他，如今他一家数口得以保全，船也还在。我因为他用钱轻易，怀疑他所带的钱很多，没有再仔细查看。等他离开后，才知道钱袋已经空了，想周济他也来不及。过了一年多，有人在婺源见到他，打开钱袋只得到所见各位贤人的画像；原来定夫每遇见一个人，就暗中托付画工为那人画像，其他东西一概不取，他的爱好就是如此。我想用古人来比拟他，却没有找到恰当的人，于是寄给他一匹白苎，姑且写下二十八字，既是戏谑，也是感谢：“寄给我南方的布，一匹布的钱还从布袋中拿出来。长房一定有神仙法术，能够倾尽布袋奖赏战功。” 书赠蒋宰 《康诰》说：“如今百姓将要在敬慎地遵循你先父文王的事业、继承听闻的美德言论之后，前往广泛寻求殷代先哲王的治道，用来保全治理百姓。你应当广泛、长远地思考商代年高有德的贤人，存心领会他们的训诫；另行寻求古代先哲王的见闻，用来安定保全百姓。你在上天所顺应的德行上扩大充实自身，不要废弃王命。”君子的治道没有什么不取法，那么智慧会更加明达，德行会更加崇高；用这样的德行临治百姓，就会宽宏而游刃有余了。如果求取不广，用起来很快就会枯竭，不能深得民心，又怎么能成就俊伟光明的事业呢？”周公称许康叔说：“没有谁像你封这样存心，我的心意和我的德行，只有你知道。”由此可见，康叔的贤能远远超过常人。君临的国家不过方圆百里，封疆这样狭小，难道不能不费力便治理吗？但周公却委婉反复地告诫他，一定要无所不取，而不是只取一端。把商、周两代还看作不够，又推及古代先哲王，那么所寻求的就更加广博了。土地不过方圆百里，却以唐尧、虞舜为法，难道不是杀鸡却用宰牛的大刀吗？回答说：“这正是古代盛治的原因。”如今做县令的，只知道增加财货，只知道巧言谄媚，只替自己打算，从未替百姓打算。有人谈到古人的盛美事业，便鄙视讥笑，认为迂阔，这样的人哪里会有所取法呢？乡里的君子蒋伯见，身处衰败的风俗之中，却慨然有复兴古道的志向；听到嘉言善行，便竭力追求，唯恐来不及。方圆百里的百姓，难道将要都受到他的恩泽吗？他赴任时，亲自登门告别，我恭敬地写下这些话赠给他。《絜斋集》卷八，宋袁燮撰。序 《繁昌乡饮序》孟子说：“圆规和曲尺，是方形、圆形的最高标准；圣人，是人伦的最高标准。没有什么比圣人更尊贵，不可能再增加什么了。然而圣人也不过是在人的伦理关系中把它完整地实现、尽情地发挥，并不是超出人伦之外再增加一丝一毫。”他的话说得如此确切。“慢慢走在长者后面，叫作弟；快走超过长者，叫作不弟。走得快慢不过是半步的差别，但有弟与不弟，便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尧、舜与桀、跖的区别，正由此而来，怎么能说是小事呢？”古代乡饮酒的礼制，六十岁的人坐着，五十岁的人站着，笾豆礼器的多少，也都按年龄区别。等级有四等，对长幼差别的严格竟到了这种程度，因为这关系到风俗教化。可是庸俗的官吏认为这不是急务，便轻视它；难道可以因此废弃吗？我的朋友南仲，是宗室中的优秀人物，名叫善潼。他有志于此道，做繁昌县令时，在县学举行乡饮，仿照古代宾主、介、僎、三宾、众宾的制度，实行三揖三逊、献酬进爵的礼仪，同时参用今天的礼制。场面盛大而可观，秩序井然而足以效法。在其中周旋的人，兄友弟恭、顺从、恭敬、谦让的美德油然而生；世俗中桀骜不驯的习气，完全消失而不起作用。司正举起酒觯，又告诫他们要忠于君主、孝敬父母、和睦家庭、亲近乡党；这对于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的帮助，难道不是很多吗？从前子游在武城以弦歌施教，他说：“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役使。”南仲的用意，正是在这里，所以我赞美他。《象山先生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