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山集卷三

译论。舜。古今谈论圣人的人，没有不认为圣人是生来就知道一切，并不是通过学习问学而达到的。我私下认为，这种说法正是祸害天下的说法。舜已经是圣人了，但舜没有一天不学习，这正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舜所学习的内容，已经没有书传可以考见。孟子论说舜，认为他就像深山里的野人；我曾由此而有所领悟。一般人稍微得到一点富贵，容貌神色就会改变，不再像从前那样意气扬扬、不能约束自己。何况早晨住在茅檐下，晚上住进黄屋；夜里吃藜羹，白天享用玉食，而气度始终像深山野人一样。若不是他的学问已经达到这种境界，难道内心会毫无触动吗？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触动我的心，那么一切事物都不能触动我的心。他若不是所见大过尧的天下，怎么能够这样呢？古人的学问，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称得上至高的学问。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即使英雄豪杰超出历代君王，也仍然不值得称道。舜在未显达时，所谓耕种、种植、烧陶、捕鱼，没有一件不是亲自做的。因此，舜在那时已经彻底明白了道理，终身不再有其他念头。耕田捕鱼，可以终老，可以至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增益或不足。等到他做了天子，我仍然还是原来的那个人，我又增加了什么呢？所以即使处在天下最尊贵的位置，他的心也始终像在田舍时一样。贫穷时是舜，尊贵时也是舜。贫穷和尊贵，一去一来，而舜自身却没有穷尽。古今人物中，如巢父、许由、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文人、商山四皓、严子陵、陶渊明这一类人，也都是不受外物动摇内心的人。他们认为山林值得爱慕，车服官位值得厌恶；有爱慕之心，又有厌恶之心，这就是内心已经受到触动。舜既无所爱慕，也无所厌恶，所以没有什么能动摇他的心。这就叫圣人。舜的这颗心，大概与天地鬼神同一本源，与愚夫愚妇同一出处，也与朽枝枯叶同一根源。达到这种境界的，称为圣人；认识这种境界的，称为贤人。同处于这个宇宙之中，谁会独独没有这颗心呢？求学的人如果能在一顿饭、一呼吸的短暂时间里静下来保存它，那么舜的这颗心，虽离我们千年之远，也会像明亮的太阳一样清楚可见。作《舜论》。文王。古人中，有人不幸处在君臣关系危险不安的时代，最终却没有任何可惭愧的事情，大概只有文王吧？商朝末年，天地仿佛成了油膏和烈火，百姓仿佛成了麋鹿；父亲吃儿子的尸骨，哥哥饮弟弟的鲜血。仁人君子痛心疾首，谁不伸长脖子盼望文王呢？文王的教化由北向南，江汉一带的国家、汝坟一带的地域，没有不是文王的百姓。文王只要一举手，便能使将死者转为生者，使混乱转为治理，使憔悴变为欢欣。文王为什么还要顾忌而不去做呢？文王侍奉纣王，正如舜侍奉尧一样，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怠慢。德行越盛，身体姿态越谦屈；百姓越归附，内心越畏惧；君主越昏暗，臣下越恭敬，这就是文王的内心。文王的内心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天地的位置早就要颠倒了。曹操、司马懿、刘裕、高欢这一类人，也不只是后世才出现。君臣之道是常经，不是权宜。既然称作常经，就应当万世固定而不可改变。假使常经可以扰乱，那么就可以把上衣当作首衣，把下衣当作上衣，把功屦、散屦当作毋追、委貌，也可以把老妇人的盆放在室内西南角了。有人说：文王这样确实是对的，那么商汤、周武王难道就是错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百姓饥饿就会死亡，百姓口渴也会死亡；百姓饥饿就必须给他们食物，百姓口渴就必须给他们饮水，这就是汤、武的心。百姓饥饿却不敢给他们食物，百姓口渴却不敢给他们饮水，这就是文王的心。汤、武的心如同四时运行，必须到变革之后才停止；文王的心如同夏日炎热、冬日寒冷，没有可以改变的时候。文王对纣王，无论东西南北，都只听从命令；即使被囚禁在羑里，也不拒绝。后世做臣子的，功劳很高、事业很大，一旦事情有可疑之处，便有不入朝的，有奉召却不赴命的，何况要杀他，难道还能够召他来吗？文王是诸侯，也是臣子；在生死关头，并不是文王敢于自行决定的。像范蠡乘小舟逃走，张子房闭门辞去政事，即使或许能够保全自身，也不是文王敢于知道和采取的道路。