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意伯文集卷十三

译他当然应该受到君子的讥刺。况且所谓筑城，是创作城邑。城邑是用来抵御暴乱的，不合时令和制度，就不敢兴建，何况无缘无故修筑城邑呢？庄公不观察年成的丰歉，却兴起修筑郿城的劳役，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说是为了抵御暴乱、保全百姓，那么鲁国并没有发生什么变故，假如没有良好的德行，即便太行山、孟门山也不能依靠，何况郿城呢？如果说是为了贪图山林薮泽的利益，那就不是作为君主应有的心意了。还没有多久，仓廪就全部耗尽，麦子禾稼都没有了，竟然出现“大颗粒不存”这样的说法。于是惊慌失措，手脚无处安放，臧孙辰奔赴齐国报告，请求买粮。以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反而仰赖他人供应来养活百姓，难道不可害怕吗？不说‘像齐国报告请求买粮’，而说‘向齐国请求买粮’，可见情势多么紧急。危急时救助困苦，有什么值得称功的？反而只显明了他徒有治理之名而没有治理实绩的罪过罢了。鲁国君臣难道不应当因此加以反省吗？可是他们更加不知道警戒，反而求取别人剩余的粮食，又新建延廏。延廏就是官府的马厩，是饲养马匹的地方。凶年饥岁，百姓粮食不足，却新建马厩，推想这种心思，难道不会发展到率领野兽来吃人吗？所以《春秋》把“新延廏”记在请求买粮之后，这就是所谓时势困窘却举行奢侈举动，已经知道他把民力耗用殆尽了。这样看来，庄公治理国家的情形便可知道了。不然，《春秋》记载筑城的有七次，而庄公占了四次；记载兴建工程的有九次，而庄公占了三次。记载“没有麦苗”“没有麦子禾稼”，都出现在庄公在位时期，这是为什么呢？鲁国十二位国君修建苑囿池沼的劳役，没有比庄公更多的；而水灾、旱灾、螟虫、蜮虫等灾害，以及大水、飞蝗之灾，也都集中出现在庄公时期。天人感应的道理，确实不是虚妄的。然而庄公始终没有醒悟。自己死后，妻子儿女也不得保全，国家几乎灭亡。唉！难道是别人的过错吗？初次征收田税；蝝虫生；发生饥荒；大有年成。使百姓困苦而导致灾害，是常理；违背正道却获得福祉，是常理的变异。天人感应的道理，是《春秋》特别谨慎对待的。因此蝗虫、蝝虫和饥荒，是国家的灾害。鲁宣公废除助法而采用田税，是虐待百姓。虐待百姓而上天降下灾害，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初次征收田税的那一年，蝝虫滋生而发生饥荒，这不正是常理吗？百谷顺利成熟，是国家的福分。鲁宣公夺取世代嫡长子的地位而拥有国家，是违背正道。违背正道却上天降下福分，就奇怪了。因此即位第十六年便大有年成，这不正是常理的变异吗？在别的国君那里，以饥荒和蝝虫为变异；在宣公这里却成了常态。在别的国君那里，以丰年为常态；在宣公这里却成了变异。《春秋》诛罚乱臣、讨伐贼子的法则，真是严明啊！《商书》说：‘吉凶都在人自身，天所降下的灾祥取决于德。’凶恶之人做坏事而招致谴责，是天道本来如此。若有反过来的情况，难道不是异常吗？因此蝗虫蝝虫造成的灾害，按法理应当记载；其他国君都记录丰年的祥瑞，按法理不应记载，却唯独在桓公、宣公的史册中记下，圣人的防范真是深远啊！况且所谓饥荒，是五谷全都歉收。宣公以不义取得国位，害怕受到他人讨伐，竭力侍奉齐国；水灾、旱灾、蝗虫、蝝虫相继发生，于是国用不足，田税之法便兴起了。“初”，是事情的开始。“税亩”，是在公田之外，又丈量其余私田而征取赋税，这就成了十分取二。以诸侯身份擅自改变先王的法制，以国君身份施行虐待百姓的政令，由此怨恨不平之声上达于天，乖戾之气便得到感应。秋天的虫还没有停息，冬天蝝虫又滋生。蝝虫，是蝗虫的幼虫。蝗虫和蝝虫在两个时令相继出现，好的谷物还能剩下多少呢？所以终于造成饥荒，无法救济贫困者。 《春秋》把“蝝生”和“饥”记在“初税亩”之后，说明这是灾害，确实是田税制度所招致的回应，宣公得到这样的结果，并不过分。因此说：使百姓困苦而导致灾害，是常理。至于“大有年”，是五谷全都成熟的意思。宣公以庶孽之子的身份篡夺嫡长子的地位，使恶人视二位嫡子无辜死亡，而经过集市时的哭声又使鲁国震动悲哀。上面没有王法，下面没有宗庙；王朝不能施行诛戮之刑，邻国也没有听到请求讨伐的声援，鲁国又没有石碏那样的臣子，那么就只有上天能够诛罚他了。他所感召的乖戾之气，造成两次蝗灾、一次旱灾，一次水灾、两次饥荒，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就在这一年却大有年成。既说有年又说“大”，就是禾、麻、菽、麦、黍、稷、穜、稑等，谷粒饱满、果实坚实，无所不有，这究竟是凭什么造成的呢？《春秋》在“蝝生饥”的第二年记载“大有年”，这就是福分，本不是凶恶之人应当得到的，而宣公却得到了，成为反常，所以说违背正道却获得福祉，是常理的变异。那么天道不公正吗？回答说：不是。宣公在位十八年，只有这一年丰收，其他年份的歉收便可以知道了。到了第二年，宣公就死了。获罪于上天的是宣公，鲁国的百姓却不能全都灭绝，周公的基业也不能摧毁。已经征收田税，又发生饥荒，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丰年，周公遗留下来的百姓有什么罪呢？上天并不是为了宣公而使这一年丰收，难道会不公正吗？有人说：《春秋》的法则是，当时的常事不记载，只有变异才记载。桓公、宣公时期的丰年，是为了记载变异；那么桓公、宣公时期的水灾、旱灾、螟虫、蝗虫就成了常事，为什么也要记载呢？回答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天人相互感应的道理、因害怕灾害而思考祸患的用意、治理恶人而怜悯小民的方法，无不具备。因此观察凶灾接连出现在两位国君时期，就知道天道并不偏私；作恶的人也知道警戒。观察丰年唯独出现在两位国君时期，就知道恶人不可容于世，掌握刑罚和赏赐权力的人也可以知道应当以什么为原则。唉，实在高明极了！所以说：孔子编成《春秋》，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晋国的郤缺率军攻打蔡国，戊申日进入蔡国。诸侯在扈地结盟。

译霸主能够凭借武力治理不服从的国家，却不能凭借义理讨伐罪人，《春秋》把这些事并列记载，便自然显现出来了。诸侯归附夷狄，本来是霸主所应当追究的事情；而弑君叛逆的罪恶，又怎么可以舍弃不讨伐呢？晋灵公时，蔡国跟随楚国在厥貉会盟，这是罪过，所以郤缺率军攻打蔡国并进入其国，武力已经够强了。可是齐国发生商人弑君之乱，诸侯却在扈地会盟并接受他的贿赂，为什么不用治理蔡国的办法治理齐国呢？《春秋》先记载攻打蔡国、进入蔡国，却不列举参加扈地会盟的诸侯，由此可知晋国用武力争取诸侯，不过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哪里知道什么义理呢？我曾说天下的事情有轻有重，所以霸主的治理有缓有急。因此，不能三年完成丧服中的缌麻、小功，却去细察这些细节，叫作不知事务轻重；丢失肩背的重伤，却只调养一根手指，便是残害人的行为。如今商人弑杀国君，事情报告给诸侯，已经满一年了。霸主没有发布讨伐的命令，大夫也没有提出请讨的请求，为什么这样久呢？一定有原因。一天，晋国上卿接受斧钺，装备好马具，从绛都出发，人们以为这件事是要针对齐国。后来正义的旗帜却没有指向营丘所在的齐国，马头反而朝向淮西一带，诸侯不能不感到疑惑。晋军进攻蔡国，蔡人还没有归服，晋军却在戊申这天击鼓攻入蔡国都城。以蔡国百里侯国的实力，倚仗荆蛮的声势，又有援助，原本并不容易攻破。如今晋军凭一支孤军进攻，蔡国的城郭却失去守备，甲兵也失去防卫，使蔡侯低头伏罪，接受城下之盟，难道要说晋军并不强大却能做到这样吗？如果凭这支军队同声讨伐罪人，军队正义而士气壮盛，就像举起江河之水去浇灭烈火，商人的鲜血哪里足以玷污斧钺呢？为什么诸侯在扈地会盟，名义上说是讨伐齐国，实际上却是为了夺取财货？难道是认为自己的力量不足吗？那么八国诸侯的力量，难道只是一个郤缺的军队吗？只是因为他们不把贼当作贼，反而甘愿同贼为伍。所以扈地会盟尚未完成时，天下还抱有希望，齐国也还有畏惧；等到扈地会盟完成，天下便彻底失望，而商人成了齐侯，于是把讨伐罪人的军队变成了成全祸乱的军队，这不是把诸侯都变成夷狄的行为了吗？