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陵文集卷九　　　　　　宋　许翰　撰书

译上蔡太师书 正月七日，具位许某谨慎斋戒，拜两拜向太师相公的尊席上书。我听说天子怜悯百姓，谋划任用年高的旧臣，把太师从家宅中起用，授予您国家大政，天下实在非常庆幸。天将下雨，山川便生出云气；国家将要施行仁政，士人便想竭尽智慧。我不敢追随众人，藻饰辞采，称述功德，写成祝贺庆颂之文，而是深思怎样承受隆厚的施予、报答深厚的德泽。因此想冒昧进献自己微小的见解，用来权衡千钧之重，再增加铢两的分量。我的说法虽然没有奇特之处，哪里知道不能成为门下的一铢一两呢？所以希望您稍稍停止论道的闲暇，考察采纳其中的要旨。我退居以来，已经六年了，认为忠臣志士即使身在田野，也不会忘记天下。我曾经考察《易》的卦象，参验《玄文》，广泛以诗书为依据，以《春秋》作判断；考察秦、汉、魏、晋以来的事迹，接续到隋唐的统绪，以及五代的分裂、治乱的变化，直到当今时代，民间歌谣和舆论诵说，没有一样不在心中探究明白。我清楚地看见，王道有不可改变的原则；治理因有所作为而兴盛，混乱因有所作为而灭亡，如同数一二那样分明，不可混乱。从前孟轲游说诸侯，终身都没有得到合宜的遇合，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理被认为高远奇伟、难以施用的原因。然而考察他的学说，不过是田地桑树之间的事情，以及鸡、豚、狗、猪之类的事，使百姓不挨饿、不受冻，认为做到这样就可以成就王业。庄周谈论道，空虚荒远，超出世俗之外；至于谈到治理天下，却说那样的道离开了人心，距离王道就远了。由此可知，圣人并不是不能体察高远之理，正因为能够体察高远，所以才运用浅近之道。因此他的道理高明而容易知晓，奇伟而容易实行。如今的忧患，在于百姓饥饿时反而夺去他们的食物，百姓寒冷时反而夺去他们的衣服，众人离心而王业不得安定；那么孟轲、庄周的话也就值得思考了。近来盗寇在江表兴起，擅自建立名号，僭越窃取车舆服饰，侵犯劫掠郡县，杀戮官吏，使吴越的百姓数十百万肝脑涂地。然而还可以推说盗寇在远方。如今他们已经横行，旌旗钲鼓遍布，不忌惮向北劫掠镇、魏，向东扰乱青、徐。如果仍然认为盗寇远在外地而不忧虑，那就不是我所敢知晓的深谋远虑了。治世忌讳危亡之事，却不忌讳谈论危亡的话，所以说：“国家将亡，国家将亡，直到晖光；推翻将亡者，巩固将存者，国家才会昌盛。”太师为什么不援引秦、汉、晋、隋、唐末年的事例，在燕闲密勿之时，精心向皇上极力陈说：“这五代之世，大盗开始兴起，最终都随着扑灭；百姓困穷而无处申诉，于是相继起事。” 朝廷议论政事的人拘泥于过去的功劳，只务求以力量取胜，不用德行安抚；法令不改变，恩德不能下达；官军经过的地方又劫掠践踏，所以盗寇在下方进攻，军队在上方骚扰，人心一天天离去，国势渐渐困窘，最终到了不能再支撑的地步。这些事记载在史册中，足以令人寒心。如今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古代有这样的忧患，今天也有这样的忧患，为什么偏偏不能同古代一样应对？只有汉武帝太始、征和年间，盗贼在东方兴起，形势仿佛秦末，而汉朝独没有灭亡，是因为武帝凭借文帝、景帝富厚的基业，难以骤然改变，又知道悔恨自己的作为，于是颁布轮台诏，喟然悲痛；停止尚未结束的战争，省减不急需的费用，封丞相为富民侯，任赵过为搜粟都尉，此后流亡百姓渐渐回来，屯聚的军队也更加解散。自秦以来五六个君主，都因不改变而灭亡，只有汉武帝改变而重新昌盛。由此看来，筹划补救，正在今日；超过这个时机，恐怕就有无法悔改的事情了。请允许我粗略陈述方法：第一，先整顿有司；第二，开通言路；第三，停止兵革；第四，节省财用；第五，澄清官吏；第六，审慎法令。孔子的门人中，仲弓大概可以使他面南而治，然而孔子告诫他处理政事，一定先从任用有司开始。有司，就是奉行事务、恪守法令的官员。建立纲领，陈列法纪，分别伦理，划分类别，必须使各项事务都有主管，这样事情才不会互相混乱。即使周公再次兴起，也不能舍弃这个原则来治理国家，《周官》就是如此。