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庄公集卷一

译和祥瑞。近来顺应天意民心，再次登上帝位，天地因此重新建立，人伦纲纪因此开始修明，礼乐明备，刑政修举，天下人无不歌颂凤仪兽舞般的治理，四方百姓无不受到陶冶，生活在鸢飞鱼跃般的天地中；治理成效的盛大，自古以来没有能超过的。” 这些全都是皇上以至诚实行大道所造成的结果。如今皇上仍不自满，发布诏令，下达明诏，召臣等到朝廷，赐下清问，先问礼乐刑政施行的缓急次序，接着问唐虞三代与汉唐宋治理教化盛衰的原因，最后问采用礼乐刑政而达到帝王治理成效的道路。这问题太伟大了！只是臣愚昧浅陋，哪里足以揣度皇上的深心？虽然如此，天道向下施济而光明，地道处于卑下而向上运行。陛下既然以诚心发策下问，臣岂敢不竭尽心意、披露诚情来回答？臣私下认为，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并非只有一种；但施行的关键，不越出礼乐刑政而已。礼有三千三百种仪节，用来节制百姓的心，使他们的行为没有过分或不足。乐有五音六律的制作，用来调和百姓的声音，使他们所说的话不至乖戾。因此说：‘安定君位、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重要的；改变风俗、移易习惯，没有比乐更好的。’这就是礼乐用来教化百姓、成为治理根本的原因。陛下所说的应当先行、应当急办的，就在这里。至于政，就是法制禁令，用来统一百姓的行为、约束他们的懈怠；刑，就是墨、劓、剕、宫、大辟等刑罚，用来防止百姓作奸、惩罚他们的放纵。” 所以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这就是刑政用来辅助教化、作为治理辅助手段的原因。陛下所说的应当后行、应当缓办的，就在这里。虽然如此，礼乐刑政固然有先后缓急的次序，但总的说来，也不能偏废任何一项。如果只有礼乐而没有刑政，那么单靠仁善不足以治理；如果只有刑政而没有礼乐，那么单靠法令也不能自行施行。所以经传说：礼乐刑政四者通达而不相违背，王道就完备了。这话确实正确！考察古代，唐虞时代，说到礼，五礼修明，三礼彰显；说到乐，六律和谐，八音协调，礼乐于是大为完备。德在于善政，政在于养民，六府三事都治理得当；刑法彰明于五刑，施刑的目的在于达到无刑，五服三就也都合宜。刑政于是大为彰明。因此当时各国和谐，百姓有变恶从善的美好风气；各种功业都兴盛，四方夷族也有前来朝王的成效。难道不是唐虞能够运用礼乐刑政，达到雍和、昌盛、太平的境界吗？然而推究其由来，又是以尧的诚信恭敬、能够谦让，舜的温厚恭敬、诚信充实为根本造成的。夏商时代，司徒修治六礼以节制民性，乐正推崇四术以教育士人，建立典章制度留给子孙，又设置磬石和调律器具。制定官府刑法来警戒有职位的人，并有三风十愆的训诫。成周时代，宗伯掌管五礼以亲和万民，司乐掌管六乐以调和万民，司马掌管国家政务，以九法整治诸侯国；司寇掌管国家刑法，以三典责问四方。情理和文饰完备，制度也详尽，因此当时声教传遍四方，百姓都得到生养。德化广被海角，万姓都喜悦归服。难道不是三代能够运用礼乐刑政，达到雍和、昌盛、太平的境界吗？然而追溯它的根源，也同样是禹诚信地遵行自己的德行，汤始终保持一德，文王武王纯厚不息，以及周公大力勉励修德所造成的。唐虞三代用诚心实行大道，因此治理成效如此盛大。后世拥有天下的朝代，没有比汉、唐、宋更好的了。汉高祖豁达大度，文帝恭敬节俭、深沉宁静，武帝才雄志大，宣帝综合考核名实，直到光武沉着机敏、先于事物作准备，明帝谦抑自身而遵行正道，章帝左右亲近艺文，这些都是汉代英明君主和贤德帝王。考察他们采用绵蕝所学习的

