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斋集卷十一宋袁燮撰

译公名钥，字大防，旧字启伯，姓楼氏，祖籍登记在明明，今属庆元府。周武王封有夏之后代于杞国，楼公是其子孙，因而以楼为姓。本朝楼氏家族居住在婺州，以居于明明的楼氏最为显著；相传他们就是明明楼氏，后来从婺州迁来，本来是同一宗族。居住在婺州的楼氏，绍兴年间，襄靖公楼照任签书枢密院事，他们家族才开始兴盛。居住在明明的楼氏，兴盛已经很久了。公的七世祖名皓，六世祖名杲，都有卓越贤良的品行。到了高大父楼郁，家业逐渐昌盛，从奉化迁到鄞县，选择居处于郡城南面。他儒学精深，是后辈的老师。皇祐年间考中科第，任庐江主簿，因为俸禄不能供养父母，便不肯出仕，死后追赠正议大夫。太师曾任兴化军、台州知军，都有惠民政绩。楚国公在政和年间凭才干任侍从，又两次出任乡邦长官，把所居坊巷命名为“昼锦”。兖国公历任内外官职，仁厚廉直，声誉显著。三代都因为公而登上朝廷重职，追赠达到最高品级，门第的兴盛，从此很少有能相比的。公幼年聪敏，开始就学于外傅时，同乡王先生默、李先生鸿渐是他的严师。成年后，三山郑屯田锷寄居在乡邻，公又拜他为师。隆兴元年，公在南宫参加考试，主考官认为他的文辞才艺卓越，想让他在众士中名列第一，但他答策时偶然触犯了庙讳。胡忠简公赞主持知贡举，洪公上奏说明缘故，于是诏旨把他列为末等第一名。这一年朝廷没有策试士人，便按照礼部排定的五等，赐同进士出身。他写信向诸公致谢，胡公非常称赞他说：“这是翰苑中的杰出人才。”第二年通过教官选试，调任温州州学教授。范物亲自出入，穿戴冠带都十分谨慎，每天与公相处，讲明求学的要务在于笃实，不要沉溺于浮华。遇到有可取的议论，便询问它的来源，范物都如实回答。公喜爱他不欺骗，反复称赞他。学者们日益归心，争相聚集到他的讲席之下。乡里贤士大夫都称赞他们，异口同声地相互订交。公也虚心叩问请教，比饥渴时求食求饮更为迫切。于是对学问的源流、治道的纲目、制度的沿革，没有不加以研究的。他胸中的积蓄日益丰富，任期届满时，诸公为他饯行。公请求他们进一步指教。有人告诉他说：“前辈有句话，拆破藩篱，就能成为大家。您的藩篱不必担心拆不破，只是恐怕拆得过分罢了。”公严肃地说：“我对于没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就拆破藩篱，对于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就不拆。” 听到的人既惊惧又佩服，这才知道公虽然气度容貌温和融洽、物我浑然相融，但内心却有一种独立不移、不可夺取的操守。他在朝廷上所持守的大节，大概就在这时确立了。后来任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在选德殿应对时，论述治理天下贵在实际功用，不贵空洞言辞。名义上是空话、实际上能够取得成效的，才是真正的实用；名义上说是实用、实行起来却没有益处的，反而只是空话。陛下大开言路，收揽人才，想到治国功业尚未完成，鄙弃无用的空谈而务求切合实用，确实得到了汉孝宣帝总核名实的用意。但进言的人不考虑从旁援引、曲折取证，只是罗列琐碎细节；民力正困乏，却不停地谈论聚敛财利；法令一天比一天繁多，变更也越来越多。把事情交给他们筹划，考核他们的成效，却毫无声誉可言。这能说是实用吗？魏征劝导实行仁义，近似空话；封德彝关于法律的主张，似乎切实可用。然而唐太宗只听从魏征的话，成就了贞观之治，还说“可惜没有让封德彝看到这一点”。那么，什么是实用？什么是空话？请陛下仔细思考。当时宫禁中发生火灾，公谈及魏相的事情。宣帝常常把奇异的见闻拿来谈论。李沆担任真宗宰相时，每次都奏报不好的事情，这正是忠臣爱护君主的至诚表现。君主尊居九重，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谄媚之士每天进献阿谀之说，而正直之臣却难以把话全部说出来。祥瑞出现，就加以润色夸大；灾异出现，就加以掩盖并改变其征兆的解释。这两件事，正是我所忧虑的。陛下敬畏上天，可以说到了极点，不以崇高富贵为乐，只忧虑水旱灾害和盗贼。上天仁爱陛下，也可以说到了极点，不把祥瑞当作太平的征兆，反而时时出现灾异作为警戒的端由。归罪于自己而兴起断然的行动，并不是虚言；遇到灾异便恐惧警惕，确实是盛德。臣愚昧，希望陛下深入探求其中原因，怎样才可以称为真正地回应上天？勤勉实行它，对上回应天心，对下满足百姓的愿望。今天的灾异，可能成为后日的福祉。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修订淳熙年间的法令时，有人想把太学释奠降为中祀，与右学等同。公说：“皇帝亲临先圣之庙时，祭拜武成王，只肃敬作揖，礼仪已经不同了。祭祀的等级可以相等吗？”于是得以不作改变。兼任玉牒所检讨官，因为进言有功而升迁。仁宗皇帝的玉牒修成后，他因再次面见皇帝，申述玉牒中所记载的圣人言语，希望皇帝持守这些训言而不改变。又请求考虑财赋极其艰难，停止不急需的土木工程，敢于说别人难以说出的话。公得到进用，是参政龚公大力推荐的结果。虽然受到的知遇很深，但拜见龚公有一定时日，并没有阿谀攀附的迹象。三年没有升迁，他安然恬淡、神色自如。等到龚公离开朝廷，出自龚公门下的人都被罢免，唯独公没有受到牵连，但他竭力请求离职。于是添差通判台州。太史公因为原任宰相而在经筵侍讲，赞许公的这一举动，说：“为什么如此果断啊！”宗正丞范揆出任郡守，性情刚烈急躁，喜怒常常过度，官吏都震恐戒惧。公等他怒气平定，慢慢用一两句话开导他，他一定会立刻改变。朝廷禁止铜钱出海，凡进入海界五里以内的铜钱，一律没收其财产。有商人触犯禁令，但案件审理稍有宽缓。临海县弓兵郑庆向朝廷控诉守臣及郡丞的正员，提点刑狱赵某奉诏核查此事，秘密来询问公。公说：“禁令之所以严厉，是为了防止越过海界；如今事情仍发生在城下，情理十分明白，却贸然诬告，又把守臣和郡丞一并指称，官阶次序也混乱了，难道可以放纵吗？”赵某醒悟后如实上奏，于是依法论处郑庆。授任太常寺主簿，因避先人名讳而辞去，改任宗正寺主簿。公奏对时说：“君主的德行与臣下不同，各种品行和众多善行，一点亏欠也没有；万般政务和各种事务，没有一件缺失，这样以后才足以驾驭四海、谋求治理。”

译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还说要时时警戒而无所忧患，说要战战兢兢、勤勉不懈；即使一日两日，面对万般政务，这颗心也从未有片刻忘记天下，只怕自身有丝毫做不到。我没有什么才能，私下希望效法古人以责难君主、以君主不能达到尧舜境界为耻的用意，希望陛下向上考察往古，向下鉴察近代，把其中可以效法的兼收并蓄，并努力去除那些应当警戒的事情。又说：“国家深远长久的谋划，不可能很快完成，应当慎重审定。凡是实行后最终没有益处的，必须全部省去；可以实行但还需要耗费岁月的，就明确写入册籍，依次办理，不办成便不停止，这样事情才会有头绪，治理的成效也就可以看到了。”升任太府寺丞，不久授太常博士，班次列在寺丞之下。皇上对此感到疑惑，丞相说：“议论礼制的职位，最要紧的是得到合适的人，我想慎重选择人选。”楼公又以父母尊长的名讳为由请求，仍任原职，皇上答应了。升任宗正丞，在延和殿应对时说：“天下的大患，常常从细微之处产生。汉代的党锢，开始于南、北二部的歌谣；唐代的朋党，开始于二三个不得志的士大夫。事情刚产生时，似乎不值得忧虑，但一旦横向蔓延而不能止息，祸害就不可言说。如今朝廷清明，难道还会有这种事吗？” 然而苗头已经显现，我不敢不说。所谓道，是天下共同遵行的原则，是学者和士大夫所应当致力的事业。自秦、汉以来，这个道理不明，议论文章彼此夸耀，离根本越来越远。本朝历代圣主相继传授，极力阐明根本道理，名儒间或出现，穷究精微的旨意；于是谈论道的人不再涉入异端，做学问的人也不至于成为无用之学。恭敬地思量，陛下得到了执守中道的传授，实践克制私欲的仁德，严格遵守慎独的戒律，笃实修习正心诚意的学问，亲自在上面践行此道；可是士大夫在下面却忌讳谈论它，凡是端庄谨慎、喜好修养品德、谈论经世之学的人，往往都被指为伪学，轻则讥笑，重则像仇敌一样憎恨他们。想不到圣明之世竟有这种风气。《诗经》说：“君子实在应当，持守内心而不争竞，谁……”使祸乱的根源发展到今天，成为阻碍；士大夫互相倾轧，这是危害最大的事情。只有君主能够持守中道，才可以消除它。应当明令朝廷内外，都推行不争竞的心态，不要顺从偏私曲折的见解，专心一意，以此仰承君主的美德。奏毕，皇上说：“你是害怕他们形成党派吗？”楼公说：“陛下建立中道、树立法则，亲自践行并且显现于政事之中。前些时候赵雄辞去职位，人人都以为蜀地士人一定会接连离去，而陛下却正为他们叙迁官职，有的还召来任用。” 皇上说：“唐代的君主说过：‘除掉河北的贼寇容易，除掉朝廷的朋党困难。’朕曾经笑他，这有什么难的？只是君主听取意见不够聪明罢了。”楼公叩头致谢。又说：“仁宗开设天章阁，命令名臣分条上奏当时的急务。太上皇驱逐权臣的党羽，改变政治而达到善治，也都是在登位二十多年以后，并不是开始勤勉、最后懈怠的人可以相比的。臣希望陛下更加自我警醒、奋勉，趁现在有闲暇，赶快为长久之计作谋划。”他采纳孟子的格言，说明政权和刑罚是君主掌握的两种权柄。丁兖公去世服丧，服丧期满，被选任为温州知州。刚开始处理政务时，各县县令都来，他告诫他们：除经赋之外，丝毫也不许收取；并重申禁止吏卒进入乡里的命令。有豪强百姓轻慢命令，三次都不按约定办理，才开始严厉追捕；他们仍不服，便向州里报告，逮捕治罪。宰杀部门想要上奏的事情，有些不便写在公文上的，就秘密封缄报告；不让属吏参与州里的谋划，依靠酒课收入。属吏请求严禁，楼公说：“我奉命主持一州，首要的是宣扬布施德意，怎么能把这件事当作急务？暂且搁置吧。”过了很久才惩罚其中做得太过分的人，很少使用威严刑罚，赋税收入却不断增加；尤其慎重听取诉讼，都能查明实情，已经悔悟并最终停止争讼的，就允许他们平息官司。闺门之内隐秘不明的事情，就加以掩盖；有人说自己是辟雍司业的后代，请求以限田免除差役，争执的人不服，却没有人能驳倒他。楼公说：“哪里会有人最终只做到承直郎却担任司业？这一定是曾经以辟雍正兼任代理司业罢了。官品既然不同，限田也可以随之减少。”那人于是屈服。刘生控告小商人欠钱十万，官府责令他偿还。欠债人家中忽然以商人溺水死亡为由报告，双方在公堂上纷纷争执。后来在沙滩上找到尸体，于是就以为商人确实死了。楼公对永嘉县尉说：“这件事有三处可疑：鞋子遗留在岸边，而脚却穿着草鞋，这是第一点；溪流湍急，尸体本应已经散坏，这是第二点；小人贪图赏钱，知道死者少有头发，便用假发髻来充数，这是第三点。你以为是尸体被水冲走了吗？那人正好暗中逃窜，又恰巧遇到这件事，所以更加肆意欺骗罢了。不如暂且资助送行，如果商人确实死了，再秘密追捕他。”县尉依照这个办法办理，果然在平阳道中抓到了商人。人们把楼公看作神明，于是照旧判定他的罪，并督促他偿还欠款。楼公又对刘生说：“他穷困潦倒到这种地步，欠债从哪里偿还？你努力让他折毁债券，出于你自己的意愿。”于是释放了欠债人。全郡都佩服他的明察和宽恕。楼公又担心乡村间的疾苦不能上达，向住在郊外的士大夫详细询问，因此对乡里的情形就像亲眼看见一样。听说乐清县主簿唐煜有能干的名声，便询问县中的利弊，他详细说出了解决办法。楼公知道质当的人大多从中谋取奸利，默不作声，没有泄露此事；过了很久查得了实际罪迹，便连同他们的党羽，号称“八虎”的一伙人，一并刺面发配。乐清县西边的原野，百姓多以蔬菜为食，而盗窃和贩卖私货的人很多；牙侩中有人被重伤，几乎死去，他的同党扬言要报仇，准备在上巳日举事。一个年老而狡猾的人甚至说，方腊之变发生在闰五月，县令姓秦，如今这两件事都相同，变乱将要再次发生；县里的人非常恐慌，但倡导此事的人还没有确定姓名。县令暗中侦察得知此事，便乘一辆车独自到他们那里，指出他们过去学习魔教、如今又祭祀神灵而不参加正常祭祀的罪状，把陈庆等几个人捉住押送到州里。楼公把为首的人编入军籍，又把他的党徒驱逐出境。堂帖询问原因，楼公直截了当地陈述事情始末，并引用苏洵的话：“有发生动乱的形势，却没有发生动乱的事实，这叫将要动乱；不能当作已经动乱，也不能因为还没有动乱就急忙松弛。”丞相周益公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把陈庆终身监禁，楼公也因此出了名。光宗即位，楼公到行在奏事，进言说：“君主开始处理政务时，应当首先确立最重大的目标，最大的目标没有比恢复失地更重要的了。要谋划西北，必须先保全东南。如果真能把这件事放在圣心之中，自然就会更加敬畏上天、谨慎行事，更严格遵守祖宗的法度，更加孝敬父母，求取贤才一定广泛，使用财物一定节俭。进谗谄媚、当面奉承的人自然疏远，沉溺嗜欲、贪图宴安的念头自然消失。边防因此修整，军政因此严肃，所以即使甲兵尚未出动，恢复大业的谋划也已经成功了。”

译他又说：“国家的用度一天比一天扩大，租税已经很重，又有茶、盐、榷酤等专卖项目；既然独占这些利益，就不得不立法加以禁止。到了今天，法网已经太严密了。希望陛下体恤百姓，把设置禁令看作不得已之举，而对于犯法的人，不要都认为罪过极重。凡是有人创立主意、增加税利的措施，都应搁置不实行；或者只惩罚其中最过分的，这样才能保护国家元气，使天下的命脉长久。”授任考功郎中兼礼部职务，入对时说：“没有灾难的时代，圣人反而害怕它，就像人的身体偶尔有小病，起居饮食没有一样不加以戒慎。确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强壮的人气血正盛，任意放纵欲望，疾病偶尔还没有显现，便以为平安，这正是良医所担忧的。今日的太平无事，正是陛下珍惜时日的时候；对治理没有益处的事情，应当缓行，而应当预先准备的事情，则要天天谋划，以等待可以施用的时机，保全已经盛大成功的事业。”当时百姓多有流离迁徙，楼公又说：“富弼赈济灾民的政绩，在本朝可以称为首屈一指；但考察当时的情况，富弼镇守青州，流民是从河北来的，他没有因为不是本地人便不承担责任，而是调度保护、惠爱养育，周到地办理一切；等到麦子成熟，流民回去时，又给他们路费，并把其中强壮的人收编，补充军队。” 如今流民颠沛困顿，暴露在野外，不知道可以在哪里安身。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慈悲怜悯，发诏令监司、帅守都以富弼的心意为心意，因地制宜地安排救济，使濒临死亡的人得到救助，这实在是国家仁慈恩泽的体现。考功郎中是如今显要的部门，士大夫资历、任职、升迁等事，没有不经过这里的；属吏借机作奸，只要稍有不合意，往往就造成滞留。楼公说：“古人把简要、清正、通达看作选任尚书郎的标准，哪里应当这样呢？”于是考核精细周详，长期存在的弊病渐渐革除，人人都得到自己应得的职位。潘显伯的案件判法过轻，一时之间有关官吏都受到责罚，楼公因而转对进言：“圣上的裁决这样做，已经足以惩治奸邪了。只是恐怕从今以后，官吏因惩戒过去的事情，在审议判案时不免过于严酷，希望陛下赶快用亲口谕旨告诫他们。”升任国子司业。此前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大多把自己过去在学校的交游作为进身之阶；司成许公知道楼公贤能，对来送别的诸生说：“楼公的晋升，虽然没有经过舍选，却能修治好自己的职务，大概将会超过前人。”后来果然应验。诸生中有与学官争讼的，楼公认为这里是施行礼义教化的地方，不应立即用法令处理，暂且拖延，估量双方的怒气渐渐平息后，再分别给予处罚。他所做的一切，都采纳公众意见；从纠察、记录以下的属官，一定选择确实能够作为表率、起倡导作用的人，丝毫没有私心，人人都心悦诚服。适逢仲春时节雷雪交作，楼公应诏分条陈述政治上的缺失，说：“被疏远的臣子，只希望陛下忧虑勤勉；亲近秘密的臣子，只希望陛下安逸享乐。忧虑勤勉，那么幽隐冤屈一定能够上达，下面的情况能够沟通，恩泽就能施及百姓；安逸享乐，那么臣下就会窥伺脸色，求取恩泽，私人的意图就能得到施行。陛下自从雷雪灾变以来，忧虑显现在脸色上，早晚不懈地兴叹，我估计这几天请求恩宠的人一定很少；由此推知圣心，忧劳而亲幸自然会远离。如果真能一天比一天谨慎，胸襟安泰，心境深静而见识明察，那么看待宴游的诱惑，岂不是会相差千万吗？”又说：“如今朝廷上听不到正直的声音，有时还因多言而被贬斥，士气消沉，没有人敢于议论政事，这难道是国家的福气吗？臣希望陛下开辟忠直进言的道路，堵塞私下传达请托的门路，遇到灾害便警惧，不避讳听取尽情直说的话，努力实行消除灾害的办法。”升任太常少卿，改任太府少卿，也因父母尊长的名讳而兼任玉牒检讨官，升任起居郎，直入前殿奏事，说：“增进德行可以保养生命，保养生命也可以增进德行。人承受天地中和之气而生，不能过于旺盛，也不能过于衰弱，只有得到中和，才是养生的要旨；心胸宽广，身体安泰，精神气息舒畅，即使有阴阳之气的侵袭，哪里能够伤害我呢？” 兼任代理中书舍人时，驳正奏牍、封还录黄，毫无顾忌，外戚亲属和近幸之臣听到风声都畏惧退缩。当时有人请求恩泽，有的被给事中封还，但心意还没有满足，便援引次官的旧例。皇上问是谁，回答是楼公。皇上说：“朕也害怕他，不如就此停止吧。”刑部提出意见说，天下的狱案有很多要上奏裁决，因此中书省的事务由此不能清理，请求只有确实有疑问的才上奏。楼公说：“古代关于三种宽宥的刑制，有明确的训诫；应当详细审理，不能因为怕伤害圣世钦恤的仁德而过于简略。”他竭力争论，事情才停止。适逢庆节上寿，扈从百官已经集合，皇帝乘舆却没有出来。楼公说：“陛下承受先帝托付天下的重任，享用天下奉养，仍不足以报答天地的恩德。如今百官趋赴朝班，恭敬等待，鸣跸声响起而蜡烛将尽、太阳已经出来，却寂静得听不到声音。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可以这样？希望陛下深思大计，把意思明白地告诉大家。如果说因为某件事情来不及举行上寿礼，现在准备在某日到重华宫，那么群臣的疑惑立刻会消除，两宫也会共同欢悦。”玉牒会要和《圣政书》已经编成，选定日期准备进呈，却一再改期。楼公说：“事情有极大的，而陛下把它看成极小的；这是早晚本来应当办理的，却把它看成旷废已久的典礼，所以人们才由疑惑而恐惧，由恐惧而忧虑。” 进香一出行，人心便欢欣；庆节一次不出行，人心便突然惊骇，事情的影响已经明白可见。《圣政书》完成后，全部记载寿皇一朝的事情；《玉牒会要》完成后，足以成为淳熙末年的史书。陛下用来奉行先帝遗谋、铺陈圣父宏大美德的，只有这些了。礼仪都已经准备齐全，却又拖延不办，万众震惊，没人明白原因，这大概不是保全圣上孝道的办法。只希望赶快确定日期，不要再推迟，以安慰天下人的心。又上奏说，多年来随班站在末尾，都没有见到陛下向寿皇上寿；重华宫欢乐震动，慈亲又看见嘉王每天进宫朝见，恭谨勤勉毫不懈怠，圣心一定欢喜。我私下料想寿皇盼望陛下前来，也正像这样。于是天子感悟，过了六天便进书成礼，傍晚才回来。侍御史林大中弹劾大理少卿宋之瑞，皇上没有听从，改任林大中为吏部侍郎；林大中竭力辞职，请求出任州郡。楼公和给事中尤袤上奏说：“林大中最受皇上眷顾，如今只因弹劾一个少卿，便在同一天被调往州郡，实在有伤国体。”公议都希望恢复林大中的言职，或者把他留在参与谋议、进言纳谏的班列中；如果不能留，也应以优厚礼遇遣送他。这样与被弹劾的人区别对待，仍足以向四方表明道理。不久诏令宋之瑞主管祠禄。知和州刘炜将要任淮西转运使，因为禁止私铸钱币，使一路大受扰乱，于是罢免了他。