譬如天有运行次序，地有疆界沟畎，人有脉络；其中一处混乱，天地人三才的功业就会毁坏。南衙、北司，就是有司的重大区分。如今北司出来擅自掌握南衙的权力，总领各种事务，这就是大区分混乱了。《周官》中寺人都隶属于冢宰，如今既脱离本局而侵夺官职，又不听命于冢宰，这难道是合乎治道的吗？从前齐桓公宫中有七市，女闾七百；管仲有三归之家，官事也不相互兼摄，君臣奢侈靡费到这种程度，却能够最终称霸诸侯、匡正天下，原因就在于有司能够治理。唐代姚元崇要求明皇禁止宦官干预政事，之后才接受宰相职位；李德裕为武宗谈论政事，说撤去宰相国家就不能治理。因此希望太师先端正名分，以此尊崇朝廷，使政权有所归属，把一切庶务斥退还给有司，然后治理法度才会明白而可以兴起。不然，这就像废弃天体运行的次序，却想研究天文；毁坏疆界沟畎，却希望得到地利；破坏人的脉络，却期待人心和谐，从来没有能够得到所求的。言路不通已经很久了，所以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恩泽也不能下究；熏染虚浮的美名而遮蔽实际的祸患，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从前周公的政事曾有不合召公心意的地方，孔子的行为也曾有不合子路心意的地方，为什么呢？召公、子路的志向，是贤人所守持的正道；周公、孔子的事业，是圣人所通达的权变。圣贤之间尚且如此不能相悦，最终却没有失去和谐，是因为他们志向所向一致。所以如果有忠信之心，即使见解不同、议论不合，也不妨碍彼此辅助而共同治理；如果没有忠信之心，就会变成言语没人敢违逆我，事情没人敢触犯我，最终一定背离而去，不能任用。如今风俗颓败，贤能之士隐遁伏处，奸邪谄媚之人争相追逐，货贿流行，人才难得，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时候了。朝廷如果不涤除污秽，公正地听取并观察各方，恐怕人才就无法充任百官之选；贤知之士稀少，忠信之人便没有援助。有志之士估量不是一己之力所能胜任，于是宁愿舍弃这里而离去，言路之所以不通，原因就在这里。至于窥伺缝隙、抓住过失，强行进谏、竭力争辩，并不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关键在于广泛寻求天下有名望有节操的人，赋予他们进言的责任，而大臣自身作为宗主来主持。君主早晨见一个人，他这样说；晚上又见一个人，他也这样说。一个人触犯君主而被斥退，另一个人便接着进言；这样接连出现而不能使君主改变，这就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译《易》小畜卦六四爻说：“有诚信，血灾消除；警惕之心外露，没有灾咎。”九五爻说：“有诚信而相互牵系，富有并且与邻人共享。”六四，是谏臣的职责；九五，是大臣的节操。这里大概是说，六四即使触犯上位而不能胜过他，也要与九五志向相合，然后才能最终取得君主的信任。从前赵烈侯对相国公仲连说：“我有一个所爱的人，可以让他显贵吗？”公仲说：“可以使他富有，却不能使他显贵。”烈侯说：“对。郑国有两个歌者抢石，我赐给他们每人万亩田地。”公仲说：“好。”过了一个月，烈侯问歌者的田地，公仲说：“还没有找到可以授予的人。”过了一会儿，烈侯又问，公仲始终不给，并称病不上朝。番吾君对公仲说：“您的君主确实喜爱善人，只是不知道怎样把握。如今公仲做赵国相国，也有要进荐的士人吗？”公仲说：“还没有。”番吾君说：“牛畜、荀欣、徐越三人都可以。”公仲于是进荐三人，说：“歌者的田地，正要让他们选择其中善于治理的人。”牛畜侍奉烈侯，向他陈说仁义，以王道约束，烈侯欣然。第二天，荀欣侍奉烈侯，向他谈选拔、训练、举荐贤能和任用有才之人。第二天，徐越侍奉烈侯，向他谈节省财物、俭约用度，考察功劳德行，所给予的无不充足。烈侯派人告诉相国说：“歌者的田地暂且停止办理。”考察烈侯、公仲的事情，竟然与《易》的卦象相符合，谁说战国时代没有贤人呢？