译考察当时，虽然有天下富庶、几乎达到刑罚废置的风气，百姓宽裕安息，人民享受到这种美好福泽；但与唐虞三代雍和昌盛的教化相比，不只是像石块与美玉的差别而已。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是运用礼乐刑政来施治，却不能以诚为根本。至于唐太宗英武超群，唐玄宗励精图治，唐宪宗刚明果断，这些都是唐代英明君主和贤德帝王。考察他们采纳古代制度、制定章服，分设二部来学习音乐，建立府兵制和租庸调法，废除断趾刑而增加复奏程序，他们运用礼乐刑政就是这样。然而一个是假借仁义而喜好功名，一个被女色迷惑，一个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考察当时，虽然有斗米三钱、远方异域来朝的盛况，百姓都安乐从业，威令几乎振作起来；但与唐虞三代泰和的治理相比，不只是鱼目混在美珠之中的差别。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是运用礼乐刑政施治，却不能以诚为根本。到了宋朝兴起，宋太祖的仁义、宋太宗的深谋，足以在前面开创基业；宋真宗的英明颖悟、宋仁宗的仁慈宽恕，足以在后面守成，真可以说是英明君主和贤德帝王了。考察他们制定朝廷礼仪、详定服制，整饬音律、登记名数，严格科举禁令以消除奢侈僭越，采纳 把敕令条文编成卷册，确实都在运用礼乐刑政来谋求最高的治理。然而有的喜欢微服出行，有的伤害恩义，有的借助祥瑞举行封禅，有的把邪道和正道混杂使用。虽然说治理成效超过汉唐，却也不能与唐虞三代相提并论。详细考察其原因，难道不是内心存有的诚有所衰减吗？汉、唐、宋诸君不能以诚心实行大道，治理成效不如古代，原因就是这样。追溯我太祖高皇帝开创华夏，太宗文皇帝肃清国家，古代盛大的风气因此振兴；仁宗昭皇帝继承大统，宣宗章皇帝承续功业，古代盛治因此更加彰明。其所以如此，固然不出礼乐刑政的运用；但追究礼乐刑政所以能够运用，难道不也是根本出于列位圣祖至诚的内心吗？陛下顺应上天和人民的归附，心中继承祖宗的宏大事业，复位以来勤勉图治，早起晚睡，不得安宁。考虑到百姓的性情还未合乎中正，就用礼来节制；考虑到百姓的声音还未和谐，就用乐来调和。而礼、乐本来就一并施行，没有遗漏。考虑到百姓的行为还不统一，就修治政务来统一；考虑到百姓的奸邪还未止息，就彰明刑法来防范。政和刑也一并施行而不偏废。因此治理成效的盛大，自古以来无人能及，但圣心仍担忧治理成效没有达到最盛。臣由此知道，陛下是真正大有作为的君主，是真正世间罕见的君主，真正可以同三王、五帝相比，而把汉、唐、宋诸君远远置于其下。陛下想探究礼乐的根源，臣认为礼乐的根源固然不外乎一个诚字；陛下想寻求刑政的根本，臣认为刑政的根本也不外乎一个诚字。真实无妄、纯粹不杂，就是诚；一旦有所杂，就成为虚伪而不诚。长久不息、始终没有间断，就是诚；一旦有所间断，就会止息而不诚。陛下运用这颗诚心来兴举礼乐，那么大礼就能与天地同其节度，大乐就能与天地同其和谐，礼不会失于邪僻，乐不会流于淫靡。陛下运用这颗诚心来施行刑政，那么每颁布一项政令，人人都会像相信蓍草和龟甲一样相信它；每施行一项刑罚，人人都会像畏惧斧钺一样畏惧它；政事不会失于乖谬，刑罚不会流于惨酷。礼乐刑政虽要一并施行，但礼乐应当在前，刑政应当在后；分开来说，又必须先礼后乐，先政后刑。这就是四者施行的次序。施行既有次序，礼乐便彰明宣布，刑政便修治兴举，上极于天、下遍于地，周流四方，通达无阻；天下百姓无不遵循、守持它而不违背。可是，使它能够施行并通达的关键，实在在于陛下一念之诚。