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春秋》记载讨伐蔡国时写“率师”、写“伐”、写“入”，可知晋军力量有余；记载扈地会盟时，概略写诸侯而不列举其爵位，可见其义理不足。这样一来，后来讨伐贼人的功劳，已经不足以掩盖放纵贼人的罪过了。唉！中原所凭借来制服夷狄的，不过是礼义罢了。有贼而不讨伐，礼义就灭亡了。即使得到一百个蔡国，又有什么益处呢？后来竟渐渐习惯成了常态，直到陈、夏氏作乱时，才把防御夷狄当作要务；楚庄王于是订立辰陵之盟，晋国最终也没有凭此成就霸业，这种局面由来已不是一天了。如今看攻入蔡国这次战事，不足以使蔡国脱离楚国；而扈地会盟这次战事，反而足以使鲁国服从齐国，这就是晋人见利忘义的结果。假使晋灵公能够把伐蔡的军队转用于伐齐，郤缺能够把不可懈怠的心意推行开来，在扈地会盟时进献忠言，那么晋国世代称霸，相比晋文公、晋襄公时将更加光彩，哪里还会有邲地之败呢？唉！为仲子的宫室举行落成祭礼，开始献用六羽之舞，接着献用六律之乐，又把郜国的大鼎送入太庙。在别宫使用合乎正礼的乐舞，却在祖庙陈列违背礼制的器物。圣人根据事实加以记载，正是为了痛惜鲁国的衰败。礼乐是国家的根本，不能有一天紊乱。隐公建立宫室来祭祀仲子，乐舞的数目使用六。使用六虽然合乎诸侯之制，但献用于妾母的宫室，却不是合宜的处所。桓公助长祸乱，使宋督得以立国，又接受郜国大鼎作为贿赂。靠索取贿赂来扶立贼人，又把它送入先君的宗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君子侍奉亲人，即使在仓促急迫之际，也一定遵守礼制。这样说来，鲁人对待周公，竟还不如对待仲子。唉，悖乱至极！妾媵不能立为夫人，从未听说可以违背礼制建立宫室来祭祀她。宗庙是礼法所在之处，也从未听说可以把昭然违礼、助乱所得的贿赂陈列其中。鲁国在《春秋》中号称秉持礼制，竟然如此吗？这正是圣人所感到恐惧的地方，也是《春秋》所以极其谨慎记载的原因。仲子，是惠公的妾。惠公的元妃孟子已经入祀宗庙，仲子就没有祭享之处了。如果因为庶子成为国君，便为他的母亲修筑宫室，并让公子主持祭祀，按典籍所说，仲子并不是隐公的母亲，怎么能为她建立宫室呢？至于歌舞的数目，在别宫不敢同于群庙，所以降格使用六羽。从当时人的说法看，大概认为这已经合乎礼制了。可是按照《王制》来评论，诸侯使用六羽，这与仲子的宫室有什么关系呢？如今在妾母面前献用六羽，而群公的宗庙仍照旧使用八羽，这能算合乎礼制吗？《春秋》因宫室初次落成而记载祭祀，写道“考仲子之宫”，已经正名指出这是非礼之举了。献羽而写“初”，是为了表明此前从未有过六佾之舞，也就是通过记载这件事来说明使用八佾的僭越。至于太庙，那是周公的庙。难道能说周公会享用不合礼制的祭祀吗？即使有鬼神存在，却把不义之物陈列在周公面前，周公将无所凭依了。不孝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桓公已经篡夺兄长而即位，又把自己的罪恶推及他人，于是同齐、郑等人造成宋督之乱，取得他的贿赂之器，放置在周公庙中，这等于使周公死去。不只是冒犯祖宗的神灵，又借此教导百官，使他们习惯于这种乱伦逆理的行为；乱臣贼子得志而无所忌惮，竟到了这样的极点！《春秋》记载“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取”是说取得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又记载“送入太庙”，“纳”是说对方不接受却强行送入。“日以戊申”这样的记载，是极其谨慎地加以辨明。六羽，是本来应当使用的乐舞，却用在仲子的宫室；郜鼎，是违礼助乱的器物，却放在周公的庙中。四方的人将要到鲁国来观察礼制，而鲁国的礼制竟是这样吗？这正是《春秋》所感到恐惧的地方。因循下去到了僖公时，便有在太庙举行禘祭、把夫人迎入太庙的举动；到了文公时，又有在太庙举行大事、把僖公升祔尊位的事情。仲子还只是另立宫室，而成风却直接被迎入太庙；仲子还只是降格使用六羽，而成风却直接使用天子规格的大禘。礼乐的紊乱，已经无法言说；乱伦逆理的事情，又纷纷陈列在周公面前。周公是多么不幸，竟到了这种地步！周家的礼制是周公制定的，而周公的子孙竟如此，其他国家还指望什么呢？唉，这就是《春秋》借鲁国史书来撰作的原因吧。鲁宣公防备齐侯来攻打莱国。鲁宣公从伐莱之役归来。发生大旱。

译君主以不合义的事情劳役百姓，是值得忧惧的；所以天以灾害回应，也是值得恐惧的。乖戾之气竟能招致异常灾变，实在太严重了！鲁宣公以篡夺取得国位，所以委屈自己侍奉齐国；如今又劳役百姓来防备齐国、攻打莱国，这有什么正义可言？宣公已经告祭归来，而国内就发生大旱，难道不是叹息怨恨之气上达于天而招致的吗？《春秋》上面记载“伐”、记载“至”，是为了显明宣公的罪过；接着在下面记载“大旱”，是为了显示天道的回应，不能加以欺罔。等等！我曾说过，善恶之事在下界发生，而灾祥的回应在上天显现，这是天人相互感应的至理。因此，僖公把务农重谷作为要务，三季不下雨也不足以成为他的祸害；庄公把修筑高楼、雕饰墙壁作为要务，一季不下雨就足以使他忧虑。上天对人，各按同类之事作出回应，难道可以忽视吗？如今宣公取得国位，已经获罪于天，何况他即位以来，频繁动用兵役，轻慢对待外交，荒废国内事务而经营外事，又不体恤百姓呢？那么上天降下灾害就很适宜了。齐国行为不义，狡猾地想扩张疆界，所以发动伐莱之举。它之所以召鲁国出兵，是倚仗有拥立宣公的私恩。宣公自从在平州防备齐国以后，受齐国奴役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又调动鲁国的民众，前去替齐国服役，攻打无罪的莱国，对外与远方之人结下仇怨，对内向百姓招致怨恨，这样的行为，难道不危险吗？幸而能够归来，反而举行饮至礼，到先君的宗庙报告，宣公固守罪恶竟严重到这种地步！军队行动之后，必定会有凶年，大概是因为百姓愁苦叹息的罪过、怨愤的气息上达于天，戾气因此得到回应吧？所以伐莱的军队刚刚归来，旱灾已经发生。旱灾而称“大”，必定到了山川干涸、无法止息的程度，不只是僖公、文公时期不下雨的征兆。《春秋》记作“大旱”，难道是因为发生旱灾却不举行雩祭吗？这说明没有忧国恤民之心；还是举行了雩祭却不下雨呢？这说明已经被上天抛弃了。宣公造下罪恶而不悔改，竟使毒害流布于他的国家到这种地步吗？圣人把这些事情接连记载，是为了哀怜鲁国百姓。即使如此，宣公虐待百姓，也不只是这些事情。他攻打莒国、取得向地，攻打邾国、取得绎地，改变助法而改用税制，也不止一件事。上天显示灾变，也不只这些。蝗灾在经书中出现过三次，饥荒出现过两次，至于大水、蝝虫滋生，也不止一种。《春秋》全都详细记载在经文中，那么做君主却不仁不义的人，也可以受到警戒了。所以说：天灾流行，必定不会发生在有道的国家，难道不是这样吗！郑国攻打许国。郑伯攻打许国。诸侯凌辱侵害小国，《春秋》起初把他们视为夷狄，后来又按爵位称呼他们，都是为了显明他们的罪恶。《春秋》的书法，有的要加以贬斥后才能显出罪过，有的只要直书事实，罪过自然显露；只有明白遣词造句、连类比事的意义，才能理解这一点。郑人因为许国弱小，屡次任意施暴攻打它，这些行为全都有罪。所以在我成公三年，记载“郑伐许”，因为一年之内两次动用干戈，罪恶已经太重，所以称其国而加以夷狄式的贬斥，这就是通过加贬来显明罪过。到了第二年，襄公去世而悼公即位，悼公在未满一年时又攻打许国，其罪恶并非不重；然而这里称作“郑伯”而不加贬斥，这就是直书事实而罪过自然显现。燕国记载爵位，又显示它脱下丧服而参加军事行动，有忘亲之罪。由此看来，《春秋》的书法就可以知道了。唉！王者的恩泽枯竭，霸主的功业浅薄，小国受大国逼迫，《春秋》对此深感悲伤。许国是太岳之后，紧邻郑国；郑庄公依仗欺诈和武力，借口鬼神而说出不得志的话，进入许国并分割其土地。他之所以没有彻底灭绝许国的宗庙，大概是东迁之初还重视灭国之事，所以不敢承担灭国首恶的名义。然而他驱逐许国国君，把许叔安置在东部边地，又让公孙获居于西部，掌握许国君民生死的命运；虽有保存许国的名义，和灭国又有什么不同呢？后来许叔趁乱偷偷入国，郑国还没有来得及阻止，齐国的霸业便兴起了，所以许国得以保全遗留下来的宗庙，等待日后恢复。郑人大概把许国当作俘获的属邑已经很久了，只是畏惧大国，未能实现其志罢了。按义理说，许国是先王所封的国家，郑国怎么能虐待它呢？