译朝廷称许这件事办得好。楼公认为，既然已经有诏令，又和监司共同奏报，刘炜把所有事情一概推行，只要没有另生事端，便算幸运了，难道还可以说是功劳吗？这道命令一发出，一定会使舆论大为惊骇，而且无法向淮甸百姓交代。丞相很不高兴，楼公说：“我有办法离开这里。”罗点当时任兵部尚书，替丞相转达了这件事，丞相才醒悟而停止。楼公因为母亲年老想回去，请求主管祠观，不获允许。人们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刘炜。应孟明公从容间谈到此事，楼公说：“士大夫面对小小的利害时，心中还存有两面兼顾的想法，大概道路就是从这里分开的。”我私下认为这种做法鄙陋，所以不敢不自我勉励。应孟明极为赞叹敬重他，对人说：“楼公在利害面前守持正道到这种地步，真值得敬佩。”在内殿奏事时，楼公谈到狱讼，说这是天下最重大的命脉。恭敬体恤囚犯、忠厚仁慈，没有谁比得上本朝历代圣主将它推行到极致。如今士大夫谈论重囚，就说“汉高祖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谈论赃罪，就说“我太祖制定法令，赃满三千便都处死”，却不知道高祖废除秦朝法令后，除杀人罪之外，其他一切死罪都废除了。太祖制定的法令虽然严厉，与五代相比已经很宽；后来历朝日益趋向宽缓，所以才把太祖的法令看作严重。如今朝廷清明，刑罚与罪行相当；但臣常怀疑州郡审断案件未必都合乎真实情状，请把依照判决而上奏的案卷下发提刑司，再加以详细审查，如有不当，便相应扩大追究和惩罚。这正是陛下好生的德意。郑汝谐授任吏部侍郎，给事中黄裳封还了录黄。黄裳过了好几天仍未获准，皇上下诏授他兵部侍郎，他以失职引咎。郑汝谐请求出任外官，没有获准。楼公说：“大小臣子一听到给事中、舍人、御史、谏官谈到自己的姓名，就不应再辨说是非，而应立即辞身退去，这样才能保全廉耻。如今黄裳虽然蒙受皇上眷顾而留任，最终却被夺去封还驳正的职权；郑汝谐心中不能安定，一定会再次辞职，应当因势允许他离去。”奏章尚未答复，郑汝谐又接到供职的命令，楼公说，议论政事的人被罢免，被议论的人却被留任，从此给事中、舍人、御史、谏官都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郑汝谐愤怒不平，立即请求退休；楼公极力请求罢免自己，在家等待命令。郑汝谐最终以修撰身份出知池州。楼公又上奏：“陛下奉养两宫，应对万事的繁杂，可以说是极难了。然而实际并不太难：每月四次朝见，按期尽到礼数，那么侍奉亲长的道理就彰明了；天亮前临朝听政，起居出入都有固定时间，那么君临天下的道理就合宜了。” 饮宴有节制，圣体就会一天比一天康健；赏赐有定度，财用就会一天比一天积累。采纳公议来任用人才，众人的心就会服从；开放进言的道路来扩大听闻和见识，下面的实情就能上通；以廉耻引导臣下，臣下的操守就会受到激励；严格法度，侥幸求进的门路就会堵塞。水旱成为灾害，便勤勉抚恤，盗贼就会消灭；事情刚露出变化的苗头，便及早辨察，奸雄就会收敛。这十件事，陛下明白地实行起来都不难；其余几件，只要凭英明决断，很快也能办完，却拖延不决，实在令臣为国家痛惜。当时丞相因为是潜邸旧人，被贬后又重新召回，援引李绛的旧例，楼公在郊外等待了数月；枢密院大臣去世而抚恤典礼尚未颁行；蜀地统帅死去却没有任命继任者；宫邸近亲相继去世而丧礼尚未举行；宦官陈源从罪籍中起用，却没有斥逐。楼公竭力赞助圣主果断处理，所以辞意这样明白而切直。自从前一年庆节停止上寿礼，到这时已经一年，楼公和随从官员在事前一同奏请；到了当天又只举行拜表礼，宰执和随从官员都请求罢免职务，卿监以下请求免赴宴会。楼公忧虑积聚，内心郁结成病，几乎不能支持；病愈后请求与同班官员一同奏事，未获允许。过了很久，才得以入对，皇上答应一定出行，后来果然出行，授任中书舍人兼实录同修撰。论到宗庙社稷的重大，关键在于陛下自身；陛下自身，又取决于陛下的一颗心。我私下听说，陛下早晨起身以后，还没有接触政事，便先澄清心神、安静思虑，使天德清明、夜气充盈，照察百官，是非都看得清楚，这实在是社稷之福。希望陛下保持这颗心，退朝的闲暇，再用两个时辰左右凝聚精神、储养精力，审阅章奏，交给大臣，选择其中可行的施行，那么就尽善尽美，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寿皇的病情已经明显传开，朝廷内外忧虑恐惧，宰执请求皇上到重华宫侍奉疾病，随从官员接着请求，皇上都没有答复。皇上驾临后殿，丞相率领同列官员坚决请求，侍从、台谏也一同进入；关合门的官吏援引旧例加以阻止，不能奏效。丞相陈述完毕，高声索取车辇，皇上拂袖起身；丞相拉住衣襟竭力进谏，楼公等也跟随他，苦苦进言纷纷而来，皇上的心意仍未决定。宰执引咎退出，楼公独自请求入对，竭力说：“陛下临朝，辅政大臣没有一人在旁，拿什么向天下人交代？”皇上说：“已经命人宣召押赴这里了。”诸公因此又重新进入。楼公兼任直学士院。当时有从九卿中提拔为左史兼西掖的人，楼公上奏说此人已经严重玷污台谏的评议，实际上玷污了清要选任，绝对不能再任用，并且请皇上避开此人三舍之远。丞相说：“皇上起初想任用某人、某人，都被说成不可任用；到了第三次才提到此人。虽然皇上深知不可，却不愿多次违背圣意，最终还是搁置了原先的任命。”皇上因勤于政务而疲倦，内禅诏书实际出自楼公之手，文辞婉转而切直，朝廷内外争相传诵。今天子刚刚即位，内制、外制的诏令纷纷下达，唯独由楼公一人承担，他下笔不停，文字都明白正大，得到了代君立言的体制，使初政增添光彩。不久又进言说：自古君主刚开始统治时，大多能自我勉励、锐意进取，求得治道；在位久了，君子日益疏远，小人日益亲近，逆耳之言听不到，谄媚奉承的话日益增多，于是安然自得，却不知道祸乱正在形成。陛下承担天下的重任，承受社稷的托付，应当像今天这样战战兢兢、勤勉不懈。在事情还小的时候谋划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大患；从近处开始防范，就不至于蔓延到远处。升任给事中。本朝太庙旧制设七世之室，太祖祭祀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祖，而空置其余三室。嘉祐年间，因为亲属关系尚未穷尽，仍空置祫享时东向的位置，以等待太祖，所以太祖还处于昭穆之间。英宗附祭太庙时，把僖祖迁入夹室。熙宁五年，又以僖祖为始祖，礼官争论此事，却没有成功。

译绍兴年间，董弅、赵涣又请求纠正此事，意见已经施行。谏大夫赵霈阻止了它，于是搁置。淳熙初年，赵涣的侄子赵粹中任吏部侍郎，把过去群臣所上奏的意见全部分条列出，向孝宗陈说，又交给礼官讨论。礼部侍郎戴几先阻止了它。孝宗附祭太庙时，按礼当迁宣祖；少卿曾三次请求趁这个时候迁僖祖，纠正太祖东向的礼位。朝廷在御史台集合议论，楼公详细陈述事情始末，从郑侨以下，议论都与他相合。楼公起草奏章，大意说：“太祖开创华夏，功业超过历代君王，庙号称太祖，是因为他的尊贵无可相比。如今郊祀已经配享上天，宗祀已经配享上帝，唯独在太庙中不能成为始祖，祫享时不能确定东向之位，这可以吗？让受命开基的君主屈居昭穆的次序，凭什么向后世交代？按照礼经，僖祖亲属关系已尽，应当迁祧。何况如今九庙已经完备了吗？只希望由圣上亲自决断，早日纠正这一重大典礼，以慰藉太祖在天之灵。”不久又因为迁祧的神主应当有所归宿，命令再次集议。楼公又上奏：“距离古代已经很远，礼制不能全部遵循。考察唐代张齐贤的话说：‘古代拥有天下的人，侍奉七世以前始封的君主，称为太祖。’ 太祖的庙，百世不迁。到了祫祭时，被毁庙的神主都按照昭穆与太祖合祭。商、周迁出的神主都出自太祖以后，所以合祭的次序尊卑不乱。汉、魏、晋、隋、唐的太祖以上神主，都不参加祫祭。臣等私下认为张齐贤的话可以施行于今天。太祖兴起，上面没有承袭任何人，与汉高祖相同。如今既然恢复了东向的尊位，那么僖祖的神主就应当再次进入夹室。然而自熙宁以来，推尊僖祖已经很久，难以立即改变。唐代有兴圣庙，用来祭祀凉武昭王；今天应当仿效它，另立僖祖庙，以代替夹室，顺祖、翼祖、宣祖的神主都藏在其中，祫祭时就在此庙合祭。这样既有宗庙，又在礼制上合宜。于是测量太室西边的地方，建造四祖庙。孟冬时节雷声不断，楼公已经起草罪己诏，又分条陈述时政说：“《云汉》诗中，周宣王戒慎自身、修养德行，真诚实在溢于言语之外。桑林祈雨时亲自祷告，列举六件事情自我责备，恳切得可以作为后世的榜样。伊陟告诉太戊说：‘妖异不能胜过德行，德行并不是别的，就是至诚。’陛下大力颁布明诏，责备自身而求取意见，修治荒政，布施德泽，也可以说是真正以德行回应上天了。” 然而臣区区的愚见仍然担心，陛下只是以声音、笑容和脸色表示有无，而臣下便停止进言；真正重要的是更加自我修养、省察，战战栗栗、心怀危惧，像前些日子雷声在上空轰鸣时一样，这样才是心志专一。待制朱熹凭借博大的儒学和深厚的学问在经筵侍讲，皇上尊重礼遇他。不久有授给他职务并让他出知州郡的诏旨，楼公上奏说：“陛下容纳接受直言，不愧为仁宗；朱熹的正直，是陛下所知道的。如果是怜悯他年老，认为在严寒时节站立讲学不便，不如授给他内祠，仍然让他修史；稍等春暖，再让他回到经筵，那么君臣之义就始终周全了。”没有得到答复。内侍毛伯益因宣传劳绩而转任遥郡，楼公上奏：“这类人很多，不过是奔走服役，谈什么劳绩？一旦打开这道门，侥幸求进的人就会多起来。”皇上心中不悦。丞相对楼公说，他封还奏章确实有道理，只是毛伯益曾在八宝到来时出过力。命令下达之初，皇上便让人宣谕楼公，说给事中、舍人希望履行职守，应当等他有劳绩后再予叙用。如今楼公果然封还，才敢把皇上的意思全部说明。楼公说：“官员守职所在，不能徇私，这是君主和宰相的美意。”楼公起初曾与侍读赵忠定公一同主持南省考试，两人的官舍又相邻，常常徒步往来；赵公每每对人说：“楼公是当今的人物，只是恐怕临事时稍欠刚决。” 等到看见楼公持论坚定正直，赵公才叹息说：“我对他的期望实在大大低估了。”楼公代理吏部尚书兼侍读。起初楼公任馆伴使，知合门事韩侂胄任副使。皇上接受禅让时，韩侂胄预先听闻传达诏命的事情，于是把功劳据为己有，渐渐显露出玩弄权力的迹象。吏部侍郎彭龟年因内引时竭力攻击他，并请求离职。于是韩侂胄转升一官，任在京宫观；彭公被授待制、出知州郡。枢密林公当时任西掖，楼公与他共同上奏说：“陛下当初居于潜邸嘉王府时，厚待宾客僚属；一旦登上帝位，召见询问，几乎没有一天空缺，天下人不认为这是私情，反而称颂陛下爱贤念旧的美德。如今只有龟年还在随从官员之列，他天资刚直，敢于议论政事，是陛下的心腹，怎么可以让他离开？希望陛下更加三思，把龟年留在经筵；否则就请命韩侂胄到外地任祠禄官，并允许龟年处理事务。”适逢时势，仍然有希望。彭公最终离去，楼公长期位列随从官员，负有朝廷的声望。韩侂胄听说楼公不帮助自己，十分愤怒。任命天官的诏令，表面上是升迁他，实际上是压抑他。当时台谏官公开议论，说故相定鼎乘龙的梦，有人心胸狭窄、怀恨在心，便对楼公说了这些话。楼公开导他说：“赵公曾梦见李公召他进入禁中，取御炉中的金瓶授给他，说：‘朕任用你就是这样。’ 汤瓶又梦见自己在殿下列班，看见白龙升天。不久，皇上穿着丧服登临帝位，这个梦的征兆也就到此为止了；却硬说这是定鼎乘龙之梦，可以吗？这些话是我亲自听赵公说的，不能诬陷他。”那位主人唯唯应诺。同僚中有与楼公一起坐着的人，退下后说：“我替公汗流浃背。”楼公自知正直之道难以实行，离职的志愿已经决定，于是请求入对说：“天尊地卑，乾坤的秩序由此确定。然而天并不是因为高高在上而尊贵，而是因为向下施济、使万物光明才显其德；君臣也是如此。名分贵在严明，情意贵在沟通。唐末五代时，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但宰辅入见，皇帝仍命其就座、赐茶，还有坐而论道的意味。艺祖收揽权纲，令人敬畏仰望；然而他与赵普谋划大计，有时半夜亲自到赵普家中，他们彼此相待是怎样的情形呢？陛下临朝时深沉默然、巍然如上帝，臣下奔走拜伏，没有谁敢不恭敬。君主的尊严，已经不会不够了。希望陛下明白泰与否的道理，沟通君臣之间的情意。陛下体察上天向下施济，群臣以卑下的身份向上行事，彼此欢欣、沟通融洽，然后天下的事情才可以办好。”此前谏臣借尊奉君主之说，排斥驱逐贤相，堵塞正直的道路，君臣上下的情意日益隔绝，所以楼公谈到了这些。

译入对完毕，楼公坚决请求离职。授任显谟阁直学士，出知婺州。临行朝辞时又上奏：“陛下每天晚些时候坐朝，亲自听取裁断，不能说不勤勉；但臣还担心这只能处理眼前事务，未必顾及幽深长远之处。治国之道有很多方面，不能说到此为止。陛下试在清静安闲时展开舆地图，某人任监司、帅臣，某人任郡守，某人任将帅，考察这些人的才与不才、政事治理与否，根据实际情况施行赏罚。这就是孝宗圣训所谓‘朕每日在天下巡视一周’，希望陛下取来作为法则。”楼公自永嘉赴召开始，到这时已经九年，暂时回到乡里，祭扫省视先人坟墓，遇到太夫人生病；楼公本来就有闲居退隐的志向，三次请求主管祠观，任提举太平兴国宫。又命他出任婺州牧，他以封还奏章为由使任命搁置。御史又攻击他，夺去他的职务；过了很久才恢复，调任宁国府知府。就在这一天太夫人去世，他因亲属党羽的牵连再次被夺职；又过了一年才恢复，于是告老退休，直到两次请求才获准，授任龙图阁直学士，领取俸禄。前后共领取国家俸禄七任，书信问候从未进入京城。权臣在天下善类之中，对楼公的怨恨最深。他曾对人说：“彭侍郎不是因为旧交而遭到攻击，即使形势紧迫，我也不敢深深怨恨他。” 楼公曾经与我共事，后来突然鄙视我，我实在不能忍受。群奸窥知他的心意，便协力排斥根除我，怨毒更加深重，过了很久才稍稍后悔。后来在都亭驿中与旧交相认，有人拿所收藏的苏门、黄门答复他伯祖忠彦的文章，以及辞绝嘉彦尚主诏书的草稿，请楼公作跋语。楼公作诗说：“今日还保存着卯君的笔迹，当初是谁制造了粉饰昆弟的文书？”又写文章说明其中的缘故。有一天，他拿给随从官员看，说：“我和楼公本来情意深厚，如果有人殷切地传话、替我通报问候，楼公也不会动心。”盗窃权力的势头更加厉害，楼公隐藏行迹也更加深了。亲友中有人用利害关系来恐吓楼公，请他效法替人持信传书的事情。楼公指着座席说：“宁可死在这里，这个志向也不能改变。”当时廉耻之道已经丧失，阿谀君主、侍奉权贵的人，没有一天不在权奸门下屡屡进出。更有甚者，从外地召入京城，还没有入对就先去拜见权臣。楼公对我说：“绍兴年间，有位从臣刚进入京城，秦丞相派人暗示他来相见，他回答说：‘哪有臣子还没有见天子，却先拜见宰相的道理？’当时士大夫还能够守持正道，不向权贵屈服。如今这种风气衰落了。”他长叹了很久。楼公任永嘉官职时，听说寺正薛季宣精通兵略，多次请求向他询问。这才知道用兵是古人日常的事情，像乐舞行列和队次之类，也都是兵法。薛季宣常说，儒者如果不懂兵法，便无法应对突然的变故；只有平时有素养地讲习，危急时才可以使用。然而楼公曾随同舅父尚书汪大猷出使燕地，看见所经过的险要之地都被金人占据，知道深入敌境的困难。因此起初被召入朝时，虽然曾经进献恢复失地的建议；等听说权臣无端挑起边境的事端，便皱眉说：“南渡至今已经八十年，州县积储只有虚名，边境之外抵御敌人的责任交给将帅，却想要使疲惫的百姓承担战争以求逞强，我深恐这样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祸害。”到了逆曦叛变时，他又说：“三代世袭为将，是道家所忌；像这样辜负恩德、狂妄僭越的人，一定没有好下场。”后来果然都如他所说。楼公的见识和谋虑，可以说既明察又深远。闲居安适已久，德望更加尊崇。天子更新政治，招请延揽旧德之臣，从楼公年老时重新起用他，授任翰林学士；他坚决辞谢，皇上不许。入对时首先说：“天道喜好生养、厌恶杀戮，本朝把不杀人作为家法；而金人仍然像过去一样嗜杀，他们将得到谁的保佑呢？他们拥兵南来却不能大举深入，都是因为他们不嗜杀人，长期积累的忠厚仁德，实在是上天在帮助我们。”接着陈述十多年来公道不再，法纪纲常毁坏，贿赂公开流行；做官的人削夺百姓财产来奉承权臣，便可以轻易得到美官。而兵官等候克扣剥削士卒来讨好权臣，那么将帅就可以计算日子而取得；民力更加耗尽，军政极为败坏。如今查抄这些人的家产，数目动辄累计达到巨万，都是从鞭打士卒、吸取百姓膏血所得的余财中来的。陛下即使不能把这些财产拿出来归还百姓，也应当救济他们倒悬般的急难，核计各项数目，用来补充经费，稍微减轻州县被督促催办的压力，那么我们的百姓就受恩惠了。”皇上倾心听取这些意见，升任楼公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兼侍读。不久兼任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当时和议尚未确定，楼公多次参与集议，屡次说关隘最不可丢失。奉使王柟再次出行，蜀地统帅收复关外四州，敌人的形势渐渐屈服，于是达成和议。金人曾指着楼公和林正惠公的姓名，问王柟他们是谁；王柟回答说，他们过去都是随从之臣，自从韩侂胄专擅朝政以后，两人绝不与他交往，所以政治改变之初，都被召回朝廷。金人惊叹了很久。楼公主持嘉定元年贡举，考生奏名以后，选取策论中有益于时政的文章编成一册进呈。赵丞相的儿子赵崇宪上奏为其父洗雪冤屈，朝廷命两省史官审查详议。楼公与现任吏部尚书汪逵等人说：绍熙末年，宰执只请求建立太子；孝宗去世，留正称病离去，人心汹涌不安。赵汝愚才决定大计，辅佐拥戴圣明君主，端正帝位；天地和宗庙都在鉴临，却横遭谗言诬陷，最终因贬谪而死。十多年间，是非混乱，赏罚颠倒。权臣已经被诛杀，赵汝愚的几个儿子才敢提出请求；如今应当赶快为他辨明事实，立碑、赐额等事情依次举行。查阅并汇集过去的章奏，把诬陷他谋反的痕迹全部抹去，端正赵师召请求斩杀赵汝愚的罪责，加重蔡琏泄露机密几件事情的责任，毁掉龚颐正所著《续稽古录》的刻板，这些都是为了昭雪故相的罪名。皇上听从了。授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任太子宾客。楼公德高年长、素有声望，二三个大臣对他更加敬重，把他倚为助手。楼公也尽情吐露心腹之言，没有一点嫌疑的痕迹。朝廷之上因此能够使股肱大臣协调和睦，成为明主的羽翼，太子与两宫之间也没有异议。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楼公的伯父、已故扬州太守璹任于潜县令时，绘制耕织劳作图，并因事作诗，曾经进呈御览。楼公重新绘制两幅图，仍然书写旧诗，并在后面作跋，献给东宫，请太子时常省览，以了解百姓生活的艰难。太子整理衣襟恭敬听取，并且向他致谢。楼公平日诵读顾恺之的话说：人的命运有确定的分际，不是智慧和力量所能改变的；只应当恭敬自守、遵循正道，相信天命、听任命运，而昏暗无知的人不能明白，妄想侥幸，徒然伤害高雅的道理，与得失并无关系。