陛下如果对礼乐刑政的运用全都以诚为根本，那么治理教化的盛大，又何必担心不能与唐虞三代并驾齐驱呢？将会看到今天的百姓和唐虞时代的百姓一样，都变恶从善、和睦相处；今天的百姓和三代的百姓一样，都遍受您的恩德。为什么呢？时代有古今，道却没有古今；人有先后，心却没有先后。只在于陛下以至诚感化他们罢了。这就是所谓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感化万物。可是陛下策问臣时已经这样说，篇末又启发臣说：‘诸位大夫潜心研治经史多年，请把详细意见写在文章中，朕将采纳施行。’臣承受陛下使人成长、养育臣下的恩德，平日所涵养的是忠君报国之心，师友所讲明的是使君主有道、使百姓受惠的事业。虽然援引经书、依据史实的回答未能详尽，但敢于向君主提出要求、陈述善道的志愿，正是臣的抱负。臣既承蒙春官推荐，又叨幸奉命在大廷应对。正值愚臣叩开宫门、献上美玉般言论之日，谨行拜手稽首之礼进言说：‘诚作为大道，意义多么宏大啊！它蕴含在太极浑沦之中，极尽于天地万物的变化；开始于夫妇幽隐细微之处，显现在鸢飞鱼跃之间。贯通古今，没有什么不是诚所造成的；上达于天、下贯于地，没有什么不是诚所寄托的。’所以修养自身而不用诚，欲望就会乘隙侵入道理；任用人才而不用诚，邪恶就会乘隙侵入正道。何况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施行它们却不以诚为根本，难道可以吗？《中庸》说：‘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根本原则；实行它们的原则只有一个。’这个一，就是诚。诚作为大道，确实太伟大了！臣愿陛下保持这颗诚心，不分裂成两种、不掺杂成三样；不因开始和结束而有不同，不因先后而有间断。在大廷如此，在深宫也如此；办理大政大事如此，细微言语小事也如此。在端庄安静、专一不杂之中保存涵养，在处理事务、接触外物之际反省审察。说出一句话，无不是实际道理的流露；做一件事，无不是实际道理的显现。由此效法帝王，一定能够合乎随时施政的适宜原则，而不拘泥于古法；

译由此效法祖宗，一定能够充分发挥继承述行的美德，使祖先的事业更加光耀。将会看到德泽所及，广大得如同苍天覆盖承载的范围，凡有血气的生物无不尊敬亲近。相信唐尧虞舜会在今日重新出现，禹、汤、文王、武王也不能独自专享前世的美名。臣的愚见，开头以诚来勉励陛下，最后仍以诚来向陛下献上良策。要使民心相同，开创治理之道并达到最盛，实在都由此而来。伏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稍加垂览，那么国家幸甚，百姓幸甚。臣冒犯天威，极其恐惧战栗。臣谨此答对。◆疏类◆ 《天戒疏》○《天戒疏》左春坊左谕德臣谢一夔谨奏，为建言之事。臣听说，君主侍奉上天，如同臣子侍奉君主。臣子有过错，君主告诫责罚他；臣子能够倾诉实情、服罪认错，并更加努力地修治政务、建立功业，也许君主的怒气就会平息，诛责也可以免除。君主有过错，上天以灾异警戒恐惧他；君主能够引咎自责，并更加努力地修养德行、改正过错，也许上天的心意就会喜悦，祸患也可以消除。所以桑树和谷树生长在朝廷中，大戊修身反省而使王业中兴；野鸡飞上鼎，高宗听从劝谏而成为商朝贤王。大风拔起树木，成王有悔过之言，年成因此大熟；荧惑星停留在心宿，景公说出作为君主应有的话，它随即退舍。由此可知，妖异灾孽的到来未必全是凶兆，关键在于人君如何消除平息它们。然而消除平息的方法，只在于改过修德来胜过灾异，不可以妄自采用其他方法祈禳。经传说：‘应对上天要靠实际行动，而不要靠表面文章。’ 