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战争更大的。自古以来，从没有兵革不停而百姓能够富足、国家能够安定治理的。假使太师当初没有离开朝廷，必定不会有前日朔方的战事。即使假设能够夺取那里，也一定会有相应办法；如今事情已经错乱悖逆，便终于无可奈何。于是女真依恃力量而索取天祚帝的报偿，积聚力量等待时机；狡黠的羌人联合谋划而如鹰飞扬；投降的将领专擅兵权而虎视眈眈；大盗欺侮国家而伺机袭击。这正是国家深谋远虑、回头忧虑的士人因此痛心疾首，半夜抚枕而起的原因。如今朔方发生变故，已经足以骚动天下，穷尽民力也不足以供给。耗费数年之后，一旦再有变故发生，横向费用将增加百倍，那时又拿什么来应付？蔡邕曾说：“郡县盗贼正在骚扰，哪里有空再议论边疆？”所以为今天计，不如停止云中的军队，修治边防、保卫疆境。如今郭药师已经镇守燕地并使其安定，趁机使之世代成为折氏，以抵御女真；天祚帝使中原得以无事，修整兵备、积聚财物，与百姓休息，那么盗寇的势力自然会削弱。这就是停止战争的关键。议论者不顾腹心之地的安定，却想提出分散力量经营边地的主张，使天下坐困。可惜这弹丸之地，不忍割让给别人；将来如果有人来求而不给，怨恨和动乱就会一同兴起；如果求取而给予，威势和德行又都会废弃。祸患将更加增多，损失也会更大。这些道理可以用意会来说明。古代治理天下的人，损益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只是随着时势运行，因应事物而制定方法，并没有私心。成王、周公守成的法则，见于《诗经·鳬鹥》。其中一章说：“你的酒已经很多，你的菜肴已经美好”，说的是增加之时，财用丰盛。下一章说：“你的酒已经清醇，你的菜肴只是干肉”，说的是减少之时，事务节俭。天地的道理，是损益相互调济；所以即使周成之盛，增加之后也必然承接以减少。效法天地，今天太师辅佐天子施行治道，变化调节而使百姓不感到疲倦。既然能够随时势在前面增加，就一定能够随时势在后面减少。何况如今正当困敝、礼制衰杀的时候，增加乐事尚且可以；凡是奢华夸饰而没有节制的费用，又有什么疑虑而不革除呢？三代兴盛时，治理宏大、物产丰富，天下的文饰更加完备，然而大羹和元酒仍然先陈设在俎豆之间，因为重视礼的根本。假使世道发展而又知道回归，那么即使因时制宜，也不会距离正道太远。如今熙宁、元丰时期的政事还没有改变，正应当取来作为准则。这样使用财物，财物必然能够节省。冢宰的职责就在于均平、节制财用。如今财物本来生长存在于天地之间，原来仍然是那样；只是过去富足而现在匮乏，过去均平而现在偏斜了。如今看中都大户所收藏的财物，富过一个郡；小户所有的财物，也多过一个县。然而田亩闾巷之间，百姓头顶着苛征，承受箕敛以供奉县官；老人幼儿相互扶携，瘦弱者倒毙于沟壑。这就是使用财物不均的祸患。所以凡是使下面空虚、上面充实的做法，不能使人长寿；削减百姓而充实国库，也不能使国家长久。春秋末期，鲁国很小，对外要事奉齐、晋，对内邻接邾、莒，馈赠玉帛、准备军队，计算常规费用，竟数倍于大国。鲁哀公曾忧虑年成饥荒、国用不足，询问有子。有子于是告诉他，应把从百姓那里征收的十分之二的税减为十分之一；假使鲁国听从并实行他的说法，那么怎样才能使国家不因事务而困乏呢？君子的意思认为，百姓没有可以再节省的余地；百姓不足，流亡变乱就会随之而来。国家即使不足，仍然可以节省。周官规定，谷物不足时，只停止其他费用而已。如今放大这个意思，约束在适中的制度内，使赏赐给予有一定限度，费用支出有固定格式，按照功劳分配粮食，人人不得贪取逾越。实行几年，财物一定会向下补益。譬如养生的人，能够使心中虚静，腹中就必然充实；能够使意志柔弱谦退，筋骨就必然强健。这是深根固本、长生不死的方法。如今天下极为缺乏人才，然而搢绅却充满朝省，没有职务可以任用；诉讼文书堵塞在吏部，没有空缺可以拟定任命。难道只是人才不能得到使用吗？其实另有原因：奸人侥幸进入官场，富人用贿赂取得职位；无功而受到重赏的人过多，于是高级官吏越来越多；没有才干却越级超迁的人太多，于是任子越来越繁。因而名器一天天轻贱，冠冕一天天混杂，使士大夫穷困失职，往往忧愁的日子多、领取俸禄的日子少。