如今郑襄公既然背离中原而侍奉楚国，便借助强大夷狄的势力，放纵虎狼般的心肠，一年之内两次对许国用兵，却不想自己受晋、楚欺凌，也只是因为国小力弱的缘故，难道不该反省自己，却把这种行为施加于小小的男爵国吗？这与夷狄的行为没有区别。《春秋》把他视为夷狄，正是为了诛责他不仁的用心。襄公去世后，悼公本应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为什么父亲的丧事刚刚下葬，便用吉礼从事战争，把毒害施加给许国？许国和郑国并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何至于这样急切地攻打它？忘记丧礼是不合礼制，欺凌弱小是不仁，招惹大国之怒是不智，最后竟在楚国朝廷互相争讼，以中原之君听命于夷狄的大夫，那么郑伯自取其辱也太严重了。《春秋》在襄公攻打许国一事上，虽记在公子去疾率师伐许之后，但襄公的罪恶尚未显明，所以一定要加以贬斥后才能显现。至于悼公攻打许国，上面已经记载了襄公的葬礼，接着又写“郑伯伐许”，他的罪过已经明白，不必再加贬斥了。所以说，只有明白遣词造句、连类比事的意义，才能理解这一点。大体说来，《春秋》的书法，既然已经加以贬斥，后来多半就按同样的方式书写。因此，晋国攻打鲜虞，在昭公十二年已经把它视为夷狄；到了昭公十五年，荀吴攻打鲜虞，便只直书其事，大概与“郑伐许”“郑伯伐许”的书法相同。即便如此，许国难道就没有可以责备的地方吗？如果能够修养德行、施行仁政来保全国家，还怕一个郑国吗？却要依仗楚国来求得安宁。后来楚国遭遇郢都灭亡的灾祸，郑国于是又有灭许之师，而迁徙到叶、夷、白羽、容城等地，都没有益处。唉！观察那些远方臣子，以他们所依附的对象为准，抛弃中原的礼义，依附夷狄来求安，他们怎么能够守住国家和社稷呢？陈侯派袁侨到会地赴会。陈国人包围顿国。陈侯逃回本国。

译陈国背离夷狄而归附中原，却不估量力量而凌辱小国，又不遵守义理而背叛霸主，这是《春秋》所惋惜的。治理国家要依靠礼制，难道可以不谨慎而轻率行动吗？陈成公背离楚国而跟随晋国，派袁侨到鸡泽赴会，可以说是知道了应当归向的方向。到了哀公，却兴兵包围顿国，来挑动楚人的怒气；等到在鄬地会盟，诸侯正为陈国而焦急时，他又采取匹夫的做法，脱身逃走，这些举动实在太不合礼了。因此记载“陈侯使袁侨如会”，显示他背楚从晋；记载“陈人围顿”，显示他无故挑怒楚国；记载“陈侯逃归”，则又显示他背晋从楚。五年之间，一来一往，君子大概对成公有所取，却深深不满于哀公。因此记载“袁侨如会”而称为陈侯的使者，是承认他的志向；包围顿国却称作“人”，是贬斥；“逃”按其意义就写作“逃”，因为逃跑是匹夫的行为。由此看来，褒贬取舍就显现出来了。唉！陈国是有虞氏的后裔，列在三恪之中，虽然国土靠近楚国，但《春秋》初年，楚国的祸患已经波及蔡、郑，还没有到达陈国。齐桓公称霸时，陈国在四邻之间没有祸患，所以独自依靠齐国来求得安宁。齐桓公去世后，陈穆公首先制造了祸乱的根苗，在齐国会盟中倡导这种做法，等于引盗贼进入家门，这是陈国自身造成的。由此取得焦、夷，由此包围宛丘，实在都是陈国自取其祸。还好依靠晋文公兴起，在践土举行会盟，才得以自我防范，不受蛮夷玷污。不幸又发生陈灵公的祸乱，中原没有霸主，陈国于是完全归附楚国，也真令人悲哀！如今晋悼公重新继承晋文公、晋襄公的事业，实在是中原的大幸。陈侯厌恶楚国的暴虐，毅然改变道路，虽然不能亲自到坛场之间听命，但派袁侨出使，也足以显示他归向中原的真实意图。一个服从楚国二十多年的国家，一旦没有召唤便主动前来，《春秋》难道不会赞许它离开幽暗山谷而迁上高大乔木吗？楚国恼怒陈国背叛自己，却不敢公开出兵攻打，只暂且派兵驻在顿国之间来威胁陈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楚国侵略贪欲的暴行，过错在自己，所以还没有言辞可以用来责备陈国。替陈国谋划的人，应当修明德政，坚定侍奉霸主，并且和睦四邻；小小的顿国，又怎能窥伺到它的空隙呢？陈国不知反省自己，反而放纵军威去包围顿国；没有想到顿国小于陈国，陈国又小于楚国。顿国本来不是我们的敌手，难道我们却是楚国的敌手吗？从前在穆公时期，陈国曾因顿国之事遭受得臣的包围。如今又包围顿国，难道不是重蹈覆辙吗？于是使楚人能够找到攻击我们的借口，陈国从此不得安宁。先攻打顿国，接着又包围它，陈国即使后悔得咬自己的肚脐，也知道来不及了。然而当时晋君英明，诸侯听命，先派兵戍守，继而出兵救援，从未有片刻忘记陈国。如今又在鄬地集合诸侯，也只是因为陈国的缘故；如果陈国能够完整守御，拖延楚军，使楚军疲老，暗中守信等待晋国救援，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为什么却以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君，采取匹夫的举动，背弃先君成就的德业，丢下仪仗卫队逃跑呢？这是从高大乔木下来而进入幽暗山谷，正如父亲劈柴，儿子却不能挑负。到了这里，《春秋》不得不责备他了。我曾评论过，春秋时期，陈、蔡、郑都被楚国困扰；它们受祸的原因，多在于不估量力量而招来欺侮。因此郑国被攻打，起因是侵扰蔡国；蔡国被包围，起因是灭亡沈国。它们没有想到，小国被我们欺凌，也正如我们被楚国欺凌一样，只是不能推己及人，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因此“陈人围顿”一事，唯独加以贬斥。因为包围国家不是低级将领、少量军队所能办到的，记作“人”，其贬义就很明显了。即便如此，晋国与楚国争夺的对象，正是陈国和郑国。自从鄬地会盟以后，陈国最终归附楚国。悼公的志向，大概认为得到郑国就已经足够了。晋人说：“有陈国在，不是我们的事情；没有陈国之后才可以行动。”鲁人说：“陈国不服从楚国，必然灭亡。”讨论到这里，那么陈国不能自我防守，值得怜悯；而不能替陈国防御楚国，也同样是霸主的罪过。筑造费地城墙，叔弓率军包围费地。大夫役使百姓来壮大自己的私家势力，却没有办法制止权臣的横暴，这正可以看出自己所施加的行为最终反过来作用于自己；上面怎样做，下面就怎样仿效，像回声和影子一样，实在太严重了。季孙宿在鲁国执政时，无故役使百姓修筑费城，不过是想壮大自己的私邑、削弱公室，哪里料到后来到了意如时，南蒯竟据有费地而叛乱？叔弓率军包围费地，几乎把它当作敌国来攻打；这种后果难道还不深刻明显吗？君子说：你所厌恶下属对你做的事，不要用来对待君主；你所厌恶君主对你做的事，也不要用来役使下属。看季孙宿的所作所为，也可以作为不能侍奉君主者的警戒。先王的制度规定，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都邑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邑不超过九分之一，这是用来显示加强中央、削弱旁支的原则；而鲁国的祸乱正由此产生。从前季友从僖公那里接受费地，到现在已经九十年了，从未有过疆界方面的忧患。如今无故役使百姓修筑城墙，而且正当农事最繁忙的月份，为什么这样急迫呢？这说明季孙宿想削弱公室，唯恐来不及。于是趁着叔孙嫉妒自己的机会，兴起筑城工程；连君主都不顾及百姓，还有什么会顾及呢？一旦建成百雉之城，广大东土便同龟山一带的境地一样，仿佛成为两个国家。由此三分公室而占有其中之一，由此四分公室而占有其中之二，完全任凭自己的欲望行事，还有谁能够制止他呢？他却没有想到，南氏世代担任费宰，也正如季氏世代担任鲁国卿大夫一样。南蒯想驱逐季孙，也正如季孙想僭越君主一样。叔弓以国卿的身份调动鲁国军队，四面包围进攻费地，那么从前修筑的沟池、城墙反而成了别人守卫的设施，这又是为什么呢？自己造成的事情最终反过来作用于自己，是不可欺罔的。《春秋》在襄公时期记载筑费城，又在昭公时期记载围费，所谓连缀文辞、比较事实，追溯开始便可以知道结局。因此说：俸禄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对于公室已经非常疏远了。三桓实际上分割了公室，而子孙却因此疏远，为什么呢？下级凌驾上级，上位衰替，即使有命令也没有人听从，这就是它造成的后果。有人说：《春秋》不把叛乱者列入正统，南蒯据费叛乱，却不直接判定他的罪，为什么？回答说：有人认为《春秋》的法则不记载国内叛乱，只记载包围费地，那么叛乱就可以推知；这是胡氏的说法，或许还没有说尽。按《左传》，南蒯对子仲说：“我驱逐季氏，把他的封邑归还公室，改换他的职位，我要把费地作为公室的臣邑。”那么南蒯所叛的是季氏，并不是公室。季氏是无视君主的人，怎么能把“叛”这个罪名加在南蒯身上呢？