这句话已经把道理说尽了。近日彗星出现以示警告，皇上诚心发自内心，忧虑显现在脸上，停止奏乐、减少膳食，向上天公开祷告，发布诏令，首先以五件事自我责备，接着要求大臣和科道官进言。他想要修德改过以消除天变，可以说是靠实际行动而不是表面文章。臣每次俯读诏旨，以及看到皇上不上正朝、不接受称贺时，没有一次不忧惧惊悸、眼泪沾湿衣巾。伏想皇上自即位以来，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总揽朝廷大权，每天到经筵讲论治道；仁厚出于天性，孝友根于本心，加上不亲近声色，不从事游猎，不妄言妄动，不嗜好杀戮。古代帝王的盛德，可以说兼备并有了。按理应当政治清明、教化昌盛，祥瑞接连聚集才是。为什么八年来，政治没有更加进步，教化没有更加成功，天下的弊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三四年间，妖异的彗星两次出现，灾异接连发生，饥荒屡屡到来，疫病大规模流行。我们得到这种结果，难道没有原因吗？从前臣请假回乡祭祀，偶然染上重病，躺在空斋中养病，每当听到朝廷政事的过失、四方出现的灾异、百姓困苦艰难的情状，就仰面对屋叹息，常常担心自己先死于沟壑，不能俯见天颜，稍有补益，以报答先帝亲自擢用的恩典和皇上录用的恩德，因而引为遗憾。近来有幸回到朝廷，本来想陈述一些意见，但一方面病体还没有完全痊愈，另一方面所听到的时政情况只是传闻，恐怕有不实之处，所以不敢贸然烦扰皇上。如今奉到明诏征求意见，只是诏令对象限于大臣和科道官。臣的官职不是大臣，职掌也不属于言路，又不敢妄自援引诏旨，立即有所陈述。而且臣想，大臣和科道官是朝廷的股肱、耳目，必定能够进言；臣想说的，即使臣不说，他们也应当说。如今已经半个月了，听说他们所陈述的，不过列举几件平常的小事来敷衍塞责罢了。至于臣想说的事情，却一件也没有涉及。臣所想说的，都是当前政事中值得忧虑的大事，足以挽回天意。凡是臣民都能知道、都能说出，难道大臣和科道官偏偏不知道、不说吗？只是他们害怕获罪、想保住俸禄，所以不敢说罢了。唉！上天降下警戒已经这样，皇上求言又

译已经这样，他们仍然畏惧顾忌而不敢进言。所谓有这样的君主，却忍心辜负他。古代忧国忧君的臣子，他们的用心本来就是这样吧。从前宋仁宗时，雨水成灾，欧阳修上疏说：‘没有无缘无故自行到来的灾害，也没有已经出现却毫无应验的变异。变异既然重大，忧虑也就深重，不是稍微做几件事情所能堵塞的。’ 如今彗星出现的灾变，光芒所扫之处，明白的人为之寒心，看见的人为之惊骇，可见它造成的祸患很大，不是雨水灾害所能相比的；又哪里是修改几件细小政务的缺失就能够消除的呢？臣如果在这时又拘泥于明诏，闭口不言，那么既有负于圣明，也无法为自己辩饰。因此斗胆恭敬地倾吐赤诚，分条陈述五件事：一是端正宫闱，以端正治理的根本；二是亲近大臣，以询问治理之道；三是开放言路，以消除壅塞蒙蔽；四是谨慎审理刑狱，以扩大好生之德；五是戒除无谓的费用，以充足财用。当前政事中应当兴办的、时弊中应当革除的，臣想说的本来不止这些；以上五件，是当前政事中最值得忧虑的大事。皇上如果果真采纳实行，那么下民人心会喜悦，上天的意旨会回转，又怎么知道今天的妖彗不会像大戊时的桑谷、高宗时的雊雉、成王时的大风、景公时的荧惑一样？它们不但不能造成灾祸，反而会成为社稷和百姓的福气。臣所陈述的实在出于忠诚恳切，触犯时下忌讳，已经顾不得避嫌，只求皇上稍加垂览，曲加优容，这就是天下的幸运。至于臣个人的幸运，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为此特备奏本，亲自携带，谨恭敬地上奏。