因此士人不再自重，中等以下的人便化为贪赃官吏，侵夺百姓来为自己积聚财富。不澄清源头而想使水流清洁，那就困难了。唐代姚元崇做宰相后，一天之内罢免斜封官三千人，天下并不认为这是坏政事。希望让有关官司讲求用来约束、减少这些弊端的办法，这样官吏才可以澄清。如今法令施行于天下，危害百姓的很多。仁圣之主为此恻然，近来多次下手诏训诫有司，务必安抚百姓，恩德实在深厚。然而吏治没有因此更加宽厚，民心也不知道感恩，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有不忍人之心，却没有把不忍人之心完全落实为不忍人之政。

译文饰已经做到，实际却没有施行。从前汉文帝退却千里马，说：“这是为了使郡国不再请求进献。”晋武帝烧掉雉头裘，不再穿用；宋武帝打碎琥珀枕赏赐将士；周武帝登上善殿而将它焚毁，攻破齐国后看见宫室壮丽，回来便把它作为周人的戒鉴；陈宣帝也在云龙门焚烧锦绣，向百姓显示质朴。这几位君主，虽然还不能说达到了尧、舜、文、武的盛德，然而都是一代兴起的君王；当时人称颂圣德，后世屡次称美，也不容易轻视。如今如果一定要务实推行仁政，应该诏告天下说：“朕因为国家安宁，守成而无事，愿与百姓共同享受祖宗的恩泽。因此近来掌管贡奉的机构、营造修缮的劳役，近年来奸弊失去控制，干戈屡次兴起，年谷不能成熟，百姓生活困苦。暂且停止贡奉、营缮之事，使百姓得以安定，安居乐业，恢复如同从前；放宽茶盐专利的抑配，减少田间检括的租税，赦免郡县官吏因人口、户数减少以及损耗隐瞒而获罪的事情，使拖欠的赋税得以免除。”如果这道诏令一下，百姓仍不回心，盗贼仍不屏息，那么我愿意承担这个罪责。否则，天下的盗贼，攻打他们只能使其暂时溃破，赦免他们却没有使其生存的条件，他们一定还会再起；解散他们却没有使其自存的条件，他们一定还会重新聚合，这样将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如今太师起身承担天下的重大责任，四方之人都虚心等待您的恩泽流布，仰望太平盛治。若不在事情开始时进行一次清明而重大的矫正改革，过了几年以后，变故仍不能停止，就一定会把罪过归到执政者身上。那时众人已经使天下糜烂，而我们恰好兴起承担了它的祸害。这样一来，难道不如干脆不做吗？我哪里不知道顺着水流行事容易把持，逆势而立难以安定，只是有不得已的缘故。如今的形势与往日不同，事情的得失和成效很快就能显现。现在逆势而行确实困难，但若过了几年，军队没有报告失败，仓廪没有报告匮乏，百姓没有流离，盗贼不敢触犯纲纪，圣上在外仍未废除燕乐，在内泰定之意又有所增加，任用宰相的成效显著可见，那么即使有人加以诋毁，毁谤也不能进入。可见这是先难后易。君臣之间精诚达到极致，彼此昭然相应，其中大概有超出言辞议论之外的东西。如今太师端正内心、诚意正心，忧勤惕厉地替皇上做事，竭力陈说百姓的疾苦，讲述古代兴亡，圣上听到这些仁言，必定会动心，询问求取能够大力改变现状的方法，这样才可以完成您所陈述的事业。这也是天地鬼神应当暗中辅助的事情。《记》说：“福，是百事顺利的名称；所以名称，是福的符征。” 功，是俸禄的根基。”所以声名流传万世的人，必然有无穷的福分；功业遍及四海的人，俸禄也不可限量。我不胜承受恩德感激之心，愿意赞颂寿考福祉的恳切心意正在这里，所以把自己的话全部说出而不疑虑。不过，这只是为太师正言；如果您认为这些意见是对的，实行时必然还要有相应的方法。《易》不是说过：“巽以行权”吗？所以知道并说出这些意见并不算最难，能够实行其意，使它不受牵制阻碍，才是困难的。《论语》说：“可以与他共立，却未必可以与他共权。”像我这样，大概只是可以共立的人；至于反经而合道、权宜制定适合万事的方法，使仁政施行于天下，那就已经在您的德性和尺度之中了。冒犯您尊严的钧严，伏在地上等待罪责，不再陈说。某惶恐拜两拜。答张宣抚书 某谨再拜上书于枢密宣抚相公幕下：近日想您奉行王命，声望显赫，尊体万福。某自从离开朝廷，老来退居山林，后来又遭章奏弹劾，陷入朋党之罪，因此一直没有机会，冒昧修写这封近函，向您陈达心意。