译《春秋》又怎么能以叛乱的罪名讨伐那个谋划驱逐意如的人呢？不然，公山弗狃据费地叛乱，召孔子前往，孔子又为什么想去呢？鲁公从晋国归来，晋侯派士匄来聘问。杞伯来朝见，邾子来朝见。修筑郎囿。对外的交情和睦，对内却放纵逸乐。观察《春秋》把这些事连类记载，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衰败的原因。国家处于安闲之时，正是修明政令刑法的时候；却劳役百姓来供自己享受，这难道是做人君的道理吗？成公末年从朝见晋国回来，晋侯随即派士匄来聘问，大国已经和睦了。不久杞伯、邾子相继来朝，小国也和睦了。四邻和睦，国家没有事故，不在这时建立政事来革新国家，却役使百姓修筑鹿囿，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君子因此知道成公最终不能振兴国政罢了。我曾考察成公在位十八年间，国内多有祸患，实在太严重了。他刚即位还没有满一年时，赤棘有会盟，向东受齐国欺凌，在鞌地交战，幸而取胜；向南又受到楚国侮辱，接连朝见晋国，汶阳的田地最终还是失给韩氏。穿封戌的话使他奔波服役；在沙随的会盟中，又中了侨如的谗毁。参加会盟和葬礼却被阻止，来聘问又被迫参与盟约，他劳心忧虑的困境，也可以说到了极点。为什么偏偏没有发愤自强的心呢？幸而晋悼公刚刚即位，纠正晋厉公的暴政，恢复文公、襄公的旧业，推行亲爱亲族的心意，以仁德对待鲁国。鲁公前往晋国，席子还没有坐暖；士匄的聘问便接踵来到鲁国朝廷，以霸主的尊贵身份向鲁国回报礼意，唯恐落后。晋国对待鲁国，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了。于是杞伯、邾子前来朝见，接连不断。自从吴国攻打郯国那一年曹伯来朝以后，诸侯十年没有来到鲁国朝廷，是因为鲁国不受大国重视。如今突然接连到来，难道不是因为晋国重视鲁国的缘故吗？大国来聘，小国来朝，鲁公所受的困辱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可以稍稍减轻吗？这时应当居安思危，鉴于过去的不足，谋划将来日日更新。明修德政，安抚保护小民，正是时机。可是鲁公不谋划这些，反而沉溺游乐、骄傲懈怠，仿佛唯恐来不及。在农事正繁忙时，役使乡民修筑园囿。所谓鹿囿，就是养鹿的地方。把山林薮泽的资源用于满足耳目之娱，却不知道国政已经落入三家手中。即使有高台池沼园囿，又怎么能够独自享乐呢？《春秋》把这些事连类记载，意义自然显现出来了。后来昭公即位，鲁国也没有什么大事。昭公七年到楚国，八年叔弓到晋国，九年仲孙貜到齐国，大国已经和睦了；却又修筑郎囿，难道不是重复成公的过错吗？《诗》说：“姑且以此寻欢作乐，姑且用它来消磨长日；这样婉转周旋直到死亡，别人就会进入我的家室。” 郎囿还没有筑成，周公建立的鲁国就变成季孙的鲁国了。后来定公也修筑蛇渊之囿；在堕毁三都的时候，最终使圣人离开鲁国，使鲁国这个一变便达到至道的国家，终于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住。叔孙曾说：“没有园囿还可以，没有百姓要园囿做什么？”可是鲁国的各位君主都没有醒悟。可悲啊！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鲁公和戎人在唐地结盟。鲁公从唐地回来。德行不修养却害怕外患，是可鄙的；自身不端正却缔结外交通好，是危险的。天下没有比道理更大的力量，也没有比义更强的力量，哪里有会盟结盟值得依靠呢？蔡、郑两国因为楚国强大而害怕，于是在邓地相会，却不反省自己德行没有修明，这不是可鄙吗？鲁桓公篡夺兄长而即位，却前往唐地与戎人结盟，不思考自身不正，这不是危险吗？所以《春秋》特别记载邓地之会；对于唐地之盟，则谨慎记载鲁公归来，圣人的意图已经显现了。唉！方叔是元老，能够壮大谋略。我只听说荆蛮来施加威势，却没有听说要私下会聚而害怕它；“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我只听说要抵御戎狄，却没有听说要杀牲歃血来求取它们的承诺。何况当时会盟的发动、禁止行人等事务由有关官职掌管，不是各诸侯国能够专擅办理的；盟约之法由太史收藏盟书，也不是诸侯所应当擅用的。如今蔡、郑在邓地会盟，不过是认为自己的封疆紧邻荆蛮，而穿着简陋衣服、乘坐简陋车辆的荆蛮人实在众多。他们只是认为有国家在，就应当互相协同亲近，形成辅车相依的形势。从通常情理看，这个策略不能算错。君子却说：只有德行才能使自己强大，假如有良好的政令，商汤凭七十里土地也能无敌于天下，为什么不以他为榜样，来安定本来足以造成危险的局势呢？事情相同、德行相等，谁也不能胜过谁，却只把会盟聚集当作能做的事情，实在浅陋啊！这就是三国的作为。《春秋》直书其事，虽然没有贬斥的字眼，但鄙视它们的意思，自然显现在言外。至于鲁桓公在唐地和戎人结盟，难道不是因为他已经以不义取得国位，而狼子野心的种子正处在东郊吗？我的国位刚刚稳定，本应修好睦邻关系，以换取继承友好、休养百姓的美名。从常人的观点说，似乎不值得责备；君子却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那些甘愿同恶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怎么知道祸患不会由此发生呢？盟誓的要言完成后，反而举行饮至礼，向先君宗庙报告，真是侥幸啊！桓公这次出行，《春秋》先写“及”，表明他的意图在鲁国；最后写“至”，表明他侥幸得以归来，其中已经显出忧惧之意。观察诸侯，已经不能自我强大；观察这个有声望的国家，更加严重，那么夷夏盛衰的形势就分明了。唉！水流的源头若不堵塞，必然造成水势滔天的忧患；踩到霜时不加谨慎，就不要奇怪坚冰会到来。后来楚国在齐地会盟、在泓地交战，在厥貉驻军并在辰陵结盟，甚至发展到向周王室询问九鼎轻重，楚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假使蔡、郑之类能够思考自我强大的方法，我本来就知道楚国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后来楚国侵入济西，成为鲁国的祸患；阻止燕国进贡，驱逐曹国国君；最终发展到击败刘康公的军队。这样一来，戎人的抗拒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了。假使中原没有留下可以乘隙而入的空隙，我又知道楚国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诗》说：“枝叶尚未受到损害，树木的根本却先被拔除了。”忧虑国家的人，难道不也应当把礼义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吗？否则，华夏与夷狄还有什么可以辨别的呢！郑人侵扰宋国。宋人、齐人、卫人攻打郑国。荆国攻打郑国。在齐侯、宋公等人的会盟中，诸侯在幽地结成同盟。