一是端正宫闱，以端正治理的根本。臣听说，家庭整齐之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之后天下才能太平。家庭是国家和天下的根本，从来没有家庭不整齐而能够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也从来没有国家治理、天下太平而不以家庭整齐为根本的。因此三代圣贤君主没有不把整顿家庭作为首要事务的。端正伦理，笃厚恩义，是整顿家庭；杜绝请托谒见，戒除奢侈僭越，是整顿家庭；使应当厚待的得到厚待、应当薄待的受到薄待，是整顿家庭；内廷的话不传到外面，外面的言语不传入内廷，是整顿家庭；确定尊卑的礼仪，远离宠幸之人，是整顿家庭；广施恩泽，以扩大继承人，是整顿家庭。以上这些事情，只要有一件做得不够，就说明整顿家庭之道还没有完全做到。想要国家治理、天下太平，不就很难了吗？经传说：福祉的兴盛，没有不是根本出于家庭的；道德的衰败，没有不是从宫闱内部开始的。臣伏愿皇上效法三代圣贤君主，对于一切整顿家庭的办法，全都施行而没有一项不尽善，那么上面家庭整齐，国家自然治理，天下自然太平。二是亲近大臣，以询问治理之道。臣听说，高宗任命傅说时说过：‘早晚不断进献劝诫，以辅佐您的德行。’ 君主即使具有最高的圣明资质，也必须依靠身边的大臣责难陈善，然后才能辅成圣明的德行，达到光明和盛的治理。臣看到，皇上自即位以来，临朝之后、经筵进讲之外，很少同大臣接见。凡四方章奏和政事得失，从未召见内阁大臣与他们共同商议裁决，只是让他们拥有虚名、享受厚禄，这是为什么呢？大臣既然不能当面议论各种政务，那么皇上所共同商议裁决的，必定只是身边的内臣而已。臣愚昧地认为，身边内臣即使都读书明理、通达古今，并且不敢再走过去的覆辙，但他们深居宫禁，对于民间的疾苦、军队的疲乏、人才的贤能与否、政事的得失，哪里能够全都详细知道并处理得恰当呢？何况不与大臣当面议论各种政务，那么政事有了过失，做大臣的一定会说：‘这是皇上和身边内臣在宫中裁决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唉！上面不

译任用下面，下面又能够推辞自己的责任，这难道是宗庙社稷的福气吗？昨日因为天象显示警戒，皇上虽然召见内阁和文武大臣询问一些事情，臣恐怕他们突然得到一次承受顾问的机会，回答还不到片刻就结束，必定不能尽情进言来符合圣心。

译君主和大臣之间，必须经常接触讨论，然后上下的情意才能融洽，做大臣的也才有希望尽情进言，匡正君主的不足。从前唐太宗励精图治，于是开设宫西书馆，征召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人，轮流每日值宿。馆中有空闲时，就从容接见他们，讨论典籍，讲求治道，有时直到半夜才就寝。太宗勤于访求政事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当时君臣情意融洽，君主想听什么臣下没有不说的，臣下进献什么君主没有不采纳的；这就是造成贞观之治、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以贞观之治这样的盛世，尚且要依靠早晚询问儒臣才得以成就，何况有志于达到唐虞三代盛治的人呢？臣伏愿皇上从今以后，退朝之时就到便殿，召见内阁和文武大臣，把四方章奏拿出来给他们，使他们当面裁决并订正可否。至于上面天变由什么招致，下面百姓困苦因什么造成，大到礼乐刑政应当举行，小到命令发布收纳应当详细审慎，凡是心里想要听取的，都请稍稍收敛天威，从容同他们讲论，不要因为天变已经消除就稍有懈怠。