哪里想到您宽宏大量，屈尊赐下短笺慰问，以安抚我的罪过，照亮我幽独的处境？即使只是得到您的眷顾，也已经十分深厚，我哪里承受得起？拜受厚赐回来，只有震惊惶恐而已。国家的变故，是古来所没有的；它的发生有根源，它的结局有极限。贤者可以推究其理，智者可以观察其迹，不必等到烟尘侵犯宫阙、生灵涂炭之后才知道。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其要害，就是士大夫争逐利益罢了。自从祖宗遗留下来的老臣将尽，名节日益改变，浑浊之人互相防范，险诈之人彼此倾覆，百姓看不见义理，天天同奸邪同化，风俗大坏，延续了几十年；只知私家而忘公义，只知家族而忘国家，发展到后来，官吏将领不肯死节，旗鼓和士卒也不肯死于行阵，于是祸败随之而来。如今的形势，如果不堵塞祸乱的根源，不截断祸乱的尽头，即使有尧、舜、稷、契，也不能挽救乱局、兴复治理。因此，士人不改变风俗，人们就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人们没有改变心志，上天也不会悔改降祸。如今相公正值盛年，承受非同寻常的宠信和重任，可以说荣显已经达到极点，没有什么可求的了，却还能降下心来，疏远权贵，向我这个浅陋之人施加光彩，德量宽宏厚重，将无所不容。这难道不是因为您有志于建立中正之道，树立正道以匡正衰败的风俗，堵塞祸乱的根源，截断凶祸的尽头，重新创造局面吗？由此看来，壮年时奔走驰骋、拜见赵简子并向他道贺的事情，都不值得说了。实在盛大，实在盛大。不过，既然蒙您眷顾，怎敢不把实情说出？某一生没有别的长处，只知道守持儒术而已。儒术若要用于治理天下，需要长久积累，积微小而成显著，在尚未混乱时治理，在尚未危险时保全；若想在如今救火扬沸、日不暇给的时候仓促施行，就好比佩玉穿长衣的人责备别人走路太慢。如今相公手持旌节，远行万里，如果一定急于拯救世道，就应当努力寻求管仲、乐毅、诸葛孔明那样的人才，赶快任用他们，也许还有成功的希望。像某这样学问朴拙而无能，又加上头发已白、身体衰弱，只能把性命寄托在粥药之中，哪里还有可以进用的道理？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某冒昧承受国恩，两次参与大政，却没有提出任何建树，最终被罢免离去；任用的结果，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前些时候曾有幸与相公同列官班，当时虽然已经疲惫不堪，还似乎能够勉强支撑；到了晚年，岁月不容再三勉强。分别以后，衰老之态骤然加重，长期遭受忧患，精神耗损衰败，稍一动作心中便先震颤心悸，一思虑就随即遗忘，血一旦妄行而下，往往连续数月，百般痛苦交相侵袭，只剩皮骨，难道到了将近七十岁还不知道止足，贪恋官职，来触犯司法官，使自己毁弃重任，又连累知言之士吗？希望相公怜悯我这枯朽之人，借给我几句恩言，使我能够安守本分，愿意等待终老于草野。这就是使白骨生肉、使死人复活；所受恩赐的深厚，哪里有穷尽？相公如果确实能推究今天施恩于某的心意并努力实行，天下的士人没有不愿来效力的，何必一定要用某？仰慕您的风采，感激之情难以在纸上尽述。其余祈愿您为天下保重自身，更加成就长远功业。头昏眼花，神思茫然，时常不能正确书写，死罪，伏惟裁察，幸甚。

译答王蕃书 某启：近来收到周士龙图的亲笔信，详细称道您的学术美善，遗憾没有亲自见到您。信到之后，又承蒙您来信并赠送一编杂著，我抚读欣赏，如同亲见您的容颜，实在庆幸。某在靖康年间曾多次争论时事，世人所见到的，只是攻取割让土地、与戎人讲和的错误，以及追削滥行封赏的一篇奏章而已。前年船只焚毁，仪贡疏的稿本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然而议论既然没有及时施行，国事一天坏到今天，这些区区亡失的书，又有什么值得可惜的？近来读到您所示的时事议论，屡屡切中人心，长久追念之下更加感慨，所以姑且提到这些；放在一边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前些年我在北方，与荆楚隔绝，没有听说宜春先生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学业履历和为人究竟怎样。