译有两个国家背弃友好关系，开启了华夏与夷狄相互争斗的局面；外部夷狄侵扰华夏，又促成诸侯跟随霸主。这就是世道发生变化的原因。夷狄凌辱中原，难道没有原因吗？各国成为霸主，难道也没有缘由吗？所以在庄公时期，郑人抛弃二鄄的友好关系，听从齐国而侵扰宋国。于是诸侯有了攻打郑国的举动，尚未会盟，荆国也攻打郑国。那么华夏与夷狄的争斗，不是由郑人侵宋而开启的吗？荆国既然攻打郑国，后来幽地之盟又出于诸侯共同的愿望，齐国的霸业于是形成了。这样看来，招来齐、楚争斗的是郑国，而成就齐桓公霸业的是荆国。把这些事联系起来观察，难道不真实吗？古人说过：“国家一定是先自取攻伐，然后别人才攻伐它。”说的不就是郑国吗？又说：“替深渊把鱼赶来的是水獭，替丛林把鸟雀赶来的是鹞鹰。”说的不就是楚国吗？庄公十年，齐、宋实际上开始驻军于郎地；那一年荆国又在莘地打败蔡国，俨然有同国君一起兴起的形势。过了四年，荆国攻入蔡国，于是有了二鄄之会。诸侯心中大概已经凛然畏惧楚国，想依靠齐国来求安宁了。郑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与齐国玉帛往来的友好正盛，动用干戈的念头却又兴起。趁诸侯在郳地有事之时，郑国又侵扰宋国，暗中出兵掠夺别人的土地，这算什么名义呢？当时宋国正与齐国和睦，郑国出兵攻宋，齐国必然会救援，郑国难道不知道吗？却仍然侵扰宋国，这叫自作孽，以致使天下诸侯出兵攻伐。还没有会盟，诸侯的军队就到了。用一支军队侵扰宋国，却换来三国的讨伐，郑国的谋划实在疏漏。不曾想到既与齐国失和，又被楚国轻视，于是使荆国载着尸体、乘坐战车的士卒，鸣钟击鼓，公然追究郑国迟延报告的罪过；从此荥阳、京、栎之间多有事故。假使郑人能够守住二鄄的友好关系，那么唇齿相依的形势正牢固，楚国怎么能轻易侵犯它呢？所以说：“有两个国家背弃友好，开启了华夏与夷狄相互争斗的局面。”至于齐国谋求霸业，本来还不能最终使诸侯全部归服。北杏之会后，宋人立即背叛；二鄄之役中，郑国又怀有二心。多次会盟却不敢正式结盟，是知道人心还不能强行统一。等到荆国的祸患降临郑国，天下诸侯都产生了楚国将无休止地侵害自己的忧虑。于是大国如宋、卫，小国如滑、滕，远国如陈、许，有声望的国家如鲁国，没有不前来参加；郑伯也不敢不亲自到来。于是彼此结盟，并且称为同盟，没有一个国家不跟随齐国。假使楚国的祸患没有到达郑国，齐桓公的霸业怎么能这么快形成呢？所以说：“外部夷狄侵扰华夏，促成诸侯跟随霸主。”《春秋》记载“郑人侵宋”，是责备郑国；三国攻打郑国，却写作“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数量少；荆国攻打郑国，视其为夷狄而贬斥；在幽地结盟而写“同”，是说各国有共同的愿望；诸侯写爵位，是表示赞许他们；不写“我公”，是为鲁公失信而避讳。圣人的褒贬取舍已经显现出来了。唉！让各国来主持天下政务，难道是《春秋》所希望的吗？只是不得已而已；这样说来，世道的变化真是说不尽了。即便如此，对于齐桓公伐郑这件事，我仍不能没有遗憾。郑突靠篡夺取得国位，本应受到讨伐。假如齐桓公能够向周王请命，端正地判定他的罪过，不是更美好吗？可是齐桓公的志向只在于得到郑国罢了。他伐郑只是为了讨伐郑国侵宋，擒获郑詹只是为了追究他不朝见，却没有涉及天下的大义。评论者说，召陵之役不追问楚国僭越称王，却追问包茅没有进贡，这大概就是霸主苟且从事的通病。否则，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功业已经很盛大了，孔子为什么还在门下弟子面前以此为羞而不愿称道呢？齐国的仲孙来到了齐国，高子来结盟。外臣来访，声望国家接受使命的情形相同，但实际行为不同。《春秋》根据他们的得失加以褒贬。用正道侍奉君主，是最大的忠诚。仲孙、高子都是齐国的大夫。仲孙来，名义上说是来察看鲁国的灾难；高子来，名义上说是来谋划平定鲁国。他们奉命而来，都没有说定要解决灾难、安定危局之类明确的话。《春秋》略去君臣之间通常的措辞，不称“使”，两人的情况表面上没有区别。然而仲孙没有劝君主急于讨伐贼人，而是等待庆父自行灭亡；高子到来后却平定鲁国的祸乱，安定僖公，使鲁国依靠他而安定。因此仲孙不能以义理匡正君主，而高子却能权衡形势而合乎适宜。所以《春秋》一个只直书“来”，不说来访的缘故；另一个加以褒美而称“子”，并且说“来盟”。两人的得失就显现出来了。孔子说：“君主按照礼来任用臣子，臣子按照忠来侍奉君主。”所谓按照礼，就是不能把公事当私事；所谓按照忠，不是以奔走顺从来表示恭敬，而是以指出君主的过错、陈述善道来表示敬意。这样看来，仲孙、高子的得失难道还不清楚吗？齐国与鲁国关系亲近，既是甥舅，又是邻国。鲁国有难，齐国难道可以坐视不管吗？何况在幽地会盟时，齐国已经以霸主自任，对神明发誓并订立盟约，于是诸侯把责任交给它，它将要做什么呢？上天降祸于鲁国，庄公去世而继承人没有善终，这没有可以归罪的地方。鲁国的臣子正要讨伐贼人，却力量不足，于是只能寄望于大国。齐桓公不履行自己的职分，反而怀有趁乱夺取鲁国的心思，于是派仲叔到鲁国阳地，名义上是察看灾难，暗中却进行窥伺探察。霸主的义理，难道应当如此吗？仲孙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乱不会停止。”既然已经知道罪人的所在，就应当劝他的君主共同进行上天的讨伐，不可迟延；却说：“祸乱若不停止，他自然会灭亡。”难道真要坐在那里等待吗？即使他说有务必平定鲁难、亲近鲁国的话，也不足以掩盖他幸灾乐祸、养成祸患的罪过。最终使大奸积累罪恶而无所忌惮，武闱的祸乱再次发生。假使仲孙能够劝齐桓公早作处置，哪里会到这种地步呢？《春秋》不说来访的缘故，只写“来”，那么他这次来访没有正当名义，就可以知道了。闵公早逝，鲁国没有君主，齐桓公又派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来到鲁国，谋划鲁国的政局。他给高子下达的命令，想来不会与给仲孙的不同。然而高子却不是这样：君主命令我，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我侍奉君主，难道能不引导他走上正道吗？

译与其夺取鲁国而失去天下人的人心，哪里比得上安定鲁国来彰显我君主的美德呢？于是高子制定疆界以外的处置命令，鲁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做法；他使鲁国承认齐国为君，因此安定公子申的君位。鲁国的祸乱尚未停止，所以我修筑鹿门、吏门的城防；鲁国百姓尚未安定，所以我调和不和的人而为他们结盟，使周公的社稷得以不致覆亡，也使齐侯在天下获得保存将亡之国、继承断绝之统的美名。唉！侍奉君主像高子这样，才真是所谓大臣啊！像仲孙这样，只能说是具备臣子形式的人罢了。所以《春秋》特意褒奖高子而称“子”，并且说“来盟”，表明权变在高子手中，而高子又能施行权变而合乎善道，不是仲孙所能相比的。有人说：仲孙以察看灾难为名来鲁，怎么知道他暗中进行窥伺探察呢？回答说：看齐桓公问“鲁国可以夺取吗”，就可以知道了。又问：那么仲孙为什么称字而不加贬斥呢？回答说：仲孙虽然不能劝君主讨伐贼人，却也未曾使君主陷入罪恶。因此他说“君主这样等待他是不对的”，又说“君主还是应当努力平定鲁国的祸乱并亲近鲁国”，这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拿仲孙和高子相比，他是不足；如果再对他加以贬斥，那么那些劝桓公趁机夺取鲁国的人，又将根据什么来区别罪过呢？这又是权衡罪责轻重的原则。所以说：《春秋》如果不是圣人，没有人能够修撰，哪里可以随便议论呢！晋人拘捕了虞公。诸侯因贪图利益而丧失国家，实在是自己招来的。一个人拥有国家却把利益当作利益，从来没有不失掉国家的。说的不就是虞公吗？虞公贪图璧玉和宝马的贿赂，便跟随晋国去灭掉虢国。虢国灭亡，虞国也随之灭亡。《春秋》记载说：“晋人执虞公。”这是说晋人以众人之力擒获了一个独夫。虞公凭借千乘之国的实力，爵位为上公，晋人却像擒获一个普通人那样擒住他，难道不是虞公自己招来的灾祸吗？考察圣人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可以作为贪图利益者的警戒。虞公是虞太王的后代，晋国于是灭掉了虞国。那么这里不说“灭”，只说“晋人执虞公”，为什么呢？大概“灭”是亡国的善辞，表示上下共同用力。上面没有贤明的君王，下面没有能主持诸侯的方伯；诸侯如果领土狭小，困于强暴，力量不足而丧失国家，并不是因为自身招致祸患，那么《春秋》就记作“灭”，以显示灭国者的罪过，谭、遂、▯、黄等国就是这样。至于虞公，却不同于此。他以堂堂上公的尊位，统治百里土地，谁能侵犯他呢？如今他看重财货而轻视兄弟，相信邪说而违背忠言。璧玉和宝马一送入晋国，晋国灭虢的军队便随即出动。他没有想到，下阳一旦灭亡，虢国就不能成为虢国；虢国一旦灭亡，虞国也不能保持为虞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宫之奇已经说过了，他却不听。这是把爱护国家看得还不如珍爱垂棘的璧玉，把同姓亲族看得还不如屈地产的宝马。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不是独夫又是什么呢？他作为一个拥有千乘之国的君主，却使自己成为独夫；他的灭亡，实在不能说是不幸。