范蠡离去，似乎可以保全自身，但最终使后世君臣猜忌纷起，没有一天能够彼此相安，这种祸患正是从范蠡开始的。越王不可以共事，想来未必像纣王那样严重。既然纣王都可以侍奉，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可侍奉的君主。文王的侍奉，是盛大德行的实践。舜不因天下而动心，文王也不因天下而动心，所以我曾说武王像汤，文王像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所学习的都达到了这种境界，那么他们出仕和退处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相同呢？作《文王论》。周公。人的内心本来是同一个，有所谓受限有量的心，也有所谓天地之心。受限有量的心，大小虽然不同，但最终总有一个极限；天地之心无所谓大小，广大茫然，不知道它的极限在哪里。世上有人终年饥寒，面容令人悲悯，一旦有一天突然吃饱了，便率然高谈，轻侮街巷百姓。这种人固然愚蠢至极，不值得谈论。也有人终身约束自己，不越出规矩，不违背六经，看起来似乎有所见识；等到俸禄丰厚、地位尊崇，防范反而更加严密，忧惧反而更加增多，为得到和失去而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这样的人，说他不是君子，固然不可以；可惜他的受限有量之心，极限也只到这里，怎么能不被爵禄牵累呢？又怎么可以拿周公的事情来同他谈论呢？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天下的尊贵到了极点。然而周公看待自己，不超过一个平民。所以他处在人臣的崇高地位，承担天下的重任，而内心却没有多余，也没有不足。等到四国散布流言、诬陷周公对幼主不利时，天下的祸患也达到极点，周公便向东征伐以避开嫌疑。周公看待离开相位，就像泥土落到地上一样自然。因此，当他正面遭遇患难，踏入危险丛林时，他的心仍然没有不足。若用“没有多余、没有不足”的心来评论，周公的心就是天地之心，不是受限有量的心。

译受限有量的心，好比船只：有的可以承载百斛，有的可以承载千斛，还有大的可以承载万斛；超过这个限度，就不能承担了。天地之心广大浩瀚，没有可以计量的极限。春夏生长，万物丰盛聚集，却不觉得它多；秋冬肃杀，万物凋零，也不觉得它少。周公的心就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就是周公的心。因此，处在富贵中，经历患难，都没有所谓多余或不足。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生来就是帝王，未曾因此有所喜悦，只是偶然处在这样的时代，对我又有什么可喜的呢？孔子一生没有一天完全如意，也未曾因此悲伤，只是偶然处在这样的时代，对我又有什么可悲的呢？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和孔子的心，是天地之心；周公的心，也是天地之心。所以又有什么可喜、可悲的呢？求学的人想要学习周公，应当先求得这颗心，那么达到周公的境界并不难。否则，地位越尊崇而自身越谦屈，势力越盛大而礼数越卑下，人们说他像周公，我却看见他离周公越来越远。这一点不可不仔细辨察。作《周公论》。孔子。把一世当作事业的，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把万世当作事业的，是孔子。这几位圣人生来就是帝王，到了不同的后代，后世祭祀享用血食却不能普及。孔子生时没有一尺土地，死去那天，宫庙却遍布天下；一个奔走不安的旅人，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就呢？唐尧、虞舜时代，皋陶、夔、后稷、契同时出现；商汤时代，有一个伊尹；周代有太公、召公、闳夭、太颠、散宜生，如云气升腾、雨水降临一般纷纷出现。这是因为拥有天下的人，才能收罗天下士人。洙水、泗水一带的人连藜羹都吃不饱，当时的英杰又仰慕什么而一同来到孔子门下呢？何况颜渊、闵子骞、曾参、原宪、冉伯牛这一类人，不只是三代的人物，也是所谓唐虞时代的人物。以一个平民的寒苦饥饿之身，而群贤同时聚集，这难道不是比尧、舜更贤吗？所以我曾说，尧、舜的事业，孔子完全可以胜任；孔子的事业，即使尧、舜也未必能够自行做到。孔子的道，即使使人因寒冷而死、因饥饿而死，或者侥幸求得一饱，孔子也不肯以此为计。以这样的心施行尧、舜的事业，还有什么不能做呢？以一己之身成为万世的法则，以空言成为万世的法则，尧、舜难道能够自己保证吗？