译楼公常常以这句话自我持守。沿着这一原则进入中书省和给事中等清要职位，风骨节操凛然，平日修养十分坚定。等到担任执政，仍没有忘记这句话；一生所走的道路始终如一，不过是遵循正道罢了。冒险求取、以诡诈求遇，转向别的歧路，都是楼公不肯做的。他说：“古人所谓三公、三孤，是取其至公无私，所以称为公；孤立无党，所以称为孤。既然名义上设置了这样的官职，怎么可以没有相应的实际呢？”楼公每天都想东归，多次陈述请求。皇上说：“卿忠直正是我所依赖来辅佐的。”又说：“卿忠实老成，东宫也坚决要挽留你。”有人问楼公为什么果真要离去，楼公说：“古人之所以不能安居职位，有几种情况：君主的眷顾已经衰减，同列之间已经产生嫌隙，下面的人互相倾轧，不喜欢我的人又加以攻击，于是不得已离去。如今这些情况都没有，只是年老的身体不能勉强罢了。”在南郊侍奉祭祀时奔波劳累而得病，三次获得告假，仍不停请求离去；授任资政殿学士、出知太平州，他辞谢并请求进升大学士，改任提举万寿观，居住安排听从他的方便，并赐给器物、钱币、香和茶。东宫又有一次颁赐，丞相和两位执政在江亭送行，握手欷歔，几乎不忍分别。回到乡里后，他更加竭力请求退休，转升两官后以致仕身份退职。任命下达后，公便去世了，实为嘉定六年四月己丑日，享年七十七岁。官阶累升至金紫光禄大夫，爵位至奉化郡公，食邑至五千二百户，实食一千二百户。遗奏上达天子，天子震惊悲悼，追赠少师，停止临朝听政一天，赐给治丧白金五百两、帛五百匹，按惯例授予他的后代官职。过了几个月，东宫读完《唐鉴》全书，依次赏赐属官，想到公是旧日僚属，赐银或绢，均为二百。公娶王氏，是工部尚书王俣的孙女，品德宽厚平和，通晓熟习书史，具有中原世家大族的风范，封为太原郡夫人。儿子四人：淳，承议郎，任籍田令；蒙，幼年夭亡；潚，奉议郎，新任临安府通判；治，承奉郎，监西京中岳庙。女儿二人：长女嫁迪功郎、监中岳庙王棐；次女嫁从政郎郑圭，二人都因公所受大礼恩典封为孺人。孙子七人：杓，从政郎；杞，承务郎；栝，登仕郎；枎、机、栘、礽；孙女一人，曾孙一人。十月，下诏任命杓为添差沿海制置司准备差遣，让他护送公的灵柩安葬。七年二月辛酉日，公的几个儿子奉着灵柩，葬在鄞县通远乡四明山报忠福善寺左侧马鞍褭原。公天资高明，仪表峻整，身材高大挺拔，像长松巨柏一样，卓然立于群木之上。他接待宾客时，声音朗朗，听的人忘记疲倦；侍奉双亲则极为孝顺，低声下气，和颜悦色，顺从父母的心意，亲自做卑微琐碎的事务；父母有所教诲，哪怕一言一句，也都铭记在心，奉行不忘。他任倅台之职时，兖公以议幕身份奉檄出行，公也巡行各县，二人在天台相会，侍奉两位老人登山游览，观赏奇异景致，从容游历了好几天。雁荡山秀美绝伦，天下闻名，公曾陪永嘉侍太夫人游览。又恢复春日出游赏柑的旧例，安车所到之处，旌旗仪仗排列在前，公跟随在后。太夫人年近耄耋，公侍奉承顺格外谨慎。朝廷任命他为宛陵官职时，有人劝公姑且接受，公对众人说：“母亲年老了，我一步也不敢离开。即使去扫墓，也不会超过三夜。礼制说，九十岁的人，其家人不再出仕，我怎么能远行服官呢？”他奉养母亲，始终没有违逆，使慈母一直心情愉悦，直到九十五岁才去世。公忠孝感动神明，实在是有神明在帮助他。家中一向清贫，又遭逢建炎年间的灾祸，祖屋和旧物一件不剩，连一根簪子也没有留下。兖公依靠外舅少师江公居住，艰苦自立，没有丢掉祖先的事业。公仕宦游历已久，生活仍然窘迫，朴素得像寒士。几个儿子也不再有豪奢习气。公跟随乡里的老师读书，甚至没有伞盖来遮雨，穿破衣、吃粗粮，仅仅免于寒冷和饥饿；正因此更加自我磨炼，日益充实成长，才器和学业宏大，成为当时的名臣。公的二哥大理丞锡出守严陵，迎接双亲前去奉养。几个月后，兖公去世，他护送丧柩回去。十月以后，寺丞也去世了，恰逢荒年，全家百口人，对外要办理丧事供奉，对内要准备伏腊祭祀，公多方经营，才勉强没有缺漏。第二年办完寺丞的葬事，弟弟留下一个孤女，公又竭尽全力把她嫁出去，凡事都亲自承担责任，这已经十分艰难了。后来即使官位显达，他的日常供给仍很菲薄，饭食不过够入口，衣服器用仅仅够用而已。他在家奉祠时，每天都担心供给不足，夫人节省开支，细微之处也必定计算，这才有余粮。罢祠以后，靠这些余粮勉强维持；等到再次得到祠禄时，粮米恰好又吃完了。公一生沉静专一，琐碎的尘俗事务从不放在心上，唯独酷爱读书，潜心研究经学，同时旁通史传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前人的言论和事迹，他博采兼取，学问如同森严的武库。曾任侍郎的逮曾经问他“雨”字的解释，公一定说是《盐铁论》中出现的字。逮很高兴，回信告诉他的兄长大理卿逢说：“我们兄弟心中积存的问题，如今豁然明白了。”崔府君的庙食祭祀十分兴盛，但他的姓名已经失传，多数人认为是汉代的子玉，也有人说只是魏代的伯深。等到公奉诏撰写《显应观碑》，推考查寻事实，才知道他是唐代的贤能县令。山经地志、星象纬候、音律历法等学问，公都想掌握其门径。他精研文字学，字的偏旁、点画，细微之处也没有差错；世人沿用但在字义上不妥当的地方，也一定加以辨正。他说：“‘字’是朋友用来表述自己品德的称呼，不应当自称。‘侄’是对姑母所立的称谓，不应当用来指兄弟的儿子。甲子是用来标记日期的，不是用来纪年的。不如直接写明年份。‘正寝’指今天的听事之所，不是寝室，不应当在这里记载某人去世以及其他事情。”他的精审大都如此。他撰写文章、叙述事情，以立意为主，不追求雕琢，自然工整。过去已有诗名，晚年诗风趋于平淡，但其中自有高山深水般的趣味。有人请他为墓志铭，他从不吝惜答应。精美的文辞和绝妙的语句散落在人间，几乎如唐人所说“碑版照耀四方”。而他起草文章时，后辈小子往往指出其中的瑕疵，他总是欣然改定，竟不因自己的地位尊崇、德高年长而自知其名位之高。公担心儒学不能延续，便勉励几个儿子，使他们继承家学。他多次引用谢太傅“亲自教导儿子”的话。自正议先生与太师相继登第，太师的儿子宗博以及楚公又接连登第。鄂州史君锷、临安教授鈜，都是公的堂兄弟，同为同年进士。

译公本人以及堂弟镛、堂侄汶、淮，前后相继，都参加了这一选拔。一门之内科举登第的盛况，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淳三次被列入荐书，与两个弟弟都喜爱学习。杓也参加漕试，仕途正迅速进入显要之位。然而公所说的“继承家学”，难道仅止于此吗？他题写书斋名为“攻愧”，说：“人最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过错；知道了却不能改正，这是没有勇气。”他自号为“攻愧主人”。有一点过失，也不敢自我宽恕，希望达到没有可供攻诘的惭愧。他把铭文写在座右：“逆境使人增进德行，顺境容易误人。”他的儿子们随牒赴州县任职，他作诗送行。对淳说：“懂得勤勉履行自己的职责，仕途通达还是阻塞，又何必在意？”对潚说：“不应当频繁来往，只因为仗恃有公文可以沿途通行。”这些都是勉励他们进德修业。他仰慕杜正献公、范忠宣公的为人。丰清敏公是乡里的前辈。丰公作《荷花诗》，有“人心正怕暑热，水面独自摇风”一句。蔡元长看见后说：“这个人难道肯接受我的笼络吗？”公心中敬重他，把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并且能够详细称说他的贤德。淳熙年间，有人以刚直自我标榜，终于官位显贵，公仔细考察他的言论；如果他规劝切责皇帝自身时一句也不涉及，公便不予认可。从他所称许仰慕的人，以及他所不赞同的人，就足以了解他的内心了。他向朝廷推荐士人，必定依据公论所认可的人。如今将作监杨公简、已故濠州知州刘仲光、度支郎官郑笔之、宗正丞李兼之这一类人，世人都认为是贤者。至于哪怕只有片言值得记录、微小善行值得书写的人，他也称道不止。公对宗族仁爱，同胞兄弟之间更加厚重，彼此欢洽，没有隔阂。他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兄长的儿子，都由他奏请授予官职。已故吏部侍郎莫公叔光、中书舍人陈公傅良，以及公所拜师的屯田郑公，都是潜藩旧学。莫公、郑公没能亲眼见到皇帝即位的盛典；陈公虽有幸见到，却因一次斥责而终身不再起用。公前后多次极力替他们向皇帝进言，莫公终于得到追荣的恩典，陈公和郑公的两个儿子也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公对师友情谊十分深厚，所以他用来劝导明主的道理，也出于这种情义。李先生公，不过是他童年时曾受业的老师。别人容易忘记的恩情，他却因为念及李先生的儿子仁，终身经常赈济抚恤他。与他在布衣时期同处科场的朋友，无论困穷还是显达不同，接待起来都像从前一样。谈论得兴浓、饮酒欢乐时，客人来了，他从不借故推辞，说：“他也许有事情求我，答应还是拒绝在我，怎么能不见呢？”有人告急，就写信给有关方面，也许可以帮助他们。即使馈赠微薄，他也不认为是轻视自己，因此朋友们也不嫌弃他。乳母赵氏离去后不知所踪，公广泛寻访才找到她，这时她已经将近七十岁了。公带她一同赴任，并带领她的儿媳和子女，按礼敬重地接待她。他的忠厚大致就是这样。公生长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少师和越国王夫人抚养、教育他，把他同其他孙子一样看待。公侍奉他们如同亲祖父母，对各位舅舅如同对亲父亲。尚书舅舅长于政务，公多次向他请教居官治民的要领，舅舅详细启发告诫他，并且说：“你凭借辞章华美而知名，如果在外任职也能奏报政绩优良，那就成为通才了。”后来听说公的政绩可记载，舅舅十分高兴；等公列位朝廷，多次进献直言，舅舅更加高兴。尚书被贬居康庐时，有人劝他写信给皇帝近臣，请求援助自己，他最终没有屈服。公也不向权奸降低自己的志节。舅甥二人的风操，竟这样相似吗？公以辞学士身份奉祠，而尚书以及姨母之子、中书舍人陈公居仁，也都是如此。乡里人于是有“一舅二甥三学士”的说法，无不以此为荣耀。四明他山的泉水流入城中，汇成湖泊，从前有十洲三岛的胜景。最南面的一洲，紧邻旧居。楚公守乡郡时，修筑锦照堂、怀绶轩，把佑陵御制刻在上面。后来毁于兵乱，旧日景观荒废湮没。隆兴初年，郡中重新修建，更名为竹州。过了很久，建筑逐渐损坏，于是皇帝答应他的请求，他用私钱自行修葺，又请求赐御书“锦照”以及东宫所书“怀绶”，作为赏赐，堂轩光彩灿然，比当初更加有光。藏书已经很多，他想另行收藏，于是筹划营建了多年。任执政的第二年，东楼才建成，登临远眺十分畅快。他把古今群书聚集在楼上，又在楼前堆叠奇石，突兀形成二十四峰的形状。又取楚公任登封令时收藏的嵩岳图石刻，排列在楼下屏风之间，仍用旧名“仰嵩”为楼名。公素来喜爱琴棋，能够领会其中的妙趣。得到闲暇后，正要携带琴棋随身，在锦照堂、东楼之间往来，尽情享受宴饮游乐，以完成当初的志愿，却被疾病阻止了。归舟中仍不停读书，弟弟镛作词来祝贺，公提笔作和词，文辞雅丽如平日。又作《鉴湖》二诗。他刚回到家时，在别榻上躺了十多天，后来病情转好，最终安然自得，神志不乱。遗稿全都收藏在家中，正准备编次成集。葬期已经确定，几个儿子认为当世了解公的人中没有比我更清楚的，便请我撰写他的行状。我实在浅陋，但我的高祖父光禄公确实曾拜正议先生为师，这一源流相承至今。公又没有把我当作普通人对待。嘉泰、开禧年间，我跟随公在寂寞之地任职，他多次用安于命义、保全名节的话勉励我，这份情谊实在深厚。有一天谈到“吾道一以贯之”，我叩问其中的旨意，公告诉我万理会通归于一的说法。我说：“这只是我用一个道理贯通万事，并不是我的道贯通万事。”道本来没有不贯通的，公听后惊然，过了一会儿连声称善。彼此契合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怎么敢忘记呢？于是谨慎地叙述其大概，献给太史氏，以备采择。文辞虽不工整，或许可以接近古代良史不虚饰美化的用意吧。《絜斋集》卷十二，宋袁燮撰。行状。端明殿学士、通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崇仁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一百户，累次追赠太保的罗公行状。【按：原本在“累赠”之上有“致仕”二字。考察本传，罗公在扈从斋宫时得病去世，本文后面说回到私宅第三天去世，并没有致仕之事，应当是衍文，今删正。】曾祖父名起，追赠太子太保；曾祖母陈氏，追赠文安郡夫人。祖父名琢，追赠太子太傅；祖母邓氏，追赠蕲春郡夫人。父亲名朝俊，追赠太子太师；母亲缪氏，封永宁郡夫人。

译公名点，字春伯，姓罗。罗氏本来是熊姓，是颛帝的后裔。春秋时期曾是一个小国，却能够抵抗强大的楚国，《左氏传》记载了这件事。其建国之地，就是今天襄阳的宜城，后来迁到南郡的枝江。子孙没有忘记最初的国名，于是以国名为姓。从秦汉直到唐代，虽然时常在史册中出现，却很少有功业宏大、名位显赫的人，因此世系不甚详明。五代时，公的先世确实居住在江西豫章。宋朝兴起后，迁到抚州崇仁，居住在高垍，族人逐渐繁盛。公的祖父太傅又迁到高垍的五星源，于是入籍当地。公天资聪颖，八九岁时就能提笔作文。长大以后，志向卓异，想到家世虽世代修习儒业，门户却没有振兴，便思考如何使家族大为兴盛，摆脱平庸鄙陋，专心讲学，结交英俊之士，常以追随前代贤者自我激励。两次参加乡试，淳熙三年考中进士甲科。【按：原本作“二年”，今据《宋史》本传改正。】当时孝宗皇帝认为拘守俗学的儒生缺少实际才干，颇有厌弃轻视之意。公在对策中说：“臣听说，儒者之道同天地相始终，同古今相表里，同风俗相盛衰，同治乱相升降。” 从前天地初始之时，百姓生活在其中，混沌而没有分别。圣人兴起后制定礼法，使君臣端正关系而相互交接，使父子关系笃厚而彼此相爱，夫妇相敬如宾，贵贱相互资助，上下相互维系。儒者之道已经默默地运行在其中了。直到今天，人们依靠它而安定、安逸、生存、休养，不做邪僻、奸邪和暴虐之事，这究竟是谁使他们能够如此呢？所以说它同天地相始终。圣人还担心后世无法传承，于是把道理写在简册上，向后世显示准则。这样做就能安定治理，那样做就会危急动乱；既可以作为老师，也可以作为鉴戒。后人能够依照典籍寻求，顺着线索获得答案。所以说它同古今相表里。风俗的美好，并不是无缘无故美好，通常从仁义开始；风俗的败坏，也不是无缘无故败坏，通常从功利开始。儒者之道一定崇尚仁义，一定抑制功利。仁义的功效来得慢，功利的功效来得快。人情厌恶迟缓而喜欢迅速，因此舍弃仁义而取功利。然而，经过长久才形成的事物，不可以一下子毁坏；早晚即可获得的功效，却不足以使天下长久安定。所以说它同风俗相为盛衰。儒者之道，并不一定只是扩大官学、增加学生；敬畏上天、修养自身，任用贤能、爱护百姓，恭敬节俭、乐于听取劝谏，不自以为是，不改变古制，这才是实行儒道的实质。这样做，天下一定安定。儒道不被采用，也不一定表现为排斥士人、毁弃经籍；轻慢上天而自我懈怠，抛弃贤能而虐待百姓，放纵嗜好，厌恶劝谏，自以为是，凭聪明轻率地改变既成法度，这才是不采用儒道的实质。这样做，天下一定混乱。所以说它同治乱相为升降。从前汉高帝不喜欢《诗》《书》，轻视毁辱儒生，但后来却能对待子房、四皓十分优厚，只担心商山四皓一旦改变隐居赤松子的志向，采芝服药的生活便会改变；这就是所谓务实。祸患没有比名义上正确而实际上错误更大的，君主应当寻求真实，不可以被相似的表象迷惑。正如谷粟必须能够养活生命，药物必须能够攻治疾病，这才是真正的贤才。说起来似乎动听，任用后却毫无功效，这是腐儒。只任用真正的贤才，而不让腐儒混杂其中，治理的各项措施就都能建立起来了。大意就是这样。天子看后赞许，把公擢升为第二名，当时二十六岁。调任定江军节度推官。赵忠定公将要主持江西漕运，公前去拜见他，二人交谈，谈到狱讼时说：“辖区内有人控告某官贪婪残暴，命令某官审讯此案，并且嘱咐他说：‘如果查得实情，就给你上荐书。’”公说：“这个人的罪行还不知道吗？”赵公说：“还不知道。” 公说：“真伪尚且无法确定，却用利益诱惑审讯者，这是把自己的意图明白示给他，想要罗织锻炼罪名，恐怕不可以吧？”赵公惊惧地说：“如果没有您的话，我还考虑不到这一点。”建安游君是九江杰出的士人。当时任九江录参，一见公便意气相投，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公为太师服丧，服除后，授太学博士。十年二月，奉召考试馆职，他言辞鲠直切当，其中有这样的话：“国家如果没有尽心尽力、鞠躬尽瘁的臣子，事情就不能成功。如今人人都喜欢背公营私的人。国家如果没有敢于说危言、发表极端论说的臣子，德政就不能进步。如今人人都喜欢苟且迎合、偷安容身的人。国家如果没有守节死义的臣子，国势就不能强盛。如今人人都喜欢保全自身、远离祸害的人。任用人才有七种弊病：授职不合适，提拔过于拘泥，责备过于周全，待遇过于轻慢，任用不能专一，辨别不能明白，保护不能有力，这些都不是任用人才的道理。善于任用人才的人，一定反省自身。沉溺于安逸，急于求成，任凭喜怒，疏远忠良，偏私于个人喜好，有其中任何一点，都会危害政治。做人君的，应当谨慎戒备。”奏章呈给天子，天子不以为忤，反而大加称赞奖掖。授秘书省正字，六月升为校书郎，不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天下将要得到治理时，一定先有萌芽的征象；将要发生动乱时，也同样如此。听朝廷的议论，如果赞许正直、厌恶柔佞，就是治理的征象；观察朝廷，如果大臣承担责任而不自我疑惧，小臣竭尽实情而没有隐瞒，就是治理的征象。听朝廷的议论，如果讥笑侮辱正直的言论，仇视正直之士；观察朝廷，如果大臣贪恋俸禄而不敢极力进谏，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尽言，就是动乱的征象。自祖宗建立国家以来，论军事实力不如前代强大，论财富不如前代富足，唯独能够广开言路、涵养士气，使人物和议论足以在奸邪尚未萌发时挫败它，在不可动摇处建立根基，这一点是前代所不能比的。崇宁、大观以后，这一道理逐渐衰落，借绍述熙宁、元丰之政的名义，贤人被全部驱逐；设置禁止朋党的法令，进谏者反而获刑。创立丰亨豫大、迎合皇帝享乐的说法，奸邪谄媚日益严重，终于酿成靖康年间极其惨酷的祸患。如今陛下访求天下之事，不是不周到；求取天下的言论，也不是不恳切。从前窃弄威福的人，已经严厉地驱逐了，可群臣仍然畏缩苟且，把进言视为戒惧。有人认为现在的议论凡庸浅陋，是被这种形势驱使而形成的；没有明确可否，就说是合乎体统；随波逐流，就说是有器量。