《春秋》不写“晋人灭虞”，而写“晋人执虞公”，仿佛是在说虞国的土地早已蕴藏在晋国之中，虞公的生死命运不过已经由晋国掌握罢了。所以《左氏传》说“罪在虞国”，并且说这样做很容易。《谷梁传》说，称作“公”，仍然是把他当作被下等人擒获者的说法。唉，利益能够使人亡国，竟到了这种地步吗？人们还说过：“家一定是先自行毁坏，然后别人才毁坏它；国一定是先自行攻伐，然后别人才攻伐它。”虞公正是如此。有人说：“晋国与虞国同姓。卫侯燬灭邢国，尚且因此留下恶名；虞国固然有罪，晋国却可以从轻发落，为什么呢？”回答说：“灭掉别人的国家，罪过容易看见；因贪图利益而使自己亡国，罪过却难以明白。下阳只是一个城邑，《春秋》却以虞国和晋国灭亡它来记载，晋国的罪过已经显现了。如今又擒获虞公，虞公是天子的上公，晋人擅自擒获他，这是目无天子，难道还能算没有罪吗？” 《春秋》没有按照梁国灭亡的书法来记载这件事，也就不会用宽恕晋国的书法了。至于灭掉同姓国家的罪恶，又何必等待贬斥才显现呢？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台邑。季孙宿率军救援台邑，随后又进入郓邑。攻打别国并包围别人的城邑，和救援祸患却进入别人的城邑，这两种行为都是王法所不能容忍的。战争，是《春秋》所厌恶的；至于乘势图利，更是尤其不应做的事。鲁襄公十二年，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并包围台邑，记作“伐”、记作“围”，说明罪过在莒国。季孙宿奉命救援台邑，却没有奉命便进入郓邑，记作“救”而接着记作“入”，说明罪过在季孙。莒国固然不义，鲁国难道就算正义吗？《春秋》把两件事接连记载，是为了彰明两国恃强用兵、积累怨恨的罪过。凡是记作“伐”的，都是厌恶其擅自用兵施暴；攻打而又包围别人的城邑，罪过就更重了。凡是记作“救”的，都是认为其体恤祸患、解除纷争是善行；救援之后又进入别人的城邑，那么“救”就不值得称道，反而以“入”为罪。因此，弱小的莒国竟敢攻打我国并包围城邑，这是外来的祸患，君子固然要为鲁国忧虑。季氏是强大的权臣，借救援城邑之机制造事端，这是内部产生的祸患。鲁国的忧患，到此才真正加重。唉！鲁国使用龙旗承奉祭祀，全部拥有龟山、蒙山等土地，是周公的后代。在《春秋》时代，只有齐国因为姻亲关系依靠鲁国，后来却转而成为仇敌。其他诸侯国，如宋、卫、晋、蔡，都不敢用一支箭与鲁国相向，都是因为畏惧周公。如今偏僻鄙陋、处在夷地之中的莒国，竟敢拿起干戈与鲁国抗衡，难道不是鲁国人自己招来的祸患吗？在郦地战役中，季友击败莒军并俘获莒国卿大夫，莒人不敢报复。僖公降低千乘之君的尊严，把女儿嫁给莒国大夫，亲自主持婚事；又降低自己的礼仪等级，失去诸侯的班次，同他结盟。在边境之间，虽然暂时可以没有战事，但辱国也太严重了。宣公作为一位得位不正的君主，贪图功劳、追逐利益，开启了争端；莒国仍然不敢报复，是畏惧鲁国有齐国援助。襄公不致力于德政，却把鄫国交给自己私有，终于导致莒人灭掉鄫国，又在侏儒有狐遭到失败。由此鲁国变得不可预测，莒国才开始敢于发兵攻打我国。到了如今包围台邑，这是莒人攻打我国的第三次战役。趁诸侯有事之际，背弃盟约和友好关系而发动战争，如今又攻打我国、包围我国的城邑，莒国的罪过真是杀之不尽。季孙奉命救援台邑，台邑是我国受先王封赐的城邑，那里有百姓，不可以不救。军队到达后莒军的包围解除，整军返回，向国君复命就可以了。他却乘机继续进入郓邑，岂不是因为恼怒别人踩了自己的田地，便夺走别人的牛吗？

译自己责怪别人，却又仿效别人的行为，罪过就与莒国相同了。而且他擅自掌权、制造事端，眼中没有国君，这不是小事。他造成的祸患难道只是攻打我国东部边境而已吗？《春秋》记载“莒人伐我东鄙，围台”，接着又记载“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郓”，正是为了彰明莒人的罪过。率军救援台邑是可以的，但接着进入郓邑却不可以。“遂”是专擅行事的说法；“入”含有不顺正道的意思。因此，季孙的罪过无法逃避。所以我曾经评论说：莒、鲁之间的争斗，每每对鲁国国君不利，却对季孙有利。后来乘乱夺取郓邑的是季孙；叔孙在讨伐莒国并夺取郓邑时，实际掌权的又是季孙。昭公所受的耻辱，大概就是从救台、入郓这件事开始的。所以说：莒国造成的祸患还不值得忧虑，大夫造成的祸患才深重，足以使鲁国忧虑。这难道不可信吗？卫国人拥立晋。作为臣子却擅自安置君主，作为儿子却独自占有国家，这些都得罪王法。《春秋》正是为了端正名分而作的。卫国发生了州吁之乱，叛贼已经被讨伐，卫国人却不向天王请命，便拥立晋，这是擅自安置君主。晋虽然是诸侯的儿子，没有王命却竟然被拥立，这是擅自占有国家。《春秋》记载“卫人立晋”，于是卫国人和晋的罪过都无法逃脱。古代诸侯世代继承封国，国内必定有所承受；爵位、土地由天子授予，上面必定有所禀告。必须从先君那里承继国家，是为了尊重父子亲情；必须向天子禀明命令，是为了端正君臣大义。天下最大的伦理关系正在这里，怎么可以凭私意扰乱呢？卫国州吁凭宠幸之人的儿子身份弑杀国君而自立，诸侯联合出兵想确定他的君位，卫国人却不承认他为君，经过八个月，终于在濮地杀了他。如果说“卫国没有人”，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只明白其中一面，却不明白另一面呢？这正是圣人深为惋惜的地方，所以特意写出“卫人立晋”这样的文辞。我曾经考察卫人杀州吁这件事，知道《春秋》初期，人的良知和天理还很明白；等到考察卫人拥立晋，又为《春秋》时代人心天理的败坏而悲伤，这种败坏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为什么呢？战鼓声隆隆作响，士卒踊跃用兵；州吁凭借先君的宠爱，掌握百里国家的权力，弑杀国君而残暴地役使百姓，又有宋、鲁、陈、蔡作为他的党羽，形势并不容易对付。然而卫人竟敢立即谋划除掉他，使陈国人一出动便把他擒获，卫国又让一位告老的大夫主持谋划，而国人没有不服从的，诸侯没有敢阻拦的，若不是人心和天理还明白，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讨伐叛贼之后，竟然立即相互率领，自行安置自己的君主，却不派一个使者先到天子那里，把周王室看得如同不存在一样？这就是不顾先王典制，使自己的君主陷于目无天子的罪过。那个晋，就是宣公，纵然不足以责备；石碏却是贤人，难道也不思念树木和水流都有本源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习惯于所见所闻的旧例，便把这种做法当成常规。贤者尚且如此，人心天理的败坏，哪里还来得及挽救呢？看“卫人立晋”这句话接在“卫人杀州吁于濮”之后，就可以知道圣人是多么深切地惋惜了。因此写作“卫人立晋”，“立”表示这个人本来不应当被拥立，是为了彰明卫人擅自安置君主的罪过；至于晋，断绝了他的公子身份，是说卫国内部没有可以承继君位的人；这正是为了说明晋擅自占有卫国的不对。晋既然被拥立，最终却没有成为贤明的君主，反而使卫国陷入混乱；大概凡是开头不正的事情，必定不能有好的结局，这也是必然的道理。有人说：《春秋》记载拥立君主的事有两次，一次是本年卫人立晋，一次是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前者指明拥立他的人，后者却说“卫人”，为什么呢？大概拥立王子朝是尹氏的私意。王子朝不应当被拥立，是尹氏独自拥立了他。晋虽然不应当擅自占有卫国，但实际上是应当被拥立的，所以说“卫人立晋”，特别责备的是没有向天王请命，而不像尹氏对王子朝那样出于私意。这也是权衡罪过轻重的区别。唉！圣人的笔法真是严厉啊。三月癸酉日，大雨并发生雷电；庚辰日，大雨夹雪。《春秋》记载阴阳失去节令，是为了向君主表示不可忽视天道。春秋时期的常事通常不记载，只有出现异常才记载。雷电、雨雪是常有的事，却把它们当作异常，为什么呢？大概周历三月，就是夏历正月，阳气还没有大盛，却发生大雨和雷电，这是阳气失去节令。雷电已经发生，雨雪就不应当再次降下；过了八天，又发生大雨夹雪，这是阳气幼弱而阴气重新放纵。阴阳交替竟然失常到这种地步，怎么能不认为是异常呢？天与人遵循同一个道理，有感应就必定有回应。考察《春秋》所记载的事情，就可以知道隐公政治上的过失，等等。