这样对圣德一定大有补益，处理政事也自然没有不恰当的。万一政事处理得不恰当，大臣也不能稍稍文饰自己的过错。三是开放言路，以消除壅塞蒙蔽。臣听说，国家的形势如同人的身体；人的身体必须血气周流而没有阻滞，才能长久存在；国家必须上下情意相通而没有壅塞，才能保持治理。血气运行有所阻滞，必须依靠良医和良药来宣通畅达；上下情意有所壅塞，必须依靠谏官极力进言来使它通达。所以自古帝王没有不是因听从劝谏而兴盛、拒绝劝谏而灭亡的。为什么呢？君主乐于听从劝谏，天下贤者就都会说：‘我的君主喜欢听取过失了。’于是忠言正论天天陈述在面前，希望君主成为尧舜；那些不贤的人也一定会说：‘某人因为直言已经被君上任用了。’于是也会把自己一点所得的愚见全部说出来，希望获得利禄。这样贤者和不肖者都想着直言，上下情意就没有不通达的。上下情意既然通达，政事就没有缺失，治理之道难道不会日益趋向隆盛吗？君主如果不能听从劝谏，贤者一定会说：‘我的君主厌恶直言，我为什么不遵守闭口自守的戒条，反而触犯忌讳而自取诛戮呢？’不贤的人则会欣喜地说：‘某人因为进谏而遭到贬斥了。’ 于是他们争相学习谄媚奉承的话，把它作为侥幸升迁的计策；这样贤者和不肖者都不再直言，上下的情意也因此壅塞阻隔。上下情意壅塞，政事就会多有乖错，又哪里能够保持长久治理而没有忧患呢？臣看到，皇上即位之初，御史、给事中也曾多次陈述时政的缺失，弹劾纠察大臣的过错；后来进言论事的官员有时因罪被罢免，这就导致近年进谏的人骤然减少。雷霆震动，万物没有不折断的；霜雪降临，万物没有不凋亡的。天子的威严不只是雷霆，也不只是霜雪。所以即使皇上收敛威严、和颜悦色来诱导人们直言，人们尚且畏缩而不敢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何况又用威严震慑他们，再加以罪责处分呢？臣伏愿皇上以大禹拜受直言为师，以成汤不吝惜改过为法。凡臣下中有不为自己谋私利、敢于直言极谏的人，他的话可以采用，就采用并显扬其本人；他的话不能采用，就搁置不论，也不要加罪。凡是自皇上即位以来因进言论事而被贬谪的人，都命有关部门召回任用。这样，内外臣民都知道皇上乐于听谏、乐于改过，无不直言而毫不隐瞒，上下的情意自然就没有不通达的了。四是慎重刑狱，以扩大好生之德。臣听说，自古圣明的帝王没有不重视刑罚施用的。所以成王命令君陈说：“殷民有触犯刑法的，我说依法治他的罪；如果不该依法治罪，我说宽宥他；如果不该宽宥，就只取其中适当的处理。”这是希望君陈审慎权衡生杀是否适宜，而不可迎合君主的意愿来决定生杀。我私下看到，皇上对于有罪犯的人，有时下令法司立即处置，只顺从皇上所定轻重是否适当，不再据理争辩，只说“照依钦奉圣旨发落”罢了。唉！执法的官员竟只知道这样一味顺从承受，哪里还算执法呢？从前唐太宗下令规定，选官时诈冒资荫而不自首的人处死。不久有人因事发觉，太宗想杀掉他。大理少卿戴冑上奏说：“按法律应当流放。”太宗怒道：“我先前想让你守法，难道你要使我失信吗？”戴冑回答：“诏令出于一时的喜怒，法律是用来向天下昭示大信的。为什么不能忍受一时的小愤怒，却要失掉长久的大信用呢？”太宗高兴地说：“你能够执法，我还有什么忧虑呢？”古代法司尚且能够这样执法，今天的法司为什么偏偏不能这样呢？祖宗旧制，死刑囚犯一定要三次复奏，然后才执行刑罚，这是为了慎重对待百姓的性命。近来吉安府知府许某获罪，皇上命令立即处决，不必复奏。已经到了黄昏，法司便承受诏令执行刑罚，很少有人提出异议。许某获罪的详细情形，臣不能知道；但即使他的罪确实应当处死，也已经稍稍违背祖宗的制度；假如他的死并不适当，那么含冤死于地下，岂不是也值得怜悯吗？