译众人都沉默，只有自己发言，就说他沽名钓誉；众人都混浊，只有自己清白，就说他标新立异。这难道是陛下对臣子所期望的吗？如今想在天下大有作为，必须打破这种凡庸浅陋的风气，然后才可以。天理和人事之间的感应非常明显。自从旱灾肆虐，陛下向群祠祈祷，赦免罪犯，都不足以感动上天；等到早晨下诏求取直言，晚上就降下甘雨，上天的心意所显示的，明白而没有虚妄。只是还不知道陛下求取言论，究竟是否真想采用。如果确实想采用，那么希望把臣所上封事登记收藏在宫禁之中，时时省览；应当实行的仔细审察后再实行，有疑问的咨询后再决定。对于宏大的谋略和伟大的议论，从容召见进言者，核验他的言论，考察他的才能；而揣摩圣意、迎合取容的人，必定斥退。治理的萌芽日益增长，动乱的萌芽日益消退了。十一年五月面对时说：臣听说，虚诞的风气盛行，就会产生纷扰、败坏事务；偷懒苟且的习气形成，就会颓靡不振、废弃事务。陛下即位初年急于求成，小人乘机以才干自我进用，时间一久，全都因虚诞而纷纷扰乱败坏。圣意厌恶这种现象，于是大家韬晦收敛，日益趋向偷惰颓靡之境，其过失同样如此。臣希望陛下重新振作他们，大到通晓国家的根本大计和当世的急务；小到熟悉一方的利害、精通一事的始末，无不加以简要记录和选择，以备任用。开始议论时，必须像赵充国陈说边事那样，反复讨论，多次追问，穷尽其中的蕴含；最后施行时，必须像刘晏主持国家财政那样，宁可缓慢长久以等待成功，给予充分授权以加重其责任，这样就没有不详尽的事理，也没有不竭尽的才力了。十二年二月，升为秘书郎，兼任皇太子宫小学教授。凡有所启发陈说，必定以正理讲论经义，每天到日偏西才退下。曾经有一次还未到中午，国公想进来，公阻止了他，便继续不停地看书，直到申时才可以进来。【原文有“矣，故不入”，句意疑有脱误。】左右侍从替国公请求。公说：“国公正在努力学习，正好得到趣味，为什么要催促他？”又回头命令差役取被褥进来，说：“我将要住在这里。”左右说：“这里难道是可以留宿的地方吗？”国公谦逊恳切地请求，公这才退下。五月，皇孙进封平阳郡王，仍让公兼任教授。公采集古人的事迹，把明白易懂、可以作为劝诫的内容合编成一书，名为《鉴古录》。这是取古事作为镜鉴，可以知道兴衰更替的道理。每天讲授一件史事，恭淑开始配偶之礼时，公认为治道的开端正在于此。自古以来谈论修身齐家的人，只有《大易》的“家人”卦说得最为明显。于是取来先正司马公所书，阐发其中的意义，作为端正根本、端正开端的助益。六月，授著作郎。皇帝已经非常了解公，准备破格任用他。但想观察他的治民才能，于是任命他为提举浙西常平茶盐事。这时是十三年正月。他辞别皇帝赴任那天，进言说：“自古能够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同心同德的臣子。陛下日夜求治，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却还没有取得成效。从前大家喁喁而谈、翘首等待机会的念头，反而变成了只考虑根本利害的忧虑。人人都把决定交给陛下的深思，事事都由圣明裁断。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即使有大志，也无法通达到天下，实在可惜。臣希望陛下对于股肱心腹之臣，更加留意圣虑，先精心考察，之后笃实地倚重信任他们，明白洞达而不存表面嫌疑，然后同他们共同进退人才、筹划治道。这样做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做一年就有一年的功效。”在这以前，昆山、华亭之间有淀山湖通泄各处水道，外戚和豪强之家侵占为田，水道因此壅塞。公掌管庾司后，有人申诉此事，公查明实情，上奏请求疏通，并且绘图进呈。天子亲自阅览，立即采纳公的意见，贵戚权势之家不敢阻挠。百姓踊跃参加工程，不到几天就完工了。于是刻石详细记述此事，以防后日重新筑塞的祸患，百姓非常便利。常州无锡县原定财赋五万九百贯，但每年实际收入只有三万九千贯，靠耗剩钱补足，才能勉强凑数。然而各位主管仍认为不足。另行委派一名官员在县令处接受输纳，不得参与知县事务。陈世修赴任时，在吴门拜见公，询问治理县邑的方略。公回答说：“财用固然是今天的急务，但根本要以恩德和信用为本。恩信已经融洽，就不必担心事情办不成。如果一定要像如今的俗吏那样做，只会有人离去而已。”公察觉陈世修存心近于厚道，心中十分赞许。世修到达毗陵后，坚持请求按照旧额催收赋税，公不准许。他不能任职便仓促离去，公与提刑王尚之上奏称赞他的贤能，请求再把一个县交给他。平江守王公希吕被罢免时，酒官程师礼怨恨希吕曾经督责自己，在官吏为王希吕饯行那天，挽起袖子辱骂他。公上奏说：“陛下进退群臣，自有典章；程师礼竟敢这样做，恐怕不是让众人观看的榜样。陵夷败坏的风气，渐渐形成后不可助长，请求罢黜他，以正名分。” 皇帝采纳了。安定胡先生在吴兴讲学，跟从他学习的贤能俊秀很多；他去世以后，人们对他的尊敬仍未衰减。郡太守每年季春在他的墓前设祭，后来久而废止，公认为这关系到风俗教化，便发檄文命令恢复。十四年四月，兼任平江府，因久旱祈雨，只祭祀祀典所载的神祇，并增加对天庆观的敬礼。有个何蓑衣的人凭借妖术欺骗百姓，以前任郡守把他当作神，每次祈雨结束都一定去见他；公独自不去，何蓑衣恼恨公不来拜见，便拿杖击打同僚官吏的车子，厉声辱骂公，公也不理会。不久车队随行处骤然下雨，百姓都十分高兴。当时浙右各郡多缺雨，公预先为此准备，上奏说所管八州估计常平米不过三十四万石，应趁如今米价尚未上涨，大量收购以增加储备。幸而年成丰收，不妨留作以后使用；如果发生饥荒，贫民知道官府已有储备，就可以不必迁徙。七月，诏令发给度牒六十道。盐官、海盐二县受旱尤其严重，公请求暂停催收三等以下夏税、和买役钱以及往年拖欠的赋负，皇帝同意了。华亭河流断绝，县令刘璧察看后认为青龙江可以通潮，但河道淤塞废弃已久，于是召集丁夫，供应官米，不超过五天便疏浚七十多里，潮水流到县城市场；又疏浚河东六十里，水流到州城，在干旱枯涸时获得灌溉之利，公上表向朝廷推荐他。

译公真心实意地救济灾害，凡是可以救活百姓性命的事，知道了没有不去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减轻赋税、任用得人作为急务。他说：“水旱灾害的到来，是由于事情而产生相应；百姓和顺，就成为丰年，不和顺，就成为凶年。今年的旱灾，是民气不和所导致的。州县有无从征出的虚额，百姓承受不了纷扰的苛求。从前每年的定额本来没有这么多，只是那些专门谋求财利的臣子不顾国家体统，暗中自行增加，有的把羡余进献，后来竟成为固定数目，百姓力量更加困乏，拖欠更加增多，只是使簿书上的数字好看，实际却难以催收。请求诏令帅守、监司出于公心共同考察，免除或减去增加的部分，确定为适中的定额。”他又说：“六月间海盐流民很多，自从听说停止催收官物，便逐渐返回故乡。这大概是百姓流离失所未必全因缺粮，也因为征收所得微薄，抬眼所见一片荒凉。”他又担心收割以后，官府和私人债负交相催逼，百姓因此轻易离开乡土，所以请求检核放免的命令实在不可迟缓。当时平江已经任命郡守而尚未赴任，公说，救荒一事，州县多不放在心上，奉行时支离破碎；如果臣不亲自巡行督责，官吏就没有人来承担宽恤百姓的忧虑，请把府中事务交给提刑兼管，使臣能够奔走于田野之间。皇帝答应了。因此，故礼部黄尚书度、当时任嘉兴中书的陈舍人希点、平江观察推官杜君申、刘君允济、诸葛君千能，都是一时僚吏中有志于百姓的人，公全都委任使用，并且向朝廷推荐。海盐县令郑伟心思不在百姓身上，崇德县令王迪简没有劝富户分粮的办法，公都上奏罢免了他们。听说海盐县丞陈祖永、长兴县丞黄庸贤能，便请求让祖永代理海盐县令、庸代理崇德县令，分别善恶，因此人们争相奋发。公以忠诚获得皇帝的信任，拯救百姓的艰难困苦，全靠公的力量。然而主管漕运者从旁阻挠他：公想使百姓宽裕，漕运官想使财赋充足，志向不同，彼此格格不入。过了很久，漕运护送使者回去后向皇帝说：“臣乘船行于运渠，两岸禾稼堆积如云，不能说是荒年，这只是常平司所委派的官属夸大灾情以求赏赐罢了。”公说：“他唯独没有想到，运渠能够载船，灌溉所及之处，庄稼怎么会不茂盛；稍微远一些的地方，禾苗就枯槁了。”幸亏天子仁圣，不相信那人的话而更加信任公，所以公能够进一步竭尽力量。公担心偏远乡里的恩惠不能达到，便把各地分列为若干场，或近或远，即使穷僻之处也无不受到赈济。又担心民力不能过度劳累，劝富户分粮所得的粮食只在本乡出售，不要运往别处。公又担心官府的耳目不能全部察知情况，便选用乡里的豪杰中能够任事的人，办理充役事务，按年月酬劳。富人不体恤穷民，抬高粮价、封闭粮食不卖的，一定惩处其罪；奸民假称借粮，实际上严重骚扰大户的，也依法处置。从前巡察车辆出行，吏卒纷纷跟随，所到之处反而成为祸患。公却不这样，随行不过几个人，文书吏和车夫也借用所到之处的人，有时徒步十多里，访求百姓疾苦，百姓不知道他是部使者。公向朝廷请求，勤恳真切，足以感动皇帝，因此所希望的无不获准。他把事情分别委托给属官，设置行历和议事簿，并加以封缄，因此百姓的实情无不上传。事情将要完成时，剩余米粮还很多，普遍救济了三次。明主不怀疑他滥用，公自己也坚定而不疑，因此他的恩德广泛流布，深入人心。十五年二月，召公赴行在，天子见到公非常高兴，慰劳他说：“一路上的饥民都没有流离，米价也没有上涨，都是你的力量。”公惶恐称谢后回来。他称颂皇帝，还说：“陛下怜悯百姓，听从臣的请求停止催收官物，臣便亲自走入田间，宣示陛下的恩德，百姓无不感动哭泣，这实在是极大的恩惠。但臣私下担心，有司一旦催收三年的赋税，就像久病初愈的人突然让他背负重物，怎么承受得了呢？” 希望圣上慈悲，舍弃这点微小的利益；否则就把三年的赋税均摊，逐渐随时缴纳，也足以稍稍宽缓百姓。臣代理吴门事务时，交接王希吕任内的缗钱四十六万，而臣增加到五十二万；由此可知，停止催收官物并不会损害国家的利益，却足以维系百姓的心。”皇帝都认为他说得对，授任户部员外郎，五月兼任太子侍讲。公出使浙右时，听说皇帝因高宗升遐服丧三年，并委任皇太子参与裁决日常政务，内至寺监丞，外至郡守以下官员，都允许皇太子专门裁决。公上奏说：“臣听说教育儿子处理政事，应当循序渐进。凡是允许皇太子专门裁决的任命，应让皇太子写明姓名秘密奏报，陛下也秘密加以可否，审定后再实行。等他对人才的进退已经熟悉、处理得妥当，再全部交给他。”到这时又说：“陛下明察四海，周详考虑万事，高出群臣之上。如今开启、保佑后人，那么制度施行应当如同尧舜禹传授时所说的‘允执厥中’而已。这是圣人治理天下的一贯常道。陛下相传的要诀，正在这里吗？”十月，升为起居舍人，因避祖父名讳改任太常少卿兼侍立官，直接上前奏事说：“臣听说君子和小人彼此消长，众多正直之士进用之后，群邪才会消退；群邪消退之后，国家的是非标准才会确定；国家的是非标准确定之后，太平的根基才会建立。” 自古圣明的君主广泛储备人才，扶植善良正直之类，使阴险邪恶的小人没有机会混入，难道只是为了眼前的打算吗？如今厌恶正直、以正人为丑的徒党私下给人立名号，暗中阻挠善良之士；稍微互相援引的，就指为朋党；稍微想做成事情的，就说是邀功；唯独把因循沉默、谨慎畏惧的人看作当时的人才。这样一来，陛下爱好贤才的美意，也就还没有向天下表明。希望明诏大臣出于公心寻求人才，不要被邪说迷惑。”十六年正月又说：“臣听说石虎死后，晋朝人都认为可以收复中原，褚裒进军经营北方，只有蔡谟为朝廷忧虑，后来果然有伐陂之困。这两位臣子可以说是深于谋划国家。假使我们的德政修明，将相任用得人，兵力充足、粮食充足，根基深厚牢固，敌人即使强盛，又能把我们怎样？如果不是这样，敌人即使衰弱，也不值得高兴。如今金主已经去世，士大夫有的议论说他的后嗣放纵荒诞，曾经侮辱祖先，称其为没有武略。今后边境战事会增多，有人说敌人挑起争端，必将出现衅隙；又说邻国多难，是本朝的福气。”

译臣认为不是这样。若因敌人的盛衰而使我们或喜或惧，那么国家的形势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应当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以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事情和机会的到来，哪里会有尽头？臣担心朝廷中的臣子勇敢或怯懦不能恰当，所以愿意把古人的精深见识和长远谋虑为公朝诵说。二月，光宗即位，公升任中书舍人，进言说：臣听说郑子产说过：‘治理政事如同从事农事，要日夜思考，思考它的开端并完成它的结局；早晚实行，实行时不要超越思考，正如农田必须有界畔。’自古以来，君主没有不在开始时确定规划而能在后来成就功业的。陛下有求治的诚心，有克勤的德行，立定志向没有不坚决，实行起来没有不努力。所担心的，只是最初的根基或许还没有审定。希望诏令大臣尽心谋划：今天天下的事情，纲要是什么？细目是什么？施行的先后次序又是什么？把各条列上报给陛下，先在圣心中斟酌，再把章奏下发给侍从、台谏和天下百官，反复讨论，裁定到最恰当，作为国家的定论，遵守并实行。开始即使十分详尽，最终也不会违背原定规划。迟至五年，明显的成效就可以看见了。皇帝曾询问公：‘哪些人可以担任台谏？’ 公推荐叶适、吴鉴、孙逢吉、张体仁、冯震武、郑湜、刘崇之、沈清臣八人，说他们都有学问、见识和气节，通晓世务，懂得国家大体，不肯阿谀依附、苟且求合，是当今合适的人选。公奉命出使金国，早年就患有脾病，春夏之间每次发作都很严重，太夫人和子弟都为他担忧。公说：“君命极其重要，怎么可以为自身打算呢？”在这以前，派遣使者若不是有重大事情，通常只让卿监担任，因为皇帝刚即位，所以格外重视使者的选择。公知道金主服丧还没有结束，一定会阻止我方使臣穿金带，便预先把这件事告诉掌管礼仪的人。掌仪者回答说：“这次出行，是去祝贺登上宝位，应当穿吉服办理事务。”到了金国边境，迎接慰劳的人果然以此为由发难，公按照先前的教导加以驳斥，使其无法坚持。公派人对他说：“两国通好已经很久了，怎么能因为这种小节损伤大体呢？如果一定要更换衣带，我宁死也不敢听从。”公坚持得十分坚决，金人不能强行改变。随行副使有触犯金国皇帝嫌讳的名字，公以交际不便为由向他说明，等他改名后才允许传呼他的官衔。到了河北，金人说祝贺登位的使者不应在称号中加“宝”字，多次用话威吓，属官们都变了脸色。公神色安然地说：“我们奉君命而来，以义为主；头颅可以被砍断，君命却不可以受辱。” 到了朝廷接见时，授予他国书，金公一言不发。辞别后，又回到所住的馆舍。不久有个叫李盘的宣徽使，传话说：“这次信使来，国书中称‘宝’字，有伤国体，回去时应该奏报。”说完便急忙离去。公厉声答道：“圣人的大宝叫作‘位’，不加‘宝’字，怎么用来区别至尊？我决不敢奏报。”听到的人都惊惧不已。原来对方派来的人只说是来传达诏谕，而这里称皇帝登‘宝’位；他们以为受辱，不愿深究，却又不能不提出此事，所以略微说了一下。第二天启程，公预先告诫马卒：“我同馆伴说完话，就可以分开各骑一匹马。”等到与馆伴并辔而行，公严肃地对他说：“这次来本来是依礼来报聘，皇帝登‘宝’位，从最初递上名衔直到会见辞别，对此从没有疑问，偏偏临别时忽然嫌‘宝’字，不知是哪位臣僚擅自提出这种议论？难道不知道‘圣人的大宝叫作位’吗？凡是一官一职都可以称为‘位’，至尊之位难道还能没有区别？事情的道理十分明白，我不敢回去奏报。”于是两人分道而行，馆伴使惊愕得不知如何回答。人们都佩服公刚强坚毅、如此有操守。皇帝十分器重他，曾说公过去任宫廷属官，不是别人可比；有什么想说的，不要害怕，尽管启奏。于是公上疏说：“自古君子得志的时候常常少，小人得志的时候常常多。我曾对此感到疑惑，深思其中的缘故。大概君子的志向在天下国家，不在自己；所作所为一定走正道，所说的话一定是正论，不触犯君主就会触犯权贵近臣，不触犯当权者就会触犯时俗。小人的志向在自己，不在天下国家，所作所说都是取悦人的办法。采用那些容易招致触犯的做法，得志的就少；采用那些能够取悦人的做法，不得志的也少。如果从前的明主想到君子难以进用，就竭尽办法为他们主持、公道保护；想到小人难以退斥，就竭尽办法明察并加以防范。”又说：“皇子嘉王年岁渐长，已经超过弱冠之年，正是亲近师友、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不能稍有迟缓的时候。但官属还没有配备齐全，只有赞读、直讲两人，进见也有一定时候，尚未得到藏身修业、游息涵养的益处。皇室支系和国家根本所系非轻，应当选择端正善良、忠诚正直的人，参与侍奉皇子闲居之时，常在他身边。”又说：“两淮、荆襄过去号称人才众多。楚汉兴起时，一时共同建立功业的，多是淮楚人。光武帝在南阳奋起，二十八将大多出自襄阳、邓州、宛县、叶县一带。” 直到今天，当地风俗仍强悍刚劲，不能低头屈从于常规，凭科举求进，往往隐居在屠宰卖酒之中，埋没于田野。如果不加以录用，他们难道甘心同草木一起腐朽吗？应当下诏命监司、帅守多方搜访，选择其中最优秀的人，突然召见，迅速加以褒奖进用。”这样一定会使他们振作奋发，人才也会越来越多。又说：“君主忧劳，臣下就同心协力；君主苟且偷安，臣下就离心离德。如今道路上的人都说，陛下每天早晨临朝，勉强听取政事，心思并不在政务上。宰执奏陈时，只是按礼节应答；侍从和庶僚进见时，也只是按礼节应对。而宫中的宴游享乐、赏赐奢侈的费用，已经在众人议论中传得沸沸扬扬了。强大的仇敌就在边境，窥伺我们的间隙；百姓叹息怨恨，奸邪之人便产生野心。这种声誉哪里可以传出去呢？国家财赋，收入还不到承平时期的一半；而费用却没有节制，超过了政和、宣和年间奢侈浪费的时期。民力到了这种地步，困苦已经极其严重。如果再悠悠忽忽地悔悟，就来不及了。希望陛下深思。绍熙元年三月，公竭力请求离职，皇帝不许。殿中侍御史刘光祖改任太府少卿，公说：‘刘光祖天性刚正耿介，谋求自身安危的计策虽然疏略，报效国家的心却十分迫切。没有听说他有其他过错，忽然这样改任，朝廷内外相互传说，都不能理解。’