所以尧、舜、禹的道，到了禹之后便没有传下去；商汤的道，到了商汤之后也没有传下去；文王、武王的道，到了文王、武王之后也断绝而没有流传。孔子担心自己的道在后世断绝，于是聚集天下豪杰，传授自己所传承的道；孔子的道因此流传到今天而没有断绝。孔子的道不绝，几位圣人的道便有了托付，这难道不是比尧、舜更贤吗？然而千年之中，真正知道孔子之道的人有几个呢？有人到简牍上去寻找，有人到簠簋之间去寻求。唉，这些人所求的都只是末节。孔子的道，并不在这些地方。我没有料到孔子在当时不被理解，在后世也不被理解。那么孔子究竟在求什么呢？回答说：孔子在鲁国不被任用，是希望后世有人了解我；即使后世没有人了解我，我又何必等待后世呢？天地存在到最后，难道会没有了解我的人吗？这就是孔子的本心，也是孔子把万世作为事业的原因。人年轻时不得志，便悲愁无聊，仿佛无法活下去，何况能够等到老年呢？何况今生不得志，又怎能等待后世呢？何况后世不被理解，还要再等待后世吗？这就是孔子的道能够充塞天地、贯通古今的原因；在此以前没有过，在此以后也没有过。作《孔子论》。伊川程子。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孟子的七篇著作出现了；孟子之后一千多年，程子的学说兴起了。大道的传承，大概也有一定的时机，并不是人力所能造就的。然而孔子、孟子生在衰乱的时代，当时没有人能够认识他们，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伊川生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一代人物如灿烂的星辰，即使是贤明如苏东坡，也还暗中非议他，何况真正承认他懂得大道的人又有谁呢？由此可知，天下随俗之人多，独具见识之人少。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我对于程子不敢说有丝毫异同。然而伊川门下认为学习文章会妨害求道，这种说法似乎未必正确。自有天地以来，文章与学问并行而不相违背，周公、孔子难道不是兼具二者吗？从此以后才分成两条道路：谈论道的人以子思、孟轲为宗旨，评论文章的人以屈原、宋玉为根本。这正是周公、孔子的道因此晦暗不明、残缺不全的原因。请从六经说起：六经的道理穷尽人情本性，推极天地，没有一丝可以遗憾的地方；六经的文章有的舒缓丰厚、文采华美，有的简约古朴、险峻奇异，哪一种是耳目一看就容易理解的语言呢？可见古代真正懂得大道的人，没有不精通文章的。如果只擅长文章而不懂学问，那么大道的根源必然昏暗，什么也认识不到；通晓学问却不懂文章，那么连古人的句读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窒碍。这两种人都还不能谈论六经。所以太史迁、司马相如、扬子云、韩愈这一类人，文章并非写得不好，但对于道德的深奥之处却茫然暗昧，没有见到什么；他们不能谈论六经，这是很明显的。程子认为学习文章会妨害大道，那么对于六经的深厚源流，虽然可以达到极高境界，但歌咏天地、吟诵性情，又将依托什么呢？这样怎么能称为集大成者呢？所以他解说六经的句读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窒碍。自孟轲以来一千多年，才得到一个程子，可惜他以谈论文章为耻，因此六经的事业也有缺漏而未完备，确实可见此道之难。求学的人想要无愧于六经、无愧于周公和孔子，那么学问固然是根本，文章也不能视为末技。作《伊川程子论》。佛教。

译孟子辩驳杨朱、墨翟，杨、墨学说的危害便消退了；韩愈攻击佛教，佛教的学说反而兴盛起来。杨朱、墨翟的学说，是儒者中的学说；杨朱、墨翟的贤能，也是孟子深知的。他们只是所见有所偏颇，所以孟子一针刺中其弊，即使杨朱、墨翟善于辩说，也无从张口，何况学习杨、墨的人呢？韩愈并不了解佛教，只凭空洞的言辞扰乱人的视听，恰恰只是增加赘疣。中国的教化与西方的风俗，本来就不同，这没有什么可辩论的。韩愈却把中国和夷狄合在一起并论，难怪不能击破佛教。西方的风俗，我已经置之不论了。可悲的是，中国人却采用了西方的风俗。西方的风俗难道没有父子吗？难道没有夫妻吗？佛教徒是西方的豪杰。他们开始时也有父子夫妻，如同普通人家一样；到了后来却逃离父亲、割舍妻子，毁灭形体，远如浮云，不再有世俗的念头。即使须发，也一定要全部剃除才停止，这只是佛教徒偶然形成的见解。那些学习佛教的人，也剃去须发，不娶妻，不养育儿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说须发是我的牵累，那么天下万物哪一样不是牵累呢？如果说剃去须发便能得到道，那么有须发的人都应被说成妨害求道，这可以吗？西方本来没有礼乐，所以西方的学者把一切都归入无礼无乐，这没有必要辩论。