臣恭敬地希望皇上明令法司，今后轻重罪囚一律依照《大明律》定罪判处。若有奉圣旨决定处置，而其中情理上值得怜悯、罪罚并不相当的，应当允许援引戴冑的旧例执法。至于死刑执行，务必遵守祖宗旧制，一定要三次复奏后才处决。这样就能保全民众的性命，刑罚自然不会有不恰当的了。五是谨慎对待妄费，以充足财用。臣听说《大易》说：“以制度节制用度，不伤害财物，不危害百姓。”奢侈耗费就会损伤财物，损伤财物必然会危害百姓，所以君主使用财物，难道可以不以俭约为崇尚吗？臣看到京师兴建寺院，连续多年不曾停歇；报国寺的工程刚刚完毕，崇国寺的工程又兴起，广大的殿宇、长长的回廊，务求极其壮丽，计算所费，动辄数十万。虽然皇上知道百姓艰苦，不忍白白役使一个人、徒然使用一个工匠，但用来酬劳工匠的费用，没有不是取自府库的。

译府库的财物，自祖宗以来积存下来，是用来酬偿有功之人、准备意外之需的，如今竟这样耗费。臣知道皇上一定会认为供奉佛教可以求得福报，所以这样做；其实大错了。过去梁武帝精心修建佛寺，广泛兴建佛塔寺院，他奉佛可以说到了极点，可是在梁武帝时期江南大乱，国运因此日益窘迫；奉佛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唐高祖废弃佛法，淘汰僧尼，他不信佛也可以说到了极点，可是高祖享年极长，开创了有唐三百年的基业；不奉佛又有什么灾祸呢？由此看来，佛不能给人家和国家带来祸福，奉佛也没有益处，这实在已经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遍观《春秋》《史记》，凡是君主大兴土木、有所营造的，都作为过失记载下来。皇上为什么要耗费府库中有用的财物，做这种无益的事情，使后世史臣得以把它记作过失呢？又有卖宝石的涂某等人，常常把宝石进献给内廷，每次酬付其价值，耗费多得无法计算。虽然圣旨曾经加以禁止约束，他们却仍照旧进献。臣深思，府库中的宝石已经完全足以供应后宫使用，又何必耗费府库有限的财物，购买这种无用之物呢？《传》说：“制造奇异的技艺和过度奢巧的器物来迷惑君主心意的人，杀无赦。”如果涂某等处在先王的时代，罪过就不容于死刑之外了。臣恭敬地请求皇上鉴察古人“以制度节制用度，伤财害民”的说法，凡是兴建寺院以及购买宝石的费用，一概下令停止，这样或许财物不再被妄费，府库也就充实了。成化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奏。《谢文庄公集》卷一终。●《谢文庄公集》卷二。明翰林学士、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文庄谢一夔著，曾孙廷杰辑录。序类一。《元丰类藁序》。《忠爱祠集序》。《赠卢侍御擢湖广宪副序》。《忆萱堂诗序》。《送陆世祥之任广德诗序》。《贺王应元昆季联擢序》。《赠林君一鹗序》。《赠大司寇大原周公致政》。《岁寒三友图诗序》。○《元丰类藁序》。从前濂溪周子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如果对道没有深入理解，却只讲文章，那不过是技艺罢了。圣贤，是对道有深刻理解的人。《六经》的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为天地确立本心，为百姓确立生命的准则，为万世开创太平。一定要达到这样，才可以称为文章。只把文辞当作才能，却不深入于道，即使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奔放，像柳宗元、韩愈那样高古，像欧阳修、苏轼那样沉着纵肆，也免不了周子所谓“不过是技艺”的讥评，哪里还称得上文章呢？