译请求让他仍任旧职，以彰明陛下的德意。七月，授任吏部侍郎，极力陈说内降诏书的弊端。挽救已经形成的流弊，不如堵塞它的源头。如今有关官署虽然允许执奏，但对于私下请托还没有明文禁令，于是已经请求又被驳回，既被驳回又再次请求。请求的人多了，奏言的人有时就会变得烦琐；奏言烦琐，听取的人有时就会厌烦。下面烦扰，上面厌倦，名位器物有时就会被轻视，法纪纲常有时就会紊乱。过去仁宗皇帝曾下诏约束，并允许执奏、推究弹劾那些私下请托的人，公开依法治罪。仁宗的圣德宏大深厚，与天一样广大，然而对于内降诏书的弊端，仍这样从根本上加以杜绝。这就是陛下家传的法则。兼任修撰《玉牒》的官职。十二月，兼权刑部侍郎。二年二月大雨并伴有雷电，接着又下大雪，公说：‘天道和人事，各以同类相互感应。天道有阴有阳，人道有邪有正。对于君子、对于公朝，凡是出于正的，都属于阳类；对于小人、对于后宫，凡是出于邪的，都属于阴类。不能让邪胜过正，不能让阴胜过阳。如今阳春刚刚发动，雷声才开始响起，阴邪却乘机而来，大雪接着降下，阳气想要发出却不能实现，阴气本应潜伏却反而放纵。推求天道，这是阴胜阳；’ 从人事来验证，难道不是邪胜过正吗？我希望陛下认真讲求古道，振作精神治理国政，常常使邪不能侵犯正、阴不能胜过阳，这样乖戾之气就会日益消退，而圣德就会日益增长。臣听说仁宗曾命杨惟德等人编撰《景祐干象新书》，凡有灾异，推求它发生的原因，按类别编排。书中记载晋建兴元年十一月己巳日大雨雷电，庚午日下大雪，后来应验的事情也十分明白。仁宗为此亲自作序，把书藏在秘阁。希望陛下取来阅读。”皇帝听从公的意见，立即索取这部书进呈。第二天便下诏命侍从以下官员极力陈说朝廷的缺失。公陈奏五件事：一是致力于学问，二是整肃宫禁，三是明确黜陟，四是察看左右近臣，五是革除国讳。臣听说，义理没有先彻底弄明白，听得越多越容易迷惑；志向意念没有先确定，守住善道就容易改变。君主虽然有天生的圣明资质，但没有不凭借学问就能认识治乱的根源、明白善恶的归宿、辨别邪正的界限的。陛下盛大的德行和最高的操守，天赋极其深厚，但仍有宴游嗜好、亲近宠幸、声色享乐等事，是因为还没有得到所谓真正的快乐来胜过它们罢了。自古贤君在闲暇时，从来没有废弃学习，讲求古今成败得失的道理，用来杜绝淫逸邪僻的嗜好。” 陛下如果真能在退朝的空闲时间，每天阅读经史来蓄养德行，每天接见贤能俊杰来探究义理，仓促之间也不忘记，专心一志而不杂乱，那么把天下运筹于掌中，将没有什么困难，这难道不是天下真正的快乐吗？不过，这对君主有利，却对左右近臣不利。只有刚健不懈地实行，才能取得成效。仇士良请求告老时所说的话，情态已经完全显露，难道可以不深思吗？臣听说钩陈守卫九重宫禁，华盖护卫万乘，宫墙直到太微紫宫，森严如云龙，擅自闯入就有罪，误入也要伏诛，这是为了防患未然，限制内外往来。如今宫廷之内，出入没有规矩，暗中玩弄威福，互相因缘作奸。陛下任用一个人，就有人说是某人的功劳；罢免一个人，就有人说是某人的力量。帷幕之内的游宴之外，没有什么不把讥讽诽谤的话传到外面，在道路上纷纷流传，难道能不追究其中的原因吗？抵御寒冷没有比厚重皮衣更好的，止息诽谤没有比自我修养更好的。我希望陛下清虚淡泊，勤劳恭谨节俭，谨慎宫闱禁令，严格内外区别。政事全都在外朝谋议，不向左右近臣咨询，诽谤议论就不会兴起了。《易经》说：‘治家严谨，悔恨就会消失。’难道能不深思吗？臣听说，进用人而不明白进用他的原因，就会打开请托之门；罢退人而不说明罢退他的原因，就会招来进谗害人的嘴。” 近来大小臣僚纷纷离开朝廷，远近都疑惑惊骇，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过，而宰执不敢追问，台谏不敢进言。至于节钺官职的任命，出自御前直接降下，即使台谏攻击也不能胜，最终要等到皇帝宣谕后才停止。君主所依靠来共同处理天下事务的，是宰执；宰执有所不能及，所依靠来维持法纪纲常的，是给事中、舍人和台谏。御笔直接处分，是祖宗以来没有的；如今纷纷发出，不经过拟议，宰执的职权就可以废除了。不经过鸾台凤阁，怎么能称为诏令？如果诏令从御前直接降下，给舍的职权就可以废除了。陈述善道、闭塞邪说、进献可行之策、替换不当之举，是台谏的职责。事情有未审定的，可以用宣谕来压下而不许进言，那么台谏的职责就可以废除了。孤立无援的人被罢退，如同卷起席子一样容易；相互勾结依附的人，攻击起来却像拔山一样困难。从此以后，负责言路的臣子，不过是窥测皇帝喜怒来结交自保，顺着风向和旨意来纳交。贤人日益退去，小人日益进用，陛下的势力就孤立了。”

译《传》说：‘没有善人，国家就会随着他们一同败坏。’ 难道能不深思吗？臣听说，自古以来，舆隶小臣从来没有长久掌权而不败坏国家的，也从来没有败坏国家而不连累他的家族和自身的。费无极、赵高、江充、息夫躬、刘隗、刁协、朱异、赵严这一类人，家国都遭祸患，前车之覆足以鉴戒。他们当初难道本来就想走到这种地步吗？君主以亲近的感情轻易接近他们，同他们在宫帷之中谋划，而这些舆隶小臣凭着小聪明处置政事，君主竟不怀疑他们。君主有所询问，他们就说事情安稳如泰山；但害怕君子纠察自己，便竭力排挤君子。君子离开后，国家将要危乱，他们又害怕自己获罪而死，于是蒙蔽君主的耳目，使君主什么都听不到。这就是祸患产生的原因。如今左右近习虽然不敢干扰政务，但那些地位卑微的臣子仍然出入宫禁。道路上的传言甚至说，宰执的任免、台谏的进退、将帅的废置、章疏的可否，都要由他们这些人才能决定。他们往来之间行迹隐秘，使君主受到诽谤，朝廷内外切齿痛恨，这难道也是宫门之内的福气吗？从前英宗召见王广渊、周孟阳、贾黯三人，他们极力进谏，认为这样向天下显示得不够广泛，难道能不深思吗？臣听说古代帝王没有什么忌讳，刚即位时，卿授给他的策书说：‘庆贺的人在堂上，吊唁的人在闾巷。’ 触逆心意的议论每天陈述在面前，天下就能安定，国家享有的时间也会长久。后世忌讳最多的，没有超过秦、隋；然而他们所忌讳的事情，最终都自己亲自做了。如今天下所依靠的，是陛下虚心听取采纳，使下情能够上达。但近来却因为一两个小官的言语就把他们斥退，忠诚正直的进言道路被堵塞，因循沉默成为风气。近来求言的诏书早晨下达，上书进言的人晚上就被斥退，传到四方，谁不惊骇奇怪？祖宗崇尚奖赏忠直之士，唯恐听不到他们的意见，即使草野之人发表危切之言，也从未因此获罪。只有崇宁末年，因为星象变异下诏求言，后来灾异消退，却把响应诏令直言的人列入党籍，于是治乱从此分开了。难道能不深思吗？臣愚昧，不知道避讳，冒昧谈及皇帝车舆以及宫禁，排斥触犯权贵要人，冒犯危险的禁忌；即使现在不得罪，也必将在后世获罪，但因为迫于爱戴君主之心，死一万次也不后悔。希望陛下明察。四月，兼任侍讲。三年四月，在选德殿回答皇帝询问，谈到两淮、荆襄是国家的屏障，可是今天经营治理竟没有一件事取得成就，民兵不能免于骚动，城墙不能免于难守，财用也不能免于空虚。朝廷平时选任州牧郡守，全都像内地郡县一样，按照资格和资历补缺，这本来就不足以得到真正的人才。” 而且禁令过于苛细，操办督促的人又急切，采听意见过于轻率，牵制的人又太多。即使得到人才，哪里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呢？将要把使百姓富足、军队强盛、民众聚集、险要牢固的事务交给他们，本来就不是草率仓促能够办成的，也不是十只羊九个人放牧能够办成的。仔细查看重要险要的州郡，防备还不周全的有多少处？应当谨慎选择端庄稳重、熟悉通达的人，分给土地，授予民众，专心安抚治理；属官是否称职，可以自行黜陟；财赋盈亏，也可以自行权衡。对内，朝廷议政之臣不要责备细小过失；对外，监司不要用苛法拘束他们。宽限年岁，授予权力，靠恩德和信义团结他们，靠赏罚激励他们。三年考察百姓的功绩，五年核查边地的实际成效，那就会与今天大不相同。过去艺祖宋太祖惩戒五代藩镇的祸乱，把一切事权都收归朝廷，君臣之间界限严明，犹如手臂指头，形势顺畅。然而防备西北的办法，与内地郡县不同，这就是所谓根据事情而采取适宜措施。就目前的计策来说，如果不稍微放宽对他们的约束，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小雅》说：‘皇皇者华’，如果废弃这种精神，忠信就会缺失。忠信既然衰落，禁令防备即使严密，最终也不足以控制变乱。任用忠信的人并责成他取得成功，没有不成功的。希望陛下谋划此事。” 权兵部尚书兼权刑部，七月面对皇帝进言：“恭敬地想，仁宗在位四十多年，达到大治固然不止一个原因，但关键归根到底在于爱惜人才这一件事。君主的心总是倾向善人，天下的议论总是赞同善人，公道常常得到伸张，公议常常取得胜利。即使善人与当权者志趣不同、与时事相违，彼此势不两立，只要体谅他们的本心，最终也不会抛弃他们。范仲淹攻击吕夷简，欧阳修、尹洙、余靖帮助范仲淹，虽然都被调到外地任职，但西部有战事时就起用范仲淹统帅边防，余下的人也收用。等范仲淹参与执掌大政，欧阳修、余靖便列入谏官之列，蔡襄也因牵连一同升迁。后来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褒贬过于尖刻，夏竦借机制造奇祸，善类几乎危殆；但富弼依靠圣主的保护，最终登上宰辅之位，欧阳修也执掌政务，蔡襄、尹洙都成为侍臣。庆历清明之治、嘉祐盛平之福，都根源于此。如今天下人才固然没有其他忧虑，但有的已经选用却没有探究其长处，有的因调任外地便不再召回。我希望陛下扩大圣明的心胸，考察参照既成法典，广泛搜求并迅速任用他们，那么民间就没有被遗漏的贤才，朝廷也不缺可用之人，先朝达到大治的美盛局面就可以期待了。”这一年冬至，皇帝车驾将要前往朝贺重华宫，后来却中途停止。公上奏说：“从天子到平民，按节令拜见父母，没有缺漏的。三纲五常所关系的事情极其重大，国家的治乱安危由此可以预知，不应把它看作寻常事务而忽略。”过去的事情后悔也来不及了，只希望在这一两天内，重新生起爱敬之心，讲行家人的礼仪，以安定寿皇的心。不久兼任给事中，当时皇帝是否过宫的意思还没有决定。公同侍从联合上奏说：“陛下既然已经选定日期告知北宫，寿皇一定伸长脖子等待。陛下对普通人、对朋友尚且不能没有信用，何况君主侍奉父亲呢？”唐肃宗侍奉上皇时，常常从夹城出发去问候上皇，也常常到大明宫去。后来稍微失去上皇的欢心，即使四方珍奇异物，也无不先行进献，但上皇每天都不愉快，绝食不吃饭，屏除荤腥不食，渐渐因此成病。肃宗于是背上不孝的名声，万世不能磨灭。如今陛下长久缺少晨昏定省的礼节，寿皇想见陛下却不能如愿，万一忧思而感病，陛下将凭什么向天下人自我解说呢？四年三月，在清燕殿回答皇帝询问，又说：‘朝廷内外传闻，有的说陛下在内受到牵制，不能立即出宫；有的说陛下沉溺酒色，不顾政事。依臣看来，恐怕并不是这样。’

译皇帝说：‘哪里有这种事？’公说：‘臣当然知道并非如此，只是私下猜想，宫禁之间或许有不顺心的事情，姑且借酒排遣罢了。’皇帝点头表示赞同。公说：‘如今民间普通人居处内室，遇到逆境，或许会纵酒放任自己；君主掌制天下，这颗心应当如青天白日一样湛然清明，风雨雷电、晴霁之后，不应停留一点受到拂逆的地方，应该立刻释然。’皇帝明确答应要出宫。公请皇帝提前斋戒，饮食起居都应有节制，这样或许可以感动父子之间的感情。皇帝认为有理。八月，轮流奏对，谈到吴、蜀相互资助，是车辅唇齿相依的形势。高宗寿皇挂念整个蜀地，寝食不忘，宽恤百姓、训练军队、选择将领和守臣，唯恐一件事处理不当。近来水旱灾害接连发生，民力困竭，有识见的士人对此忧惧已经很久了。泸南的变乱，几乎发展蔓延，依靠国家的威灵，很快又被消灭。吴氏世代有威名，军队人心归附；吴挺死去已经很久，抚恤典礼仍未加厚，能不怏怏不平吗？重兵屯驻之地，一天也不能缺少主帅。制司所任命的人资历声望都轻浅，凭什么威服众军？希望陛下深思并赶快谋划。九月，皇帝仍未前往重华宫，公与侍从、两省官员一同上密封奏章说：‘近来重阳圣节，陛下既然接受群’臣祝贺万年的酒，又恭敬地向两宫祝寿。”}], 忽然传来先前所降的诏旨不再施行的消息，朝廷内外震惊骇异，不知原因。先前还说这是寿皇的圣意，如今却变成这样，一定是传达诏旨的人一时鲁莽，造成了差错，应当公开罢黜他。赶快驾车前往，或许还不算太晚，可以消除众人的疑虑。十月又上奏说：私下听说嘉王生日接受祝寿，宫中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父子之间欢洽相处，难道不会触动皇帝的心吗？皇帝想到两宫久久盼望的心意，又上奏重华宫说：半年以来，皇帝车驾几次遇到经过宫门，每次都蒙受慈爱的眷顾，都有诏令暂且免来。因循日久，于是渐渐产生疑惑。皇帝过于兢兢业业，心中不能自安，几乎像面对严厉威势而畏惧。如果不是寿皇圣帝特意加以安慰，恐怕渐渐会形成隔阂。如今恰逢会庆圣节，希望提前下诏，勉励皇帝一定前来，并更加慈爱地对待他。皇帝一向仁孝深厚，一定不会迟疑。十一月，公等因为屡次请求皇帝过宫却不能被采纳，再次请求罢免自己，皇帝不许，并命令仍照旧供职。又上奏说：臣等错误地承蒙陛下拔擢，置身侍从之列，正是想借事进献忠言，有所补益，哪里只是为我们自己的爵禄打算？如果皇帝车驾还不出宫，却厚着脸皮继续列班供职，那罪过就大了。伏望圣心思考宗社安危的大计，俯从我们的愚见。”},{ 我们这些人随从退下后，正应当供职。皇上的心意仍然犹豫不决。到了会庆节，群臣拜表称贺，黄幄已经设置，皇上却没有临幸。十一月，皇上下诏，命我们同班入内宣引，于是上奏说：“陛下君临天下，以诚信为根本。父子之间的道理，是人的天性。陛下初一、十五不出宫，允许以进香为名入见；不以进香出宫，允许以祝寿为名入见；可是祝寿也不出宫，竟又收回前言。臣恐怕朝廷的命令，从此将在四方不能施行了。”十二月，授任兵部尚书。五年四月，皇上将要幸临玉津园，公与侍从一同上奏说：“陛下即位至今六年，从未轻易举行游宴。如今每日都等候鸣跸，却还没有听说陛下前往问候两宫，忽然听说要出游，舆论沸腾，实在有损圣德。希望车驾先经过重华、慈福二宫，然后再慢慢进行这次游幸，也还不算晚。”又说：“陛下是寿皇的儿子，四十多年间，父子之间从没有一句离间之言。内禅以来，陛下的孝慈更加深厚，只因第一次郊祀之后，圣体违和，寿皇曾到南内，责备身边的左右之人，从此谗言离间便兴起了。臣私下揣度，陛下心中一定有很深的疑虑，却又认为自己在奉养父亲方面有所欠缺，因而可以不必忧虑。依臣看来，陛下所怀疑的事情一定没有这样的道理；但所谓可以不必忧虑的情形，却实在令人忧虑。为什么呢？寿皇与天下人相安无事已经很久了。如今大臣同心辅政，百官奉行法令、遵循事理，宗室外戚、三军将士和天下百姓，全都没有二心。即使有人进行离间，大家也会共同诛杀他，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如果陛下深居宫中而不出，长久地亏缺人伦之道，群臣之情就会离散，众人的议论也会诽谤指斥。近来在大街上，确实有人拿这件事指斥辱骂大臣，毫无顾忌，祸患将要发生，难道可以不忧虑吗？”皇上说：“你们可以选择一个亲信之人替朕调护寿皇。”黄裳回答说：“父子是最亲近的关系，哪里需要什么调护？”公说：“陛下一出宫，就应当没有事情了。”皇上点头表示赞同。公又在经筵上率领讲读官进言。皇上说：“朕并不是没有思念寿皇。”公回答说：“陛下缺少早晚省视问安的礼节，如今已经数月了，即使有这样的心意，又怎样表现出来呢？”五月，寿皇病情不安，公与侍从、台谏跟随宰执的班次进入殿门，合门吏以没有班次为由阻止他们。公厉声说：“有职事要上殿奏报。”于是进入。宰执奏事完毕，伏在皇上面前，公等于是登上殿去；皇上拂袖起身，宰臣拉住皇上的衣襟，公等急忙上前围住皇上，哭着说：“寿皇的病势已经危急，陛下若不在他生前见他一面，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皇上于是进入延和殿，众人又跟随到福宁殿。皇上刚一进门，内侍便把门关上，众人都痛哭着退下。过了三天，公随宰执的班次入内问候起居，诏令单独引公奏事。公说：“臣前日迫切地进献忠言，举止失于礼节，蒙陛下赦免而没有诛罚。然而拉住衣襟劝谏，也有旧例。”皇上说：“拉衣襟没有关系，怎么能擅自进入宫禁呢？”公回答说：“辛毗拉住衣襟进谏，意见没有被采纳，也仍然跟随进入。那是在清明的朝代，才有这样的事情；若是昏乱的时代，哪里敢这样做呢？从前汲黯在朝，淮南王便停止了谋反计划；凭一个人的恳切正直，奸谋就能平息。如今外间议论纷纷到这种程度，而在位群臣竟没有一人进言，三军百姓一定会认为有人蒙蔽陛下，一旦陛下因无礼而发怒，就会成为祸乱的根源。这就是臣不得不进谏的原因。”皇上说：“如果去了却被拒绝，会怎样呢？”公说：“寿皇只有一个儿子，既然已经把神器托付给他，只怕见面还不够快，绝没有拒绝的道理。”皇上退下后对左右近臣称赞公的明察。五月，公又进言说：“人的忧虑积累起来就会产生疑惑，疑惑积累起来就会形成疾病。古人因事情而产生疑惑，例如盗斧的故事；因疑惑而导致疾病，例如杯弓蛇影的故事。臣私下揣度，陛下疑虑一旦到了寿皇宫中，就会担心祸变难以预料。