我曾经在《洪范》关于庶征的论说中探求过这个道理。君主之所以统治人民，是为了建立皇极，使百姓获得福祉。因此，雨、旸、燠、寒、风是否合宜，都会因君主的作为而产生回应，于是便有恒寒、恒燠的天罚。君主懂得这个道理，遇到灾异便恐惧，即使出现了灾异的征象，也不会产生相应的灾祸；否则，回应又会反过来成为感应，灾祸就一定到来。因此，雷电是阳精的发作，雨雪是阴气的凝聚；雷电是在温暖中发作，雨雪是在寒冷中凝聚，两者不应同时发生。隐公即位至今已经九年，没有听说他有善政，却多有凉薄的德行；作为诸侯而不事奉天子，作为国君而不抚恤百姓，军队屡次兴起，政权不断下移，君主之道的丧失已经很久了。如今在建寅之月，还没有到启蛰的时候，便发生大雨和雷电，阳气的发动已经过早了。雷电在癸酉日发生，雨雪又在庚辰日出现，阳气不顺应时令而发动，既然不是时候，就显示出它不能胜过阴气的征兆。因此既说“震电”，又说“大雨震电”；既说“雨雪”，又说“大雨雪”，都不是小的变化。作为隐公，为什么不反躬自省呢？是德行没有修养吗？是政事没有施行吗？是谗佞邪恶之人没有除去吗？是善人没有被任用吗？还是百姓失去安居之所，祭祀也没有尽到职责呢？为什么上天降下这样的警示？我们应当早晚畏惧上天的威严，思考自我更新的方法，或许可以免除罪过。隐公却毫无警觉，正要攻打宋国、夺取城邑，防备郑国而进入许国，得意洋洋地自以为有功，钟巫之难便发生了。《春秋》虽然不说灾异的应验，但事情与灾异相应的征兆清楚明白。因此说：不是深刻明白天人之理的人，就不能谈论《春秋》。我又曾考察经文，凡是记载雨雪的共有三次，其中两次在冬天。如果按照夏历来说，冬天下雨雪本来是正常的，《春秋》的书法不应当记载；何况二百四十二年间，难道只有两次雨雪吗？

译所以知道《春秋》是按照周历记事，所记冬月应当是建酉、建戌、建亥之月，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一事件属于夏历正月，雷电和雨雪同时出现，已经是异常；而且雨势、雪势都很大，超过常态，因此都是不合时令的。唉！读《春秋》的人，如果不把全经贯通起来，却想只凭一句话寻求义理，怎么能够得到圣人的防范之意呢？公子结把陈国人的妻子送到鄄地出嫁，随后又与齐侯、宋公结盟。大夫降低自己的身份去亲自办理卑贱的事情，又擅自作主去抗对公侯。《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责备他既因看重卑贱之事而丧失自身身份，又因轻视尊贵之人而得罪别人。礼制没有比端正名分更重要的，超过或达不到适当程度都是罪过，何况一次出行便两方面都失礼呢？如今公子结以国卿的尊贵身份，却降身为陈国人之妇的媵送者，这是用尊贵身份处理卑贱礼事，已经丧失自身身份了。随后又凭大夫的卑位，擅自办事，竟与齐侯、宋公结盟，这是以轻微身份触犯隆重礼制，又得罪了别人。这样看来，公子结不懂礼实在太严重了，《春秋》能不深深厌恶他吗？等等。我听说《易》说：“君子减损多余的，补益不足的，衡量事物而公平施与。”所以，以诸侯看待大夫，正如以大夫看待公侯一样；他们身份不相称，就像殿堂和台阶有等级一样，截然不可侵犯。如今公子结作为诸侯之子、鲁国执政的卿，本来应当承担出谋划策、匡正社稷、庇护百姓的责任。如今却放纵一己私情，把媵妇的卑贱事务看得很重，这就是以尊贵凌驾卑贱，破坏上下尊卑的等级。至于齐侯，是太师的后代、东方诸州的方伯；宋公，是先代之后、天子的上公。这哪里是列国的大夫所能相匹敌的？公子结竟不自量力，敢于向上请求同他们结盟，岂不是以卑位抗拒尊贵，扰乱君臣的名分吗？所以，公子以诸侯之身为身份低微者的妇人送嫁，就像戴着帽子却把鞋子奉上；以大夫身份与齐、宋两国国君结盟，则像抬脚踩到了头顶。不仅如此，臣子没有君命不能越过国境；鄄地是卫国的土地，公子结因私事出境也是不可以的。大夫不能擅自完成国君未交付的事情；结盟是国家的大权，不向君主禀告而擅自进行也是不可以的。这样看来，这次出行难道只是丧失自身身份、得罪别人而已吗？还兼有不臣之罪。《春秋》根据事实直书其事，公子结的罪过能够逃脱吗？因此，秋季刚刚讲和，到冬季三国的军队就到达鲁国西部边境。所以说：“国家一定是先自行攻伐，然后别人才能攻伐它”，说的不就是公子结吗？虽然如此，鲁国固然失策，齐国也未必做得对。公子结请求结盟，齐侯答应还是不答应，本来取决于齐国，何至于两个国家的君主竟轻易依从他的意愿呢？结盟之后又去攻打他，这是不对的。后来季孙行父在阳谷防守齐侯，请求结盟，齐侯尚且不肯与他结盟。商人的行为尚且不义，齐侯还能拒绝行父的请求，何况堂堂伯主的尊贵身份呢？唉！公子结不值得责备，我唯独深深替齐桓公感到惋惜。公在某地与齐侯会见，等等，在牡丘结盟。宋国人攻打曹国，楚国人在娄林击败徐国。伯主的谋划不能协调，盟国又互相离心，这就是外夷得以放纵其意志的原因，实在太严重了！齐桓公的霸业有开头却没有结尾。牡丘战役，本来是要救援徐国，却先举行结盟，当然可以看出各国并不协调。盟誓的话音刚落，宋国人便有攻打曹国的行动；大功尚未建立，自己却先产生离心和二心，这样将凭什么抵御外患呢？于是使楚国得志，在娄林击败徐国，中原的形势从此衰弱了。由此看来，难道不是齐桓公不能始终保持敦厚不息的诚意，才到了这种地步吗？等等。我曾说，齐国在内部治理好自己再控制外部，是善于谋划；谨慎地结束事业以承接开端，是善于治道。因此，外夷的进退，没有不看中原诸华的强弱；诸侯的归附或背离，又怎么会不由伯主的意志是否懈怠决定呢？所以齐桓公刚开始建立霸业时，郑国侵犯宋国，他便联合宋、卫进行讨伐；荆国攻打郑国，他便率领鲁、宋前往救援。分担灾患、讨伐怀有二心者，诸侯没有缺席，因此能够壮大中原的声势，使四夷臣服。召陵的功业，成为五霸中最盛大的一项，确实值得赞美。假使他始终保持这种心意，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葵丘会盟之后，震惊自矜之心便产生了；从此楚国攻打黄国，他却不去救援，反而倚仗次陉犄角的援助，最终带来楚成王败亡、息国灭亡的悲剧，那么桓公不能始终主持诸侯，人们就都知道了。不然，徐国紧邻山东，楚国人怎么敢越过险阻去攻打它呢？如今楚国竟敢攻打徐国，是因为它通过不救黄国，窥见了齐桓公已经无力。齐桓公如果能在这时整顿军队出征，还来得及挽回。为什么八国诸侯聚集在牡丘，却不击鼓前进，直指淮、泗之间，把徐国人从水火中救出来，反而在那里杀牲歃血、举行盟誓，告知鬼神呢？诸侯国君本来就拥有这样的权力，何必屈辱地结盟？由此可知伯主的谋划并不协调。这样使敌人能够揣测诸侯的真实情况，因而停留不退，这是谁的过错呢？大夫主持的救援，没有听说取得功效；讨伐厉国的军队，却只是徒然滥用武力。尚未会盟便没有战事，不肯跟随的宋国，竟敢因讨伐厉国而产生怨恨。跟随齐国的曹国，虽然说是弱小的曹国，却也不再顾念齐国了。不知道在牡丘结盟究竟是为了什么？外部忧患还没有消除，内部意志已经离散，使原本同好同恶的国家割裂成仇敌，却不能加以禁止。兄弟本应在墙外共同抵御外来的侮辱，如今却不是这样。中原的虚实，已经全都暴露在楚国眼中。于是楚国乘坐战车的军队，像蜂群聚合、野猪突进一样，在娄林击败徐国。先前替齐国夺取舒地的百姓，如今也没有能力庇护他们了。使三十多年的功业在一天之内毁于一旦，难道不可悲吗？我曾因此评论说，齐桓公的霸业，与宋国有很大的关系。刚开始时，宋公推戴齐桓公，使他成为盟主；霸业成就之后，到了最后，宋国人背叛他，去攻打曹国，于是最终没有办法制止楚国。从前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百里土地，何曾依靠别人来形成自己的势力呢？这好比水，有源头的水流出无穷；至于蹄印中的小水洼、沟渠和小河，得到雨水才会盈满，天一放晴就干涸了。唉！这就是伯主功业为什么如此卑下，而君子不愿意去做伯主的原因吧。齐侯袭击莒国。