您所疏解的《春秋》各说，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精深的境界，但在微妙的学术几乎无人传授的时候，能够这样自我奋勉，也可以说是卓然不群之士了。治学的人只应当专心探究经文而已，传注都不能完全相信。自古对《春秋》有功的，没有超过《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但三传各有所长，各有适用之时，不必处处相合。汉代经学家各立专门门户，都把自己的传注当作老师，所以经义最终反而不能明白。如今宜春先生的学说，是左氏之学。例如《左传》记载鲁文公纳币，左氏说这是合于礼，那么就是舍弃文公丧期娶妻、迎娶违礼这些恶行不加讥刺，反而取其表面礼文来教示后世，这并不是经文的本意。譬如有人毁坏宗庙来扩建燕寝，有人只看见他祭告神主并迁移神主，就把这件事记作合礼，这哪里是懂得《春秋》记事的体要呢？大体说来，《左传》解释经文的错误很多，常常曲意造作，只在一两处勉强弥缝，这是尊重传注而不以经文为根本。宜春先生的学问也是如此，只是还没有见到您的志趣所在。将来如果您不嫌弃，希望能听到您的见解；我应当直抒所见，不能因为是朋友就偏私于经文。病重而又疲倦，不能亲自书写，幸望明察。答丞相李伯纪书 某惶恐拜谢：您为《春秋集传》题写名言，使我浅薄的著作顿然增重，实在庆幸。又蒙您告诫应当深思慎重、敦厚根本，想使此书流传后世，不留下可供挑剔的瑕疵；只是恐怕不是我这微薄能力所能达到的。至于删正、括要而达到极其恰当的地步，本来就是我早晚踮足仰望、希望得到您指教的地方，承受的恩赐实在无量。近来元中得到某所作《论语》《法言》训故以及《乾坤》等数篇，元中每次写信评论讥刺，必有几十条，其中相互说明、用来解释的，不下十分之九；某有时因他的意见而加以刊定。唯独关于《庄子·内篇》与《易》乾坤卦相为表里这一点，是某明白无疑的看法，元中却深以为不对；来回讨论多次，最终也不能相合。某因此更加惊异于元中忠诚专一、竭尽思虑，对朋友毫不苟且。司马温公与范景仁神交莫逆，直到讨论《大乐》一事，终身也不能相合，这可以作为天下朋友相处的表率。如今相公教诲我经史中有脱漏的文字，我谨当铭记奉行，并因此加以改正。起初我以为经文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而诸儒动辄认为经文有误，于是出现脱去朝字、脱去日字、衍出日字、脱去王字、脱去人字、脱去名字、脱去亡字等纷纷杂乱的驳议，没有可以依据的。只有汉代何休稍稍怀疑这些并非错误，陆农师则逐字遵守经文来立说，但都只是有所思考而没有通达，所以某根据这一说法来加以改订。或者还有更值得怀疑的地方：如果说这是鲁国史书的缺文，那么圣人作经时，史书中有些内容本来可以不必怀疑，例如四时一定各有春夏秋冬四个月这一类；如果随意从中删缺，就是妄自删缺。如果说经文是因为秦代灾难而残缺，那么三传传授经文，自先秦以来各有师承，彼此没有相互参校，怎么会出现缺文竟像符节一样完全相合呢？这就是某不能没有疑惑的原因。然而有一种说法可以暂且止住争论：与其错误地增补而招致更多责难，不如宁可有所缺漏而保留疑问，这样也就可以了。至于灾异等说法，还可以进一步解释。《春秋》记载天地的变化并错杂在人事之间，使人务必