译陛下请仔细想一想：到宫中去就会有祸患，难道不去就唯独没有祸患吗？天子的权势最为安稳，也最为危险。安稳时，生杀予夺都只凭自己的意愿，谁敢违抗？危险时，即使想做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可能。陛下以为不去宫中就可以免除祸患，却不知道这正是加速祸患啊。如今君子能够察见事变，常常怀有害怕祸乱的心情；小人没有见识，却都怀有幸灾乐祸、希望发生祸乱的心意。陛下所作所为多有失误。”一旦人心发生祸患而出现不可预测的变故，还有谁会为陛下竭尽力量呢？六月，寿皇的病势更加严重，公与侍从上奏说：“臣听说慈皇因为没有见到陛下，所以不肯服药；见到陛下以后，一定非常高兴，即使不服药也会自行痊愈。”皇上最终仍然对此感到为难。寿皇升遐后，公劝皇上前往奔丧，皇上答应了却没有出宫，合奏也没有得到答复。在重华宫拜受遗诏后，公退下想在兵部住宿。有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公说：“邻里有人丧事，尚且彼此奔走，不忍心立即安坐在家中，何况是至尊呢？”于是大家都住宿在兵部。第二天，便一同上奏说：“陛下是寿皇的儿子，在应当袒衣、括发、辟踊的时候，仍然不肯出来一次前往丧位；寿皇是天子的父亲，竟然没有主持丧礼的人。自有天地以来，哪里有过这样的事情？” 当时大敛即将结束、将要成服，宰执想率领百官恭敬地请求皇上，公说：“这个建议很好；如果皇上不听从，就绝不可以成服。必须让皇帝亲自穿着丧服、衰服，才看得出寿皇有儿子，中国有君主。”宰执又想拜表请求皇上临殿，公说：“大行皇帝创行三年之丧，即使敌人听说了，至今也更加敬重。应当一件一件地实行，不能让苟且简略的意思出自臣下的请求。”公所说的这些话，当时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公论都认为是正确的。公又上奏说：“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然采用按月份缩短丧期的制度，宫中却实行三年之丧。到了我们寿皇圣帝，这项长期废置的典制一朝恢复，足以垂示万世，永远成为成法。然而臣下的礼仪还没有来得及讲求，君主在上面穿丧服，臣子在下面穿吉服，有见识的人仍然以此为遗憾。丧服不能穿着处理日常事务，按月份缩短丧期以后，群臣虽然权宜改穿其他服装，但用红色、紫色作装饰，与平时没有不同，也实在太薄了。臣认为群臣平日在居处时，都应去掉红紫色而穿素衣，这样还保留着哀痛悲戚的意味。”诏令台谏官议论此事，他们都称许公的建议，认为虽然还不能完全合乎古制，也足以扶持衰败的风俗、补助名教，于是予以施行。当时皇上自称患有眩晕，朝廷内外人心汹汹，都担忧发生无法预测的变故。等到皇上继承皇位，国丧有了主持的人，民心这才安定下来。六月，授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公认为皇上刚刚君临天下，应当讲明首先要做的事情，入朝后逐条陈述持守本心、遵循正道等共十件事，请求皇上下朝以后，时常与大臣一起坐下来谈论治道，或者召见侍从、台谏官，从容讨论。每天轮流让两名讲官在便殿赐对。皇上将在明堂举行祭祀，公随从到斋宫，不久患了气疾，于是返回私第。第三天便去世了，正是九月十四日。享年四十五岁，累积官阶至通议大夫，爵位为崇仁县伯，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一百户。遗表上奏后，皇上停止视朝一天，赐给治丧费用银和绢，追赠资政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仍命江西转运司筹办丧葬，于是于庆元元年九月己酉日将公安葬在临川县长寿乡梅坑的墓地。公娶黄氏，追赠秦国夫人；继室陈氏，追赠齐国夫人。儿子端立，官朝奉郎，任福州通判；思，官奉议郎，任潭州通判；愈，官奉议郎，任隆兴府苗米仓监，先于公去世；愚，官承务郎，任镇江府丹阳县延陵镇税务。女儿嫁给朝请郎、直宝文阁、知赣州留元刚。孙子扬祖，官通仕郎；嗣祖，官承务郎；次子象祖；再下一孙尚未命名。孙女一人。公天性宽厚平和，不做矫揉激烈、孤高怪异的行为，和蔼之气自然流露。但他端正耿介而有操守，对于义与利的区别，明察到细微之处。侍奉双亲极其孝顺，周旋应对没有违背，而尤其致力于顺遂父母的心志。他考中进士回家后，对待亲友更加厚重。凡是想向州县有所请求的，他都坚决推辞。考察评论古今，一整天也不知疲倦。有人劝他写应酬性的诗歌，他说：“我正专心致志于使君主贤明、使百姓受惠的事业，为什么要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呢？”九江太守潘侯慈明因为公是科举高第，不想让公劳烦于吏事，公说：“领取了俸禄，却怠慢自己的职事，可以吗？职责所应当亲自办理的事，必须恭敬奉行而不懈怠。”有人说天下的事情没有才能就办不成，公说：“也应当先考察他的心术和学术。心地正直而才能不足，就是所谓真心求取，虽然不能完全达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心术不正，才能即使超过常人，也不是真正的才能。”平日讲习学问，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至于进退出处的大义，则由自己内心决定。服丧期满以后，他迟迟没有出仕。进入都城后，从不曾谋求升进，只想通过吏部选任。尚书郑公丙极力推荐他进入馆学。赵忠定公当时任天官贰卿，对公说：“前一任已经经过两次考核了，可以上书自陈，改任更高的秩级。”公谢绝说不敢，这才开始列入朝班。士大夫都归附敬重他，期望他成为辅弼京畿的大臣，声望更加显赫。太学院沈君焕刚劲正直、不阿附权贵，听到他的声望后欣然仰慕，曾称赞公虚心而持守中立，能够接纳一路上的贤士。等到公进入禁林任职，直言正道、进献谠言，气势压倒群邪。他代理尚书省事务，也只是暂时如此而已。陈源被授予内祠官职，姜特立被催促召回，公都上奏驳斥他们的奸邪，诏命搁置此事后才停止。公掌管宪部时，常良孙因贪污受贿败露，公念及其祖父常安民的忠诚，唯独为他申辩救援，使他只被发配到远地。君子因此知道，公议论政事，全都出于内心；铲除恶人如同铲除杂草，对善人加以褒扬并惠及子孙，都是这样合乎人心。皇上即位之初，尊重礼遇旧学之臣，延请公登上枢密府，本来正要倚重他作为心腹。对于内心是非邪正的辨别，公一定能够清清楚楚地向皇上陈述。如果皇上相信公的话，凡是官员的升降黜陟，都能与公论相合，哪里会像后来那样纷纷扰扰呢？苍天不肯保佑，杰出人物沉沦丧亡，国势危急了十二年。然而这样看来，公的在世与去世，本来就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政治的治乱。

译公居家时，严肃而不严厉，和善而不随波逐流，内外事务井然有序，都有条理。爵位尊贵、俸禄丰厚，但自奉却十分俭约。先太师去世时，几个弟弟还没有成人立业，公延请老师教导他们，直到他们有所成就。又选择贤士，把妹妹嫁给他。起初因明堂恩典，替介弟授官；默公去世以后，又因遗恩上奏为二弟勋埙授官，这都是遵从公临终时的安排。公告诫几个儿子说：“我从贫寒人家奋发起身，才达到今天的地位，受到三朝皇帝的知遇，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怎能在俯仰天地之间有所惭愧呢？只要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而不隐瞒就行了。你们要努力，更加谨慎地选择志向和道路，更加勤奋地求问学习。做官应当廉洁，居家应当节俭，面对大事应当坚守气节、为正义而死。用这些立身，用这些报国，那么人们都会说我有儿子了。”平生著作，有奏议若干卷，《春秋》《孟子》讲义合计若干卷，制词若干卷，《鉴古录》若干卷，杂著若干卷，《闻见录》若干卷。开禧二年，因为儿子入朝任官，加赠特进。嘉定三年，赠开府仪同三司。六年，赠少傅。八年，赠太保。公担任明堂祭祀的礼仪顿递二使时，实际是礼仪顿递二使所赐的金器可以兼得。病情危急时，家人把物品陈列在他面前，公回头看见了，命人辞去其中一件。面对生死的变化，他神色凝定而不慌乱，实在值得敬佩。当初我任江阴县尉时，公任常平使者，在朝廷中推举提携我，于是成为我的知己。公去世已经很久了，请求赐谥的事情因循拖延至今。诸位公子认为，了解公的生平事迹没有比我更详细的，便让我撰写他的行状，借此请求赐谥。我竭力推辞却没有获准，只好恭敬地写下此文交给他们，谨此陈述。《絜斋集》卷十三，宋袁燮撰。行状。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公名度，字文叔，祖籍出自建宁府浦城县，后来迁居婺州金华，如今家居绍兴府新昌县，六代祖先的坟墓都在那里。曾祖父名巽，祖父名惠之，父亲名仁静，都以贤德闻名于乡里。祖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父亲性情淳厚而豁达，晚年更加超然明悟，欣然有所领会。止斋陈舍人傅良听到他的话，认为不同寻常，说：“这不是从老师传授中得到的。”公七岁时母亲去世，祖母太孺人俞氏亲自抚养他。开始入学时，聪明机警超过常人；长大后尤其卓越出众，慨然有超越同辈、振兴门户的志向。撰写科举文章时，一开口便惊动众人。他的老师秘书郎张渊认为他很像曾南丰。隆兴元年考中进士，逐渐历任清要官职，最终官至常伯。多次追封父母，父亲为朝奉大夫，赐命服金紫；追赠中奉大夫，母亲沈氏、潘氏都追赠为硕人。公从寒门起家，声名显赫、光耀一时，成为东州的望族。谈到可以担当重任的人，众人都说应当推举公。如果不是志向操守超越群伦，哪里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呢？公起初以左迪功郎任温州瑞安县尉。县城濒临海边，潮水毁坏百姓田地，于是修筑塘堰来抵御海潮。河流从塘中经过，这是永嘉、瑞安大河的分支。有权势的人在塘外圈占滩涂作为田地，并挖穿塘堰引河水灌溉，百姓喧哗不平。公代理县事，命令堵塞那些洞穴，又请求增加设置斗门，以水位为准：水满溢出时便开启，否则关闭，使塘内外的田地都能均匀受益。参政王公之望任郡守时，发檄文命公前往察看。公说：“只有石冈、月井两处依山而立，下面有石头，适合设置斗门。其他地方土质都松浮虚软，不能立斗门。”斗门设置得少，能够泄水的水量也有限；圈占的田地灌溉不足，人们将不顾水位而像从前一样挖穿塘堰，塘堰天天被穿漏，就无法再阻挡海潮了。应当堵塞这些洞穴。王公起初对他的说法有所怀疑，后来渐渐明白，便听从了他的意见。县里拖欠绢三千匹，王公让公督办，限期三天；公请求最终期限定为一个月，王公答应了。于是公查阅版籍簿册，把欠得最严重的人戴上刑具关入狱中，查出他与奸猾小吏勾结、偷改簿书的罪行，便告诉他说：“把你所欠的缴纳出来，就释放你；并且允许那个小吏自己陈述。”因此缴纳欠绢的人每天都来，不到半个月便收得五成，公请求免除其余，不要竭泽而渔。王公很高兴，

译又听从了他。那年发生大疫，公带着医生巡视慰问，给每个人药物，同时严格禁止巫师以欺骗蛊惑百姓，救活的人很多。海盗到处横行，朝廷下旨督促捕捉，公亲自将他们擒获而归，把功劳归于朝廷。当时，与公一同任职、掌管土兵的人，止斋听说公贤能，十分欣慕。有一天前来拜访，还没来得及通报姓名，远远望见公的气度相貌，便迎上去说：“您不是陈君举吗？”公笑着说：“是。”于是两人订交，仿佛一向就是友善相处的朋友。蔡侍郎幼学是止斋最得意的弟子，而在弟子中年纪最小。他比公小十六岁，却器重公这个人，不因辈分而有所隔阂。公任期届满后，止斋邀请他到自家塾馆，蔡侍郎也跟随止斋学习，两人的交情更加深厚。乾道六年，公循序升为左从政郎，张秘书在朝廷任职，多次向虞丞相称说公的贤能，准备任用他，却因议事意见不合而作罢。公被差遣充任处州州学教授，还未到任，便遭逢继母丧事。淳熙三年，公被差遣分教隆兴，不久两次调任平江府府学教授。吴地虽然繁华汇聚，但教育培养疏略，士人的风气不振。公首先修缮两所斋舍，选择有志向的人居住其中。规定弦歌诵读的课程，讲解学问从不厌倦。有时邀请学生到座上，有时亲自到他们学习的地方，和他们谈论经学义理，设置疑难问题考问他们，让各人陈述见解，再替他们折中评定，使他们每天都有开悟和增益；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便增修斋舍以容纳他们。到任期结束时，所修缮的地方几乎遍及全校。吴中士子从此开始深深钻研义理之学，经公指点传授，都成为善良端正的士人。绍熙十二年，改任宣教郎，任秀州嘉兴县知县。正逢连年大旱，他每天巡视各乡地势高低，察看各处得雨的早晚，广泛向众人询问，详细掌握了情况。州县往往到八月才受理百姓申诉旱情并派人查视，那时收割已经结束，无法再考核。公向州里请求，提前一个月受理诉状，不到十天便派官员巡行，又拿平素听到的情况互相验证。因此，减免和发放救济都能及时进行。孝宗在位时，留心民生疾苦。枢密罗公点任常平使者，亲笔写信询问公防备旱灾的办法。公说：“救荒没有比劝富户分粜粮食更好的办法。米价飞涨，谁不爱惜粮食？中等人家的力量微薄，哪里有余力顾及别人？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听从，名义上是劝分，实际上却是强迫他们。如今虽然旱情很重，但下乡仍有收成的地方，希望借常平钱五万缗，买米三万石，从冬天到春天供应。米价已经很高，就按购入价出售；不是灾情特别严重，就不要出售，以此充实常平仓。这样既没有摊派扰民的弊病，又有救济的实际效果，百姓得到利益，官府也没有损失。”罗公对此表示怀疑，公于是把富户全部召来，衡量各人的财力，用诚意打动他们，勉励他们推己及人。到了开仓发粮时，又按照各地远近，安排出售的先后和数量，使劳逸均平，没有偏颇。这一年，劝分出售的粮食和捐助发放的粮食，总共三万二千石，其中三分之一直接发给居民，另三分之一按低于市场价出售。公常常忧虑几十年来州县救灾大多不能令人满意，便精心思考方略，甚至废寝忘食，筹划得十分周密，纲领和细目都安排妥当，把侵吞欺骗、乞取索贿的弊端几乎革除殆尽。旱灾刚开始时，他立即派人登记百姓人数，计算应当救济和出售的粮食数目；又选择乡里的豪强和寄居者，以及过去考核不实的人员，允许他们重新核正，做到详细而严密，然后才让县官考核。再次发现不实，就处罚他们。他的防范安排周密到这种程度。同僚中仍有人怀疑他只是侥幸成功。公命人取来登记册，让领粮的人自己说出家中丁壮、老弱、男女的数目，没有一项不相符合，怀疑者才心服。公担心差役诉讼太多，便依据旧法加以变通：坊郭户在某都服役，而别都增加了财产的，不许随意改派；乡村户由狭乡迁到宽乡的，就在新居处服役，这样狭乡常有服役户，不会把差役偏重集中在宽乡。又因为保正、保长认为通差较为便利，有的都内没有人可以充任保长，就从曾任保正的人

译中选任；等到充任保正时，便把过去催收赋税的劳苦折算进去，以抵充这次差役。每月每日期望沟通人情，已把这些办法告诉罗公，于是亲自实行。任职三年，大得县中百姓拥护。绍熙十六年，光宗继位。九月下诏，命他赴都堂接受审察。

译十月，任登闻鼓院监。绍熙二年五月，授国子监主簿。入面对答时说：自古以来，君主无不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来观察天下的动向。如今凭借东南凋敝困苦的百姓，在一隅之地奉承王业，局势一天天扩大，国力却因此困竭。安于江沱之间的宴乐，崇尚华丽奢靡，风俗日益浮薄，士大夫也日益苟且懒惰。中原土地沦陷于强敌，祖宗陵寝隔在异域。岁月久远，仇恨和耻辱渐渐被遗忘，这就是陛下所处的时代。然而治理国家已经三年，还没有头绪，早晚所做的不过是发布内外官员的任命、约定州县期限而已，难道这就是大有作为的事业吗？臣希望陛下乘此时机，显著地彰明圣意，昭示天下，使大小臣僚各自施展长处，来响应陛下的作为。第二点说：百姓的力量因战争而困乏，天下的形势因战争而屈弱。所以本朝二百多年，即使像庆历、嘉祐年间那样全盛，有司仍忧虑财力不足。自从驻跸江南，版图只剩天下三分之一，而财赋收入却超过熙宁、元丰年间，军费占十之六。高宗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却没有达到休养生息的功效；孝宗恭敬节俭、节省费用，却没有取得富庶的成效。朝廷早晚都在谋求富民的政策，却有无名的征敛无法减免，茶、盐、酒的专卖收入每天都在追求增加，这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如果一定要救济天下的祸患，使局势稍稍恢复古制，不如恢复唐代的府兵制。府兵制废止已经几百年了，固然不容易立即恢复；天下募兵将近五六十万，难道也能立即裁撤吗？不如修复屯田，逐渐筹划。今后募兵出现缺额就不要补充，把节省下来的衣粮稍微拨给屯兵，授予他们田地，免除他们的赋税，教他们耕田和作战，用二十年的功夫来实行。募兵老死将尽，而我们的府卫便建立起来了。第三点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广泛记载、详备叙述为体例，阅读的人常常嫌它繁多，请选择命令诸位儒者删节记录，进呈上来。太祖艺祖进入京师时，市场上的商铺不改变原业；平定五国，完全收回天下生杀予夺的权力，他的神妙谋略和圣明方略极其宏远。仁宗承天覆地，四十二年间，他的仁恩泽及人心，极其深厚。神宗励精图治，整顿法度，为子孙万世建立事业，他建立纲常、陈列纪法，极其精密。自从王师平定河东以后，便进攻燕蓟，于是边疆开始骚动；自从东封西祀以后，用度逐渐扩大，财计日益困窘；自绍圣至崇宁，小人倾轧君子，国势于是转移；自宣和至靖康，金人乘中国之衅，国势更加衰弱。这些事情都关系到治乱兴衰，应当知道其中的原因；深入考察历代圣主的行迹，精细辨察义理的会合之处，那么在操持、取舍各方面都有可以效法的准则了。皇上深以为然。公又请求命侍从、讲读官反复讨论治乱兴衰所系。皇上说：“读书必须同人相互激发、阐明义理，才能显现出来。”于是从国子监取来《长编》，又从秘书省取来其他书籍，命经筵官删节记录。皇上开始听说养兵的费用，感叹了很久，命人分条说明屯田和府兵的便利。公进一步陈述，进呈十二篇。又说：国家从前强盛将近一百五十六年，这是古来所没有的；一旦遭遇战争祸患，也是古来所没有的，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只希望陛下留心考察，明白祖宗建立国家的大旨；纲纪体统一旦端正，各项事务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呢？绍熙三年七月，升任国子监丞。皇上很久没有到重华宫，遇到应当过宫的日子，总是奏报免去。有一天将要恭请两宫设宴，慈福宫等到中午便停止了。又一天将要到重华宫去，有司准备了车驾，宰执、侍从随驾，卫兵巡逻警戒，直到天色昏暗，皇上最终还是没有出发。公上疏劝谏说：“陛下侍奉寿皇，就如同嘉王侍奉陛下一样。嘉王每天本应入朝拜谒，却忽然无缘无故长时间不来朝见，陛下难道不会奇怪吗？” 如果长久不来朝见，忽然想赶来参加朝参，班次已经排定却又没有进来；又想在宫中设宴，席位已经摆好却又不来，陛下难道不会愤怒吗？陛下不要认为侍奉亲长只要尽到内心情意就够了，哪里还顾得上别人议论？人子早晚都应定省，本来不可以一天离开父母身边，只是因为居住在不同宫殿，车驾不能频繁出行，姑且定为每月朝见四次。将要朝见时，本来应当半夜起身，鸡鸣时出发，幸而得以一见慈颜，稍稍陪侍饮食。如今却竟然四五十天缺席不朝，爱敬父母的诚意从哪里看得出来？还说能够尽到自己的情意，可以吗？”他的开导如此明白恳切。绍熙四年八月，授官。监察御史首先论奏说：“御史这一官职，是天子的耳目。自古就很重要，到本朝尤其重要。危言正论，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正直的节操和英明的风范，至今仍令人凛然生敬。所以二百年间，朝廷没有内奸，也没有外乱。近来台谏不能履行职分，竟然有时一个多月不被召见，接连上章、累积文牍，送入宫中却得不到答复。祖宗本来担心中书权重，能够壅塞天下的事情，所以设置台谏官，纠正中书的缺失。如今想要独行圣意，把言官的进言全部阻绝，这就像奸臣借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弹劾攻击不听从，论列奏议不采纳，那么毁谤议论就集中到陛下身上，而奸臣的私利就归于中书。” 君主的权柄逐渐转移，私党逐渐壮大，朝廷也就轻弱了。踏上薄霜便会想到坚冰将至，这种趋势不能任其发展。这是臣最为忧虑的。所以首先为陛下说明。正逢寿皇服药，皇上却缺席侍奉病情，公说：“寿皇圣性严肃庄重，父子之间难免有责备善言之处，但本来出于亲爱。陛下从前还是诸王时，恭敬谨慎，到现在仍然如此，这就是孝敬的德行。两宫本来没有疑忌隔阂，只怕奸邪之徒不明事体，互相在中间扰乱，终于使父子之间过于严厉而不能接近，过于畏惧而不敢亲近。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进入寿皇身边侍奉，亲尝汤药，亲自照看饮食，共同尽人子的职责，那么过去积蓄而不能沟通的情意，不到一天就会完全化解。”当时有诏令，殿帅将率三千士兵在禁中教阅，公奏说：“近来星象发生变化，占辞说是兵事，请求停止此举，以响应上天的警戒。”没有得到答复。公于是说：“道理有本末，事情有先后，没有哪一件不是事情，但没有比侍奉亲长更大的事，也没有比敬畏上天更严肃的事。臣之所以恳切进言，是因为自己的迂拙愚昧没有可取之处，不足以使陛下醒悟，竟使陛下有了不任用台谏的名声。臣不敢久居此职，请求出任外职。”再次上疏，仍不获准，不久停止内教。公因为会庆节临近，担心皇上又不出宫，便提出调护两宫的请求，希望先派宰执到重华宫，详细说明陛下思念仰慕之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译寿皇的圣情涣然如冰消释，然后亲自率领百官捧酒祝寿，那么两宫就能重新和睦相欢，天下也会庆幸。皇上于是告诉葛邲等人照公所说办理。当时谏官已经有人攻击葛邲。葛邲私下对门客说：“皇上所说调护两宫的话，未必是真心的。”公于是弹劾说：“葛邲竟敢肆意诋毁诬陷，说陛下不诚实。推究他的情状，难道不是同那些在中间挑拨的小人内外相应吗？葛邲暗中结交这些人，事情都有迹象可查。如果不赶快除去他们，奸党彼此呼应，圣心更加疑惑，那么皇上过宫就没有日期了。”又说：“如今太白、荧惑运行失常，黑色妖气交布天空，衡岳山崩塌，剑门山峰坠落，行都发生地震，声音像雷一样，这些都是重大的变异。推究它们发生的日期和月份，都是在葛邲独任宰相之时，希望迅速罢免他，以答复上天的意旨。”当时台谏交相上疏论奏葛邲，大概有几十道。葛邲虽多次请求罢政，却始终未能决定离职。公说：“本朝旧例，大臣被弹劾，即使君主恩意深厚，最终也不敢留任。葛邲暗中有所依附，想以驱逐言官来要挟陛下，关系到国家纲纪，利害非同小可。只希望陛下特别作出英明决断，除去他，不要迟疑。”葛邲因此被罢免。蜀地吴氏世代掌领兴州，长期积威，难以制约，屯驻的军队都在剑阁以外。每年都从嘉州、泸州等州逆流运输粮食来供给他们，通常要用一万五千钱才能运到一斛，百姓的力量十分困乏。这一年吴挺去世，公上奏请求把利州合为一路，在兴元设置安抚使，让他全部统辖各将领。平时分散兵权，由多人掌管；有紧急情况时，则专门责成统帅。成都、梓潼彼此相为唇齿，称为东西川。如今把军队屯驻在剑门以北，东西川便空虚无备，应当逐渐把兴州、兴元的军队迁到剑南来充实，使其足以制约剑门以北；罢去成都制置使，改设安抚使，让他和潼川安抚使都兼任节制之职。军队分屯以后，每年可减少三分之一的运输供给，蜀地百姓就会逐渐苏息了。绍熙五年正月，公又说：“听说有诏令催促吴曦赴阙。吴曦富有钱财，来后一定会大量行贿，请求承袭吴挺的职位。吴挺去世时，朝廷正可以收回几十年来逐渐丧失的权力；如果又把职位授给吴曦，二十年内都未必能重新收回。请把臣以前的奏疏交给大臣讨论。如果一时难以全部实行，就赶快设置兴州都统，逐渐分散兵权。”皇上同公反复讨论了很久，才听从他的意见，任命张诏担任此职。然而在兴州设置利州路帅，却没有人敢承担责任。后来吴曦最终领掌兴州，不久便在蜀地反叛。于是众人都佩服公预见的明智。公曾在入对时进呈《仁皇从谏录》，并且说：“仁宗把朝政交给中书，而公论掌握在台谏手中，所以大臣不敢实行私意，政事也没有不治理的。陛下温和恭敬、宽厚仁慈，兼容庇覆天下，具有仁宗的仁德。无论事情大小，都责成二府办理，而台谏切直的言论没有不嘉奖采纳的。仁宗实现治道的要领，您也已经得到了。然而直言虽然没有被拒绝，忠言也仍未能全部听从，朝纲逐渐松弛，君主的势力于是孤立，应当防止这种趋势发展。我恭请陛下鉴察这部书，把它的道理落实到自身；像仁宗的地方更加勉励，不像仁宗的地方务必革除。把它同实际政事相参照，符合庆历、嘉祐年间的就增加完善，不符合的就赶快更改，那么圣德每天更新，百政每天美善了。”当时监司和守臣查办揭发贪赃官吏，朝廷很少有真正施行的。公上奏说：“艺祖担心贪赃官吏侵吞百姓，所以明定法律来禁止。世道渐渐承平，尚且讲究恩典、采用宽法，于是开始有赦免死罪、免除刺配之类的事。然而艺祖的法令从未有一天废止。如今罪状已经明显，却不施行法典，于是使奸邪贪婪的人没有忌惮。更严重的，是邪恶险诈的人互相倾轧，弹劾文书交相上奏。臣认为都应当审讯治理，查明真实情况。”这一年，江浙发生饥荒，诏令拨给宁国府米五万石，信州三万石，用来赈济并平价出售。公认为两郡灾情极重，民间空虚饥困，哪里还有钱可以买粮？请求直接作为救济粮发放。太平、池、饶、衢州、广德军、诸暨、嵊县都以饥荒上报，却还没有听说开仓发粮。应当赶快选择朝廷中忠诚可靠、可以倚任的人，巡视江浙，考察官吏执行荒政的能力和情况，把勤惰都列名上报。如果一郡中有一两个县旱灾严重，一个县中有一两个乡旱灾严重，都应允许拨用积存的桩积米，奉朝廷命令救济。又说：一两年之间，国势已经动摇；如今不下雨，国家安危存亡都系于此。陛下既不亲自忧虑恐惧，二三位大臣又不替陛下忧虑恐惧，不知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从前周成王时，天上雷电大作并刮起大风，禾苗全部倒伏。成王悔悟，上天降雨而风向回转，年成于是大熟。由此可知天人相感，只在眼前。若陛下下诏责备自己，大臣匡正君王、纠正政事，一定能够感召和气，几尺深的雨水就可以消除万种忧患。”后来果然下诏祈雨，当夜风雨猛烈而至，不久便停止。公说：天道离人很近，本来容易感通；之所以还不能降下充足的雨水，是因为陛下忧惧的诚意还没有达到极点。尊崇父子之恩，端正人伦秩序，宴饮游乐务必减少，僧道、伶人、优人全都命令停止，节省多余费用以宽裕民力，珍惜名器以尊重天位，这些才都是回应天意的实际行动。希望陛下努力实行这些办法。当时内侍杨舜卿、陈源、林亿年离间两宫，台谏官同班奏事，列举并论述他们的罪行。皇上看着公，公说：这些小人昏昧于义理，不只是迎合陛下的心意，他们各自还怀藏着私心。陈源、林亿年过去曾在寿皇那里不得志，而杨舜卿做他们的谋士，这三个人就是今日祸患的根源。臣听说天下有道，百姓便不议论；如今人人都在议论圣德，只希望陛下加以察看。于是竭力陈述本朝宦官造成祸患的事，前车之覆就在眼前，不可不戒。皇上说：“寿皇自有身边亲信的人。”公说：“难道不是离间的人吗？”皇上说：“是。”公说：“所谓离间者，陛下是亲眼见到他的事情吗？还是从传闻中得到的？如果是从传闻中得到的，怎么能不审慎查察？”这一天皇上的心意几乎已经醒悟。几天以后，公又说：“唐肃宗对李辅国说：‘上皇慈爱仁厚，怎么会有这种事？’李辅国说：‘上皇本来没有这种事，可是那些小人又能怎么办呢？’李辅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蒙蔽迷惑了肃宗，反而说是高力士等人谗毁离间明皇和肃宗；没有觉察自己身边的人在作奸，反而怀疑明皇身边的人在离间，这番话正是针对杨舜卿等人而发的。”