译大国用兵，却乘别人没有防备时袭击，《春秋》特意记载此事，是为了彰明它的罪过。战争本来是用来抵御暴行的，不是用来施行暴行的，何况还用诡诈的手段行事呢？齐国做事不合道义，乘莒人没有防备，暗中出兵袭击，实在太不仁了。《春秋》特意写出“袭莒”，并且专门以齐侯为主语，那么他包藏祸心的罪恶，又能逃到哪里去呢？等等。先王打猎采用三面驱赶、留下一面不围堵的方法，众位君子钓鱼而不用大网，射鸟也不射栖息的鸟，对待万物尚且如此，何况对待人呢？《春秋》凡是记载用兵，都在所厌恶之列；但也有声讨罪行、讨伐他人，却驻兵不战来使其服从的情况。没有听说过用“袭”来记载的。小国依仗大国的安定，本来没有原因，大国却向它加兵，已经有凌弱犯寡的罪过；何况又使用阴谋秘计，出其不意地袭取它呢？这是《春秋》必定诛责而不赦免的事情。齐庄公背弃澶渊的会盟，帮助叛臣攻打盟主，实在太不义了。进入孟门、夺取朝歌，对晋国并没有造成损失；他无端兴兵，反而产生了悖逆之心，于是袭击莒国的念头便产生了。他们衔枚、击鼓休息，出其不意地袭击莒人，自以为一次行动就可以得到莒国，却没有料到计谋不能成功。况且在且于之门受伤了大腿而退兵，蒲侯遇到杞梁，最终斩首又有什么益处呢？人们还说：“难道国君像窃盗一样，白天潜伏、夜晚行动吗？”说的就是齐侯光。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编年中，这是一种特意的笔法，大概因为在用兵之中，这种罪过尤其严重，而齐国独有这种情形。后来宋国皇瑗率军在雍丘俘取郑军，郑国罕逹也率军在嵒地俘取宋军；暗中隐藏踪迹，窥伺别人的空隙，互相倾覆，这种风气流传到战国时代，残害百姓以满足自己，像割除草菅一样。最初制造这种恶例的人，难道会有后代吗？今年没有得志，明年又重新兴兵攻打莒国，构成的怨恨没有停止，却不知道灾祸已满、恶行已积，变乱从内部发生；还没有会盟多久，崔氏之难便爆发了。所以说：“倚仗武力而不顾众人，安于残忍而不顾亲属；众人背叛、亲属离心，事情就很难成功。”唉！像齐庄公这样的人，还能怨恨谁呢？我又曾考察经文，凡是特意用笔来彰明暴行的，多在齐国：齐襄公时有迁徙纪、郱、鄑、郚等地的行动，齐桓公时有降服鄣国、迁徙阳地的记载。不仅如此，《春秋》从来没有记载灭国，而灭国之事也从齐国开始；这大概是齐国发扬勇武、崇尚功利、形成重视简略而崇尚功业的风气，其流传下来的影响还没有消失吧。《诚意伯文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诚意伯文集》卷十四。明代刘基撰写。《春秋明经下》。在郎筑台，在薛筑台，在秦筑台。冬天没有下雨。劳役接连兴起，民力困乏，所以天降下异常现象，实在值得忧虑。巩固国家没有比保护百姓更重要的，保护百姓又没有比预防祸患更紧迫的。鲁庄公不知道致力于根本、节省费用，因此在即位第三十一年的春天，便在郎筑台。到了夏天，又在薛筑台；秋天，又在秦筑台。三个季节筑造三座台，这叫无故妄兴劳役，使百姓徒然劳苦。当年冬天，便出现不下雨的异常现象。民力已经困乏，又加上天灾，难道不令人深深忧虑吗？因此，一年之内筑台竟达到三次，可以看出庄公虐待百姓；一个时节不下雨便加以记载，可以知道圣人为百姓忧虑。等等。我曾经考察庄公在经书中的事迹。庄公二十八年，一次兴起筑郿的劳役，便导致后来严重歉收、没有麦子和禾苗，可见他不能致力于根本、节省费用，也没有预先准备防备灾害。筑郿那一年，并没有听说发生水灾、旱灾、蝗灾或螟灾，却已经到了仓廪全部空竭的地步，何况连续筑造三座台，又加上不下雨的灾变呢？唉！这就是《春秋》为此深深忧虑而谨慎记载它的原因。古代天子有灵台用来观测天地，诸侯有时台用来观测四时，难道是把它们当作游观玩乐的场所吗？如今庄公离开国都到远处筑台，显然是为了满足耳目之娱而劳累百姓。使百姓劳苦来供自己享乐，百姓看见他的车马、羽旄，个个都头痛皱眉、彼此诉说，这样凭什么治理国家呢？所以到了年终使用农具的时候，已经在郎筑台；到了抬脚采桑的月份，又在薛筑台。奢侈之心一旦放纵，便再也无法遏止。又役使正值采摘葵菜、收取豆类的百姓，在秦筑台，为什么竟如此频繁而不怕烦扰呢？财物耗尽便产生怨恨，民力耗尽便产生愤怒；怨恨愤怒的气息积聚在下，阴阳之气便在上面发生乖戾，所以不下雨的征兆终于在这一年冬天出现。唉，上天爱护百姓是多么深切，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放纵地顺从自己的欲望吗？今年这样的警告，实在令人恐惧。因此，一个时节不下雨并不是大灾，《春秋》仍然谨慎地加以记载，是为了寄托深切忧虑百姓的意义。我又曾评论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是天下诸侯所尊奉的宗主；庄公正处在齐桓公建立霸业的时代，天下宴饮安乐、没有大事，如果能够建立政令、办好政事，保护安定百姓，周公的事业还可以重新振兴。如今却不是这样，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沉溺安乐、怠惰骄傲，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三次筑台又遇到不下雨，第二年春天又修筑小谷城，这就是把民力当作不值得珍惜，只顾随意满足自己的欲望了。他本人虽然最终死在正寝之中，但继承他的儿子最终死在乱臣手里，他的国家也几乎灭亡。唉！假如上天再给庄公一些寿命，我恐怕庄公所要忧虑的就不在子孙，而在他自身了。齐侯、卫侯、郑伯来到郎地交战。齐国人、卫国人、郑国人在恶曹结盟。诸侯联合出兵以构成怨恨，又结成盟约来巩固党羽。《春秋》所以先直书战事，后来又贬低爵位。征伐、会盟本来就不是诸侯可以擅自做的事，何况还用不合道义的方式去做呢？郑国对鲁国心怀怨恨，后来又挟持齐、卫两国国君发动郎地之战，这就是联合用兵、构成怨恨，极其不义。交战之后又做恶，接着在恶曹结盟以巩固党羽，这有什么道义呢？《春秋》在记载交战时保留他们的爵位，是为了显示事实；在记载结盟时贬低他们的爵位，是为了端正他们的罪过。圣人的笔削真是严厉啊！唉！九伐之法掌握在司马手中，是天子用来讨伐不朝者的；盟誓之法掌握在司盟手中，是圣人用来应对衰乱时代的。有天子在上，哪里是诸侯可以私自使用的呢？齐国，是太师的后代；卫国，是康叔的后代；郑国，是周宣王的至亲。我们周王东迁以后，子孙一天天失去秩序，只有一两个伯父、叔父、舅父本应竭力成为王室的屏障，难道竟把他们看得像弃置的冠帽和发笄一样，反而因此破坏王室吗？如今却不是这样，他们背弃先王、先公，只顾私下树立党羽，侵害、破坏王室的谋略，使周王室的卑弱日益严重，他们的罪过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唉！这正是《春秋》必定诛责、绝不宽恕的事情。况且郎地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鲁桓公是天下最大的恶人，人人都可以讨伐他。郑伯已经首先在越地结盟，以确定鲁桓公的君位；齐侯又接着在稷地会盟，以成全他的奸谋；卫国也坐视不问，于是都成为他的同党。如今却因为周王室礼制班次中郑国排在前面的缘故，联合三国国君，亲自率领士卒，压迫周公的封地边境，想在一场战争中发泄心中快意，这还能说是知晓事理吗？所以《春秋》列举三国的爵位，记作“来战于郎”，仿佛说三国的意图就是为了这场战争；由此可见，他们无故动员军队、残害百姓的罪过。郑伯主持军队而排在齐侯之前，是因为要处置恶党，就像卫国州吁主持军队而排在宋国之前一样。恶曹之盟又是为了什么呢？刚才来交战时，既然已经说是同心协力从事战争，又有什么嫌隙需要重新结盟呢？大概他们的联合并非出于正义，内心本来就不免互相疑虑。于是杀牲歃血，把盟誓质于鬼神，以誓约相约，想巩固党羽并求取自己最大的欲望，却不知道诚信不是发自内心，结盟又有什么益处呢？只不过足以助长祸乱罢了。《春秋》在这里贬低他们的爵位而称作“人”，是鄙视他们。仿佛说无道的君主，不足以享有王朝所授的爵位；这样一来，他们轻慢鬼神、触犯刑法政令的罪过也就显现了。因此，开始时不记载爵位，就不能知道他们是三国的君主；后来不称作“人”，又不足以痛斥三国的罪恶。所以前面记爵位而写他们前来交战，彰明战事的罪过；后来记载他们结盟，却以削夺爵位表示贬斥。把措辞和事实联系起来考察的教诲，不是深刻而明显吗？此后三年不到，郑伯果然联合纪国、鲁国交战；第二年，齐、卫两国又听从宋国人的话去攻打郑国，盟誓的话果然值得依靠吗？最终他们联合用兵、结成党羽，只追逐利益：今天收受贿赂而接纳突，明天接纳朔而归还俘虏，使兄弟之间的伦理、君臣之间的道义，都被丢弃在草莽之中而不存在。此后王室纲纪完全崩溃，天下变成了由霸主支配的局面！唉！《春秋》深深贬斥恶曹之盟，是有原因的啊。季孙宿在戚地与晋国士匄、宋国华阅、卫国孙林父等人会盟，晋国人擒获卫国使者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