译依据义理类别去相互寻求，这就像敲宫音，宫音便震动；敲角音，角音便震动。 《洪范》称之为思考并运用各种征兆；如果没有征兆却加以记载，就是妄说。如今善于历法的人推算《春秋》所载日食的次数，不止三十六次，大概经文对于灾异，像记载人事一样，并没有全部写出，一定另有原因。至于记载汉儒关于灾异的学说，虽然不免有牵强之处，但若精心探求，也未尝不在其中。《法言》说：‘通晓天地人三者的叫作儒，只通晓天地而不通晓人的叫作技艺之士。’总之，灾异的占验，古代是卜官和史官所掌管的；后世既然由卜官史官而儒学之士来谈论它，难道能够强行禁止吗？自从欧阳文忠首先提出天道不可考知的说法以来，这种说法实在不可取。汉代儒者直到荆公，终于废弃了《洪范》的庶征，使君主安享太平，不再有观察天象、警惕灾变的意识，逐渐发展到大乱。前些日子洪水漫过都城，相公忧虑这场变故，想写文章评论，却因此获罪离去。当时掌权的人对宾客说：‘汉代的灾异说，是浅陋的学问，哪里值得拿到今天来说？’某私下感叹痛恨，学术竟能危害教化到这种地步。我作诗记下这件事说：‘绿衣侍史近天墀，天事茫茫欲强知。水犯都城偶然耳，春秋陈説更何施？’大意是为这种学说被废弃而悲伤。善于谈论天道的人，一定要在人事中得到验证；善于谈论人事的人，也一定要在天道中得到考核。而世人只因天人感应、灾变难以弄清，就把它废弃而不再讲论。如今如果不共同努力挽救这种过失，恐怕《春秋》和《洪范》的精微意义终将泯灭，后世再没有人听闻。假使孔子作《春秋》时有今天这样的变故，那么一定会在前面记载‘水漫城郭’，在后面记载‘狄人包围京师’。某为它作传，也应当把天人相应的道理清楚地附会说明，使天人之间以象类相感的关系无可怀疑。《春秋》所记星陨、山崩、地震等变故，都是王道大坏的征兆。所以王道不灭，强霸就不会兴起；正因为素王没有出现，才会有这样的感应和灾变。譬如人的父母有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却不能遵守先业，父母将要另选他人把家业托付出去。在谋划即将决定的时候，神情、脸色、言辞一定会悲伤、痛苦、愤怒而不能平静。这就是齐、晋两国以及孔子将要兴起的祥兆。郑伯髠顽死时，如果没有特殊变故，记事就应当依照通常的法则；正如宋公佐死在垂棘，不写‘为什么死’‘为什么死在垂棘’，那么只应当写‘郑伯髠顽死于鄵’罢了。况且前面已经记载诸侯会见，郑伯又死在会见之地，而且相距很近，这本来就足以看出他是在会见中死亡。如今既写‘如会’，又写‘未见诸侯’，文字如此繁复，正说明另有深意。譬如天象的光芒发生反常变化，这一定是上天有意借此向人显示某种事情。然而传注大概并没有歪曲经文；记载弑逆之罪，文字本来就常有变化。晋国发生弑君，不写赵穿而写赵盾；郑国发生弑君，不写公子宋而写归生；楚国发生弑君，不写弃疾而写比，都是因为义理将由此发端。所以《春秋》的记法与如实记录不同。楚子麋死，因为公子比出奔而显出被弑；齐侯阳生死，因为公子荼、吴国攻打齐国而显出被弑。这些都要等传注说明以后才能判定，不像郑僖公之死那样深切明白。只是传注没有详细说明郑僖公不以礼对待子驷的事情。推想子驷的愤怒，一定会像宋万、卫孙林父那样；他乘着国君离开旧主、改投新主之际，在国人危疑不安的时候放纵作乱，怎么能断定没有这种事呢？相公请仔细思考后作出判断。当初某写这部书时，没有人可以共同商议，所以对于同类问题的分析说明还不够详尽。如今承蒙您谆谆教诲，应当再加删改、推演，使它条理分明，等待将来再次请教。前些日子我们相距很近，以为很快就能得到书信往来，也许最终可以共同成就这篇文章；如今忽然相隔万里，难道不是天意吗？《集传》在这里本来就有旧稿，只是简册太大太厚，不能随身携带。后来另外抄成小本，也就容易多了。前次寄给您的信，已经托岳倅赶快转送给您，希望在旅途劳顿之中，您可以抽空阅览并稍加留意

译再答李丞相书 某曾预料后世会说：山崩地震发生过很多次，但后来霸统仍然不正，素王仍未兴起，恐怕学者难以相信我的说法。某本来知道会这样，却不敢不把自己的意见说尽，因为只求探究天人之间的深奥、说明灾变，并不计较自己的功效。传注说：山中有腐朽的土壤，所以山会崩塌；又说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逼迫而不能蒸发，于是发生地震。因此王道的根基毁坏，山就崩塌；国家的常道反转，地就震动。这些都是尊贵者没有权位、地位高者没有民众、小人在上结党、君子在下郁结所感应的结果。但这种灾变的征兆不止一种。考察沙鹿崩塌是国家的灾咎，这是左氏所说的；记载天下的异常，这是公羊氏所说的。某又看到灾害之中有兴盛，灾祸之中有祥瑞，因此推究其中的变化，用来补充三传遗漏之处。至于甲午日发生的地震，也是这样。