译在此以前，公连续上疏请求回乡奉养父母，都没有获准；劝谏也没有被采纳，于是又说：“以孝道侍奉君主就是忠。臣的父亲年已八十，我不能亲自奉养，动辄相隔一年之久。侍奉亲人尚且如此，凭什么谈得上侍奉君主的忠诚？”这是借自身情况作比喻，希望感动醒悟皇上的内心。仍然得到不准的答复，而且是皇上亲笔批示。当时皇上对于台谏论事，很少省览。公借辰州蛮猺侵扰之事，弹劾守臣林洪，请求罢免他，随即得到准许。皇上对他的简拔和眷顾并非不厚，但在调护两宫一事上仍不免有所抵触。公深感惭愧，于是出修门到中书省，请求因言职获罪，皇上却下谕让他仍任原职。他上奏说，按本朝旧例，担负言责的人，如果不能尽言，就应当离职。臣把道义看得重于宠禄，把公论看得重于刑罚，按理不应再入朝任职。寿皇去世，皇上很久没有服丧。公说：“陛下与寿皇生死永远隔绝，已经无法再尽孝奉养了。应当立即到殡宫捶胸顿足、哭泣哀悼，悔过自责，仍然足以尽到送终的礼节。”没有得到答复。今天子受禅即位，才奉诏重新入朝。当时浙西、淮南苦于旱灾，浙东遭受水灾。公说：“淳熙丁未年，江浙发生大饥荒，四方奏请，早晨上奏，晚上就得到答复，开仓减免赋税，凡有请求没有不答应的。计算朝廷所发的粮食不过三四十万石，怎么能全部供给呢？” 可是百姓之所以没有流离迁徙，是因为心里知道天子忧虑下层百姓，这足以让他们有所依靠；所以宁可忍受饥饿走向死亡，也不敢自暴自弃。只要把粮食分配得多寡均平，等待年成成熟罢了。”如今陛下刚登大位，仁圣的德行还没有充分显现，一定会在这件事上把它发扬出来。请下令三省查照各路所报全部受灾的地区，下户的夏税一并暂缓征收，已经缴纳的折算为来年的数额；秋苗赶快查核减免；命各路常平司核算钱米，以等待赈济；从内帑拨出数百万缗，来施行初政的仁德。天下听到这个消息，谁不欢欣鼓舞？这同其他小小的施惠，实在不能相比。否则，四方熟知寿皇的旧例，妄自说朝廷恤民的政策不如乾道、淳熙年间，就会给圣德造成很大损害。八月，论奏镇江守马大同以苛刻著称，平江守雷潨以放纵懈怠闻名，都不能推行赈济的德意，于是弹劾罢免他们。丞相留公很认为这两人贤能，听说后不高兴。枢密罗公过去曾同诸可一起推荐公，后来执政，请求回避公，皇上不许。丞相请求准许，授公两浙漕司职。诏令发出后又复奏请求更改，改授公为右正言。在这以前，宪圣因光宗亲笔诏书中有“勌勤”二字，想要命令皇上登上帝位。有一位大臣揣摩知道她的意思，却不能亲自传达，于是任知合门事。韩侂胄是后族的姻亲，秘密命人向韩侂胄奏告，韩侂胄便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功劳，索求节钺。留丞相压制了他，丞相离开朝廷后，韩侂胄知道公曾因论奏不合自己的心意，公一定会排挤他。公对同列说：“留公已经离开，排挤他很容易。助长小人的声势，怎么可以呢？”韩侂胄从此也不喜欢公了。他出入宫禁，玩弄权力，培植党羽，有凌驾当世的野心，公很为此忧虑。九月，公准备上疏请求入对。韩侂胄稍微听到消息，立即请用御笔授公直显谟阁、知平江府。公一再到中书省申诉，竭力辞去知平江府一职，说：“祖宗朝，君主虽然在上面独断，但天下的事情一定经过中书；小事就进呈熟状，大事就议定后请示圣旨再实行，从来没有直接用御笔裁决。崇宁、政和年间，蔡京当国，才开始挟持君主威势来控制天下，凡是要施行的事情，都请求御笔决定，这是很深的警戒。近来台谏、给舍的任免屡有更改，中书毫无参与，御笔逐渐增多，事情的声势显赫，实在惊骇视听。因此想在两三天内求见圣上，当面论奏这件事。”不久又下达平江的任命，仍然用御笔施行。我虽然位列朝廷，尚且从未有机会仰望圣上的威严容颜，却在二十天之内突然被任用，又突然被舍弃，恐怕不是明主对待士大夫的体统。借口平江是事务繁剧之地，不可缺少守臣，也应当同大臣谋划，选择人选前往；突然停止谏官职务，究竟是谁使他这样做的？只是因为排挤旧丞相还没有满足他的心意，希望我作为帮手。我正顾惜大体，不愿推波助澜，于是触犯他的心意，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大藩的显要职位，谁不想要？只是它不是由中书授予，而是由近习之人授予，按义理心中不安，谨慎地不敢接受。”丞相赵公看到了这篇奏疏，便把它藏在袖中入内，向皇上说：“黄某两次辞去平江府职，请陛下过目。”说完把奏疏放在座位旁便退下。公回乡的心意已经决定，于是坚决请求奉养亲人，皇上准许了。诏令以所授职务主管冲佑观。十月，起用为婺州知州。庆元元年五月，任兰溪县知县。张元弼因贪赃获罪，言官以此责怪公，降任直徽猷阁，罢职。庆元二年七月，恢复原来的祠禄官职，因任三次。权臣一向严厉畏惧他，所以终其一生再也不敢加以诋毁。公也没有因此畏惧。嘉泰二年，复任直显谟阁、知泉州，因父母年老辞任，仍进为宝文阁奉祠。过去曾在会稽东郭买地，那里原是玄真子的故宅，凿池筑堂，题匾为“遂初”，四周环绕名花修竹，穿深衣、戴幅巾，带着书策吟咏长啸，陶然自得，所以学者都称他为遂初先生。他又喜爱上虞的小江，那里风景秀美，前面对着东山，有许多王谢家族的遗迹，康乐的山居也在那里。于是买山居住其间，每年从故居一两次到东郭，往来时一定在这里休息，过好几天才返回。又自号小江钓侣。天下人士仰慕公的声名节操，都说：“将来群阴衰败消失，正直之人重新被任用，公大概会是第一个。”众人都寄予厚望。开禧元年，丁中奉，公守丧三年。十一月，韩侂胄被诛。嘉定元年正月，有诏召公赴行在，公以疾病辞谢，又以年过七十请求致仕，都没有获准。入朝对答时，首先论说天下的形势贵在安静而厌恶动荡。国家二十年间变故接连发生，灾异屡次出现，战争突然兴起，旱灾蝗灾相继，权臣在内争斗，骄横将领在外叛乱，这些都不是安定的形势。国家几乎跌倒却又突然站起，屡次危急又重新安定，这是上天之心极其诚信地保佑的结果。希望更加尊重有德之人，听取明智谋臣的意见来确定国策；斟酌古今、协调内外来端正大体；停止事端、重视名器来安定人心；轻视货财贿赂、斥退奢侈淫靡来改善风俗；保存名分义理、察看事理形势来应对敌情；表彰循良、罢去苛暴来巩固民心。君主要努力修养德行，臣下务必做好职责，上下都警戒自己，一天比一天谨慎，或许可以使各种动荡全部平息，等待天命的美好重新降临。

译又说：“陛下即位之初，首先提拔臣为谏官，不到一个月便因触犯韩侂胄而罢职，如今已经十五年了。臣确实因病不能上朝，但想到过去从未有机会仰望陛下穆清的光辉，所以扶持拖曳着身体来到这里。”皇上说：“卿离开朝廷很久，能够再次来到这里，我们相互扶持，很好。”公奏说：“陛下住在嘉王府时，黄裳任翊善，彭龟年任直讲，臣曾对先帝说，请为陛下设置讲读、记注、友等官职，使陛下身边前后不嫌正人多。先帝未能实行，如今东宫已经建立，希望考察本朝旧典，精心选择方正博闻之士，从师傅到中书舍人，都使他们充任东宫官员。臣听说陛下登基，黄裳、彭龟年辅佐赞助的功劳很多，陛下一定还记得。”皇上说：“是的，他们都是贤人，可惜都已经致仕了。”公说：“如果二人还在，今天重新看到天日清明，一定早晚都在陛下左右。”皇上点头称是。公又说：“本朝给事中、舍人、台谏，在庆历、元祐年间确实依靠他们的力量；熙宁、元丰年间开始改变，崇宁、政和年间再次改变，绍兴年间第三次改变；到了韩侂胄，又借弹劾攻击来迷惑皇上的听闻，借封驳缴驳来增加对国家的诬陷，于是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习荡然无存。如今更新大政，扶植忠臣贤者，希望了解庆历、元祐年间为什么能够成功，熙宁、元丰以及崇宁、政和年间为什么会失败。”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授任太常少卿，不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当初，王师北伐，攻取泗州，后来又放弃。李全带领当地百姓向南迁徙，涟水人李全和他的家属前来归附，赐名孝忠。后来重新议和，敌方约定归还濠梁三关，却要求交出韩侂胄的首级，并且要得到李全及其家属和在本朝的泗州人。公向朝廷说，如今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国势正弱，难以同敌人争斗，臣私下认为，只要天子没有失德，贤能大臣相互维持，就能由弱转强，难道会没有办法吗？如果确实合乎义理、顺应人心，所作应对没有不恰当的，那么气势就会振作舒展，虽然弱也一定能变强；如果违背义理、逆反人心，应对失去节制，那么气势就会消沉，即使强也一定会变弱。甲申年议和，唐州、邓州、海州、泗州全都归还敌人，那么如今听说敌方索要濠梁，自然应当归还我方，不足以当作恩惠。用匣子装韩侂胄的首级，古来没有这样的事；李全决不可杀，泗州百姓决不可归还。当时朝廷的讨论已经决定，没有人能够采用他的意见。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夏，一直不下雨，偶尔下过，也不够普遍充足。四月癸巳日，有诏令前往太一宫、明庆寺祈雨。这一天开始下雨，过了两天雷雨交作。皇上的车驾已经出发，雨下得倾盆如注。公上奏称述这种感应的美好，因而加以警戒，说雨虽然已经普遍降下，但已经来得太晚。螟虫、蝗虫的翅膀已经长成，渐渐能够飞动。如果上天真心保佑国家，那么只要风向回转、风重新刮起，使禾苗和蝗虫彼此相食，事情发生变化也并不困难。只希望陛下始终尽到这种诚心，恭敬承受天意罢了。否则，正当大坏大弊之后，旱灾的忧患超过敌国，蝗灾的祸患深于外敌侵扰。《云汉》诗中所说的“大命近止”，不是小事。六月，授任权吏部侍郎，兼任修玉牒官，升为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公入朝谢恩，奏说：“江南建立国家将近八十年，起初因为金人入侵内地，战争连续不断，所以竭尽东南百姓的力量来供应军需，到今天百姓已经非常贫困。希望趁天子恭敬节俭的美德，在敌国休养生息之际，把八十年来暴虐的赋税和横征的苛敛加以宽减。从前淮甸屯兵常常想自己耕种，只是忧虑豪强占地的人多而没有田地；如今趁流民遗留下来的田业查核属实，这些田就可以耕种了。巴蜀供应军粮常常苦于道路遥远，如今趁吴氏败亡的机会实行臣以前所陈述的分兵策略，路程就不远了。这些都是已经到来的时机，不可错过。”“过去高宗渡江时，军队不到二千人；如今合计吴、蜀的军队三十万，而州县厢军、禁军、土军、弓手又有三十万，中等人家一户要供养一个士兵，以六百万户供养六十万兵，国家怎么能不困窘？如果裁减五万兵，就可以省下钱五百万缗；裁减十万兵，就可以省下钱一千万缗，那么沉重的赋税都可以逐渐减轻。内帑另外供给朝廷封桩的钱财，不要吝惜，应该适时拿出来，那么茶、盐、酒税中取利过多的部分，也可以逐渐减少。百姓宽裕，国家就富足，并不是说财富只聚集在府库中。古代有作战的军队，有守卫的军队。作战军队的数量很少，艺祖选取天下精兵，在殿庭训练，张琼统领他们，只有一万人。若不致力于精锐而只致力于数量，不加选拔、不加训练，望见敌人就逃跑，前日的事情足以作为鉴戒。”皇上随口作答，公于是论述本朝专任宰辅所造成的得失。仁宗任用吕夷简、杜衍、韩琦，都是专任，但这三人都是贤相；即使专任他们，他们也不敢自行专断，一定会引荐天下贤人君子，把他们安排在朝廷，各自任命他们办理事务。元祐年间任用司马光，也是这样。神宗任用王安石，徽宗任用蔡京，也都是专任。王安石迂腐偏执、任性自用，所以误害了神宗；蔡京奸诈谄媚、蛀蚀国政，最终导致金人造成的祸患。高宗任用秦桧，是专任，但秦桧阴险狠毒、损害正道，天下多故；高宗收回威权，后来才重新安定。陛下先前任用韩侂胄，也是专任，结果败坏天下，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如今威权重新收回，正同高宗相同。高宗末年，宰执常常兼任，只是希望他们协调合作、共同济理国事罢了。希望陛下再加留意。又说：给舍、台谏，如果由君主亲自任用，威权就在君主手中；如果被臣下取得并加以任用，威权就离开君主了。韩侂胄之所以能够驱使群臣，没有人不依附他，是因为给舍、台谏官员的任免权掌握在他手中。皇上都认为他说得对。铨选法规定，纳粟得官的人年满二十五岁以上，考试合格后才允许注授缺额。开禧年间用兵，诱使豪民帮助边防，允许他们同荫补一样取得官职，而且免去考试。公上奏说：官职从主簿、县尉以上，都是为治理百姓而设置的，如果直接用钱取得，就有损国家体统。请求遵行孝宗诏书，只有在歉收之年出粮赈济的人才听凭补官，铨选法也都恢复旧制。开禧二年正月，公因病连续上疏请求离职，授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