中国人究竟见到了什么，竟然撕裂自己的衣冠、剃去自己的须发？他们的无知，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所以我一向不奇怪佛教徒，也不奇怪西方学习佛教的人，却深深奇怪我国中原人学习佛教的过错。楚国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身边经过，孔子下车想同他交谈。接舆正是我们儒家所说的狂者，所以孔子想同他说话。六合之外，是君王所不能治理的地方，何况用口舌去辩论它呢？所以韩愈强行辩说，恰恰只是增加赘疣。曾子说：“如果了解了事情的实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因此感到高兴。”这话说得极其深刻！我对于佛教也是这样看。作《浮屠氏论》。《网山集》卷三。钦定《四库全书》。《网山集》卷四。宋代林亦之撰。墓志铭。吉州通判余府君墓志。我余氏接受这个姓氏，谱系悠久，门第高贵。自建阳令以来，兄弟们分散居住，有的定居杉洋，有的定居安固黄陂。杉洋【古田县】这一支，便是相国家的后裔。余氏后来又有一支称为莆田黄石屯，位于今天古楼山下；有人说那里像庐山，环山建屋，门户随着村落形成，生下男孩便让他读书做儒者，其他杂务一概不参与，专心用功。因此，朝奉郎、庐陵郡丞便是这一支的后裔。余府君于淳熙六年夏四月甲寅去世，享年五十五岁。祖父名某，官保义郎；父亲名某，累次追封为奉议郎；母亲是宜人姚氏。府君读书认真，从不草率；操守诚实厚重，与人交往有感情而不忘怀。左朝议大夫文安公是府君的族父【文安孙、开国男，名祖奭】。府君未满二十岁时，有一天文安公见到他的文章，忽然吃惊欢喜，告诉别人说：“我家那位自唐干符年间弃官不仕、拂袖离去的校书郎，至今将近二百年了；后来惠安公凭借词赋起家，不久我又继承了他；从此人才寥落。若说还有人，大概就是这个年轻人吧？”辛未年，府君果然考中进士，调任长溪主簿，政绩显著。经考核升任左从政郎，改任左承奉郎，任宁德县知县。遇到覃恩霈泽，转任左宣义郎。县中有个陈姓人家很富有，忽然有人半夜击鼓喧闹、拍门索取他的住宅，在屋后园圃下发现一具死尸，便跑到县衙告发，说陈家杀了我的弟弟。府君斥责他：“你的弟弟在哪里？”那人说：“初更将尽时还在，不久便出去了。”府君说：“夜深才遇到杀人之事，你为什么马上就知道？”那人无法回答，于是依法审判，认定此人是杀人犯；全县因此战战兢兢，不敢欺骗。两税征收所得，只用文书传递，而郭落之地的人从未见到官吏仓囷充满。有人到公庭诉讼，你不能只听他的言辞，必须查得实情。莆田是有名的地方，听说当地士大夫和诸位老先生对人才自有公论，都说季鸾在宁德的政绩可以作为治理县邑者的典范，府君的声名也从此传开。经磨勘转任左宣教郎，充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升任左奉议郎，任吉州通判；转任左承议郎，赐五品服。府君在庐陵两次代理郡政，狱讼案情无论细微，一经过目必能查明；人情深藏在人的肝胃之中，也无法逃过他的洞察。因此被判死刑而重新获得生路的有几十人。经总制钱多年拖欠累积，达到数十万缗，官府并不急需，只是百姓需要府君；府君慨然替百姓申辩，未获允许，便再次申辩，最终朝廷认为他的意见正确，免除其中一半，这成为庐陵长久无穷的利益。府君治理政事刚毅而慈爱，慈爱却不可冒犯；抚养百姓如同家人，看待同僚如同兄弟，使用公家财物如同使用自己的私财。江西一带的帅臣和部使者，大多是权贵人物，却异口同声地推荐赞誉他，于是转任朝奉郎。府君已经被征召戍边，返回故里门下，恰逢西淮总领认为州中纲运迟缓，按惯例降职为主管台州崇道观。任命尚未下达，府君便去世了。唉！府君是君子，他的内心正因此而令人悲哀。府君名凤，配偶是白社方氏，封孺人。有两个儿子：东卿、南卿，都跟随我学习；一个女儿，已经许配人家。孙子名珤，写墓志的我生在异县，每每以未曾认识府君为遗憾。后来见到府君在宁德时劝民耕作的文章，其中说县令世代出自农家，所以喜欢替父老讲说农事，语言质朴而感情真挚。我每次诵读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见过府君的面容，却已经认识了他的内心。占卜定于九年夏五月丙申，把他安葬在嘉禾里双牌的原野上。东卿来请我撰写墓志。唉！府君的官阶是郎阶，可以留给后代，最终却没有等到后代，因此我替府君感到遗憾。府君说：“这是命，不必遗憾。”于是为他作铭。铭文说：君子的恩泽，他的施及何其深远啊！一夕之间虽似中断，家中芸香般的文脉却本来不会断绝。后人翩翩而来，看到这篇铭文，都会惋惜铭刻者。你在山冈之上，不要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