如今若不综合众家说法，偏执其中一端来攻击其他说法，就不是某作《集传》的本意。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以及孔子的经文，都是天子政治的体现。上天将要借此承继周代而取代它，山崩地震正是用来谴责周朝。过去士文伯谈到日食的灾变，晋侯问道：‘可以成为常例吗？’他回答：‘不可以。六种事物各不相同，民心不一致，事情的次序不相类，官职制度不相同，同一开始而结局各异，怎么能成为常例呢？’ 如今若因为山崩地震，就一定认为它是《春秋》对人事的应验，就好比日食发生在降娄星次，便一定说是鲁国、卫国将要丧亡一样。因此，桑树和谷树生在朝廷而中宗兴起，国鼎中有雉鸣而高宗获得长久的天命。至于后世麒麟、凤凰等王者嘉瑞聚集于一国，却随后发生乱亡的，也有这样的事；这就是所谓同一开端而结局不同。学者若深入观察六类事物的变化，并结合考察民心，考证事情发展的次序，明白说明官职制度，那么灾异之说或许就可以谈了。因此君子对此很慎重，希望相公再思考其中的至理，指教于我。又有诬陷我的谗言在朝廷内外兴起，震动了各方；近来欣闻事情已经昭雪，您从万里之外南归，而少卿也从北地回来，恰好重新归奉父母以尽荣养。左丞先前正处在天下难以抵御的忧患之中，最终却获得人间少有的福分，难道不是忠义精诚的感应、神明祥瑞的护佑吗？我远远等待着，心中踊跃，远近之人都为此惊叹，何况我一向仰慕追随您，欣慰欢喜又是怎样呢？适逢使者来到，附上这封信表示庆贺；殷切的心意，万分之一也没有说尽。识别永寜长老宗觉书 世事多艰难，我这一生老来如此，不是在北山以北，就是在南山以南。风尘骤然惊起，连衣裳都来不及整束；如果不是世外之人，我还能依靠谁呢？永寜道场筑在高岩深壑之间，长老觉公空出自己的居室来招请我隐居。只是我多方把行止托付给漂流的水，往来未必能够确定，却悠然地把这份情意存于心中。因此姑且写下这篇文字作为告别。建炎三年六月乙亥，襄陵许某崧老。钦定四库全书 《襄陵文集》卷十，宋许翰撰写书信。答薛秀才论《春秋》书 某启：承蒙您寄示长笺，推重过分，不是我所应当承受的。您所陈述的《春秋》诸义很好，只有关于公子遂到京师、又到晋国这一件事，似乎对僖公责备得太重了。《春秋》的学问在后世废弃，正是因为解释《春秋》的人故意立说以欺世，所说的超过中道，使世人认为那是空虚难行的文饰，于是废弃而不再讲论；这一点不可不警戒。古代的君王按时遣使聘问，以联结诸侯的友好关系。若每逢聘使到达某国，该国国君必定离开职位，到京师拜见天子，恐怕就不是国君守土治国的道理。周朝都城在镐京，而分封的诸侯远至江汉之外；朝觐、宗遇，各自遵守等级威仪，又有方伯、连帅负责召集会盟。如果再加上必须到京师拜见聘问，诸侯的车轮就会来回奔波、车毂相撞，道路和车马都疲敝不堪，一年之中能够安抚封国内政的日子没有几天，使国政无法修治，百姓的力量也无法供给，这就是用国家制度扰乱天下，难道会是这样吗？大夫不可以擅自完成尚未受命的事情，这是告诫大夫不能不奉君命而专断行事。像到京师后又到晋国，是奉国君之命进行朝聘；至于王、霸之国，不可以擅自进入郓地。比较朝聘的礼义，是由上而下施行，就是尊礼国君并及于臣下，本来可以；由下而上施行，就是尊礼臣下并及于国君，则不可以。《诗经》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时代，诸侯专擅霸权，把国家放在王室之前，已经很久了；而僖公对此却拳拳在意。河阳之狩时，诸侯都到王所在之处朝见，唯独僖公到京师朝见，派遣使者行聘问，又一定谨慎安排先后次序。以当时世道来看，这样做的人很少，所以《春秋》认为善而加以记载。僖公是修养真诚的君主，如果推想他派使者到京师，一定是因为晋国有事；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前往。解释经文不应当像这样武断，这是我的看法。希望您仔细思考，再来答复我。病得很重，只能勉强遣人送信，不能详尽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