像南丰曾先生的文章，大概可以说接近于道了吧？先生名巩，字子固，是鲁国复圣公的后裔，远祖迁居到我们江右的南丰县。先生生来聪敏警悟，读书看过一遍就能背诵，十二岁便能作文，每天写数千字，其中多有惊人之语。刚满二十岁游学太学，欧阳修在斋舍中一见他的文章，就极为惊异。嘉祐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大多在外郡，最后才升任中书舍人。不到一年，因母亲去世服丧而卒。他所到之处，文章和政绩都卓然可称，被人传诵；人们欣赏、仰慕他，惋惜当时不能重用他，只能使他的文章流传。先生的文章虽然从未直接抄袭《六经》，却没有不与《六经》相合的。宋濂评说先生文章极好，说他仿佛姬公、孔子一类的人重新出现在今天，随口所谈无非三代的礼乐；这可以说是深知先生的人了。那些把“三军朝气”“猛兽江湖”“烟云譬者”等语句作为比喻的人，难道也能说是了解先生吗？先生所著文章有《元丰类藁》五十卷，已经刻版流行于世。近来南靖杨君参来任南丰县令，南丰是先生的故乡，于是寻求全集，校正其中的讹误和脱漏，将要刻印来扩大它的流传。他便请句容教谕王铎代为介绍，请我写文章来作序。我哪里敢为先生的文章作序呢？从前欧阳公编写《五代史》，陈师锡为它作序，半山却讥讽他。由我来为先生的文章作序，必然会遭到半山讥讽陈师锡那样的讥讽了。我哪里敢为先生的文章作序呢？不过，陈师锡为《五代史》作序，固然免不了半山的讥讽，但陈师锡的名声也借此在今天得以流传。先生的文章存在于天地之间，像景星、庆云、麒麟、芝草一样，天下人争相观看，唯恐落后。我谢一夔的名字如果确实能借此在后世流传，又是多么幸运啊！因此没有拒绝他的请求，冒昧地把这篇序写在书卷的开头。○《忠爱祠集序》。《忠爱祠集》共三卷，是我不肖所辑录的缙绅士大夫评论、撰述、歌咏先公事迹而希望流传后世的文字。先公去世后，我马上就有这个志愿，但当时正处在哀痛服丧之中，又姑且有所等待，未能办理。过了很久，已经可以办理了，又担心有人会认为我出于私心偏爱亲人，不敢办理。后来先公的事迹已经载入国志，写入国史，列入祀典，又多次蒙受褒奖嘉许的恩命，足以取信于当今并流传后世，于是再也不能停止了。这才敢拭去眼泪将它编集起来，把天子的诰敕列在篇首，把修建祠堂的公文附在卷末，命工刻版流传。唉！先公的事迹和德行已经显明，褒奖恩宠也很隆盛，从行道之人的议论来看，似乎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我不肖仍有深深的遗憾：先公的志愿是在天下太平时，希望恩德广泛施及远方，但所施行的不过一郡；等到寇贼纷乱时，又希望擒获首恶以上报天子，不幸大功将成，却中途去世。看他病重将死时对帐下士卒说“我死后应当帮助你们杀贼”的话，想来在九泉之下大概还有遗恨。这是我不肖日日夜夜隐痛于心，直到今天仍不能忘怀的事。至于他在赈济借贷之后又救活流亡之民，在审讯之际使死囚免死，凭一句话使被胁从者脱罪，凡此种种作为，都清清楚楚足以向后世传述，而且无愧于古人。诸位先生评论、撰述和歌咏得很详尽，我不肖没有必要再作赘述。不过我不肖对此又有遗憾：过去先公终年辛劳，在办理国事时死于军营；如今我不肖却安闲地享受富贵，坐食他遗留给我的一切，难道果真可以这样毫不在意吗？所以我日日思考、自我修省，唯恐有一丝一毫陷入不义，以致给先公带来羞辱；我从早到晚都不敢俯首苟安，完全是因为这个缘故。《礼记》说：先人有善行却不知道，这是不明智；知道了却不传扬，这是不孝。我不敢回避偏爱亲人的嫌疑，以至于犯下不明智、不孝的罪过。这就是这部集子编成的缘由。○《赠卢侍御擢湖广宪副序》。