译皇上亲自御笔写道：“黄某近来任职言路，首先论奏权臣，正直诚实而老成，朕正要眷顾任用他，他却请求出任外职，应当给予褒奖升迁，可以特授宝谟阁待制。”七闽是重要重镇，过去通常任用有声望的大臣，很少亲自处理细务。公刚到任时，诉讼文书有一千多件，属吏请求把它们交给属官办理，公不准许，随事裁决，从早晨到中午便全部办完，轻重取舍都很恰当，民情大为喜悦。闽地是读书人的地区，公一概用齐鲁的风俗礼法来对待他们，所以士大夫更加自重，百姓也以犯法为耻。评论者说，过去的帅臣陈正献公正大而有体统，公确实很像他。这一年江淮连续发生饥荒，金陵尤其严重，盗贼开始出现。濠州、楚州以及朝廷都为此忧虑，因为公的威望早已著名，十月升任龙图阁待制、知建康府，兼任江东安抚、行宫留守、江淮制置使。公辞谢而未获准，经过宫阙时请求入对，说：盗贼固然应当赶快处理，饥民尤其不能拖延；如果饥民不能保全性命，盗贼就会得到资助，赈恤的命令应当赶快施行，开仓发粮的请求也应当迅速答应。国力固然不能使它困竭，民心尤其不能使它离散。与其事后补救而对事情没有益处，哪里比得上及早行动、保全百姓生命？如今形势已经紧急，等待粮食运输来不及，积存的粮食和库藏的钱财不可不发放，以安定民心，使百姓知道尊君亲上的道义；消除盗贼，使他们没有煽动摇惑、结党聚集的忧虑，这是臣最大的愿望。又说：江淮设置使命，正是为了使内外形势相互配合；州郡的奏请和朝廷的施行，务必要相互沟通，使血脉相应。如果所属地区有人敢于习惯旧态，苟且简慢、轻视法令，请允许臣上奏弹劾。皇上全都听从了，赐给他金带以荣宠他的出行。开禧二年正月，公到达建康，路旁僵死的尸体接连可见，房屋一半空着。官府征收粮食出售，虽稍有运输供给，却不免扰民，公全部停止这些做法，精心思考救济百姓的方法，拟定完整章程，亲自传授给郡县官员，让他们亲自承担劳苦；又向朝廷请求选派官属，分头督办。公诚心悲悯，约束坚明，人人都乐意效力，尽力而为，不敢欺骗。穷困的里巷、偏僻的村落，乃至山巅沟涧，都逐家到户安抚百姓；病人给药，死者埋葬。过去抄录登记不亲自办理，遗漏很多；只给一勺一合的小恩惠，仅能让人活过早晚，还要天天等候，以致其他生业都荒废。公已经完全查明实情，便把这些也一并发给他们，使他们能够自行经营获利。开始总共救活饥民一百零六万八千三百多人，费用以缗计四十六万有余，米以石计九万五千有余。流民仰赖官府供养，住满僧舍，前来的人仍不断增加，于是又收养他们，设置救济场十九处，得到恩惠的人更多。当时商贩不通，米价非常昂贵，即使有产业的人家也免不了艰难度日。公命令开仓平抑粮价，并以帅司招籴盐钞按原估价的三分之一发放，诱使米商前来；又想到赈济施舍和催收赋税不应同时进行，便将钱十五万九千八百余缗、米四万四千五百余石一并停止催收，不久又上奏请求蠲免。到三年期满，蠲免和暂缓征收的钱共七十万缗。郡境西面连接当涂，横山、郁山是群盗聚集的地方，他们私自建立名号，抢劫行旅。公刚到的那天，有盗贼夜间劫掠城东居民，排列火炬呼啸喧叫；过了两天，城南盗贼又同样发动。事情发生仓促，盗贼见公的措施或许不能制伏他们，便将要大肆作恶。公重赏并守信用，不久就擒获了他们；接着又擒获横山、郁山的盗贼并诛杀，只杀首领，奏请援用龚遂治理渤海的旧例，宽赦其党羽，使他们重新回到田里生活。几个月之间，民气和乐安定，境内清明肃静。田夫野老相继来到公的庭下拜谢，既为他建立祠堂，又家家绘制他的画像，尊敬地奉事他。谈论留都政绩的人都说：“刘忠肃公的功绩，如今没有什么逊色于他。”然而公兼任三路制置使，关系到的安危祸福尤其广泛。过去淮甸救荒，不是迟缓到来不及办事，就是力量微薄而无所补益。公发檄文给负责的人，面对面告诫他们不要重蹈以前的过失，要推诚尽心体恤百姓，这样才能取得成效。从此没有人敢不恭谨办理。当初盗贼在盐城起事，郡守想捕捉他们，而帅司想招抚他们，双方议论很久不能一致，贼人于是得志。等到县镇受到他们的虐害，帅司才出兵讨伐，却每次遇到贼人就溃败，贼势更加猖獗。朝廷下诏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只是凶恶首领不予宽赦。公到任后，立即把诏令公布，并且扩大德意，开导宣布：首恶如果能约束自己归降，将替他们上奏免除诛戮；如果固执到底不肯服从，有人能够杀掉他们，就给予推恩。当时主将仗恃功劳而骄横放纵，偏将校官多有变故，群盗暗中同贼人相通。贼人虽然约定投降，实际上却是在欺骗我军，想趁官军松懈，四处作乱。公于是督促激励各将领，以平定荡除为目标；听命效力的厚加赏赐，连续作战都取得胜利。于是分调淮西军驻守定远，以扼制西面；又命淮东盐司招募士兵，让他们凭借新生力量出战，并供给他们粮食和武器。贼军的士气逐渐衰败，其首领卞整率一千人投降，而公所颁布的赦令才传达到山阳。守臣立即派四名使者举着大旗进入贼巢劝谕。渠帅胡海将要投降，另一股贼人沈刚却聚众袭击他，胡海战死，将校取得他的首级献上。其余党徒又饥又病，官军乘势进攻，于是他们溃散。公向朝廷请求：凡是被贼人诱骗、胁迫的良民，一并免除先前的罪过；回归本业以后，若有人胆敢仇杀他们，便按杀人罪论处。公分派属官安抚、安定扬州、楚州、泰州、高邮、盱眙五郡，归业者五十二万八千余人，发给钱三十九万三千余缗、米二千七百余石，并掩埋遗骸，数以二万计。自中兴以来，朝廷加恩于淮甸，宽免租赋，每年下诏展限、蠲免；州县却因财用不足，逐亩计征粮食，称为“撮课”。朝廷曾经蠲免，有人却想在未遭战乱破坏的地方自行催征。公认为，一旦兴兵，科敷抑配，均摊于各郡；兵乱平息后，旱灾、蝗灾又相继发生，饥民仍未苏醒，难道还可以借机征敛吗？他多次向朝廷进言，申明圣明君主的美意，又移书所属各郡，告诫得十分恳切，以表明此事决不可再征。濠州、楚州再次受到创伤，垦辟尚未广泛，公尤其留意安抚聚集百姓，借给他们种粮。

译后来又将这些赋税免除。等到公离开镇所时，又奏请免除“撮课”一年，始终保护百姓，唯恐他们不能安居乐业。当初，金陵遵奉朝廷旨意，流通淮甸的铁钱，后来暗中不再出现。商旅害怕折损价值而不肯流通，平民难以经营，坐困无计。公决意革除铁钱，于是暗中察访市场，默默计算铁钱的数量，清楚地了解了实情。随即发放米粮出售，并规定买米者只能使用铁钱，所收铁钱很快几乎全部收回。又拿出铜钱和纸币兑换铁钱，不到三十天，铁钱便销声匿迹，铜钱流通开来，人们都认为他神机妙算。开禧年间出兵时，流民四处逃散，权臣命令部使者以重金招募，并同他们约定：不征发出行，不进行操练，只要求他们保卫乡里，事情结束便解散，号称“雄淮军”，有几十万人。议和关系恢复后，留下的人仍然很多，改编为武定军，分驻淮右的有三万人；又编为忠勇军，另驻巢县的有三千人。每年耗费钱四百余万缗、米三十余万斛。朝廷害怕费用过重，很想遣散这些人；他们本来都是农民，战事平定后也想回乡，但士大夫们疑虑畏惧，不能决断。只有公和庐州帅李郎中大东、淮西宪傅郎中识共同谋划定计，又派属官广泛征求帅臣、宪臣及主将的意见，秘密察访军人愿意回乡的情况，把实情都审察清楚了。于是奏请任命他们的将佐为官，使他们不致失去职位；愿意回乡的人每人给钱四万，免除徭役十年；有田的人先遣返，无田的人随后遣返；不愿回乡的人仍编入军籍。滁阳的三支军队，即督府敢勇军、效用军，也都是一时招募而来，其中愿意回乡的也全部遣散。第二年，互相派遣郡丞前去抚慰、存恤、赈济，田野乡里重新聚集，没有人失去本业。然而公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极力向朝廷推荐帅臣、宪臣说：“臣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绩，实在是因为大东的规划周详，诚的议论简明切实，臣都是依据他们的意见办事的。愿陛下赐予褒奖擢用。”他推举贤能、谦让功劳就是如此。四年正月，诏令认为他职事修治有成，晋升为宝谟阁直学士。公笃行仁政，增加养济两院的供养，以安置无所依靠的穷民；扩建南北义阡，以埋葬无处归葬的死者。大江的津渡，减轻征税，修缮船只，以便利百姓渡江。海船遭到劫掠，精选偏将校官，严加拦截断绝，以整肃江面。秋苗缴纳，没有拖延滞留，使百姓得以自洁自明，防止侵吞刻剥。这些都是金陵的美政。这年冬天，重新制定纸币法令，金陵获得新会三百万。公说，纸币流通不畅已经到了极点，不能不变革。如果只是用新会兑换旧会，两个人都能办到，恐怕不是朝廷体恤留都的本意。于是派官员巡行询问乡里，把朝廷的本意告诉百姓：只是想使百姓便利，让大家都明白而没有疑虑；并且详细登记各家所藏纸币的多少，允许他们拿到官府兑换，以此向百姓明示。均匀发放铜钱，按照朝廷旨意中优厚的兑换数额兑付，以显示信用。缴纳苗米时，听任百姓用旧会一千兑换新会一千五百，以优待农民；希望新会分散到平民手中，使他们能够辗转兑换，便利小商小贩，安排周全细致。上面尊奉君命，下面为百姓谋利，唯恐来不及。金陵军民杂居，舟车汇集，米、麦、柴、炭、醝、茶等民间日用所需的东西，全靠客商贩运。商人预先知道旧会将要废止，百姓不再珍惜，便突然抬高物价，设法操纵市场。米麦一旦停止上市，旧会便无处出售，公赶快救济，发放官米三万石，按旧价的一半出售，允许百姓用旧会买米；招来米商平抑价格，向官府出售，市场所得旧券再兑换成新会。大体上同先前收回铁钱、救济饥民的办法一样，至于其他各种物价也分别裁定，没人敢再抬价，有的比旧价反而更便宜，直到今天人们仍依赖这些措施。仪真是商旅汇聚之地，山阳驻有军队，安丰有互市，这些事情关系边境，是敌国窥伺的对象，都用新会发给他们。因此新会得以在四境流通，这件事从金陵开始。有人控告交易违反法令，公责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件事？”那人说：“我同他订立契券，按陌数折算损益。”公说：“乡民哪里懂这些？是你设置陷阱坑害他们，恐吓他们不从，便到官府来控告罢了。”那人理屈，公便杖责了他。从此良民谨慎遵守新法令，而奸猾之徒不敢再告发他人。直到公离任，鞭打脊背、抄没家产的刑法也从未轻易施行。公是当世儒者中的英才，通晓时务，尤其熟悉边防的利害。他论说屯田，大体上取法晁错、何承天、李泌的主张，平时把富力藏于民间，紧急时各自守卫本地；训练士卒务求精良，不以数量多为贵，这样国势可以安定，民力也能宽裕，不像世人那样只知计算田亩、征收粮食，以求眼前效果。边郡有人因此向公请教，公回答说：“每人授田若干，免除租调，使他靠自己的劳动生活，闲暇时稍加练习蹶张弩，使其足以自卫。田地大都由官府拨给；原来有私田的人，增加到规定数额后再给他；超过规定数额的，不减少。丁壮人数多、仍有余力的，另给他们产业，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余夫’。选择高燥之地建营五六处，每处三百人以上，至多一千人；房屋相连，彼此亲睦；再增加种桑、麻、果树、瓜果的区域，沟渠纵横分布，宽深按照规制，以供灌溉，并设置险阻，使它同城郭互相呼应。营寨建在内部，田地环绕在外面，再环绕以大壕沟，塞下不再有荒芜土地，那么田租的收入，无论归官府还是归百姓，都足以充实国用和民用。边郡发生战事时，刑部、大理寺下达的奏案中，重囚应当判决的有十三人，公复核查看，发现其中两人的罪状并不明确，应当免死，于是暂缓行刑，上奏说：“罪行有疑，应从轻处理，这是前代圣人的明训。本朝法令规定，杀人而没有证人、证据的，都允许奏请审议，往往可以免罪。因为即使不按常规办事，也不过是使主管司法的法令受到一点损失；如果杀了无辜的人，却将成为盛德的污点。愿陛下遵从仁圣之道，免去这两人的死罪。”于是两人都得以免死。公常常把牧养百姓作为地方官的首要职责，认为安集百姓之初尤其应当注意。因此凡是有学问品行的人，有才能事业的人，有才能被错用、应当另行任职的人，有功绩已经显著却仍未被考核记录的人，他都全部上报朝廷。朝廷大多依从他的请求，公更加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众望所归，推举援引从不停止，他常说：“没有别的报效，只有这一件事罢了。”他虽见识高明，却谦逊自持，广泛咨询访问，择取善言而听从，因此大得宾客僚属的帮助。在金陵三年，政事日益整肃从容，便同属官登临游览江山，访求六朝遗迹，遥想王逸少、谢安石曾经悠然游赏的地方，并创建修治城楼。

译又因为卞骠骑的遗藏在这里，修建忠孝堂，栋梁屋宇宏伟杰出，景物显豁，终于成为本地的伟观。晋元帝原有旧庙，公又重新修建，以嵇侍中绍陪祀在东房，以王丞相导、谢太傅安配享在西房；两廊绘画从祀者，从刘司空琨到陶彭泽潜，共三十二人。又修葺卞祠，庄严塑像，让刘侍中超、锺将军雅一同陪祀，以表彰清溪三位贤人以身殉事的节操。编作通史，仿照《春秋》记载“葬刘子”的体例，写作“谢公卒葬”，以表彰他抗拒桓温、拒绝秦国、再次安定晋室的功劳；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振奋人心、扶助风俗教化。公一向喜爱山林，加上患有上气之疾，思念故乡，提出请求按年老退休，前后达到十次，屡次下诏都不准许。五年十月，以礼部尚书兼侍读召入，再次辞谢诏命，才急忙入朝觐见。公论述艺祖为子孙万世留下的治国纲领，一是“纯用书生”，二是“务惜民力”；历代圣君继承它，把它作为家法。后来狂妄的儒生盗窃权力，树立名号，排斥驱逐忠良，于是儒生被废弃放逐，祸乱的源流没有穷尽。愿陛下把广大包容作为心志，把长久养育、成就人才作为事业。自古贤者在位，能者任职；所谓贤，是有道德的人；所谓能，是有才艺的人。因此一定要以修身和善行为根本，以尊敬君主、爱护百姓为专门要务，以《诗》《书》《易》《春秋》为典范法则，以仁义礼乐为实际应用；重视廉洁退让，崇尚节操义气，抑制轻佻锐进，禁止能言善辩而无实的人。这样经过四五年，大概后生小子就会逐渐成为人才，人才也会成批出现。艺祖取用民力的制度，只求使国用足够，其余分散到州县，以救济凋敝困苦。建炎年间在江南、川蜀用兵，增加征取的数额不下几十倍。兵事平息后，本应把这些财物归还百姓，主管官吏却反而从中取利；不能收拾残局、把它交给污吏奸人的情况多得数不清。愿陛下专门把休养民力作为根本，把节省冗费作为当务之急；对增加征取特别严重的，逐渐减免退还给百姓。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还称赞他说：“江淮清平安宁，是你的功劳。”公说：“尊重贤者，任用能人，使俊杰处在职位上；减省刑罚，减薄赋税，这是孟子所说万世不变的常道。如今只有宽裕民力，才能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运，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所以我多次向皇上进言。”公任制帅时，朝廷将要修筑滁阳城，命他考订。公奏道：“淮南自古号称战场，戍守有固定地点；辽阔空荒的地方不再经营，得到空隙便让人耕种，有紧急情况便弃置离去，并不以长久居住为打算。如今共有十七个郡，如果都修筑城郭，就都必须坚守；平时谈论将领尚且不能数出一两个来，今天哪里能有这么多将领呢？况且滁阳有古罗城，西南同山寨相接，也足以防守。城外附属聚落已经很多，修筑关城把它们围护起来；即使我们守罗城、关城空虚，贼人哪里敢进来？假如他们攻城，我们调山寨的军队从内外夹射，贼人哪里能到达？他们或者安坐不攻，我们在山上观察贼人的动静，白天进攻、夜晚骚扰，他们也要防备我们，哪里能够片刻安宁呢？”他的话坚定确切，所以最终没有修筑。到这时边郡纷纷说修城便利，劳役工程大量兴起。公向朝廷说：“天子有道，守卫在四夷。舜咨询十二州牧时说：‘及时供给食物，安抚远方而亲近近处，敦厚德行、信任善良的人，排斥不堪任用者，于是蛮夷都来归服。’这是帝王治理内外的上策。如今如果在江南增筑城池，像珍珠棋子一样密布，没有十多万军队不能守卫；形势容易受阻，事务也难以周全。一座城失利，百座城都会震恐。从前韩国想使秦国疲敝，让郑国献上开凿泾水渠道的计策，秦人觉察了，但郑国说‘渠道建成也是秦国的利益’，于是秦国最终还是开凿了。” “今天修筑城池，怎么知道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利益呢？”他经过深思熟虑，所以坚持这一主张不变。皇上当时正十分注意他，天下也希望公能够执政，但他多次因病请假。九月七日入宫侍奉经筵，读到明皇开元末年任用李林甫、斥退张九龄的事，奏说：“这是唐室治乱分界的原因，愿陛下退朝有暇时再反复思考。”皇上说：“朕正要依赖卿辅佐朝廷。”当天晚上他发病。病势再次发作，坚决请求归乡，三次请求后才授为焕章阁学士、知隆兴府；他辞谢，改任提举玉隆万寿宫。等到回到会稽，几个月后病势更加严重，于是致仕。授龙图阁学士，十月己酉，公去世。天下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之痛惜。享年七十六岁，累计官阶自改秩九迁，爵为中奉大夫、新昌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遗奏上达，追赠通奉大夫，按惯例授予他的后代官职。公身材魁梧高大，德性气度凝重纯粹，言语行动都有法度。小时候，俞夫人命他每天侍奉祖父，有时祖父正值小睡，他便弯腰端立等待，时间久了反而更加谨慎，人人都觉得奇异。俞夫人性情严厉，很少有人能合她心意，唯独他能够顺从体贴，得到她的欢心。侍奉中奉公，左右没有违逆。侍奉继母如同亲生母亲，家庭和睦，没有离间之言。中奉公既已整治家务，便不再过问，把图籍备齐，制定规章计划，安排得井井有条，交给几个弟弟；财物的有无出入，也就不再询问。公在京城任官时，中奉公有时前去奉养他。他性情不喜欢纷华，通常不久便离去。公心中歉疚，不把官位显达的荣耀放在心上，反以不能朝夕侍奉父母为遗憾。正直之道不为世所容，被排斥归乡后，闭门独居，不因生不逢时而忧愁，反以能够每天侍奉双亲为快乐。他手持杖履，捧着酒杯，往来于溪山之间，爱敬之情交相充满。中奉公享尽天年而善终，公当时也将近七十岁，服丧时悲哀憔悴，完全遵循古制。曾取士人丧礼设置问答，斟酌其中可行的部分，传给子孙。郊祀恩典先行奏请，弟弟庑以及各弟弟都通过科场进身。起初任命长子为官；对姻亲顾念旧情，周济救助困难危急的人，始终没有衰减。侍奉君主如同侍奉父母，仓促之间也不忘记。即使在家居住，听到朝政有好消息，欢喜得不能入睡；否则忧色便显现在脸上。他一生淡泊，居室空寂，没有声色耳目的娱乐，唯独爱好读书，到老也不厌倦，时时诵读学习，还亲手抄写，每天都有定额。

译即使官务纷繁交集，也不因此废止。从六经、诸子百家，到天象地理、礼乐官名、井田制度、兵法，没有不研究的。他交往的朋友都是天下名士，讲习贯通，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学问积蓄充实丰厚。凡是义理所在，一定探究到极其精微之处；哪怕有丝毫疑问，也要辨析清楚才停止。早年便以经世济民自负，孝宗时常说：“我若能得到一次进见，也就满足了。”光宗初年，一句话与皇帝相契合；他所请求节录《通鉴长编》，虽讲官认为繁重而停止，但皇帝始终没有忘记，多次在圣训中提及。公感激皇恩，始终怀着报答之心。他曾称说古代大臣的义理：自身同国家社稷共同承担安危，不靠悻悻然争取名声；诚意日积月累，自然能够潜移默化，达到感通上天的功效。这话多么伟大啊，难道不是深得根本之论吗？世上了解公的人只说他奏疏耿直恳切，有人说他敢于抗拒权贵，却不知道他还有更高一层的追求：人不足以与之相适，政事不足以与之相间，唯独以感化君心为急务，这才是大人的事业。公有这样的志向，可以说深得治道根本。他有《书说》二十卷、《诗说》二十卷、《周礼说》五卷，阐发精确切实，有前代儒者未曾达到之处。止斋以《周礼》著名，听到公论说乡遂制度中疑惑的地方，顿时全都释然。司马公《通鉴》在汉纪、吕后、新莽部分，以及三国时尊魏贬蜀、东晋时采用五胡僭号、唐末接续五代的处理，我心中都有疑问，于是另立史书体例，名为《通史编年》，尚未写完，现在只有四卷。又因为三国时期南北攻守各不相同，撰有《历代边防》六卷、《艺祖宪监》三卷、《仁皇从谏录》三卷，以及奏议、杂著若干卷、《屯田便宜》一卷。病情沉重后，自知将不起，亲手写下建立宗子、设置辅佐以维持家法的办法，告祭祖先，并恭敬地收藏起来。娶高邮洪氏，淑德端仪，足以匹配君子。洪氏先公二十二年去世，追赠硕人。有四个儿子：迈，考中甲辰进士，授迪功郎、镇江府司户参军，过了一年去世；章，任承奉郎、新提领户部犒酒库所干办公事，遵，在乡里参加贡举后去世，追授修职郎、新镇江府丹徒县丞。公教育子女以亲身率先垂范为根本，不必命令，子女便会遵从；他们都修身谨慎，努力学习，足以继承家业。女儿二人，秘书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棐是她们的女婿。孙子四人：元直，承务郎；元护、元贶、元真。孙女七人。当初公将洪硕人葬在上虞县葛仙乡凤凰山；嘉定七年八月十日，几个孤子将奉公的灵柩与她合葬，于是写信给我，请我撰写行述。我没有才德，哪里敢承担撰写这篇文字的任务？然而我受到公的知遇已经三十年了，我也最了解公。公勤奋好学、精心思考，胸中学问丰富，取用不尽，发为事业，光明显著，值得记载。他立朝所守的大节，始终没有瑕疵，本来就是我心中敬佩的；我又怎敢推辞？于是详细记述其中事实，恭敬地交付给您，以备太史氏采择，谨此写成行状。《絜斋集》卷十四，宋袁燮撰。行状。秘阁修撰黄公行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